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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琪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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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琪，男，汉族，1922年12月出生，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主任医师，1942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黑龙江省名老中医。
张琪：肾病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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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琪（右二）带教学生
◆他钻研肾病40多年，临床科研硕果累累，是当之无愧的肾病权威
◆他对复杂肾病或各类疑难重症都辨证精准，生死边缘救人无数
◆他性情温和，但为中医之兴衰，曾多次致信总理，医之大者天下为公 87岁的张琪略微发胖，喜欢眯眼微笑，像是邻家长辈。生活中他行事低调，别无所求，但对中医学术和临床，却有一种特别的坚持和认真，在东北及全国中医界广受尊重。
肾病病因病机错综复杂，上世纪60年代中西医对此都没什么好办法。张琪迎难而上，一研究就是40多个春秋，大大提高了全国肾病学术和诊疗技术水平。他在很多疑难杂病诊治上也卓有建树，亲手培养的50多名博士、硕士遍及海内外。
8月底，记者在哈尔滨张琪的新家采访了他。相比几年前，老人家身体和精神更佳，言语更见率性和哲理。“外化而内不化”，张琪像是一本耐读的书，越读越生感慨，医之大者当如是。 真心：不尚空谈重疗效
“予不自欺亦不欺人”，他不在乎人们对大方的偏见，看病敢用、善用大方复方。
张琪没拜过什么名师，靠自己临床多琢磨，不到40岁就成为“黑龙江省四大名医”之一。成名后，张琪在书中，在讲座中，把自己的经验体会不加修饰地和盘托出。
一次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讲座时，张琪说，“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主张写过多的书。注解百篇不如临床实践一次。”因为多次从《伤寒论》中尝到甜头，他本打算写一本《伤寒论》注解，但后来看到单纯注解的书太多，就决定写一本对临床有实用价值的书。他说，过去有许多老中医，书读得很多，但是临床少，他们不大愿意看病。“出书是给别人以间接的实践。《伤寒论》是张仲景的实践，《温病学》是叶天士的实践。我们要自己实践，直接的实践，读书是间接的实践。”
张琪喜欢“求真”二字，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现在有些杂志写老师经验，把老师捧得天一样高，很不好。有的报道说，某种病治疗效果特别好，痊愈率特别高，一看就是假的。在《张琪临证经验荟要》自序中，他写道：“书中所录，皆源于实践，确有疗效者，方敢书于笔端，医乃活人之道，予不自欺亦不欺人也。”
对大处方治病，业内一直有种偏见，认为是辨不清证候开“葫芦方”。或许是基于对自己辨证精准的信心，张琪善用大方复治法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功能衰竭，药味多达20多味，取得很好的疗效。他说，“必须认识到现在有些疾病的病因病机已不那么简单。比如尿毒症病机错综复杂，有虚有实，脾肾不足兼有湿热、痰浊、瘀血，不能单纯补或泻，要从多方着手，处方兼顾，这其实也是学术的发展。”
除“大方复治法”，张琪还善用辩证法，如散敛合用、寒湿并用、消补兼施等法，即在一个方中把两类作用相反的药物组在一起。他推荐多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这些哲学思想有利于在复杂的疾病中分清主症和次症。他说，“医者意也”，“意”字有很深的涵义，为医者必须思路广阔，善于分析病情，动中肯綮。
张琪治法多尊仲景，常在古方基础上加减化裁，创制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新方剂，如治疗淋巴腺结核、甲状腺囊肿的瘿瘤内消饮，治疗静脉炎的活血解毒饮，治疗慢性肾病日久、尿蛋白不消失的利湿解毒饮等。经他研制的“宁神灵”，获得布鲁塞尔尤里卡国际发明博览会银奖，救活了一个药厂。
专攻疑难重症是张琪临证一大特点，他在胸痹、痹病、肝病、血液病、精神疾病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被他治愈和挽救的重症患者究竟有多少，谁都数不清。
庆安钢铁厂一位青年工人，在一次火灾中一氧化碳中毒，确诊为脑细胞坏死。病人四肢颤抖，神志呆滞，几乎成为废人。张琪开出第一个处方，以后不断调整，服药100多剂后，病人奇迹般恢复健康。
比利时人杰克·贝兰克不远万里从布鲁塞尔飞到哈尔滨，他尻以代踵，脊以代头，步履蹒跚，张琪用中医药使他站稳了脚，直起了腰。回国后他迫不及待发来电报报喜：“虽然我已经61岁了，可是身体却像16岁少年一样充满活力。” 决心：攻克肾病闯新路
肾病是“穷病”、重病，西医没有好办法，张琪意识到这是中医的机会和责任。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张琪抓住肾病方向，带动一批人持续地研究几十年，这在中医界并不多见。到底是什么机缘，让他下决心选择攻克肾病顽疾呢？
张琪说，和冠心病、糖尿病不同，肾病不是什么“富贵病”，越是生活在寒冷潮湿、贫困劳累的人越可能患病。上世纪60年代初，张琪任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内科研究室主任。当时他原本想研究冠心病，但那时人们生活困难，一年下来才有4个病例，倒是收治了不少慢性肾炎患者。病人周身浮肿，颜面口唇发白，衰弱无力，病情反复发作，最后肾功能衰竭，因尿毒症而死，为此张琪心急如焚。
面对肾病顽症，国内外许多医学工作者付出了艰辛努力，但治疗效果不尽人意。透析只能维持生命，有依赖性，肾移植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排斥现象难以解决，激素疗法副作用明显，易复发。正因西医对肾病没什么好办法，张琪确信这是中医发挥作用的“突破口”。
1962年，张琪与西学中的主治医师单翠华开始研究慢性肾炎的治疗。中医西结合治疗慢性肾炎当时在全国还没有先例，要闯出一条路子谈何容易！张琪古方新用，摸索出治疗慢性肾炎的良方“加味清心莲子饮”，单翠华则协助他监测病人，科学分析。1964年去重庆参加全国肾病学术会议，他的大会发言“慢性肾小球肾炎证治”获得岳美中老中医等一致好评。十年动乱期间他们被迫止步。1981年此项工作取得的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现代医学发展带来很多新内容，中医肾病科研越来越难。张琪说，开始的目标是把浮肿治好，之后是解决蛋白尿，后来着重改善“肾穿”的病理结果。他一面学习现代医学知识，一面对肾病进行系统的临床与科学研究，分析每一种肾脏疾病的病因病机。1986年国家科委和卫生部确定“七五”攻关计划，张琪关于“中医治疗劳淋”的课题中标。之后他组建肾病研究室和专科门诊，先后开展了“中医药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临床研究”、“中医药治疗慢性泌尿系感染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血尿的中医治疗研究”以及“中医药延缓慢性肾功能衰竭进展的临床及基础研究”等，由他亲自审定研制出治疗肾病的系列中药，所在的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成为全国中医肾病治疗中心之一，多项课题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项。
40多年来，张琪对肾病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治疗上强调补脾益肾。他创造性地运用多元化思想，以多靶点大方复治法，对难治性疾病如慢性肾功能衰竭临床疗效颇佳。
张琪说，依靠中药，不用透析，很多肾衰病人的肌酐水平能10年维持稳定，不会演变成尿毒症。已发展成尿毒症的，有的服用中药也能好转，他研制出很多有效的院内制剂。大兴安岭一位10多岁的男孩患肾衰尿毒症，又吐又泻，病情危急。张琪用鼻饲中药的办法，把他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如今男孩已从复旦大学毕业，几个月前张琪在上海讲课时，他和母亲特来面谢。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肾病科现已全面继承张琪的临床经验，细分成4个科，210张床位，他们运用中医中药为肾炎、肾病综合征、肾衰等肾病患者减轻身体痛苦，降低经济负担，带去健康的希望。
热心：钟爱临床志不移
眼看中医被取缔，他还是坚持在药店当学徒；宁可手脚生冻疮，攒的钱不去买被褥，都买了医书。
张琪喜欢临床，离不开病人，乐意给人看病。“我这辈子唯一不高兴，就是文革期间有一年不让我看病了，这是最苦恼的。”
他认为只有临床才能学到真本领，要求研究生必须按时出门诊。对寒暑假日都跟着出诊的勤奋学生，张琪特别喜爱，赞不绝口。省中医院肾二科主任王今朝是1989级的硕士研究生，有一次她没按时出现在张琪的诊室，张老吩咐，“让今朝给我打个电话”。电话里张老温和地告诫“不能离开临床啊”，老师的焦急让王今朝从此痛下决心，现如今成为医疗骨干。
一般来说，请张琪教授诊病的人大都是重患或疑难病。张琪对病人极有耐心，看病时间很长。五女儿张佩青是省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她说“家父性格温和，遇事不怒，每遇不同意见，则欣然颔首，耐心倾听。”本来就生性温厚，对待病人张琪更是如同亲人。“有的患者一股脑倾泻出来，一说病情就是十几分钟，但他从来不打断，总是认真听，我们在旁边干着急。”
有次医院组织全体职工春游，坐在车上的张琪看到一位慢性肾炎的老患者来了，立即下车请病人到诊室看病。为此他耽误了出游，有人为之遗憾，可他却高兴地说：“以病人之乐为己乐，这是一个医生最有意义的事，岂不远胜过野游之乐吗！”
如今张琪每周两次门诊，查一次病房。上午看不完，病人就想法加号，或者家里找、路上截，他总是微笑着来者不拒。老伴王桂珍说：“这老头，成天就认病人。他立了条规矩，到家找看病，平民百姓、省委书记一样看待，不许嫌农村人脏，不许谎说不在家。”
对临床这种超乎寻常的喜欢，和他幼年的经历有关。张琪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河北省乐亭县的名中医，6岁时爷爷每夜在油灯下教他读医书，张琪亲眼目睹他们治好许多疑难疾病。青年时，侵华日本想取缔中医，眼看学中医毫无出路。张琪只身在东北闯荡，别人劝他改行，但他偏偏坚持在哈尔滨天育堂药店当学徒。没老师敢教，他就夜里起床偷偷对着医书琢磨先生的处方。冬天天冷，别的学徒攒些钱买毛毯盖，他不顾手脚生满冻疮，把钱都买了医书。
1967年“文革”期间，他有3个月下放到黑龙江省兰西县农村，条件非常简陋，但能有机会给人治病他乐此不疲。十里八村的农民赶着车，骑着毛驴，用门板抬着病人来到张琪驻地，他一一耐心地给乡亲们诊治，最多一天看了101位病人。有的农民朋友至今还与他保持着联系。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张琪的成才经历完美诠释了这一点。因为热爱，所以心甘情愿吃苦钻研，医技在临床的长期磨练中得以升华。张琪在河北乡间平生第一次临诊，就治好一位久治不愈的高热病人；在哈尔滨市第四联合诊所，他的医术和为人深得工人们信任；到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不久，常被邀请为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等领导诊病，还受中央委托为前苏联阿穆尔州秘书长（相当于我国省长）治好了心脏病。42岁撰写的《脉学刍议》揭示了脉学在辨证中的重要地位，一版再版，在国内颇有影响。
张琪说，学习任何一种科学，任何一种知识，首先要热爱。中医经典内容看似枯燥，但里面确实有好东西，要注重边学习边实践。把看的书应用在临床，用了就觉得中医“有味道”，就钻进去了，钻进去后就更愿意学了。
为了学习新技术新经验，他几乎订全了国内发行的各种中医杂志，一有闲暇便细心阅读。逛书店淘书，成了张琪晚年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张佩青说，“家父治学严谨，从不敷衍，年已耄耋日诊患者数十人，夜读文献，查找古今医案。我因行政工作繁杂，求医者甚多，时有劳累放松之感，辄扪心自比顿觉惭愧，其精神激励后人，警示来者不敢懈怠。” 公心：牵挂事业广带徒
他从来不争，什么都可随意，但为了中医事业，张琪奔走呼吁，几次致信总理。
张琪说，80多年来最高兴的一天，是1953年听到传达的毛主席对中医工作的指示，认为中医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功劳最大。选择中医以来他遭遇过很多歧视和阻力，那天突然听到这个喜讯，31岁的他张琪觉得前方一片光明，兴奋得一晚没睡觉。
他说自己“第二高兴的事”，就是成立了国家中医管理局。
他的感恩发自内心。因为经历人生甘苦，他能深刻体会国家政策对一名中医从业者的影响。他说政府给他的荣誉太高了。
事实上，张琪是个欲望不多的人。生活中，他喜欢写写毛笔字，听听京剧。当年有关部门想提拔重用，他婉言谢绝；有朋友建议他到南方合开诊所，他表示不会经营。他从不考虑升官发财，最大爱好就是看病。
他似乎注定为中医而生。一向性情平和、从不发怒的张琪，为了中医事业，他愿意出头多次联名致信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中医争取政策和支持。在很多场合他公开呼吁中医改革教育模式，要中西医并重，他的忧虑溢于言表。
为培养更多人才，张琪不顾年事已高，坚持带研究生。他说：“自己还能干几年？带徒才有意义。”他亲手培养了50多名博士和硕士，8位继承人，现在还有2个第四批继承人和5名博士。张琪力争“培养一个出息一个”，他的学生有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曹洪欣、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暴魁、天津中医药大学内分泌中心主任吴深涛等，大部分成为中医战线的中坚力量。
他还是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徐大基和林启展的带徒老师。为指导他们学习，张琪不顾舟车劳顿，一年中两度从哈尔滨到广州，亲自带他们随诊，平时不厌其烦地在电话里授业解难，每一封信件都是亲笔书写。
80岁生日之际，张琪收到众多学生的感恩与祝福。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谢宁、周亚滨教授在贺信中说：“随师3年，日间临证，夜间读书；鸡鸣冷月，黄卷青灯，用功不为不苦。得恩师精勤教诲，推云拨雾，指点迷津，更给予我们人品医品之熏陶，对学生晚辈爱护有加。时光流逝，愈觉3年随老师鞍前马后实乃人生之莫大荣幸。”
张琪，就是这样一位平和真诚的老人，一个骨子里有热爱有追求的中医人，一名内涵深厚、需要用心揣摩的大师。（记者 马骏） 张琪小传
1922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
1938年，由吉林省长春市辗转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在天育堂学医；
1942年，毕业于哈尔滨汉医讲习所，正式行医；
1951年，在哈尔滨中医进修学校学习，组建哈尔滨第四联合诊所；
1955年，调黑龙江省进修学校（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前身）任教；
1957年，调黑龙江祖国医药研究所（黑龙江中医研究院前身）参与筹建；
1978年，任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副所长；
1986年，聘为黑龙江中医学院（现天津中医药大学）内科博士研究生导师。
全国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张琪临证经验荟要（张琪）.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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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 琪著；张佩清等整理 页数:493 出版社:北京市：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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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学刍议（修订版）.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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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琪 出版日期：1986年11月第1版 页数：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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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灿玾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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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灿玾，男，汉族，1928年7月出生，山东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9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张灿玾：学贯古今 儒雅大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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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灿玾（右一）为博士研究生讲课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914105045.jpg
张灿玾的治学思想：
◆基本功的培养和训练是从医的重要基础；
◆临床实践是体验中医理论和建立中医信念的关键；
◆集临床、理论、文献于一体，是加深掌握中医学术的需要；
◆医文并重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
◆博览群书、兼容并蓄，是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源头活水；
◆坚持继承发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指导方针。
齐鲁之邦，孔孟之乡，儒家文化浸润着山东的每一寸土壤。
济南市历下区的一栋住宅楼里有一不足100平方米的普通居室，名曰“琴石书屋”。屋内藏书充栋，奇石林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在抚琴，琴声铮铮，如高山流水。弹到兴高之处，老人和声吟唱，时而婉转，时而高亢，时而悲怆，时而悠扬……一曲奏罢，余音绕梁。
这位浑身透着儒雅之气、从容而潇洒的耄耋老人，就是国医大师张灿玾。
初度临东海，医门育此身
十三逢乱世，弱冠始行仁
“我的学历仅是六年小学加半部论语。”
张灿玾1928年出生于山东荣成市下回头村的一个医学世家，其祖父、父亲一生为医，德高望重，享誉一方。
1936年春，张灿玾始入小学读书。1939年冬，读完了小学四年级，1940年初，日寇铁蹄踏进荣成，家乡沦陷，被迫辍学。
1941年，家乡解放，抗日民主政府在下回头村办起了完小（即高等小学），张灿玾入校继续学习。他学习勤奋，在两年多完小学习期间，不仅在学业方面每登榜首，还在课余时间自学了多种乐器演奏，参加学校组织的戏剧演出。这些兴趣爱好的培养，为张灿玾日后广泛涉猎，各科打下了基础。
