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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提出浮、中、按、沉四部诊法。传统的诊脉只讲究浮、中、沉三部诊法。赵氏则根据其家传和经验提出诊脉须察浮、中、按、沉四部。轻手即得为浮部，稍加力为中部，再加力为按部，重按至骨为沉部。在温病诊断中，浮中按沉与病变的卫气营血分别相应；在伤寒，浮主表，即太阳病，中部主阳明少阳，按沉主三阴病；在杂病，浮中部反映功能的变化，按沉部反映实质的情况。这一诊脉方法最切临床实用，也最为重要。中医讲究治病求本，这个本就是病的本质。怎样才能抓住疾病的本质，推求详察沉部脉象的反映是十分重要的。一些复杂的病证，其临床表现出来的症状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病变的实质，这时就要求医生在诊断时要能够透过假象抓住本质。脉象的四部往往不同，浮中部的脉象与疾病的一般表现相一致，按沉部的脉象才真正反映了疾病的寒热虚实。如某病人表现为倦怠乏力，诊脉浮中部濡软，是气虚之象，但按沉部弦细滑数，则说明肝热内郁，外为湿邪所阻，切不可作气虚而投补剂。赵氏认为，临证诊脉当注重按沉部，凡诊脉按沉部有力者，多为邪实，不可浪补。以为要诀。３?强调详察相兼脉象。这是赵氏诊脉断病的又一特点。临床所见，一病一脉者殊少，绝大多数是几种脉象相兼出现，这就增加了诊脉的难处。所谓“在心易了，指下难明”，大约主要是由于复合脉象所致。按传统脉象有２７种，诊脉又须分别寸关尺和浮、中、按、沉四部。这样组合起来，何止千百种复合脉象。幸而脉象主病有一定之规律，浮中按沉也各有所主，寸关尺则分属五腑六腑，这就为探讨复杂脉象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赵氏总结其丰富的诊脉经验，在《文魁脉学》中提出了８００余种相兼脉象，分别分析其所主病机，拟定治法，为临床诊脉论病提供了借鉴。虽说这样研究难度很大，非富于诊脉经验者难窥其奥妙，但毕竟为脉学研究揭示了一条路径。况欲其繁则繁，相兼脉复合脉不可穷尽；欲其简则简，但求按沉以定其本。则又可谓执简驭繁矣。二、舌诊独见舌诊包括对舌质和舌苔的观察，是中医诊断的重要内容。清代中叶以后，随着温病研究的不断深入，舌诊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医诊断不可缺少的方法。赵氏是当代温病专家，对舌诊有丰富的经验，曾主持研制温病舌诊模型和彩色图谱。在内科杂病的诊断上，也特别重视舌诊，在全面继承前人舌诊经验的基础又有新的发展。兹将赵氏在舌诊方面的独到见解略述如下。舌苔主要反映脏腑功能的变化，特别是胃肠和三焦功能情况。要注意分辨舌苔的厚薄，质地，润燥和分布情况。病苔为浊邪受胃气熏蒸而成，主有形之邪。凡苔厚者邪重，苔薄者邪较少。若舌根苔特厚，是肠胃积滞较重，当疏利之。若苔质地致密，附于舌面之上，揩之不去，是有根之苔，为邪实正不虚，可下之。若舌苔如大颗粒状而厚且干，是燥老之苔，为积热已久，急宜下之。舌苔粘腻而色黄，必是湿热蕴郁，色白但腻者属湿重。若苔腻满布于舌，以至边尖不第二卷８４见舌质者，湿邪极重，须急开其湿闭，大忌滋腻养阴或寒凉直清。但见舌苔不燥，或微见润腻，即当考虑有湿。又有垢苔，如奶酪堆积舌上，揩之即去，去而复生，亦是湿浊上泛之象，宜芳香宣化，疏利三焦，调畅气机。又，看舌苔也须分别层次，最上一层为罩苔，薄薄一层，如粘液状，有此者也为湿郁之象。凡有湿，苔必润，甚则腻，更甚则水滑，极重则舌面如水欲滴状，多见于湿邪重，又为寒凉冰伏所致，治宜温化开闭。舌质反映了脏腑实质情况，可据以判断其病的性质，故于观察舌质情况尤当重视。赵氏有一个独到的观点，就是舌质及口腔粘膜通于内脏。中医的传统说法，心气通于舌，舌尖部属心，边缘属肝胆，中心属胃腑，舌根属肾，是有一定道理的。赵氏认为舌及口腔粘膜与内脏粘膜相联属。故观察舌质色泽和口腔粘膜的情况可以得知内脏的异常变化。如麻疹早期，口腔粘膜上出现费?科氏斑，说明肺及胃肠粘膜同样在发疹，故表现为呛咳、腹泻等。凡舌质红者，其人内脏也必潮红。如猩红热杨梅舌，色赤如朱，其内脏色亦必如是；热毒下利者舌红，其肠道内粘膜也发炎肿胀潮红可知；温病初起舌红，咽部红肿疼痛，推测其内肺系及消化道也当发炎红肿矣。中医以舌红为营血分热盛，意义极为广泛，不仅于温病有诊断意义，而且在内外妇儿各科杂病中，凡见舌红者，皆属营血分热盛，并必与内脏相属。若再结合脉症，综合判断，则必能提高中医诊断的准确性。舌通于内脏粘膜之说确有高人之见。赵氏重视察舌，又发明观舌背一法。有些病人舌苔满布，边尖微略，仅从舌的正面难以看清舌质情况，或有的舌象较为特殊，如色暗滞晦色，或隐隐瘀斑，此时当察舌背，令病人伸舌出口，舌尖抵上唇，充分暴露舌背，此时舌质情况一展无余，或红或绛或紫或青，与正面舌质悉同，因其无舌苔附着，察之清晰可见。尤其舌下两条静脉粗大紫黑者，必是血分瘀滞之征，有特殊的诊断意义。虽说舌质反映脏腑情况比较真实，但也不可执一而论。必须与脉证合参，综合分析。如舌体胖大，边有齿痕者，历来以为正虚之征，其实胖大舌属湿盛者不少，不可概指为虚。又有舌质色淡，甚至苍白无华，多见于贫血严重的病人，不可据此就言血虚而率投补剂，应细察导致血虚的原因。此时舌苔的情况更应注意，若舌苔垢厚或糙老，或腻浊，皆属邪气阻滞，功能失调，而致血虚。当先祛邪，邪去则血可自生矣。总之，舌红必然是热，舌淡未必是虚，此为要诀。三、观色举要这里所说观色之色并非单纯指颜色的赤白黄青黑，还应包括形体、神气、眼目等诊察内容。《内经》云：“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所以，察色是中医诊断的重要内容，而审视清浊则是观色的诀窍之一。赵氏对此最有心得。从形体色泽审知病人的体质类型，对于辨证施治十分重要。一般来说，形体肥胖者多湿多痰多气虚，若形肥而色白，多为痰湿或阳气不足，若形肥而色黄垢如油蒙面，则为湿热素盛，或为痰湿蕴热，不可作气虚看。形体瘦削干枯者，阴虚火旺体质，若兼色苍赤，为木火体质，其人性情急躁，心烦易怒，夜寐梦多，病多火化。面色平素红赤为阳热之体。素来唇红如朱，甚至紫滞者，是血热之象。了解病人的体质类型对指导用药很有益处，但要注意形体面色的异常变化。如长期服用激素的人呈满月脸，水牛背，面色苍白，状如阳虚气虚，然而并非阳气不足，实为阳亢热郁，须参合脉证方可定夺。第二卷８５临床诊察神气十分重要，尤其对危重病人更必不可少。经云：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察神气须观眼目。目光炯炯，必是火热亢盛之证。目光呆滞则神气不足。二目上吊，或直视，斜视，是中枢神经受累，动风之象。在急危重证，必须检查瞳孔，或散大，或边缘不整，或两侧瞳孔不等大，或对光反射减弱，甚至消失，这些现代医学的检查方法，必须借助，以了解神气的存亡。五色主病，古已有之。如红赤为热，黄主湿，青主风与痛，白为气血虚，黑主水气与阳虚等。都有一定道理，更须与部位联系起来，作为脏腑定位的一个依据。但不能单凭某一种色就判断其病的虚实。观色的诀窍在于察其清浊。其浊如污垢附着状，无论何色，皆是邪气阻滞之象，不可作虚论治。如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患者大多表现出严重的贫血，面色苍白或萎黄，似属气血大虚，然这种肾性贫血的苍白或萎黄面色有如污垢附着，为晦浊色，究其原因，乃血中毒废物质蓄积，不得排泄，故非纯虚，而属实邪阻滞，新血不生，不可作虚治。又凡病多有兼郁者，面色也有所反映。郁有种种不同，有情志之郁、湿郁、火郁等。若情志之郁，其人面带愁容，闷闷不乐，面色多晦暗，欠华润，治在心肝脾经。若为水湿之郁，则面白且浮，治当宣气机，开湿郁，风以胜之。若为火郁，则面色苍浊，或红赤，若火热为寒凉所遏而闭郁于内者，面色暗滞，急开其闭，宗火郁发之为治。若血分瘀滞，则面色晦暗滞浊，盖血行不畅，不能荣于面也。四、审症求因症即症状，既是促使患者就医的原因，又是医生施治的直接目标。因此，辨析症状是十分重要的。症状有两类，一类是他觉症状，如发热、昏迷、半身不遂等，通过医生的物理检查可以察知；一类是自觉症状，如头晕、头痛、恶心、脘痞等，须由病人主诉而获得。两类症状同样重要。对症状的收集要详尽完全，不要遗漏。从发病到现在症，一一详明。对于前段的治疗经过也应详细了解，以便分析得失，以提供借鉴。对于所收集到的现在症状，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抓住主要症状，即所谓抓主症，由此而决定治疗方向。如患者急性发病，身热，头痛，咽红，口渴，心烦，尿黄，便干，一系列症状中发热是主要的，应作为主攻方向。但中医治疗的特点并不是见症治症，而是主张从根本上治疗，即所谓治病必求于本。这就须要审症求因。审症求因就是要找出导致病证的原因。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原则，就是要用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的观点去分析病症，查找原因。任何一个症状的出现都可能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原因。作为医生必须时刻明白，任何一个症状的出现，虚能这样，实也能这样，寒能这样，热也能这样。如腹泻可能是脾虚作泻，也可能是火热致泻。腰痛可能是肾虚的表现，也可是湿热阻滞经络的结果。病人时时畏寒，可能是阳虚卫外不固，也可能是热郁于内，阳气不布所致。四肢厥冷既可见于亡阳欲脱的虚寒证，又可见于热深厥深的实热证。古人所说“大实如羸状，至虚有盛候”，就说明了这种疾病的表现和其本质的不一致性。现实临床中所以常常发生误诊误治，主要就是因为一些医生不懂得两分法两点论，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往往用固定的观点去看问题，把一些常见的症状用虚或实或寒或热的框架固定起来，如五更泻属肾虚，腰痛为肾虚，阳痿为命门火衰之类。如果一个医生被这种约定俗成的观点束缚起来，那么他就会用一种固定的模式去诊治疾病，并且还自以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传统理论。例如用古代“肾主虚”的观点来看待现代医学的慢性肾病，就造成了把肾炎当做肾虚而用补肾的方法第二卷８６治疗，这就完全违背了中医辨证施治的精神。所以，赵氏特别强调审证求因，找出病证的根本原因，抓住疾病的本质；强调用两点论的观点去审症辨证。对于任何一个症状都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进行分析。不只是看到常见的大家所公认的原因，不仅仅用传统的辨证思路去思考分析。要学会“反其道而行之”的思维方法。这就是《内经》所强调的“有者求之，无者求之，虚者责之，盛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而令调达”的辨证施治原则。也就是赵氏所主张的用两点论去审证求因的例子。五、重在客观赵氏诊断疾病的特点是重视客观依据。所谓客观依据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中医四诊所得的脉、舌、色、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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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指要参考现代医学的各项检查结果。有人说，中医诊断缺乏客观依据。赵氏认为不然。脉、舌、色、症就是中医诊断的客观依据。中医对脉、舌、色、症的诊察不但有定性的标准，也有量化的内涵。不过目前还无法用仪器检测表示出来。但在有经验的医生是心中有数的。如脉象的浮、沉、迟、数；舌的红、绛、青、紫，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中医诊断的最大特点是强调四诊合参，即把脉、舌、色、症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做出正确的诊断。赵氏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病的脉、舌、色、症的反映总是一致的。例如症见发热，口渴，心烦，为热盛之象，而脉数，舌红，苔黄，色赤，也都为阳盛之征，这样脉、舌、色、症完全一致，可以确诊为热盛之病。这样的诊断结果是没有疑问的。有时候，脉、舌、色、症的表现并不完全一致，如恶寒而脉数，舌红，发热而脉微，舌淡，在这种情况下就须要医生慎重辨别真伪，进行正确的取舍。中医理论中有“舍脉从症”，“舍症从脉”之说，就是指此而言。一般来说，症状的变化较多，容易出现假象，脉舌却相对稳定，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机体的真实情况。面部的色泽变化是机体病变的外部反映，其意义与症相同，但又有其特殊的诊断意义。总之，症与脉比较，应以脉为主。但脉也可能出现假象，脉的假象多出现在浮中部位，沉部的脉象一定反映了病证的本质。所以症假求之脉，脉假求之沉部，再结合舌象和色泽的异常，就能把握住疾病的本质。这一观点和方法对于分别疾病的寒热虚实，把握治疗的大方向具有指导意义。赵氏在临床诊疗中非常重视参考现代医学的检查结果，把现代医学的检查结果同中医辨证结合起来。他认为面对现代医学的发展和现代复杂的疾病，单用传统的中医诊断方法是不够的，现代医学的检查结果也应当用来为中医诊治疾病服务。在诊治急慢性传染性或感染性疾病时，赵氏非常注意病人的血常规检验。如果发热病人查血白细胞总数和中性增高，那就说明存在细菌感染，宜用温病方法辨治；如果白细胞总数及中性不高，则适用伤寒方法辨治。