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
《道德经》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惟不争，故无尤。”
老子说：“上善若水”。高级的“善”就象“水”一样，也可以说：上等的善就象水。这是总纲，提出了水代表上等善的这个命题。因此，水就可以作为善的说明，根据水的性质和功能来阐明善的内容。在这个总纲之后，老子接着又提出了两大原则，一是：水善利万物；一是：处众人之所恶。前者是以水的最大功能作为建立这个原则的依据；后者是以水的最显著的性格作为建立这个原则的基础。
现代天体科学家探测别的星球，首先提出的大问题，就是：那个星球有没有水。退而求其次，就是问：是否能证实它过去曾经有过水没有？因为有水，那个星球就有生命，是活的，否则，那个星球就没有生命，是死的。地球不但有水，而且三分之二以上是水，所以地球是活的，不但有万物，而且有人类。《淮南子》说：“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然而大不可极，深不可测。修极于无穷；远沦于无涯。息耗减益，通于不訾。上天则为雨露；下地则为润泽。万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无所私；泽及蛴蛲而不求报。富瞻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费。”这段话，把老子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描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统而言之，就是：水对一切作着默默的重大贡献。简言之，可称为：水的贡献原则。是老子提出的第一大原则。
常言道：“云向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水流就下，《道德经》里说过许多次，这句话还含有其他的重要哲理。但在这里，老子用了不同的字句：“处众人之所恶”“几于道”。几于道的“几”字，是“近”的意思。《庄子．渔父》：“几于不免”。《吕氏春秋．大乐》：“则几于知之矣”。《礼记》：“知乐则几于礼矣”。等等，“几于”都是当“近于”讲。上善若水，善就象水，可以用水来比喻善，也可以用善来比喻水，因为它们都是有形的。而道是无形的，水是有形的，老子用“近于”来统和道与水的关系，用字是很考究的。水的性格往低处流，而这里老子说得更特别，说它往众人所不喜欢的地方流。这个是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就是．与众不同。老子在《道德经》第廿章中，用了很大篇幅来讲“与众不同”。他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若婴儿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漂兮似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这段话很长，简单地可以作这样解释：“大家都兴高彩烈欢庆盛宴，又好象在蜂拥似地踏春游玩，我偏淡漠得象是没事发生的一样，象是未笑的婴儿，若无其事。大家都追求富足有余，我偏象是被遗弃的一样，满不在乎。我有个愚人的心肠吧？是个傻瓜吧？浑浑的。那些俗人（浅薄之人）都是聪明得不得了，我偏糊涂得象睡着了。那些俗人对于利与害，敏锐得明察秋毫，我偏默默无语。好象在广阔无际的海洋，我由它漂荡，永无止境。大家都象精明强干得无比，我偏愚顽似鄙。我就偏要跟大家不一样，只知保守着宝贵的道的根本。”话虽很长，重点只在：“那些熙熙攘攘的‘大众’”和“与众不同的‘我’”。“众人．．．”和“我独．．．”。我与那些俗人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就是我专到他们瞧不起的地方去，我专做他们认为愚顽的事。他们一窝蜂去的地方，我不去，他们一窝蜂赶的时髦，我不赶。他们一窝蜂要抢的东西，我不在乎。他们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机警聪明能干的人，我偏只做他们眼中的傻瓜。他们抢进热门，我偏愿意走进冷门。其实，物以稀为贵，他们那些俗人却懵懂得毫无知觉。统而言之，这就是老子“大智若愚”，“处众人之恶”的另一大原则。也就是：不挤热窝子，水的冷门原则。这是老子提出的第二个大原则。
例如，七年前有些学生和我谈起他们学习和就业的方向，那时候电脑科系最枪手，最热门，大家都趋之若鹜。我问他们为什么对学电脑这科这么感兴趣，他们几乎千篇一律都说是：可以贡献社会。我说：难道学别的科系就不能贡献社会吗？他们无言可对，就说：这是“热门”，将来不愁没有发展。这才是真心话，说到题目上来了。我就拿老子的话来劝告他们，我说：物极必反，物壮则老。等到你们学成毕业的时候，电脑业也可能就变成了人浮于事的“大白象”（美国话white elephant 意为多余的废物，可又舍不得丢掉。有点象中国人讲的“鸡肋”。）有些人听了这话，觉得有理，就转到别的系去了。大半都还是相信“热门”，一个劲去挤。后来那些挤热门的学生都叫苦连天，悔不当初。其实，这些在懂得老子的人都是很浅显，明摆着的事，那些“聪明”人却看不透，正如所罗门王的名言：“聪明人一定会掉在自己的网罗里。”
“上善若水”是个大总纲，以下两个大原则。再以下就是七个分则，是从水的七个功能和特性里演绎出来的，是谓：“七善”。居善地是站好立场岗位象水那样择地而流，心善渊是心思智识象水那样地广大渊博，与善仁是与人交接象水那样地仁慈柔和，言善信是言语诚实象水那样地坚定无伪，政善治是政策政务象水那样的涤除玄览（清明有远见），事善能是办理事务象水那样澎湃汹涌无坚不摧，动善时是行动机敏象水那样潮汛如期。由于水具备这些完善的功能与特性，它根本不必与人争利夺权，天下没有人能比得过它，也没有人能争得过它。因此它不会有过犯遗咎，效果就是完全的、永远的成功。同时也完备了老子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水式管理哲学》。
