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moni 于 2011/9/4 08:15 编辑
本首帖介绍的陈潮祖所著《中医治法与方剂》人卫出版社第四版一书现在已经出了第五版，把《陈潮祖医案精选》一书的内容都选进去了，《临证解惑》一书的内容不知有没有也包括进去，得看看书才知道；五版现在当当网-卓越网缺货，其它网站有，但送货上门服务的城市受限制，邮购则需多付邮资；总之，读者可以依据自己的需要作决策，这里仅仅是提供一下信息（书2009年12月即已经出版，在此也是马后炮而已）！
陈老在中医界的学术影响看来随着《中医治法与方剂》一书的不断修订再版而深入人心，这是令人鼓舞的一件好事！
http://ec4.images-amazon.com/images/I/51tfscgetdL._AA115_.jpg
中医治法与方剂(第5版) 陈潮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12出版)
[ 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10/7/28 21:27 编辑 ]
本帖最后由 moni 于 2011/9/3 03:37 编辑
深研病机穷究方理的陈潮祖--宋兴整理
http://bbs.zyy123.com/thread-4713-1-1.html
编者按：陈潮祖，四川宜宾人，从事中医病机理论研究、方剂教学、临床工作近５０年，其突出成就也主要集中在这三个方面。理论上，他对脏腑病机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尤以“五脏宜通”论和“膜腠三焦”说为具有突破性的新创见。其“五脏宜通”论明确指出，五脏气机活动的特点仍是“以通为用”；其“膜腠三焦”说则不仅发“三焦根源于肝”之新说，且从膜腠之结构、位置及与脏腑津气的相互关系等不同角度，论述了膜腠三焦的生理、病理意义。方剂学上，创以五脏病证为纲类方和从脏腑病机入手阐明方理的方书新体例，强调方随法施，法因证立，证系于五脏，把理、法、方、药融为了一体。临床上，长于通过调理气、血、津、液在膜腠及脏腑的盈、虚、通、滞治疗多种疑难杂证。
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
———朱熹《朱文公文集》
陈潮祖，男，１９２９年２月生于四川省宜宾县李场镇。陈氏自幼资质明敏，喜读书，善为文。因其母宿疾久困，常延医诊治，长期耳濡目染，渐至心有所感，情有独钟，遂矢志岐黄，以济世活人。１８岁从同里孙芳庭习医，学成，悬壶桑梓，医誉鹊起。１９５７年赴成都中医学院深造，结业后留校从事教学、临床、科研工作。曾任方剂教研室主任，现为中医教授，方剂学硕士导师，成都市政协委员。１９９１年被国家选定为全国５００名名老中医药专家之一。
他在学术上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全面继承，大胆创新。且数十年如一日，教学之余，深入临床，临床之余，着力科研，在各方面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在教学上始终坚持以论明理，以案实论，做到论实理透，加之言辞婉雅清新，内容妙趣横生，闻者无不誉为“月下清泉，流于石上”；在理论上，倡言“五脏宜通”和“膜腠三焦”说，言人所未言；在临床上，以调理脏腑“气、血、津、液的盈、虚、通、滞”为治疗主张，对气管炎、胃肠炎、肝炎、肾炎、高血压、冠心病等多种慢性病、疑难病均辨证精确，立法精当，用药精省，疗效卓著。其著述有《中医治法与方剂》、《中医方剂与治法》、《中医病机治法学》，以及行将问世的《方理求真》等近３００万言。其中，《中医病机治法学》为其代表作。该书以脏腑为本，从气、血、津、液的升、降、出、入和盈、虚、通、滞立说，系统阐述了病机三要素；而且以五脏统病机，以病机统治法，以治法统方药，把中医理、法、方、药第二卷５７２融为了一体。使制方有所宗，用方有所本，颇为临床家所重。该书问世后，迅速被日本翻译出版，流传海外，影响巨大。
其为人，刚耿不阿，仁爱不矜，虽名扬中外，而一如布衣。对患者，惜孤怜贫，仁爱有加；对同道，谦谨容让，成人之美；对后学，奖掖荐拔，不遗余力。亮节高风，堪为后学师表。
学术精华
一、倡言“五脏宜通”在《素问·五脏别论》“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之论的基础上，后世明确提出“六腑以通为用”，而未及五脏。五脏气机活动到底是“以通为用”，还是“以塞为用”？自此晦而不明。这是一个直接涉及临床治疗学思想的重大问题，有鉴于此，当代著名中医学家陈潮祖先生，在其《中医病机治法学》一书中，响亮提出“五脏宜通”。并以《内经》之说为根据，对“五脏宜通”的生理、病理及治疗意义作了深刻论述。
（一）明五脏气机活动特点陈氏指出：在《素问·五脏别论》有关脏腑藏、泻、满、实之论中，藏与泻相对而论，脏与腑完全对立，很容易使人在探讨脏腑气机活动特点时，建立完全对立的认识，加之后世学者在研究发挥这段经论时，明于腑而晦于脏，只高揭“六腑以通为用”说之帜，却不曾对五脏通塞有过只言片语的论述，所以，这段《经》论既是“六腑以通为用”说的滥觞，也是五脏气机活动特点晦而不明的根源所在。
他还进一步指出：要从学术本质上澄清这一疑点，就得首先辨明《经》论与后世“六腑宜通”之说是否性质同一？而要弄清这一点，就必须深刻了解《内经》原旨。他认为，对于《内经》有关脏腑藏、泻、满、实之说的辨析，１９８６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由成都中医学院郭重夫教授主编的《黄帝内经讲解》一书，最为畅达透彻。其谓“五脏主藏精气，其所藏精气，即是水谷所化生的精微之气。只有所藏精气丰满充盛，五脏乃至全身的脏器组织才能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五脏精气宜贮藏于内，不宜散泄于外。”又：“‘化’，指转化。‘传化物’，指六腑不但有传送水谷的功能，而且也是水谷消化腐熟、化生精微的场所。水谷只有在六腑中依次传送，才能化生精微，排泄糟粕。”又：“藏，就是汲取水谷精华；泻就是传送水谷，排泄糟粕。所以脏有‘满而不实’，腑有‘实而不满’的特点。”显然，《经》论所阐述的是脏腑生理功能特点，而并非脏腑气机活动特点。后世在研究阐释这段《经》论时，提出的“六腑以通为用”说，并不是以“泻”为根据得出的有泻才有通的结论，也不是对六腑生理功能的进一步概括，而是强调了“通”对六腑生理功能正常发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非“通”不能传，非“通”不能化，非“通”不能泻，非“通”不能维持其“胃实肠虚”，“肠实胃虚”，“实而不满”的生理状态。“通”是由六腑气机升降来实现的，“六腑以通为用”，实质上是对六腑气机活动特点的概括，其与《经》论之藏、泻、满、实说虽有密切联第二卷５７３系，但一言脏腑生理功能，一言六腑气机活动，性质绝不同一。因而在研究五脏气机活动特点时，陈氏认为，绝不能简单地以“藏”而“不泻”去机械类推，更不能错误地以“六腑以通为用”说为对照，反其意而求之，而应当是在深入研究“五脏藏精气”之生理意义的基础上，去探求五脏气机运动特点，才能得出真正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来。《经》论所谓“不泻”，是指五脏所藏精气不直接排泄于体外，并非藏而不用。恰恰相反，五脏所藏精气是机体生命代谢活动的基本物质，必然，也必须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机体包括脏腑在内的各个部分，机体生命代谢活动才能持续进行，作为健康机体的言、行、视、听以及喜、怒、忧、思、悲、恐、惊也才能正常发挥，六腑的“传化物而不藏”，和五脏的“藏精气而不泻”也才能得以实现。五脏要正常地发挥其“藏精气”作用和把所藏精气输送到全身，气机通畅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不通，则六腑运化所得之精何由而入？五脏欲藏无门；不通，则五脏所藏之精何由而出？机体欲用无路。似此，五脏还有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只有“五脏宜通”才是五脏气机活动特点的正确概括。
（二）“五脏宜通”说的理论根据学术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五脏宜通”的学术见解，绝不是凭空想得来的，而是通过对中医理论的深入研究，并以之为根据提炼得来的，当我们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中医理论渊薮———《黄帝内经》时，便不难发现，“五脏宜通”说与中医理论无一不相契合。
１?从《内经》天人观看“五脏宜通”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术思想，是以对自然界的宏观研究为基础，以对人体生命规律研究为核心的。无论是在论述宏观自然现象还是人体生命现象时，都自始至终贯串着一个共同的认识，这就是“万物恒动”。《素问·六微旨大论》说：“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自然万物和人体自身都处在永恒运动之中，正是由于运动不息，决定了寒暑交替，春秋往来，朝暮移易，以及植物生、长、化、收、藏，动物生、长、壮、老、已的变化发展。自然世界那么万象纷呈，其运动形式有无共同特点？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无论世界多么复杂，其本元之质均为“气”，《内经》正是以把握气的运动特点来把握天地万物的运动特点的。气的基本运动形式是什么？那就是《素问·六微旨大论》所明确指出的“升、降、出、入”。欲升降，欲出入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仍然是“通”。不通，升降何为？不通，出入何由？是故天地气交，阴阳消长，万物生化，天人相应，无一不“以通为用”。
（１）天地气交，非通不行：早在《内经》问世之前，中华先民便透过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深刻把握住了弥散于天地之间的自然之气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一刻不停地运动变化着。《内经》为了通过认识自然去认识人体生命规律，大量继承吸收了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不仅科学地解释了云雨的变化，而且形象地说明了天地之气的基本运动形式。《素问·六微旨大论》进一步明确指出：“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深刻阐明了气的升降是天气和地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对自然气象、气候的重大影响———使之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无论是天气之降，还是地气之升，也无论是云气之布，还是雨气之施，都离不开气机的交通流行。倘若天地闭塞，气机不行，云气从何而升？雨气从何而降？地气从何而上？天气从何而下？所以说，天地气交，非通不行。
第二卷５７４（２）阴阳更迭，非通不立：有了天地气交，便有了阴阳的对立统一。四时往复，昼夜交替，无一不是阴阳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体现。《素问·至真要大论》说：“阳之动，始于温，盛于暑；阴之动，始于清，盛于寒。”一年之中，由春温变为夏热，是阳长阴消变化的结果；由秋凉变为冬寒，是阴长阳消变化的结果。又《素问·金匮真言论》说：“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这种四时中的阴阳消长，和一日中的阴阳转化，都是阴阳互通，而又互用在气候、气象方面的生动体现。
倘无阴阳相通何来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又何来一日之中朝辉夕阴，昼明夜暗的阴阳盛衰变化？当我们求之于阴阳运动的实质———天体运动时，便能更深刻地理解“通”对于阴阳消长运动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素问·六节脏象论》以“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行有分纪，周有道理”的论述，揭示出自然界阴阳运动变化的实质，是天、地、日、月按照一定轨道运行变化所导致的。这绝不仅仅只是天体间位置关系的影响，而是天之阳，地之阴，日之阳，月之阴相互流通，亦即光、热、磁、电等诸多天体物理因素相互作用及其位置关系影响的结果。如果太阳的物质流被完全阻断，不能到达地球，或天体间位置固定不变，则地球之寒热何由交替发生？四时何由往复出现？昼何由始？夜何由止？阴阳运动何由体现？所以说，阴阳消长，非通不达。
（３）万物滋生，非通不化：有了阴阳的消长运动，便有了万物的滋生。万物的滋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影响并促进这一过程完成的重要因素，仍然是“通”。《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天气之施，地气之受，天地气合而有生，这是生命的起点，也是万物繁衍的起点。“相感”就是在相通基础上的相互作用。没有相通，无从相感，天气自是独阳，地气自是孤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生命的发生便失去了最基本的条件。正是由于天地之气能相通而后相感，天体运动过程中的阴阳消长，才能作用于地球自然，使之发生，有如《素问·气交变大论》所说“东方生风，风生木……其化生荣……；南方生热，热生火……其化蕃茂……；中央生湿，湿生土……其化丰备……；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化肃杀……；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化清谧”的不同气候、气象、物候、物象变化。没有春气的流通，便没有和煦的春风，也就没有万物的复苏；没有夏气的流通，便没有炎热的南风，也就没有万物的蓬勃发展；没有长夏之气的流通，便没有天地氤氲，也就没有累累硕果育成；没有秋气的流通，便没有干燥凉爽的西风，也就没有万物精气的聚敛；没有冬气的流通，便没有凛冽的北风，也就没有万物精气的闭藏贮存。可以肯定，季节气候的变化，绝不仅仅只是温差的变化，而是包含着除光、热、磁、电外，迄今尚未能完全知晓的种种物质流的改变。正是来自宇宙的各种物质流与地球物质流的相互流通，相互作用，才有了生命的滋生。也正是来自宇宙的各种物质流在各天体运行中处于不同位置时的量变，对生命体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才有了生命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繁衍；以及植物的生、长、化、收、藏和动物的生、长、壮、老、已的发展。“通”，仍然是决定性的条件。所以说，万物滋生，非通不化。
（４）天人相应，非通不能：正是由于有了万物的滋生、演化，才逐渐有了人类的诞生。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和其它自然万物一样，也是天地之气相互流通，相互作用的产物，与自然界也有着息息相通的关系。《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这是最容易被人们感知的以呼吸、饮食与自然的相通。不仅如此，而且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所指出的那样：“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人体以五脏为中心的五大系统，无一不与第二卷５７５自然界相通，无一不时时刻刻受到自然界种种因素的影响，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内经》中十分丰富。如《灵枢·本藏》说：“五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连四时，化五节者也。”指出了机体在适应自然变化的过程中，五脏和外界并不是简单地相通，而是有着十分特殊的联系，所以五脏之气的升、降、浮、沉，与四时阴阳的消、长、盈、缩，具有相应的节律性。又《灵枢·五乱》篇谓：“经脉十二者，别为五行，分为四时，……五行有序，四时有分，相顺则治，相逆则乱。”进一步阐明了不仅五脏与自然有着相通的关系，就连十二经脉也与四时、五行相应，而且只有相应，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状态。《内经》中的这些有关天人相应的理论，是猜度臆断之词呢？还是言之有据，确有所本？《灵枢·五癃津液别》篇以“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这一最直观的生理现象，作了最通俗易懂的回答和说明。
《素问·八正神明论》则以天气的阴、晴、冷、暖变化对人体气血浮沉的影响，作了更为深刻的说明。其谓：“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泽而卫气浮……；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涩而卫气沉。”没有天人之气的相通，天之寒、暑、阴、晴何能被人感知？又怎么能够引起机体腠理开阖，汗蒸尿聚，乃至气血浮、沉、滞、畅的种种内在变化？可见，天人相应，非通不能，《内经》是持之有据的。但《内经》毕竟不是简单讨论天人相应的作品，而是以研究人体疾病这一客观事物为宗旨的医学著作。所以，有关天人相应，非通不能的大量论据，主要还包含在对人体发病和病理现象的论述中。《灵枢·岁露》篇十分肯定地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毛发坚，腠理郄，烟垢著，当是之时，虽遇贼风，其入浅不深；至其月廓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腠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天体运动之所以能对人体生理和发病产生那么深刻的影响，绝非神灵所为，而是建立在人气与自然之气相通基础上的“天人相应”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五脏以通为用”的具体体现。因为人身气血、毛发、肌腠，无一不为内脏所主，其应时而动，应时而变的现象，正是内脏气机运动随时变异的外在表现。《灵枢·顺气一日分四时篇》，以疾病发展过程中朝、暮、昼、夜的不同变化，对天人在相通基础上的相应作了更为生动有趣的说明。谓：“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何也？……四时之气使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这不是凭空想象，这是一切有过患病经历的人都有过的客观感受。《内经》深刻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所以然之理，就在于人气与天气相通，并随天气之阴阳消长而盛衰变化。如果不能相通，昼、夜、旦、夕对于患病机体来说，不过是一种景象变化罢了，绝不可能施加如此微妙的影响。《内经》中相关的内容还多，但勿须一一列举了，以上内容已足以说明“天人相应，非通不能”是对“天人相应”关系的本质揭示了。
综上可见，《内经》在讨论天地气交，阴阳消长，万物滋生，天人相应等问题时，无一不以“通”立说。“通”，是宇宙万物运动的必要条件，也是宇宙万物运动的特点之一。宇宙万物如此，五脏何独不然？所以，《内经》在论述人体生理病理时，对“五脏宜通”，作了更为深入系统的总结。
２?从《内经》的生理观看“五脏宜通”《内经》从人体生理结构、生理功能以及各系统生理关系等方面，深刻阐述了天人相应、五脏互生、互用、互制等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都是建立在气机相通基础之上的。不通，则内外隔第二卷５７６绝，人体小宇宙的生命活动与自然大宇宙的阴阳升降，便失去了节律同步的联系，客观上等于失去了生命体生长繁衍所必须的外环境；不通，则脏腑气血营运阻绝，各系统之间便失去了有机联系，客观上等于失去了生命代谢活动所必不可少的内环境。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自然界有不需外环境或内环境而健康繁衍的生命体存在。所以，无论是从天人相应看，还是从脏腑间的相互联系看，离开了“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１）人体结构，无处不通：从《内经》所描述的人体结构看，以五脏为中心的五大系统，是由无数大小不同的管道或信息纤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素问·调经论》说：“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于血气。”《灵枢·逆顺肥瘦》篇又说：“手之三阴，从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又，《素问·血气形志》篇谓：“足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厥阴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足阴阳也；手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心主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手之阴阳也。”又，《灵枢·经脉》篇称：“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下循?内，行少阴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鱼，循鱼际，出大指之端……”（其余各经循行略）。五脏以经隧相通，十二经属脏络腑，布行全身，阴阳经首尾相连，如环无端。正是这套网状系统组织，把脏腑、肢体、窍道乃至毛孔都连结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使得表里透达，上下交通，气血营运无碍。在生理学范围内，只有物质基础尚未弄清的功能活动特点的存在，而绝对没有脱离物质基础的功能活动特点的存在。经隧、经络系统就正是“五脏宜通”的物质结构基础。
（２）五脏六腑，肢体窍道，气息相通：有了物质结构上的相通为基础，于是便有了五脏与六腑，与四肢百骸，与五官九窍在生理机能上的息息相通。《灵枢·本输》篇云：“肺合大肠……心合小肠……肝合胆……脾合胃……肾合膀胱。”与组织相应在“通”，与六腑相合亦在“通”，手太阴肺之脉，下络大肠，上膈属肺；手阳明大肠之脉，络肺，下膈属大肠。这就是“通”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肺气才能通过肃降助大肠传送糟粕。其余五脏五腑亦然，其要在“通”。
五脏不仅内与六腑相合，而且外与血脉、筋骨、皮毛相应。《素问·六节脏象论》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少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此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五脏与血脉、皮毛、筋骨等组织经脉相系，气息相通，其色泽才能在相应组织得到反映，其精气也才能源源不断地充养相应组织，同时，五脏也借助这些外周组织沟通了同自然界的联系，并接受自然季节气候变化的深刻影响。
五脏与七窍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灵枢·脉度》篇谓：“五脏常内阅于上七窍也，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人能通过七窍感知外界的形、色、气、味、音，主要取决于五脏气机与七窍的息息相通。
《内经》所勾画的以五脏为中心的人体结构，以及所描述的以五脏为中心的人体机能联系，可以说是无处不通。人体是一小宇宙，正是由于小宇宙的无处不通，才得以和无所不通的自然大宇宙建立全息的联系，从而及时、全面、准确、深刻地反映出自然界运动、变化、发展对于人体生命活动的巨大影响。
（３）气血营运，精微布散，所赖在通：人体生命活动的持续进行和健康发展，有赖从自然界源第二卷５７７源不断地摄取营养物质，以供代谢之需。从物质的摄入到代谢的完成，都需要以五脏为中心的五大系统，在结构上和功能上都畅通无碍，才能顺利实现。这样的条件，在健康机体是完全具备的。
所以，《灵枢·营卫生会》篇说：“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素问·经脉别论》也说：“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津四布，五经并行。”《素问·痹论》还说：“营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故循脉上下以贯五脏，络六腑也。卫者，水谷之悍气也，其气?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肓膜，散于胸腹。”由水谷精微化生的气、血、津、液，有的行于脉中，有的行于脉外，运行全身，无处不至，周而复始，无休无止。因而才保证了“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素问·五脏生成篇》），以及思维、语言等各种生理功能的正常发挥。“通”，在气血营运，津液布散过程中，仍然是决定性的条件。
（４）五脏生克，非通不制：在《内经》中，有关五脏生克的关系，是以季节气候对脏腑生理影响来曲折阐明的，这在前面有关天人相应关系的讨论中，已转引过不少《内经》的见解。五脏生克，是五脏间的生理制约关系，没有五脏的相互生，就没有五脏的蓬勃发展；没有五脏的相互抑制，也就没有五脏的平衡协调。正如景岳在《类经图翼》中所论：“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生与克，共同形成了五脏间的制约关系。这种制约关系仍然是建立在五脏气机相通基础之上的。没有气息的相互灌注，心自是孤立的心，肺自是孤立的肺……五脏之间隔塞不通，生的物质如何布运？克的信息又如何传递？这种制约关系是绝对无从建立的。惟有在通的基础上去求生，生才有根；在通的基础上去求克，克才有源。
所以说，五脏生克，非通不制。
