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论坛十八讲【zt-仅供参考】
老子论坛十八讲一
二
三
道辨真、善、美
争→不争→无所争
六个切身问题
水
我
完全成功的八字诀
先与后
鬼神
士-（MBA）
经济
无名之朴
民之难治教育
道德
无事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结论
一 二 三（上）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42章，以下略称42。）前人把另一处老子的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凑成一幅天然的佳对。用老子的话，来对老子的话，真是天衣无缝。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它的确是幅佳对，可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其意义的长阔高深，简直难以衡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25）这是老子为“道”下的一个初步的“定义”。因此可以总称之，曰：道大。不过，以汉文的习惯来说，“道大”有点不大顺，不如称它做“大道”。“大道”的内容，是老子用整本《道德经》来描述的，道的内容的确是非常庞大。上面25章，老子那段话的意思大体是：有一个混沌的物质，在天地之先已经存在。它既无声音，也没有形体，它并不依靠外在的力量，而自身不停地循环运行。可以把它称作天地万物的本源。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姑且把它叫做：道。再勉强地加上一个名字，叫它做：大。这段话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比较来看，很有意思。使徒约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上帝）同在，这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道德经》与《约翰福音》，二者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幸亏老子在这章书里，接着说：域中有四个“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最后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名句。“人法地”，意思是：人类的行为取法于大地，或是：人类的生活行为的运行是以地球物理运行的法则为法则。“地法天”，意思是：地球运行的法则是以这整个宇宙运行的法则为法则。“天法道”，意思是：宇宙运行的是以道的法则为法则。“道法自然”，是：道的运行是以自然而然为法则。简言之，“道”取法于“自然”，以自然为法则。质言之，道的运作是以宇宙本来自然的规律为规律。这样，老子的“道”和基督教的“道”才就分道扬镳了。“道生一”三个字，“道”字，我们在前面已经约略地解释过了。“生”是产生，是化生。在这里我们不愿意把这个“生”字，解成“创造”，免得沾上了犹太基督教《创造论》的气息。“道生”是从道生出，也就是：从道的本身的不停循环运行的能量，自然的化生出来。这个“生生不息”是没有任何一个力量能阻止的，就连道的自己也无法自行停止，就是自然而然。因此道的运动本身一活动，就化生出一个东西来，老子称它做“一”。自古以来的解经家们都一致认为：道和一,在化生程序上，好象是两个物体，而在实质上，两者并无显著的区别。这是说，道一动，就立即把自身显示出个“一”来。“一”也就是“道”本身的显示。老子既然专门提出这个“一”字来，那么，“一”又到底应该是个什么东西呢？老子在42章，“三生万物”之后，马上就跟着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他自己就做了很好的补充解释。自古以来，试着去解释这个“一”的学者，多如汗牛充栋，可是说来说去，费了许多唇舌，引经据典，还不如老子这个“负阴而抱阳”来得简单明了。因为他们解来解去，就没有一个能超出“阴阳”这个范畴以外去的。“道”动而变成一个“一”，这个“一”就是“阳”。“道”一动，就化生出个“阳”来。“阳”动而“阴”随，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之两面”。“一”必定分为“二”，于是就有了“一生二”。譬如，万物是一个“人”，这个人前半面是阳（他怀抱着一个阳），后背是阴（他背负着一个阴）。阴和阳是这个人的“一体之两面”。如果有人多事，要把这个人的“阳”切掉，或是要把这个人的“阴”割掉，这个整个的人就立刻无法存在了。也就象一张纸，一面是纸面，另一面是纸背。如果有人说，我不要纸面，就拼命用橡皮擦，等到纸面被擦掉了，纸背也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洞。因为，一纸的两面是绝对不可分割的。易经曾经也给“道”下过定义：“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传第5章）换句话说，道就是一个阴和一个阳之间的变化组合。易经是周朝代表性的学术，而“阴”和“阳”的概念，远在伏羲王朝以前，就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实用思想。老子是周朝的学者，绝对不能不了解阴阳的概念和它们的运用，只是他把“阴阳”说得更文明，更巧妙。他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就是说，宇宙一切事物，都具阴阳、正反的两面，而且正反两面是活动的，是互为转移，互相渗透的，互相变化，互相贯穿的。说得更明白的话，就是：阴和阳，两者一为二，二为一。一就是二，二就是一的。因为它是“一体之两面”。关于“阴”“阳”这两个字的概念，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大家并没有努力为它们作详细的说明。而诸子百家中的《鬼谷子》却曾经对阴阳，说得比较明晰。大概《鬼谷子》是纵横家的书，以智谋、说服为重，他们运用“阴阳”作为“方法”，所以不能不作比较具体的解说。“智略、计谋，各有形容。或圆或方，或阴或阳，或吉或凶，事类不同，故圣人怀此用之。”（见《鬼谷子，转圆》章）在这里提一下应该是有意义的。鬼谷子说：“捭阖（纵横）之道，以阴阳试之。…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为小无内；为大无外。益、损，去、就，背、反，皆以阴阳御其事。”（《鬼谷子．捭阖章第一》）那么什么是阴阳的内容呢？接着他说：“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誉、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无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他把人类生存的精神和行为分成积极和消极两面，对立地列了出来，让人一目了然。同时，他还阐明了阴阳之间的关系：“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随而入。阳终还始；阴极反阳。”进而，他说：“物有自然，事有合离。”（《鬼谷子．抵隙章第四》，下同））这是说：一切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他把它叫做：“隙”。就是：“矛盾”。矛盾的开始极其微小，然后逐渐分裂，对立，扩大。他形容说：“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泰山之本。”当矛盾开始之时，必有“朕兆”，最好在这个时候就要采取对应它们的行动。采取“行动”或“对策”，他把它叫做：“抵”。他说：“隙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隙’之理也。”“圣人见萌芽隙罅（矛盾开始），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政，抵而得之。”他说得这样露骨，难怪《鬼谷子》被封建统治者列为禁书。老子在《道德经》开始第一章，第一句和第二句，就开始了他的《辩证逻辑》。第一句：“道可道”，第二句：“名可名”。道隐无名（41），为了方便说明起见，不得已才给它一个名字叫“道”，是无形的，抽象的。“名”是一切具有形质的，是有形的，具体的。因此“道”与“名”是一个“对待”“对立”，是一对“阴阳”。接下来，他又提出“有”和“无”的概念，“无”是无形的，抽象的；“有”是有形的，具体的。又是一对“阴阳”。到了道德经第二章，他提出了一连串的对待概念。如：美与恶（丑），善与不善，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低、矮），声与音，前与后等等。美与丑，善与不善，都是相对的、比较的概念。天下如果没有“美”，就不会有“丑”。没有“丑”也衬不出“美”来。就等于，如果没有光明，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黑暗。没有黑暗，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光明。因此，天下一旦有了“美”，就必定有“丑”；有了“善”，就必定有“不善”。反过来，有丑就必定有美，有不善就必定有善。这是“平面的”比较。对立既然是从比较得来，那么就可能有更复杂的现象。举个简单的例子来看，高矮是一对阴阳。一个某甲170公分的身高和一个某乙160身高比较，某甲是高子，某乙是矮子。当某甲和某丙180身高比较时，某丙是高子，某甲就变成矮子。因此，某甲可能是高子，也可能是矮子。这是“立体的”比较。阴阳并不是固定的，必须看“观点”“立场”“角度”“中介”“时空”种种客观因素而定。在这个层面上，老子的时代著书，写文章和他的风格是《言简意赅》。如果要求详细，就非读《庄子》，特别是《庄子．秋水篇》不可了。读过了《秋水篇》，再回头来读《道德经．第二章》，就会令人心旷神怡。如果再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譬如，他说：“一个人坐在公共汽车上，车子在往前驶着。对这个人来说，车子并没有动，而是两旁街道上的房屋在往后走动。”因此，“动”和“静”是“相对的”。同理，读过了爱因斯坦对相对论，再回头来读《道德经》，就会令人仰天赞叹。“一”“二”的分合转化，就产生了一个“一+二”和体的“三”。“三”是“一”和“二”之间，千变万化的统一体。老子称它为“和”，就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2）。“冲”是相冲相克，相激相荡。就如上面讨论过的，阴阳对立中的千变万化。相冲相克，相激相荡，却又相辅相成，相合相应。总而言之，“一”，“二”，“三”，也就是“阳”，“阴”，“和”。也就是“正”，“反”，“合”，矛盾的对立，分裂与统一。这就是老子首创最伟大学说之一的《辩证法》。如果用图象来表示，就是如所周知的《太极图》。《太极图》俗称：黑月吃白月，或白月吃黑月。也有人称它：黑鱼、白鱼。白鱼的眼睛是个黑点，黑鱼的眼睛是个白点。表示阳中有阴，阴中又有阳。两鱼在一个圆周中，运行永不止息。可谁也没有把谁真的吃掉，谁也不可能吃掉谁。这个图象，巧妙地描述了一、二、三，正、反、合，辩证法的奥妙。这个《辩证法》在中外古今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无法估计的。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是第一位运用一、二、三的人。他把他的哲学著作分成三部分。第一部是一般正面的叙述，是“正”。第二部，把第一部的一切都否定了，是“反”。第三部，却又把第二部否定掉都东西，再加一次否定，负负得正，于是全部肯定了回来。人家用最简单的话来描述《康德哲学》，第一部：上帝是活着的，第二部：上帝死了。第三部：上帝又复活了。黑格尔是一位对这个《辩证法》了解和运用得最彻底的一个人，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文章都分三部，每部分三章，每章分三节，每节分三项，每项分三款。都是一、二、三，正、反、合。黑格尔是使德国复兴强盛的大伟人，德国人封他为：“青年的导师”。他的“法宝”，就是：一、二、三，正、反、合。读过了黑格尔，再回头来读老子，就会令人拍案叫绝。幼时曾读《封神演义》，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赤精子将老君太极图打散抖开，此图乃老君劈天开地，分清理浊，定水火风，包罗万象之宝。化了一座金桥，五色毫光，照耀山河大地。”（44回）这虽是小说家想象的无稽之谈，不过所谓“包罗万象之宝”，“五色毫光，照耀山河大地”，以此描述老子的一、二、三，正、反、合的辩证法，当之无愧，或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 二 三（中） 老子的辩证逻辑既然是根据阴阳而来的，那么，阴阳的性能与机能对于老子的实际运用理论是有着直接、重要的联系的。因此，在讨论老子实际运用理论之前，必须把阴阳的性能与机能先检查一下。“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代表生长、是始，是进行；阴代表死亡、是终，停止。这是阴阳的一种形式，可以称它为：《始终式》。“阳终还始，阴极反阳。”这是阴阳互为始终，来回循环，可以称它为：《循环式》。从阳到阴，从阴到和，也就是从正到反，从反到合。这是结合了上面两种形式，成为直线进行的三个阶段，一，而二，而三，正、反、合。可以称它为：《三连式》。综上所述，就是：阴阳的三种机能。《始终式》，老子称它为：“出生入死”（道德经50章，以下简称50）。宇宙之中，大自天体星球（地球包括在内），小至朝露秋毫，莫不有它们的出生之始，死灭之终。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65）。然而，不论合抱之木继续发展到枝接云霄，根通海翰，九层之台变成了摩天大楼，千里之行换作了太空遨游，它们都有个消灭终了之期。一切占据了一定时、空的事物，都有其开始之日，都有其终了之时。当然人类是万物中的一种，有生就必有死。老子描写《人生》，恰好有“出生入死”四个字。当“生”逐渐加量，到了满盈之时，就是“死”的突然降临。释迦牟尼的最著名的《苦谛》（佛教基本理论）中，描写人生过程《生、老、病、死》又特别脍炙人口。他说：所乐不得，是苦。快乐不长，是苦。习惯无乐，是苦。不苦不乐，还是苦。这是人生为乐的苦。加上生、老、病、死四项本身就是苦，而人生偏还要挣扎着活下去，这是为苦的苦。总称为：人生《八大苦谛》，总称是：人生苦海无边。这个说法，也真是“鲜血淋淋”。唯一解脱的办法是把“六根断绝”，真正达到“四大皆空”，全空真空，进入涅盘状态。因为只要还有秋毫之末一般大的“欲念”存在，就立刻产生“迷惑”，就立刻产生“业障”，马上就堕入“痛苦”的轮回之中，被苦海淹没了，永世难得脱身。庄子也说人生，他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庄子．大宗师》。他同样讲生、老、病、死的必然过程，却幽默萧洒多了。庄子的说法是这样的：我既有了这个形体，到处来往而大地却无处不默默地驮载着我。虽然我为生活辛劳折磨，经一事长一智，不见得我没有一定的收获。老了，干不动了，病了，干不动了，自然我就卸下我的担子来。如果退休以后，还有机会过几年轻松的日子，含饴弄孙，未始不是一种难以描述的伟大乐趣。有一天，我死了，我就彻底的得到休息了。人有生必有死，这是定律，就象有了白天，夜晚是一定要来的。既然是必然的，不能改变的，那么又何必去杞人忧天呢，不如轻松一点看待吧。一个人上寿一百，中寿八十，下寿六十《庄子．盗跖》。如果某人年过九十，过生日的时候，是应当庆贺呢？还是应当悲吊呢？不过庄子认为:即使我们用极坦然的心情去对待死亡，如果我们认为还有继续活下去的需要和乐趣的话，我们还是有可能把生命无限期的延续下去的，因为我们是万物之灵的人类啊。他的方法并非那么神秘复杂，窒碍难行。方法只有简单的三句话：“静默可以补病，按眦可以休老，宁可以止遽。”《庄子．外物》。头一句，“静默”是安静，不说话。人开口说话就损伤元气，大声说话、谩骂、吵闹就大伤元气。静默就可保存元气，元气就是天然免疫能力，免疫能力是对付疾病的根本良药，所以它可以补（祛）病。第二句，“按眦”的原文是眦“?”（这个字是女字边，不是三点水。一般字典里都没有这个字，音灭。是“按”的意思。）就是按摩眼睛，特别是眼眶的内角，睛明，攒竹两穴的部位。时时按摩这个部位就可以休老（抗衰老），延年益寿。现代科学的研究证实，刺激眼内角，同时眼睛尽量往里看，可以刺激眼睛内部的丘状体。从而直接刺激身体的内分泌腺（脑下垂腺体分泌生长荷尔蒙），内分泌旺盛，免疫能力加强，自然延年益寿。第三句，“宁”是心安理得，心平气和。要能得到心安理得，必须要“自宽”，就是凡事往积极、乐观方面想，这样就可止遽（祛除烦躁，忧郁，惊悸,紧张和压力。烦躁、忧郁、惊悸、紧张、压力都是破坏免疫能力的劲敌。有一天，孔子在鲁国的郊外遇见一个老人，名叫：荣启期，他穿着鹿皮，系着带子，在那里弹琴唱歌。孔子问他：“你怎么这样快乐啊？”他回答说：“我的快乐很多噢！天生万物，以人最贵。而我居然得以生为人，这是第一件乐事。