1943年下半年，迫于环境，他结束学校生活，回家跟随祖父与父亲学习中医。父亲教读《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濒湖脉学》及《医宗金鉴》中临床各科《心法要诀》等，要求张灿玾熟练背诵。对《黄帝内经》、《伤寒论》及《金匮要略》等经典医籍，亦选出部分重要条文，让他熟读，并参阅明、清以来重要医籍加以理解。当其祖父与父亲诊病时，张灿玾则认真学习老人诊疗技术及方法，并负责司药，对饮片的加工炮制、丸散膏丹的制作、药材质量的优劣及真伪鉴定的一般知识，均需掌握。此外，张灿玾还对本地所产中草药之俗名及植物形态等都很熟知，经常介绍给病家自采自用。这些都为张灿玾后来独立应诊和进一步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后的几年，由于抗战的需要，张灿玾参加了村里自办的剧团，导演了多部大型话剧、歌剧、京剧，颇受村民欢迎。他还当过一年小学教师，参加过青年抗日救国会的各种活动。在此期间，他仍继续坚持阅读了《寿世保元》、《万病回春》、《医宗必读》、《石室秘录》、《医方集解》、《本草备要》、《陈修园医书》、《外科正宗》等医学书籍及文史方面有关著作，学业大进。
尽管后来张灿玾成为中医药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还是说，“我的学历很低，仅仅只是六年小学加半部论语。”
侵晓闻鸡舞，灯下笔耕勤
足以扶困厄，犹可疗斯民
“文献研究离不开临床经验，多年行医经历为我打下基础。”
经过多年学习，张灿玾已掌握了中医最基本的诊疗技能。1948年，他开始独立应诊。此后数年，他白天看病，晚上看书，研究中医经典著作，阅览历代医籍，学习现代医学，常常深夜才睡，鸡鸣即起。
1949年，张灿玾参加了区医药联合会。1952年春，他奉调参加县防疫队，承担反细菌战任务，时值俚岛区峨石山村麻疹流行，县防疫队派张灿玾等两人前往救治。经调查，全村约百名儿童患麻疹，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对性治疗，患者无一例死亡。
张灿玾临证系继承祖业，不分内、外、妇、儿，皆能应诊。他认为中医治病重在辨证论治，无论内外妇儿，医理贯通，治病用药，贵在立法，而法的确立来自辨证，理法方药得宜，则药到病除。因此，“中医大夫最好是全科医生，各科是一个整体，要用中医整体观去辨证。”
曾有一患者皮肤瘙痒难耐，找皮肤科医生治疗多日不见好转。张灿玾为其诊病时发现该患者不仅皮肤痒，还有口大渴、面红等症状，再结合舌苔脉象，他认为患者应属阳明气分之热，遂依法而治，患者很快就好了。“这就是用内科方法治疗皮肤病，中医注重整体！”
凭借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张灿玾很快闻名乡里。但他仍精勤不倦，常常挑灯夜读。
张灿玾认为，中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包含了人文学在内，体现了“人与天地相应”的哲学思想。同时中医又是应用科学，理论离不开临床实践。临床医生在诊疗中要注意辨证多面化、个性化，要标本兼顾，对待病人要认真、要有同情心。此外，学术可以分派，但医生不能守派，要根据病情选方，不能拘泥。
悬壶乡里，十年临床，使张灿玾认识到实践对从医的重要意义，所以他来到大学以后，也不放弃任何应诊的机会，数十年来，他治好了很少病人，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尽管后来我一直致力于中医文献研究，但我首先是一名医生。文献研究离不开临床经验，搞文献既要懂医理又要懂文理。多年的行医经历为我后来在文献上的研究打下基础。”
壮岁金陵去，归住黄河滨
执鞭杏林下，桃李几度春
“我给学生制定的习业训词是：厚德怀仁，乐群敬业，医文并茂，理用兼优。”
1958年，山东省荣成县卫生局选送张灿玾到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学习，同年又派其赴南京进入江苏省中医学校（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研究班学习。虽然只有1年多的时间，张灿玾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夜以继日，刻苦学习。他还是古旧书店、旧书摊的常客，曾用节衣缩食省下的钱，买下了《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伤寒论直解》等一批古籍。
张灿玾后来每谈及此事时，常说去南京学习是他医学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这让他对中医学的历史地位和现行价值的认识更明确，对中医学四大经典学术价值的理解更深。
1959年7月，张灿玾回到山东，同年9月，调山东中医学院（后更名为山东中医药大学）工作。自此，开始了他人生中的执教生涯。
自调入山东中医学院任教以来，张灿玾呕心沥血，勤奋工作，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中医药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
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张灿玾总结出了6点治学思想：即基本功的培养和训练是从医的重要基础；临床实践是体验中医理论和建立中医信念的关键；集临床、理论、文献于一体，是加深掌握中医学术的需要；医文并重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博览群书、兼容并蓄，是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源头活水；坚持继承发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指导方针。
他正是以这种思想去教育影响他的学生。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技处处长谭奇纹是张灿玾2000年招的博士生。她进入师门后，老师对她的每一步都很关注，给她重新讲解“四大经典”，让她对中医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新的认识。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让她记忆最深。有一次，老师为了让她准确理解《灵枢》中的一句话，查找了汉代以前的所有关于针灸的论述供她参考。“这让我在之后的工作中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使我终生受益。”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的李玉清1995年跟随张灿玾读博士。“老师在治学上追求极致，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张灿玾除了教授中医学之外，还注重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一次他运用古人印刻知识对一册古籍善本进行准确断代后，让李玉清也开始迷上了传统文化。“毕业已经10余年了，老师身上孜孜以求的执着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多年来，张灿玾已培养博士生18名、硕士生4名。他们均成为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或骨干。
架上书万卷，窗前月一轮
龙虫雕作事，乐道不染尘
“我这辈子离不开书，什么时候不能看书了，就给我准备后事吧。”
张灿玾在中医文献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著有中医古籍整理、点校、研究等多部著作，并发表论文100余篇，对《针灸甲乙经》等古籍的整理研究影响深远。
1964年3月，张灿玾与徐国仟等受命整理研究《针灸甲乙经》。张灿玾北上天津、北京查阅古籍的各种版本及相关资料，并阅读了大量文史哲有关著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整理校释工作完成。此后，这本《针灸甲乙经校释》获得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通过这次整理研究，张灿玾深切体验到中医古籍整理即文献研究对继承发扬中医药学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1983年，张灿玾被卫生部指定为华北山东片古籍整理学术带头人，先后承担和完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课题多项，出版了《针灸甲乙经校注》、《素问吴注》、《松峰说疫》、《经穴解》、《石室秘录》校点等10多部中医古籍。
在整理古籍的同时，张灿玾对中医经典医籍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尤其对《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条文释义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著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黄帝内经文献研究》一书。
1994年，张灿玾开始撰写《中医古籍文献学》，每天平均工作10多个小时，历时3年完成，全书100多万字，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体现了国内外该专业的最高水平。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在撰写这部书的过程中，他的老伴不幸去世，他自己也由于过度劳累而复发胃肠病和颈椎病。
张灿玾认为，文献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实践文化的依据。中医文献是中医学术的载体和宝库，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源泉，是中医学临床应用的指导，是中医研究的理论依据与信息资料，是中医教育的知识之源，是医史研究的素材。
研究文献离不开古汉语知识，张灿玾深厚的古文修养来自于他平时的大量阅读。他的儿子张增敏说，父亲爱书如命，经常买书，而且坚持每天读书。家里藏书5000余种，有上万册，其中医书3000多种。记者看到，张灿玾家中的客厅被改成了书房，四壁都是堆满书的书架，卧室床头枕边也都是书。
张灿玾爱书，他上街不是去书店，就是逛旧书摊。上世纪50年代，有一次张灿玾上市集，卖染料商贩董某摊上的一集书函吸引了他，经检视知其系中国学会辑印《周秦诸子校注十种》，遂欲高价购买，摊主本欲用来包颜料，见张灿玾如此识货，将书相赠，让张灿玾喜出望外。该书对张灿玾后来进行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在文字通借的辨认方面提供很大帮助。
总结张灿玾的一生，从六年小学、半部《论语》到大学终身教授，最终被评为“国医大师”，归结到一点，就是基于他的苦学意志、敬业精神，这就是他的经验所在，也是他之所以能掌握多学科知识和具有多种爱好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这辈子离不开书，什么时候不能看书学习了，你们给我准备后事吧！”这是张灿玾时常给家人说的一句话。
吟诵诗古韵，琴石亦悟真
春秋八十载，沧桑岁月新
“我必须不停顿地努力奋斗，去克服困难，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张灿玾给自己书房起名“琴石书屋”，不难看出他兴趣爱好之广。
他少年时逢乱世，虽只是“六年小学加半部《论语》”的教育，但他善于钻研，自学能力极强，写诗填词、抚琴弄笙、书法篆刻、吟唱赏石……凡此种种，皆自学而成。用他自己的话说，出于工作和学习的需要，培养和激发了他多种兴趣与爱好，一方面对文献研究帮助很大，另一方面生活更加丰富，尽管清贫，但精神愉悦。同时，这些兴趣爱好让他在工作压力、病伤困扰下，更善于化解矛盾，克服困难，调节生活，保养形神，以享天年。
张灿玾从少年习读《千家诗》到青年研读《白香词谱》，从中渐悟诗词韵律，开始写诗填词，以抒情怀。他的作品题材不限，既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叹，也有对中医事业的赤诚之情。他常与中医界的前辈们诗词往来，作品受到同行好评，并被多家“诗集”采用。曾出版《医余吟草》诗词集。因其诗词格律工整，立意高远，张灿玾还被吸收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不仅会吟诗作词，张灿玾还会吹拉弹唱。青年时期，他在本村剧团就已学会笙、管、笛、箫、唢呐、二胡等民乐，还在友人指点下学会了西乐小提琴，晚年又习古琴。他的家中时常飘出悠扬的乐声。此外，他还写歌来歌颂岐黄大业，如“杏林习业歌”、“医圣赞”、“杏林颂歌”、“杏林春”、“医学经典赞”等，以示其对祖国医学之热爱。而张灿玾对国粹京剧也十分热爱，常常与票友一起唱念交流。
古人云，字者，文人之门面。张灿玾曾无论备课、临诊或办公，尽用毛笔，暇时或操管临仿，或依案读帖。他的书法自成一家，苍劲有力，浑然大气。学习书法之余他研究篆刻，从中学到很多对于文献研究有参考价值的知识。同时他也操刀治印，自言其志。
张灿玾喜欢石头，家中大小奇石百余件。他说，这些石头极尽大自然之工力，鬼斧神凿，浑然天成。或似物，或寓意，或出景，或寄情，不一而足。他爱石，意在以石喻人，遣兴抒怀也。所撰“石论”一文，尤为爱石者青睐。
年过八旬的张灿玾自治一印“穷莫坠青云志，老当怀骐骥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回首80多年历程，他说，“我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政治上是党培养了我，使我懂得了人生的价值；我只有读过六年小学的文化水平，我必须不停顿地努力奋斗，去克服困难，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从事的是‘救死扶伤’的职业，这不是一种生财致富之道；公私难以兼顾，忠孝不能两全。”
“乐群敬业，医文并茂，厚德怀仁，继承发扬……杏林宝库，永放光芒！”悠悠琴声中，张灿玾抑扬顿挫吟唱显得分外高亢……（记者 高新军）
（注：文中小标题引自张灿玾诗作《八旬诞辰自咏》。）
张灿玾小传
1928年7月，生于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下回头村；
1943年起，随祖父与父亲学医；
1948年，独立应诊；
1955年，创办荣成县崂山区联合诊所，并任所长；
1958年，被选送至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及卫生部委托南京中医学院开办的教学研究班学习；
1959年起，在山东中医学院工作，曾任山东中医学院院长；
2006年，中共山东省委授予“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学文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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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文，男，汉族，1935年10月出生， 陕西中医学院主任医师、教授，1953年5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张学文：中医急症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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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文（右一）给学生讲解中药的用法。 周 颖/摄
◆他自创中药“绿豆甘草解毒汤”，使患者起死回生
◆他创立“颅脑水瘀论”，开辟我国中医治疗多种脑病的新途径
◆他培养百余名研究生、高徒和众多学生，已成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生力军 从容淡定、举止儒雅是陕西中医学院教授张学文给人的第一印象。他那慈祥的面容以及慢悠悠的陕南话，让人感到亲切、温暖、没有距离。接触多了，人们会被他那高深的理论见解、深厚的中医功底所折服。在患者心中，他既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父兄朋友，也是言必引经、用必据典的专家教授，更是德高望重、医术精湛的名医大家。
在首届国医大师中，已经74岁的张学文年龄最小，被称为“年轻的国医大师”。殊不知，张学文是陕西唯一的国医大师，也是西北五省唯一的国医大师。他从医50余年，执教40余载，在中医急症、温病学、疑难病等领域均有较高造诣，对一些病机理论有颇多创新。由于他擅长治疗中风等急症，又有中医急症高手之美誉。
勤奋好学 熟谙经典
三次进修奠定学术坚实基础
“鸡鸣而起，星高而息”是张学文幼年苦读医书的真实写照。对《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他视为珍宝，爱不释手，每有体会则点批强记。
1935年，张学文出生于陕西汉中的一个中医世家。年幼时，他在祖父和父亲的指导下，背诵《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药性赋》、《汤头歌诀》等，很快跨进了中医药的神秘之门。
“鸡鸣而起，星高而息”是张学文幼年苦读医书的真实写照。从15岁起，他随父亲学习中医，临证诊病，辨认药材。张学文回忆，每天父亲都听自己背诵《药性赋》、《汤头歌诀》，稍有错误，马上给予纠正，并要求反复吟诵。自己也从不敢懈怠，早背诵，晚抄写，直到学会记牢。对古代经典著作，他视为珍宝，爱不释手，每有体会则点批强记。
18岁，张学文参加原汉中南郑县统一考试。他至今还记得当时考试的情景。考官问考生，知道“龙虎汤”的举手，张学文左右看看，自己是唯一举手的。在50名考生中，他是年龄最小的，个头最矮的，交卷最早的，成绩是第一的。以优异成绩出师后，他开始了独立的从医生涯。1953年，张学文到该县武乡镇父亲创办的“致和堂”诊所应诊。
1956年，张学文考入“汉中中医进修班”学习，重点攻读了《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日后之所以能成为临床大家，与他对经典医籍的熟读深悟、强记硬背、灵活运用分不开。
1958年，张学文又考入陕西省中医进修学校(陕西中医学院前身)中医师资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
1959年，他参加卫生部委托南京中医学院举办的“全国首届温病师资班”学习，师从全国著名中医内科专家孟澍江教授。在此期间，他大开眼界，学习兴趣日益高涨，特别对温病学说等学派产生浓厚兴趣，对其学术细细研究品味，并撷取其精华。
妙手施治 屡起沉疴
把千人生命从死神手中夺回
他自拟“绿豆甘草解毒汤”，使许多急性中毒患者起死回生；他采用中药汤冲服安宫牛黄丸方法，使乙脑学生3天清醒；他运用“益肾、活血、退疸”手段治疗急性黄疸型重症肝炎，患者7天后病情减轻。
“中医不是慢郎中，在历史的各个时期，中医都是非常重视急症的。”张学文解释，古代传染病多，死亡率高，中医在急、危、重、难病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在急症上的治疗优势功不可没。多年来，他精心钻研和实践，在中风、高热、昏迷、中毒等病证的机理探讨和治法方药研究中，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经验。
1977年，张学文带领学生在岐山县高店镇开门办学。当天晚饭后，他和学生一起散步到地段医院，却发现医院抢救室外放着一口棺材。大家议论：“这地方人真奇怪，人还没死怎么棺材先拉来了？”
进去一打听，原来是一个30岁村妇喝“敌敌畏”自杀，医院全力抢救一天后，告知家人准备后事。张学文二话没说，立即为病人诊疗。他果断采用自创中药“绿豆甘草解毒汤”，为病人鼻饲、灌肠，并嘱咐早晚多次服药。他说，患者属于热毒伤阴证型者，运用此方可以排泄毒素，保护阴液。在张学文等人的全力抢救下，这个已经走上“黄泉路”的患者，第二天病情好转。以后10天连续使用中西药痊愈出院。
1984年的一天，时任陕西中医学院院长的张学文听说一学生在外地实习患了乙脑，不仅高热、抽风，而且昏迷不醒，危在旦夕。他心急如焚，匆匆赶到学生住处看望，并为其诊脉。他认为，这个学生是热极生风，理当清肝熄风。于是，开了一服中药，冲服安宫牛黄丸。可当地没有安宫牛黄丸，他立即派另一学生连夜往返咸阳取回。患者服药后3天清醒了，高烧退了。
一个病人在切除脾脏后的60天内，在大医院花了57万元都控制不住病情，而吃了张学文开的10余剂中药后，奇迹般地起死回生；被诊断为急性黄疸型重症肝炎患者被4个人抬进了张学文的诊室，他运用“益肾、活血、退疸”的手段为其治疗，病人服药3天后就有了效果，7天后病情明显减轻，几个月后病人痊愈。
