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moni 于 2011/9/3 02:48 编辑
李克绍(1910～1996)，山东牟平县人，山东近代著名医家，著名伤寒学家、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克绍一生崇俭 ,朴实无华 ,虽系多所院校教授 ,但其农人本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提掖后学 ,诲人不倦 ,晚年时节 ,常谓孔子之“及其老也 ,血气即衰 ,戒之在得”。自己的“得”之多少 ,应当心中有数 ,李克绍迟暮之年 ,尚进取不止。事临床与教学工作五十余载。研习中医经典,治学严谨,并涉猎后世医家名著,采众家学术之长。对仲景著作,尤喜研究。临床审证精细,立法确当,配伍灵活,药简量轻为其特点。毕生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于《伤寒论》的理论价值和临床价值都有所开拓，是国内外著名的伤寒论大家。著作有《伤寒解惑论》、《伤寒论串讲》、《伤寒论语释》、《伤寒百问》、《漫话胃肠病的中医治疗》、《金匮要略浅识》(合作)等。其中《伤寒解惑论》一书最能反映其学术观点，提出了很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解释了很多长期困扰伤寒界的问题，颇得读者好评。李老临证多年，总结出中医治疗胃痛，既有涤痰、消瘀、活血等治标的方法，也有促使炎症消散、溃疡面愈合的清热、祛寒、养胃等治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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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余吟
妙手回春杯匾旗,个中甘苦有谁知。抢先危重犹救火,剖析疑难如治丝。亦喜亦忧随象转,任劳任怨似聋痴。间尝自勉复自谴,知其不可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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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绍和他的“腹泻九法”
30余年前 ,李克绍于济南往胶东出诊。胶东沿海 ,乡间人多腹泻。那时 ,当地医疗条件差 ,设施少 ,医生也少。李克绍注意采集病历 ,按症分类。回到济南后 ,遍查典籍 ,于丹波元坚之《杂病广要》 ,获益良多。此后数年间 ,通过与学生交流 ,通过阅读医刊 ,通过病例研讨 ,于腹泻一病 ,认识日深。一次在德州医校讲学 ,头天在课堂讲标题是“腹泻八法” ,当天夜间 ,若有所失 ,久不能寐 ,披衣起身 ,倘佯在乡间田埂。突然忆一病例 ,逢春则泻 ,逢夏则止 ,且每天清晨自上午泻重 ,下午及晚间则无。春应肝旺 ,而上午之时 ,恰为寅卯 ,亦应在肝 ,顿悟到这是肝强脾弱。第二天 ,上课堂又讲“腹泻九法” ,听众就问 :“怎么比昨天说的题目多了一法” ?李克绍笑曰 :“昨天我讲的八法 ,是我在济南所学 ,今天又讲九法 ,是我在德州所学”。清代著名医家李士材也有九法 ,但缺乏病例、病案说明 ,而且简约。李克绍临床、教学几十年 ,将“九法”逐渐扩充 ,且弥补上了丰富的现代医学诊断的病例、验案 ,并渐渐定型 ,为医界所推崇。
“九法”为 :渗利、升提、疏利、酸收、甘缓、固涩、健脾、温肾与平肝。
李克绍说腹泻 ,重在规律进食 ,而且是个“首要问题” ;其次 ,精神宜愉快 ,素食宜淡饭 ,“保持胃肠冲和之气 ,至为重要”。
原帖由 风徘徊 于 2009/3/17 20:42 发表
嘿嘿，举手之劳！
张奇文(北京市)
姓??名： 张奇文
所属医院：
性 别： 男
职 称： 主任医师
所在科室： 未知
出诊时间：
挂 号 费：
预 约 量：
联系电话：
职 务： 会长
主治疾病：
男，1935年生，山东寿光市人。现任主任医师、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是全国著名中医学家。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会长；山东省中西医结合研究会会长；澳洲全国中医药针灸联合会学术顾问、名誉会长；澳洲中医学院客座教授、学术顾问。两次被评为全国劳模，先后出席全国文教卫生群英会，全国卫生科技大会。省政协四、五、六届委员。 1998年退休后，回到故乡潍坊市先办本草阁，后办百寿堂，作为全国中医儿科 学会的联系员，沉潜社区，问病乡里。历任中国中医药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名誉理事，是儿科委员会创始人之一。
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代表作有“麻疹透表法则探讨及重症肺炎的辨证施治”、“祖国医学对小儿保健与护理的认识”、“调补冲任”等。出版专著18部，如主编《实用中医保健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儿科医籍辑要丛书》（山东科技出版社1991）、《实用中医儿科学》、 （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妇科医籍辑要丛书》（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名老中医之路》（山东科技出版社1984）、《幼科条辩》（山东科技出版社1982）、《中国灸法大全》（天津科技出版社1993）等。
50年代提出流行性脑炎治疗中的“暑必兼湿”之争，应是“暑多兼湿”的观点。60年代对小儿“变蒸”、“胎毒”学说结合现代医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70年代提出“妇科治疗首重调补冲任”；80年代提出“小儿疾病诊断应重视望诊，四诊合参”、“儿科临床治疗应重内外合治”；90年代提出“肺胃肠相关论与肺胃肠相关病在儿科临床中的地位”、“儿科剂型改革的新思路”，均受到国内外中医界的重视。
他发皇古义，融汇新知，担任中医儿科学会领导18年来，与江育仁、王伯岳、刘弼臣、王烈、王静安、汪受传、朱锦善等国内著名中医儿科专家，为推进中医儿科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学以知道行以成德
——杏苑跬步述要
原山东省卫生厅 副厅长 教授 主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儿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奇文
【作者简介】张奇文（1935～），主任医师，教授。山东潍坊寿光人。幼承师训，受业于四祖父世恩公，先背诵《药性赋》、《汤头歌诀》、《濒湖脉学》等中医启蒙著作，继而学研《四书》、《五经》、《内经》、《难经》、《伤寒》、《金匮》，及汉唐以降诸家医籍。1954年考入昌潍医校，1957年以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时值国家实施西医学习中医政策，翌年调入昌潍地区人民医院中医科工作，拜儒医郄秋浦、曹同文为师，尽得其传。其间以医德医术共馨而受到党和群众的赞誉，1960年被评为全国劳模，出席全国文教卫生“群英会”。1962年又拜名老中医蒯氏祖传三代儿科专家、潍坊市中医院蒯仰山院长为师，程门立雪，凡五易寒暑，尽得蒯氏小儿科家传之秘。其后出任潍坊市中医院院长，1979年调山东中医学院任中医系主任。历任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兼省中医院副院长；潍坊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山东中医学院党委书记；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正厅级）。省政协四、五、六届委员。作为学科带头人，历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会长、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临床精于儿科、妇科，且内、外、五官科亦有所长。勤于笔耕，先后主编出版了《实用中医儿科学》、《儿科医籍辑要丛书》、《幼科条辨》、《古今儿科临床应用效方》、《妇科医籍辑要丛书》、《山东中医药志》、《实用中医保健学》、《中医养生法》、《孔氏医案校评》、《长寿秘诀选注》、《乡村医生中医临床顾问》、《温热病证治精华》、《中国灸法大全》、《名老中医之路》等十余部大型著作。1996年被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收入《世界名人辞典》；2003年被评为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
学之广在于不倦不倦在于固志
“古之医师，必通于三世之书：一曰《神农本草》；二曰《灵枢针灸》；三曰《素女脉诀》。脉诀可以察证，针灸可以去疾,本草可以辨药，非是三者不可言医。”余幼承庭训，受业于四祖父世恩公。先熟诵《药性赋》、《汤头歌诀》、《濒湖脉学》等中医启蒙著作，及长学习《四书》、《五经》，其后上溯《内》、《难》、《伤寒》、《金匮》，下及汉唐以降之诸家医籍。此即“立身之道，惟谦与学”之谓也。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有“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之论；而晋•葛洪《抱朴子》中则有“学之广在于不倦，不倦在于固志。”之语，故余“焚膏油以继昝，恒兀兀以穷年”，旦夕手不释卷，一一参明融化机变，印之在心，慧之在目，故学业日进。
习医之初，余之四祖父以范文正公“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言启迪，尚有“大丈夫不能为宰辅以善天下，即当为国医以济世人”之古训。朝夕诱掖，启迪于我。余深感“良相燮理阴阳，平治天下；良医燮理阴阳，挽回造化。故医为仁术，功与良相同。”并以龚信之语自勉：“为医者，当心存仁义，博览群书，精通医理，洞晓阴阳，明知运气，药辨温凉，脉分表里，治用补泻，病审虚实，因病制方，对证投剂，妙法在心，活变不滞，不炫虚名，惟期博济，不计其功，不谋其利，不论贫富，药施一例，救死回生，恩同天地。”四祖父世恩公要余日课必先讲孙真人大医习业之一，大医精诚之二，治病略例之三。并再三叮嘱：背诵要朗朗上口，会意须熟烂胸中。此时，余刚满十岁，因政局动荡，南北“拉锯”而辍学。祖父世富公早年业医于金陵汉西门外四古井附近，在余刚满周岁时因患“吐血症”返回故里月余病逝，临终前将余托给四弟世恩公，四祖之学医乃受业于祖父。在余孩提之年，四祖便耳提面命常与余谈到其兄临终前之遗嘱，自幼对余倍加关爱。余虽不记祖父之尊容，但四祖父常讲其兄长习医之经过及其刻苦求教之事例，余尚能心领神会，立志要继祖业之心由来久矣。