３?从《内经》的病理观看“五脏宜通”五脏气机通畅，是机体健康的根本保证，一旦气机阻滞，就会发生气血营运失序，津液布散障碍的病理改变，而变生种种疾病。正如《素问·调经论》所说：“百病之生……皆生于五脏也，……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于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１）五脏气滞则病：五脏之气，贵在流通，无论何种原因导致的气机阻滞，都会引起气血不和而产生种种病症。《素问·举痛论》说：“五脏卒然而痛，何气使然？……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涩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寒气客于背俞之脉则脉涩，脉涩则血虚，血虚则痛，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寒气客于厥阴之脉，厥阴之脉者，络阴器，系于肝，寒气客于脉中，则血涩脉急，故胁肋与少腹相引痛矣……”以上种种疼痛病症，都是由于寒邪阻滞经脉，气机运行不畅所引起，经脉根于脏腑，实际上，一切经脉气机阻滞的病变，都间接反映了脏腑气机受阻，仍然可以看作是五脏气机在一定程度上的不通。脏腑气机阻滞的病理改变，不独外邪所致，精神情绪的失常也可导致。所以，《素问·举痛论》还说：“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荣卫不散……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无论上焦、中焦、下焦，都不是独立于脏腑经脉之外的生理单位，而是以脏腑为内应，经脉为网络的。任何一焦的气机闭塞，其实质都是内应脏器气机障碍。
（２）五脏不通则死：五脏贮藏精气，并源源不断地将其布散到全身，以维持机体代谢之需。
五脏贮精布精作用的发挥，有赖建立在气机通畅基础上的整体协调运动，任何一脏的气机不通，都会使整体协调关系遭受破坏，而导致气血营运废止，精微不藏不布，代谢中断，生命终结。
第二卷５７８《素问·经脉别论》从生理角度正面阐述了精气输布与五脏的密切关系，其谓：“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毛脉合精，行气于府，府精神明，留于四脏。”由此可以见到，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整体过程，其中任何一环遭受破坏，这一整体协调运动都不可能完成，后果的严重性是可想而知的。所以《素问·玉机真脏论》说：“急虚身中卒至，五脏绝闭，脉道不通……脏真虽不见，犹死也。”正气突然暴绝，或外邪陡然中于人，病起急骤，五脏气机闭塞或断绝，血脉不通，即使没有出现真脏脉，也属死证。《素问·热论篇》还进一步指出：“五脏已伤，六腑不通，营卫不行……故死矣。”不仅五脏不通难治，而且一切伴有五脏损伤的六腑不通、营卫阻塞的病证都是难以挽回的。有鉴于此，《热论篇》强调：“营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五脏不通的病理影响，从微、甚看，主要可分以上两类；从其临床表现看，则或痛、或痹、或机窍闭塞，或神志失聪，现象颇为复杂；从其病性范围看，主要导致的是实证，更确切地说，主要是由风、寒、暑、湿、痰、食、瘀、毒以及由情志激变等引起的脏腑气机阻滞性病变。从病理的角度，也可以反证，五脏确实宜通。
（三）“五脏宜通”说的实用价值陈氏指出：“五脏宜通”说的实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论和临床两个方面。理论方面又分生理、病理两大范围。临床方面则主要是对中医治疗学思想的指导。
１．理论价值五脏“通”、“塞”的生理活动状态特点研究，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五脏宜通”说不仅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更重要的是，以精辟的见解，准确提炼出了五脏生理功能活动状态特点，澄清了医林中的一个古老疑团。“五脏宜通”，是一切健康机体都必须保持的生理状态，在生理范围内带有普遍的意义。为病理研究奠定了正确认识的基础。
在病理学范围内，则透过“五脏宜通”这一五脏生理活动状态特点，深刻揭示出一切原因导致的阻滞性病症，其内在本质都是五脏不通。这虽不带有覆盖一切病理变化的普遍意义，但所统括的内容仍然很广。广义言之，凡实证及虚实夹杂的病变，十之七八均在此中；狭义言之，凡五脏本脏不通者，多属疑、难、重、危之证。故此说对实证和疑、难、重、危证的病理研究尤有突出的指导价值。
２．临床价值“五脏宜通”说的临床价值，主要体现在治疗学方面。《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至和平。”这可以说是“五脏宜通”说在治疗学思想上的总体现。具体落实到五脏，又如何体现？《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进一步指出：“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正如陈氏所说：“所谓达之、发之、夺之、泄之、折之，其实都是通的治疗措施”，意在“反复说明疏通五脏气血津液，才是治病要领。”（见《中医病机治法学》Ｐ：１３，以下凡引本书内容，不再标书名，只标页码）在《内经》治疗学思想指导下，后世创立了“解表、涌吐、泻下、温里、清热、补益、和解、理气、理血、除湿、祛湿、祛痰、固涩、润燥、升降等十五大法”。
（Ｐ：６２）在这十五类大法里，除固涩、润燥、清热、补益四法外，其余十一类大法均与“通”有着直接的联系。此外，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补法也寓有通的意义，解表、祛痰在于宣通肺气；涌吐、泻下、除湿在于畅通脾胃之气；和解在于疏通肝胆之气；升降在于通调三焦之气；温里在于通行第二卷５７９十二经之气，理气中之行气、散结、开窍诸法，则或通心、脑之气，或通百脉之气；理血法中之活血化瘀法在通心、肝、脉、络之气。陈氏通过对脏腑病机和历代治疗大法的全面总结和深入研究，认识到在病机上，无论是痰阻还是血凝，湿滞还是食积，六淫外袭还是七情内伤，其关键的病理环节都是“气机郁滞”。始则邪伤气滞，继则气滞邪聚，失治或误治，则邪聚又进一步加重气滞，形成恶性循环，终致气闭邪结，而成“营卫不行，五脏不通”之恶性候。在前人创建的各类治法上，无论是解表还是通里，祛痰还是除湿，散结还是导滞，破瘀还是排毒，疏郁还是开窍，无不寓行气于其中。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陈氏对“五脏宜通”说在临床治疗学上的具体运用，作了全面发挥。其主要见解为：（１）五脏欲通，贵在调气：陈氏认为，五脏不通，主要表现在对气、血、津、精的运行输布上。
气、血、津、精在输布过程中的基本运动形式，仍然是升、降、出、入。气、血、津、精的升降出入，是通过五脏气机的升、降、出、入来实现的，而“气在升、降、出、入中居主导地位。在气、血、津、精的运动中，气的升、降、出、入尤起关键作用。因为气为血帅，津随气行，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滞，气畅则津布，气郁则津壅”。（Ｐ：１５）周学海《读医随笔》也说：“升降者，里气与里气相回旋之道也；出入者，里气与外气相交接之道也。”所以，五脏欲通，贵在调气。一切与五脏不通相关联的病变，调畅气机都是最重要的治疗措施。
五脏不通的病变，宏观上可分为虚实两类，虚则正气不足，实则邪气有余，因而其调气原则又迥然有别。
（２）欲通不能，实则当泻：凡邪气阻遏，而使得五脏气机障碍的病变，邪气阻滞是因，脏气不通是果，如痰阻于肺，血瘀于心，食滞于胃，湿聚于肾等皆是。祛邪即能消除障碍，恢复脏气流行的生理功能，所以祛邪即能通气，故实则当泻。这里的泻，不是具体的泻下法，而是包括泻下法在内的一切排除实邪的措施，在消除病因的同时，仍当视病情需要，不同程度地辅以调气之法，使邪随气行而易去，正得气导而易通。
（３）欲通无力，虚则当补：凡脏气虚衰，推运无力而成窒碍之势者，脏气虚衰是因，气机窒碍是果，如心阳虚衰之胸痹，肾阳虚衰之癃闭，肺气虚衰之喘满，脾阳虚衰之胀满等皆是。此类以虚为本，欲通无力的五脏气机障碍病变，补虚即是通气，故虚则当补。这里的补，不是包括滋阴养液，填精养血，收敛固涩在内的一切补法，而是特指益气温阳的补益元气法。此类补法的运用，一般也应佐以少许温通气机药物，以助元气推运激扬之力。但绝不可用破散耗气之品。
（４）五脏通涩，斟酌其宜：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矛盾的两面性，五脏不通的对立面就是五脏通之太过。不及与太过都是病理状态，都需要通过治疗加以调整。治疗不通的方法是通，治疗太通的方法是涩，其间的界限如何区分？陈氏作了明确的阐述，其谓：“流通受阻会呈气滞、血瘀、痰凝、湿阻；流通太过，又呈为精血津液不藏之证。……综观五脏实证治法，无不立足于通；即使虚证，亦有当补中寓通者。”（Ｐ：５６）太通宜涩者，则“津液不能正常升降出入而外泄，血液不循常道而溢出脉外，阴精不能封藏固密而滑泄无度，都是太过象征，均宜涩之使固。如体常自汗，肠滑失禁，小便失禁，白带清稀，肝血不藏，精关不固，阳气浮越皆是”。（Ｐ：５７）划清了五脏宜通宜涩的界限。
第二卷５８０二、创“膜腠三焦”说陈氏在脏腑病机理论研究方面，除倡“五脏宜通”论，深刻阐明了脏腑气机活动特点外，还立“膜腠三焦”说，对三焦形质、生理、病理、治疗作了系统研究，提出了不少新创见。
（一）深究三焦形质三焦形质有无，自《内》、《难》伊始，即开争论之端。《难经》二十五难称“心主与三焦为表里，俱有名而无形”，三十八难也说：“所谓府有六者，谓三焦也……有名而无形。”后世持此论者，以“形”为“实”，认为三焦仅仅只是脏腑在人体不同区段的代称，上焦即心肺，中焦即脾胃，下焦即肝肾。舍此而求三焦，三焦并无形质———具体组织可徵。而《灵枢·本输篇》却说：“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脏。三焦者，中渎之府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府之所与合者。”《论勇》篇更形象指出：“勇士者三焦理横，怯士者三焦理纵。”故宗此说者，认为《内经》既然认定三焦是下出肾系，上连肺系（居于中间的其它三脏，不言而喻，自与相系）六府与合的一种组织，甚至还有“理横”、“理纵”之分，讲得那么肯定，那么具体，那么形象，绝不会是有名无实的空论，一定有其物质基础存在。但三焦的物质基础到底是什么？《内经》却又并未明示，因而成了千古之谜，后世医家不断探索，各有建树，迄至陈氏，最具代表性的见解，约略有以下几种：１?一腔之大腑。倡此说者，为明代医家张景岳。他在《类经》中明确提出：“此三焦之所以际上极下，象同六合，而无所不包也。观本篇六府之别，极为明显，以其皆有盛贮，因名为府。
盖即脏腑之外，躯体之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腑也。故有中渎、是孤之名，而亦有六府之形。”认为三焦就是一腔之大府———整个躯体的体腔。上焦、中焦、下焦自然成了体腔不同区段划分的名称了。
２?人身之油膜。以此立说者，清代医家唐容川、张锡纯所论最详。唐容川在其《血证论》中称三焦“即人身上下内外之油膜也”。张锡纯对此说极为赞同，他在《衷中参西录》中进一步发挥，谓：“三焦为少阳之府。既名为府，则实有其物可知……至唐容川独有会心，谓三焦即网油，其根蒂连于命门，诚为确当之论。”又：“三焦亦是膜，发源于命门，下焦为包肾络肠之膜，中焦为包脾连胃之膜。上焦为心下膈膜及心肺一系相连之膜。”至此，三焦落实到了具体组织上。
３?人身之膜腠。这就是陈氏在深研《内》、《难》经义和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膜腠三焦”说。他在《中医病机治法学》一书中提出：“筋膜是人体的重要组织，筋是膜的束聚，膜是筋的延展。由于它是肝系统的组成部分，所以《素问·痿论》说：‘肝主身之筋膜’……手少阳三焦的组织结构，包括膜原和腠理两个部分。膜原是筋的延展部分，腠理是膜外的组织间隙，《内经》称为分肉。膜腠无处不有，无处不包，外则布于皮里肉外，内则维系五脏六腑，上至巅顶，下至于足，随处异形，所在皆是，不似其它五脏，有其一定形态，所以《难经》谓其有名无形。”对比前人研究成果，陈氏此说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以下四点：（１）统一《内》、《难》之说。陈氏以名、实、形为区分，第一次把《内》、《难》两种不同提法统一了起来，说明二说各有所指。《难经》的无形，是说没有一定形态，“随处异形”难以特指，并非没有形质———特定的组织结构；《内经》详指其生理作用及其与脏腑紧密联属的关系，可以说明三焦确是人体特定组织之一种，但并不能说明此类组织确有特定形态。因而并不对立。这种第二卷５８１不以“形”为“实”，不以“用”为“形”的见解，可以说是研究《内》、《难》有关三焦形质歧义根源所在的一种全新的观点。
（２）探求三焦空间结构。陈氏在探究三焦形质时，“膜”、“腠”并提，而且明白指出，腠“是膜外的组织间隙”，即膜和膜外的空间才是三焦的完整体现。以膜论三焦，无疑受到了唐容川、张锡纯之说的深刻影响，是对前人成就的充分吸收和全面继承。但由膜而及腠———膜外空间，则是陈氏“膜腠三焦”说的独特创见。在此之前，人们对三焦实质的探求，主要着眼于寻找出可能属于三焦实质的某种具体组织，而由组织所构架的空间状态，却从来不曾有人明确其与三焦的直接关系。任何脏器的生理存在，组织是基础，但不是脏器。只有由组织所形成的完整空间结构才是脏器本身。以膜为组织基础而又无处不在，且随处异形的三焦，有没有自己的空间结构呢？陈氏以由膜所构成的组织间隙———“腠”为结论，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为澄清三焦形质有无之争，为形象理解三焦形质的客观存在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３）阐明三焦位置关系。陈氏之前，以脂膜论三焦者，所述脂膜的分布，均有一定局限性，多指附于脂膏，系于脏腑，隔离胸腹类膜。而陈氏所言三焦膜腠十分广泛，上下内外，脏腑肢体，经络血管，无所不及，因为任何脏器、组织，无一不存在组织间隙。这在本质上就把前人的以机体某些区段为三焦的局部三焦观，发展成了整体三焦观。整体三焦观从组织学的角度，为三焦病理反应无处不在的临床特点，提供了以筋膜为组织基础的生理依据。
（４）倡言三焦根源于肝。陈氏之前，凡论三焦根源者，莫不以“发源于命门”立说，而其所以然之理，却从来不曾有人从脏腑组织的联属关系角度明白剖释。惟陈氏以肝———筋———膜的有机联属为根据，创立了“三焦根源于肝”的新见解。
陈氏在三焦形质研究方面，既全面继承了前人成就，又有自己的独特创见。以上见解，虽未必就是《内》、《难》之三焦真谛，但较之前人各说，无疑具有更严密，更合理的特点。因而不仅拓宽了三焦形质研究的范围，更重要的是，发扬了一种学术研究的新风，这就是：师古而不泥古，锐意进取，勇敢开拓，大胆创新！（二）明辨三焦生理对三焦生理的研究，前人主要在《素问·灵兰秘典论》“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难经·三十八难》“主持诸气”等经说基础上，认识到三焦是气、液流行的通道和气化的场所。
但何以能成为气、液流行的通道和气化的场所？其所凭藉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并未道明。得出的只是所具有的生理功能结论，而非这些生理功能何以能得到发挥的所以然之理。
陈氏在研究三焦理论时，对此作了深刻说明，其见解有三：１?膜腠是三焦生理功能正常发挥的组织基础。他在《中医病机治法学》一书中明确提出：“因为五脏六腑均由无数管道构成各个系统，这些相通的管道，均由肝主之筋膜构成，它是精、气、血、津、液五种基础物质运行出入的通道。”正是由膜腠所构成的这一特殊网状系统，把五脏六腑与表里上下沟通成一有机整体，成为气液流通运行的道路和气化的场所。这就从组织学的角度，阐明了三焦生理功能得以正常发挥所凭藉的物质基础。
２?膜腠的特殊位置是三焦生理功能正常发挥的客观条件。无论是就脏腑看，还是就组织看，也无论是就局部看，还是就整体看，三焦所处的位置，都既不在表，也不在里，而在半表半里之间，且夹层中空。这就决定了机体吸收的水谷精微，要布运全身，濡养脏腑形骸，必须经由膜第二卷５８２腠这一中间地带；脏腑形骸在吸收利用了水谷精微之后，要排泄废浊，也必须经由这一中间层次。三焦所处的这一特殊位置，为三焦生理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合符生理科学的结构学条件。
３?五脏是三焦生理功能活动的主宰。陈氏认为，三焦是六腑之一种，为受盛之器，而非运化之源，为机体生理活动提供的主要是环境条件———气液流行的道路，气化的场所，而不是原始动力。原始动力仍根植于五脏。气液的摄纳、生化、运行、吸收、利用，以及利用之后的废浊排泄，必须依赖五脏的功能发挥才能完成。所以，气液在三焦所表现的盈、虚、通、滞，也都取决于五脏功能的盛衰。不仅如此，就连三焦的结构状态也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五脏功能正常，则气化氤氲，气液流行，三焦无壅滞燥涸，自然膜柔腠和。倘若五脏功能失调，则气化障碍，气液不行，三焦必然发生气液壅滞或燥涸的相应改变，造成膜腠水肿或枯萎的生理结构异常，其生理功能的发挥，也必然受到严重影响。所以说五脏是三焦生理的主宰。
（三）详探三焦病理前人对三焦病理的研究，杂病学家主要以气液为物质对象，着重讨论的是三焦病理变化对水液代谢的影响；外感病学家则主要以三焦为区分，着重讨论的是三焦所属脏腑在外感病过程中的病理变化、证候特点及传变规律。严格地说，均未涉及三焦病理实质。
三焦病理实质到底是什么？导致三焦发生病理改变有哪些主要因素？三焦病理改变的特点是什么？当三焦发生病理改变后，其主要病理影响何在？陈氏对这些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１?求三焦病理实质：陈氏在《中医病机治法学》一书中，以“膜腠稍有改变，即影响气液的流通”一语，揭示出三焦病理变化在实质上是膜腠生理状态异常。因为膜腠是气液流行的道路和气化的场所，亦即三焦生理功能得以正常发挥的基本环境结构条件，所以当结构发生异常改变，或萎缩，或肿胀，或闭塞，或纵缓时，都必然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破坏三焦生理所必需的环境条件，影响气液的畅通流行，气化的顺利完成。这就是从组织结构角度所探求到的三焦病理实质。但从三焦病理的全过程看，这仍然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２?析三焦病理因素：导致三焦发生病理改变的原因是什么？陈氏认为，只要从三焦与五脏的生理联系，以及三焦所处的生理位置去研究分析，是不难求得正确答案的。作为三焦之物质实体的膜腠，根结于肝，位居表里之间，既是津气运行的道路，同时也是邪气出入的道路，其生理状态必然受到肝系统功能状态和内外邪气的直接影响。肝系统与其它系统有着不可分割的整体联系，膜腠本身又内外上下无所不在，其它系统也必然对其施加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就是说，外感六淫，内伤七情，以及五脏功能亢衰，都是导致三焦发生病理改变的重要原因。而且是三焦病变之本。
３?穷三焦病理特点：当上述病理因素作用于三焦，导致三焦发生病理改变时，其基本特点是什么？陈氏吸收前人的病机学成就和他自己长期深入的脏腑病机研究成果，对此作了大胆探索，提出了寒则膜腠拘挛，膜腠拘挛则牵引筋经而强、而痉；寒极则膜腠闭塞，膜腠闭塞则营卫不通而痛剧。热则膜腠松弛，膜腠松弛则气郁而胀；热极则膜腠劲急，膜腠劲急则风动而震颤、抽搐、角弓反张。湿则膜腠纵缓，膜腠纵缓则液滞而重、而痹；湿盛则膜腠肿胀，膜腠肿胀则水溢而肿。燥则膜腠萎缩，膜腠萎缩则经脉屈伸不利；燥甚则膜腠干枯，膜腠干枯则组织僵硬、萎废不用。肝失疏泄则膜腠津气不利；心失温通则膜腠津气凝闭；脾失健运则膜腠津气壅遏；肺失宣降则膜腠津气郁滞；肾失蒸腾则膜腠津气不化。这在很大程度上，虽仍然只是一种推断第二卷５８３性的病理成果，但它与传统的病机理论相吻合，是传统病机理论在三焦病理研究中的具体发挥和扩展，因而很便于人们从传统理论的角度去理解、接受和运用这一成果。
４?明三焦病理影响：当膜腠发生上述病理改变后，其临床病理影响颇为复杂，陈氏将其主要表现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影响气机运行而发生气的病变，或升降失调，或气滞气闭。二是影响津液布散流行而发生津液病变，津凝为湿，或阻于膜腠，或随气上下，侵犯五脏。三是影响与膜腠紧密相关的脏腑组织的生理状态而发生组织的病变，如经、脉、胸膈、腹膜、胃、肠、胆、心包、女子胞、膀胱等失其和柔之性。其具体临床表现，涉及气、津的，前人论述颇详，如寒热往来、胸胁苦满、口苦、咽干、目眩、昏瞀、心烦、默默不欲饮食，或咳，或喘，或悸，或小便不利，或泄泻，或水肿，或腹痛等等皆是。而涉及组织的，前人均未明确其为三焦病理影响所致。陈氏则明白指出：一切强直、痉挛、抽搐、震颤、坠胀、萎废、干呕、呃逆、转筋、囊缩等与筋膜直接相关的病症，均为膜腠病理影响所致，都属三焦病变的范围。这是陈氏在三焦病理研究方面的又一突出发挥。
三、开收方研方之一代新风陈氏作为一代方剂学名家，数十年孜孜不怠，精勤求取，终以《中医治法与方剂》、《中医方剂与治法》、《中医病机治法学》等专著的形成，结出了丰硕成果。并在方理研究、方药运用、新方创制、方书编撰等各个方面树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一）无贵无贱广收博采前人收方，或重经方而轻时方，或以书刊所载为正统而鄙薄民间单方验方，观念上的偏颇，使得不少宝贵方药经验痛失不传。而陈氏认为，方药只有作用不同，疗效优劣的差异，绝无尊卑贵贱的区分。因此，在他所撰著的方书中，上起于秦，下迄于今，金匮密籍，石室秘藏，海外散珠，民间碎玉，凡至精至妙之方，无不广收博采。被后世奉为“群方之祖”的仲景之方，采收逾百；经千百年临床锤炼的历代名家之方，选录近千；“凿石丸”得之科研；“木香蜈蚣散”拾自民间……无论经方、时方、书刊方、民间方，一律以临床常用，疗效突出，结构独特三原则为取舍。因而使得古今名方毕集。为现实，也为将来的中医临床实践筛选并保存了一批光辉灿烂的宝贵方药遗产。
（二）不拘成法革旧鼎新陈氏在方书编撰体例和方理研讨方面，从不为成法成说所拘，而以具体、科学为准绳。３０年前，他精选历代名方，以五脏病证为纲，分析类例，撰成《中医治法与方剂》，完全突破了单纯以法类方的旧例，从而将方药与病症、病性、病位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提高了遣方用药的准确性。１０年前，陈氏又以“辨证的关键在捕捉病机，论治的关键在确定治法”为指导，循是采精炼华，而有《中医病机治法学》酿成。此书虽不以方书名，实则方论并重，以讨绎制方用方之至精至微之理。这两部著作的问世，使得方书体例为之一新。
在方理研讨方面，对诸多方义，陈氏都尽可能充分地将药理和病理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方剂的临床效应作了深刻分析。如在辨析阳和汤方义时，他以药物作用点为契机，揭示出全方从筋骨到血脉，从血脉到肌肉，从肌肉到腠理，从腠理到皮毛，层层温煦，层层开通，以化阴凝而布第二卷５８４阳和的深刻道理，使本方作用原理得以透彻阐明。
（三）指要辨疑理明法彰陈氏在辨析方义时，还特别注重对方剂结构、用法、特殊性作疑点、难点、要点的探讨和提炼。如在讲授小青龙汤时，即提出了“本方证病位在肺，与它脏有无联系？”“方中芍药作用是益阴还是养血？还是解痉？”“方中并无利水药，何以能治水饮内停？”四个疑点和“本方证系肺失宣降以至气逆津凝而成，应联系肺脾生理分析水饮内停和气逆不降之理”一个重点；而在讲授真武汤时，则概括了七点启示；讲授补中益气汤时，总结了六个注意的方面……经过这样入微的分析讨论，确能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制方用方的所以然之理。
（四）采精集粹切于实用陈氏既是杰出的方剂学家，也是优秀的临床家，因而对方剂的临床运用十分重视，凡所收之方，都广采前人以及他自己的运用经验、现代科研成果，古今临床案例作了充实发挥。如在讲授真武汤时，列举证候４０余种，加减化裁３０多条，其中近半是他个人的临证心得。其余医方也大多采精集粹，作了类似的详细说明。所引方论，所举案例，灵机巧变，切于实用，不仅极大地拓宽了原方运用范围，且能瀹学者性灵，精后生手眼。
（具体内容参见“医论医话”）临证特色
陈氏数十年来，教学不怠，笔耕不歇，临床不辍，有效地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正是这种结合，赋予了他极其生动活泼的临证思维。当他用这样的思维去解决那些疑、难、顽、怪临床问题时，创造了不少拯危济困，起疾救死的奇迹。当我们把这些经验汇集起来系统研究后，发现其突出的特点约略有以下数端：一、强调辨证辨病相结合陈氏临证，十分强调辨证论治，他说，辨证论治是指导中医临床工作的灵魂，没有这样一具活的灵魂，中医整体观、恒动观思想就无法在医疗实践中得到生动体现。所以，中医临床一刻也不能脱离这个原则。辨证本质上是从哲学的高度通过宏观现象去把握疾病这一事物的客观存在和演进规律。对于那些运用现代检验手段无法找到具体病因，而临床症状又客观存在的疾病，辨证尤有特殊价值。无数临床事实证明，建立在“辨证”基础上的因时、因地、因人、因证论治原则，确是科学、有效的治疗纲领。但由于历史的局限，辨证的总体认识，还是停留在宏观水平上，论治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模糊性。而建立在现代科学检测方法上的“辨病”，虽也不可否认地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机械唯物的缺点，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其对某些病变的认识具有具体、精确的优点。只有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既在宏观上把握其规律，又在微观上认识其特性，最终指导我们更精当地遣方用药和更准确地选择治疗点。他在治疗肝炎时，既强调“见肝之第二卷５８５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整体调治，又强调一个“毒”字，就正是这种结合的优秀范例。
二、主张灵活化裁成方陈氏临证，选用医方时，不以经方、时方论尊卑，不以古方、新方分贵贱，而以切合病情为准则。并且主张灵活化裁。他说：医方是医生的临床经验结晶，每一个医方里，都包含着一具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灵魂，其创制时，可能是针对当时证情所设计的最佳结构，所搭配的药物用量间的最佳比例。但世易、时易、人易，即便证性相同，其附加影响条件也绝难等同。用方时如不结合现实各种要素加以灵活化裁，只是机械照搬，则无异于刻舟求剑，必然导致形似神非而经验不验。只有灵活化裁，才能使原作者的灵魂得以生动体现。只有生动体现这一灵魂，一切前人的经验才能真正重获生机，再现光辉。