恪尽职守 有求必应
将“万事德为先”作为人生准则
从医50余载，始终坚持“对病人似亲人”的祖训，把治病救人当成自己的日常工作。打电话的，到家中求诊的，他热情接待，有求必应。遇到困难者，他也尽自己最大能力，一帮到底。
“治病救人就是我的日常工作。”张学文认为，患者有病很痛苦，如果看病再被折腾，会加重病情。为此，他都尽力满足患者的要求。多年来，虽然身居多职，他仍坚持定期出诊；无论是外出讲学还是开会，他都一视同仁地为患者免费诊病。
在陕西中医学院一附院，记者见到张学文刚为一位患者诊病结束，又赶到病房查房。他仔细为患者诊脉，查看舌苔，叮嘱患者服药、生活注意事项，并一一指导学生。在走向另一间病房途中，被一中年妇女拦住，说有病人叫他。张学文急忙赶去看望，原来这位病人听到张学文的声音，让病友家属喊他为自己诊病。已是晚上8点多钟了，在张学文诊所门前还有几位老人排队。一个说，张大夫限挂20个号，自己担心挂不上号，中午11点就来了；另一个说，是下午1点多来的，再晚就排不上号了。
第二天7点刚过，张学文就来到诊所，一直工作到下午两三点。诊所面积不大，条件非常简陋，几个电扇呼呼地吹着，张学文被患者团团围住。站在诊桌旁的一患者说，这里挂号费低廉，一服药也只有10多元，很便宜，老百姓都能承受。另一候诊患者说，听朋友说张大夫的药灵，态度好，收费低，自己才从甘肃慕名赶来的。
遇到生活困难的患者，张学文总是用最经济实惠的方药为他们治病，甚至亲自为患者交纳费用。咸阳礼泉农村一位贫困患者饱受心脏病折磨，张学文知道后帮其解决了一些困难，还精心治疗使其康复。前不久，这位患者专程送来一份珍藏了20年的发黄药方，以表达感激之情。
如今，他每周分别在陕西中医学院一附院、二附院以及诊所出诊，病人依然络绎不绝。看到这种情况，张学文感到很不安。他坦言自己年纪大了，已经力不从心，不像年轻时有求必应了。怎么解决这个难题，有人提议预约挂号，张学文担心外地病人挂不上；提高挂号费，惟恐把贫困患者挡在了门外；让学生应诊，认为慕名而来的患者不乐意。总之，目前要尽力而为，做好一切工作，对得起患者，对得起国医大师这个称号，张学文如是说。
师古不泥 大胆创新
新观点、新方药、新成果接连不断
他提出“颅脑水瘀证”新观点，将瘀、水、热、毒四大病因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从而开辟了我国中医治疗多种脑病的新途径；他改变传统中药给药途径，研制了一系列方药，参与制订《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等。
“中风病属急症之一。中风病常常发病急骤、病情危重，变化多端，而气血逆乱、瘀阻脑络是中风发病的关键。”张学文将中风病发生发展概括为四期六证。四期为中风先兆期、急性发作期、恢复期、后遗症期；六证为肝热血瘀、痰瘀阻窍、瘀热腑实、气虚血瘀、颅脑水瘀、肾虚血瘀。他提出的“颅脑水瘀证”的新观点，将瘀、水、热、毒四大病因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从而开辟了我国中医治疗多种脑病的新途径；拟订“化瘀利水、醒脑通窍”大法进行治疗，还研制了“脑窍通口服液”，临床效果良好。
治疗中风病，传统的口服煎剂给药法对于危重病人来说多有缓不济急之弊。张学文师古不泥，大胆创新，将临床证明的有效方药通过实验改成了中药静脉滴注剂、肌肉注射剂、肛肠灌注剂、片剂、口服液等剂型。他拟订的“清脑通络片”处方，曾多次获奖。并由陕西中医学院转让给天津天士力药厂正在申报新药。
由于改变了传统中药的给药途径，药效发挥更加突出，临床疗效明显提高。如用“通脉舒络液”配合中药汤剂辨证治疗中风急症237例，总有效率达99．1％，治愈率达74％，与传统疗法及西药对照观察比较，具有疗效高、疗程短、安全可靠、后遗症少等优点。由他主持研究的这项课题荣获1986年度国家中医管理局重大科技成果乙等奖。
其实，当时研制纯中药静脉滴注剂是冒很大风险的。对刚研制的制剂，张学文并没有给患者试用，而是先给自己和另一位助手静脉滴注1周，亲身体会安全无毒后才给病人使用。此后多批次制剂生产出来都是这样。30多年来，这种院内制剂在临床用于治疗内、外、妇、肿瘤各科属气虚血瘀证患者逾万人，均取得了显著疗效，且无一例严重毒副作用发生。
“七五”计划开始后，张学文先后任全国中医内科学会中风急症协作组副组长、组长以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中风病急症协作组组长。在短短8年间，中风协作组取得11项重大科技成果，多次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表彰。特别是他参与制定的《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为中医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的制定开创了先河。此后，又先后参与制订了中风病护理常规、预防及康复规范和中风病证候辨证量表以及中风先兆证诊断及疗效评定标准。
探究张学文成为国医大师的内在原因，乐于临证、勤于笔耕是其关键。他发表的学术论文有70余篇，先后出版的《张学文中医世家经验辑要》、《医学求索集》、《疑难病论治》及《中风病》等10余部专著，凝聚着他为振兴中医急症事业的一片心血。
言传身教 弘扬岐黄
时时履行中医传承使命
他执教40余载，聆听过其教诲的学子不计其数，培养的弟子也有百余名，很多学生已成为享誉全国、闻名海外的高级中医药专家。
“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传授医术不厌其烦。对学生不但有学术要求，为人品行要求更高。同时，他率先垂范，实为楷模。师从导师多年，受益匪浅。”张学文的研究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教授姜良铎这样评价张学文。
1997年，张学文听说陕西中医学院不少山区来的特困学生生活困难，常常只吃馍夹辣椒，便主动将自己的国务院特殊津贴捐给了两位大学生，一直到他们毕业。
在临床上，他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学生。看病时，他边为患者诊脉，边告诉学生，“五十不止身无病，数内有止皆知定。”意思是说，脉搏跳动的快慢、强弱以及有无间歇，依此可以判断患者病情的轻重。
张学文的研究生、陕西中医学院院长周永学体会，老师切脉后善于和患者沟通，其实他是运用了心理疗法。一些温和鼓励的话语，对心境不佳的病人影响很大，起到了增强信心的作用。
周永学还记得，当时老师带他在乾县开门办学时，百姓前来看病，老师开方必有丹参，一时竟造成乾县无丹参。老师对丹参情有独钟，在中医学术界素有“张丹参”雅称。老师对伏天怕冷的怪病，采用温阳活血的方法进行治疗，让病人坚持服用含有丹参的中药，1年后逐渐康复。
运用丹参时，张学文说，丹参具有凉血解毒、消肿止痛、排脓生肌功效，治疗痈毒疮疥皆可应用。同时也告诫学生，凡脾虚便溏者、妊娠者慎用丹参。另外，丹参之用量，古今差别很大，要先从较小剂量开始，逐渐加量。
在教学上，张学文率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了中医内科急症的强化教学。几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高级中医人才。他不辞劳苦，常常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诊病，传播中医急症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成就。近年来，他退而不休，先后为广东、浙江、陕西带教高级学徒7人。如今，很多学生已成为享誉全国、闻名海外的高级中医药专家，成为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生力军。
“开朗、乐观的老师，使我们的中医学习变得轻松而愉快。”广东省中医院针灸科主任符文彬是张学文的学术继承人，他说，老师每年两三次来广东讲课，通常水都不喝一口，一气讲到下课，老师对脑病、温病研究得很透，处方用药很特别。跟师上门诊多次，印象最深的是老师的笑容。
在发挥余热的同时，张学文打算做好3件事：一是写书，完成“疑难病重症危症医案”、“全国名老中医讲习班讲稿集粹”以及《中国中医昆仑》约稿的写作任务；二是教书，继续做好传帮带，把多年的诊疗经验和心得体会传给后学；三是看病，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患者，特别是为贫困患者解除病痛，减轻他们的精神和经济负担。
一个“杏林恩师”牌匾悬挂在张学文的客厅里，这是学生们在他70岁大寿送的。4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表达了学生对老师的感激和敬佩之情。“耿直为人，认真做事，实事求是，是我做人的原则；治病救人，培养学生，是我日常的工作；继承发扬、整理创新祖国医学，是我终生奋斗的目标。”张学文的治学格言，道出他为人从医的远大志向，也彰显其独特的人格魅力。（记者 周颖）
张学文小传
1935年，生于陕西汉中一中医世家
1949年至1953年，随父学习，参加原汉中南郑县统一考试，以优异成绩出师
1953年，进入原南郑县武乡镇“致和堂”诊所应诊
1956年-1959年，先后在“汉中中医进修班”、陕西省中医进修学校(陕西中医学院前身)中医师资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又进入“全国首届温病师资班”学习，师从孟澍江教授
1963年-1987年，先后担任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主任，陕西中医学院医疗系主任、副院长、院长等
1990年，成为首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
2008年，被评为陕西省首届名老中医
2009年，被评为首届国医大师
张镜人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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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镜人 男，汉族，1923年6月出生，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42 年6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上海市名中医。
张镜人：沪上中医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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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镜人（中）和学生进行课题总结（2005年）
◆他是上海张氏内科第十二代传人，幼承家学，医文兼修，18岁悬壶沪上，民国中医考试一榜成名
◆他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关闭私人诊所，投身中医工作管理公务，为当代上海中医医教研事业“开业奠基”
◆他行医60余年，疗效卓然，擅长内科杂病诊治，尤于热病和脾胃病甚有建树，曾获多项国家级重大科研成果奖 今年6月24日，87岁的国医大师张镜人溘然长逝，中医界至为惋惜。
张镜人毕生悬壶沪上，是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的苍生大医。在上海报纸刊登的一篇记叙其事迹的文章说：“老年人知道张镜人是上海滩名医张骧云的后裔、治疗伤寒的名家；中年人知道张镜人是中医界的泰斗、治疗疑难病的能手；青年人知道张镜人是沪上名医、治疗萎缩性胃炎的专家”。这3句话，既褒扬了他的临床证治效验，也勾勒出他的学术成果概图。
与一起并称上海中医“三老”的裘沛然、颜德馨相比，同样作为中医临床家和学术大家，张镜人显然还有两点不同之处值得铭记，一个是他系上海张氏内科的第十二代传人，为海派乡土医学的代表，另一个是他建国后承担中医药工作管理职责，数十年深度介入沪上中医药事业的开创与发展历程，多半生的中医生涯与上海中医药事业相辉映。有香港报纸赞其为沪上中医第一人，似不为过。
张氏医学的一代宗师
少年时半日习文，半日学医，深得张氏内科家传之秘；青年时参加全国中医考试，一举成名；中年时系统阐述张氏医学，诠释“表”、“透”两字真谛。
八十七年前，中医世家子弟张镜人算是“含着银勺”出世的，而且，他命中注定还要被“塞”给一把家族所系的“金钥匙”——继承祖业。
300多年前，他的祖先张君调，弃儒从医，悬壶济世，扭转了这个世居沪上、耕读传家的家族的历史方向。自此，张氏医学代代相传，以治疗伤寒热病著称。在《上海县志》、《上海续县志》等地方志书中，记载有张氏一门7代11人以医而名的事迹，可谓门楣光耀，名重一方。
因家族中立有长子必继祖业的规矩，张镜人童年时便被长辈寄予继承家族医学的厚望。他4岁时入家族私塾发蒙，习诵从《三字经》到《四书五经》的传统经典，也夹杂着《汤头歌》、《本草经》一类篇目。到12岁，家中开始遍请名医，安排他半日习文，半日学医。
少年的张镜人偏爱文学，诗词歌赋，长卷短篇，爱不释手，也很喜欢挥毫泼墨，行书作画。而对诸多医学典籍，则在最初接触时也感到味同嚼蜡。对此，晚年张镜人还曾不乏怅然之情地说，我自幼爱写诗，热爱旧文学，但家族大，规矩重，我无力反抗。
张家培养传人按部就班，颇有章法。张镜人从少年起即随长辈抄方，18岁单独随父张君益侍诊，并开始一试身手。在这一阶段，据说他每晚回家，都要接受父亲对接诊病例的剖析点拨，还要继续温习经典名著，加以印证对照。
1945年，张镜人独立应诊，医名渐起。1946年，他以家传医师身份参加民国政府举办的抗战胜利后首届全国中医考试，在3000余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荣登不足300人的榜单。当时考试主要的项目是论文，题目是《亢则害承乃制论》，他古文医典烂熟于胸，一看即知语出《内经》，挥笔而就2000余言，条分缕析，议论备至。自此他被视为一代青年才俊，在上海中医界崭露头角。
深得张氏内科真谛的张镜人没有辜负先辈厚望。20世纪60年代初，他总结前人和自己的临证经验，先后撰写《上海张氏医学经验》、《张骧云医学成就》等文章，系统阐述了张氏治疗伤寒热病的学术观点。
外感热病历来有伤寒和温病的争议，对此，张镜人主张：二者宜合不宜分，要熔伤寒、温病于一炉，灵活运用伤寒方和温病方。他撰文说，“叶天士、吴鞠通分别倡导‘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二家的理论和经验，也完全是《伤寒论》辨证论治具体运用的发展和补充。……毫无疑问，温病学说离不开《伤寒论》的理论指导，《伤寒论》得温病学说的结合，才更丰富和扩大了热病辨证论治的内容。”
张氏内科临证外感热病，擅用淡豆豉、豆卷、桑叶、牛蒡子之品，尤其是淡豆豉，备受推崇。先辈用之如神，张镜人解其3昧。他总结指出，要以祛邪为要务，注重“表”与“透”：初则疏风解表发汗，进而清泄里热为主，透热转气，兼湿者必佐以化湿之品，热入营血者清营泄热，进一境，立一法，有规有章，“表”与“透”须贯穿始终。由此，张氏内科淡豆豉一味运用之妙“浮出水面”。
张镜人的研究推动了张氏医学走出家族范围流传，在中医界引起很大反响。有名家赋诗称赞：两字（表、透）名言客尽惊。
沪上中医的旗帜
作为上海市中医工作领导者，他主持成立了上海市中医学会，首次开设了公费医疗中医门诊部和中医专科医院，筹建了上海中医学院，在全市综合医院普遍设立了中医科室，并为中医师承教育改革开创了先河。
为当代上海中医药事业“开业奠基”，是张镜人人生中的又一个华彩乐章。他长期抓中医工作，为建国后上海市中医政策的制定、各级中医机构的建立和建设、中医人才培养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4年，张镜人接受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毅署名委任，担任市卫生局医疗预防处中医科副科长。他毅然关闭自己的私人诊所，放弃高薪收入，辞退保姆、司机，成为沪上中医界加入公共医疗机构第一人。此后，他历任上海市卫生局中医处副处长、副局长。
上世纪50年代是上海中医事业发展的“黄金”年代。他与中医巨匠陆渊雷、程门雪、章巨膺、丁济民、张赞臣等主持筹建了上海市中医学会、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上海市首家公费医疗中医门诊部、上海市首家中医专科医院市第十一人民医院、全国首批中医高等学校上海中医学院，在全市综合性医院普遍设立起中医科室。从此，沪上中医走上普及、发展、提高的正常轨道。
当时，他终日奔忙于各大医院之间，为各医院开展中医业务而操劳。在那几年里，他门诊是看得少了一些，但宣传中医药学的文章却写了不少。他还积极组织开设中医学习班，对各大医院的中医师轮换进修培训。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张镜人还与有关处室配合，制订规划，建立机构，引进了一大批中医人才。
在第一批中医带徒工作结束后，张镜人还牵头修订了《上海市中医师带徒暂行管理办法》，在固定师徒关系、临证口授的同时，改变过去“分散带”的方式，提倡“个别带，集体教”，要求各区县设立中医带徒班，由带教老师组成教研组，规定教学计划和课程，按各人所长，分工上课。这个办法既发扬了中医带徒的优良传统，又保证了教学质量，为中医师承教育改革开创了先河。
1982年退休后，他仍被上海市政府委任为市卫生局顾问，任中央保健委员会保健会诊专家，继续为上海中医药事业贡献才智。
五勤治学的内科大家
他重视临床实践，治学崇尚“五勤”；他治疗内科杂病，强调脾胃学说和活血化瘀法的应用；他不为西医病名所限，同时主张“借助微观检测手段，为我所用”。
“勤以补拙，谦以代骄，慎以戒言，博以广知”，是张镜人的座右铭。“勤”字当头，一直是被张镜人视为治学者的本分，他曾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为“五勤”：勤学，勤读，勤问，勤写，勤实践。
他于工作闲暇常手不释卷，学习之勤，老而弥笃。他常言，对经典医著要经常读、反复读，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用时即如信手拈来。他读书功力之深，在他应诊讲学时大段引用原著原文，就可见一斑。
至于勤写，历年来，他主编、参编了近20部学术专著，如《辞海》中医部分、《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中医症候鉴别诊断学》、《中医诊断学》以及《中国中医鉴别》等。同时，他坚持笔耕不辍，每有感悟心得，便及时记录，尽量整理成文。他先后发表的论文有100余篇。
最关键一点就是勤实践。他自18岁始行医，他从未离开临床，即使担任公职，也要保证每周几个半天的出诊，“文革”期间，他也寻找机会为干部群众看病。他在被任命为市卫生局副局长时，向上级提出的请求就是，允许他半天行政办公，半天门诊查房。同事们都知道，在公务繁忙之时，他门诊后往往顾不得吃上一顿正式的午餐。
秉承“五勤”的治学精神，张镜人在内科杂病临证，如急性感染性疾病、慢性萎缩性胃炎、病毒性心肌炎后遗症、冠心病、慢性肾炎、慢性肾功能不全、系统性红斑狼疮等，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临床经验及学术思想，其显著特点是重视调理脾胃和活血化瘀治则。
张镜人认为，“脾胃强则诸脏强、脾胃弱则诸脏弱”，无论养生或治病都应重视脾胃。诊治慢性胃炎，他确立了升降并调、燥湿相适、寒温同用的治疗原则，并提出辨病分阶段，论治有“十法”。“十法”即清热和胃、疏肝和胃、益气养胃、养阴益胃、清化瘀热、调气活血、寒温相配、升降并调、化湿和中、消导悦胃。
对脾胃病之外疾病的诊治也有体现，如对慢性肾炎，一般都比较强调治肾，而他在论治此病时兼重脾肾，尤其重视对脾胃的调治，强调健脾以补土、益肾以壮水，二者不可偏废。在论治高脂血症、肥胖等疾病时，亦强调饮食不节与脾运不健两方面互为因果。治疗时先立足于健脾化痰，脾运健旺，痰浊自蠲，使脂质代谢从根本上恢复正常。
张镜人重视活血化瘀法在内科领域的应用。他认为，人体气血，贵在流通，一受病邪，气血必碍。血流泣涩，导致“恶血”、“蓄血”、“干血”等血瘀病变，莫不壅塞气道，阻滞气机。而造成血瘀的病因很多，因此，他主张，活血化瘀法的应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由此出发，他提出了活血化瘀法临床应用中的“五结合”，一是与行气相结合，二是与补气相结合，三是与散寒相结合，四是与清热相结合，五是与祛痰相结合。
此外，他诊病时不受西医病名的局限，辨证论治从整体出发，细问病情，四诊合参，探求疾病本质，为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辨证提供一定依据。同时，他也倡言“借助微观检测手段，为我所用”，认为中医学的研究，尤其是临床研究和科研工作，应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仪器设备及理化实验手段。比如诊治慢性胃炎时，他主张借助胃镜直观及病理组织活检的微观所见，了解胃黏膜病变情况，指导辨证用药。他认为，将微观所见参于中医辨证之中，可使中医望诊获得延伸和发展。