再如，肾炎病人尿中出现蛋白和红白细胞，是一种出血的表现，肾衰病人血肌酐和尿素氮上升，则说明邪毒蕴郁蓄积于血分。一病人作ＣＴ发现颅缝加宽，西医诊断为脑积水，结合脉濡舌白苔腻，形肥色白，眩晕等表现，赵氏诊断为水湿停蓄，三焦不利，投以化气行水，疏风胜湿之剂即愈。现代医学的高尖检查手段在赵氏看来并非可望不可及，而是必须加以利用的。赵氏不独在诊断中注重参考现代医学检查结果，而且主张在判断治疗效果时也应当以现代医学的检查结果为依据。例如肾炎病人浮肿消，腰痛止不能说痊愈，必须看化验结果，尿检转阴持续３个月不复发才能定为临床治愈。糖尿病人口渴止，症状消，不能算痊愈，必须血糖第二卷８７尿糖恢复正常才能算痊愈。这才是严格的科学的态度。六、以法统方赵氏临床诊治特色之一是注重辨证立法，以法统方。不拘泥于一方一药的运用，而是在详辨证，明病机的基础上，首先确立治法，法立而方药随之。遣药组方随证施治，灵活多变，虽变而不离其法。故赵氏用药虽无一定之方，而有一定之法。证虽有变而病机未变者，法亦不变，病虽不同，病机相同者，法亦相同。同是一病，因人而患，病机不同者，法亦不同。故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特色得以充分体现。立法的基础是辨证，辨证的目的在于明确病机。只有病机明，才能立法准。故赵氏强调合参脉、舌、色、症，综合分析，以把握病机。除此之外，还要详细询问病史，了解以前的用药治疗情况，为辨证立法提供借鉴。如五更泄泻日久不愈，历用四神丸补涩不效，症见黎明即泻，腹中绞痛，泻势急迫，气味恶臭，泻后痛减，脉象弦滑，按之有力，舌红苔白根厚，此为肝胆郁热乘少阳当令之时犯脾，故令黎明作泻，治以疏调木土方法，苦坚以泄其热，甘缓以理脾土，升和以疏木郁，则晨泄自止矣。赵氏分析病机特别注重对脉象进行分析，从而抓住疾病的本质。如患者头痛眩晕，失眠梦多，诊脉弦细且数，则云：弦主肝木之郁，细为脏阴之亏，数则内热之征，全是肝郁化火，劫伤阴血，拟用养血育阴，清泄肝木方法。赵氏对于脉象与病机的内在联系深有研究，其于《文魁脉学》中列数复合脉象８００余条，每条脉象均注明其所主病机，并拟定治法。如能循此研究，必能大有益于临床也。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是中医临床特色。针对病机确立治法以统方药治疗，这种模式最能反映出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特色。例如，赵氏在治疗现代医学的泌尿系统疾病时，对于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肾小管酸中毒，紫癜肾，慢性肾功能衰竭等慢性肾病均采用凉血化瘀方法为主，兼以随证加减，常可取得显著疗效。这类疾病根据中医辨证，其病机同为热郁营血，故均宜凉血化瘀为治疗的基本原则。对于并非同一系统的疾病，只要病机相同，便可采用同一治法，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毒性心肌炎，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因其病机也为热入血分，故治法不外凉血化瘀为基本。尝见赵氏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用药与肾炎方大致相同，而收效甚显，问其故，师曰：病虽两而病机如一，是以立法同而用药相仿也。中医的异病同治，神妙有如此者。至于同病异治，因其病机不同，而立法用药皆不同也。例如，赵氏治疗阳痿，有肝郁者疏肝而愈，湿热成痿者用清化湿热法而愈，命门火衰者温阳补火而愈。是病同而治异，盖因其病机有异故也。赵氏的以法统方并不拘于成方成药，而是依法遣药组方，往往信手拈来，即成一方，析之绝无成方的痕迹，而又与立法无不吻合，其方药又多变化。法未更，药已变。初学者常有捉摸不定之感。殊不知赵氏深明药性，故能以临阵换将，而所换又恰到好处。常常见到有人治病非某药不治。赵氏指出，此言差矣。药用其性味，性味相同者何止千百？言病非某药不治者，非为玄奇，即是推诿，此风不可长也，当深究药性，以应临证无穷之变化。第二卷８８七、用药轻灵赵氏临床用药以轻灵见长，处方药味少，分量轻，效果好。已故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曾誉之“平正轻灵一名医”，可谓当之无愧。赵氏临证特点，详于辨证，严于立法，精于用药。处方选药必合于法，丝丝入扣，不玄虚，不猎奇，普普通通，皆合于法度，是谓平正；用药少，用量轻，灵活多变而不拘于成方，活泼而不呆滞，一用即效，故谓之轻灵。此等风格得之师授家传，长期熏陶磨炼而成，犹有清宫御医遗风。时下医风趋向复方大剂，动辄堆砌十五六味甚至二三十味药，似乎药越多效果就越好。其实不然。用药贵在合乎病机，对症之方，药不在多，药多则互相牵制，反而影响疗效。若病人每诉一症状，医生就挥笔录上所谓的对症之药，则必然杂乱无章，难免广络原野之讥矣。赵氏用药处方一般不过七八味，很少超出十几味者。有时处以三四味药，甚至一二味药即能成方取效。一友人侨居美国，爱妻产后尿闭，住院治疗十余日不见效果，花费已逾万元美金，不得已打长途求救于赵氏。赵氏根据既往经验，处以一味紫苏煎汤代茶，随意饮之。病人服后小便即通。万元美金未能治愈的尿闭症用一味紫苏（价值人民币几角钱）治好了，岂不神哉！此开源畅流法，宣上以导下，一味独用，力专而效宏。与此相仿的一个病例是在十年***中，一职工突患尿闭，经中西药治疗无效，遂求治于赵氏，时赵氏在牛棚中，无权处方，即嘱病人外购杏仁、防风、苏叶三味同煎代茶，病人遵嘱饮之即愈。赵氏认为用药取效的关键在于恰合病机，药中病机，虽少必效。反之，药愈多，愈杂乱，互相掣肘，反而不效矣。赵氏曾以武术之道喻之，武术中有四两拨千斤之法，是以轻制重，必须把握时机，方向、力量，分毫不差，方可奏效。中医用药治病的道理与此相仿，必须切中病机，方可获效。赵氏用药的特色不但药味少，而且用量轻，一般药１０克已足，药性较强的药用１～３克，因人因病因药而异。如黄连、龙胆草味重之品用２克已足够，过用则伤胃气。大黄强人可用３～６克，弱者０?５克。疏风之品如荆芥、防风、白芷、独活之类用６克，小儿尚须减半。赵氏处方用药既少又轻，又极少用贵重药品。药包甚小，药价甚低。以至于一些初诊病人拿到药后不免心生疑虑。因为他们在别处治疗，药多价贵还未见效。赵氏处药如此之少，价格如此之低何以生效？赵氏遇此每每告诉病人，治病就好比用钥匙开锁，用金子打一个钥匙未必能开开锁，打一个特大的钥匙也未能开开锁，而用小铁片打一把钥匙，只要合于机窍，轻轻一转，就能把锁打开。治病用药就好比打开锁的钥匙，不在药的多少轻重和它的价格。药中病机，一用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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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开门逐邪所谓开门逐邪，是指要给邪气以出路，使之排出体外，这是赵氏临床治疗疾病的重要的指导思想。赵氏认为，凡疾病之产生，多由邪气引起。不管邪气从外部侵入，还是体内产生，总是一种有害于人体的有毒物质，故中医统称之邪气，是导致人体功能失调，产生各种病症的主要原因。因此，治疗疾病就应当注重祛邪。凡有邪气存留于体内，其病必不能痊愈，故应当首先考虑祛邪。古人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张从正就有“病由邪生，攻邪已病，邪去正复”之论。就祛邪和扶正二者的轻重来分，赵氏是主张祛邪为主的。因为所谓的正虚不足，无非是气血津液的不第二卷８９足，或表现为脏腑功能的低下，气血津液的不足责之于脏腑功能失调，其功能低下也是功能失调的一种表现，这种脏腑功能失调往往是由于邪气的阻滞引起来的。因此，只有祛除邪气，才能恢复脏腑功能，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气血津液自然生化无穷，则虚证自愈。所以祛邪与扶正具有辨证的统一。祛邪是手段，调整脏腑功能使之恢复正常是目的，虚证得补则是客观效果。邪气既非人身所素有，祛邪就必须给邪气以出路，让邪气排出体外。换句话说，就是要开放门户，驱邪外出，所以叫开门逐邪。无论有形之邪，还是无形之邪，都不可能在体内自生自灭。必须祛之外出，才能排出体外。这就需要根据不同的病邪性质，所居部位等选择恰当的通道。一般来说应因势利导，就近祛邪。古人有汗吐下三法祛邪论，在上者吐而出之，在表者汗而出之，在里者下而出之。就目前临床所常用的方法而论，吐法因其太过峻利而很少应用。汗法和下法则比较常用。赵氏临床所用祛邪外出的方法亦从汗下引申而来。概括而言，其祛邪方法有三种，一曰开鬼门，二曰洁净府，三曰通谷道。开鬼门俗解为发汗，其实并非单纯的发汗解表。其用治伤寒表实证可谓发汗，伤风表虚可谓解肌，在温病初起可称作疏卫，在温病邪入营分名透热转气，在杂病可谓宣阳解郁。总之使营卫调和，腠理疏通，毛窍开达，津津汗出，邪气透出体外。尤其是在外感病症，外邪深入，高热不退，俗医一见高热，便投寒凉，全不思《内经》“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的道理，但知用寒凉清热，致寒凉凝结，闭住邪气，逼邪陷入营分，而致神昏，继而重用三宝，欲其凉开，殊料寒凉更甚，邪愈难出矣。此时的正确治法，当疏解为主，开其闭郁，疏其腠理，则汗出凑凑，热退神清矣。赵氏名此法为开天窗。谓外闭愈甚，里热愈炽，治之当于密室之顶畅开天窗，则里热一涌而出矣。开天窗法用药宜轻，宣阳解郁开闭是其法则。药如淡豆豉、炒山栀、前胡、杏仁、枇杷叶之类。学者宜触类旁通。至于洁净府、通谷道二法，亦为逐邪之要法。洁净府即利小便，祛邪从小便离去，治湿邪尤重此法。古人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利小便不专在“利”字上作文章，重在通阳化气，宣肺气以通其源，源清则流畅矣。通谷道即利大便，保持大便的通畅。糟粕宿粪与热相搏，为害非浅，通谷道，畅三焦，里通则表和，邪去而正复。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子和之论信非虚焉。九、攻补兼施攻补兼施是临床常用的治法。自古以来从实践中发展了多种攻补兼施的治疗方法。如攻补合方，即攻邪药和扶正药共同组方，是临床最常用的一种。又有攻补分剂而投，交替施用，李士材治瘀积，先补益数日，继以攻伐，屡攻屡补，以平为期。又有一法，于一日之中，攻补交替施用，叶天士治痰饮，朝服肾气丸以补肾，午服茯苓饮以涤饮，用法巧妙。另有攻补分剂而同服者，叶天士医案中治内饮用人参煎汤送下真武汤，苓桂术甘汤送下都气丸，前者是补汤送攻丸，后者是攻汤下补丸，匠心独具，不愧一代名医。若暴病邪实非猛药不除者，古有峻补剂中重用人参以固元气而行药力，如四磨饮之用人参，三生饮之加人参之例。若邪实正虚，病势危殆，攻补兼施，势在必行，如同背水一战，黄龙汤、加减黄龙汤是其例。然其胜算不过五五之分。赵氏之用攻补兼施有与众不同者。虽也属攻补分剂而施，然用法巧妙。妙在准确地把握时机，攻邪扶正，各奏其功。如治一八旬老人患温热病后期热退而身体羸弱，大便闭结已逾半月，脘腹胀满，舌苔焦干，脉象弦细，论证当用大承气攻下燥屎，然高龄体弱，不堪峻攻，若单用承气攻之，恐其便通之即便是气脱之时。赵氏为疏二方，一方为大承气，立煎即服，另方为人参粥，预煮备第二卷９０用。患者服大承气后四时许，腹中响动，便意已至，此时急令食人参粥一大碗，然后入厕，得大下燥屎甚多，而患者神清气爽，毫无惫色，高龄久病体弱，竟得大下而愈，实得力于攻补兼施，分剂而投，时机掌握恰到好处，真可谓早一剂不必，晚一刻不及。赵氏用此法也从其先师韩一斋处学来。赵氏尝谓，攻补兼施之法非攻药补药同集一方，要在恰合病情。是以攻补分剂而投较之攻补杂合一方为优，攻邪扶正，各自奏功，无互相掣肘之弊。赵氏治疗慢性肾病属热郁血分，又见气虚水湿泛滥，一身浮肿者，投凉血化瘀，疏风化湿之剂，另用生黄芪６０～８０克煎汤代茶，攻补两不妨碍，而能相得益彰矣。总之，攻补兼施并非单纯的补泻同用，临床宜审证制宜，灵活变通，方能尽其妙用。十、善用风药善用风药是赵氏临床用药的最显著的特色。所谓风药，是指那些质轻气清具有疏解宣透作用的药物，如荆芥、防风、苏叶、白芷、独活、柴胡、升麻、葛根、牛蒡子、蔓荆子、藁本等，其药皆具辛味，性平或温，属传统的解表类药物。赵氏擅长运用这类风药，其应用范围远远超出了解表祛邪，而有许多妙用。用于升阳。风药轻清上浮，善能升发脾胃清阳之气。凡升降失常，清阳不升，泄利腹胀纳呆脘痞，必调气机，升清阳，清阳升则泄利自止，浊阴降则月真胀自除，如葛根、防风之类为必用之品。用于疏肝。肝喜条达而恶抑郁。凡肝气不舒，胁肋胀满作痛，嗳气太息，脉沉且弦，当疏肝解郁，宜用风药，如柴胡、苏叶、防风等，风药具升发之功，能遂肝木上升条达之性，故能疏之。用于宣阳。凡阳气郁而不伸者，或为低热不退，或为心胸憋闷，必有他邪郁遏阳气，宜察其所在而调之，并参以风药宣布阳气则愈。用于发散火郁。火郁者，火热内郁不得宣泄，其人必发热，烦躁，甚则懔懔恶寒，四肢厥逆。此为阳厥，火热内郁不达于外所致。经云“火郁发之”。王注云：发之即汗之，发汗令疏散也。宜用风药，疏其腠理，火郁可得外泄。用于疏卫。疏卫即疏解肺卫，令营卫和，腠理开。不独温病卫分证须用疏卫方法，凡病不论内伤外感，但有腠理闭郁者，皆当先疏之，上述宣阳，发散火郁皆有此意。推而广之，凡病有邪者，皆宜先疏解卫分，令腠理调和，而后再视邪之所在而治之。疏卫宜用风药。用于透热转气。温病邪入营分，当用透热转气法，使邪气透出气分而解。如何透热转气？用风药疏解之为重要方法。疏之则腠理开，微汗出，气机通畅，邪气自营分透出矣。用于透出血分伏邪。杂病热郁营血，深伏不解，但用清营凉血方法难于取效，必兼用风药宣解，使血分伏邪有外透之机。名曰清化方法，凉血为清，风药入血透邪外出则邪自化解。赵氏治慢性肾病用凉血化瘀为主，必兼用风药，即是此义。用于胜湿邪。湿邪胶固难化，治之不外芳香化湿，苦温燥湿，淡渗利湿。诸法之外，又有风以胜湿之法，为赵氏所常用。