三、治实务要开张邪路“实”指邪气伤犯机体，或机体内生实邪所致的实证及虚实夹杂之证的邪实一面。对于这类病证的治疗，陈氏强调务要开张邪路。他说：金代攻邪专家张从正所论“天之六气，风、暑、火、湿、燥、寒；地之六气，雾、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故天邪发病，多在乎上；地邪发病，多在乎下；人邪发病，多在乎中。此为发病之三也。处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诸风寒之邪，结搏皮肤之间，藏于经络之内，留而不去，或发疼痛走注，麻痹不仁，及四肢肿痒拘挛，可汗而出之，风痰宿食，在膈或上脘，可涌而出之。寒湿固冷，热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所强调的，也正是治实当以开张邪路为先。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只有邪路畅通，才能使病邪迅速排出体外。凡邪实之证，也只有邪气迅速排出，才能尽快实现病情的缓解和机体的康复。倘若邪无出路，则必然导致闭而生变，如湿郁而黄，寒凝而痛，气郁而胀，痰结而肿，血瘀而坚等等，都是邪机闭阻而生出的种种病状。因此，在治疗邪实之证时，或通大便，或利小便，或开肌腠，或宣肺气，遣方用药，都应事先考虑到邪气的出路，才是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也才能使医生深刻把握病情的后期发展转归和正确作出疗效判断。
四、治杂病重在调理气血津液的盈虚通滞陈氏指出：气、血、津、液是脏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其摄纳、生化、贮藏、调节、输泄，又有赖五脏六腑协同配合。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无论何种原因引起的脏腑功能失调，都会导致气血津液发生病理改变，出现盈、虚、通、滞的不同证象。而气、血、津、液一旦发生盈、虚、通、滞的病理改变，也同样可以导致脏腑功能失调。以气、血、津、液之盈、虚、通、滞改变为中心病理环节的，杂病中尤为多见。故治杂病当重视调理气、血、津、液的盈、虚、通、滞。
“气虚的补气，气散的敛气，气滞的行气，气逆的降气，气陷的升阳。血虚的补血，血瘀的活血，血溢的止血。津虚的润燥，滋阴；津壅的祛痰，涤饮，除湿，行水；津泄的敛汗固表，涩肠止泻，固肾缩便。胆液、胰液等虚损的，宜补之使充；过盛的，宜抑之使平；壅滞的，宜疏之使泄。精虚的宜补精，精闭的宜通精（指男子不能射精，女子不能排卵），精滑的宜固精。”这正是陈氏调理气、第二卷５８６血、津、液治疗学思想的具体体现。临床实践证明，这一治疗学思想的正确运用，确能收到很好的疗效。如一女性患者汤某，因情志刺激而精神异常，月经停闭，经西医镇静、中医养血安神治疗数月无效，陈氏从调气行津论治，疏肝气，涤痰荡浊两法并施，不期月而愈。
五、特重肾命之阳，尤长补火益元《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从男女交合，到生命的形成，到机体的成长，到精神意识的觉悟谋虑，到脏腑功能的发挥，到四肢百骸的运动，到五官的言、行、视、听，到气、血、津、精的化、贮、布、用，到水谷精微的吸收，糟粕的排泄，凡人体生命活动的进行，无一不是阳气作用的具体表现。人身阳气根植于肾精，发源于命门，循三焦运行全身，阴无阳不化，精无阳不成，血无阳不生。赵献可喻之为“走马灯”中之火，张景岳视之为人身之“大宝”，确为人体生命活动之原动力。倘若真阳竭绝，则生机顿息。因此，陈氏在研治内伤杂病时，特别重视肾命，尤其长于补火益元。他指出：当今内伤杂病中，阳虚者过半，造成这种病理倾向的原因有三，一是生活，二是医药，三是疾病本身。世人不懂得“夫精者，生之本也”的重要性，不知节欲保精，积精全神，而是“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而令真阳亏损，此养生不慎所致也。自明清以降，热病之说昌行，本有羽翼伤寒之功，孰料临证运用，多偏执一端，滥用苦寒，致令虚寒病患者，又历雪上加霜之不幸，久而伤及真阳，此医误药误所致也。杂病多虚实相兼，矛盾交织，病程较长，五脏之伤，穷必及肾，无论所衰在何脏何腑或何种基础物质，日久必累及肾阴肾阳。阴亏者阳无由生，阳亏者阴无从化，阴阳互根，其盈虚总是紧密联系的，此杂病病理特点所致也。正是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使得临床所见，阳痿早泄、宫冷不孕、肢体不温、二便清冷、筋骨痿软、心胸痛闷、腹胀纳呆、喘咳无力、气短自汗、痛经闭经、白虚胖、关节冷痛等与阳虚关系密切的病症比比皆是。人知阴精难成易亏，不知真阳易耗难生，补阴精者多，壮元阳者少，因而更使得阳虚患者与日俱增。
阳气虚衰，人体气血津液必然气化不及，布运迟缓，甚至潴留停积，而生痰水瘀浊之变，成为内伤杂病的重要成因，也是内伤杂病的重要病机。要想对这类病症进行有效治疗，就必须从根本上纠正这一病理机制。其最精当、最强而有力的纠正措施，不是行气利水，不是破瘀荡浊，也不是宣肺涤痰，而是益火培元。命火旺则三焦元真充沛，气血流转，阴凝自散；元阳盛则脏腑强健，形骸坚劲，化育无穷，生机勃然。不化痰而痰自化，不蠲饮而饮自蠲，不行气而气自行，不散瘀而瘀自散。益火培元可以重新激活和最大限度地调动机体的排污去废和自我修复能力。
陈氏认为：只要医家正确运用本法，病家持之以恒，前述多种病症都能从根本上得到好转，甚至彻底康复。
体现益火培元法的医方甚多，如内补丸、右归丸、右归饮、金匮肾气丸、参附汤、四逆汤、真武汤等等。陈氏对上述各方均研究深刻，运用熟练，而尤以对真武汤的运用最为精妙。化裁４０余种，治病５０余证，半数以上是他个人的创造性发挥。如以此方为中心结构，加减化裁，治疗慢性气管炎、慢性肠炎、前列腺肥大、肥胖、阳虚感冒、遗精滑精……都是前人所不曾道及的（其具体内容参见“方剂学成就举隅”一文）。陈氏在运用补火益元诸方时，补火特别重视和擅长对附子的运用。他指出：附子大辛大热，性质悍烈，作用迅猛，补火益元，力最雄峻。用救肢冷脉微、冷汗淋漓的亡阳虚脱之变，其功最著，其效最捷。它如腹泻腹胀、水肿、眩晕、肢体冷痛第二卷５８７诸证，但属阳虚湿滞所致者，用之亦效如桴鼓。陈氏运用本品，常与姜同伍，欲其温而散者用生姜，欲其温而燥者用干姜。制附子用量１０～５０克，均要求较其它药物先煎，每１０克约先煎２０分钟，先煎时间随药量变化而增减。益元特别重视和擅长对人参的运用。他说：人参大补元气，安五脏、益精神、兴肾阳，力大而性驯，效佳而又安全。用治短气喘促，大汗脉微之元气将脱重证，确有起死回生之功。它如纳呆口淡、自汗、怔忡、惊悸、健忘、失眠、阳痿、阴冷、神疲倦怠等证，动用本品亦有显著疗效。陈氏运用本品，救脱常与附子同伍，一暖命门，一补元气，相得益彰，其力倍增。益元则多同紫河车、鹿角胶相配，取其精生于气，气化于精。陈氏临证数十年来，运用补火益元法拯危起困，不可胜数。
名案评析
一、肝气不疏抑郁案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３日：汤某某，女，３５岁，某机关职员。以健忘、失眠、头痛、闭经半年就诊。
其夫代述：患者半年前因工作失误受严厉批评、书面检讨、扣发一月奖金处分，自觉委屈不服，回到家中，遂一睡三日不起，此后终日不言不笑，做事茫无头绪，过手即忘，家人以为闷气使然，初不以为意。后历月不改，且月事断绝，频呼头痛，其夫始惊悟为病态。于是八方求医，四处觅药，西医给予镇静和植物神经功能调整剂；中医迭用甘麦大枣汤、天王补心丹、酸枣仁汤以及龙骨、牡蛎、首乌、天麻等品，均无效果。
观其面色红润，神情安静，无异常人；询知二便正常，饮食尚可，月经数月未潮（其夫代述），头部太阳穴掣痛，时作时止，痛无定时；舌红，苔薄黄乏津，舌象板滞，脉细弦。
陈氏以舌象板滞，脉象细弦为气机郁闭的根据，辨此证为肝郁不疏，三焦气滞。谓肝藏血、藏魂、主疏泄而性喜条达，结构上厥阴与少阳相表里，气息相贯，实为同一生理单元。肝气郁结，疏泄不及，则血壅于肝，月事乃乱；魂抑不发，神机闭塞，聪灵顿失。三焦为气机运行之枢纽，治当畅气疏肝，开三焦郁闭。方用柴胡疏肝散合三香汤化裁：枳壳６克、香附１０克、香豉６克、降香１０克、郁金６克、瓜壳１０克、桔梗１０克、焦栀１０克、石菖蒲６克、薄荷６克、柴胡６克、川芎３克。
上方水煎服，每日１剂，微煎频服。
２剂未尽而头痛止；３剂尽而言笑偶见，神识渐清，服第４剂后，出现大便干燥，心中烦热，遂求二诊。
二诊时，舌苔松浮黄腻，脉之细象已去而见弦滑。陈氏谓三焦不仅为气机运行之枢纽，亦为水液流行之道路，气滞水停，湿浊内郁，今随气机发越而有外散之象，欲透不能者，盖因中焦之浊阴久郁化热，已成结聚之势，里气不通，则表气不透，机窍不开，治仍守定厥阴、少阳不易，开郁通里并行，在“通”字上下功夫。方用大柴胡汤合涤痰汤化裁：柴胡１２克、枳实１５克、半夏１５克、茯苓２０克、竹沥１瓶、胆星１５克、大黄６克、莱菔子３０克、石菖蒲１０克。
第二卷５８８上方服１剂，下粘液便４次，患者精神不减，并无所苦，陈氏嘱其原方再进１剂，下至粘液便尽为度。
２剂未尽，大便清稀爽利，神志清朗，４日后月经来潮，诸证告愈。
［评析］①本病临床多从百合病或脏躁论治，陈氏以舌滞、脉弦细为诊断要点，不为俗见所囿，将本证断为肝郁气滞实证，确是历练深厚，慧眼独具。②近世以来，凡精神类疾病，实证多以镇敛为治，虚证多以滋补为法，陈氏却大胆使用宣通法，以伸厥阴、少阳抑遏之机，畅其郁闭之气；继而涤痰荡浊，佐以疏达开通，以排泻浊阴，畅通下焦气机。使上下宣通，升降有序，表里透达，机窍顿开。不调神而神自运，不调经而经自通，是意在法中，功在法外。
二、湿遏脾滞齿龈脓溢案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０日：周某某，男，４２岁，炊事员。以齿龈脓溢３年就诊。自述：１９８９年春，患弥漫性牙周炎，经西医抗菌消炎治疗未愈，渐至上下龈酸胀钝痛，伴晨起刷牙脓血俱下。先后３次Ｘ片检查，均诊为慢性弥漫性牙周炎。自此，中、西两法并用，西药抗菌消炎，中药清热解毒，但岁历三载，未见殊功。
观其人形体肥胖，面色晦暗，舌质边尖绛红，上结厚腻黄苔，上下齿龈处处压之脓出，质稠粘，夹紫血少许；询知既往嗜肥甘，好烟酒，喜浓茶，自谓“五毒俱全”，大便溏薄粘滞，小便黄热不爽，齿龈酸胀隐痛，晨起最著；六脉缓滑而兼弦象。
陈氏诊断为湿毒积滞。认为患者久居湿地，过食肥甘，外而湿热氤氲，表气郁遏，内而湿热蓄积，营卫壅滞，日久酝酿成毒，上聚齿龈，化腐为脓。此即《内经》所谓“膏梁之变，足生大疔”之变象是也。脓见而知毒成；脉缓滑，苔厚腻色黄而知湿盛又兼郁积化热之象；二便不爽皆属湿浊阻滞，气机不畅的表现。观其脉症，确为湿遏脾滞证。其中心病理环节在于湿浊壅遏，脾气窒塞，健运不行。倘脾气伸张，运化强健，清者自升，浊者自降，何以聚而化腐？故治当畅脾除湿解毒。方用平胃散合五味消毒饮化裁。
苍术２０克、厚朴１５克、陈皮１２克、生甘草６克、紫苏１５克、焦山楂１５克、神曲１０克、蒲公英３０克、银花藤１５克、苡仁２０克。
昼尽１剂，入夜，汗出粘衣，晨起觉齿龈酸胀减轻，刷牙时脓血减少。效不更方，原方续进３剂，自觉粘汗渐出渐畅，酸胀隐痛渐释，脓血渐尽。
再诊时舌上黄腻已退三分有二，齿龈压无脓出，惟紫血少许，其色较前红淡，知邪毒大势已去，余孽未尽。此际脉络空虚，恐余邪卷土重来，啸聚为患，急急填补中气为要，佐清余毒可矣。
以益气健脾解毒为法，施以补中益气汤化裁。
升麻１５克、柴胡１０克、黄芪１５克、党参１５克、炒白术１２克、炙甘草６克、当归６克、丹皮１５克、蒲公英３０克、土茯苓３０克。
上方进３剂后，诸证痊愈。
为固成功，党参换作红参，黄芪加倍，再进３剂，并嘱其减少烈酒炙炒，肥甘厚味，食饮以清淡为宜。
［评析］①本证的中心病机为湿遏脾滞。人身脏腑气机，不独六腑以通为顺，五脏亦然。
一有窒碍，营运顿衰。湿浊壅遏，则滞塞脾气，脾气滞塞，则运化呆钝，外湿难化，内湿倍增，进第二卷５８９一步加重湿遏脾滞的程度，成为恶性因果循环。湿遏日久，最易酿热成毒，化腐为脓。脾主肌肉，开窍于口，龈为肉之属，口为饮食受纳之门户，酸甘日蚀，辛辣屡侵，以及残渣刺激等，每多损及齿龈，成为至虚容邪之所，脾湿上聚，日久酿热成毒，腐龈为脓，发为本证。所以，本证的辨证论治，均不必拘执于胃肾两脏。②本证的治疗，以畅脾解毒为基本原则。湿遏脾滞的病机一经形成，脾气阻滞便成了最核心的病机环节，不推逐其积滞，开通其气机，恢复其健运，则湿不得化，浊不得运，郁不得解，故通畅脾气为第一要法。湿浊既已化热酿毒，腐肉成脓，非解毒莫能排毒去腐，推陈致新，故畅脾解毒二法并举。
三、湿阻膜腠盗汗案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１日：蒋某某，男，３９岁，干部。以盗汗３月就诊。自述：３月前曾发烧、身痛、咽痛一次，自服银翘丸诸症得解，此后夜夜盗汗，汗出如洗，胸颈以上尤甚。曾赴县医院经西医检查，并无特殊发现，建议中医治疗。先后更医十余人，检视其方，皆为滋阴潜阳，固表实卫之剂，非独不效，且有愈治愈重之势。
询知汗泄之时身热心烦，夜夜汗已即醒，醒时每闻鸡鸣，服滋阴固表之剂转增胸闷脘痞；观其面带秽垢，舌红苔黄厚而腻；查六脉缓滑而沉取有力。
陈氏分析指出，此湿热郁滞三焦所致。三焦为何？膜腠而已。膜腠位处半表半里，湿热之邪壅阻于此时，每当夜卧阳入于阴之际，不仅表卫阳气内归而失去固护，且内入之阳气反助纣为虐，鼓动里热夹湿蒸腾外越，而成盗汗。其发多见于凌晨者，是因为凌晨肝气萌动，阳气外达故也。治用蒿芩清胆汤去竹茹加丹皮、牡蛎以清热除湿，敛汗潜阳。
青蒿２０克、黄芩１５克、青黛１５克、滑石３０克、陈皮１５克、半夏１５克、茯苓３０克、枳实１０克、丹皮２０克、牡蛎３０克。
上方服１剂，汗减过半，服至４剂尽而汗止卧安。虑及湿热蕴结，最难根除，原方去青黛，余药减半，再服３剂，并嘱其减少炙炒厚味，此后病情未再复发。
［评析］①古人论盗汗，多责之阴虚，今举世机械照搬，不以辨证为准绳，以治阴虚之剂治湿热，遗祸最深。②湿热盗汗的辨证要点在舌红，苔黄腻。湿热病脉无定体，未必可凭。③辨证是纲领，是灵魂，万病皆然，盗汗何独不然。
四、膜腠气滞厥逆案１９９１年７月２０日：邱某某，女，２６岁，会计。因四肢逆冷半日就诊。其婆母代述：今晨７时许，因家务琐事与其夫发生争吵，彼此言语激烈，其夫以秽言相加，令其气极而至昏倒，不省人事，面色铁青，夫妇骂詈方休。其婆母急责令其子合力抬扶床上安卧静养，并以温糖水灌之，顷刻复苏。醒后半日仍不吃、不喝、不动，四肢冰凉。婆媳平日相处甚善，经其婆母好言劝慰开导，始来此诊治。
观其神情冷漠，隐隐有悲愤之色；触之四肢冰凉；经反复询问，多方排解，始询知其胸及两胁下皆胀闷不适；切得六脉细微。
陈氏以病由情志激变而发，诊为肝气不疏，阳郁不达。认为肝气不疏则膜腠紧张，膜腠紧第二卷５９０张则血隧挛急，因而影响血液流通，阻碍阳气敷布，故发为肢冷脉伏，甚至神昏面黑。治当疏肝行气。方用四逆散。
柴胡１５克、枳实１５克、白芍１５克、炙甘草１５克。
上方服１剂，胸满胁痛，肢冷脉微诸症尽解。
［评析］①四逆散所主之四肢逆冷与四逆汤所主之四肢逆冷虽外证相似，实有本质区别，其最核心的区别点在于四逆散证为阳郁不伸、四逆汤证为阳微不布，故治不同法，方名相近而药物大异。②当本方用于阳郁不伸之四肢逆冷时，方中柴胡不在发汗解表而在疏肝解郁、伸达抑遏之机；枳实不在消积攻坚，而在行气开壅，畅通膜腠之气；芍药不在益阴益血，而在柔肝缓急，解膜腠挛急；甘草不在益气健脾，而在甘以缓急，使膜腠复归和柔。③本病病程短、病情轻浅，更无特殊兼症，故运用原方时，全方结构及药物间比例均毫无改变。
五、邪伏膜腠寒热如疟案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４日：黄某某，男，７７岁，以寒战高热反复发作，其状如疟，历月不愈就诊。
其子代述：月余前某夜八时许，老人自谓怕冷，身上起鸡皮疙瘩，加衣不减。入卧被中，迅即凛凛恶寒，移时又体若燔炭，百分钟内，病情一波三折。发病前并无明显诱因。举家慌乱，急送某医院急诊科观察治疗，二日后以可疑性疟疾正式入院。入院后经多次血片检查未找到疟原虫，其余检查不详，只是听医生说“白总”偏高。经用解热剂、镇静剂、抗生素、维生素治疗月余，效果不显，于是家属自行要求出院，用板车推来陈氏处治疗。
询知寒热往来，每日一发，发无定时，兼烦躁、呕恶，呕吐粘涎，头身俱痛，胸闷纳呆；观其神识朦胧，面黄而垢，唇干舌绛，苔白厚少津；闻得气息秽浊逼人；切得六脉滑数，沉取有力。
陈氏认为本病系感受湿浊毒邪，邪毒乘年老气虚，直入膜腠而发。邪毒客于膜腠，影响营卫内外出入，故寒热往来；影响气液上下升降，故呕恶胸闷；湿遏热伏，故烦躁、头痛，脉数而重按劲疾，舌绛而苔白如积粉。治宜辟秽化浊，宣透膜原，逐其秽而阳自伸，病自已。方用达原饮加石菖蒲。
厚朴１５克、槟榔１５克、草果１５克、白芍１０克、知母１０克、黄芩１０克、甘草６克、石菖蒲１０克，水煎服，每日１剂。
上方连服４剂，诸症俱罢。惟恐炉焰虽熄，灰中有火，改用三仁汤去滑石加芦根再服４剂。
并嘱忌生冷，辛辣，肥甘厚味。旬余康复。
［评析］①本证似疟非疟，现代检查未发现疟原虫，故不得作疟治。②本病虽有恶寒、头身痛等症状，但非寒郁所致，不可误汗，汗之则逼浊害清，变证丛生。③本病虽有壮热、烦躁等症状，但非单纯温邪鼓动，不可惟清是务，徒损其阳。惟化浊逐秽才是正法正治。
第二卷５９１医论医话
一、小青龙汤方论小青龙汤出自《伤寒论》，特为肺失宣降，寒饮内停而设。其所体现的治法是宣肺降逆，温化水饮法。前人解说此方方理，均从解表涤饮立说，而陈氏则以《伤寒论》所载本汤证虽有表寒之证，而《金匮要略》与本方相关之３条条文却无一言及表证为根据，分析本方并非专为表寒而设，于是从肺脾虚寒，津气失调阐述其理，使病理本质和方剂作用原理得到了更深刻的说明。
并提出了掌握运用本方的四个疑点、一个重点，从中医方理的角度为学习、运用、研究本方提供了新颖而又深刻的思路。
陈氏指出，本方主要针对在肺失宣降、寒饮内停这一中心病机影响下的三类证候：（１）恶寒发热，无汗，咳嗽气喘，痰多而稀，苔润滑，不渴饮，脉浮紧者；（２）痰饮喘咳，不能平卧，无表证者；（３）肢体重痛，肌肤悉肿者而设。喘咳痰稀，为本方主证；肺失宣降，水饮内停，是此证病机；其余脉证，是辨证依据。并举《素问·咳论》“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从其合也。
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之论，首先从病理上作了分析，指出小青龙汤证的病机与咳论之说，完全吻合。临证所见，其病变过程有下述两种情况：一是脾肺虚寒，脾寒不能散精归肺，肺寒不能敷布津液，于是水液聚为饮，壅阻于肺，肺的宣降失调，成为咳逆倚息不得卧的支饮；或因肺失宣降，津凝不布，水饮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形成溢饮。二是素体脾肺虚寒，一旦风寒束表，立即影响肺气宣降，水液敷运，形成外寒内饮病机。其证恶寒发热，无汗，为风寒外束引起营卫运行之机受阻的表证。风寒外束，肺气宣降失常，郁而不宣，逆而不降，遂生喘咳；影响津液敷布，水道通调，则水饮内停而痰多清稀。痰稀亦与脾胃虚寒不能输布津液、肾阳不足不能化气行水有关。
在探明病理的基础上，然后总结治法，阐明方理。肺失宣降，寒饮内停，肺气上逆而生喘咳，法当宣肺降逆，温化水饮。方中麻黄有宣降肺气，发汗解表，利尿行水三大功效；桂枝有温通血脉，解肌发汗，温肾化气三大作用。两药相伍，有发汗解表，通调营卫，降气行津之功，正合肺失宣降，气逆水停机理，故是主药。虽有麻桂宣上温下，若不温运中焦，则内停的水饮仍不能消除。故配半夏燥湿，干姜温脾，使脾能输津，肺能布津，肾能化气，则津行无阻而水饮可除。
至于配伍细辛、五味降逆下气，芍药、甘草柔肝缓急，又专为气道挛急与肺气上逆的喘咳而设。
此方八药同用，能够消除致病原因，调理五脏功能，流通气血津液，缓解气道挛急，故是宣肺降逆，温化水饮的有效名方。
陈氏强调指出：研究本方，须要弄清四个疑点，掌握一个重点。
疑点之一：方书仅据《伤寒论》条文的配有麻桂分析本方机理，谓是治疗表寒里饮之方，体现解表涤饮之法。今不从旧说而从肺失宣降，水饮内停分析此证机理，谓是宣降肺气，温化水饮之法，是否符合仲景原意？陈氏以为，《伤寒论》所载虽有表寒证象，《金匮要略》三条却无一言及表证，可见本方并非专为表寒而设，只从表寒里饮分析，似有片面之嫌，从肺脾虚寒，津气第二卷５９２失调阐述其理，才能揭示病变本质，也才符合仲景原旨。
疑点之二：本方证病位主要在肺，联系心脾肝肾等脏分析方义，是否牵强？陈氏认为此方所治病位诚然主要在肺，但却涉及气失宣降，血运不利，水饮内停，气隧挛急四个方面的病理改变。卫气运行关乎肺，营血运行关乎心，水津运行关乎肺脾肾，气隧痉挛关乎肝。此方虽以治肺为主，却以桂枝兼调心营，通血脉，温肾阳，增强气化；干姜兼温脾阳，恢复脾运；芍药甘草柔肝缓急，解其痉挛，是符合此证机理的，若仅从肺系分析，《金匮》用本方治疗妇人吐涎的道理就难于解释了。
疑点之三：此方配伍芍药之理，方书或谓制诸药之燥，或谓养血调营，人言言殊，各执一词，今谓此药和甘草缓解痉挛以达止咳平喘目的，是否符合实际？陈氏认为芍药甘草着眼于缓解痉挛是有充分依据的。综观仲景方书，缓解四肢拘挛疼痛的芍药甘草汤；治胸胁疼痛的四逆散、大柴胡汤；治腹中疼痛的当归芍药散，小建中汤；治上焦喘咳的小青龙汤；治下焦小便不利的真武汤，均有芍药。上述各证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因经脉拘急而痛，一因经脉拘急而致气道或水道不利，都与肝所主的筋膜有关。芍药甘草为柔肝缓急之品，善解经脉痉挛。经脉痉挛解除，则五脏筋隧和柔畅利，气血津液运行无阻，故通过柔肝缓急可治五脏病变。本方配伍二药，其意正在缓解气道痉挛。
疑点之四：此方并不专用利水药物，何以能治水饮内停？《伤寒论》指出此方所治证候，是“心下有水气”；其或然诸证亦由水饮停蓄三焦引起。《金匮要略》更以此方治疗溢饮、痰饮、吐涎等证，看来水饮内停，是本方的基本病理已无疑义。问题在于此方如何能治水饮内停？治病之要，在于治本，《内经》早有明训，只有以治本为主，兼治其标，本病才能获得较好疗效。水液在体内升降出入，靠的是肺气的宣降，脾气的输运，肾阳的气化。此方用麻黄宣降肺气，干姜温运脾阳，桂枝温通肾气，其治疗作用都集中在恢复三脏功能而令水津升降无阻，始无水饮再停之忧。麻黄发汗行水，能使已停水饮从毛窍外出，由三焦下行，正是重在治标。这就是本方虽无专门利水药物却能治疗水饮停聚之理。
此证是因肺失宣降以致气逆津凝而成，联系肺脾的生理功能分析水饮内停和气逆不降之理，应是本方重点。
对于本方的临证应用，陈氏从《伤寒论》、《金匮要略》的不同示范作了分析，《伤寒论》运用此方有两条：①“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此条既有恶寒发热，头痛身疼的表证，又有水气内停的干呕、咳嗽和或然五证。肺失宣降，脾失输运，水气内停，射于肺则喘咳；犯于胃肠则干呕，或咽噎，或下利；脾不输津上承，则口渴而喜热饮；水道壅滞则小便不利，少腹满，一切表现都是肺脾津气壅阻证象。用此方外解表邪，内化水饮，表解饮蠲，诸证自愈。此条提示水饮内停是引起各证的病变本质，并以咳为主证。②“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龙汤主之”。咳而微喘，是水饮犯肺现象；发热不渴，是表寒里饮之徵，由于心下有水气，故身虽发热而口不渴。服小青龙汤后反口渴，是心下的水气已消，胃中的寒饮已去，故谓“此寒去欲解也”。
《金匮要略》用此方有三条。痰饮篇：“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饮流四肢而呈身体疼痛，当以汗解，本方有发汗作用，故用。“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此条所述病症属于脾肺虚寒，不能输布津液，水饮内停，肺失宣降所致。说明水饮内停第二卷５９３的喘咳，虽无表证亦可应用此方温化水饮，宣肺降逆。妇人杂病篇：“妇人吐涎沫，医反下之，心下即痞，当先治其吐涎沫，小青龙汤主之。涎沫止，乃治痞，泻心汤主之”。吐涎沫是脾肺虚寒不能输布津液之象，用此方温脾肺之寒，俾脾能散精，上归于肺，肺能布津，达于体表，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则吐涎的证象自愈。
综合仲景用小青龙汤五条观之，此方所治虽有咳喘、身体重痛、浮肿、吐涎、干呕、或噎、或利、或小便不利、少腹满等肺脾肾三脏证象，其病机均与肺失宣降，寒饮内停有关。用此方可使水饮从毛窍外出，小便下行，故可治。本方与温阳化气的真武汤相比较，此方以治肺为主，兼治脾肾；真武汤以治肾为主，兼治脾肺，充分反映了方剂配伍中的协同作用和整体联系。
陈氏还指出，后世在研究运用此方的过程中，不少学者见解深刻、论述精辟，对今天学习掌握此方很有启发意义，值得记取。如：《方舆?》谓：“初学以小青龙汤为治咳之主方，然小青龙汤之专效在逐水发邪，盖此咳因水邪相激而发，故用此汤发其邪，则咳自止”。逐水发邪一语，是使用本方要领。
《医学统旨》用本方止“水寒相搏”的呃逆，寒甚者加附子尖。
《张氏医通》：“肺感风寒，咳嗽倚息不得卧，背寒则嗽甚，小青龙汤”，“冬月嗽而发寒热，谓之寒嗽，小青龙汤加杏仁”，“入房汗出当风，嗽而面赤，《内经》谓之内风，脉浮紧，小青龙，脉沉紧，真武汤”，“水肿脉浮自汗，喘嗽便秘，小青龙加葶苈、木香”等，都是十分宝贵的经验。
《金匮要略》用本方加石膏，治肺胀，心下有水气，喘咳烦躁，脉浮者。此方所治较小青龙汤多一烦躁证象，加入清热的石膏，一可清里热而除烦躁，二可制麻桂发汗力量，增强涤饮作用，则又为后世化裁运用本方作了优秀示范。
二、麻黄附子细辛汤方论麻黄附子细辛汤出自《伤寒论》，特为阳虚外感而设。其所体现的治法为助阳解表法。仲景以此治疗阳虚外感，身发热，恶寒甚，脉沉细，但欲寐之证。后世诸先贤及陈氏发挥运用，以此治疗素体阳虚，复又暴感寒邪，致令精气闭阴，清窍废用而成的暴盲、暴哑、暴聋等证，确有特殊疗效。陈氏在研究此方时，将后世的这些突出成果，一一论列，使之与古圣心法交相辉映，共垂后世。
陈氏首先详析本方证病理，认为本方证系平素阳虚而又外感风寒所致，表里俱寒是本方证中心病机；恶寒是表寒证象；表证脉当浮，此证脉不浮而沉弱，兼见神倦欲寐，是阳虚于里之征；两组症状同时出现，自属表里俱寒。故神倦欲寐，脉象沉弱是本证的辨证要点。
陈氏在详析病理的基础上，始解说方理，指出方中麻黄辛温解表，是治表寒证的主药。然而此证兼见神倦欲寐，脉象沉弱等阳虚里寒证象，若单纯解表，不仅表不能解，且有可能因阳气耗散而成亡阳之变。故本方在用麻黄解表的同时，配辛热的附子以振奋阳气，而成助阳解表法则。细辛辛温，既助麻黄辛散在表之寒，又助附子“温少阴之经，散水气以去内寒（元素）”，有辛通内外之功，麻附得此，使表里之寒得以尽去，阳气振奋而其病若失，诚治阳虚外感良方。
陈氏进一步将本方同真武、五苓、越婢诸方对比分析，指出发汗与利水为治疗水肿两大法门，本方兼而有之。少阴阳虚，气化失常而肿者，宜用真武汤、五苓散之类温阳化气，行水消肿；肺失宣降，水道壅滞而肿者，宜用越婢汤、越婢加术汤等宣肺行水，开源导流；若卫阳郁而不宣，肾阳衰第二卷５９４而不振，既属太阳少阴同病，也属肺肾同病的水肿，则适宜运用本方。方中麻黄宣降肺气以散在外的阴邪；附子壮肾阳以化内郁的水气；配细辛以通表里上下之气化，体现宣上温下，肺肾同治之法。水肿较甚，单用利水法难于获效者，可以此方治之。俾肺气开宣，表郁开解，肾阳得温，气化正常，则三焦通畅而水肿易消，诚治阳虚水肿良方。与真武汤、五苓散合用尤佳。由于水肿表实，服用此方很少出汗，多见小便通畅。若见大便稀水亦绝非药误，而是肺的宣降功能和肾的气化功能恢复，即《素问·经脉别论》所谓“水精四布，五经并行”之象，是痊愈的征兆。
或问：此方伤寒注家及方书均从阳虚外感、表里同治作解，而陈氏从宣上温下作解，是否能够指导临床？陈氏认为，此方诚属表里同治之方，但经历代医家实践证明，用此方治疗五官七窍，咽喉心肺诸疾，尤见效验。若仅从表里同治释方，便难与此类证候紧密联系。惟从宣上温下，肺肾同治解释，才能更有助于应用此方。
陈氏将此方的临证应用主要总结归纳为五个方面，即：１?暴哑声不出，或咽喉疼痛异常，或咽中如有物阻（慢性咽炎）等症，审其确属阳虚里寒病机，投此可获良效。喉主通气与发音，为肺系组成部分，足三阴经皆过喉中。发生病变时，常见肿痛、呼吸不利、自觉梗阻、失音声嘶等症。究其成因，或因风寒犯肺，肺气不宣；或因温邪上受，久郁不散；或因少阳三焦湿热阻滞；或因少阴阳虚，气化不及，痰水上壅。此方所治的暴哑失音或咽喉疼痛，多因素体阳虚，一遇寒邪侵犯太少二阴，遂成肺气闭郁，宣降失常，气化不利，水湿阻滞少阴经脉机理。此外，热证过用寒凉转成此证者尤为多见。方中麻黄宣郁闭之肺气，行壅滞之水饮；附子温肾，以助气化，振心阳以畅血运；细辛专通少阴经脉，行三焦气痹，协助麻、附开通上下，使肺气得宣，血运流畅，津行无碍，咽喉无所阻滞，则暴哑、声嘶、疼痛等症可愈。若咽喉疼痛日久而致咽中如有物阻，吐之不出，咽之不下，是气血津液阻滞少阳三焦半表半里之象，用此方随证加入半夏、厚朴、郁金之属，调气活血，除湿祛痰，连服数剂，自然见效，与真武汤合用尤有效验。