他历年来取得了多项重大研究成果，如活血化瘀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打破了胃黏膜腺体萎缩不可逆转的观点，为中医药防治胃癌开拓了新思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研究和分析脉象客观化的成果，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成果，获得上海市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二等奖；另有治疗病毒性心肌炎、高脂血症、红斑狼疮等多项临床和实验成果获奖。
厚德仁心的传道人
他热忱培养岐黄传人，授之以术，育之以德；流风遗泽，润物无声，“愿效李时珍，泽惠神州，亿万人增寿”。
张镜人一生授业解惑，育人无数。他带教出严佩贞、张存钧、石蕴玉、张亚声、徐国缨、王松坡、沈遐君、宋安妮、朱凌云等一大批门人，其中许多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业务专家，活跃在上海、外埠以及世界各地。
在上世纪50年代，他主持上海市中医工作时，重点抓了全市的中医带徒工作，同时还在上海中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等高校兼任教职，参与培养了成批的中医人才。“文革”期间，他无论下放到乡村还是基层单位，都要主动自编教材，带教赤脚医生和工人医生。1973年起，他受市卫生局委托主持西医学习中医学习班的教育工作。改革开放后，他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开始在科室定期开展“读书会”活动，带领大家温习经典、医论医著；跨入新世纪，他以八旬高龄担任了上海市优秀青年医学人才的指导老师。同时，他还作为全国和上海市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亲自带教多名学生。
对于读书之道，张镜人常教导学生：“读书当厚古而不薄今，要融汇诸说，务明真谛。治病应师法而不拘方，宜变化在我，唯求实效”。他组织的“读书会”，交流读书心得，进行专题讨论，形式活泼，气氛活跃，他所作的专题发言，从理论到临床体会，使大家获益良多。几年前，他因年老体衰，把“读书会”活动转移到自己家中进行，一直坚持到他住进医院。
他的教学门诊，从病例选择、辨证论治到处方用药，每次都认真准备，深入浅出地进行分析讲解，使学生深受启发。学生提交的临证体会文章，他总是细致阅读，认真批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是从头改到尾。
除了精湛的医术，老师的厚德仁心更为学生所高山仰止。他教导学生，望闻问切，探病求源，更要注意悉心辨证，首先须有视亲之想，把病人当亲人，这样才能认真诊治，切中病机。
弟子们回忆，跟师多年，他从未在门诊时间里稍事休息，哪怕上一次厕所，连续门诊八九个小时也是如此。老师在诊疗时对待病人耐心细致，从不主动叫病人离座。他对每一张处方，每一味药物，每一个剂量都仔细揣摩。在他书写的病历中，不会见到上方（指上次开的方）加某药物的医嘱格式，每次处方都必定是一张完整的处方。他平等对待每位病人，在他的病人中有很多老干部，按政策需要照顾。为了不给普通病人带来影响，他坚持提前1个小时上班，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先为老同志诊疗。老师病后在家休息，仍有不知情的老病人找上家门去，他从不拒绝。
张镜人的国学功底深厚，也让弟子们追慕不已。他青少年即秉承中医讲求儒医相通、注重文化的传统，书法、诗词、绘画水平也日趋精进，尤其是古诗词造诣颇深。他每有感而发，思绪如潮，涌向笔端，佳篇天成，2006年结集出版有《张镜人诗集》。他40岁时，裘沛然赠诗《庆张镜人医师四秩寿辰》七律，其中写到：“借问江东吟咏者，风流人物属张生。”赞他能诗之名。
昔日的江东张生已远行，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世家子弟，一个青年才俊，一个卫生官员、一个国医大师，一个智慧老人叠加的背影。他在晚年曾作《醉花阴》一首，述及平生情怀，值得后人吟咏，其中写道：中医宝库称丰富，本草饶研究。愿效李时珍，泽惠神州，亿万人增寿。（记者 任壮）
张镜人小传
1923年，出生于上海中医世家，为张氏内科第十二代传人；
1945年，独立挂牌应诊；
1954年，出任上海市卫生局医疗预防处中医科副科长；
1990年，成为全国首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91年，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4年，获“上海市名中医”；
2004年，成立“张镜人首席名老中医工作室；
2009年，荣获全国首届“国医大师”称号。
陆广莘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624093436.jpg
陆广莘，男，汉族，1927年1月出生，中国中医科学院主任医师，1948年10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陆广莘：中医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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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陆广莘（中）在坦桑尼亚防治艾滋病时和同事合影
◆他对中医原旨的独到见解常不易被人接受，自称少数派
◆他致力于中医学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呼吁中医要卓然自立
◆他在西医院临床26年，56岁归队研究中医，倡导“中医研究”
◆他中西汇通，诊疗思想独树一帜，治疗疑难杂病得心应手
陆广莘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著名的中医理论学家、临床家。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会被他激昂的语调、犀利的言辞、深邃的思辩、妙语连珠的中英文打动。“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具，谋生生之效”是他对中医学术思想的高度概括，是他从医六十多年寻求中医学之道的收获，也是他对中医发展的期望。
师出名门 继承创新
3位名师的教导、西医名校的系统学习、综合性大医院坚持中医特色的实践，使他中西汇通，学验俱丰。他遵循中医学原旨，执着探寻中医精髓，真知灼见别具一格，是当代发皇古义、融会新知而卓然自立的代表人物。
“我是正宗中医出身，当国家号召中医药人员要系统学习西医时，我通过考试，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系统学习了5年西医学，毕业后到中央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在西医院坚守中医26年，56岁时被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组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队伍。”
自18岁在上海开始学习中医后，陆广莘先后师从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老师的言传身教使他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影响了他的治学态度和学术观点，激励他对中医真谛孜孜以求，奋斗不已。
陆渊雷的古文学和中医学造诣很高，蜚声医界。民国18年与徐衡之、章次公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国学大师章太炎为院长。“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办校宗旨要求既要学习传统文化，又要掌握新知识。陆广莘作为函授弟子，不但接受了现代科学思想，也打下了他兼收并蓄、融古汇今的学风基础。
章次公1955年任卫生部中医顾问时，陆广莘随他抄方侍诊。1956年关于五行存废问题的讨论时，章先生与他切磋讨论，并鼓励他发表意见。章次公“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的教导使他对中医学充满自信、自强、自立的决心。陆广莘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新中医药》上，学术见解的锋芒和论辩的才气逐渐显露。
徐衡之提出“心知其意．不为所囿”，临床上采用中西医结合取得良好疗效。陆广莘1957年到中央人民医院中医科时，徐衡之任主任，对他言传身教。敢想敢干的陆广莘在一流西医院里开设中医门诊，创建中医病房，扩大中医临床领域，并于1958年秋在北京医学院开设《中医学概论》课程，吸引医疗系四、五年级和儿科系四年级学生听课，以及利用中医临床病例编写教材，推动医院临床各科更广泛的中西医合作等，均得益于徐衡之的传教和支持。
对陆广莘学术思想影响深刻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元末明初的医学家王履。陆广莘早年对王履进行了深入研究，很欣赏王履朴素求实的作风、科学的怀疑态度和历史的批判方法。王履的学术观点、论辩性强的文字，对陆广莘影响至深，这在其论文和言谈中处处可见。
3位名师的教诲，以及受王履等医家治学态度、观点和文风的影响，他不断勤求博采，继承创新。他思想解放，科学批判，独立思考，逐渐形成了高深独到的见解、超凡脱俗的观点以及执着的探究精神，这也使他在中医名家中独树一帜，个性鲜明。
观点独到 超凡脱俗
他学贯古今，徜徉中外，才思敏捷，人谓之“明”；他兼收并蓄，思辨功深，学验俱丰，人言其“达”；他声名远扬，勤勉和蔼，言传身教，人敬之“尊”；他高屋建瓴，见解独到，卓然自立，人赞之“才”。
陆广莘是我国第一批“中学西”人员，受过正规的中西医教育，曾在中医、西医权威机构临床、科研和教学。他心智超群，且博极医源，遍求中外，不断参悟中医学的精髓，在中西医模式比较、当代中医的使命和发展方向等方面形成了逻辑严密、高屋建瓴的学术思想。在当今中医界中，因为敢于提出尖锐问题、善于逻辑思辨和观点独具创见，而被誉为“中医界的哲学家”。
“中医学之道是养生治病必求于本为主旨的生生之道，是辨证论治的发现和发展人的生生之气，是聚毒药以供医事转化利用为生生之具，是通变合和谋求实现天人合德生生之效的健康生态的实践智慧学。”凝聚陆广莘学术思想精华的《陆广莘论医集-中医学之道》一书，扉页上有这样一句醒目的话。
他认为医学模式转变的根本在于诊疗思想的转变。医生应该“从实际出发，究天人之际明乎物我之相分；实事求是，通健病之变以识环境利害药毒；有的放矢，循生生之道发现发展人的生生之气；讲求实效，用生生之具谋求天人合德生生之效。”这种深邃精辟、一针见血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在当代哲学界、社会科学界和医学界引起广泛反响，对我们重新认识和发展中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启迪作用。
“上工治未病，以养生保健为先。”他强调“稳态调节与中医养生保健”的关系，指出人的健康模型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自我稳定的生态和谐，并非是“邪”的彻底消灭。他严厉指出，现在人们对细菌、病毒采取"除恶务尽"的态度，是徒劳和好坏不分，反而使病害越来越多。
陆广莘的中医诊疗思想立意高远，内涵深刻，说理精辟。他说：“人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是中医学的目标对象和发展对象，是中医学存在和发展的根源。”他将这一思想时时落实在诊疗过程中，记者曾跟随他门诊，印象深刻的是看到他经常对病人机体顽强的生命活力发出赞叹，鼓励病人与病魔抗争：“你的病有好转，不是我的功劳，是你自己有旺盛的生命力，要坚持！”临床上，他从社会、人文学等角度对病人的工作、生活环境进行全面分析，鼓励病人发挥机体自愈能力，这是他“中医学之道，根本在学人”，“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的精彩体现。
由于陆广莘强调医生应充分调动人体内一切因素驱除病邪而恢复健康，所以他呼吁客观、正确看待药物作用。他指出，医生是“聚毒药以供医事”，不要绝对地看待某种药物的功效，利用药物治疗疾病时要趋利避害。
他早在1973年就发出的清醒而独到的警示“药之害在医不在药”，在由于滥用药物、过分依赖药物等不断发生药害事件的今日，不能不令人赞佩。
自古江南多才俊，陆广莘的才气在中医界鼎鼎有名。他发表有百余篇论文，篇篇都言之凿凿，有理有据，精辟独到，充满了对中医学的热爱和殷切期望，洋溢着忧国、忧民、忧中医的激情。200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将其学术论文80篇汇集为《陆广莘论医集-中医学之道》一书。研读这些文章，正如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诸国本言：“中医界人士读陆广莘的文章，有时感到陌生的‘洋味’；哲学界读陆广莘的文章，有时感到新鲜的‘土气’，但它确实为中医界讲清了许多难以讲清的问题。”的确，捧读这本书，必须荡涤心中浮尘，才能通过其融合中西医学、物理学、哲学等概念的语句和别具韵味的行文表述，随其跃动的思绪，进入探究中医学千古奥秘的时空隧道。
中西汇通 医术不凡
他在国内一流西医院坚守中医26年并崭露头角，源于他坚定的中医信念；大量疑难危重病症用中西医治疗取得的显著疗效，靠的是他对中西医优势的巧妙组合运用。
身处国内一流西医院的西医强势环境中，一个中医很容易被西化，但陆广莘反而更坚守中医，并且从医院中脱颖而出。他才智过人，勤勉不懈，博闻强记，1957年至1983年，在北大人民医院的26个春来夏往中，他用中西医诊治各种疾病，不但取得了科研、临床、教学的丰硕成果，还在医疗实践中不断对中西医诊疗思想进行比较和总结，逐渐形成了其能深刻诠释中医原旨、实践基础深厚的诊疗思想。
在中西医诊治乙脑、急腹症、小儿肺炎、肝炎、肝硬变、糖尿病、高血压、肾炎、喘息性支气管炎、苯中毒等大量疑难危重病中，陆广莘先后得到钟惠澜、吴阶平等名家的指点，受益良多，也积累了丰富的诊治经验。他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研制的阑尾合剂和肺炎合剂等协定处方，供西医外科和儿科直接使用，取得了比单用西药显著的疗效。一些西医大夫开始认识中医，遇到难题时求助中医，提高了中医在综合性医院的地位。他与高水平的西医同事交流合作，针对一些疑难疾病如急腹症、血液病等开展科研。在北大人民医院后来取得的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中西医科研项目中，也有他付出的心血。
陆广莘长于临床，勇于实践，但他在全面细致的临床观察中，善于总结经验，不断进行临证实践的反思，笔耕不辍，经常写出了理论水平高、见解深刻的论文，以至于有人误以为他只是个中医理论家。1959年他在总结中医治疗乙脑的论文中，提出乙脑不是“温邪首先犯肺”，而是“暑邪直入心包”。讨论了叶天士、程文囿、张畹香等人提出的“邪入心包”之证，及时应用紫雪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等“以截其路”的治疗思想，谓他们开了近代“截断疗法”之先河，较早挖掘了后来名闻遐迩、在许多疾病尤其是传染病中有重要价值的“截断疗法”。写此文时，陆广莘刚到医院两年。
1976年，陆广莘在长期治疗高血压病中观察到，改善高血压病人的血流供求不平衡是治疗的关键，辨证论治可助机体的自稳调节能力，比单纯的减压治疗更有意义。
1987年，陆广莘作为我国首批中医治疗艾滋病专家组成员被派赴坦桑尼亚。面对对方专家的质疑，他沉着应对：对艾滋病这些病毒性疾病，抗病毒治疗未必是唯一的或最佳方案，中医治疗乙脑、乙肝、天花、麻疹等并非消灭病毒，而是重在提高免疫功能和屏障功能。中医有许多治疗病毒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经验可以借鉴，可推之百病而不惑。这种看待疾病的思想体现了他的学术造诣，以及他对事物超乎常人的深邃领悟和体验，也是他临床治疗疾病取得疗效的法宝。
陆广莘不爱细谈某个病人的治疗方案，记者多次询问，他只是说，每个病人都不同，有些个案很难重复，关键是诊疗的思维方式。记者猜想，抑或是64年行医生涯中看过的病例数不胜数而使他不胜枚举，抑或是一病一方不足以反映他的整体诊疗思想，抑或是他默然牵系于心以论证自己的观点。现在陆广莘每周一出门诊，主要接诊自身免疫性疾病、风湿、类风湿等疑难杂病，病人中既有附近的老熟人，也有定期乘飞机来的外地人，还有远涉重洋的海外人士。
小李是陆广莘的传承博士后学生，她告诉记者，老师总是从战略高度对疾病的中西医诊疗进行讨论，比较中西医学模式、诊疗思想，这突破了仅仅着眼于一病一方研究的套路。尽管如此，陆广莘还时常向自己、向别人发出提问：辨证论治的“证”是什么？辨证诊断要发现什么？辨证论治要实现什么？
肩负使命 建言献策
他56岁回归中医大本营筹建中医理论科研队伍，对“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的论述已成当今的圭臬；他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为中医药发展建言献策；他发出“医学不能拜倒在科学的脚下”的呐喊，惊世骇俗，石破天惊，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
1983年，陆广莘56岁时被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在中心实验室的基础上筹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的名称是陆广莘策划并在多次讨论会上坚持的结果，“中医基础理论”一词也是由此产生。
“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区别在于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不能互相代替，只能互补互渗。”他提出“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主张自主的“中医研究”。这一认识至今已经成为中医继承与发展中的一个判定标准和一句名言。
他先后组织了北京首届“中医证的研究”全国会议和国际会议，对“证”研究中的基本问题等进行论述，在中医“证”的认识上进行从辨证到求本的认识论分析。
“旁开一寸，更上一层”是陆广莘借鉴针灸术语，提倡解放思想、扩大科研思路而提出的。他带领同事们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主持“肝血风(郁)瘀”和“脾津痰湿”两大系列“七五”攻关课题，先后获部级一、二、三等奖。
作为中医药大家和倡导中医研究的提倡者，他主持了2003年香山科学会议，提出中医药理论建构与研究方法。2005年2月，他参加了科技部“973计划”中医理论专项的论证会，对中医理论基础研究提出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并致信科技部、卫生部主要领导直陈对中医的认识和理解，反映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问题等。
他以独特的中西医身份、研究经历和开放大胆、严谨执着的工作精神开始了新一轮中医研究之路。
陆广莘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医药发展建言献策。他声名远扬，许多高校、医院邀他去讲课，他在各种场合宣讲中医，反复论说和疾呼中医学术。一个耄耋老人，对中医药仍然捧一颗赤诚之心，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陆广莘在邻居眼中是一个慈祥的老者，在学生面前是一个和蔼的老师，但在学术上却是严谨执着、锋芒显露的人，他发出“医学不能拜倒在科学的脚下”的呐喊振聋发聩，惊世骇俗，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有人听不懂，有人似懂非懂，有人不置可否。但记者注意到，在2009年7月北京大学举办的“信仰、哲学与科学”国际会议上，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廉·菲利普斯“科学不是观察世界的唯一一扇窗"的观点似与其异曲同工。这是威廉·菲利普斯、陆广莘等大师洞悉世界的先见，是他们慧眼识天下的呼声，愿我辈也能早日透悟。
如今，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有一支他带出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队伍，在相隔千里的广东等地也有他培养的高徒。他言传身教，垂范后人，其诊疗思想正在被认识、研究和光大。
“勤求博采老弥笃，学究天人称大医”。陆广莘说：“我最初选择了中医，这辈子就献给了中医。”的确，他现在每天的安排紧张有序，读书、看报、写作、讲课、坐诊、带教……他继续在中医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中探寻着“生生之道”。（记者 海霞 ）