“居善地”，由于我们是个人，在时、空里必须占据一定的岗位和立场。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来智慧地选择我们自己的正当岗位和立场。如果我们选对了，它的效果就是给予我们成功和荣誉。如果我们的选择错误，就会带来失败，甚至于有灭顶之殃。小自选择居家的房屋，床位，坐位，这些起码的周围环境，都能造成对我们身心极大的影响。中至选择合适的学科和职业，大至对国家民族的忠奸，都不能有一点马虎。居而善于择地，是根据水的贡献原则，在合适的立场和岗位上，比较容易展现出自己的贡献能量。譬如，雨水降在久旱之地，称之为：甘霖。此水之来，是善。然而，如果此雨降在正在洪水泛滥之地，就是雪上加霜，是恶。雨水的本身虽然只是个贡献，但因所降的地位不同，就有受到欢迎，或受到厌恶的区别，随即有了善与恶的区别。雨水降在需要的地方，就是善；降在不需要的地方，就是恶。所以在此，明显可以看出，贡献原则与冷门原则的相通性。也在此可以明显体会，为什么老子要把“居善地”列为“七善”之首。因此，一个人如果居而不能善于择地，则其他的六善都无所附丽。
“心善渊”，应该分两方面来看。一是心胸度量；一是学问知识。心胸度量是看人能不能容物，老子一再强调“江海为百谷王”《道德经66章》，就是：领导者的心胸要象江海一样的能容纳。地位越高，心胸就要越大。有心胸度量才能接纳别人的聪明才干和积极建议，这都是帮助自己成功的要素。所以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相反的鼠肚鸡肠正是描写心胸狭窄，不能容物，也因此成不了大事业。从心理学来看，鼠肚鸡肠的来源：一是眼光如豆。因为不懂辩证法，就看不到事物的两面性和全面性，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一是受到“自我膨胀”的影响，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就产生巨大的排斥性。以上鼠肚鸡肠者的两端都是成功和贡献的致命伤。
学问知识也可分为两个层次来看，一是教科书式的智识，也是一般人所谓的智识。对这种智识，老子并不太放心。第一是因为它不一定“正确”，书本上得来的知识，虽然为某某名人的著作，学说或理论，但不一定就写出了作者的全部真知，同时在节录时可能断章取义，还有用语与诠释上的时代偏差，以及读者吸收能力与他的思想背景都会影响到认知的准确性。第二，即使是一时定为科学的真知，那时的确被认为是金科玉律的，不久就被另一个“真知”所推翻。因此，书是要读的，读书的真正目的，不应该是照搬，而是从读前人的书而得到“启发”，作为自己创作（突然领悟出些什么）的激发点。人类脑筋的运作，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真正弄得清楚。不过人为万物之灵，一切人类的创造发明最先都是脑筋里的一个“突发”“构想”，然后逐步成为现实。要为人类贡献，注意激发脑筋的新构想比背死书重要。第三，由于人的的动机和目的，对现有智识的运用，可能会发生扭曲。老子称其为：大伪或智巧。越有知识的人，可能诈伪的技巧越高，令人越不容易参透，以致吃亏上当。这样为少数人的私利而破坏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造成祸患，就严重地违反了贡献原则。人的智识真伪，其动机与目的，还得依据“三宝”里，“慈”基点来作衡量和评价。
学问智识的另一个层次，是“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大学问大智识。“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圣人之任天下，怵怵。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49》。意思是：领导者撇下自己的成见，以人民的需要和意见为意见。对于人民好的（正面的）意见，我（圣人）接纳；不好的（反对的）意见，我也重视，因此我就得到了（全面的）好意见。对于人民值得信任的意见，我接纳；不值得信任的意见，我也重视，我就得到了真实全面的好的意见。圣人对于管理天下的一切事务，兢兢业业。为了天下的利益，不自己乱出主意。人民各用耳目心思关切自己的事务（人们的眼睛雪亮），（无论他们的意见是什么）圣人象对自己对孩子一样的宝爱关怀。
领导者以人民的意见为意见，这是民主的总纲。如果单单只有“以百姓之心为心”这句话，就显得很空洞。政客们说话向来都是以“空洞”为不二法门，要叫人不容易抓住他的辫子。由于它没有实际的内容，说话就不过是喊口号，说得越漂亮越糟，都是美丽的谎言。老子要是也喊喊口号，不过成为哗众取宠的政客而已。值得赞扬的是他下面的几句话，就是：他用辩证的方法，把“百姓之心（人民的意见）”一分为二。根据辩证法的原理，任何时候人民有一个正面的意见，同时就马上会有“反对意见”存在，这是必然律，不为人力所能更改的。假设正、反意见各占一半，领导采纳正面的意见，说它是个好意见，因而付诸实行。那么他就是“以百分之五十的百姓之心为心”，算不上，全民的领导，他不过是“一派的领袖”罢了，怎么能说：他是真的以百姓之心为心呢？现在西方自诩的民主制度，就是这种偏颇的半半民主主义，因为他绝对不可能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意见。譬如，西方现代的民主制度，首先把人民分成两个大党（即使还有其他党派，都还是要附从于两个大党之一，结果还是只有正、反两个大党。）选出来的“总统”只代表两党之中的一党，因为他本是那一个党的首领。他充其量不过只代表了全国一半人民的意见（实际上他可能只是很少数人的代表）。分成两大党是合乎辩证原理的，但是他们这两大党却永远分裂对立。因此并不能真正为全民造福，没有一个是能代表全民的利益和意见的。老子的民主，那个“圣人”是“超党派”的，他同时照顾和代表正、反两派的利益和意见。他就是：正、反、合下面的那个“合”。因此老子的民主才是真正民主的“全民民主”。这是西方民主制度所望尘莫及的先进、更优越的民主制度。《道德经49章》的意义很重大，内容极丰富，是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奇葩，不可等闲视之！