“盖医学通乎性命，知医则知立命也。”为传承祖业，弘济世活人之志，余在本村四祖与肖学文、张国祯合办之“同德堂”药店学徒三年。1947年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四祖父以“加入共产党”之罪，被叛徒告密，五花大绑被押至离我村十里路的邢姚村，余亲眼目睹了这一大难临头之日，哭着拖住四祖父的腿，被顽匪一枪托子打翻在地。同德堂被查封，父亲、叔叔四处求人说情保释，但谁也没想到在两天之后，四祖父竟被枪杀在邢姚东弥河河滩里。收尸那天，举家悲痛欲绝，全村老少云集村南墓地。四祖父头部连中两枪，惨难入目，傍晚入土正寝，时年四祖刚满五十二岁。事后余连病十日，卧床不起。北半截河村临近诸村父老乡亲，闻讯赶来吊唁，对国民党乱杀无辜，就连一个受人尊敬的“乡村郎中”也不放过，无不恨之咬牙切齿。国难当头，使余记下了这一永生难忘的噩耗，同时也不时地回忆跟四祖学习辨药、制药、配药及背诵中医启蒙著作的奖罚要求，立志要学好中医，做一名受群众爱戴的中医。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余中学毕业后，山东乃至全国尚无中医药院校可考，为传承祖业，弘济世活人之志，余于1954年考入昌潍医校（潍坊医学院前身）。在学习西医之余，组织课外中医研究组，受到校长关注。1955年“五四”青年节，全校举办学生演讲大赛，余以“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为题，经评委会评选为第一名。1957年以优等毕业生留校任教。时值国家实施西医学习中医政策，余于翌年调昌潍地区人民医院中医科工作，拜晚清秀才儒医郄秋浦、名医曹同文为师，二师乃儒医也。受业之初，即以“医者，必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或内或外，勤读古今明医确论之书”为务，以“汝辈当为‘明医’精通医理，勿尚‘名医’”为要。于是随师期间，余深明“积一时之跬步，臻千里之遥程”之意，废寝忘食，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故百倍其功。余与二师同吃同住，白天跟二师侍诊，晚上在老师指导下重新学习《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并结合临床学习《温病条辨》、《瘟疫论》、《时病论》、《医宗金鉴• 杂病及妇、儿科心法要诀》等。此即《易•乾》所云：“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之意也。余本着“术业有专攻”和“转益多师为吾师”的前贤垂训，把中医的命运和前途与自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立志做一个无愧于祖宗的中国人，当一名对得起病人的称职医生。通过医疗实践，逐渐明识“医者，理也，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致其约。能知天时运气之序，能明性命吉凶之数，处虚实之分，定顺逆之节，察疾病之轻重，量药剂之多寡，贯微洞幽，不失细节，方可言医”之道。从而学撷古今，法弘中西，力求成为一位“明医”。余视救急扶伤为医者天职，以必重医德而守原则为己任，以医德医术共馨而受到党和群众的赞誉。时于1960年被评为“全国劳模”，出席全国文教卫生“群英会”。1962年又拜名老中医蒯氏祖传三代儿科专家、潍坊市中医院蒯仰山院长为师，程门立雪，凡五易寒暑，尽得蒯公小儿科家传之秘。蒯师要余在精通中医基础理论的前提下，多读从《颅囟经》到《小儿药证直诀》；从《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到《婴童百问》；从《幼幼新书》到《幼幼集成》；从《活幼新书》到《保婴撮要》；从《少小婴孺方》到《小儿杂病诸侯》；从《幼科发挥》到《幼科心法要诀》等多部中医儿科的专著。对余寄以厚望，希冀余“师古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结合时代的特点，创建高于先人的中医儿科理论体系。其后余出任潍坊市中医院院长，1979年调山东中医学院任中医系主任，历任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兼省中医院副院长，潍坊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山东中医学院党委书记，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正厅级）。作为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会长、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不论职务如何改变，但做一个受群众信赖的医生的初衷不变，坚持临床、读书、问病的天职不变。即使在我主持山东中医学院工作期间，也雷打不动。
余多次出国讲学，并出任澳洲中医学院特聘资深教授，澳洲全国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名誉会长、学术顾问至今。
“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当余从卫生厅厅长位置退下后，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精神，在家乡潍城曹家巷先办“本草阁”，后在福寿街早春园办起了百寿堂中医药人才培训中心，用“师带徒”方法培养中医药后继人才。沉潜社区，服务百姓，造福一方。临证以十全计上律己，不以九折称良，深受半岛百姓的爱戴，被誉为“厅级郎中”。比踪古哲，忆述今贤，正如晋•杨泉在《物理论》中所云：“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原山东省委苏毅然书记曾问余：“奇文同志，您退休后，有什么感想和转变？”“髫发厉志，白首不衰。”余感慨地向关爱自己的老领导汇报说：“有两大改变和感想，一是从坐‘奥迪’到‘打的’；二是从吃‘大酒店’到吃‘路边小店’，与人民群众越来越近了，就是想为继承和发扬中医药事业做点实事！”
余之诊室，自撰几副对联悬壁以自律：
“早春园春来早年年都是春长在；福寿街百寿堂天天皆为长寿忙。”
“医易相通义理燮阴阳救急扶伤为己任；药针结合精华含日月活人济世体天心。”
“医术亦天工应世以仁慈为本；药材原地宝救人惟危急当先。”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岱年先生称“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为中华民族之精神。“道德为师，不以物惑。”此即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之由也，故孙思邈之“大医精诚”足为医者师事之。
他山有砺石良璧逾晶莹
历代德高望重有真才实学的名中医，都具有雄厚的文史哲基础而精于医道，故有“文是基础医是楼”之说。这实际形象的说明了医学巨匠大师们的知识结构。余一生力求学贯古今，术兼中西，精通经史，熟谙诸子百家，俾知识跨越专业界河，纵横捭阖于不同领域，治学力求以博取胜，以通成才，故在中医学术上稍有建树。《内经》有“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数术”和“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之论。孔子称“通天地人曰儒”，医亦同之。《伤寒来苏集》季序对此则有精辟的论述：“世徒知通三才者为儒，而不知不通三才之理者，更不可言医。医也者，非从经史百家探其源流，则勿能广其识；非参庄老之要，则勿能神其用；非彻三藏真谛，则勿能究其奥。故凡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星辰，风雨寒暑，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避之异域之物，与夫人身之精气神形，脏腑阴阳，毛发皮肤，血脉筋骨，肌肉津液之属，必极其理，夫然后可以登歧伯之堂，入仲景之室耳”。此即“医易相通”之谓也。余之诸蒙师皆儒医，对余学术影响尤深，故常以“凡学医必须参透儒理，儒理一通，学医自易”之语晓喻后学。余对中医“整体观念”、“天人合一”、“辨证论治”、“医药结合”、“针药结合”的观点，均有较深的理解，故尔在小儿腹泻、百日咳、麻疹肺炎、乙型脑炎、痢疾、婴儿瘫等疾病，结合温病学说，循天之道，而冶伤寒与温病于一炉，融扶阳气、存阴液于一体，取得显效。它如小儿扁桃体炎、上呼吸道感染，均结合时令，加减化裁，亦取得可喜疗效。余专攻儿、妇科，对内、外科常见疾病也曾拜诸名师求教。对扁桃体肿大、鼻息肉、肠息肉、胆囊息肉，及妇科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的临床研究亦颇多心得，先后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78篇，受到了同道的关注。
清•郑世元在《感怀杂诗》中有云：“他山有砺石，良璧逾晶莹。”故余以海不辞水、山不辞土石之勤学精神，而兼谙针灸、推拿、气功等非药物疗法和外治法。针对时下国内、国外有“存针废灸”之倾向，集古今灸法之大成，主编出版了《中国灸法大全》一书，力求挽回“重针轻灸”的局面，步“扶阳学派”之后尘，阐发“阳主阴从”之道理，还其针与灸并施的本来面目，以救式微之元阳。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开宗明义说明了一个好医生，不但要懂医懂药，而且要懂得针灸、推拿等非药物疗法，非此者，非良医也。灸法是一种用火治病的方法，在中华大地上已流传达数千年之久，世代相传，为我国的医疗保健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灸法虽历经兴衰之变，但它的卓著疗效已被举世公认。它是中国医药学伟大宝库中的一颗晶莹璀璨的明珠，认真发掘，前景绚丽。