２?外感耳聋：肾开窍于耳，耳病多与肾脏有关。同时，手少阳三焦经脉沿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与耳的关系亦颇为密切。由于少阳三焦是气机升降出入之所，水液运行之区，故气、津病变，均可通过三焦影响耳窍而耳鸣、耳聋、耳肿。若感冒风寒，误用寒凉，肺气闭郁不宣，肾命气化不行，气闭津壅，窍隧不利而致耳暴聋者，可用此方温煦少阴，开宣肺气，使津气升降出入恢复，则耳聋之症可愈。
３?眼科疾患：瞳子属肾，目能视物以明察秋毫，有赖肾精充足。若突然失精或精气闭阻，均可致暴盲。审属阳虚寒凝，肾精闭阻者，亦可酌用本方。某翁年逾半百，素体阳虚，时值初冬，冷水濯足后，当晚遗精，次日目盲不能睹物。予本方数服而愈。
４?鼻塞流涕，多属肺气宣降失常，肾气温化不及，气郁津凝，壅阻鼻窍而成。此方麻黄宣肺行水，附子温阳化气，细辛辛通气机，与此若合符节，审属鼻甲肥大的寒证，即可投此方。
５?喘咳胸闷：肺为清虚之府，津气流通之所。一旦肺失宣降之常，津气壅阻于肺，则易成喘咳胸闷等症，此方麻、辛宣降肺气，附子温阳化气，津气运行无阻，肺功能恢复正常，则咳喘胸闷等症可以缓解。故用于肺气肿亦可获有效。与真武汤合用，治肺病及心的咳喘心悸亦有一定疗效。
对本方的加减化裁，陈氏仅以前人成功经验作了示范性举例，即：附子细辛汤（《指迷方》）：细辛３０克，川芎３０克，附子１５克，麻黄３０克。为粗散，每服１５克，生姜三片，煎，去滓，温服。
治风冷头痛，痛连脑户，或但额间与眉相引而痛，如风所吹，如水所湿，遇风寒则痛极，得热熨则第二卷５９５痛可暂缓，其脉微弦而紧者。此由风寒入脑，与正气相搏使然。此方有温阳散寒之功，加入川芎，有行气活血之效，用于此证，可谓合拍。其余化裁、运用之妙，全在于心。
三、真武汤方论真武汤出自《伤寒论》，原为少阴阳虚，水湿内停而设。其所体现的治法是温阳化气法。仲景以本方治疗阳虚误汗所致的发热、心下悸、头眩、身?动等症，范围尚较小，后世医家在临床运用中又不断扩展，陈氏发挥尤多。因而在研究本方时，他从阳虚不能化气，阳虚不能化津，阳虚不能化血，阳虚不能化精立说，辨析病机，归纳治要，举述历代医家和他自己运用本方时的创造性发展，共４０余证，且多为疑、难、顽、怪之疾，本方的宝贵临床价值才得以充分展示。
陈氏综古今之要，将本方适应证候归纳为：少阴阳虚，水液失调，痰饮水湿，阻滞三焦而导致的多种病症。①见于本脏：其人小便不利，或不通，或阴囊潮湿，或蓄水为疝，或带下清稀，或经淡如水，或遗精滑泄，或阳痿不举，或体渐肥胖。②滞留体表：肢体酸软，怯冷、重着、疼痛、浮肿；或阳气不足，表卫不固，而体常自汗，或过汗亡阳，或易于感冒，或风丹隐疹。③脾肾同病，升降失调：腹满、腹痛、呕吐、泄泻、便秘。④壅滞肝经：胁肋胀痛，头目眩晕，筋惕肉?，肢体痿废，呃逆。⑤水气凌心：胸痹疼痛，心悸、怔忡，精神异常。⑥水泛高原：或喘、或咳。⑦上干清阳，壅蔽七窍：头部昏、胀、重、痛，头发脱落，记忆减退；或鼻塞流涕，或喷嚏连声，或视物昏花，或牙龈肿痛。⑧气化不行，湿滞经脉：声音嘶哑，或咽中如有物阻，吐之不出，吞之不下。舌体淡胖有齿痕，苔白滑，脉沉迟。
他以自己的丰富临床体验为根据，肯定地指出，上列４２种证象都可使用本方，并无主证可言。少阴阳虚，水液失调，是所有证象的基本病理。舌体淡胖有齿痕，舌苔白滑，脉象沉迟则是确定诸证为少阴阳虚，水液失调的辨证依据。机体摄取水液后，由胃肠吸收，上输归肺，再经肺气宣降，使津液敷布于体表，下输于肾系。水液在体内升降出入，运行不息，全赖肾阳将水津蒸化为气，才能循三焦到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从而实现并维持“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的正常生理状态。由此可知，水津能在体内升降出入，需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需五脏的协同配合，一需少阳三焦为其通路。
少阴阳虚，或见阳虚不能化气，阳虚不能化血，阳虚不能化津，阳虚不能化精四类病变。本方所治诸证，主要反映阳虚不能化津的水液失调。但阳虚不能化气的心阳虚衰，表卫不固，筋脉失温亦较常见。阳虚不能化精的证象则间亦有之。
就气化不及的水液失调而言：反映了津液壅滞，升降紊乱，出入失常三类证象。肾系的小便不利，小便不通；体表的酸、软、重、痛、肿；肝系的胁肋胀痛，肢体痿废；心系的心悸、怔忡，精神异常；肺系的喘咳；七窍的蔽塞，都是津液变生为痰饮水湿，阻于各部的证象。肾系的阴囊潮湿，带下清稀；脾胃的呕吐、泄泻，都是津液升降紊乱的证象。体表的浮肿，自汗；脾胃的便秘，都是津液出入失常的反映。
就阳气虚衰反映的证象而言：肾阳为五脏阳气根本，肾阳一虚，五脏均可受其影响，肾病及脾，可表现为中焦虚寒的腹痛；肾病及心，可表现为心阳虚衰的心悸、怔忡；肾病及肝，可表现为筋脉失温的筋惕肉?；影响肺系，可表现为表卫不固的易于感冒，形寒怯冷，体常自汗等症。
就肾阳不足，不能化精的病理而言：肾阳有化谷精为肾精，化阴精为阳气的功能。肾阳虚第二卷５９６损，既不能将阴精转化为阳气，又不能将水津蒸化为水气，则湿浊下注。下注之湿浊，既扰动肾气，使封藏不力，又令精隧松弛，精关不固，于是阴精流失，而为滑泄。若阳虚不能化谷精为阴精，则谷精凝结膜腠而似脂非脂；不能化水津为水气，则水津停积为浊液，“脂”凝液积，而渐成虚胖。
上述见症虽然气化不及都可出现，但并非气化不及所特有，必须兼见畏寒怯冷，手足不温，舌体淡胖有齿痕，脉象沉迟等症，才是阳虚水停病机所致。其中舌体淡胖有齿痕，更是阳虚水停的辨证依据。因为，体内的气血津液是流动不息的。气血充足是正常生理现象，不会引起舌体变大，而水液属浊阴之质，最易壅滞，舌有齿痕是水湿壅滞的特异指征。此证舌淡且胖，自是阳虚气化不及引起的水湿壅滞。
阳虚不能化气，以致水湿停蓄，法当温肾阳以助气化，调五脏以复功能，利水道以疏壅滞，令已虚的阳气得温，已乱的功能得复，已滞的水湿得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如果不明此理而唯水是务，是治标而非治本，必愈利而正气愈伤。故本方用辛热的附子以壮肾阳，肾命阳气旺盛，则气化行而浊阴自利；用生姜温胃散水，白术运脾除湿，脾胃健运，则水有所制，生姜还可辛开肺气，启上闸以开水源；用茯苓淡渗利水，通调三焦，导浊外出；用芍药通顺血脉，解除经隧挛急，调理肝的疏泄，开水液下行去路。
陈氏特别强调指出，发汗利水为治水两大法门。此方用生姜，是借其辛散以宣通毛窍，温化之中不忘达邪出表，实寓两法于一药，若换为干姜，温运脾阳之力虽强，却失去原方本意。
此方治疗水邪为患而不强调用利水药，主要通过恢复五脏功能的协同作用，特别是振奋脾肾的生理功能以达到治疗目的，充分体现了治病求本精神。
他还就此方所治诸证和所用诸药提出了以下几点启示。第一，要谨察病机，不能只看表面现象，应该以证象为依据去推求病理，揭示病变本质。第二，要注意不同证象的本质完全一致，相同证象的本质又各不相同这一辨证关系。第三，同一病机而证象可见于五脏所属任何部位的，只有气血津液发病后涉及范围才如是广泛。由于气血津液是五脏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发病后自然也就可以危害五脏。第四，气血津液为病的证象甚多，是与它的流通道路———膜腠三焦遍布全身分不开的。津气以腠理为通路，血液以脉络为通路。脉络与三焦无处不有，所以津液变生的痰饮水湿可以停于任何一部，并因停滞的部位不同，证象也就有别。第五，津液的输泄与肺脾肾三脏的功能正常与否相关。三脏中任何一脏的功能失调，都可使水湿停滞三焦。肾脏的气化不及，自然要影响水液的生化输泄而表现为病态。第六，在五大系统中都有相反的证象，如体表的肢体浮肿与体常自汗，脾胃的泄泻与便秘，肝系的四肢痿废与筋惕肉?，七窍的鼻塞与流涕等。虽然证象完全相反，但病变的本质相同，仅有水湿阻滞，出入失常，升降紊乱的区别。
第七，方中附子温煦少阴，复肾命气化之常；白术运脾除湿，复脾胃运化之职；生姜宣降肺气以布散水津，茯苓淡渗利湿以通调水道，芍药柔肝缓急以调理肝的疏泄。五药同用，兼顾肾阳的气化，心阳的温煦，脾胃的运输，肺气的宣降，肝气的疏泄，三焦的通调。本方结构反映了体内水液运行有赖五脏协同作用的整体观思想在方剂配伍法度中的具体运用。通过此方协调五脏功能，可以恢复水液的正常输泄。由于以温化阳气为主，故是治疗阳虚水泛的有效名方。
此方以温肾助阳，化气行水见长，因而临床应用范围较广，凡阳气不足，以及因阳虚引起的水液失调诸证，无论证象见于何脏，均可运用。
陈氏临证运用此方最为生动活泼，综其要，约有以下数点：第二卷５９７１?前列腺肥大：以小便不利、不通为主症。中年以后，阳气渐衰，气化不及，水湿停滞，从少阳三焦下注前阴，形成前列腺肥大，压迫尿路，以致小便困难，审其舌体淡胖，陈氏用此方化气行水，取效。若因湿热或气虚下陷，则非本方所宜。
２?肾病水肿，肾功衰竭：陈氏用本方加人参、鹿茸益气温阳，桂枝、桃仁、丹皮之属，改善血运，肾功可望逐渐恢复。陈某，５８岁，重庆某军工干部，１９８５年患肾炎，１９８６年因肾功衰竭住院医治数月无效，求治于陈氏，因其舌体淡胖，陈氏以此方加人参、桂枝、桃仁、丹皮治之，连服三月，肾功基本恢复，于１９８７年２月出院，现已７年，三度检查肾功，均正常。
３?遗精滑泄：因湿随三焦下注前阴，扰其精室，有如强盗踞室，主人外窜者，陈氏用此方化气行水，令湿不下注，滑泄可愈。四川大学哲学系学生李某，滑泄无度，每周必遗泄四五次，求治于陈氏，因观其舌淡而胖，即以此方加牡蛎治之，数服后减为一月遗二三次，已趋正常。
４?肥胖病：多因肾阳虚损，既不能化谷精为肾精，又无力化水津为水气，于是“脂”凝液积而形体肥胖。此证多见于中年以后，但亦有青年即患此证者。周某，婚后一年，体形发胖，渐至步履艰难，不能劳作。求治于陈氏，陈氏以此方加泽泻治之，数十剂后，体态始渐正常，体力亦渐恢复。
５?阳虚感冒：此证多见于阳虚或表虚病人，气候稍有变化，即直接影响水液失调，而变生清涕、咳喘、眩晕诸证者，可用此方治之。通过振奋阳气，调理水液，可以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陈氏素体阳虚，每患感冒即以此方加当归、黄芪，一二剂即愈。盖表虚太甚，不仅不能解表，还须固表，才能杜绝邪气的不断侵袭。方中附子用至６０克，干姜用至３０克，始能见效。
６?过汗亡阳或产后阳虚：以自汗不止为主症。陈氏用本方加黄芪、当归、人参、五味子、牡蛎温阳益气，固表敛汗，多获良效。某女医，暑天产后自汗不止，自拟桂枝汤调和营卫，无效。
求治于陈氏，因见舌体淡胖，为书此方加上药数剂而安。
７?风丹：属于表卫阳虚，遇冷即发者，用此方加当归、黄芪、桂枝、甘草、大枣（即桂枝汤、真武汤、当归补血汤三方合用）效佳。１９８０年春，宜宾８１２厂职工某某，患风丹，每发即昏倒，两度住院，仍未根治，陈氏以此方加当归、黄芪、甘草、人参治之数剂而安，至今未发。
８?风湿：关节不红不肿，或只肿不红，疼痛，遇寒加剧，属于寒湿型者，陈氏以本方加麻黄、桂枝、细辛、防己、川芎，效佳。
９?风湿性心脏病：面色晦暗，咳嗽喘息，面浮，重者不得卧，脉结代，陈氏以本方加防己、黄芪、桂枝，增强行水之功。如喘不得卧、自汗出者，加人参、五味子益气固表。
１０?高血压：眩晕头痛，耳鸣心悸，行动气急，夜尿增多，舌淡胖有齿痕者，陈氏以本方加牛膝、桑寄生、泽泻治之效佳。刘某，女，５６岁，宜宾县人，１９７６年患高血压，头昏不能站立，观其体胖舌淡，即以此方加牛膝、泽泻、桂枝治之。服１０余剂后，血压下降，追访１０年，病情无反复。
１１?冠心病：症见心痛，短气，心悸，自汗，陈氏以本方加瓜蒌壳、薤白、半夏通阳宣痹。四川人民出版社，钱某，１９７３年，患冠心病，观其舌体淡胖陈氏用此方加味治之，二月而安，十余年来，未见复发。
１２?肺原性心脏病：咳嗽、气喘、心悸，吐痰清稀，口唇发绀者，陈氏用本方加陈皮、半夏、桂枝、细辛、五味子，温阳化气，祛痰行水，并将生姜换为干姜，常能改善症状。若病情严重，心悸、气喘、不得平卧，尿少身肿，下肢尤甚，面色灰暗，舌体淡胖，苔滑腻，脉沉弱者，多以此方与五苓散同用。
第二卷５９８１３?心力衰竭：心悸、气喘，畏寒怯冷，尿少，面色苍白，全身浮肿，舌淡苔白，脉沉或结代者，陈氏每将本方中生姜换为干姜，并加桂枝、泽泻增强温阳利水功效，加人参增强附子的强心作用。
１４?心动过缓：心率每分钟仅４０～５０次，审其舌体淡胖者，陈氏用本方加人参补益心气，生姜改干姜，效佳。
１５?阵发性心动过速：发时心率每分钟在１００次以上，未发时每分钟不到６０次者，陈氏认为可以放胆使用本方。宜宾吴某，５０余岁，每月必患心动过速１～２次，发时心率每分钟竟达１６０次左右，每次数小时。患者平素嗜茶，年来已不欲饮，是水气凌心之象，陈氏先以真武汤合己椒苈黄丸温阳逐饮，继单服真武汤，愈后未再复发。
１６?小儿麻痹：症见患肢不温，或较健侧稍冷，沉重不用，疼痛，食欲减退或正常，舌淡苔白滑，脉沉细，病程较长者，陈氏以此方与舒筋活血的牛膝、当归、红花、丹参之类配伍。连服数月，有一定疗效。
１７?精神异常：气血津液郁滞，皆可导致精神异常，水饮痰湿引起精神异常尤为常见。因痰浊或湿热而致者，人皆易晓，因少阴阳虚，水湿壅阻而致者，则少有论及。陈氏审其舌脉证象确属阳虚，往往投此获效。亦可加入甘遂，增加逐水力量。
１８?慢性咽炎：以咽中如有物阻为主症，系气郁津凝，阻于咽部的病理现象。不偏寒热者，陈氏用半夏厚朴汤降气逐痰；阳虚湿滞者，陈氏用此方合麻黄附子细辛汤以宣上温下，连服数剂，可望获效。声音嘶哑，亦用此法。
１９?视物昏花：目能视物，须赖精血充足，已为医所习知，故养血填精似已成为治疗视物昏花定法。其实，水湿壅滞令人昏花亦较常见。须知湿滞眼底，犹如水气蒙镜，故尔视物模糊，如雾如烟，如蚊蝇飞舞。若系湿热，宜用三仁汤、甘露消毒丹之类清热除湿；若系痰浊，可用温胆汤之类除湿祛痰；不偏寒热，可用当归芍药散以养血调肝，健脾除湿；若系阳虚气化不及，即宜用真武、五苓之类化气行水。湿能令人昏花，古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病理影响的客观存在，观驻景丸中配伍车前仁即其实例。
２０?头发脱落：适用于湿阻皮下，毛窍闭阻，发失营养的脱落。此方有温阳行水之功，水行则窍隧通畅，营卫流行，发自得养，本方对阳虚湿滞的发落可以阻其复落。
陈氏另有验案一则，症状奇特，特附之以供参考：宜宾县，农民李某，５０余岁，１９７８年春节就诊。自述每日上午觉肚脐不断吸气，继而腹胀难忍，虽用长巾紧束腰腹亦无济于事，半夜后不断矢气，腹胀渐消，周而复始，已逾一年。奇异怪诞，闻所未闻。陈氏以其面色苍白，体质虚弱，舌体淡胖，断为阳气虚损，表卫不固之变象，予真武汤加当归、黄芪、五味子以温阳化气，实卫固表。服此方三剂后，肚脐吸气现象消失。此案说明，无论疾病的临床表现多么复杂怪异，论治均当以辨证为准绳。
四、补中益气汤方论补中益气汤出自《脾胃论》，特为中气不足、清阳下陷而设。其所体现的治法为补中益气，升阳举陷法。东垣以此治疗脾胃阳气下陷的烦热、头痛恶寒、渴喜热饮，而脉象洪大无力之证。
后世进一步扩充，用来治疗便血、崩漏、脏器下垂、久疟、久痢、自汗、反复感冒、小便淋漓、失禁、第二卷５９９不通，及一切清阳下陷之证。陈氏在研究本方时，广收博采，并深刻分析了学习运用本方的六个要点，于临床很有参考价值。
陈氏深刻指出：此方所治一切证候，其内在病机都是中气不足，清阳下陷。反映了气虚不荣，气虚不固，气虚不摄，气虚不举，气陷不升，气郁不舒六类证象。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饮食劳倦，脾胃受伤，生化不及，中气有亏，于是声低息短，少气懒言，无气以动，动则心悸气喘诸症见矣！中气不足，卫气随之亦虚，表卫不固，于是畏寒怯冷，自汗头痛诸症见矣！气有统摄津血作用，中气不足，气不摄血而血从窍隧外出，则便血、崩漏；气不摄津而阴津下流，则久泻、久痢、尿频、失禁诸症见矣！中气不足，清阳下陷，无力升举，于是脏器下垂而阴挺、脱肛等症见矣！清阳下陷，阳气不能上头，清空失养，则目眩、耳鸣诸症见矣！阳气内郁而不外达，下陷而不上升，于是身热、自汗、口渴等假热证象见矣！上述六类见症，前三类是中气不足的病理改变，后三类侧重于清阳下陷。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劳者温之……损者益之”，“下者举之”。病由脾虚气弱，当以甘温药物温养脾胃，补益中气；此证不仅气虚，且呈清阳下陷，治宜双管齐下，一面补中益气，一面升阳举陷，使脾气充则卫气有源，清阳复位则诸证自愈。方中黄芪补肺气，实皮毛，益中气，升清阳，对于气虚不足，表卫不固，清阳下陷之证，可以全面兼顾，故是主药。人参能补下焦元气，壮脾胃谷气，益上焦肺气，得白术、炙草相助，则生机旺盛，卫气有源，与黄芪同建实卫固表，补中益气之功。升麻升发中焦脾阳，柴胡升发下焦肝气，协助黄芪共奏升阳举陷之效，佐陈皮醒脾利气，使补气而无气滞之弊；当归养血调肝，温煦少阳春升之气，亦各有所取。
学习此方，陈氏强调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１?此方所治一切病证，均属气虚下陷机理，涉及内外上下各个部位和气血津精各个方面，证象虽殊，本质却是同一的，其临床运用，充分反映了治病求本的原则和异病同治的特点。
２?本方所治病症虽因中气不足引起，却应联系少阳三焦才能阐明所有机理，因为气虚的病理影响是行于少阳三焦的卫气，气陷的病理影响也是行于少阳三焦的卫气，如果仅从脾胃解释，则不能揭示内外上下不同病理反应与脾胃的深刻联系。
３?此方能治气虚下陷，阳郁不达的假热证象。有热象而用甘温之品，故称甘温除热。假热的机理不同，治亦各异。营卫不和而致者，调其营卫，令卫气与营气和谐，则热象自除，桂枝汤、小建中汤主之。大量失血，血虚气无所依，浮越于外而发热者，实卫固表，兼以养营，使阳气内归，则热象自除，当归补血汤主之。肝失疏泄，阳气内郁而长期低热者，疏达气机，阳气伸达则热象自除，逍遥散、柴芍六君汤主之。此因阳气布张无力，陷而不升，郁而不达，形成假热，用此方益气升阳，使清阳复位则假热自除。由此观之，甘温除热一法，是为卫气不和、外浮、内郁、下陷者设。
４?东垣所制当归补血汤、升阳散火汤、补中益气汤诸方，常为后人称道，但其说理欠通，令人难解，此方即是一例。所谓发热是因“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云云，不仅令人费解，且易混淆发热概念。果如所言，此证是因“心火独盛”，“阴火上乘”，岂有又用升阳的升麻、柴胡助其上升之理？５?或谓：此证发热是因“湿浊下流，郁遏下焦阳气”所致。果如所言，无湿则不发热矣！而临证使用此方的指征却恰好相反，只有纯虚无滞，才可放胆而投，若夹湿邪，服后反增胀满。可见，湿浊下流，郁遏下焦阳气之说不可从。本方虽也能治湿浊下流的久泻、久痢；水道失调的小第二卷６００便不通、淋沥、失禁等症，却是气不升举所致水液下流，本质并非气为湿遏。
６?柯韵伯谓：“是方也，用以补脾，使地道卑而上行；亦可以补心肺，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营卫也；亦可以补肝，木郁达之；惟不宜于肾，阴虚于下者不宜升，阳虚于下者，更不宜升也。”柯氏之说亦不尽然，小便淋沥，失禁，尿血，崩漏，子宫脱垂，都是肾系病变，却有宜于此者。
对于本方的临证应用，陈氏认为，中气下陷常表现为在外、在内、在上、在下四个方面的气虚下陷，津液不固，营血外溢，阴精不守证象。因而从气分病变，血分病变，津液病变，精液病变，脏器下垂，禁忌六个方面进行了总结。
１?气分病变：是气虚下陷本身反映出来的证象。
气虚生热：中气下陷，阳气内郁，可以呈现身热、自汗、渴喜热饮、脉大而虚等假热证。用此法升举下陷之阳，使清阳上升，阳气外达，则热象可除，此即甘温除热的道理之一。
反复感冒：卫气有固护体表，防御外邪侵犯的作用。卫阳既虚且陷，不能卫外，所以常患感冒。通过益气升陷，可使阳气充沛外达，表卫得固，自无反复感冒之忧。
头痛、目眩、耳鸣：气虚下陷，清阳不能上头，津血也就不能濡养清空，空窍失其温煦和濡养，所以出现上部诸症。故《灵枢·口问篇》说：“人之耳鸣者，何气使然？耳者，宗脉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则宗脉虚，虚则下溜，脉有所竭者，故耳鸣”。用此方可以获效。但应注意，头痛当以绵绵而痛，时痛时止，遇劳则发为指征；目眩当以血压偏低为指征（可与生脉散合用）；耳鸣当以兼见其他气虚下陷症状为辨证依据，否则不可妄用。
便秘、腹胀：中气虚损，胃肠传导乏力而致便秘；或因无力推动气的运行，因虚而滞，因滞而呈腹胀，用此可使脾气健运，传导正常。此种阻塞不通证候而用补法治疗，体现的是塞因塞用的治疗方法。
四肢不用或十指与面部麻木：有脾虚证象的，或用本法补中益气，俾气充则四肢得荣，头面得养。但应与湿浊鉴别，无湿方可投之。
２?血分病变：气能摄血。气虚且陷，血失气摄，可见便血、尿血、血崩、肌衄。此法因有益气升陷，实卫固表作用，所以尤宜于下窍及体表出血。
３?津液病变：津随气行。气充则津液内守，气虚则津液外泄；气升则津液亦升，气陷则津液下流。设若气虚下陷，可呈津液外泄和下流证象。
自汗：《张氏医通》谓“脾虚而自汗者，壮其中气”，可以使用本方。令卫气充盛则津固而不外泄。
小便不通、小便淋沥：是气虚下陷，湿浊随气下趋，引起水液失调的病理改变。可在此方的基础上加茯苓、泽泻、木通、车前仁之类以升清降浊。
小便频数、失禁：是气虚不能摄津与阳虚不能化气的综合反映。可用本方加温阳化气的附子，固精敛气的山药、五味子。
久泻：《张氏医通》谓：“久泻谷道不合或脱肛，乃元气下陷，大肠不行收令而然，补中益气加诃子、肉豆蔻、五味、乌梅。”便后常有精出，乳汁自出等症，用此益气摄精，可以获效。
５?脏器下垂：包括阴挺、脱肛、肾下垂、胃下垂、眼睑下垂等症。可用此方加燥湿化浊的苍术、半夏、砂仁、枳壳，或固涩药物，提高疗效。
６?禁忌：陈氏认为张景岳对此方的禁忌，说理最为透辟，概括最为全面。其谓：“表不固而第二卷６０１汗不敛者不可用；外无表邪而阴虚发热者不可用；阳气无根而格阳戴阳者不可用；脾肺虚甚而气促似喘者不可用；命门火衰而虚寒泄者不可用；水亏火亢而衄血吐血者不可用；四肢厥而阳虚欲脱者不可用。总之，元气虚极者不可泄，阴阳下竭者不可升。”确属至理名言。
五、阳和汤方论阳和汤出自《外科证治全生集》，原为阳虚寒凝，血滞痰阻而设。其所体现的治法为温阳通滞法。王洪绪及其后学以此方治疗一切阴疽、附骨疽、流注、鹤膝风等症，卓有良效。但其作用原理，陈氏之前，却无人勘透。唯陈氏始从药物作用层次入手，由骨髓到血脉，到肌肉，到腠理，到皮毛作了由里达表的透辟分析，从而为本方的现代临床运用铺平了理论认识的道路。
陈氏明确指出，此方为治疗阴疽、流注的主方。并从病理角度分析，阴疽发于筋骨，以患部漫肿无头，皮色不变，也不发热为特征，属于少阴阳虚，寒凝血滞，痰湿内阻机理。少阴心肾，一主血脉，一主水液，阳虚不能温煦血脉，化气行水，若遇邪侵，邪从寒化，着于筋骨、血脉、腠理，遂致血滞痰阻，成为阴证。
治疗阳虚寒凝，血滞痰阻而成的阴疽，法当和阳通滞；此证病理较长，日久不愈，水谷精微多不化生为血而凝结成痰，不仅需要和阳通滞，亦需补血滋阴。故本方重用熟地黄以滋阴补血，填精补髓；鹿角胶补血益精，温肾助阳。二药相伍，则鹿角胶得补阴的熟地黄而有充足的物质基础供其生化；熟地黄得补阳的鹿角胶才有旺盛的阳气使之化育，是阳中求阴，阴中求阳的治疗思想的生动体现，此二味着眼于虚。肉桂擅长温肾助阳，通利血脉，化气行水，血得此而温和流畅，津得此而气化蒸腾，不致血郁津凝则阴疽之病根拔矣！姜炭温运脾阳即所以温煦肌肉，白芥子祛皮里膜外之痰即所以宣通腠理，麻黄宣通阳气亦即宣通毛窍，如此配伍，从筋骨到血脉，从血脉到肌肉，从肌肉到腠理，从腠理到皮毛，均有温药层层温煦，层层宣通，以化阴凝而布阳和。阳气布护，阴血宣流，水津无阻，则阴疽等证愈矣！此五药着眼于滞。方中鹿角胶、熟地黄得姜、桂、芥、麻之宣通，则补而不滞；麻、芥、姜、桂得熟地、鹿胶之滋补，则宣发而不伤正，温阳而不偏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配伍甘草有解毒而和调诸药之意。方中熟地宜重用，目的在于滋阴养血。鹿角胶亦可改用鹿角霜，既能祛其瘀滞，又能补血补阳。用麻黄的目的不在解表发汗而在通阳，故用量宜轻。肉桂亦可改用桂枝，温阳功力虽然稍逊，但温通血脉的力量较强。
对于本方的临证应用，陈氏不仅全面继承前人经验，将其概括为症见患部不红、不热、漫肿、酸痛、脉细的一切阴疽、附骨疽、流注、鹤膝风等病变，而且还补充了现代运用的发展，指出近代用本方治疗骨结核，腹膜结核，慢性骨髓炎，骨膜炎，慢性淋巴结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肌肉深部脓疡等属阴疽者。
本方对于血虚寒盛之慢性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妇女痛经，慢性关节炎，运用恰当，亦有突出疗效。则又多属陈氏数十年发挥运用本方的个人经验之谈。
第二卷６０２经验方
一、定眩饮（陈氏自拟方）组成：人参１０克、白术１０克、天麻１０克、半夏２０克、茯苓３０克、泽泻３０克、桂枝６克用法：水煎服，每日１剂。
适应证：肺脾肾三脏阳气不足，水饮停聚，浊阴上泛，蒙蔽清阳所致之眩晕。
二、泄洪饮（陈氏自拟方）组成：制附片１５克（先熬２０分钟）、麻黄１０克、细辛５克、陈皮１０克、茯苓皮３０克、大腹皮１５克、桑白皮１５克、生姜皮１０克、紫苏梗２０克、白术１５克。
用法：水煎服，每日１剂。
适应证：脾肾阳虚而又兼肺气闭郁之水肿。
三、木香蜈蚣散（陈氏之堂兄陈继戎方）组成：木香３０克、蜈蚣１０克。
用法：上二药共研细末，成人每次２～３克，每日３次，白酒或黄酒送服；小儿每次１～２克，甜酒煮服。
适应证：一切原因不明的睾丸肿痛。
四、调气活血汤（陈氏自拟方）组成：细辛５克、当归１０克、川芎１５克、牛膝２０克、甘草５克、石菖蒲１５克、木瓜２０克、半夏１０克、桂枝１０克、柴胡１５克、枳壳１０克、木香１０克、台乌１０克（夹湿加苍术）。
用法：水煎服，每日１剂。
适应证：跌仆闪挫，寒凝气滞及原因不明之慢性腰痛。
五、荨麻疹验方（陈氏自拟方）组成：羌活１２克、防风１２克、荆芥１０克、川芎１０克、僵蚕１５克、蝉衣６克、薄荷１０克、陈皮１０克、厚朴１０克、茯苓２０克、人参１０克、麻黄１０克、连翘１５克、赤小豆３０克、杏仁１０克。
用法：水煎服，每日１剂。
适应证：风寒郁表所致之荨麻疹反复发作，久治不愈之证。
本帖最后由 moni 于 2011/9/3 03:37 编辑
宋兴
宋兴1976年毕业于成都中医学院医学系， 先后为专科、本科、留学生、硕博士研究生等讲授中医基础、医古文、医史、金匮要略、中医各家学说等课程。1991年被选定为全国首批名老中医药专家陈潮祖教授学术继承人，从事由国家人事部、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主持的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1994年以全省最高分的优异成绩圆满出师，并代表四川省学术继承人赴京参加出师盛典。目录简介 发表文章 获得荣誉 研究方向 宋兴，男，1948生,四川省仪陇县人。现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各家学说博士生导师，四川省中医学术技术带头人。 在《中医杂志》《中国医药学报》《中医教育》《上海中医药杂志》《新中医》《中国针灸》《四川中医》《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安徽中医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中医疑证诊法探要”、“中医怪证诊治探要”、“中医治癌问题反思”、“《医法圆通》阴虚证治析疑”、“景岳探病法论要”、“托里透毒法治疗消化性溃疡机理探讨”、“真武汤治疗前列腺肥大”、“‘冒家欲解，必大汗出’析疑”、“清代名医郑清安运用辛温药物心法”、“病毒性心肌炎诊治辨析”、“矽肺诊治辨析”等学术论文30余篇。“‘冒家欲解，必大汗出’析疑”一文的观点被《金匮要略》七版教材引用。自著《临证解惑》，主编《中医疑难病秘验方大典》，副主编《现代中医治疗学》第二版、《临床教学改革研究进展》，参编《中医学家专辑》、《中华名医特技集成》、《全国医古文函授教材》、《西南西北片区医史教材》等教材著作共14种。还在《中医刊授》《中医教育》《中医学与辩证法》《中医成人教育》等内部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 1995－2002年，先后六次赴日本东京传统医学会、香港中文大学、台湾长庚大学从事中医学术交流和教学、临床工作。并被长庚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临床上长期深入研究伤寒、温补等不同学派历代著名医家的学术见解和诊疗心法，擅长运用健脾补肾、宣肺化痰、活血通络等方法治疗心肺系统、肝脾系统诸如急-慢性气管炎、急-慢性胃肠炎、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癌症术后、放-化疗后继发症，眩晕、便秘、疝气、脱肛、面瘫、口腔溃疡等多种病症。
