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诊并重 尤精脉诊
先父尝说：凡诊病，四诊缺一不可，问诊更为重要。有的患者隐其所患以求诊脉，以验医者之能否，而医者亦不问病情，但凭诊脉即可知症结所在，皆是自欺欺人。苏东坡曾说：“吾平生求医，必先尽告以所患，而后求诊，使医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后求之诊虚实冷热，先定于中，则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虽中医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岂以困医为事哉”。沈括亦说：“古人云：视疾必察其声音，颜色，举动，肤理，情性，嗜好，问其所为，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遍诊人迎气口十二动脉，疾发于五脏，则五色为之应，五声为之变，五味为之偏，十二脉为之动。求之如此其详，然犹惧失之，此辨疾之难也。”(《苏沈良方》)苏沈是儒而兼通医者，面其对四诊的重视，诚万古不易之定论。我初学医时，先父即教导说：持脉须令患者平臂，勿使高低侧斜，以免脉道来去有碍。医与患者不可对面坐，以免气息传染。以三指之端积起处谓之指目(此处敏感度较强，故称指目)，长人指须疏，短人指须密，定呼吸，慎容止，静心平辨，会二十八脉于胸中，心领神会，庶不致心中了了，指下难明。最要者脉贵有神，即不徐不急，从容和缓之象也。李东垣以脉有力为有神，无力为无神，此说虽近情理，但亦不尽然，如微弱濡细等脉，虽知为力之不足，亦不能认为是绝脉，夫神者精聚之谓，不论脉之大小，只要指下聚而不散，清楚自如，而无颓靡不振懒散徘徊之象即为有神，非但有力之谓也。例如病极虚，脉极有力，或伤寒瘟病汗下后，脉不为汗衰，或大病之后，新产之后，脉反博大有力，此病脉不符，属危险之象，虽有力不得谓之有神。况脉有禀赋之异：有生成六阴者，即细小缓弱沉迟，勿认为虚寒，有生成六阳者，即洪滑实大浮长，勿认为实热。
曾治一女同志，诊其脉正部反关均无脉，观其症则呕吐，似为暑热，乃问其家属其常脉如何，则云平素无脉，何部脉见，何部有病，可见脉有禀赋之不同，知其常然后知其变。又有一种经气结脉，两关脉滑实如豆，中有一线硬如刀刃，此为阴虚肝旺，金衰土败之象，春得秋死，秋得春死。一九三零年前后，岁在己巳，清状元王寿彭于季春患咳嗽，左关即见经结，右寸滑实。遂谓其家属曰：现症虽仅咳嗽，然脉实不佳，若不速治，恐至秋堪虚，竟弗听，至仲秋而殁。又治一徐君，时在初秋，左关亦见经结，当时患者只觉心烦，不觉有其他征象，遂直言相告，嘱其速速治疗，否则至立春恐难幸免，并嘱其弟劝之，弗听，果然至春而殁。按经气结之脉，皆由七情所伤，胸中非有大忿怒，大不如意事，不能使三经之气结于一处也。初见此脉，病人强自宽解，医者施以养阴柔肝，解结和脾之法，可不致郁郁以终。曾有一患者邀出诊，先父曰：“今日暂不开方。”病人问何故。先父曰：“今日脉证不符，至晚间恐有吐泻之患，如药后适逢其会，将谓药不对证，归咎于大大矣。”果然至晚间上吐下泻，幸预留一丸药，嘱其吐泻后服之。其诊脉之精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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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家十要和病家十要
一九三七年春，先父与天津李实忱先生谋设国医学院，志在培养中医人才。并先组施诊所，联络中医界名流，均到施诊所施诊服务，以为将来师资作准备。先父每周去施诊所三个半天，夏初开诊，仅两个月，医而愈者约七千人。适值“七七’事变，乱及天津，因而停诊，以致宿愿未偿。华北沦陷后，更是郁郁不舒，乃于诊余著有《养生医药浅说》，书中为医患之间着想，定有“医家十要’和“病家十要”，兹录于下：医家十要：①存心仁慈，以救人为天职；②精通医学，多参群书，③精通脉理，洞悉脏腑经络，④识病源病机，晓运气盛衰，⑤辨识药性药形，炮制适宜，⑥同道互相提携，莫相嫉妒仇视，⑦品行端方，自重自爱；⑧诊病一视同仁，勿重富轻贫；⑨勿重视资财，轻忽人命；⑩常备灵药，随时救人。 病家十要：①择名医；②肯服药；③宜早治；④绝色欲；⑤戒忿怒；⑥息妄念；⑦节饮食；⑧慎起居；⑨莫信邪说；勿惜金钱。