灸法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显著地位，登过大雅之堂。《汉书•艺文志》中综合我国古代治病方法为“针、石、汤、火”，火灼是古代治病四法之一。宋太宗赵光义病笃，针汤不济，兄太祖赵匡胤亲手为之施灸，太宗痛，太祖取艾自灼亲验，在《宋史》上作了记载，后世传为美谈。灸法在古代曾是帝王、诸侯、将相治病诸法之上乘。临床实践证明，灸效不亚针效，故灸法在历史上曾列箴、石、汤三法之前。古时以灸为主，以针为辅，嗣后灸针并重，相提并论。故明•高武《针灸聚英》云：“针灸药三者须兼，而后可与言医，可与言医者，斯周官之十全者也。”而今则针兴灸衰，究其原因，在艾卷温和灸发明之前，盖用艾炷着肤灸为主，灼皮之痛，灸肉之苦，且灸后发灸疮，脓水淋漓，日久不愈，灸疮结瘢，终生烙印。此时，灸法犹若“夏日之日”，令人望而生畏。患者弗受，医者难施，故日渐湮没。自艾卷温和灸和隔物灸诸法问世后，灸疗已免烧灼之苦。此时，灸法犹若“冬日之日”，令人可亲可近。随着科学的发展，各种灸疗仪不断推出，临床使用可定时、定性、定量，灸温可由人按需调节且疗效显著，使灸法这门古老而又原始的疗法，绽开了鲜艳的花蕾，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灸法的显著特点是应用广泛，疗效既迅速又持久。它广泛应用于治疗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对于急性病、慢性病、常见病、疑难病均可施治。临证中常有一炷着肤，疼痛立已，一次施灸，沉疴即起的案例。且简便、安全、经济，易于普及。灸法已受到海内外医家的广泛重视，继世界性的“针刺热”之后，“灸疗热”必将很快兴起。《中国灸法大全》是一部灸疗专著，共分七章，即灸法总论、灸法的种类、经络、腧穴、临床各科疾病的灸法、现代灸论综述、灸法文献摘要，后附经穴索引及参考书目。内载590个腧穴，168种灸熨及90多种疾病的灸疗。可供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者参考，也可作家庭灸疗保健的指南。编写此书的目的，在于唤醒当代业医者，勿将其视为“小计”，而断其一臂，“重针废灸”之时弊。
唐•蒋防在《惜分阴赋》中有云：“君子自强，惜分阴于短刻，期硕学于缣缃。”余一生虽忙于诊务，惜阴攻读，勤于笔耕。即使在行政任职时，也不改初衷，先后协同全国同道主编出版了《实用中医保健学》、《实用中医儿科学》、《儿科医籍辑要丛书》、《幼科条辨》、《古今儿科临床应用效方》、《妇科医籍辑要丛书》、《山东中医药志》、《中医养生法》、《孔氏医案校评》、《长寿秘诀选注》、《乡村医生中医临床顾问》、《温热病证治精华》等十余部大型著作。
中医儿科，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文字记载，扁鹊秦越人入咸阳，闻其爱小儿，即为小儿医。至宋代钱仲阳及其学生阎季中编撰《小儿药证直诀》一书，其间除《颅囟经》得以保存至今外，大部分儿科专著已历经沧桑，散佚无存。隋唐以降，《巢氏病源》、《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虽有小儿诸侯及少小婴孺方诸门类，但也多属篇章概论，并非专著。钱乙以后，儿科专著渐多，至明清前，到目前仍保留者，也屈指可数。凡论述小儿疾病因证脉治者，多散见于历代医家的综合著述之中。宋以前医籍，所引小儿书目，传世者甚少。从胎孕、蓐养、保育、生理、病理，到小儿诸病因、证、脉、治，有的见于妇科专著专论，有的见于外科专著专论，或见于其他医籍中（如小儿变蒸学说，始见于王叔和《脉经》），查阅起来，很不方便，给临床、科研、教学带来了很多麻烦。明清以后，儿科专著虽多数得以保存，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多数著作印数甚少，除国内几家大的图书馆有此类书藏外，多数医院、医学院校、医学科研机构的图书馆（室）中，仅有解放后重印的少数中医儿科专著。至于古装线本、私人家藏，多焚于“文革”十年动乱，即使幸存，因不知其应用价值，而当作废物搁置，虫叮鼠咬，潮湿霉烂，由于多数中医后代已改做他行，不被重视。整理中医儿科医籍，已成燃眉之急！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自1983年9月成立以来，始终把发掘和整理中医儿科医籍作为学会工作的重点之一，每次会议都有布置、有讨论，总想趁国内有些知名的中医儿科老前辈还健在之际，完成这一历史赋予的重任，为子孙后代造福。在王伯岳、江育仁、王静安、王玉润、徐蔚霖、何世英、刘韵远、董廷瑶等老前辈的具体指导下，自1987年4月开始，儿科专业委员会与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一起，向全国中医儿科界发出了“关于编写《儿科医籍辑要丛书》的设想和意见的通知”，得到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医儿科界同道们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于同年12月，在山东潍坊市召开的全国中医儿科学术会议上，确定本套丛书共分六个分册，即《儿科基础理论》、《初生儿病证》、《儿科常见病证》（上、下册）、《小儿时行病证》和《小儿病证外治法》。该书对历代儿科医籍进行摘录辑要、采撷精华的重新编次，取其要义，删其重复，注释提要，博采众长，融各家学说及历代医家之经验于一炉，本着“全、精、信、准”的要求，既尊重古人的原著，防止断章取义，又要比较鉴别，去粗存精。在方法和体例上，在选录原文时，原则上按时代先后编次，注明原文出处，然后加校对和按语。校注主要是注解难识的字、词，以及校勘文字的谬误和疏漏，使读者不再为此而查书、翻字典浪费时间。按语，主要是编者根据古人论点和治法，结合临床应用的体会，画龙点睛，昭其秘旨，让读者学有所得，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不做泛泛的语释。
继主编《儿科医籍辑要丛书》后，又开始了主编《妇科医籍辑要丛书》。中医妇科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数千年来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保障妇女的身心健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在现存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对妇女月经的生理、病理以及对妊娠诸疾的诊断、用药原则等，均有较详尽的论述；汉张仲景《金匮要略》，则有三篇专门论述妇科疾病；晋王叔和《脉经》，提出了“居经”、“避年”之说；南齐褚澄《褚氏遗书》，设有“求嗣”专论；北齐徐之才《逐月养胎法》，对胎儿的逐月发育论述详尽；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则有八卷详述妇产科疾病的病因、病机与证候；唐孙思邈著《千金要方》，独重妇人，列为卷首。此后，《经效产宝》、《妇人大全良方》等妇产科专著相继问世，开创了中医妇产科的新局面。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截止1949年，我国共有妇产科专著200余种。存有妇产科内容的综合性医著及方书、类书、医案等，亦有200余种。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上述著作有的流传不广，有的缺乏系统条理，有的良莠不分，不仅检阅不便，还会给临床、教学、科研带来麻烦。为此，系统整理妇科医籍，也是刻不容缓。编写《妇科医籍辑要丛书》的目的，就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全面收集祖国医学中有关妇产科方面的内容，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选取精华，分类编纂，并加以校勘、注释和按语，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更好地指导临床、科研、教学，保障妇女的身心健康，做出我们时代的贡献。本书对上至秦汉、下迄明清历代妇产科资料（含妇产科专著、综合医籍中的妇产科内容、医案、杂志等），进行摘录辑要，采撷精华，分妇科基础理论、月经病证、胎产病证、妇科杂病4个分册进行原文类编。每个分册均按编写要求，以时代先后选择原文，注明出处，原文后加作者校注和按语。校注主要是校勘原文缪误，注释难识字词。按语则是根据古代医家的论治，结合临床、教学和科研中的心得体会，昭其秘旨，阐发精义，使读者学有所得，用有所据，严防断章取义，用西医的观点异化中医理论，生吞活剥地走《讲义》编写之路。旨在不断提高中医学术理论水平。
古人云：“千方易得，一效难求。”证之临床，余确有同感，特别在儿科临床，体会更加明显。小儿脏气清灵，随拨随应，如能辨证准确，理法方药丝丝入扣，恰到好处，确能收到药到病除不留后患之效。但也必须看到，小儿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脏腑娇嫩，根基不牢，不耐峻烈孟浪之品，且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病情变化迅速，若辨证不细，用药失度，或矫枉过正，或药过病所，或药力不及，皆可贻误病机，导致病情加重，乃至遗留后患，甚至因误治而丧生。因此，凡业儿科者，必须潜心临床，仔细揣摩，认真观察，积累经验，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不论对古方和今方，都要亲手多次验证，方能言效与不效。在此基础上，加以认真筛选，做到组方必谙合医理，遣药须遵循法度，药味多少，剂量轻重，皆应中病即止，才能达到得心应手之妙。结合时代特点，认为小儿为“纯阳之体”，抗生素、激素滥用，迭进苦寒清热解毒之品，屡伐脾肾之阳，畏姜、附、桂如猛虎，失其仲景立论之宗旨，把经方列为儿科非时之用，实属良可叹也。
为了整理古今儿科的治疗经验，便于推广应用，为中医儿科中药剂型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儿科委员会发起了征集和由余主编《古今儿科临床应用效方》一书的工作，得到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医学会和儿科界同道的积极响应，纷纷按体例要求，把自己亲手用过的经验效方加以整理后寄余处。这些经验效方，有的是今人应用古方和古方化裁的经验心得，有的是来自师承和家传，而更多的是自己通过临床实践研制的新方，均通过自己亲手应用，验证确有疗效。诚如清•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所云：“医家立言著书……必须亲临其证，屡验方法，万无一失，方可传于后。”每方按统一体例分方剂来源、方药组成、使用方法、适应病症、注意事项、临床疗效、辑方人等内容。这一工作得到了全国儿科界名老中医的积极支持，如董廷瑶、江育仁、徐蔚霖、王玉润、马新云、李少川、张锡君、何世英、王静安、刘韵远、刘弼臣、宋祚民等老前辈的支持。该书的编写，还得到了卫生部陈敏章部长及顾英奇副部长的关怀和重视，多次来信给予鼓励并亲笔题词。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陆定一同志，关心儿童的保健事业，在其八十三岁高寿之年欣然为该书题笺题词。