李玉奇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A8cUd_KJkYXFtvATs7Ce2RTdv7xfLC5ivdkZqeBtSiHYSu-W9u6PN209wCGn8FHLhttp://h.hiphotos.baidu.com/baike/s%3D220/sign=3fdd581c720e0cf3a4f749f93a47f23d/a044ad345982b2b77f2dccca31adcbef76099b0a.jpg李玉奇http://e.hiphotos.baidu.com/baike/s%3D220/sign=87d5a92ef8dcd100c99cff23428b47be/83025aafa40f4bfb47ff9d77034f78f0f73618e1.jpghttp://c.hiphotos.baidu.com/baike/s%3D220/sign=81649c148744ebf86971633de9f9d736/2fdda3cc7cd98d10ebeda926213fb80e7bec90e8.jpg
李玉奇 李玉奇，1917年生于辽北银州城。辽宁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医六十余载，工精内、妇、儿科三科，精研脾胃病三十余载。是国家人事部、卫生部遴选全国首批五百名老中医之一，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首批获得者），被中华中医药学会聘为终身理事。曾任辽宁省卫生厅中医处处长、辽宁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兼附属医院院长、辽宁省肿瘤医院常务副院长、辽宁省中医学会会长、辽宁省药品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老年科技工作者联合会副会长、沈阳药科大学中药系兼职教授。中文名： 李玉奇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出生地： 辽北银州城 出生日期： 1917年 逝世日期： 2011年2月8日 职业： 中医药大学教授 主要成就： 中医学研究 代表作品： 《中医验方》《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与研究》《医门心镜》 主要著作： 《脾胃病与胃癌癌前期病变研究》
目录 人物生平个人履历所获荣誉医学专家人生坎坷相关信息以痈论治 脾胃名家恪守医德 悬壶济世 解苍生疾苦精研脾胃 潜心舌诊 成一方大家传道授业 呕心沥血 为国医发展走出国门 扬名海外 展中医魅力展开人物生平 个人履历 所获荣誉 医学专家 人生坎坷 相关信息 以痈论治 脾胃名家 恪守医德 悬壶济世 解苍生疾苦 精研脾胃 潜心舌诊 成一方大家 传道授业 呕心沥血 为国医发展 走出国门 扬名海外 展中医魅力 人物生平 医林天骄、神誉遐迩的李玉奇先生，生于1917年，祖籍辽北银州城（现辽宁省铁岭市）。幼时家道中落，少年有志，发愤读书，乡试名列榜首。当时许多穷苦百姓身染沉疴痼疾，倍受折磨，他甚
为同情，为解苍黎之苦，不择仕途，发恨学医济世，遂拜著名老中医明星垣先生门下，从师七载，同时加入铁岭医士讲习会。他勤奋好学，彻夜握卷长读，窗外寒星冷月，窗内孤灯如豆。先师慧眼识才，很快举为铁岭医学研究会助教兼学术秘书。他求知若渴，又拜前清秀才赵炳如先生学习古典文学，熟读经史子集。复拜银州著名书法大家陈秉初老先生舞毫习墨，打下深厚书法功底。后又从师丁乙青、姜弼臣两位先贤，攻读医学经典，采拮临床秘验。学成后于二十四岁开始悬壶济世。行医期间，恪守师传医风，以济世救人为宗旨，深得病家信赖与敬仰。他深知学海无涯，医术无边，虽已有成，仍孜孜不倦，独得医经真谛，博采古今之长，每临证投药，时奏奇效，顿时声名大噪，誉满银州。在四十年代初期就被推任为辽源市中西医师研究会会长。新中国成立后，李玉奇先生正是大展宏图的而立之年，怀着报效祖国人民的炽热情怀，积极献身于为之奋斗的中医事业。他先后担任了辽源市立医院医务部主任、副院长，辽东省中医进修学校讲师、主任等职。五十年代初被辽东省卫生厅举送进京学习深造，品学兼优，毕业后即调任辽东省卫生厅负责全省中医工作、辽东辽西两省合并后，长期主管辽宁中医工作。六十年代任辽宁省卫生厅第一任中医处处长。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曾任省政协委员，省肿瘤医院第一任副院长，辽宁中医学院副院长，辽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现任省中医学会会长，省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省中医学院顾问，省中医药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省药品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药组组长，省干部保健会诊专家委员会委员，沈阳药学院中药系兼职教授，北京光明中医函授大学顾问等职位。医学泰斗、国医大师、原辽宁中医学院副院长兼原辽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辽宁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终身顾问、博士生导师、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厅级离休干部李玉奇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2月8日15时13分在沈阳逝世，享年95岁。编辑本段个人履历1917年生于辽宁铁岭1944年在铁岭考取中医师资格，并悬壶行医1952年到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学习1955年任辽宁省卫生厅中医处处长1957年策划组建辽宁省中医院、辽宁省中医学院1975年承担“七五”课题“萎缩性胃炎”的研究工作1978年任辽宁省中医学院副院长、辽宁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1994年被聘为辽宁中医学院教授、硕土生导师，沈阳药科大学中药系兼职教授1991年享受第一批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入选人事部、卫生部遴选的全国五百名老中医2009年，被评为首届国医大师2011年2月8日15时13分在沈阳逝世，享年95岁。编辑本段所获荣誉获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国家卫生部先进卫生工作者称号等。著有《中医验方》、《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与研究》、《脾胃病与胃癌癌前期病变研究》、《医门心镜》等专著。编辑本段医学专家李玉奇先生是在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方面均有高深造诣的著名专家。他从医五十载，积累了极为丰富的临床经验，对诸多学科领域都有较深的涉猎。他功擅内科，尤精胃疾。从六十年代后期，就开始对严重危害人们健康的脾胃系统疾病，特别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进行潜心研究。他根据《黄帝内经》、《
圣济总录》中的有关论述，结合现代医学检测手段，经过多年探索，在国内首先提出“以痈论治”的学术论点，打破历代医家多以“胃脘痛”、“胃痞”辨证施治的模式，并对本病发生发展的病因学分类和病势演变分期提出新的见解，总结出一整套新的辨证施治体系，取得了临床总有效率93.14%的突破性成果。在萎缩逆转为浅表和阻截癌变的研究上积累了大量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资料，动摇了萎缩性胃炎不可逆转的学说，为中西医界所瞩目。这一科研课题受到国家卫生部的高度重视，连续三年着标，资助研究经费。阶段性成果已获省市科技进步奖，经中西专家鉴定，达到国家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在对待中医学术上，他既反对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赞同固步自封和墨守成规。他大声疾呼继承和发扬两者不可偏废，倡导应用先进科学技术，为我所用，并身先士卒，大胆实践，探索创新。他还提出冠心病从虚论治、肾炎从实论治、习惯性流产从气论治不从血治等学术观点，形成有自己特色的辨证施治体系，组方用药不同常法，临床上屡屡奏效。为将自己的宝贵经验传于后人，着意著书立说，如《中医验方》、《冠心病临床刍议》、《荨麻疹治则探究》、《小品话温病》、《望诊的宏观作用》、《脑中风论治》、《胃脘痛的临床研究》、《黄疸病从证锁谈》、《肾炎临床辩证施治一求》等，倍受读者珍爱。李玉奇先生是中医教育和医院管理方面的专家。他长期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忠实执行党的中医政策，为我省中医事业发展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他特别重视中医人才的培养提高，早在五十年代初，就主办了辽东省中医进修班，并兼任班主任和讲师。辽东辽西并省后，在卫生厅张铁厅长支持下，亲手创办了辽宁省中医进修学校，还在辽南、辽西、辽北等地设立分校。他聘请省内许多著名中医专家任教，亲自组织编写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各科教材，保证了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为加快辽宁中医事业的发展，在培养人才的同时，他组织力量对全省中医现状进行全面普查，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宏伟的发展规划，受到省有关领导的重视。正当他为中医事业崛起而不遗余力工作之时，卫生界中某些人散布民族虚无主义的观点，掀起否定中医的浪潮。面对歧视中医的种种谬论，他力排从议，一柱擎天，并在《健康报》上发表署名批判文章，仗义执言。此后他更加忘我的工作，针对当时中医诊所分散混乱的局面，制定了中医诊所管理办法，组织中医走联合诊所和联合办院的道路，主张在西医综合医院建中医科，从而中医逐步有了自己的阵地。根据事业需要，他大胆提出创建省中医院，并提出具体组建方案，这一建议得到了省政府和卫生厅领导的重视和采纳。他日夜辛劳，积极组织实施，走遍全省各地，访贤选能，共选聘了72名中医药专家，组成强大阵容，1955年省中医院正式挂牌开诊。开诊的第一天，人民群众欢腾雀跃，就诊患者络绎不绝，充分体现了中医的强大生命力和人民群众对它的信赖。面对此情此景，他欣喜若狂，感慨万千。1958年，省政府指示省卫生厅决定在省中医进修学校和省中医院的基础上成立省中医学院，他领衔受命，首当其冲，以卓越的胆识和才干，经过千辛万苦，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宏伟而艰巨的事业。辽宁中医学院的建立标志着我省中医事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他在后来担任辽宁中医学院副院长和顾问期间，为该院进一步发展建设所做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的。编辑本段人生坎坷人生总会有坎坷和磨难。“文革”初期，他深受其害，曾被迫下乡劳动。1972年回沈后被派到辽宁中医学院工作，但在“四人邦”横行的岁月里，他精神压抑，满腹才智不得发挥，后来到省委机关卫生所默默地当保健医生。他甘苦无愁，宠辱不惊，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尊严面对一切冷遇。直到粉碎“四人邦”后，他又一次获得新生，1978年奉命新建省肿瘤医院，首任第一任副院长。他虽是花甲之年，但雄风不减，领导全院基建工程日夜奋战。正当门诊和病房大楼拔地而起时，中国医大原领导突然提出“收复二院”，因为肿瘤医院是在原医大二院搬迁后旧址上新建，所谓收复二院，就是要收回下厂建的肿瘤医院，当时医在派学生强行进驻，扩音喇叭整天叫喊，并张贴收复失地的布告和有计划地泊出权威人士到处游说，一时闹得基建工程不得不暂停下来。对此省好生厅一筹莫展，已经作了让徐州的后尘准备。在决定肿瘤医院存亡的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进京面见卫生部江一真部长，据理力争，又在省委召开的一次专门会议上慷慨陈词，舌战群懦，打赢了这场官司，幸存下来的省肿瘤医院才有今天。八十年代初，他调任为省中医院院长，收拾十年洗劫后留下的破烂摊子。他卧薪尝胆，带领全院职工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经过四年奋起，使中医院得以中兴。1984年被评为省文明单位，1985年在全国省级中医院检查评比中一举夺魁，受到卫生部嘉奖。在这期间，他带领全院职工主要做了十件大事：一是端正了中医院的办院方向，坚持突出中医特色；二是培养出一批学术带头人和技术骨干，形成了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三是大兴学术研究之风，建立技术人员考核制度，大大推进了学术水平和医疗质量的提高；国是从抓医疗质量提高入手，招来患者信赖，藉以扩大收入积累，用此底数引进现代化的医疗仪器设备，用先进技术手段加强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五是继承抢救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安排高徒拜名师；六是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了医院科学管理；七是大抓思想政治工作和医德教育，树立了良好的医疗作风；八是兴建了九千五百平米的优质职工宿舍，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职工住宅问题；九是新建了一万多平方米的病房大楼，扩大出口了办院规模，改善了办院条件；十是培养了一批管理人才。他为中医院的发展建设熬尽了心血，问心无愧。这时他功名两全，年事已高，有人劝他激流勇退，隐居庐中，享受天伦之乐。但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1988年，卫生厅为了加强中医研究院领导力量，请他担任名誉院长，他虽然感到这付担子不轻，还是一口应承，慨然出山。中医学院和中医研究院犹如两个新兄弟，那个上不去，他都会心里不安。到中医研究院后，他鼎力扶持新的领导班子，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改变了研究院的面貌，使其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他为中医事业又立了新功。编辑本段相关信息李玉奇先生一生创业，多树丰碑。他除亲手创建省中医学院、中医院、中医学院、肿瘤医院和大量职工住宅外，在退居二线之后，又毅然承担起新建中医院病房大楼的艰巨任务。中医学院成立之后虽然有很大发展，但临床教学一直是个薄弱环节，仅有400张床位的附属医院病房已是超负荷运转，远远不能满足医教研的需要。新建病房大楼，改善办院条件是他晚年的心愿，如果这个夙愿不能实现，他会遗憾终生的。怎奈国家财政困难，多年没能使他称心如愿。机会终于来了，1986年国家拨专款支持各地发展中医事业，他抓住这个时机多次找卫生部过去的领导，披肝明志，深切感人，终于得到大力支持。在他的各级争取下，省里资金也很快落实了，而且被列为省重点基建项目。但建楼谈何容易，在寸土如金的沈阳找一块地皮也并非容易事，不知要花多少心血，跑多少路，后来在省市领导的支持和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得到了号称沈阳龙眼珍珠地的理想楼址。又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一流水平的设计，当年破土动工。在建筑施工过程中，为解决三大材，他四处奔走，八方求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百折不挠的艰苦努力，他带领基建全班人马闯过一道道难关，使工程得以顺利进展。为确保工程质量，他重托两位老伙伴昼夜坚持在工地上督战和他亲自查验，使得工程保质保量，不得有半点马虎，他的整个心思都在这个大楼上，难怪老伴说他把家都忘了。经过三年多的奋斗，他如愿以偿，气势磅礴的大楼迎面而立，楼体正面刻着他亲手书写的“辽宁中医学院附属学院”苍劲辉煌的烫金大字，他脸上第一次绽开了笑容。这是他的心血呀！李玉奇先生高风亮节，德高望重。早年行医时，他的高尚医德就为世人所称颂。行医看病不分贫富，不计官民，遇有穷苦病人不但分文不收，有时还解囊相助。退居二线后，先后有16家医院以高薪相聘，有的恳请他带徒，每月500元酬金；有的请他每天出诊一小时，月资350元；还有的只要求答应挂他的名牌，给高额报酬，但这些都被他一一谢绝。他说：“我若想挣钱，每月可得五千元，但我是共产党员，不是拜金主义者”。有人做过这们的不完全的统计，仅近年来他拒收患者钱物百余次，折人民币三万余元。1987年，他研制的胃福冲济获专利转让费三万元，除了按章纳税外，绝大部分分给胃炎级的人员了，而他自己仅留下二千元，还不够他研制过程中的消耗。就连每次出诊所得的专家挂号费，仅留一半，余数都分给为他抄方分诊的医生护士们。在前一个时期市井拜金成风、物欲横流的风气下，他清贫守志，视金钱为粪土，看功名如云烟。他实在奉献太多，所得太少。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富翁，十几年来，多次被省授予卫生先进工作者称号，1986年国家卫生部授予文明工作者，1988年被市卫生局命名为医德高尚医务工作者，获省卫生厅医德高尚奖。省市报刊、电台多次报导过他的事迹。李玉奇先生志远豁达，通古博今，他酷爱文学，又精通书法。谈吐随风生珠玉，词赋掷地作金声。他清正不阿，一身硬骨。他识才爱才，鄙弃平庸。他虽年过古稀，又丧偶伤神，但仍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宝刀不老。他还在为中医事业奔走呼吁，为全省中医工作出谋划策。他功高德重，深受中医界的敬仰和爱戴。以上所述仅仅是对李老这些年来在中医工作中所作贡献的一个缩影，尤其是在中医院工作期间所付出的代价非支言片语所能形容的。编辑本段以痈论治 脾胃名家
◆他提出“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打破胃癌不可逆的说法。◆他潜心研究舌象，舌诊堪称一绝，被誉为“当代扁鹊”。◆他在湖北义诊，群众夹道欢迎，患者扛着铺盖带着干粮，排队看病。 9月的沈阳，天气转凉，秋意渐浓。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门诊楼的名老中医工作室里，92岁的国医大师李玉奇身穿中式对襟上衣，腰背挺直，双目有神，显得精神矍铄。“我活了快一个世纪了，把一辈子献给了中医，也见证了近百年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历程。我所做的只是尽心尽力去医治患者、教授后学，把中医国粹传承下去。”编辑本段恪守医德 悬壶济世 解苍生疾苦1993年，古稀老人李玉奇坐了2天硬座，赶赴千里之外的湖北蒲圻义诊，欢迎的乡民站满了山包，患者扛着铺盖、带着干粮排队看病，仅月余诊治数千病人，未收群众一分挂号费。1917年，李玉奇出生在辽宁银州（今之铁岭）。他天资聪颖、饱读诗书，于乡试大考中独占鳌头。按照当时的情况，李玉奇本可以选择仕途，但乡里穷苦百姓身染疾疴无法医治倍受折磨的景象深深触动了他年幼的心灵，于是他立志学医。1932年他进入银州中西医学校学习，先后拜银州名医明星垣、丁乙青、姜弼臣三位先贤为师，刻苦攻专医术。孜孜七载寒窗、彻夜握卷长读，博采众家之长、撷取临床秘验。1939年，李玉奇毕业留校任教，22岁登上讲台为学生讲授《温病条辨》。在此期间，他继续跟随三位老师研读《内经》、《伤寒》，学习临床技能。1944年，李玉奇开始在银州天和堂独立应诊，悬壶乡里。1947年，李玉奇凭借精湛的医技，良好的医德，被推选为奉天省西安县（现吉林省辽源市）中西医师联合会会长。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加强中医师资力量的培训，1952年在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举办师资班。李玉奇与路志正等后来的一批名医进入师资班学习，毕业后领取了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颁发的中医师合格证书。此后，李玉奇历任辽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辽宁省卫生厅中医处第一任处长，并一手建立起辽宁中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但他觉得最符合自己身份的还是医生，60多年来，他一直行医，始终恪守“医乃仁术”的医德医风，以济世救人、解病人之疾苦为己任，不分贵贱、不计得失。老人家常说：“行医道，但决不做医商。”这么多年的行医经历，最让李玉奇记忆深刻的是他1993年的湖北之行。上世纪90年代初，经常有湖北蒲圻（现赤壁市）的农民不远千里来沈阳找李玉奇看胃病。每年来的患者都有数百人。李玉奇在跟病人的交谈中得知，当地农民患胃病的人很多，望着风尘仆仆赶来求医的农民，他心里很不是滋味。经与有关部门联系，李玉奇决定去湖北义诊。当时没有买到卧铺票，已经76岁高龄的李玉奇硬是坐着硬座，辗转2天，赶到了千里之外的湖北蒲圻。蒲圻一带多丘陵，李玉奇要来义诊的消息早已传遍各个乡村，乡民们站满了山包，夹道欢迎。四乡八里的患者扛着铺盖、带着干粮，早早地赶来排队，仅一两天的工夫，队伍排出数里长。看到这样的情景，李玉奇内心十分激动，不顾旅途劳顿，到了之后立即开始诊治，每天都是从早到晚，要看一百多人，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后来甚至汉口、长沙等地的患者闻讯也赶来求医。在蒲圻的一个多月，李玉奇诊治数千人次，不仅没收群众一分钱挂号费，还谢绝了当地医院给的3000元酬劳。乡民们为了表示感谢，送来一堆一堆新采的菱角。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诊病过程中，李玉奇不断总结，并开课带徒，把自己治疗脾胃病的经验结合当地疾病特点，无私地传授给蒲圻的医生。如今，当地的脾胃病治疗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使得许多患者免于车马劳顿之苦，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像这样为民解难的事在李玉奇从医生涯中屡见不鲜。而且他的处方用药精少，价格便宜，每服药一般七八元。曾经有一农村妇女带着高烧不退的女儿来沈阳看病，在各大综合医院就诊，几天来几乎花光了身上所有钱，孩子烧却没退，后经人介绍来找李玉奇。李玉奇经过诊断，开了张只有5味中药的处方。妇女在将信将疑下抓了药给孩子服用，没想到第二天孩子体温降到了38℃，第三天就降到了36.7℃。“几十块钱治好了西医上千元没治好的病！”多年来，他拒收患者送的钱物已记不清楚有多少，遇有穷苦病人不但分文不收，还时常解囊相助，深得病人的信赖与敬仰。慕名前来的海内外患者众多，为了能得到他的诊治，常常需要提前数天排队挂号。李玉奇深知患者看病难，虽然年事已高，仍多次带病坚持出诊，而且经常超负荷工作。李玉奇行医60余载，承岐黄之术、扬国医精华。他深知学海无涯、医术无边，虽已有成，仍孜孜不倦精研医经真谛、博采古今之长，遇有沉疴痼疾临证投药屡奏奇效，以崇高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救治了数以万计的患者，被誉为“北国杏林泰斗，辽沈中医柱石”，多次被卫生部授予“文明工作者”，“医德高尚医务工作者”。辽宁日报曾在头版头条以“清贫守志、造福人间”为题报道了李老的高尚医德。精研脾胃 潜心舌诊 成一方大家实践证明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病理恢复达72.3%，收到了预期的良效，这为进一步阻断癌变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且打破了西医认为胃癌不可逆转的说法。李玉奇博采众家所长，功擅内科，尤其精研脾胃病30多年，先后主持了国家“六五”、“七五”、“八五”攻关课题，研制出胃福冲剂、养阴清胃冲剂等部批三类新药，在中医脾胃病领域独树一帜，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揣摩医理，师古而不泥古，大胆探索，勇于学术创新。经过对萎缩性胃炎及胃癌前病变的十余年潜心研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结合《黄帝内经》、《圣济总录》等古代医家的论述及现代医学检测手段对本病的的认识，在国内首先提出了著名的“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的崭新学术观点。李玉奇认为，胃痈之为病，乃胃阳之气不得宣发而受遏抑。所谓胃阳遏抑亦可视为胃之表证，既寒气隔阳。所谓胃的里证乃热聚于胃口。故治疗萎缩性胃炎，不以“胃痞”论治，不以“胃痛”论治，不以“九心痛”论治，是因脾胃俱病而出现的寒热交错诱发为瘤痈。可见虚寒则胀呕，实热则胃脘灼热而不适，瘀血则吐血便血，非调气所能治之于病本。现代医学检测手段证明萎缩性胃炎病变的发展也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和胃痈形成因于寒凉不备、饮食不节、劳役伤胃、抑郁伤脾，久而积郁为瘀，瘀久化腐，败腐为痈相对照十分吻合。