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hbffq
发表于 2013/10/10 09:37:23
唐由之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624094132.jpg
唐由之，男，汉族，1926年7月出生，中国中医科学院主任医师、研究员，1946年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
唐由之：中医光明使者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902104732.jpg
唐由之在给眼科医师们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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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由之为患者看病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902104758.jpg
与妻子陆丽珠一起做双秦滴眼液实验 ◆他凭借娴熟的金针拨障术，为毛泽东成功实施了手术。
◆他参与创办现代化的中医眼科医院和眼科研究所、组织成立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创办《中国中医眼科杂志》。
◆他桃李满天下，不仅培养了一批研究生，还培养了众多的基层医生。
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唐由之，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发展中医药眼科的四大宏愿：建一所现代化的中医眼科医院和眼科研究所；组织成立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组织成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创办一流的刊物《中国中医眼科杂志》，如今宏愿一一实现。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眼科集大成者，唐由之的成就来之不易。
花开花落两由之
1963年，唐由之将改进后的“白内障针拨术”带到了广西和福建农村，为农民治病，并举办了多期学习班，为当地培养了许多眼科专业人员。那时唐由之在眼科领域已经很有影响了。之所以能选中他给毛主席做手术，也非偶然。
1963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鲁之俊支持下，唐由之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基层，为农民治病。1968年至1969年他随同医疗队到广西农村，为农民服务，同时为当地培养了许多眼科专业人员。1970年至1971年又到福建省龙溪、漳州等地，从事金针拨内障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举办了多期学习班。那时唐由之在眼科领域已经很有影响力了。
改进的白内障针拨术因手术切口小，术后并发症少而被作为首选。该项研究在1966年得到卫生部组织的全国著名眼科专家的鉴定和一致通过。唐由之为党政领导人作了多次手术，恢复了光明，为祖国医学赢得了声誉。
让唐由之记忆最深的是为毛泽东主席了。
1974年，唐由之48岁，是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眼科主治大夫、负责人。春节前的一天，有人通知他去给毛主席看病。毛主席患老年性白内障，视力下降，看书已经困难了，只能模模糊糊地看清眼前的手指。这次从全国各地来的眼科专家有七八位，但中医师就唐由之一人。几次会诊后，大家都认为毛主席的白内障需要手术治疗。唐由之还了解到毛泽东有慢性肺心病，两年前休克过；咳嗽得厉害，咳嗽以后没有吞咽反应。针对这种情况， 大家反反复复地讨论手术方案，当时西医摘除白内障 手术切口大，咳嗽可能会造成手术意外、导致切口破裂、角膜裂开、房水、虹膜、玻璃体外溢等，非常危险。唐由之当年所用的手术是经过他精心研究改进过的“白内障针拨术”。唐由之自1958年起对白内障针拨术进行了从切口部位到术后并发症等的研究，证明了手术切口在角膜缘外4毫米处是科学的，他又进一步克服了术后发生青光眼等可能出现的问题。
手术只需几分钟，切口仅有2毫米，不需要缝合，技术成熟，它更适合年老体弱患者。截至1974年，在给毛主席手术前，唐由之已成功地做过数千例白内障针拨术。其中，难度最大的是柬埔寨前首相宾努亲王的手术。由于唐由之的手术技术熟练，手术很成功。宾努亲王手术的成功，标志着唐由之的手术水平当时就已达到相当高的镜界。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1975年，中央决定：由唐由之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7月23日，晚上11点左右，唐由之很自然地问主席：“考虑好做手术没有？”主席坚决地说：“做！”
手术室就设在毛主席的书房。 做手术那天，主席很配合。由于唐由之技术熟练，手术一会儿就做完了。等唐由之给主席眼睛包上纱布，问主席：“手术已经做完了，您有什么不适吗？”主席说“我还以为没有开始做呢！”深夜一点多，唐由之听到毛泽东主席醒来，便急忙来到他身边，他听到毛泽东在说什么，但唐由之听不懂，就问：“主席您在说什么？我没听懂。”主席就请张玉凤拿来纸，两个眼睛包着，写了：“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是鲁迅的诗，这首诗里有“花开花落两由之”。唐由之要求主席把这首诗送给他，主席签了一个字，就把这首诗送给唐由之。现在主席的手迹被珍藏在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了。很快，毛泽东能够自己看文件看书了。
继承和发扬金针拨障术
研究睫状体平坦部切口，发扬“金针拨障术”，解决了手术部位的问题，克服了古代白内障针拨术的近期并发症青光眼问题。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唐由之就在大学与同学经常探讨中医眼科事业的发展方向，探讨古法金针拨障术的玄妙。1958年开始作金针拨障术的动物实验，1959年开始临床研究。上世纪60年代初该技术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中西医结合会议上发表。唐由之在对古代金针拨障术的继承和发扬研究工作中，主要解决了手术切口部位和白内障针拨术的术后并发症的问题。
率先开创睫状体平坦部作内眼手术切口。唐由之通过博览群书，同时结合现代解剖学、病理、生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提出了睫状体平坦部作为内眼手术切口部位的崭新观点。以此部位为进针切口，进行眼科手术，经过长期随访，以及术后眼球的病理组织学观察，证明了在睫状体平坦部作手术是安全可行的观点有科学根据，从根本上解决了白内障针拨术后发生青光眼的可能性，为眼科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医眼科学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由之在中医眼科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闻名海内外，他担任过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眼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眼科学》分卷主编，欧洲中西医眼科学会名誉主席。出席了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并于1990年3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26届国际眼科学大会其中的中医眼科学卫星会。1985年“白内障针拨套出术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为中医药在临床医学领域中首次荣获国家科学3项技术进步奖之一。
中西医结合办最好的眼科医院
眼科医院的建立，是他四大宏愿之一，体现了他对中医眼科事业的热爱，体现了他关心热爱人民的情怀。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是在唐由之的努力下建立起来的。起因是由于广安门医院病房楼新盖好，当时眼科由于在全国影响很大，前来就医的病人很多，包括世界各地的病人，于是希望医院能多给批几间病房，可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批下来。唐由之就去找到了当时的卫生部长崔月犁，经过努力，1985年批准眼科医院立项。
1999年12月初，印尼总统瓦希德到中国访问，来找唐由之看眼病。因为眼科医院当时还没有建好，条件较差，唐由之曾建议他到中国西医条件最优越的几家医院看看。结果瓦希德考察了这些医院后，说：“眼科医院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是来找医生的，我不是来找好条件的。”在瓦希德的坚持下，唐由之和眼科医院的医护人员共同努力，给总统做了较全面的眼科检查。12月下旬瓦希德总统正式邀请唐由之赴印尼首府雅加达为他医治眼病。唐由之用中医的方法，给总统治疗一多月，病情有了一些好转。后来应邀又去印尼给瓦希德治疗一个多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件事不仅扩大了中医药在印尼及新加坡等国外的影响，也扩大了眼科医院在国内的影响。这件事让国家领导对中医眼科也重视起来了，加速了眼科医院的发展。唐由之提起眼科医院，就会自豪地说：“眼科医院的特色简单说就是中西医结合，也就是说，西医有的，眼科医院也要有。眼科医院已经有了很多，眼科医院还要有很多别人没有的，就是祖先传下来的一些东西，也就是中医眼科应该有机地与西医结合起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这就如虎添翼，给病人治疗起来有很多招数。”眼科医院在在唐由之和他的团队努力下，不断地发展壮大。
做事要先学会做人
他桃李满天下，不仅培养了一批研究生，还培养了众多的基层医生。他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以自己高尚的医德，为学生树立了榜样。
“做事要先做人”也是唐由之的行为准则。唐由之不仅临床经验丰富，看病效果好，他的教学水平也是出类拔萃的。1958年，北京中医学院刚成立，聘请唐由之代眼科课，他讲课，生动活泼，深受学生的欢迎，经常被列为教学观摩课。以至于40年后，唐由之当年的学生都还保留有上他课的教学笔记。
1978年以后，唐由之从事中西医结合眼科研究生的带教工作，中西医结合是他最大特点。他认为中医和西医各有千秋，所以他在临床上开药方的同时，会耐心地告诉您：“西医的治疗不要断，配上我的中药，您的病会好得快一些。”
他还能娴熟地运用西医检查技术和现代中药药理知识，遣方用药，往往屡见奇效。他给学生的第一节课，就是要求学生做事要先学会做人。对自己的学生，他经常讲自己在科研和医疗工作中的挫折和教训，不以成绩去掩饰教训。他认为在成绩和荣誉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教训。他还能不断去猎取新知识，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应用到临床，告诉学生怎么应用到临床。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学生少走弯路，吸取教训，避免失误。
1995年10月，一个患毕夏氏病的小伙子，在他父母亲的陪同下，表情淡漠地来到诊室。由于长期服用激素，小伙子已经很胖了。小伙子母亲说：“我们在北京大医院都看遍了，效果不太好，孩子也不想治了，来请唐教授看看，能不能治。”
唐由之仔细看过后，并没有给予开药方，而是跟小伙子聊天，先鼓励他不放弃治疗，给他做思想工作，还告诉他毕夏氏病的特点就是反复发作，一定要有耐心，要坚持治疗。因为当时小伙子的病正属于活动期，前房积脓1毫米，所以唐由之在中药处方中重用了消炎抗病毒的连翘、地丁等药，还特意在处方中重用了虎杖一味药。
当时他的学生是很不理解为什么用这味中药。病人走后，唐由之说：“现代药理研究，虎杖这味药有抗病毒的药理作用，在临床上如果遇到顽固的眼科炎症时，可以加入虎杖，会有帮助的。”病人在唐由之的鼓励下，一直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直到病情稳定。一年后打电话回访，得知患者的视力虽没有提高，但病情已经稳定，激素已经停用了，体型也恢复正常了，感谢唐由之的精心治疗。
唐由之对患者如亲人的高尚医德，对知识严肃认真的求学态度，使他的学生感触很深。他的学生清楚地记得一件事：1996年元月29日，陕西一名患者，在唐由之还没来到诊室的时候，就已经等着唐由之了。唐由之就问他：“怎么不舒服了？”患者说：“这几天眼睛有点不舒服。”唐由之就拿着眼底镜，面对面地看了很长时间，把检眼镜交给学生：“你去看看。”学生离患者很远时，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口味，当时就很反感，皱着眉头，强忍着，拿着检眼镜比划了一下，就出了暗室。唐由之问学生：“你认为是什么病？”学生也不敢肯定，犹豫半天，小声嘟囔了一句：“ 学生觉得他是糖尿病眼底病吧？”因为病人肯定地说他没有糖尿病。唐由之很自信地说：“就是早期的糖尿病眼底病嘛。”病人还是很坚持，说自己没有糖尿病。唐由之笑了：“我给你开几服中药，你再到内科找糖尿病科看看，好吗？”患者走后，唐由之很严肃地对学生说：“今天这个病人是故意让你看的，他的眼底就是一个典型的糖尿病眼底病变改变，你今天就没仔细看吧？眼底有3个血管瘤，周边还有出血，再加上典型的糖尿病口气……”那天这个学生的表现是在唐由之的预料之中。这件事对学生思想触动很大，唐老对学生的影响让这个学生受益匪浅，她在工作中牢记唐老的话，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后来病人说，很感谢唐大夫，那天看过眼科后，在看糖尿病专科被确诊为糖尿病，控制血糖后，眼病也稳定了。
唐由之在长年的医疗工作中，待患者如亲人，特别是白内障手术患者，多是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老人，他经常搀扶接送病人进行检查和治疗，有时送病人上厕所，甚至为病人拿便器，倒尿盆。对待工作极端负责。不管是星期天，还是节假日，很少陪家人休息，都要到病房看望病人，观察病情，几十年如一日，深得患者及其家属的好评。
唐由之总是把自己的才智、技术和本领，视为人民的财富，在培养下级医师的过程中，总是耐心教诲，谆谆善诱，手把手地、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他希望更多的人热爱中医药事业，更好地掌握中医眼科的技能，为防盲、治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唐由之和所有取得伟大成就的科学家一样，在科学的征途上，经历了无数曲折和艰辛。
唐由之的四大宏愿，现已初步实现。唐由之表示，他将继续为四大目标的最终实现而努力，充实内涵建设，建立起一支中坚骨干力量，培养顶尖科研队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为中医眼科事业的继承和创新做出突出贡献而奋斗不息。（记者 樊岚岚 ）
唐由之小传
1926年 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1940年～1947年 拜师陆南山先生，并到苏州陆南山眼科分诊所应诊。
1947年～1951年 在杭州市上珠宝巷开设昆吾眼科诊所。
1951年～1952年 在杭州联合诊所工作。
1952年～1957年 就读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
1957年～1978年 历任广安门医院眼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科负责人。
1978年～1994年 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4年至今 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研究员。
hhbffq
发表于 2013/10/11 14:42:27
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13/10/11 14:48 编辑
程莘农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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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莘农，男，汉族，1921年8月出生，中国中医科学院主任医师、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1939年2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
