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抵制”，就是要让各个国家表明立场、选边站队。看看两次抵制的响应者，东西方阵营的界线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差不多涵盖了世界工业生产力的三分之二，这样的实力一旦被有效地组织起来，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总体实力居于劣势的情形下，苏联要继续和资本主义阵营保持均势，那么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以及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就都无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程度和国家经济增长就无法成正比。举个例子，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联一架米-24武装直升机的价格只约合9吨猪肉，这不是说苏联直升机多便宜，而是意味着那里的猪肉太贵了，这背后就是苏联国内轻重工业严重失衡。苏联的封闭经济体系里，发行的货币和生产的产品是对应的，然而这些产品中大多数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军工产品，刨除这一块，只对比和老百姓生活相关的消费品的话，卢布的发行就是过量的。因为对一般消费品的购买力不足，导致卢布对西方货币的官方汇率和实际汇率能差出很多，那时黑市兑换猖獗就是这个问题的反映。“8 · 19”事件以后卢布迅速贬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有人说苏联为什么不能不搞对抗，为什么不以“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主题？问题是西方国家不会给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这个机会。里根上台以后，美国开始对苏重新采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没有20世纪50年代杜鲁门主义那样强硬——因为美苏的实力差距没有那时那么大，但也不是尼克松时期的收缩政策。里根政府的基本方针是：强调以抗击苏联为中心，奉行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的方针，具体说就是以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压制苏联；在地区争夺上，把苏联顶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扩张线上，使社会主义阵营不能再前进一步。同时，保持各种渠道，加强同苏联的“对话”——也就是促使苏联“和平演变”。国务卿黑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国防部长温伯格成为对苏战略的核心人物。后来艾伦在任职10个月后被对手搞了个受贿丑闻被迫辞去了职务，军人出身的麦克法兰接任了他的位置，这样里根身边就是三位军人出身的鹰派幕僚在决策对苏战略。和平与发展在后面的历史的确成了时代的主题，但其前提是美苏两边必须有一方衰落直至灭亡，而很不幸，苏联是灭亡的那一个。异化产生变化的不只是双方实力上的对比，更为根本的是苏联自身的变化：由于缺乏人民对党实施有效监督的体制，自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共从一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政党一步一步蜕变成了所谓“全民党”，实质就是变成了一个新的权贵集团，国家资本主义蜕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列宁被他们改造为一个形象越来越模糊的简单图腾，用以维护其执政的合法性。党开始背离社会主义，背离人民的利益；领导干部日益脱离群众，退化成为一群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猪的官僚；官僚主义与干群关系紧张大大地损害了原本运转正常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内政问题进一步恶化……在经过长达18年的、稳定的、“一团和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苏共的权贵化已然到了积重难返的时代，为了让自己以及子孙后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苏共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终开始搞起了政治体制改革——抛弃社会主义搞私有化，好让自己从管理财富的国家干部变成掌握财富的资本家。某些原本就自视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谓“知识分子”，此时也迫不及待地站出来，高喊着要对国家进行民主改革，实质则是妄图在动荡中为自己分一杯羹——当初靠搞“民运”上台的这批人，后来无一例外地成了新贵族，譬如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乌克兰的尤先科等等。最可笑的是，由于苏共背离党的宗旨和原则、背离社会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端，在这些人嘴里却成了社会主义的罪状，以此来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当然，更多的知识分子，则是由于苏共的腐化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快速发展的表象才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进而不自觉地成为这些思想在苏联国内的传播媒介，而这些天真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当时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认知尚处在“西方19世纪的水平”——面对一堆经济问题，他们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决了。除了党内与知识界的这两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势力、各种宗教势力以及沙俄时期的旧贵族在这段时期也都活跃了起来。而这些人又都不约而同地纷纷将手伸向了西方国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联时代大量所谓“异见人士”的活动经费来源于哪儿呢？显然并不是从苏联的工人农民那里募集来的，苏联时代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集资活动。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大金主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又译为“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简称END，熟悉国际政治的人恐怕都不会太陌生。它号称美国上百万个非政府组织中的“龙头老大”，和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被认为是中情局的“另一块招牌”。这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国政府拨款从事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过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数出来的有：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伊朗等西亚国家、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它们都受到其颠覆活动或推动“颜色革命”的影响。
不仅仅是在党外，在苏共党内，为了抓住权力很多人同样选择去搞“挟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牵线搭桥之下，1984年戈尔巴乔夫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伦敦郊区切克斯别墅一对一地秘密会见，谈了什么至今没有完全解密，但之后西方各个国家立即统一形成了舆论热潮，它们“盛赞”戈氏“是苏联理想的接班人”，“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领导人”，“是可以打交道的人”。戈氏的那颗带有招牌式胎记的半秃脑袋在当时常常会出现在西方的各种杂志上，其中包括《时代周刊》——撒切尔夫人曾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1986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雷克雅未克会见也是一对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牺牲苏联利益，为美国效忠的准备。戈氏后来公开地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1989年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同老布什总统会见的时候，整体移交苏联内政、外交阵地的过程已经完成，当时有个快言快语的外交官形象地说：“冷战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背叛如果说戈尔巴乔夫还只是迎合西方势力的话，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切尔诺梅尔金等人则走得更远，这些人代表了苏共党内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当叶利钦尚未与戈尔巴乔夫发生冲突之时，叶利钦就开始与美国驻苏联大使进行接触，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坦率”，给美国大使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美国随即将他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全力支持他对抗苏共中央、对抗苏维埃政权、分裂苏共和苏联的一切行为。由此开始，叶利钦或者说是苏共内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改革派，成为西方国家眼里“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尔巴乔利用外交场合所反复宣传的“新思维”、政治改革等话题，此时对西方国家恐怕已经不再有那么强的吸引力了。在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发生冲突被开除出政治局后，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那时美国利用各种机会始终与叶利钦保持着密切的接触。1989年叶利钦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并进入最高苏维埃，当年9月随即访美，而美方则破格接待这位“非正式访问”的“非官方人物”，安排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前总统里根等诸多政要同他会晤。叶利钦回国后，随即加紧展开反共活动。一方面在党外谋求取消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的修订，另一方面在党内领导“民主纲领派”进行“政改”，力图“彻底改造”苏共，剥夺党的领导权。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政治斗争，说白了就是苏共高层瓜分国家和人民财富的一场利益之争。为了自身的私利，这些人可谓不择手段，完全罔顾其他——在这场斗争中美国政府竟被请出来担当起了协调人的角色。