此观点为中医辨证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中医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在此学术思想指导下，李玉奇对萎缩性胃炎进行了病因学分类，并将病势演变过程分为三期：初期治以平肝和胃理脾，中期治以益胃养阴、消痈散结，中晚期治以消痈化瘀、去腐生新。实践证明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病理恢复达72.3%，收到了预期的良效，这为进一步阻断癌变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且打破了西医认为胃癌不可逆转的说法。李玉奇先后主持了卫生部、科技部多项攻关课题，并组建了胃炎研究组，对萎缩性胃炎发生发展的病因学分类和病势演变分期提出新的见解，总结出萎缩性胃炎的中医辨证施治体系。他研发的胃福冲剂、养阴清胃冲剂成为国内治疗萎缩性胃炎为数不多列入《国家中药保护品种》的三类新药，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李玉奇的“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学说对医学界的深远意义还远远不止于此。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于上个世纪80年代发现了胃幽门螺杆菌，并提出它为慢性胃炎的致病之源，此论点一提出来便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极大反响。由于他们的发现为慢性胃炎的治疗提供了新的依据，使医学又前进了一大步，因此2005年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奖。其实早在几十年前，李老便应用清热解毒、去腐消痈之法治愈了上千例该病患者。其清热解毒即包涵了现代医学的抗菌消炎之意。正所谓殊途同归、法异而方同，中医的思想也完全可以领先于现代科技，这是一种唯物的、辩证的、与自然相通的科学性思维。以先进性的思维作指导、肯于深入研究及探索，中医也可以有发展和飞跃。美国中医药专业学会会长李永明就此在《中国中医药报》发表文章称“李玉奇的中医治疗胃炎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在祝贺澳大利亚医学家获奖的同时，应当认识到李玉奇教授对胃炎治疗的科研贡献”。李玉奇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潜心研究舌象，在舌诊方面有所发现和创造。他能凭借舌脉合参判定病人体内是否存在占位性病变。李玉奇认为，当患者体内有占位性病变时，舌象表现为无神无根，脉象呈李氏排斥现象。他由此提出的“观舌识病”及“排斥脉象”的诊疗技法丰富了中医舌诊的内容，取得了观舌识病的重大进展，成为“医林一绝”，被医界誉为“当代扁鹊”。1992年，一位姓张的医生带父亲找李玉奇看病。患者面容憔悴、双目乏神、形体消瘦，胃脘胀满，呃逆频频，时时反酸；舌体瘦薄，舌质紫绛，舌面无苔；脉弦数有力。李玉奇明确告诉张某，高度怀疑其父体内存在异常病变，嘱其速做进一步检查。然而经胃镜、病理、胸片、超声等多项检查，并未发现患者体内存在异常病变，张某摇头而走。时隔两年，患者病势加重，多方治疗不见好转，辗转再次求治于李玉奇。此时患者舌体黯然失色，形同猪腰，脉象慌慌然如循刀刃。李玉奇对张某说：“令尊之疾，恐在骨髓，司命所属，无奈何也。”张某半信半疑地再次为其父做了全身检查，结果是晚期胰头癌。痛心之余，张某赞叹李玉奇舌脉绝技，懊悔当年因为疏忽，漏掉了胰腺的检查，结果酿成大祸。李玉奇精通百家学说，对诸多领域均有精深研究和重大建树，除擅长脾胃病外，在冠心病房颤、哮喘、慢性肾功能不全、温病、消渴、习惯性流产等疾病的治疗上均有独到见解。为将自己的宝贵经验传于后人，李玉奇著书立说颇丰，有《中医验方》、《医门心境》、《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李玉奇分册、《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与研究》、《脾胃病与胃癌癌前病变研究》、《胃脘痛的临床研究》、《冠心病临床刍议》、《荨麻疹治则探究》、《小品话温病》、《望诊的宏观作用》、《脑中风论治》、《黄疸病从证锁谈》、《肾炎临床辨证施治一求》等。传道授业 呕心沥血 为国医发展李玉奇认为必须成立专门的中医职称评审小组。他多次向上进言，经过努力，省政府同意另行成立中医职称晋级委员会。这让所有的辽宁中医人为之欢欣鼓舞。李玉奇既是苍生大医，同时也是一位中医教育者。他特别重视中医的传承和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工作，躬身力行，将毕生经验倾心传授，桃李满天下，不少授业弟子已成为颇有名望的专家学者。1958年，在辽宁省政府、省卫生厅的指示下，李玉奇领衔受命，历经辛劳，组建了辽宁中医学院，并亲自组织编写教材，拟定教学大纲。李玉奇多年来一直担任学校教授、博士生导师，治学严谨、精心育人。迄今为止，李玉奇已培养了40余位弟子传人，其中国家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教师2人，省级名中医4人，形成了由老、中、青三代构成的薪火相传的学术梯队。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姜树民跟随李玉奇学习10年。他告诉记者，李教授对学术的严谨、为人的淳朴、对患者服务的细致等无不感染着学生。老师教授学生从来不保守，倾囊相授。“解除病人的痛苦是医生的天职。李老一直为之奋斗，也这样要求我们。”李玉奇的学生不仅仅从他那里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了如何做一个高尚的医生。李玉奇虽已年逾九十，还坚持为年轻大夫讲课。“仅今年上半年，就已经讲了13次，每次听课的医生挤满了会议室。”李玉奇一生热爱中医事业，为中医发展呕心沥血，不辞辛苦，奔走忙碌。上世纪50年代初，李玉奇亲手创办了辽宁省中医进修学校和省中医院，后又被任命为辽宁省卫生厅中医处第一任处长，筹建了辽宁中医学院，称得上是辽宁中医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文革时期，辽宁中医被解体，李玉奇在批斗中右耳被打聋，左膝盖髌骨被打骨折，但这些遭遇并没有击垮他对中医事业的热爱。文革之后他临危受命为辽宁中医学院副院长兼附属医院院长，为辽宁中医的复兴费尽心血。针对中医医师的自身特点，李玉奇认为必须成立专门的中医职称评审小组。他多次向省里进言，经过努力，省政府同意另行成立中医职称晋级委员会。这让所有的辽宁中医人为之欢欣鼓舞。李老时刻心系中医事业的发展，多次上书献策。建国初期针对反中医逆流，他毅然挺身而出，公开发表署名文章批判反中医罪行；在衡阳会议上，他力主恪守中医本色，为大会起草文件；“非典”期间，他上书中央献出“抗非”秘方。在对待中医学术上，李玉奇既反对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赞同固步自封和墨守成规。他大声疾呼继承和发扬两者不可偏废，要大胆实践、探索创新，倡导应用先进科学技术为我所用。走出国门 扬名海外 展中医魅力李玉奇被斯里兰卡政府授予“红宝石”勋章，并获“传统医学博士”学位。这是中国中医界首次在世界医学大会上获此殊荣，也是中医迈出国门为世界所承认的第一步。随着改革开放及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和深入，李玉奇于上世纪90年代初走访了苏联、美国、斯里兰卡、韩国、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1989年，应前苏联卫生部长的邀请，李玉奇赴莫斯科洽谈在苏联最高疗养院中成立中医馆事宜，当时苏方有意让李玉奇出任馆长。此间苏联突发政变，李玉奇在战乱中匆忙回国。1991年，李玉奇以个人号召力，组织了沈阳中医药国际学术会议，并亲自主持，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700多人参会，吸引了海内外多家媒体关注。同年，李玉奇应邀率团出席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的第24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于主席台就座，并在会上做了“中国传统医学将为世界人类健康做出巨大贡献”的报告，西方医学界为之震动。斯里兰卡国际医学交流大学为此授予李玉奇“传统医学博士”学位，该国政府授予其“红宝石”勋章。斯里兰卡总统夫人在会上代表总统亲自授予李玉奇勋章和学位。这是中国中医界首次在世界医学大会上获此殊荣。1992年，李玉奇应邀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中药科学研究中心访问，该中心负责人有意留李玉奇合作，并承诺可以为其办理全家移民。面对诱惑，他想到的是国内的中医事业和他的患者，谢绝了对方的请求。之后转道纽约，该中心为李玉奇举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也出席了招待会。来自美国各大媒体的记者提出很多对中医乃至对中国的质疑，问题极为苛刻，但李玉奇应付自如，回答了他们的提问，展现了中医的魅力和中国人的尊严。李玉奇在他6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尽心竭力为患者诊治，奉献着他全部的知识与能量，时时刻刻心系国医发展，全心全意为中医事业而奋斗。他一生清贫守志，将毕生心血奉献给了中医事业，福泽中医后辈，深受中医界的敬仰和爱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发挥余热，把我的医术、思想传授给更多的医生，让他们把中医事业发扬光大！”
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13/9/7 23:27 编辑
李玉奇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624091604.jpg
李玉奇，男，汉族，1917年8月出生，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1939年3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李玉奇：以痈论治 脾胃名家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1026110634.jpg
李玉奇教授带领高徒会诊
◆他提出“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打破胃癌不可逆的说法。
◆他潜心研究舌象，舌诊堪称一绝，被誉为“当代扁鹊”。
◆他在湖北义诊，群众夹道欢迎，患者扛着铺盖带着干粮，排队看病。
9月的沈阳，天气转凉，秋意渐浓。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门诊楼的名老中医工作室里，92岁的国医大师李玉奇身穿中式对襟上衣，腰背挺直，双目有神，显得精神矍铄。“我活了快一个世纪了，把一辈子献给了中医，也见证了近百年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历程。我所做的只是尽心尽力去医治患者、教授后学，把中医国粹传承下去。”
恪守医德 悬壶济世 解苍生疾苦
1993年，古稀老人李玉奇坐了2天硬座，赶赴千里之外的湖北蒲圻义诊，欢迎的乡民站满了山包，患者扛着铺盖、带着干粮排队看病，仅月余诊治数千病人，未收群众一分挂号费。
1917年，李玉奇出生在辽宁银州（今之铁岭）。他天资聪颖、饱读诗书，于乡试大考中独占鳌头。按照当时的情况，李玉奇本可以选择仕途，但乡里穷苦百姓身染疾疴无法医治倍受折磨的景象深深触动了他年幼的心灵，于是他立志学医。1932年他进入银州中西医学校学习，先后拜银州名医明星垣、丁乙青、姜弼臣三位先贤为师，刻苦攻专医术。孜孜七载寒窗、彻夜握卷长读，博采众家之长、撷取临床秘验。1939年，李玉奇毕业留校任教，22岁登上讲台为学生讲授《温病条辨》。在此期间，他继续跟随三位老师研读《内经》、《伤寒》，学习临床技能。
1944年，李玉奇开始在银州天和堂独立应诊，悬壶乡里。1947年，李玉奇凭借精湛的医技，良好的医德，被推选为奉天省西安县（现吉林省辽源市）中西医师联合会会长。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加强中医师资力量的培训，1952年在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举办师资班。李玉奇与路志正等后来的一批名医进入师资班学习，毕业后领取了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颁发的中医师合格证书。
此后，李玉奇历任辽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辽宁省卫生厅中医处第一任处长，并一手建立起辽宁中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但他觉得最符合自己身份的还是医生，60多年来，他一直行医，始终恪守“医乃仁术”的医德医风，以济世救人、解病人之疾苦为己任，不分贵贱、不计得失。老人家常说：“行医道，但决不做医商。”
这么多年的行医经历，最让李玉奇记忆深刻的是他1993年的湖北之行。
上世纪90年代初，经常有湖北蒲圻（现赤壁市）的农民不远千里来沈阳找李玉奇看胃病。每年来的患者都有数百人。李玉奇在跟病人的交谈中得知，当地农民患胃病的人很多，望着风尘仆仆赶来求医的农民，他心里很不是滋味。经与有关部门联系，李玉奇决定去湖北义诊。当时没有买到卧铺票，已经76岁高龄的李玉奇硬是坐着硬座，辗转2天，赶到了千里之外的湖北蒲圻。
蒲圻一带多丘陵，李玉奇要来义诊的消息早已传遍各个乡村，乡民们站满了山包，夹道欢迎。四乡八里的患者扛着铺盖、带着干粮，早早地赶来排队，仅一两天的工夫，队伍排出数里长。看到这样的情景，李玉奇内心十分激动，不顾旅途劳顿，到了之后立即开始诊治，每天都是从早到晚，要看一百多人，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后来甚至汉口、长沙等地的患者闻讯也赶来求医。在蒲圻的一个多月，李玉奇诊治数千人次，不仅没收群众一分钱挂号费，还谢绝了当地医院给的3000元酬劳。乡民们为了表示感谢，送来一堆一堆新采的菱角。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诊病过程中，李玉奇不断总结，并开课带徒，把自己治疗脾胃病的经验结合当地疾病特点，无私地传授给蒲圻的医生。如今，当地的脾胃病治疗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使得许多患者免于车马劳顿之苦，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
像这样为民解难的事在李玉奇从医生涯中屡见不鲜。而且他的处方用药精少，价格便宜，每服药一般七八元。曾经有一农村妇女带着高烧不退的女儿来沈阳看病，在各大综合医院就诊，几天来几乎花光了身上所有钱，孩子烧却没退，后经人介绍来找李玉奇。李玉奇经过诊断，开了张只有5味中药的处方。妇女在将信将疑下抓了药给孩子服用，没想到第二天孩子体温降到了38℃，第三天就降到了36.7℃。“几十块钱治好了西医上千元没治好的病！”
多年来，他拒收患者送的钱物已记不清楚有多少，遇有穷苦病人不但分文不收，还时常解囊相助，深得病人的信赖与敬仰。慕名前来的海内外患者众多，为了能得到他的诊治，常常需要提前数天排队挂号。李玉奇深知患者看病难，虽然年事已高，仍多次带病坚持出诊，而且经常超负荷工作。
李玉奇行医60余载，承岐黄之术、扬国医精华。他深知学海无涯、医术无边，虽已有成，仍孜孜不倦精研医经真谛、博采古今之长，遇有沉疴痼疾临证投药屡奏奇效，以崇高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救治了数以万计的患者，被誉为“北国杏林泰斗，辽沈中医柱石”，多次被卫生部授予“文明工作者”，“医德高尚医务工作者”。辽宁日报曾在头版头条以“清贫守志、造福人间”为题报道了李老的高尚医德。
精研脾胃 潜心舌诊 成一方大家
实践证明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病理恢复达72.3％，收到了预期的良效，这为进一步阻断癌变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且打破了西医认为胃癌不可逆转的说法。
李玉奇博采众家所长，功擅内科，尤其精研脾胃病30多年，先后主持了国家“六五”、“七五”、“八五”攻关课题，研制出胃福冲剂、养阴清胃冲剂等部批三类新药，在中医脾胃病领域独树一帜，享有很高的声誉。
他揣摩医理，师古而不泥古，大胆探索，勇于学术创新。经过对萎缩性胃炎及胃癌前病变的十余年潜心研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结合《黄帝内经》、《圣济总录》等古代医家的论述及现代医学检测手段对本病的的认识，在国内首先提出了著名的“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的崭新学术观点。
李玉奇认为，胃痈之为病，乃胃阳之气不得宣发而受遏抑。所谓胃阳遏抑亦可视为胃之表证，既寒气隔阳。所谓胃的里证乃热聚于胃口。故治疗萎缩性胃炎，不以“胃痞”论治，不以“胃痛”论治，不以“九心痛”论治，是因脾胃俱病而出现的寒热交错诱发为瘤痈。可见虚寒则胀呕，实热则胃脘灼热而不适，瘀血则吐血便血，非调气所能治之于病本。现代医学检测手段证明萎缩性胃炎病变的发展也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和胃痈形成因于寒凉不备、饮食不节、劳役伤胃、抑郁伤脾，久而积郁为瘀，瘀久化腐，败腐为痈相对照十分吻合。此观点为中医辨证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中医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在此学术思想指导下，李玉奇对萎缩性胃炎进行了病因学分类，并将病势演变过程分为三期：初期治以平肝和胃理脾，中期治以益胃养阴、消痈散结，中晚期治以消痈化瘀、去腐生新。实践证明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病理恢复达72.3％，收到了预期的良效，这为进一步阻断癌变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且打破了西医认为胃癌不可逆转的说法。
李玉奇先后主持了卫生部、科技部多项攻关课题，并组建了胃炎研究组，对萎缩性胃炎发生发展的病因学分类和病势演变分期提出新的见解，总结出萎缩性胃炎的中医辨证施治体系。他研发的胃福冲剂、养阴清胃冲剂成为国内治疗萎缩性胃炎为数不多列入《国家中药保护品种》的三类新药，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李玉奇的“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学说对医学界的深远意义还远远不止于此。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于上个世纪80年代发现了胃幽门螺杆菌，并提出它为慢性胃炎的致病之源，此论点一提出来便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极大反响。由于他们的发现为慢性胃炎的治疗提供了新的依据，使医学又前进了一大步，因此2005年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奖。其实早在几十年前，李老便应用清热解毒、去腐消痈之法治愈了上千例该病患者。其清热解毒即包涵了现代医学的抗菌消炎之意。正所谓殊途同归、法异而方同，中医的思想也完全可以领先于现代科技，这是一种唯物的、辩证的、与自然相通的科学性思维。以先进性的思维作指导、肯于深入研究及探索，中医也可以有发展和飞跃。美国中医药专业学会会长李永明就此在《中国中医药报》发表文章称“李玉奇的中医治疗胃炎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在祝贺澳大利亚医学家获奖的同时，应当认识到李玉奇教授对胃炎治疗的科研贡献”。
李玉奇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潜心研究舌象，在舌诊方面有所发现和创造。他能凭借舌脉合参判定病人体内是否存在占位性病变。李玉奇认为，当患者体内有占位性病变时，舌象表现为无神无根，脉象呈李氏排斥现象。他由此提出的“观舌识病”及“排斥脉象”的诊疗技法丰富了中医舌诊的内容，取得了观舌识病的重大进展，成为“医林一绝”，被医界誉为“当代扁鹊”。
1992年，一位姓张的医生带父亲找李玉奇看病。患者面容憔悴、双目乏神、形体消瘦，胃脘胀满，呃逆频频，时时反酸；舌体瘦薄，舌质紫绛，舌面无苔；脉弦数有力。李玉奇明确告诉张某，高度怀疑其父体内存在异常病变，嘱其速做进一步检查。然而经胃镜、病理、胸片、超声等多项检查，并未发现患者体内存在异常病变，张某摇头而走。时隔两年，患者病势加重，多方治疗不见好转，辗转再次求治于李玉奇。此时患者舌体黯然失色，形同猪腰，脉象慌慌然如循刀刃。李玉奇对张某说：“令尊之疾，恐在骨髓，司命所属，无奈何也。”张某半信半疑地再次为其父做了全身检查，结果是晚期胰头癌。痛心之余，张某赞叹李玉奇舌脉绝技，懊悔当年因为疏忽，漏掉了胰腺的检查，结果酿成大祸。
李玉奇精通百家学说，对诸多领域均有精深研究和重大建树，除擅长脾胃病外，在冠心病房颤、哮喘、慢性肾功能不全、温病、消渴、习惯性流产等疾病的治疗上均有独到见解。为将自己的宝贵经验传于后人，李玉奇著书立说颇丰，有《中医验方》、《医门心境》、《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李玉奇分册、《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与研究》、《脾胃病与胃癌癌前病变研究》、《胃脘痛的临床研究》、《冠心病临床刍议》、《荨麻疹治则探究》、《小品话温病》、《望诊的宏观作用》、《脑中风论治》、《黄疸病从证锁谈》、《肾炎临床辨证施治一求》等。
传道授业 呕心沥血 为国医发展
李玉奇认为必须成立专门的中医职称评审小组。他多次向上进言，经过努力，省政府同意另行成立中医职称晋级委员会。这让所有的辽宁中医人为之欢欣鼓舞。
李玉奇既是苍生大医，同时也是一位中医教育者。他特别重视中医的传承和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工作，躬身力行，将毕生经验倾心传授，桃李满天下，不少授业弟子已成为颇有名望的专家学者。
1958年，在辽宁省政府、省卫生厅的指示下，李玉奇领衔受命，历经辛劳，组建了辽宁中医学院，并亲自组织编写教材，拟定教学大纲。李玉奇多年来一直担任学校教授、博士生导师，治学严谨、精心育人。迄今为止，李玉奇已培养了40余位弟子传人，其中国家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教师2人，省级名中医4人，形成了由老、中、青三代构成的薪火相传的学术梯队。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姜树民跟随李玉奇学习10年。他告诉记者，李教授对学术的严谨、为人的淳朴、对患者服务的细致等无不感染着学生。老师教授学生从来不保守，倾囊相授。“解除病人的痛苦是医生的天职。李老一直为之奋斗，也这样要求我们。”李玉奇的学生不仅仅从他那里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了如何做一个高尚的医生。李玉奇虽已年逾九十，还坚持为年轻大夫讲课。“仅今年上半年，就已经讲了13次，每次听课的医生挤满了会议室。”
李玉奇一生热爱中医事业，为中医发展呕心沥血，不辞辛苦，奔走忙碌。
上世纪50年代初，李玉奇亲手创办了辽宁省中医进修学校和省中医院，后又被任命为辽宁省卫生厅中医处第一任处长，筹建了辽宁中医学院，称得上是辽宁中医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文革时期，辽宁中医被解体，李玉奇在批斗中右耳被打聋，左膝盖髌骨被打骨折，但这些遭遇并没有击垮他对中医事业的热爱。文革之后他临危受命为辽宁中医学院副院长兼附属医院院长，为辽宁中医的复兴费尽心血。针对中医医师的自身特点，李玉奇认为必须成立专门的中医职称评审小组。他多次向省里进言，经过努力，省政府同意另行成立中医职称晋级委员会。这让所有的辽宁中医人为之欢欣鼓舞。
李老时刻心系中医事业的发展，多次上书献策。建国初期针对反中医逆流，他毅然挺身而出，公开发表署名文章批判反中医罪行；在衡阳会议上，他力主恪守中医本色，为大会起草文件；“非典”期间，他上书中央献出“抗非”秘方。在对待中医学术上，李玉奇既反对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赞同固步自封和墨守成规。他大声疾呼继承和发扬两者不可偏废，要大胆实践、探索创新，倡导应用先进科学技术为我所用。
走出国门 扬名海外展中医魅力
李玉奇被斯里兰卡政府授予“红宝石”勋章，并获“传统医学博士”学位。这是中国中医界首次在世界医学大会上获此殊荣，也是中医迈出国门为世界所承认的第一步。
随着改革开放及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和深入，李玉奇于上世纪90年代初走访了苏联、美国、斯里兰卡、韩国、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1989年，应前苏联卫生部长的邀请，李玉奇赴莫斯科洽谈在苏联最高疗养院中成立中医馆事宜，当时苏方有意让李玉奇出任馆长。此间苏联突发政变，李玉奇在战乱中匆忙回国。
1991年，李玉奇以个人号召力，组织了沈阳中医药国际学术会议，并亲自主持，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700多人参会，吸引了海内外多家媒体关注。
同年，李玉奇应邀率团出席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的第24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于主席台就座，并在会上做了“中国传统医学将为世界人类健康做出巨大贡献”的报告，西方医学界为之震动。斯里兰卡国际医学交流大学为此授予李玉奇“传统医学博士”学位，该国政府授予其“红宝石”勋章。斯里兰卡总统夫人在会上代表总统亲自授予李玉奇勋章和学位。这是中国中医界首次在世界医学大会上获此殊荣。
