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伯煊
生平简介
钱伯煊，江苏省苏州市人，生于1896年，卒于1986年。出身世医家庭，祖上三代业医。16岁师从清末御医曹沦洲之子曹融甫学习，20岁随父习医。22岁悬壶苏州，尤擅妇科。1955年奉调北京中医研究院，积极投身医疗、科研、教学工作，直至90高龄。历任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妇科主任、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等。
生平著作
钱伯煊，江苏省苏州市人，生于1896年，卒于1986年。出身世医家庭，祖上三代业医。幼读私塾，饱览经史。16岁师从清末御医曹沦洲之子曹融甫学习，20岁随父习医。22岁悬壶苏州，尤擅妇科。1955年奉调北京中医研究院，积极投身医疗、科研、教学工作之中，直至90高龄。历任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妇科主任、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等。著有《妇科常用中药》、《妇科常用方剂》、《脉诊浅说》、《女科证治》、《女科方萃》、《钱伯煊妇科医案》等。
学术思想
钱伯煊擅长妇科，其学术思想，一是总结出崩漏三纲，即虚、瘀、热；二是妇科用药选药平和。他认为，崩漏辨证，首当分清气虚与阳虚、血虚与阴虚、血热与郁热以及血瘀的不同。比如气虚崩漏，可见面白微浮、气短畏寒、自汗肢肿、纳减便溏、月经量多、经血稀薄、舌淡苔白、边有齿痕、脉象细软等表现，可选四君子汤为主补益脾气。如胃纳呆钝，加橘皮、半夏以和胃气；如大便溏薄，腹中胀气，加木香、砂仁以行气和中；如有呕吐，加藿香和胃止呕；如崩漏不止，正气将脱，急用独参汤补气固脱；若中气虚而下陷，可用补中益气汤。再如血虚崩漏，可见面色苍白、头痛头晕、两目干涩、月事不断、经色淡红、毛发干枯、舌红起刺、脉弦细濡等表现，可选四物汤为主以养血和血。若属血热崩漏，可见舌苔深黄、质绛有刺、唇部燥裂、脉象洪数、心烦不寐、鼻衄齿衄、渴喜冷饮、大便燥结、小便短赤、月经量多、经色紫黑等表现，治疗可以清化胃热，泻火凉血。对于血瘀崩漏，可见舌边紫暗、边有瘀斑、脉象沉实、腹痛拒按、经血色黑有块等表现，根据原因不同灵活加减，属经期负重劳伤者，用四物汤合失笑散养血化瘀；属经期感寒致瘀者，用桂枝汤合芎归汤养血祛邪；属经期饮冷血凝致瘀者，用良附丸和芎归汤养血行气温中；属经期治用涩药过早致瘀者，以备金散祛瘀生新。
临床经验
钱伯煊用药以平和见长，对过偏、耗散之品，则严格掌握其用量。他临床配方精当严谨，善于利用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取利祛弊，提高疗效。他认为，血为女子之本，月经、妊娠、分娩、哺乳都以血为用。女子阴血易于耗损，故其阴血相对不足，气分则相对偏盛。对于血常不足的情况，用药不能过偏，不能过用耗散之品，用量也要严格掌握分寸。如钱氏在治疗妊娠恶阻时，注意到患者胃逆不纳的特点，选方用药时以药味少，清、轻无厚腻之味为宜，擅用橘皮竹茹汤、半夏秫米汤；治疗子肿、小便少的患者，常选用茯苓皮、泽泻等药，以轻剂利水；治疗月经先后无定期，以疏肝健脾、敛阴化瘀并施不悖。钱氏疏肝不用柴胡，而用旋复花、佛手；化瘀不用桃仁，而用贯众、昆布、牡蛎；桑寄生、川断为钱氏惯用对药，平补肝肾，两和气血，调经止带。
后世影响
钱伯煊一生精于妇科，对于崩漏的治疗尤具特色，选方用药精当平和。这些对于今日的中医妇科临床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邱茂良
邱茂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我国著名针灸学家，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附属医院、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中国共产党党员邱茂良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2年2月10日8时20分不幸逝世，享年90岁。
邱茂良教授1913年9月18日生于浙江省龙游县，16岁时考入浙江省中医专科学校学医，后又师从著名针灸学家承淡安先生。1954年，受聘于江苏省卫生厅，参加了江苏省中医院的创建，对医院针灸科的筹建、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是新中国针灸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在40余年的临床实践中，邱茂良教授始终把科研作为针灸临床的重点，坚持以科研服务临床、以临床深化科研，他理论联系实际，在临床科研中先后重点研究了肺结核、神经衰弱、食道癌、大叶性肺炎、溃疡病、小儿麻痹后遗症、泌尿系结石、胆结石、中风、病毒性肝炎等病种的针灸疗法，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邱茂良教授历任中国针灸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针灸学会江苏省分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中医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顾问等职务，受聘为阿根廷、加拿大、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中医针灸学会顾问，是国务院授予的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之一。
邱茂良教授教书育人，桃李遍布海内外。曾长期担任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系主任和名誉主任，为大学针灸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与学科全体同仁共同努力，使学科在教材建设、师资培养、文献研究、临床医疗科学实验和外事教学等方面成绩斐然，处于国际国内的领先地位。大学针灸系先后成为全国针灸进修教育基地和国际培训中心，1985年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其针灸实验室被批准为江苏省重点实验室，这是国内唯一的一家同时获得国家级、局级、省级重点学科称号的单位。
黄竹斋
一、生平
黄竹斋（公元1886～1960年），陕西临潼人，后迁居西安，现代针灸学家。1925年任军医官，后辞职返回陕西行医，继任中央国医馆常务理事，曾组织医界人士重修河南南阳医圣祠。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医学院中医科主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针灸科主任、卫生部针灸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二、医学事迹
（一）精湛的医术为国人赢得荣誉
黄竹斋幼时家贫，十八岁始发奋攻读，通经史、天文、历算，尤精医学。公元1925年任军医官，后来辞职回乡挂牌行医，求诊者络绎不绝。
1957年4月20日，82岁的德国人东布罗斯金突然昏迷失语，右半身偏瘫，西医诊断为脑血管意外。黄竹斋为其针刺风府、风池等穴，给服苏合香丸和《古今录验》续命汤等。经治8天，说话、写字、走路，一切恢复正常。这消息，当时在民主德国报刊登载，受到极大赞扬。1959年6月8日，前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患右侧大脑中动脉分支血栓。黄竹斋应邀两次会诊，给予针刺治疗，并根据严重失眠等合并症状，先后配用柴平汤、百合汤等，至7月22日，患者左腿可徒手步行，经神经科检查，偏瘫治愈，回国时再三致谢。
（二）为发展中医教育事业筹划呐喊
民国时期经过抗争，中医教育的合法权利有所改善。但如何开办中医学校，专业设置以及与之相关的课程、学术整理、统一病名、师资、教材等问题，远未提上中央国医馆的议事日程。黄竹斋对此非常关注，提出许多深有见地的主张。
1935年，国难当头，侵华日军己逼近华北，中医的振兴已经不是中西医门户之争，而是与民族存亡密切相关的大事。在1935—1937年间，黄竹斋在中央国医馆和卫中署中医委员会的会议上，就中医教育等问题提出多项议案。
三、主要著作
黄氏一生著作很多，有五十余种，如《针灸经穴图考》、《针灸经穴歌赋读本》、《校订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伤寒杂病论集注》等。《针灸经穴图考》是收集《素问》、《灵枢》、《甲乙经》为主，并参考唐宋以降诸家等古今60余种书籍中有关针灸论述正讹补缺归纳而成的。全书共八卷，主要内容是以十四经为纲，365穴及奇穴为目，对每个穴位不仅做了比较正确的考证，而且在每穴之后，引用了不少医案。无论在经穴考据方面还是在针灸治疗经验方面，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参考资料。《针灸经穴歌赋读本》则是为了便于初学者学习针灸知识，以歌诀形式编撰的，该书内容精练，韵味浓郁，朗朗上口，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为普及和推广针灸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四、学术特点与成就
黄竹斋是一位中医临床实践家和针灸学家。他的见解自成一家，他崇尚仲景之学，但又不因循守旧，并且他勇于探索，在二十世纪初，就注意寻找现代医学与我国中医学的结合点。 他善于针药并用治疗疑难杂症，尤以治疗中风偏瘫为长，救治了许多危重患者，在国内外获得广泛赞誉。 ——————————————————————————————————————————————————————————————————————————————
干祖望
干祖望，男，1912年9月生。现任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耳鼻喉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中医耳鼻喉科学会名誉主任等职。获江苏省政府“优秀教育工作者”奖章。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为中医现代耳鼻喉科奠基人之一，学验具丰，擅长耳鼻喉科、口腔科等疑难杂病的治疗。主要著述有《尤氏喉科》、《中医喉科》、《孙思邈评传》、《干祖望耳鼻喉科医案选粹》、《干氏耳鼻喉口腔科学》、《干祖望医话》和《干祖望经验集》等。历任高等院校教材《中医耳鼻咽喉口腔科学》主编、副主编。
工作简历：
职 务 终身教授 职称 主任医师、终身教授
1933(22岁)~1946年(35岁)在上海金山区个体开业
1946年(35岁)~1951年(40岁)在上海松江区个体开业
1951年(40岁)~1956年(45岁)在上海松江区第四联合诊所工作
1956年(45岁)~现在(92岁)在江苏省中医院研究所，省中医院，南京中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工作。
著作及成果：
1.主要论文有《中医要推陈出新》，1989年10期《江苏中医》等百余篇
2. 发现并提出理论与处理手段的“疾源性咳嗽”已被全国中医承认及依法(我的理论手法)处理，谈及“疾源性咳嗽”的论文不下十篇，已在全国刊物发现。
3. 首创“中医辨证”的方式，已为全国青年中医所采用，(见《干祖望经验集》)，使教者言之有物，学者有纲可循，用者规矩在手，填补中医一大空白。
4. 用“中介症”来补充中医现有学说的死板，凝固无变化的缺点。
5.社会、学术团体兼职：
全国中医 耳鼻咽喉科学会 名誉会长
江苏省中医耳鼻咽喉科学会 名誉会长
年逾九旬的干老对中医的热爱一如既往。干老以“茧斋”命名书房，意味着他将与书相伴一生。
执着豪放的个性，九死不悔的职业操守，生活的苦行主义，这是名医干祖望独特的人格魅力。
干祖望17岁跟师学医，21岁悬壶济世，在临床第一线打滚已有60余年。在这激情四溢的60年里，他曾以滴水不漏的一纸医案攻克米业巨商的恶疾而扬名浦南，他曾在中医生死存亡时奋笔疾书，为争取中医地位鼓与呼；他曾为中医耳鼻喉科的创立“衣带渐宽终不悔”，却在业务红火之时绝意名利，退隐江湖，开始人生第二次苦读……60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干老虽寿逾九旬却周身洋溢着青春活力。这位“工作重于生命”的儒医依然“说真话，做实事”，迟迟不肯敲响“廉颇老矣”的钟声。
学术成就
充实“三因”学说；把“四诊”扩展为望、闻、问、切、查“五诊”；设计出“辩证公式”，使教者言之有物，学者有则可寻，补上千古医学的空白；写有80万字的《野参外科学》，成为中医外科界一片西医化狂潮中的中流砥柱；中医没有喉科学，用外科学来补充，补上了一个学科空白；晚年目睹全国中医西化之风严重，开展“救亡”工作，撰写了《新医医病书》。
弟子眼中的大师
干老孜孜不倦地在中医急诊学领域内耕耘60载，著作等身，桃李遍地。他对弟子毫无保留，将毕生经验倾囊相授。为参加“名医师带徒”活动，他不顾年事已高，有病在身，义无返顾南下，让弟子们感动不已。干老视病人如亲人，出诊时对病人加号从不抱怨，认真接诊，没有丝毫马虎。他对中医事业的追求、献身精神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学习。——————————————————————————————————————————————————————————————————————————————————————————————
宋爱人
宋爱人(1897～1963)，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人，我国近代著名中医学家。他自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在书法、国画方面颇有造诣。18岁立志于医，尽得苏州名医顾允若薪传，擅治外感时病，屡建力挽狂澜、起死回生之奇功。晚年时则以调理杂病著称，论治肺痨、鼓胀、中风等病每有独到之处。有《医径读本》、《春温伏暑合刊》、《马氏临床学铨证》、《顾庭纲医案选按》、《伤寒论脉学串解》等著作传世。宋老门人弟子甚多，临证有暇，喜与弟子问难答疑，教学相长。学生们曾要求他谈谈有关杂病调理的问题，宋老作了详尽的回答，今简述于此，以飨同道。
世俗所说的“杂病”，大多指内伤而言，即指病情复杂，又须经过长期治疗才能得到痊愈，或者也有时愈时发，久延不愈者。此类病虚损的证候为多，但是病延日久，气血有所瘀滞，情志有所抑郁，风寒暑湿之邪有所留着，所以病情往往既有虚的一面，也有属于实的一面，也就是说，旧病新邪，相互夹杂，有更虚更实的变化。《素问•通评虚实论》说：“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但是邪正虚实之间，到了病久而深，确是迭相因果的 ......——————————————————————————————————————————————————————————————————————————————————————————————————————————
郭士魁
生平简介
