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药如用兵”中，淡医与药
做为一个医生是否违背中医宗旨？有些做法是否违背中医诊断、治疗的基本思想呢？中医诊病历来以望闻问切四诊为基本诊断方法。网络诊病见不到患者本人，完全没有“望”切的具体实施，只是根据患者的自述来推理演绎，一切以患者的自述为用药的基础，但是患者的自述有多大的参考价值呢？患者的自述是否准确呢？尤其是舌诊，脉诊，患者对此有多少的客观公正的文字表述呢?再有，对于患者的疼痛的表述，又有多少的可信度呢？是否确切呢？
我感受到医生跟文人是不同的，可以说到文人；“文如其人”医生可不同了，要在理论实践中结合在一起，只有理论没有实践，岂不是纸上淡兵吗？就算是“用药如用兵”也只是虚拟的行为，然而，说到当今的西医药，当人们把自已的健康和性命完全托付给医生，交付给高新技术医学之时，正是其淡漠“自我负责”意识，抛弃“自我保健”责任之际。
其直接后果，便是滥用生物医学检测技术、滥用抗生素等药物和不必要的手术，导致了“医源性疾病”和医疗费用的急剧上升。以上是本人对用药如用兵和网络诊病的看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一个人的思路而已，还望指正。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2 14:46 编辑 ]
清代医家徐大椿治“外感停食”医案病例
淮安大商；杨秀伦，年七十四，外感停食。医者以年高素封，非补不纳，遂致闻饭气则呕，见人饮食辄叱曰：“此等臭物，亏汝等如何吃下！”不食不寝者匝月，惟以参汤续命而已。慕名来聘。余诊之曰：“此病可治。但我所立方必不服，不服则必死；若徇君等意以立方亦死，不如竟不立也。”群问当用何药?余曰：“非生大黄不可。”众果大骇。有一人曰：“姑俟先生定方再商。”其意盖谓千里而至，不可不周全情面，俟药成而私弃之可也。余觉其意，煎成亲至病人所，强服。旁人皆惶恐无措。止服其半，是夜即气平得寝，并不泻。明日全服一剂，下宿垢少许，身益和。第三日侵晨，余卧书室中未起，闻外哗传曰：“老太爷在堂中扫地。”余披衣起询，告者曰：老太爷久卧思起，欲亲来谢先生。出堂中，因果壳盈积乃自用帚掠开，以便步履。”旋入余卧所久谈。早膳至，病者观食，自向碗内撮数粒嚼之，且曰：何以不臭?”从此饮食渐进、精神如旧。群以为奇。余曰：“伤食恶食，人所共知。 去宿食则食自进，老少同法。今之医者以老人停食不可消，止宜补中气以待其自消。此等乱道，世反奉为金针，误人不知其几也。”余得有声淮扬者以此。案中记述了徐大椿为一七旬老人治疗外感停食症的经过。一般医生都认为老年人体弱，停食不能用消导之法来治疗。徐大椿一反常人的认识，大胆使用生大黄，结果很快就治愈了病人的疾病。
观医案可知，不难看出古代中医医案的叙事性特征，与古代的笔记小说非常接近，有的医案几乎就是一篇生动的笔记小说作品。具体分析一下古代中医医案的写作方法，可以发现它基本上具备了叙事文学作品的特点。
古代的中医医案具有故事性，有一定的情节和结构。虽然它也是临床的记录，但是跟西医乃至现代中医的病案不同，并不是单纯记录病人的症状体征和诊断结论、处方用药，而是采用铺叙的手法，把整个诊疗过程作为一个事件按次序完整地写入医案之中。病人的病情和医生的诊疗、方药，都作为事件的构成部分，在事件的叙述中反映出来。这就使古代中医医案具有完整的故事性。如果病情多变，诊疗过程较为复杂，那么医案也就会显得情节曲折起伏，甚至带有戏剧性，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古代中医医案以人物为中心，患者和医生(有时还包括旁人)始终活跃在医案之中。西医和现代中医的病案一般是脱离具体病人的，只对疾病孤立地加以记录分析，所记的是病而不是人。至于医生在诊疗过程中的活动情况，更不会被记入病案之中。而古代中医医案则把疾病诊疗与具体的人物密切联系在一起，通过人物的活动来反映疾病情况和诊疗过程，这一点与叙事文学以描写人物为中心是相同的。例如上面所引的医案中，就可以看到活生生的患者、医生以及其他一些人物的形象，让我们如见其貌，如闻其声。
古代中医医案不仅有事件的叙述，同时还有人物的语言、心理和其它一些细节的描写，有的描写还相当细腻、生动传神。它对病情和诊疗过程、效果的记录，常常不是采用抽象的医学术语，而是通过形象的描写，这就使古代中医医案显得生动有趣，决无枯燥乏味之感。
古代中医医案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叙事性的写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中医学本身来看，叙事性医案的形成与中医的形象思维方式有关。古代中医医案以人物为中心，在记录疾病诊疗情况时始终不脱离具体的患者和医生。它在记录病情时不是运用抽象的概念术语，而是采用具体生动的描述，这正是形象思维的具体表现。
[ 本帖最后由 罗布麻 于 2007/3/22 19:39 编辑 ]
《用药如用兵》论。感慨
中医学在临床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中医药在临床药学的发展需要多学科的协作，它一方面离不开中医各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离不开药学各分支学科如药理、药化、药剂等的发展。中医药临床药学这门充满蓬勃生命的学科，必将得到飞速的发展，最终达到临床的合理用药，从而为繁荣祖国的医药事业作出贡献。下面引用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荣为充，而毒药则以攻邪。故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