叶系与戈系后来的“联手合作”是由白宫和美国国务院推动的，在大国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这更荒谬、更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叶利钦当选为当时苏联范围内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议员，同年6月，他凭借一系列“政治秀”当选为俄罗斯共和国的主要行政长官。此后，叶利钦和他的助手们开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坏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国家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降，降幅约为2%。1991年，叶利钦又进一步破坏中央计划，他把俄罗斯税收的绝大部分截留了下来，不再上交中央财政，而俄罗斯共和国则是苏联的主体部分，苏联经济因此当年就下降13%，这最终诱发了苏联的解体——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在于计划经济体制内部，而完全是人为破坏的结果。苏共反叛者们最终成了后来苏联解体最大的获益者。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所谓“改革”，说到底改的就是一个社会财富分配体制——把原来相对平等的财富分配体制砸碎掉，然后把财富堆在那里，让人们一哄而上去抢，谁抢着算谁的，苏联的“经济学家”们美其名曰自由竞争。而这些身居要职的精英们早已给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这样一来结果可想而知。除了众所周知的叶利钦家族之外，还比如说切尔诺梅尔金，20世纪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天然气公司“私有化”后，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党内的“激进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苏共高层的腐败与特殊化，平心而论，那时苏共领导干部们的特殊化还仅限于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类的东西，在莫斯科库图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楼，里面的户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的居所就在里面，对于如今的人们而言，这种级别的腐败恐怕说出来都会被笑话。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莫斯科就已经实现了电气化，每5个家庭就有一辆私人汽车，苏联公民每月用于文化娱乐的支出占工资总额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盖全民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以及免费住房。对比1991年之后富可敌国的新贵们的腐败生活，当时的国情是：国民人均寿命缩短，治安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国家工业体系支离破碎……当年苏共的腐败与之相比，恐怕就有几分“窃钩者”与“窃国者”的味道了。如今“窃钩者”已经“伏诛”，而“窃国者”又当如何呢？相比于这些新贵，戈尔巴乔夫的晚景则要凄凉得多。在笔者看来，这并非是由于一些文章中所说的愚蠢或者是“好心办坏事”，这其实是他与叶利钦斗争失败的结果。他们所争夺的，不客气地说其实就是一个“卖国者”的位置。苏联解体以后，叶利钦给戈尔巴乔夫的只是每月4000卢布的退休金——这也是戈氏在辞职之后所唯一关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随着俄罗斯国内疯狂的通货膨胀的到来，这笔钱折合成美元之后不过1美元而已。戈氏开始像一个艺人一样忙着在西方国家拍广告赚钱，他曾带着10岁的孙女入镜拍了必胜客广告；拿自己的名字为伏特加酒做了商标；还曾为路易·威登做过广告……显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谓“好心办坏事”是无从谈起的。解体在苏共内部如此“配合”的同时，美国人也没有闲着。美国政府制定肢解苏联的行动计划始于1981年春，策划大致完成于1986年底——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单独会见之后，前后一共耗时5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一行动当时是背着社会公众、政府和国会秘密进行的，知道内情的仅限于高层的少数几个人——总统里根、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理查德·艾伦和国防部长卡斯帕尔·温伯格。现在公布的资料表明最早提出这一计划的是威廉·凯西，“凯西、艾伦、温伯格在总统的支持下，决定向苏联发出挑战……我们认为雅尔塔会议无效。”回忆人记得在凯西提交了阿富汗战场等情报报告后，提到了苏联问题，凯西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再继续遵守以往的游戏规则。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帕普斯为里根草拟了美国对付苏联最新战略计划，代号为：NSDD-75。这一次世界大战略表明了美国政策中的“革命性转折”。“我们当前的目标已经不是与苏联共存，而是要改变苏联的制度。”“我们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压力来改变苏联制度。”“通过利用苏联内部的弱点来动摇苏联制度是美国的目的。”为此，美国展开专门行动，开始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寻找他们觉得可靠的代理人——雅克列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些人恐怕就是他们的“工作成果”，通过给阿富汗反政府武装以及东欧的反对派以物质和政治支持，使苏联卷入两场尖锐的危机——阿富汗战争和波兰危机。与NSDD-75计划配合的还有另一套反苏经济战方案，代号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开始执行，策划者是里根的苏联经济顾问亨利·罗恩。NSDD-66的主要任务是：切断苏联从西方获得先进技术用于产业升级的渠道；打击苏联外汇的主要来源——石油和天然气的贸易。克格勃和苏共高层当时都知道存在这样一系列“旨在推翻苏联制度的美国情报机关和其他特工机构的计划”，然而忙于瓜分国家财富的权贵们显然对此并不在意，相反，为了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乐于主动迎合西方国家。
除了戈系和叶系以外，苏共党内还存在由雷日科夫、亚纳耶夫等人所组成的第三支力量，他们主张要回到比较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然而，这批人并没有走出苏共权贵化的框子抑或是历史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吧。作为挽救联盟的最后努力，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发动了“8 · 19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然而这一行动并未得到人民群众的响应，后者选择了冷眼旁观。而在面对西方所谓的舆论压力时，亚纳耶夫等人又表现得畏首畏尾，在事件爆发三天之后最终释放了戈尔巴乔夫。最后的努力至此宣告失败了，叶利钦借此机会，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停止了党组织在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的一切活动——整个过程中，竟没有一个党员站出来进行过抗争。也就在这个8月，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宣布独立（此前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宣布独立，次年，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依次宣布独立），苏联解体至此已进入不可逆状态。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当天19时32分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降落！第二天，苏联最高政权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不再存在……颜色革命事情到此还远未结束，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现了15位总统——同时也是这里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们都是苏共的高级干部，正是通过肢解联盟，原本属于全体苏联人民的国有资产被这些人划到了自己的口袋里。这样一个根源也就决定了，由苏联解体而诞生的这些新的政权执政基础从一开始就是背离人民根本利益的，是难以获得民心的——简单说就是在已经腐化的苏共基础上进一步变本加厉。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这些政权同样是无法令人放心的，他们的利益依旧是基于他们的国家来实现的，和西方世界并没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还会存在冲突——这一点可以参见现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如果苏联解体仅仅限于这一步，那对西方而言需要解决的就只是一个地缘安全问题，苏联地区的资源依旧没有完全纳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中来，那些地缘上的战略要冲也没有完全被西方国家所掌握，因此资本扩张从中所能获得的好处还是有限的。鸡蛋原本就有缝，而外面还有一大群虎视眈眈的苍蝇，于是，颜色革命也就开始了。从格鲁吉亚开始，之后是乌克兰，然后是吉尔吉斯斯坦。与此同时，俄罗斯针对普京的游戏也开始了。与脱胎于苏共官僚的旧领导层不同，这些靠颜色革命上台的新贵最初都是党外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异见人士”，他们手中的政治资源原本要少于前者，于是也就更加依赖于西方国家的支持。在苏联解体之前，他们和叶利钦们曾可以说是同盟关系，而变质后的苏共对这些人也一直采取绥靖政策——苏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选择向这些所谓“精英阶层”寻求支持。如今苏联灭亡了，由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执掌权力，显然比那些前苏共官僚要更合适。在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之后，笔者在一部纪录片里清楚地记着这样一个镜头：在一个公开场合，萨卡什维利在对记者进行了一番讲话之后，立即回头去问了他的顾问——美国退役军官布鲁斯·杰克逊这样一句：“我说错什么了吗？”这其实就是这些“民主派”人士与美国之间关系的最真实的写照。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当天，格鲁吉亚突然兵进南奥塞梯，由此俄格战争的序幕拉开了，之后在不长的时间内，俄罗斯毫无悬念地赢得了战争。在此之前，其实两国已经就南奥塞梯问题达成了协议，原本通过军演进行示威的俄58集团军也已结束演习准备撤回。从实力来说，格鲁吉亚举国的武装力量就数量而言，仅相当于面前俄58集团军加配属航空兵及海军数量的五分之一，人员及战术水平、装备水平同样远低于俄军。在争议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得以解决，而实力又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却主动挑起战争，这显然是违背常识的，但萨卡什维利偏偏就这么做了，这是由于领导人的头脑一时发热吗？