程莘农：银针精绣东方文明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923103350.jpg
年近九旬的程莘农（右三）仍坚持在临床带教
◆在近70年的临床实践中，经他针灸治疗的患者有几十万人次
◆他主编的《中国针灸学》，至今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针灸医师资格考试的依据
◆他以唯一的针灸专家身份，当选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诵读“经书”拜师学艺
淮安市（2001年前为淮阴市）地处江苏省北部，京杭大运河畔，历史上商贾云集，名家辈出，素以“壮丽东南第一州”名扬大江南北。1921年8月24日当太阳浮出地平线的那一刻，程莘农在该市一家书香门第中诞生。
诵读“经书”拜师学艺
程莘农的父亲程序生为清朝末期科举秀才。在程莘农6岁时，其父就为他讲授《四书》、《五经》的含义和哲理，同时还让他练习书法。10岁时，父亲教程莘农学习《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诀》、《内经》、《难经》等中医学书籍。
5年多的中医书本知识学习和诵读，使程莘农有了扎实的中医基本知识，1936年春，其父怀揣数百元大洋，带其叩拜当地著名老中医陆慕韩先生为师。陆老先生看到程莘农聪颖好学，勤快俭朴，就从治病到行针、开方，都手把手地教。对关键问题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解，直到程莘农理解、学会并能独立掌握和运用为止。在父亲严格的训教、陆老先生的精心培养下，程莘农练就了一手过硬扎实的中医临证基本功。特别是在学习陆氏内科、妇科等杂病诊治方面，一脉相承。陆氏去逝前曾撰写《验舌辨证歌括》，后经程莘农收集、释注，整理为《养生草堂方案偶存》。因其接诊热情，疗效显著，药到病除，程莘农行医时，前来应诊的病人越来越多。有患者为了感谢程莘农为自己治好了重病，重获新生，就精心制作了一块“陆慕韩亲授程莘农先生医道”的牌匾，端端正正地悬挂在诊室内。
几十年来，程莘农高超的针术令数以万计的患者折服，在当地，患者对程莘农“小程先生”的称呼，闻名遐迩，传颂于乡间。1947年11月，程莘农获得“中华民国考试院”颁发的医师证书。他仍然边行医边学习，8年后，他以苏北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即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的本科班，从此踏上了他半个多世纪针灸生涯的征程。
甘为良医治病救人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迫切需要培养一批既有扎实的中医药理论知识，又有精湛医疗技术的学科带头人。1956年，程莘农从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第一期中医本科进修毕业后，组织选拔任命为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教研组长。他治疗疾病也从“用药为主”，转移到“用针”为主。他在研究针灸的同时，整理出版了《难经语释》。
1957年，程莘农服从国家需要，又调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任针灸教研组组长，负责针灸教学和科研。同时兼任该校附属东直门医院针灸科组长、副主任，主攻针灸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中风、三叉神经痛等病，取得重大进展。
1976年，程莘农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任针灸研究所经络临床研究室主任、针灸教学研究室主任、针灸研究所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副主任。1980年2月，程莘农当选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医专业组成员。
1976年“文革”结束后，依据当时有关政策，程莘农也结束了6年半的下放劳动，得以恢复了工作。采访时，程莘农说：“‘文革’时我有6年时间被剥夺了看病的权利，现在我要把丢掉的时间夺回来！”话间，他的双眼直视着没有终点的前方，好似追寻着那段失去的光阴的始点。
数职在身，各种繁杂和沉重的事务和政务不仅没有成为影响他给病人看病的因素，反而是他在纵观全局，了解更多医疗卫生工作情况的同时，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广大民众由于缺医少药、医疗水平低下而被疾病折磨的痛苦情景，更激发他努力学习提高针灸医术水平，为患者解除病痛的热情。依照惯例，程莘农已有这样高的职位和医术，并不需要每天在诊室坐班。可他几十年来，无论酷暑寒冬，每天清晨6点刚过，就步行来到诊室忙个不停。他带领的硕士研究生都知道他一踏进诊室就不喝水、不上厕所，不停地诊病。如今，他带出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工作中都保持了这一工作风格。
50多年来，经程莘农针灸治疗过病人有数十万人次之多。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每天诊治的病人平均达七八十人次。此间，他不断对自己的针法改进和完善，创造了“程式三才进针法（取天、人、地三才，即浅、中、深。进针时分皮肤、浅部和深部三个层次操作。先针1～2分深，次过皮肤的浅部，为天才；再刺到3～4分深，到达肌肉层为人才；三刺3～4分深，进入筋肉之间为地才），针灸疗效显著提高。
程莘农认为，中医药之所以能成为国粹，当今又成为我国科学发展的软实力组成部分，有其科学根据和道理。针灸作为中医药科学的组成部分，自然也有他的科学依据；针灸疗效显著，能治疗多种疾病是不容置疑的。
采访中，程莘农介绍了数件令人难忘的病例，在深深感悟中医针灸神奇的同时，更令人对程莘农高超的针灸技术产生无限钦佩。
程莘农介绍说，在他几十年的看病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病人都能在诊室或乡下遇到。有的小病三针两针就扎好了，也有的接受治疗的时间较长，扎得次数较多。1980年初，一位外地男性中年患者，瘫痪卧床多年，他听说北京东直门中医院有位程教授针灸很“神”，可以治好瘫痪，就由家人用担架抬着，来到医院求治。后来扎了两年针灸，几十个疗程辅以中药，终于使其痊愈了。最后一次针灸后，病人竟能自己自如地行走下楼梯乘车回家。
“神话”般的奇迹在众目圆睁下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有一年，印度驻华大使馆的一位官员来到针灸研究所，替其国内一位妇女咨询。当这位女病人从印度来到诊所，我才知道，她患三叉神经痛已17年，为治病辗转世界十几个国家的数十所医院，都不太见效。我仔细询问和检查病情，决定给她分两个疗程治疗，每个疗程扎10天，中间休息2天，再进行第二个疗程。就这样，经过20天的精心针灸，折磨这位妇女17年的病痛奇迹般的痊愈了。这位妇女回到印度后，也没有复发。”程莘农说。
患者治愈后，多次来函、来电表示要邀请程莘农到印度去，好让她们当地的医生亲眼见识一下中国的“神针”。两年后，程莘农一行受邀赴印度讲学，并为这位妇女的3所医院的医务人员搞了短期培训。
程莘农行医中，时时处处以“愿为良医”的祖训要求自己，无论对高官还是平民求治，都一视同仁，热情诊治。对实施治疗的场所和条件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只要方便病人治疗，就随时施治。
1976年，程莘农恢复工作不久，随单位医疗队赴山西省稷山县送医下乡。程莘农介绍说，那时送医下乡，每天是在农民家里吃派饭，今天在这家吃，明天就去那家吃，每天3毛钱，1斤粮票。有一天，去一户农家吃午饭时，看到这家女主人擀面条时好像心不在焉，若有所思。问她：“你有什么困难吧？”她说：心焦啊！女儿1天到晚老是摇头，怎么治也治不好啊！唉……！我就说给她扎扎看吧！头顶1针，脑后1针，就1顿饭的工夫，我吃完面条后给她起针，就去工作了，准备明天有空再来给她扎。第2天，当我去另一家吃饭时，看见那个小姑娘和她妈妈已经在这家等我了。她妈妈高兴地告诉我说，昨天您扎针后，她就没再摇头。我听后心里也很高兴，没想到会这么快速就见效。就这样我抽空给小姑娘扎了3次，小姑娘的摇头病就彻底治好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程莘农从1976年恢复工作后的30多年来，患者到中国中医研究院专家门诊部看病挂程莘农的专家号时，挂号费始终是1元。按照国家关于医院门诊挂号费规定精神：主任医师5元，副主任医师3元，普通1元。当问及程莘农为什么要实行1元钱的普通挂号费价格呢？他表现出对患者的无限同情说：“病人得病已经很痛苦了，减轻些负担总是好的！”一语道出了一位针灸专家的高尚医德。
撰写精典培育后人
1955年，程莘农任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针灸教研组组长，他一面负责针灸教学，一面结合工作和教学实际，撰写了《难经语译》（初稿），带领针灸教研组编写和绘制的“经络循行与病侯关系示意图”，受到卫生部领导的肯定，对学校中医教研工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程莘农调往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后，他除了做好教学管理工作外，还承担着教材编写和教具研制。期间，他与裘沛然、邵经明教授对针灸教材作了修订。他们大胆创新，引入针灸方解，改变了长期以来针术秘而不宣，习者无所适从的情况，成为当时公认的好教材。
1959年，由程莘农编写的《简明针灸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成为我国第一本规范系统的针灸学专业读本。1962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针灸学讲义（中医高等院校教本）》。1964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针灸学概要（国际针灸培训教材）》中英文本。1985年，印度有关机构内部印刷发行了程莘农主编的《针灸讲义（英文本）》。特别是1986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针灸学》中英文读本和中国台湾繁体字本后，中国针灸技术在世界快速传播。直到现在，《中国针灸学》仍是美国、墨西哥、巴西等国针灸医师资格考试的出题依据和评判范本。20多年来，《中国针灸学》再版20多次，成为国内中医药高校的必选教材。
在编写教材的同时，程莘农不忘针灸科研，并获得重要成果。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主持完成了“针刺镇痛和针刺麻醉”等重大科研攻关项目；他是我国国内最先对经络现象进行研究的人，曾任“国家攀登计划经络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他主持研究的“循经感传和可见经络现象的研究”成果，获世界文化理事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
几十年来，程莘农共培养出了20多名针灸硕士和博士。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已成为我国针灸学科的学术骨干。程莘农“带徒”很少说教，经常是“师做徒看”，亲身示范。有一年，一位外地研究生来所学习，表现得有些“飘飘然”，程莘农问其中医的28脉，结果这位学生费了很大工夫，才写出17种。程莘农当场一字不落地背出了28种脉象。从此，这名研究生开始虚心地学习了。
有一年，程莘农患了白内障，正巧有一名自己带的研究生要毕业，他拿来论文请老师修改。程莘农因为看不清字，就让学生把2万字的论文读完，程莘农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地听完后，认真、诚恳地逐章逐段地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程莘农一丝不苟、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让这位学生非常感动。
无论在中医进修学校，中医药学院，还是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医科学院），大家的共同感觉是，程莘农授课特别生动、吸引人，学生最易理解和领会。如讲到补中益气法时，他就把“百会”比作“升麻”，把“大椎”比作“柴胡”，把“气海”比作“黄芪”……非常形象地、轻而易举地让学生理解针灸与中药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讲持针刺法时，他说“手如握虎”，“伏如横弓”，并全身心、神情并茂地给学生演示，怎样达到“指实腕虚、气随人意”的运针意境。由程莘农总结并命名的“程式三才法”，集点穴、押指、穿皮、进针于一体，要领简明，便于习传，深受学生和学员们的欢迎。
弘扬国粹走向世界
上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与世界开始了较大范围的文化交流，中国针灸热也在许多国家迅速升温。应世界卫生组织要求，1975年，中国政府在北京成立了“外国医生针灸学习班”，后正名为“中国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第二年，程莘农被任命为国际针灸班副主任。从此，他又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开始辛勤耕耘。
程莘农承担针灸研究教学的几十年中，多次应邀到日本、印度、菲律宾、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南斯拉夫、瑞士、巴西、美国、英国、挪威等国家的几十个城市进行针灸讲学，出席国际针灸医疗学术交流会议，不仅有力拓展了中医针灸科学在世界上的传播范围，同时也使程莘农高超的针灸技术名扬四海，不少国外针灸科研、教学机构向程莘农多次发出任职邀请。虽然再三婉拒和谢绝，时至今日，程莘农还得兼任加拿大传统针灸学院名誉教授，美国中医针灸委员会名誉理事，墨西哥城针灸学会常务理事，南斯拉夫针灸学会名誉主席，挪威针灸学校名誉校长等职务。
尽管身兼数职，四处奔波，但他仍以主要精力在国内搞好国际学员的培训。学员们的学习热情和对中医针灸科学的笃信热爱，是程莘农精心施教的动力源泉。一些具有特殊身份或学后有成的学员在程莘农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时常引为自豪。十几年前，曾任瑞士国家总理的一位人士来我国学习针灸。程莘农问他为什么要学习针灸，他回答说，我当瑞士总理前就是一个医生。现在来学习针灸，不当总理了，我还可以当医生。在为前苏联培训9名针灸医师时，学员萨莎·卡强勤奋好学，细心钻研，程莘农热情施教，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萨莎·卡强回国后，先后担任了俄罗斯彼得堡针灸协会会长，俄罗斯针灸学会会长，在欧洲多次发起和主持召开了欧洲国际针灸会议，为中医针灸在欧洲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程莘农和萨莎·卡强仍保持着密切来往和交流，成为忘年之友。
对于来中国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学习的外国学员来说，都以能够得到一幅程莘农亲笔书写的“针”字书法作品而喜悦，得到一册有程莘农亲笔签名的《中国针灸学》而荣耀，如果再能珍藏一幅与程莘农的合影照片，更是莫大的幸福。29年来，凡到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学习的外籍学员，一踏进教室，就会收到一幅程莘农挥毫泼墨书写的“针灸传扬”四个大字的书法礼品。目前已被106个国家的数千名学员珍藏。
现在，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已经或正在使用或研究针灸，这说明以中医针灸技术为重要组成内容之一的东方文明，正在为人类健康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类世界在东方文明的照耀和浸润下将更加美好幸福！（记者 孙浩）
中国针灸学（程莘农）.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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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莘农主编 页数:673 出版日期:2000
简介:本书内容包括针灸发展简史；阴阳五行学说；脏腑；气血津液；经骆；输穴概论；针刺法；灸法及拔罐法；治疗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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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莘农教授医案3则.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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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程莘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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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bffq