人世间男尊女卑，而我幸得生为男子，这是第二件乐事。好多人生下来不久就死亡了，可我现在竟然或到了九十（五）岁，这是第三乐事。贫穷是很平常的，死亡乃是人生的终点。我过着平常的日子以等待最后终结的到来，有什么好忧愁的呢？”孔子说：“好啊！这是很能‘自宽’的人哪。”《列子．天瑞第一》（又见《说苑》及《孔子家语》）。假使荣启期这样说：“鸟自由飞翔，鱼任性的游玩，我不幸却生而为人。既被国家法律所制，又为社会规范所辖，没有自由活着真是痛苦啊！我又不幸生为男人，终日劳苦，要负担家庭生活，做老婆孩子的马牛，这个枷锁何日才能解脱？真是苦无出头之日！如今我悲悲惨惨地活到九十多，成了风前烛，瓦上霜，又没有发到财，随时要随死神而去。死而无知，这辈子算白活了；死后有知，不知道在阴曹地府里还要怎么受苦呢？真是苦啊！苦啊！”如果一个人这样思想，这个人恐怕一定活不到四十，不是心脏病，就是大肠癌，再不然就是患精神分裂症！犹太基督教把人类的死亡归咎于“罪”，“罪的工价乃是死”。保罗在《罗马书五章12节》中说：“罪从一人（亚当）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要不死，就得先祛罪。于是他在《加拉太书五章24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从辩证逻辑来看，十字架的意义就是用“死亡”来治死“死亡因素”，好让生命能继续下去。等于要使身体能继续健康，必须杀死致病致死的细菌，或开刀割掉瘤子。因此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55节》说：“这必死的，变成了不死的。．．死啊，你得胜的权柄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耶稣自己也说过：“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福音十一章25节》。从逻辑推理来看，这个道理好极了。“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死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16节》。耶稣既作了替罪的羔羊，代替了世人一切的罪，偿还了罪价。莫须有地被犹太的反动派把他用极刑，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却完成了赎罪的理论。可是两千年来，事实上，信耶稣的人，千百亿万，连教皇在内，却没有一个因耶稣的替罪而不死的。理论上的逻辑推理是一回事，事实又是一回事。这个自相矛盾可大极了！要勉强自圆其说，于是他们把肉身的不死，诡辩地推延到了无限期将来的灵魂不死。至于“灵魂”是个“灵”，本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终了，根本没有死不死的问题存在。耶稣说：“那杀得死身体，杀不死灵魂的，不要怕它。”《马太福音八章28节》，既然灵魂不死，用刀剑火燎，杀都杀不死的，上面说了那么多，与灵魂又有什么相干？常言道：“诌书俚戏，不可考究。”到此也就不必考究，简直是不可言说的了。那么，老子又是怎么说的呢？首先，老子把人类的现状用他的《三分法》，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生之徒”，第二类是“死之徒”，第三类是“人之生动之死地”，各占三分之一（50）。老子很喜欢用《三分法》，近年来，留心考察美国的总统选举。民意调查显示，铁定拥护的占三分之一，铁定反对的也占三分之一。还有剩下的三分之一是游走票，最后决胜的就在游走票者的最后决定。最近，白宫宣布，美国青少年中吸毒的占28%强，极近三分之一之数。屡验不爽，是不是巧合？还是天下凡事都是三分的？“生之徒”就是珍贵生命，注意养生的一群人。老子称他们做：“善摄生者”（50）。老子又把“生之徒”分成三种。第一种，是本章中的“善摄生者”。他说：“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避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50）。”乍看好象老子有什么法术，还是带着什么神符，野兽不能近他的身，并且刀枪不入。或是有什么绝世武功，上山打虎，百万军中自往还。啊！都不是的，老子自己解开了这个谜。他接着说：“以其无死地。”就是他根本不到那种危险的地方去，不入险地。不到有老虎的山上去，老虎怎么吃得到他。好象是说：市虎（汽车）到处都是，喝了酒绝对不开车，绝对不要开快车。这个回答和21世纪的科学家们同一口吻，真是太科学了。第二种，“生之徒”就是：人如果决定了千里之行，速度是一天走百里，十天就走完了。如果把速度减慢，一天只走十里。那么，就可以拖到一百天以后才走完。同样是千里，慢慢的走，所用天数就比前加了十倍。同理，人生的路程如果本来走六十年的，若其使用“低调主义”，慢一点走。采取“弱势姿态”，缓一点进行。运用“柔软迂回”走法，或是“进一步，退两步。”很可能六十年的路程，实际上要一百二十年才走得完。换句话说，即是把生命延长了一倍。他说：“安以动之，徐（缓慢）生。保此道者，不欲盈（满盈或开足马力。）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弊病不层层发生和旧病不重新复发，所以可不至于速死。）。”（15）。根据这个论点，老子提出了一连串的智慧和方法，如：生而不有．．，不尚贤．．．，挫锐、解纷、和光、同尘，处众人之所恶．．．，保持单纯，微小，不可急着扩张，以至于不可收拾。等等等等。几乎《道德经》每一篇章都有这样类似的提议。目的是要人“深根固蒂，长生久视。”否则，就是：“不道，早已（亡）（55）。”“第三种，“生之徒”就是：叫人随时随地“病病”。他说：“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71）。“病病”前面一个病是动词，后面的是名词。就是：“祛除疾病”。人若没有小病，就不会有中病。没有中病，就不会有重病。没有重病就不会死。不断把致病的因素祛除，就可以不病。不病就不会死。以上“生之徒”的三种情况，适用于个人，适用于家，适用于乡，适用于国，适用于天下（54）。譬如，国家在阶段性的过程中，采取“滔光养晦”“不搞无谓的正面对抗”“阳示柔和，阴修战备，以待时机。”等等政策，都是非常实际有用的，也是智慧的，必要的。目的是使国家不容易受到攻击，造就安定局面，好好建设内部，加强实力，以达到长治久安。第二类的“死之徒”，一切都与“生之徒”恰恰相反。这一群人虽然活着，就象已经死了一样。譬如：醉生梦死。大明永乐时代，有个县官，名叫：金祥瑞。他说：“我名金祥瑞，一天三个醉，醒了就喝，喝了就醉，醉了就睡。”（胭脂宝?-京剧）这个官儿就可想而知了。酒精杀死肝细胞和脑细胞，所以酗酒的人免不了肝炎、肝肿瘤和脑肿瘤，心思错乱，易怒颠狂。其次，“酒”作用的延伸，就是“毒品”了，人若染上了这个，就会思想怪异，行为乖张，已经早就不是人了。使用毒品，自古有之。譬如晋朝流行的“五石散”，很象现代的LSD，什么摇头丸之类的药物。再其次就是淫乱。《金瓶梅》笔下的西门庆，生得高大健美，他不但把五个宣淫的条件：潘、驴、邓、小、闲，样样具备，还做了县里的提刑官，照样有自己的衙门，可以拜牌、坐堂，打扳子。他通过贿赂，居然搭上了当朝太师，第一权奸蔡京，还做上了蔡京的干儿子，正是“前程无量”。西门庆昼夜宣淫，平时补品补药不断的吃，还未到到卅三足岁时，得了急性前列腺炎加梅毒（当时中医诊断：癃闭便毒），没几天就死了。上周联合国卫生组织发表报告：今年（2003）十个月里爱滋病例，数量已经再创空前，多在亚、非两洲。“死之徒”的生活，一切都是在寻死，弄死，拚死和等死。“死之徒”三字，非常耐人寻味。郑国名相子产有兄公孙朝，终日在醉乡，不知日出日落；有弟公孙穆，窕窈盈庭，左拥右抱，足不出户《列子．杨朱第七》。所谓人各有志，虽贤如子产，也是爱莫能助，徒呼奈何。第三类，“人之生，动之死地。”这群人为了要生活得更美满，更丰厚（生生之厚），努力以赴，反而促成了死亡。一般人生，古人用酒（包括吃）、色、财、气四个字来概括。有些人则用功、名、利、禄来概括。纪晓岚答乾隆皇帝语：“臣以为江中的船虽多，其实不过是名、利两条船。”这样把人生概括成两个字，更简单了。人生如工蜂，如蚂蚁，从痛下决心到锲而不舍，为名为利，劳苦奔波，死而无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俑中的佼佼者，为众人称羡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中，“伟大”的人物可车载斗量，而出身卑微，竟然搞到轰轰烈烈，无与伦比的，恐怕千古只有《魏忠贤》一人。魏忠贤是个黄毛小太监，从小就做了“阉人”，是个五体不全之人。长话短说，他居然在短期内，不但能使“阳道复兴”，而且爬到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朝中文武百官之中，“佼佼者”都拜了他做义父。他著了一个“魏忠贤理论”的小册子，凡是违背这个小册子理论的文章和书藉，不是严禁，就是烧毁。朝廷里发言也不能有违反这本小册子的言论，如有人敢在泰山头上动土，小则徒，大则满门抄斩。皇帝没有人能见得到，他才是真有实权的皇帝。天下万方贡献，他家财宝堆积如山。最奇的是，他竟然还有“盖世武功”，万方奉表颂扬。秦皇汉武做了皇帝想登仙，都没有做到“神”。而魏忠贤的“生祠”遍天下，他活着就当了“神”，享受万方香火。论权、位、钱、势、名、乐、神，集于一身的，试问历史上还有谁？可是说倒就倒，连他自己都不能相信。说死就死，连别人都不敢相信。炎炎者灭，赫赫者绝，他的作风不但把自身搞垮了，把他的家族搞垮了，把整个大明国朝也断送了。老子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44）要防止和救治这种现象，就只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44）还是老子的“低调主义”。辩证逻辑的第二种形式，《循环式》，就是阴阳的运行互为因果。这是老子《认识论》很特殊突出的一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58）是老子的名言，是很多中国人都能朗朗上口的。俗语也有：“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的说法。事物向着自身反对的方向发展，经过逐渐的加量，到了一定的时候，就突然变成与自身相反的事物。这术语叫做：量变引起质变。人生在世，坐的不过是名利两条船。“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13）。人之所望的是宠；所怕是辱。所爱的是得，所厌恶的是失。人们一身随时随地都在这“宠辱”“得失”中翻滚。“塞翁失马”是一个有名的成语，也是一个有名的故事。故事是：有个塞翁，他的一匹好马不见了，就忧伤懊恼，气愤填胸。后来，这匹马又找到了，就高兴的了不得。正好是他的独生爱子的生日，就把这匹马送给爱子做生日礼物（现代，很多人把一辆敞蓬大红跑车送给过十六岁生日的儿子或女儿，这些人有祸了！），那个小孩子高兴极了，就去骑它。跑了没有两圈，孩子从马上摔了下来。幸好未曾丧命，只把腿摔断了，从此成了残废。于是就有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话。等到故事发展到儿子成了残废时，又多了两句话：“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后来秦始皇徵役夫去筑长城，去的都没能活着回来。塞翁的儿子，因为残废，不必去服役，平平安安在家过活。故事又回到了“塞马伤儿，焉知非福。”列子《说符第八》里有一个故事，宋国有一个三代专做好事的人，一向很平安。家里的黑牛忽然生出了白牛犊来，就去问孔子，孔子说这是吉祥。不到一年，他的眼睛无故的瞎了。这时那黑牛又生了白牛犊，他就叫儿子去问孔子，孔子还说是吉祥。又过了一年，儿子的眼也无故瞎了。不久楚国来攻打宋国（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战争，《左传宣公14年》元前595年。楚围宋都商丘9个月，使得城内，易子相食，析骸为爨。）所有的男人都要去服役作战，大半都战死了。只有这家父子都是瞎子，因而免役。等到战争结束之后，他们父子的眼睛都又医好复明了。人若有了这种认识，在得意的时候就不会太张狂，就不会使失意迅速飞到。失意的时候也不必太忧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苦撑过去，否极自然泰来。不管怎么样，都在鼓励人们积极的、乐观的、好好的活下去。同时教导人：“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乐，必顾其所败。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人为不善者，天报以祸。”《御览459说苑》。庄子在《德充符》里，鲁哀公和孔子的对话中，藉孔子的口说：死、生、得、失、穷、达、贫、富、贤、愚、毁、誉、饥渴、寒暑都是事物定型的变化，就象白天、黑夜在人们面前轮流交替一样。懂得了这个道理，就不要让穷、达、寿、夭等一切变化来搅乱我们心中的淳和之气，也不让它们搅扰我们的心神思想。如果我们能保持住思想里淳和之气的流通，就不会丢失我们天真的喜悦。无论什么现象发生在我们面前，我们都能随宜应付，而且时在欢乐之中。同时，庄子在《应帝王》里，建议我们把自己当成一面“镜子”。祸来了，照出来的是祸；里面反映出来的是祸的样子。福来的时候，照出来的是福的样子。镜子并不去“欢迎”祸的到来，也不去欢送祸的离去。同理，镜子不去欢迎福，也不欢送福。让他们来去自如，而镜子也不把它们的映象守藏在“心中”，根本丝毫不受它们来去的影响，镜子自己还是镜子。因此，镜子永远胜过祸福、得失，本身永远都不会受到伤害。这些宝贵的道理和运用，不仅可能帮助我们个人的成功，对于社会，国家都是一样有功效的。譬如，世界人类四大起源地的希腊，埃及，印度都曾被列强征服，灭亡和占领，以至文化断绝。唯独中国在大清光绪年间，几乎被列强瓜分，而却终于傲然独存。美国前国务卿，犹太名人吉辛格在许多场合，都对中国当时运用“以夷制夷”政策的成功，赞不绝口。认为是中国人的智慧超群，起死回生的策略巧妙绝伦。所谓“以夷制夷”就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让列强“互相抵制”“互相平衡”，这也都是“低调”“弱势”“柔和”的策略运用。反把自己抽身出来，在一边“隔岸观火”“坐山看虎斗”。列强不是不要瓜分中国，因为一旦瓜分了，就可能引起他们之间的“世界大战”，尤其不敢惹中国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在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沿海的老百姓纷纷自动组织了起来，对抗英国人，使得英国人损失极大，束手无措。当时流行说：中国老百姓怕兵，兵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与其推翻大清，不如维持现状对大家更为有利，于是大清生存了下来。是谓“外其身而身存”（7）。当时，慈禧老佛爷的说话是：“咱们豁着扔出去这块骨头，让鬼子们去狗咬狗喀。”大清自《道光》以来，无日没有内乱，无年没有外患。几个大起伏，耗到光绪年间，元气殆尽，衰弱到了极点。列强掠取中国的兴头正是方兴未艾，甚至八国联军来对付这样的一个弱不经风的国家，却灭亡不了她。否极泰来，现在中华民族复兴，盛世即将来临，春风在望，实在是得来不易啊。行百里半九十，为山九仞不可功亏一篑。套孙中山的一句名言，也是一副自然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一 二 三（下） 老子辩证逻辑中的《三连式》是他的辩证逻辑的总代表，是老子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要说明《三连式》，首先要回到《道德经》第一章。他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这里他一连串又提出了三个概念：无，有和万物。老子自己解释说：“万物（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40章》。万物生于有，所以有是万物之母。而有又生于无，无所以是天地之始。当然，无又是从道而来的。道动而生无，无立刻又化生有，从有就化生出天下万物来。这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同一个模式。两者是联贯的，互为说明的。《道德经》第一章接下去，老子把“无”和“有”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称为：“同出而异名”。无和有本来是一对阴阳，是一体之两面。从“道”到“万物”，都是它们在中间过程里来回穿插化生的。如果光用一体之两面来形容的话，很可能会误被人理解它们是个静态的。用“同出而异名”来形容，因为有个“出”字，是动而出动的意思，就把它们是“动态”的这一点，标明得再清楚也不能够了。老子把这个动态的化生过程，起了一个专有名字（名词），叫做：“玄”。古今很多人都把这个“玄”字，照说文解字的字面上的意义，理解为“高深”“深远”，甚至于把它解成“玄虚奥妙”。其实这是老子独创的专有名词，他的意义就是：道之动变，或动态。假使我们把“玄”字当深远讲，那么老子下一句话：“玄之又玄”，就变成了：“深远哪，又真是深远哪！”