郭士魁，北京人，生于1915年，卒于1981年。早年在仁和堂、太和堂药店学徒，后又随名中医赵树屏学习。参加过北平国医学院、北京中医讲习会。1941年毕业后在京行医。建国后，1953年调至中医研究院筹备处。1955年，在中医研究院内外科研究所工作，师从冉雪峰学习。1961年，调到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室。曾任心血管病研究室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等。
学术思想
郭士魁主张依靠中医理论研究发展中医，提倡中西医结合。他毕生致力于中医中药防治冠心病的研究，发展了活血化瘀、芳香温通的理论，创制了冠心Ⅱ号方、宽胸丸和宽胸气雾剂等名方。在祖国医学文献中，虽然没有冠心病的病名，但有类似症候的记载，如真心痛、胸痹心痛等。他认为，真心痛以气分虚损为主，因气虚而致血脉瘀阻；胸痹心痛乃本虚标实，不仅正气虚，而且血瘀、痰浊盛。故治疗真心痛重在益气，以参芪为主，佐以活血。治疗胸痹心痛，务必区分虚实标本缓急，以通为补。常选用活血化瘀、芳香温通、宣痹通阳等治则。以通为补、以通为主，这是郭士魁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主导思想。按照中医的看法，不通则痛，痛则不通。心绞痛主要表现为痛，痛因不通，不通主要因为气滞血瘀和胸阳不振，故主要治则是活血化瘀与芳香温通。
为了改变中药在治疗冠心病中起效慢、服法繁、价钱贵的缺点，郭士魁与制药专家冉小峰合作，将心痛丸改制成心痛乳剂，用于治疗心绞痛病人，二到三分钟就产生止痛效果。说明活血化瘀、芳香温通的治则，以及在此治则指导下创立的方剂，是经得起临床实践检验的。
临床经验
郭士魁认为冠心病属于中医“胸痹”范畴，历来治以宣痹通阳法，常用栝蒌薤白半夏汤等。他观察到冠心病人常有舌质紫暗，有瘀点或瘀斑等症状，中医辨证当为气滞血瘀。因此，对于重度心绞痛中医常规治法疗效不佳的患者，郭士魁试用活血化瘀法治疗，效果明显。他与北京地区冠心病协作组的有关专家共同研制了“冠心Ⅰ号”、“冠心Ⅱ号”，经过临床600多例验证，疗效满意。为了深入研究“冠心Ⅱ号”作用机理，他采用现代药理、生化、病理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冠心Ⅱ号”具有良好的扩张血管、改善冠脉循环、降低心肌耗氧量、预防心肌梗塞、抗血栓形成和改善血液流变性等多方面的作用。
郭士魁自1958年开始从事心血管病研究工作。他带领全科同志，努力从事临床实践，并积极开展科研协作，曾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北京中医学院、北京制药工业研究所、北京同仁堂药厂、中国科学院等多家单位广泛协作开展临床及基础研究。六十年代初就研究并取得了应用活血化瘀方法治疗冠心病及运用芳香温通药物速效缓解心绞痛的科研成果，对中医药治疗冠心病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活血化瘀及芳香温通的治法沿用至今，进一步证实了它的效果和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且不断深入研究开发出许多新药。以他为首创制的“冠心Ⅱ号”、“宽胸丸”、“宽胸气雾剂”等多项科研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卫生部科研成果奖”等。
后世影响
郭士魁从事中医药工作50余年，在医疗、科研、教学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 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09/4/20 17:41 编辑 ]
本帖最后由 moni 于 2011/9/3 02:57 编辑
米伯让 中医内科专家。陕西泾阳人。早年从师习中医。１９４３年起开业行医。１９５４年后，历任西北医学院讲师、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陕西省中医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陕西分会副会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１９７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擅长中医内科及针灸。对钩端螺旋体病、克山病、流行性出血热的辨证施治较有研究；提出钩端螺旋体病可分为伏暑、温湿、温燥、温黄、温毒、暑痉先进整型。著有《中医对钩端螺旋体病的认识与防治》等。
[案例一] 魏某，27岁，女，农民。以“产后腹胀18日”之主诉于1959年
10月12日收住院。入院后西医诊断为“肝硬化腹水”，转中医治疗。症见：神疲乏力，形体消瘦，面色苍白，头晕气短，腹胀脐外凸，双下肢浮肿，双足发凉，口苦，便溏，有恶露。舌质淡苔白，脉细弱。中医诊断：臌胀，脾肾阳虚证。治宜温肾健脾，化气行水。方用济生肾气汤，每日1剂，连服6剂。
二诊：腹胀减轻，尿量增多，无恶露，大便每日1次，脉舌同前。继服上方3剂。
三诊：腹胀消退，腹变平坦，面色较前红润，下肢浮肿消失，饮食增加，但食后腹稍胀，舌淡苔薄白，脉象虚细。治宜健脾益气，温阳利水。方用六君子汤加附片10.5g，车前子35g，6剂。
四诊：诸症消失，无不适，苔薄白，脉象缓细。痊愈出院。注意休息，内服舒肝丸调理。
[评析]
肝硬化静止期或者肝功能代偿期临床症状较轻，仅有乏力、腹胀、两胁不适、大便时干时稀等表现，或者不出现症状，体格检查时发现脾大、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等门静脉高压表现，属中医学“积聚”范畴。一般认为与感受湿热疫毒、饮酒过度、情绪不畅有关。由于一些因素导致气血运行不畅，肝脾受损，血瘀胁下而成。对肝硬化早期的治疗，首先要治疗病因，而目前抗病毒药物对乙肝病毒作用不理想，调节免疫也缺乏特效药物，因此，当前主要研究是中草药抗纤维化。活血化瘀类药物可以降解胶原纤维并使其发生逆转，如丹参、当归、赤芍、桃仁及其一些复方制剂。并能改善肝功能，调节机体整体状况，增强机体防御能力，改善肝内血流及微循环，促进肝细胞功能状态，从而有利于本病的好转和恢复。
肝硬化活动期主要表现为腹水，常常合并上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等并发症。所以中医治疗主要按“臌胀”、“昏迷”来分别辨证。臌胀以腹部胀大、皮色苍黄，甚至青筋显露、下肢浮肿为特征，类似于肝硬化腹水，多由于饮食不节，情志所伤，感染虫毒，劳欲过度，以及黄疸、积聚失治，使肝脾肾功能失调，气血水瘀积于腹内而成。肝硬化腹水的治疗，可归纳为攻、补及攻补兼施3种方法。由于本病是本虚标实，纯实与纯虚证为少见，因此，寓攻于补，寓补于攻，常根据病人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攻补兼施之法。尤其是肝脾肿大，不光是采用内科保守治疗，还应把握时机，必要时行外科治疗，以减少并发症的出现。
肝硬化引起的昏迷称肝昏迷，又称肝性脑病，临床主要特征为神志障碍、意识不清、躁动、昏睡、昏迷不醒，是危急症候，相当于祖国医学所述的昏迷、神昏等，主要由于热毒内攻，阴阳气血逆乱，湿浊上扰，闭塞清窍，神明失守而成。
总之，人体气血水代谢异常则产生肝郁气滞、血脉瘀阻、水湿内停等病理变化，因此，治疗上常采用疏肝理气、活血通络、消积化瘀、利湿退黄、通利小便、攻下逐水、调理脾胃、扶正固本等方法。虽然古人认为见肝之病当先实脾，但应始终重视肝血瘀滞为诸证候之本，治以活血化瘀之法，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其余问题可随之好转。在此基础上，虚者加入补药，实者加入泻药，热者加入清药，寒者加入温药。
本案中医诊断为臌胀，属脾肾阳虚证，先后用济生肾气汤、六君子汤加味，并以舒肝丸调理而愈。济生肾气汤系金匮肾气汤加牛膝、车前子而成，为温阳利水的代表方。米老所用之济生肾气汤，与前人济生肾气汤组成虽然无异，但用量却大不相同。其方药为：熟地28g，山药14g，山萸肉14g，茯苓35g，丹皮10.5g，泽泻17.5g，肉桂10.5g，附片10.5g，牛膝10.5g，车前子35g。上药加水煎出600ml，每日3次分服。
在一般情况下，臌胀腹水较重者，宜先以舟车神佑丸等峻下逐水，待腹水消其大半后再服济生肾气汤或六君子汤加味调治。而本案系产后并发臌胀，其脾肾阳气之虚已不堪再行攻逐，故直接采用温肾健脾利水之法。
[案例二] 周某，男性，25岁，工人。以“腹胀4月，四肢浮肿，咳嗽1月余”之主诉于1959年3月24日入院。入院后西医诊断为“肝硬化腹水，右侧胸腔积液”，转中医治疗。症见：精神不佳，面色苍黄，形体消瘦，腹部膨隆，脉络暴露，腹胀尿少，胸闷气短，咳嗽吐黄痰，时有血丝，鼻衄，下肢浮肿，头晕，乏困无力，皮肤发痒，纳少，双手肝掌，手背及两上肢见蜘蛛痣，肝脾肿大，有痛感，舌质红苔白，脉象沉弦。中医诊断：①臌胀；②支饮。证属脾虚湿阻，饮停胸胁，治宜健脾消胀，通阳化水，攻逐水饮。方用①十枣汤，每日1剂，连服3剂。②胃苓汤加车前子35g，3剂。
二诊：胸水减少，腹胀减轻，尿量增多，下肢浮肿，乏困无力，胸闷，舌质淡，苔薄白略腻，脉沉细。继服胃苓汤加车前子35g，连服15剂。
三诊：腹胀明显减轻，下肢轻度浮肿，尿量增多，大便每日2次，质稀，苔白，脉沉濡。继用上方加附子10.5g，连服6剂。
四诊：胸透右侧胸腔积液已消失，下肢稍浮肿，腹微胀，舌苔薄白，脉沉细。继服上方6剂。
五诊：腹水、胸水、下肢浮肿消失，舌淡苔薄白，脉细。痊愈出院。注意休息，节制饮食，内服六君子汤6剂调理。
[评析]
臌胀而合并支饮，即腹水而又见胸水，证候复杂，临床治疗颇为棘手。本案先用十枣汤攻逐水饮，继用胃苓汤加车前子健脾利水，各服3剂，即见大效。后继服胃苓汤加味，并用六君子汤善后而愈。米老临床见腹水不下，或兼有胸水、腹胀气喘、不能平卧者，每用十枣煎汤，送服十枣散3.5～10.5g，待其水消大半，即可停药调理。其方为：甘遂(面煨)、芜花(醋炒)、大戟(醋炒)各等份，共研极细末备用。十枣汤对胃有刺激，不宜连续服用，可根据患者体质情况，间断使用。也有将十枣汤散剂装入胶囊(每粒0.3g)，第一天服1.5g，以后每天增加0.3g，至3g为止，大枣煎汤每晨空腹送服。
十枣汤临床应用甚广，除肝硬化腹水外，有关用其治疗渗出性胸膜炎、肾病综合征、癫狂、颅内压增高症、妊娠妇女羊水过多等的报道亦不少见。惟其毕竟属于攻逐之剂，易伤正气，用时必须辨证准确，剂量精确，服法正确，以免犯虚虚实实之戒。(张林国)
高辉远
高辉远（1922－ ），漕河镇黄厂人。出自中医世家，幼承家学。1954年参加国家中医研究院的筹建工作。1958年受业于中医学家蒲辅周先生，长达17年之久。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高干、外宾治疗室副主任，长期任周恩来总理保健医疗主任，现任解放军305医院医疗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医科主任，兼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客座教授、北京中医学院名誉教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医老年医学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常务理事、解放军中医学会副会长、国家科学委员会中医专业组委员、国家卫生部科学委员会委员及《中医杂志》、《中医药学报》、《中西医结合杂志》编委或编委会副主任。主要著作有《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中医对儿科传染病的辩证法》。
高辉远妙用附子救治危急重案赏析
一代名医高辉远教授（1922~2002年），祖代业医，幼承家学，后师从于著名中医学家蒲辅周先生。行医60余载，医术精湛，造诣颇深。对治急危重症，妙用附子，每能化险为夷。值此导师仙去3周年忌日，以誌纪念。特择其治案数则于后，以窥先师治验之一斑。
1.发热案
某男，88岁。1983年11月20日初诊。素罹多种老年疾病，突发心痹，心痛彻背，2日后出现高热，咳嗽，痰黄而稠，体温39℃，心电图示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死。西医诊断：急性前壁心梗伴肺部感染，采用抗生素及扩冠药物治疗。某中医会诊辨为肺热不宣，投大剂清热解毒苦寒之品，冀图速效，但病情未见转机，大便由正常变溏。高师会诊后认为，患者年高不应予大剂苦寒之品，一旦中阳溃败，恐将导致正愈伤而邪愈炽，阳愈脱，救治不及矣。彼仍未采纳，以为邪去正自安。3周后，终导致五脏俱损：一致大脑神明失司，神志不清；二致心阳虚微，心力衰竭；三致肺源上绝，满肺炎变，呼吸衰竭，被迫气管切开，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四致肝脏受损，出现黄疸、腹水；五致肾竭于下，尿少浮肿，尿蛋白（++++），尿素氮升高；六致脾胃中阳大伤，上不受纳，下泻不止，日大便10余次。西医诊断为菌群失调、伪膜性肠炎。大便培养为难辨梭状芽孢杆菌，被迫停用全部抗生素。中西医束手无策，患者危在旦夕。遂请高师会诊，认为患者已处于正衰邪炽阳欲脱之危候，惟一办法，急扶正气，别无他途。予附子汤加味：川附子10g，野山参15g（另煎），白术15g，赤芍药15g，茯苓连皮20g，绵茵陈15g。水煎去渣浓缩成100ml，日2次鼻饲；另选上好莲子、芡实、大米（炒黄），磨粉为糊，缓缓鼻饲。服药4剂，病情即有转机，冷汗止，日大便次数减少。此时某中医针对患者的体温、血象较前略增高，提出附子汤不宜再用。高师曰：此乃正衰有复，正邪斗争增强之象。坚持继续上方1周，病情日渐改善。守上方继用2周后，病人泄泻止，黄疸，胸、腹水，浮肿消失，肺部感染控制，心肝肾功能渐趋恢复，体温、血象正常，大便培养难辨梭状芽孢杆菌转阴，胃已能纳，诸症悉平转安。
此案高师立足整体，洞察全貌，详审病机，明识有五虚：高龄体弱是一虚，素有疾病为二虚，病程较长为三虚，应用多种大量抗生素，耗其正气乃四虚，大剂苦寒伤及中阳致五虚，终致患者正衰邪炽阳欲脱之势。高师断然应用仲景附子汤加味，令正气胜而邪自退。反之若正气再败一分，则邪气将进一寸。高师去伪存真，药中病机，终始患者转危为安。如此纷繁复杂危殆之症，惊心动魄之治迹，足见高师救误挽治功底与胆略，堪为后学楷模。
2.真心痛案
某男，67岁。1989年11月17日初诊。患者于昨晚餐后，左胸前区突发剧痛，伴憋闷气短，大汗出，持续约3小时。曾含服硝酸甘油片、消心痛等药，因症状未缓解，遂来院急诊。患者1984年确诊为“冠心病心绞痛”。测血压13/8kpa，脉搏98次/分钟。心电图示：“急性前壁心肌梗死”而入院。经抢救心绞痛已缓解，血压尚未稳定，特邀高师会诊。证见患者面色苍白，胸闷气短，偶有心前区隐痛，口干烦躁，汗出，皮肤湿冷，四肢欠温，舌淡暗，苔薄欠津，脉沉细。辨证为阴阳两伤，病势危急，颇有厥脱之虑。当急予双固阴阳，与西医共同抢救。拟参附、四逆汤合生脉散加味：川附子（先煎）15g，西洋参（另煎对服）10g，麦门冬15g，五味子8g，干姜10g，玉竹10g，煅龙牡各15g，丹参15g，玄胡10g，炙甘草8g。服3剂，血压渐趋稳定。四肢转温，汗出减少，但仍胸闷气短，心前区不适，头晕口干，舌质淡暗，苔薄少津，脉沉细。继守上方改川附子10g，西洋参8g，干姜5g。再进4剂后，精神转好，心前区疼痛已缓解，知饥欲食，时有心悸，神疲倦怠，动则易汗。再用上方改川附子8g，西洋参6g，加黄芪15g，又服6剂，精神见好，体力明显恢复，汗止肢温，惟口干，时胸闷，心悸寐差，大便偏干，心电图示：“前壁心肌梗死恢复期”。舌淡暗，苔薄少津，脉细。改投益气养阴，安神定志法，调治月余而安。