“与善仁”的“仁”字，过去很多学者认为，不合老子原意，应该改做天字或人字，因为老子曾说：“大道废，有仁义。”《18》。“绝仁弃义，民复孝慈。”《19》。老子把仁义常常和诈伪联系在一起。其实老子主张“慈”，“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67》。所以把仁当慈字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以“慈爱”的原理来待人接物，是最智慧的方法。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仇寇。”《孟子．离娄下》。这话讲得十分梗直，而中外古今历史却处处证实了他的话。西谚有谓：上天要毁灭一个人，必先叫他疯狂。所谓疯狂，就是残暴不仁。老子所说：上天要护卫一个人，必先叫他仁慈。两句话好象说到一块儿去了。
“言善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这是孔子的名言。不知其可，就是不得了，要有多严重就有多严重。最简单的说法，无信就是：说了不算！信用是一切政治、社会、经济的根本。就拿银行来说，一旦挤兑，不管你是多了不起的银行，也会受不了。银行如此，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它们都仅仅悬吊在“信”的一根细丝上。老子说：“信不足，有不信。由其贵言”《17》意思就是：领导者为自己创造了失信的条件，所以遭致人民的不信任。因此要慎重于“言”。“轻诺必寡信”《63》，“美言不信，信言不美。”《81》。领导者的“言”有两种，一是发表的言论，包括对人民的允诺；一是他所发出的命令。记得在不久前，美国的一位总统，在竞选时拍了胸脯，说：你们选我，我绝不加税，看我的嘴唇皮（read my lips）--我以我的人格信誉为担保。后来他加了人民的税，人家问他，你不是保证过不加税的吗？他说：现在，你们看我的屁股吧（read my hip）。当时这个“嘴唇”与“屁股”不分家，成了大笑话，于是美国经济自此一蹶不振。他也不得连任，羞愧的了不得。领导者为自己创造的失信条件，莫若“轻诺寡信”。其次是：“朝令而夕改”和“三令五申”。出尔反尔，说了不算，“百姓皆注其耳目”，是绝对糊弄不了的。一令一申，下面都不理，三令五申就更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就算十令百申也不中用了。“一令逆而百令失”“令不行则政不立”《黄石公三略兵法》。“持竿立信”是商鞅富强棋局的最先着。曾子要大家每天，在一天之内，必须三次自己省问自己：“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政善治”，以正治国，以奇用兵。《57》。以正治国，老子有几个简单易行，又有立竿见影效果的建议。第一是：廉洁。贪污是象盗贼一样无孔不入，暗中偷袭的。不论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国家，什么团体，贪污是绝对要不得的致死的毒品。老子在讨论“强盗社会”时，列出了七个症状《53》，贪污腐败被列为第一个。因为一贪污，就必定腐败，一腐败，就必定无能。为政者的第一个使命就是祛除贪污，必须雷厉风行，也是一天要扫除三次的。绝对不能手软，讲情面，一定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否则贪污是祛除不掉的。不能祛除贪污，别的什么都谈不上了。只要贪污能够肃清，在百姓面前就有了信用，得到尊敬，百政自然迎刃而解，人和政通，顺利成功了。第二是：高瞻远瞩，一切都要走在人家头里。在一切事情未发生之前，已经看到了，并且处理掉了。不能等到事情发生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再来研究，再来想方设法去补救。老子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64》这就是：预防。美国也有句俗语：“一个盎司的预防胜过一镑的治疗”。以上就是：“涤除（清除污秽）玄览（高瞻远瞩）”《10》。第三是：气势。“营（身体）魄（魂魄）抱一”《10》。国要有国魂，企业也要有企业精神，也这就是：使命。人若没有了使命感，就会颓废自丧。领导者必须是使命的创造者，气是领导打出来的。一个团体若是没有了中心思想，就不能有生存的目的，就丧失了气势，整个团体就可能变成麻木不仁，很多人都会因此沉沦。是谓：哀莫大于心死。
“事善能”，善者，果而已《30》。什么是善，就是必须拿出成果来。换句话说，有成果就是善。因此，希望办事要有效率。若要办事必能成功，也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有办事的好环境。老子强调绝对不能容忍贪污腐败，就是要给办事人一个好的办事环境。自古以来，有办事能力的人们，多半是有些个硬脾气，不肖于贿赂钻狗洞讲人事，或是根本没有条件去贿赂。因此埋没了许多英雄的才能。而那些有条件，有本领去贿赂，钻狗洞的人们，又刚好没有办事的真实能力。于是，所谓成果都不过是：瞒上欺下的假、大、空，都是泡沫。第二，必须有办事的技巧。老子强调：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天下的难事必作于易；天下的大事必作于细。《62》。违反了这个原理，事情就很难办得成。第三，必须按部就班，不能急躁。企者不立（踮起脚来站，就站不稳），跨者不行（两步当作一步走，就走不远。）《24》。欲速则反而不达。凡事预先慎密的计划好，临事而惧，好谋以成。不然，事情即使侥幸暂时办成了，也必然后患无穷。