恐怕并非如此，相反萨卡什维利当时可能还非常清醒。俄格战争有这样一个背景：2008年时金融风暴正处于高潮阶段，当时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和俄罗斯便再次有了联合起来“抢班夺权”的想法，按照《保尔森回忆录》里的记载，奥运期间普京甚至私下给中国高层传话，要“一起抛售美国国债”，准备直接结束美元的性命。在这种时候，俄格战争无异于在俄欧关系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双方决策者对此心知肚明，但迫于国内舆论压力，短期内也无法和对方继续保持合作。也就是说，萨卡什维利这个看似毫无道理的举动，在一个关键时间点上大大地减轻了美元的压力。美国人才是整个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则是格鲁吉亚的普通百姓和在战火中送命的士兵。此番种种，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释得通的。死亡进行时就笔者看来，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可能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悲剧。首先，对苏联而言这无疑是灾难性的，西方先前承诺给叶利钦们的援助几乎无一兑现，俄罗斯从西方国家手里得到的援助远不及波兰和乌克兰。1993年冬季，俄罗斯因为粮食危机已经面临要饿死人的威胁，而在这个时候，副总统鲁茨科伊竟还在盘算着如何利用即将到来的危机向叶利钦逼宫夺权。所幸的是，当时中国政府承诺在两年内以不高于加拿大离岸价格，每年向俄罗斯提供500万吨共计价值4亿美元的玉米，这满足了俄罗斯生产“人造肉”罐头和饲料原料的需求，危机方才得以缓解。和苏联时期比较，现在俄罗斯人的人均寿命减少了十年以上，出生率从苏联时期的14%~17%锐减至，死亡率由苏联时期的8%~12%增至，最高时达，俄罗斯平均每年减少人口达100万——按照国内某些学者的逻辑，也可以说俄国的改革派和民主人士们干掉了数以千万计的俄国人。与此同时，包括俄罗斯在内大量东欧妇女迫于生计而沦为娼妓。在当时，西欧各国的色情业的平均价格因为东欧妓女的大量涌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于本土妓女上街抗议“她们的东欧同行”搞“倾销”——对苏联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来说，这绝不是一个让人听后乐得起来的笑话。和很多文章里所提到的不同，在笔者看来，并非是苏联的经济问题引起的这场悲剧，恰恰相反，是苏联解体本身制造了苏联地区经济的悲剧。很多文献都曾将联盟解体的原因归结于苏联后期经济增长缓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这个“缓慢”是相对于1975年之苏联GDP4%~8%的增长率而言的，而同期美国的平均值则为。1975年之后，按照反共专家布热津斯基《大溃退》一书里的说法，苏联经济增长常年低于5%，可问题是经历了“平成战败”的日本有十年时间干脆是处于停滞状态，美国大萧条时期也曾有过负增长，但美日政府现在都还活得好好的，而且在1975年经济增长趋缓时，苏联人民的消费额增速是在加快的，换句话说苏联在当时已经开始逐步扭转高积累低消费的情况了。事实上直到1990年年初，苏联经济依旧是正增长，逆增长是当年夏天开始的——原因上文里提到过，俄罗斯共和国在叶利钦当选总统后开始人为地破坏计划经济体系。还要说明的是，苏联时代GDP和GNP的计算是不算第三产业的，计划经济体制里不存在金融操作这样的虚拟经济成分，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制造业对GDP的贡献通常只占20%~30%，其余都是金融及服务业。对苏联的经济而言，应该说1991年前后的动荡只是让国家经济“休克”了——国家的动荡影响的实际只是分配环节。苏联范围内，工厂、设备等等都还在那儿放着，工农业生产能力完全是可以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真正的问题出现在后面，苏联经济的“死亡”是一个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过程。开启苏联经济“死亡”的第一步是联盟解体。苏联工业体系的特点在于各个地区分工高度专业化，往往一个小城镇只负责一种配件的生产，其余生活物资都从外面调配，一架图-154客机，上面的零配件来自十几个加盟共和国。笔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负责规划的，所以对此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市内最初一共三个区，轻工业、重工业、生活三样分得清清楚楚，三个区之间留出了大量空余土地以备今后发展——至今市区中心尚有8平方公里的草原。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分工可以极大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可以比较平均地在国内各个地区实现普遍的工业化，保持国内均衡发展。随着联盟的解体，各个加盟共和国虽然手里都拥有大量苏联时代的工业遗产，但是他们的工业体系都是残缺不全的，就像是一家里几个兄弟分家，把一辆完整的汽车拆成一堆零件，然后每人拿几个，结果就是谁也没有车坐，零件只能当废铁卖了。第二步则是由“私有化”而导致的“去工业化”。在与邓小平南方视察差不多同一时期，俄罗斯也在搞他们的“有俄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俄国人的步子要比中国大得多，当时的俄罗斯总理盖达尔炮制出了一个“跑步进入市场经济”的“500天计划”，60%的国有资产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个公民手中，而在当时的恐慌情绪之下，大多数老百姓自然是不会考虑如何经营这份“产业”的，他们需要的是尽快把手中的资产券变现，兑换成外币、黄金，甚至是面包，然而这种行为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恐慌。很快，那些国有资产集中到了少数“寡头”手中，苏联4万多家国企，除了利润丰厚的能源、传媒等产业外，其他产业都被转卖或是废弃了。因为经营这些产业是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的，而且苏联时期基础产业的立足点是考虑如何支持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是否赢利则另当别论（譬如在远东修铁路，从国家战略角度说是正确的，但从资本家获利角度说是不正确的），这对急功近利的资本家而言是无法容忍的，于是大量“拆了大楼卖钢筋”的事情就出来了。当时大家都在搞工业化，苏联却在“去工业化”，制造业越来越单薄。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工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仍旧在6%以上，苏联和华约国家的重工业出口约占整个世界出口量的38%，军工出口约占50%，石油天然气及其附加产品约占18%，贵重金属（含有色金属）及其产品约占40%，民用航空和造船业出口约占25%，化工产品出口约占30%；苏联自己的民用船舶总吨位就占据世界第一，捕鱼量也连续多年占世界第一；煤炭工业产量和出口量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那么苏联解体之后呢？举一个简单的工业指标——汽车年产量，2009年时俄罗斯的汽车年产量是140多万辆，尚不及印度，仅仅是中国的10%，而钢铁产量是5900多万吨，差不多也是同年中国的10%。到2007年时，俄罗斯GDP到了万亿美元，达到了苏联解体前的水平——联盟解体曾使得苏联境内GDP减少了45%，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是GDP而不是工农业生产总值，这只是说明俄罗斯境内资本流动的量很大，至多意味着增加了一部分就业岗位，而“去工业化”的进程其实并没有被逆转，苏联时代的GDP是搞工业搞出来的，而现在的GDP是靠卖石油卖出来的——2007年GDP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当年石油价格大涨。在评论鸦片战争时我们常常会说，当时中国的GDP虽然是第一，但这是生产瓷器、丝绸的GDP，而英国的GDP则是生产枪炮的GDP，在这里其实是一个道理。
不只是设备和厂房不断被废弃，工业方面的人员培养也出现了可怕的断层——俄罗斯目前除了能源以外，在国际市场上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只剩下了武器装备，而俄罗斯军工系统从业者当时的平均年龄已达到56岁，总工程师多数都是一群八九十岁的老人在担任，第二梯队是不存在的，一 经互会严密的组织体制决定了有时需要将它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事实上东欧剧变的起爆点正是“波兰危机”。当年波兰的动乱导致原本由它负责的粮食生产无法进行下去，而美国对华约国家的粮食禁运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危机，而这又导致了苏联等国家经济运转异常，进而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改”提供了借口。旦这一批人故去，俄军工行业将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即便是现在，无论是苏霍伊、米格战斗机还是T系列主战坦克，基础设计都是在苏联时代已经完成的，后期俄罗斯的工程技术人员所做的只不过是在这些原始设计上逐步加以升级改进，或者是将当初已经接近完成的项目在降低技术指标后加以完成，1991年以后完全从头开始研发的项目几乎是没有的。换句话说，如今的俄罗斯军工行业其实是在吃苏联时期的“老本”，它的原发性设计能力基本上已经被废掉了，俄罗斯现在能成为世界第二大军火出口国只能说明苏联时代工业的强大——靠一堆残缺不全的残骸都可以让一个俄罗斯支撑近20年，而且后面还能再撑一段时间。再拿苏军的短板——海军来说，联盟解体前夕，苏联已经下水两艘6万吨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其中一艘已经开始海试，另一艘7万吨的核动力航母也已经完成过半。如今，俄罗斯国内所有的船厂都不具备建造2万吨以上军用船舶的能力，2010年时俄罗斯需要与法国签订协议，购买法制的两万吨级“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不光是对苏联人民，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而言，东欧剧变同样未必是一件好事情。当然，最起码对中国而言，苏联解体意味着来自北方的地缘威胁几乎可以说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国还从苏联地区以极低廉的价格得到了大批技术、设备、科研人员以及各类资源。但是必须看到的是，东欧剧变也意味着人类探索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生活模式的进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这是事关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对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政治军事格局和地缘政治均势的两极体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国成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同时，这也意味着资本扩张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后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可以说都是发端于此。昨天的战争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长期以来阿富汗战争对苏联的影响被国内的媒体夸大了，而同时战争爆发的大背景往往又被这些媒体所刻意忽略。