高师据其患者心梗症状辨属心阳衰竭，累及心阴，颇有阴阳欲脱之势，斯时非大剂人参固气，附子回阳，不足以挽回垂危之证。加黄芪甘温补气，更助人参之力，再配干姜温中散寒，使参附回阳救逆之力益大；麦冬、玉竹既可养阴生津，又可防姜附燥烈之性，龙牡、五味子最善敛汗固脱；丹参、玄胡养血活血、理气止痛；炙甘草和中益气，有补正安中之功，全方共奏益气回阳，坚阴固脱之功效。待阳气渐复，阴津始生后改投益气养阴、安神定志之剂而收功。如此施治，终始重笃之证，转危为安，可谓得附子运用之要领矣。
3.黄疸案
某男，29岁。因急性黄疸住某医院。患者发热，体温39℃以上，身目俱黄，黄色晦暗，疲乏无力，腹部胀满，食欲不振，尿如浓茶，大便稀溏。查血小板下降，胆碱脂酶降低，凝血酶原时间延长，肝功能及转氨酶异常，血总胆红质增高。西医诊断：亚急性黄色肝萎缩。应用多种保肝药物治疗，并口服强的松（60mg/日）。某中医会诊辨证为湿热瘀滞之阳黄，采用中药“去黄灵”静滴，并口服清热解毒之中药汤剂。中西医结合治疗20余天无效，病情进一步恶化。请高师会诊时已报病危，观之：神志昏迷，面色晦黯，大便溏泄，日8～9次，目俱黄，色如烟熏，脉细濡无力，舌质晦黯，苔白腻而厚。高师曰：此非阳黄，乃阴黄。急宜温阳健脾，益肝退黄，以附子理中汤加味主之。药用吉林参（另煎）10g，川附子8g，白术10g，炮干姜8g，炙甘草5g，白芍10g，茵陈15g。每日1剂，水煎300ml，分2次鼻饲。3日后，病情稍见转机，体温略降每日大便2~3次，意识渐复。继服10剂后，体温正常，黄疸明显消退，腹泻已止，神志清楚，已能进食。守上方又服10剂，黄疸尽退，各项化验指标基本正常。改投健脾益肝中药10剂后出院，门诊调治半载，完全康复。
本案前医只观其急性黄疸与高热之象，无视黄色如烟熏，脉细濡无力等症，错将阴黄辨为阳黄，用清热解毒利湿之中药制剂“去黄灵”静滴，又口服清热解毒之苦寒中药，实乃以水济水，药不对症而误治，致病情增剧。高师详审病情，认证准确，用附子理中汤加味，温阳以制阴毒，方药得法，次第有方，力挽重危，化险为夷。
4.臌胀案
某男，64岁。患者罹肝硬化，糖尿病20余年，长期以来邀请高师诊治，证情尚稳定。近因腹水、遂再度住院。症见腹胀满如箕，腹皮筋脉怒张如网状，腹部叩诊有移动性浊音，下肢浮肿，大便偏干，纳差，面色黧黑，舌质暗红，苔薄苔腻，脉弦涩。血糖在正常范围。此为脾虚肝瘀，气不化津，水湿泛滥，治拟健脾益气，温化水湿。药用太子参10g，川附子8g，茯苓连皮20g，白术10g，陈皮8g，炙甘草5g，白芍15g，莪术8g，茵陈15g，车前草15g，建曲10g。6剂药后下肢仍浮肿，近日阴囊出现水肿，知水湿泛滥之势尚未遏止，重拟健脾温肾利水法。药用太子参15g，川附子8g，茯苓连皮20g，泽泻10g，猪苓10g，白术10g，白芍10g，茵陈15g，生姜皮10g，冬瓜皮10g。连投20余剂后，下肢浮肿退尽，腹渐柔软，阴囊肿消复原，纳谷增进，二便调，舌苔薄白，脉势较前转和缓。惟B超复查尚有少量腹水。又守上方佐入消癥积之品，再调治月余，腹水告愈，诸症稳定出院。
患者肝病20余载，腹臌如箕，青筋绽露，全身浮肿，阴囊肿大，此为臌胀难治之症。据证肝病既久，必传其脾，脾虚不能制水，水湿逗留，五脏之病，穷必及肾。此肝脾肾三脏俱病，且兼瘀滞，可谓又难治中之难治也。高师遵仲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旨，治肝重在健脾，兼以淡渗利水。然此阴水之患，不只脾虚失其运化之职，且肾阳亦惫，蒸化、鼓动无权，脾肾阳虚则阴邪用事。故高师于健脾方中配入附子，实釜底增薪法，投剂后果然肿势顿挫，病入坦途。可见高师运用附子，不墨守成规，惬合适宜而巧用，亦确为妙。
陈树森治慢性支气管炎经验
www.39.net 2007-11-7 《家庭医药》
陈树森教授认为，慢性支气管炎的治疗分为两个阶段，即急性发作期和慢性迁延期。
陈树森 著名老中医，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教授。从医50余年，长期从事国家领导人及重要外宾的医疗保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
陈树森教授认为，慢性支气管炎的治疗分为两个阶段，即急性发作期和慢性迁延期。
急性发作期——须分寒热。
寒证咳嗽加重，痰稀白，甚至喘息不能平卧，治以散寒化痰，宣肺降气，常以小青龙汤加减：炙麻黄、桂枝、橘红各9克，白芍、杏仁、制半夏各10克，甘草、五味子各6克，细辛、干姜各5克，黄荆子15克。如咳喘剧烈，不能平卧者加射干、款冬花，严重者加天仙子粉0.1克（冲服），每日3次。
热证咳嗽，咯痰黄黏不爽，发热口干，治以清肺化痰，常以麻杏石甘汤加味：炙麻黄、甘草各9克，杏仁、知母各10克。生石膏、野养麦根各30克，鱼腥草20克，炒黄芩15克。咳甚加川贝粉6克（分冲），枇杷叶、矮地茶各10克；喘加炙兜铃6克、地龙15克，痰黏咯不爽加桔梗10克、麦冬15克。
慢性迁延期——标本兼顾。
病久肺脾两虚痰湿壅盛，咳嗽痰多而浊、色白易咯，纳差乏力，治以补气健脾，燥湿化痰，常以六君子汤加减：党参、制半夏、百部各15克，白术、云苓、橘红、炙紫菀、白芥子、炒莱菔子、炙苏子各10克（后3味研细末，分3次冲服），炙甘草3克。食欲不振加焦三仙各30克、山药15克；自汗易感冒加黄芪15克。
病久肺肾两虚咳喘气短，呼多吸少，动则尤甚，治以补肾纳气佐活血化淤，常用麦味地黄汤加减：麦冬15克，五味子6克，生晒参、山萸肉、丹皮、紫河车粉(冲服)各9克，云苓、泽泻、杏仁各10克，蛤蚧粉4克（冲服），丹参15克。肾阴虚加知母10克；肾阳虚加补骨脂、仙灵脾各10克。
缓解期咳喘不明显，痰量很少，此时应以扶正固本为主，佐以化痰活血，方用人参、蛤蚧、三七、虫草、川贝母等份研细，水泛为丸或装胶囊，每服2克，每日3次，久服有效。此外，加强锻炼，如气功、太极拳等，可以改善肺功能，并能预防感冒及支气管炎的发作
书名：陈树森医疗经验集粹
作者：陈树森出版：人民军医出版社, 1989.10
页数和高度：455页 ; 19cm
ISBN：7-80020-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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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病良方：中医辨病与辨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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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树森 著
出版社： 解放军出版社
译者： 丛书名：
出版日期：2005-1-1 上架日期：2007-1-24 23:54:00
ISBN：7506547708 页数： 版次：1-1
开本： 装帧：胶版纸
内容简介
著名老中医、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陈树森教授从医50余年，长期从事国家和军委领导人及重要外宾的医疗保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全书收录其医案102案，验方100个，经验体会36篇，均为作者屡经验证、疗效可靠的经验结晶。
本书不仅适于医务工作者医、教、研之用，亦适于医学院学生、中医爱好者和广大病患者的学习与使用，并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目录第一篇医案选编
一、外感病证
二、肺系病证
三、心系病证
四、脾胃病证
五、肝胆病证
六、肾系病证
七、气血津液病证
八、经络肢体病证
九、其他病证
第二篇经效验方
一、感冒方
二、气管炎方
三、哮喘方
四、溃疡病方
五、胃炎方
六、胃下垂方
七、慢性肠炎方
八、细菌性痢疾方
九、阿米巴痢疾方
十、梅核气方
十一、呃逆方
十二、慢性肾炎方
十三、癫痫方
十四、头痛方
十五、自汗盗汗方
十六、风湿痛方
十七、骨质增生方
十八、男性不育方
十九、阳痿方
二十、早泄方
二十一、遗精方
二十二、性交不射精方
二十三、前列腺肥大方
二十四、女性不孕症方
二十五、妊娠反应方
二十六、催乳方
二十七、回乳方
二十八、痛经方
二十九、先兆流产方
三十、功能性子宫出血方
三十一、补血方
三十二、小儿厌食方
……
第三篇经验体会
本帖最后由 moni 于 2011/9/3 02:58 编辑
姚荷生
姚荷生，中医内科专家。江西南昌人。１９８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７年毕业于江西中医专门学校。后开业行医。建国后，历任江西省中医实验院副院长，江西中医学院教授、院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一届理事，中华医学会江西分会第四届副会长。诊治温病经验丰富。对《伤寒论》有较深研究。撰有《伤寒论六经主证》、《伤寒论难解条文与篇章》等论文，合著有《脏象学说在中医诊断应用上的初步探讨》。
读李约瑟论“阴阳五行”有感--姚荷生先生遗稿刘英锋 姚茝龄整理(江西中医学院中医系 南昌330006)
阴阳五行乃中医学天人相应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从生理、病理直至药理一以贯之，历来中医药家代有发明，近世后学果能坚持学用一致、指导临床实践，即或遇有少见病例，亦往往能按原有理论，取得预期效果。不科学之学术而能若是乎？不过此说乃凭远古先民观察宇宙，取类比象，推论而得，即在今日物质昌明、自然科学一日千里之中，迄未实验求证确指纯客观之物质基础，很难彻底取信于人，加之学说应用未久即为卜筮星相家所袭用，于是不仅学术本身沦为伪科学，即力倡此说之邹衍亦不免视同江湖术士，不足挂齿。近读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独具慧眼，对阴阳认为是宇宙间两种基本力量，对五行归纳为基本要素，对邹衍本人更是推崇不遗余力，竟谓其可能被认为是整个中国科学的实际创立者，如果他不是五行学说的唯一创始者，也是他首先把这个有关论题的思想加以系统和固定下来的。余之所以迫不及待之介绍，非为其耳目一新足为邹衍个人翻案，尤非为中医此一古老之基础理论既为世界科技权威所接受，即可永远安于取类比象的推论，而不必亟求实验求证以谋与近代科学接轨，争取同步前进也!特以世界上确有真理在少数人一边时，自有明眼人主持正义，不容自失信心之徒盲目抹煞者。诸君正当力振绝学，造福人群之际，犹不免中医学说必需脱胎换骨改造而后方可立足于世之主张，(这)不但与李约瑟氏之正议不符，即与我国科学泰斗钱学森氏的人天科学之说迥异。荷于近代科学几属无知，况又老矣不能用。何去何从是在诸君子之善于自择。
1996年岁次丙子孟夏八六老人姚荷生识整理说明：姚荷生先生作为当代江西中医之泰斗，不仅学验俱丰，而且品德高尚，确为弘扬中医药学竭尽了毕生精力。先生在世之际，曾为中医队伍中存在的信仰危机而忧心忡忡，竟不顾八旬高龄，时常伏案灯下，研读批写，为振兴中医求索道路。当有幸读到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后，不禁为这位国际友人的科学精神与独到见解而慨叹万分，一再赞誉李氏乃是真正精通东西方两种科学思想的世界学者，极力倡导有志于中医者应视其著作为必读之书，认为这将对树立中医应有的自信心提供有力的启示。为此，先生在身患恶疾、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之际，不顾病势日重以致水米难进、举笔艰难的情况，持续七天之久，分句撰写，完成此最后的遗作。兹将此遗作展示于世，既表达我们对先师的缅怀之情，更希望有志之后学能从其真切的字里行间，得到有益的启迪!
姚荷生论色诊
刘英锋 姚芷龄 江西中医学院 色诊是中医通过辨色来诊察病情的方法，由于“色为气血之所荣，面为气血之所凑，气血变幻，色即应之，色之最著，莫显于面”，加上面部诊察之方便，经验之丰富，故望面色在色诊上几乎取得了代表地位，成为临床诊察重点之一。然面部色诊古人论述虽多，但如何既提纲挚领地掌握而又切合实际地运用，却并非易事。我省中医泰斗姚荷生先生，生前曾从理论紧密结合实践的角度，对面部色诊的运用方法，提出过较为系统的见解。下面即是笔者在师从于先生之际，根据先师有关的文稿和作者随师所学，就其该方面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所作的初步总结。 1 察色须分色调、色泽与色位 大凡望面色，不仅要观察色调之青、红、黄、白、黑，尤须分辨色泽之明晦、泽夭、浮沉、聚散和色位之上下、内外等差异。因为别色调只能知其六气之偏性，五脏之偏亢，而察色泽与色位乃关乎病机之虚实、病所之浅深、病程之远近以及病势之进退。就一般方法而论，在色泽方面，分明晦可以辨轻重，分泽夭可以观胜败，分浮沉可以知深浅，分聚散可以测远近；在色位方面，分上下可以知病处，分左右可以别气血，分内外可以辨进退。至于色调方面，五色既有五脏之分，又有六气之辨。 1.1 色分明晦泽夭，病别轻重胜败 色有光泽，光明无形，属阳主气，润泽有象，属阴主血。气分浅而血分深，阳易复而阴难填。因此，病色光明者，为阳气未困，色见润泽者，乃阴血未伤，此病必浅在阳分而气血均未受其太大妨碍，其势自然较轻；若色现晦暗，预示阳气被困，阴血受累，故病必重；若救治得当，正气尚有望调复，若再失润泽而现枯槁，则是阴血已耗，病必难复，此时邪胜正败，就已不只是病势轻重的问题，而更关乎生命之安危矣。所以临床事实上，光明者未有不兼润泽，此正能胜邪，病必较轻；而晦暗与枯槁则未必相兼，大致前者主邪实太盛，后者主正虚太深，皆候病重；而一旦晦枯相兼，是邪胜正败之机显露，则病易走向死亡转归。 1.2 色分浮沉聚散，病别浅深远近 色为气血之华，病则必随气血之出入利滞而有浮沉聚散的相关表现。浮沉者，乃就色在皮肤浅深而言。色浮为着色浅薄于肤上，是正气尚能与邪相抗，仍能照常运行外达之象，说明病邪表浅，尚未内扰气血；色沉为着色深厚于肤下，是正气不能抵抗，已难自求外达之象，说明病邪深入，气血出入已受影响。此色之浮沉与脉之浮沉实出一理尔。聚散者，乃就色在面部分布而言。远近者，是指病程之久暂。色散是色气弥漫布散，没有显著边际，常属初感病邪，尚在气分，邪入未稳而势必飘浮不定；色聚是色素团聚一处，隐有固定界限，常属抱病已久，渐及血分，得与有形之物相结，势必固着而有定处。因此，以其说可测病之久暂，毋宁说可鉴别病之有形无形与气血之流散滞结。 1.3 色为上下内外，病别高下中外 色变于面，有泛于全部者，亦有偏着局部者，病之浅者，色变应无形之邪色，其色散漫无定，与分部关系不多。病之深者，色变应于有形之脏器，其色沉着抟聚，则有比较显著的分布关系。而色位的分属与寸口脉位的分部相似，即根据上竟上、下竟下、外亲外、内亲内的法则，与内脏躯体有大致如下的映射关系：“自额而下阙上厉首（面）、咽喉之部分，自阙中循鼻而下鼻端属肺心肝脾肾五脏之部分。自目内眦挟鼻而下至承浆属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部分，自牙车而斜下颐属股胫足之部分。”（《内经知要》）即大体形成上病候上、下病候下、脏候中央、腑候两侧、形骸候边缘的分属关系。另外，在面色还有左右分部，即临床确有左右浓淡偏胜，左右互相蔓延、互相转移的事实，此均可以左为血分，右为气分，由血及气、由气及血的规律加以运用，如女子内伤血分病多，肝经血热往往左颊偏红，男子外感气分病多，气分有热往往右颊偏赤。至于有病虽入某脏，其色不现于本部而现于他部者，此仍生克关攸，更须以分部加以分析。 