“动善时”，就是把握时机。黄石公劝勉张良的话，首重；“待时”。他说：时至，则可为帝王师；时不至，则没身而已。《素书》。老子劝勉孔子，也要他“待时”。君子得其时，则驾（进）；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退而等待）。《史记．老子列传》。这都是：时势造英雄的说法。不过也有人提倡：英雄造时势。譬如，史家称赞张仪，说他是：大丈夫一怒而天下惧，一息而天下安。历史里也有不少人，自命不凡，要做造时势的英雄，搅乱了一番，一事无成，落得个身首两端。黄石公在圯上，折腾了张良一廿天，就是要磨他的性子，然后传授他学问。如果张良一被折腾，就翻了脸，就证实他不是干大事的材料。历史里，也就没有了张良这个名字了。火燎毛子，大少爷脾气，颐指气使，即使有大好时机给他，也成不了功。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磨他的性子。所谓待时，这个“磨”字就是重点。就是自己要把自己装备好，等着，甘罗发早，子牙迟，大好时机迟早一定会来到，毛躁不得。古人有一联：正身以待时；守己而律物。与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水的一个总纲，两个原则，七个分则。在七个分则里，一分地利，一分天时，三分做人，两分做事。就是保证人的成功之道。老子说：“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罪以免耶？故为天下贵。”《62》。就是说：天子即位，大臣就职，虽然举行拱璧在先，驷马随后的隆重仪式，不如只把“此道”作为礼物进献给他们比较实惠。自古以来，为什么对“此道”重视呢？岂不是说：利用它，要求的必能获得，罪过就能免除吗？所以，它能取得天下有识人们的宝贵啊！
我
笛卡儿（Rene Descartes 1596-1650）是个划时代的《怀疑论》的倡导者，由于对凡事保持怀疑态度，是真是假就必须经过详细的求证，他就不断的思索。因此产生了一个代表性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由于我能不断的思索，所以证明了“我”的存在。我的思索等于我的存在。
老子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道德经13章》。老子在这里说，一切宠辱、得失、福祉、祸患，都是因为有这个身体的存在。如果一旦“我”没有了这个身体，那一切都与我不相干了。如果套笛卡儿的话来说，就是：“我有身，故我在。”我的身体等于我的存在。那么“身体”是什么？明显地，老子的“身体”不只限于“思索”。
巴利文《弥兰王问经》与《那比丘经》说：“那先问王言，名车何所为车者，轴为车耶？王言：轴不为车。那先言：辋为车耶？王言：辋不为车。那先言：辐为车耶？王言：辐不为车。．．．．那先言：合聚是诸材木，著一面宁为车耶？王言：合聚是诸材木，著一面不为车也。那先言：假令不合聚是诸材木，宁为车耶？王言：不合聚是诸材木，不为车。那先言：音声为车耶？王言：音声不为车。那先言：何所为车耶？王便默然不语。”这段话很是罗唆。这个那先问来问去，总是把车的一部分当做车的全部来问。问到弥兰王烦死了，看他执迷不悟，就默然不语。接下去“那先言：佛说之‘如合聚是诸材木用’为车。（车子是合聚一切用为车子的材料，如辕、辋、轮、轭、辐．．．．合在一起的总称。）人亦如是。合聚：头、面、耳、鼻、口、颈、项、肩、骨肉、手足、肝、腑、心、脾、肾、肠、胃、颜色、声响、喘息、苦乐、善恶，合聚名为人。王言：善哉！善哉！”这段话用来描写老子的“身”，恐怕是最近似的了。因此，老子的“我”，即是：我的诸肢百节，经络腑脏，思想意志，情觉欲望一切的总合，包括了宠辱、得失、祸福。也明显地包括了笛卡儿的“我思”。由于老子重视“我思”，同时重视“我思”以外的身体其他各个组成部分与功能，所以对于“我”的认识和处理的方法，比笛卡儿的层面就深广得多了。如果按照佛教《那比丘经》的逻辑来说，“车”是诸材木的合聚，光是一个“辕”，就不能称为“车”，这是“一不能概全”颠扑不破的逻辑原理。“我”不只是“思”，以“思”作“我”，就犯了“以一概全”的毛病。
“我”既然包括了身体诸肢百节和腑脏的各种机能，首先保持身体健康，以达到长生久视，是老子哲学里的一个重要部分。可惜笛卡儿哲学里付诸缺如，所以他活到五十出头就死了。老子讲究“长生久视”“专气致柔”，但这并不就是老子。只不过是那些“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庄子．刻意篇》的“导引之士”所嗜好的东西罢了。“吐故纳新”和“熊经鸟伸”的确是“专气致柔”（保持细胞新陈代谢，和诸肢百节柔软和谐。）不二法门的好方法。代表一个人的存在，身体是首要。譬如，一首最美妙音乐是从一个钢琴里弹奏出来的，如果这架钢琴烂掉了，还能弹奏出什么来呢？人的身体如果早早的就不存在了，他还能发挥出什么能力来呢？颜回，有闻一知十的本领，聪明倜傥，领袖群伦，可是早早就死了，所谓：壮志未酬身先死，是人生的最大遗憾。但这长生久视并不是老子“我”的全部。“我”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之上，“我”不仅应该长生久视，也然应该是一个出类拔萃，有抱负，有贡献的“我”。要“我”做一个有成就的“我”，老子的教导是在众家哲学中出类拔萃的。根据老子的教导，不仅当“我”还存在的时候，是成功的，即使到了那天，“我”必须离开这个世界，“我”已经不再存在了，而“我”的成功却还能继续存在，这就是“死而不亡者寿”《33》。古语说：“人存政存，人亡政息。”算是成功的榜样，从老子的话看来，那就还是不够理想的了。
首先，我们来看看老子的“我”的来源。投胎转世是印度的特产，人的今生存在，是前生一切作为的总结果。无论你是谁，也无能改变现状。假如一个人翻然悔悟，今生的努力行善，也只不过是为来生累积善因罢了，是谓：三世因果。这个“回轮转世”之说，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构造，它既无法科学地被证明为是，也不能被证明为非。譬如，我说我是由我的前生某某转世投胎而来，无论你是谁，也无法妥当的证实我真的是那么一回事，或真的不是那么一回事。不过，我只要保持此说，我今生的一切失误，责任就推到前生的身上了。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前生造因，今生结果，这个因果之间也并不是有着完全直接的联系的，中间还有一个转接机构，就是阴曹地府，阎罗王是那里的领导，手握安排指令投胎转世的大权。从蒲松龄笔下的《聊斋志异》里的描写看，他不止一次地陈说，阴曹地府里从阎罗王到小鬼卒都明目张胆的货赂公行，贪污腐败得比阳间还厉害，没有钱就寸步难行。寻常百姓在阴曹地府里关系不够，钱财使得不足，就不能得到最起码的公平待遇，也根本没有可能投生“善地”。这种“冤屈”是冤沉海底，永远无处可诉的。与蒲松龄异曲同工的另一则故事，是：某甲与某乙是同乡，同学又同僚，薰莸相投。某甲死后，不知道用了什么关系，搞到了阎王的位置。某乙死后，去拜谒老朋友，送了非常重大的一笔厚礼。阎王在森罗殿上对老朋友很客气和优待，准他提出要求和条件，自由选择想投胎到哪里去。某乙慢条斯理，念出了七言四句，他要：“一妻一妾妻妾美，百担高田自来水；儿中状元父尚书，百年死后居仙位。”