陆广莘小传
1945年在上海拜师学医
1952年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学习
1957年入中央人民医院中医科（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从事医、教、研
1980年被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聘为客座研究员
1983年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任中心实验室副主任
1985年组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并任副所长
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3年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8年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7年成为中国中医科学院著名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
2009年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成就奖
2009年被评为“国医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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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仲瑛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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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仲瑛，男，汉族，1928年6月出生，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8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江苏省名中医。
周仲瑛：构建中医内科学体系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907110409.jpg
国学中医，亟待传承，勤学勤思，方有所成。 ◆ 他主持编写《中医内科学》等多部教材，创建内科学总论，确立以脏腑为辨证核心、内科疾病系统分类的基础，首倡“脏腑病机证素辨治”新论
◆ 他深入到出血热疫区10余年，首倡“病理中心在气营”、“三毒”等新理论，并形成“瘀热”病机学说
◆ 他擅长复合立法，组方选药，临床疗效显著
见过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周仲瑛的人，都会惊羡他的形象和气质。年过八旬的他，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花白的头发，宽大的额头，炯炯的目光，机敏的谈吐，红润的脸庞没有一点老年斑。
这位慈祥的老人，几乎为中医奉献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从年幼随父在乡间治疗瘟疫，到深入疫区阻击流行性出血热病；从创建内科学总论，到提出“瘀热”病机学说；从抗击非典到走向甲型流感科研前线，周仲瑛始终在践行着中医的继承与创新。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周仲瑛意识到震后疫病流行的可能。经过深思熟虑，他提笔写下“防疫清解方”、“防疫化浊方”，分别用于防治疫毒犯肺所引起的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秽浊伤中所引起的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随后紧急配制的6000服颗粒剂被送到灾区。不少人对于周仲瑛公开如此珍贵的处方感到不解，但他却说，“这两个方子说珍贵也珍贵，因为这是我60年从医经历积累而成；说不珍贵也不珍贵，因为中医原本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周仲瑛对大医精诚最朴实的注解。
成 长
中医世家循循善诱
幼承庭训耳濡目染
1928年，周仲瑛出生在一个美丽的江南小镇——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马塘镇，祖辈几代以医为业，济世活人。
周仲瑛刚出生时，其父周筱斋虽年仅29岁，却已是闻名乡里的中医大夫。周仲瑛从小看到许多患者经父亲治疗摆脱病痛，被神奇的中医药所深深地吸引。“过去的医疗条件较差，在一般群众中，有了急性病才去找医生。这类病见效快，自己无形之中就受到了熏陶。”周仲瑛说。
13岁时，周仲瑛小学毕业便正式随父亲研习中医。童年时代的耳濡目染，使他对中医已经有了感性认识，也能认识一些中药。但严格的父亲并没有让他立即开始研读医书，而是要求他“业医必先精文”，先选背古文，然后再系统学习《内经》、《伤寒》等医学典籍。
“虽然那个时候也觉得枯燥，但现在回想起来却受益匪浅。”周仲瑛说，“中医本身就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科技、艺术范畴，如果没有传统文化基础，就不易搞懂中医理论的内在含义。”
1945年，17岁的周仲瑛开始跟随父亲出诊。他白天随父亲诊脉看病，晚上听父亲传授医道。1947年，已经有一定临床实践经验的周仲瑛考入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中医师进修班学习。当时上海的著名老中医章次公、朱鹤皋、 蒋文芳、盛心如等，都亲自授课并临床带教。周仲瑛在这里进一步夯实了中医经典和临床功底，也熟悉了不同医派的特长，思路更加开阔。
1949年，周仲瑛回到家乡马塘开始独立行诊。有一次，他遇到一位农村病人，高烧不退，神志昏迷，不停抽搐。许多经验丰富的医生都不敢下手治疗，病人家里也做好了后事的准备。周仲瑛仔细诊查后，急用“紫雪丹”清热开窍，熄风止痉。按照他所开的处方，病人服后果然热退神清，转危为安。一时间，此事在当地医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周仲瑛也名声大振。
1955年，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招募学员。尽管在当地继续行医能够名利双收，但周仲瑛却毫不迟疑地参加了选拔考试，并顺利入选。
入学后，周仲瑛惊喜地发现，这里的任课教师邹云翔、曹鸣皋、时逸人、王慎轩、樊天徒等都是很有名望的老中医。在进修学校学习期间，他不仅重新温读了许多中医专著，同时还接受了西医学知识，开拓了思路，增长了见识，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56年开始，周仲瑛留在江苏省中医院担任住院医师。
医 术
传统绝学实效为凭
复法组方显示奇功
30岁的奚先生半年多来感觉浑身乏力、食欲不振，而且有尿黄的症状。经检查，他的肝功明显异常，全身皮肤高度黄染。一家大医院诊断为“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经过1个多月的治疗，仍没有改善。
周仲瑛诊察后，认为其“慢肝久病，肝脾两伤，湿遏热郁，久病络瘀，湿甚于热”，并为其开了理气化湿、清热解毒、祛瘀退黄的药。奚先生服药1周后病情有所改善，复查肝功能、黄疸指数均有下降。调理两周，黄疸稳步下降，肝功继续改善，症状明显减轻。
周仲瑛主张，在处理这些证候兼夹、病机错杂的疑难病证时，需要将两种以上的治法联合起来应用，以取得更好效果、这种联合组方的方法就是复法。复法主次兼顾，各个击破，是治疗疑难病证的重要方法。复法组方治疗疑难病是周仲瑛最具特色的学术经验之一。
急症同样也是周仲瑛长期致力研究的领域，并且大量的治疗案例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对于“中医是个慢郎中”的偏见。
有位50岁的妇女，患有原发性血小板减少症，使用大剂量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病情未能好转。后来因为感冒发烧，引发肺部感染导致呼吸衰竭。周仲瑛诊察见其皮肤有大块的出血瘀斑，喉中伴有浓痰声，呼吸急促且神智不清。认为此证属于络热血瘀，阴络受损，迫血妄行，痰热壅肺，肺失清肃。周仲瑛为其开处方服药3剂之后，病人神志清醒，出血停止。
有位12岁的小学生，突然发高烧39.2℃，头痛、呕吐，继则抽搐，呼吸急促，神志不清。西医诊断是流行性乙型脑炎（重型极期）。周仲瑛见其面部发紫，脖子僵硬，舌鲜红而苔黄腻，辨证为暑温，气营两燔，便立即用他研制的清气凉营注射液，同时配合补液、纠正呼吸衰竭、脱水等对症疗法，两小时后该患者额头开始微微出汗，体温逐渐下降；1天后体温降到正常，神志清醒；5天后症状基本消失，1周便康复出院。
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实际上，周仲瑛曾用中医中药救治过大批急危重症病人。
他用泻下通瘀合剂治疗流行性出血热肾功能衰竭少尿期202例，总有效率达到96.5%；他用清气凉营法治疗病毒感染性高热361例，病种包括出血热、乙型脑炎、流行性腮腺炎等，99.17%的患者都获得治愈，病死率仅为0.83%。
丰富的经验积淀使周仲瑛对中医急症充满了信心。周仲瑛认为，中医急症、疑难重症是最能彰显中医优势特色的领域，“继承发展中医急症医学是振兴中医药学的关键。”
医 德
仁心仁术济世救人
不顾风险深入疫区
20世纪70年代末，欧亚大陆出血热病开始肆虐。由于没有可靠的控制办法，该病一度造成举国恐慌，人人谈之而色变。江浙一带也成为疫病流行的重灾区。正在江苏省中医院工作的周仲瑛临危受命，开始了流行性出血热的临床研究。
周仲瑛坚信实践出真知，为攻克流行性出血热，他先跟着查房，共同研究分析、制定治疗方案，逐渐积累了感性认识。之后，他身先士卒，带领研究团队深入疫区，到疾病流行最为猖獗的地区，建立了临床研究基地。当地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医护人员随时有被感染的危险，但周仲瑛和他的战友们不惧困难和危险，在防护设施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设门诊、管病床，在临床第一线救治患者。
在掌握第一手临床资料之后，他总结出了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病机理，提出区别各病期特点，分别采用清气凉营、开闭固脱、泻下通瘀、凉血化瘀、滋阴生津和补肾固摄等治法，使上千例流行性出血热患者获得了新生。统计表明，周仲瑛带领的团队治疗了1127例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病死率是1.11%，远远低于其他疗法。
几十年来，周仲瑛虽然身兼教学、行政和科研等多项职务，但却始终没有离开临床的第一线。而其显著的临床效果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病人。现在，周仲瑛每周上6次门诊，每次都要诊治40多号患者。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政界要人、学术名流，他都一视同仁，按号排队。
学 术
与时俱进业贵专精
继承创新发展理论
周仲瑛中医理论功底深厚，善于综合应用各家学说之长，从实践运用中提出新的论点和治法。
在研究流行性出血热时，周仲瑛综合温病、伤寒等各家学说，提出“热毒、瘀毒、水毒”的“三毒”理论，并针对出血热各个病期的病理特点，提出“病理中心在气营，重点为营血”的新论点，按此治疗，疗效得到显著的提高。
在对厥脱证（即休克）的研究中，周仲瑛提出“气滞络瘀、内闭外脱”为其基本病理特点，首创气血同治，行气活血与扶正固脱合法，并创制辨证系列注射剂，治疗136例，病死率为4.41%。
在对急性肾功能衰竭的研究中，周仲瑛认为“瘀热水结、阴津耗伤”是其病机、病证特点，确立泻下通瘀、滋阴生津治法，研制成泻下通瘀合剂，治疗202例，显效率88.6%，总有效率96%，明显高于西药对照组的42.9%和78%。
周仲瑛对病理因素的复合致病现象有深入研究，其中历时最久、范围最广、成果最著者，当属“瘀热”。
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周仲瑛就曾对瘀血学说及活血化瘀治则进行了系统研究。在长期临床实践中，他发现了许多急性外感热病及某些内伤杂病的患者同时具有血热证和血瘀证，单纯运用清热凉血法或活血化瘀法治疗，往往疗效欠佳。为探求其内在规律，他通过复习有关文献，推求病机，并在临床进行反复验证和实验研究，最终明确提出“瘀热相搏”这一临床常见证候。
“瘀热”除了具有瘀和热两种病理因素的致病特点外，尚具有自身特性。周仲瑛带领团队从理论、临床和实验三方面对“瘀热”之中的五大常见证型——瘀热阻窍证、瘀热血溢证、瘀热发黄证、瘀热水结证和络热血瘀证，进行了系列研究，取得多项科研成果，显示了中医以“证候”为中心的研究特色。
临床实践证明，以此理论指导处方用药，治疗多种疾病中的瘀热相搏证，如流行性出血热、伤寒、支气管扩张、系统性红斑狼疮、重症肝炎、慢性乙型肝炎、糖尿病等，临床疗效显著。
“古为今用，根深则叶茂；西为中用，老干发新芽；知常达变，法外求法臻化境；学以致用，实践创新绽奇葩。”是周仲瑛在80大寿上所题，这是他在治学科研过程中的座右铭。
传 承
青胜于蓝春满杏林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初见周老师，我真的是战战兢兢！”已经是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的陈文垲这样表述他当初面试时的心情。
“当时觉得做周老的学生太难、太累，不如别人轻松。但回过头来，发现那几年的功夫绝没有白下。读了不少医书，整理了许多医案，对中医的感悟和临证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仅仅是陈文垲，周仲瑛的学生大多有这样的感觉。
周仲瑛在学术上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他认为作为中医的研究生，一定要有深厚的中医理论功底，要能够运用中医的理法方药分析和处理临床问题，要做到知常达变，学以致用。
研究生一入学，他就会推荐一些必须研读的中医典籍；3年期间，他要求学生每周必须随其上门诊抄方2～3次；每个学期要上交5～10篇医案总结或学习心得。对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他都要认真审阅，仔细点评。对于论文和科研，要求更为严格。强调临床病历必须详细记录病人的真实情况，复诊时如实记录服药后的临床效果，好亦录之，不好亦录之，决不弄虚作假。
他非常重视中医学科的建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创建内科学总论——辨证论治纲要，确立了以脏腑为辨证的核心、内科疾病系统分类的基础，为临床专业分化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周仲瑛于1988年即在全国率先开设了中医内科急症学课程，并主编《中医内科急症学》教材，在本科班、专业证书班、研究生班及全国进修班进行系统讲授。他还在南京中医药大学组建了中医急难症研究室，创建了中医内科急症学科。以后，该学科成为省级重点学科。
在担任南京中医学院院长近9年的时间里，周仲瑛始终以发展中医为己任，坚持走中医特色的办学方向。从主编一大批全国统编教材，到对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建设；从主张师承教育作为院校教育最有益的补充模式，到倡导开办研修班、进修班，强化中医继续教育的重要性；从促成和带动了对一批老教授的经验传承，到带领老一批专家完成对《中华本草》、《中医方剂大辞典》等巨著的编写，以及加强中医国际化办学模式的探索等等，周仲瑛都倾注了大量心血。
周仲瑛从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生、1983年开始指导博士生。几十年来，他以独特的模式，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事业的栋梁之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周仲瑛培养的这些学生，都己成为中医学科领域的骨干力量。
生 活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朴实淡泊养生之道
年过八旬的周仲瑛，依然童颜鹤发、精神矍铄，每周六次门诊总是精力充沛、细致耐心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大家不禁好奇他的养生之道究竟有何秘方。周仲瑛笑着告诉记者，他的养生秘诀说起来非常简单，“吃得好，睡得香，想得开”。
说“吃得好”，并不是指周仲瑛经常吃什么山珍海味、滋补保健品。相反，他的一日三餐其实就是老伴做的家常便饭，但他从来不挑食，更不暴饮暴食。“心中有美味，自然能嚼得菜根香。”
不论是忙碌紧张还是相对空闲，也不论环境安静还是喧嚣吵闹，周仲瑛都能“睡得香”。有一次，周仲瑛和学生王长松一起到建湖诊治肿瘤病人，正赶上修路，路途异常颠簸。就在大家心烦气躁、怨天尤人时，却发现周仲瑛已经在前排的座位上酣然入睡了。
8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周仲瑛历经磨难和坎坷，有过困扰，受过屈辱，经历过失败，赢得过荣誉，但他都能心态淡定，做到宠辱不惊。周仲瑛的秘诀在于，分析解决问题时，精力集中，思维活跃，能够拿得起；闲暇休息时，则心境平和，杂念全无，能够放得下。可谓“想得开”。
周仲瑛生活俭朴，唯以读书为平生最好。研读医书，不仅是他的兴趣爱好，也是他的养生秘诀。周仲瑛生活规律，一般不过度熬夜。尤其在退休以后，养成了按时就寝的习惯。“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其实就是他最简单有效的养生之道。（记者 向佳）
周仲瑛小传
1928年，出生于江苏省如东县马塘镇；
1941年，随父周筱斋教授学习中医；
1947年，考入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中医师进修班学习；
1948年-1955年，在家乡开业行医；
1955年，考取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
1956年，任江苏省中医院住院医师；
1983年，任南京中医学院院长；
1990年，成为首批全国500名老中医药专家之一；
2007年，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诊法”代表性传承人；
2009年，被评为首届国医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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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普仁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624093643.jpg
贺普仁，男，汉族，1926年5月出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48年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贺普仁：神针妙法 武医丹修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1030135439.jpg
2004年给患者诊病 ◆他以三通理论、快速无痛针刺手法、火针技术，并将武术、气功融于针灸，疗效卓著，有“天下第一针”美誉。
◆他使失明孩子有了视觉，使精神分裂症患者恢复正常生活，使帕金森病患者能站起来去旅游……
◆他拓展应用了几近失传的火针疗法，将针灸治病的病种扩大到内外妇儿五官皮科等各疾病领域，擅治疑难杂症。
烧红的钢针肉里扎，不是上刑是治病。
四寸的长针透脚踝，丘虚刺入照海出。
会用这些招数针灸诊病的人，才是国医大师、针灸大家贺普仁教授的真正传人。
在针灸界，北京中医医院贺普仁以全面的三通理论、独特的快速无痛针刺手法、娴熟的火针技术，且将深奥的武术、气功与针灸融为一炉，从而疗效卓著，广被同道称道和尊敬，有“天下第一针”的美誉。
郭桂欣是经贺普仁治愈的乳腺癌患者。1984年初夏，郭桂欣感觉左胸乳腺周围火烧火燎的疼，整个乳房周围都变成黑紫色，并且塌陷流脓，恶臭难闻。家人带她从河北省衡水赶到北京看病。这位年仅26岁的军嫂在某著名医院听到诊断为恶性肿瘤，须手术切除左部乳房时，又急又怕，坐在地上直哭。后来她辗转找到贺普仁，贺普仁用火针试着每周扎一次。一次治疗后，郭桂欣患处疼痛减轻，分泌物也减少了。接着又扎了数次，肿块就消失了。郭桂欣只是贺普仁治愈的众多病例的一个缩影。