故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则伤命，隐然一敌国也。以草木之偏性，攻藏府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是故傅经之邪，而先夺其未至，则所以断敌之要道也；横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则所以守我之岩疆也。挟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则敌之资粮已焚；合旧疾而发者，必防其并，则敌之内应既绝。辨经络而无泛用之药，此之谓向尊之师；因寒热而有反用这方，此之谓行间之术。一病而分治之，则用忧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数病而合治之，则并力捣其中坚，使离散无所统，而众悉溃。病方进，则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气，所以老其师；病方衰，则必穷其所之，更益精锐，所以捣其穴。
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富强之国，可以振武也。然而，选材必当，器械必良，克期不愆，布阵有方，此又可更仆数也。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在祖国传统医药发展史，“病”、“证”、“药”三者的结合，中医临床与中药应用的紧密结合，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医和中药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用在临床中以以草木之偏性，攻藏府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曾经治过一典型病例：“积聚”（子宫绒毛膜上皮癌）。黄XX，女，37岁，广东省揭阳市区人。于2002年11月10日就诊。
主诉：下腹部肿块已有数月。因产后情志恚怒，继而在少腹部出现一肿块，约鸡蛋大小，少腹颜色正常而高出于皮肤，肿块发展迅速，在一月多即增至拳头大，曾在地区某医院CT，生化学检验，增确诊为（子宫绒毛膜上皮癌）并建议到省医院治疗。由于患者评常不喜欢西医更不喜手术之类，经人介绍来佘试治。
现证：患者精神蒌蒌靡，面色干黄，身体羸瘦，精神抑郁，时而烦躁易怒，胸腹胀满，不思饮食，四肢困乏无力，时而低热。下腹由脐至耻骨联合部，坚硬如石，少腹中间有拳头大肿块，高出皮肤，皮色正常，推之不移，按之坚硬，重按有痛感，阴道有不规则出血，舌质黯红，苔薄白，脉沉涩无力。
辩证：血症。
治则：活血逐瘀，消肿散结。
处方：水蛭（炒黄研未）9g，雷丸（研为未）9g，桃仁15g，红花9g，大黄9g，芒硝（冲）9g，桂枝9g，甘草3g。
以“用药如用兵”之攻藏府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方以破血逐瘀之水蛭、雷妨为君；桃仁、红花、大黄、芒硝活血散瘀为臣；因顾其产后虚寒，佐以桂枝温经通脉；以甘草为使。诸药共起破血逐瘀、消肿散结的作用。
二诊：11月15日，连服上药五剂，少腹肿块消去三分之一，饮食渐增，精神安定。此乃药证相合，药及病所效不更方。宗以上方加三棱9g，莪术9g，干漆5g，以加强祛瘀散结之力继服五剂。
四诊：11月25日，肿块继续消减，但仍能触及，阴道出血已止，守原方加大榧子12g，川楝子15g，以加强疏肝理气、消积之功，再服10剂。
五诊：12月26日，肿块尽消，未能角及，精神、食欲良好，但觉体虚乏力，此因产后久病气虚血亏，当以补气补血以调善后，方用八汤加味。
处方：当归15g，白芍12g，熟地15g，川芎9g，白术9g，茯苓12g，党参12g，陈皮9g，砂仁9g。
患者连服十五剂停药，嘱其食其它补药之类，数年以来，患者遇到感冒其它小病都是佘开的方药，本病连续观察，至今身体依然健康，多年以来又在工厂上班，未见复发及转移症状。
结语：
子宫绒毛膜上皮癌症根据祖国医学记载，属于“症瘕”、“积聚”，“血臌”，血症的范畴。此例患者发于产后，气血俱虚，恶露未尽之时，由于情绪急怒而造成气机郁滞，局部气血运行不畅，恶露不下，凝聚而成。傅青主云：“此症或因跌闪而瘀血不散，或忧郁而结血不行，或风邪而蓄血不散，留在腹中……”而成。
此例患者之所以能够迅速治愈，是关键之际引用“用药如用兵”之攻藏府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关键于辨别正虚邪实的情况下，投于大剂量的逐瘀破血峻猛之剂，以攻顽结之邪，特别对水蛭、雷丸之类逐血峻剂的运用，据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说：“凡破血之药，多伤气分，唯水蛭味咸，专入血分，于气分丝毫无损，且服后不腹不觉痛，并不觉开破，而瘀血默消于无形，真是良药也”。
雷丸一药，根椐《本草纲目》记载，具有“驱逐邪气，除皮中热结积蛊毒”的作用，以上二药，今人认为其逐瘀破血消积之力峻猛而现比较少用之，再如对大黄、芒硝能入血分破通经的功效多不重视，因而使用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把握病机，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适时地把握病情的转归及邪正消长的情况下，恰如其分的运用祛邪扶正。此患者虽然是产后气血俱虚之时，但以邪实为主，在治疗中虽攻邪必伤其正，但邪实不去，正虚难复，顾正则攻邪不力，所以引用“知彼知知已：《孙子．谋攻》：“知彼知已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已，每战不必殆。”所以必须猛攻其邪要害之处，邪去则正虚才能恢复。故在治疗初期，用大量逐血峻剂，猛攻其邪，使肿块消其大半，在虚象欲露之时，仍不减攻邪之力而加入扶正之品，在肿块消尽之时，药以扶正固本。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3 11:22 编辑 ]