阎王听罢，立刻下位来，说：“我的这个位子就让给你去坐罢。世间若有这么好的去处，我自己去了。”回轮转世的理论归理论，事实上执行起来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再就理论言理论，有人辩护说，投胎转世之说有“劝善”和“吓阻”的作用在。可是为什么在投胎前一定要喝一碗“迷魂汤”，今生把前生的一切记忆都全部从硬盘里删除掉了。既然记忆资料完全不复存在，还怎么可能有“劝善”与“吓阻”的实际效能？这些荒诞不经的说法，恐怕孔子要是听到了，连胡子都要气直了，必定斥为：怪力乱神！遍寻老子《道德经》，找不到“轮回转世”的蛛丝马迹。因此，“我”的一切，都由这个“我”负担一切责任，无法推委。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都是我这个存在造的因，结的果，我是无法推前托后的。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必要面对的问题，没有逃避的余地。老子是一位堂堂正正的哲学家，是不会涉及荒诞不经的。
其次，与“我”俱来的，有一个东西叫：“自我”（ego或egoism=自我膨胀, egoistic或egotistic=膨胀自我的发作）。美国许多企业的人事部门都异常关心职员的“翳沟”（姑且把它音译，叫做翳沟，翳是盲目，沟是沟壑，都是自我膨胀者的症状。）问题。人事部门招考新进人员时，经过诸般考选之外，还有一道关卡，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就是让他们手抄一段书。然后根据《书法剖析学》来分析此人的“翳沟”程度（中国古代也盛行“书如其人”的观点）。譬如此人书写 g 字，底下的弯勾写得特别大，拉得特别低，或是写的 t 字上面写得很高，特别突出，一横写得特别粗长，都是代表此人的“翳沟”特大（这个很容易作弊蒙混过去）。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翳沟特大的人，他特别自骄自傲，绝对容不了人，嫉妒心也就特别强，遇事往往不择手段。无论他的知识有多高，能力有多大，自制力有多强，迟早碰在适当的机会来临时，他的膨胀的自我就必定会爆发。这样的人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很可能把一手创造出来的东西，不惜摧毁。也很可能是一颗团体里的“定时炸弹”。因此，企业里得不用这样的人，就不录用他。假如逼不得已非要任用他不可的话，只能作为阶段性的任用，同时也必须把他放在“副职”的地位，绝不能让他大权独揽。“翳沟”大的人，单打独斗时，可能会有一时的成功，而遇到一定要他发挥团队精神或非与他人合作不可时，他就会变成发展的障碍。“自我”是人生成功、失败、痛苦、快乐，宠、辱、得、失、福祉、祸患的关键。老子把这个“关键”，分别列为四个基点：自见、自是、自伐和自矜，并且反复地强调。《22》《24》《30》。
老子在第廿二章里，先用反面的说法，他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在第廿四章中，他说：“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于道也，曰：余食赘行（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也。”在第卅章中，他说：“．．．果而勿矜，果而勿伐。”“自见”的“见”字，历来有两种解释。一是照字面“看”的意思讲；一是以“见”与“现”通，当“表现”讲。前者是：“只看见自己所要看见的东西”，挂一漏万，根本就等于没有看见，所以说不明。后者是：好自我表现（用意只在表演），所以造成是非不明。“自是”是自以为是，刚愎自用，顽固不化，颠倒黑白，以致判断不清（不彰）。“自伐”是自我夸张，炫耀己功，使人厌烦，反而没有了功劳。“自矜”是自骄自傲，自高自大，所以不长。“不长”也有两种解释，一是：不能长久；一是不能为长，就是不配做长官，做领导。老子把这四个“自”，比做人家吃剩下来的食物（余食）和身子上长的赘瘤（赘形）一样的丑陋和令人厌恶。犯这种毛病的人，好象“企者不立”和“跨者不行”一样。“企”是踮起脚跟站着。《汉书．高帝纪。颜注：“企，谓举足而竦身。”字林：“企，举踵也。”踮起脚跟来站立，是站不住的。“跨”，说文：“跨，渡也。”段玉裁曰：“大其两股间，以有所越也。”就是跨大步子走，两步当做一步走，要快反而快不了，是走不远的。总之，自我膨胀，翳沟越大越糟糕，不会有好结果的。中外古今，历史上因此失败的人，不胜枚举。
太史公在《史记．老子列传》中说：“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这就是：著名的《犹龙之叹》！
以上这段话也是一幅极其美好的图画。试想：一位年青有为的孔子，抱负着振兴国家壮志，千里迢迢到老子那里去，要请教老子怎样能恢复周朝初年的“礼制”。他以为如果能恢复当初的礼制，就能回复到当初的盛世。老子却告诉他，周礼制度的崩坏是合理的时代演进的结果。连那些创建礼制的人们都早已过去了。只留下了几句过时的空谈，是当不了真的。时代是进步的，复礼的事再提并无意义。这是第一点建议。他接着劝告孔子，要注意一个“时机”的问题，得时，时机合适，就应该进（则驾），去为国家出力报效。不得其时，时机不合适，就应该退后等待（则蓬累而行）。这是第二点建议。他劝告孔子一定要把膨胀着的自我，祛除掉，因为那是对他的前途非常不利的阻碍。他分四点，指出了要命的翳沟：骄气、多欲、态色和淫志，这四点都是翳沟的症状。这是第三点建议。三点都表示了老子的诚恳，直率，慈爱和关怀。而孔子也虚心的接受了他的指教。因为他并没有生气了出来，骂老子倚老卖老，你是个什么东西，竟敢批评我！而他出来对弟子们说，老子是乘风云上天的龙。这一老一少的会面，彼此真情的流露，多么完美，多么令人感动啊！后来孔子戒绝了老子指责他的那四点：“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他把老子对他的指责，不但闻过能改，而且认真消化过了，所以才能用自己的话再说出来。这不是非常感动人的一幅图画吗？！这也证明了孔子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孔子的确稿过“复礼运动”，不过听了老子的劝告，他就不再提这件事了。如果一口咬定，认为孔子的一辈子都是在搞复礼运动的，那就不公平了。孟子送过一顶“高帽子”给孔子，称他做：“圣之时者也”，“集大成者”。“圣之时者”，孟子的解释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所以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是“集大成者”《孟子．万章下》。不读《史记》就不知何以孔子是个圣人里面的“时”者，读了《史记》就能恍然大悟，一目了然了。孔子去见老子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去以前是一个粗糙的孔丘，听了老子的教诲后，就脱胎换骨，脱掉了旧人，换上了新人，是个崭新的，可做万世师表的孔夫子了。这个场面真是伟大得难以形容！