2 五色须分五运六气 经以五脏应五运，而有五色皆现于面，即青为肝木，赤为心火，黄为脾土，白为肺金，黑为肾水；然六气太过为淫，也足以影响气血而色为之变。这两种主病意义，并非矛盾，实有浅深之别。所谓“经有常色，络变无常”，“经之常色……心赤肺白肝青脾黄肾黑”是也，络之变色，“寒多则凝泣，凝泣则青黑，热多淖泽，淖泽则黄、赤”。由于经深而络浅，五运之质内应五脏，病之深者循经脉而表现真色；六淫之气外犯气血，病之浅者随络脉而表现病色。因此，五色偏亢虽能分候五脏之病，但必是重病、久病，病势已深入到五脏本质的境地，才会出现“脏真”之象；如果外感初病，先犯络脉，内伤未深，先扰气血，病尚轻浅者，尽管出现的还是五色变化，但它反映的不是五脏本质而是六淫与气血了，此类现象临床十恒八九，不可不明。例如：外感之邪，寒色常滞，气血为之不扬也；湿色常黄，气血为之化浊也；热色常赤，气血熏蒸，灼而然也；风则视所挟之寒热不同而为淡为红；湿亦视其所挟之寒热不同而或明或暗；热极化火而深入血分，则焮赤肿急；寒甚湿毒而深入血分，则或青或黑。若内伤正虚有邪，其所显略有所异同：阳虚气弱者，有风则青白，有寒则淡白，有湿则萎黄；阴亏血少者，火热则颧赤，内燥则色枯。 3 五脏主色须分平病生死 五脏应主五色，始于生理，非独病理。不过平人五脏调和、五色调匀则会显平人淡黄隐红之色。然常人也有脏气禀赋之偏而成五形（注：《灵枢》有金木水火土“五形之人”）偏色之象，病入五脏失调，轻重不同，而有病色生死之异。因此，五色偏胜之。平病生死，其差异之大，不能不别。 五脏平色者，正如经曰：生于心则如缟裹朱，生于肝则如缟裹绀，生于脾则如缟裹栝娄实，生于肺则如缟裹红，生于肾则如缩裹紫。所谓缟，素帛白绸之类也，如裹者，朦胧光泽，合而不露之象。此乃五脏安和、气血无乖，所生之色能为胃气之黄色、皮肤之白色所掩护也。 五脏病色者，不仅五色有偏，而且必因病变影响胃气之冲和，不能包裹内含而彰然暴露于肤上。正如经曰：色青如翠羽，或赤如鸡冠，或黄如蟹腹，或白如猪膏，或黑如乌羽。又如经曰：色青如草兹，或赤如衃血，或黄如枳实，或白如枯骨，或黑如煤烟者，皆呈独亢不藏之病色。然前五色，虽暴露而有光明润泽之象，说明病虽重而气血俱存，故为病中主生之色；后五色，不仅暴露无遗，且皆已沉晦枯槁，即气失其光明、血失其润泽，两者俱亡，谓之真脏色见，故为病中主死之象。总之，含蓄明润为平人之正色，暴露明润为病中之生色，暴露枯晦为病中死色，此以色泽为鉴，可谓简便精当。 4 察色须知动态进退 观察面色，即要知其一定之征象，还要究其变动之趋势，由此乃能察病于机先，把握其进退。 如色之由显而晦或自浊而清，则知邪有由外入内或自里达表之机。又如察色之上下内外，以其反映具体病位之所在，不如显示病变动态之趋势，临床意义更为突出而可靠。尤其对湿邪为病，色现沉浊晦滞者，可以根据色素之上下内外的移动趋向，测定它的发展情况究竟是“病益甚”还是“病欲已”，即色素从外向内为病邪自外入里，由轻而重，从内走外为自里达表、由重而轻。因为人身上清下浊，清灵之区，不易容邪，如果面部色素逐渐下行，好象云雾降散，说明病邪退却，故可以预测它的好转；反之，表现自下上行，乃病邪从浊阴地带逐渐上冲，自然不是良好征象。 5 察色须能综合变通 色调、色泽、色位虽各有特征而各候其病，但彼此之间本是统一而互有关联的，因此，言虽当分，用则当合，这样才能互相启发，由常而达变。 仅就五色而言，每因六淫相兼而有混杂之象。如风挟寒则淡青，风挟热则隐红，湿挟寒则淡黄暗滞，湿挟热则黄赤垢腻，凉燥则薄而枯滞，温燥则隐红急薄。 再就色泽色位而言，常因病机病位以类相似而有一定关系。如病之浅者，色多浮薄，薄多清明，清多弥散，散漫不定则分部不确；病之深者，色多厚沉，沉多暗滞，滞多抟聚，聚有界限而分部较显。 色调、色泽与色位三者之间，候病虽有侧重，但因病理的整体关系，会彼此互有变通。如颜色侧重病因，但又有淡微主虚，浓甚主实之常例；色泽侧重病机，但又有明亮多关乎风、热阳邪，暗滞多关乎寒、湿阴邪，湿热熏蒸而黄明如桔子色，寒湿沉着而黄晦如烟熏色等大致倾向；色位侧重病位，但又有满面充斥主邪盛正实（阳明实热面合色赤），局部暴露主正虚邪贼（肺肾虚热两颧潮红）等一般趋势。 再者，病有常变，症有真假，而色诊亦然。如寒邪外来而郁阳挟热，其面赤缘缘而怫郁不彻；阴盛格阳，其面赤足冷；热深厥深，其面青唇红，此皆色中之变也。又如古人以“有色无气（光泽），不病命倾，有气无色，虽困不凶”之论，强调光泽之重要，但又有暴感寒湿、郁遏太甚而初病即见晦滞之色者，有久病神散而反现浮光之象者，还有虚劳瘦削临近死亡而现锡光者，有阴虚火旺之肺疾，其阴被逼外泄而油光满面者，皆为反常之假象。此又当色症合参，细致观察，则能发现其变中仍有常理贯通，其假象仍有真迹流露。 另外，前人指出：“新病脉夺，其色不夺；久病色夺，其脉不夺；色脉不夺，新病易已；色脉俱夺，久病难治；善色不病，于义诚当，恶色不病，必主凶殃；正病正色，为病多顺；病色交错，为病多过。”（《医宗金鉴》）此皆有据之言。临床若能冷静耐心地加以观察验证，自能发现其中道理。如有不少内在痼疾（癌瘤、心血管疾病之类），有长期潜伏或潜在发展的前期过程，此时临床并无显著痛苦病症，但很早确会出现不良的病色或病脉，然往往不会引起足够重视，待到病症暴露或体检发现，多属中、晚期而疾重难返。因此，临床应用色诊，如同脉诊一样，不能急功近利地只求一时之验，而应注意客观纪实、多方求证，否则不能真正领会《内经》强调“能合色脉，可以万全”之意，乃是就平病生死重大界限或长远预后而言，甚至不免陷入“脉是假的”，“色不可靠”的观念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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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夏季热姚芷龄 刘英锋 黄利兴
1 概说 小儿夏季热是一种小儿特有的非感染性发热的综合征，因其发病具有很强的季节性，故称夏季热。中医因此也有近似的名称--疰夏，并且因其表现不仅有发热，而且多伴随“上渴下泻”的特点，故（南昌）又有“天干地漏”的形象俗称。西医对此病的发病原因认识不够明确，而中医则从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出发，认识到此病是内外两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小儿稚体，气质较弱，不能耐受夏季暑气之逼迫所致。具体来说，内因与心脾有关，外因则与暑气的湿热两性有关，因为夏天为少阴君火、少阳相火、太阴湿土三气合行其令之季，火土交蒸，故产生湿热相合的时气偏胜之暑气，一般成人形气充实，则较能耐抗其气，而小儿阴阳未充，形气皆弱，尤其是心脾偏弱者，心属火而通于夏，脾主湿而通于长夏，则很容易因“暑喜伤心”、“湿喜困脾”而为暑气湿热之性所伤。热耗其津则渴，湿困其气则泻，湿郁热蒸，气失透达则身热自现。因此，比较西医输液退热等一般对症处理，中医特别注重因人因时的辨证论治，故在诊断治疗方面，显示出突出的优势。 2 诊治特点 姚老认为：中医虽然对夏季热也有近似的病名，但诊断治疗并不依此为据，而是强调从其发病机理的一般规律中寻求具体的病因病机特点，选择针对性的治疗方法，才能达到治病求本的效果。小儿夏季热，其发病的一般机理是体弱受暑，但临床诊断还须根据小儿体虚之偏阴偏阳、所受暑气之热多湿多，分别其具体证型，才好确定治法与方药。大体而言，分暑热伤津与暑湿伤气两大类，因此治疗还需在扶正解暑的一般原则下，严格区别养阴与益气、清热与除湿的主次关系。方药方面，则恰好有二张同名方剂，可为蓝本：一个是李东垣的清暑益气汤，一个是王孟英的清暑益气汤。前者侧重益气除湿，后者侧重清热生津。另外，象生脉散、益元散、清络饮、七味白术散等名方，也是随证选用和化裁的有效参考方。 值得注意的是，小儿夏季热有时发热较高，西医喜用发汗退热之剂，有些中医也唯恐退热不及而重用寒凉清热之品，这都不符合小儿疰夏以虚为本、以热为标的病机本质，很容易造成汗伤津气、寒凉败胃的不当治疗，造成不仅热退而复升，而且会因正虚更不耐暑气而病势缠绵，以致每年入夏即易复发的不良后果，这都与中医辨证论治精神所不容，作为中医临床者，尤须切记此忌。 3 姚老会诊两例小儿夏季热纪实 1970年暑期，姚老应邀前往省儿童医院，会诊因久热不退、腹泻不止以致营养不良的小儿患者。儿科王主任从病孩中挑选了2例男患儿（分别为2岁、3岁，后文简称为甲儿、乙儿），经检查均再次确诊为夏季热、重度营养不良。认为西医治疗已无更有效的办法，建议以中医治疗为主。 中医会诊方式：两患儿母亲先后代诉病情，姚老分别口授中医四诊情况以及初步印象，并给与不同的立法、处方和饮食宜忌等，同时由王主任亲笔记录（采取有言必录的方式）。会诊完毕，王主任问：“此两患儿均中西医确诊为夏季热，重度营养不良，而您的诊断，甲儿为暑热伤津，乙儿却是脾虚受暑，难道中医认为这是不同的病吗？”姚老答曰：“对这两个病例，中医也有比较近似于西医的同一病名，医书上称‘疰夏’，地方名（九江）通称‘渴、泻、烧’等，但中医素来不太重视病名，认为治病在于求本，即注重寻找具体的病因与病机。病因为暑，两儿似同，但具体比较，甲儿偏重于暑热，乙儿偏重于暑湿，故前者热易伤津，后者湿令脾虚，因此病机同中有异，诊断自然有别了。”
王主任义问：“先生区别其异同，根据为何呢？”姚老答曰：“根据正是辨证所得。两儿之病，同发于夏，主症同具消渴、泄泻、尿多、久热不退，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但甲儿消瘦，皮肤失去弹性，面色薄白，唇舌俱红，烦哭声高，张目不眠，渴喜冷饮，大便色深，指纹青紫；乙儿面色黄滞，微微浮肿，唇舌俱淡，倦怠嗜睡，有时烦哭，其声却较低微，渴时不一定要求饮冷，大便如蛋花（色淡），这又是他们各显其偏的不同特点。”
王主任进一步问到：“同一疾病何以会机转不同呢？”姚老答曰：“中医认为，同一邪气侵犯人体，会随各人体质或用药之不同而发生寒热不同的从化，因而对机体的阴阳伤害也就各有侧重之不同。夏季暑气为湿热合邪，两儿体型不同，一个瘦一个肥，一薄白一黄滞。白而瘦者，素体偏燥，黄而肥者，素体偏湿。所以，尽管同受暑邪，但甲儿则从燥化而伤津，乙儿则从湿化而伤气，中医即可据此两者的体态神色的截然不同，综合分析，作出不同的病机诊断。”
王主任一边点头一边称道：“原来如此。甲儿的病机既属热伤津，因而您对他的治疗定为清热生津；乙儿的病机既属脾虚受暑（暑湿伤气），因而治疗定为清暑益气……您能否把两者的方药大意也相应地介绍一下呢？”
姚老高兴地说到：“这样就真正懂得了中医辨证论治不同于对症治疗，而是针对不同病机调整机体的，即只要根据‘治病求本’的精神，采取‘补偏救弊’的原则，就可以灵活地选方遣药了。甲儿处方为生脉散（人参、麦冬、五味子）合清络饮（西瓜翠衣、鲜荷叶边、鲜竹叶、丝瓜皮、鲜银花、鲜白扁豆花），乙儿的处方为李氏清暑益气汤加味（黄芪、党参、炙甘草、当归、麦冬、青皮、葛根、升麻、泽泻、五味子、陈皮、黄柏、神曲、白术、苍术、生姜、红枣）。两方比较，前方性味纯属甘寒，生津之药较多，故适合甲儿之暑邪偏热、伤津较重之证，后方性味侧重甘温，益气之品较多，切合乙儿之暑邪夹湿、伤气较甚之证。”
王主任又说到：“这样看来，理、法、方、药的相互区别，大致明了。那么在饮食宜忌方面，您说甲儿可大量吃西瓜代茶，乙则不能吃西瓜，甚至不能吃水果，而宜用陈仓米（或陈谷）、灶心土煎水代茶，同一解渴而不同宜忌，这与遣方用药是否同出一理呢？”姚老点头答到：“渴虽同属津液不足，但甲儿之渴纯属津为热耗；而乙儿之渴则另为气不布津。西瓜甘寒，俗称天然白虎汤，清热即可护津；陈仓米、灶心土甘温益脾，乃助气而后可以布津，看似饮食宜忌，本质上与选方遣药实属一致。”
王主任又问：“您能否大致估计一下他们的治疗效果？是否其愈期会完全相同呢？”姚老答道：“据初步估计，愈期当在五至七天。”姚老又反问到：“王主任，我倒想问问您看，这两个患儿哪个先恢复呢？”王主任思索后答到：“从营养不良的程度来看，甲儿重于乙儿，当然应该是乙儿先好啦！”姚老笑而言之：“我则恰恰认为甲儿好得要快些，乙儿恢复得恐怕要慢些呐！”王主任不解地问到：“哦，这些都是您的经验所得？还是理有所本呢？”姚老回答：“中医本有理论认为，自然气化之契机是五日为一候，七日为一期。人禀气于自然，故五至七日，病情也应有一个显著的变化。至于两儿愈期的先后，我也是根据发病机理，作出的推论。甲儿为暑热，热为阳邪，其性急迫，其进速，其退亦速；乙儿为暑湿，湿为阴邪，其性濡滞，其病缓，其愈也缓，理论如是，经验上似亦多数得到支持……不过，这种理论与经验，其可靠程度如何，缺乏严格纪实的科学印证，借此机会，想求您作一次严密观察，得到可靠的答复。”王主任答曰：“这完全是我应该做的事，保证亲自观察，到期汇报不误。”
3天之后，两患儿的病情明显好转，五天后发热均退，体检均已趋愈。甲儿已嬉戏如常，但乙儿则下地不久即倦依母膝。姚老复诊，再给乙儿处与七味白术散2剂，带药出院，回家调养。 经过这次会诊，王主任深有感触地说：“我作为一名西医，常听说中医辨证论治，但从没有留心观察，通过这次中西医双轨会诊，确实使我看到了中医治病的特色。因此，也使我考虑到今后的中西医结合，究竟应怎样做才能更好地保持和发扬这种特色。”
4 按语与评述 众所周知，中医的疗效好坏，并不决定于药物的贵*，也不决定于什么秘方、验方，在上文所介绍的会诊案例中，所用之方药，生脉散、清络饮、清暑益气汤等，都是每个临床医生（包括西学中的医生）所熟悉的常用方剂，但能否贴切地选择，有效地运用，关键在于辨证是否准确，所谓以证定法，以法定方，才能有的放矢，达到预期疗效。 鉴于现行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往往偏重于方药实验，甚至不少西学中者认为中医有效，根在方药，而一提到辨证论治，就觉得是舍近求远，殊不知中医方药特效的发挥，必须建立在理论指导下严格辨证论治的基础上，所谓用药必须“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才能达到“以偏纠偏”的治疗作用，否则误认为“特效”而见病发药，随意滥用，不仅会张冠李戴而失去应有的疗效，甚至会违背机制，造成“以偏助偏”的反面效果。 姚老看病，最强调对发病机理的认识，他常说，掌握了发病机理，不仅能有效地指导辨证论治，而且还能预测治疗效果与疾病的愈期转归。以小儿夏季热的发病机理来看，其所以发热，是暑天不能汗出透热于外，而不能汗出的原因是津气不能达表作汗，津气不能达表的原因又是津为热伤、气为湿困，故治疗机制，必须是清热以生津，运湿以开气，使津复气达，则自能作汗透热，所谓“暑令当以汗出”则不能发热。因此，其疗效过程，自然是暑先平而口渴先止，湿渐化而二便转常，最后随之津气平复才能作汗而退热。如果见名（夏季热）思义（退热），急于退热，甚至外用冰敷、内服苦寒，不仅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因此，学中医而用中药，不愿精通医理，执求唯方唯药，实是一种舍本逐末、欲速而不达的错误举措。