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东西方阵营攻守之势开始对调，苏联在中亚方向开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压力，西方国家与苏联内部的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同时在沙特的支持下，泛伊斯兰主义也在向中亚地区渗透。阿富汗则是屏护苏联中亚几个共和国的外围防线，如果失守，则会成为西方势力向苏联中亚地区渗透的一个跳板。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苏军从阿富汗撤离之后，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国土随即开始分崩离析。苏军在阿富汗也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狼狈不堪，从1979年12月25日到1989年2月15日苏军在阿富汗共驻扎62万人次，最多时驻扎万人——这里面包括了红军、克格勃部队、内务部部队及非战斗人员。苏军在阿富汗阵亡14453人（苏军公开的伤亡数据是13836人），417人失踪或被俘，另有469685人次伤病。与之相比，美军在越南战争期间，出动兵力达百万人次，死亡万人，受伤万人，2000多人失踪；南越军队死亡13万人，受伤50万人；韩国军队死亡4500人；澳大利亚军队死亡500人，2400人受伤；泰国军队死亡350人；新西兰军队死亡83人。两相比较之下，苏军在阿富汗的表现其实要好于美军。被媒体吹得神乎其神的毒刺导弹是否改变了阿富汗战场的态势呢？战后美国军方承认他们大约提供了约1000枚毒刺导弹，其中有部分被巴军方截留，有部分被苏军缴获，还有一部分被阿富汗的“自由战士”们转卖到了武器黑市，真正用于作战的不会超过70%。毒刺导弹主要针对6000米以下航速较低的直升机，苏军在整个十年战争中损失固定翼飞机118架，直升机333架——其中约150架因为气候、事故坠毁。1989年2月2日夜，苏军第50飞行中队的格洛夫诺夫上校飞行员和他的战友在低空侦察攻击路线的行动中阵亡，他们的直升机是在阿富汗战争中被击落的333架直升机中的最后一架，但是那是毫米机枪火力网的功劳，与毒刺导弹无关。与之对应的，美军在越南战争中面对没有毒刺导弹的北越军队，损失了直升机1000架，固定翼飞机1500架。按照战后统计，反政府武装操作毒刺的命中率其实不足40%，靠一型便携式防空导弹改变阿富汗战争之说，只不过是西方媒体制造的又一个神话而已。
阿富汗战争10年中，苏军最精锐部队和战略武器仍旧部署在欧洲战区，中苏和中蒙边界部署的百万大军也未抽调一个连到阿富汗，10年共计200亿美元的对阿援助还不如苏联一年石油的销售收入多——苏联为举办奥运会还花掉了近60亿美元。苏联军方内部对阿富汗战争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但根本不存在什么反战情绪，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很多苏军军官日后都成为俄罗斯政坛军界的领军人物，战争经历恰恰是他们的政治资本。而苏军也并非是西方媒体所宣传的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杰出的组织能力是所有共产党国家军队都具备的。苏联政府为阿富汗老百姓提供了医疗、教育、住房、交通及现代国家的基础建设，这些是现在驻军于阿富汗的西方国家所从未做过的。为了避免平民在交火中伤亡，在战役开始之前，苏军往往会先建好居民点、医疗点、饮食点以及取暖点来安置平民。苏军政委还需要带领工作队，把开战通知送到部落首领手里，劝说老百姓不要出门。这些都是客观事实，是必须承认的。与之相对的，由西方所支持的塔利班、北方联盟这些反政府武装和我们抗战时期的游击队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常常会利用平民，甚至是妇女和孩子做人肉盾牌，如果谁出去躲避战火，就要杀死他的全家——这绝不仅仅是一句威胁。最可笑的是，这些曾被西方国家誉为“自由战士”的武装分子中的一部分，后来策划了著名的“9 · 11”事件，转而成为令西方世界咬牙切齿的“恐怖分子”。事实上这一时期的阿富汗革命政府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进步的，当时它的确在引导阿富汗社会走向世俗化，并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正是这些举动触及了宗教势力和部族势力的利益，而使他们开始和西方国家合作），这一点同样是无法否认的。当然，当时的阿政府做出了一系列脱离国情的事情，这也是不能否认的。苏军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用兵，并干掉了人家的国家领导人，本质上和越南战争中的美国人别无二致，这同样是不能否认的。苏军撤军之后，纳吉布拉领导的阿富汗政府仍旧坚持了三年，直到戈尔巴乔夫断绝了苏联对阿富汗政府的援助，阿政府的抵抗才最终宣告失败。一个初具雏形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又倒退回了宗教专制、封建割据的社会形态，女孩子们再一次不能去上学了，老百姓的生活中只剩下了内战、贫困、宗教和毒品。回望车臣现在的俄罗斯车臣共和国是俄联邦的89个联邦主体之一，位于俄罗斯北高加索捷列克河沿岸，北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为邻，南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壤，东靠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面积万平方公里。车臣民族祖居高加索山区，15~16世纪金帐汗国解体之后，开始向平原地区迁徙，并开始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车臣民族与俄罗斯的渊源始于18世纪初，俄国正在彼得大帝的统治之下。俄国的崛起与扩张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当时的俄国以东正教保护人自居，宣称自己“有义务保护东正教国家免遭穆斯林的入侵”。具体来讲，这包括两条战线：向西，以帮助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挣脱奥斯曼土耳其奴役的名义，进入巴尔干半岛；向南，则借帮助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反抗波斯人的入侵的机会进入高加索地区——1795年，波斯人攻陷第比利斯，沙俄军队要援助格鲁吉亚人，就必须穿越车臣人的领地。在这一背景下，沙俄进入车臣地区。1785年，车臣宗教领袖乌苏尔马率领车臣人、卡巴尔达人和卡尔梅克人与俄军展开激战，最后以失败告终。而在19世纪初至50年代，沙俄又与车臣人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直至1859年，当地宗教领袖沙米尔被俄军生擒，车臣才并入沙俄版图。19世纪70年代，沙俄与奥斯曼土耳其再次开战，车臣人也闻风而动起义，又一次遭到镇压。而在苏维埃时代，车臣民族与俄罗斯之间的积怨并未消减，反而进一步地加深了。平心而论，这和苏共的一些失误以及错误是分不开的：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开始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加速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在全国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并划分成分。在俄罗斯地区，一般的贫苦农民是养不起马的，而车臣族由于从事游牧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马匹。由俄罗斯族工人组成的工作队，往往把有马的车臣人统统划为“富农”——不但没收财产，还要消灭掉。这种荒唐的做法激起了车臣人的普遍反抗，据统计，从1929~1935年，车臣共爆发了286次反抗建立集体农庄的事件。在随后30年代肃反运动中，车臣民族的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同样受到迫害，这就又进一步加深了车臣人对苏共和俄罗斯人的民族仇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车臣人的这种民族情绪被德军所利用，纳粹许诺给予车臣人充分的自治权利，从而得到了一些车臣部族的支持，部分车臣人成立了一个“高加索兄弟特别党”，与德国人合作。这部分车臣人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表现，激怒了苏共高层特别是斯大林本人，使之最终迁怒于整个车臣民族。1944年2月苏联政府强行将车臣人全部迁往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伯利亚，这一迁徙过程，导致了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的车臣人死亡。在流放地，车臣人与当地居民隔离居住，每月要到内务部门登记，出远门要请示汇报，不允许开办用车臣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实际等于被剥夺了公民权利。斯大林去世之后，直到1957年，苏联政府才宣布为车臣—印古什民族平反，恢复其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并允许车臣人返回故乡，为了给予车臣人补偿，又把捷列克河以北的非车臣人聚居区划归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但是这些举措并未完全弥合民族间的情感裂痕。车臣问题的另一面则源于车臣人的民族特性：民风剽悍，不事生产，至今甚至仍保留有“血亲复仇”的传统。在并入沙俄之前，车臣民族仍然是原始的游牧民族，其社会构成还处在原始的氏族阶段，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家庭、氏族或部落基础上，四分五裂、凭实力火拼是那里的常态。不当的民族政策又使得车臣人对国家缺乏认同感，使之始终没有融入真正的现代社会，反过来，这种民族特制又加深了其与俄罗斯人的隔阂，一个死循环就此产生。
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内政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如前述，车臣人存在不事生产的民族特性、原始的社会结构以及过高的出生率，导致车臣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车臣人均受教育程度都比较低，且这一地区的失业现象特别严重，他们维持生活的费用90%要依靠政府的预算拨款，至1991年，车臣人的失业率达30%——同时期全苏失业率还仅是个位数。这就使得车臣人容易受到极端分子的煽动铤而走险，而此时的苏共中央已经无力顾及这一问题了。联盟的解体，最终引爆了这颗“不定时炸弹”。车臣分裂始于1990年，在“8 · 19”事件之后，民族分裂势力开始公然冲击苏共政权机构，而苏联的激进“民主派”们此时对于反共已经达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程度。当时叶利钦曾赞许杜达耶夫是“山区里的叶利钦”，而为了避免被扣上“压制民主”的罪名，包括克格勃在内的苏联各强力部门事实上都只是在袖手旁观，原本可以在初期压制下去的小规模分裂活动至此开始演变为一场灾难。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的“车臣总统”民主选举，将所有的非车臣族裔全部排除在外。即使这样，在武装分子的监视之下，杜达耶夫的得票率也仅仅是12%，但他仍顺利“当选”。车臣虽然只是处于里海与黑海之间的弹丸之地，但却是进出高加索的咽喉要道。它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从中亚向欧洲输送石油的管道同样也必须经过这里。长期以来，能源产品是俄罗斯除军火外在国际市场唯一能拿出手的商品。因此，牢牢控制住车臣无论是在沙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都始终是基本国策。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激进“民主派”们正在忙于架空联盟中央，通过《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1990年8月，刚刚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来到俄罗斯联邦的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视察，在那里他发表演说，鼓励鞑靼斯坦“尽可能地争取独立”，这实际上是想通过地方领导人的手暗中破坏戈尔巴乔夫为缔结新的联盟条约所做出的努力。