发表于 2013/10/13 14:56:28
强巴赤列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624094342.jpg
强巴赤列，男，藏族，1929出生，西藏自治区藏医院主任医师，1947年起从事藏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自治区名藏医。
强巴赤列：藏医巨擘
他从青灯苦烛走来，一手捧着传统，一手牵着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年代，为藏医药开启新的一页；他论著上百，弟子近千，活人无数，集藏医药古老的智慧于一身，又无私无欲地播散开去；他以开放的姿态引进西医，以坚守的姿态护卫传统。作为门孜康最优秀的学者，他的人生历尽坎坷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624095430.jpg
强巴赤列手写的藏文处方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624095441.jpg
强巴赤列（左二）和他的徒弟们 ●他从青灯苦烛走来，一手捧着传统，一手牵着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年代，为藏医药开启新的一页；
●他论著上百，弟子近千，活人无数，集藏医药古老的智慧于一身，又无私无欲地播散开去；
●他以开放的姿态引进西医，以坚守的姿态护卫传统。作为门孜康最优秀的学者，他的人生历尽坎坷
6月8日，拉萨大昭寺旁的一座石砌藏式小楼，灿烂阳光下一片静谧。“国医大师”强巴赤列盖着厚厚的毛毯，躺坐在门口的椅子，身边5位徒弟在烧水、做饭。因为长期伏案，他的双眼已经失明，双腿也无法行走。
几天前，他离开生活了5年的藏医院住所，重新搬回这里，回到这座自己出生的老宅。82岁的强巴赤列声音低沉，言语不多，但当说起还俗结婚、率先入党的青春往事，突然间他放声大笑，皱纹绽放如花，笑声顽皮、得意而悠长。
这是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自幼接受严格的藏文学、医药和天文历算的训练，是同时代藏医药的集大成者，站在历史的潮头，他积极接受西医，编写了全套现代藏医药教材，让藏医药从寺庙走进学校，开启藏医药科研、教育和对外交流。他以特有的热情、智慧，为藏医药书写了一个新时代。
学业 “我学医是一位女活佛占梦决定的”
他是为数不多的既学习藏医藏药，又掌握藏文学和语法、天文星算的学生。
戴上老师亲手制作的绣着诃子和慧剑的帽子，是他最感自豪的事。
“我小时候耳朵长，头颅大，许多人都说我聪明，其实大脑袋的傻瓜有的是。”强巴赤列幽默地说。
强巴赤列的祖父和父亲在拉萨行医颇有名气，家境较好。6岁时，强巴被送到拉萨有名的私人学校，学习藏文30个字母和短脚、长脚书法。老师要求非常严格，考试不及格会挨打，或者让学生们按排名互相打耳光。“可能因为吃了父亲配制的藏药央金丸（智慧药）吧”，小强巴的确聪明，5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藏医世家的子弟，今后做医生是顺理成章的，但父亲一心想让强巴在噶厦政府中谋一官职。“我学医可没有像今天的大学生那样填志愿，是一位女活佛在神象前占梦决定的。”强巴回忆。
父亲去世后，母亲请一位有名的老尼姑为他的前途占卜。“我和母亲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尼姑面前，她久久端祥着我的面孔，念念有词地掷出手中的骰子，然后告诉我母亲说，这孩子不能当官，当官活不到18岁,如果学医，将来定会造就伟业，成为雪域高原上的大医生。”
13岁那年，母亲带着强巴去拉萨“门孜康”（拉萨藏医天文历算学院）向最有名的藏医大师、曾任十三世达赖喇嘛首席保健医的钦饶诺布拜师。巧的是大师年轻时曾向强巴的祖父学过医学，于是强巴9年艰辛而难熬的学生生活从此开始。
每天黎明起床，祈祷、背诵、听课、答辩，学习内容除了藏医学，还包括天文历算和藏语法。钦饶诺布大师认为天文历算对启发智慧有好处，藏文语法、书法也非常重要。藏医经典《四部医典》是强巴赤列学习的主要内容，书中20多万字的内容，他只花3年时间就熟记于心，深得老师喜爱。
为鼓励学生互相竞争，钦饶诺布亲自设计了一顶帽子。帽子前后绣着诃子和慧剑，代表藏医和天文历算两门成绩获得优秀，一共有三人获过此帽（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帽）。夏天采药期间必须戴上这顶帽子，校外的群众一看就知道这是优等生，没有帽子的学生深为羡慕。那个戴帽采药的夏天，成为强巴赤列前半生最荣耀的回忆。
在钦饶诺布众多徒弟中，强巴赤列的长相俊俏，且性情善良。恩师满意他的学习成绩，认为他是祖父的“转世灵童”，把全部祖传秘方传授给强巴赤列，还有清零算法等许多天文历法的诀窍。“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因为在我学医的启蒙时期，就遇到一位学业和品质高尚的大恩师。”
9年苦读中，还有段“小喇嘛抢走小尼姑”的插曲，他差点为此终止学业。那时，年轻的强巴赤列不甘寺院寂寞，爱上了美丽的德钦卓嘎，二人一起还俗结婚，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后来，得到家人和老师原谅后，他重新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也因此更加刻苦钻研。强巴和爱人牵手走过或风雨交加，或风和日丽的岁月，直到1979年德钦卓嘎去世。
事业 顶着压力办现代化藏医院
他像一名旗手，引领人们走过60年藏医药发展的历程。他任西藏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多年，创建了藏医学院、藏医院研究所、天文历算研究所，扩建了自治区藏医院。
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他编写了藏医史上第一套分科教材，如今藏、川、滇、青、甘地区仍在广泛使用。他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右眼失明。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开始了西藏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此时强巴赤列已是小有名气的私人医生。作为一名藏医，他对解放军医疗队的诊治方法有着极大的兴趣。有一天，他参观了解放军建立的人民医院，深深为儿科、妇科的技术吸引。他想先学习汉语，然后逐步学习西医，“像老虎有翅膀一样，藏医、西医结合治疗，效果更佳是我的远大理想。”
传统藏医治疗是不分科的，医生主要靠观察判断病人病情，检测手段比较单一。后来在强巴赤列担任自治区藏医院院长期间，他大力推动分科门诊，引进先进检测手段和仪器。“一些新的措施在开始遇到了阻力，有些人认为这样会使藏医学灭绝，但我还是顶着压力推行了下去。”执着地引进西医,使藏医在诊断和治疗方面有了创新和飞跃。如今，区藏医院已经发展成一所日门诊量几千人的现代化医院，藏药的科研也在强巴的推动下取得显著成果。
强巴赤列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藏族医生，他终生难忘1955年随青年参观团在北京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我不顾一切地走上前去握手，给他老人家献上了一串祖传的紫色佛珠，并把额头紧贴在伟人的大手上，顿觉有一股暖流涌遍我的全身。”入党就意味着对宗教的“叛变和背离”，周围许多人难以接受，一些友人对他疏远了，但强巴赤列对此从不后悔。
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执着，为藏医学的地位奔走呼吁着。民主改革初期，有人认为藏医院是宗教的产物，曾一度把藏医院改为以西医为主的综合医院。强巴心急如焚，四处解释藏医药学的科学性。后来，政府听取意见，提出要保护、继承和发扬藏医学。上世纪60年代，强巴和恩师钦饶诺布共同管理拉萨藏医院，师徒俩配合得十分默契，扩建古老的门诊部，成立了医学遗产整理小组，决心重振藏医药事业。
“文革”期间，在劫难逃的强巴赤列走到人生的谷底，成了“假党员”、“宗教迷信保护者”，被罢官、批斗。然而“破了陶罐得铁锅”，就是在这段时间，强巴赤列写出了10万余字的包括基础学、生理学、药理学、诊断学、病理学、内科学、外科学等11本藏医学教材。
他经常工作到夜里二三点钟，由于经常研读那些发黄的木刻书、细小如针尖的挂图说明和一行行蝌蚪般的藏文，强巴的眼睛开始发肿、流泪，有时就像针刺一般疼痛。两年过去，他的右眼失明了，而教材则迅速传遍藏、川、滇、青、甘等五省区的藏族地区，被评价为“第一次用现代观点深入浅出、系统总结藏医真正奥秘的科学著作。”
“文革”结束恢复院长职务后，他向区政府提出加强西藏藏医药事业的八项建议：一、重视老藏医，抢救医学遗产，二、建立天文星算研究所，三、修建现代化藏药厂，四、健全藏医药研究所，五、在西藏大学增设藏医系，六、搜集、整理和出版藏医古籍，七、建立一个有100张床位的藏医院住院部，八、把市藏医院改为自治区直属医院，促进全区藏医事业的发展。强巴赤列说：“当时不少人说这些设想‘胃口太大’，如今这八项建议全部实现，而且是超规格完成。”
为发扬壮大藏医药事业，强巴赤列多方沟通，积极斡旋。凭借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他呼吁解决了近千名基层医务人员的编制问题，创建了藏医学院、藏医院研究所、天文历算研究所，扩建自治区藏医院，倡导藏医传统管理模式与现代科学管理方式的结合。1990年，国家主席江泽民视察藏医院时说：“强巴赤列管理有方。”
医术 “国家级专家没有退休”
二十岁出头时，强巴赤列已是精通藏医和天文历算，能独立采药，背起药箱为病人解忧的医生了。
他始终工作在临床一线，对黄疸、高原病、“宁屈病”（窦性心动过缓）等内科病尤其擅长。
因为身体原因，强巴赤列现在已不能到医院出诊。但他还在藏医院的住所里，每天下午为病人看病，当时他说，“我是国家级专家，国家级专家不能退休。”但岁月和环境并不放过强巴赤列，由于不能随心所欲地开口、用手，徒弟次旦久美说：“有时他的情绪很愤怒。”
60年来强巴赤列几乎从未离开过临床。20岁时他已是一名小有名气的藏医，跟随钦饶诺布老师背着药包到拉萨八廓街一带的穷苦人和乞丐的帐篷中巡医，一边把脉，观察病人的尿液，一边送药送水，分文不取，当时贫富的悬殊、世界的不公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老师对他说，“病人是医生的儿女，有钱给治，没钱也要治；当官的给治，乞丐也要治”，他一直记在心头。
无论对高官显贵还是身无分文者，强巴的态度始终如一，他无私援助年老体残、智商疯癫的人，还长期免费为农牧区来的学生讲授知识。很多康复的患者和接受过他教育和资助的人，都把他视为身边的“活菩萨”和再生父母。
强巴赤列擅长诊治内科疑难杂症，注重提高临床疗效。上世纪60年代，他深入研究黄疸病，筛选了许多有效药方，主张藏医辨证，西医辨病。他提出用通气火运行之通道法治疗萎缩性胃炎，降气调血安神法治疗查龙病（高血压），用色妥久吉治疗慢性阑尾炎，阿嘎杰巴治疗心动过缓，用唐庆尼阿、阿嘎尼修等治疗高原性头痛等。
西藏是病毒性肝炎相对高发区，强巴赤列根据“赤巴其性热毒应按毒论治”的思路，提出肝胆热症本质为赤巴热毒，应用牛黄青鹏散、欧百尼阿方清肝热、解赤巴之毒邪。高原红细胞增多症是慢性高原病的一种临床类型，强巴赤列系统总结望诊、触诊、问诊特征，阐明饮食、起居、药物、放血等多种具体疗法。
一位在那曲工作16年，患“高原红细胞增多症”两年的男性患者，强巴赤列给出具体药物处方：早上服二十五味余甘子丸4粒，中午服用十八味檀香丸，晚上服用十五味沉香丸，间隔服用余甘子汤。15天后微调药物，早、中午同前，晚上服用二十味沉香丸，间隔服用婆婆纳汤和三果汤。5天后实施放血疗法。患者痊愈，至今不曾复发。
学术 中国科协第一位少数民族副主席
西藏气象台每天的天气预报必以藏医天文历算的推算作为综合参考，这与强巴赤列的贡献有很大关系。
他不断著书立说，对《四部医典》的历史源流问题作出定论，提出藏医对胚胎学的认识运用早于国外，在藏药红景天抗缺氧、藏药治疗萎缩性胃炎和肝炎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四部医典》被公认为是藏医学的基石，但原文是古老的颂体韵文，一般藏文水平的人很难看懂，需要用现代语言来解释。1988年强巴赤列对医典挂图做了注解，整理和翻译了《四部医典彩色挂图》，后又主编25万字的《藏医曼唐大详解蓝琉璃之光》，对80幅挂图（其中小图5000多幅）做了全面诠释。2006年，强巴老人虽然双目失明，但还是以惊人的毅力重新整理并主编410万字的《藏医四部医典八十幅曼唐释难蓝琉璃之光》，该书是目前诠释《四部医典》最有份量的著作。
“我付出的一切努力，就是想在有生之年把恩师钦饶诺布的功德传承下去，为后人留下一点财富。”在整理、翻译过程中，强巴赤列针对《四部医典》提出很多重要观点。他认为该书作者是公元8世纪西藏名医云登贡布，在总结藏族本土医疗经验时广泛借鉴了当时汉地、天竺和尼泊尔等地的医学发展成果。从而推翻古印度传本的错误观点，把藏医学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向前推进了800年，结束了历史纷争。
强巴赤列对天文历算一直很感兴趣，天文历算和传统藏医药密不可分，藏医诊疗疾病的脉象变化、放血疗法时间的选择、服药时辰、药材的采集加工等，都需要天文历算的帮助。强巴赤列做了大量调研，编写《西藏天文历算学简史及气象经验》，将罗睢盘应用于日月食预报和天气预报，提高了预报的准确性。直至今天，西藏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每天必与藏医天文历算的推算参照综合补充，强巴赤列对此有很大贡献。他主编的600万字的《西藏天文历算总汇》在国内外同领域尚属首次，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强巴赤列认为藏医药在今天面临两个挑战：人才和科技。为激励广大年轻人，他耗费 10年心血，查遍各地文献，为将近150名藏医学家撰写了通俗易懂的人物传，希望藏族青年从祖先身上汲取力量。他不遗余力地授课带徒，承担全国名老专家师承项目，带硕士、博士研究生，抓紧一切机会传授经验，数百名藏医药人才在他的教导下得以成长。
1990年他担任中国科协副主席，是中国科协第一位少数民族副主席。强巴赤列主持的藏药治疗萎缩性胃炎、运用现代诊断和藏药方法研究肝炎疗法、藏药红景天和茅膏菜抗衰老等多项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他还先后赴尼泊尔、日本、美国、中国台湾等讲学，推动藏医藏药走出去。
藏医经典中有句名言：“时常乐意为众生谋利益者是人之杰，恰似宝灯，不论油多油少灯芯粗细，无私照尽最后一丝光为止。”带徒、授课、著书，强巴赤列始终忙碌着，他就像名旗手，在近60年时间里引领藏医药人员走过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把藏医学带到一个全新阶段。
强巴赤列小传
1929年，生于西藏拉萨八廓街北街32号。
1934～1942年，布达拉宫文化学校就读。
1942～1953年，门孜康学习，攻读博士。
1953～1961年，任区团委办公室主任。
1961～1996年，西藏自治区藏医院院长，之后任名誉院长。
1990～1995年，西藏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中国科协副主席。
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西藏中藏医学会会长、西藏天文历算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名誉会长。
hhbffq
发表于 2013/10/14 15:36:08
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13/10/14 15:39 编辑
裘沛然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624094454.jpg
裘沛然，男，汉族，1916年1月出生，上海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34年9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上海市名中医。 裘沛然：鸿儒大医 http://www.satcm.gov.cn/file2009/20091222101745.jpg
裘沛然（左一）在为患者诊疗
◆ 他总结疑难病证治疗八法，持论伤寒温病学说于一体。
◆ 他以“人学”至理，倡“文化大道”，展一代鸿儒大医风范。 5月，裘沛然在上海交通大学出席赠书仪式，将自己最新出版的文化论著《人学散墨》赠送给上海部分高校学子。
6月，上海东方卫视播出“国医大师裘沛然”的人物访谈专题节目，裘沛然与主持人对话中医学与传统文化。
10月，裘沛然现身在上海举行的“中医药发展与人类健康”国医大师暨专家研讨会，就振兴中医药事业建言献策。