社会是个人的积聚，因而有人称其为大我。既是“大我”，它的反面，就必定可能会有“大翳沟”的存在。老子给社会大翳沟的诊断共有七点：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资财有余。但凡社会犯了这七点毛病，老子叫他做：盗夸。“夸”《说文》作大字讲。就是盗大，也就是充满大盗的强盗社会。他感叹的说：非道也哉！《53》。
“朝甚除”，“除”字有两讲，一是照《说文》当殿陛讲。引申为大造豪华宫殿楼台和园子。一是把“除”字，借用为涂。如马叙伦的说法，涂就是污秽。引申为，朝廷行政污秽，就是贪污腐败。大造豪华宫殿楼台园子就是腐败，也必须贪污，此说比较具体。（好象现代到处建造豪华高楼大厦。）“田甚芜”是农田荒芜，引申为农业破产。因中国向来以农立国，农业破产是个不得了的大事。“仓甚虚”是储藏虚空，引申为没有储蓄，债台高筑（好象现代的国债，亏空。美国人叫它做National Deficit，也是不得了的事。）。“服文采”是服饰鲜艳。（好象是现代的穿名牌，或泊来品的高档名牌。）“带利剑”也是装饰品，以利剑来高抬自己身份，表示自己重要。带着“利剑”不象真是用来杀人的，更不是去杀外国敌人的，无非以此炫耀自己罢了。（好象现代人当街或大庭广众之前“打手机”，无非是个炫耀心理。）有了“鲜衣”之后，“怒马”是必要的，如此才能招摇过市。（好象现代的．“奔驰”“凌志”．．）“厌饮食”是大吃大喝。大吃，必定要大喝，常言道：酒是色媒人。喝了酒，必定要大搞色情，于是娼妓泛滥横行。“财货有余”是向“钱”看，赚多少也还是不足。钻窟窿打洞，无所不用其极，由此贪污腐败是不召自来的副产品，谁也挡不了，于是礼义全无，廉耻扫地。老子称这样的社会是强盗社会。管子的名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真是非道也哉！
宋徽宗赵佶和他的王朝是个绝好的例子。赵佶因为哲宗崩后无嗣，在诸王中被选来继位的。在选拔的时候，章敦（右去反文，左加竖心旁）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可向太后喜欢他，说他“仁孝”，（他长得好看，又象贾宝玉那样在女人面前会低声下气。）众臣附和，于是赵佶就当上了皇帝。开始时，他表现得还不错，可渐渐的把他那轻佻的劲儿就放出来了。他正式得宠的老婆之中，就有郑皇后，王贵妃，乔贵妃，大小两个刘贵妃，以下还有个韦妃。其他宫娥才女，不计其数。还有一个美男子王黻是他的男宠，这还不够，他还不时微服出游，从而得以结识妓女李师师。由于她是妓女，不便召进宫来，就筑成夹壁地道，与李师师往来，两个打得难解难分。他时常喝酒喝到昏迷不醒，不能上朝。北方的重要城镇，哪个是在敌人的手中，哪个还是属于中国的都弄不清（美国俗话，叫做：脑子长在裤裆里。）。他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楼台，还要造个大园子。史家所谓：“花石纲”，就是凡民间有什么好看的石头，一草一木，稀奇玩物，他都要。下面如狼似虎的公差就到人家家里，譬如发现了一块石头，就在上面贴上一个黄色封条，上写“贡品”二字。人家就得要小心维护，坏了脏了都要赔。到期来取时，“贡品”要打直线出去，不许转弯抹角，以示恭敬。就把人家房子拆了，搬贡品出去。有鉴于此，有些人家把家里好玩一点的东西，预先毁掉，怕他们来封做贡品。这事如有人通风报信，官吏就来要他折价赔偿。估价之高，鬻妻卖子都不够赔。此外，苛捐杂税，无限无尽的盘剥，终于把一个“万寿山”造了起来，带着老婆们玩耍，还美其名曰：与民同乐。官逼民反，大宗的有宋江起义，方蜡起义等。北方有辽，有金，虎视眈眈。蔡京和童贯，两人一搭一挡，通统作弊，货赂公行。嘴里大叫要振兴国家，收复失地，实际上节节败退，不断的割地赔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譬如上头要加一元钱的税，等一层一层辗转到了实际纳税的人民头上，就变了十元。在徽宗皇帝驾下，中国社会是个十足十分的强盗社会。中国有两本名著都是以徽宗时代为背景写的，一是《水浒传》；一是《金瓶梅》。对那个贪污腐败，暗无天日的社会都有详细的描述。
赵佶“笃信”道教，要道录院册封他做：“教主道君皇帝”。先由蔡京想蒙混皇帝，他好独断横行，荐来一个道士，叫：王老志。哪知这位王道士总是用老子的言语，劝勉赵佶要清心寡欲，蔡京要急流勇退。王道士并警告他们：不久将有大难发生。可惜他们一概听不进去，于是王道士上章告退。疏数上而不允，他就“生病”了。最后赵佶答应他归林。他就霍然起床，健步如飞，回到濮州，倒下就“死了”。赵佶赐金赙葬，追封为正议大夫。蔡京另荐一个王仔昔。赵佶如获至宝，让他住在皇宫内院里。宝贝供奉得了不得。于是群臣上章攻击，说他是“匪类”。王仔昔也不争辩，离开了。有诏寻求天下有道之士，方士徐知常（道录院的官员，蔡京就是由他举荐的。）荐林灵素入朝。林道士先是佛门弟子，后来弃佛从道。为人机敏恢谐。因为天气特别干燥炎热，赵佶忍受不住，林道士为他披发仗剑求雨，大雨下了三刻时分，解了暑气。那雨只下在宫中，别处却不见一滴水。因赐号：通真灵达先生，自此称先生而不名。林道士观察赵佶的程度，只能和他讲些神仙故事之类的东西，也只有这类东西他才感兴趣。。赵佶无子，林道士属下道士刘混康帮他施药，一连生下好几个子女。种种灵异，使赵佶信念益坚，林道士遂大展身手：立道学，建制度，编道史，出版《政和万寿道藏》，并在全国建造许多道观，于是中华的国教《道教》大行，在广大人民群众里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林道士在使命完成之后归林，走了。最后那个刘知常说自己练成了一个“大法轮”，叫：神霄宝轮。放了上去，在汴梁上空旋转。法轮一转了起来，小则延年益寿，大则可以保皇护国，金兵打不进来。还有一个外来的骗子郭京说：练成了六丁六甲，可以抵御金兵。赵佶一概供养敬重。总之，徽宗迷信，什么神仙故事的传说，什么法轮延年益寿，保皇护国，什么六丁六甲。都是层次很低档，很愚昧一类的东西。完全与老子的哲学无关，他的思想行为与老子的道，完全背道而驰。卒至亡国，自身被掳。不过他至死都是道装打扮，大概是在忏悔吧（之前他的确下过惭悔的罪己之诏）。如果他能够达到那个程度，能听得懂老子的话，整个中国的历史都要改写了。唉！