叶利钦还曾经公开煽动说：“地方能吃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时的叶利钦嘴上虽然仍坚持维护车臣主权的原则，但其具体实施则是非常软弱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推波助澜。在与分裂势力的谈判中，联邦政府一味地妥协：承认了杜达耶夫的总统地位；以方便拨退休金的名义，对车臣银行的账户解除冻结；车臣还得到了给自己的公民颁发护照的权利；在1992年5月格拉乔夫甚至命令北高加索军区把一半（实际则是95%）的武器装备移交给了车臣武装，其中甚至包括最先进的俄军中都不多见的T-80坦克。1992年5月25日，杜达耶夫与俄联邦代表斯特罗戈夫中将签署了《关于撤军和车臣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分配财产条约》，据此，联邦一切行政机构全部撤出车臣。俄罗斯除了在名义上没有认可，实际上已经完全承认了车臣独立，车臣因此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地位。但是，由于车臣民族原始的社会体系，这里并未真正建立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体系，更遑论“现代民主国家”，宗教和民族极端主义的统治使这里看上去更像是塔利班制下的阿富汗，种族清洗迫使多数非车臣族裔选择出逃。比中国北京市面积还小的土地上竟然是军阀割据、派别林立。而由于车臣民族不事生产又崇尚武力，其对周边地区的犯罪活动始终未停止过：伪造汇款单、以半官方性质造假币、盗窃石油产品、抢劫过往列车以及劫持人质，勒索赎金，这些竟是车臣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一些地区甚至还存在奴隶贸易。或者说，车臣事实上的独立并未使俄罗斯的利益不再遭受损失。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内政局在1992年后逐渐趋于稳定，同时，为了恢复国家经济，石油出口问题变得异常重要，车臣既是石油产区又是通道，同时车臣分裂势力还威胁着整个高加索地区的能源战略布局，在这种背景下，1994年12月，俄军兵分三路开进车臣境内，当时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曾自信地说：“只需一个空降营，几天就可拿下格罗兹尼。”这种自信最终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数年的动荡极大地折损了俄军的战斗力——苏联解体后的原苏军及其庞大的武器装备，被各个加盟共和国疯狂地瓜分掉了，俄罗斯军队虽然继承了苏联军队的主要遗产，但俄军面临的首先就是经费的匮乏，常规武装力量一直处于训练不足、兵员不足、给养不足的严重状态，更重要的是由于过去强大的政工体系已经荡然无存，士气因此低落到了极点，取而代之的是军中高层派系林立，互相牵制，基层军人为了生存甚至于变卖武器弹药，走私贩私，向间谍组织提供各类军事情报。一句话：俄军和苏联红军其实已经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物种了。即使从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来看，它的军队也处于俄罗斯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时期。在车臣战场上，从高层到基层一系列的匪夷所思的低级错误导致俄军损失惨重，12个月内数千官兵以及2万多平民在战火中丧生。
另一方面，车臣问题始终笼罩在西方国家的阴影之下——美国出于巩固全球霸权考虑，而西欧则在历史传统上对俄国一直心存忌惮。具体来说，除了暗中资助车臣非法武装、在外交场合向俄政府施压外，由美国主导的始于冷战时期的低油价政策也仍然在继续。正是长期的低油价，破坏了苏联的国际收支平衡，加剧了其国内市场的通货膨胀，最终使得联盟走向解体。而在车臣战场上，还活跃着众多西方背景的“雇佣军”和“志愿人员”，同样，本已被“休克疗法”折腾得奄奄一息的俄罗斯经济，在低油价的打压下开始走向崩溃，车臣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造血机能正在枯竭，让一个伤口持续流血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最终，虽然车臣非法武装遭到重创，杜达耶夫本人也被炸死，但是俄军仍在苦战一年之后无功而返。第二次车臣战争，从宏观角度看仍然决定于能源这一因素：一是俄罗斯围绕石油生产、出口的安全诉求没有改变；二则是由于20世纪末，美国为打击欧元开始频频插手中东、中亚事务，导致上述地区动荡，国家油价迅速上涨，在这个背景下，以能源为主要出口商品的俄罗斯得以恢复元气，并且自科索沃战争后，美欧之间逐渐出现裂痕，同时中东的动荡局势使得西欧在能源问题上开始有求于俄国人，俄罗斯的外交活动空间开始增大。在这一大环境下，1999年8月，俄罗斯抓住车臣叛军入侵临近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这根导火索，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2000年2月初，俄军最终以阵亡官兵1173人的代价，击毙叛军约1万人，恢复了对车臣地区的控制，取得了战争的全面胜利。但是，残余的车臣叛军化整为零，逃进山高林密的高加索山区，仍然可以从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国外势力那里获得援助。2004年俄罗斯境内一系列的恐怖袭击便是出自这些人之手。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给人的感觉就如同冬日晴朗的午后——温暖柔和的阳光让人变得慵懒，甚至不愿意去动弹一下。然而当太阳开始西沉的时候，黑暗和寒冷也就随之降临了，而人们此时还什么都没有去做。叶利钦接受西方经济学家开的药方——休克疗法，结果带来了一堆寡头，普通百姓却没有得到什么利益。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要稳得多。
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14/4/3 00:40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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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学点世界当代史，对识别网络水军的垃圾帖子是大有好处的——从老子哲学的高度来把握这些具体素材，也是非常必要的，大家多动动脑子吧！】
边芹：西方“舆论军团”的杀手使命(2014-04-19 11:18:4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00a8c20101nygh.html会不会中文不重要做这篇文章要从一个似乎微不足道的细节开始。美、英的具体情况我不确知，法国常驻或临时特派中国的记者，会中文的很少。估计英美并无例外。我这样推断，是因为这些西方记者国籍时常是幌子，他们行动起来之一致，甚至不惜损害本国利益，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们构成了一个看不见的超国界组织。为什么会中文的不在中国做记者，而在中国做记者的不学中文?注意：这里的“记者”不是指那些业余撰稿人，这些人多半会中文，而是西方主流媒体派来的“核心人物”。解释这个问题须绕几个弯。首先必须搬掉中国人接受的新闻工作理念：传递信息，寻找真实。在这一点上中国从业人员尽管做不到百分百实现他们的理念，但这个理念是诚实而普世的，不分内外、不设双重标准。比如不会出现对A国说实话，对B国则说谎。中国人永远不明白对他们“真实”没有衡定标准，而是根据自身利益水平线浮动的。没有良心底线，使这种事他们做得了，中国人则难以践行。在这种本质歧异面前，如果大家同样玩“新闻自由”，则西方设满表面看不见的防线;中国人是不设防的，在对方的进攻面前，形同自我缴械。而中国恰恰是西方主流媒体眼中的B国。“B国”命运也不是起自1949年，这就剔除了“幻想家”们以为自己可以逃脱的可能。既然是B国，“核心人物”被派往中国，就不是去看真实的，也不是简单传递信息，而是为他们的实际使命提供“空间可信度”。此话怎讲?就是他们在中国的报道方式和选择内容，去不去中国其实是无所谓的，在中国发出不过是提高可信度，说到底只是为了本国公民 “信以为真”，被中国人捉到“说谎”他们根本不放在心上。实际不光对中国，对不同国度早就定好了不同调子，这个调子是不变的，事情不过是用来证明预设基调的。比如空难，如果发生在美、英、德、法这些国家，则众口一词归之偶然;若出事的是剩下的世界，则不用等调查结果，一并往人为出错上拉。真理在他们永远都有内外之别!涉及中国的新闻前面永远有一个舆论导向，把住舆论导向的舵，才是他们的任务所在。为此懂不懂中文实在是无关紧要的。完成这一特殊使命需要的不是“中国通”，而是绝对忠诚，这种忠诚是要跨越良心底线的，比如伤害一个没有伤害过自己的人，把坏蛋说成好人，把好人贬成坏蛋，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要眼都不眨。为了组成这支队伍，以我熟悉的法国为例，不从一个特殊“种姓阶层”里挑选，很难确保如此忠诚。而忠诚度是一切得以运转的根本，它使得媒体在攻打一个目标时，像一个人一样，而看起来媒介与媒介之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同时他们自觉组成一道墙，要屏蔽一个目标时，也像一个人一样，比如我至今摸不清封锁“上海电影节”或“世博会”的“指令”从何处下达，反正执行者们无一例外绝对“效忠” ;也是靠忠诚，得以建立“新闻自由”的神话。要是让中国人保持如此忠诚度，“不自由”的呼声早就响彻云霄。而他们没有怨言，或至少不让界外人听到怨言。这就使得这支“新闻军团”有点像梵蒂冈以血统世代绵延的瑞士卫队。虚假的“新闻自由”一如瑞士卫队只有一个使命：保卫教皇，这个特殊的“种姓阶层”也只有一个使命：保卫他们的真实主子跨国利益集团(这个保卫战甚至超越他们所在国的国家利益)。其他什么知情权、新闻自由之类，不过是为真实使命提供方便和打掩护的，首要用处就是事先缴了被攻击方的械。注意这里利用两个非常道德的概念，迷惑了绝大多数人，这是个精妙的移花接木过程，令人叫绝!公式如下：要保证知情权，必须新闻自由，以此达成无人异议的共识后，再用秘密操纵的“新闻自由”偷偷地拿掉知情权。这个空子之所以钻得天衣无缝，就是利用多数人被口号和手段迷惑，不去看结果。更少有人从结果往前推，提出反证。因为口号和手段设计得这么漂亮和道德，倒过来推本身好像都是失德的。这才叫心灵控制!就是真实都没有存在理由!真实是什么?真实是：以两个所谓“自由”与“不自由”的主流媒体影响下的民众知情度为证，结果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所谓“知情权”因为“新闻不自由”而不得保证的中国民众，比“知情权”因为“新闻自由”而得到保证的西方民众，了解的真实多，受骗的程度小!要完成这个绕了几道弯的任务，除了这支“瑞士卫队”，我遍观世界，看不出谁能做到。别的民族都是要一个强人振臂一挥，人才会往一个方向使劲，这个特殊“种姓阶层”不需要。其实仔细想，西方很多机制从民选到经济、文化诸多领域，都有这个绝妙公式的影子。总是以多数人的“自由”为出发点，终点是少数人最大限度地获取好处，此一谋权术与古往今来所有谋权术最大的差别，是多数人被陶醉得看不见最终结果。既然只是个“瑞士卫队”，在B国能否做好新闻工作本身就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对主子的忠诚。要知道“道德” 的忠诚是容易做到的，“背德”的忠诚则是绝大多数正常人做不到的，需要黑社会般的胆量和无道德底质。这是培训“黑社会杀手”一般的严密甄选机制，人必须经过彻底的“格式化”，在将“正义与良心”剔除之后，整架机器靠的是新植入的“道德”运转，注意这里的“道德”已脱离人类正义的本能，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用“意识形态”替换人类数千年编织共同生活空间所形成的“道德”，是一次妙不可言的偷梁换柱，神不知鬼不觉就以“假正义”抽换掉了“正义”。这样驯化过的人，可以在一个地方为一两个人的生命大唱赞歌、抛洒热泪，哪怕他们是杀人犯;在另一个地方面对成千上万无辜生命的丧失，可以无动于衷，甚至再去补一刀。一条命值钱不值钱，要看你浮在他们利益水平线的哪个刻度上!