11月，上海中医药大学成立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国医大师裘沛然与中医和人文社科界的一批重量级人物受聘。裘老担任该中心名誉主任。
……
从这些不时见诸媒体的活动报道中，不难想见，已是95岁高龄的裘沛然以他的健康、智慧和赤诚，呕心沥血地书写着他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辉煌篇章。
丰厚扎实的理论学养、活人无数的方药实践、博学多识的儒学功底、能诗善文的艺文才情、高德大义的济世仁心，是对一代鸿儒大医裘沛然的真实写照。
人生苦短 学问无穷
他酷爱读书，医儒并修；他涉猎广泛，博采众长；他勤求古训，融会新知
裘沛然一生酷爱读书，居所多置书橱，藏书逾十万卷。他读书范围十分广泛，早年就学私塾和国学专修馆，除传统儒家经典，对哲学、史学、文学、化学、医学类书籍也广为阅读。后来致力于医学，但阅读求知面远不局限于医籍。他的藏书中文史类及其他自然科学书籍差不多占到一半。他常说，“读的书越多，越觉得自己知识的贫乏。人生苦短，学问无穷”。
读书之趣得之于少时机缘。裘沛然1916年生于浙江慈溪，7岁始入私塾，11岁就读国学专修馆，先生施叔范是当地硕儒，博学通达，仁爱好施，而督学甚严，要求他熟诵经史百家、唐宋词章。午夜一灯，晓窗千字，习以为常。业师的品格风范和教育启迪，让年幼的裘沛然初窥国学之门径，并虚心好学，手不释卷，循序渐进。
13岁时，裘沛然于念书之余跟叔父裘汝根（广西名医罗哲初弟子）学习针灸。除了经常侍诊左右，对针灸要籍、中医经典，他都择要背诵，渐次粗通医理。
裘沛然的青年时代，正值军阀割据，世事纷乱，复古、崇洋，各走极端。均与他经世致用之志不合，遂把人生理想寄托于医学一途。1931年他来到上海，求学于一代名医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教师大多是沪上医学名家，他学习更为刻苦认真，埋头读书，浸淫于医学和国学典籍。
凭借厚实的古文功底，以及博学强记的天赋，他用心钻研，基本掌握了中医四诊八纲、临床辨证施治的要领，尤其对中医重要著作《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千金要方》、《温热经纬》中的主要内容，都能熟读掌握。
他读书不限于课程安排，而是杂取百家。单以伤寒一类而言，就研读过数十家著作，如郭白云、成无己、柯韵伯、尤在泾及日人丹波元简父子之书，对莫枚士的《经方释例》和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亦饶有兴趣。温病方面，则旁及叶、薛、吴、王数家，尤偏嗜叶天士与王孟英的著述。另如金元四大家和李时珍、王肯堂、张璐、喻昌、张景岳、沈金鳌、林佩琴等医家著作亦通读一过。但他最爱读的还是历代的医案、医话，因为这一类书多是前人的临床记述。对于西方医学和现代科学的有关书籍，亦曾粗加浏览。在国学方面，虽经、史、子、集，浩如烟海，亦择要选读。
无论课堂听讲还是随师侍诊，他还喜抄录笔记，以为反复阅读揣摩之用。他曾用蝇头小楷抄录了十多种医籍和讲义。到后来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发行了《读医抄本拾遗》，书中汇集的“伤寒论”、“温病学”、“舌苔学”、“妇科学”4本抄本，均是他70多年前抄录而仅存的笔记讲义。当时他还整理了丁济万老师的临证处方，编成一本《丁方集成》，同学一时传抄。
读书和临证的用心，使他掌握了丁师的学术特点、遣方用药常规，以及经验效方，同时，他又常请益于名家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受益匪浅，日见长进。
1934年，裘沛然毕业后自开诊所，先后在慈溪、宁波、上海等地悬壶。1958年，应聘入上海中医学院从事中医教育和研究。数十年来，读书仍是他最大的爱好。徜徉于医学之林，使他辨识百家之长，探究其微言大义，每多领悟。而医学之外的知识，则让他有大道相通之慨，触类旁通之能。
他在古稀之年，还对中医历代文献中众多独具特色的治疗方法，做详尽的搜罗、研讨，并主持编写了《中医独特疗法大全》，书中收载了２００余种治病方法。而在年过八旬之后，复阅二十四史和古今载籍，为写作《人学散墨》多举例证，增强说服力。
诊治难症 独出机杼
他总结疑难病证治疗八法，力倡伤寒温病一体论，提出养生“一花四叶汤”
裘沛然临床经验丰富，对疑难杂症的治疗尤多心得。他总结的疑难病证治疗八法，可谓融哲理、医理为一炉，在医学界引起热烈反响。
他认为，疑难杂症缠绵难愈，有五方面原因。一是人体正气表现十分虚弱，失却制止病邪的能力；二是病邪峻厉，人体正气不能抗拒；三是病情复杂，或表里同病，或寒热错杂，或大虚大实和虚实夹杂；四是病邪深痼，相互胶结，深入隧络，不易祛除；五是患者失去信心，精神崩溃。
因而他提出，辨证仔细，分析全面，才能制定正确治疗方法。一是养正徐图法，调养扶助正气，使正气得充而驱邪有力。二是反激逆从法，如在热盛火炎的病证而用大剂寒凉的方中加入少量温通之品，或在寒盛阳微的病证应用温热重剂中加入苦寒药，峻补方中略加消导，攻泻方中又加入补正之药等。三是大方复治法，广集寒热温凉气血攻补之药于一方。四是内外通贯法，根据脏腑经络为一整体、营卫气血周流内外，将中医外科学许多名方应用于内科疾患。五是培补脾肾法，着重调补脾肾。六是斩关夺隘法，在邪气盛实，正气未衰的情况下，果断投以峻厉祛邪方药。七是随机用巧法，医者运用巧思，投药紧扣病机以取捷效。八是医患相得法，医患精神糅合为一，使病人精神安定，激发抗病正气。此外，他还善用古方治今病，用方知常达变，讲究处方贵精，立法宜奇，用药在巧，关键在博。
裘沛然在学术理论上，搜百家学说，在伤寒温病学的融合、经络的研究、养生学说、中医药学术思想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新见解。
他力倡“伤寒温病一体论”。针对伤寒和温病两个学派长期的论争，他从病证概念到实际内容进行研究考证，指出“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包括近代医家所称的温病。温病只是伤寒的分支，温病学说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外感热病的认识和证治，应从实际出发，使伤寒与温病的机理治法成为一个整体，才有利于外感热病的诊治。
关于经络问题，他提出，“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的机体联系学说，是阐述人体内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密切影响，说明这些联系是人体生命活动、疾病机转和诊断治疗的重要依据，它体现了祖国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点”。经络担负着传输气血、运行营卫、联系脏腑、濡养组织等重要作用；当机体发生异常变化时，经络具有反映病候、传导病邪的作用；在应用针灸或汤药施治时，又有接受刺激和传递治疗效应的作用。他指出，经络除“点”、“线”相连之外，还应当从它隶属范围较大的“面”来理解。
论及养生之道，裘沛然认为，养生贵在“全神“，最重要的是养心。他根据长期的临床观察和体验，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养生“一花四叶汤”，一花，即指身体健康长寿之花；四叶，即一为豁达，二为潇洒，三为宽容，四为厚道。
针对中医药学术的基本思想，他的观点是，中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学科，其内涵是科学技术与中华文化的结合体；中医学的精髓，就是效法自然、研究自然，利用自然，探索人体生命规律，并创建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
传承学术 传播文化
他教书育人，强调德才兼备；他建言献策，为中医发展鼓与呼；他著作等身，主编出版书籍42部
裘沛然1958年进入上海中医学院，历任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础理论和各家学说诸教研室主任。其时，学院开创伊始，无现成教材，他就带头编写各种教材以应教学急需。在短短的四年中主持编写出了《针灸学概要》、《经络学说》、《针灸学讲义》、《刺灸法》、《腧穴学》、《针灸治疗学》等６部针灸学著作。裘沛然数次受命卫生部参加和主持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编审工作，出色完成了10门教材的审改任务。他勤于著述，主编撰写出版中医论著42部。
在教学工作中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启发式讲课、形象教学和现场教学。他还创造性地制订了中医“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训练项目，以提高教学质量。曾获卫生部领导和中医界的赞同。适值“文革”肆虐，旋成劫灰。
他特别注意在教书中育人。他认为培养选拔人才的原则当然是德才兼备，而德是首位的，德比才更重要。他说，为医者，首先必须是一个高尚品格的人：对师长要尊敬，对同道要谦逊、真诚、宽容，对后学谆谆诱导，热情教诲，对病者一视同仁。
他终生研究儒家之学，并希望学生学习儒家经典．通过学习培养、提高道德品格和素质修养。他根据《礼记·中庸》“仁者人也”，提出了“以仁为本，以礼为节，以义为衡”的为人三大纲要。
进德以促修业，他自己也身体力行。过去带教实习期间，他总是不论早晚，不避风雨，上门救治危重患者，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如今年逾九旬，仍在讲台上传授医学知识，在医院内亲自诊疗，在深夜挑灯修改学生论文。在2003年“非典”时期，他不避个人安危，为“疑似非典”的高热患者诊治。即使有时身体不适，病卧在床，仍坚持为患者把脉处方，令病家感动不已。
裘沛然还经常组织调查研究，对教学、科研及临床医疗的改革提出积极建议，并多方加快呼吁中医药立法工作。同时，他还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讲座，为培养优秀中医药人才，倾注大量心血。他提出的“中医特色、时代气息”八字中医发展方向，在中医界得到了广泛认同。
作为全国首批名老中医师承导师，裘沛然悉心培养，其学术继承人王庆其目前已成长为“上海市名中医”。2005年，上海中医药大学成立“裘沛然名师工作室”，开始系统整理裘沛然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2006年国家科技部批准“裘沛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研究”正式确立为“十五”攻关课题，2008年“裘沛然治疗喘咳病的临床经验运用研究”又确立为科技部“支撑”计划课题。
诗文佳作 道德文章
他工诗善弈，技惊里手；他以“文化大道”引“医学小道”；特撰《人学散墨》，以治疗心灵疾患
如今，裘沛然虽已是耄耄之年，仍未释卷停诊。他耳聪目明，头脑清醒，行动自如，身体虽然消瘦却很少生病。工作闲暇，裘沛然喜欢吟诗写词和与人对弈，其诗多寄托遥深，著名书法家胡问遂以“笔为苍生始可珍”墨宝相赠。
裘沛然儒学及古体诗造诣尤深，可谓博古通今，医文俱佳。被上海中医学院第一任院长程门雪赞为“一时诗句动星辰”。一部《剑风楼诗文钞》六十余位书法家欣然为其诗濡墨挥毫。而在《裘沛然选集》中收录了他的不少诗词佳作和散文随笔。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选的《翰苑吟丛》收录了裘沛然15首诗歌，对其诗至为推许：“先生是当世大医，在中医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卓有建树，以善治疑难杂症著称，同时又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及诗文造诣，以良医涉世，良相胸怀，好学不倦，老而弥笃。其诗沉郁而兼旷达，晚近之作理致与诗兴交融，臻浑成老境矣。”《辞海纪事》曾这样描述他的文笔：“那一手精妙美文如同出自文学大家之手，而他深厚的古文功底，绝非当今一般作家所能比。”
关于他的诗弈之趣，有两则美谈逸闻。一个是他与已故海派大画家唐云赖诗画相交的故事。唐云以孤傲狂放著称，裘沛然对于唐云的书法极为钦佩，一日路过唐府，于是径直进门相访。唐云面对陌生来客，踞坐高椅，生硬发问，傲慢之态溢于言表。裘沛然答：“我有一首诗，要请你写字。”唐云依然视若无睹说：“把诗拿给我看看。”接诗之后，唐云捧读再三，蓦然起立，请裘沛然就坐，并招呼保姆递烟送茶，坚持留饭，并言：“大作极佳，理当遵命。”宾主谈诗论艺，言谈甚欢，其后订为至交，成就艺坛佳话。另一个是裘沛然与象棋特级大师胡荣华多有手谈，胡大师惊呼裘老以如此高龄而有不凡棋艺和神来妙招，遂称裘老为真正的全国冠军，但又补一句，“您是古稀年龄一段的全国冠军”。两位冠军相晤，其乐融融。
裘沛然吟诗弄文，诗文深处却是他对济世活人的牵系。他曾自诗：“世犹多病愧称医。”身为医生，有责任救治民众的身病，也有责任矫治民众的心病和社会的道德风情病，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儒医”的标准。而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发现：道德修养、心理健康状况对于疾病具有重要的影响。做了好事，心情愉快，气血调和，对于健康很有裨益；而如果做了亏心事，虽然人或不晓，但是自己心虚气怯，脏腑失调，自然有损身心健康。
他尝言“医学是小道，文化是大道，大道通，小道易通”。对“做人”与“健康”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使他的视野超越了医学范围，而向史学、哲学领域延伸。在先哲时贤众多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对社会人情的思索，他形成了学术性与普适性相结合的儒学观念。为孔孟儒学“拨乱反正”，阐发其“人学”思想的内涵，他开始动手撰写《人学散墨》一书。当时他已八十七岁。八年来，他或请教专家，或博览群书，或灯下沉思，或聚友商谈，汇众人之力，屡易其稿，终于面世。书中强调了立德养性的做人之道。汇医道、文道、人道于一炉，立意深邃，融会贯通，集中反映了他的博识才学和仁爱之心，更透露出老人浓浓的道德忧患精神，为社会广泛关注，评论界称之为“一代儒医的道德文章”。
历来医生兼晓儒学的不少，然而像裘沛然这样对儒学进行深入研究与长期思考，特别还撰有儒学专著者，在古今医家颇为少见。
裘沛然简历
1916年1月 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
1928年-1930年 随叔父裘汝根学针灸。
1930年-1934年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
1934年-1958年 在浙江慈溪、宁波及上海市行医。
1958年-1977年 在上海中医学院任教。先后担任针灸学教研室副主任，经络学、内经、基础理论、各家学说等教研室主任。
1978年 任上海中医学院基础部主任。
1979年 任上海中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1980年 任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
1990年 任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记者 任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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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bffq
发表于 2013/10/15 16: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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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志正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624094558.jpg
路志正，男，汉族，1920年12月出生，中国中医科学院主任医师，1939年2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路志正：杂病圣手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我国政府组织评选的首届30位国医大师日前揭晓。他们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旗帜。他们作为中医药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披肝沥胆，呕心沥血，为五千年中医药血脉代代相传做出重要贡献。从今天起，请您随本报记者走近这些国医大师们。
●他以崇高的医德、精湛的医术，救治了数以万计的患者，获得广泛赞誉；
●他崇尚脾胃学说和温病学说，师古而不泥古，大胆探索，推进学术继承创新；
●他治学严谨，精心育人，关注中医药的命运，多次上书献策。他是国医大师路志正
依然精神矍铄，依然笑容满面，再次采访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路志正时，他为人谦和的话语以及对中医药参与医改、教育、继承创新等热点问题的关注，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本该颐养天年，含饴弄孙，可他仍一如既往地战斗在临床第一线，对中医药的坚信与执著始终不变。