zt我的学医之路——姚荷生自传节选我的学医之路——姚荷生自传节选摘录人：姚梅龄刘英锋 姚芷龄刁军成（提示：姚荷生教授出生于三世名医之家，自幼立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未及而立之年即已名噪省内，其行医六十余载，学验俱丰，曾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江西分会副会长，江西中医学院名誉院长，被恭称为江西中医之泰斗。下文是对他“学习祖国医学之过程”的自传摘要。文章所论观点，看似乎谈无奇，实乃先生历经成败的可贵经验，对有志于继承和发扬中医特色的年轻后学，定有切实的借鉴作用。特此刊录。）我家世业中医，良师益友不乏其人，按说我学习祖国医学应该是一帆风顺、水到渠成的事；但是，我因立志不早。用力不专，以致学习过程中，虽然有过一些收获，还是走了不少弯路！据实写来，或许对有志于斯道的青年会有一些帮助！童年读高小，曾因听讲国耻史而愤激填膺，以为不学机械（当时幼稚心灵实着眼于枪炮），决不能雪耻救国，作文明志，大有以此为终身奋斗目标之概。年十四知识渐开，日常见伯、叔父以中医活人，重病得救者感谢于长跪涕零。又以先父患伤寒真寒假热症甚危，延传清江名老中医谢双湖先生会诊，谢见其高热面赤，烦躁不寐，但露手切脉时立即引被自覆，未免触目惊心，及见其脉洪大而空，毅然断为阴盛格阳无疑，急投姜附重剂，并预期夜半子时入睡，既而果然！高明如叔父姚国美，也不能不为其辨证论治的精确入微所折服。我当时亲侍在侧，更是对祖国医学之精妙惊叹不已，因而引起叔父与谢师的注意，并由谢师指点，改从清江名孝廉沉权樵老先生专攻古文，为日后学习中医打好基础，并一再想启迪我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于汝志何损哉了！”幸赖沉师循循善诱，历数月而文风质变。年十八始正式从师学医。学医之初，谢双湖先生坚守陈修园《长沙方歌括劝读十则》之诫，极力主张初学不宜庞杂，指定熟读《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难经》，暂时不准涉猎他书。奈我年事已长，虽不敢妄废苦读，但对六经、六气、经络、脏腑、阴阳、标本从化以及营卫气血等基本理论，迫切要求了解其所以然，不免偷阅各家有关论述，遇到不懂的地方，也不敢提出疑问，一味自求解答。于是终日纷纭，所追求的都不外理论解释。谢师有时谈到：“少阴提纲，乃包括寒热两大症，寒症则应脉微细而迟，热症则应脉微细而数”；“湿温证的‘或不大便’，应知其言外之意有或大便反溏”;“临床时曾视见结胸症‘如柔痉状’乃胸疼妨碍头部转侧，并非项强使然，故日‘如’”；“白虎加苍术汤乃燥湿相兼的典型方剂”等等，有关辨证论治的教导，当时虽亦知洗耳倾听，却不知其精义之所在！年二十学习告一段落，回家再从叔父姚国美学习，叔父命我侍诊，发现我对普遍感冒都不能诊断鉴别，通常使用的参苏饮也不能应声写出，便当着病家斥我以“白大”（南昌俗语，白白长了这么大的意思）；而我却自命所学为经典、为基础，时病、时方非我所计来强自宽解！叔父又默察我的用功方法，见我终日对理论解释分依博采，寻章树句，连篇累牍，大有“乐此不疲”之概，又斥我以：“像你这样用功方法，哪里像在读书，简直像在著书呵”！我也坦然受之，不予置辩。叔父见我执迷不悟，一时很难理喻，乃舍我而口试其门人程幼庵说：“你读过《伤寒论》，知不知道大、小结胸具有些什么脉证！它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不同？应该采用什么治法？ 方药有无不同？ 其所以不同又是什么道理？”程兄期期作答，一时未能扼要；我当时骤然听到这一系列发病机理、证候鉴别、治疗原则、选方择药以及方理、药理的问话，也不免暗自惊慌，觉得对答不来！因思：“这正属于经典《伤寒论》的范围，是我应该研究得比较清楚的问题呀！怎么会惊慌失措到如此地步呢！？”这才觉悟到，空谈理论，无补实际，必须及早回头，注意“学以致用”！幸加过去在东翻西阅当中曾留意到《伤寒医诀串解》等区分证治的书籍，虽然未必能圆满解答上述一贯到底的问话，当不失为有力的参考。于是根据自己对《伤寒论》的学习体会，试以六经主证、变证、兼证（含合病）、转属证（并病）为纲，以六气、表里、虚实为目，分别罗列其脉证、病因、病机、治法、方药，遇有《论》中病例不足时，则另取材于《金匮》、《温病》病例之较明显者以补充之。这样才对理论结合临床初步有了一些比较系统的认识。并进一步觉悟到：中医的生理病理原来大多是根据人身正常与异常的实际体会，结合观察到自然界的常变现象比类推论而得的——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者，如果脱离临床，即将无法验证，这就是叔父之所以千方百计引导我走向理论紧密结合“辩证论治”正规途径的苦衷！两年后，叔父以《六经各有主证，试详其义》命题，文程兄与我分别作出论文，亦有意把我的论文留待谢师评改，谢师认为我对中医已有比较明白的认识，面许以后已可纵览群书而不致面对众说纷纭歧途莫辨！适（1931年）江西神州国医学会力促叔父出山，创办国医专修院（轭于当道偏见，后改名江西中医专门学校）并兼任《病理学》、《诊断治疗学》教员，叔父命我一面投考该院本科（预科未读），一面协助编写讲义，正好得到纵览群书的机会，面对各家论点，往往会联想到《伤寒论》作一贯的理解，因而悟到中医学说仅管千差万别，甚至如伤寒、温病、杂病、内伤虚证还有各承家技的门户之争，不过是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因人、因事、因时、因地不同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讨论问题罢了，并不是根本上有什么不可统一的矛盾。如果能下定决心，客观地全面地分类搜集整理，综合探讨其短长，写出教材不但不会引导后学出主入奴，反可以从他们的争论中得出相互补充、渐臻全面的效果！自此对书本知识好象产生了些豁然贯通的快感（在祖国医学未经全面分类系统整理，很少循序渐进的完整教材，只有依靠多读深思、触类旁通的情况之下所产生的模糊感觉）以后，才对临床跃跃欲试，自知方药不熟，很难满足应用要求，不得不遵照教父明训，一面分类编辑《药用专长》，一面要求程幼庵兄挑选名方编歌熟读。惜当时程兄因经谢师启发，正向医学经典加工补课，对我的要求应允帮助，却力劝我少分心于方药，便我至今都感到掌握名方不多，有如着棋临阵棋谱不熟之苦！俗语说：“初剃头就碰上连边胡子”，在我单独临床的第一天，确曾有过这样不愉快的遭遇，至今印象犹新：1935年冬，我舅父戴 X X贫困久病，邀我前往诊治，我因为第一次单独临床，喜恨交加，通过严密诊察，发现他削瘦神疲，脘腹痞硬，毫无食欲，便秘而无所苦，长期低热，午后较甚，每当热盛之前，自觉微寒如疟，舌质黯淡。苔灰白粗糙，脉细弦而紧。断为土败木贼，预后欠佳！拟用小柴胡而进党参力薄，拟赠高丽参而未敢径投，返校皆质之叔父，叔父嗤我神经过敏，命驾亲往复查，结果认为诊治无误，喜而归告婶母（我九岁丧母，素赖大家庭尤其是叔父母照顾教育）说：“这人病居然被荷生看准了哩！”历三日而戴舅果逝。丧葬刚刚办完，外祖母又以病告，证如舅父而较轻但年高精神恍惚，脉细无根，急求叔父与谢师前住抢救，经重用独参，一度神清气爽次早又安然死去。令人颓丧至极而心有未甘！次年春，我家保姆突患高烧微恶风寒，牙龈肿痛剧烈，彻夜呻吟不寐，便泌尿赤，舌红苔黄厚，脉浮滑数。我诊断为太阳阳明风温为病，拟与大剂银翘散加玄参、玄明粉，取决叔父，蒙嘱原方加僵蚕祛风消肿，一剂而痊，私心少慰！紧接着以麻、桂、九味羌活等方治愈不同类型的流感，尤其秋季服务于俗民义诊所时经治其邻近一妇人，头痛剧烈，面赤，烦躁易怒，一见而疑为肝风挟火之龙胆泻肝症; 及至仔细观察，发现脉细弦弱不静，舌质与苔均无显著变化，天未大凉而身披棉被，时而自己拉紧，时而撩扰又欲弃去，询知心悸口渴而喜热饮，通过反复斟酌诊断为厥阴寒热错杂，拟投马梅丸加吴萸川芎而未敢自信，嘱病家持案从数就正叔父，叔父亦未敢立决，随病家来所就诊，同意原方照服，一剂而病大减，三剂而廖。自此声誉渐播，婶母闻之，再以“荷生的技术究竟怎样”探询叔父，叔父慨然答曰: “我出手(临床）太早(18岁) 一面看病，一面摸索；荷生却是摸索得比较清楚之后才看病的呀！”
我听到叔父这种评语，当然非常高兴! 但立即转念到，我学医虽近十年，而用其所学只是开头！所谓“摸索的比较清楚’,不过是指我对书本知识自经师长指点以后，有了一点比较系统的模糊认识，不致完全\"临证茫然”罢了！即以书本知识而言，祖国医学文献号称万种！究竟读过多少? 其中独立论点记得多少? 已经大成问题！运用过多少? 验证如何? 那就更谈不到！何况祖国医学限于历史条件，临床时全靠直觉感官校集患者病因干扰机体的异常现象（信息），即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证状，综合分析其是否符合病因（包括六淫、七情、痰、水、瘀、虫、中毒、外伤、饥饱、劳逸等）特性，干扰机体某部（包括脏腑、经脉、器官等）生理功能（包括营卫、气血、津液、精神），以致影响整体，产生阴、阳、寒、热、表、里（包括上、中、下）、虚、实各有偏差的病理变态，其间规律，厘然不容少混，如果发现不符之处，必有待于门诊的“问所当问”地反复追求；一定要达到对病机全部解释得通，才能初步得出比较合理与近是的结论（诊断），而后针对病情发展的轻重缓急，采取补偏救弊、因势利导的对策（治法、战略），选方择药（战术、阵容、兵种），以求取得“知所自来，明所自去”的预期效果（全程预后与阶段预后）。像这样真正符合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正规要求，我都能随时掌握，不致发生大的偏差吗？敢于面对现实严格考验自己吗？ 于是根据上述项目，制订合乎中医需要的病历记录表格，对四诊突出审问所得，对诊断把病名列于附属地位（中医病在尚未统一，柯氏更谓：“但当于六经中求根本，不当于病名上寻枝节），而于效果一项，则有意分为“预测”与“事实”两栏，分别于每次治疗前后记载其证状的应有变化是否相符，以便从铁的事实当中考察自已运用祖国医学理论指导实践的符合程度如何？也就是自己学术水平究竟如何？当然治疗过程中难免受到气侯、情绪、饮食、起居等过度失常的影响，但如果对发病规律了如指掌的话，还是可以事先相对地估计到一些的（在吉安经治傅氏女就发生过没有估计到足以反证的突出事例）。严格执行之初，每遇病机（病因、病位所形成的机转，下同）比较单纯的病例以外感时病为多，填表就比较顺利，预后符合事实的也较多；如果病机比较复杂——以内伤杂病为多，填表就煞费斟酌，预测与事实也就很难相符，甚至如邪正混为一家、寒热虚实疑似太大，那就简直有些茫无所措！深深体会到古人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中“恨”字的真实意味！幸赖叔父及时提醒说：“这正是长进过程中的应有现象呀！并且还将不断出现的哩！正应该利用它逼着自己不断学习与思考，才符合‘做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欲速则不达’焦急烦恼有何用呵！”这才不得不耐心坚持约达三年以上。无奈家累日增，诊务渐忙，不能不以谋生为重而被迫停止，就连原有的材料也因抗战转徒流离而会部丢失！战后又以诊务、家务、会（学会）务百废待兴，始终无法认真恢复！好在习惯已成自然，至今每遇病人，都会无形中或多或少地按照这些要求操作下去，才不断尝到一些活学活用经典著作取到预期效果的甜头——如以葛根本连汤治疗鼻炎之属于阳明风热者，以当归四逆汤加减治疗关节炎之属于血亏风湿者，以葶苈大枣泻肺汤加射干、杏仁等治疗小儿百日咳、哮喘之属于热饮犯肺者……等等，都经常使用，获得比较广泛或根治的疗效，尤其是对急传病变如肠伤寒、乙脑等，敢于纯用祖国医学“辨证论治”方法取得较好疗效，几乎为中西医所默认。正因为理论指导临床运用得较熟（当然不懂得运用的还很多），无论讲课或偶尔发表论文大多比较能够互相举例、互相发挥，解放后竟因此项侥幸获得省称“第一”，部称“专家的专家”，当然对这种过奖、过誉，从不敢以此自信、自夸；不过在临床方面有人作过“问得较详，自然误诊较少”，在为文或讲学方百有人作过“言之有物”、“逻辑性强”、“所讲的都是自己从实际中得出的见解”（当然“问得啰嗦”、“水平不高”、“强作解人”也不是没有人在）等评语，倒似乎有点搔着痒处！这里应该特别提到两件事：一是74年的一次临床考验。应华医老儿科主任王XX邀请，按中医的严格操作规程，会诊两例同属小儿夏季热、极度营养不良”的患儿，分别作出不同类型的诊断与处理，并通过符合预期不同过程面达到同样的良好转归，引起王的极度重视，曾对我说：中医特点在于辨证论治，我以前只是听过却从未见过，通过这两个实例，真正体现了中医确有的一定特点，如果不能按照这样踏实做去，那就中医将会被动西医吃掉，你相信吗！?”二是讲课中的所得。75年全国解放军西医学习中医班举办于南昌，邀我讲课，内有175医院内科柳主任告诉我说：“姚老！您不会生气吧？我已经听过您好几次课了，讲倒确实讲得不错，不过中医如果长此不统一口径，事实上却很难推广（接着举出了他们‘学了就用，起初信心百倍，后来邀请中医讨论死亡病例，结果因各执一词，闹不清事故的性质而被迫收摊的实例）哩！”像上述两种肺腑之言，同出诸西医两主任之口，多么令人感动，进一步体会到作为中医本身责任之重大！有必要更深刻地检讨自己的学习与工作！
万友生
万友生教授（1917——2003）是江西省全国著名的中医学术专家，国家级著名老中医、国务院特殊津帖专家。生前曾任省卫生厅中医科负责人、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江西中医学院教授、中华中医学会第一、第二届常务理事等职，倾毕生精力提出寒温统一的外感热病理论体系，在全国中医学术界独树一帜。
万友生，男，别号松涛。江西省新建县西山乡人，生于１９１７年农历９月２１日。幼从饱学儒士习文十载，爱好书、画、诗、棋。长而奉父命继承祖业（曾祖父乃商而医者，祖父仅承其商业，常以未能继其医业为憾）学医，就读于江西国医专修院，三年（１９３４～１９３７年）有成，出而问世。适值八年抗战、十年内战，携家辗转行医于赣江两岸之城乡。医途虽苦，蔗境弥甘，学验渐丰，医名渐显。自１９５１年起，参加江西省人民政府卫生厅从事中医工作，先后任江西省中医进修学校、江西中医专科学校和江西中医学院教导副主任，内科和伤寒温病、热病教研室主任，江西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等职，并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江西省中医学会名誉会长，江西中医学院教授及主任医师。为我国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高级知识分子。
? 治学崇尚张仲景《伤寒论》和吴鞠通《温病条辨》，兼采上自《内经》、《难经》，下及历代寒温各家学说之长，极力倡导寒温统一。且善取西医及现代科学之长，为我所用。对当代中医界新人新作十分注重，认为中医学只有不断地革新前进，才能跟上现代科学发展的步伐，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 主要著作有《伤寒知要》、《寒温统一论》和《热病学》三书。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医案、医话１３０余篇。他领衔的国家科委“七五”攻关中医急症科研课题———应用寒温统一热病理论治疗急症（高热、厥脱的临床研究）获１９９１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和江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其中，《寒温统一论》一书还获得中国中医药文化博览会“神农杯”优秀奖。
漫话养生
万友生，男，汉族，生于1917年9月。系江西中医学院中医内科教授、主任医师。万先生今年77岁，身体健康，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视力甚佳，至今临床开方不戴花镜，思维、记忆力无减退之感，从未间断著述、科研和临床工作。先后出版专著十多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他的养生格言是：“正直，勤勉，秩序，整洁，节制，情趣”十二字。
我认为健康长寿包括身心两个方面，而中医认为形（身）与神（心）是统一的。我的体会如下。
首先是精神要有寄托，热爱自己从事的工作，以获得所知而乐。数十年来我朝夕与中医学为伴，孜孜以求，旁人总以为太辛苦，其实我是乐在其中，且甘之始终。只要伏案工作，我便沉浸在一片宁静的天地里，自心怡然，乐趣无比。