这班头脑里充填了“假正义”的“杀手”，远比用“正义”教育出来的人坚定不移。同样既然只是个“卫队”，传播、交流、挖掘真实这些新闻工作的本质，与他们的实际使命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会中文在我们的逻辑中是他们做好本质工作的必要前提，而他们的任务恰恰是要破坏这一本质工作，会中文、与中国人无间隔接触，倒可能动摇他们接受过的驯化。在法国真正的“中国通”往往对中国就失去了敌意。这就解释了在中国做记者会中文的时常是下手，主角们多不会中文，这一荒谬的逻辑。而用被意识形态捆绑的“新闻自由”将本质工作的概念偷换掉，让“卫士们” 内心波澜不惊。只有表面不自由的人才能感觉到不自由，而根本不自由的人是感觉不到的。心灵的诱骗有多深，人心的囚笼就有多牢固，难有别种奇迹。在茫茫人海中发掘可以把黑的硬说成白的人，要比找到会中文的人难得多。由此，为了确保甄选结果，保持血统的纯正就是最简单又最保险的步骤，也一如“瑞士卫队”。我指出他们构成一个“种姓阶层”即源于此。背后的少数利益群体保卫梵蒂冈的瑞士卫队，已有数百年历史，至今仍保持只在瑞士苏黎世周围德语区一块狭窄区域挑选卫士的传统，而且不公开招募，只能内部举荐。法国媒体保持人员“无须控制”的忠诚和守纪，在挑人上与瑞士卫队的做法异曲同工。传媒的“核心人物”属于一个非常狭小的“种姓阶层”，有着天然的血缘和利益互绑，这使得把持这些媒介的关键人物，在必要时如同一个人。因为要让传媒变成一件足以“杀人”的利器，必须让它们行动一致，而行动一致必须看上去是“自发”的，如果这些关键人物吐出“我是听命的”，利器的作用就没有了。所以为保持他们的忠诚，杜绝他们说出“听从指令”的秘密，除了“种姓”的第一道筛选，权力和金钱集中在核心人员手里是第二道步骤。坐在这个位置你可以得到一切，而能坐上这个位置的人都是精挑细选的，法国大报或电台的大小头目，更不要说电视台了，所享受的荣华富贵，是中国同行难以想象的。忠诚度当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美英的“幸运儿”肯定也无例外。再就是圈子封闭，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所以兼职现象严重，一如影坛，“家天下”天经地义。法国最大的电视台可以三十年如一日由一对男女情人控制新闻，不但只能他们出镜成为明星主持人，而且法国民众可以知道什么、不能知道什么、对发生在世界上的事怎么想，全由他们定。两个人!三十年!这种“专制”中国人能够想象吗?我曾将他们每晚在黄金时段主持的“新闻联播”与我一向认为搞得不灵的中央电视台晚十九点的“新闻联播”作比较，看结果不看过程，发觉在客观、公正、信息量等方面，后者胜过前者!后者只是老实，不会做各种“自由”的表演。在这里，传媒贵族与政客就像一个舞台上的演员，导演则躲在看不见的地方，由他们在镜头前做着精彩的朝野对立的表演，私底下却是在一个俱乐部聚餐，甚至在一张床上睡觉。说到这里，我大概要被一堆人揪掉头皮了。以这些传媒后面大财团的背景，以及他们在一些关键利益上的行动一致，有一个指挥中枢甚至跨国指挥中枢是可以设想的，但妙就妙在指挥这些人，无须发文件，他们也绝不会说出谁在调遣他们。第三道防堵是一旦背叛，绝无后路。如果你热爱这门职业，你就从此跟它永别吧，连带着巨额收入，没有一家再会收留你。看上去一二十家媒体，幕后老板却没有几个，且都是连手的。像中国那样在张报不干了，到李报去，在这儿是绝无可能的。在任何一个行业(单位)有背叛行为，会遭到整个行业的排斥。“舆论军团”的杀手使命解释完为什么是一支“瑞士卫队”，就可以回到正题：对中国，这支“卫队”意味着什么?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如今要亡中国，已经无须把军舰开到大沽或定海了。这支全球“舆论军团”就像黑社会的杀手，是千年帝国的突击队，抵得上一百艘航空母舰、五十颗原子弹，打着“自由”的道德大旗，它已经让各国城墙不攻自破，任何抵抗在道德上都成了事先失败者。在此万能盾牌下，他们可以指哪打哪，指鹿为马，甚至篡改历史。妙就妙在他们还可以让自身历史被篡改的人坚信篡改者有理!这支大军可以在全世界进行比任何军事占领都完美的征服战，并实施难以驱除的永久占领。跨国利益集团用这支一手搭建的“舆论军团”，操纵西方各国的政治选举，把真能动摇他们统治的政治家消灭。在全球范围内，手法也一样，吹捧出卖民族利益的败类，将暴虐的民族极端分子涂抹成受害者，把真正的反抗者定为“暴君”，再把说谎成性的卑劣小人说成“英雄”，总之联合各路坏蛋，搅得天下大乱，以此法对付好人，未见不成功的。世界话语权的建立，得自隐藏在这支“军团”后面的跨国利益集团对西方舆论的全面操控。每天散布于世的新闻，源头就是几家被周密控制的通讯社，这种绝对垄断和极少数人专权，比公开控制可怕得多，因为涂脂抹粉的“极权”骗过了绝大多数人。让什么事件成为新闻，或让真实新闻不存在，甚或伪造新闻，让人成为“英雄”或“坏蛋”，让狗腿子发财、反抗者破产，把庸才捧为天才，让一个民族成为“贱民”或“高贵种族”，把一个国家捧上天或泼上污泥，甚至篡改正在发生的历史，无一不是精密设计。能如此随心所欲左右真实历史，靠的就是这支“舆论军团”的协调一致!在这份精美“菜单”上每日挑选新闻菜肴的中国人，意识不到每一道菜都不仅仅是“新闻”，只要你传递、重复，就是进入了致命武器的射杀范围。武器的具体使用手法，与黑社会也的确没有太大差异，就是制造事端，不断骚扰，让你不得安生，直到屈服;再就是泼污水，妖魔化对方，把真正的利益冲突掩藏起来，而在道德上审判，近代以来，用此法打掉了所有敢与之争利的或敢抗争的对手，未有失手的。外部“骚扰”一般都是挑起种族冲突或政治歧见，再将“不民主、不人权”帽子扣在密谋攻击的对手头上。这样攻击的对象没有还手之力，如果你愤而封堵西媒，则你反对“新闻自由”。你看看这个怪圈设计得逃都逃不出。真是邪恶!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一体多头的“怪物”并不止传媒，分设在西方各国的“国际”电影节，使用的“蜜攻术”也是一样的，用艺术包裹政治炮弹，如果你反对，则又是反“艺术自由”。内部“骚扰”也并不手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戴高乐更别说了，一举一动都是“专制”。一个个国家或政要被绑架、勒索，不合作，轻者唱衰你，重者造谣诽谤。全球媒体惯性地跟着“学舌”，但只有几个幕后策划者知道每一条“新闻”的出台是为了什么!布朗的“账单丑闻”背后一定另有隐情，否则这一历届政府的不合理“常态”，怎么布莱尔时代就没“发现”，要等到金融危机之后才被吵得人人皆知?总之不合作就是死路一条，而且死得身败名裂!真实本身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对真与假的操纵权。为这句话做注脚最好的例子，是新疆“7·5屠杀”与1938年11月9日发生在德国的“水晶之夜”，从起因、动机到结果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且结果更为残忍，而在西媒笔下有着完全不同的定性和处理。没有硝烟的战争面对这样一支“军团”，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正在面对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那真是太天真了。这支国际“军团”之无往而不胜，就是因为它发动的战争没有硝烟，同时它一面暗暗进攻，一面释放“你不要民族主义啊”、“要开放”、“要宽容”、“要酷”等一堆冠冕堂皇的麻醉药，令多数人意识不到人家已兵临城下。“军团”的攻击能力来自安插的每一个关键人物都深知使命。美英打个喷嚏，法国必有原版回声。偶然出现异声，发声人事后必遭暗算。“军团”之“令人信服”还在于周围有一群被豢养者提供必要的回声，他们中有作家、电影人、出版商、“专家”(实际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非政府”组织成员、教授、工会头目、政客等，要在茫茫人海中分辨他们，有一绝招，即各类“国际”大奖或传媒声名的宠儿。两股力量组成了一支嫡系“里应外合大军”，多系同一族群，内部毫无民主，而是秘密社团的控制方式，但掩藏极深，表面披挂各国国旗，穿着从左到右各种思潮的外衣，且联手封杀任何揭秘人;延伸到剩下的世界，还有一批庶系军团，庶系“里应外合部队”的特点是无法直接安插同一族群只能由土著被洗脑者组成，这班人虽非直系但效率也不差，拿着鸡毛当令箭，理直气壮地做着过去“内奸”胆战心惊做的事。至于西方各国利益不一为什么传媒连成一线?原因之一是我上面说的关键人物手持各国护照，实则听命于一个跨国利益集团。再就是白种人两百多年来就有联手对付其他种族的传统，八国联军意识从没有消失。今天感叹印度之“得宠”的人，有没有跟当年八国联军中有他们的身影联系到一起?一切都在换一种形式继续着。这个超国界组织躲在法、英、美、德、澳等诸国后面，但你找不到任何直接证据，你只能从他们时常做着里应外合的事，出卖所在国利益，依稀勾勒出他们的来龙去脉。他们像水银一样无形，但散落一地的银珠，一旦平面出现些许倾斜，立刻聚成一个板块。
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14/4/21 13:30 编辑
边芹：谁在暗中抹杀中华文明
2012-08-13 01:43 边芹 四月网 我要评论(17)
http://www.m4.cn/space/2012-08/1178425.shtml
核心提示：在认识西方的漫漫长路上，有一个槛，越过和越不过，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这个槛便是：针对中国的舆论封锁和误导是西方精英阶层自觉而有意的行动，且旷日持久，从19世纪就开始了。凡是看不到“自觉和有意”这一层或拒绝看透这一层的人，一般就永远停在了槛前。
边芹写于2011年9月
在认识西方的漫漫长路上，有一个槛，越过和越不过，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这个槛便是：针对中国的舆论封锁和误导是西方精英阶层自觉而有意的行动，且旷日持久，从19世纪就开始了。凡是看不到“自觉和有意”这一层或拒绝看透这一层的人，一般就永远停在了槛前。
中国到底有多神秘
我初来法国，涉及中国有一个常入耳的词：“神秘”，这也是涉及中华文明最友善的词，再好的词绝难听到，除了学术界个别例外（需要良心才敢做，因为是政治不正确的），公共舆论全盘抹去了基本事实：即中华文明是发达并对人类历史影响巨大的文明，在近代之前领先西方文明，推动人类进步的一些重大发明来自中国。（准确地说满清以前，转者案）这一手我是在若干年后才发现的，因为是只做不说、暗中操作的。乍到的外来客听到东道主赐予“神秘”二字，相当得意，带着中国人特有的由好心堆砌的浪漫，我把这个词朝正面的方向送出去多远，你是可以想象的。直到贴近这个文明的心脏，我才学会听这个词的弦外之音。
“神秘”是18世纪中国尚处在传说阶段出现的一个词，何以300年后还留在西人嘴边？300年不消失的“神秘”究竟来自何处？我在大王宫参观“道教文化展”时，对从吉美博物馆送来的中国古代文物已见怪不怪，有这么多东西被他们抢来当自己的宝贝展示，真要清算，西方大都市的博物馆就得关掉一多半。我惊的是平时走博物馆未见过的大量中国古书，从草药到针灸，从饮食到祭葬，从书法到手工艺，从绘画到哲学，无所不包，真正的古版印刷或手书，全都来自法国国立图书馆档案室。还有多少是不送到公众视野下的？你这时才切身感受到当年的抢劫之狠，也绝不只是一群贪财之徒的无理性行为，而是一次有计划的文明劫掠。你能想象中国人把波旁王朝的藏书和档案搬到北京的情景吗？那些瓶瓶罐罐翻山越海地抢过来，多少还有古董市场和人之贪婪的借口，搬这么多古书过来干什么？既然中华文明“野蛮而落后”，大有铲除之道理，上百年不遗余力地诱导中国人改革换新，搬这么多“垃圾”过来，除了占地落灰，图的是什么？
我最早发现的一个事实是，对上层精英而言，中国早就没有“神秘”。他们深解我们远胜过我们了解他们，而且有至少一个世纪的提前量。中国人不过是模仿他们的皮毛，尤其是他们特意推荐的皮毛，而他们是挖掘我们的本性。他们把世界当猎场，打猎的人对猎物不会有一丝浪漫，而是摸透它的习性和弱点，尤其是弱点。谎言和假药方就是在研究了弱点的基础上配制的，谎言是用来给自己的民众搭围墙的，用以阻止百姓看清外面的世界，由于这个工程非一日之功，而是上百年基本朝着一个方向一砖一瓦构建，墙之坚固以及越到后来谎言变成真实越随心所欲，让墙那面的看客触目惊心；假药方则是推销给墙这边的中国人的，凡是自己具备而若对手也有便对己不利的美德，比如忠诚、团结，他们都藏而不露，再设法把对方的解掉；凡是对己只是嘴利贴金而给对手则起让拉痢人吃泄药作用的美德，如自由、开放，他们就会张扬到全世界无一角落能拒绝，文荐不成就武荐。
所以我渐渐明白，“神秘”是一个刻意保留的挡箭牌，是精英为模糊视听、搅浑水服务的，潜台词是：那个遥远的中国是不可理喻也不可解释的。只这样一个注解，就把中华文明降格到原始文明的位置，根本没资格与西方文明坐一条板凳。只有深解西方人的心理底质以及用词的精挑细选，才能悟到“神秘”这个词可不是礼物，而是暗刀子。而且是一把双刃剑，蒙蔽西方百姓的同时，也让中国人永远看不清他们的“自觉和有意”。（记得最近看到一则中国电视台的新闻，总结2010年北京国际书展。有一主办负责人说，西方人今年对中国出版物关注胜于从前，但热议多，成交少，只占中国人进口西方出版物的十分之一。然后他感叹自责道：还是我们对外宣传工作做得不够，他们不懂中文，而我们为他们译成外文的水平不高。你看，一百多年来就没有走出圈套，从来不怀疑他们的动机，而总是从自身找毛病来解释缘由。因为中国人伺候得不够周到？）这个让狩猎者垂涎了几百年的猎物，真的还有某个角落是“神秘”的吗？