作为国家中医学科带头人，20多年来，主持并召开了二十多次全国性儿科学术会议，为了学习名医临床经验，褒扬名医医德，研究名医学术思想，余尚先后主持召开了全国性的“钱乙学术思想研讨会”，及现代名医“江育仁学术思想研讨会”、“董廷瑶学术思想研讨会”、“王静安学术思想研讨会”、“刘弼臣学术思想研讨会”。“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通过对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的研讨，展示的是中医界的一座座丰碑。从每位医家的医学建树，可见其治学之艰辛。医不在高，技高则名。亦即荀子所云：“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人备焉。”余认为：中医药之学术思想，必须具有鲜明的中医学术特点，且具有纵向继承、横向融合的特点，并有开放度、包容度极高的内涵，是在汲出了同时代的科学知识，并融合了古今医药知识而形成其学术思想，故尔研究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学习其医疗经验，弘扬其医德医风，是全国中医界的一个重要课题，故尔又与周凤梧、丛林主编了《名老中医之路》一书，共分三辑陆续出版，对诱掖一代名医成长，尽其一臂之力。
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
“医之为道，所以续斯人之命，而与天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2003年，“非典”疫情牵动着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心。自“非典”疫情公开以后，余虽不能亲临防治“非典”第一线，却时刻关注着疫情的发展趋势，并日夜思考和查阅资料，关注中医中药在这场无硝烟的战斗中如何发挥作用。余从总结1957、1958、1959、1962年中西医结合抢救流行性乙型脑炎、及1960年抢救重症麻疹肺炎的实践中，认为“非典”属于中医“疫疠”、“瘟疫”范畴，中医中药治疗“非典”是可行的。抗击“非典”应让中医中药进入主战场。夜不能寐，考虑再三，于2003年5月，以“八点建议”秉笔上书吴仪副总理——“为防治非典，应充分重视和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给吴仪副总理的一封公开信”。
信的前四点乃阐述主题：中医中药进入防治“非典”之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坚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上下，万众一心，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定能打赢这场无硝烟的人民战争。其后四点乃对目前中医政策、中医医疗、中医教育存在的弊端及中医事业的发展意向，直抒己见。希望吴仪副总理在振兴中医问题上，能象抓抗击“非典”一样，为造福子孙后代，弘扬先进的民族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此乃余上书的“唯一心愿”。徐相任《在医言医》中尚云：“儒之从政，医之行道，皆以救世济人为其责任者也。”余上书之为，代表着全国中医药耆宿们的心愿，也是受范文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警世之言的熏陶。此信很快得到吴仪副总理的批示，速交卫生部办理，并亲来电话告之，余欣慰至极。
应山东《农村大众》主编之约，从1986年上半年开始，至1988年下半年为止，余与朱鸿铭主任医师合作，在该报开辟的“农村家庭中医顾问”栏目中，先后刊登了150篇常见病的中医药防治的文章，陆续收到了各地读者的来信数百封。有问病求方的；有对所登方药应用要求答疑的；有按所登方药治愈后来信感谢的；有来信要求出书公开发行的，而更多的来信，则是乡村医生写来的。他们对这种结合临床实践谈体会的文章很感兴趣，有的并把学习和应用后的体会，直接写信给余，这对我们二人来说，是验证临床经验的一种极好的反馈。有位乡村医生在信中说：“《农村大众》常见病的中医药防治，是我们学习中医药、应用中医药一把开门的钥匙。两年多来，我边学边用，治好了不少病人，确实体会到了中医中药在农村是不可缺少的。希望作者继续介绍些有效验的方药知识。”广大读者的来信，对我二人是一个很大的鞭策。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来信，使我忘记了疲劳，利用公职之暇，见缝插针地把几十年在临床上积累的经验，开门见山地介绍给广大读者。同时，也使我体会到了振兴农村中医事业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能为解决农村看病难，尽一点绵薄之力，感到是莫大的欣慰。对来自农村基层医务人员的信，无论公职多忙，我都仔细阅读，一一回复，但愿和衷共济，普渡众生。诚如清•徐大椿所云：“盖闻不朽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圣道固然，而医何独不然。”
可能由于读者来信多是些乡村医生的关系，写来写去就不是“农村中医家庭中医顾问”了。因为每涉及方药的使用，就有个如何辨证论治的问题，必须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交代清楚。因此，经与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和《农村大众》编辑部共同商定，定名为《乡村医生中医临床顾问》编辑出版。中医中药在农村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信誉，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人民群众信赖中医，爱戴中医，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数宝贵的治病经验，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群众“看中医难，吃中药难”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其根本原因，我认为还是缺乏人才问题。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乡村医生进行轮流培训，使他们既懂中医，又懂中药，既会针灸，又会推拿……，为农村培训更多的中医药人才，使每个乡镇，都有几个群众信得过、医德高尚、治病效果好的社区名医。
“医道在乎识证、立法、用方，此为三大关键，一有草率，不堪司命。”此秦伯未老在《中医临证备要》中精辟论述了辨证论治在中医临床中的重要位置。余认为中医治病，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是辨证论治正确。就是说，病要看得准，方要开得对，理、法、方、药，丝丝入扣；二是药品质量要好，讲究地道药材，讲究遵古炮制。诚如清•蔡陆仙所云：“夫卖药者不知医，犹之可也。乃行医者竟不知药，则药之是非真伪，全然不问，医者与药不相谋，方即不误，而药之误多矣。”三是煎煮得法、服用得法。哪些药应该先煎，哪些药应该后入，文火、武火、饭前服、饭后服……，都要十分讲究。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历史上中医、中药向来是不分家的，懂医的必须知药，业药者必须懂医，医药不分，医药都懂，才算是一位好医生。特别是在基层工作的乡村医生，更需要亲自诊病，亲自开方，亲自炮制，亲自配药，甚至亲自到病人家里指导病人煎药、服药。这就需要乡村医生们，勤奋学习，肯于钻研，不断总结经验。汉代的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完成历史巨著《伤寒杂病论》；明代的李时珍，拜农夫、渔夫为师，走遍深山老林，虚心求教，不耻下问，亲自考证，亲自口尝，完成了《本草纲目》这部举世闻名的巨著；他如清代叶天士，一生拜十七人为师，为解除人民痛苦，只要有一技之长者，他都不惜一切代价，虚心前往拜师学习，远从江南到山东济宁大运河边上拜姜璚为师，就是其中的一例。“实践出真知”，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汉•刘向《说苑•建本》云：“人皆知以食愈饥，莫知以学愈饥。”汉•王充《论衡•效力篇》云：“人有知学，则有力矣。”此即强学博览，足以通古今之谓也。余坚信：只要广大乡村医生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师学，虚心向民间有一技之长的群众学，虚心向病人学，虚心刻苦的向书本学，边学习，边实践，边总结，一定能够成为一名受群众爱戴的、技术优良的名中医。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
“术业有专攻”一语，出自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韩愈名篇《师说》。文章不长，但意义很大。他阐明了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一篇很好的思想方法论，又是一篇很好的教与学的工作方法论。以往的学者都把它列为必读的篇章，而受到很好的教益。韩昌黎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其实质又是指的什么呢？这不能不加以分析。
“术”，系指技术、学术、数术而言。中国医药学是应用科学，其诊疗方法通称为医疗技术；“业”，系指所从事的专业、业务而言。医疗工作就是业务；“有”，系指要学习它，掌握它，应用它，而掌握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专”，系指专心致志而言；只有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一心一意、聚精会神地学习和研究，才能够真正称其为“专业化”；“攻”，系指用功读书、治学、贵学、勤学，攻破难关，攻破疑团，不断前进，具有坚韧不拔的坚强意志而言。只有这样，才能学有所成，学以致用。以上仅是就辞义的一般理解。从“术业有专攻”全句的义理来看，重点在于“专”与“攻”这两个字。各行各业都有所长，各有所专。因为能专，才能用其所长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必须明确的工作要点，如果培养学生，对其学习的专业掌握得不牢靠，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不能熟练地应用理法方药、辨证施治为病人解除疾苦，那就应该检查当今的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是否有改进的必要。中医院校主要是培养合格的中医药人才，在首先保证学好中医中药的前提下，学些必要的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知识也是应该的，这与西医院校的学生也学些中医中药的知识一样，在当前各学科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时代，要求学生的知识越开阔越好，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必须有个主次之分，那就是首先要学好中医中药专业课，否则，在教材份量和时间上不加限制，不但增加了学生的负担，而且顾此失彼，影响专业课的学习，从而也就培养不出“专业化”的人才。此即宋•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中“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之谓也。