是再次形容前面自己所说东西，了不起啊，又真是了不起啊。好象是一个“低级的商品广告”，王小卖瓜，自卖自夸。如果是这样，就把整个道以及道德经的价值都给砸掉了。老子这句话“玄之又玄”是极其重要的，是说明他整套辩证法成立的关键，所以才能被称为：“众妙之门（是天下一切事物的法门，也是不二法门。）”是老子《方法论》里极重要的一环。绝对不可以马马虎虎的把它看成是一句无关重要的“广告式的赞美词句”。老子说：“反者，道之动。”《40》。朝着“负面变动”，叫做“反”。那么，把“反”字代入（代数学用语）“玄”字里，“玄之又玄”，就是“反之又反”。再说清楚一点，就是：“否定之（再）否定”，也就是“负负得正（- x - = + ）”。“正题(Thesis)”经过一次的否定，就成为“反题(Antithesis)”，“反题(Antithesis)”再经过又一次的否定，就成为“合题(Synthesis)”。总而言之，阳、阴、和，正、反、合的辩证逻辑《三连式》之所以能成立，关键全在这个“反之又反”，“否定再否定”，“玄之又玄”。与“玄之又玄”有相同形式的句子，就是“损之又损”《48》。老子在这章书里说：“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在这以前，“玄之又玄”所说的都是纯理论。由于“损之又损”把“玄之又玄”的意义，朝人生更拉近了许多。再在“损之又损”下面，他立刻就用（有）为，无为和无不为，这三个概念，一下子就烘托出他独特的实际运用理论来。一点都不辞费，完全不搞虚空飘渺，这是老子哲学的一大特色。有为，无为，无不为，也是老子辩证法的最高表现。简称：“无为”。老子在《道德经》中反复提出过十次之多。太史公在《史记》的《老子列传》的结尾，用“无为”和“”清静“来概括了老子哲学的一切。因此古往今来，也有不少人根据这个概括，断章取义地，把老子骂得狗血喷头。清静犹可恕，无为最难饶。骂老子提倡无为，叫人不干活，消极，懒惰，退缩，误尽天下苍生。因为他们把概括性的简称，照字面解释，就是：“什么事都不做”，这点可不能怪老子。如果非要怪不可，还得连孔子也怪在内。孔子也讲“无为”《论语．卫灵公》，他说：“无为而治，其舜也与！夫何为（谓）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他这里的无为，是专讲“无为而治”，（老子讲的无为，远远超过无为而治。）孔子拿大舜来作例证，说他什么事都不干，只是恭敬地坐在自己的宝座（南面）上罢了。就是这样，大舜成了一位了不起的圣君，儒家认为：他们是所有中国人的榜样（孔子言必称尧舜）。其实孔子这种简单的说法，事实并不那么简单。你会那么天真地相信，尧舜真的什么事都不干吗？姑且不说他们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得那么好，如果什么都不干，那宝座是天上掉下来的？就算是天上掉下来给他的，常言道：“猴屁股尖，坐不住金銮宝殿。”他真能坐得住吗？碰到了“拚着一身刮，要把你皇帝拉下马”的人（这种人比比皆是），怎么办？庄子解释“无为而治”这一论点，说得很清楚。庄子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庄子．天道》。这是说做君主的，虽然自己的知识智慧，能言善辩，办事能力比天下任何人都强万分，也必须能不自我抢着表现，要自制，耐着性子，不去使用自己的智慧，辩才和能力，而必须充分使用下属们的智慧，辩才和能力。能让他们尽量发挥的，就是尧舜。君主必须无为，臣下必须有为。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否则必然败亡相继，这是辩证法的充分运用。曾国藩曾说过：“三天不读庄子，就觉得身上有一股臭气。”那些骂老子，不该谈无为的，大概是因为不读庄子之过。历史的实例，最清楚的就是楚汉之争。刘邦，运筹帏幄、智慧谋略，不如张良。带兵作战，决胜千里，不如韩信。措办辎重，坐镇一方，不如萧何。可刘邦就是他能放手用他们，使各尽其才。对方项羽，英俊健壮。既有智谋，又会打仗，又心狠手辣。一根枪出神入化，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犹如探囊取物。可是，他连身边一个忠心耿耿八十岁的范增老头都容不了。最后带着一个美姬，糊里糊涂被人家用十面埋伏之计，困得走投无路。美姬殉情了，他自己又在乌江迷路，只好自杀了事。楚汉相争的故事，实在是：无为和有为，利和弊的最佳写照。几十年前，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想要励精图治，重振雄伟，“下诏求言”。那时雷震就响应，办了个《自由中国》杂志，邀请了许多名人写文章，百家争鸣。内中有一篇是胡适的文章。题名叫做：“无能，无为，无智。”，是一封上蒋先生的万言书。劝他一定要无能，无为，无智。并且举了美国艾森豪和麦克阿瑟两人的性格和作风，好几件实事为例，详细的剖析两人的成败得失。他认为艾森豪是完全照着无能，无为，无智的原理原则办事的，所以一生都非常成功，享着美名，最后顺利地登上美国总统的大位。而麦克阿瑟则潦倒抑郁而死。他这篇文章，到地的解释了“无为而治”君主无为，尽量让广众臣下有为的原理。要君主无为，无智，无辩，无能，绝不是让君主做傻瓜，任人宰割，而是辩证法无上的智慧运用。当然，忠言逆耳，蒋先生完全听不进去，雷震反而被关进了监狱。蒋先生的失败，就败在他自己太“有为”了，太“聪明能干”了。动不动就把重要高级干部，吐一脸吐沫，打几个耳括，还踢上几脚，把他们骂得狗都不如。越贬抑部下，越衬出自己比他们了不起十万倍。不道早已。这与《崇桢》《道光》都犯着同一个毛病。老子无为的辩证逻辑，其完整方式是：有为→无为→无不为，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必须经历的心路历程。一个成功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个有野心（大志）的，相当有智慧和能力，性格脾气都是很强烈、进取的．．．，基本上具备了“有所作为”的很多好条件，堪总称之谓：青年有为。但这样并不代表这人一定会成功，他的命运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迅速败亡。这是成功之人的第一个人生阶段，是辩证法的正题。接下来，他必须经过“无为”的洗礼。就是他必须经过逆境，打击，挫折，甚至于摧残。这是成功之人的第二个阶段，这是辩证法的反题。什么是无为的洗礼呢？如果用孟子的话来说，最容易明了。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孟子这段话描述了一个人在逆境中所遭受的五方面：“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从动机到行为都要受到严厉的考查。目的就是要他能够“动心忍性”“增益所未能”。与其说是逆境，不如说是“深造”。“君子深造以道”《孟子．离娄》。这里孟子是在反题里做文章，但他没有说出，能接受深造者的先决条件。就是那接受深造之人必须是有为的，否则，不过是一片粪土之墙，一根朽木，一块烂石，一碰就碎，哪里还经得起污（油漆），雕镩，琢磨，根本就是浪费，过不了关的。同时虽然经过逆境，对这个人来说，如果只不过增加了他怨天尤人的机率。他既未能“动心忍性”，更没有受到教训，而“增益所不能”。这个逆境对他就是白废了，折磨痛苦也白受了。挑大粪的还是永远挑大粪。赵匡胤的一生，也是一个好说明。他出身不错，有机智、本领。不想飞来了无妄之灾，于是他穷困潦倒，以至于一筹莫展，推车卖柴。后来风云际会，一路顺风，居然黄袍加身。一个有为的人，仗着自己的有为，就很可能毛躁，冲动，妄作，强梁，无论他打着什么动人的旗号，实际的动机，作风和行为，很可能都只不过是：自见（意气用事，自我表现。），自是（自以为是，自作聪明。），自伐（自我炫耀，强出风头。），自矜（骄傲自大，刚愎无礼。）《22，24》。他的结局就是凶终隙末，误己误人。如果这个人经过了无为的洗礼，胜过了逆境，学会了动心忍性，把许多以前力量做不到的，也能做好了。而不该就做的事也能理智地立即停下来不做。这样就能达到更上一层楼的开阔境界，就是“无不为”的最高境界，凡事就不容易失败，进而人己双利，圆融贯通，必然获得巨大成功，甚至永垂不朽了。中国历史人物中，岳飞是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当他在卅九岁的英年就被害冤死，是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完全写照。他有一首借调满江红的词，尤其脍炙人口。我们从词中的几句话，大概可以想象得到他的性格和作风。譬如：“怒发冲冠，凭栏处。”“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文字，就可以不难看到，他的豪气，胆气，盛气，傲气，刚气，也可以感觉得出，他的躁气，霸气，意气，怨气和莽撞之气。他统兵以来，恩威并济，智勇双全，战无不胜，攻无不取，颇有孙、吴之风。他自己决定了要“直捣黄龙”“迎回二圣”的决策，就勇往直前，谁也不能改变。当时朝廷的政策是：和议，和议，最后还是和议。赵构自即位以来，没有一时不是满脑子的和议。金兀术很顾忌岳飞，尝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但由于南宋有权臣在内（包括了疑主），他反而笃定了。因为他知道，自古以来，没有权臣在内，（主疑），而大将能够立功于外的（岳飞却不懂得这个原理）。当岳飞孤军深入敌内，抵达朱仙镇时，十二道金牌召他回军。然后立即将他逮捕，问他个通敌的罪名。从十一月十日被系，审到十二月廿九，打得他遍体鳞伤，都不能定案。而这时人民纷纷组织了起来，上书要为岳飞雪冤，反而帮了倒忙。突然在年底，大家忙着将要过年的夜晚，被“狱吏”悄悄勒毙。大儿子岳云（才廿三岁），和女婿张宪同时毕命。迅雷不及掩耳，其他在家四子：雷、震、霖、霆都被捕判了徒刑，刺配到岭南远恶军州。女儿抱着银瓶投井“自尽”，全家抄没。此后，岳飞两个字等于叛逆，罪大恶极，人们都不敢公开提起。清人袁子才有诗叹道：“灵旗风卷阵云凉，万里长城一夜霜；天意小朝廷已定，岂容公作郭汾阳。”（案：郭汾阳就是郭子仪，是唐朝中兴名臣。）史家评论岳飞之死，死在他忠勇有余，而智量不足。他既明知朝廷专讲和议，他却偏要直捣黄龙。明知秦桧专政，势不可为。却又不肯急流勇退，反而一意孤行。他虽然是国家的一员干城猛将，可是他死了，南宋朝廷觉得：无他不少，有他反而多余。有人说全是奸相秦桧暗地里害他，高宗皇帝并不知情。为什么后来岳飞死了，不管秦桧在位不在位，赵构完全没有追究过，也不替他平反，昭雪伸冤，就象此事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样。直到赵玮（孝宗）即位，良心发现，干父之蛊，又想藉此鼓舞士气，振作一番，才对死掉的岳飞追谥“武穆”，后又追封鄂王，改葬如仪。他当然撇开父亲，把蛊恶坏事，对岳飞的一切不公平，一股脑儿都推到秦桧身上了事。岳飞冤死，不但造成他家族的极大不幸，而牵连处死了许多人。强烈主战派几乎被一网打尽，从此消声灭迹，大大的伤害了南宋的元气，以至复国无望。岳飞当时的情况大体可以分做三点。高宗主和，主要大臣附和，成了国家主流政策和战略。赵构的目的，讲明了只要把母后接回，其他一切的牺牲，在所不计。而岳飞一味强烈主战，并且付诸行动。他的目的，打着堂而皇之的旗号是：迎回二圣（徽。钦二帝）。这样把赵构置于何地？这是一。金兀术放空气，说什么“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南宋朝廷最怕的是金兀术，而金兀术反怕起岳家军来。这对朝廷来说，岳家军比大金国更可怕。同时岳家军所过的地方，秋毫无犯，广受人民爱戴。岳飞到底安着个什么心？万一变生腋肘，雪上加霜，这就更可怕极了。这是二。朝廷对岳飞从怀疑到怨恶，已经积聚了相当一段时期。连一向对岳飞敬重和支持的张俊（前丞相．元老）都一百八十度地改变了态度。可以说朝廷与岳飞之间的矛盾，已经从“内部矛盾”，逐渐转化成了“敌我矛盾”。而岳飞在“忠君”模糊的意识下，竟然懵懂得茫然无知。自己最亲信的部下，被人收买，出卖了他，也浑然不觉。他的警觉性根本是个0，根本就从来没有设法，去做“抵而塞之”的缓和情势的补救措施。他应该知道，自己的年龄还很轻，凡事要前后左右顾到，量力而为。自己若是此时动心忍性，暂退一步，实在却能保全了好多生命财产和国家的未来。即使再等十年，东山再起，也不为晚。可惜，已经极其孤立的他，却还任性地不顾一切！这是第三。犯此三点大忌，岳飞是绝对死定了！怨只怨，岳鹏举不读老子书之过。反过来看，比他功劳更大，名望更高的韩世忠。在金兵大举南下时，大有灭此朝食的气势。梁红玉帮着丈夫，击鼓退金兵（不仅如此，梁夫人还常常进宫，和太后、后、妃之间关系调整得非常融洽。内有后、妃的看待，掌握重兵的韩世忠在外，就可以办事顺手得多。因为连“黄天荡大捷”这样的事实，都还有人背后说闲话。不止一次的，加油添醋，吹到赵构的耳朵里，说韩世忠有意卖放金兀术。世事人心多么险峻！而岳飞的夫人是个完全贤妻良母型的家庭主妇，在政治关系上一点都帮不上岳飞的忙。），韩世忠黄天荡大捷，保住了大宋半壁江山。从此，金兵不敢再有大举并吞的行动。可是，要明白：大恩不谢，大功不赏，大德不报。老子教人，功成身退。而韩世忠却马上见机，听夫人梁红玉的劝告，毅然上表辞职。辞职不准，辞表就一上再上，不停地上，终于获准退休。皇帝拜他为《澧泉观使》，封福国公。后来观察他退休后的表现良好，又复封为蕲王。这位韩蕲王回家，杜门谢客，终身口不言兵。或骑驴出外畅游西湖山水，或在家与夫人后堂小饮谈心。与儿孙欢聚，怡然自得，优游乐岁，雍荣华贵，安享余生。梁夫人何其多智，莫非她熟读过老子书？清末，中国在列强的欺辱下，朝不保夕。大家怪孝钦皇后（叶赫那拉氏．慈禧）挪用海军军费建造个人享受的颐和园，大家怪满洲王公大臣腐败，大家怪武将怕死，文官要钱，等等。有些文人却怪到老子头上，认为中国人之不蒸气，都是老子教坏的。其实大大不然，满清末叶，种种腐朽的败相，正是因为不听老子教导才发生的，是不道早已。而中国人认真听老子话办事的，三千年来，只有汉、唐！因而肇造了千古难得、仅有的《汉唐盛世》。即是史家称谓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这不是为老子巧言辩护，除非他们能否认中国有过《汉唐盛世》。史家简单地说他们：崇尚黄老，与民休息。其实，他们不仅君臣个人谨慎遵守老子的教导，完全听老子的话办事，连政府的结构和制度都是遵照老子辩证法中正、反、合而来。就是史家盛称，现代政治学，法律学,高级管理学所研讨的“中国汉唐宰相制”。汉唐宰相制也就是权、能分立制（这都是现代学者起的名字）。宰相有能，负责一切行政，是谓：有为，是“正”。天子虚位，不实际行政，也不负行政失误的责任，却有任免宰相之权，是谓：无为，是；“反”。政府是权与能的总结合体，是谓：无不为，就是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全能的政府》，是“合”。那么君主根据什么来任、免宰相呢？“任”是根据他的人格，道德，学识和经验的实积，来选择宰相。“免”是根据《监察御史》的报告。这里又夹带出一个制度，名叫：监察御史制。是《汉唐宰相制》里的另一个正反合。监察御史的职责是专门察访宰相的行政过失。不必一定要有真凭实据，可以“闻风奏事”。就是要他们一天到晚寻找宰相的过失，大小都不能遗漏的，不断地向君主报告。君主根据御史大夫的报告，让宰相答辩。如果宰相不能自圆其说，暴露了破绽，君主就立刻罢免宰相，而监察御史大夫就是天然的宰相候补人。御史大夫当上了继任宰相后，君主再任命一个御史大夫做他的监察人。宰相是“正”，御史大夫是“反”，君主是“合”。因此，宰相的行政就必然是爱国利民的，不允许有任何的失误。于是，天下大治，富强无比。这个世界上最优良的，肇造中国汉唐盛世的体制，后来被英国模仿效法，蜕变而成英国的国会制（英国首相制）。黑格尔说：英国的国会制（国会代替里御史的职务，国会里面设有主要的正、反两党，这又是一个正、反、合）是当时世界上最合理的体制。（日本维新后，把英国的制度照搬到日本，效果也是立竿见影。）其实就是说，中国汉唐的宰相制是世界上最早，最优秀的体制。不管体制的现行的机构名称是什么，只要是合乎正、反、合辩证法的精神，就是合理的好制度。有了好制度，又有好人去维护和遵循，效果自然就是：国泰民安。老子的名词是：安平乐泰。至于《中国汉唐宰相制》是个专门而且庞大的学问，一本书都写不完，这里只好点到为止了。无疑的，这是中国人的光荣，更是老子的光荣！总之，老子交出所著《道德经》，出函谷关后，不知所终。老子所骑的是只“青牛”，就是水牛。想是水牛的脊背特别“宽”，又走得特别“慢”，特别“稳”。他为什么不骑黄牛？不骑马？不坐马车？这是他的“不言之教”，意义也是很大的！纸短情长，书不尽意。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再加笔者学识浅薄，悟性有限，很难把老子这么伟大的，博大精深的命题-辩证法-能阐释得透彻。只不过是：不揣愚陋，略尽绵薄。希望能抛砖引玉，造福国家民族而已。 道辨
《老子道德经》八十一章中的第一章，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这是老子写《道德经》的开宗明义，其份量应该是极重大的。也可以这么说，如果这个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没有弄清楚，那么以下整本《道德经》都没有法子好好的读下去，更不要说如何去正确理解和实行了。那么，这个“道可道，非常道。”到底应该怎样诠释？怎样理解？从古到今，不知道有过多少人注释过《道德经》，恐怕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这么解说的：“可以被人说明的道，就不是那永恒不变的道。”或者是：“道可以说出来的，就不是那一成不变的永恒之道。”或许有人用些不同的字眼，总其意义，都是相差无几。我察看过十六种英文版本，这句话都被翻译为：“The Tao that can be spoken is not the eternal Tao.”有些译文变易一些字眼，也于大意无害。可见中外古今，俱是一般。这样的解说就应该是铁定了的，不容别人置喙！可是仔细想来，这句话的本身，不仅文法上有问题，意义和逻辑上都自相矛盾。觉得如鲠在喉，不得不吐。