人人都有一个身体，就免不了有七情六欲。一方面要使它们发挥良好作用，以缔造美好、幸福的人生。另一方面，又要它们不过于膨胀，要能不被那七情六欲拖下不能自拔的泥沼。“碌碌之玉”呢？还是“落落之石”《39》呢？要想在两者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自知而不自现；自爱而不自贵。”《72》。真是难能可贵，不容易啊！
完全成功的八字诀
人生在世，不是成功，就是失败。中国人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能对人言无二三。西方人也常埋怨着说：上帝是个骗子，他巧妙的制作了一个飘渺的信仰，要人疲于奔命，又吝啬得连一点虚空的安慰都不肯给人。因此诗人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这样无奈的吟咏。这个世界里有太多的迷团，都不是我们平常所能看到的层面里的东西。当人们正在无边苦海里浮沉的时候，老子撒下了八根“救命草”，让我们顿时有了凭藉。就是：智、明、有力、强、富、有志、久、寿八字诀。
老子在《道德经》第卅三章里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一般父母师长会教导我们说：你一定要有智慧，或必须做个有智慧的人。以下就没有了下文，那句话就成了口号性的格言，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智慧，或怎样才能有智慧。老子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从来不提一个空洞的口号，教人去瞎摸索。他无论提出什么命题，总给人一个方法。甚至先给了方法，才提出要求。绝不象人家，出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难题给别人，叫他去疲于奔命，自己又高在云端，好象很神秘，很了不起似的袖手旁观。譬如，你必须有智慧是一个命题，也是一个要求，更是一个难题，可是如何才是智慧，怎样才能有智慧，他却早已先告诉人们说：知人。知人就是智慧，能知人才能有智慧。这是读老子书，能令人心旷神怡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地方。他既不以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模糊地强加予人；他又不卖关子。
1．知人者智。
有了“知人”的这条线索，就容易寻索了。人是最不容易知的东西，所以孔子说：“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庄子．裂御寇》）。很早以前，姜太公就说过：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有的外貌似愚钝而心思睿智，有的外表似严正而其实不肖，有的形似温良而心底卑猥，有的貌似恭敬而心怀叵测．．．。复杂纷搅是人的世界，而没有人却又没有了世界。因此，人为人出了一道永远无尽的难题：上自国家政府，用对了人，就能富强致治，用错了人就会贫弱丧败。下至个人交游，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个人的存亡成败也完全与知遇密切相关。太公有“知人八法”，内容大致包括在孔子的“九徵”之中。所谓“九徵”是：一．远使之而观其忠，二．近使之而观其敬，三．烦使之而观其能，四．卒然问焉而观其知，五．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六．委之以财而观其仁，七．告之以危而观其节，八．醉之以酒而观其侧，九．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他说：“九徵至，不肖人，可得（抓到）矣！”（《庄子．裂御寇》）。一言以蔽之，就是用各种方法来测验一个人。譬如曹操使关公与刘备的妻子同住一个房间，就是杂之以处而观其色。关公在门外站了一夜，通过了这项测验，以此曹操尊敬关公。历代有人讲究观察，考验人的，不外都是用此类的方法。话虽是这样讲，而事实上用尽了这些办法，也并不真正能够侦察出一个人的真伪来，譬如，要离行刺手能捉飞鸟，力能擒兕虎的公子庆忌。要离自断右臂，让吴王阖闾杀了自己妻儿，才假意去投靠庆忌，再经过了庆忌的反复九徵考验，一一通过，终于得到信任，而达到了刺杀庆忌的目的。可见通过“九徵”的测验，也未必一定能靠得住。换句话说，只一味讲究怎么去观察和认知世界上的人，即使用尽了一切可行的方法，也不见得就能得到真实的效果。很可能是自己在欺骗自己，以为已经掌握住了别人，却让自己更容易上当罢了？