以上十要，不但笔之于书，而且身体力行，如某老大夫医学渊博，惟临床处方颇泥古不化，业务稀少，先父时与纠偏，并与之宣扬，因而该君诊务日有起色。又如针灸医生某君，一度诊务不佳，几至不能糊口，先父不时送与米面，并与介绍病人。又津市有一名医某君，每遇疑难即来向先父求教，先父即详为分析，帮助其制定治疗方案。记得在沦陷时期，时常有来求助者，无不慷慨解囊。一次，一老者因断绝回乡路费，特来求助。临行时说有一药方，专治水臌痞积，今奉赠以作答谢。其方：圆肉、甘遂，白硃砂(江西磁)、黑殊砂(旧砂锅)各60克研细，枣肉为丸，每服3克，小儿减半。服后，在上则吐，在下则泄。先父认为处方颇有道理，遂配成丸药，专门施送，服之者颇有疗效，于此可见先父之虚怀若谷。尝谓经验不单纯从书本上来，从个人临床实践中来，也有很多来自病人。只要言之有理，就采纳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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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辨证，以保护元气为主
中医在临床上不能见“病”不见“人”，即不能见“树”不见“林”，而应从“人”出发，照顾到病人的整体。先生特别强调“元气”在人体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内经》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及“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两句话，就是指病邪之能使人体发病，都是由于人身元气不足的缘故，若人体本身自卫的元气很充足，病邪就不足为患。所谓乘虚而入，无虚则病邪何从而入乎?是故元气充足，“内腠闭拒，虽大风苛毒，弗之能害”。在辨证论治方面，力主“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证；将证认清，治之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认证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既明，虚实寒热， 则迎刃而解。他强调阴阳为两纲，表、里、虚、实、寒、热为六要，不同意把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并列为“八纲’。他指出：“辨证论治，全凭纲要。纲者两纲，曰阴曰阳，要者六要，曰表、里、虚，实、寒、热。徐灵胎言之綦详，亦即张景岳之所谓‘两纲六变’者也。人之疾病，千变万化，但总不外乎阴阳，故医者临证，必须先审阴阳，因为病因证脉与药皆有阴阳。阴阳既明怡自无讹。其间且有错综现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二者相间，彼此多少，疑似之间，更须明辨。具体一个病进而求之，则疾病之部位亦存在表里，正邪之消长与虚实若何?若论疾病之征象自有寒热之分，但其间情况复杂，如由表入里，由里达表，寒热错综，虚实互见等，必须审慎辨识。
总之，表、实、热三者，概于阳；里、寒、虚三者，可概于阴。故阴阳者，医道之总纲领也。至于六要者，病变之关键也。医者既须提纲挈领，又要把握关键，则病无遁情，了如指掌矣。辨证既明，论治用药更应详酌，故有时参、术、硝、黄，俱能起死，芩、连、姜、附，尽可回生。喻嘉言尝谓：‘医不难于用药，而准于认证。故必先议病，而后议药’。朱丹溪亦主张：认证为先，施治为后。若但知以执某方治某病，不论因时、因地、因人,不审何脉、何因、何证，是冀病以就方，非处方以治病。辨之不明，焉能用之无误?施治之妙，实由于辨证之准确。寒、热、虚、实，不昧于证，而又不惑于证；汗、吐、下、和，不违于法，而又不泥于法。否则疑似甚多，临证莫决，见病治病，十难效一。”先生非常推崇徐灵胎氏《病因人异论》中的论述。徐灵胎云：“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机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