湿乃土之气，风乃木之气，木能胜土，风能胜湿，乃五行相胜之理，湿盛于地，唯风能干之，亦自然之理。风药味辛能行善散，疏调气机，内利三焦，外通腠理，使湿邪外出有路。故凡湿热为病，必假风药以胜之为上策。用于消水肿。凡水湿泛滥肌肤为肿，或水饮积于体腔为胸水腹水者，治之不可不用风药。第二卷９１开鬼门则水湿可去，水肿可消。《金匮》云：“腰以上肿者当发汗。”发汗者疏通腠理之义也，非风药而不能为之。用于利水道。《金匮》云：“腰以下肿者当利小便。”利小便是目的，是效果。用风药可利之。盖风药善能宣肺气，肺为水之上源，肺气宣则水道利，俗谓提壶揭盖之法也。故凡小便不利者，不可忘记用风药宣肺亦能利水也。用治下焦之病。下焦者，肝肾膀胱大小肠属之。凡病属邪在下焦者，当用风药行经以提出邪气。东垣云：凡下焦肝肾之病非用风药行经不可。邪在下焦，深入阴血，其藏甚深，非用风药不能透邪外出。故赵氏每用风药治疗肝肾之病，收效甚佳，是其例也。用于疏调气机。凡气机不调为病者，常法行气而已。赵氏则常配以风药，风药味辛，能行能散能通，善能通利气机，开郁散结，故宜配伍用之。用于通行经络。凡因邪气滞经络者，宜用风药行经通络。如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肢体关节肌肉疼痛麻木不仁，皆是经络阻滞不通之故，宜借风药行散之力而通之则效。用于利咽喉。凡咽喉红肿疼痛，为喉痹、乳蛾之类，甚至汤水不能下咽者，为火郁之甚。不可专事清凉，应合风药以消肿利咽，亦火郁发之之义。用于止搔痒。若皮肤搔痒，为风湿热邪蕴蓄血分，凉血清热之外，宜加风药疏散，则腠理和调，其痒自止矣。用于行药力。凡组方之要，贵在灵动。尤其滋补之剂，最忌呆滞。若纯用补药，则少运化之力而难以取效矣。必于补剂之中，稍加风药，则全方灵动，运化补益之方，非风药莫属。赵氏运用风药，有出神入化之妙，得心应手之效，堪称一绝。值得研究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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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饮食调控注重饮食调控，强调饮食禁忌，是赵氏临床上又一大特色。赵氏认为，饮食的失调往往是导致疾病发生和影响疾病转归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治疗疾病不能单纯地依赖药物，有些疾病必须配合饮食调控才能向愈。中国古代医学对饮食禁忌十分重视，翻开中医古医方书，很多方治条下明确注明应忌食的种类。至今民间习俗，在看病取方时往往加问医生“需要忌口否？”然而今日的大多数医生对饮食禁忌不以为然，总想单凭药物就能创造奇迹，结果是很多疾病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赵氏十分重视饮食禁忌的作用，把饮食调控作为临床治疗的重要手段，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兹举例为证。热病当忌肉食及多食，否则就会造成缠绵难愈或致愈后复发。这一点，早在《内经》中就已明确了。《素问·热论》指出：“病热当何禁之？岐伯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遗，此其禁也。”赵氏一贯强调，凡热性病，不论伤寒温病，其在病程中或病愈初恢复期，皆当禁忌肥甘油腻，辛辣厚味食物，以免病情加重或遗后患。有患者李某，２６岁，男性，某名牌大学研究生，某年春初患感冒发热，其父母疼爱心切，以为发烧则消耗体力，于是每日加餐，鸡鸭鱼肉，外加奶油蛋糕，作为任务，制令食之，致其发热三月不退。至夏初，身裹重棉前来就诊。赵氏令其即停一切营养食品，每日但食窝头少许，菜蔬若干，棒子面粥为主食，心里美切丝凉拌为副食。另拟方清化湿热，疏调胃肠，消导食滞，一周热退而愈。此例说明，饮食禁忌对于热病的治疗预后多第二卷９２么重要，切不可等闲视之。慢性肾病当忌食蛋白，前已论之甚详，其理不赘述，姑以实例证之。某大学一学生张某患肾病综合征三年不愈，休学在家，其父母为高级西医，深知失蛋白补蛋白之重要。规定食谱，每周三只炖鸡，连汤带肉，食之务尽。如此三年，患者卧床不起，面色惨白，形如鬼魅，尿蛋白持续强阳性（＋＋＋＋）。初诊时赵氏令其停食一切蛋白食物，其父母犹豫不决，以为蛋白丢失如此之多，再禁止摄入蛋白，岂不营养不良，后经反复考虑，决定遵医嘱一试。不料开始治疗一周后，尿蛋白就开始下降，２月后完全转阴。治疗半年余，临床治愈。两种饮食，两种结果，饮食禁忌的重要性于此可见。痛风病人当忌食动物内脏，这是现代医学所承认的。因其体内嘌呤代谢紊乱，致血中尿酸增高，沉积于关节部位，发为痛风，堵塞肾血管，可致肾功能不全，名痛风肾，若不禁饮食，则其病难愈。高血脂病，以及单纯性肥胖等大多因饮食过度、饮食结构不合理和营养过剩，有必要控制饮食，才能收到效果。患者戴某，形体壮盛，嗜食肥甘厚味，４０岁以后血脂过高，甚为忧虑。后经医生调治，令其素食，并加强运动锻炼，数月后血脂恢复正常。１９８２年，赵氏访问新加坡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叫“牛吃草论”。大意是说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属虎，宜于吃肉，一种属牛适合吃草，即素食为主。牛是天生的食草动物，吃的虽只是草，但拉车耕田，气力甚大。若让牛改吃肉，结果可想而知。人也一样，若让习惯于素食的人突然以肉食为主，那也一定会出问题的。当然人是杂食动物，“草”肉兼食，但总有个主次问题，中国人的体质千百年遗传下来的是以谷物菜蔬为主，突然生活提高到以肉食为主，就有人适应不了，就会生病。所以饮食结构要合理，应根据个体情况合理安排。患病之后更应查找饮食上的原因，该忌口的一定忌口，以利治疗和恢复健康。饮食禁忌内容很多。除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应调整外，还有一些普通的常识应了解，如辛辣刺激性食物容易上火助热，甜食易助湿生痰，冷饮易阻遏气机，硬物则妨碍消化，油腻过多会腻胃，并易诱发胆绞痛等等。均须予以重视。要分析病机，遵守禁忌，讲清道理，使患者自觉配合，才能取得预期的治疗效果。无论养生治病，饮食调控都具有重要意义。十二、运动锻炼注重运动锻炼，强调运动锻炼对治疗和康复的作用，把运动锻炼作为临床治疗疾病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认真地严格地指导病人进行合理的运动锻炼，这是赵氏临床中的又一显著特色。人患了疾病，就要治疗，就要休息，就要养病，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大多数人，无论医护人员还是患者家属，对休息和养病的理解并不全面。他们往往过分强调一种消极的休息和养病的方式，让病人尽量地减少运动，甚至要求绝对卧床休息，以致形成约定俗成的惯例，得了病就得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度过。中医理论认为，世界是恒动的，静止是相对的，动与静是辨证的统一。动是占主导地位，静是第二位的。人生在世，不能不动。适当的运动符合人的生理需要，能促进气血的流通，增强脏腑的功能，提高人的抗病能力。对于病人来说，又能加强治疗的效果，调整脏腑功能，促进机第二卷９３体的修复和康复。赵氏以其丰富的临床实践证实了运动锻炼的重要性。他把运动锻炼作为其综合治疗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措施全面推行。甚至对于那些现代医学特别强调卧床休息的疾病，也反其道而行之，指导病人坚持运动锻炼配合治疗，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例如，对于慢性肾病发展到肾功能衰竭，现代医学要求绝对卧床休息。赵氏则认为，长期绝对卧床休息会导致肾脏进一步萎缩，而运动锻炼则能有效地防止其萎缩，甚至可以使已经萎缩了的肾脏再逐渐增大。有患者纪某，女，患肾功能不全住院卧床三个月，复查双肾各缩小１ｃｍ×１ｃｍ，后经赵氏治疗半年，坚持运动不懈，双肾又渐增大。再如冠心病心肌梗塞的病人，现代医学更强调必须绝对卧床，否则会有生命危险。赵氏则以自身的经历打破了这个结论。１９６０年赵氏因工作劳累过度突发心肌梗塞，心前壁大片坏死。当时西医建议赵氏必须卧床休息，否则后果堪忧。赵氏并未听从这些建议，而是每日到北海公园练习登白塔，起初每次不过登三五级而已，日日练习，登塔不已，坚持三个月，终于登上了白塔之巅。心脏也因此得到了强化锻炼，再也没有发作过心绞痛之类。赵氏从那时尝到了锻炼的好处，至今３０余年，每日坚持锻炼，风雨霜雪不能为阻，身体壮实倍胜昔日。１９７２年***之中，赵氏郁愤交加，突然失音，经专家检查，断为喉癌，建议手术切除，安装人工喉。赵氏婉言谢绝，归来以自我锻炼为主，兼服中药。不数月，诸症皆失，病灶全消，又执教鞭登讲坛，授业传道矣。至于运动锻炼的方式以散步走路为最佳。赵氏得名师传授太极拳、八卦掌等功法，几十年习拳练掌不辍，总结心得体会，得出一个结论，叫作“百炼不如一走”。又曰“走为百炼之祖”。走步是一切锻炼方法的基础。或快如竞走，或慢如散步，轻松自然，遂心随意，无需动作要领，无需呼吸配合，无需意念专注，畅气血，利关节，和百脉，强心益肺，和脾健胃，调肝固肾，五脏和调，百骸舒畅，精神倍增，体力日健，人人行之有百益而无一弊。惟须坚持不懈，方可获益于不知不觉之中。养生治病，皆当唯此为贵。名案评析一、痛泻要方治五更泄案刘某，男，４３岁。患五更泄３年余，服四神丸、金匮肾气丸、附子理中丸等不效，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求治于师。其证每日清晨起床后必直奔厕所，泻势甚急，有刻不容缓之感，早起则早泻，晚起则晚泻，不起则不泻，泻后甚感舒适。伴见心烦急躁，夜寐梦多，脉象弦滑且数，舌红边赤，苔黄而干。合参脉证，辨为肝胆郁热，下迫阳明，治以疏调木土之法，用痛泻要方加减。药用陈皮１０克、防风６克、白术１０克、白芍１０克、葛根１０克、黄芩１０克、黄连３克、荆芥炭１０克、灶心土３０克，７剂，水煎服。初诊后病人未复诊。１９９４年２月患者因其他疾病前来就诊，告知上药服３剂后晨泻即止，迄今未复发。［评析］五更泄，又称肾泄，按惯例常作肾虚辨治，当用四神丸之类。赵氏不循旧说，独有第二卷９４创见，指出五更泄必发于清晨木旺之时，症见泻下急骤，犹如暴注，《内经》所谓“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是也。其脉象弦数、舌质红赤、烦急梦多，皆属肝热之象，故辨为肝胆郁热下迫阳明，选用痛泻要方以泄木扶土，合葛根芩连汤苦坚止利。药中病机，故能应手而效。赵氏临床治疗五更泄多用此法，效果满意。二、三子养亲汤治疗高血脂症案沈某，男，５１岁，形伟体丰，体重逾９０ｋｇ，体检时发现血脂极高，服西药降脂效果欠佳，于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前来就诊。观其面色潮红，油光发亮，舌红苔黄垢厚，脉象弦滑且数按之有力。血生化检验甘油三脂高达１８?８５ｍｍｏｌ／Ｌ。辨为痰湿瘀阻，久之恐有中风之虞，治宜涤痰活血化瘀之法，用三子养亲汤加味。药用苏子１０克、莱菔子１０克、白芥子６克、冬瓜子１０克、皂角子６克、赤芍１０克、丹参１０克、茜草１０克，水煎服，每日１剂。半月后复查，甘油三脂降为１２?６４ｍｍｏｌ／Ｌ，患者信心大增，继服前方加柴胡６克、川楝子６克、焦三仙各１０克。１月后复查甘油三脂降为７?５６ｍｍｏｌ／Ｌ，嘱其坚持控制饮食、加强锻炼，以善其后。［评析］高血脂症，古无此名，故中药治疗无成法可依。赵氏据其形体肥胖、脉滑苔腻，断为痰湿瘀阻，借用治疗痰喘的三子养亲汤，加冬瓜子、皂角子名曰五子涤痰汤，以涤痰消腻。临床应用可随证加减，或配赤芍、丹参、茜草以活血化瘀，或配柴胡、黄芩、川楝子以泻肝热，或配焦三仙、水红花子、大黄以疏调三焦，对于高血脂症、单纯性肥胖等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三、升降散治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案刘某，男，３岁。患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住某医院用激素治疗月余无效。１９９３年３月吾师初诊时，血小板数仅为３０×１０９／Ｌ，全身有散在性瘀斑，下肢较多，部分融合成片，鼻衄时作，夜寐不安，便干溲黄，形瘦舌红，苔黄且干，脉象弦数。诊为热入血分，肝失藏血，治以疏调气机、凉血化瘀法，用升降散加味。药用蝉蜕３克、僵蚕６克、片姜黄３克、大黄１克、白茅根１０克、小蓟１０克、生地榆６克、炒槐花６克、茜草６克，水煎服，每日１剂。７剂后复诊，全身瘀斑颜色转淡，未再出现新的瘀斑，鼻衄未作，化验血小板已上升至９０×１０９／Ｌ。继服原方７剂，诸症续减，血小板上升至１６０×１０９／Ｌ。此后继用上方随证加减，如见饮食积滞不消加焦三仙、水红花子、大腹皮、槟榔，肝热夜寐不安加柴胡、黄芩、川楝子之类。如此调治３个月，血小板维持在（１００～２６０）×１０９／Ｌ，紫癜、鼻衄等症未再出现。［评析］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以皮肤瘀斑反复出现为临床特征，应属中医发斑范畴。传统辨证有虚实两方面原因，今赵氏据其斑色紫黑、便干溲赤、脉数舌红等脉证表现断为热入血分，然其用升降散者何也？盖取其升降气机之力为胜。肝主藏血，又主疏泄，气为血帅，血随气行，若肝经郁热则疏泄失职，气机升降失常，肝失藏血之职而为诸出血症。故欲宣泻肝经及血分郁热，宜先调其气机，气得畅行则郁热宣散，血循于经则出血自止，因此用升降散加凉血化瘀之品治之。此为赵氏临床惯用方，效果甚为满意。第二卷９５四、补中益气汤治疗食道裂孔疝案杨某，女，７１岁。患糖尿病１０余年，一直由赵氏用中药调治，病情尚属稳定。近因胃脘部疼痛，经某医院钡餐拍片确诊为食道裂孔疝，服药不效，遂求治于师。１９９１年９月初诊，见其面色苍白，形肥体胖，上腹部持续性饱胀，疼痛时作，口干不欲饮，脉象沉软，舌淡苔白且润。脉证合参，辨为中阳不足，气虚下陷，治以益气补中、升阳举陷法。用补中益气汤加减：生黄芪１５克、党参６克、白术１０克、生熟地各２０克、柴胡６克、升麻１０克、当归１０克、青陈皮各１０克、炒枳壳６克、防风６克。上方７剂，复诊胃脘胀痛已止，复行钡餐Ｘ线检查：胃内壁光滑，未见龛影，扩张良好。说明食道裂孔疝已消失，转方用益气和胃法调理而安。［评析］食道裂孔疝以胀痛为主，患者素患糖尿病，面白形胖、短气、乏力，乃气虚中阳不足之象，虽病胀痛，然舌淡脉软，全无邪气之征，况其胃壁陷入食道裂孔为疝，亦因气虚陷之也。《内经》言“陷者升之”，此之谓也。故治以益气补中、升阳举陷法而痛止疝消。中医辨证施治，贵在求本，不必见症治症。五、金铃子散合失笑散治疗胃脘痛案韩某，男，３４岁。素嗜烟酒，患胃及十二指肠溃疡５年余，疼痛经常发作，中西医治疗效果不佳，１９９２年７月求治于师。诊其脉沉左弦右涩，舌红苔黄根厚，舌背脉络粗大紫黑。其证胃脘隐痛持续，刺痛时作，痛处不移，拒按，大便色黑，小溲黄赤。辨为痛久入络，血分瘀滞，用活血化瘀法治之。药用马兜铃１０克、延胡索１０克、生蒲黄１０克、赤芍１０克、炒五灵脂１０克、柴胡６克、香附１０克、青陈皮各１０克、焦三仙各１０克，水煎服，７剂。复诊，药后痛止纳增。依上方加减治疗１个月，疼痛未再发作，遂停药观察，并嘱其戒烟酒及刺激性食物，以防复发。［评析］胃脘疼痛数年不愈，刺痛不移、拒按、黑便、脉沉涩，据此脉证不难辨别其为瘀血之证。然赵氏辨瘀，另有一法，即视其舌背脉络，若紫黑粗大者必为血分瘀滞无疑。治用金铃子散合失笑散，两方俱为化瘀止痛之名方，合用则其效更宏，再加行气之品，寓活血必先行气之意。配伍精当，故投之即效。