“育才选士，为国之本。”中医人才的培养是解决“中医乏人”、“乏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1985年余任山东中医学院党委书记时，对中医人才的培养做了一定的工作。根据余习医的体会以及诸名老在言传身教中的熏陶，提出举办“中医专业少年班”的思路。在山东省委和教育厅、卫生厅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山东中医学院中医专业少年班，经过反复论证，经上级批准，1985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学员。少年班的学员是从14~16岁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招收，学制八年，包括三年预科和五年本科。在预科学习阶段，主要课程设置有：高中的数、理、化，加文、史、哲和中医的启蒙著作，如《汤头歌诀》、《药性赋》、《濒湖脉诀》、《医学三字经》、《医宗必读》、《医学心悟》等，学好古汉语和一门外国语。本科学习阶段，在继续学好古汉语及一门外国语的同时，主要学好中医的四大经典著作，兼学一些历代中医名著的原著，以及一些必要的现代医学知识，后期进行专业定向带教和培养。
试办“中医专业少年班”，是中医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重要举措，得到了国内兄弟院校的支持和拥护。本着改革的精神，举办中医专业少年班，从少年时期就确定其牢固的专业思想，培养其对中国医药学这个伟大宝库的浓厚兴趣，立志在发掘这个宝库中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毫无疑义，这是时代的需要，是振兴中医的需要。我坚信，经过八年的正规中医教育和进一步深造，这批年轻的学员们，将成为中医药战线上的生力军。《名老中医之路》一书，征集了国内知名的中医专家，著文谈自己的治学与成才之路。绝大多数的名老，都是靠自学、师承和家传这三条途径自学成才的，而绝大多数又是从少年甚至童年开始，受到家庭或亲朋的熏陶，先学文，或医文并进，或先学中医启蒙著作，背诵歌诀及原文，后再拜师解惑，由浅入深而登堂入室的。事实说明，要想培养一代名医，必须从少年开始就打下牢固的基础。不少名老中医体会到：学好中医，必须学好古汉语，学好文、史、哲。在课程设置上，进行一些大胆的删繁就简的改革，才能真正解决中医后继乏人和素质下降的问题。这也是我力挺创办中医专业少年班的缘起。
兴办中医专业少年班，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扭转中医后继乏人和中医素质下降的被动局面。不抓紧培养专业人才，只是口头上说要扭转被动局面，那是不现实的。要把后继乏人转变为后继有人，把素质下降转变为提升素质，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而青少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这代人的希望所在。所以，办好少年班的责任是很重大的。此即“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之谓也。
中医专业少年班的特点是：这些青少年学员对于中医药这门专业，可以说还是陌生的，所以必须了解中国医药学的基本知识，为进一步学习、掌握、应用、拓展我国的传统医药学奠定牢固的基础。宋•欧阳修在《吉州学记》中有“教学之法，本于人性，磨揉迁革使趋于善”的记载；宋•张载在《语录抄》中尚有“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的论述。鉴于此，故前期着重学习基本知识，后期进行定向培养。中医有分科，如内、外、妇、儿、骨伤、五官、痔瘘等专业。而其基本理论、治则、治法、方剂、药物等则是具有共性的。特别是理论，如阴阳、五行、脏象、经络、俞穴以及四诊、八纲、治则、方药、针法、灸法、推拿、按摩等，对男、妇、老、幼诸疾皆可通用。昔秦越人过邯郸，闻赵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入咸阳，闻秦爱小儿即为小儿医。说明男妇老幼的患者，内外疾病的治法，既有它的特殊性，又有它的一般性。经过系统学习，全面掌握，就能得到确切的效果。体现了中医“一专多能”的特色。这对于方便群众就医特别是在荒山僻岭的农村，是有积极意义的。应当说少年班的前期或后期都是打基础的，首先必须把中医的基本理论学深、学透，那才是有坚实的基础。过早地定向分科是会带来片面性的。故课程的安排，宜精不宜繁。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启发式而不是灌注式，循循善诱，热情爱护。此即颜渊评其师“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之教学方法。
清•程文囿云：“夫医之为道大矣哉！体阴阳五行，与《周易》性理诸书通；辨五方风土，与官礼王制诸书通；察寒热虚实脉证，严于辨狱；立攻补和解之陈，重于行军，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而清•刘奎又有“无歧黄而根底不植，无仲景而法方不立，无诸名家而千病万端药症不备”之论。由此可见，中医药学的内容十分丰富，故其基本知识必须牢记，方能运用自如，才不致于临阵磨枪。如脉诀、汤头、药性、经络、穴位等都要熟记，甚至连《内经》、《伤寒》、《金匮》等一些经典著作的条文也应该熟烂胸中。青少年杂念少，记忆力强，传统的学习方法，对有些必读书，就是要背诵。从幼年开始，用其所长，该熟记的要能背诵，才记得牢、用得上。人到中年，理解力强，而记忆力不如青少年，往往开卷了然，闭卷茫然，似有所知，而胸无定见。特别是对方剂的组成系由哪些药物，共有多少味，如果记不清楚，应用起来就困难多了。幼而学，长而行。用传统的方法，对有的书要背诵是可行的。但必须注意一点，不能死背、死记。特别是那些启蒙书，都是用文言文，或用韵文写的。青少年刚入学，首先碰上的就是文字关，这一关过不了，会给学习带来很多困难，所以教学的方法很要紧。不管教哪门课，第一要先教他们识字、写字；第二要让学员懂得文义，这样才有助于理解。韩昌黎《师说》首先提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就是要给学生传授知识，讲清道理，解除疑惑。汉代称“文字学”为“小学”，因儿童入学先学文字故名。隋唐以后，成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总称。故文字学、古汉语都是基础课。余建议文字学，古汉语的课应结合初学必读书讲授，并加书法课，真正理解中国字的创字自内涵。对此，明•缪希雍在《本草经疏》中有精辟的见解：“凡为医师，当先读书，凡欲读书，当先识字。字者，文之始也，不识字义，宁解文理？文理不通，动成窒碍，虽诗书满目，于神不染，触途成滞，何由省入？譬如石墙，亦同木偶，其拯生民之疾苦，顾不难哉？”
知行合一，重在实践，此乃古今贤哲之治学方法。如唐•韩愈在《复上宰相书》中有“愈之强学力行有年”句。“强学”即勉励学习，“力行”，即努力实践。故中国医药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单有书本知识不联系实际是不行的。古人说的“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确是千真万确的经验之谈。再者少年班的实习问题，一定要预为之谋。实习基地，带实习的老师，实习的方法，都要规划好。多采用以师带徒的办法，一位老师带几个人，不宜过多。让学生先细心看老师是如何诊病和立方遣药的。继而可以协助老师问病，代写简明病历，然后由老师诊断后代写处方。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等病家走后再问老师。这样边看边做，结合实践，亲身体会学到的书本知识是如何巧妙地用于临床的，才容易入门，才能学到技术。此即《医宗己任编》所云：“学者善悟其妙，而以意通之”之谓。对此民国中医教育家恽铁樵亦有精辟的论述：“治医必明病理，究药效。理论必与事实相符，如此然后有进步。”强调了理论与事实相符是进步之原则，不合此原则者，不可为训。
同时中医和中药向来是不分家的，知医必须懂药，学药也必须知医。少年班从一开始，就应该树立医药统一观。要教会学生认药、识药、鉴别药，还要教会学生切药、炒药、炮制药，既要熟记药性、汤头，又要会制膏丹丸散，方能医药一体，独立工作。
孔子提出的“学而时习之”，以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和“温故知新”等传统的学习方法如能正确地掌握结合应用，一定会取得好的效果。
指陈当世之宜规画亿载之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一条明文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卫生部向中央请示报告中指出：应“充分肯定中医药学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所独具的优点和优势”。明确指出，“要把中医和西医放在同等重要地位发展”。早在1958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邓小平总书记提出：“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1991年江泽民总书记又提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振兴中医中药事业”。中医要发展，中医要提高，写进了我国的宪法，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有明确的指示和殷切的期望。在举国上下，中医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事实，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不少曲折和障碍，但从主流看，中医事业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有口皆碑的。2001年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儿科分会二届三次会议在大连市召开，届时余虽然已离开中医药高等教育所在的岗位，但对此次会议的召开，余带着“非参加不可”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毅然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就中医教育之现状及中医药儿科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问题，自抒己见，做了“对培养中医药专业高层次人才之我见”的发言，意在“指陈当世之宜，规画亿载之策”。