“兵学”与“医学”：防病如防敌、用药如用兵
《孙子》是春秋末期吴国将领孙武所著。孙武，齐国人，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吴王用以为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称霸一时。《孙子》是我国的兵学经典，约五千九百字，共十三篇：第一《计篇》，第二《作战篇》，第三《谋攻篇》，第四《形篇》第五《势篇》，第六《虚实篇》，第七《军争篇》，第八《九变篇》，第九《行军篇》，第十《地形篇》，；十一《九地篇》，第十二《火攻篇》，第十三《用间篇》。《孙子》词约意丰，内容博大精深，揭示了战争的一些一般规律.军事哲学很早就被运用于我国传统的医疗实践中。古人云：“治病如对仗，用药如用兵”。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的《灵枢经》卷八《逆顺》就引“兵法”云：“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这句话源自《孙子兵法·军争篇》：“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
公元18世纪中叶的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曾任太医的名医徐大椿。他在自己撰写的《医学源流论》中专辟《用药如用兵论》一章，全面、详尽、准确地阐述了“防病如防敌”、“治病如治寇”、“用药如用兵”等医理，提到“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兵法与医术有何相通？药分君臣佐使，最后达到治病求本，标本兼治，扶正祛邪，治病救人的目的。古代兵法也使用这种系统分析的方法。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而兵法亦如此。
对于疾病，医家主张“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医本着治病如治寇的负责精神，因而能够高度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做到防微杜渐，加强防范，而兵家防御歼敌之道亦同样有用；又如用药如用兵，兵凶战危，关乎国家军民生死存亡；而治疗关系病人生命，用药也要相当慎重。
《孙子》中提到：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意思是说兵家作战用兵须通晓天象，掌握天气的变化。古今中外，兵家出师作战，非常重视天时与地利。了解地理环境、地形、地貌对作战的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兵法》十三篇中《地形》、《九地篇》各占有很大篇幅。心理治疗：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孙子兵法·军争篇》指出：“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军队的士气和决心在战争中能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故《孙子兵法》十分强调“治气”、“治心”。在治疗疾病时，中医也很重视心理治疗的作用。治疗时要对病人指出疾病的危害性，以引起对治疗的注意。告诉病人疾病是可以治好的，使其与医生配合治疗，并告知具体的措施和调养方法，解除其苦恼的消极心情。如果病人紧张慌乱、忧虑过度会降低身体的抵抗力，而使病情加重。只有情绪乐观，以良好的精神状态与疾病作斗争，药物治疗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使病体迅速痊愈。
另外，《孙子》强调要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孙子兵法·行军篇》列举了三十多个这方面的实例，如“众树动者，来也”，“鸟起者，伏也”，其前半句是表面现象，后半句才是敌人的真实动态。广州市中医医院肿瘤科主任张华教授表示，中医认识疾病有一条基本原理，就是“司外揣内”，意为观察、分析病人的外部表现,透过这些表象，认识疾病内在变化的本质。他举了一个曾经治疗过的病人的例子：这个病人主要的病症是高血压，一般高血压是因为肝阳上亢，不能服用补药，但是经过认真的诊断，发现这个病人真实的病因是肾亏，用补药把他治好了。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是说要据敌情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张华教授表示，医治一种疾病，也应随着病情的变化，采取不同的医疗措施。特别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疗而效果不明显，或者病情恶化、出现并发症时，更应该检查过去的治疗办法是否合适，及时改变治疗的方法，有的甚至要重新检查和诊断。