“道可道”中，第一个“道”字是名词，第二个“道”字是动词，“可”字是副词。第一个“道”字是一个总体的名称，它的内涵应该是整本《道德经》的内容。“可道”，是去界定头一个“道”字，说它是“可以说明”的，引申来说，就是“可以思议”的。因为“言”为“心声”，必先有思，后才有言。根据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如：“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道冲而用之。”“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以道佐人主。”等等，这“道”不仅可以思维，可以议论，可以阐明，而且可以施行，并且很有实用。因此，“道，可道。”这句话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可是，跟着来的“非常道”这一句话就出了问题。这个“非”字一般人都把它当“不是”讲，“常道”是一个专有名词，在五千八百多言的《道德经》中，只出现了这一次。“常道”可以当“平常之道”“正常之道”讲，也可以当“永恒之道”“不变之道”讲。证诸《帛书》本：“道，可道也，非恒道也。”那么把“常道”解释成“不变的永恒之道”，猛然间似乎比较接近“合理”，而古今中外一般学者也都是这么解释的。把“道可道，非常道。”前后两句话连接起来，就自然变成：“那可以思议的道，【但，并】不就是那不变的永恒之道。”这样初读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不过，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反转来读，“常道乃不可道之道。”就是“那不变的永恒之道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言说的，不可施行的，不可实用的．．．。”这样一来，问题就可大了。
我们接著必定要问：第一，这个“常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老子既然提出这个名词，为什么不说它是什么？给它特别下个定义？第二，老子既然只提出而不加说明，大概是因为它是不可以说明的。既然是个不可说明的东西，那么提它出来做什么？第三，老子在《道德经》第一句里，就提出一个“常道”的概念，可见是很重要的，甚至于比第一个“道”字还重要些。可它又是一个永远无法“接触”到的东西，那么把它放在第一句话里，除了“否定”了第一个“道”的总体意义上的重要性外，还有什么作用？第四，老子既要些写《道德经》来传《道》，而第一句话，就把《道》否定了，这是何苦来哉？因为除了《永恒之道》以外，就是相对的，暂时的，不稳定的“道”，用整本书来描写那样无谓的“道”，又所为何来？第五，在短短有限的五千八百个字里，要说“宇宙论”“本体论”“目的论”“方法论”，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甚至于策略，这么多东西，为何还提出一个毫不相干的“常道”来？还有许多连带多的问题，问不胜问。总之，是老子自己矛盾呢？还是解读老子的人矛盾？
论者或谓，老子既然说出一个“常道”来，而未加进一步的解释，不要紧，我们帮他解释就是了。这样对“常道”的解释大致分成两部分：一是从《道德经》里去找“相近”的字眼，然后把它们“栽”到“常道”身上去；二是凭着自己的想像力，编造出一个“常道”来。
前者，例如找到了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复命曰【常】，知【常】曰明。”（道德经第16章，以下简称16）意思是说：回复到根本（如叶落归根），就叫做【常】。知道（认识）【常】的，就叫做明。他们把这句话说成：回复到根本就是“常道”，认识“常道”的，就是聪明。这似乎太简易了，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道德经》第一句里的《常道》，应该是个很重量级的奥秘字眼，而且注明了是“不可道”的。怎么在这里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马马虎虎的就“说明”了那个《常道》？知道叶落归根就是“常道”，知道“常道”的就是聪明。这有什么神秘不可说的地方？这个《常》字分明不是《常道》，应该是《常理》，《常规》或《常识》。不然，那个不可思议的一成不变的永恒之道，不就成了个“纸老虎”了吗？其次，例如“见小曰明，．．．是谓袭【常】。”（52）。意思说：见得到微小之处，叫做聪明，．．这就是因袭了“常道”。还有，：“知和曰【常】，知【常】曰明。”（55）这些地方，虽然老子用了个【常】字，分明不能就把它认做第一章里的那个《常道》讲，把它们当作同一回事。
后者，认为《常道》即是不可思议的永恒不变的，那么它必定是高超于万有之上，或高超于可道之道的一种“东西”。于是他们替老子建立了一个“自在天”。按“自在天”是佛教语，意思是一个“创世主”。佛教不立“自在天”，就是佛教没有创世主。如犹太基督教，就有一个．全智全能，自在，永在，无所不在的创世主-亚娃（中译：耶和华），回教称：“阿拉”。儒教中也有自己的《天．上帝》。而创世主都是有人格的。于是他们把《常道》看成了创世主一类地东西，替老子立了一个“自在天”。甚至于，把老子这个“人”，变成了那个创世主。这个“命题”，牵涉到了宗教的领域，而且内容十分庞杂，不是本文的重点，只好到此打住。
然而，中国古代研究《道德经》的学者们，对“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不是没有另一种的读法和解释。他们把这句话这样地解读：“道，是可说明的；道，不是一成不变，永恒的。”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如朱熹，这样的大学者就是持这种看法的。朱案：老子著五千之文，于此首发其立言之旨趣。盖“道”者，变化之总名。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这里把老子所说地的“道”，定义为：“变化之总名”。周《易》，时周朝代表性的学术。《易》就是变化，宇宙万有都在阴阳的相激相荡、相辅相成中变化无穷。《易经》的大前提是：一切事物都在川流不息地变化，所以称之为：《易》。但变化不是没有规则的乱变一通，它是有一定的法则的，所以称之为：《易简》。一切事物都在川流不息的变化中，却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变化》的本身。变化的本身是不变的，也是不许变的。因为如果《变化》的本身都变了，那就变成没有变化了。这样就会破坏了大前提，整本《易经》都不能存在了。所以称之为：《不易》。《不易》以已经被包藏在《变易》之中，因此不必再作单独强调。从而朱子认为：道，虽有变易，而有不易者在焉，此可谓之常。这一点没有什么不通之处。可是，自昔解老者流，以《道》为不可言，就大错而特错了。从高诱注解《淮南子泛论训》，开始说：“常道，言深隐幽冥，不可道也。”推到《关尹子》（伪书）：“不可言者，即《道》。”达到了极端。实在说：老子一书，《无》之以为用，《有》之以为利，非不可言说者也。老子曰：“美言”，曰：“言有君”，曰：“正言若反”，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皆言也，皆可道，可名。而以《常道》谓不变不易，实为解老者之偏。以上这段话把强调“不可道的常道”之说的错误，剖析得非常清楚了。
另外，“道可道，非常道。”还有一种读法。就是把“非常”两个字连用，当作形容词，去形容最后那个“道”字。也就是把这句话读成：“道是可道的，是非常的。”就是说：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谈的《道》，既是可思议的，也是特殊的，不是一般普通的道。不难想象，在老子写书的当时，社会上还存在了一些别的《道》，例如，郑子产的治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夷吾之道。周朝开国是的先王礼乐之道。至少还有与老子同时，周游列国的孔子，到处宣讲的尧舜之道，大学、中庸之道。宗祧体制下的孝道。．．．．。老子以作者的身份，把自己的著作，做了说明，给它一个与众不同的定位，不是没有道理的。林希逸说：“老聃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不变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故以此处世，则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49）。以此应物，则『建之以常无、有』（庄子天下篇）。即谓：事能常无、常有。不主故常也。不主故常，故曰：非常。常有、常无，故曰：复命曰常（16）。知和曰常（55）。常，即非常也。”老子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23）天长地久，四时变化，都是可变可易，安有所谓：《常道》者哉？总之，这种解法，也是旨在破解“不可道的永恒不变之常道”，朱、林二人，可谓：殊途而同归。
我想：“道可道，非常道。”如果把“常道”仍看作一个专有名词。应该著着重研究的就在这个“非”字上。“非”字可以当作“违背”解，可以当作“错误”解，．．．也可以当作副词“不是”解。问题是：“非”字能不能当作“无．没有”解？考诸古代《书经．大禹谟》：“后非众，罔与守邦。”孔颖达疏：“君非众人无以守国，无人则国亡。”其次，《元史。食货志》：“民非食货则无以为生。”近代，邹容《革命军．革命之原因》：“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鬻妻典子而后已。”以上诸例，都是把“非”字当作“无．没有”解。如果“道可道，非（无．没有）常道。”那么就彻底否决了常道的存在。排除了因《常道》而带来的困扰。和朱、林二人殊途而同归。也彻底解决了矛盾。不过，这里比较直截了当。
老子是一位大智大慧的人。他的书中有些话，都要叫人转几个圈圈，才能理解（辩证逻辑）。他这《道德经》的第一句话，是不是“埋伏”了什么“机关”在内？因为如果第一句话就解歪了，那么以下就不知道要歪到哪里去了。如果解读的人没有“真知卓识”，蘧而发言，就应了《言者不知》（56）的话了。按老子的话，本来是：“甚易知，甚易行（70）”的，可偏偏就“天下莫能知，莫能行。”（70）因为老子老早就知道：天下的人自作聪明，会把最简最易的事，弄得复杂万分，就掉到自己的陷井里，出不来了。老子他明说：“夫惟‘无知’，是以‘不我知’。”（70）因此，“知我者，‘希’（很少）。”（70）大多数的人把老子第一句话就解歪了。对老子能不能有真知灼见，就在《道德经》的第一句话上，马上就现底。莫非，“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老子“埋伏”下的“试金石”？这样说来，老子真伟大啊！真是微妙玄通。
真、善、美
近年来，很多人都喜欢用真、善、美三个字来描绘人生的价值。很早以前,欧洲人就喜欢使用真善美的字眼，甚至把康德哲学的三个部分也用真善美来概括。一般来说，科学所追求的是“真”，宗教和哲学所追求的是“善”，而艺术和文学所追求的是“美”。
中国儒家的学说中，虽然没有直接用“真”这个字，以其主张“格物．致知”，从字面的意义看，是很具有科学精神的。可惜《大学》里《释格物致知章》缺掉了，现在有的几段话是程颐和朱熹的补撰，大半是朱熹的思想。《大学》之独立成为一本书，也是朱子的贡献（朱子作大学章句，以与中庸，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很多人认为，大学的原作者，是子思，是孔子弟子曾子的弟子，至今还没有人能提出确证。）儒家也谈“善”，可以散见各处。不过在《大学》里，有过“止于至善”的话。“至善”照字面讲，就是：最高的善，或绝对的善。在《大学．第三章释止于至善》里，做了不少描写，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由此，似乎“仁、敬、孝、慈、信”五个字，即是“至善”。我们以为，这五个字作为“善”是不错的，如果说它们就是“至善”，这还有商榷之余地。可惜作者没有给“至善”这个概念下过明确的定义。如果至善就是绝对的善，从辩证的观点来看，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这里有着巨大的“盲点”。至于“美”，儒家比较缺乏。只有孟子曾提到过“美”。譬如：“不知子都之姣（美）者，无目者也。”《孟子．告子章句上》（案：公孙子都是春秋时代的天下第一美男子，是郑庄公的男宠。孟子说：谁要是不知道子都是天下第一美男子，他就是没有长眼睛。）孟子这里所说的“美”，还是“色”的成分多些。
老子在《道德经第一章》提出来“道”，在《第廿一章》里再次描写“道”时，他说：“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这里说出了：道的“真理性”和“信实性”。其详细内容，遍散在《道德经》各处。他在《道德经第二章》，提出了他的“美论”和“善论”。不过老子的“美论”和“善论”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当他看到“美”的时候，他同时看到了“恶（丑）”，当他看到“善”的时候，他同时看到了“不善（恶）”。因为“美”是“丑”所衬托出来的概念；同理，“善”是“恶”所衬托出来的。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丑）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恶）已。”《道德经2章》。他的话，不但把美、丑、互相衬托而存在，作了极其明晰的说明。同时把美的不固定性（美的观念具有其地域性，时代性，个人的审美观等等的局限性。）也作了暗示（没用用言语说出来）的说明。在他，美与丑，善与恶是相对待的，是一体之两面，同出而异名。它们不仅平面的对立，同时也是立体的对立。这是宇宙中的“必然律”，是没有人能更改的。老子讲的这个规律，并不是一般的相对主义，更不是二元论，而是科学的相对论。由于看到了美的同时，也看到了他背面的丑，这可以称他为：“看得穿，看得透。”不仅在同时看到了事物的两面性，也同时看得事物的全面性。“看得穿，看得透。”应该叫做：《明智》。
关于美的两面性，譬如，欧洲人自古以来，就认为裸体为美，所以到处名胜，都有一丝不挂的裸体塑像呈览。而中国人认为“袒裼裸裎”简直是丑死了，是极大的羞耻和侮辱。因此，三国时的弥衡，在认为曹操不把他当做贤人看待，居然用他做鼓吏来羞辱他时，他就在表演击鼓时脱得一丝不挂，来还敬曹操。如果在欧美，弥衡（想象中，弥衡应该也是个美男子。）的这场表演，可能立时成名，做了个腰缠万贯的大明星了。又如：郑庄公和孟子认为子都是最美的，而颖叔考却一点也不觉得他美，反而觉得他丑恶无比，两人斗得你死我活。弄到后来，子都把颖叔考用暗箭杀死，成了无头公案，闹到连鬼魂都上了场。从此证明，老子的认识是比较深刻而正确。人们如果能真实地认识到这个真理，不但能省却人生许多不幸，而且能使人生得到真正地美好和幸福。
老子对“善”的认识，也是和“美”同一个模式。譬如，中国人以扶养老年父母（不仅要他们身体收到供养，同时要使他们精神上也要感觉愉快。）是孝，是善；而爱斯基莫人以把老人早早丢弃，让他们冻饿而死或被野兽吞食为善。又如，如所周知，以奉旨消禁鸦片而著名的林则徐，道光皇帝给他许多的上谕，其中之一，这样说：“奏悉，所缴鸦片烟土，敕即在虎门外销毁完案，无庸解送来京。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响。该大臣等唯当仰体朕意，窍实稽查，毋致稍滋弊混！钦此。”其中之二：“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特此手谕。”林则徐禁烟有功，上谕连连褒奖，说他办事得体，晋封为两广总督，一品封疆大臣。曾几何时，林则徐正干得起劲的时候，忽接朱谕：“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又以何词对朕也。特谕。”林则徐的幕友们看到这个“特谕”，说：“大帅这般尽力，怎么忽然反得这般批谕？真实令人不解。”林则徐答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古往今来，多出一辙。唯有立即上表谢罪。”。这边表文还不曾拜发，那边又立即连接严旨：“縻饷劳师，皆林则徐办理不善所致，着即交部，严加议处。”结果林则徐判戌新疆，充军到伊犁去了。“善事立功”到“犯罪充军”不旋踵而至。“功”与“罪”只在别人的一念之间。同是一个林则徐，同是一个禁烟的善举，一夜之间，大功立即变成了罪大恶极，这是多么可怕，而且防不胜防的。