医论医话一、辨证中的两点论辨证施治是中医临床的精华。而只有辨证准确，施治才能有效。怎样才能辨证准确，值得研究。中医学中有不少辨证规范，如气血辨证、脏腑辨证、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第二卷９６都是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然而临床应用起来却并非易事。临床上常常发生以虚为实以实为虚的辨证错误，导致虚虚实实的错误施治，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同一种错误辨证。犯这种错误的人对一些病证往往有其固定不变的认识，在他们头脑里早已把一些病证定了性。举例而言，一见慢性腹泻长期不愈便以为脾虚而投参苓白术；一见晨起泄泻就定为肾泄肾虚而投四神丸温之；一见阳痿便谓命门火衰而投温补肾阳之剂；一见慢性肾炎便作肾虚治而用六味八味；一见发热长期不退，便作气虚发热或阴虚发热而补之滋之。诸如此类，带着先入为主的观点去诊断疾病，毫无辨证可言。我们不否认有些病证病机有其常见多发的一面，但临床辨证决不能只从一个角度去分析认识，更不能带着先入为主的固有观点去诊断疾病。要做到客观地正确地辨证施治，明确树立以下观点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任何一个病证来说，虚能这样，实也能这样，寒能这样，热也能这样。因此不能只看到一点，还要看到和它相反的一面，看到两点或更多，这就是辨证中的两点。在这方面，明代医家张介宾就很高明，他对《内经》病机十九条的分析就体现出了中医辨证的两点论。“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既有属于火之实者，也有属于火之虚者。古人用四神丸治疗五更泻，只能说明五更泻有属肾虚的，但并非所有的五更泻都属肾虚。黎明之时乃厥阴将尽少阳初生，此时入厕急不可待，多属木郁乘土而发，克土为患，为木土不和之象，诊之脉必弦、舌必红，是其征也，疏肝和脾可效。又一人阳痿１０年，作肾虚治遍服温补剂无效，视之脉濡滑数，舌红苔黄腻垢厚，辨为湿热壅滞经络，治以清化湿热而效。可见，临床辨证以两点论为指导，而以脉舌为凭，则病情无遁矣。二、治病先治心论随着现代社会和科学的发展，现代医学已开始由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医学的任务不再是单纯的治病而是治人———生活在复杂社会中，心理失却平衡的病人。这种转变反映了现代医学的发展趋势，也是向着传统中医学体系的一种回归现象。中医理论体系中的天人相应、形神合一等整体观所强调的正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心理特征的综合。如内伤七情是中医学三大病因之一，情志的失调可以致病，故有“怒伤肝、喜伤心、悲伤肺、思伤脾、恐伤肾”之说；病可因情而生，亦可以情治之，所谓“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悲伤肺，喜胜悲；思伤脾，怒胜思；恐伤肾，思胜恐”，这种以情制情之法可谓病从心治之例。从广义的角度看，凡病皆宜先调其心。《内经》认为治病与治国治民一样，当以“顺”为治，所谓顺，非阴阳气血顺逆之顺，而是指调顺其心意情绪，以利治疗和康复。所以古人强调要“临病人问其便”，这个“便”，不是让病人随心所欲，而是要使病人自觉地心情舒畅地遵守医嘱，配合治疗。这就需要先治其心，才能令其“顺”，得其“便”。《内经》特别举例，王公贵族为病，因其骄恣淫逸，“禁之则逆其志，顺之则加其病”，惟有“告之以其败，导之以其善，寻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这样苦口婆心，喻以利害，先治其心，后治其病。对现今临床医学来说，治病先治心的原则尤为重要。其内容也更加丰富。例如，帮助病人恢复和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指导患者克服麻痹大意的思想；消除病人的疑虑、紧张和恐惧心理，使其保持轻松、安定和乐观的情绪；让患者了解患病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并为其制定和解释必需的自我调理方法；对患者自行第二卷９７采用的不当措施进行劝阻；对可能出现的药物反应预先加以说明等等。对某些疾病如癌症，医生有责任根据具体情况对患者保密，对其家属则应如实地说明病情。因为在大多数人眼里，罹患癌症无异于被判了死刑，患者会因此丧失信心，而致病情迅速恶化。故对其保密是维系其精神支柱的一种可行之法。一旦患者得知其病情真象而精神崩溃，为医者仍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想方设法，鼓励病人同病痛作斗争，直至战而胜之。此依然不外治心为上的基本原则。三、提壶揭盖水自流忆十年***之初，我进了牛棚，被剥夺了诊病处方的权力。一日，本院某职工找到我，说他患尿闭数日，经多方治疗未效，靠导尿度日，十分痛苦，是以前来求方。医生的天职使我不顾禁令为他口授一方：苏叶、杏仁、枇杷叶各１０克，水煎服。嘱其院外购药，以免节外生枝。事后病人专程前来告知，药后小便即通，花费不过两角钱。无独有偶，１９９０年仲秋，一友人自美国打来长途，说他爱妻产后尿潴留，住院治疗１０余日，花费美金已逾万元，仍不见效。不得已而求助于祖国的中医药。我在电话中告诉他，可花１角钱购一味苏叶，每日煎汤代茶频饮。两日后电话复来，告诉病人服药后小便即利，痊愈出院了。以上两例均为急性尿闭，属中医癃闭证。治法颇多，我所用仅只一法，大旨宣肺而已，不利水而收利水之效，所谓提壶揭盖水自流是也。此法古已有之，《侣山堂类辨》载张志聪治一人患水肿尿闭，医用八正散等利水剂不效，张氏以防风、苏叶、杏仁各等分为剂，水煎温服取汗，小便即利，水肿全消。张氏此案与上述二例用药虽有小异，而立法基本相同，皆以宣畅肺气收功。其理：肺为水之上源，主气布津，有通调水道之功。肺气宣布则水道通畅。譬如中国旧式水壶，盖上有孔，若闭其孔，则壶内之水倾之不出，唯畅其孔，则水流如注。宣肺利水之理类同于此，故以“提壶揭盖”名之。临床遣药当以辛味轻浮之风药为选，如荆芥、防风、苏叶、独活、白芷、浮萍、杏仁、枇杷叶、前胡之属，少量轻投，取治上焦如羽之义。此法不独治疗尿闭有效，凡泌尿系急慢性感染，尿检异常或小便不畅，或浮肿不消，均可将此类风药合入对症方中，必能增强利水之功。***以风药配方，不独可以宣肺气，又兼具理气机、畅三焦、助脾运、胜湿邪、散火郁之功效，则非“提壶揭盖”一语所能概括的了。四、牛吃草论１９８２年我在新加坡同当地中医同道座谈时，就饮食调养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问题谈了一些个人看法，并戏言为“牛吃草论”。大意是说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饮食习惯，有以食肉为主的，有以食素为主的，不能简单地以食肉量的多少来衡量一种饮食结构的优劣。这就好比动物中有肉食动物，有草食动物，虎吃肉，牛吃草，不能说虎比牛更健康。如果硬要让牛改吃肉食，恐怕牛会绝食而死。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的饮食结构突然发生重大改变，也会对健康产生影响。目前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是一些人过分强调摄取肉食以增加营养，结果增加了患病的危险，病中或病后不适当地增加营养，致使疾病加重或影响了疗效。根据我多年的体会，对某些疾病来说，适当减少摄入动物性食品有助于治疗和康复。例如：发热性疾病，或高热或低热，长第二卷９８期不退者，宜清淡饮食，素食为主，并须节食，以利退烧。热病初愈也应以素食节食为原则。《内经》中有热病“食肉则复，多食则遗”之诫，值得重视。例：一患者发热数月不退，其父母唯恐营养不足，每日强令进食大量肉鱼奶蛋等，致使患者纳差腹胀，苔腻垢厚，这种以食为补无异于以粮资寇。后经中药治疗，并令素食节食配合，一周后热退而愈。临床上还有很多疾病食宜清淡。例如：慢性肝炎转氨酶居高不下，清淡饮食有助于降酶；慢性肾病尿蛋白长期不消，素食节食有助于病肾的修复；急慢肾衰尿素氮升高过快，控制蛋白的摄取可使之下降；高脂血症血脂长期超标，清淡饮食有利于降脂；白血病及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血象长期异常，清淡饮食有助于血象的改善；红斑狼疮、白塞氏病容易复发，采用清淡饮食有助于改善症状，减少复发；某些恶性肿瘤患者采用清淡饮食配合治疗，也可收到减轻症状延缓生存期之效果。这类病多属血分瘀热，食肉多则助热而增病，故以素食为宜，从临床看，“牛吃草论”还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五、论单刀直入古人尝以兵法喻医理，谓“用药如用兵”。兵以治乱，药以疗疾。兵欲胜敌，须统兵之将知己知彼，指挥有方；药能愈疾，要用药之医明辨病机，组方合宜。必诊断明，辨证准，立法当，用药精，而后始能期在必效。虽不必有一定之方，却必定有合度之法。法定而后用药有依据。单刀直入即其一法，适用于急、重、危证。在明辨病机的前提下，选择有效之品，组成精干之方，投之及时，救急起危，应时而效。犹如临阵对敌，寻其破绽，直取其要害，是以身手简练快捷取胜。用药疗疾，与此同理，少而精，快而捷，故名单刀直入。丹溪云：品味数少则药力精专。如病至元气欲脱，危在顷刻之际，若医投十全大补，非谓不善，却不如独参益元固脱之效速。当此之时，药多而效反缓，药少则力必专。更须及时而进，方可力挽狂澜。若因循犹豫则势必坐失良机。单刀直入用药法，贵在组方精练，大忌繁杂。张仲景伤寒诸方最为典范。发汗之麻桂，攻下之承气，回阳之四逆，无不治证专一，不杂他治。大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义。唯其不及其余，方能所治必效。仲景治伤寒误表厥逆咽干脚挛急，先用甘草干姜汤治其厥，次用芍药甘草汤伸其脚。若胃气不和谵语者，更与调胃承气汤即愈，一方治症，次序井然。若合三方为一治，其效何如？可想而知了。故单刀直入贵在把握病机，攻其一点，各个击破，渐次而收全功。与此相反的是包治一切的十全方，所谓有是症则用是药，药随症增，一方可多至二三十味，寒热补消，无所不备，自以为面面俱到，谁知是无制之师，乌合之众，焉能胜敌。此古人所讽“广络原野”之法也。又有治证虽然单一，却广集群药，罗列成方，不知药不中病，虽多何益，医道中事，岂有倚多为胜之理。《内经》曰：“治病必求其本。”得其本而治，药少而效宏。尿毒症恶心呕吐，不用半夏陈皮降逆和胃，而投大黄通腑降浊，其吐立止，并非见症治症而能取效者，拔其病本也。故能辨证求本者，用药可少而精且效矣。张介宾云：“施治之要，必须精一不杂，斯为至善。”单刀直入用药法，其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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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９９六、论升降并用升降并用是临床组方遣药的常用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用药的技巧。升指升药，即具有升浮作用的药物；降指降药，即具有沉降作用的药物。升降两类不同作用趋向的药物并用于同一方中，既升且降，相反相成，调畅气机，开发郁结，通上达下，升清降浊，消胀除满，止利通便，健胃助运，种种功效，不能尽述。概而言之，升降并用的目的在于调整脏腑功能以复其常。其机理何在？盖自天地自然至万事万物，其运动变化不外升降出入。经言：“升降出入，无器不有。”东垣云：“万物之中人一也，呼吸升降，效象天地，准绳阴阳。”