在临床上切实遵守，并加以发扬光大之。先生确信：无论祛邪与扶正，都是为了达到恢复和充足元气的目的。至于祛邪扶正之孰先孰后，那就必须在辨证之时，参机应变了。先生说:邪之与正，二者并重，扶正可以祛邪，祛邪即可安正，是互为因果者也。而孰先孰后，则必须因人、因地、因时而施，绝不可先有主见。固然经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之明训，示人正气之虚，是由于被邪劫夺，倘不被劫夺，正气无由致虚；其所以被劫夺者，系于邪气之盛。此时，若直捣巢穴，扫灭邪氛，使不再劫夺正气，其病自愈，亦即祛邪为重也。初病急病，诚可以一扫而痊，久病缓病，其人虚象毕露，则当顾其正气所谓养正邪自除，亦即扶正当先也。盖病有久暂不同、缓急之异，则祛邪与扶正之治，妙用在灵活：有宜急祛其邪而后调其正者，有宜先固其正徐退其邪者，有宜寓攻于补者，有宜攻补兼施者。似此轻重先后，当随证制宜，凡病皆应如此，则可不致拘执有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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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悟经旨，不泥于古
志于医者，首先应该熟读《内经》而后逐步细心参悟经旨。阅读诸家医论，一定要抱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掌握“取长舍短，去芜存华”的治学方法，力辟“食古不化”或“断章取义”。他反对妄用成方，说：“兵刑杀人，显而易见，然用药误杀人，医者尚不自知，较之兵刑杀人者，更为险毒，尤有过而无不及者也，实可憾叹。不怪吴鞠通氏早有鉴于斯，并于《温病条辨》自序曰；‘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朱彬氏亦有‘其死于病者十之二三，死于医者十之八九’之论。如临床时所见热病无汗，而庸医妄称是足太阳表证，投以麻黄汤，服之汗出不止而殒者不鲜；更见风温、湿温证，动辄柴胡、升、桂、细辛、姜、附之风药升提，使伏热邪气不惟不能荡散，反陷入心包，无不神昏厥逆而毙，虽急投局方至宝丹、清营汤、紫雪丹等渝涤中宫而幸存生命者，亦不过百人中之一二而已。近又尝闻有人终日研究仲景之在汉时用药圭铢，折合今日分量若干，而照拟之于临床。用之得当功效立见，屡见不鲜，此用心良苦，非执一方而治一病，是知《伤寒论》乃东汉末方书，未必能与今日完全契合。盖因天时、地理、人体皆有变异故也。”先生常说，他数十年来遍历大江南北，罕见因寒而伤之真伤寒病，盖阴阳循环，皆天地气运使然也。《内经》曰：“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按今之甲子，运行后天，湿土主事，四序反常，阳亢阴虚，湿热彰盛，故辛温滋腻之品，实用之在所必慎，至中元甲子，后四十年，阴阳始能渐次互转。下元甲于，虽主阳虚，而辛腻之味，仍须审慎酌裁。
朱丹溪宗经旨而阐发，创“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之说，此非偶然或偏于一隅而立，实有至理存焉，夫茫茫尘世，疾患难测，医者若因所学不精，则不能随机应变，治之必乏于术矣。或殒其生，或待其毙，生民者不惟不能生，而反成害民者也。年复一年，枉死者何止几千万计。民生涂炭，宁不诫哉!
[ 本帖最后由 罗布麻 于 2007/3/25 23:38 编辑 ]
重视旰脾之关系
在对待肝脾之间的某些病机方面的认识上，就我们浅薄的理解，其至旨乃本“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的经旨。指出内因是一切疾病发生和变化的基础。他既然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因而他认为正气受伤，才导致发病，也就是指“两虚相得”的内虚，是发生一切疾病的主要根据。至于使正气受伤的原因方面，他首先强调脾为后天之本，以及脾、胃、肝三者的相互关系，尤其重视脾和肝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亦即“土侮木”(脾病可以传肝)与“木乘土”(肝病可以传脾)的关系。