其次是要使自己工作与生活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我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人，习惯于有秩序，爱整洁，不能容忍错杂零乱。
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我一生适逢乱世与厄运，在外部环境恶劣时，我主要靠自己的坚强意志与信念，保持“乐天”的态度，不仅挺得住，而且由于劳作增强了体力。我一生淡泊名利，家有贤妻，我从不理财，经常身无分文，被认为是“清官”，但我以“知足常乐，安贫乐道”而自慰。我常告诫子女：“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身外之物，何苦孜孜以求。”正所谓“素甘淡泊心常泰，曾履忧危体愈坚”。对曾经敌视和迫害过自己的人能以德报怨。总认为世或如椹，让一着不为亏我；心田似海，纳百川方见客人，这不仅是一种高尚美德，而且是保持长寿的需要。
第四是培养生活情趣，注入青春活力。我兴趣广泛，诗、书、棋、画均涉猎，常寄情于格律诗，曾陆续写过几百首，惜毁于“文革”，现存的数十首是“文革”后作的，北京《中华诗词年鉴》曾选了我的《长沙怀古》七律一首。书法宗颜、柳；喜写墨竹，这些对怡养性情大有裨益。我与老伴还是几十年的京剧迷，曾粉墨登场，同时也欣赏黄梅戏、越剧等，对高水平的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拳击、体操等兴趣也不亚于年轻人。偶尔也放松一下，看几本金庸、古龙的新派武打小说。广泛的兴趣爱好，使生活平添了许多色彩，与他人多了共同语言，为自己注入了青春活力，对健康的意义自不待言。
第五要“慎风寒，节饮食”。我至晚年特别注意节饮食，基本吃素，以豆类食品为主。原先少量吸烟，现已戒断；不饮酒，不嗜茶爱甜食，平时常吃大蒜、生姜、山木楂、柚子皮等渍制干果，以顺气化痰消食。若气候骤变，气温大起大落时，慎风寒，速添衣。偶感风寒时，立饮自制的“寒感灵冲剂”，即可控制不发展。若稍感脘腹饱胀，即服藿香正气水或保和丸，亦可消弥于无形。我认为身体应及时调理，防范于未然，不要等疾病已成再治，可令少受损伤。
(摘自中华养生学)
本帖最后由 moni 于 2011/9/3 02:59 编辑
陆广莘
1927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县颛桥镇（现属上海市闵行区）。1945年初学习中医，先后从师上海陆渊雷，丹徒章次公，武进徐衡之。1948年毕业行医，1950年组建颛桥联合诊所。1952年应考中央卫生部中医药研究人员。录取后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西医五年。
1957年分配中央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从事中医科研、临床、教学工作。1958年1月为北医首开中医病房，1958年秋为北医首开《中医学概论》课程。
1980年受聘中医研究院客座研究员。1983年奉调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心实验室任副主任，1985年组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任业务副所长，提出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的互补并进，旁开一寸更上一层的科研选题思路，主持“肝血风瘀”和“脾津痰湿”七五攻关课题，先后获部级成果一二三等奖。
1986年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卷编委会副主任。1987年奉派赴坦桑尼亚防治艾滋病研究首批专家组。1993年应邀访美，就“自我痊愈能力”（Healing force）作主题讲演和学术交流。
1991年退居二线，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6年受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1998年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基础理论研究所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2008年11月，首届“中华原创医学复兴论坛”在京召开，论坛的主题是“重铸中华医魂”。陆广莘先生作为演讲嘉宾参加了本论坛，演讲题目是《养生、保健、治病必求于本：创生性实践的健康医学》。
他归结中医药学的学术思想为：
“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具，谋生生之效。”
陆广莘......(2008-08-01 15:57:43)
国学国医：中医养生专家《中医战略》序六（陆广莘）
陆广莘，1927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县颛桥镇（今上海市闵行区）。1945年初学习中医，先后从师上海陆渊雷、丹徒章次公、武进徐衡之。1948年毕业行医，1950年组建颛桥联合诊所。1952年应考中央卫生部中医药研究人员，录取后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西医五年。
1957年被分配至中央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从事中医科研、临床、教学工作。1958年1月为北医首开中医病房，1958年秋为北医首开《中医学概论》课程。
1980年受聘中国中医研究院客座研究员，1983年奉调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心实验室任副主任，1985年组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任业务副所长。提出“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的互补并进，旁开一寸更上一层”的科研选题恩路，主持“肝血风瘀”和“脾津痰湿”“七五”攻关课题，先后获部级成果一、二、三等奖。
1986年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卷编委会副主任。1987年奉派赴坦桑尼亚防治艾滋病研究，为首批专家组成员。1995年应邀访美，就“自我痊愈能力”(Healing force)作主题讲演和学术交流。
1991年退居二线，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6年受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1998年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他归结中医药学的学术思想为：
“循生生之道，
助生生之气，
用生生之具，
谋生生之效。”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战略前移，战略下移，模式转变，系统整合”的发展战略。在医学领域，WHO在“迎接21世纪的挑战”报告(1996)中指出：“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再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对象，应当以人类健康作为医学研究的主要方向。”1999年的世界科学大会，其任务是：“一、要总结20世纪的科学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二、承诺21世纪的科学，应当站在全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高度，去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
一. 战略前移模式转变
1962年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揭示农药化肥的滥用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引发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医学界从农学化学化的教训中得到启示：抗生素犹如农药，激素犹如化肥。外源性的替代和补充，对生命健康产生不利影响。1970年人们鉴于医药源性疾病的教训，提出了“从哪里去寻找健康的钥匙”的问题。拜因豪尔等认为：医学的发展要有质的飞跃，在诊疗思想上不能专注于疾病的病因病理病位，应转向机体的防卫抗病反应及其调节机制上来。1977年，恩格尔提出医学模式的转变问题。他认为，现在统治着西方医学的是生物医学疾病模式，这种医学模式已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即它已获得了教条的地位。它强调疾病的一切行为现象，都必须用物理和化学的原理来解释，任何不能做上述解释的，一律从疾病的范畴中清除出去。它把敢于对生物医学疾病模式的终极真理提出疑问，并主张建立更加有用的医学模式的人，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
是生物医学疾病模式的教条统治，导致近代的中医思想危机。“废医存药”论废弃中医学的诊疗思想．导致中医的主体缺失和角色错位。把“证从属于病”，使中医自我窄化为下医和粗工。
梁启超、陈独秀、胡适、余云岫等都承认中医治病有效，问题是：为什么中医不识病而能治病。梁启超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喻人”。陈独秀认为问题在于中国的“医学不知科学：既不解人体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矣”。
的确，中医学几千年来的发生发展并没有建立在人体构造的病理定位，菌毒传染的病因学和药性分析的化学物质基础及其药理学的基础之上。可是胡适认为：“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人们由此认为，中医科学化，就是学习疾病医学，用病因病理病位的诊疗思想和方法研究中医，以便用科学来说明中医的愈病之理。
余云岫进一步从诊疗思想这一根本问题上否定中医，他认为：“阴阳五行，三部九候之谬，足以废中医之(诊断)理论而有余；治病必求本、用药如用兵二语，足以废中医之治疗(思想)而有余；研究国药、试用成方，足以发扬国产药物而有余。”中医的诊疗思想因为没有涉及病因病理病位，没有按疾病医学那样说清楚他得的是什么病，所以认为中医诊疗思想不科学。但是中医又能治好他的病，看来这疗效只能就在药物方剂这些实物身上。废医存药论，废的是中医诊疗思想，也废弃了运用中医诊疗思想的实践主体———中医。
废医存药论的研究中医，也就是用疾病医学的“有效成分作用靶点论”的替代疗和补充的疗效观念，去研究中医和方剂的中药现代化路径。然而在1961年首届全国药理大会上，交流了各地中药药理筛选实验结果，大多是阴性结果，少数阳性结果的，又比同类西药大为不如，又一次引发中医工作的大滑坡。
1954年中医开始进入西医院，中西医能够合作共事。徐衡之先生发现，对西医诊疗思想及其指标体系，应该做到“心知其意，不为所囿”。不受其束缚，才能充分按中医诊疗思想去帮助解决西医所疑难的问题。1959年章次公先生更意识到，中医“欲求融合”，现代科学技术“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首先要在诊疗思想这个根本问题上，守住自己的阵地。
左起：毛嘉陵、郑伟达、朱琬华、朱良春、路志正、陆广莘、郭子光
1993年，有14个国家参加的《医学的目的再审查》国际研究计划，报告指出：“当代世界性的医疗危机，不但在发达国家为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过之而无不及。究其根源就在于近代医学模式：主要针对疾病的(诊疗)技术，统治医学的长期结果。”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在人类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中，现代医疗只占8％。也就是说，即使是一流的设备，一流的人才，百分之百的努力，也就只是8％。这是因为疾病医学的诊疗思想，只局限在“努力找病，除恶务尽”的消极疾病观。
余云岫否定中医诊疗思想的“治病必求于本”的“本”，他是用物质科学的对象性思维，把对象定位在“病”字上，认为要回答“病从何来”的本质原因，中医说不清楚他得的什么病。于是中医不科学。不懂得中医学作为一种医学的创生性实践，是关于生命健康实践的意向性思维，把意向定位在“治”上。要回答的是“治向何去”的本，是从哪里出发的“实际”，治向何去的“目标”，依靠什么样的“动力”，利用什么条件的“价值标准”。物质科学的对象性思维，要求客观化和量化地向后向下向外认知方向，去回答病从何来?病在哪里的病位?什么性质的病理?什么原因的病因?生命健康治理实践的意向性思维，是向前向上向内致思方向，回答生命括动自我健康能力的主体开放自组演化调节功能的目标动力学，这才是中医真正的“愈病之理”。中医的诊疗思想(养生保健治病必求于本)是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主旨在于“寻找健康的钥匙，团结真正的朋友”。
近代中医的学术思想危机，当代世界性的医疗危机，都是根源于近代医学模式，只是针对疾病的诊疗技术，统治医学的长期结果。根源于把医学的实践功能本质简单地被转换成疾病对象的认识论的知识论科学医学的物质科学化的结果。医学研究的战略前移，就是从疾病医学前进上升为健康医学；从向后下外认知方向的结构本质原因性认识论．前进上升为向前上内致思方向的生命健康功能日标动力学实践。从生物医学疾病模式向人类健康生态目标实践的医学模式实行转变。医学模式的转变，根本上应该是医学实践功能的目标模式。
二. 战略下移系统整合
医疗服务战略下移要以人为本，应该为最广大的基层服务，为工农大众服务。“努力找病，除恶务尽”的诊疗思想，容易造成人们对疾病的过度恐惧和对药物的过度依赖，造成医疗费用不断上涨，国家和家庭都不堪重负。追求高精尖仪器，发展诊断疾病的工具，轻视和无视患者的主观感受的诉说，造成医患关系的隔阂和紧张。追求有效成分作用靶点论的替代疗法和补充疗法的疗效观，无视机体自身的防卫抗病反应及其调节机制，外源性的替代和补充手段广泛应用，不利于生命自身的健康能力的发挥。
费耶阿本德评论说：“中国的政府复兴传统医学，使多元行扩散成为可能，以推动医学的发展。这种扩散一定要由非科学的力量来克服科学的阻力才有可能。”真理标准的讨论，实践权威的恢复，使1982年把“发展我国传统医药”列入宪法。最近吴仪副总理要求中医界“认真继承中医学术本质的科学内涵和特色优势”。高强部长批评了中医界对特色优势的淡化。科技部把中医理论列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专项。“973”提出：中医诊断和治疗的基础科学问题。2003年香山科学会议提出；中医基础理论的建构和研究方法等等都是从根本上要求对中医学术本质的正确理解。
中医学术本质的根本在于诊疗思想：是谁的学?为谁的术?诊断要发现什么和如何去发现?治疗要实现什么和如何去实现?