吴越争霸的时期，吴王夫差灭了越国。大夫范蠡和文种商议后，决定，由文种看老家，留守。范蠡随越王勾践夫妇到吴国去当奴隶，在勾践身边保驾。范蠡在吴，用尽了心血，并和勾践受尽了折磨，（包括吃夫差的粪便）。终于保全了勾践的性命，安全回返越国。以后为了复仇，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范蠡逐步使用文种的“灭吴七计”来推展灭吴的行动。他命人在越国搜罗到一个绝色美女-西施，找来专人教她言行举止，歌舞弹唱，巧妙装饰，达到无不楚楚动人的境地。同时教她为祖国献身，为大义牺牲。一切准备好了，就用彩车，把她献给吴王夫差。夫差看到了她，模样真美，一颦一笑都十分优美，又会温柔体贴，口中说出话来，如吐珠玉，措辞合宜，句句动人心弦，畅人肺腑。（老子说：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62》。美言不信，信言不美。《81》）。夫差得了西施，只看到她美好的一面，完全看不到她“丑恶”的另一面，因此产生了“盲点”。勾践每一次送礼给夫差，必暗中有一份厚礼送给夫差的宠臣太宰伯否（加喜字旁）。伯否就一直不断的在夫差面前说勾践的好话，一切都设法转弯抹角地为勾践做美好的掩饰。吴国的三个巨头中的另一个是相国伍员，伍子胥，他的见识过人，明智，对事物看得穿，看得透。他看出了西施和伯否两人背后的重大危机，就向夫差直谏。夫差越听越烦，说：“汝言太不祥，孤所恶闻。”子胥再谏，夫差就说：“太宰伯否之言，足启心胸；而相国髦矣，言不足采。”等到子胥再次来谏，夫差竟然说：“老贼多诈，为吴妖孽。乃欲专权擅威，倾覆吾国。今且退自谋，无劳再见。”子胥离开了夫差，伯否乘间对夫差谮说：子胥怨望，叛国谋反。于是夫差的“盲点”再现，在气头上，赐子胥“属镂之剑”，把吴国唯一明智的忠臣杀了，种下了亡国的祸根。我们现在作另一个假设，如果夫差没有盲点，对西施的到来和各种献媚，闲时照样享受，可绝对不听她的话去不理朝政，陷害忠良。鉴于伯否老是说勾践的好话，这点值得怀疑。就暗中安排可靠的人员进行调查，查出来他收受勾践的贿赂，杀头的应该是伯否。对于子胥的明智和自己的明智，两者加在一起为国为民，继续合作无间。即使不再一次去灭亡越国，而使勾践所有的心思和作为都算作白费。因此，吴国之亡，夫差之死，不是死亡于勾践的怎么能干，而是死于自己的盲点。不懂辩证法！夫差在自刎之前，吩咐从人说：“我死，务必要用重罗三幅，盖在我的脸上。我无颜相见子胥于地下！”虽然有此一着，但是，悔之晚矣！整个历史都改观了。
长话短说，在越国复仇，灭了吴国之后。越国的第一功臣范蠡对第二功臣文种说：“功成身退，这是规律，我们该走了。”文种虽有智谋，但是也有盲点。范蠡退隐了，他却留着。以为自己功劳大，这下可以安享尊荣，平安到老了。范蠡走了，勾践日思夜想，怀念的都是他的种种好处，于是为他塑了铜像，走出走进都看着他，以慰渴思。文种后来有一点反应了过来，认为范蠡很可能是对的，就自己称病不出。大概还是想试探一下勾践的动静。勾践却以探病为名，来到了文家。文种当然睡在床上装病。勾践坐在卧榻之前，先来一套嘘寒问暖的废话，渐渐说到正题上来。他问文种说：“你从前为我定下来七个灭吴的计划，现在只用来了三个，吴国就被灭掉了。还剩下四个计划没用，你说把那四个计划怎么办呢？”这完全出乎预料，文种慌张着支吾地说：“臣不知所用。”勾践说：“我看，还是这么办吧。现在夫差已经死到地狱里去了，你就到地下，再去跟他打交道吧。”说完，就把自己所带的配剑，故意忘记，留在坐椅上，走了。刚才说的话，深怕文种没听懂，或是听懂了装糊涂。留剑，就更强调了他的意愿。文种走投无路，大叫：悔不听范蠡之言，只好自杀了事。“大德不报，大功不赏。”，这是规律。文种不走，即是想要勾践报答他。就是勾践把整个越国都给他，也报不过来他的恩德。他没有想到，勾践怕他胜过吴王。一旦他觉得赏赐不满意，翻转了面皮，勾践自问，恐怕不是他的对手。他既不肯象范蠡那样，自动走掉。那么只有先下手为强了。文种之死，一样是死于自己的盲点。不懂辩证法。
范蠡带着一家老小，飘三江，泛五湖，自在消遥的遨游。玩腻了，就改名换姓，叫做：氐夷子皮，到齐国去开农场。农场办得特别兴盛，被齐王知道了，硬要请他出山做官（做宰相）。这会他懂得要“无为”（无为是老子学说都代表作，我们以前也做过不少讨论。无为最简单的意义，是：不轻易去参与不必参与的事。）了，就马上再改名换姓，溜到了陶，开办起企业来。这个企业又办得异常发达，陶朱公的大富，留名千古，妇孺皆知。可见走了，并不等于完了。恋栈不走的，才真的是白白的完了。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2》，又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9》。“功成身退”实在是个“双赢策略”，使大家开心和放心，不必溢于言表的好法子。老子把这个意思，在《道德经》里反复陈述了四次。这是应然律，是从必然律而来的，也是个“劝说”。人有自由意志，他可以自由选择。
顺便想起一个故事，就是鄙曾外祖父崔国因。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时，正当美国排华，杀了中国人二十多万。那时，华人的生命财产，不如蚁蝼，危在旦夕。他到美上任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去为护侨，艰苦奋斗的。（他的任期四年，正好与美国总统 Benjamin Harrison 同时上任，同时离任。1890-1894）（弱国无外交，崔氏在美国的血泪，见《崔著：出使美、日、秘，日记》黄山书社出版）他在美时，公余抽空，也曾上表章一百道，痛陈中国要富强，急需体制改革，及体改的刍议。）卸职返国后，立即毅然退休。不久，到芜湖办了一个很成功的企业。（他的前任张荫桓使美后，回国被杀了头。）也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功成身退的实例。
总之，自古及今，听老子的话，没错！
争→不争→无所争
由于人有自己的身体为中心，为了让身体继续存活下去，生来就有保护和防御的本能。所以凡是对自己有利的，就要争取；对自己有害的，就排斥。这些都是不待学习而能的，就连最低等的动物和植物，也都有这种自然而然的能力，是以称为:生物的本能。荀子说：“‘性’是天生的，‘情’是性的本质，‘欲’是情的反应。人以所‘欲’为可以得到的，就去追求他，这是‘情’之所必定不能避免的。人心以为可以得到的，而去争取它，这是智虑所必然出于此的。”（《荀子．正名篇》）。一个小树的叶子卷了起来，把上面的昆虫吃掉了，或一只羊把青草吃掉了，或是一个昆虫把自己身上的颜色长成和树叶一样，以致别的昆虫以为只是树叶而被它吃掉等等，都是宇宙间自然而然，应该并没有是非善恶的牵连。为此，竞争是无处不有，无处不在的，这也不应该有是非善恶的界定。在人类的社会里，竞争虽然是本能的一种，不过经过人类智力的补充和加强，竞争就成为人类生活，以及自我扩张的艺术和学问。如何在竞争中取胜，并能长久立于不败之地，以及如何才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却是一个，古今中外，历来涉及于人类生存、生活的大命题。
人类在襁褓之中，看见母亲口里有一块饼，他就会抢过来自己吃，如果有个哥哥站在旁边，他就会要把哥哥推开，下意识的不许别人分了“他的饼”。如果他做不到，他就哭闹一番，直到满意为止。到了幼稚园，与人竞争的就不只是一块饼了。以后举凡外型的美丑，财富的多寡，知识的博陋，智慧的深浅，灵性的高低．．．都要比。甚至人都死了，还要比追悼会的规格，棺椁衣衾的丰盛，葬礼的隆重。俗语说：“人比人，气死人。”然而，竞争之中，有了胜利者，也就必定有失败者。有失而复得者，也有得而复失者。只有大智大慧的圣哲才能站得高，看得远，也才能讲得透彻。
一般西方人都是直接鼓励人们竞争，斗争，并且绝不讳言：弱肉强食，物兢天择。从小就教起，只怕小孩不会争，于是教科书本，电影，漫画都是教小孩要争，要争到底。在美国，小小的孩子就被父母师长逼着去打橄榄球（有的小孩性情不投，逼到自杀。），就是要为他们打底子，生怕将来争不过人家。英雄主义，要争得轰轰烈烈，死伤在所不计。会打橄榄球的将来在企业里，容易谋求职位或升迁。身体特别壮的，甚至当上橄榄球明星，立即变成富豪。因此，橄榄球在美国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体育的意义，它变成了美国的国家象征，是美国的“国球”。每逢元月最后一个星期日，必定有一场球赛，称为：超级杯赛（Super bowl）。这个日子比什么节期都更轰动。譬如今年（2004）的超级杯赛，票价从500美元炒到了6,000，因为没有特殊关系根本买不到门票的。当时赛地的宾馆，一个套房的价钱涨到17．5万美元一晚。电视广告卖到230万每30秒钟。全国人都似疯狂的钉在电视机前面，赌博输赢。到了这个地步，起初鼓励竞争的原意，早已不再有实质的意义，这是鼓励竞争副作用的变相结果。如同古罗马时，武士（Gladiator）斗狮子或武士相斗，本是尚武的大力提倡，后来就完全变成“表演”，“娱乐”和“赌博”的性质。又如同古希腊的奥林匹克，本是尚武的竞赛，狠到要彼此抓出对方的肠子来才算。后来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从两男你死我活的敌斗竟变成他们彼此相爱的媒介，史家称为：希腊之爱（Greek love）。鼓励竞争和斗争的意义经过一段时期，都变成了当初不能想象的东西，这也是物极必反的辩证必然结果。老子在《道德经》中却恳恳切切的教人“不争”，这是他的习惯，略过了“争”，而只说“不争”。没有“争”，怎么会有“不争”？这是很明显的，说明他也是很注意“争”的。而且是教导人超过一时一地，暂时的成功胜利，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个“不争原理”在他的哲学里占非常重要地位，仅次于“无为原理”。他在五千言的篇幅中提到“无为”凡十次，而提到“不争”凡九次之多。其比重仅次于“无为”，可见老子对“不争”的重视与强调。因为小自个人成败，大至国家兴亡，莫不与之有直接关系。
近代欧风东渐，中国人的价值观受到西方观念的冲击，有的人一听到“不争”两个字，不问情由，就马上提出抗议，认为这是东亚病夫，颓废不振，软弱无能的体现。因而把老子贬为“祸国殃民”的罪人。把《道德经》贬为“荒唐不经”“不合时宜”的愚言。但有些人比较冷静，看出了一点端倪，就说：老子所说的是从道德，精神方面著眼，教人：“不要强出头”“退一步海阔天空”“舍己从人”“人家打你的左脸，你连右脸也给他打”．．．。也有人用心更深，认为：老子教人不争，是一种“迂回战术”“不作正面冲突”“伪装示弱”“以退为进”．．．的策略。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然老子把不争这个命题这样重视，而且又为此而滋生许多疑窦，就有必要把它抽丝剥茧，一探究竟。
老子第一次说不争，是在《道德经》第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
与“不尚贤”相对的是墨子的“尚贤”。墨子书里有尚贤篇上、中、下三章。不过仔细读过墨子书之后，就会明白，他的所谓“尚贤”，是劝勉君主，王公大人要用贤才，不但用贤才，还要重用贤才。要尊敬他们，给他们好的待遇。何谓贤才，他主张：以“义”和“能”作为选拔贤才的标准，同时一定要打破当时的阶级观念，不论出身，一律平等，一视同仁。以富、贵、敬、誉四种方法来延揽贤才。他并反复陈说，王公大人不用贤才必定会导致乱亡的结果。他列举了历代圣王们举用贤才的事例，从而阐明使用贤才的必要性。聪明的王公大人还要能使真正贤才高兴，使那些不是真正贤才的人惧怕。最误事的王公大人是在小处使用贤才，到了大处，紧要关头上，却不用贤才，因为他们选拔贤才不根据客观的规律，而根据“用人唯亲”的私念，势必导成“人心离散，国家难治。”。墨子的“尚贤”，实在是一个“用贤”的宝典，和老子一点也不冲突。而老子的“不尚贤”，绝对不是：不用贤才的意思。
老子说：不尚贤，其目的是使民不争。这是一个处理“内部矛盾”的命题。要处理内部矛盾，最好是不去制造内部矛盾。在内部搞竞赛是制造内部矛盾的根源。因此老子这里的“尚贤”，是指：在内部搞“标榜英雄式人物”的竞赛运动。本意是想要调动人民内部的积极性，是个急功近利的手段。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见贤思齐”的教育运动，鼓励和标榜好人好事，予以表扬和奖赏，希望众人向他看齐，多做好人好事。然而，表扬和奖励可以奏效于一时，久了就会麻痹，同时很可能造成多人作弊，假冒和伪善。如果从辩证的眼光来看，标榜英雄式人物可能得不偿失。譬如，做父母的特别夸奖某一个子女，他们心里原想以此鼓励其他儿女，可是往往因此造成其他儿女心理上的阴影，使他们有挫折感，进而促成嫉妒，甚至仇恨，以致恶性竞赛而互相仇杀。历史中，从上到下，这种事例，不胜枚举。在社会里更是如此，假使在一百个人中，标榜一个人优秀，就意味着，其他九十九个人不优秀。这是对那九十九个人无形的打击，使他们心理上永受创伤。如果再进一步对他们施压，无异在促使他们伪装，或流于形式的“努力效法”。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对人民内部必须用堂堂正正的正常方法管理，只有对外国或敌人，处理敌我矛盾时就非得用奇不可。这种标榜，表扬和奖励的方法，都是属于“用奇”时的暂时性的短暂措施。在平常人民内部不宜使用这种“兵法”，以免造成矛盾分裂。
从教育来说，近代许多人认识到：见贤思齐的教育制度是个失败的制度。譬如，近代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提倡“进步教育体系”（Progressive Education System），在美国普遍实施。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应该只为造就极少数有学问的“贤者”，而应该是在制造社会的“现实效果”--就是制造彼此尊重，和平，互助的社会。过去的教育制度，其方针是教人“见贤思齐”，不断的制造和鼓励极少数的“贤者”（贤者却是永远居于少数行列）的竞争制度，最后不过是制造了无数的“失败者”。因此竞争，鼓励，标榜，表扬都不是好方针，不能称为：智举。杜威曾到过中国，他的哲学思想受到过老子的启发，化成了他的著名的革新教育哲学理论。老子的这个“不争”，是一个站在高处，望到远处的高层次的哲学思想。一个和谐，均衡发展的社会，是应该让最大多数的人，自动自发，自然而然。不应该是在人为的激励下，产生的极少数“贤者”的舞台。
老子第二次说“不争”，是在《道德经》第八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水善利万物，更确切的说，凡有生命的都得依靠水而存活。水默默的滋生，畜养万物。一方面说明了水的贡献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万物对水的依赖性。老子在《道德经》的七十八章中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最要紧的是：以其无以易之，这句话。它说明天下没有任何东西能代替水的。黄石公说：德者，得也。施德与人，因而得人。水施德于万物，因而得着万物。天下没有什么能代替它，所以没有什么能与它争。它也根本不需要与任何东西争。根本就没得争，故而无所争。老子在本章接着说：“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主。”这是说：能承受一国的耻辱，才能称为一国之主，能担当全国的灾殃，才能配称全国之主。这是和上面所说的水的贡献性，坚强性，以及不可替代性是一脉相承的。有一次齐景公和宴子登上柏寝之台，景公眺望着齐国，说：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后世孰将有此国？宴子说：大概是田氏吧！景公非常诧异说，我的子孙应当拥有齐国，你怎么说是田氏啊？（由于大夫田常施德于民，人民都唱歌说：要想吃饱肚子，就投奔田成子。）齐景公听罢，泪下沾衣，却不能象田氏一样施德于民。后来果然如宴子所预言，齐国转到了田家手中，这叫：水到渠成。王莽代汉，赵匡胤代周，都是水到渠成，不必争的。
老子第三次说“不争”，是在上面同章书里：“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惟不争，故无尤矣。”
这里说的七个“善”，都是依据水的特性来做比喻的。1．水择地而流，因此人要站好自己的立场，地位，把守好自己的岗位，做该做的事，管该管的事。进一步讲分层负责，团结合作。2．水聚于湖海，渊深莫测。因此人要追求渊博的智识，看得透，见得明，虚怀若谷，广纳建言，宽宏大量，能担待，能忍耐。3．水滋养万物，因此人要厚德仁慈，解衣衣人，推食食人，不能吝啬鄙薄。4．水虽柔弱，但无坚不克，无隙不入，因此人要言而有信，对下不可轻诺寡信，朝令夕改，食言自肥，对上不可贸然逆鳞顶撞，自取其辱。5．水善涤除洁净，因此人要政治清明，从而人人有希望，个个努力上进，自然可以致治富强。6．水势澎湃汹涌，无坚不摧，无强不克，因此人要勇往直前，办事要身先士卒，风行雷厉。7．水有一定的汛期，因此人要未雨绸缪，以期风调雨顺，万物滋生。以上是七个“善”的最简单的形容，人应该花费精力去努力能把这七个“善”做到，而不应该花费精力去和人家面红耳赤，老拳相向，争个你死我活。如果这七个“善”，一分地利，一分天时，三分做人，两分做事，都能掌握得八九不离十。天下人谁还能争得过他？因为人与人斗争，都必先要抓对方的错，兜对方兜底。试想一个人能把七善做到，还有什么怨尤遗咎？没有怨尤遗咎，谁能与他争？如果真个有人要来争，就如俗语所说：在鲁班爷门前卖弄斧艺，在孔夫子门前卖弄三字经，自讨无趣而已！