医术
发挥中医综合疗法优势，内外合用，针药并施，食药配合，身心同治。
药不在多而在精，量不在大而在中病，贵在轻灵活泼，恰中病机。
不要被西医病名束缚了自己的中医思路和辨证论治方法。
“治疗疑难病是中医的优势，要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医综合疗法优势，内外合用，针药并施，食药配合，身心同治。药不在多而在精，量不在大而在中病，贵在轻灵活泼，恰中病机。”基于这种认识，加上大胆实践，路志正治疗疑难杂病屡起沉疴。
一患者因瓦斯爆炸，头肿如斗，西医束手无策。路志正依据温疫理论，按大头瘟辨治，不久获痊愈。包钢一位被钢水喷射全身而灼伤的职工，皮肤严重烧伤，持续高烧40℃，神志模糊。路志正以中医湿病和外科理论，控制了患者的败血症感染和休克，经过18天抢救成功。
北京一食品厂工人朱某，一家四代找路志正看病，均获得成功。其父患膝关节积水，其母是高血压，本人患心脏病，经路老看后，3人的病情大有好转。朱某的女婿患有男性病，结婚几年没孩子。经检查是精子成活率低，看了多位医生都未好转。吃了路老开的一服药，症状就有所改变，连吃几服，精子成活率逐渐正常。不久，妻子怀孕生一女孩。以后，孩子有个头痛发热的，找路老一看就好。
凡来找路志正求医者，他总是一视同仁，有求必应。对生活拮据者，他尽量少用贵重药，以减轻其家庭负担。
27岁的青海姑娘王某，19岁时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四肢肿胀疼痛，无法走路。7年来，求医遍及全国各大医院，几乎倾家荡产。经人介绍找路老诊治，一个月后，患者类风湿因子由原来的74下降到18，病情明显好转。据姑娘的妈妈说，原来1个月要花4000元左右的医药费，现在最高才600元。记者看到姑娘手中的药方，7服药共53.1元。如今，这位姑娘不仅走路没问题，还在一家学校学习电脑。
路志正认为，中西医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各有所长，也各有不足。在临床中参考现代医学检查数据是必要的，但治疗时，仍要根据中医理论进行辨证论治，不要被西医病名束缚了自己的思路。
路志正曾为一男性老者会诊。此人经西医检查确诊为胆囊管混合型结石，外科大夫建议手术治疗。患者年高体弱，高烧不退，不愿手术，故求治于路志正。路志正采用补消兼施法，即以补中益气汤培补中气，佐以金钱草、鸡内金等化湿消积之品，终于使结石排出。
路志正还多次远涉重洋为海外患者诊治疾病或参加国外学术交流活动，足迹遍及欧、美、东南亚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地，他都为弘扬中医药学而竭尽全力。
学术
发展调理脾胃治疗心痹的理论，为治疗冠心病开辟新的诊疗思路。
提出“燥痹”、“产后痹”等病名和辨证论治等内容,推动风湿病学科建设。
首创穴位编码法，为针灸走向世界奠定基础。
“黎明即起诵精典，挑灯夜读觅新知。”路志正之所以成为一代名医，与几十年来学习不辍、精读医典、学用结合密切相关。
20世纪20年代初，路志正生于河北省藁城县，伯父路益修为当地名医，其父亦粗通医道。在家庭的熏陶下，路志正对中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34年，他入伯父创办的医校学习，并拜山西盐城名医孟正已先生为师，研究经典，博览群书，随师临证，积累经验。1942年，他参加了河北省中医考试，取得独立应诊资格后悬壶乡里。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路志正深知其中的内涵。他在临床上不满足一招一式，一方一技，而是早晚苦读，勤于实践，还四处寻找注本进一步加深对经典的理解。特别对注本上的眉批、简批、小注，他都认真钻研，铭刻于心。
白天临证，夜晚攻读，已成为路志正一生的习惯，他还将“满招损，歉受益”作为座右铭悬于书斋，表达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的决心。如今他已年过八秩，读书兴趣不减，如果晨间不读书，晚间不看报，则怅然若失。他对中医经典著作中重要章节烂熟于心，虽几十年过去，至今仍能背诵，白天诊病遇到疑难杂症，常于夜深人静之时阅读大量医案，学习前人治验，并深入研究探索。久之，大悟独识，而后验之实践，他的医术铢积寸累，疗效日增。
路志正崇尚脾胃学说和温病学说，在学习中善于发皇古义，知常达变，融会新知，不断创新，如发展了调理脾胃治疗心痹的理论，为冠心病（胸痹心痛）治疗开辟了新的诊疗思路。在他的主持下，“路志正调理脾胃法治疗胸痹经验的继承整理研究”课题，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基础研究二等奖；他参与编著的《中医心病学》一书也已出版。
早在卫生部中医司技术指导科工作期间，他积极组织中西医学术讲座，推广针灸疗法，挖掘民间医术绝活，如北京“捏脊冯”，四平“易筋经拍打疗法”等，还与名中医董德懋先生一起创办了《北京中医》（《中医杂志》前身）。1953年，路志正参加卫生部抗美援朝志愿巡回医疗队，在用中药和针灸为志愿军战士疗伤治病的实践中，发现了具有特殊疗效的“遗精穴”，后被收入《针灸经外奇穴图谱》。
1964年，他参加卫生部组织的《中国针灸学概要》的编写工作，首创穴位编码法，为针灸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并被译成日、俄、英三种文字。1975年以后，该书作为北京、上海、南京“国际针灸培训班”的教材，为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了大批针灸医生。
1981年，他参与创建广安门医院内科研究室，建立极具中医特色的痹证、急症等病例书写、查房、会诊、疑难病讨论的模式，在中医学术整理、疑难病症研究和中医病房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与其他老专家一起，成立了中医风湿病学会和内科心病专业委员会，分别担任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他提出的“燥痹”、“产后痹”的病名和辨证论治等内容，对风湿病学科的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传承
树仁爱为怀之心，立济世救人之志，切忌骄傲自满、浮躁、浅尝辄止。
对前人经验，先借鉴，后验证，才能有所收获。
必须熟练掌握中药，才能成竹在胸，灵活运用。
路志正是全国首批中医研究生导师和师承导师。几十年来，他带出的一批批研究生、留学生、进修生、学术继承人，大多成为学术骨干和高级中医、中西医结合人才。他治学严谨，因人施教，奖掖后学，被传为美谈。
根据学生专业的不同，路志正分别提出指导性意见和指定阅读书目。对西学中的学生施某，让其钻研《伤寒论》，结合常见病、多发病，将中医宏观调控与微观检测相结合，整体与局部相结合，取长补短，探讨一些疑难病的中西医结合之法。对科班出身并在肺病专科有研究的中医学生王某，路志正要求他再读《赤水玄珠》和《理虚元鉴》，提高其临床辨治能力。一学生专攻脑病，路志正指导其编写《癫痫中西医诊治》专著，并亲为作序。
带领学生查房会诊时，除诊治疑难危重病人解决临床问题以外，路志正重在结合实际讲述医理，传授经验，这使年轻医生们受益颇多。路志正的广东省中医院弟子王小云大夫有3点体会：路老一是善于抓主证，其他略加考虑；二是药味少，药量小，有“四两拨千斤”之功；三是注重向患者交待清楚饮食起居以及注意事项。
“在我困难时，是路老的大力帮助，我才度过难关，学到了技术。如今，我要以路老为榜样，为社会做出贡献。”提起刘恒均在广安门医院进修的事，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那是1979年秋天，河北农民刘恒均带着180元的卖粮食钱，自费来京进修。路志正对这位出身贫寒的同道倾注了满腔热情，不仅向他传授中医理论、方剂和诊疗技术，还在生活上处处关心。一次，路志正在食堂就餐，看见刘恒均拿着慢头和咸菜躲在远处的桌子边吃着，就一声不响地将自己刚刚排队买来的饺子倒在刘恒均的碗里。小刘捧着这碗热气腾腾的饺子，看着路志正又去排队买饭的背影，感动的热泪盈眶。后来，刘恒均学成回乡，开办了痔瘘专科学校，免费为残疾人办班传授技术，为社会作出了突出贡献。
记者曾听过路志正给弟子们讲课，受益匪浅。那次的主题是“用药琐谈”，路志正娓娓道来：“中药是中医赖以治病的有效武器，必须熟练掌握，才能成竹在胸，灵活运用。”路志正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指出，用药还应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制方务求稳妥。就一般规律来看，瘦人多火，补益升发之品不宜多；胖人多湿，理气流动之品不可少；老人阴亏阳衰，宜慎用苦寒清泻；壮年气血方刚，不可过于温补。随着季节变化，用药也要慎重。如春夏用药应防升阳助火，长夏湿令用事，阴柔滋腻之品不宜过多；秋冬用药当防苦寒伤阳，龙胆草、栀子等应慎施……
路志正的读书心得是：对古典医籍应该精选、吟诵、深思和勤写，并随时查阅；对注文应重视研读和理解；对前人经验，先借鉴，后验证，才能有所收获；特别是带着问题读书。
“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这是路志正常常发出的感叹。他告诫弟子，只要树仁爱为怀之心，立济世救人之志，做到勤学、勤思、勤问、勤记、勤用，切忌骄傲自满、浮躁、浅尝辄止，就一定能成为学验俱丰的医学大家。
责任
建议成立国家中医药局，尽快建立各省、市中医药管理机构。
呼吁按照中医药规律管理中药，真正做到“药为医用，医知药用” 。
提出中医参与非典临床救治以及突发和疑难疾病防治工作。
多年来，路志正非常关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科研管理方法、中医药参与突发和疑难疾病防治等重大问题上，路老都积极参与，多次上书，对中医药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成立‘国家中医药局’。”这是1981年11月部分中医专家上报中共中央的会议纪要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任应秋教授主持的这次中医专家座谈会上，耿鉴庭、刘渡舟、王绵之、程莘农、颜正华、方药中、程士德、焦树德和路志正还对中医药立法、中医诊断的科学性、医教研单位要“以中医为主，先中后西，能中不西”等问题提出了建议和意见。不久，他们又呼吁，尽快建立各省、市中医药管理机构；保护和开发中药资源应有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管理等。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路志正与王绵之、张镜人、施奠邦、裘沛然、周超凡、颜德馨等中医界代表委员，于1998年再次呼吁，不能用管理西药的标准管理中药，应按照中医药规律，真正做到“药为医用，医知药用”。
2003年春天，北京非典肆虐。当时中医人员没有参与非典防治，时刻关注这一疫情发展的路志正心急如焚。在国务院举行的中医药防治非典的座谈会上，路志正提出：“中医人员应充分参与临床救治工作。中药饮片需靠中医诊断、处方，才能发挥效果。广东省中医界的防治经验已经说明了问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听取了与会专家的建议，不久，中医进入了防治非典的主战场。
其实，50多年前也有类似的情况。时任卫生部中医司工作人员的路志正总是秉公直言，据理力争。1955年，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乙脑流行，一位叫郭可明的老大夫采用中医药治疗，效果很好。既是政府官员、又是临床大夫的路老通过实地考察，认为郭可明的白虎汤确实对证，其中主药石膏的解热、退烧作用对该病的治疗起了关键作用。正是因为有了路老的坚持，卫生部才第2次、第3次去石家庄调研。后来该方法在全国推广应用，乙脑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随后，北京也出现了乙脑疫情，有关部门开始了以中医药为主的抗击行动。卫生部还专门请了蒲辅周和赵心波等很多名老中医参与。大家根据北京7、8月份热中带湿的特点，在白虎汤中加了苍术，病人的病情很快得以控制。
“八十寒暑业未成，医籍博览尚欠精。论著虽有卓越少，园圃争妍慰平生。频频出访有新悟，盛世激发再攀征。同道老幼皆师友，继承弘扬力建功。”这首《八十抒怀》不仅反映了路志正虚怀若谷、淡薄名利的高尚情操，还体现了他兢兢业业、“不用扬鞭自奋蹄”的拼搏精神。
路志正简历
1942年，经河北省中医考试取得中医师资格后，悬壶乡里。
1950年，在北京行医。
1951年～1952年，在北京中医进修学校进修。
1952年～1973年，在卫生部中医司技术指导科工作，并定期在医务室出诊。
1973年至今，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从事中医医、教、研工作。
记者手记 牵挂
认识路老已经20年了，从第一次采访到后来无数次的接触，感觉他的确与众不同。他为人谦和的态度，温文尔雅的举止，一下子拉近了与患者、同事、学生的距离。他韬光养晦、淡泊名利的处世思想，促使自己埋头苦干、默默奉献。他团结同道、坚持真理、秉公直言的一系列行为，令人感动，令人钦佩。
杏林耕耘70年，他在中医界德高望重。无论是诵经挥毫，还是忙于诊务；无论是奔走呼号，还是传道授业；无论是著书立说，还是去国外弘扬岐黄，他的心中牵挂着患者，牵挂着中医教育，牵挂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路老曾送给记者一本《路志正医林集腋》，记者爱不释手。由他本人编著的这本书，正是他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总结。其内容之翔实，病种之广泛，见解之独到，论述之精辟，理论与临床结合之紧密，实乃中医书坛一奇葩。卫生部原部长钱信忠在序中评价，文如其人，此书像作者一样朴实无华。
不久前，路老打来电话，除了肯定报纸进步很大之外，还建议记者多写一些内参，反映中医药情况，扩大中医药影响。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88岁的老人，表示要发挥余热，为提高中医院校的办学水平和办学层次再做一些贡献。
放下电话，记者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耄耋之年的路老，还心想中医教育，情系人才培养，并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一片赤子之心。一代名医，大师风范，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记者 周颖 常宇）
路志正医林集腋.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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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bffq
发表于 2013/10/18 02: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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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正华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624094649.jpg
颜正华，男，汉族，1920年2月出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0年7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颜正华：奠基中药学科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904105058.jpg
颜正华（左一）为患者看病、带教 ◆他主编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学》讲义，构建了《中药学》教材理论框架
◆他是孟河学派第四代传人，谙熟本草，医药兼通
8月29日，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在药王孙思邈塑像旁，一个古色古香的诊室内，6名身穿白大褂的学生团团围在一位精神矍烁的老人身旁。老人时而凝神定志为患者诊脉问病，时而引经据典为学生讲解方药。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便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终身教授、国医大师颜正华。每个周六，他都在这里一边出诊，一边带教徒弟。他以89岁高龄，行医70载，治愈病人无数；从教53年，桃李满天下；创建中药学学科，医药贯通。
熟读经典 师从名医
他14岁步入岐黄，拜两位名医，背四大经典，是孟河学派第四代传人。20岁悬壶应诊，27岁中县中医状元。
“老师，补血方中除了补血药一般还用什么？”学生问。颜正华随口而出：“血不自生，须得生阳气之药，血自旺矣”，此句出自李东垣《脾胃论》，可见颜正华对医经典籍造诣之深。