（一）中医教育之现状中医药高等教育起步较晚。建国前，除北京、上海等地有人创办国医学院外，其他省市办中医学校者有，但办高等中医药院校者，则寥若晨星。建国后，在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重视和关怀下，批判了歧视中医的现象，为此毛主席作了不懈的努力，为办好中医药高等教育，培养中医药高等教育师资，各省市相继办起了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1955年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办起了中医学院，学院的师资多来自进修学校的教师与学员。1958年毛主席对卫生部关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报告，作了批示，各省市中医药高等院校相继创办，到1998年全国已有中医药院校29所，民族医药院校3所，在校学生5.3万人。1978年首次招收中医药研究生，1981年正式建立中医药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制度，实现了与国家学位制度的接轨。建国五十年来，中医药高等教育取得的辉煌成就，无容置疑，应当予以充分肯定，这是主流。但就余在山东中医学院工作过的三年，以及到山东省卫生厅分管中医工作七年的实践，对中医药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余认为也相当突出，主要表现在：
1、专业思想不稳
下文缺如。。。。。。。
学深为师，德高为范
——学师张奇文医绩概述
柳少逸
（一）
古之医师，必通于三世之书：一曰《神农本草》；二曰《灵枢针灸》；三曰《素女脉诀》。脉诀可以察证，针灸可以去疾；本草可以辨药，非是三者不可言医。
——清•王士雄《潜斋医话》
学师张奇文公，三世之医也。公山东寿光人，幼承师训，受业于其四祖父张世恩公，先熟诵《药性赋》、《汤头歌诀》、《频湖脉决》等中医启蒙之著，及长学研《四书》、《五经》，其后上溯《内》《难》、《伤寒》、《金匮》，下贯汉唐以降之诸家医籍。及入昌潍医校，学贯现代医学。中西合参，躬行于实践，从而成为一代名医。习医之初，公之四祖父以范文正公“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言启迪，尚有“大丈夫不能为宰辅以善天下，即当为国医以济万人”之庭训。在公从医五十余年后，作为山东烟台中医药专修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在一次开学典礼上，当谈及其庭训时，奇文公感慨而言：“盖良相燮理阴阳，平治天下；良医燮理阴阳，挽回造化。故医为仁术，功与良相同。”并以龚信之语与师生共勉：“为医者，当心存仁义，博览群书，精通医理，洞晓阴阳，明知运气，药辨温凉，脉分表里，治用补泻，病审虚实，因病制方，对证投剂，妙法在心，活变不滞，不炫虚名，惟期博济，不计其功，不谋其利，不论贫富，药施一例，救死回生，恩同天地。”此语当为公一生之写照矣。尤其是从卫生厅厅长位置退下后，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精神，在家乡潍城早春园，办起了百寿堂中医药人才培训中心，用“师带徒”方法培养后继人才，沉潜社区，服务百姓，造福一方。临证以十全计上律己，不以九折称良，深受半岛百姓的爱戴，被誉为“厅级郎中”。比纵古贤，正如晋•杨泉在《物理论》中所赞：“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据云，原山东省委苏毅然书记问于公曰：“奇文同志，您退休后，有什么感想和转变？”公风趣地向这位关爱他的老领导：“有两大改变和感想，一是从坐‘奥迪’到‘搭的’；二是从吃‘大酒店’到吃‘路边小店’，我与人民群众越来越近了，就是想为继承和发扬中医药事业做点实事！”
公之诊室，有其自撰几副对联悬壁：
“早春园春来早年年都是春长在；福寿街百寿堂天天皆为长寿忙。”
“医易相通义理燮阴阳救死扶伤为己任；药针结合精华含日月活人济世体天心。”
“医术亦天工应世以仁慈为本；药材原地宝救人惟危急当先。”
每当步入公之诊室，余均驻足此联处良久，思绪连绵，感慨万千。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岱年先生称“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为中华民族之精神，伟哉张公，医界楷模，为后学师。
（二）
三折肱知为 良医。
——《左传》
为继祖业，弘济世活人之志，公于1954年考入昌潍医校。在学习西医之余，组织课外中医研究组，受到校长关注，1957年以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时值国家实施西医学习中医政策，公于翌年调昌潍地区人民医院中医科工作，拜晚清秀才、儒医郄秋浦，名医曹同文为师，尽得其传。公深谙“医者，理也，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致其约。能知天时运气之序，能明性命吉凶之数，处虚实之分，定顺逆之节，察疾病之轻重，量药剂之多寡，贯微洞幽，不失细节，方可言医”之道。学博古今，法弘中西，成绩斐然，而成为一代名医。公视救死扶伤为医者天职，以必重医德而守原则为己任，以德医共馨而誉满昌潍地区。时于1960年被评为全国劳模，出席全国文教卫生“群英会”。1962年又拜名老中医蒯氏祖传三代儿科专家，潍坊市中医院蒯仰山院长，程门立雪，凡五易寒暑，尽得蒯公小儿科家传之秘。其后出任潍坊市中医院院长。1979年调山东中医学院任中医系主任，其后历任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兼省中医院副院长，潍坊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山东中医学院党委书记，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作为学科带头人，现为中国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会长、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
奇文公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以博取、精思、历试的治学方法而成为饮誉中外的中医学家。公医声远播，尚多次出国讲学，并出任澳洲中医学院特聘资深教授，澳洲全国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名誉会长。
（三）
针灸药三者须兼，而后可与言医，可与言医者，斯周官之十全者也。
———明•高武《针灸聚英》
历代德高望重有真才实学的名中医，都具有雄厚的文史哲基础而精于医道，故有“文是基础医为楼”之说。这实际形象的说明了医学巨匠大师们的知识结构。奇文公学贯古今，术兼中西，精通经史，熟谙诸子百家。其知识跨越专业界河，纵横捭阖于不同领域，是一位以博取胜，以通成才，又在中医儿科学有建树的中医学家。《内经》有“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数术”和“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之论。孔子曰：“通天地人曰儒。”医亦同之，《伤寒来苏集》季序对此则有精辟的论述：“世徒知通三才者为儒，而不知不通三才之理者，更不可言医。医也者，非从经史百家探其源流，则勿能广其识；非参庄老之要，则勿能神其用；非真彻三藏真谛，则勿能究其奥，故凡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星辰，风雨寒暑，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避之异域之物，与夫人身之精气神形，脏腑阴阳，毛发皮肤，血脉筋骨，肌肉津液之属，必极其理，夫然后可以登歧伯之堂，入仲景之室耳”。奇文公儒医也，其常以“凡学医必须参透儒理，儒理一通，学医自易”之语晓喻后学。公对中医“整体观念”、“天人合一”、“辨证论治”、“医药结合”、“针药结合”的观点，均有深邃的理解，故尔在小儿腹泻、百日咳、麻疹肺炎、痢疾、婴儿瘫等疾病，结合温病学说，循天之道，而冶伤寒与温病于一炉，溶扶阳气，存阴液于一体，取得卓效。它如小儿扁桃体炎、上呼吸道感染，均结合时令，加减化裁，亦取可喜疗效。奇文公长于儿科，且内外妇儿皆有所长。而对扁桃体肿大、鼻息肉，胆囊息肉，及妇科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的临床研究亦有建树。同时又以海不辞水，山不辞土石之勤学精神，而熟谙针灸、推拿、气功等非药物疗法和外治法。并集古今灸法之大成，主编了《中国灸法大全》。
公一生忙于诊务，勤于笔耕。即使在行政任高职时，也悬壶笔耕。先后主持和主编出版了《实用保健学》、《儿科医籍辑要丛书》、《古今儿科临床应用效方》、《妇科医籍辑要丛书》、《中国灸法大全》等十余部大型著作。作为学科带头人，近20年来，主持并召开了18次全国性儿科学术会议，为了学习名医临床经验，褒扬名医医德，研究名医学术思想，奇文公尚先后主持召开了全国性的“钱乙学术思想研讨会”，及现代名医“江育仁学术思想研讨会”、“董廷瑶学术思想研讨会”、“王静安学术思想研讨会”。“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奇文公通过对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的研讨，展示的是中医界的一座座丰碑。从每位医家的医学建树、可见其治学之艰辛。医不在高，技高则名。亦即荀子所云：“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人备焉。”奇文公之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医学术特点，且具有纵向继承、横向融合的特点，并有开放度、包容度极高的内涵，是在汲出了同时代的科学知识，并融合了古今医药知识而形成其学术思想，故尔研究张奇文学术思想，学习其医疗经验，弘扬其医德医风，是我们山东乃至全国中医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