故意抬高原始文明
有人可能会问这么暗搞图什么？的确，若看不透西人擅于精密设计的脑子，便难以想象这么一环套一环地布局，终极目的是什么。那是一板一眼都设好了逻辑线路的，原始文明属于观赏范畴，不具备对话的可能——所有手脚是绕到这个原点的。
起自西方的对原始文明的“高抬贵手”，是声东击西的绝妙设计，既展现“开放的胸怀”，又剿杀了真正的文明对手，可见“开放”是要将对手堵在门外的。要知道，他们对原始文明可不是从一开始就取观赏态度的，在战船到达其他大陆的几百年间，全部消灭一直是目标。20世纪随着东方阵营的联手，发觉树敌太多，反倒帮了真正的对手，于是征服的棋路迅速调整，而且弯转得极大，一反常态变得用沾湿的眼睛欣赏了。那是用不切实际的渲染和赞美，捧虚灭实。这么一导向还真是硕果累累，全球大都市的小资们无不模仿着赞叹非洲艺术、印第安文明或喇嘛文化。前面灭，后面赞，前后两种无理性可通的做法，目的却始终如一：要在西方文明周围清掉真正的竞争者和对话者。用转移视线法轻易就办到了。但害人多少也会殃及池鱼，长年讴歌原始文化，西方文明自身正以惊人的速度退化，大众艺术原始化已成定势。
对原始文明的炒作发动于上世纪60年代，炒得之玄乎，人人都恨不得脱了裤子进原始森林才幸福。从美术的“返朴归真”，到泛滥的黑人舞蹈音乐，最后至高潮在巴黎建起原始艺术的勃朗利堤岸博物馆，几十年洗脑还真达到了目的。欣赏原始艺术凭直觉美感就行，不像中华文明或西方文明，欣赏者必经学徒阶段，掌握其复杂的文化语言，方解其妙。上百年来我们就在帮助西方文明培养中国学徒，同时将自身文明的学徒阶段缩减和去除。
我对原始文明并无好恶，只是接连碰到一些不可解释的事，一桩桩连在一起想，就拼凑出并不明示的图案。首先发现在巴黎各种博物馆能看到的临时展中，展示西方之外高度发达的文明的比例，远不如一些处在原始状态的文明，也就是说办10次印第安、非洲或尼泊尔（把这个小穷国捧为“幸福楷模”的真实目的，这么看昭然若揭）之类的原始文化展，未必会办一次中华文明展。像上述的道教文化展，是多少年难遇的事，何况从引言到介绍看下来也让你产生这不过是个原始宗教而已。核心的核心就是对事物的解释权，这是他们从不放手的。长年颠倒行事，必定误导研究者之外的普通人：西方文明是一个孤岛，它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文明。19世纪这样的观念是明打明说的，今天转到了地下。
谁在暗中抹杀中华文明
下面举一些最近的实例：
半年前勃朗利堤岸博物馆举办南美印第安文明展，媒体大肆炒作，每天参观者众，我去了几次才排上队。走进展室，便看到了那夹在真实间、可以卸掉人的全部警觉、比通篇谎言有效得多的细节：在一面墙上，画了一张人类各大文明时间表，在这个常识表上，唯独中华文明被抹去了。制表人无知？偶然的疏忽？
不久，我到位于玛德兰的巴黎美术馆看印第安古代金器展。无独有偶，馆内同样有一张人类文明时间表，竟也这么巧，表上独独没有中华文明。这样的常识错误偶然发生一次，是可理解的，连续不断地“发生”，读者自己判断吧。
几年前中法文化年期间，像三星堆这样辉煌的古文明展，被排斥于巴黎各大博物馆门外，只在市Z.F免费展出，这就把三星堆降格于市府宣传廊的水平。
你若去巴黎瓷器博物馆，细看如何布展，会有痛心的发现。馆内为瓷器制作比中国晚了1000年的欧洲国家，都单独、集中地设了展柜，如果细读解说词，18世纪才发现高岭土制瓷秘密的法国人有意向公众掩盖了制瓷技术得自哪里。自恋乃人之常情，但它同时也为日本、伊. 斯. 兰瓷器单辟了展台，唯独没为瓷器的发明者、最先进的制造者中国集中单设展台，而是把众多中国藏品分散到别的展台作陪衬，楼上楼下，零打碎敲，只有研究者会从制作工艺和年代的对照看到历史事实，一个普通参观者转一遍下来，是看不出中国在世界瓷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这手法让人想到文人或工匠中有一些高明的偷窃者，总是绝口不提甚至诋毁影响他们最大的人，而故意东引西赞那些并未真正影响他们的人。
勃朗利堤岸博物馆为自己拍了一部广告短片，时常在电影院片子放映前插播，为表现欧洲对多元文化的开放胸襟，画面从黑人、印第安人、阿拉伯人到南亚、东南亚、中亚人，及至日本、朝鲜人，也是那么巧，偏偏没有中国人。
吉美博物馆是亚洲文化博物馆，馆内收藏单看得见的部分，不算库存，就有50%的文物来自中国，如果再算上中华文明影响的区域，则至少有3/5的文物。敦煌文化被劫走的部分，也在这个馆。可以说这个馆奠定名声的基础是它的中国收藏。这里暂且不说此馆借布展长年支持“藏独”的暗手，只看它在广告宣传里做了一件什么事。广告每周重复登在《Pariscope》上，该杂志是巴黎每周文娱节目表，有影响甚广的文化导向作用，是注重文化生活的人必备的手册。来看看吉美在上面怎么打广告：“它（吉美）为公众提供了从东南亚艺术、印度艺术到日本、朝鲜及中亚艺术的全景图。它收藏的超过4.5万件亚洲文物，来自柬埔寨、越南、缅甸、尼泊尔、西藏……又是“巧合”，文字里恰恰缺了主角！这段译文，字字直译，连省略号都非译者所加。
在这本和另一本巴黎唯一两份每周文娱节目手册上，“中国文化中心”的各类展览时间表也不在其内，而从丹麦到日本文化中心的节目都收入在内。这一举动让法国普通人没法绕开“封锁”接触到中华文明。而这个“中心”做了什么有损法国利益的事吗？绝对不敢！这简直就是一个“送礼”机构，在巴黎中心最富区买下豪宅，把中国最好的艺术品和文物，免费拿来给他们看，还有酒菜招待！
抢占文明制高点
有人可能问：绕了一大圈否定了中国又能达到什么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谁来占据文明制高点。占据文明制高点才能抢占道德高地。那又为什么要抢占文明制高点不能平起平坐，对话交流呢？这就进入了所有谋略的中心：如何拥有话语权。话语权的搭建是精心操控的巨大工程，绝不是善良、公平心、开放、透明甚至自身强盛就能拿到的。首先要占据制高点，才能控制话语的流向。一般人之看到话语权是国力和霸权的产物，而忽略它同时也是一个精密的操纵系统，没有神不知鬼不觉的技巧，光靠最大建立起来也不服人。而技巧的核心就是话语的流向操纵于谁手。
由于流向决定了话语权实际在谁的手里，抢占制高点就是重中之重，是决定流向的关键。而能否站住制高点，就在于文明的自信。试想如果上层精英守不住闸门，让民众常年接触比欧洲古代文明发达得多的中华文明，老老实实告诉他们世界史的真是景象，维持了200年的文明制高点不就摇摇欲坠了吗？当年靠兵舰火炮把我们几千年建立的文明自信打掉，有怎么能轻易让你复活呢？文明的自信就像肢体的一部分，一旦被截掉，再生亦难，文明本身随着自信的消失而消失，并非天方夜谭。常年维持这种自信，我们中国人以为就靠文明自身的品质，这样的想法非常本真，在没有恶意者的世界，是行得通的。但不幸的是，近代中国遭遇了需要绝对精神统治权的征服者，他们并不只是抬高自己，而是惠誉和抹杀别人。用并不诚实的手段刻意维的持文明自信，为永远占据文明制高点，提供了广泛的民间认同，亦谓不择手段把持话语权，最大限度地杜绝了民间的反感或不配合。因为夺取永久的话语权并不是靠一种公正的权威，而是操纵的技巧：让我的话语不受阻挡地流向你，而你的话语流不过来。目前这个世界所谓的“拥有话语权”，就是这么一回事。在这里，制造认同是双向的，构建文明自信是在拿掉了对手的文明自信的基础上实现的，使得话语的流向不但不受阻，反被欣然接受。
如果只是这样对待中国，有人可能会另寻因果，但新世纪之前对待日本也没有好到哪里，直到发现真正的对手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法国曾经历了一场针对日本人的媒体毁誉大战，与今天对中国的毁誉类似。从质疑日本的政治体制是假民主到分析日本人是蚂蚁般的劳动机器（对中国人则连“蚂蚁”这样的词都没有，直接用“奴隶”），无所不用其极，就因为那时日本经济大油赶超美国之势，必须不惜一切遏制。当要“打劫”一个国家时，“独立只是分子”打前站，敲边鼓，配合得不亦乐乎。如果遏制对手只是用谋略和竞争倒也罢了，问题是最拿手的是道德上泼脏水。记得当时吵得最厉害的，就是日本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国家，找出一大堆日本国民的“劣根性”来证明。这个罪名真是打人的万灵帽，一扣上怎么欺侮别人，民间都拍手叫好，跟两百年以前为领土和财富攻打别国，总是先把人家放在基督教正统的对立面如出一辙。这场恶搞弄到最后，日本有益抗议者特意跑到巴黎，吧自己装扮成蚂蚁，一头跳进塞纳河。
当中国人沉浸在“同一个世界”的梦想中，办奥运、办世博向世界献礼，发动自1840年的那场文明的战争，从地上转入地下，并未停息。同时他们继续让中国人相信，这一切都缘自误解。
（作者为旅法作家）
《向西看的那个槛》续
看完《向西看的那个槛》，有人可能追问：西方世界似乎绕了一大圈来否定中华文明，这究竟能达到什么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据文明制高点。占据了文明制高点，才能抢占道德高地。抢占文明制高点就进入了所有谋略的中心：如何拥有话语权。
话语权的构建是精心操控的巨大工程，绝不是善良、公平心、开放、透明甚至自身的强盛就能拿到的。首先要占据制高点，才能控制话语的流向。一般人只看到话语权是国力和霸权的产物，而忽略它是一个精密的操纵系统。其实，技巧的核心就是话语的流向操纵于谁手。
而能否占住制高点，就在于文明的自信。当年侵略者靠兵舰火炮把我们几千年建立的文明自信打掉，可见这个精神统治权是要抓到底的。文明的自信就像肢体的一 部分，一旦被截掉，再生亦难，文明本身随着自信的消失而消失，并非天方夜谭。中国人以为就靠文明自身的品质，能长年维持这种自信，这样想非常天真，在没有 恶意者的世界，是行得通的。但不幸的是，近代中国遭遇了需要绝对精神统治权的征服者，他们并不只是抬高自己，还诋毁和抹杀别人。用并不诚实的手段刻意维持 着文明自信，为永远占据文明制高点，提供了广泛的民间认同，亦为不择手段把持话语权，最大限度地杜绝了民间的反感或不配合。因为夺取永久话语权并不是靠一 种公正的权威，而是操纵的技巧：让我的话语不受阻挡地流向你，而你的话语流不过来。目前这个世界所谓的“拥有话语权”，就是这么回事。在这里，制造认同是 双向的，构建文明自信是在拿掉了对手文明自信的基础上实现的，使得话语的流向不但不受阻挡，反被欣然接受。
话语的流向是一场精准谋划的战争。引一位法国汉学家的话说：中国在这场图谋已久的战争中至今处在不设防状态。在这里，解构对手的“话语平台”与自建平台是双管齐下的，操纵舆论的力量 不在于往自己脸上抹金，而在于往对手头上扣屎盆子！话语的流向绝非信息的“交流”，而自始至终都被视作一场战争！
西方世界对“话语平 台”的控制有一张严密的网，从文化到体育无所不包，没有一个环节是疏忽的。就说体育吧，掌控“话语”的基本做法是不播放中国人有优势的体育比赛；不传播中 国自己组办的赛事；在各类国际比赛中封锁中国人参赛的事实。比如环法自行车比赛是法国媒体暑期大炒的项目，组委会邀请了中国自行车选手，但这种事不让法国 民众知道。为什么？因为请中国选手参赛不像挑选大陆电影界名人参加电影节，艺术不是目的，政治才是由头，不管大陆艺人自我感觉脸上多么风光，在法国这头就 是为负面话语配料、送料的；而大陆自行车选手参赛则难变成这个性质，既然属于正面话语的范畴，就必须阻止其流入。邀中国人来，是为了中国媒体替法国旅游做 宣传，也就是只让话语流出去。所以没有任何一家电视台或报纸提供哪怕一张中国人参赛的画面，媒介从业人员的广泛“自觉”让人不得不佩服这个民族自觉的权力 意识以及不与外人谋的“内忠”。直到赛后数月法国媒体报道西班牙冠军有服用兴奋剂嫌疑，顺带提到有一位中国自行车选手也被怀疑，中国人参赛才透过一则负面 新闻泄露出来。
这些针对中国人的负面话语，经年累月，视利益需要时收时放。其实法国民众对世界是两眼一抹黑，“新闻自由”更多是操纵的 自由。比如嫦娥二号升天的新闻是封锁的；法国人也不知中国的高速火车比法国快；不知中国有退休制度（法国媒体声称中国人连退休二字为何物都不知道）；不知 中国妇女与男人同工同酬（法国妇女工资比男人少30%）。不知中国能用高科技织布、炼铁、造汽车（至今多数民众认定中国人连织布技术都要偷法国的）；不知 朝鲜战争美国人是打不过才谈判的；不知从制瓷、造纸到印刷均传自中国；不知鸦片战争是英国人强迫中国人吸毒；不知法国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烧了圆明 园……
这么做固然可以用心胸狭窄来解释，但关键还是出于控制话语流向的焦虑。每开一个口，都不同程度给了对方“话语平台”，控制不好， 就可能引起连锁反应。文化领域的看守就更严密了，因为这是“话语战争”的主攻战场，一般采取全面封锁或只放负面话语两个步骤，这样做既保证“话语平台”永 远在自己手里，又让受众没有失去看世界的自由权利。比如中国电影在这里的“专家”嘴里，除了被挑来的几个电影人，其余均不存在。中国人租下巴黎电影院自办 电影周，那两本文娱节目表，居然连续两年把放映地点“写错”！可见他们之所以成天与竞争对手打“言论自由”牌，就在于自己早已握有将百姓视野圈进狭小区域 的决胜筹码。