对此，张华教授介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时时都在变化，辨证论治作为中医指导临床诊治疾病的基本法则，由于它能辨证地看待病和症的关系，既可看到一种病可以包括不同的证，又看到不同的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可出现同一种证。因此，还可以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方法来处理。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种疾病，由于发病的时间、地区以及患者机体的反应性不同，因而治法也不一样。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出现了相同的病机，因而也可采用同一方法治疗，这就是：“异病同治”。对疾病“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兵法·谋攻篇》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兵法·地形篇》又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只有对“彼”方的情况和“己”方的实力了如指掌，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而中医认为，养生保健就必须了解“彼”（疾病）的发生规律以及“己”（人们）自身健康特点等进行防御，才能真正达到“百战不殆”。
“很多疾病在四季中明显发生率不一样，这就是‘敌’的特点。”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张诗军介绍，根据四季的变化来调摄以达到形神兼养是中医讲究的对症策略。“春季(立春到立夏)就得养肝，这因为春季是肝的主季，春天肝气最旺,同时肝也是这个季节最脆弱的脏器,在这个季节最容易发生肝病。对肝气素来不充足或用肝过度的人来说,易致肝失于濡养，肝脏功能活动跟不上如此异常的气候，会易于导致肝脏相关疾病的发生。”“而夏季(立夏到小暑)则需养心为上，因为夏季是心的主季，夏天心气最旺,同时心也是最脆弱的脏器,在这个季节最容易发生心病。”张诗军介绍，根据中医理论认为，夏季是阳气达到最高峰的节气，而心脏又是属阳的，所以在夏天保养好心脏是最关键的。暑为阳邪，其性升散，容易耗气伤津。”随着夏季的到来，气温越来越高，腠理开而多汗，汗出过多导致体液减少，人们很容易烦躁，脾气也会变得暴躁，这对心脏非常不利。因此，夏季防暑不可等闲视之。
中医养生：地不同，养生不同天时、地域在中医养生上同样有“战略”意义。“我们发现，在纬度高的寒带，阳光稀有，是抑郁症的高发区；在部分难以获得新鲜的蔬菜、水果、饮食中肉制品等较多、天气寒冷季节限于室内活动的地区，肥胖、脂肪肝、高脂血症、高血压的发病率也相应较高；岭南长年相对湿度高达70%以上,容易诱发感冒或关节疼痛，长年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居民脾胃功能较弱，湿证相关性疾病的发病率较高。”
南方人擅长煲汤补养是根据地域以及气候特点有医学依据的。“众所周知，岭南天气闷热，出汗多，气随汗出，阳泄于外，多有气虚的症状，出汗多的同时要消耗很多能量，此时借助于补养之汤料加以纠正，是很有道理的。”“煲汤”是粤菜的一种，是将食材加足汤水，水火慢炖细熬，期间不再加水，不开盖，不加复杂的调味料，将体积较大的食材煮至软烂的程度，通过多种食材鲜味相互交融，将食物的精华浓缩在汤汁里，成为一锅鲜美的好汤。
未病先防：善战者，先为不可胜《孙子·形篇》指出：“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九变篇》又说：“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兵法非常重视战前的准备工作。中医也讲求“治未病”，未病先防。对于疾病的侵袭，应当先做和早做预防工作，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增进人体体质，预防疾病的发生，就有如做好了各种“先为不可胜”的措施，对疾病严阵以待，邪气就无从入侵。他说，“很多疾病都跟生活习惯有关系，我们需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愉快的心情，要进行自我调节,兵家“自保而全胜”与中医“扶正祛邪”有相同之处。中医充分地指出了“正气”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正气虚是发病的根本原因，没有正气虚，邪这种外因是不能使人发病的。中医自保而全胜的思想，立足于培扶人体正气，也就是说扶正就是祛邪，也就是说要增强体质，进行调理，抵抗疾病。
—--《孙子兵法》的影响及其原因分析
就黄河三角洲文化而言，兵学所占的比例并不大，然而却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组成部分，《孙子兵法》的横空出世，便远远超出了地域文化的范围。兵圣孙武的故里，位于黄河三角洲的腹地——今山东惠民县境内。黄河三角洲文化，是孕育《孙子兵法》的摇篮；而《孙子兵法》这一兵学圣典则无疑是黄河三角洲文化宝库中最为璀璨夺目的明珠。《孙子兵法》作为中国传统兵学的奠基之作，不仅被历代用兵者奉为圭臬，成为百世谈兵之祖，而且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孙子》一书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就兵学而言，《孙子》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战争实践，创造性地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兵学体系（即军事理论体系），它涵盖了中国传统兵学的主要内容，框定了后世兵学的发展方向。明人茅元仪指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中国兵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都有所发展，但在西方军事理论传入以前，都未能突破孙子所构建的兵学体系框架而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因此，后世谈兵者，皆以孙子为宗。从实践的层面看，以《孙子》的思想来指导战争的例子更是史不绝书、俯拾皆是。