老子第四次说“不争”，是在《道德经》第廿二章：“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认为：人生摧毁自我的最大敌人，就是“自我”。而“自我”的表现全在“四自”，就是：自见，自是，自伐和自矜。人自己毁灭自己，毁灭得最彻底，而且不知不觉的就被毁灭了，很多英雄豪杰都至死不悟。诸凡：表现欲太强，自以为是，顽固不化，自吹自擂，目中无人，骄奢淫逸，就是这个“四自”的显著内容。自己虽然不知不觉，别人则一看便知。孔子见老子时，老子马上就感觉出他的四自问题，非常不简单，立刻予以告诫。从前日本名古屋工商联合集团公司董事长-土川衣夫-要物色一个重要职位的人选，名铁百货公司总裁-长尾芳郎-知道了，立刻推荐了一个年青英俊，聪明才智的人去见土川。土川与他谈了廿分钟话，决定不予任用。长尾心里很不高兴。后来这人另谋高就，一路飞黄腾达。六年之后，在一件牵涉首相贪污渎职的案件中，这人被判入狱，刑期廿五年。长尾去见土川，问他当年为何不用这人？土川说：“你没有读过老子吗？这人在廿分钟内，把老子说的‘四自’，表现得不能再清楚了。他是一颗定时炸弹，是绝对用不得的啊！”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人不是敌人能打垮他的，而是自己先把自己打垮了，自己把刀柄递到敌人的手里，让敌人得到光彩而已。身上带着四自的人，不争自败。因此，老子反过来说，如果人能警惕去掉自己身上的“四自”，就立于不败之地。天下虽大，却没有一个人能与他争胜。如果一个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自己身上带着四自，还去与人争名夺利，持强斗狠，老子说他象：“余食赘形，物或恶之。”这个人简直就是象吃剩的饭菜，与身上长的赘瘤一样令人厌恶。反之。如果他能自己先胜过“四自”，这种“自胜者强”《道德经33章》的人，是真强，天下的人都莫能与之争。
老子第五次说“不争”，是在《道德经》第六十六章：“是以处上而人不重，处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这是老子第二次讲：“天下莫能与之争”。上一次老子说：“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次他说：“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一个是“夫惟．．．”；一个是：“以其．．．”前者是以自身修养来立论的，一个人自己具备完善的条件，没有人能比得上，无隙可钻，自然就争不过他。后者是以群众自愿推举来立论的，因为有广大群众的基础和爱戴，故而没有人能来争夺。
这里老子讲了一个“推举”和一个“不厌”。不厌是不厌恶，就是喜欢，爱戴。由于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推举的，这当然是一位领导了。那么，他为什么可以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推举呢？因为他在人民群众的上面，人民群众不感到有压力，他在人民群众的前面，人民群众不觉得有害。人民群众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情愿跟着他走。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他无私的贡献，施德于民，而得到人民的爱戴，这是没有人能抢夺得去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老子在这里提出的是社会主义的真民主，与一般金钱贿选，黑社会称霸的假民主，断然不同！
老子第六次说“不争”，是在《道德经》第六十八章：“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
战争是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来达到战争胜利的目的。而善战者，不争。这个不争很有不作短兵相接的正面冲突式的战争的意义，与老子“以奇用兵”的话，正相呼应。这也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谋攻篇》）相呼应。简言之，就是要先用一切方法，使敌人腐败混乱，失去民心，等一切布置成熟之后，一举而歼灭之。绝对不可专依赖短兵相接的作战方式，侥幸取胜。因此，善战者用兵，表面上看不见战争，好象是不争，这是千古不易的作战原则。
老子第七次说“不争”，是在《道德经》第六十八章：“善用人者，为下。是为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人生在世，不是人用，就是用人。而能用人的人，当然是有了一定的局面，是个人上之人。老子说：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这样说法，简直不能再强调了。千古以来，用人不但是一门大学问，也是一门大艺术，更是难得不得了的事。有些人上之人，对部下，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吐他一脸吐沫，打了几个巴掌，踢上几扁脚，甚至绑出去砍了。这是“以威镇之”的权术。韩非子写了一本厚厚的书，教那些人上之人怎么样用法律去辖制臣下，并且加上怎么样用“术”，怎么样用“势”，去钳制部下，他的“法治学说”是给统治者如虎添翼，结果他自己被老同学李斯，用法、用术、用势，糊里糊涂的害死了。韩非子自以为懂得老子，还居然写了《解老》《喻老》两篇，只是老子这个“为下”两个字没有进到脑子里去。但凡能用人越多，则地位越高，权势越隆，财富越大。到做了皇帝，则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谓“争”，争到最极，莫非是要抢皇帝来做。俗语说：“拚着一身刮，也要把皇帝拉下马。”花果山上的美猴王，自封为王还不足，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皇帝下面的侯王，在他的区内，土地人民也都是他的私人财产，予取予夺，为所欲为。譬如，齐景公驾下有一个羽人（就是很小很小的官员，大概是个卫士，历史没有留下他的姓名。）。素以美男子称著的齐景公忽然叫左右，把他绑了，随后，吩咐刀斧手，把他推出去砍了。宴子听说齐侯要杀人，三步当成两步，急忙赶了来，问：主公为何杀人？景公说：这个羽人老是用色迷迷的眼光看着我，我问他，他说是他爱上了寡人了，他是个什么东西，胆敢爱我？宴子说：我听说：抑拒人家的欲望，是无修养；藐视人家的爱慕，是不吉祥。再说，堂堂齐国，哪有爱人家要杀头的法律呀？景公听了，再仔细看看羽人，长得挺不错的。就“喔”了一声，说：那就叫他陪我洗澡，顺便替我擦擦背呀，抱抱我什么的吧。《宴子春秋》。
老子把“为下”作为“不争之德”，古今中外能体会得最深刻的，莫若耶稣。当他的门徒在一旁争执，谁要做什么，谁为首，谁为大时，耶稣对他们说：“世界上的人，都有他们的君主管辖他们，他们是君王、大臣的佣人。可是，在你们中间，谁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仆人；谁要为首，谁就要服侍众人。于是他们都停止不争了。”（《马可福音十章41节》）。现代受基督教影响，有人把领导们称为“公仆”的。有点象王侯们称孤道寡，反而是一种荣耀，并无真正做仆人的实际。
老子第八次说“不争”，是在《道德经》第七十三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宇宙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分毫不得差错。人事是宇宙的一部分，自然也得按照规律而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太阳，月亮，地球，各按各的轨道运转，如果地球一旦提出要往相反的方向转，试想那还得了？老子说：“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道德经48章》），“我无事，而民自富。”（《57》）。古今学者们都把“取”字，训为“治”字，把“无事”解为：不勉强从事，或不做扰民之事。其实，按照规律办事，就是无事；不按照规律办事，脱轨乱撞，节外生枝，就是有事。历史证明，有些人常常会自作聪明，脱轨乱撞的，可是不久那些“肇事者”灰飞烟灭之后，社会又自然回复到它原来的轨道上。当“肇事者”轰轰烈烈的时候，宇宙规律好象并没有站出来，与他相争，而是好象采取极端放任的态度。奇怪的是：不久，回过头来看看，宇宙规律却是“不争而胜”。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23》），不正常的情形，还是短暂的，不久，又回复正常。“天网恢恢，疏而不失。”（《73章末句》），这句话是天道不争善胜的总结，意义深长。
老子第九次说“不争”，是在《道德经》第八十一章：“人之道，为而不争。”
这句话是整本《道德经》的结尾语。它既是总结，也是临别赠言。一个人读过了整本《道德经》，怎么样也应该受到老子的熏陶，多少也必然对人生有了更多的认识。如果有所进益，藉着“道”，人生必然有所进化，升华到更高层的境界。人本来和其他生物一样，“争”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在人进化了，升华了以后，懂得了还有比原始本能更高明，更有效的方法，运用得好，就能达到完善和理想的境界。在老子说：“为而不争”之前，他还说了：“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然后就是：“人之道，为而不争。”就是说：圣人不必为自己去积攒什么，因为圣人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百姓好，既然为了人家，自己反而得到的更丰富。圣人总是对人施与，反而给掉的越多，自己的收获也越多。这是一个宇宙的规律。宇宙的规律就是：“施德予人，而对人无害。”所谓：“雷霆雨露，皆是天恩。”因此，人道不能违反天道，人若懂得去“为人”，施德予人。德者，得也。自己自然就必然丰盛无比，越施与的多，就越丰盛。根本不必多此一举地再去争夺。这是自然而然更高明，更容易，更有效的方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天下既有争着为尧、舜的人，也就有不争而为许由、巢父的人。有人终日孜孜于治国平天下；也有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而怡然自得！
也有人说：上面老子的说法不是完全正确，因为所谓圣人施“德”于百姓，而那些百姓并不一定有资格来承受那些好处。天下百姓多的是“刁民”“恶蠹”，一味对他们好是不对的。这是历来暴君们的口吻，桀、纣都说过这样的话，作为对人民剥削，凶狠残暴的藉口。老子认为，那些凶狠残暴的手法都是“脱轨乱撞”，违反宇宙规律的现象，历史证明他们很快就都失败或过去，不值得这样去做。“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人民里面虽然有败类存在，那不过是“爵火之光”，恶人自有恶人磨，何况国家还有正常的法规相绳。“以正治国”，并不纵恿宵小不法。可是，如果君主当了败类，其影响之大，则不可限量。上头小小贪污，下面就会大贪特贪；上面小小腐败，下面就会大腐特败，成了难以收拾的局面。何况上面凶狠暴虐，那就举国若狂，成了禽兽世界。这是老子所谓的“不言之教”，上面怎么做，下面就怎么学样，一定还会变本加厉。反过来说，如果上面“一切为人民”，下面也就自动仿效，全国都一切为人民，人人相为，就是安平乐泰。国家就有希望成为天堂般的“文王百里”。所以老子从历史客观的例证，说：“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情（情字的意义包括色情或专门任用亲戚故旧。）而民自清。”（《道德经57》）。都是“责成”高高在上面的圣人们，从“我”开始，而不去责成嗷嗷待哺，终日拚手抵足的老百姓。
肩吾问孙叔敖说：“你三次被任命为令尹（宰相），见不到你得意的样子。三次被免职，也见不到你忧郁的样子。现在看到你的气度，的确是怡然自得，我想请问你如何能够这样悠游呢？”孙叔敖说：“我并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任命来了我没法推辞，任命去了，我也无法留住它。这种进退得失，并非我之所能左右，我又何必去为它操心？令尹与我，何者可贵？如果以令尹为可贵，则与我无关；如果以我为可贵，则又与令尹无关。我的心里有我更重要的事，哪里还有工夫去忧心那些身外之物呢？”孔子听到了这话，就说：“古代这样的真人，是真有智慧的人。美色不能侵淫他，盗贼不能窃夺他，连伏羲、黄帝也不能得他为友。生、死都不能影响他，何况一点爵禄啊？这样的人，他神游时，泰山也挡不住，深泉也浸不湿他。即使屈处他于卑贱，也困不了他，因为他的精神充满天地。这就是：既以与人，己愈有啊！”（《庄子．田方子》）。在我们理解了老子的智慧以后，“无所争”是不是也能成为我们的精神呢？
六个切身问题
如果有一个人问另一个人：⒈ 你还活着吗？抑或只是行尸走肉？⒉ 你健康吗？抑或是疾病缠身？⒊ 你是清醒的吗？抑或是污浊低沉？⒋ 你有人生的目的吗？抑或是在鬼混？⒌ 你会讲话吗？抑或是信口胡言？⒍ 你有学识吗？抑或是在盲目瞎撞？其实即使没有人这样问我，我也应该常常问问自己一些问题。不过我可以肯定，即使我问自己问题，也并不一定会一连串问这六个问题。不仅问我个人，也应该问问称为大我的社会。这六个问题都是相当尖锐的，也是很实际的，不是吗？假使有人这样问我的话，我能面对吗？
老子在《道德经第十章》就问了相似的六个问题。他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这六个问题，问得很率直，很犀利。世界上最严厉的父母和老师都不一定会问得如此彻底，恐怕只有老子才会这样做。如果只问而不答，没有答案的问题岂不是白问了吗？那么答案应该是什么？这是另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就是：老子在问的时候，就已经回答了。答案埋藏在问题之中，也是世上难见之事。
第一个问题：“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头一个“载”字，意思比较模糊，在唐玄宗《天宝》五年，曾经为这个字开过“御前会议”，然后下诏，诏曰：“朕钦承圣训，覃思玄宗，顷改《道德经》‘载’字为‘哉’，仍属上文。及乎议定，众以为然。遂错综真诠，因成注解。”所谓：“仍属上文”，就是把这个当作语首词的“载”字，搬到前一章书的最后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当作了语尾词的“哉”字。载与哉两个字音同而字不同，不过在古文里，两者意义上可以相通的。前一章最后那句话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把“哉”字加在这句话的后面，就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哉！”。这个郑重其事的改动，似乎对后世的影响并不大，学者们好象并不理睬它。可能他们认为，“载”字放在营魄的前面，并不误事。好象“夫”“盖”“粤若”在文言文中当作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语首词”，反而增加了字句的美感。有些学者根据《楚辞．远游》里：“载营魄而登霞兮”王逸注：“抱我灵魂而上升也”。认为“载”具有抱的意义在，把载字照“抱载”的意思解，还是有意义的，大可不必把它换掉。所以这个“载”字就照旧留了下来。还有值得怀疑的一层，李隆基在位四十四年，前廿九年，年号是开元。前一半的时间，他倾心向道，听老子的话办事。他励精图治，也很有成绩，史称：“开元之治”，几与唐初贞观之治比美。大概是成功来得太顺利，后来逐渐自大，骄、甚、奢、泰的毛病都犯齐了，完全背道而驰。改元天宝之后，荒淫无道，贪污腐败，祸国殃民，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疯狂了十五年，卒至国破家亡。在他完全背弃老子的教导后，却于天宝五年，在《道德经》里一个不要紧的字上大作文章，诏书中竟自诩：“钦承圣训，覃思玄宗。”这是极大的讽刺，舍本求末，欲盖弥彰，现世现报。他是另一个宋徽宗，他比赵佶的遭遇稍微好一点，恐怕是因为他还有个“开元之治”的好处。因此，后人不把他的话当话，不是不可理解的。
“营魄”并不是楚辞注解里的“灵魂”那么简单，“营”是营；“魄”是魄，都是指不同的东西来说的。根据《黄帝内经，灵枢经》第16，18章，对于“营”，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素问》里也有说明。是中国医学里的专有名词，与“卫”并称。简单地说：“营”是在“脉”内运行的；“卫”是在“脉”外运行的。若是以“营”代表血，以“卫”代表气。一个是阴；一个是阳。这是中国医学里《气血学说》的来源和根据。没有“营”“卫”，就没有生命和身体的机能。再进一步说，没有“营”，就没有血液。没有血液，就没有生命，更谈不到身体各部门的机能了，因为身体各部门的机能都全靠血液来滋生供养。它是身体里有形有质的东西，延伸它的意义，可以用它来简称为：人的生命和身体。