上海电影节的新闻也被封锁得滴水不漏，因为这是掌握价值判断权的关键“平台”。为此无论法国名人在上海得到何等荣誉，传媒 万马齐喑，无一例外，名人也自觉遵从，在上海让中国人以为他们荣幸得很，回到本土则唯恐国人知道，与中国艺人拿外誉当上帝光环截然不同。比如中国媒体广泛 报道前总统希拉克要到中国推销其回忆录，但这条新闻在法国是封锁的。以希拉克与传媒的深刻联系会找不到几家媒体报道？吕克贝松在上海作电影节评委主席， 回国则三缄其口。为什么当事人与传媒在“防火墙体系”中配合默契目标一致？没有人会为这样的封锁抱怨失去自由，更不会把去外国电影节当成要争的福利。在他 们看来这早已不是言论自由或艺术自由的问题，而事关价值判断权归于谁手，从价值判断权还可以引申到艺术定价权，在这里精英阶层人人有这种自我意识。
价值判断权直接关系文明的生存，单从经济上讲它也决定了几乎所有事物的定价权。简单说话语的流向不光决定一件衬衫、一瓶面霜或一块手表、一只手袋的定价 权，也决定一部文艺作品乃至一个人的定价权。“中国造”的商品虽然质量同等但价格却远低于价值，这就是控制世界话语流向的看不见的手决定的。中国人还远远 没有意识到这只看不见的手翻云覆雨的厉害，这只无形而有力的手可以以数年时间，用信息（甚至假信息）接力的方式，将某国产品变得一钱不值。这真是神不知鬼 不觉的“打劫”！所以各国的“城墙”是阻挡“话语战争”、令看不见的手设法扩大“打劫”范围的工具。内外不分的民族，往往舆论的心脏控于他手都无知无觉。
单讲阻截中国的话语，难以服人，下面说说日本。如果说对中国是全封锁，对日本则是有封有放，对科技、工业是放，这意味着承认日本的工业技术水平，这个 “话语平台”背后是巨大财富，除了西方盟国间，轻易是不让别国分享的，因为这决定了工业产品的定价权。不断让百姓接受某国技术水平高的信息，就是潜移默化 的洗脑，让其认同某国产品贵得有理。产品档次的提升，质优固然重要，但并不起绝对作用，关键在于西方是否让你挤进“话语平台”。这才是当今世界最残酷的现 实！话语是操控消费者价值判断的闸门，此闸门的开启与关闭，造成的现实结果是：中国人愿意花一万块钱买一只法国品牌的皮包，而法国人要求中国人以最低价格 向他们出售同样质量的物品。两国民众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南辕北辙的价值判断？一件寻常物品的价值真有如此悬殊的差异？话语已成为现代战争劫财篡权的武器。
即使对日本这个盟友，主导上层建筑价值判断的“话语平台”也是不给的。如东京电影节几十年被封锁（足见电影是话语战争的战略要地），法国人不知道有此电 影节，即便业内参赛或得奖，也只字不报。不能在民众心里树立西方之外还有别的精神统治中心！驯养猎犬的要诀即杜绝其吃他食的可能。没有一位日本歌星、影星 得到与其西方同行一样的对待，几位受宠的导演都是西方捧出来为捣毁本国电影工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可见艺术自由不过是拆掉别人的城墙，自己捧出的明星也不仅 仅是身负艺术使命。
从上述实例看，话语的流向绝不是自发的，而是把控好的“人工渠”，是有意识的接力和传递过程，越是高叫“言论自由” 的社会，监控机制越严密；这不是一场公平游戏，而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方向。构建自身和解构对手的“话语平台”两者缺一不可；这里面更不存在偶然，“从天 而降”的馅饼无一例外都落在被挑中的人手里；话语是现代战争的标准武器，话语流向事关国家与文明的生死存亡，像打仗一样需要知己知彼，精心谋划。 Re:
标题：评《用开放的心态看世界》：看世界少用“心态”多用“头脑”
看世界少用“心态”多用“头脑”
2011年07月20日 02:53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1793年英王特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他此行的使命，除了探明古老帝国的虚实，其余目的均未达到，乾隆虽礼貌待客但什么都没答应。马特使个人其实没什么可抱怨的，中方对不速之客一路款待，吃喝全包，以致全程陪同的中方官员送使团走时依依不舍、泪洒衣襟。但英国人毕竟不是中国人，记得爱默生在他的《英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说过，英国人脑袋宁死在目的上，绝不会因为个人得到好处就忘了使命。所以马特使丝毫没有被中国人对他的笼络打动，他在半年横跨中国的旅行中，一路收集军情，顺带偷窃诸如茶树之类的技术“专利”，这一切都在对他们日久生情的中方陪同人员眼皮底下进行。回到英国，马特使也未有一刻顾念朝夕相处的中国人对他的情谊，去搭建中英理解之桥，反而开始谋划后来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灾的那场战争。
我固然不希望中国人也有英国人那样的海盗本性，因为5岁学童的要求得到满足，就忘了美国军舰在中国大门口耀武扬威，是不是有点像当年那位泪水涟涟的陪同官？如果说，清末的中国对世界处于一种“不知彼，不知己”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至多处于“不知彼而知己”罢了。因此“知彼”，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的全部奢望，就是能为“知彼”提供一个窗口。
最近在翻阅法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刊时，读到一本右翼执政党党员Chenva Tieu的小书：《有关中国玩艺儿的教材》。文中对那句名言“当中国醒来的时候，世界将为之发抖”的解释颇为精辟。Tieu认为，将这句话归于“拿破仑语录”颇能说明西方文明的某种潜意识：“如果他（指拿破仑）拥有中国那么多人力的话，他无疑将发动对全世界的征服。”“然而皇帝想象中的中国，一个亚历山大大帝统率的中国，一个拥有哥仑布或拿破仑的中国，就将不是中国了！因为这样一个拥有那些征服者、充满了跨越边界和与世界一比高下的中国，根本就是欧洲各国轮番想象或塑造出来的，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试图尝试这一切。”Tieu准确地将两个文明的本质差异用寥寥几笔勾勒出来：西方文明的征服本质和中华文明的和平本质。所以我不认为中国由于不具征服本性，以自己的世界为中心，就应该为野蛮入侵承担责任。说中国因为自大而挨打，正是接受了征服者的逻辑。这也是我和潘先生的根本差别：他相信并接受了中国人的原罪，我不相信也不接受。接受不接受原罪也是一切的分水岭，是近代以来被放在征服棋盘上的文明难以弥合的巨大伤口，它注定了看见与看不见“那个槛”。不接受原罪与梦想“天朝大国”，是根本扯不到一起的两码事。
遗憾的是，这样的见解，往往只能在西方人或浸透西方文明的人笔下出现（Tieu先生是生在柬埔寨不会讲国语的华裔），因为我们往往以中式良心与西方人将心比心，就如西方人以他们的本能来揣摩中国人一样。不可否认，西方是近现代工业文明的火车头，但它走出地球一角，一路经过战争与灾难，将他文明碾压在地，至今没人能测算损失成本。这个文明充满与生俱来的征服欲。虽然有人对前辈洗劫中国，感到愧疚，但统治精英并无悔意，法国为将犹太人遣送纳粹德国而忏悔、对贩卖黑奴道歉……但何时对火烧圆明园道歉？再说怎么会道歉，如果中国人都觉得挨打是自己不好。在统治阶层的刻意隐瞒下，普通民众甚至不知道法国曾在19世纪野蛮入侵中国，中法之间发生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战争，以及一系列以法国为施害者、中国为受害者的打劫条约。法国《世界报》股东之一、奢侈品集团老板彼埃尔•贝尔热就是在这种普遍无愧的氛围中，将圆明园两个兽首拿出来拍卖，还将这一抢来的赃物与“中国的人权”挂钩。强盗总有打劫的理由！
但正如雨果在他那封谴责火烧圆明园的信中所说，政府可以是强盗，人民永远不是。我从来没有将百姓与操纵他们的统治者混为一谈。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为“西方文明讳”，将西方视中国为征服对象的事实抹去。《向西看的那个槛》被法国一家网站翻译成法语刊登，有意思的是，译者为事先圈定读者的思维而有意偏译，而偏导的方向恰恰与潘文的思路如出一辙：自大、排外、仇视西方。打人的与被打的思想统一到如此程度，打人者如此反应颇合逻辑，被打的人低头认罪他都心有余悸，若抬起头直视他，而且竟敢破解打人的秘密，那还不罪加三等。网民的诠释虽各有不同，却同意“文章所举事例是无可争议的”。有的网友还表示过去“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细节”。细节的篡变，真假掺和，关键是长期接力，大众在这种舆论操纵的技巧中无知无觉。所以在文明另一极的中国人上百年没有发现，不足为奇，在征服者设定的思想轨道上做惯性思维，没有几代人是脱不出的。技能型智慧与思想的独到并无必然联系。
所以举几个美国例子——女儿的历史课、学习太极拳、挂上五星红旗等来证明我说的“不符合事实”，是用对叶子的了解来证明研究森林的人无理。以美国国土之大，华人之众，在某地某时，看不到我说的现象，是可能的。太极拳早已成为一项国际体育运动，各国都有人练，法国也不例外，就像中国学小提琴的人成千上万一样。班上挂五星红旗只是美国人给予接纳的人的一点公平，甚至是礼貌的一部分。这面小旗也毫不阻碍美军炸掉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介绍“南京大屠杀”确有公正的一面，但也不乏推助华裔归化的考量，何况针对的是中美二战的共同敌人日本，这同样遮避不了美日今天的军事同盟，以及针对中国大张旗鼓的联合军事演习！
我佩服西方统治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极擅长让被洗脑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洗！这是一门高等艺术，让人察觉的，就不叫洗脑而叫灌输了。潘先生举了李娜夺得法网女单冠军的例子来反证。如果一个体育项目，西方人占绝对优势，且由正拓展中国市场的国际奢侈品集团赞助经营，偶尔有个冠军让中国人得了，而西方主流媒体不报道，那就不叫洗脑了。但只要看看世乒、世羽冠军是否同样命运，比较报道李娜夺冠的新闻与对中国奥运新闻的恶意操作（我曾写过一文记述在法国观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可看到什么叫舆论操纵。更何况，在关于李娜的报道中有一些微妙“细节”，比如法国媒体在不封夺冠事实的同时，大多掺进了附加主题，说李娜是与政府对抗的人（法国《解放报》报道标题“李娜，一个朴实的反抗者”），她的成功与其母国无关，她根本移民德国。这些“细节”才是“洗脑”的内容，也是西方精英的高明之处。由此一个中学女孩在美国学中国历史，极有可能辨不出这类“细节”。再说快成年的女儿要到美国的课堂上才第一次感觉中国不错，岂不是中华文明的悲哀？
至于以法国之眼涵盖西方，是因为此“西方”不是泛指欧洲、北美及大洋洲的白种基督教国家，也不是七国集团，而是英、法、美三国。自17世纪英国打掉西班牙，英法成为列强瓜分世界的主谋，一战英法联合战败德、俄，二战美英联手制服德、日，法国摇身一变挤进战胜国行列，征服统领权移交美国。数百年来，西方主要就是这三个国家在全球发动军事和文化征服，而在道义上始终未被打败。
臆想“这个民族简直太傻、太劣质了”，是把我没有说过的话套在我头上。感叹中国人善而天真与认定其“劣质”之间的鸿沟，任何不带预设眼光的人都能分辨。于我而言，看见中国人的善也是到了西方有了比较后的领悟，绝非“天朝大国”的先天意识，更不可等同于“目中无人”。当我们津津乐道于西方奢侈品，甚至将其请入国家博物馆时，人家并没有满足“市场经济的魅力”，而是竭尽全力在一切领域、用尽一切手段（从新闻、电影到广告、出版等有形无形的方式）诋毁中国产品。当奥运开幕式李宁点燃火炬时，法国人是这样解说的：中国人推出“李宁牌”与法国的XX牌争夺市场！封杀中国高铁、嫦娥号……非关新闻价值而是利益驱动，是刻意避免为中国制造做免费广告！在以征服为目的的西方上层精英看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偶然，一切都在算计之中！
何以中国人眼睛亮一点，就是对西方的仇视？此种荒谬逻辑为什么总像“卫士”似的冲出来遮挡已经毫无忧患意识的国人之眼，好像我们介绍一头肉食动物时，说老虎可能吃人就是仇视老虎？把中国人任何一点自尊都上纲上线扣上“排外”的罪名，把“开放”作为对中国人的道德要挟，正是落入了征服者设计的思维陷阱。
其实有人愿意呆在“明信片”视野里没什么不好，以“国际主义胸怀”去搭桥也多多益善，只不过若以为2008年后西方舆论对中国略抬贵手，是中方友谊搭桥而非抗争与实力迫对方调整战略方针，真乃“知己”的水平都够不上。
218年前，假如陪同马戛尔尼的中国官员没被英国绅士的温文尔雅和自己两面讨好的心理蒙住双眼，一路细察来客的真实意图，也许中国人就不用等到1840年才发现天敌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