可以说，对《孙子》的运用和研究与中国传统兵学的发展是相始终的。《孙子》被尊为“百世兵经”，孙武被尊为“兵学鼻祖”，其原因正在于此。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5 00:32 编辑 ]
—--《孙子兵法》的影响及其原因分析
真理并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其光芒。产生于丘牛大车时代的孙子兵法，在热核时代乃至于即将步入的信息化战争时代，依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指导意义。从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积极防御理论到我国现行的战略方针、作战条令，都无不留有孙子思想影响的深深印记。《孙子》不仅对中国兵学影响深远，而且走出国界，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今天，《孙子》一书已经出现了约30种文字的版本。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军事家频频运用孙子的思想来研究军事问题。从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到柯林斯的《大战略》和布热津斯基的《运筹帷幄》，都明显地可以看到《孙子》影响的痕迹。美国1982年版的陆军《作战纲要》中也直接引用孙子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贵胜，不贵久”等名言作为警句和概括。
这些现象说明，《孙子》一书在现实的军事斗争中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和实用价值。其中的某些观点，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强调慎重对待战争和控制战争的思想，注重联盟战略的“伐交”思想等，由于契合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而愈加显示出宝贵价值。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5 00:33 编辑 ]
—--《孙子兵法》的影响及其原因分析
南宋郑友贤曾说过：“学兵之士，尝患武之为说，微妙而不可究，则亦儒者之《易》乎？……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学者见其说之有遗，则始信益深之法、不穷之言，庶几大《易》不测之神矣。”在郑氏看来，《孙子》就像儒家的经典著作《周易》那样，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求之而益深”，“叩之而不穷”，是“天下之备法”，是永远无法穷尽其高深奥妙之道的。一部伟大的著作，之所以能流传千古，恒久不衰，就在于其文本解读的多样性，见仁见智，气象万千，从而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和发挥的空间。《易经》如此，《孙子》亦然。《孙子》是一部兵书，但其影响又绝不仅限于军事领域。《孙子》在非军事领域的运用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战国时期，白圭便运用孙子的思想来经商并获得了成功。这是《孙子》用于经商的最早记载。相传为唐代国手王积薪所撰的《围棋十诀》也明显地留有借鉴《孙子》思想的痕迹；产生于北宋的《棋经十三篇》则是仿《孙子》十三篇而著的围棋理论著作。清代名医徐大椿的《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将战术类比医术，借鉴《孙子》的用兵原则提出了用药治病的十种方法，颇有见地。最后，他还感慨地说：“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孙子》在非军事领域的运用研究至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高潮。50年代，日本出现了“兵法经营管理学派”，其影响迅速波及世界各地，形成了经济领域《孙子》研究的热潮。此外，人们还从哲学、医学、体育竞技、系统科学、决策学、心理学、语言学、数学、预测学、行为学等学科的角度来研究《孙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孙子》作为一部兵书能够在非军事领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原因在于它是一部舍事而言理的著作，将军事领域中的具体原则高度提炼，上升到哲理的层次，从而具有了普遍的指导意义。而孙子研究战争问题的思维方式，更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弥足珍贵的财富。经过数千年的时间，《孙子》的思想已成为一种文化积淀，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思维。