贺普仁不仅完善了一整套独特的针灸理论体系，在当代，火针的应用基本上是从贺普仁开始的，也正因为此，他将针灸治病的病种从传统的头痛、面瘫、中风后遗症、关节炎扩大到内外妇儿五官皮科等各种疾病的领域，且擅治乳腺癌、帕金森病、小儿痴呆等疑难病症，是一位既有实践又能上升到理论体系的针灸大家。
成 才 玉经雕琢方成器
贺普仁反复背诵四大经典，经络腧穴更是烂熟于胸，年轻时还曾萌发出版一套《针灸宝库》的想法。
为练八卦掌，他每天天不亮就赶路去师父那里练习，2个小时后回来侍诊出诊，风雨无阻，坚持多年就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天道酬勤，贺普仁不管是做学问，还是练武艺，都靠勤奋苦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贺普仁14岁经亲友介绍，到北京当时最负盛名的针灸名家牛则华门下学习。家境一般的贺普仁很珍惜学习机会。那时的学徒生涯没有现成的学习时间，学习全在于自己留心。吃住在师父家的贺普仁什么活儿都干，劈柴、生火、做饭、倒痰桶，伺候师父一家老小的生活，帮助准备针具，每天忙个不停。一见老师得空就赶紧找机会问问，有空闲马上记下来，留心师父针刺手法、角度、选用的穴位、刺激强度、持续时间等。晚上夜深人静时再看书、背书。贺普仁回忆，为把四大经典深深印在脑海里，他昼夜反复背诵，经络腧穴更是烂熟于胸。贺普仁遍阅了大量古书籍，年轻时还曾萌发出版一套《针灸宝库》的想法。一直到现在他还告诫后学，光看一本教材，光看看《针灸大成》、《针灸甲乙经》是远远不够的，要广泛涉猎，分析和研读，萃取其中精华。
深得师父器重的贺普仁尽得其传。而后在1947年的医师资格考试中，他名列前茅，且初出茅庐就小有名气，33岁当上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尤为难得的是，已上了年纪、有了家室、成了名家之后，贺普仁仍坚持练功，并读书写作到深夜。
贺普仁不仅苦练针法，还苦修武术。学徒时贺普仁与师兄互相扎针，体会针感，发现练武之人指力发劲，进针不疼，针感强，他决心练习八卦拳等。
贺普仁经张晋臣引见，结识了尹氏八卦掌第三代名家曹钟升先生，为练八卦掌，他每天天不亮就赶路去师父那里练习，2个小时后回来侍诊出诊，风雨无阻。他不仅练八卦掌，还练静功，每天都要打坐、站桩，初起练得腰酸背痛，真是苦练修行一般，但是咬牙坚持下来，就进入另一个境界。
十几年苦练功法使他的指力、腕力很强，为他日后的快速无痛进针法打下了基础。
贺普仁还专门练习针刺手法，练针先练气，使气到达手指，疗效好坏全在于手法及功力，且主要功力又在于拇指、食指和腕力。故贺普仁通过二指禅、顶指法、夹木锥、捻线法等招数练习，形成了自己独特、疗效显著的针刺手法。
理 论 病多气滞法用三通
“贺氏三通法”是贺普仁经50余年的临床实践而提出的针灸思想，是他对针灸界巨大的贡献，影响深远。
经贺普仁采用贺氏三通法治疗，不会叫爹娘的，会说话了；傻吃傻喝的，有了节制；大小便失控的，有了规律；躁动不安的，安静下来……
三通法即微通法（用普通毫针针刺）、温通法（用火针或艾灸）和强通法（用三棱针放血）。贺普仁尤为推崇温通法。
1958年，当时找贺普仁看病的患者很多，对于一些病情复杂的患者，大家治不好时就说让贺主任看看吧，让主任来解决这些疑难病症。
怎么办呢？贺普仁也觉得用毫针效果很不理想，疗效上不去就得想招琢磨：病情深浅程度不同，不能一概用毫针平补平泻，应该整体综合考虑，适合扎毫针的就毫针，适合放血的就放血，火针的效力非同一般，贺普仁留意将几近失传的火针加入，并且改进火针器具，最后逐渐形成了系统的三通理论和方法。很多疑难病症迎刃而解，效果也非常快。
一个空军退役的唇癌患者，在空军总医院确诊后要手术切除癌肿，包括脸上的大部分肌肉，不仅严重影响美观，还影响进食。贺普仁火针毫针配合应用，二十几次后，唇上的肿物消失了，后来的病理检查也没再找到癌细胞。
儿童弱智是较为难治的疾病，贺普仁从先天不足论治，以百会、心俞、哑门等为基本穴加减，已治疗患儿几千例。一位叫麸泽彩子的日本小姑娘，本来像个“木头人”，什么都不懂，经贺普仁治疗两个月后，已能向人问好，与客人说再见。
经贺普仁治愈和好转的患儿就更多了。不会叫爹娘的，会叫了。傻吃傻喝的，有了节制；大小便失控的，有了规律；躁动不安的，能自我控制，安静下来……
临 床 火针疗效不是一般的好
大凡缠手的病，火针屡显奇效。贺普仁认为，火针疗效显著快速是因其增强了人体的正气尤其是阳气， 这是一般疏畅气血、通经活络的毫针所无法代替的。
娴熟的火针运用和三通法，使得贺普仁治病的范围扩大到内外妇儿五官皮科等，都有很好的效果。
当代火针的使用基本上是从贺普仁开始的。贺普仁认为，火针的疗效不是一般的好，它治病效果很快，其作用不是毫针所能代替的，应大力推广使用。像偏头痛，毫针扎几十次、100次不见好的病例很多，但用上火针就一次比一次见好，十几次就基本好了。面神经痉挛，扎来扎去，扎遍了也不见好，但用上火针几次就解决了问题。贺普仁开玩笑地说，大凡缠手的病，百治不效的病，用上火针就给医生露脸。
火针方法是将0.5毫米粗耐高温的钢针在酒精灯上烧，至通红，对准穴位，快进快出，不留针，整个时间不超过0.5秒，针刺后患者皮肤上出现一个小的白点，感觉一点点疼。
火针疗法是针灸中一种独特的医疗方法，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黄帝内经》时代曾主要用于治疗痹症、寒症、筋骨病。虽然也代有发展，但一直未广泛应用，尤其是到了清朝，道光皇帝认为针灸疗法治病赤身露体，很不雅，便下令在太医院废除针灸疗法，将针灸医生赶出太医院。火针疗法也一度散落民间，几近失传。
贺普仁搜集整理古文献，摸索运用临床，并且改进了针具，认为其疗效显著快速是因为增强了人体的正气尤其是阳气的作用，这是一般毫针的疏畅气血、通经活络是无法代替的作用。这是贺普仁的独到见解。
正是娴熟的火针运用和全面的三通法，使得贺普仁治病的范围扩大到内外妇儿五官皮科等，都有很好的效果，尤其是中风、震颤痉挛、妇女外阴白斑、各种疼痛以及疑难杂症等。
风 格 融武术气功于中医
结合了气功与武术的针法能更快速取效，较之一般针法更具振动荡击力，更能激发人体的自然潜能和免疫能力，所谓“刺之要，气至而有效”也。
贺普仁进针只用右手，手执针柄，距穴位一段距离，快速进针，一下刺入到位，有一点射进去的味道。这是他的绝招。
贺普仁武术、气功功底深厚，并把医术和八卦掌原理、拳法、内功有机地结合，针灸时腕力强，手指稳，手上有一股巧劲，这样进针就顺畅无阻，力度恰到好处，进针速度极快。
贺普仁指出，八卦和针灸相通，练八卦掌对从事针灸者尤有帮助。医生多年坚持练八卦掌，会觉得内气充足，扎针时自有一股巨大能量，通过银针直达患者病灶，疗效甚佳。
贺普仁曾举过这样例子：“一个患阑尾炎的病人，疼痛难忍，学生给这位患者在阑尾穴上扎了一针，穴位不错，手法也对，深浅也适宜，但就是止不住痛。我过去稍加捻动，那位患者就舒展了眉头，不一会就睡着了。这可能是内气的作用。”
贺普仁认为扎火针更需内气，他扎火针是在离患者皮肤一定距离的地方，速度快，患者没有痛感，气、火、针三者同时冲击病灶，故比一般针灸效果更好，很多疑难杂证、危重病人、百药不效者，通过三通疗法及火针手法，大都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也许结合了气功与武术的针法之所以能更快速明显取效，就在于其较之一般针法更具振动荡击力，更能迅速激发人体的自然潜能和免疫能力，正所谓“刺之要，气至而有效”也。就好比是相同的一拳，看上去都是漫不经心，大同小异，实际上分别由武术家拳击家或普通人打出，其速度与力量自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贺普仁后人：“搞针灸不练气功，等于医生白费劲，病人白受苦”，故练针的同时，还要锻炼身体，练好武术气功，所谓“练针须练气”，练功会使真气充盈，经络通畅，进针、行针时可把力与气运输到指尖，做到气随针走，针随手入，更得心应手，才可提高治疗效果。
病人同样的身体，同样的穴位，可为什么疗效不同呢，就在于针者的取穴、手法和自身的能量。虽武术气功与针灸的密切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贺普仁看病疗效好在针灸界是公认的。“中医认人儿，西医认门儿”，在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很多病人一来就点名要找贺普仁。
贺普仁进针方法也与一般医生有所不同。一般进针者左手按住穴位处，右手执针体，对准穴位刺入，边捻转边入。贺普仁进针则是只用右手，手执针柄，距穴位一段距离，快速进针，一下刺入到位，有一点射进去的味道。这是贺普仁长年累月历练出来的绝招，当然手没有劲道是无法掌握的。
“进针就像划火柴，没有速度，火柴是点不着的，进针如果没有速度，就不可能有好的感觉，并给患者增加痛苦。”故贺普仁进针时聚精会神，手如握虎，看似轻描，实非淡写，快捷无比而恰中穴位。
患者和学生们都说，贺普仁进针快，痛苦小，旁人看他进针，觉得有蜻蜓点水之感，毫不费力，却看不出门道，但经治患者皆有轻松自如之感。
有一位加拿大华人，因车祸导致上眼睑麻痹，闭上眼皮就抬不起来。加拿大的医生说只能对眼皮进行卫生清理，根本无法治好。这位华人回国找到了贺普仁。经针灸，伤眼很快得到恢复，扎过10次后，比另一只好眼还灵活。
帕金森病也是较难治疗的疾病。国外也没有什么卓效的办法，贺普仁曾治疗一个坐轮椅的帕金森病患者，患者站不起来，颈部抖得厉害，扎了数月后，患者就能站能走了，还去旅游了。
医 德 普天同心 仁心济世
贺普仁刚出道时曾为自己定下规矩，在诊费上不能太认真，有钱、没钱都得看。
1956年，贺普仁虽是“公家”的大夫了，但还丢不下那批享受他免费治疗的穷病友：“晚上到家来吧，下班以后我给您瞧病!”
贺普仁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善良仁慈。他常对学生们说：“患者看病本身就受病痛折磨，来一次也不容易，不仅要尽力治疗，还要多加安慰，让患者身心都减少痛苦。”
早在年轻刚出道的时候，他就为自己定下三条规矩：一是要从技术上下工夫；二是病人不论白天晚上，何时来都要应诊；三是在诊费上不能太认真，有钱、没钱都得看。学生们曾为他算了一笔账，当时，从端阳节到中秋节，一个月他大约有600元没有收，100天算下来，有1700元诊费被他免了。这个数字在当时可以想象是个天文数字了。也就是凭着疗效突出，服务态度好，以及诊费上的“不认真”，使他的名气越传越广。
1948年初，春寒料峭时节，诊所门前有位衣衫褴褛的老人在徘徊。老人看得出，里面的医生很年轻，从他对病人同情与爱抚的眼神中，他敢肯定这是一个善良忠厚的人。
室外久久徘徊的老人，惊动了贺普仁，他体谅老人的困境，决定免费为他治疗。
这是发生在贺普仁刚刚独立开业的时候。当时，天桥地区是穷苦人的聚集地，贺普仁就常常为穷苦患者免费治疗。翻翻当年贺普仁诊所的账本，欠账百元者有，欠账千元以上者也有，这从不收讨的陈年流水账，显出了他为人的分量。
1956年，贺普仁走出了他的私人诊所，虽是“公家”的大夫了，但他还是丢不下那批享受他免费治疗的穷病友：“晚上到家来吧，下班以后我给您瞧病!”这是贺普仁对那些无钱看病的患者常说的一句话。从1956年至今，贺普仁晚间义务门诊50个春秋。真所谓针灸寓深情，拳拳爱人心。
多年来，贺普仁还为针灸走向世界、为世界接受针灸多次出国讲学，并传道解惑，乐育英才，为针灸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普天同心，仁义为怀，神针妙法，武医丹修，一指回春，这就是国医大师、针灸大家贺普仁。（记者 常宇 李学燕）
贺普仁小传
1926年，生于河北省涞水县。
1940年，投在北京针灸名医牛泽华门下学习。
1948年，开设贺普仁中医诊所。
1956年，调入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任针灸科主任。
1971年，发表《火针治疗30例坐骨神经痛的临床观察等》火针研究的相关论文。
1982年，任八卦掌研究会副会长。
1988年，任北京市针灸学会会长。
1989年，出版著作《针具针法》第1版。
1991年，成立贺氏针灸三通法研究会。
2003年，重开“贺普仁中医诊所”。
2006年，被聘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9年，被评为国医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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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秀文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624093803.jpg
班秀文，男，壮族，1920年1月出生，广西中医学院主任医师、教授，1940年9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班秀文：中医妇科一代宗师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903105749.jpg
班秀文教授(右二)向学术继承人传授经验
◆他足迹遍及壮乡村寨，是现代壮医药理的奠基者
◆他常说为医者既要有割股之心，又须医道精良，方能拯救难厄
◆他感于壮族妇女辛苦多疾，潜心妇科病的研究，发展创新了中医妇科学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班秀文静静地坐在简朴的客厅里，犹如仰止的青山……
笔者聆听着班秀文的儿子讲述老人历尽坎坷而又成果丰盈的一生。虽然与老人已无法用语言交流，但他炯炯的眼神和传奇的人生，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蕴含深邃的斑斓世界。
7个铜板上大学
班秀文，字壮，壮族，1920年1月出生于广西隆安县雁江乡长安村那料屯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是当地颇有名望的骨伤科医生，曾用中药治愈不少跌打损伤、虫蛇咬伤的村民，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班秀文6岁就常跟祖父上山采药，在祖父的熏陶下，他幼小的心灵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7岁那年，家庭突遭厄难——祖父和父亲患了急性热病，在1个月内相继去世。从此家道贫寒，生活维艰，举家迁往广西平果县，他也沦为放牛娃，靠母亲卖水维持生计。
苦难的童年铸就了班秀文坚强的个性，他铭记祖父“勤学刻苦，学医济世”的遗训，一边放牛，一边自学。在亲戚朋友的接济和帮助下，他12岁才进入学校读书，结束了牧童生涯。1937年秋，他以全县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上广西省立南宁医药研究所（本科）。可是，从家乡到南宁数百里的路途、上学后的生活来源等等，是那样遥不可及……
让班秀文想不到的是，慈祥的母亲靠卖水赚的7个铜板实现了他的愿望。班秀文就是靠着母亲那7个铜板，走烂了5双草鞋，从家乡走到了南宁，步入了杏林。
南宁医药研究所是一所公费学校，大学3年寒窗，他勤奋学习，寒暑不辍。他把许多中医经典著作通读精读，口诵心记、由浅及深，从博返约、日积月累。他还随时随地虚心向老师、同学请教，深得学校教师刘惠宁、刘六桥的喜爱。老师常带他到自己的诊所见习，传授医案，使他奠定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和临床基础。
仁心仁术济世民
1940年秋，班秀文毕业分配到凌云县平私医务所当所长兼医师。当时边远山区缺医少药，很多疾病无法治疗。他经常四处奔走给群众看病。病人付不起钱，他少收或免受药费。为减轻病人负担，他坚持采用针灸和草药给群众防病治病，内服外用兼施收到较好的疗效。如治乳腺炎常用芭蕉根捣烂外敷，1～2小时即可见效；治食滞泄泻，用番桃叶嫩苗，其效神速。
班秀文有感于当地壮族妇女忍辱负重、劳作辛苦、饱受妇科疾病的折磨，遂开始注重妇科疾病的研究和诊治，历尽时日、救人无数。由于当局不重视中医和山区的医疗卫生工作，他的医术和抱负无法施展，愤然辞职返乡。其后在平果县中学医务室、县卫生院供职，1946年辞去公职在县城悬壶开业。他很快就成为当地有名望的医生，25岁时被选为县中医师公会理事长。
1955年，他调到百色地区人民医院当医师，负责筹办中医科工作，为创建中医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因工作出色，1957年他奉命调到广西中医学院的前身——广西省南宁中医学校从事中医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
辛勤耕耘铸大医
60多年来，班秀文在教学和医疗一线辛勤耕耘，爱岗敬业。
他热心中医教学，先后讲授过《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基础理论》、《内经》等10多门课程。每讲授1门课程，他都认真备课，注意教学方法，理论和临床案例相结合，深得学生的好评。
他培养的陈慧侬等一批学生已成为全国、广西名老中医，18名中医硕士研究生和3名高级职称的学术继承人，均已成为中医学术界的骨干力量。李莉是第一批拜师的学术继承人之一，现在已是全国首届百名杰出女中医师、全国首届中医药传承高徒奖、广西名中医。
他积数十年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擅长治疗妇、内、儿科疑难杂病，对中医经典著作和历代名家学术思想颇有研究，对中医妇科造诣尤深。著有《班秀文妇科医论医案选》、《妇科奇难病论治》、《班秀文临床经验辑要》等学术专著；主编《中医药基础理论》、《妇科讲义》、《中医妇科发展史》等教材；在国内外发表有影响的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六经辨证在妇科的应用》受到国内外中医学者的重视，被日本东洋出版社摘要出版。这些论著内容广泛，博中有专，集中反映了班氏妇科学术理论和经验，得到国内行家的赞誉。
发掘壮医开先河
班秀文还积极投入壮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工作。他在壮族地区行医期间，就将民间壮医药经验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和整理，并应用到临床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疗效。1984年6月，他兼任广西中医学院壮医研究室主任，直接指导壮医门诊部的筹建和诊疗工作；1985年9月，招收第一批攻读壮族医药史的硕士研究生，为创新壮医药研究成果和引入研究生、本科生教育奠定了基础。经过一代又一代壮医药工作者长期的不懈努力，目前壮医药在理论研究、诊疗方法、壮药开发以及应用推广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著名壮医专家黄汉儒、黄瑾明教授回忆，班秀文当年常说，“这是一种民族宝藏，我不想在当地老医师过世后，后人就不知道壮民族的这些辉煌医学史了”。班秀文在百色地区工作期间，几乎走遍了壮乡村寨，收集整理到1000多条民间验方，是现代壮医药理论的奠基者。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中医药壮医药条例》、《广西壮药质量标准》已经颁布实施，壮医药迎来了历史发展机遇，并将取得又好又快的发展。如今，壮医目诊、甲诊、腹诊、指诊、经筋疗法、药线点灸、角吸、火攻等独特神奇的疗法，已被列入中医药适宜技术在国内数百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并传播到东南亚、欧美国家和台港澳地区。
对此，广西中医学院壮医药学院院长林辰也深有同感。他是第二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黄瑾明教授的学术继承人之一，而黄瑾明教授就是班秀文教授的最早的弟子。班老的儿子、孙女也不甘示弱，加入了传承班秀文学术思想研究工作行列。
在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瑞康医院国医堂，我们采访了李莉教授。
李莉师从班秀文后，经过10余年临床实践，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编著《班秀文》、《班秀文临床经验辑要》等专著，较好地传承了指导老师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当她和我们谈说起班秀文教授一些往事，眼里满是崇敬。
虚心好学勤为首
班秀文常言：“医者，病家性命所系。为医者既要有割股之心，又须医道精良，方能拯难救厄。”从医几十年来，他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刻苦，对学生诲而不倦。昼则应诊、授课，夜则读书、撰文，嗜书成癖，别无所好，白发之年，未尝释倦。
班秀文治学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勤”字，即勤读、勤思、勤问、勤写。
勤读：即熟读经典，博览群书，博中有专。班秀文在长期的医药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要在医学领域中有所作为，必须在中医经典原著上狠下工夫。中医学术理论源远流长，要溯本求源，就必须以经典原著为基础，根基牢固，日后才能根深叶茂。