在所著《脾胃病论》一文中说；“脾象土而主肉(脾象土，主肌肉)藏意而恶湿(脾藏意与志，湿伤肉故恶湿)，寄在中央(中央黄色入通于脾，故曰寄在中央)，养于四旁(脾气散精以滋养南心、北肾、东肝、西肺，故曰养于四旁)，王于四季，正王于长夏。为统血之脏，而主四肢，思为其志，胃为其表，心是其母，足太阴是其经。饮食不节，劳而过倦，皆伤于脾。木气太过(肝气过盛)，克伤于脾，甘虽主之，过反伤脾。忧愁不解，亦足饬脾。脾伤则病遂乘之：脾经受湿郁热发黄；脾经受寒病苦注泄，脾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尤于土败木贼，湿气留滞，七情内伤，六淫外袭，饮食不节，房劳致虚，脾土之阴受伤，转运之官失序，遂成胃虽纳谷，脾不运化，阳自升而阴自降，乃成天地不交矣。于是清浊相混，隧道壅塞，气留血滞，郁而不行，万病丛生之源也……”又论胃曰：“《灵枢·五味》曰：‘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素问·玉机真藏论》曰；‘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藏之本也。’
《素问·五藏别论》曰：‘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因而知胃气乃人生之根本。胃气壮，则五脏六腑皆壮，身体各部亦无不壮，反之则五脏六腑及身体皆弱。是以《素问·平人气象论》有云：‘平人之常气禀于胃(平人之常气，即所谓有生之正气，谷入于胃，五脏六腑皆以受气，故曰平其所以平，赖有此气之禀于胃耳)，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难经·十五难》曰：‘胃者水谷之海，主禀四时，皆以胃气为 本，是谓四时变病，死生之要会也。足阳明是其经，与脾为表里一体。总此以现，胃乃重要脏器，宜如何慎宝之，自不待言。然人恒漠视，弗自珍重：外因则恣贪口腹，饮食不节，忽略卫生，内因则不自惩忿，激扰肝阳，动来乘土。遂致病态百出，此其大端也……”先生在临床中特别注意“湿”和“热’两种邪气的轻重及其争峙的情况。他指出：“数十年来临证中，湿家兼热致病者十有八九，此天地气运使然也。盖湿热之由来，乃木旺土衰，木气乘于土败而贼之所致者也。是以湿重则热增，湿蒸于中，热淫于内，湿愈重而愈生热，热愈重而湿愈生，湿热蒸腾，则邪为湿固矣，当今医者不可不察。”并提出在脾、胃、肝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脾湿”和“肝热”是导致人体发生一切疾病的两大主要因素。基于以上所说，可以想见他对脾和胃、湿和热是如何重视。因此先生在临床辨证时，特别强调脾、胃和肝三者的结合。设若在此三者之间的某一环节上发生了故障，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亦即其所谓“脾胃有病必系肝，肝病必系于脾胃”者也。
[ 本帖最后由 罗布麻 于 2007/3/25 23:40 编辑 ]
郁热伏气也是外感温热病的主因
在外感温热病方面，先生认为人体内的郁热伏气往往是感受温热病的先决条件。他说：“夫外感温热病者，时或先赖于体内之郁热伏气，而后感于天地厉气淫邪而成，况乎六淫之风、寒、暑、湿、燥，五气皆可化火，然又皆附于风。风者四时皆有，善行而数变，百病之长也。然则《内经》有云：‘内腠闭拒，虽大风疴毒弗之能害。是以内因之郁热伏气乃外感温热发病之本也。叶香岩曰：‘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此时病邪在表，投以辛凉解表之轻剂即可迎刃而解，若郁热伏气盛，或初感解之未当，及误治误补使邪内陷者，亦可逆传心包，此时病已入里，投以辛凉祛邪之重剂即可效如桴鼓；若邪为湿困，热深厥亦深者，临证中反见阴象，此热极似寒之假寒者也，倘辨证不清，误用热药，必使立毙。然则只投凉化寒凝之品，不惟温热不得解，反使邪愈加闭固，轻者废，重则不治，此时当施以苦淡渗化湿邪之法，并以辛凉清热之物，佐芳香辛散之味，以攘开其湿邪外围，不使湿热相搏而直捣其巢穴，则固邪易解，热退厥除，病可瘥也。”下面仅举三个病例以阐证其论。例一，吴姓，女。初以内蕴湿热，寒热相搏，兼客外邪，遂致头痛，咳嗽，鼻塞声重，咽痛，口渴，发烧而恶寒，痰涎壅盛，大便结，舌苔黄腻，脉弦数。此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者也，亟宜清热解表以肃肺络。