“魄”的意义，就比较更复杂一点。根据《黄帝内经．素问》的许多篇幅里，把人的《精神意识》的来源，分布于五脏之中。例如，心脏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神所居，主喜乐，亦主抑郁。肺脏是相辅之官，节制出焉，魄所居，主情感，亦主悲伤。肝脏是将军之官，智谋出焉，魂所居，主思想，亦主愤怒。脾脏是仓廪之官，营卫出焉，意所居，主忧虑，亦主疑惑。肾是作强之官，技巧出焉，志所居，主犹豫，亦主惊恐。这喜乐、抑郁、情感、悲伤、思想、愤怒、忧虑、疑惑、犹豫、惊恐十种精神状态都是五脏功能的正反作用，这是中国医学《五脏中心论》的《《精神病理学》，和现代西医的《精神病理学》是很不相同的。“魄”是肺脏机能的产物，如果人有肺病，他的情感方面就难以把握，越严重就越无端的悲伤。家喻户晓的林黛玉，作者对她精神状态的描写，就是最浅显的说明。肺脏的位置在其他四脏的上方，覆盖在上面，所以又称：华盖。魄居于肺脏之中，老子用一个“魄”字，就总括了人的五脏所生的一切精神状态。这是一个简化的说法，也是老子的习惯。合“营”“魄”二字，就是人的躯体与精神的总称。
“抱一”和下句的“无离”相对，是合一，不分离的意思。抱一也是抱道，合道。合乎道的运行，就是各脏机能正常、平衡、和谐的运行。躯体和精神状态配合运行得正常，就是：健康而生机蓬勃。否则，就是个精神病患者。不但精神状态偏颇怪异，身体的健康状态也是分崩析离的。精神病影响五脏，五脏病影响精神。然而，五脏为基本，没有躯体，就不可能生出精神，所以老子让“营”在前，而“魄”居后。论到人的躯体健康状态，例如，有没有肺痨病，或肺痨第几期，非经有经验的专业人员不能有准确的诊断。而人的精神状态，却是比较容易看到，普通人也能一望便知。因此，如果懂得这个道理，一旦和一个人接触后，稍微观察他一下，谈几句话就可以推测到这个人躯体里有那脏的机能不对。例如一个人的情感太激动，或终日伤感悲泣，就马上应该意识到快去保养肺脏。再例如，《红楼梦》里贾蓉媳妇秦氏的病，连她婆婆尤氏都看得出来，说是她用心太过。最后期的张太医也是这样诊断。治疗的方法，早就应该以《归脾汤》为基本来健脾。看那张太医所开的方子，比较接近《归脾汤》，只是可惜病已早入膏肓，来不及了。如果一个人被失眠恶梦，多虑多疑搅扰，以致精神委顿。必然伴随着的，还有胃口不好，消化不良，经期失律（女子），四肢无力，贫血或败血等症状，根据《五脏中心医学理论》，就必须治脾。不能只用开导，规劝，安慰，休息等方法，或用些普通安神补养的药，那是一定不可能收到效果的。是谓：庸医杀人！其他，依此类推，如：心脏有了问题，则喜乐与抑郁交替发生。肝脏有了问题，则思维模糊，不能集中，暴躁易怒。肾脏有了问题，则遇事游疑，难下决断，无端惊惧。故五脏之间，必须运行正常、平衡与和谐。
为什么在老子的哲学里谈起医学来了呢？因为老子的学识非常渊博，如果他不通医学，他绝不可能使用“营”“魄”这两个字，并且从这两个字来立说，而且说的是这么重要的理论。因此，要弄清楚老子“营”“魄”的真实意义，非得到医经里去证实不可。不然，就会感到隔靴爪痒，无用力之处。庄子的《庚桑楚》里有，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这也是老子深通医理的一个旁证。
在企业来说，“营魄抱一”由个人的延伸，也自能形成一套有实效而易行的管理学说。任何一个企业机构，也必有相当于个人“五脏”的机制。领导与行政部门相当于心脏，是团体的“预（先）见（vision）”“使命(mission)”“企业精神”的创发中心。计划部门相当于智谋所出的肝脏，生产部门相当于仓廪所出的脾脏，监督审计部门相当于节制所出的肺脏，财政收支会计出纳部门相当于技巧所出的肾脏。这五个部门或机制运行得正常、平衡、和谐，自然这个企业团体生机蓬勃，兴旺鼎盛。假如任何一个部门或机制发生偏颇，运行立即出现困顿。譬如，如果领导行政部门出现偏颇，则整个企业必然萎靡不振，因为它不能使整个企业有使命感和中心思想。因此就难以团结众人，同仇敌忾，发奋图强，力争上游。很可能整个企业就会陷于长期不死不活的状态中。故而老子要问：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时时作为警惕，不断自我诊断，自我匡正。其目的，在使企业能长期兴旺鼎盛。
老子同时也对领导者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道德经13章》。意思就是：为天下而自己保重（贵）自己身体的人，就可以把天下重任寄交给他；为天下而爱惜（爱）其身的人，就可以将天下大事托付于他。庄子在重复老子上面两句话后，又加上：“君子无解其五脏，无擢其聪明。”之说。《庄子．在宥》很明显也指出营魄的关系。营，人的躯体是物质的组合，因而有其一定的局限性。魄，是人的精神状态，可以无限的发挥。因此，领导者为了天下的重责大任，有时有必要把自己有限的躯体，藉着精神，把身量延伸到无限。
关于这一点，最好的例证就是宴子。宴子，名婴，字平仲。他身如其名，非常矮小，身不满五尺（一般儿童的身量是六尺）。他的个子虽然非常矮小（微小躯体之内的五脏机能却非常强健），普天下却没有人能欺侮他。因为他认为自己：枰锤虽小，能压千斤。那些自诩为身材高大的人，不过是：舟浆空长，终为水役。他所相的齐国，当他在世的时候，天下各国诸侯都老老实实，不敢正眼看齐国。楚灵王称赞他：“身不满五尺，而名满天下。”宴子相齐景公，把个极其衰弱的齐国，在很短期间内，变成富强，重整齐桓公时候的霸业，因为他十分懂得怎么以“营”役“魄”，以“魄”补“营”。他个人与孔子同时，比孔子老些，孔子也很佩服他。他虽没有俗人眼中外表的“佳形美容”，但他的一生处处都是完善美好，是成功，成功，和伟大的成功者（细节与方法见《宴子春秋》）。他的逸事极多而有趣，极具启发性。他对内政，外交都有特长，他的思想理论，做人处世的方法都成功到了极点。总而言之，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懂得怎么运用“营、魄抱一”的人。诸葛亮时常抱膝作《梁父吟》，所吟的就是他许多故事之一：步出齐东门，遥望荡荫里。里中有三坟，垒垒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中阴谋，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者？相国齐宴子。可见他在一代人杰诸葛亮心中的地位了。太史公在《史记．宴子列传》的最后一句话说：他愿意为宴子执鞭，以表示对他的钦慕。这是对任何人都没有过的褒扬。
六个切身问题（中）
第二个问题:“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在这个问题里，老子一共提出了三个概念，一个是：“专气”，一个是：“致柔”，还有一个是：“婴儿”。为了方便解释起见，先看“婴儿”的意思是什么。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嗌不哑，和之至也。”《道德经55章》。庄子《庚桑楚》说：“老子曰：‘儿子终日号而不哑，和之至也；终日握而不捉，共其德也；终日视而不瞬，偏不在外也。’”。列子《天瑞（7）篇》：“其在婴孩，气专志一，和之至也。物不伤焉，德莫加也。”以上庄子和列子都是根据老子说的。老子在《道德经55章》里，称婴儿为“赤子”，庄子《庚桑楚》里称“儿子”，列子《天瑞篇》里称“婴孩”。根据《汉书．贾谊传》刘世奉说：“婴儿，体色赤，故曰赤子。”因此，婴儿也好，儿子也好，婴孩也好，指的都是第二个问题里的婴儿。老子，庄子，列子，说到婴儿的事，或多或少，大体上意思相同。综合起来是这样说的：对于深厚有德之人，可以用婴儿来作比喻。毒虫、猛兽、凶鸟对他不能伤害（客观环境已经充分的保护着一个初生的婴儿）。他骨弱，筋柔，他并没有意识到要去捉住什么东西，而他却把手握得很坚固。并无一定外在的目的，他却目不转睛的看着。他没有男女色情的欲望，由于精力强盛，而小小阴茎却作勃起状。他即使终日哭号，由于他气专志一，在无知无欲的一团和气中，不为哭而哭，因而并不致声嘶力竭。这些话的重点是：婴儿的一切动作，并不因要动作而动作，他毫无目的和愿望，而是自然而然。这里老子劝告我们的是：要我们看婴儿的榜样，尽量放松，尽量随意，对自己身体的机能运作，不要去作任何人为的勉强和强制,要看重自然而然。换句话说，即使有毒蛇，猛虎，鸷鸟在他面前，他也不知道“怕”，即使把金银珠宝堆在他面前，美男美女陈列在他面前，他也不知道“要”。因此，他是一个纯然无瑕的婴儿。他不“怕”，也不“要”，所以他不受外界和内在的摧残和伤害。而“怕”和“要”是一般成人的两个“恶魔”和“天使”，从里到外，交织着，无时无刻的催、攻、缠、搅着，甚至夜里睡梦之中，还受着它们的煎熬。用现代的时髦话讲，就是：压力和紧张。“压力和紧张”（ stress )，是人们致病致死的总源头，这是廿世纪现代西医学划时代的重大“发现”（所罗门王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东西。）从而在社会里，企业里甚至政府机关里，多设立了“压力和紧张管理部门”(Department of Stress Management）。进行研究和处理人们的压力和紧张。并成立了“处理压力和紧张的策略科学”（ Stress management strategy）。市面上充斥了各种应运而生的电子仪器和相应的运动器材，以及处理压力紧张的专家等等。这些都是三百六十行以外的新行业，有的人因此发了财，有的人因此获得就业，至于效果如何，至今还是乏善可陈，见仁见智罢了。有些人只要抓住一点什么就搞了起来，其系统化，组织化的能力表现得很强，是不是基本上就是在“怕”和“要”的驱动力之下，把事情越搞越复杂呢？是不是把压力和紧张搞得更上一层楼了呢？那些新兴的博士和专家，读过了老子之后，老子问他：能如婴儿乎？无疑的会自觉汗颜的吧！然后就是：五体投地。故而老子书特别畅销。
“专气致柔”，“专”，古字与“抟”通用，是合聚的意思。“气”，根据《灵枢经．决气篇》，是从身体吸收营养而来，充沛于身体各处的动力。《素问．刺志论》：气充实，形体就壮实；气虚弱，形体就衰病；气散失了，就是死亡。“气”虽然看不见，模不着，，古人把他用水来作比喻，有时也用空气来比喻。现代有了电，用电来比喻也非常合适。在人的身体各部机能，“气”是它们基本的原动力，就是生命的动力。质言之，它也可以被称为：生命。因此，“气”的聚合与分散；充实和虚弱，是整个生命生死存亡的关键。管子的《内业篇》说：“抟气如神，万物备存。”同时说：“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骨强。”这样好象是为“抟气”作了注解。老子叫人“致虚极”“守静笃”《16》。就是把一切思虑意欲从身体内排除，同时使身体处于高度的安静状态。这不仅是聚合“气”，使之不分散的最佳方法，也是处理压力和紧张的最佳方法。纵观现代处理压力和紧张的种种所谓策略，还是脱不出老子“致虚极”“守静笃”的范畴。譬如，专家们建议：一个人每天起码要抽出时间，静坐至少廿分钟等等。
“致柔”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身体的各部门都要柔软，千万不能让它们坚硬。老子用青草来作比喻，当青草生气勃勃的时候，是很柔软的。当它到了秋天死亡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直强坚硬。人的动脉原本应该是柔软有弹性的，一旦硬化就不得了。肝脏的蜂窝状组织必须是柔软的，一旦肿大或硬化，也是不得了的事。治疗的方法虽有多种，可都不见得有特效。而预防却是最为重要，这些病症即使暂时侥幸治愈，以后不加预防，随时可以复发丧生。预防的方法基本上不外两项，就是：适当的运动与不食肥（特别食动物脂肪）、甘（甜品）。然而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养生工程，属于下一个问题里“涤除玄览”的“涤除”。
人生必须氧气，而氧气在身体里面又会把许多东西氧化，使它们“上锈”。这些上了锈的物质，积聚瘀塞起来，就能使人致病，致死。因此，如果要避免癌症，就要不断的“抗氧化”。人必须吃东西，因为没有营养人就不能存活，但食物营养（特别是肥、甘）也会在体内积聚瘀塞，致病，致死。因此，医家强调：营养不足，病还可医，而营养过剩的病是不治之病。人活着，既不能不呼吸，又不能不吃喝，所以，“涤除”是一项非常急需而严峻的工程。列子《杨朱（7）》论养生里，有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瘀。”就是：1．尽量让身体各部任其自然运行，不可强制。2．不让身体里面有积聚瘀塞，因为身体里面一有积聚瘀塞，就必然使器官僵化，硬化。“致柔”--解除僵化硬化--就是刻不容缓的需要，“涤除”是它的具体实施的要领。青菜萝卜和各类果实，都是“抗氧化”的圣品。现代医药界，越研究就越证实：许多中国药材都具有高度“抗氧化”和“除积祛瘀”的功能。中国人喝了几千年的“绿茶”，更被世界闳成了“涤除”的极品。这都是中国人的宝山，金库！
“专气致柔”是人生必须的，不然就是疾病和死亡。但是老子要大家，不论专气也好，致柔也好，一切都必须在“自然而然”的方式下进行。他说：如婴儿。不是教人回头去再作婴儿，而是：如婴儿。象婴儿那样，和气一团。要求每一个人至少在一天里面，留些时间去体会一下，如婴儿的“无知无欲”状态，这是要得到健康长寿，少不了的工作。然而，有些人把老子的“专气致柔”当作“气功”“练功”的依据，庄子在《刻意篇》里，曾把练功者--吐故纳新，熊经鸟伸--特别地分别了出来，把他们称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与老子无关。既然说是“所好”，就是说，练功练到一个地步，成了嗜好，会欲罢不能的。如果练得过度，很可能会走火入魔，精神失常。象印度有种瑜伽术，硬要把人的身体练到象蛇一样，非常勉强、坚忍、刻苦。人自是人，蛇自是蛇，如何勉强得来？这么做，是否真能达到健康长寿，或是扭伤了什么部位，永远残疾，很值得怀疑。老子主张：自然而然，绝不勉强。有些功法，对身体成了“虐待”，那绝不是老子的本意和主张，不可混为一谈。
在企业来说，“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的问题也是非常实际而重要的。企业的成功失败，与它息息相关。企业最大的要求是：员工能长期持续，积极工作。不管电脑和机器如何发达，他们还是需要人力去发明创造，去维持机器效能。近来美国有个研究报告，认为：企业里因为员工的“肥胖症”，由于这种积聚瘀塞导致的旷工，医疗，怠工．．．，损耗企业的资金，高达百分之廿五。因此，为员工减肥，成了首务之急。
其实，企业必须要“专气”，就是重视“企业生命和企业文化”。这是企业根本的驱动力，没有企业生命和文化，就完全没有了能力。企业也要“致柔”，就是绝对不能容忍任何部门有僵化和硬化的现象。企业也要“如婴儿”，就是要尽量让他自动自发，自然而然。
近代有人主张用“兵法”来办企业，而老子主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就是，用正常的办法来管理企业，只有暂时的突击可以兵法从事。兵者，诡道也。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用各种诡计欺骗敌人，以战胜攻取为目的。因此，用兵是暂时性的手段和不得已的措施，用完即止。同时，用兵是一着险棋，没有人能百分之百保证必胜。而治国是日久天长的事，所以必须用日久天长的办法，循序渐进，治大国如烹小鲜。《60》。用兵根本是很不同的另外一种手法，譬如：孙武子练女兵，以斩了两个吴王的宠姬而得逞。田穰苴为齐景公御敌，出师前，先斩了景公的男宠监军庄贾，军威大振，敌军望风而逃。戚继光扫除顽强的倭寇，先斩了自己的爱子。这些都是成功的用兵事例，如果用这种办法治国，而岂能天天杀宠姬，杀男宠，杀爱子？因为这些都是一时刺激，鼓励的权宜之计。如果，即使天天有这些人来杀，杀久了，习惯了，人心也麻痹了，就完全没有了鼓励的功效。同理，企业里惯常用奖励的方法来激励工作精神，想藉它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假使从一百个员工里，挑出了一个是模范，得了奖赏。那么另一面，就是在暗示，其余九十九个都是不好或不够好的。却不知，提了一个好的，而不知不觉伤了九十九个。那一个“好的”今后又怎么在众人之中立脚？如果老是这么办，即使一时鼓励有效，久了就会麻痹，谁也再鼓励不起来，就成了笑话了。若要长治久安，就绝不能老用这种笨办法，所以老子说：“不尚贤”《3》。企业里一旦搞起“尚贤”来，就是矛盾分裂，钩心斗角的开始。老子不尚贤，不以人工去勉强，是因为老子以辩证的眼光来衡量事物，看得深，见得远，一般人很不容易了解。如果企业里真能问问自己：能如婴儿乎？就自然的减去了员工的压力和紧张（其实领导者的压力和紧张比员工要大百倍），自然而然的就会有好的表现。不是设立一个“处理压力紧张部”，就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因为员工们奉命“减压”，要排班，要被安排使用这个仪器，那个器材，左缠磨，右折腾，去祛除压力与紧张。受折磨的员工又担心压力紧张没能除得顺当，可能会被炒，反而增加了更多无谓的压力与紧张。同时，企业就更增加了无谓的支出和损耗。看来，还是能让员工自动自发，自然而然，比较智慧，上算。