盖闻不朽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圣道固然，而医何独不然。
——清•徐大椿《内经要略》序
“医之为道，所以续斯人之命，而与天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2003年，“非典”疫情牵动着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心。自“非典”疫情公开以后，这位已不在领导岗位的“厅级郎中”，虽不能亲临防治“非典”第一线，公以大医精诚之心时刻关注着疫情的发展趋势，并日夜思考和查阅资料，关注中医中药在这场无硝烟的战斗中如何发挥作用。奇文公从总结1954、1955、1957年中西医结合抢救流行型乙型脑炎、及1960年抢救重症麻疹肺炎的经验中，认为“非典”属于中医“疫疠”、“瘟疫”范畴，中医中药治疗“非典”是可行的。抗击“非典”应让中医中药进入“主战场”。公夜不能寐，考虑再三，于2003年5月16日，以“八点建议”直书吴仪副总理——为防治“非典”，应充分重视和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给吴仪副总理的一封公开信。
信的前四点乃阐述其信的主题：中医中药进入防治“非典”之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坚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上下，万众一心，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定能打赢这场无硝烟的人民战争。其后四点乃对目前中医政策、中医医疗、中医教育存在的弊端及中医事业的发展意向，直抒己见。“希望吴仪副总理在振兴中医问题上，能象抓抗击“非典”一样，为造福子孙后代，弘扬先进的民族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并声称此乃其上书的“唯一心愿”。事后当余阅其底稿全文后，感慨万千。徐相任《在医言医》之语浮于脑际：“儒之从政，医之行道，皆以救世济人为其责任者也。”张公上书之为，实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亦乃“医，任道也，而必智以先之，勇而副之，仁以成之”也。
家父吉忱公六十年代，与奇文公同为山东省中医学会理事，二公以学术交往甚密，均活跃于山东中医学术界，故余得以以弟子礼问道于张公。在余从事省中医学术活动和创办中医教育时，均得到时任副厅长的奇文公的支持和关注。公出任山东烟台中医药专修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多次到学校视察并做学术报告。时至公悬壶潍城，创建百寿堂时，余则得以程门立雪，问道于公。时至公七十寿辰、及公之《杏林春秋》付梓之际，特作此文，并以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华序》之言赞之：“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阐发蕴奥，聿著方书，此立言也。一艺而三善咸备，医道之有关于世，岂不重且大耶！”
2004年12月5日，原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著名中医学家张奇文主任医师对柳少逸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一文的批语：“文笔流畅，情真意切，可见功底深厚，阅历渊博，实属难得人才”。
张珍玉 （1920.11～2005.5.23）男，山东省平度市人。中共党员。全国著名中医药专家、山东省第四、五、六届政协委员、山东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中医学家，第一批国家级名老中医张珍玉教授，是入选“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课题的全国百名中医专家之一。基础、临床两擅其长。
张珍玉，1920年11月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16岁中学毕业随父习医。在其父指导下，他四大经典手不释卷，金元四大家之作孜孜以读，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业医始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已见成就，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名医。
1952年青岛市中医学校成立时，作为优秀青年中医首批被安排进修。1956年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成立，又作为师资培养对象首批被推荐入学。1958年作为高水平师资培养对象被选派赴南京参加卫生部主办的中医教学研究班深造，1959年调入山东中医学院执教，成为该校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创始人和奠基者。1978年晋升为副教授，并经遴选成为硕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晋升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曾历任山东省第四、五、六届政协委员。先生多次主持自编教材，参加全国统编教材的撰写，相继担任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教材编者。
张珍玉教授出身于中医世家，从少年时期便随父学医，几十年来勤于实践，勇于创新，精通医理，医术精湛。他倾毕生精力，为百姓解救病痛，向不问贫富贵贱，业医甲子，活人无数。及至晚年，不顾年事已高，常年奔波于诊疗一线，凡危重急症，每获奇效，深受业界同仁和广大患者的尊敬与崇拜。他从事高等中医药教育近半世纪，向学育人，学富五车，造诣极深，成就卓著，是全国中医基础理论学科的奠基者和理论发展的开拓者之一，为中医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熏桃李遍天下，熏享誉海内外。他治学严谨，编著、出版的高校教材和学术著作２０多部，发表的学术论文５０多篇，积数十年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经验，创立了许多广为学术界公认的新理论和成果，为我国中医药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曾荣获“全国优秀教师”、“中华中医药学会成就奖” 、“山东省科技兴鲁先进工作者”、“山东省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名老中医药专家”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并被录入《英国剑桥大学世界名人录》、《中国当代名人录》、《山东省有重要贡献专家名录》。先后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理论研究会委员、全国内经委员会顾问、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山东分会理事、常务理事、中医基础理论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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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生：伤寒界一代宗师
http://www.fubusi.com 2006-2-10 15:58:00 医药经济报
李培生
李培生：湖北中医学院教授，我国著名中医学家、伤寒学家，全国首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指导老师，中国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顾问。
从１９３６年开始，李培生撰写了论文、论著等８０多篇（部），还多次主编《伤寒论》高等院校教材以及函授教材。其中三部伤寒学著作《柯氏伤寒论翼笺正》、《柯氏伤寒附翼笺正》、《柯氏伤寒论注疏正》是李老全面研究《伤寒论》各家的注疏，结合自己提出的“医理重于文理，文字平正通达”的研究方法，前后历时３０多年完成的力作，这三部伤寒学著作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思想体系，填补了中医学术的一项空白，因而，李培生被誉为伤寒界的一代宗师。
师从百家，博采众长
１９１４年１月，李培生出生于湖北汉阳县一个中医世家，他的父亲曾是前清的一位秀才，通晓诗文。受家庭的熏陶，李培生立志行医。父亲是他的第一位师父，在教授他医学典籍的同时，亦旁及各科，这使得李培生有了深厚的儒学修养，也为他以后全面研究伤寒学打下了基础。１５岁时，李培生已经能随父外出应诊。１６岁那年，父亲因病逝世，李培生遂独自悬壶于汉阳县一带，开始了他漫长的行医生涯。
李培生认为，要做一名好医生，必须多闻博识、精通医理，但他觉得自己才疏学浅，因而广觅良师。恰好当时的名医恽铁樵在上海开办了一所中医学校，招收函授弟子，李培生得知之后立刻报名学习。恽铁樵有两子因为感染伤寒而殒命，因此拜伤寒名家汪莲石为师，最后成为一代名医。受恽铁樵先生的影响，再加上上世纪３０年代人民生活疾苦，一旦遇上疫病流行，不少人因此丢掉性命，甚至出现尸骨横陈、新坟累旧冢的情形，促使李培生选择了“伤寒”进行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武汉战火纷飞，李培生不得已回乡避难，在汉阳官桥李家集一带行医。有一年冬天，附近福兴杂货店老板的岳父咳喘旧病复发，用方无数，病情仍然反复不定。李培生前去诊治，改前方疏肺化痰之剂为温肾益阳固本之法，用药五剂之后，病人的病情大为好转，杂货店老板大谢不已。不过，李培生却发现，药方对证，病人按理应该痊愈才对，但是病人在稍稍活动后仍然是喘息不已，体力不支，这让他甚感疑惑。正好李家集上的仁育堂药店有一位老中医，行医几十年，虽然名声不旺，不过经验老到。李培生于是持方前去请教，老中医见他虚心谨慎，欣然指点，建议多加一味理气平喘的沉香，李培生听从了他的意见，在方中加入沉香，最终病人痊愈。那时未到而立之年的李培生已经小有名气，但他仍能虚心诚恳地求教于同道，这件事成为当时盛传的一段佳话。
凌耀星，女， 教授, 硕士生导师，教学顾问.