鲜苇根30克，生石膏(先煎)24克，银花、连翘、杏仁各9克，薄荷叶(后煎)，苏子霜各4．5克，条黄芩6克，板蓝根9克，辛荑花6克，全瓜萎18克，元明粉3克，鲜荷叶1张，紫雪丹(冲服)1．8克。
例二，刘姓，男。肝胃两阳并盛，内热兼感时邪，初起解之未当，遂致热邪内陷于心包。神昏，谵语，有时抽搐，壮热，口大渴思冷，二便失利，大便已七日未下，舌质红，苔糙垢，舌心根部有黑褐色 苔，脉大而数，右寸关均盛，亟宜重剂辛凉芳化，佐以熄风。
生石膏(先煎)、鲜九节菖蒲根(捣汁兑入)、鲜茅根，鲜苇根各30克，莲子心6克，天竺黄、白僵蚕各9克，生滑石12克，薄荷叶(后煎)4．5克，龙胆草、知母、地骨皮各9克，青竹茹、忍冬花、忍冬藤各12克，焦栀子9克，鲜荷叶1张，双钩藤(后煎)9克，全蝎2枚，嫩桑枝18克，酒川军(开水泡兑)、元明粉(冲服)各4．5克，局方至宝丹(冲服)1粒。
例三，董姓，男，望其颜面苍白，神情恍惚支离，唇青紫而鼻扇，四末厥逆，背冷恶寒．头部眩晕而痛，目白睛挥赤，口渴思冷而不欲饮，此《内经》所谓“热深厥亦深”。邪为湿固之温热病候也。亟以辛凉除温、清宣化浊，佐进芳香辛散重剂以肃之。
芥穗炭1．5克，鲜九节菖蒲根12克，广藿梗9克，生石膏(麻黄O．6克同先煎)30克，青竹茹15克．杭滁菊各9克，鲜茅苇根各30克，薄荷叶(后煎)4．5克，蔻仁、煨葛根各1．5克，鲜藕30克，忍冬花、滑石各12克，胆草、炒栀子各9克，鲜荷叶1张，杏仁泥(苏子4．5克同研)9克，安宫牛黄丸(冲服)1粒，苏合香丸(冲服)1粒，羚羊、犀角(另煎兑入)各O．6克。嘱用西瓜汁、荸荠汁代水饮。
以上皆系早年从先师侍诊之际所目睹，三位危急患者很快痊愈，至今记忆犹新，故录于此。
[ 本帖最后由 罗布麻 于 2007/3/25 23:42 编辑 ]
石膏药性辨
石膏是清凉退热、解肌透麦之专药。一般皆谓其味辛凉，实则石膏之味是咸而兼涩；一般皆认为其性大寒，实则石膏之性是凉而微寒。凡内伤外感，病确属热，投无不宜。奈何今之医者，不究其药性，误信为大寒，而不敢用。尝因医家如此，而病家见方中用石膏，亦畏之如虎。如此谬误流传，习而不察之弊，乃余所大惑而不能解者也，直如屏玉液而弃金丹，致令病人不起，良可慨也。尝考其性，亲尝其味。《神农本草经》谓其性微寒，且宜于产乳，主治口干舌焦不能息，是真识石膏者；《金匮》《伤寒》用石膏凡十一方，乃从而广之，是真识石膏者。按张仲景之用石膏，是从烦躁、渴、喘、呕四处着眼以为法。如小青龙汤证，心下有水气，肺胀，咳而上气，脉浮，烦躁而喘，即加用石膏；大青龙汤之用石膏，亦是在于有烦躁；白虎加人参汤之用石膏，是在于大烦渴不解，舌上干躁而烦；竹皮大丸证之用石膏，是在于中虚烦乱．以上是据有烦躁而应用石膏之法，盖阴气偏少，阳气暴胜，其暴胜之阳或聚于胃，或犯于心，烦躁乃生，石膏能化暴胜之阳，能解在胃之聚，故烦躁得治。白虎加人参汤证曰大渴，曰大烦渴不解，曰渴欲饮水，白虎汤证虽未明言渴，而言里有热，渴亦在其中矣。以上是据有渴证而应用石膏之法．盖温热之邪化火伤津，津液不能上潮则口渴，石膏能泻火而滋燥，故渴得治。越婢加半夏汤之治其人喘、肺胀，使半夏与石膏为伍，以奏破饮镇坠之效，小青龙汤加石膏以治烦躁而喘；木防己汤用石膏在于其人喘满；麻杏石甘汤用石膏在于汗出而喘。以上是据有喘证而应用石膏者。盖此四证之喘，皆为热在于中，气则被迫于上，用石膏化其在中之热，气自得下而喘自治矣。竹叶石膏汤证之欲吐，竹皮大丸证之呕逆，是据呕吐面应用石膏之法。盖此二证之呕吐，是因热致虚，因虚气逆所致，用石膏热解气自平，呕逆亦遂自止也。遵仲景法，投无不效。
石膏一药，遇热证即放胆用之，起死回生，功同金液，能收意外之效，绝无偾事之虞。若用之勘少，则难责其功，俗流煅用则实多流弊。近人张锡纯之石膏解所云良非虚语；日人吉益东洞之石膏挤误诚属针言。余宗先圣之大法，参后贤之精议，据临证之所验，谙石膏之疗能，其体重能泻冒火，其气轻能解肌表，生津液，除烦渴，退热疗狂，宣散井感温邪之实热使从毛孔透出，其性之凉并不寒于其他凉药，但其解热之效，远较其他凉药而过之。治伤寒之头痛如裂，壮热如火，尤为特效；能缓脾益气，邪热去，脾得缓而元气回；催通乳汁，阳燥润，乳遭滋而涌泉出，又能用于外科，冶疗疡之溃烂，比腐生肌，用于口腔而治口舌糜烂，胃热肺热之发斑发疹更属要药。其他卓效难以尽述，惟气血虚证在所当禁。
[ 本帖最后由 罗布麻 于 2007/3/25 23:43 编辑 ]