而经典著作中，尤要学好《内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前者解决中医基本理论问题，后两者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规范。在此基础上，再阅读历代诸家名著，从源及流，博采众长。
在读书方法上，他认为首先是粗读和精读并重，只有通篇粗读，才能初步了解《内经》的全貌，找出其重要篇章和关键词句，为精读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要刻苦精读，深入研究某一句、某一章节的内容，找出其精髓所在，如此粗读和精读并重，才能学以致用。其次是学与用紧密结合，才能深刻领会原文的精神实质。例如学《素问·六节藏象轮》之“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对肾“主蛰，封藏之本”一时很难理解它的深意，后来他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在治疗方妇女崩漏阴道流血停止后，后期巩固治疗往往从补肾入手，可收到良好的疗效；对屡孕屡堕之妇，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孕前注意补益气血，孕后未病先防，用调补肝肾之法治疗多能使孕妇足月顺产，从而体会到肾“主蛰，封藏之本”的重要性。
此外，对经典原著要反复阅读，温故知新，犹如农夫耕耘，每多读一遍就有多一遍的收获，不可浅尝辄止。
勤思：古人言：“学而不思则罔”，熟读还须精思，思而得悟，举一反三。班秀文认为，对经典名著中的精辟论述，常精研细读，反复玩味，去粗存精，突破前人理论和治疗上的局限，进行创造性发挥，临症才能得心应手。
如对《伤寒论》的学习，他认为贵在“灵活”二字，既要正确评价《伤寒论》，也要学以致用，把《伤寒论》的辨证论治和各科临床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他赞同《伤寒来苏集》“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系伤寒”的提法，认为《伤寒论》固然是一部以六经辨证为核心论述外感伤寒，也能适用于各科杂病。
他在临床曾碰到这样1个病例：1位15岁的女子，平素带下量多，色白，质稀，经将行时少、小腹胀痛剧烈，按之更甚，疼痛剧烈时汗出肢冷，唇面发青，经行错后，经血色泽暗红，夹紫块，舌苔白，脉沉紧。此属寒凝经脉之病，他附子汤加肉桂、吴茱萸、当归治之。取附子之辛热，同行十二经脉，以温经散寒；肉桂之甘温与附子同用，能走能守，既能补火归原以温养冲任，又能散寒逐瘀止痛，是阳虚阴盛必不可少之品；吴茱萸、当归入肝，以散塑阴之寒邪而温养肝血，从而可达温肝暖宫、散寒止痛之功。选方配伍得法，肝、脾、肾并治，药到病除。
如《伤寒论》中灸甘草汤本为治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的主方，班秀文用其方加减治疗1例多年经漏不止的患者，用药3剂后阴道流血立止。又如1例西医诊断为“宫颈狭窄症”所致的经痛，他从《医学心悟》中保产无忧散之撑法中得到启发，别出心裁地进行中西汇通尝试，用保产无忧散加减治之，使久治不愈的顽疾霍然而愈。
勤问：即不耻下问。班老认为作为医者，要有虚怀若谷、谦逊向贤的美德。班秀文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之古训，除在学习上辛勤砥砺、孜孜以求外，认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在。他除虚心向前贤及通道质疑求教外，还注意时时处处向群众学习，收集民间单方、验方，总结群众防病治病经验，集众之长，融会贯通，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疗风格。
勤写：即善记笔记，勤写心得，不断积累经验。班秀文不仅谙熟古典医籍和各家学说之精华，而且对近代医书及报刊的有关论著与经验亦博收广集，一有所得，便记心得笔记，以备后学。有的还留存，以备查阅分析，揣摩总结。学术有年，临证日久，则注意总结治疗的经验教训，掌握规律，以便更好地指导临床。
崇尚创新重实践
班秀文不仅内、妇、儿、针灸均有所擅长，对妇科造诣尤深。他继承了《内经》中妇人“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他认为妇女病的治疗，既要着眼于阴血的濡养，又要考虑阳气的温煦，务必做到“治血不忘气，调气须及血”，立法遣方，以甘平或甘温之剂为宜。因甘能生血养营，温则生发通行，从而使气血调和，阴阳平衡。他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6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论六经辨证在妇科的运用》、《论治肝的特点与妇科病的治疗》、《试论心与妇科的关系》等在全国学术会议上宣读，许多论文因有突出的见解而为其他刊物引用；论著《班秀文妇科医论医案选》、《妇科奇难病论治》、《班秀文临床经验辑要》是其数十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心血结晶。前者为建国40年中医药科技成就之一，为中医妇科的发展创新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班秀文从临症中深深体会到：中医之学，贵在实践。除熟读经典外，还须躬身实践，在实践中验证理论，方能深刻领会经典原著中精神实质，以精术济人。曾治疗1例与苯长期接触的女性患者，诉全身困倦，四肢乏力，下肢有散在大小不一的紫癜，月经先期，量多，色淡质稀，舌质淡嫩，苔薄白，脉虚弱。西医血液常规检查白细胞偏低。据其脉证，初按脾不统血论治，先后用归脾汤、人参养荣汤等加减出入，治疗两月余，效果不彰。后在《内经》“肝主升发”、“肝生血气”启示下，以调肝汤和五子衍宗丸加减，治疗1月余而收功。
此外，在临床实践中还应把经典著作之精髓与各科临床实践紧密结合，灵活运用，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1982年，他的学术论文《六经辨证在妇科病的应用》首次在全国妇科学术大会宣读，被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摘要发表，1位名叫山本妙子的日本妇女慕名前来南宁找他看病。他创造性地把六经辨证应用于妇科领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也把《伤寒论》在妇科领域的应用向前推进了一步。
德艺双馨割股心
班秀文不仅医学精湛，医技神奇，且医德高尚，体察民疾。
他认为病者，婴难也；医者，疗疾也。强调医者，病家性命所系。为医者既要有割股之心，又须医道精良，方能拯难救厄。他常常自问“假如我是病人怎么办？”一切从病人出发，处处为病人着想，待病人和蔼亲切，热情周到，悉心治疗。遇情绪忧郁者，既疏之与方，又开导其人，多方疏导，使其破涕为笑，由忧转喜。
他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外，利用晚上为慕名前来上门求诊的病人义务看病。他的斗室即是卧室、书房又兼诊室，先来的病人坐在小板凳上，后来的病人则坐在他的床铺上，有时屋里屋外都是候诊的人群。对来诊的病人，不论地位高低，贫贱富贵，他都一视同仁。热情随和，宽厚善良，经他治愈的病人难以计数。
他急人所急，忧人所忧。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阅读全国各地来信求医问疾，对证处方，迅即回信。就是出差到外地，许多病人慕名而至。每到一处，他从不摆名医架子，常不顾旅途劳累，抽空为病人治病。1983年6月，他到北京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天中午、晚上，总有不少代表找上门来请他看病。班秀文热情为代表们看病，一时在京城传为美谈。（记者 周日任 梁启成 蒋闽义 蒋子华 ）
班秀文小传
1920年，出生于广西省隆安县；
1937～1940年，广西省立南宁医药研究所本科毕业；
1940年，广西凌云县医务所任所长、医师；
1951年，广西百色防疫队四分队任副队长；
1955年，广西百色地区人民医院任医师；
1957年，广西省立南宁中医学校（广西中医学院前身）任教师；
1958年、1965年，先后参加南京中医学院教学研究班、北京中医学院内经研究班学习；
1964年，广西中医学院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教务处副处长等；
1979年，当选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
1990年，确定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班秀文妇科医论医案选（班秀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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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秀文临床经验辑要.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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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著名老中医临床经验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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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藩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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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藩，男，汉族，1928年1月出生，江苏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46年6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江苏省名中医。
徐景藩：衷中参西 创新脾胃学科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1015111848.jpg
徐景藩给学生讲解经典
◆他潜心脾胃病诊治研究60余年，对食管、胃肠、肝、胆、胰腺等脏腑病证形成自己独特见解和辨证方法。
◆他引领学科建设，使江苏省中医院消化科成为全国唯一的脾胃病研究基地。
◆他悉心培养高水平中医人才，使中医药事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3年前，他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被授予白求恩奖章，13年后，他仍以朴实无华、无私奉献的人格被评为全国首届国医大师。光阴荏苒，他虽两鬓飘雪，但力倡中医特色、坚持临床查房的工作不变；他虽体力下降，但济世救人、一心为患者的初衷不变；他虽不再担任院所领导，但献身岐黄、振兴中医药事业的目标不变。他，就是江苏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徐景藩。
谈起自己所获得的一系列荣誉，徐景藩显得很淡然。他真诚地说，“这是国人对中医国粹的信任和珍爱，是国家对中医的重视和支持，不是我个人的荣誉。”实事求是、淡泊名利、做人低调体现了一代名医的大家风范，平实、平和、平稳、平凡构成了徐景藩为人、为医、为官、为师的本色人生。
大医精诚 奉献病人
始终把患者利益放在第一位
从不富裕的家中自掏腰包给患者，并安排住院，精心治疗。当患者和家人都需要照顾时，他往往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行医60年，奉献半世纪。这是人们对徐景藩的高度评价。
1982年，江苏溧水县一农民患溃疡性结肠炎，多年治疗效果不好，以致贫血而极度虚弱。听说徐景藩能治这种病，这位农民便卖掉耕牛慕名求医。不幸路途中治病的钱被人偷走，农民伤心得痛不欲生。对此，徐景藩十分同情，便从自己不富裕的家中拿了200元给了这位患者，并安排其住院，精心为他治疗。患者治愈出院时，流下感激的泪水，连称徐景藩是“救命恩人”。
“医者父母心。能为患者出点力，减轻病人负担，这是医生应该做的。”徐景藩从医以来，也一直将此作为座右铭。上世纪60年代在急诊室工作期间，徐景藩夜间值班常常带米煮粥做夜餐。他看到一些患者也需要营养时，便小心翼翼把粥上面的米汤舀出，一勺勺喂给重症患者。
安徽农民患胆囊炎而住院，徐景藩精心诊治。他得知病人家里经济困难，悄悄送给病人路费和一封鼓励其战胜疾病的信，令病人非常感动。跟随徐景藩查房的徒弟陆为民告诉记者，他多次看到徐老把钱塞给困难患者。徐景藩为患者解决困难的举动，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1985年底，患者方联喜突发胃体大量出血，血色素从13g/L跌至7g/L。虽经大医院抢救暂时止住出血，但不久又复发，转至又一家医院治疗，依然不见好转。后经徐景藩会诊后，开出7服中药。方联喜服药一周后，出血便止住了，又用中药调理半年后，他完全康复，至今仍身体硬朗。
“徐老的方子仅有十余味药，7服药也只四五十元，但效果显著，是中医救了我的命。”方联喜说，徐景藩对患者如同亲人，每开一味中药，都要反复斟酌，总是把最佳配伍的药方给每一个患者。同时，自己还一丝不苟地核对药名、药量。患者非常信任他，常常半夜来挂他的号。
当病人和家人都需要照顾时，徐景藩往往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次，他的妻子突发眩晕病，一连4天卧床不起，3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顾。而此时此刻，他为了抢救危重病人，已经连续在医院工作了3天3夜。
衷中参西 开拓创新
在传统与现代医学间走自己之路
潜心脾胃病诊治研究60余年，首创“糊剂方卧位服药法”，解决食道炎中药附着难题，对胃肠、肝、胆、胰腺等脏腑病证形成了自己独特见解和辨证方法，一些成果先后获省部级多项奖励。
1958年，徐景藩参与创建医院内科教研组，在繁重的医疗工作基础上兼任课堂和临床教学任务。他积极倡导学科分化，1986年在原有脾胃、肝胆病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医消化科，他坚持“多方位研究、多学科结合”，使其先后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脾胃病专科”和“十一五”重点专科强化建设单位等，使该院脾胃病研究在国内位居前茅。如今，该科成为全国唯一的脾胃病研究基地。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带领研究生对胃脘痛的病因病机和辨证客观化等展开科研工作，一些成果先后获得省部级多项奖励。他还编写著作10多部，发表论文130余篇。古稀之年，还著有《徐景藩脾胃病治验辑要》，已多次重印。
理论上有所思悟，临床上也有不少“绝招”，徐景藩首创的“糊剂方卧位服药法”，让病人甚至同行叹服。
一患者食道发炎，疼痛难忍，用了各种方法，效果一直不理想。徐景藩不断研究，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改进剂型和服用方法，取得了较好疗效。这种服药法把汤药变成糊状中药，服用后又利于药达病所。过去医生都为药水无法留在食管部位而头疼，如今有了初步改进。
治胃病，徐景藩主张从三型论治，参用护膜法。治疗以便泄为主证的慢性结肠炎，他创“连脂清肠汤”内服和“菖榆煎”保留灌肠法。治疗残胃炎症，创制“残胃饮”。
运用中医综合疗法是徐景藩的一贯做法，如诊治肝病重症阴虚膨胀，他采用内服、鼻饲、外治用药、针刺并进以及运用养阴利水方等方法，取得较好效果。对于胃脘疼痛者，他选用中脘、足三里等穴位针刺，或结合耳针治疗，效果明显。有些难治病症还兼用泡足方法。
徐景藩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应该相互补充，要运用和借鉴现代医学知识和技能，更好地为中医服务。他联系现代医学对胃生理功能的认识，提出“胃能磨谷论”，临床上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治疗急性胰腺炎，他采用清化通腑消滞法和外治法，颇有良效。他也常将现代中药药理学的研究成果在辨证的基础上参用于临床，提高了治效。
精研典籍 勤于临床
源于家学渊源和济世救人的远大志向
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的师承教育，为他打下了扎实基础。北上求学5年，系统学习了西医学，兼收中医各家之长，成为建国以后最早的中医高层次人才。
徐景藩取得的成就，与济世救人的远大志向分不开，与家庭熏陶、师承教育分不开，与积累思悟、博采众长分不开。
1927年，徐景藩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的一个中医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名医。在家庭熏陶下，他幼时就熟读《药性赋》、《汤头歌诀》等启蒙医籍，对中医产生浓厚兴趣。
1940年，徐景藩随父徐省三学习中医。上午抄方，下午整理、抄书、读书，结合病例查阅有关书籍加深理解，晚上聆听父亲对疑难病例的经验，天天如此，寒暑不辍。这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的师承教育，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实基础。
4年后，徐景藩又拜当地名医朱春庐为师。他一边侍诊，一边精心研读中医经典及各家医籍。至今，徐景藩对经典医籍内容仍出口成诵。值得一提的是，徐景藩将老师治验病案分门别类整理，工楷抄录，装订3册，得到朱师好评。
1947年，徐景藩开始独自行医。当病人求治时，他认真诊疗，处方用药力求准确，闲暇时有计划读书。至于诊金，他从不计较，贫病送诊，有时还免费为贫苦病人配药。
记者在徐景藩办公室看到一封发黄信件，他说这封信改变了自己一生命运。这是1952年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干部处发来的函，通知徐景藩已被卫生部中医研究班录取，立刻去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他深刻体会到一个乡村医生可以到首都医学高等学府深造，是共产党重视人才培养的具体体现。从此，他把这封信作为个人生平最值得纪念的物品之一珍藏至今。
在北京5年时间内，徐景藩系统学习了西医学。过去学的朴素宏观中医学理论，能从人体生理、解剖、病理、生化等微观中了解真谛，逐步体会到中医的特色优势以及中西医各有所长。他虽然只有小学毕业，经过自学，以“高中同等学历”报考，但学习成绩优良。
1957年到江苏省中医院工作后，徐景藩虚心向当时院内孟河、吴门诸多名家学习，兼收各家之长，医术续有提高，成为建国以后最早的中医高层次人才。
尽心尽责 注重特色
为医院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四处奔波，争取政府支持，改善就医条件。在制订医院发展规划，抓中医人才梯队培养和专科专病建设等方面，事必躬亲。
江苏省中医院创建于1954年，在前任领导和全院同仁的努力下，有着坚实的基础。1983年，徐景藩担任该院院长兼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所长，如何使医院在新形势下加速发展，成为他孜孜追求的目标。
在制订医院发展规划后，他注重抓人才梯队培养和专科专病建设等工作，如医院目前72个重点专科（病）门诊中，约有3/4都是他在任期间巩固、调整、发展和建立起来的。
他坚持“以中为主、能中不西”的办院方针，组织各科互相观摩中医病历书写、三级查房制度、加强中医护理等，经过讨论，结合病种特点，各科制定相应措施。如外科病房即使是手术患者，在术前术后也能配合中医药治疗。全院中医药使用率始终保持在70%左右。
1985年，医院获得全国省级中医院医疗质量综合检查评比第二名。同年，被列入“七五”期间国家重点投资扩建7所省级中医院行列，为创建三甲中医院和全国示范中医院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6年，医院综合大楼开始兴建。从筹款、立项、论证，到设计、动工、竣工，每个细节、每个环节都浸透了徐景藩的一番心血。就在这座拔地而起的大楼前，徐景藩穿上平时不常穿的西服，照了一张相。他笑了，有对医院前景的憧憬，有对未来事业的期盼。