第三个问题：“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关于“涤除”，就是清除的意思，前面也提到了。不过，人们不仅无时无刻的要注意清除躯体里面的积聚和瘀塞，同时也要不时清除脑海里下载的各种资料。旧的，坏的资料占据满了脑海的空间，新的，好的资料就再也下载不进不来。因此，被满脑子不适用的东西，害得头脑不清醒。脑海里调不出合适，有用的资料时，这个人就成了活着的古董。因此，“玄览”也就不可能正常运作。“玄”是高超深远。“览”是观看，眼光，看法。总起来说，就是：“高瞻远瞩”。见解，眼光高人一等，行动敏捷，先人一步。老子教人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为乱。《64》。没有清醒的头脑，就不能有高瞻远瞩，就更无法先人一步。俗语说：小周郎三步一个计，诸葛亮一步三个计。周瑜所看到的想到的，诸葛亮早就都看到想到了，而且先行动了。诸葛亮看到想到的周瑜还没有看到想到，诸葛亮处处都早周瑜一两步。周瑜急得只好怨天，说：“既生瑜，何生亮？”气得吐血，可怜没有几次就活活的气死了。真是遗憾啊！可诸葛亮后来又偏偏遇到个牛皮糖，挥之不去，老脸一皮的司马懿，也得吐血，早早的在五丈原归天了。也真是遗憾啊！故要保证成功，就要先保证能先人一步。要保证能凡事先人一步，就必要“涤除玄览”。这样就可无怨无尤，人生才没有瑕疵，没有遗憾了。而老子本人就更高明了，人家形容他，明明望之在前，还没来得及转眼，他又忽然好象在后了。还没有来得及看后面，他又老早在前面了。变化不测谓之“神”，老子出神入化了，谁能望其项背呢？辩证法的奥妙，他是三千年中第一人！
在企业里，领导行政部门和计划部门，就是头脑。企业有两大任务，就是：开发产品与占领市场。开发产品的诀窍是要配合运用“贡献原则”，开创出市场需要的产品，处处得“先人一步”。占领市场的诀窍是要配合“冷门原则”，开辟人家还没有注意到新的市场，也是要先人一步。一般人恰好相反，看到人家什么做得还不错，他也来做，是个跟屁虫。更有他人也来做，还有跟屁虫的跟屁虫。你挤我，我挤你，最后大家挤垮了事。再不然就是不择手段，要把人家打垮，让自己独霸。不想天外有天，人中有人，于是就要杀喊连天了。杀人者，人恒杀之，黑道白道，弄得腥风血雨，几败俱伤。所以归根到底，涤除玄览，能无疵乎？这个问题是要时常问的啊？能不能运用得好，那就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六个切身问题（下）
第四个问题：“爱民治国，能无为乎？”
这个问题可以有两个解释，一是：爱民治国，能够无所作为吗？很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味。另一个是：爱民治国，能够采用“无为”的办法吗？
其实，老子这句话究竟并不是对一般人说的，因为“爱民”，我们再深入一点分析，谁有资格去爱他的人民呢？“治国”，谁有资格去治理他的国家呢？从而，这个问题应该是老子专门问“王侯”们的。帝王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因此，王侯以上才有资格谈治国；大夫以下，就没有资格谈治国。庄子在《天道篇》里解释得很清楚，他说：“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质言之，王侯必须无为；臣下必须有为，这是不容许改变的大道理。老子还警告王侯们说：“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道德经29》。就是，很不客气的说：王侯们，你们要是不“无为”，而自己专制独裁，你们就一定会“失败”。如果你们一定不听，一味的想方设法，还想蛮横地把它霸住，你们就必定要把它“失去”。这话说得简直再厉害，再明白不过的了。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君主必须是“虚位”的，必须不实际负行政责任。否则，你们迟早就要完蛋，失去一切！老子的这句话“能无为乎？”的问题，是一片婆心的问：过去，现在和未来，能有资格和机会去“爱民”“治国”所有的人们。
在中国的历史里，汉初刘桓（文帝）执政的廿三年中，很虚心听老子的话，实行君主无为，让宰相有为。就是由他建立的，在政治学里享有盛名的《汉唐宰相制》。简单的说：也就是君主有权，宰相有能的“权能分立制”。君权．相权对立统一（正、反、合）。另外设立一个“御史机构”，专门监察“相权”，以防“相权”太过膨胀而误事。御史们可以“闻风奏事”，不必一定要有宰相行政错误的证据，只要有点影子，就可以弹刻宰相。相权与御史权对立，而统一在君权之下（正、反、合）。这个有能的宰相只有拼命的去爱民治国，错了一点，立即就要负起行政责任而丢官罢职，而他的荣誉和权位马上就被御史大夫取代。宰相的薪奉是两千担米，御史大夫是六百担。只要御史大夫能把宰相弹刻去位，他是宰相的天然候补者，马上自己就贵为宰相，富有两千担。这种“制衡机制”非常严密。所以在廿年中，中国从离乱贫穷，一跃而登“盛世”。所谓《文景之治》，历史形容：人民家家都有车子，野外到处牛马成群，仓库里的粮食堆得满了又满，装不下都流到了外面。整体说，就是达到了富强康乐，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80》的境界。到了他儿子刘启（景帝）手里，他智慧比他父亲低多了，常常想“尊儒”，要专制独裁，出出风头。幸亏他母亲和他父亲一样深信老子，在这点上看得他很紧，不容许他变法。勉强在他的十六年中，还维持了“宰相制”。总共父子两个算在一块儿，中国人民享受了卅八年的盛世的幸福。一到了刘彻（武帝），他是个典型的，眼高手低的纨绔子弟，起初被祖母压着，“尊儒”了好几次，都被老祖母硬挡掉了。可是老祖母一死，他马上就“尊儒”“定于一尊”，大好专制独裁了起来。此后中国的君主们再也不肯放弃专制独裁而“无为”了，以后两千年成为定制，根深蒂固，好象嵌入了中国人的基因和血液之中，再也去不掉了。而刘彻专制独裁了不到四十年，中国变成了“饿殍遍野，父子相食。”“各地民变，蜂拥而起。”的地步。他晚年虽然下了“轮台”罪己的诏书，还有什么用呢，西汉自此要灭亡了。
老子的要求君主“无为”，是很替君主著想的。由于君主如果亲自行政，行政则必定会犯错误，就必定要负起犯错误的责任。君主又不能随便更换，有失国体稳定。犯了失误的君主又不肯自动退位，僵持下去，就必定导发革命。就是“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的必然规律，两千年来中国就在这不幸的圈圈里打滚。如果君主有相当的智慧，就自动无为，让宰相去有为，宰相一犯错误，马上可以撤换。不断撤换宰相，不至动摇国本，而且一直给人民新希望，新的气象，人民就必能得到福祉，国泰民安。君主的智慧低，只想独霸，逞一时的专制独裁威风。不想专制独裁的孪生兄弟就是贪污腐败，结果就是国破家亡。老子这个对君主的保护办法，也是对国家长期稳定的保护，更是对人民福祉的保护。后来英国把这套办法学去制度化了，加上了“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民主思想，宰相由民选，然后由君主任命。御史也是民选，转型成了国会。所以黑格尔称他为最理想的体制。而中国在汉初短短的三八年中，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完整稳固的制度前，“无为”就整个夭逝了。后来唐初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虽然也恢复了“宰相制”，而君主的介入也很厉害，不能与汉文帝的时代相比。即使是不完整的“君主无为制”，也还能造成盛世。所以史家以“汉唐盛世”并称。汉初卅八年，加上贞观廿三年，开元廿九年，充其量，连头带尾，都算进去，不过九十年。在中国两千年来，只有九十年，人民才有好日子过，言之令人惭愧，令人伤心！最令人扼腕的是：在中国不仅君主们自己认为，专制独裁是天经地义的，就连一搬人民也是这种观念。譬如，大家读《三国》，读到汉献帝君主虚位无为，大家都自然而然的为他打抱“不平”，痛恨曹操。因此戏台上给曹操抹了个大白脸。他自己也眼泪鼻涕，还咬破中指，鲜血淋淋的写血诏。因为不得专制，就自己觉得冤屈得了不得。绝对不以为这正是建立“君主无为制”的好机会，效法祖宗汉文帝，和那十分有为的宰相曹操坐下来，好好商量出一个好办法，定成制度为以后万世造福。到了明、清两代，连宰相的名称也容忍不下，干脆彻底废除掉了，君主实行绝对的专制独裁制。等到实在混不下去的时候，日本可以照搬英国的制度，维新顺利成功，而中国的“维新”不过是个历史的悲剧笑话。即使到了民国，学了外国皮毛，皇帝的名称虽然没有了，而“无为”并没有建立。是不是，这个“能无为乎？”的问题还要问呢？把老子思想认真对待，恐怕才是根本办法吧？
第四个问题：“天门开阖，能无雌乎？”
这个问题里，“开阖”两个字，是一开一闭，没有什么问题，而“天门”和“无雌”就有了问题。历代很多学者把“天门”改作“天地”，把“无雌”改作“为雌”。天地开阖，就是自然界的阴阳运作，为雌就是雌伏，无所作为。宇宙的运行，人类对他根本不可抗力，也没有为雌不为雌的余地。再说，老子的六个问题都是在人身上的人事问题，突然，插进来一个不相干的宇宙运行，实在是不伦不类。因此，有人把“天门”用道教的修行来解释，说天门就是百会穴，是灵魂出入的门户，修道修到了一定程度，灵魂可以自由出入，所以叫做：天门开阖。其实老子的时代，根本还没有道教。道教是几百年以后才形成的，而“灵魂”之说，也和老子的实证哲学一点都牵连不上。道教的灵魂出入之说，是在魏晋以后，恐怕很受印度佛教的影响。今且就灵魂而言灵魂，既然“灵魂”都能自由出入了，那么何必还要“雌伏”？这句话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前后都扯不通。老子虽然没有给“天门”作特定的注解，但与人身有关的这一点，是不会错的。鬼谷子说：言为心声，而口为心的门户。《鬼谷子．摩篇第八》。而老子把“言善信”列在《七善》中的重要地位，在人身上能开阖，而传达心声的门户，应该是人的“口”，就是“天门”。
“无雌”的雌字，除了母性的意思外，就是“雌黄”。雌黄是一种矿物，也是中药材，也可以用来涂字改错。雌黄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不负责任的言论。俗语叫做：信口雌黄。“能无雌乎？”就是问，是不是会说话不算数，信口雌黄？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鬼谷子说：“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忌讳也，众口烁金，言有曲故也。”这是说：信口雌黄，影响之大，后果会不堪设想的，还是多吃东西，少开口吧。
中国人都能朗朗上口的话，诸如：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可见匹夫说话不算都是不能允许的事，何况领导。领导们言多必失，或言而无信，或轻诺寡信，或朝令夕改，都是不得了的大忌讳。然而，无如“好吹牛”最误事。吹牛者可能有很好的动机和目的，好心要把事情做得好，可由于嘴巴太快了些，没有先想清楚，就顺口说了出来,又夸大了些。以后不能兑现，误人误己。从前马谡，刘先主临死的时候，特别关照诸葛亮，说他“言过其实，终无大用。”连诸葛亮都被他吹大牛，唬住了。结果街亭大败，误了大事。从中国医学来看，很可能这些好吹牛的人的肝脏机能有些问题。近代也有一个人，他的名字是：张沛纶。他谈锋特别犀利，吹起牛来，睥睨不群，目空一切。哄得满朝文武都说他是真材。在文事上，周公孔子也不过如此；在武事上，孙膑吴起也要让他三分。连李鸿章听过他吹牛，也夸他多才，称赏备至。中法交涉严重时，战事一触即发。清廷特简他为福建船政大臣，会办海疆事宜。他到了福建，与总督何景，巡抚张兆栋会晤，高谈阔论，旁若无人。何、张二人素闻他有才名，以为他有些来历，索性把军务都推到他的头上。他倒毫不辞让，到差好几个月，也不见他练兵布防，单只饮酒赋诗，围棋挟妓。人都说他，名将风流，非比等闲。也有不少人看出了端倪，参刻他：沽名钓誉，毫无实际。等到法国人兵舰打了进来，他还下令不准开炮。自己醉得不醒人事，军将们要还击，叫他不醒，没处领弹药。于是在几个时辰中，中国海军丧失殆尽，福州失陷。后来在一个穷乡鄙野的彭田乡把个蓬头垢面的他找到了，左宗棠竟然还上疏替他回护。他那时还吹牛，在他自请处分的摺子里说：“格于洋例，不能先发制人；狃于陆居，不能登舟共命。”为自己巧妙洗刷。结果充戌黑龙江了案。中国为他吃了败仗，把越南丢了。没有实际的乱吹牛，已经是“神经病”得厉害了，何况再酗酒？身居统帅，这么重要地位的一个领导者，在敌人打来的关头上，竟然酗酒醉得不醒人事。这样的人，居然做那么大的大官，真是古今中外无独仅有的了。
从现代心理学来看，吹牛者的吹牛，很多人都能心知肚明他是在吹牛，为什么又这么容易上当呢？原来人人都有一种浪漫性的希望，特别是在低潮的时期。譬如人在危难时呼求“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主耶稣”“妈妈”等等，并非真有某某会来搭救，而是此时这人的心中，希望某某会来搭救，就好象小说戏剧中突然出现的英雄一样，被人浪漫的期待着。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其实，人们相信的还是他们自己的浪漫主义，也就是：一相情愿，希望他是真的。这时，如果刚好有一个人有吹牛狂，吹得越大越有人信，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在选举时，吹牛的人吹得越大，往往越容易当选。等到事后那些气球一个个破掉了时，悔不当初已来不及了。老子说：“美言可以市尊（买得人的尊敬）”《62》。虽然“美言不信，信言不美。”《81》，吹牛的还是一度可以得逞的。
想一个人喝酒，居然喝到不省人事，他的肝脏和脑细胞多被酒精杀死，就会糊涂幻想。把幻想的事当真，自己编出故事来骗自己。谎话说了十遍，连自己都当作是真的。譬如李白是个大诗人，作诗的人，往往都会夸大其词，什么白发三千丈之类的话，很可能肝脏已经不妥了。再加上酗酒，就会神智不清。所以他竟然会跑到水中去捞月亮，昏头磕脑的，又不会游泳，以至被淹死。可惜才子，好在他不曾误国。不过，由此可见一般。很奇怪，一般人在谈生意时，少不了要请吃饭。吃饭时必然喝酒，而且彼此互相无所不用其极的灌酒、比酒（中国人的特别习俗），不知道大家努力把肝、脑细胞杀死后，还怎么能好好做生意？拚酒，白花了许多钱不算，常言道：“酒是穿肠毒药”，也不知道那些人的目的是要酒，还是要命？有时遇到这种场合，看到他们那英雄豪杰的气概，一想到民族健康，不由得觉得他们十分可怜！
在现代企业里，企业的“言语”，就是“广告”。如今广告最有效力的是电视广告，因为看的人多。人们现在不读书，不念报，不买杂志，却都看电视。所以百年老店的大书局都纷纷倒闭了。美国虽然言论开放，却不见电视广告里有烟酒的广告。原来，香烟可以致癌，又是第一杀手心脏病的首凶；醇酒杀伤肝脑细胞，又是酒后驾车杀人的首凶。因此严禁企业以广告诱惑人民抽烟喝酒。企业不管多有头脸，也非得自律不可。其次就是夸大其词的不实广告，也是重大刑事犯罪。就有专门的人，咬文嚼字，跟着审察检举。可见连卖点商品，都不允许信口雌黄，也都是不能以巧言欺人的，又何况其他。信口雌黄一旦被人拆穿，信誉扫地，作奸犯科，企业就要垮台，并不能受言论自由的保障。
第六个问题：“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明白四达”，就是有充分的学识知识，能够明白事理，通达人情。这句话也能有两个解释，其一：要能明白事理，通达人情，能够没有充分的学识知识吗？其二：领导者要能充分明白事理，通达人情，能不能使自己象是“无知”的一样，尽量让部下有机会贡献他们的学识和知识吗？这个“无知”的原理和“无为”一样，要保证领导的成功，他必须有心胸度量，去兼听兼视，集思广益。反之，如果他是个鼠肚鸡肠，自卑感作祟，偏爱自己逞强，自作聪明，刚愎自用。部下不是禁若寒蝉，就是在一边看笑话。所以智慧的领导，绝不自显其能而不让部下为他极思尽虑，务期达到凡事都在预料之中，掌握之中。
黄石公的一段话，说得十分透彻，可以称为：领导者“明白四达”的座右铭。他说：“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庙廊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黄石公兵法．上略》。这是说，将帅领导者有五个方面，是一定要注意，必须要知道的：1．仁贤之智--有智能之人研究的智慧结晶，有学识的建议。2．圣明之虑--聪明能干之人的深谋远虑，出谋划策。3．负薪之言--一般人民，以至于贩夫走卒们的粗糙见解和他们的看法。4．庙廊之语--政府官员们（中外）的见解和舆论。5．兴衰之事--历史中有关成功失败的故事和实例分析，故不可不读史。
接着，他说：“将者，能思士如渴，则策从焉。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下少功。信谗，则众心离。贪财，则奸不禁。内顾，则士卒淫。”这是说，领导者如果能这样做，就能得到一定好的结果。如果他是一个思贤如渴的人，能有容纳贤士的胸襟度量，就会有四方有才能的人为他贡献良谋佳略，他就必定能胜利成功。但是，如果他一旦不听人家的善意劝谏，那么英雄豪杰就必定离心散去。他再拒绝，不采用人家的所贡献的良谋佳略，那么有智谋的人们就要灰心，甚至于投到敌方去了。如果他再分辨不出好坏，那么为他苦干的人们，就必定意兴阑珊，不愿意再继续效力了。如果他自专，刚愎自用，部下落得把责任推给他，只剩一群精神涣散，献媚的奴才。如果再自夸自傲，那么部下都成了无所事事的一群酒囊饭袋。如果他私心自用，专听小话，闲话，于是就众叛亲离了。他自己贪污，就禁不住部下贪污。他自己好色，就禁不住部下淫乱。以上这些虽然都象是很平常的劝勉，但确是领导者非常容易忽略而放任的。却实在是领导者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无论是个人还是在企业，这些都是原理原则。明白事理，通达人情是成功的不可避免的要求。
老子在这六个切身问题中，以“营魄抱一”为始，以“明白四达”殿后。以身体健康开始，一步一步深入，到完全睿智-明白事理，通达人情-作为一个人完善自己，到完全成功的保证。这六个问题在老子问过之后，应该轮到我们自己随时问自己的了，越问越能保证完善和成功。是老子对我们的保证，也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