徐小圃先生治学二三事
江育仁[徐小圃先生小传]徐小圃(1887~1961)，名放，上海人。幼承庭训，家学渊源，弱冠时即出而问世，并名扬沪滨。后得山阴祝味菊先土善用温阳药的经验，运用伤寒方以治少小疾苦，用药果敢审慎，屡起沉疴。晚年医名更著，求诊者日盈门庭。积数十年的实践经验，对于中医儿科学术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徐小圃先生初受业其父杏圃公，弱冠时即悬壶问世，为当代著名的儿科专家，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和独具创见的学术思想，尤以擅用温药而名噪海上。先生能广用伤寒方以治少小疾患，由于认病辨证精确，处方善以化裁，配伍灵活，因此，经先生起沉疴、愈废疾者，实不遑计之。特别在晚年，求诊者日盈门庭，其中不少险逆病例，先生虽明知其险而难治，犹必殚精竭虑，为之立方而后安。使获救者不以为喜；即致不治，亦不辞怨谤，从不肯随俗俯仰，一切从求实出发。尝谓：“医乃仁人之术，既要有菩萨的心肠，又要有英雄的肝胆。”此语实为绳医之座右铭也。
先生及门弟子，遍及海内。哲嗣仲才、伯远，均克绍箕裘，能传衣钵，亦上海之现代名医。余负笈上海中国医学院时，从先生游，临证未及一载，“八·一三”事变爆发而终止实习，未能深入堂室，迄今常引为遗憾。所得者，仅属徐帅之万一耳!故自惭所学者，有若小巫也。
从主“清”到主“温”徐老在行医之初，也曾偏重于“小儿纯阳，无烦益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以及以“小儿热病最多”为指导思想，所以治疗用药方面，是按温病学的理法方药为准则的。后来，却一跃而转为外感广用麻、桂，里证重用姜、附的崇尚《伤寒论》的一方一药。这是为什么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先生的一位哲嗣，正在婴幼儿时期，有一年的夏季，患了“伤寒病”。徐老亲自为之诊治，但病情日进，恶候频见，几濒于危，盒家焦急，徐老亦感棘手。当时，家属及诸亲好友，均向徐老建议，曷不请其道友祝味萄先生会诊一决?徐老慨然叹曰：“我与祝君虽屈莫逆之交，但学术观点不同，他擅温阳，人称‘祝附子’。今孩子患的是热病，若祝君来诊，莫非温药而已，此明知其‘抱薪救火’，我孰忍目睹其自焚耶!”又逾日，患儿几将奄奄一息，亲友竭力敦促，与其束手待毙，何妨一试究竟。徐老至此，当不固辞，但亦无所抱望也。迨祝老诊毕处方，果然不出所料，第一味主药就是附子。徐老即闭门入寝，等待不幸消息报来。而祝老则为之亲自煎药，守候病榻，自己奉药喂灌，夜未闭目，以观察病情演变。至东方拂晓，患儿身热渐退，两目张开，吞药服汤可自动张口。再给米汤喂服，已表示有饥饿之感。及至患儿安然入睡，祝老才和衣倒榻休息，盒家无不欣喜自慰。徐师母即至徐老寝室，敲门报喜。当徐老听到门声时，即跃然而起，急问“何时不行的”?迨启门见其老伴脸带春风，喜形于色，并告以病已好转，始知并非自己之所逆料。乃同往病室，细审病情，与昨日之情况，竟判若两人矣。再回顾榻旁，祝老鼻息浓浓，安入梦乡。虽由衷感激，亦不敢扰其清梦。于是含笑回房，加高其枕，坦然无忧地睡其大觉。
徐老在其孩子完全恢复健康后，百感丛生，谓其家属曰，“速将我‘儿科专家’的招牌拿下来，我连自己的孩子都看不好，那里够得上这个‘儿科专家’的资格！我要拜祝兄为师，苦学三年，学成后再开业行医不迟。”意颇坚决，竟亲自登门执弟子礼。祝老既惊又敬，扶之上座，曰：“我你是道中莫逆之交，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片面之见，兄之治学精神，如此令人敬佩，吾将何辞以对?若对我祝附子有兴趣的话，今后将与兄切磋，相互取长补短。今如此称颂，则将置我于何地耶！如蒙垂青，待令公郎成长后学医，吾必厥尽绵薄，誓不负老兄之厚望也。”所以其哲嗣仲才，伯远后来均受业于祝味菊先生门下。从此，小圃先生即由清凉派转为温阳派而名著当时。这就是先生在学术思想演变的一段历史。
强调阳气对人体的重要性
凡是学者的鲜明学术观点，都是从实践经验中得来的结晶。徐老擅长温阳，处处以卫护人体之阳气为重，这与他平时所诊疗的对象有密切的关系。记得我在随师临证时，绝大多数求诊患儿属于久病失治或辗转求治的重危病症，其中又以阳气受损、正不敌邪的脱闭症侯者多，所以在处方中相应地常常使用温阳扶正法则。然先生虽得祝味菊先生运用温阳药的经验，但师其法而不泥其法，创立了自己使用温阳方法的独特经验。关于小儿的机体特点，历来就有两种不同认识。