由于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徐景藩被累得血压升高、心动过速。他的女儿徐丹华至今还记得，父亲常常很晚才回家。几个孩子到门外路边车站左等右盼到天黑，才看见父亲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摇摇晃晃回来。到家累得一下子瘫倒在床上。
“淡泊名利，多做贡献。”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医院曾建起一幢高知楼，徐景藩完全有资格分到房子，但为了缓解医院的分房矛盾，他主动放弃，仍旧住在17年前建造的面积较小的老房子里。
“江苏省中医院的工作是大家做的，我只不过是其中一员。”其实，职工们明白，正是在老院长徐景藩的精神感召下，后来一任任院长都把徐景藩倡导的“抓班子团结、抓人才培养、抓医德医风”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从而使医院发展突飞猛进。
言传身教 桃李成圃
一代代中医人薪火相传
他严谨治学、诲人不倦，贯穿在一言一行之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术经验传给后学，先后指导、培养国内外各类中医学生、进修医生不计其数。
凡得教于徐景藩的人都有一个共同体会，老师治学严谨，诲人不倦。教学几十年，他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传给后学，使中医药事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徐景藩采取“一贯制”的教学方式，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他曾立4条座右铭，即“读书从博到精，撷采众长，分析思考，须有自己见解；诊病务必细心，审因辨证，选方宜慎，择药熟知性能；改进给药方法，针对病情，达于病所，庶能提高治效；积累临床资料，撰文求实，常年不懈，集腋始能成裘。”学生们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江苏省中医院院长刘沈林告诉记者，作为弟子跟师徐景藩7年时间，不仅学到高超的医疗技术，还学到不少做人方法。他说，自己曾任医院办公室主任、副院长，经常看见徐老在一小本子写着什么，上面密密麻麻记的都是医院大大小小的事情。像这样的本子，徐景藩不知有多少本。
“徐老注重人才梯队建设，正确处理中西医之间的关系以及他敬业爱岗、高度负责的奉献精神，对自己今后的管理工作影响深远。”刘沈林说。
另一弟子单兆伟，如今也是著名中医学专家。他至今记得老师时常强调的“医者德之本、无德之人不可为医”的古训，便以老师为榜样，带病为患者诊治，加班加点抢救病人等，立志做一个医德高尚的人。
弟子陆为民谈到，当看到徐老在读一本分子生物学时，对自己触动很大。老师博学、好学、会学的高大形象，须仰视才能表达心中的崇敬之情。
如今已经82岁的徐景藩，年事已高，精力有限，仍坚持每周查房。每到一处，他不仅向弟子细致分析每一个病例，还从望闻问切到辨证论治，从理法方药到疾病转归，理论联系实际，举一反三，娓娓道来，学生受益匪浅。
他常说，“要做好一名医生，首先要做好一个人，我们不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丧失医生的人格。”有一次门诊，一患者多年胃病被徐景藩治愈，着实感激，特意带来家乡新茶以表谢意。徐景藩再三婉谢，病人趁人不注意，将茶叶放下就走了。徐景藩发现后，立即让学生追赶病人。学生有些迟疑，说区区小事，何必这样认真。徐景藩正色道，“廉洁行医，不收病人财物，这是制度，应自觉遵守！”学生听后，急忙追出，将茶叶退还给病人。
徐景藩的学术思想、做人准则影响和造就了大批后继中医人才，他们中有的已成为硕士、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在临床、科研和管理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徐景藩还先后指导、培养国内外中医学生各类进修生不计其数，可谓“桃李满天下”。
恬淡随缘 修心养性
知足常乐者生活得自在舒畅
饮食有节、防怒戒满、愉悦为贵、劳逸适度、丝竹琴声、体育强身是养生之道。
徐景藩虽耄耋之年，但思维敏捷，行动自如，仍坚持在一线为患者服务，这不能不得益于他“饮食有节、防怒戒满、愉悦为贵、劳逸适度、丝竹琴声、体育强身”的养生之道。
他认为，饮食保持清淡，五味适度，不要吃得过饱，注意劳逸结合。对付身体小恙，他最多有时吃几片药，从不打针或点滴，始终坚持自己开点中药汤剂，总能药到病除。
徐景藩在人生路上悟出很多道理：要有一颗平常心，要学会随缘二字，便能除却许多烦恼；对人宽厚仁慈，生活顺其自然，为人低调谦和，不受名利羁绊。因此，他一生平稳，身心愉快，加上师徒和谐，同事和合，家庭和睦，生活得自在舒畅。
徐景藩认为，读书养性是莫大之乐。特别对中医经典著作各家学术，他反复阅读，温故知新，其中乐趣，难以言表。
除了读书临证，徐景藩喜欢书法。他曾经学写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字如行云流水，沉稳端庄。
自幼喜爱音乐的徐景藩，一生中没有离开过乐器，业余时间也常拉拉、弹弹、吹吹。到了老年，他改学电子琴，学习、工作之余，自娱自乐，有益身心。
徐景藩重视体育运动，自编自练松筋操、颈子操、呼吸操和眼操等，强壮筋骨，抗老防衰。他还多年如一日，精心照顾因糖尿病而眼睛近乎失明的老伴，并与她早晚牵手散步，相濡以沫，被人们传为美谈。
活到老，学到老，服务到老，是徐景藩一生的不懈追求，保持本色，提倡和谐，乐在自然，也是他所领悟的岐黄之道。（记者 周颖）
徐景藩小传
1927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的一个中医世家；
1940年，随父亲徐省三学习中医，4年后拜当地名医朱春庐为师；
1947年，开始悬壶乡里；
1952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
1957年，在江苏省中医院工作；
1983年，担任江苏省中医院院长兼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所长；
1990年，被遴选为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4年，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
1996年，被授予“白求恩奖章”。
徐景藩脾胃病治验辑要（徐景藩）.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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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光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624094026.jpg
郭子光，男，汉族，1932年12月出生，成都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51年4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郭子光：伤寒达人 奇症克星
●他精研伤寒，创新理论学说，力倡“病证结合”，一生痴迷中医，醉心治学。
●他是位传统老中医，6岁随父诵读汤头歌诀，至今信手拈来、倒背如流。
●他是位现代老中医，77岁熟练使用QQ、短信、网络视频，充满生活乐趣、阳光气息。 大浪淘沙，中医历史上的河间、易水、丹溪、温补等学派，其理法方药已融会到临床各科不复独立存在。伤寒和温病学派也成为当今两大中医学派，郭子光当属伤寒达人。
郭子光学问广博，除在伤寒方面卓有成绩、提出“病理反应层次”学说以外，还率先开掘中医康复学科领域、提出创立“现代中医康复医学”的框架，指出“病证结合”论治的四种形式、治疗慢性病的8个步骤。
今年6月份在北京参加了国医大师表彰会后，郭子光更忙了。他今年77岁，在30位国医大师中，这个年龄属于“年富力强”的。每周出诊4次，还要带学生、讲课、参加各种活动，但他总是笑呵呵的，以忙为乐。7月的一天，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名医堂，记者采访了他。
学术 广博精深
日本伤寒界，郭子光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源于他的一篇论文和一次公开辩论。
在很多场合，郭子光都说过这样的话：“学术上广博而不精深者，有之；精深而不广博者，未之闻也。”他认为一名有作为的中医知识面决不能窄，中医学术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着重发展。这一思想深受周恩来总理的影响，当年和周总理见面的每个细节，令他铭记一生。
1972年，他研究慢性支气管炎有成，和其他17名专家一起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周总理说：“病毒是怎么产生的，西医也说不清楚。但是中医把一切都归脾胃，也太笼统，中医、西医都要发展。”接着，周恩来背诵了一段长长的《黄帝内经》原文，郭子光为其学识渊博和人格魅力折服。自此，他把总理作为偶像，把广博精深和做人谦逊作为座右铭。
郭子光在学术上影响较大的著作，如《伤寒论汤证新编》、《日本汉方医学精华》、《中医各家学说》等，都是在广泛阅读和精深思考后编著而成。广博使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精深使他的理论探索富有创意。他在《伤寒论汤证新编》一书中，提出“病理反应层次”学说，是现代研究伤寒频有影响的新说。该书出版时，海峡两岸还处于阻隔阶段，但台湾一家书店将其多次出版，作为台湾中国医药学院的教材。
在郭子光的学术道路上，有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那是1979年《中医杂志》首页上发表的《伤寒论证治规律的探讨》，共7页，当时他还是一名助教。“这篇文章为我打开局面，开始小有名气了。”重视仲景学说的日本，特意派人到成都考察郭子光的学问，邀请他去日本演讲，之后香港、韩国纷纷请他去海外出诊、定居。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郭子光学术的鼎盛时期，他集中发表大量论文，受邀在国内外四处讲学。1986年，郭子光应日本东洋医学会邀请，作“小柴胡汤证治”特别演讲，演讲结束后与藤平健、小川新等日本古方派著名学者进行了一场辩论，郭子光以睿智而富有说服力的发言征服了日方学者，并让他们看到了中国本土中医的“可望不可及”之处，使其大为折服。
他先后4次去日本讲学，每年组织中日临床交流活动，郭子光的名字在日本伤寒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硕士研究生、成都中医药大学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刘渊说，几年前在日本学习期间，但凡提到郭子光的名字，日本学者无不肃然起敬，谦恭之态令他大为惊讶。
郭子光在伤寒研究方面的最大成就，是提出“病理反应层次”是六经方证的实质，他提出创立六经辨证论治新体系，把仲景学说的发展推向新阶段。他认为六经病就是六个大的病理层次阴阳失调的反应。伤寒六经方证，是仲景在当时条件下，为寻找调节人体反应状态的确定性，而总结出来的针对不同的病理反应层次进行调节的治疗体系。
他在临床上力主“病证结合”诊疗，归纳出“病证结合”论治的四种形式，指出每种形式的特点、优点和适应范围,包括分型论治、分期论治、方证相对论治、以基础方加减论治四个方面，这样既重视整体调治，也重视局部的病理损伤，促进中医对许多疾病的病机与证候的认识更深入更具体。
他开掘中医康复学术领域，提出“现代中医康复医学”基本框架。以前中医古籍有关中医康复的内容散见于各科著述中，郭子光把零零碎碎的经验、认识，提高到学科体系的高度，进行系统化整理、研究。他对康复理论与方法的原理与具体运用作了具体阐述。驳斥了“中医无康复”之说，不同意把康复与养生混为一谈，认为只有把治疗措施提到康复意义的高度来要求，才能充分开掘中医学的潜在内涵。
此外，郭子光在诸多领域有所创新。比如提出“攻邪已病”治癌症的学术思想，肝主疏泄治血液病，比如在《肺结核病》一书中提出“三因鼎立”学说，形成发病公式：原因＋诱因＋素因→疾病，被认为是对中医病因发病学的创新。
临床 善治奇症
“给病人医好了病，心中是个享受。这种幸福感，比得到很多钱还满足。”
如果有来生，郭子光说自己还会选择做医生。对他而言，治愈病人的幸福感，比得到很多钱还满足，他常说，“病人一高兴，我也感到高兴。”他擅长治疗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难治性血小板减少症、慢性肾炎蛋白尿、某些癌症等疑难病症疗效卓著，在病人和同行中声望很高。
每周他在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名医堂、老中医门诊部坐诊4次。由于患者过多，必须当日挂号，早晨8点开号，不到3分钟25个号就被一抢而空。不想让病人白跑一趟，再加五六个号已成了惯例。
他印象最深的病例是上世纪70年代治愈的第一例乙脑病人。当时郭子光在城关医院主管病房，来了位7岁的小病人，体温41℃，抽风不止。当务之急是赶快让病人醒来，给病人服用了安宫牛黄丸，但还需要麝香和竹沥水，药房里没有。幸好有位少数民族的进修生，把身边带着的好麝香捐献出来。随后郭子光让人砍断几根竹子，用火烧，流出大杯大杯的竹沥水，再把麝香兑进去。4小时后娃娃的体温下降，很快苏醒。过几天小病人系着鲜艳的红领巾，孩子的爸爸捧着特大的写着“伟大的中医药”的锦旗一起来道谢。
1998年，一位43岁的公司经理腹内肠鸣，从沥沥有声到整天无休止地“咕咚”响，四处医治无效。来就诊时，一米开外“咕咚、咕咚”的肠鸣声清晰可闻。郭子光诊其为“肝之疏泄太过，内动肝风，扰动肠系，肝失藏血挟瘀滞。”遂投从肝治之，肠鸣即消，不再复发。
前不久，有一位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的60多岁女病人，郭子光认为她属于肾精亏虚，给病人开了鹿茸、人参等药，3个月后，病人恢复得很快，血小板上升，腿和耳朵的症状改善很快，全家人送来一大包礼物表示感谢。郭子光说：“请你一定成全我，保持我的医名。”从医将近60年，他无数次拒绝了患者的红包和礼物。每有贫苦的病人，他反倒送钱给他们买药。
经过多年探索，郭子光总结出自己临床治疗的8个步骤要领：凡有外感先治感，气机不疏先治郁，运化失司先理脾，平调阴阳治原病，整体局部善处理，无证可辨亦须辨，治标药物逐步减，西医诊断作参考。徒弟们按照这个步骤操作，少有疏漏。
成才 天道酬勤
没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没有耀眼的家世、过人的天分。就凭着勤奋和执着，郭子光为众多中医学子树立一个成功的范式。
在巴蜀地区，郭子光有“多产作家”的美誉，发表医学论文130余篇，主编医学专著11种。然而可贵的是，无论出名前后，他的文章“从不假人手”，决不挂名。200多万字的《现代中医治疗学》，是郭子光在70多岁的年龄，逐字逐句亲自修改、补充完成的。一个人能有这么多精力吗？郭子光笑答：“人的一生是很长的。”
郭子光的身上，可以发现成就来自于聪慧和热爱，但更重要的还是勤奋。他把中学老师的临别赠言“为学如逆水行舟，不可一篙放缓”作为一生的信条。早在成都中医学院读书期间，郭子光就开始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第一篇文章就做了个大题目——《中医长寿学术之探讨》，“这个文章，今天读起来还很新鲜。”
从医几十年，他始终保持一个习惯：白天应诊，晚上一定要翻阅中医书籍，弄清当日所见疑难，对典型病案必作详细记录，有所发现就动笔记述，日积月累，发表大量论著。以至于现在，他的徒弟有时会苦恼无题目可写，因为该总结的，老师早已亲自写完了。
勤记卡片是郭子光的治学秘诀，上万张卡片在他家中的书柜，按类别整齐存放着。多年来，读书中每遇到有启发的内容，他就摘录下来制成卡片，这为他编写大量著作打下扎实的基础。他常对学生讲：“请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只有摘录下来的东西才可靠。”
郭子光是个爱琢磨的人。小时候，他常常躺在地上望着天：天有边没有？有边的话，天外面又是什么？物质是怎么来的？最源头是什么？长大后学习中医，他对《伤寒论》深感好奇。一本书不过2万多字，总结了那么多行之有效的临床经验，有上百位历代注家研究它，其中的奥妙到底在哪里？探索的兴趣引领他有所发现，《伤寒论》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与仲景采取“寓理于事，因事明理”的总结方法有关。
他常说中医的学习要从培养兴趣开始，应从小普及中医文化。走上中医这条路，对郭子光来说，几乎是命中注定的。他的父亲是当地名医，印象中，当时自家医馆里，常用药物如柴胡、银花等每日要用上一大箩，不少危重病人在父亲的调治下常应手而愈。幼年父亲即开始教以诵读《伤寒歌括》、《温病百言》、《医学三字经》等书。郭子光7岁时，父亲积劳成疾，不幸早逝，但他小小心灵早已立下的岐黄之志，更加坚定不移。
随后他师从舅父廖济安习医。舅父也是郭子光父亲的徒弟，擅长经方，治“暴证”尤过其师。他精心培养外甥，先让他专门攻读私塾，学习《论语》《中庸》《诗经》一年有余，然后开始教医。跟舅父临床习医的3年，是郭子光进步最大的3年。出师后，19岁的他在镇上独立开诊，很快小有名气。
为谋求深造，1956年郭子光考入成都中医学院，四年后因成绩优异而提前毕业留校任教。在这里，他开始了奋斗终身的事业，并收获了爱情。爱人冯显逊也是该校的妇科专家，俩人兴趣相投，白天遇到的疑难杂症，晚上回家再相互探讨，总有说不完的话。
育人 爱徒如子
郭子光子女没有继承中医，他深以为憾，于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郭子光强调学生背经典是出了名的。他说，古代的经典著作代表了中医的宝贵经验，多背一个处方就是多掌握一个看病的手段。采访中，他能随口背出很多大段的中医经典。他的背诵方法是从头到尾连着读十遍。“再长的古文，读一遍拿个纸条揉一个纸团，攒成十个纸团就都记住了。”
一次，一位研究生跟着郭子光坐诊。查看病情后，郭子光说出《内经》上的一句话，结果这位研究生写不出来。“这怎么能行呢？”研究生遭到郭子光的批评。
他对学生的要求一向严格，必须能讲、能医、能写。曾有位学生是福建一所医院的内分泌科主任，当时字写得不够好，郭子光就要求他一天练一篇毛笔字。他果真照着做，“教研室的报纸都让他写完了，”字也有了很大提高。
郭子光讲课属于“睿智型”，语言风趣、清新，学生们评价“听郭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他在讲课中注意使用新词汇，常告诫其他老师，“须知庸俗的或习惯的口语容易冲淡严肃的学术氛围，而单调、重复的语言，则易使人神情抑制而困倦。”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杨俐说，“郭老了解很多现代词汇，比如暗物质、黑箱理论。”
子女没能继承父业，郭子光深以为憾，他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和学生们走在路上，他是一定要互相牵着手的。虽然课堂偶尔要批评学生，但他对学生们关爱有加。有次晨练看到一位贫困女生靠给同学送牛奶赚1毛钱，他联系到该班班主任，匿名向年级10名贫困学生每人提供500元钱，在信封上写道：成功永远属于那些艰苦奋斗的人——赠给中医“明日之星”。一次，郭子光在学校校报上看到一位学生写自己父亲的艰辛，颇为感动。随后找到校报编辑，让他转交200元钱给这位作者。
郭子光的生活丰富多彩，性情开朗。闲时喜欢和老伴一起切磋书法、欣赏京剧，两人还爱读武侠小说，是不折不扣的“金庸迷”。前不久他还做红娘，帮女白领相亲，陪着见面。郭子光从不排斥现代通讯工具，乐于学习，他可以自己上网用QQ聊天，利用网络视频给患者诊病，熟练地收发手机短信，来电铃声竟是周杰伦的“千里之外”。
他是充满爱心的，是勤奋和智慧的，他为所有的中医院校学子提供一种勤学奋进的成功范式。77岁的郭子光精力充沛，满怀憧憬，他说中医未来会更好，会有更多的大师。
郭子光小传
1932年12月，生于重庆市荣昌县郭氏中医世家。
1947年－1951年，亲仁中学肄业后读私塾1年，后师从舅父廖济安习医3年。
1952年－1955年，悬壶乡里，后任县城关医院主任。1953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专修班进修1年。
1956年，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学系本科。
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医内科、伤寒、各家学说、养生康复等课程的教学、临床及科研工作。
2002年，被确定为全国第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记者 马骏）
伤寒论汤证新编.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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