1992年，李玉奇应邀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中药科学研究中心访问，该中心负责人有意留李玉奇合作，并承诺可以为其办理全家移民。面对诱惑，他想到的是国内的中医事业和他的患者，谢绝了对方的请求。之后转道纽约，该中心为李玉奇举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也出席了招待会。来自美国各大媒体的记者提出很多对中医乃至对中国的质疑，问题极为苛刻，但李玉奇应付自如，回答了他们的提问，展现了中医的魅力和中国人的尊严。
李玉奇在他6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尽心竭力为患者诊治，奉献着他全部的知识与能量，时时刻刻心系国医发展，全心全意为中医事业而奋斗。他一生清贫守志，将毕生心血奉献给了中医事业，福泽中医后辈，深受中医界的敬仰和爱戴。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发挥余热，把我的医术、思想传授给更多的医生，让他们把中医事业发扬光大！”（记者 高新军）
李玉奇小传
1917年生于辽宁铁岭
1944年在铁岭考取中医师资格，并悬壶行医
1952年到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学习
1955年任辽宁省卫生厅中医处处长
1957年策划组建辽宁省中医院、辽宁省中医学院
1975年承担“七五”课题“萎缩性胃炎”的研究工作
1978年任辽宁省中医学院副院长、辽宁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
1994年被聘为辽宁中医学院教授、硕土生导师，沈阳药科大学中药系兼职教授
1991年享受第一批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入选人事部、卫生部遴选的全国五百名老中医
王玉川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624090146.jpg
王玉川，男，汉族，1923年9月出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3年3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首都国医名师”。 王玉川：内经研究领军人
他学术临床造诣深厚，亲自编撰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第一、二版《内经》教材；他的文章振聋发聩，观点新颖大胆，生活中却极为低调，从不与他人争；他的研究独辟蹊径，冷静客观，钦佩者很多，口碑极好。
在北京419路公交车上，常能看到一位手提便利袋、胸前用醒目的绿带系着乘车卡的老人，人们不会想到：这就是86岁的国医大师王玉川。
来北京50多年，他说常在梦中回到江南水乡。做了20年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多年，然而回首往事，江苏奉贤乡下，那十几年自由自在的行医生活，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什么名啊利啊，没意思的。”在老家当过小学教员、中医教师，但调北京以后讲课不灵了——口音重，学生听不懂。那就埋头做研究吧。一本王冰注《黄帝内经》翻烂了，用胶布粘好；书上批注写得密密麻麻，铅笔、钢笔小楷，遍布页眉页脚；自学生物、物理，画图制表，清苦寂寞，却乐在其中。
辛苦耕耘终结硕果，他成为中医界最早研究《内经》理论体系、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是《内经》重点学科的创建者和带头人，对阴阳学说的演变、气血循环理论、五行学说、运气学说、河图洛书等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他高雅的风范、深邃的学识、严谨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影响着全国同道，成为一个时代的旗帜。
学术成就
“老先生中，他的理论水平相当高”
他精研内经，醒世而作，对五行学说、气血循环理论、运气学说提出独到见解，破译河图洛书之谜，敢于对“辨证论治”、“有是证用是方”提出质疑。
没有先进的实验设备，不用文献校勘的方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靠什么来完成理论研究？玉川老笑答：“自己看书，想的嘛！”在那个参考资料极少的年代，常常是一本书、一盏灯，伴着王玉川熬到天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忽有所悟的欣喜，激励他一路坚持。
早在1938年，当15岁的王玉川从开过药铺的父亲手中得到一本《黄帝内经》，通读一遍就觉得莫名的喜欢，而这本穿越千年时空的经典之作，静静地躺在他的手中，也似乎正等待着被解开奥秘。
此后，江南水乡独立出诊的12年中，他几乎每天都要抚读一番，字里行间写下蝇头小楷，记下一本本读书笔记。后来在江苏省中医学校进修，老师们发现了这位与众不同的学生。当年就破格留校任教，承担内经的教学任务。不久他被调到北京中医学院，创建内经教研室。
当务之急是编写教材。为了用现代语言确切表达内经的丰富内涵，他率领教研室同事日以继夜，力争通俗易懂又采撷全部精华，终于完成集前人大成的《内经讲义》，后来升级为全国统一内经教材，也为《中医学基础》和《中医基础理论》等其他教材编写打下坚实基础。
研究中，王玉川发现，《内经》同一篇中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令人困惑。为此他翻遍了校图书馆所有藏书，写下几百万字的笔记，从1979年开始相继发表论文30多篇，许多观点得到同行认可和赞誉。他倡导五行学说的多学科研究，对《内经》气血循环理论有独特见解，正确认识和评价了运气学说，解开河图洛书之谜。
“在这些老先生中，玉川老的理论水平相当高。”北京中医药大学严季澜教授评价说。这凝结着王玉川心血的几十篇高水平论文，不止当年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今天读来，仍令人感叹语言之泼辣，观点之新颖，论证之严密。要知道，研究阴阳、五行、气血这些基础理论，绝不是一门学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医药大厦的理论基石。
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创新，是贯穿王玉川研究中医理论的一条主线。比如，他论述阴阳学说的演变，认为从《周易》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到中医学中的三阴三阳，是古代医家为适应医疗需要的一种改进，用三阴三阳能更精确地区分阴阳能量的盛衰多少。那种把三阴三阳的性质和次序认为是不能变动的“死板的规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多年来，辨证论治被视为“中医特色”的重要标志，但是，王玉川认为这种提法并不合适。首先，辨证论治的统治地位是在牺牲了“同方异治”的宝贵经验，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其次，辨证论治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在辨证论治的圈子里打转，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他认为，那种认为辨证论治可解决一切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只能怨自己没有掌握好的思想“是一种现代迷信”，是只求稳定不求上进的表现。
王玉川常说，一个学者所以能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就不能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一篇文章做出了荒唐的结论，也不等于其中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材料。因此对古代文化遗产，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吸取合理内核，这体现了他“创新而不废古”的学术境界。
在对五行学说的研究中，王玉川甄别经学五行与医学五行，认为五脏五行说引入中医学后，不再艰涩难懂，实用价值较高。同时他看到，在五行归类、生克、承侮、制化以外，譬如“五行互藏”的内容仿佛已被遗忘，成为五行学说的研究空白，教材也没有反映。事实上，被遗忘的“五行互藏”有重要意义，比如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内经》阴阳二十五人的体质学说，比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气质学说、苏联巴甫洛夫的神经类型学说，都更为细致和全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运气学说一度被打入冷宫。王玉川可谓当代研究运气学说最有成就的人。他1993年主编的《运气探秘》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他探讨五运和六气的体系问题，指出平气概念的重要性，从西汉的灾害性天气论证了运气学说的科学性，阐发《素问》遗篇的学术价值。
“创新是硬道理，是科学技术的生命线。”王玉川认为，“有是证用是方”的原则是不对的。这种方证对应关系无一不是建立在“以方测证”，即是根据方药性味功能推测出病理状态这一方法的基础之上，在方药功能固定的前提之下，以方测证的结果当然百分之百符合方证相对的原则。然而，现代研究告诉我们，任何一味中药都含有多种有效成分，它们的药理作用也往往是多方面的，二味以上组成的复方则更为复杂。所以，“以方测证”本身，就不是什么正确可靠的唯一科学方法。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就永远也不会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方证之间相互关系的谜团也就永无解开之日。
治学做人
“看过他书批的人，都很震惊”
虽然时代久远，纸面泛黄，但他亲手描画的双螺旋体和多肽链，依然清晰而美好。他独立思考，在学问上敢于向权威挑战，生活中却淡泊低调，特立独行。“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
采访王玉川，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费尽各种周折。5月的一天，他终于如约坐在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办公室。然而面对媒体，他还是不愿多说什么，好在事先采访过知情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说，“看过他书批的人，都很震惊。”
墙边立着一排书柜，信步走过去，翻出一本用1984年的日历装订的笔记本。日历背面写着一行行整齐小楷，红色、蓝色间杂铅笔，有的字下面划着重点号或横线，内容是关于孙思邈《外台秘要》的方药体会。再随意打开一本硬皮笔记，上面整齐地记着生物化学的内容，其中一页用极细的铅笔画着细胞RNA与蛋白质合成分解图，虽然时代久远，纸面泛黄，但双螺旋体和多肽链的结构依然清晰而美好。
翻下去，十几本笔记本的纸质都很粗糙，字体却都那么纤秀工整，有的字小得几乎看不清。可以想见王玉川当年是怎样地心细如发，这几十万娟秀小字承载着多少个安于清苦的日日夜夜。笔记内容有经典抄录，有个人思考，他很喜欢自制图表，比如为研究比较体质学说，他把巴甫洛夫神经类型、希波克拉底气质说以及内经的阴阳五态人划一个表格里，新颖而独特，给人启发。
那本传说中，被王玉川翻得书皮烂掉用胶布粘好、再无一处空白可写眉批的《黄帝内经》已经找不到了，他连自己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也都没留意保存。“别人借走了没还，我也记不得向谁要了，哈哈哈！”显然他并不以为意，更不以为憾。多年的临床处方也没有保留一张，根本不打算出版临床经验集，“有什么用呢？没用！”玉川老这样给自己解释。
如今他眼睛花了，别说写字，翻看当年的笔记都得借用放大镜才行，但幸运的是，这种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已经延续下去。严季澜年轻时曾受教王玉川，他也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坐在办公室研读经典、琢磨医案，喜欢用铅笔写些纤细小楷，下着旁人眼中的“笨功夫”。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学者的严谨操守，酿造北京中医药大学厚重的文化学术底蕴，在浮躁的今天，更显得可贵和难以超越。
王玉川治学注重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在1984年担任健康报振兴中医刊授学院顾问期间，他曾和刊院同学谈中医治学方法：“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绩。不要做教材的奴隶，要做教材的主人，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决不能像果戈里在《死魂灵》里描写的那位‘死读书、读书死’的彼得尔希加，他辛辛苦苦读了一辈子书，到头来却什么知识都没得到。我们需要的是自己观察，自己思索，自己做主，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
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使得王玉川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屡获开创性突破，正是因为不迷信权威，敢于对传统提出质疑，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跨越了一个个学术高峰。
了解王玉川的人，对他的第一评价大多是“低调”、“不争”。然而这样一个不喜参政的人，却是全国政协四届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的副院长多年，还有多项校内外职务，这似乎是种矛盾。
王玉川生性喜欢自由，他把这些称为“乱七八糟的事”。“当时没办法推，这也是种任务。”如果可以自己做决定，他断然不愿从熟悉的南方来到北方生活，更不愿从事行政工作。但是在其位谋其政，他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公费医疗费用不宜包干到医院管理”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任院长期间，他重视教学科研和学术建设，内经专业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重点学科，停刊20多年的《北京中医学院学报》于1981年恢复，成为学校及全国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
然而一旦退休，他就任何管理工作都不参与。据介绍，玉川老退休后更为低调，不轻易发表任何意见，每天8点前到办公室，中午回家稍作休息，下午又回来。“他的思维，就是做自己的事，看自己的书。”
这种淡泊、低调，不是怕得罪人，也不是没有想法，他是位特立独行、生性高洁的人。采访中，玉川老说的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无所谓”，他说，人生几十年，没必要争名夺利。“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
教育临床
“倘若倾心而倒，一辈子经验说不了3天”
虽然反对师带徒的方式，但受他恩惠的年轻中医成百上千，至今很多毕业生都珍藏着他逐字逐句精心审阅过的论文。理论临床相得益彰，其深厚的理论功底令其临床疗效卓著。
列在王玉川名下的学生并不多，不过四五人，和师带徒相比，他更提倡现代学院教育。他认为临床上从来没有相同的病人，好中医应该独自到临床去实践摸索。“倘若倾心而倒，一个老师的经验，用不了3天就能说完；相反，也可能临床跟师3年，还摸不到门。”
虽然如此，王玉川对所有的年轻中医都毫无保留，倾其所有，他甘为人梯、无私传授的风范使很多人受益终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届中医专业毕业生刘燕池教授，谈起一件往事。1962年他毕业分配到内蒙古讲内经课，没有经验的他返回母校寻求帮助。当时王玉川把历经一年刚誊完稿、尚未出版的《内经讲义》交给他，用作参考。刘燕池拿到这份原稿，心情澎湃，现在回想起来还常说“师恩难忘”。
他时时要求年轻学子做到言之有理，强调文以载道，每年审阅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工作，他从不敷衍，逐字逐句精心批阅，一本论文要修改几天。写满他整齐字迹的论文，经常被毕业生们珍藏。
王玉川一直强调理论和临床结合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长年坚持为普通百姓治病。他擅长治疗中医内科各种疑难杂症，如心血管疾病、风湿病、血液病等，临证时一丝不苟，疗效卓著，深受患者欢迎。
有段时间，王玉川在国医堂一周出诊4次，非常劳累。一次在北中医校园，刚从研究生处退休的鲁兆麟碰见了他，两人边走边聊。“和你说个事儿，”王玉川认真地说，“这国医堂看病，你能不能替我出两天？”但累归累，他还是一直坚持在临床一线。
深厚的理论功底，保证了王玉川卓越的临床疗效。有次鲁兆麟接诊一位神经根髓鞘脱的病人，治疗非常棘手，用遍了温阳药、补气药、活血药还是效果不好，他向王玉川请教。王玉川说，“《内经》讲‘肾恶燥，即食辛以润之’，你别净顾着补阳，加点细辛这类通药试试。”果不其然，病情好转。
在临床传承教学中，王玉川常从古典医籍中总结用药知识以示后人。他认为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束缚，要勇于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以《千金方》中能治疗30多种病证的“芫花散”为例，孙思邈对此方赞赏有加，但也无法解释原理，只能在书中寄望于后人。王玉川指出，有些医家沉湎于辨证论治，对古书中许多同方治异病的例子不屑一顾。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对实现中医现代化也有很大意义。
王玉川名下的七九级硕士研究生陶广正教授，得知恩师被评为“国医大师”欣然提笔：“为人淡泊，不慕虚名。师出名门，有真才实学；学富五车，而无头角夸诞。虽非博导，而众多博导皆曾受教；未登讲堂，而授课讲稿竟出其手。著述不多，却不乏真知灼见；临床虽少，却每能一丝不苟。审查论文，从不敷衍；撰写书评，必中肯綮。尊为国医大师，谁敢谓曰不然！”
王玉川小传
1923年，生于江苏省奉贤县。
1941-1943年，从医于中医名家戴云龙先生、陆渊雷先生，学成后在当地行医。
1943年-1955年，在奉贤县开设门诊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1955年-1956年，在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深入学习中医相关知识。
1956年-1957年， 在南京中医学校从事中医药教学与临床工作。
1957年-1963年，奉卫生部调令来北京中医学院从事教学工作，潜心于《黄帝内经》的教学和研究。主持主编全国中医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内经讲义》。
1978-1984年，在北京中医学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任副院长。
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顾问。(记者 马骏 )
王绵之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624090357.jpg
王绵之，男，汉族，1923年10月出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2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王绵之：方剂学大家http://www.satcm.gov.cn/file2009/20090624092454.jpg王绵之教授（左四）在为学生上教学实践课
创建和发展了中医方剂学科；组方防治太空病的中药“太空养心丸”；攻克大量疑难病症。 提起王绵之教授，最值得称道的就要属三项令人瞩目的创新——开中医历史先河，创建和发展了中医方剂学科；组方防治太空病的中药“太空养心丸”，将传统中医与现代航天科学完美结合；治愈大量疑难病症，扩大了传统中医的治疗范围。这可说是王老这辈子对中医药发展的三大创新和三大贡献。
也正是王老这一代名老中医，在新中国走过的60年中，承担了传承与升华传统中医的使命，推动着护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中医药走到今天。
创建中医方剂学科
中医历史悠久，但过去只有本草学，方剂及其理论散在于各家著作中，没有系统的方剂学。方剂学是新中国有了中医学院教育后才提出来的，而这项空白是由王老在上世纪50年代填补的。
王绵之教授1 9 2 3年出身于江苏省南通市一个祖传世医家庭，至他已是“王氏医术”的第19代传人了。父亲王蕴宽是上个世纪20年代南通地区家喻户晓的名医，享誉大江南北。从小耳濡目染使王绵之酷爱中医，有志继承家学。在父亲“学医必精，为医必仁”思想的影响下和“医生必须要懂药，要识药性，会认药，知药味，一尝便知是对是错”的教导下，他15岁开始随父识药辨病、出诊理症，背诵汤头本草，研读中医典籍，积累了丰富扎实的中医和中药学知识，为日后济世活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2年，他正式悬壶在家乡应诊，因屡起沉疴，名声日隆。
1955年，王绵之教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今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培训一年，后留校任教，并筹建方剂教研组，任教研组组长兼学校门诊部主任，创编、审定《中医方剂学讲义》等多部中医教材，从此与中医方剂学结下终生情缘。随着新中国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师资成为当时制约各地中医院校发展的瓶颈，1957年7月，卫生部中医司抽调王绵之等一批师资到北京中医学院工作，他担任了方剂教研室的主任。
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中医方剂学在他手中逐步成型——成熟，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王老认为，中医方剂学是运用中药使辨证论治具体化的一门学科，是一门既有基础又有临床的桥梁课，它跟西医的药学或药物学课程的意义不一样，它是教学生如何研究方剂、如何开方剂的课程。
方剂学的核心是研究治法和方剂的理论及其临床运用，它涉及中医理、法、方、药四个方面，与各门课程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辨证论治的工具；同时，方剂学与现代药理、化学、制剂及生命科学等多学科渗透，也是发现方剂的潜在功效和新用途以及改进传统剂型、研发复方新药的工具。因此，方剂学被作为现代中医药教育各专业的必修基础课程。
几千年来的中医都是靠师承学习，方剂学科的建立，联系中医基础和临床，沟通中医和中药，衔接传统中医和现代科学方法，为采用中医院校教育培养中医药人才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途径。
从教学大纲的制定、《方剂学》教材的编写、修订和审阅，到方剂学科硕士点、博士点的建立和建设，全国方剂师资高研班的讲课，无不倾注了王老的大量心血，他集多年教学经验总结出了一整套中医方剂教学法。
北京中医药大学对于王老的贡献评语是：对于中医方剂学科的构建和发展居功至伟，成为现代中医药学科体系的重要支柱；在教学上，浸淫历朝经典，融会当代新知，纵横捭阖，通达古今，精思明辨，自成一家。
如今，王绵之教授创建的方剂学科已经成为国家重点学科；由他主持编纂了《方剂学》、《中医药概论》、《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方剂学分卷》、《全国高等院校中医方剂教学参考丛书》、《古方钩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85年版)》等专著均成权威范式。
记者本人也是王老方剂学的受益者，至今保存有一本30年前学习过的《汤头歌诀白话解》，就是王老在1960年主持编写的，几十年来再版了无数次、达近千万册，仅“文革”中再版了800万册，几乎全国的赤脚医生人手一册，被誉为“一把打开中医宝库的钥匙”。
让中医走入太空
随着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神六”、“神七”的发射，也让全世界的人们再一次认识了中医药，由王绵之组方的中药“太空养心丸”首次被“神七”的航天员带入太空，在飞行期间服用。
王老使古老的中医药与最现代的航天科技完美结合在了一起。
从2005年起，王老应邀参加了航天员的保健工作。在王老的家中，记者看到了他自那时以来积攒起来的装了有十几袋的为航天员们用药的总结材料。航天英雄杨利伟从太空返回后，王老就参加了对他的调理恢复，并得到了满意的结果。“神六”发射前，王老提前3个月就开始去航天中心，根据每个航天员的情况，潜心研究制定调理方案，开方进行中药调理。
在最传统的领域里耕耘的王老和最现代的科技领域——航天结缘了。
在世界载人航天领域存在三大医学防护难题，空间运动病、减压病、体力耐力下降。国外曾有航天员因为飞行中出现严重生理障碍，不得不中止宇航飞行。还有的航天员在出舱时不能稳定站立，甚至需要搀扶或者抬出航天舱。资料表明，航天飞行前三天航天员空间运动病的发生几率高达50%。但是，中国的航天员们至今没有发现染有“运动病”。
这里，应该归功于我们的国宝——中医药，也归功于王老的创新性研究。
说起古老的中医药为什么能解决现代航天员遇到的身体问题，王绵之说，航天员都是身体最棒的人，他们能有什么病？中医所说的病，也不等于西医说的血压不正常、心电图不正常等等，中医是通过望闻问切看出机体五脏六腑、阴阳气血等哪一部分有偏差或不足，然后考虑航天员的工作量及环境变化等，进行调平。