《颅囟经》提出，“凡孩子三岁以下，呼为纯阳”；《小儿药证直诀·序言》也说：“小儿纯阳，无烦益火”，《临证指南医案·幼科要略》又强调了“襁褓小儿，体属纯阳，所患热病最多”之说。据此认识，在治疗小儿疾病时，宜用清凉力避温阳药物。但亦有不少儿科学者，对纯阳之体的学说抱有相反的观点。如《保赤存真》的作者余梦塘云：“真阴有虚，真阳岂有无虚……此又不可徒执纯阳之论也。”罗整齐在其《鲆溪医论选》中论及小儿机体特点时也说；“小儿年幼，阴气未充，故曰纯阳，原非阳气之有余也，特稚阳耳！稚阳之阳，其阳几何？”他们在治疗上主张以扶阳为主，称为温阳学派。这两种不同的学术见解，形成了儿科领域中“以清为主”和“以温为主”的两大学派，至今在儿科领域仍有着深刻的影响。
小圃先生从小儿机体“肉脆、血少，气弱”的生理特点出发，认为“阴属稚阴，阳为稚阳”，而决非“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纯阳之体”，所以他在立论上特别强调阳气在人体中的重要性。他非常欣赏《素问·生气通天论》中的“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的论述，以及张介宾在《类经附翼·求正录·大宝论》中提出的“阳化气，阴成形”、“凡通体之温者，阳气也，一生之活者，阳气也”、“热为阳，寒为阴……热能生物”、“得阳则生，失阳则死”的观点。对这些观点，他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作了进一步的阐明。他认为：阳气在生理状态下是全身的动力，在病理状态下又是抗病的主力，而在儿科中尤为重要。在治疗方法上，他推崇陈复正“圣人则扶阳抑阴”之 论，主张治小儿疾病必须处处顾及阳气，并且善于在明辨的基础上识别真寒假热。所以，他在临床上善用辛温解表、扶正达邪、温培脾肾之阳，以及潜阳育阴等治则；在用药配伍中，灵活全面，尤擅于各法之间和各药之间的联系，对于温与清的结合、剂量轻重尺度等，莫不丝丝入扣，恰到好处。
例如他对桂枝的应用，解肌透表必加生姜，有汗发热均伍芍药，无汗表实伍麻黄，项强伍葛根，太少合病用柴胡，清心泻火合黄连，烦渴除热加石膏，肺热，肠热合黄芩，里实腹痛合大黄，与附同用以温阳，与参、芪同用以益气，与甘、枣同用以补心脾，与饴糖同用以建中，与苓、术同用以利水，与五味于同用以纳气，与龙骨、牡蛎同用以潜阳镇惊。且常喜与磁石共投，加强其潜阳宁心的协同作用。他还常使用羌活与桂枝合伍，对风寒入络，头身体痛之寒痹证，效果卓著。
他对麻黄的应用尤多，凡有肺经见证者多用之。认为麻黄作用在于开肺气之闭郁，故喘咳之属实者，佐杏仁以化痰，虽无表证，均可用之，反之，表实无汗而无喘咳者，却并不采用麻黄，因麻黄之发汗解表，需赖桂枝之行血和营，若徒恃麻黄之发汗解表则无益也。以小青龙汤为例，外感风寒、内挟水气者固必用，虽无表证而见喘咳者亦常用，随证加减，尤为灵活。如无汗表实者，用生麻黄去芍药，表虚有汗者用水炙麻黄，但喘咳不发热者用蜜炙麻黄，并去桂枝、芍药；表解但咳不喘者并去麻黄、桂枝。治咳嗽时用五味子，取其五味俱备，非只酸收纳气而已。新咳、暴咳喜用干姜散寒，不宜见咳治咳;久咳不止，则重用五味子;若咳不畅快者，乃邪恋肺经，五味于则在禁用之列。痰多加白芥子;顽痰喘咳，历久不化者加竹节、白附。
小圃先生在临证之暇，常谆谆教诲我们：药不论寒温，要在审辨证情，正确掌握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桂、麻、附于等虽性温力猛，易以化热助火，亡阴劫液，但使用确当，能收奇效。不然，即桑、菊、荆、防亦足偾事。关键在于用之得当与否，世无明知温热偏胜而妄施温药者。若确系风寒表证，因其壮热而不敢及时投以辛温发散，反以轻清宣透或苦寒抑热，则难免贻误病情。殊不知发热者乃正邪相争之反映，邪气盛，正气尚旺，则发热愈壮，如能及时应用麻、桂，使寒邪得以外拗，不使病邪由表及里，由阳及阴，祛其邪，亦即扶其正也。徐老的教导对我们过去畏麻、桂等辛温药如蛇蝎的疑窦，豁然如释。
诊病全神贯注，一丝不苟