人身脏腑功能万千，欲一言而概之，唯气机升降而已。升降正常则脏腑各司其职，人斯无疾。反常则为病矣。诸如肺失宣肃，脾不升清，胃失通降，肝失条达，心肾不相交济，无非升降失常之病。又，丹溪指出：“人身诸病多生于郁。”又云：“百病多有兼郁者。”何谓郁？曰：“郁者，当升者不能升，当降者不能降，当变化者不能变化，此为传化失常，六郁之病见矣。”凡气郁、湿郁、痰郁、血郁、食郁、火郁，诸郁为病不同，其本于升降失常则一。郁则病，病则郁。是以献可有凡病俱宜作郁看之论，可谓一语中的。故治病宜兼治郁，治郁宜调升降，升降并用乃治郁用药之诀窍。昔贤妙用升降之例甚多，仲景葛根芩连汤主治阳明热利，君葛根升浮以散火郁，合芩连苦寒以坚阴止利，可谓升降并用之祖方。补中益气用升柴大升阳气，若阴火上冲较重，东垣主张加黄柏、知母苦寒泻火，亦升降并用。治疗大便不通的通幽汤、济川煎，于通降群药中配入一味升麻，是以升助降，古人组方之妙如此。要之，病在下应知当升，病在上须晓宜降，欲降之必先升之，欲使升之必先降之，非纯升纯降之用，当使升中有降，降中有升，升降并用以复脏腑之常。临床常用的升药，凡味薄体轻辛散宣发之风药皆可用之，不独升柴也；而凡寒凉泻火渗泄下行之品皆属降药，不独硝黄也。至于具体的配伍应用又在乎临证斟酌矣。七、攻补兼施论攻补兼施是临床常用治法，适用于虚实夹杂之证。虚实之义，虚者正气虚，实者邪气实。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以此论之，岂非凡病皆属正虚邪实，而治疗悉当扶正攻邪耶！然证之临床，病由邪生，邪去病已。一般内伤外感，邪实为病者恒多，故不可轻言补。而医者临证动辄以正虚立论，攻补之品杂合以成方，如人参与莱菔同用，四君与承气合方，或制消以补，或制补以消，广络原野，以为万全。此非攻补兼施，不过以药制药而已。恐其用药互相掣肘，效验何能预期？自古攻补兼施之法必因证施治，确系实邪非攻不除，而正气不足难任攻伐者始可用之。如宿食积滞于中，脾虚失于健运，张洁古制枳术丸，寓消于补，是攻补同用之例。又有攻补分投、交替应用者，如李士材治瘀积，先补益数日，继用攻伐，屡补屡攻，以平为期。而叶天士治痰饮，朝服肾气丸以补肾，午服茯苓饮以涤饮，则是一日之中，攻补异治。又有攻补分剂而同服之法，如叶氏医案中治内饮用人参煎汤送下真武丸、苓桂术甘汤送下都气丸之类。若暴病邪实非猛药不除者，必于峻攻剂中重用人参以顾护元气而行药力，如四磨饮中之用人参，薛立斋于三生饮中重加人参即是。若热病应下失下，邪实正虚，病势危急，则攻补兼施势在必行，陶氏黄第二卷１００龙汤，吴鞠通加减黄龙汤是其例。要之，攻补兼施之运用，贵在切合病情。忆早年随先师韩一斋先生诊治一年过七旬之老妇人患伤寒后期大便不通二十余日，脘腹胀满舌苔焦黑，身体羸疲，不堪峻攻。论证当用大承气，然虑其便通即脱。韩师胸有成竹，令病人先服大承气，并备好人参汤，待其腹中响动欲便，即令顿服人参汤一碗，然后入厕，得大下燥粪，而神清气爽，毫无惫色。此治妙在攻补分投，人参汤之用恰到好处，真可谓早一刻不必，晚一刻不及。此后我治一八旬老人病温后期便闭半月，仿韩师治法，先以承气攻其实邪，继服人参米粥顾其胃气，得大便畅行而愈。可见攻补兼施并非单纯的补泻同用。学者宜参古酌今举一反三，临床宜审证制宜，灵活变通，方能尽其妙用也。八、药合时宜论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是中医的理论支柱之一。《内经》所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揭示了人的生命和天地自然环境动态的统一性。正如金元名医刘河间所说：“一身之气皆随四时五运六气兴衰而无相反矣。”生理如此，病理亦如此。诊断疾病，分析病机，要考虑时令气候的影响。《内经》反复强调“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候气宜，无失病机”。足证“气宜”与病机不可分割。而“气宜”的含义之一便是指时令、气候的影响。在治疗方面，《内经》认为，若“治不法天之纪，地之理，则灾害至矣”。并具体提出了“用热远热，用寒远寒，用温远温，用凉远凉”的用药原则，为后世所遵循。如张仲景治疗伤寒太阳病表实证制麻黄汤主之，因组方性辛温大热而只适于冬月严寒时节服用。入春以后，天气渐趋温暖，即不可服，服之恐变生斑黄狂闷等证。桂枝汤治疗太阳病中风表虚证，药性虽较和缓，然仍偏于辛温，亦得变通用之，古人每于春末至夏至前加入黄芩，夏至后于方中加入知母、石膏等，方与时令相宜。宋金元时期医家对时令用药尤为重视，李东垣在《脾胃论》中撰有《随时加减用药法》详论之。***遵《内经》“热无犯热，寒无犯寒”之论，如春宜加风药；夏宜加黄芩、黄柏；秋宜加桂枝；冬宜加干姜、草蔻之类。充分考虑时令气候的影响因素，处方遣药合乎时宜，是中医临床医学中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内经》提出的“毋违时，毋伐化”，“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为从时用药确立了基本原则。举例而言，夏暑气候炎热，不可轻用桂附、乌头等大辛大热之品，宜酌加清凉涤暑之药；暑热易伤元气，人犯之多短气不足以息，一身乏力，宜加黄芪，可多用至３０克，或参芪并用，亦无助热之弊；暑伤气津，汗出喘渴，脉虚，宜加生脉散、沙参、麦冬、五味子等，以益气生津复脉；长夏暑湿较盛，宜加佩兰、藿香芳香清化以祛暑湿，鲜品益佳。昔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先生于夏月喜用鲜荷叶一角包裹六一散一两，针刺数孔入煎，以清暑利湿，用法巧妙，效果亦佳，不愧为谙于随时用药之高手。以上诸法皆属随时用药之例，循此钻研，不失为发扬中医特色，提高临床疗效之一途径也。九、髓病说昔扁鹊望齐侯之色而论病之浅深，谓病在腠理汤熨可治，病在血脉针石可治，病在肠胃酒醪可治，病至骨髓则司命所属而不可治矣。可见在上古医学中原有髓病之说，病至髓则为至深不治之证。考《内经》论言髓之生理病理甚多。分而言之，有骨髓，有脊髓，有脑髓。“刺骨，无伤髓”，第二卷１０１此言骨髓；“刺骨间，中髓为伛”，此言脊髓；“脑为髓之海”，此言脑髓。骨髓、脊髓、脑髓三者连相贯通，其满溢又与水谷精气密切相关。《灵枢·决气》云“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故合而言之，皆名髓，为奇恒之腑。髓既为人身之一腑脏，则必有常有变，其变则为髓病。髓病亦有虚实。虚者人所共知，如《内经》所云：“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酸，耳数鸣，”“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之类，当治以填补滋肾之法。以肾为治者，肾主骨，骨藏髓，髓通于脑故也。然髓病虚者断不致于速死。若髓病竟至不治而死者，定非虚，必属实。而人多忽之，全不思《内经》有明训。《灵枢·热病》云：“热在髓，死不可治。”又云：“髓热者死。”昔齐桓侯之死，或即死于髓热之病耶？证之今日临床，病起于髓而属实热者为数不少，现代医学造血系统的一些疾病，如各型急慢性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其病理上的共同特征为骨髓造血机能异常，作骨穿涂片，髓象异常，凿凿可证，其为髓病无疑。此类疾病，因其贫血貌显著，又确有一些虚弱征象，以致长期以来，中医视之为虚证，多采补法治之，然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致病情加重。此理论指导之失误，可谓失之毫厘，谬之千里。诸如白血病、再障之类，即《内经》所谓“髓热”证，其病属热毒蕴邪骨髓，其邪毒与生俱来，潜伏日深，待时而发，较之温病营血证更深一层，其表现却与温病营血证不无相似之处，如发斑、出血、身热、烦急、舌绛脉数等。治疗当以凉血育阴为主，参以透热外出，将髓中热毒渐渐透出，可望血象日益改善，病情日益缓解，虽未必彻底根治，但可确保长期稳定。较之先前之用温补而险象环生者，自是大相径庭。故知髓热证说，论之有理，治宜清化，行之有效也。经验方一、宣郁退热汤组成：前胡６克、浙贝母１０克、杏仁１０克、枇杷叶１０克、炒山栀６克、淡豆豉１０克、荆芥６克、焦三仙各１０克、茅芦根各１０克。用法：每日１剂，水煎２０分钟，２～３次分服。适应证：发热日久不退，属肺气闭郁者。二、宣肺止咳汤组成：苏叶、苏子各１０克、前胡６克、白前６克、浙贝母１０克、杏仁１０克、枇杷叶１０克、茅芦根各１０克。用法：每日１剂，水煎２０分钟，２次分服。适应证：外感风寒，咳嗽痰多，日久不愈。第二卷１０２三、疏调木土方组成：葛根１０克、黄芩１０克、黄连３克、防风６克、白术１０克、白芍１０克、冬瓜皮３０克、荆芥炭１０克、焦三仙各１０克。用法：每日１剂，水煎３０分钟，２次分服。适应证：五更泻、泻势如注、肛门灼热。四、五子涤痰汤组成：莱菔子１０克、白芥子６克、苏子１０克、冬瓜子１０克、皂角子６克、丹参１０克、茜草１０克、赤芍１０克、焦三仙各１０克。用法：每日１剂，水煎４０分钟，２次分服。适应证：高血脂症，单纯性肥胖。五、五子三藤汤组成：苏子１０克、白芥子６克、莱菔子１０克、冬瓜子１０克、皂角子６克、海风藤１０克、络石藤１０克、石南藤１０克、丝瓜络１０克、桑枝１０克、大豆卷１０克、秦艽１０克。用法：每日１剂，水煎３０分钟，２次分服。适应证：类风湿，指趾关节肿大疼痛。六、益气补中汤组成：黄芪６０克、生熟地各２０克、沙参２０克、麦冬１５克、五味子１０克、杜仲１０克、川续断１０克、金樱子１０克、补骨脂１０克。用法：每日１剂，水煎２次，各５０分钟，得煎出液１５００毫升，为一日量，代茶饮，不拘时。适应证：糖尿病，口渴欲饮，一身乏力。七、疏风消肿汤组成：荆芥６克、防风６克、苏叶１０克、白芷６克、独活６克、生地榆１０克、丹参１０克、茜草１０克、大腹皮１０克、茯苓皮３０克、冬瓜皮３０克、槟榔１０克。用法：每日１剂，水煎３０分钟，２次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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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赞臣(1904～1993)
字继勋，晚年自号壶叟，江苏武进人。祖育铭、父伯熙精于外、喉科。张氏幼承家学，16岁随父来沪，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后转读于上海中医大学，师从谢利恒、曹颖甫、包识生诸名家。民国15年(1926年)毕业后，悬壶沪上。精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尤以外、喉科见长。执教于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并与同学杨志一、朱振声等创办《医界春秋》杂志，担任主编，刊行11年。还先后创办上海国医讲习所、中国医药研究所等。民国18年春，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中医案，张氏联合上海中医药界奋起抗争，3月17日全国中医药学界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推举谢利恒等5人赴京请愿，张氏任随团秘书。 张氏提倡弘扬中医传统特点，汲取现代医学之长，临床治疗参用现代医学诊断手段，总结临床经验采用现代认识和方法，医道益精。首创“舌下经脉诊察法”，创制“金灯山根汤”、“养阴利喉汤”、“前胡玉屏汤”及外用“喉科牛黄散”、“银硼嗽口液”等多种喉科验方。 解放后，历任上海市中医门诊部副主任，市卫生局中医处副处长，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副馆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委中医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医学院耳鼻喉科教研组主任、教授。被选为上海市中医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第五、七届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一、二、四、六届政协委员。晚年主编《中医喉科集成》巨著。撰有《中国历代医学史略》、《中国诊断学纲要》、《张赞臣临床经验选编》、《咽喉病新镜》等专著10余种及医话、养生、临床总结等学术论文数十篇。
张赞臣（1904-1993年），名继勋，以字行，晚号壶叟。江苏武进蓉湖人。世操医业，家学渊博，幼承庭训，受其父伯熙公教诲，在医学方面奠定了基础。年方弱冠，背井来沪，为博采众长，先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复转学于上海中医学院，由于勤恳好学，颇多创见，深得当代名医谢利恒、曹颖甫、包识生诸前辈之器重。卒业后，悬壶沪渎，于大小方脉、内外妇儿诸科无不精通，屡起沉疴，深受病家拥戴。又应中国医学院之聘，先后任诊断学、本草学教授，并主编《医界春秋》杂志，著述《中国诊断学纲要》、《中国历代医学史略》等书。特别是1929年旧国民政府中央卫生会议企图通过“废止中医案”，张氏闻得消息后，痛心疾首，即奔波呐喊,联合全国中医药界人士奋起抗争,终于取得胜利，其对维护中医事业之一片热忱,于此可见。