1920年生于江苏省丹阳县的颜正华，14岁拜同邑著名儒医戴雨三学习中医，他是从背诵经典条文开始，步入岐黄的。戴先生要求徒弟必须熟读四大经典。其间，颜正华背诵了《内经》的大部分内容、《伤寒论》全部内容及《金匮要略》中有处方的条文等，因此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学理论基础。都说“童子功终身受益”，颜正华少年时代诵读记忆过的四大经典，很多条文烂熟于心中，伴随他一生从医之路，耄耋之年仍能流利背诵。
回忆年少时的学医历程，颜正华说：“当时是为了学习一门技术，维持生计，后来便越来越喜爱中医。”
谈到对他影响最大的人，颜老说，当数杨博良。“如果我没有跟随杨博良先生学习，在临床经验的积累方面还可能要摸索更长时间，所以直接向名医学习是学习中医的绝佳路径。”
颜正华17岁师从江苏省名医杨博良，杨氏为清末“孟河学派”著名国医马培之的再传弟子，名震江、浙、皖数省，门庭若市，求诊者日逾百人。颜正华师从杨博良3年，白天随师侍诊，晚上就住在杨老师家，整理病例、背诵医经、练书法、习古文。颜正华以其颖悟和勤奋，深受杨氏赏识，因此得“孟河学派”真传，成为孟河学派第四代传人。
颜正华20岁师满归里，悬壶应诊，誉满丹阳。1947参加丹阳县中医统考，名列榜首。
创业两校 创建学科
他开创了两所中医院校的中药学科建设；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学》讲义，主持编写了我国中医药高校第一版《中药学》教材，主编了第一部《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药学》。
成为中医状元的民间郎中，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大学教授，更没想到会成为我国新中国高等教育中药学学科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
颜正华回忆，“读大学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可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只有很少的人才有幸能进入大学校门。”无疑，颜正华是幸运的。1955年3月，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刚刚成立的南京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学院前身）师资进修班深造。
1956年他在南京中医进修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中药教研组组长。当时，我国刚开始建立中医学院，还没有中药学教材。颜正华昼夜奋战，数月内主编了适合中医本科学习的第一版《中药学讲义》，为南京中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的建立及开设中医学课程创造了条件。
1957年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刚刚成立，颜正华奉卫生部之命，调入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当时全校只有4位老师。颜正华一来就开始讲中药学课程，并负责组建中药学教研组，是教研组第一任组长。1958年，颜正华负责组建中药系，该中药系两年后发展成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是我国最早创建的中药高等教育院系之一。颜正华任中药教研室主任；1985年成立了中药研究所，颜正华任中药研究所名誉所长。
颜正华在中药教学中，以药物功效主治为核心，用性味归经等药性理论加以阐明，并结合临床讲授药物的配伍、用量、用法及禁忌等。他带领教师摘录文献卡片、编写中药学讲义、筹建了学校最早的中药标本室；还带领学生上山采药、制作标本。他的教学理念及方法，奠定了北京中医学院中药学科的教学基础。
在中药界，有“南凌北颜”之誉，说的是颜正华在上世纪60年代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凌一揆教授共同构建了我国《中药学》教材的理论框架，拟订了我国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1959年，颜正华和凌一揆等主持编写了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第一版《中药学》教材。1963年颜正华主持修改审定该教材，习称“二版教材”，“五版教材”由颜正华担任副主编。《中药学》教材的问世，确立了当代高等中医院校中药教学的基本框架与内容，也奠定了颜正华成为我国新中国高等教育中药学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的地位。
从教53年，颜正华始终是我国编写、修改、充实、提高《中药学》教材的领军人物。1986年，他主编的《临床实用中药学》出版，成为全国医药人员学习中药的重要参考书。1991年，他主编的《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药学》出版，已经成为中药学专业权威范式。2008年，他主编的《颜正华中药学讲稿》出版，奠定了临床中药学的基本内容。现今，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十一五’国家级本科规划教材”版本的《中药学》教科书，也是由颜正华主审的。他在长期的从医执教过程中，笔耕不辍，已出版的著作达600万字以上。
颜正华非常注重中药学科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对身边工作的每个中青年教师都精心培养，在备课、试讲、编修讲义、撰文著书、临床治疗及实验研究等方面指导他们，使年轻教师迅速成长，中药教学整体水平居全国领先行列。2007年，这支教学队伍获得教育部国家级中药教学团队和北京市中药学优秀教学团队。
前些年，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时常可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端坐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记笔记，老人正是颜正华。几十年来，他的每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或中药教研室的青年教师试讲，他都要坐在课堂上亲自听课、指导。
济世育人 繁茂杏林
执教53年，他带教徒弟及硕、博学生39人，培养的数以千计的中医药学子已成为杏林栋梁之才。他传岐黄薪火，堪为国医师表。
“看到自己的学生成为中医药事业栋梁之才，是最幸福的事情。”谈到学生桃李满天下，颜正华的脸上写满了自豪。
颜正华执教53年，为培养中医药人才呕心沥血。颜正华从1962年晋为副教授、1978年晋为教授、1979年为硕士生导师、1986年为博士生导师，先后为中医药专科、本科、西学中班、中药研究生班等数十个班次的几千名学生讲课及带临床实习；同时，颜正华先后带教了7名徒弟，培养了硕士研究生19人、博士研究生13人。
颜正华执教严明有方，不仅传授书本知识，还结合科研工作培养中药事业继承人。
在药性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颜正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中医药专家，如徒弟张冰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博士生郑虎占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徒弟高云艳、邓娟等学术造诣颇深，研究生王育杰、周平安、刘玉德、王志斌等均成为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领军人物。
在中药延缓衰老研究方面，颜正华认为，人的衰老与机体的阴虚血瘀有关，遂主张补益肝肾之阴与活血化瘀并行的延缓衰老学术思想，他指导博士生郑虎占、黄晖从事该课题研究，现在黄晖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中药防治疑难病证研究方面，他指导博士生王志斌、苗明三、孟杰等及徒弟张冰、邓娟、高承琪等进行脾胃病、呼吸病、高血压等疑难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
这些学生秉承颜正华教授的学术思想，都成为了优秀的中医药专业人才，在中医药学的传承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颜正华悉心培养学生，在学业上力求于严，在生活中宽厚仁爱，待学生如慈父。师从颜老多年的徒弟常章富，后来成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60岁还经常陪颜老出诊抄方。常章富至今还记得20年前老师亲自下厨做的红烧鱼的美味，“那时每到周末，颜老的家就成了学生们改善伙食的‘大食堂’。 ”
颜正华1990年被国家人事部、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继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指导老师”；2007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指导老师”称号。
颜正华之所以成为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中药学家、中医教育家，源于他对中医药事业的执着和热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停止招生，但为了培养中医药事业继承人，颜正华在河南下放劳动时，积极与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沟通，要求开办中药学习班。劳动之余，给学员讲中医药课程，尽自己的力量减少文革对中医药事业的损失。另外，颜正华要求自己的子孙学习中医，如次子从事中医，小女儿从事中医图书管理，外孙女高琰于2006年以高分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七年制本硕连读班。中医药事业在学校、在家中得以传承，是颜正华最欣慰的事。
外孙女高琰从入大学开始，每周六都跟随姥爷侍诊抄方。她对记者说，我自幼与姥爷同住，记忆里姥爷总是坐在桌前手捧书籍，时而做着笔记，时而像古人一样吟唱，有时又会拿起笔挥毫书写。得知我考入北中医时，姥爷喜悦于心，挥笔写下陆游诗作：“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勤于临证 医药兼通
他精通药性，勤于临证。用药主张四两拔千斤，不投猛剂，不用大剂，平中见奇，处方可见孟河医风。
“我得了肾病，两个月前慕名找颜老看病，非常见效。今天我第二次来，没想到颜老像家人一样熟知并询问我的病症，真受感动。”一位刚从诊室出来的患者对记者说。
颜正华在中药教学的同时，从未丢掉中医临床。他说：“要成为中药名师，首先要成为中医名医，两者相得益彰。”如今他89岁高龄，仍然为患者看病，并且每次出诊均要记录每个患者病情、诊断、用药，坚持写医案。每个患者，颜老都记挂在心上。
怎样才能成为名医？颜正华回答：“要想成为名医，必须谙熟药性，并合理应用之；必须早临证、多临证，揣摩体会，积累经验。”颜正华弱冠之年就独立行医，之后的70年来从未中断，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河南省商丘地区劳动，他也坚持在劳动之余为当地群众诊治疾病。勤于临证，探究药性，使颜正华成为医药兼通的救疾国手。
“医之本，精于术。”颜正华遣方组药，崇尚平和，通常达变，多有奇功。
内蒙古一位40多岁的患者，因经常吸烟喝酒吃羊肉，咽喉形成1厘米×1厘米的溃疡面，严重影响进食，辗转多家大医院，始终不见好转，经朋友介绍找到颜正华。吃了两个星期的中药，就可以吃饭了，不久溃疡面神奇般不见了。
还有一位患有子宫出血症的中年妇女，在北京某大医院住院治疗3个多月，血一直余沥不尽，后来只服用颜正华开的几服中药即控制了出血。
像这样屡起沉疴的病例，在颜正华的医案中比比皆是。
“用药当知药，知药才能善用。”颜正华总结开方用药经验：巧用多效药，善用平和药，慎用毒烈药，分用同名药，不拘成方，因证遣药。
治疗复杂病症，颜正华常根据治疗需要，将数个成方融为一体。如治感冒发热、咳嗽痰多、头痛、鼻塞流涕、咽痛喉痒、胸闷不畅，颜正华将银翘散、杏苏散、止嗽散三方合为一体，加减应用，名为治感冒发热咳嗽方，疗效奇佳。
看病、教学、科研，颜正华样样精通。自1986年起，他着手研究治疗小儿热证的新中药制剂“黄栀花口服液”，该药1997年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批准的新药证书，投放市场后，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谦和精诚 德艺双馨
他为人仁和真诚，言必信行必果。“德近于佛，术近于仙，品术俱端，德艺双馨。”人们这样评价他。
患者至上，是颜正华高尚医德的体现。2003年4月，“非典”肆虐，83岁的颜正华仍然坚持出门诊。学生们打电话劝他停诊几天，他说：“作为一名医生，这点病就吓得不敢出诊，那我们的病人找谁看病？”一天，本校一学生发高烧找他就诊，他认真地辨证施治，使学生病情得以控制，颜正华建议他转入医院系统治疗（该学生后来被确诊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唯一一名“非典”患者），学生不久痊愈，而颜正华和家人均因此被医学隔离。
颜正华是患者的知音，不仅给予患者心理安慰，处方开药也尽量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以治病需要为前提，不开与治疗无关的贵重药和检查单。
颜正华始终秉承“精于专业，诚于品德”的大医精诚风范，虽为名老中医，但他淡泊名利，对同事同仁谦让团结，共谋发展，学术不相诋毁，地位不相拼争，在荣誉地位面前向来很低调。
当年的青涩少年，如今已成为 “国医大师”，他谦逊地说：“我就只是做了一名医生和教师应该做的工作，没想到得到很多荣誉。我有责任继续培养学生和医治患者，只要我的身体情况允许，就会继续工作下去。”颜老身体力行的奉献精神，闪耀着国医大师的人格魅力，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很多人都感慨：看颜老开的处方，如同欣赏一幅美妙的书法作品。颜正华自幼酷爱书法，他开处方常以毛笔小楷行之，患者每得必珍藏，不仅因为处方技术高明，还因为书法艺术高超。
颜正华之所以高寿，与其健康的心态、生活习惯和饮食有着极大的关系。他擅长古代文学，时常作诗以抒志，如戊子年除夕作诗：“炮竹声中岁月迁，国强民富过新年；合家共聚天伦乐，无限风光在眼前。”他喜爱运动，坚持晨慢跑，或打太极拳，做自己编的健身操，练习气功；他不抽烟，偶尔饮少量黄酒或葡萄酒，以流通血脉而不伤脏腑；惯用熟软、易于消化的饮食，又常用补益之品以辅助正气，如服用人参茶等，使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颜正华曾3次出国考察与讲学，去过朝鲜、柬埔寨、日本。“我最难忘的是1976年去柬埔寨半年执行援外任务，为当地举办中草药学习班、帮助组建药厂，还编著了《柬中常用草药》和《柬埔寨验方集》两本书。”他曾谢绝多个国家的优厚待遇及高薪聘请，为我国中医药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他无愧于国医大师的称号。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颜老的最大期望是什么，他在记者的采访笔记本上认真地写下：“用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研究中药，实现中药现代化，国际化！”苍劲有力的字迹，印证了这位89岁的国医大师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信心与期望。（记者 刘智利）
颜正华小传
1920年，生于江苏丹阳县；
1940年，悬壶济世；
1956年，在南京中医学院任教；
1957年，调入北京中医学院任教；
1990年，被国家人事部、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继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指导老师；
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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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bffq
发表于 2013/10/18 19:52:11
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13/10/18 20:15 编辑
颜德馨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0624094748.jpg
颜德馨，男，汉族，1920年11月出生，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1939年8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上海市名中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颜德馨：衡法之父