先生诊察小儿疾病时，有个最大的特点，即从进入诊室到诊病完毕，整整一天(除中间略事休息外)一直是站立不坐的。他边问病情，边望神志，详细切脉，切腹，听啼哭、咳嗽，气喘声。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在诊病时能注意到许多候诊患儿的特殊咳嗽和异常的啼哭声音，一经发现，即不按挂号次序的前后，随即提早叫入诊室，得到优先的照顾处理。有一次，我正在写方，开药未及一半时，先生突令暂停，并令工作人员速将外面候诊的咳嗽患儿带进来先看(徐氏诊所大厅内的候诊室非常宽敞，有一百数十人的座位，是一般病的候诊室，在诊察室的外边有一间小候诊室，可容十来个病号，都是病情较重，或者是挂的“拔号”。候诊室有服务人员照料叫号，诊察室内亦有专人负责。病儿按次叫入，诊治后从诊察室后门出去，秩序井然。)当时，我很觉突然。原来，先生听到室外特殊的犬吠样咳嗽后发觉了一个白喉患儿，他凭声识病，对类似病儿立即予以处理，不致延误病情或传染给其他病儿。这件事我至今仍切切怀记，并对我的医疗态度一直起着积极的影响。他常对我们说：“小儿科医生，一定要具备几个基本功，一是看得准，二是听得清，三是问得明，四是摸(切)得细，缺一不可。那种认为诊治小儿疾病，以望为主，脉无可诊的说法，是把四诊割裂了。单凭脉诊，固然不足以全面识病，但亦须同样重视。”他还风趣地说；“做小儿科医生，要有眼观四处，耳听八方的本领，但这还只做到了一半；还有更重要的，是要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一颗赤子之心”。徐老教导语重心长，实为后学者之楷范。
先生对望诊，确有独特之处。对婴幼儿呼吸道疾病，凡属啼哭无涕泪而鼻翼扇动者，为肺气闭郁，应首先开宣肺气。同时注意口唇舌苔之润燥，并结合其他各项症候，以辨别其寒热之真假，然后决定治疗决策。例如肺闭证，咳不扬声，呼吸气促，面呈晄白，舌苔淡黄质润，脉细数少力，四肢欠温者，有汗用炙麻黄，无汗生麻黄与桂枝同用，并加紫菀、款冬、天浆壳佐利肺气，附子、龙骨、牡蛎、磁石温阳潜阳，防其阳气之暴脱。使用这一开闭救逆之法则，确实收到良好的效果。我经常运用此法治疗先后天不足的重症肺炎，特别在某些病例中出现心力衰竭或早期心衰的患儿，尤感满意。用药后如能听到咳声爽利，啼哭时有眼泪流出者，表示肺气已宣，病情可望由重转轻，转危为安。
过去在徐老处实习时，冬春季节所见麻疹合并肺类者最多，求诊者皆为后期危重患儿。很多病儿除持续发热并常兼有气喘痰鸣、喘息抬肩外，舌苔黄腻或灰黑，舌质淡红有刺，口唇干燥皲裂，饮水则呛咳作恶的一系列毒热炽盛之化火症侯，清热解毒，保津护阴，固在所必须。但徐老只要诊得脉来细软，扪得舌苔尚有潮润，四肢末端欠温者，则以清温并用，祛邪扶正之法为治，用药如黄连、石膏、鲜生地、大黄、天竺黄、乌附块、龙骨、牡蛎，磁石等。徐老认为麻疹为阳毒，化火最速，清热解毒，养阴护津，固属温毒证的治疗常法；热乃火化，炼液成痰，阻于气道，导致肺闭，关键在于“火”之作祟，故虽肺闭，必佐大黄，通达腑气，导火下行。此时如用一般宣肺定喘等法，已非所宜。盖肺与大肠为表里，泻利大肠，乃“上病下取”之意，所谓“扬汤止沸”不及“釜底抽薪”。乌附块性温而不燥，龙、牡、磁石扶正潜阳，证虽属实热，而舌唇尚润，脉呈细软，肢末欠温，按小儿病理特点，易虚易实，最易出现厥脱。夫阴之所生，必赖阳气之旋运，故少佐温阳者，取其阳生则阴长之意。方虽复杂，但主次分明，配伍灵活，对麻疹肺炎毒重正气将溃的重症病例，颇能见功。我在以后临证中，对某些麻疹肺炎兼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者，常用此法加重生大黄之量，常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说明徐老之使用温阳药和清温并用之法，确是胸有成竹的。
先生应用附子的指征是；精神萎靡，面色晄白，四肢末端不温，脉息细而软弱，或大便见溏泻，小便清等，只需抓住其一、二主证，即可放手应用。特别出现小便清长者，常重用附子，如小便少者，则改用肉桂。他指出：阳气者，人身之大宝也，无阳则阴无以生。在临证时，如阳虚证端倪初露，即须及时注意，若必待气阳虚衰，阴证毕具而后用之，往往贻噬脐莫及之悔矣！ 介绍几个常用治则的例案
昔日先生诊病，医案均有留底，余亦积累颇多，惜在日军侵华时，散佚大半，所存者又经十年浩劫，残留无几，因此无法整理其全貌。幸仲才学兄曾在先生逝世后一年，撰有《徐小圃儿科经验简介》一文，以资参考。这里，结合我的回忆，略述梗概，以飨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