明代御医凌云第十六代嫡传。全国著名内经专家。从教50年。
1、工作经历：
1936年松江女中高中毕业后，随父亲凌禹声学习中医，并临床侍诊，后自设诊所。
1956年进上海中医学院任教，历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顾问等职。
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教学组长。内经教研室教学顾问。
曾任卫生部全国高等医学院校中医专业试用教材编审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客籍教授等职。多次应邀赴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
2、获奖及荣誉：
负责卫生部科研课题“中医古籍整理丛书·黄帝八十一难经整理研究”，94年度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享受国务院津贴。
培养硕士生6 人。
3、主要著述：
主编《实用内经语句辞典》、《难经校注》、《难经语译》、《中医治癌秘诀》、《中医治疗疑难病130例纪实》等五部中医专著。
4、发表论文：
发表中医学术论文60余篇。主要论文有：
祖国医学对癌证的认识和治疗 吉林中医药 1980（2）4-7
教学《内经》的体会 山东中医学院学报 1981（4）：9-17
《黄帝八十一难经》的学术思想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90（5）：37-40
论三焦的两个系统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81（10）48-50
剖析《黄帝内经》的唯物论观点 医学与哲学 1982（8）：32-34
《内经》中虚实的含义 光明中医 1988（5）26-27
也谈《内经》血海有余与不足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88（11）45-46
《内经》韵校两例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88（1）：39
《内经》中“气”与“火”的基本概念 光明中医 1989（2）：27-29
《内经》对脏腑辨证的启示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91（6）：1-4
《内经》对脏腑辨证的启示（续）上海中医药杂志 1991（8）：35-37
譬喻与通感---《内经》的两种修辞手法 医古文知识 1991（1）：26-29
精神活动调节中的心肝肾轴现象 江苏中医 1992 13（2）：37-39
施维智(1917～1998年)，男，江苏海门人。家传五世伤科。自幼从父学中医理论和内、外、伤科专业。1938年来沪开业，先是统理内、外、伤科，嗣因伤科疾患就诊者日增，遂专业伤科。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卢湾区中心医院中医科副主任、主任、中医门诊部主任、副院长，上海市香山中医医院名誉院长，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员，兼中国中医研究院客籍教授，中国骨伤科学会顾问，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1959年荣获卫生部颁发的“在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方面表现积极、成绩颇佳”奖状，并被评为1959年度上海市先进卫生工作者。1990年被聘为全国首届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继承班导师，1995年被评为上海市名中医。
著有《伤科传薪录》及“骨折的诊断与治疗”、“谈骨折三期分治”、“中医伤科简史”、“阴阳五行学说在伤科临床上的运用”、“中医中药治疗腰椎管狭窄症的探讨”、“股骨颈囊内骨折的中医疗法”等论文20余篇。
施杞
施杞（1937年-），男，汉族，江苏省东台市人。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1963年上海中医学院医疗系毕业，曾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骨伤科主任，教研室主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目前兼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医骨伤科学会会长、上海市中医药学会会长、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科委中医药专业委员会主任、世界中医骨伤科联合会执行主席、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评审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评审委员，全国中医药临床医学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新药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九五”国家中医药科技攻关专家委员会委员等。1993年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评选为上海市名中医，1996年评为第二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班导师。被美国普林士顿大学、新加坡中医学院、日本关西针灸大学、欧洲中医学院等8个国外院校聘为客座教授。曾拜全国著名老中医石筱山、石幼山教授为师，系统地学习研究中医骨伤科理论和石氏伤科经验，并兼收并蓄，吸收魏指薪、王子平等沪上名家的伤科特长，成为中医骨伤科的新一代学科带头人。他提倡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应取“一体二翼”的大鹏战略，即以坚持继承中医药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主体，以充分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并积极引入现代科学技术为二翼，实现在继承中创新，推进中医药事业在新世纪的腾飞。他重视中医骨伤科临床与实验研究，由他主持的《益气化瘀法治疗硬膜下血肿的临床和实验研究》1986年获国家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痹症的实验模型和现代病理基础》1990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益气化瘀促进骨折愈合的实验研究》1990年获上海市卫生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发表论文65篇，参加二版、五版《中医伤科学》编写；担任《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骨伤科分册》编委，撰写“内伤”篇；担任《辞海》主要撰稿人，负责撰写骨伤科条目。主编《病案学全书》、《实用中国养生全书》、《上海历代名医方技集成》、《临床中医脑病学》、《中国中医骨伤科百家方技精华》、《历代中医学术论语通解》、《现代中医药应用与研究大系》、《骨伤科学》、《家庭实用中医全书》、《中国食疗大全》、《中国中医秘方大全》、《中国骨伤科学》、《中医骨伤科学》、《古医籍选读》等学术著作。主持召开12次全国骨伤科学术研讨会，参加5次国际学术会议，指导博士后1名，培养博士生10名，硕士生9名，带徒2名，带上海市中医希望之星2名。围绕“脊柱慢性损伤”开展系列研究，先后中标10项课题，在建立3个颈椎病动物模型的基础上，初步揭示了颈段动、静力平衡失调导致颈椎病发生和风寒湿加速颈椎退变的规律；证实咽喉部感染与颈椎病发生有一定相关性；中药有延缓椎间盘退变的作用。研究发现椎体骨赘形成主要是软骨终板软骨细胞化生的结果；提出椎体骨质疏松可能加速椎间盘退变；运用益气化瘀利水方药治疗脊髓型颈椎病有良好疗效，拓宽了该病的治疗手段。临床擅长医治各类脑病和脊椎病，对脑外伤、脑瘤、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骨折不愈合、骨质增生、骨质疏松及各类风湿痹证有较深入的研究。他崇尚易水学派，注重护养脾胃。治疗颅脑损伤等内伤，主张“瘀阻经络，从肝论治”；对于脊椎病及伤科内损病、杂病等主张“临证三辨，衷中参西”；治疗骨折，在分早、中、后三期基础上，予以“摸、整、稳、运、治、调”六法；治疗脱位，强调“一清、二巧、三稳定”的原则。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以气为主、以血为先、痰瘀同治、脾肾并养、内外兼顾、调治结合”的学术思想。
石筱山 石筱山(1904～1964年)，原名瑞昌，字熙侯。江苏无锡人。年少时，曾就于读于神州中医专门学校。后秉承家学，侍诊于父石晓山先生案侧。约于1924年临诊，事伤科，兼针、外科。1929年起与胞弟石幼山先生共设诊所。
1925年任上海市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特约医师，1956年上海中医学院成立后任伤科教研组主任，兼附属龙华医院伤科主任。此外，任上海市卫生局伤科顾问，上海第一医学院伤科顾问，华东医学院伤科顾问，中华医学会理事，上海市中医学会副主任委员兼伤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
先生除了从事临床工作外，五十年代起潜心整理文献，研究理论，对伤科的史略、病因、证治等深加探讨。著有《从医史中认识祖国伤科的成果》等伤科发展史的文章六篇，《病因及伤科病因的探讨》(与石幼山先生合著)，《“筋骨损伤”治略》，《祖国伤科内伤的研究》，《伤科论治一斑》，《脑震伤的理论控讨》(与石幼山先生合著)，《石氏伤科经验介绍》，《伤科讲义》(上海市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教材)，《石筱山医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