解放后，张氏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率先参加国家医疗单位工作，先后任上海市第五门诊部（原中医门诊所）副主任、上海市卫生局中医处副处长、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副馆长以及上海中医学院曙光医院顾问等职，撰写了《本草概要》、《中医外科诊疗学》、《张赞臣临床经验选编》等书，并在有关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自1960年开始，张氏目击中医耳鼻咽喉科未能受到应有重视，以致后继乏人，濒将失传，毅然决定侧重于中医耳鼻咽喉科的临床与科研工作，还兼任了上海中医学院耳鼻咽喉科教研组主任，主办全国和上海耳鼻咽喉科医师进修班等，在培育人才、学术研究各个方面，为中医耳鼻咽喉科的继承和发扬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夏墨农 >
验方
一、秘方芥菜饮疗肺痈
肺叶生疮而成脓疡,谓之肺痈,肺脓疡。《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谓: “亥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为肺痈,桔梗汤主之”。千金又有苇茎汤方之。先生家传芥菜饮之多能痊愈,乡间患此疾甚多,先生园中置合拖大小缸十余口,每至夏初4-5月,令购芥菜数十担,洗净置缸中,镇以石,倾入清水,以竹缸笠盖之,次年便得清澄之芥菜饮,患肺痈者来诊,辄令提壶汲饮,一次半小碗,热饮,一日三次,三、四一脓痰便自见少,约2周余可瘘尽而愈。
二、夏氏芋艿丸治瘰疠
夏氏取香贝养营汤、海藻玉壶汤、芋艿三方之长制成芋艿丸,以其疏肝理气,活血养营,化痰软坚之功,治痰气瘀滞所致的骨核,瘰疬,肉瘿,脂瘤,肉瘤,子瘘等疾。方:香附9克白芍9克当归9克炒川芎9克昆布9克海藻9克青皮6克煅牡蛎15克玄参9克桔梗3克生甘草6克夏枯草9克淡海蜇30克地粟4只水煎服。或以芋艿蒸胡水泛为丸。15贴为一料,每天10克,分二次用开水吞服。可服一个月。忌烟酒辛辣生冷刺激之品,慎房事。一般约服半年左右,可见明显疗效。
三、五毒饮治梅毒并治癌肿
土木鳖去壳切片,3-4.5克斑蝥二只(去头足) 全蝎3克露蜂房12克青蛇蜕3-6克(或蜈蚣2条)
方用土木鳖消肿散结定痛,蜈蚣祛风镇痉解毒,露房祛风消肿止痛,全蝎熄风定惊,青蛇蜕祛风疾治惊间疗皮肤疥癣。全方有祛风通络,消肿散结,攻毒之功。夏氏祖传以治梅毒。尝谓梅毒一症,其毒传染后,纠缠难愈,有“一分之毒未除,能复发十分之患”之说,故治疗必须彻底,大法分解毒法,如内遗粮汤,黄连解毒汤;攻毒法,其一是以金石药砒、汞、铝等作主药的方剂如生生乳,结毒灵药,铝回散,三仙丹之属,其二是虫类动物毒药作主的方剂,如化毒散,金蟾脱甲酒等,我家即采用仙遗粮汤合黄连解毒汤解毒法,合虫类毒物五毒饮攻毒法。
本法治三期骨梅毒、类风湿性关节变之骨节酸痛与皮肤顽痒,有较好疗效。并以此治皮肤基底细胞鳞状上皮癌,乳房癌,骨癌等有明显疗效。
张赞臣 >
医案
案一、乳蛾
戒××，女，22岁。
初诊（1961年3月12日）：素有咽痛、胃病史。近两日来恶寒发热（体温38.4摄氏度），双喉核红肿，右侧尤甚，且有白点，吞咽不利，头痛，骨楚。脉来细数。此系风热之邪挟痰为患。治以疏解泄热、化痰利咽。
荆芥穗4.5g 薄荷叶3g(后入) 牛蒡子9g 蝉衣3g 苦桔梗3g 生甘草1.5g 金银花12g 连翘9g 射干3g 挂金灯9g 山豆根4.5g 马勃2.4g
外用:
1、喉科牛黄散（牛黄、川黄连、黄柏、薄荷、雄黄、西瓜霜、硼砂）漱咽部，日4～5次。
2、银硼漱口液（金银花、生甘草、土牛膝根，薄荷、硼砂）漱咽部，日4～5次。
上方服2剂后，症情大减，再服2剂而愈。
案二、乳蛾
梅××，男，42岁。
初诊（1961年9月2日）：平素有眩晕之症。五天来咽痛牵引及耳，右侧喉核红肿，颔下亦有结块，发热而不恶寒，头痛头晕，神疲乏力。脉滑，苔薄。治以清泄肝火、解毒利咽为法：
挂金灯9g 山豆根9g 白桔梗3g 生甘草2.5g 牛蒡子9g 龙胆草2.5g 杭菊花9g 黄芩9g 黑山栀9g 玄参9g 赤芍白芍(各)6g 炙僵蚕9g 知母9g
外用:
1、珠黄青吹口散（薄荷、石膏、飞中白、西瓜霜、月石、天竺黄、川黄连、生甘草、飞青黛、珍珠粉、犀黄、梅片）吹喉，日3次。
2、银硼漱口液，漱口，日3～4次。
服药2剂，症状减轻。继上法治愈。
[按乳蛾，又称喉蛾，因喉核（即扁桃体）红肿，形如乳头或蚕蛾而名。张氏认为主要由肺胃之火上升所致，故临床以“金灯山根汤”为主方，加减施治而获卓效。由于案一寒发热之症，故诊为复感风热所致，而配以荆芥、薄荷、银花、连翘以疏肝散风热、透表清热；案二见有头晕、两目红丝攀晴等症，故诊为兼有肝火亢盛，而佐以龙胆、菊花、黄芩、山栀之属以清肝泻火。其病虽同，其症各异，故药随症转，而皆能桴应也。此外，张氏还认为乳蛾发于咽关前者易治，如延及咽关后者则较难治。本病务必及早治疗，否则迁延日久，非但喉核肿胀不能退尽，且每遇外感或劳累之后，易于复发。至于乳蛾转为化脓者，在诊断上务必仔细，而采用相应得治疗措施。如未化脓前，宜着重清解，促其消退；化脓已溃者，则排脓务尽；脓泄已清，应再度清热利咽，以杜后患。
案三、喉痛
陈××，男，32岁。
初诊（1962年8月20日）：素有喉痛史，每因劳累辄易发作。四天前，因工作关系，连续二夜不寐，以致咽喉疼痛，有低热。在乘车来沪途中，咽痛更甚，吞咽困难，即至某医院诊治，症情未见减轻。刻形寒发热（体温38摄氏度），头痛，面红耳赤，咽喉干燥作痛，声音嘶哑，痰多粘腻，胸闷，大便五天未解，小便色赤。脉滑数，舌苔根腻。右咽关红肿高突，延及颈部，诊为右喉痈。诊属痰热内蕴、挟肝胃之火上升，急投苦降涤痰、通利泄热之剂。
川黄连2.5g 赤芍9g 炙僵蚕9g 牛蒡子9g 挂金灯9g 山豆根9g 射干4.5g 桔梗3g 生甘草1.5g 黑山栀9g 知母9g 瓜蒌皮9g 玄硝9g(分冲)
外用:
1、喉科牛黄散，吹厚，日2～3次。
2、银硼漱口液，漱口，日3～4次。
3、芙蓉软膏（芙蓉叶、赤豆粉、陈小粉）外敷颈部，每日一换。服药2剂后，大便通，发热退，咽喉红肿亦明显减退。二诊时，上方去川黄连、元明粉，再服2剂而愈。
案四、喉痈
沈××，女，30岁。
初诊（1962年9月14日）：左咽关红肿散漫，痛引耳窍，左颔下亦有核肿，伴发热、头痛，痰多粘腻，吞咽不利，已历一周。脉左细数，右滑数；舌苔腻。乃胃火上冲，痰热内阻，发为喉痈之症。急予泄热消肿。
赤芍9g 丹皮9g 炙僵蚕9g 牛蒡子9g 桔梗3g 生甘草2.5g 射干3g 山豆根9g 挂金灯9g 杭菊花9g 金银花9g 知母9g 黄芩9g
外用:
1、珠黄青吹口散，吹喉，日2～3次。
2、银硼漱口液，漱喉，日3～4次。
二诊（9月16日）：上药服2剂后，咽痛如故，吞咽不利，左咽关红肿高突，触之未软。上方续服2剂，外用药同前。
三诊（9月18日）：左喉痈酿脓已熟，用消毒银针刺破高突处，流出脓液甚多。原去牛蒡子，再服3剂。
四诊（9月21日）：咽痈明显好转，咽关肿胀消退，左颔下核肿已无压痛。再予前方去射干、僵蚕，再服4剂，以资巩固。
[按喉痈，又称喉关痈。因病情严重，来势凶猛，故古称“猛疽”。此病后期每易化脓，故在治疗上早期务求力争消散；若不能消散，当助其泄脓，以图早愈。上述两例，在治疗上均以清热解毒、化痰利咽、凉血消肿未法，是共同之处。然案三大便五日未解，乃热结肠胃，故投以通幽泄热，果能热退、肿消，功效立见；而案四已酿脓成熟，非助以溃破则必将迁延时日，甚至伤正，刺破脓液，遂能痛定、肿除，迅速痊愈。
案五、喉风
顾××，男，54岁。
初诊（1976年2月21日）：咽喉觉痛，吞咽不利，发热炽甚，喉头痰粘如堵，已有三天。脉滑，舌质红，苔腻。检查发现咽喉及会厌舌面色红肿胀，引及左侧软腭亦现红肿。发热急骤，症属痰热逗留肺胃，发为喉风，治以清热化痰利咽。
薄荷叶3g（后下）荆芥6g 牛蒡子9g 炙僵蚕9g 桔梗3g 生甘草2.5g 黄芩9g 金银花9g 山豆根9g 挂金灯9g 赤芍9g
外用：上品冰硼散（硼砂、西瓜霜、飞朱砂、尿浸石膏、海螵蛸、梅片）吹咽，每日3-4次。
二诊（2月24日）：咽喉肿痛发热均退，红退而未尽，喉头堵感亦减，已能吞咽。脉细，苔腻。小便色黄。余热未尽，再予清化泄热利咽。
上方去荆芥，加赤茯苓12g、连翘9g。
三诊（2月28日）：药后会厌充血肿胀消失，咽部及软腭尚有小瘰，痰多，喉头粘腻。再予清热化痰调治，以冀清彻。
挂金灯9g 丹皮9g 天花粉12g 玄参9g 白桔梗4.5g 生甘草2.5g 黄芩9g
3月4日随访:会厌及软腭肿胀充血全部消退而愈。
[按此例病症，根据中医诊断当为“急喉风”，又名“紧喉风”。其主要症状为发热急骤，迅即咽喉肿胀，阻塞不利。张氏认为此系肺胃积热，复感风邪，风热相煽所致，治应以清热解毒、消肿利咽为主，佐以吹咽之品，使药力直达患处，故能迅速红退而肿痛消，堵塞如移，而吞咽通利矣。但喉风患者，主症虽同，而临床所见兼夹之候，殊非一途，或见呕，或见咽干，或见神疲，则又须根据具体症状配适当之品以治之。
案六、喉痹
胡××，男，26岁。
初诊（1963年7月17日）：近二月来常有低热，咽喉干痛，吞咽时又梗塞感，两咽关隐红,凹窠左侧有结节，上腭有小瘰及哥窑纹。经常失眠，精神疲乏，头晕脑胀。舌苔浊腻，脉细涩。症属虚火上炎，兼见心营不足所致。治以平肝清肺，养心宁神法。
白芍9g 橹豆衣9g 射干3g 山豆根4.5g 生甘草2.5g 桔梗3g 牛蒡子4.5g 炙僵蚕9g 五味子3g 生枣仁熟酸枣仁（各）9g 茯苓茯神（各）9g 忘忧草12g 水炙远志3g 朱灯心2.5g
二诊(7月20日):上药服3剂,症情同前,夜寐稍安,舌苔浊腻罩黄。
原方去酸枣仁、远志，加杏仁米仁（各）9g，橘白橘络（各）3g。5剂。
三诊（7月25日）：药喉咽干痛稍见轻减，惟觉胸气闷气滞，食后作嗳。
原方加野蔷薇花3g，炒枳壳4.5g，再服5剂。
四诊（7月30日）：精神较好，胃纳亦佳，咽部异物梗阻感依然。
上方去枳壳，加佛手花2.5g,绿萼梅1.5g,再服5剂。
五诊（8月10日）：咽喉干痛，梗塞在于气道，吞咽仍感不利，痰粘不易咯吐，情绪不宁而烦躁，睡眠时好时差，胸闷气滞，嗳气。脉滑，重按无力；舌苔淡薄。症属肝胃不和，肺气失安宁，治以化痰理气宁神。
白芍9g 郁金4.5g 野蔷薇花3g 橘络4.5g 茯苓茯神（各）9g 水炙远志3g 五味子2.5g 麦冬6g 桔梗3g 生甘草2.5g 淮小麦9g. 忘忧草12g
六诊(8月16日):咽部梗塞感轻减，再服6剂。
七诊（8月22日）：症情基本稳定，唯咽部干涩不利。
上方去郁金、橘络、远志，加北沙参9g，川石斛9g。再服5剂。
八诊（8月31日）：两咽点及底壁均转清润，惟吞咽时有轻微堵塞感。精神疲乏后，尚有火升烘热之象。大便时气注如矢。再予益阴运脾。
白芍9g 丹皮4.5g 橹豆衣9g 生甘草2.5g 川石斛9g 焦白术6g 茯苓茯神(各)9g 五味子2.5g 淮小麦9g 忘忧草12g
九诊(9月7日):药后续有改善,再服6剂。
十诊（9月14日）：咽部梗塞感又见轻减，哥窑纹日见消退，惟饮食不馨，头晕耳鸣，乃体虚弱，肝胃未和。再予平肝益阴扶正。
白芍9g 橹豆衣9g 枸杞子4.5g 春砂花3g 野蔷薇花3g 北沙参6g 射干3g 桔梗3g 生甘草2.5g 炒枳壳4.5g 茯苓茯神（各）9g 制首乌9g 采芸曲9g(包煎)
药喉症状日见轻减,惟体力尚感不适,易于疲乏,饮食无味,夜梦粉纭。先后加熟女贞9g，远志肉4.5g,续服10剂。
十四诊（10月16日）：病情已趋稳定，咽喉底壁清润，上腭小瘰已退，哥窑纹亦基本消失，惟咽喉尚有梗塞之感，吞咽偶有不适改以丸剂及代茶饮服缓缓调治之。
1、半贝丸45g，每日早上服6g。
2、二至丸60g，每日晚上服4.5g。
3、太子参9g、桔梗3g、生甘草2.5g、射干2.5g，开水泡，代茶常饮。
以后每隔半月来门诊一次，症情稳定，情绪亦较安宁。自64年1月11日门诊，直至同年4月8日又来门诊，自诉症情尚稳定，惟工作繁忙或劳动后，尚感咽喉稍有不适。仍予前法调治。
[按喉痹主要症状色红干痛，痹塞吞咽不利，一般有急、慢之分，尤其是慢性者缠绵难愈，临床尤为多见。张氏对这类病症的辨证论治，颇见卓识，故能屡愈痼疾，使患者大悦。
张氏认为慢性喉痹多由阴虚火旺所引起，故治病求本，按证立法，以养阴为主要关键。然在具体分析症状，则认为其病机多与心、肺、肝、脾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故又十分重视对脏腑的调节。
本病例为张氏治喉痹之一，虽历时半年方见起色,然观病势之严重程度,症情之复杂情况,而能收如此卓效,亦可称为迅捷矣。至于一般阴虚喉痹，则常有1～2月间即能奏效者。喉痹之因，责之肺胃，咽有隐红，腭有小瘰及哥窖纹，乃虚火上炎之象。故在治疗之始，即投射干、山豆根、桔梗、牛蒡子之属以清热利咽，五诊复增麦冬，七诊又增沙参、石斛以滋养阴液，乃“养阴利咽汤”之加减法也。由于患者复有咽不梗塞感以及胸闷气滞等症，张氏认为是肝气失畅所致，故屡用白芍、郁金、野蔷薇花、绿萼梅、佛手花等品以柔肝疏肝；又因症见失眠、烦躁等心神不安之象，故又配用酸枣仁、茯神、远志、淮小麦、忘忧草等药以养心宁神。
案七、音哑
方××，女，18岁。
初诊（1965年6月19日）：七天前，因感冒新邪，徒即引起发热、畏寒、头痛、咳嗽、痰多，继则音哑，经服磺胺类等药，发热头痛已除。现证为形寒，胸闷，喉痒咳嗽，音哑，痰黄稠粘，咯吐不爽，咽喉干痛。脉濡弦，舌苔淡薄、舌体胖、边尖红，喉核（扁桃体）隐红。症属风热外袭，与痰相搏、郁闭肺卫。拟疏邪、宣肺、清热、化痰为治。
荆芥4.5g 防风4.5g 杏仁米仁各9g 牛蒡子9g 桔梗4.5g 生甘草2.5g 射干4.5g 知母6g 川贝母粉4.5g(分2次吞服) 黄芩4.5g 天花粉12g
二诊:前方服2剂,寒撤、咳嗽减、痰少、声音略扬。照原方再服2剂，诸症消失，声音随之恢复正常。
[按外感而致音哑，其治则总不离解表宣肺，表邪去肺气和，则音哑自廖。临床可以前胡、桔梗、生甘草、牛蒡子、杏仁、射干等基本方，并从邪气的属性和兼挟证候进行辨证施治。若风寒客肺，喉痒、咳嗽不爽者，加蜜炙麻黄、冬瓜子；风热郁闭肺卫，咽干喉痛者，加知母、黄芩、天花粉；若痰多口腻者，加生米仁，浙贝母或川贝；舌苔白厚而口腻者，加仙半夏；若发热头昏者，加荆芥、防风、杭菊花等，随症加减。
本例属风热挟痰所致之音哑，辨证要点在于痰黄咯吐不爽，且喉痛、音哑、脉濡弦，舌体胖、边尖红。因此用疏邪达表清金化痰之品，乃使邪解痰消，肺气得以清肃，则声音自扬。