从1989年始，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先后举办了七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与会学者来自世界各地，规模之盛、影响之深，足以说明《孙子》的智慧之光必将在21世纪更加耀眼夺目。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5 00:35 编辑 ]
中国古代军事学在中医的临床应用
中医理论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有密切的联系：中医“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切合兵法“不治已乱治未乱”；《孙子兵法》的“知彼知己”、“因敌变化”、“全国为上”思想与中医治病的灵活性、中病即止的中医治疗学思想吻合；从合理组方与部署军队、集中优势兵力与用药“效宏力专”、“非危不战”与慎重用药，可以看出“用药”如同“用兵”。出于防治疾病,养生保健的目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和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与具体的医疗实践融合,逐渐形成了一门比较系统的生命科学认知体系和疾病诊疗方法—中医学。中医学利用当时先进的哲学思想以及对自然界的初步认识来解释人体现象，这是凝炼了古代人民高度智慧的一个漫长形成过程。其中，中医理论与古代的军事哲学的结合是十分紧密的。
很早以来,军事哲学就被运用于我国传统的医疗实践中。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的《灵枢经》卷八《逆顺》就引“兵法”云：“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这句话显然源自《孙子兵法·军争篇》：“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接着，篇中解释运用兵法原则进行治病的具体做法时说：“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可见，书中运用《孙子兵法》原理来治病已相当娴熟。古人云：“治病如对仗，用药如用兵”体现了中医理论与军事哲学理论上的同源性。近年来，随着孙子理论在各方面的运用，以兵法指导治病的可行性也愈来愈受到重视。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5 12:04 编辑 ]
中国古代军事学在中医的临床应用
中医“治未病”与“不治已乱治未乱”我国古代早就在理性上重视预防的价值与意义,《周易·既济》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豫”通“预”，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预防是主动处理事物达到理想效果的最佳途径，我国古代的军事思想也十分注重这一点,“不治已乱治未乱”，将此观念应用于医学，就是“治未病”。
1、“先为不可胜”与“未病先防”
兵法非常重视战前的准备工作，如构筑防御工事、储备充足的武器和粮食、加强军队的训练等，因为它可以使敌人难以进攻，作战时减少我方的损失和伤亡，取得战争的胜利。《孙子·形篇》指出：“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九变篇》又说：“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吴子兵法》讲求“图国第一”，国家强盛了，就不用怕敌人。而我们中医也讲求“治未病”，未病先防。对于疾病的侵袭，应当先做和早做预防工作，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增进人体体质，预防疾病的发生，就有如做好了各种“先为不可胜”的措施，对疾病严阵以待，邪气就无从入侵，就能使我们在与疾病的斗争中经常“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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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军事学在中医的临床应用
2、“兵之情主速”与“既病早治”《孙子·九地篇》指出：“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
它告诉我们，打仗攻击敌人，要求行动迅速，乘敌人还来不及部署、摆好阵势，来不及构筑防御工事，就一举将其击垮或歼灭。治疗疾病也应该迅速查明病情，做出诊断，尽快采取医疗措施，乘疾病还“来不及”严重发展，就把它控制住，或将病菌及早杀灭。“速”战“速”决，方能够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孙子·作战篇》又说：“其用战也(贵速)胜，久则钝兵挫锐……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打仗时间拖得久了，会使军队疲惫，锐气挫伤，力量耗尽，经济困难。如果其他国家乘机而起，局面就会不可收拾。同样，对疾病如果掉以轻心，不及早就诊，或者在治疗时迁延时日，不能迅速确诊，放松拖拉，时间久了，病邪深入机体，损伤正气，邪正相持，蔓延发展，难以治愈。如果再有其他并发症，则会酿成大祸，甚至危及生命。这是为无数医疗实践所证明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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