http://www.satcm.gov.cn/file/img/20091012095324.jpg
颜德馨（左一）在给弟子讲课
◆他继承家学，又入科班学习，在综合医院率先开辟中医病区
◆他提出白血病中医证治分型和有效药物，提升了中医急性热病的诊疗能力
◆他发展气血学说，创立“衡法”，丰富了中医治则学，揭示了人体衰老奥秘，开拓疑难杂症治疗和养生长寿新途径
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原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的楼群中，矗立着一座已有近30年历史的中医楼。上海市中医心脑血管病临床医学中心就设在这里。一家综合医院设立中医楼十分罕见，这些都缘于这里有一位名扬海内外的中医大家颜德馨。
在中医界，颜德馨最为人称道的是创立了调气活血的“衡法”治则，把传统气血学说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为治疗各科疑难杂病、老年病开拓出新途径。对于有志于活血化瘀之道的研究者来说，颜德馨是这一领域不可绕过的高峰。 学业
兼得家传与院校教育之泽
颜德馨是名医传人，也是科班出身。他深厚的中医学功底，既得之于家学渊源，也得之于学校教育。他常怀向学之心，博采众长，打下了坚实的临床基础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八十九年前，江苏省丹阳县的名医颜亦鲁为其子取名德馨，希望其继承诗礼传家之风。
颜德馨祖籍山东，系孔子的弟子颜回的后裔。其父颜亦鲁师从江南孟和医派名家何季衡学医，其后在丹阳县城北草巷本宅开设餐芝堂诊所为业，以擅长治疗肠胃病、妇科疾病和多种疑难杂症而名噪江淮。
颜德馨7岁开始读书习字，后拜当地名儒习诵传统文化，9岁入新式小学就学，12岁开始学习中医学著作，后又常随父侍诊，对继承父亲的仁心医术早已心存向往之情。
对读书之道，颜德馨后来常言：“猛火煮，慢火炖”，这正是亦鲁先生庭训之辞。所谓猛火煮，指须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所谓慢火炖，指须经常温习，反复研习。两者不可偏废，则学思并进，功到自然成。
初读《黄帝内经》之时，老师让其每日背诵一章，若背不出，就会用木尺打手心作为惩罚。颜德馨无法领悟其中的含义时，父亲鼓励他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时间久了，自然会有所感悟。”为此，他常常挑灯夜读。
年稍长，他就常随父出诊，诊后还要陪父亲整理诊治病案方药，对亦鲁先生秉持的脾胃学说以及临床经验有所体会和感悟，并逐渐树立了固护脾胃的学术思想。
颜德馨16岁时考取上海中国医学院，得以跟着沪上不同流派、不同科别的中医名家学习，使学业跃升到一个新境界。学校课程设置十分完备，除修习国文、外语课外，中医基础课列了《黄帝内经》、《伤寒论》、《温病学》等十几门；临床则涉及杂病学、外科学、妇产科学等。此外，还专门开设了生理学、解剖学、西医外科和传染病学等西医课程。
颜德馨学习兴趣浓厚，课上课下表现十分活跃。他参加了“课余医药研究会”，与同学一起建立了中药药圃，研制了一批中药制剂，并编辑出版了《康宁医刊》，以讨论交流学习心得，共促学业。
在近两年的临床实习期间，他先后跟随徐小圃、秦伯未、盛心如、单养和、费通甫、祝味菊等中医大家抄方和搜集、整理医方医案，并得带教老师指导点评，受益匪浅。
即使在毕业后到医院就职，或随父亲悬壶于丹沪之间，颜德馨仍然保持着求学问道的进取心。当时上海名医程门雪、盛心如、张赞臣等深为医林称颂。颜德馨时常登门拜访，索解请益，每有所获。“胃以通为补”、“宣肺气以舒肝气”、“补精必安神”等诊疗思想，“伤寒辨六经”、“温热病卫气营血相结合”的辨证方法，使用石楠叶治疗头痛，使用天竺子、腊梅花、凤凰衣治疗小儿百日咳，使用白茅花蒸豆腐治疗大咯血以及使用附子振衰救绝等诊疗方法，他皆能博采众家，择善而取之。
医业
70年临床实践多建树
他妙手仁心，口碑载道，在综合医院率先开辟中医病区；他首先提出白血病的中医分型证治，发现疗效显著的中药药物；抗击“非典”建功，增强了中医急性热病诊治能力
作为年轻的中医，刚刚毕业的颜德馨很快就让人刮目相看。有一位肺脓疡病人，因肺纤维化而出现空洞，高烧持续不退，情况危急，几个西医治疗方案都起效甚微。颜德馨主动提出使用中医治疗。他诊脉辨证，并以鱼腥草为主的药方施治。他亲自熬药，并连续陪护病人3个昼夜，细心观察服药反应，终于使病人高烧退下，症状改善。
颜德馨用传统中医疗法先后治好了一批患肺脓疡、肺吸虫病的病人。随着临证的积累，他总是在深入了解并全面把握患者的体质、病因、病证等综合因素的基础上，拓宽治疗思路，并以良好的疗效，赢得了口碑。
1945年抗战胜利，颜德馨看到百姓贫苦，缺医少药，遂着手创办“德社”，免费为儿童接种疫苗，免费施诊给药，还为丹阳两家报纸开辟“中华医药”、“民族医药”副刊达60余期，普及医学常识，在当地产生很大影响，因而被公推为丹阳县中医师公会理事长。
新中国建立后，颜德馨停办私人诊所，调入上海铁路中心医院，并担任中医科主任。为更好地发挥中医药的治疗作用，在上海市的综合医院里他率先建立了中医病区，并提出了“创新与继承相结合，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科学研究与中医特色相结合”的原则。数十年后，他成为沪上乃至全国屈指可数的中医大家。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血液病发病率升高，西医治疗方法单一，疗效不佳。他迎难而上，开始积极探索中医治疗血液病的有效药物。为此，他一方面寻找机会，尽量多地观察病例，参与多家医院血液病人的治疗；一方面深入钻研医学著作，特别是清代著名医家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深入钻研了中医气血理论。他与同事合作，对565例疑难病患者进行“甲皱襞循环”、“血液流变学”等的数据观察，证实了血瘀阳性指征的普遍性，同时证实了经活血化瘀治疗后，白血病病人不仅症状改善，相应的实验室指标也明显好转。
他认为，白血病属于中医学的温毒、虚劳、癥瘕、积聚等范畴。通过文献梳理，他发现犀角能使白细胞迅速降低，迅速退热，缓解出血。在临床观察中，他还发现砷剂可治疗各种急性白血病，率先提出雄黄是抑制白血病的有效药物。
“文革”中颜德馨一度下放，但他仍尽量想方设法寻找临床机会，尤其是关注于中医气血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在“文革”后的第二年，他就出版了《活血化瘀疗法临床实践》一书。
2003年，非典来袭。颜德馨受命担任上海市中医防治专家组顾问、上海市中医治疗指导组组长及华东地区防治非典首席科学家。他不顾高龄，不畏风险，深入到传染病医院，并总结出非典的病机要点：热、湿、瘀、痰、虚五字。创制了“扶正祛邪方”。他指出，须“有是证，用是药”，坚持辨证论治才能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早期注重透表、宣达，逐邪外出，慎勿失表；中期重视兼邪的论治，如痰、瘀、湿的治疗；后期则需根据邪正相争的变化而扶正以达邪。实践表明这些经验和方法凸显了中医药治疗热病的优势。广东、香港等地的防治“非典”工作也得到他的指导而获益良多。
此后，为系统研究中医药治疗非典、登革热、禽流感等急性热病的辨证论治，颜德馨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参与上海市科委的重大项目“中医防治急性热病应急网络”建设。近年来，该网络的日益完善，丰富了中医急证诊治内涵，增强了中医急诊能力。
学术
发展气血学说 首倡“衡法”
他认为气血是临床辨证的基础，提出“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学术观点，他首倡中医治病“八法”之外的“衡法”，揭示人体衰老的奥秘，为疑难杂症和老年病诊治开拓了新途径
“你要超过我，才能真正算我的继承人”，父亲曾这样教诲他，他做到了。在气血学说的深入研究中，颜德馨可谓是当代攀高登顶、收获颇丰的探索者。
他提出了“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学术观点及调气活血为主的“衡法”治则，在中医治则学研究中，开辟了新的天地，这一法则在上世纪80年代还应用于“瘀血与衰老”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尽管从小崇拜父亲的成就，但颜德馨逐渐发现父亲的健脾学说仍不尽完美，颜德馨发觉诸多杂症并非源于脾胃而是源于瘀血。
临床中，他积极运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各种内外科疾病，并进行了多年潜心研究。他总结，中医“辨证八纲”中虽然没有气血二字，但气血内容贯穿于八纲之中，故可认为气血病变是临床辨证的基础，也是疑难病证的辨证基础。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瘀血是气血不和的重要因素。而活血化瘀能够疏通气血，调整阴阳，平衡气血，其作用超越了前人“通行血脉，消除瘀血”的含义。
他研究发现，中医治病讲究“阴平阳秘”，根据病人的阴阳消长的过程立方用药，有“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但在临床上又确实存在着局限性。他通过临床总结和实践验证，提出了人体的健康与长寿在于“调其气血，令其条达而致和平的”衡法论。所谓衡法，具有平衡和权衡的意义。衡法的组成，以活血化瘀药为主，配以行气、益气的药组合而成，能够调畅气血，平衡阴阳，发挥扶正祛邪、固本清源的作用，适用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多种疾病。
颜德馨的衡法分为升降气机法、降气平逆法、补气升阳法、清热活血法等十余种治则与方法。这些方法对冠心病、白血病、肝硬化等都有疗效。
由此出发，颜德馨在随后的研究中提出，人体衰老的主要机制就在于气血失调，内环境失衡，而内环境失衡则是由于瘀血的存在。他所明确的以调整气血法延缓衰老，与过去补肾、健脾等方法抗衰老的理论截然不同。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据此拍摄了科教片《抗衰老——气血与长寿》，参加了以“生命的科学”为主题的国际科教电影节，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重视和强烈反响。他研究出的以益气活血为宗旨的“衡法圣方”系列中成药，是抗衰老研究的一大成果，服用后可促进机体的气化作用，降低血液黏度，加快血液的流速，使机体主要内脏器官得到正常的供血，发挥正常的生理作用。
颜德馨强调对血瘀证的诊断当以四诊为主，实验室检查为辅，并结合病史，从症状、体征、病史、实验室四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和诊断，此即“颜氏血瘀证诊断法”。在治疗上则将衡法融汇其中，用于治疗各种老年病，尤其是心血管疾病疗效非常显著。
他主持的课题“瘀血与衰老的关系——衡法II号抗衰老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提出了瘀血实邪乃人体衰老之主因的新观点，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相关课题列入国家“973”计划专项之中。
传承
惟愿中医学术代代传
他上书陈情，为中医事业发展呼吁；他讲学授徒，为人才培养倾注心血；他著书立说，为学术传承添砖加瓦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颜德馨仍饱含激情，坚守着中医阵地。虽年届九旬，他每月还要出半天门诊。而他多年来，上书陈情，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为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奔波操劳，对此他常笑言，不知老之至也。
他曾多次与邓铁涛、任继学诸老联名上书中央领导，就中医编制、中医教育等列陈己见。
他曾数次往返于北京与上海之间，争取到铁道部的支持，于1980年建成了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中医实验大楼。
他于1992年发起创办了在香港注册的中医药研究中心，为沪、台、港建立了首个中医药学术联盟。他收台湾中医师邱维昌为学生，成为海峡两岸第一对中医师徒。
他还多次应邀出国讲学，被美国及港澳台机构聘请为特约研究员和学术顾问。
他在1999年2月行医60周年之际，捐资20余万元，设立“颜德馨中医药人才奖励基金”，此后又追加资金，2005年扩展为“上海颜德馨中医药基金会”，致力于鼓励青年中医药人才脱颖而出。
他倡导举办“中医大师传承班”，加强学生对中医经典原著研读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首次启动了在综合性大学中进行中医教育改革的试点项目。
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关系事业发展根基，对此，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积极带教进修生、博士生、学术继承人。他不辞辛劳，登台讲课，勤于查房，随时讲解，理论联系实际，循循善诱，他常以先哲墨子“志不坚，智不达”勉励学生。他还教育学生要多读经典、早读经典，尤其是《黄帝内经》；要开放思路、广泛阅读。除了熟读经典著作，还要系统研读各家学说，广泛涉猎笔记小说、医论医案、医话药话等；要多拜老师，学习各流派的经验。
他曾诙谐地说：“相传清代名医叶天士曾拜过十七位老师，而我所拜过的老师怕远不止十七人了”，“数十年我承先贤之遗风，乐于课徒，循循善诱，以报我师。愿我同道能将中医学术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为了传承个人临证心得，他著书立说，多年不辍。其出版的《活血化瘀疗法临床实践》，并获云南省优秀科技图书三等奖，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根据他的气血理论，拍摄《抗衰老》科教片，向全世界发行；1992年，他的专著《气血与长寿》出版，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次年，《中国历代中医抗衰老秘要》出版，其间，还先后出版了《颜德馨医艺荟萃》、《颜德馨先生诊治疑难病秘笈》、《中华名中医治病囊秘·颜德馨卷》、《中国百年百名临床家丛书·颜德馨卷》、《颜德馨临床经验辑要》等，全面反映了其60多年的临证经验。
对教学之道，他曾有三句话精彩总结：第一句话是，教学中绝对维护中医的主题思想；第二句话是：中医是实践医学，“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诊多”；第三句话，学中医必须在思想上扫除民族虚无主义，要坚信中医具有光明灿烂的前途，中医将为人类创造最大的财富，中医工作者在学习、工作中必须严谨、勤奋、攀高。（记者 任壮）
颜德馨小传
1920年，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城北草巷
1939年，上海中国医学院毕业
1950年，调入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任中医科主任
1990年，成为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92年，发起创办了在香港注册的中医药研究中心
1999年，设立颜德馨中医药人才奖励基金，后扩展为上海颜德馨中医药基金会
2000年代，发起举办中医大师传承班
活血化瘀疗法临床实践+增订本（颜德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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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馨临床经验辑要.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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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 颜德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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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bffq
发表于 2013/11/18 05:17:50
hhbffq 发表于 2013/9/8 23:4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国医大师王玉川学术思想介绍1个人简介王玉川，男，汉族，生于1923年9月，上海市奉贤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顾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委员会主任、内经教研室主任、中医系主任等职。历任中国中医药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医专业组成员、卫生部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