陆广莘：艾滋病是可以战胜的
2009/04/13 13:16
原载：《中国中医药报》总2204期 本报记者 胡京京
采访陆广莘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陆老对中医事业及其发展问题的思考角度与众不同，见解超前，交谈中，他的语言会随着他的思维倾泻，如记者这般学识与修养不够的人听过后一时很难消化。有人评价他是中医的“少数派”，他乐得；更有人说他“奠定了现代中医理论基石”，他一笑：“不敢当”。
陆老能说，也爱说。遇到合适的场合，他都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的“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以及“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具，谋生生之效”的论点很多人都不陌生。采访时，陆老正准备着在他倡导召开的“证候研究的思路方法”研讨会上“放上一炮”，于是，他以自己研讨会发言的主题“证候理论概念属人性质问题”作为接受记者采访的开场白，大约十几分钟以后才对记者说：“咱们可以进入你的采访主题了，有什么问题你问吧”。
记者说明，此次采访确实事前定了主题，希望能就人才培养和中医教育问题谈一些看法。话一出口，就感觉这么直白而纯粹的问题，在陆老率先营造出的谈话氛围中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好在陆老并未介意，略微沉思了一下后开始发表见解，谈吐中记者发现实际上他的思路是紧接着刚才的“开场白”的，并没有因为记者的提问而中断。
“中医教育和人才培养问题是个敏感的问题。这还要说到根本上，什么是中医学，中医学是在天人之际相互作用中，以人的健康生态和谐为目标，以对人的生生之气自我实现的健康能力和痊愈能力的认识来决定其养生治疗实践和效果评价的医学。什么是西医学，西医学是以研究疾病及其对病因、病理、病位的认识，来决定其防治行为和效果评价的医学。简单地说，前者是研究人的“生生之气”，而后者是研究疾病本身。中医和西医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即“医道”不同，所以中医教育也好，中医人才培养也好，关键是要让学生真正掌握正确的中医思维方法。
“广东省中医院聘我去带徒，而且让我带两个外科大夫做徒弟。我也不是专门搞外科的，怎么带？我的办法就是教他们在临床上用中医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
教给学生的，实际上就是陆老一生都在实践着的。很多人都知道，他“用中医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曾经在坦桑尼亚制造过“轰动”。那是在1987年，中国派专家组到坦桑尼亚帮助该国治疗艾滋病，会谈中，对方提问：“中国有艾滋病吗？”“你们见过艾滋病吗？”陆老回答：“中国没有艾滋病，但我坚信艾滋病是可以战胜的。”没见过的病，也敢放出“战胜”狂言，当即在场的专家一片哗然。殊不知，陆老“口出狂言”正是基于对中医治病原理的深刻认识：中医不是去治疗某种病毒或者细菌，而是治被病毒感染的人，中医始终以这种“不变应万变”的治人之法，迎接新出现的疾病。具体说来，中医的“治人之法”就是调节病人本身抗病反应的动力机制。陆老说，当时在肯尼亚有个红灯区，其中的妇女很少有感染艾滋病的，这说明人体能够产生对艾滋病的抵御能力，治疗的关键就是要把这种能力调动起来。基于此，陆老率众在坦桑尼亚开起了中医治疗艾滋病门诊。
陆老自称是“坚定的中医捍卫者”，因为在许许多多的事实面前，他体会到“中医不但是科学，还是一门艺术”，而且他坚信，在即将到来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中，东方的科学将成为革命的灵魂，东方的科学方法将成为革命的最有力的工具。
人物档案 陆广莘，1927年1月生，江苏人。中国中医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基础理论研究所原副所长，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42年考取上海中学机械专业，1945年初辍学，回家乡家拜老中医为师临诊学习中医，先后从师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等名医。1952年考入中央卫生部中医药研究人员学习班，经短期补习数理化后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系统学习西医5年。1957年从北医毕业至中央人民医院中医科，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1983年奉调中医研究院。
学术思想与成果 陆广莘教授曾主持或参加了多次国际或全国专业学术会议，他提出的“肝血风瘀”和“脾津痰湿”两大课题，为探索中医基础理论和发展中医实验科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先后获卫生部和“七五”中标课题，其成果获部级一、二、三等奖。 1986年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卷编委会副主任。1987年作为首批专家组成员奉派赴坦桑尼亚进行艾滋病防治研究。1993年应邀访美，就“自我痊愈能力”作主题演讲和学术交流。 他归结中医药学的学术思想为：“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具，谋生生之效”。
人生感悟 医乃仁术。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必须“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整天想着“发财”的人做不了好医生。 多少年来，中医总是处在被质疑被审查的地位，这多少让我们感到有些别扭。我们应该还中医以本来面目，中医工作者要守住自己的阵地，树立起信心，要有职业自豪陆广莘：西医能说清病治不好病 中医能治好病说不清病
2009年02月05日 星期四 22:38
图：前排从左依次为：刘洪海、周汉民、郭子光、路志正、朱良春、陆广莘、郑伟达；后排从左依次为：路洁、朱琬华、包晓凤、毛嘉陵、危剑安、侯小强、贾海忠。
精彩语录：
危剑安：20多前发现艾滋病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恐慌，觉得艾滋病是一个超级瘟疫，一个不治之症，一个超级杀手。我希望不要再用这种词语了，艾滋病完全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慢性的传染病。
陆广莘：医学如果忽略了人自我实现健康的能力，自我实现痊愈的能力，光是我扮演一个救火队长，我去消除病因、清除病灶，就会造成现在越治病、病越多的现象。而中医所强调的正是人的自我治愈能力。
中医治疗艾滋病的优势：早期干预
主持人：谢谢贾博士。艾滋病被称为20世纪的瘟疫，近年来我们国家已投入了九千多万，给近六千名患者提供免费的中医药治疗。我们今天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艾滋病治疗中心的危剑安主任医师，给我们谈谈中医治疗艾滋病的特色和进展。
危剑安：各位朋友下午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我是1985年从上海中医药大学毕业，分到广安门医院工作，一直从事临床的治疗工作，以前主要从事内科和老年病的工作。在上个世纪末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委派，到了中国和坦桑尼亚两国政府的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一个合作项目临床基地，进行艾滋病的中医药治疗和科研工作。从非洲回来以后在广安门医院建立了一个国家批准的艾滋病治疗科室，一个临床中心，为国内的艾滋病患者提供中医药的医疗服务。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中医药的疗效问题，作为一个医生，包括这些年作为一个艾滋病治疗领域的中医医生，我谈谈个人的体会。
大家都知道，20多前发现艾滋病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恐慌，觉得艾滋病是一个超级瘟疫，一个不治之症，一个超级杀手。前些年我从非洲回来以后，很多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希望不要再用这种词语了，艾滋病完全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慢性的传染病。在我左侧是我们中医科学院的陆老师，他当年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们当年在中医药没有任何治疗艾滋病经验的情况下，我们国内还没有开展艾滋病治疗的时候就已经去非洲开展艾滋病的治疗。中医药对传染病、病毒性疾病有一个很好的疗效。艾滋病病人当然与以往病毒有一定的特异性，从以往我们中医的观念、理念以及经验来看，我们认为中医药对艾滋病应该是有作用的。通过在老一批专家，以及后来我们一些年轻的专家到非洲摸索了二十年，在国内也开展了十几年艾滋病治疗，特别是在2003、2004年以后，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全国组织中医药治疗艾滋病这样一个项目，到目前为止我们从高发的五个省，一直到十一个省，再到十四个省，到现在十五个省，我们有六千多艾滋病毒感染者在接受大量的中医药治疗，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疗效在什么地方？有几点我可以肯定地跟各位网友交流，以往也有不少网友在我邮箱里面写过很多关于中医药治艾滋病的问题，有的回答了，有的因为工作太忙，今天正好借着机会一并给我写信的感染者也好，或者有一些关心艾滋病治疗情况的朋友做一个总体的回答。
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我们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可以肯定的：一，在艾滋病病毒感染以后早期的干预方面是有很大作用的，我们都知道病毒一旦侵入我们人体以后，它在我们人体里不断的复制，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中医药治疗强调越早越好。在西医治疗下面我们是要达到一定的指标，或者说要等到一定的时候才能进行药物干预。中医则强调越早干预越好。在早期的干预治疗以后对我们的感染者免疫功能，鼓舞自身的人体正气，就是一种维护。这个我们已经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我们自己也承担了一些国家课题，从国家攻关课题再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课题，再到北京市的课题，我们都做过一些研究，发现用中医药干预以后，对艾滋病感染者免疫的走向是有很大改变的。谢谢。
中医强调人的自我治愈能力不可忽视
主持人：有的专家认为中医临床发展中，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总是跟在西医后边去跑，没有发展前途。吴仪副总理也提出要中医药发挥“治未病”的优势，我们今天就请到陆广莘教授给我们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陆广莘：中医经历了百年的大难而不死，根本原因就是它在医学实践中是有效的。早在一百年前有文化名人就说，中医能治好病，就是没有人能把中医能治好病的道理说清楚。这百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胡适曾经这样表述，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病在什么地方，什么性质，什么原因，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他的第二句话是这样说的，中医能治好病，就是说不清楚他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这些话使中医百年来蒙受着不科学的帽子，但是中医还是继续用实践来证明它能治好病。
因此我们可以考虑，中医为什么能治好病，靠什么能治好病的？显然它不是一门以“疾病”为中心的医学，但象SARS来了，当西医还不清楚它是什么病毒时，中医已经把它治好了，中医治疗天花、麻疹、乙脑等等，都没有去抗病毒。可见，中医并不是以消除病因来发挥作用的，也不是清除病兆，把这块拿了，也不是，那么中医怎么治好病的呢？我们看现代医疗主要的方向是努力找“病”，它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敌人。中医呢，对敌人不清楚，它重点放在发展自己，提高自己。93年美国要请我去讲学，给我出一个题目，叫人的自我痊愈能力。如果医学忽略了人自我实现健康的能力，自我实现痊愈的能力，光是扮演一个救火队长的角色，只盯着去消除病因、清除病灶，就会造成现在越治病、病越多的现象。
中医的实践优势应该考虑它的价值观，第一，“上工治未病”，在还没有得病时进行有效的预防。它不是去找病，而是养生，它的对象是生命，它的目标是生态；第二，“中工治将病”，就是将要得的病，是预防吗？不是，是保健。第三个层次，“下工治已病”。这个价值观最后还有一条，第四，只专注于“进攻”，老的病没治好，新的病又起来了，这就是对抗疗法。根据WHO的观点，人类长寿健康影响因素中，作为以对抗为主的现代医疗能影响的只占8%。所以我们国家如果仿造美国的办法，仿造对抗医学的办法，用一流的设备，一流的人才，百分之百的努力，充其量只有8%的贡献度。所以说中医能治好病，关键是中医药领域中真正用中医的思维方法去解决问题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从这方面来看，无论是肿瘤，无论是艾滋病，无论是心脑血管，中医都是强调要通过人自身的能力去实现治疗。
主持人：谢谢陆老。今天我们通过邀请几位中医大师和名家的访谈，我们得到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中医是有疗效的，中医的科学价值是不容置疑的。中医药发展需要更多像新浪网和科学时报这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媒体，来广泛宣传中医的文化，普及中医的科普知识，让社会得到广泛的认可，特别是要让青少年对中医药有所了解、有所兴趣，有了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环境，中医药才不会断代，中医药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人类健康中的价值和作用，中医药才会有出路。我们期盼着中医药根深叶茂、老树能够发出新芽，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新的贡献，谢谢大家。
感。世界需要医学，需要中医，中医事业大有前途。
1.“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周礼》)是中医学术的本质功能。
2.医事：“上医医国，上医医未病之病(养生)；
中医医人，中医医欲病之病(保健)；
下医医病，下医医已病之病(治病)。”
3.养生保健治病必求于本的中医诊疗思想。
4.“天地之大德日生”，生命的厚德载物，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宇宙演化论，是指导中医诊疗思想的理论基础。
5.“赞天地之化育”的创生性实践生生之道，是中医学的实践观念。
6.“天人合德”的生态共演，人类健康生态目标实践，是中医学的目标医学模式。
7.“生化之字”，升降出入的主体性开放，自组织演化，稳态适应性目标调节，是中医学对象特征。
8.向上向前向内致思方向实践意向性思维，是中医学的思维特征。
9.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寻找健康的钥匙，团结真正的朋友，通变和合的辨证论治生生之道，是中医学的实践基础。
10.“究天人之际”，从人与其生存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层次关系实际出发，去发现和实现其意义。
11.“通健病之变”，在健康和疾病的转变过程中实事求是的去发现转化的动力和条件。
12.“方技者，皆生生之具”，为人类生命的生存健康发展进化的服务和方法、技术、工具，是中医药的功能本质。
13.“神气应于中”的主体适应性应激反应的自组演化调节功能目标动力学原理，是中医学对证候行为现象的理论解释。由此形成中医的诊断观和疗效观，建构藏象论和病机论的理论模型，发展养生学和治则学的实践观念。
14.辨证论治创生性实践的生生之道，其实践优势表现为：务本论道诊疗思想的“楔入效应”。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的“加和效应”。
“天人合德”目标模式的“溢出效应”。
15.聚毒药以供医事到“勤求古训，博彩众方”的发展“生生之具”的方法技术工具，“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到“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得发展生生之道的理，是中医学主体开房自组演化调节的发展模式。
16.“粗工凶凶，以为可攻，故病未己，新病复起”由于“粗工守形，不知求属之道”的“治其旺气，是以反也”。以及由于“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的追随疾病医学的科学化，导致“废医存药”的主体缺失和角色错位。把“证从属于病”的自我贬值为下医和粗工，是中医学的经验教训。强调认真继承中医学术本质的科学内涵和特色优势，正是中医现代化的出发点和目标模式：人类健康生态目标模式。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中西医结合。因为结合就是“和而不同”。“同则不继”，因为它不能生成高一级的新事物。中医特色优势的贡献越大，中西医结合的水平就越高。
感谢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的辛勤劳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提出不少积极建议。鉴于百年来中医的磨难，“成败倚伏游于中”，根本还在于中医学术界的“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很难从疾病医学的教条统治中解放出来，把医学的实践本质功能转换成为疾病的认识问题，废弃了自己的诊疗思想。中医学是一门“赞天地之化育”的生生之道。养生保健治病必求于本的诊疗思想和创生性实践，要求：
l.“究天人之际”的从实际出发。
2.“通健病之变”的实事中求是。
3．“明天人相分”的不同方法。
4.“融百家之言”的通合道理。
5.“循生化之道”的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6.“用生生之具”的方法技术工具。
7．“助生生之气”的自组演化调节。
8.“谋生生之效”的生态和谐共演。
这些原理是可以作为中国医学多元化发展基础上系统整合的理论基础。非常感谢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推动之功，故敬为之序!
陆广莘
2006年9月18
陆广莘:不要问“病从何来”，只需问“治向何去”
作者:王敬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资深专家陆广莘教授日前在由北京百川健康科学研究院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特色诊疗技术高层论坛上做了“中西医诊疗思想的区别”的专题演讲。陆老是当代著名的医家，学贯中西医学，基础理论扎实，临床经验丰富，而且不断进行中医学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观点和思想。虽然陆老今年81岁高龄，但神采奕奕，思维敏捷，对百年来中西医之“热点”问题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现将陆老专题演讲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中医临床有效但用实验方法证明无效，只能说明实验有问题
近百年来，对中医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问题也一直没有解决。最开始提出问题的是梁启超，他的问题是：“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最近那些主张要废医验药或废止中医的人只学了一点西医的皮毛，学识和经验两不足取。几十年来我们用西药的疗效标准来检验中药能不能除去病因、能不能消除病灶、能不能消炎、能不能降血压等等，全国各大中医院校、中医院等做了大量实验，结果多数是“阴性结果”，也就是无效的，即使少数有效的也不及西药。那么问题来了，你实验无效但临床有效，这说明实验有问题。
医学不等于药学，保持健康也不是老得吃药。但是半个世纪以来,这个观念一直没有改变。中医不认识病因，药理学实验认为中药无效，但它却能治好病，说明你药理学有问题。例如SARS来了，西医还没有搞清楚它是什么病毒，到底是支原体、衣原体，还是其他病毒，中医已经有了对抗的方法。还有，过去中医治疗天花、麻疹、乙脑、流行性出血热、肝炎等病毒感染性疾病，都没有用所谓的抗病毒药物，但都治好了。这个就是诊疗思想的问题。因此，这个讲究病因、病理、病位的医学不可能就是终极真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商讨，但不要对骂，“金刚怒目不及菩萨低眉”嘛！
中西医根本不同点在于诊疗思想的不同
西医诊断就是努力找到病因、病理、病位，治疗就是除恶务尽，消除病因，纠正病理，清除病灶，他们认为是科学的，但是效果还是不理想，而且形成了当代的世界性的医疗危机。
第一，病因。例如，治疗糖尿病有胰岛素，高血压也有很多抗高血压的药物，但是到现在为止，糖尿病、高血压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即使血压下来了，但是心梗、脑梗的患者多了，说明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高血压、糖尿病只是一个现象。第二，病位。解剖定位是不是就定在那一个地方，也值得考虑。比如说肝炎，肝炎就在肝吗？肝炎有胃里的毛病，有肠道的，有胰腺的，还有肌肉的。第三，病理反应。炎症是不是都是坏事，抗炎是不是都对，发烧及白细胞升高是不是都是“敌人”？实际上机体的很多反应都是抗病的反应。医学今后发生质的转变就是把病因、病理、病位的诊断改变成抗病反应的自我调节问题上，也就是人体的防卫功能、抗病机制的调节上。
这个问题是怎么警觉的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个女科学家卡逊写了一本书《寂静的春天》揭示农药化肥的滥用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引发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医学界从农药化学的教训中得到启示：抗生素犹如农药，激素犹如化肥，外源性的替代和补充，对生命健康有不利影响。1970年人们鉴于医药源性疾病的教训，提出“从哪里去寻找健康的钥匙”的问题。拜因豪尔等认为：医学的发展要有质的飞跃，在诊疗思想上，不能专注于疾病的病因、病机、病位，应转到机体的防卫抗病反应及其调节机制上来。1993年我在美国讲学，他们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叫做“人的自我痊愈能力”，这个命题就很有道理，愈病之理不光是病因、病理、病位，还包括人的自我痊愈能力。例如，伤口拉开又缝合上了，这就是人的自我痊愈能力。1993年十四个国家提出医学的目的再审查，反思当今世界性的医疗问题，指出现在高科技的医疗对人类健康的作用只占8％。当代世界性的医疗危机，其根源就来自近代医学模式的主要针对疾病的技术，统治医学的长期结果。在这以前，他们是把认识疾病作为科学，中医你不认识疾病就不科学。医学自身实践本应是“治向何去”的问题，但却被转换成为疾病对象认识的“病从何来”的问题，这就是现代医学的最大误区，这就是百年来把中医骂得一塌糊涂的原因。
所以这百年来争论的问题是诊疗思想的问题，他们要废也是废诊疗思想。现在谈论半天，不触及这根本的问题怎么行？中医的诊疗思想中，如推拿、针灸、刮痧、点穴等没有药物进去，是怎么治病的呢？扎针可以治疟疾，针灸可以杀疟原虫吗？这只是现象问题，其本质还在诊疗思想上。就是它要发现什么，如何去发现？它要实现什么，如何去实现？早在《汉书·艺文志》中把中医药本质功能归纳为：“方技者，皆生生之具。”指导中医诊疗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宇宙演化论哲学，不单是唯物质的世界观。因此我们要讨论“生生之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为着人类生命的生存健康发展进化服务的方法、技术和工具。中医的诊疗思想就是要发现生命体自身的自组织演化调节的功能、目标、动力等等，而不单是对疾病本质的结构原因进行的治疗，在病中积极发现机体自身的防卫、抗病和它的控制能力，不光是被动地消除病因、病机、病位。
西医和中医的主要区别在于：一、中医不是疾病医学，而是健康医学；二，中医不是物质科学，而是生命科学。第三，中医不是认识论上的知识论，而是实践论。中医的思想是“养生保健治病必求于本”，是人本主义的实践观念，是“治向何处”的问题。问题的回答是“治”到哪里去？走什么路？依靠什么？1908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德国医学家、免疫学家欧立希所做的实验表明，用锥虫红治疗锥虫病，在实验室需要全计量，但在感染锥虫病的动物身上只需实验剂量的1/6即可治愈。其余的5/6的差额从哪里来呢？这是医学的重大命题，只能推断说是生物体的自身功能，我们医学的任务就要重点调动这生物体的5/6，而不仅仅是在这1/6上做文章。西医的物质科学的对象思维认识论，把对象定位在“病”上，问题意识是“病从何来”。要回答的是：病在何处？什么性质？什么原因？把疾病分离出病因、病理、病位，这是建立在物质科学的基础上的，扭曲了医学与科学的关系。
医学不必拜倒在科学脚下
医学发展到现在，它本身就有着很多不健康的成分，现在中医和西医的吵架，就是医学不健康的一种表现。我们首先回答医学是干什么的？医学是为人类的健康和生态的目标服务的。科学是一种理论假说，假说经历实践检验，就成为科学，医学是一种实践。近现代西方科学是物质科学，是我们身外之物的物质构成的科学。近代几百年来是医学从属于科学。其实科学应该为医学服务，它必须站在为全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高度去思考问题。现代医学力求客观化、科学化，而“医学的科学化”却是一个误区，“科学的医学化”才是正道，而我们的危机就在于医学拜倒在科学的脚下。
老中医陆广莘谈养生
2009年01月19日 星期一 08:41 P.M.