张赞臣 >
验方
一、珠黄青吹口散
功能:清热解毒、涤痰、利咽。
适应证:烂喉痧、喉癣、喉蛾、喉痛、喉风、喉痹等病证。
方药组成:薄荷3g 石膏3g 水飞人中白3g 西瓜霜3g 老月石3g 天竺黄3g 川黄连0.21g 生甘草0.21g 飞青黛0.21g 珍珠粉0.9g 犀黄0.6g 大梅片0.21g
制法共研及细末,过筛。
用法吹咽喉部，每日2～3次。
方解本方用犀黄、珠粉、西瓜霜、人中白具有清热解毒作用，均为利咽要药，配用石膏、青黛、川黄连、生草清热泻火，故本品清热解毒作用较为显着。更有薄荷辛凉利咽，天竺黄、硼砂清热豁痰，故对热毒壅盛，痰涎结滞，咽喉重症有清热解毒涤痰、利咽的功效。
二、解毒中白散
功能清热解毒、祛痰、收敛。
适应证烂喉痧、烂乳蛾、喉疳、疼痛等病症。
方药组成煅人中白3g 飞青黛3g 蜂儿茶6g 雄黄0.6g 马勃粉0.6g 煅轻元灰0.9g 月石3g 冰片0.9g
制法除冰片外,先将蜂儿茶置于石灰甏中化解;再与各药共研极细过筛,然后和入冰片研匀。
用法用药粉少许吹入患处，每日2～3次。
方解本方用煅人中白、马勃清热解毒利咽，佐以青黛清热泻火，雄黄解毒，月石祛腐，蜂儿茶、轻元灰消炎收敛，冰片引诸药直达病所，以加强局部消肿防腐之功。合而用之，共奏清热解毒，祛腐收敛之效。
说明凡烂喉重症，加牛黄0.3g,珍珠粉0.3g,咽喉不烂肿者加芒硝3g以消肿,并能祛除痰涎。煅轻元灰，即灯心草煅炭存性。制法：用灯心草浸在清水中片刻取出，再置入淡竹管内，两头封固，外涂湿泥土约3～4分厚，放在炭火炉上，烧至泥土发红，即取下退火，去掉泥竹即得。
三、八宝珠黄散
功能清热解毒、收敛。
适应证咽喉糜烂、口舌生疮、经久不愈者。
方药组成濂珠1.5g 川贝6g 煅龙骨1.5g 西血珀3g 广犀黄2.4g 飞朱砂3g 煅人中白4.5g 煅石膏6g 大梅片2.4g
制法除犀黄、梅片外，先将上药共研细末，过筛,再加入犀黄、梅片研匀。
用法将药粉少许吹入患处，每日二、三次。
方解方中用濂珠（如珍珠）、犀黄、煅人中白清热解毒利咽，川贝、朱砂解毒脱腐，配以煅石膏、血珀（即琥珀）、煅龙骨收敛生肌防腐，佐以梅片清热引药渗透，合而用之，共奏清热解毒，收敛防腐之功。
四、喉科牛黄散
功能清热解毒，祛腐。
适应证乳蛾，喉核红肿或白腐，喉痧、白喉等病证。
方药组成牛黄1.8g 细川黄连4.8g 生黄柏4.8g 薄荷叶4.8g 飞雄黄1.5g 西瓜霜1.5g 硼砂1.5g 大梅片1.5g
制法上药共研细末,至无声为度,过筛。
用法吹入患处，每日2～3次。
方解本方以牛黄清热解毒为主，佐以川黄连、川柏、雄黄则清热解毒之功更为增强；又用薄荷、西瓜霜利咽消肿，硼砂祛腐，所以主要用于咽喉肿痛的病症。
五、银硼漱口液
功能清热解毒，祛痰消肿防腐。
适应证一切咽喉红肿碎痛，亦可防治白喉或白喉带菌者。
方药组成金银花12g 生甘草4.5g 土牛膝根30g 苏薄荷4.5g 硼砂6g
用法上药加水600ml,俟药液冷透漱口,一日3～4次。若作防治白喉者，则应连续漱口6天为一疗程。
方解本方用金银花、硼砂为主药，正说明它的作用有二：在清热解毒方面，以金银花为主，又配合用生甘草、土牛膝清热解毒利咽，佐以薄荷更加强了它的利咽功能。而在祛痰及防腐方面用硼砂以达到其效能。由于其中土牛膝是防治白喉要药，所以对咽喉病症也具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六、喉症漱口煎
功能清热解毒，利咽消肿。
适应证一切咽喉肿胀疼痛，牙关拘紧，汤水难下等症。
方药组成薄荷叶4.5g 山豆根15g 咸秋石3g 金银花12g 生蒲黄12g 甘中黄12g 荆芥6g 生石膏60g 白菊花12g 土牛膝根30g
用法上药加清水适量痛煎,去渣取汁,待冷后漱口，日3～4次。
方解本方是银硼漱口液加减而成。方中用菊花、石膏、秋石等清热解毒，生蒲黄、山豆根利咽消肿等品；同时又减去了硼砂，此方还可兼作内服，更能增强清热解毒消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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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赞臣 >
证治经验：阴虚喉痹证治
喉痹在《内经》中早已有所记载：“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临床症状主要为咽喉色红作痛，痹塞吞咽不利等，一般有急、慢性之分。急性者多为风热喉痹、痰火喉痹等；慢性者多为阴虚火旺引起的“阴虚喉痹”。在治疗上，前者以疏散风热、化痰泻火为主，易于治愈，而后者则以养阴利咽为主，症情缠绵，临床尤为多见。阴虚喉痹大都得病时间较久，症状有轻有重，故务须根据具体症状分别论治。现就本病症的发生原因和辨证以及治疗方药分述如下：
发病原因
本病的病因主要有二：一是由急性喉证失治，迁延日久而成；二是由于身体其他部分病变，致阴分内亏所致。日久不治导致阴虚，阴虚则火旺，形成喉痹，彼此相互为因。在诱因方面，往往由于多言语（或歌唱）、吸受尘埃、高热工作、长期失眠、嗜食辛辣之品等，而以多言诱发者为最多，故本病常与职业、工作性质、生活习惯等有关。
辨证与治疗
喉痹有咽部红肿（肿）干燥作痛、痰结、胸闷、咽喉堵塞感（或梗塞感）、声音嘶哑等五个基本症状，而其中以咽部如由物梗塞肿红干燥作痛为主症。这些症状轻重程度不一，故在详细询问病史之后，必须从这几个方面来辨证，考虑治疗法则。
1、咽红干燥作痛
喉痹患者的咽部常为隐红（即暗红色），新感风热或胃肠积热者，亦可见鲜红而肿。无论其色隐红或鲜红总属于火。不过隐红色属虚火，鲜红色属实火，不能等同视之。凡咽喉隐红属于阴虚火旺者，治宜益阴清火法，药用玄参、麦冬、细生地、白芍、天花粉、石斛之类；若兼有便艰者，加用桑椹子、制首乌之品。咽喉鲜红往往只是喉痹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本着“急则治其标”的原则，可先用挂金灯、山豆根、丹皮、赤芍等药；暴感风热者，酌加薄荷、蝉衣、牛蒡子；鲜红甚者，用黄芩、知母、黄连等苦寒泄热；便秘者加芒硝，与治急性喉症的方法相仿，一俟鲜红消退，急性症状过去之后，仍用益阴清火之法治疗。在观察咽红的同时，还须注意观察分辨咽喉、上腭哥窖纹和小瘰之色泽。一般说来，纹粗而色鲜红者，往往虚火与实火相参；纹细而色暗者，为虚火无疑。小瘰细而色红，密布上腭及咽喉者，属虚火上炎；小瘰形大，斜视如水晶泡状，又属痰湿互阻。此外，在喉痹日久之后，往往出现咽底壁结节和舌下经脉显露。结节有大有小，色有红有淡。色红而肿者为火盛，色淡而肥厚者有痰湿；形高突者属实，形扁平者多虚。舌下经脉色紫而暴露者为瘀热。
咽部干燥作痛之症，轻者饮水之后略有减轻，重者即使多饮亦不能改善，每于午后及夜间为甚。此为津液不足之故，多用生津之品。这类药物固然不可确少，但尚须结合以上咽部鲜红或隐红的情况参用清热、泻火、益阴之品；还须进一步研究其所致之由。盖津液之生成，影响津液耗损的原因，均与脏腑功能有关。津液来自水谷，水谷入胃，化为精微，经脾气之输布，上行于肺而灌溉全身；肾受五藏六腑之精而藏之，以供人体生命活动之需。这样不断贮藏、不断给养，循环往复，以维持脏腑生理功能之正常活动。倘若脾、胃、肺、肾有病或功能失常，即会影响到津液的盈亏。又心肝火旺，亦可消烁津液。因此，治疗喉痹咽喉干燥作痛之症，除用一般的益阴生津药物外，并宜随症加减而治之。如兼见饮食不馨，食后脘腹满闷或大便溏泄等脾胃不健的症状时，即参用土炒白术、淮山药、孩儿参、茯苓、采芸曲、扁豆衣、莲肉、芡实等，以悦脾和胃，使之输化功能恢复正常，津液得以上承，则咽干自除。对阴虚脾胃虚弱的病例，宜用甘寒益阴的药物，不宜用滋腻和苦寒之品，以免碍胃。如语声无力，动辄气喘的肺气不足的病例，可加太子参、百合、玉竹以益其肺气；如腰背酸楚、遗精、小便余沥不尽，甚则遗尿的甚亏病例，则用制狗脊、山茱萸肉、益智仁、菟丝子以益肾固本；如头目晕眩，两目红丝缭绕的肝旺病例，则佐以白芍、橹豆衣、白蒺藜、天麻等柔肝益阴；兼有心悸忡、自汗、夜寐不宁等心气不足的病例，可配用五味子、浮小麦、北沙参、麦冬等以养心气。总之，治咽干不能单用益阴生津药物，以见症治症为事，必须溯本寻源而治其本，才能使津液的生化输运恢复正常，根本改善咽干症状。
2、痰粘
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故痰多常责之于脾阳不足，脾气失运。但在喉症方面，并不尽然。喉症见痰粘者，总不外肺中热郁；同时尚须结合观察咽部色红程度来判断郁热之轻重或属虚实。在用化痰药时，温燥药必须慎用。若川贝母、象贝母、杏仁、地骷髅、海蛤粉、橘白络、黛蛤散等可作常用之品；如属暴感风热，咽部红肿而痰涎多者，则用蝉衣、僵蚕、牛蒡子之类，以祛风清热而化瘀；若见舌苔粘腻，咽燥不甚者，则酌用二陈汤（但仙半夏用量不过6g）。当然，属于脾阳不足的病例，亦须顾及脾阳，不可一概而论。
3、胸闷
根据临床所见，胸闷程度轻重不一。轻者仅感胸闷，呼吸不畅；重者感前胸如压，甚至行走登高之后，胸膺满闷，气逆作喘。在辨证时，如见痰粘咯吐不爽，晨起胸闷较甚，咯出痰涎后稍适者，则属痰热蕴于胸膈之间，须用清热化痰之法（药物见前），必要时可加广郁金以辛开解郁。如果无痰而声低音哑，咽干痛较甚，早晨胸闷轻，入暮的病例，则属肺阴苦亏损、肺气不足，宜用益气、养肺阴的药物（见前）。
4、咽喉堵塞感（或梗塞感）
喉痹病例均有此自觉症状。有的病人为了要排除这一不适感，喉头每每发出“咕咕”之声。诊察时如有粘痰难咯或痰厚色黑成块的情况，则为痰阻所致，须用化痰之品；若无痰而动则气逆；喉头有吞之不下，吐之不出的感觉者，属于气结，可用芳香轻宣理气之品，如绿萼梅、佛手片、野蔷薇花等。无痰阻或结，射干是治此症之要药。射干味辛苦，苦能下泄，辛能上散，清火散结之功最显；但用量宜轻。因此药系苦寒微辛之品，脾胃须弱者必须慎用。
5、声音嘶哑
这一症状在喉痹中较为多见，但轻重程度不一。喉痹日久，声音往往由不扬转为嘶哑，甚则音喑。在使用开音药时，不可与因暴感风寒所致的音哑等同处理，仅用蝉衣、牛蒡子、胖大海之类药物；必须顾及肺热津亏的根本原因，可用凤凰衣、木蝴蝶以平肝清肺化痰，参以沙参、麦冬、天花粉、芦根等益阴生津。如肺气虚者，配以益肺气药；痰浊多者，酌加清热化痰之品，亦需从整体着眼。从以上五个主要症状辨证之后，再结合察舌、切脉。脉象大多属细、弦细、细滑、细墙、细弱等。舌苔多见淡红，有少数病例，可见舌根腻或苔糙。
喉痹是咽喉疾患的一种慢性病，往往经年累月，时轻时重，容易复发，与全身健康情况、生活、工作和饮食等有关。治疗亦往往不易见效，因此在辨证用药时，首先要从各方面注意观察，抓住病之“本”按证立法，以“养阴”为主要关键。但养阴不可滋腻，清肺慎用苦寒，以免损伤胃气，益气不可升阳，健脾不可升阳，健脾不可温燥，防其气升火亦升，耗伤津液。用药总在寒清润、酸甘敛阴、益胃生津、悦脾立气、平补肝肾的范围。
除用内服药外，常须配合局部疗法。外用“吹喉药”及“嗽口药”这是外治内服相结合的一个必要措施。对咽喉红或糜碎干燥干痛者，能使药物直达病所，增强清凉、消炎、润燥、止痛、利咽的作用。嗽口药还能使痰涎咯出，因而使疗效得到提高。但要注意，吹药时不应正对喉腔，要侧向咽壁吹入，且药物要散布均匀，不要凝结成团，以免发生咳呛和影响药效。
张赞臣 >
学术观点
张氏为人诚笃，治学严谨，既重视前人根据临床实践总结之理论认识，又能在自己处方遣药的经验基础上，不断提高与发展。对于中医喉科古代文献，他十分推崇《尤氏喉科秘书》（尤乘着）、《喉科指掌》（张宗良着）、《喉症全生紫珍集》（朱翔宇着）、《重楼玉钥》（郑梅涧着）等书，认为它们是喉科较为重要得参考文献；对于疫喉方面，他又认为《白喉全生集》（李伦青着）、《白喉症治疗通考》（张孟勋着）、《喉科白腐要旨》（许佐廷着）等是治疗白喉的善本；《疫痧草》（陈耕道着）、《疫喉浅论》（夏春农着）、《喉痧正的》（曹心怡着）等是治疗喉痧病症具有一定价值的参考书。
在强调对于中医喉科应很好予以继承的同时，张氏并不受前人学说的局限，又能根据临床治疗效应，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不仅在发扬中医喉科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对于后学者也具有相当的启迪作用。
一、重视整体，着重肺胃。
认为咽喉病症虽属局部又是人身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一旦咽喉发生病患，势必影响及于全身，在治疗上务必根据具体病症考虑到整体的变化，采取相应的疗法；如果只看到局部症状的表现，而不照顾全身的变化，要想在治疗上取得理想的效果是很难实现的。但是，张氏又认为：既然咽喉病症发生于局部，无论是何种病因、何种病症，在诊察病情时都不容忽视局部病变。而对局部病症的治疗，又应着重于肺、胃二经。因为“喉主天气，咽主地气”，分别为呼吸之要道，饮食之关隘,故与肺、胃两经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为此，凡诸咽喉病症属于热毒为患者，则以清泻肺胃热毒为法，创“金灯山根汤”（挂金灯4.5～9g、山豆根4.5～9g、白桔梗3～4.5g、牛蒡子4.5～9g、射干3～4.5g、生甘草1.5～3g）为主方：凡属阴虚火旺之症，则以养肺胃之阴为法，创“养阴利咽汤”（南北沙参各10～20g、百合10g、白芍9g、天花粉9g、射干5g、枯梗4.5g、生甘草2.5g）为主方以治之。以上两方临床应用，屡建殊功，充分证实了张氏理论的正确性。