中医讲究“平”，人体要达到最佳状态是很难的，但是要尽量调平，使各个器官之间能够很好合作，互相补充。为航天员用中药就是在调平，可以增强航天员的体质，让他们能在特殊环境下的适应性和耐受性得到提高。同时，航天员执行任务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尽管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也存在个体差异，所以给他们开的方子也是不同的。
经过长时间的体会和努力，王老为航天员的求平调理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成果——“太空养心丸”。
王老告诉记者，这个药就是专为“神七”做的，航天员在准备阶段和飞行阶段都在服用这个药。这个方子是在多年临床经验基础上，通过与航天员的接触，对他们训练过程身体变化的认识进行总结，和对他们飞行后身体恢复的保健调理的摸索，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根据航天员的生理特点及航天对人体的影响、损伤，等制定的带有规律性的处方。
王老说，中国的航天员通过中医保健后，身体状况比外国的航天员好，经国家航天中心监测，神舟六号航天员“心血管自主神经功能变化情况与俄罗斯、欧洲航天员存在明显差异……没有明显的受到重力变化的影响”。
对于这项经过实践检验卓有成效的成果，2008年12 月6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给这位中医大师85岁寿辰发来的贺信中说，“中国的载人航天实践表明：航天员在任务前，身体状态良好。任务中，航天员精力充沛，自我感觉良好，各项生理指标正常，他们的心率、血压都非常稳定，没有出现任何病症，并且能够健康自主出舱，返回后航天员的身体恢复很快，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您将中医药应用于载人航天，为我国神舟六号、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航天员医监医保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是对中医药作用的充分肯定。中医药在航天医学上显示出的独特优势，也引起了俄罗斯、美国等航天大国的高度关注。
攻克疑难病症的开路人
王老对记者说，中医不要怕别人反对，关键是自己站得直不直，中医自己要争气。治好疑难病，不是在为自己出名，是为中医争光，提高中医的学术地位。这是对每个中医的基本要求，也是最高要求。中医的名是实践出来的，是病人的口碑出来的。
2007年，我国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在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下，王绵之教授是传承人之一。
在70年的医疗实践中，王老是攻克疑难病症的开路人。我们来看几个简单的记录：
1974年，王老带学生到河北定县开门办学时，有一位29岁的农村妇女患中毒性痢疾已经高烧昏迷了21天，曾用各种抗菌素和其他西药治疗，就是不见好转。一些医院用各种办法治疗无效，认为这个病人没救了，即使醒了也会因长期昏迷而失去语言能力。患者家属请求王绵之诊治，王绵之守在病人身旁数天，精心医治，随时视病人情况改方给药，半个月后，病人的神志清醒了；3个月后，终于开口说话了。
1976年春，内蒙古一位叫李振荣的16岁男孩，患了脑干肿瘤。父母带着他到处求医，最后在被北京的某大医院被宣判了“死刑”。王老为他医治半年，病情显著好转。继续服药两三年后，李振荣已能参加体力劳动，后来还做了某卫生所的化验员。
王老经验丰富，医术独到，不仅审病精细，辨证准确，而且用药精当，配伍巧妙，善于兼融西说，临床曾治愈多例顽固性哮喘、粟粒型和空洞型肺结核、慢性肾病、肝硬化、Ⅰ型和Ⅱ型糖尿病、脱髓鞘病、脑肿瘤、垂体瘤、椎体病及先天性免疫功能低下等难治病。
有一位王老至今还在治疗的患有肾衰的旅美华人，十多年前就被美国医生宣判必须换肾。这位患者经朋友介绍从美国回到北京找到了王老。经过王老细致的治疗，直到现在，这位患者还没有换肾，每天还吃着王老的方子。给他治病的美国医生十分惊叹他好转的速度，称他在中国遇到了神医。
王老认为，经过几千年历代中医的不断继承发扬，现代的中医也借鉴了西医和其他学科的长处为中医所用，应该说现在的中医水平比过去要高。同时，中医通过辨证论治，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去给病人配药，这是中医的优势。
一位做了肝移植3年目前王老正在治疗的患者，服用王老配有人参的方子后，感觉效果非常好。而西医对待这样的器官移植患者，是不主张服用人参的，因为器官移植需要抑制免疫。对此王老解释说，单独使用人参可能是有弊病，但放在方子里用，有君臣佐使相互制约，可以克服弊病，扬长避短，提高疗效，这就是方剂学的学问。
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王老屡起沉疴，名声鹊起，蜚声海内外，他的医德也为群众广为传颂。23年前，光明日报就曾在头版头条报道过王老29年如一日义务为群众看病的事迹。
王老常以“医乃仁术，当以济世为先”之古风家训自勉，对于病家，心存救济，见人之苦，若身受之。为人治病不分贵贱高低，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远为异国贵客，近到邻里街坊，无不一视同仁。
王老的病人常说，王老看病总是面带微笑，还不时说着风趣的话，让我们精神上很轻松和快乐，这是他的一个特点。这应该也是王老治病的一个手段。王老说，有些病人得病后难受，精神压力大，进了他的诊室，精神压力解除了，感觉轻松了许多，好像病痛也退了一些似的。所以，即使自己精神再不好，只要来了病人，必须马上打起精神来。王老就是这样心系病人的疾患，忧天下人之忧，乐天下人之乐。
弘扬中医 不忘责任
中医教育一直是王老放不下的心头之忧。他对记者说，中医院校教育这么多年，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才，还是成功的，但是不完善，必须要有再教育、后续教育（包括师带徒）和自己的学习提高进行补充，这甚至比前期的教育更重要。中医教育不能光靠中医院校，还要靠政府行为和社会力量，还有中医自己。
王老还说，成为名医，不能单纯就会看看病或就会写写书，要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还要会传承，这是责任。
晚年的王老时刻萦怀的就是这“责任”二字。
王老作为中医界的一老，更是一宝。作为一老，他始终不忘一老的责任——传承国医精华。
70年来，他曾与多位老中医一起多次上书，为中医药机构建设、中医药立法等献计献策，充分体现了一个名老中医对中医药事业的拳拳之心和高度责任感。
他历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曾多次深入行业基层作社会调查，积极向政府反映各方面的意见，为党和政府制定中医药方针、政策献计献策。1991年，在国家机构改革中，仍有一种声音，要求取消在中医界不懈努力下刚刚建立几年的国家中医药管理机构。王老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在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协作工作会议上为保存中医药管理机构而奋力呼吁。
王老还充分利用兼任国家自然基金会生物部医学学科委员、国家卫生部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暨中药分委员会主任、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暨中药组组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技重大成果评选委员会委员、国家新药研究与开发中心常务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中药学会会长等身份，通过其社会影响力，为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发展而积极努力。
王老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赴海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我国中医药界代表。他先后应邀出访日本、新加坡、泰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或为元首和重症患者诊疗，或进行医学考察，或做学术演讲，以其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术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医名远播于异域，为传播古老的中国文化瑰宝——中医药于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0年7月，国务院颁予他政府特殊津贴与荣誉证书。2007年10月，北京市专门成立了“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建设单位王绵之名老中医工作室”；2008年12月，北京市“三局”授予王老“首都国医名师”称号。
回首王老半个多世纪的从医之路，恰如他挥毫而就的《八十抒怀》：
“幼承家学读岐黄，天生傲骨气不狂，禅参三指终有得，风雨十年幸无伤，辨证论治融新说，圆机活法有奇方，悬壶济世乃天职，我愿人人寿而康。”
王绵之小传
1923年，出身于江苏省南通市中医世家，为第19代传人。
1936 年-1937年，随父亲王蕴宽学习中医。
1942年，在南通城区正式悬壶故里。
l947年，经国家考试获《中医师合格证书》。1953年，获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换发的《中医师证书》。
1955年-1956年，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进修，后留校任教，筹建方剂教研组。
1957年至今，北京中医药大学从事教学、管理、临床与科研工作。
学中医的途径，或者叫方法，应当是多样的，有的从中药学起，有的从经典学起，有的从方剂学起，不管从哪方学起最后都要全学懂才成功。
乡村达人 发表于 2013/9/9 12:18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学中医的途径，或者叫方法，应当是多样的，有的从中药学起，有的从经典学起，有的从方剂学起，不管从哪方学 ...
本人学习中医从《中医各家学说》始——接着是名家医案——2009年的这个心得体会是学医若干年后的一个升华，也是一个继续努力的方向吧——与诸位共勉！
方和谦，男，汉族，1923年12月出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48年8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
方和谦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624090809.jpg
方和谦：法宗伤寒 经方新用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831105024.jpg
方和谦（右二）给弟子讲课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831105040.jpg
◆他出身京城中医世家，父亲方伯屏、兄长方鸣谦皆名中医
◆他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自创多张经验方
◆他对京剧、象棋、美食样样爱好，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初见方和谦，是在北京朝阳医院的特需门诊里。此时他正与带教的青年医师探讨一个临床教案。方和谦在讲解桂枝汤的临床应用时，不时引用《伤寒论》中的原文，如数家珍，脱口而出。如果不是亲眼所见，难以相信眼前这位精神矍铄、思路清晰的国医大师竟然已有86岁高龄。
在北京中医界，提起朝阳医院，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提到方和谦的大名。他在患者的心中是老专家、好医生，在科室同事的心中是好领导、好前辈、好老师。他在北京及全国的名望，来自于他渊博的学识、高超的医技、谦和的人品，他一直以“医疗战线上的一名小兵”自居，一句“老牛已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让人对他孜孜不倦、勤于治学的奋斗精神敬佩不已。 医术精湛堪为大医
他处方用药，药少力专，一服药通常几块钱；开汤药十分注重口感，尽量不用太苦或太难闻的药。病人称赞“方老药味少，味道不难喝，还解决问题”。
方和谦的医术在中医界有口皆碑。北京许多综合医院在危重病人治疗无效时，常请方和谦会诊，他独到的医术使许多疑难病患者起死回生、转危为安。他擅长医治各种疑难杂症，60余载的行医生涯中，救治过的患者不计其数。1958年在北京中医医院行医，到1968年调至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及现在的特需门诊。
几年前，一位81岁的老人长期患糖尿病，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糖尿病足，来到朝阳医院找到方和谦。老人左脚趾亚急性坏死，脚趾呈黑紫色已1月有余，行动十分困难。西医认为只有截肢。老人和家属处在两难之中。后经人介绍，老人找到了方和谦求诊。方和谦仔细询问后，确认此病皆因元气不足、气阴两虚引起。遂投以自创的“滋补汤”以培补元气、扶正祛邪。两周后，患者用完方和谦的12服“滋补汤”后，四肢浮肿均有好转。6周后，患者组织坏疽痊愈。再来院就诊时，但见老人面色红润，活动自如，已可以缓慢行走。
方和谦的医术不仅在国内具有很高的声望，国外一些华人朋友也常常慕名而来。
2004年，他接诊了一位美籍华人姜先生。姜先生9年来持续腹泻、腹痛、便血，在美国被诊断为“克隆氏病”。姜先生在美国就诊西医，治疗近两年均不见起色。美国医生表示无药可治，建议姜先生手术治疗。姜先生回国后在多家医院求助于中医，服用各类方剂1年多，但仍未痊愈。方和谦见其形体消瘦，问诊得知患者腹痛、腹胀、大便溏泻多年。病人的钡餐造影检查结果为：回肠节段性狭窄，假性憩息室形成。方和谦确诊其证候为脾气亏虚，湿停气阻。随后，对症用药，采用参苓白术散组方健脾化湿，香连丸理气止痛，1周后姜先生再次来就诊时，病情明显好转。两年间，姜先生坚持打“飞的”往返于两国，每次回国前都随行带六七十服方和谦开的中药，最终疾病痊愈，令美国医生称奇不已。
方和谦常教导身边弟子，“患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医乃仁术也”。患者不论职位高低、贫富亲疏，都要一视同仁、高度负责。方和谦84岁时，仍每周出5～6天门诊，每次要接待30个病人左右，其精神令年轻人钦佩。
他处方用药，药少力专，绝无大处方，很少用犀角、羚羊角、麝香等贵重药，力求简、便、廉解决问题，一服药通常才几块钱，最多十几块钱；方和谦用药特别注意顾护脾胃，每每加生稻芽、焦神曲等“保胃气，存津液”；开汤药时十分注重口感，太苦或太难闻的药尽量不用。病人称赞“方老的药药味少，味道不难喝，还解决问题”，“坐在这儿病就好了一半”。 法宗仲景不泥其方
方和谦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他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上世纪60年代他主编的《北京市流行性乙脑炎治疗纪实》，当时北京各医院的中医医生人手1册，产生广泛影响。
方和谦坚持弘扬仲景学术、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他认为21世纪中医学术的发展，不能墨守陈规，只有在深刻领会仲景学术的基础上，才能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所谓师其法而不泥其方。方和谦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他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用之得当，效如桴鼓；且经方有限，满足不了疾病谱的发展需要，要靠时方来补充。他对古方学以致用并有所创新，如《金匮要略》治疗“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方和谦又从“竹皮大丸”方中取竹茹、白薇二味药加入，对阴虚脏燥的失眠有良效。
他善用“和法”，强调正气为本、扶正以驱邪的治疗观，提出“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精辟见解，并独创“滋补汤”、“和肝汤”，在临床中为很多危重患者解除了病痛。
方和谦倡导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中医学术、西医学术都需要古为今用、精益求精，二者可以相互补充，但绝不是相互凑合。作为一名现代中医，可以利用现代医学诊查手段，配合四诊合参，有利于中医诊断；但不能唯检查论，丢弃辨证论治。中医和西医对疾病的认识、归类、诊断等各有自己的观点，不顾客观实际、生搬硬套的“对号入座”是对中西医学的亵渎，不但治不好病，还会贻误病情。
1956年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行性乙脑肆虐北京，作为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的一员，方和谦投入到乙脑的抢救治疗中。北京市卫生局采用1955年石家庄用“白虎汤”治乙脑的经验，竟然效果甚微，最后请来中国中医研究院的蒲辅周先生和岳中美先生指导会诊。蒲老认为，1955年为燥火当令，阳明内热，故用“白虎汤”有效；而1956年雨水多，湿气重，应用芳香化浊、透表散邪治疗。蒲辅周采用藿香正气散组方，使该病疗效达到90%以上，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乙脑病的诊治，给方和谦上了终生受益的一课。他进一步体会到在学术上只有实事求是，不能脱离辨证论治，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对风寒暑湿燥火六淫治病的分证掌握上，要灵活运用，不可固执己见。为总结乙脑治疗经验，1957年，方和谦主编了《北京市流行性乙脑炎治疗纪实》手册，书中收集了200多个病案，由北京市卫生局印制200册，发至各医疗单位。当时，北京各医院的中医医生人手一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之后他又主编了《燕山夜话》等书。
2003年3月非典暴发，方和谦认为中医药应有所发挥，4月份就向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及院党委请命。上级顾及其80高龄，未批准其去非典一线的请求。即使留在医院，在非典高峰期，方和谦仍坚持出门诊、查病房。他拟好预防处方发放到医院医务人员手中，说“没有什么好怕的”，让身边的医务人员深受教育和鼓舞。作为国家级老中医专家，方和谦积极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建方献策，并认为非典不同阶段有夹寒夹湿的区别，仍需辨证论治，为战胜非典立下了一份汗马功劳。 几经风雨不改初衷
方和谦曾一度不能行医，在一家砖厂做工。砖厂厂长说：“你烧砖不在行，你喜欢医生这个职业，你还是去做医生吧。”
方和谦1923年出生于山东烟台，父亲方伯屏是京城十大名医之一。方和谦自幼便接触到大量中医典籍。在接受了两年私塾教育之后，从初中起，方和谦参加了父亲在家开办的三期中医讲习班，学习了《医学三字经》、《内经》、《伤寒论》等医学专著。在反复诵读学习中，方和谦从少年起就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基础。同时，在父亲的诊所里随父行医，替父亲作开诊准备，为前来就诊的病人换药，抄方佐诊，边干边学。
16岁那年，一位60多岁的老人生“项痈”久溃不愈，仔细切脉问诊后，方伯屏采用了《备急灸方》中“骑竹马灸法”，即病人架空骑在一根包裹着棉被的竹杠上，两边有两个人架住病人，用点燃的艾绒熏烤疮口。这种少见的疗法让一旁随诊的少年方和谦感到不可思议，然而令他惊奇的是，灸10壮以后，患者疮口竟结痂痊愈了。
中医治病之神奇进一步坚定了方和谦继承家学的行医志向。除了将大量医学经典背得烂熟于心外，父亲所撰的《医家秘奥》及3本医学笔记也是他宝贵的学习资料。他每天随父临诊6小时后，坚持读书3小时。至今方和谦对《伤寒论》397篇113方，仍然倒背如流。
1942年，19岁的方和谦参加了北京市卫生局中医考试。面试答辩时，主考官口试提问：“中药为何能治病？”这道题听来颇有难度，学生所作答案也是五花八门，难倒过不少人。方和谦略加思索，从容不迫地对答：“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而常也。”他将《内经》的相关经文脱口背出，对此简洁而精辟的回答，老师给了满分。考试后，方和谦获得了执业资格，“方和谦诊所”随之挂牌，开始了独立行医的生涯。
方和谦概括自己的行医历程为“风风雨雨”。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医药也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然而，由于政治原因，中医药走过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历程。这段时期，方和谦在私营油庄做过店员，在双桥砖厂当过工人，但他牢记父亲遗训“不谋其他职业，仍当业医工作”。
幸运的是，砖厂厂长特别照顾方和谦，他说：“你烧砖不在行，你喜欢医生这个职业，你还是去做医生吧。”当时，在北京西四附近有一个中医学习西医的进修班，厂长便送方和谦去那里学习。当今国内名老中医干祖望、焦树德、路志正等均曾先后在此班学习，方和谦是第九班的学员。
他从此接触了西医生理、病理基础课及传染病、内科、妇科、儿科等临床课程。用方和谦的话说，学习西医是“歪打正着”，在进修班他不仅学到了西医知识，填补了学科空白，还有了西医职业资格，为今后的中西医结合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桃李芬芳诲人不倦
为启发西医学生对中医的兴趣，他格外注重讲课的艺术性和趣味性，把与中医学有关的诗词、歌赋引用到教学中，频频引来学生钦佩的目光。
1954年方和谦结束了个体行医生涯，调入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工作，两年后调入北京中医医院，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组组长。在教育岗位上，方和谦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在教学中更好地考据求源、引经据典，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内容逐字逐句剖析，深入图书馆，凡有关《伤寒论》的百家注解，如柯韵伯、尤在泾等人的著书均借阅过。《伤寒论》397篇，篇篇有自己撰写的讲稿。讲内科医案学时，他翻阅了《王旭高医案》、《薛立斋医案》、《名医医案》等大量医案，授课时将之与《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并结合临床实际，深入浅出，纵横贯通，令学生茅塞顿开。
从1968年到北京朝阳医院任中医科主任起，方和谦同时承担了首都医科大学的教学工作。为启发西医学生对中医的兴趣，他格外注重讲课的艺术性和趣味性。学生评价他的课“文化底蕴丰富”，在课堂上他旁征博引、涉猎广泛，包括与中医学有关的诗词、歌赋都引用到教学中，频频引来学生钦佩的目光。
在学术上方和谦对学生毫无保留、无私奉献，在生活中对学生平易谦和、关怀备至。他培养的中专生、大学生、进修生和西学中医生，遍布海内外，许多都已成为中医药事业的栋梁和骨干。1991年至2008年，方和谦先后担任了第一、二、三、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07年11月，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批准建设“方和谦名老中医工作室”，为启发后学，方和谦不顾85岁高龄，主动请缨，在“名医大讲堂”中给学生和青年医师们系统讲解《伤寒论》。方和谦说，中医经典著作百学不厌，告诫学生要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而且身体力行，活到老，学到老。
他的弟子告诉记者，在生活中，方和谦是一个极有生活情趣的人：京剧、象棋、麻将样样爱好，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是一位美食家，在饭店遇到可口的饭菜一定要学为己用。方和谦说药食同源，做饭和处方有异曲同工之妙。好菜讲究主料和辅料，放什么、放多少、怎么搭配，才能使菜品色香味俱全。逢年过节，他是家里的“掌勺大厨”，烧得一手好鲁菜，“糟溜鱼片”、“红烧肘子”等拿手菜让尝过的弟子们竖起大拇指。
方和谦思想开明，对新鲜事物乐于接受。年轻时曾学习日语4年，如今闲暇时喜欢读读日语，弟子们戏称老师的发音是“大阪味的”。80多岁的他还学英语，手机短信发得“很溜”。老人至今骑残疾人摩托车上下班、载着老伴去菜场买菜，甚至还一度向往要拥有机动车驾驶证。
采访即将结束时，方和谦对记者说：“医生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应该在内心修养和道德上，有一个更高的境界。我现在80多岁了，越学越感觉自己的知识太少，甚至是一个小学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资料采集、传承、研究……”（记者 杨志云） 方和谦小传
1923年生于中医世家，12岁随父行医，19岁取得医师资格。
1954年～1958年在北京市卫生局任科员。
1958年调入北京市中医医院任内科医师、教研组组长，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室组长。
1968年～1999年任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兼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
1993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1年～2008年，先后担任第一、二、三、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98年起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分会副主委、北京市中医药学会理事长、北京市科协常委、北京市红十字会理事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