生于1927年的陆广莘是全国著名老中医，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记者在采访陆广莘时，印象最深的是他走路是小跑的，上楼下楼是两步一跳的，谈吐是兴奋的，表情是丰富的，无法想象这是位80岁的老人。 记者：走路快是您的养生之道吧？ 陆广莘：是这样，健步行走可以把下肢的血液泵到大脑。你看人的头在最上面，最需要克服地心引力。“脑为元神之府”，大脑供血、供氧情况直接标志着人的健康和衰老状况。 记者：为什么知识老人长寿的多？ 陆广莘：用脑的人长寿。当然，劳动也可以长寿。主要是胸怀要宽广，心态要健康，对世事不计较，追求高远的目标。也许一查，他有三四种病，但他完全可以带病延年。人老了，都会有病。但是你整天在疾病的笼罩之下怎么行？你大致是健全的就行了，也许个别零件完了，但身体的网络是完整的，那你一样是个健康人。 记者：我发现这些高寿的老人很少锻炼。 陆广莘：人年轻的时候要锻炼，高寿老人锻炼没意义，活动活动就可以了。关键是脑子，你脑子思考的问题是高远的，你会长寿的。我是1952年北大足球队的，年轻时代的体育运动，对后半辈子有很大作用。老了反而不要锻炼太多，老人骨头不灵了。杨尚昆当年每顿饭后三千步。好！长寿呵。活动活动，动着活。 记者：您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陆广莘：如果今天有门诊或开会，我六点多就起来了。第二天没事，我睡到8点多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饭一碗粥，两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什么菜也不吃。晚上基本不吃饭，就是一盅啤酒，一块鱼，还有花生米、西红柿、黄瓜。有时晚饭只吃水果餐，比如吃桔子时要吃桔络，一是粗纤维，二是舒肝理气的，桔络是入药的，解郁的。我的体重到现在还是110斤以内。 记者：您吃不吃保健品？ 陆广莘：就是老三样。吃一包“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可以抗抑郁，一个礼拜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感冒了，拉稀了，皮肤过敏了，荨麻症了，用防风通圣丸。再加一个六味地黄丸，家庭常备就够了。 记者：您的嘴老不歇着。 陆广莘：我1958年做过一个试验，50个糖尿病人，让他们嚼半小时海绵吐掉，结果所有人的血糖、血脂都降了，说明咀嚼可以降血脂、血糖，防止糖尿病。吃饭吃得很快，就会血糖升高，慢慢吃，饭后再活动活动，就不容易造成脂肪积存。一个人能够活动活动，并且注意咀嚼，大脑退化就可以比别人晚几年。(《羊城晚报》1.23)
陆教授推荐：一根白萝卜、半个橘子皮、三片生姜、两段葱白、一绺香菜，煲汤全家喝，就能够达到增强呼吸道防护能力的作用。此外，陆教授还提醒：盐水漱口、冷水洗脸、热水泡脚，也能够增强呼吸系统的免疫力。
僵蚕，蝉衣，葛根，赤芍，大黄，甘草可以治中风先兆。
中医强调人的自我治愈能力不可忽视
中医强调人的自我治愈能力不可忽视
主持人：有的专家认为中医临床发展中，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总是跟在西医后边去跑，没有发展前途。吴仪副总理也提出要中医药发挥“治未病”的优势，我们今天就请到陆广莘教授给我们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陆广莘：中医经历了百年的大难而不死，根本原因就是它在医学实践中是有效的。早在一百年前有文化名人就说，中医能治好病，就是没有人能把中医能治好病的道理说清楚。这百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胡适曾经这样表述，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病在什么地方，什么性质，什么原因，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他的第二句话是这样说的，中医能治好病，就是说不清楚他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这些话使中医百年来蒙受着不科学的帽子，但是中医还是继续用实践来证明它能治好病。
因此我们可以考虑，中医为什么能治好病，靠什么能治好病的？显然它不是一门以“疾病”为中心的医学，但象SARS来了，当西医还不清楚它是什么病毒时，中医已经把它治好了，中医治疗天花、麻疹、乙脑等等，都没有去抗病毒。可见，中医并不是以消除病因来发挥作用的，也不是清除病兆，把这块拿了，也不是，那么中医怎么治好病的呢？我们看现代医疗主要的方向是努力找“病”，它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敌人。中医呢，对敌人不清楚，它重点放在发展自己，提高自己。93年美国要请我去讲学，给我出一个题目，叫人的自我痊愈能力。如果医学忽略了人自我实现健康的能力，自我实现痊愈的能力，光是扮演一个救火队长的角色，只盯着去消除病因、清除病灶，就会造成现在越治病、病越多的现象。
中医的实践优势应该考虑它的价值观，第一，“上工治未病”，在还没有得病时进行有效的预防。它不是去找病，而是养生，它的对象是生命，它的目标是生态；第二，“中工治将病”，就是将要得的病，是预防吗？不是，是保健。第三个层次，“下工治已病”。这个价值观最后还有一条，第四，只专注于“进攻”，老的病没治好，新的病又起来了，这就是对抗疗法。根据WHO的观点，人类长寿健康影响因素中，作为以对抗为主的现代医疗能影响的只占8%。所以我们国家如果仿造美国的办法，仿造对抗医学的办法，用一流的设备，一流的人才，百分之百的努力，充其量只有8%的贡献度。所以说中医能治好病，关键是中医药领域中真正用中医的思维方法去解决问题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从这方面来看，无论是肿瘤，无论是艾滋病，无论是心脑血管，中医都是强调要通过人自身的能力去实现治疗。
主持人：谢谢陆老。今天我们通过邀请几位中医大师和名家的访谈，我们得到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中医是有疗效的，中医的科学价值是不容置疑的。中医药发展需要更多像新浪网和科学时报这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媒体，来广泛宣传中医的文化，普及中医的科普知识，让社会得到广泛的认可，特别是要让青少年对中医药有所了解、有所兴趣，有了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环境，中医药才不会断代，中医药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人类健康中的价值和作用，中医药才会有出路。我们期盼着中医药根深叶茂、老树能够发出新芽，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新的贡献，谢谢大家。
本帖最后由 moni 于 2011/9/3 02:59 编辑
怀念我的老师刘树农教授
上海中医学院 朱抗美
作者：朱抗美 资料来源： 点击数：975 更新时间：2004-7-7
我的老师刘树农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经他亲手治愈疾病的人们怀念他，我们这些在他的谆谆教诲、言传身教成长起来的中医工作者更深深地怀念他……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开始到一九八五年九月刘老逝世，我一直跟随他学习、实践，在这整整的十年中，我得到的可以说是太多了!不仅仅是接受了他的学术思想，也不仅仅学到了一些治病救人的本领，更多的是经常受到他为人处世的点滴事例的熏陶和感染。惟其得到的教益多，一旦失去这样一位好老师，内心的尊敬、悲痛和怀念，时时刻刻激荡着我，从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我所知道的刘老写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学习他。
“义不容辞”一语暖心扉
我是一九七五年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组织上为了“抢救”著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安排一部分青年教师分别与名老中医建立师徒关系。我被分派跟随刘老结成青老师徒对子。当时我仅闻刘老大名，作为一个无名小辈，与刘老素不相识，心里忐忑不安，加之年龄悬殊，自己学到的仅是一点点皮毛，深怕刘老不愿收我这个小徒弟。 没想到在第一次师生见面会上，其他老师还在谦让、客气之时，刘老就爽朗地操着苏北口音说了四个字：“义不容辞!”这铮铮有力的四个字，当时给我以多大的鼓舞和安慰啊!我默默下了决心，一定要刻苦学习，认真钻研，争取不辜负刘老的期望。一九八四年，我考取了硕士研究生，继续跟随刘老从事临床及理论的学习与研究。 在这难忘的十年中，刘老为提携后辈，确实做到了呕心沥血。多年来，他拖着多病的身躯，为我们逐条讲解《内经》、《景岳全书》、《温病条辨》……带领我们一步步地向前走去……
在学习过程中，我写的每一篇体会，他都密密麻麻地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名老中医对继承和发扬祖国中医事业和对培养后辈的一片真挚的感情。至今，我还珍藏着那一份份手稿，刘老那工整秀丽的小楷就像无声的命令，督促我继续努力，不敢有丝毫懈怠。 我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的每一点微小的进步，刘老都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在北京学习期间，去信给刘老汇报学习体会时，刘老在百忙中给我写来一封封回信，充满对年轻一代的关怀和鼓励。他说：“你对李东垣学说的分析，是正确的，甚堪钦佩。”又说：“你年纪还轻，有这样的钻研精神，将来的造就，未可限量。后辈超过前辈，这也是一定的发展规律。”“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明年返沪，定有以教我……”一位八、九十岁、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如此关心，如此鼓励，又寄予如此厚望，这正说明了刘老宽广的胸怀和崇高的品德，特别是对祖国中医学术的继承和发展的倦倦之心。这些，都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田之中。
医德高尚待病人如亲人
十年来，我一直跟随刘老临床门诊，亲身感受到刘老对待病人的一副火热的心肠。平时，他不论在门诊室还是在家中，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是热情接待络绎不绝的慕名求医者。家乡淮安的人来了，又要看病，又要解决住宿问题，尽管困难很多，他总是尽力帮助。记得有一次，他前一天诊治了一个心脏病患者，第二天自己发烧病倒了，我们去病榻前探望，见面第一句话，他就急急地说：“那个病人的方子里，我想还是加些‘附子’(“附子”是一味中药名——编者)好。”并要我们马上开方送给病人。面对这位只顾他人不顾自己的可敬可爱的老医生，我们常常为他这种真挚的恫瘝在抱的精神所感动!
刘老以他那精湛的医术，救人无数，病人们尊敬他，将他当作自己的亲人。他的家里，常常有一些非亲非故的人去看望他，他们是被刘老已经治愈的老病号，不求医，不索药，只是去探望探望，表达一个曾经是病者对著手春回的医生的心意。刘老就是这样一年复一年，赢得越来越多的人们的爱戴。他的病人朋友遍布全国各地。他逝世后追悼会上那呜呜的哭声，许多就来自那些经他妙手而延续了生命的人，看着这样的情景，我们深深地为有这样的好老师而骄傲!
崇尚真理一生光明磊落
刘老作为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一生追求真理，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一九三六年，刘老曾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唐生智将军治愈顽疾，被唐奉为座上客，并充任唐的私人医生，深得唐的信任。抗战初期，随唐往来于长沙、武汉、昆明等地。在国民党当政的年代，凭这就可以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但刘老鄙视这一切，他只求凭借精湛的医术为平民百姓服务，后来终于借口老伴有病，取道河内、香港返沪，与先期到达上海的老伴、子女团聚，并于次年(1939)在上海开业行医，心甘情愿地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生平痛恨逢迎拍马，从不趋炎附势。解放后，经他手治愈的各级领导干部也很多，如原上海市长汪道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叶尚志等。他从不因此向他们提出任何个人要求。 在学术上，他的文章，他的观点，往往不同凡响，也因此遭来许多反对意见。刘老欢迎学术上的争鸣。刘老对于别人撰写的学术性的文章，只要有见解，有观点，他从不摆名医架子，总是认真拜读。遇有不同见解，他都心平气和地提出商榷意见。这在他的“论文选”中俯拾即是。年轻人都喜欢上他那儿去高谈阔论，毫无拘束。刘老逝世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一篇关于中医与现代控制论、系统论的关系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再仔细一看，原来是刘老从杂志上读到这篇别人写的文章，甚感喜爱，干脆逐字逐句抄了下来。九十高龄的刘老，竟一笔不苟地抄下了这篇无名之辈的文章，其爱才若渴之心跃然纸上。当时，观者无不为之感动。
实现了多年的宿愿
刘老的晚年是幸福的，尤其是他九十岁时，由学院党委主持，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祝寿会，党委书记为他祝酒，感谢刘老作为老专家，对党的中医事业做出的成绩。卫生部还特意为他拍了录象。那些日子里，刘老整天乐哈哈的，只有两件事始终萦绕心怀，一是他渴望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感到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党的信赖和忠诚。他恭恭正正地写下了入党申请书，恳请党理解他这个耄耋之年的老者的多年宿愿。党组织终于接受了他的申请，接受了一个半辈子在旧社会颠沛流离，在十年动乱中饱经磨难，而崇尚真理之信念毫不动摇的老知识分子的拳拳孺子之心。这对我们年轻的一代又是一次生动的教育。在刘老的崇高形象面前，我们如果还侈谈什么“信仰危机”，还耿耿于“伤痕”而怨天尤人，简直都成了一种亵渎!
另一最使刘老放心不下的是随着年老体衰，急于想把自己丰富的学术经验留给后人。他常说：“与其带走，不如留下”。为了多留下一些，他常常昼思夜想，寝食难安。党了解他，组织关心他，学院专门派了我和另一位老师，全脱产协助刘老整理论著。刘老说：“我已是半截子入土的人了，每天都要抓紧工作才行。”为了早日完成论著，他每天的工作以“字”数计，多写一百个字就是胜利。他小病不休息，看电视、养花……，这是一般老年人应该享受的乐趣，他都舍弃了。我问刘老：“您对书法、绘画都很有造诣，现在怎么不搞了呢?是不喜欢了吗?”刘老叹口气，说：“不是不喜欢，是实在没有空啊!”
是啊，刘老作为一个从事耕耘的园丁，为了培养中医事业接班人，耗去了毕生的辛劳，直至他逝世的前一天，还关心着我的研究生课题，叫我从书橱里取出《医学囊中参西录》，找到有关章节，为我排难解疑……想到这里，不禁潸然泪下。 今天，在刘老逝世后的一年多，《刘树农医论选》终于问世了。这二十多万字的论著，是刘老毕生心血的结晶，是刘老为中医科学的继往开来而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刘老本来还计划写一本《内经精华注释》，刚支撑着病体写完《序言》就溘然长逝，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 刘树农老师虽已年逾九十高龄，但我们总还觉得他老人家走得太早，他留给我们的，是无穷的怀念，更是巨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