从事中医教学、医疗、科研工作60余年，是《内经》重点学科创建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基础理论学科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之一。对阴阳学说的演变、气血循环理论、五行学说、运气学说等相关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有独到见解，为中医理论教学的系统化、科学化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他在对《内经》“三阴三阳”理论做了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对三阴三阳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和解析。后对“辨证论治”这一最具中医特色的重要标志，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主张以史为鉴，巧用古方；强调实践，不离理论；教育至上，治学严谨；甘为人梯，大爱无私。他的学生这样评价他：为人淡泊，不慕虚名；师出名门，有真才实学，学富五车，而无头角夸诞；虽非博导，而众多博导皆曾受其教；未登讲堂，而授课讲稿竟出其手；著述不繁，却不乏真知灼见；审查论文，从不敷衍，撰写书评，必中肯綮。2治学经历余自1941年开始求学于名中医戴云龙先生，并得到著名医家陆渊雷先生的指教，学成后在当地行医。1954至1956年间曾就读于江苏省松江县卫生局中医进修班和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毕业后在南京中医学校从事中医药教学与临床工作。1957年奉卫生部调令来北京中医学院工作至今。一生主要从事于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尤其将《黄帝内经》的学术内涵、理论观点，以及理论体系构架的研究视为重点。北京中医学院创办之初担任内经教学组组长，当时在一无教材，二无高等中医教学基础的条件下，带领全组教员夜以继日的编写教材，制定教案，为中医教育步入高等教育行列奠基了基础。1959年至1963年亲自主持编写了全国中医院校教材《内经讲义》 (第一、二版)，提出“承古而不泥于古，立足于创新”的学术理念。自此一直工作在以中医教学、中医理论研究为主的传道解惑的岗位上，同时也参与了中医临床诊治与研究的相关工作。3学术思想
1．承古而不泥于古，立足于创新
中医学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它的形成历经千年。因此，我认为研究和发展中医学首先要学习继承自古至今行之有效的学术理论、临床诊断和方药应用的规律，其次应该看到中医学理论体系需要发展和不断的完善，不能把目光停留在古代，而要敢于创新。创新是使学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是自古至今科学发展之根。比如《内经》本身对“三阴三阳”理论内涵的表述就不统一；对五脏的阴阳属性，《内经》各个篇章说法也不尽相同。这是因为阴阳学说源于《周易》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的认识事物的思想方法，古代医家为了适应医疗的需要，对《周易》时代阴阳分太少的专业标准作了改进，用三阴三阳就能更加精确地区分阴阳能量的盛衰多少，以利于分析自然界的种种气象变化、人体的许多生理和病理变化，以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因此，我认为三阴三阳思想的确立，在中医学发展史上，毫无疑问是一次了不起的重大改革，对于中医理论的建设和医疗技术的进步，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当时在应用方面存在着对象和方法上的差异，还有古代医家学术流派的不同，在具体表述上就呈现为十分复杂的情况，尤其是在阴阳与五行学说相互结合之后，这种情况更为明显。从对“三阴三阳”认识的异同，可以看出随着研究的推进、医学的发展，那种把三阴三阳性质和次序认为是不能变动的“规定”是不符合实际的。那种以为研究和发扬中医必须倒退到《周易》那里去的认识是站不住脚的。
我在“同证异方”的研究中，更是体会到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创新的重要性。辨证论治学说体系是千百年来无数医学家临床经验的结晶，是“同证异方”、“同病异治”的理论基础。现代某些中医专家以为，中医学拥有这样一个错综复杂而又相当完备的辨证论治学说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并坚信这就是中医学的特色，从而在教学、科研和临床中强调突出这个特色。似乎中医学里的这个体系已经达到了完美无缺、登峰造极的境界，临床上遇到的一切问题，只要遵照这个体系去做就都会迎刃而解；如果解决不了，那只能怨自己没有掌握好。我自己也曾经是这样认为的，后来才逐步认识到这种思想是一种现代迷信。辨证论治学说的成就是在牺牲了“同方异治”的宝贵经验，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诚然，我们不能否认辨证论治的作用至今还没有可以替代它的手段；更不能否认，辨证论治学说体系的建立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如果它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从而在“坚持突出中医特色”口号下的中医理论教育和临床实验以及科研工作，也只能在辨证论治的圈子里打转转，那就会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历代中医方书中记载着一个方剂乃至一味中药治疗多种病证的大量宝贵经验，这是现有的辨证论治学说解释不了的东西，是一块待开发的处女地。如果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把它作为一项重点攻关课题，那么就有望找到创新发展的突破口，从而扭转数十年徘徊不前的现状，走上大踏步前进的康庄大道，为实现中医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2．创新而不废古，继承中求发展
我认为中医学理论要发展，创新是硬道理，是科学技术的生命线。对于古代的文化遗产，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要吸取其合理的内核，，把继承与发展创新统一起来。创新而不废古，继承中求发展，是我们在中医学发展中应该遵循的一个基本思想。比如《黄帝内经》有关体质分类的“阴阳二十五人”体质类型学说，虽然在某些具体内容上，还有不够确当、不够完备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改进。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外医学史上的一切体质类型学说，从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气质学说，到原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神经类型学说，都没有能够达到像“阴阳二十五人”体质学说那样细致而全面的水平。这里我们不难看到“五行互藏”的理论在医学科学上的重大意义。
还有医家五行说，最初虽然同阴阳说一样，都是从“经学”那里移植过来的，但是阴阳五行一被医家所利用，从形式到内容都起了相当程度的变化，已远非经学之旧貌。历史告诉我们，后人的每一项研究与成功，都是与前人的努力与工作分不开的。中医学原著中记载了历代医家大量的对人体生、长、壮、老、已生命过程形成原理的探讨，对疾病形成、变化，以及诊断、治疗、预防的医学知识和经验，值得我们后人开发与应用。
3．以史为鉴，巧用古方
以临床诊治为基础而不断发展成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在它的医籍中总结了大量的临床用药知识，我认为这是每一个中医从业人员不应该忽视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由茯苓、猪苓、白术、桂枝、泽泻五味药物组成的五苓散，是东汉名医张仲景所创制，现代方剂学大多把五苓散列入“利水渗湿剂”中。吴谦说的五苓散“一治水逆，水入则吐；一治消渴，水入则消”，汪昂说五苓散“通治诸湿腹满，水饮水肿，呕逆泄泻，水寒射肺，或喘或咳，中暑烦渴，身热头痛，膀胱积热，便秘而渴，霍乱吐泻，痰饮湿疟，身痛身重”。从方效机理看，五苓散属于利水渗湿之剂。然而，仲景书在五苓散方后说：“多饮暖水，汗出愈”，而从来没有“小便利则愈”的说法。此外，《千金要方》云此方治疗“如狂”；《外台秘要》则治“发白及秃落”；还可用来发汗，或用作涌吐剂，或作为两解表里之方剂来使用，可见把五苓散列为“利水渗湿剂”，是议方药而不议机体反应状态即病证机理的片面观点。再如肾气丸在《金匮要略》中既治“虚劳腰痛”、“转胞”与“男子消渴”，又治“小便不利”、“不得溺”与“小便反多”证候。所治中既有不同病种，又有相反证候。从收集的这些记载中，提示我们要熟练准确地使用和研究古方，必须大量的阅读古医籍。我常从古典医籍中吸取大量临床用药知识，运用于临床，以示后人。
4．强调实践，不离理论；多读古医籍，提高实践能力
学习中医必须早临床、多临床，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发展自己的实践能力。但是我认为，在临床中切不可忽视理论，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用理论去指导临床，使临床不被方证相对所束缚，探索更多的治病良方。在这方面要勤于阅读，掌握理论知识，才能不断提高诊疗水平。为此，我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经常进行比较对照分析。比如脾约麻仁丸，在现代方剂学里均依《伤寒论》所说，把它视作“润下剂”，说其功效为“润肠通便”，临床习用于“虚人及老人肠燥便秘，以及习惯性便秘”。然而，我在读书中看到宋代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名医严用和，把它列在“水肿门”中，并说：“脾约麻仁丸，虽不言治肿，然水肿人，肾囊水光，不可行走者，三服神验”，又说：“此是古法今治，肾囊水光，只一二服，以退为度，不必利也”(见《济生方•卷四》)。我于1970年在河南省镇平县高丘公社巡回医疗队工作期间，遇到一个7岁左右的儿童，患阴囊积液，妨于行走而别无他苦。一时不知所措，偶忆严氏《济生方》之说，以脾约麻仁丸治之，获得良效，足证严氏之言非虚。 此外，我认为不能忽视对能治多种疾病之药方的研究与应用，一方治多病，多有记载。如“芫花散”的主治多达30余种病证。药王孙思邈在“芫花散”方后注云：此方“始吾得之于静智道人，将三纪(十二年为一纪—引者)于兹矣。时俗名医未之许也……其用药殊不伦次”。依据考证孙氏对该方研究了36年，在临床上多次取得神奇的效验，因而感慨不已，并产生了将解开该方取效之谜的任务，寄希望于后人的深切心情。我认为勇于探索一方多治的方剂，对于中医学的进步好处多多，“同方治异证”即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5．教育至上，治学严谨 我自调入北京中医学院(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工作以来，主要从事中医学理论研究与高等中医院校的中医理论教学。教学是培养人才的工作，要做到言之有理，讲授清晰，教师必须阅读大量的古今文献与著作；编写的教材要做到辞语严谨。俗话说“文以载道”，我们开始成立高等中医院校时，没有现成的教材、讲稿，我们亲自撰写时是非常注意言词用语，以及各个不同的学术观点，目前还保留着当年的手稿和油印稿。在我看来，中医学的整理研究工作，对中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仅仅以校勘、训诂、注释等传统的老方法为满足，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把各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不论在整理中医各种不同学说的时候，还是在中西医结合工作中，都不能采用“对号入座”的办法，而必须要在弄清实质的基础上进行，否则非徒无益，而且有害。古今中外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不同学派的理论，往往是事物不同方面的不同客观规律的反映，不能人为地强行调和。况且，现代科学实验证明，不但太阳物理、地球物理的物质运动是多种多样的，即以生物体内的生理活动节律而论，也是五花八门、错综复杂的，它们的盛衰周期也多不尽相同，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作风进行探索，才能使中医理论体系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提高中医学自身科学水平，推动中医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
4治学格言把继承发展创新统一起来。创新是硬道理。实事求是做事，实实在在做人。[“我们要熟练准确地使用和研究古方，必须大量的阅读古医籍”——王玉川老先生的这一论述真是说到我的心里去了，笔者从来就不相信读几本书就能解决临床的一切问题，如果真是如此，那中医各家学说的课程就不用开了。]
tangolee
发表于 2013/12/13 16:59:35
老婆裹脚。
hhbffq
发表于 2014/1/1 07:39:07
与中医大学学弟交流学习中医的若干心得体会【按：2009，03，14本帖初稿之后，又出版了一些新的老中医学术专著，所以对本帖作个补充修改。】岳美中先生认为学习中医应当从学习方剂入手，李翰卿先生认为学习中医多快好省的办法是攻读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然而如何在二位老先生的权威意见之间找到一条沟通的桥梁，笔者为此苦苦思索多年，现略陈个人浅见几条如下，仅供学习参考：
1、先学陈潮祖所著《中医治法与方剂》人卫出版社第五版；本书是一部专论病机、治法、方剂关系，并将理、法、方、药融为一体的专著。学这部书要有两部工具书————《中医大辞典》或《简明中医辞典》与《中药大辞典》。2、
宋兴：《临证解惑————陈潮祖教授学术经验研究》；贾波、沈涛主编《陈潮祖医案精解》；这两本医案与《中医治法与方剂》第五版联系起来读，可以增强对中医的学习信心。3、
有了以上的基础，最好遵照李翰卿老中医的指导————直指中医四大经典（
《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
）与《温病条辨》，这是多快好省地学好中医的有效途径————自然，《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得放在枕边每晚临睡之前读它1小时————把古文学基础提高一步。4、
以上三条如能办到，则读中医大学教材如卷席！读名医医案、搜索医学参考文献更不在话下！5、
接下来谈谈如何博览群书：中医古书有一万二千多种，穷毕生精力也难以通读一遍，为解决这个难题，当代中医学者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如：南京中医学院（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王新华编著有：《中医历代医论选》、《中医历代医案选》、《中医历代医话选》；李飞编著有《中医历代方论选》；吴昌国编著有《中医历代药论选》。上述五部书，囊括了几百种重要中医古籍精华内容，如能置之案头经常查阅，眼界必然大开，必将为今后的进一步学习打下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6、
现、当代著名医家著作：最近人卫版的“现代著名老中医名著重刊丛书”出了几十种，如经济条件许可，最好全予购买，留着慢慢细读；有些还未出版，耐心等待就是了。下面例举若干著作：《程门雪医案》、《岳美中医文集》、《任应秋论医集》、裘沛然著《壶天散墨》、焦树德著《从病例谈辨证论治》《用药心得十讲》、丁光迪著《中药临床配伍与运用》、方药中著《辨证论治研究七讲》《温病条辨讲解》、《周仲瑛医论选》、王洪图著《黄帝内经临证发挥》、鲁兆麟等著《近代著名老中医临床思维方法》、王庆其主编《内经临证发微》、柯雪帆著《伤寒论临证发微》、何任主编《金匮要略临证发微》、叶笃正主编《神农本草经临证发微》、原中医研究院编《中医讲座一、二》《温病汇讲》、陈鼎三著《医学探源》、邹学熹著《中国医易学》、刘冠军著《中华脉诊》、至于《舌苔图谱》则任选一种（例如：张学文主编的《舌苔图谱》）；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更是出版了近百种。总之，根据自己的需要尽量予以收集就是了————裘沛然老先生有言：治学要猛，温课要温，以上例举各书，留着慢慢温习吧！7、
要想在中医大学本科毕业阶段达到高级中医师的水平，笔者个人认为，以上的医书是不能不读的；其它课程，按学校要求去作就是了————胳膊拧不过大腿————目前想搞独立自主地学习中医，环境不允许，随大流罢了。2009，03，14，定稿；2014,01,01,补充与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