张氏虽治重肺胃，但又十分重视中医“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原则，如对某些咽喉症属于“肝火郁遏”者，则施以清泄肝火之法，属于“心火上炎”者，则投以清降心火之药。咽喉诸症,昔有三十六候、七十二症之说。张氏认为“咽喉之症，其证虽繁，总归于火”。其所以作如此断言者，主要依据乃是咽喉诸证多有色红之候。由于咽喉色红又有深、浅之别，故其火亦应有虚、实之分。张氏认为：“咽喉红肿胀疼痛者，多属热毒壅盛；其色暗红、痛而不剧者，多属阴虚火旺之症。”在咽喉色红之处，张氏对出现红点者，称为“小瘰”；出现丝状赤脉交叉者，称为“哥窑纹”。他并认为“哥窑纹”粗而鲜红者，为虚火与实火相参；纹细而色暗红者，属虚火。“小瘰”生于咽前及底壁，有结节而色红高突者，为火盛；细而色红者，为虚火上炎；若其形大，斜视之有如水晶泡状而透明者，大都为挟湿之症。在咽喉色红之处，热毒炽盛、咽喉红肿疼痛者，往往兼有痰涎壅滞，出现痰热之症，在治疗上通常以清热化痰为法，而张氏则认为多系热炽火炎、结于大肠所致，在治疗上务必抓住时机，运用攻里通腑之法。因为如能及时通利大便，往往能取得上病下取、引热下行以及釜底抽薪之效；否则，应通而迟疑不决，而邪火不得下泄，咽喉红肿之势终难消除。至于在具体运用通下法方面，张氏又每因病症各异而采取不同措施，约而言之，有如下四种：（1）通下泄热法，主要用于发热炽盛而大便干结之症；（2）通下涤痰法，主要用于肺胃火升、痰热壅盛而大便干结之症；（3）通下平肝法，主要用于肝火郁结、腑失宣通之症；（4）滋阴通下法，主要用于阴虚火旺，咽痛、肠燥之症。由上可见，张氏所用通下法均直接或间接与泻火泄热有一定联系。特别是张氏在运用中能灵活掌握、通常达变，故能得心应手、效如桴鼓。
二、泻而防弊，务护正气
正气为人之根本。张氏对之极为重视，在治疗过程中特别强调要注重维护正气。他对热毒炽盛、咽喉肿痛之症，固然主张必须选用清热解毒、泻火利咽之剂，但又同时指出应予顾及脾胃。即使平素脾胃健运功能正常者，张氏也认为使用苦寒泄热之品，必须中病即止、不宜过服；若是脾胃虚弱者，更勿纯用苦寒，唯恐邪热尚未根除，而中焦已先受损，胃气一败，后天失调，从而有碍康复。对于通下法之运用，张氏认为虽可荡涤邪热、克奏捷效，但如应用不当，诸如药不对证、病轻药重等，则每能损伤正气、消耗阴液；其为阴虚喉痹者，尤应注意，即实热结于阳明，易于化燥伤阴，亦不容忽视。盖阴液之存亡，对于病情之转归，至关重要，所谓“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虽为治疗温热病症之格言，在治疗咽喉病症方面，亦应视为重要的原则。此外，对于阴虚喉痹而兼有脾胃虚弱者，张氏既避免使用辛燥伤津之品，而且还须“益气不可升阳，健脾不可温燥”，选用之药多为甘寒清润、酸甘敛阴、养胃生津之类，以缓图治效，其用意亦在于护正也。
三、泻而防弊，务护正气
正气为人之根本。张氏对之极为重视，在治疗过程中特别强调要注重维护正气。他对热毒炽盛、咽喉肿痛之症，固然主张必须选用清热解毒、泻火利咽之剂，但又同时指出应予顾及脾胃。即使平素脾胃健运功能正常者，张氏也认为使用苦寒泄热之品，必须中病即止、不宜过服；若是脾胃虚弱者，更勿纯用苦寒，唯恐邪热尚未根除，而中焦已先受损，胃气一败，后天失调，从而有碍康复。对于通下法之运用，张氏认为虽可荡涤邪热、克奏捷效，但如应用不当，诸如药不对证、病轻药重等，则每能损伤正气、消耗阴液；其为阴虚喉痹者，尤应注意，即实热结于阳明，易于化燥伤阴，亦不容忽视。盖阴液之存亡，对于病情之转归，至关重要，所谓“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虽为治疗温热病症之格言，在治疗咽喉病症方面，亦应视为重要的原则。此外，对于阴虚喉痹而兼有脾胃虚弱者，张氏既避免使用辛燥伤津之品，而且还须“益气不可升阳，健脾不可温燥”，选用之药多为甘寒清润、酸甘敛阴、养胃生津之类，以缓图治效，其用意亦在于护正也。
四、内外合治，其效益彰。
治疗咽喉病症的具体方法，张氏认为内服汤剂固属重要，外治诸法亦不容忽视。因为外治药物可直接作用于病所，与内服药配合治疗，则相得益彰，俾取得更为显着疗效。关于咽喉病症的外治法，主要有三：即吹喉药、噙漱药以及局部切开排脓法。前两者，一般均选用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祛痰去腐之药组成，故主要用治咽喉红肿疼痛等症；后者则主要施于咽喉疾病化脓成熟、急需切开排脓之候。
对于吹喉药的配制，张氏早年均亲手自制作，所用药物均逐一精选，然后按要求逐一加工，操作审慎，磨研精细。各种吹喉药研磨后，先用两指搓捻，如无粗粒碍手，然后再用口尝，以舌舔即能化解为度，务使药物吹入喉中无丝毫刺激或其他不良反应，方为中式。
对于切开排脓，张氏认为必须掌握时机而后施行，若酿脓尚未成熟，过早切开，则徒泄气血；切开过迟，则脓毒内侵，腐蚀益深；皆不利于排毒愈合。诊断化脓之成熟，张氏认为主要有三项标志：（1）外观局部有红肿光亮之象；（2）用压舌板进行触诊，按之软而凹陷，举之则复现高突；（3）疼痛集于一处，且有跳动感者。正因为他对咽喉痛肿的辨识具有极其丰富的经验，所以在切开排脓方面总能掌握脓熟适度，恰到好处。
本帖最后由 moni 于 2011/9/3 03:35 编辑
编辑词条 施今墨 http://imgsrc.baidu.com/baike/abpic/item/b13fd4804bc829c49023d920.jpg
施今墨（1881-1969），浙江萧山人，原名毓黔，字奖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他13岁时从其舅父，河南安阳的李可亭先生学医，又因政治不定，进入京师法政学堂，接受革命理论。后来追随黄兴先生，并参加了辛亥革命。后来渐感时世虽异，许多官员仍不改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僚作风，便对革命大为失望，慨叹不已。既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便从此弃政从医。
施今墨先生认为，西医学并非一无是处，而许多西医的仪器设备还有助于诊断明确，所以并不排斥西医。但他认为，西医在治疗方法上不如中医多样有效，故始终坚持中医的辨证论治。他疗效卓著，名声大噪。他说：“治疑难大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始能奏效，因循应付，非医德也。”
施今墨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其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他擅用大方，药品的搭配极有法度，与一般医生之随意堆砌药物，断不可同日而语。中医遣方用药，每药的使用，都必须与其他药物相互为用，七情和合。因此，药味越多，就越容易出现不和、不当的搭配，影响全方的整体性和治疗效果。然而施老用药，常见二、三十味之多，但即使药味再多，也配合得体，法度严谨，毫无繁琐冗赘之感，反倒彰显其华贵大方，非常人能及之气度，其处方之华美常令中医药界的行家矢口赞叹。他还十分善于将《伤寒》、《金匮》的方剂参合应用，可以说对于经方的使用已然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这也是他学识渊博、辨证翔实的见证。
施老十分擅用“对药”，所谓对药，就是在二、三味药组合使用时，有些药物搭配起来使用，可以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功效。他创制了许多对药的使用方法，对于中药的药性药理极有研究。大量对药的使用，更加突显了其方的华贵之气，是医学殿堂中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他不仅善用大方，其使用单方、小方也得心应手，效如桴鼓。他在治学方面极为严谨，认为：“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以致误。”另外，施今墨在处方上的风格，后人十分难以模仿，“其有厌学而图其便者，略习其大方以求相似，鲜有成功者。”因其方大而不乱，繁而不杂，因此，没有足够的理论储备和深厚的医学功底，徒然模仿他的处方风格，必不得其要领，漏洞百出，不仅令人耻笑，疗效上亦无建树，绝难成功。
在学术上，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气血为人身的物质基础，实属重要，因此，提出了“以阴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的理论，这是对八纲辩证法的又一发展。在治疗外感温热病上，他提出凡内有蕴热，便易招致外邪，表证不可只知发汗，还应注意“清里热”，在“解”与“清”二字上仔细推敲，创立了“七解三清”、“五解五清”、“三解七清”等法，使用得当，便效果极佳。
1929年，以余云岫为首的个别国民党政府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废止旧医案”，妄图逐步取消中医。施老等组织了华北中医请愿团，奔走于南北，联合同道，在南京组织请愿，登报呼吁，引起了民众的呼吁，终使国民党政府撤消此案。作为反击“废止旧医案”一记重拳的，就是施今墨先生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支持余云岫阴谋的、后来的大叛徒汪精卫的岳母治疗痢疾的病案。汪精卫岳母时痢危机，西医无救，其女陈君璧（汪精卫老婆）力主看中医。施今墨由此赴诊，历来言语谨慎的他在处方时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几乎泄痢而亡的汪精卫岳母照方仅服药数剂，果如其效。后汪精卫题“美意延年（庄子语）”置匾相赠，以现其折服。
1932年，他创办华北国医学院，课程设置以中医为主，兼设西医基础课程，如解剖、生理等。到解放前为止，已培养了500多名优秀中医人才，皆为后一辈的骨干力量。
1953年，在中南海接受周恩来总理接见，中肯地提出心中的愿望：建议成立中医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学院……得到周总理的首肯，为新中国中医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周总理在接见时指出：“在新中国，中医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发展，让西方懂得，中医是人类医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施老在中医学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他为人严谨、谦恭，授徒严格、认真，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尊重西医，接纳新知，是近代中医的领袖人物之一。
为继承其宝贵经验，经门人整理，已出版《施今墨临床经验集》，《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等书。
施今墨先生生平主要活动简表
1881年3月28日生于贵州，原名施毓黔，祖籍浙江省萧山市坎山镇施家台门。
1902年随父到山西，入山西大学堂读书。后因参与反对校长之学运而遭开除。
1903年就读于山西法政学堂。
1906年山西法政学堂毕业，保送京师法政学堂。并开始业医。
1912年以山西代表身份到南京参加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后留在陆军部帮助黄兴制定陆军军法。
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重期间，曾延请施今墨诊病。
1929年汪精卫提出《取缔中医案》，施今墨等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联合各省中医到南京请愿，获胜。
1930年应邀赴陕西为杨虎城将军治病，药到病 除，当时报纸传为佳话。何香凝、溥仪、 载涛、李宗仁、郭德洁都多次延请看病。 与萧龙友、孔伯华等名医创办北平国医学院，任副院长。
1932年中央国医馆成立，任副馆长。与魏建宏、 刘肇甑，陈公素等人创立华北国医学院并任院长。
1940年《祝选施今墨医案》一书出版。
1941年任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董事长。
1966年 “文革”开始后遭受迫害，后得周恩来保护。
l969年春病危，口述关于中医工作的建议，呈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8月22 日 病逝于北京，遗嘱火化并捐献遗体作医学解剖。
1971年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后在万安公墓修建衣冠冢。
毛主席宴请施今墨：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相信和重视发展中医药，都是他的一贯主张。没有专门学过医的毛泽东，在学习历史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中医药学辩证思想和中医药学思维方式，他倡导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此说似乎不无戏言成分，但他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表明了其对中医的情结。
毛泽东不仅关心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与许多名医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甘将心血勤耕耘，期卜它年一片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