西方企业里用人，常常参考“星座”。这和中国的生肖差不多一样的无稽，所不同的是：生肖十二年一转，星座是十二个月一转。我却经历过这样一件事，百事可乐的女主人翁Ellen Campodonico夫人，在我们闲谈中，常常说：双鱼座的人不能用。有一次我用了一个双鱼座的人，她知道了还特别来关照我一定要小心，最好把他炒了。不久这个人出了个大纰漏，所幸防范得早，损失不太大。这很可能只是个个案，并不能以一概全。不然，以“星座”来认人，似乎有点太简易了吧？而且凡是不幸生为双鱼座的人，岂不都遭了殃。逼到后来，不是他坏也是他坏了。其实，人的忠奸善恶，很难有一定绝对客观的标准。譬如韩非子曾比喻，一个人不见了铁釜，心疑是邻居家孩子偷的。于是越看那孩子，越认定是他偷的。后来铁釜找到了，就越看那个孩子越不象小偷了（列子里也有这个故事）。他又以卫灵公来作比，卫灵公宠爱弥子瑕，弥子瑕有一次吃着一个桃子，觉得很甜，舍不得吃完，就把剩下的桃子给卫灵公吃。卫灵公就到处对人夸耀，说：你们看他多好，多么爱我，连个好桃子都舍不得自己吃完。弥子瑕的母亲得了急病，他急着看母亲，就顾不得卫灵公的同意，驾着卫灵公的车子走了。卫灵公说：你看，私驾君主的车子，是犯重辟的，他都顾不得了，他多孝顺啊。后来卫灵公不爱弥子瑕了，掉过头来说他欺君妄上，于是分桃、驾御两罪俱发，把他斩了。如此说来，所谓“知人”，主观心理占很主要的成分。而一个人的表现，与他背后的客观环境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个人的行为，很可能是在哪个特定时空，条件，环境，情况下，他有不得已非这么做的苦衷。因此，“知人”是不可以专从平面或表象上去认知，而须要从包容，体谅，更深一层的理解去关怀。所以老子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故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道德经27章》）。就是说：圣人时常怀着帮助他人的心，因而世上就不会有无用之人；有爱惜物的心，就不会有无用之物。善人是不善人的表率；不善人是善人的资材（不善人是使善人成为善人的条件，没有不善人就不会衬出善人。）。如果不知道尊重表率，不爱惜资财，即使被称为智者，也还是个大糊涂。由此可知，要完成老子的“知人”的这一个命题，一定要引出下面的“自知”才行。因为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完人，知人，并不是拿着显微镜去审察人家就能达成任务的，而“知人者”才是关键。
2．自知者明。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论是微妙玄通，还是明白四达，说的就只是“人之情，事之理。”简单的说，就是：通情达理。世上的一切，合理的才能存在，而合理就必须合情。只有通情达理之人，才能衡量出别人是否通情达理。列子有一个故事说：秦国姓逢的人有个儿子，小时候很聪明，长大了之后突然得了“迷惘”的病症。听到歌声以为是哭声，见黑以为白，闻香以为臭，尝甘以为苦，把非当成是，天地四方，水火寒暑，无不倒错。有个姓杨的建议说：鲁国有个能人，或许可以治好你儿子的病。于是姓逢的就起程到鲁国去，经过陈国，遇见了老子。他把儿子的病症说给老子听，老子对他说：你怎么知道你的儿子真的得了“迷惘”的病呢？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弄不清是与非，更被利与害所迷惑。只是大家一样，就没有人能觉得出来罢了。再说一个人迷惑，害不到全家。一家迷惑，害不到一乡。一乡迷惑，害不到一国。一国迷惑，害不到全天下。如果全天下都迷惑了，还有谁来说那是病呢？如果天下之人都象你的儿子一样，恐怕那个病的反而就是你自己了。至于哀乐，声色，臭味，是非等等，都是主观性很强的东西，谁能去匡正谁呢？就连我这么说，未必人家不说我是迷惘病的患者呐。何况鲁国的那个能人是最最迷惑于是非，颠倒于利害的人，他怎么能治得了你儿子的病啊？你不如背起你的干粮，快快回家吧！（《列子．周穆王》）。这段故事虽是寓言，不过也很能耐人寻味。
现代研究，人的认知，可分为四等：普通平面的认知，辩证的认知，深度立体的认知和超时空的认知。有些学者主张：对事物的认知，早已脱离了三度空间，现在已能达到十一度空间了。科学已经发展到连自己的界线也不分明了。其实在《庄子．秋水篇》里就早已说得非常清楚了。因此，天下没有绝对的完人，一个人即使在这里是个完人，在那里可能是个罪人。在此时是个完人，在彼时可能是个罪人。在这群人中是个完人，在那群人中可能是个罪人。对事物的认知必须先把时间、空间、立场、条件、环境、背景、角度．．．等等弄清楚之后，才有比较真实的效果。换句话说，只有自己才能知道自己在哪个立场和角度．．．。否则，就是等于盲目的大糊涂。自己若是能先把焦距调整得正确，庶几乎对人、事、物才能有比较正确的认知。同时本身的条件，如果自己是“四自--自见、自是、自矜、自伐。”的带菌者，就完全失去了正确认知别人的能力。人类的行为是根据认知而来的，越是智识程度高的人，越重视行为前的认知。所谓：大丈夫做事，三思而后行。姜太公曾经把人的功能分为八等，他说：一．多言多语，终日言恶，为众所憎，可使要遮闾巷，察奸伺祸。二．早起夜卧，虽剧不悔，此妻子之将也（可以做老婆孩子们的领导）。先语察事，财物平均，此十人之将也。三．垂意肃肃，不避亲戚，此百人之将也。四．嫉贼侵凌，欲整一众，此千人之将也。五．知人饥饱，悉人剧易，此万人之将也。六．近贤近谋，使人知节，此十万人之将也。七．用心无两，行法不枉，此百万人之将也。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内，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意林》）。他的认知累积得越多，他的功能就越大，成功就越大，地位也就越高。
此外，嫉妒是一个无形的杀手，是隐藏的两刃利剑，随时刺入彼此的骨髓之中。
3．胜人者有力。
人有一个身体，生来就有争取生存的本能，因而就必然会宠辱若惊，得之若惊，失之若惊。好得而恶失，要维护所得，避免所失，人天生就有争胜夺利的本能。整个大自然里，充满了弱肉强食，物兢天择，适者生存的普遍现象。在人类的文明社会里，争胜夺利就改换了一种面貌而进行，一般表面上是不容易看到尖牙利爪的。英国的哲学家霍布士（Thomas Hobbes 1588-1675）形容这种现象为：“万人对万人的斗争（War of everyman against everyman）”。这句话也成了代表他的名言，从而导出他的法律哲学，认为法律是解消人间斗争的唯一力量，开了现代“西方法治主义”的先河。然而，事实上法律并不能止争，不过是为斗争开辟了另一个新战场而已。老子早就说过：“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道德经57章》）。从法令滋彰到盗贼多有，这中间的森罗恐怖，黑幕重重，都尽在不言中。万人对万人的斗争，使人活得非常辛苦。譬如，人们只注意到刘邦是个胜了又胜的太祖高皇帝，他在宴会里曾经说：现在才明白当皇帝的快乐。可人们却没有注意到，他坐在深宫哭泣，有了病不肯吃药，只求速死。吕后强逼他吃药，他发狠把药罐子、药碗都打碎了。这就是一个胜利者说不出口，生不如死的辛苦状态。不论时代多文明进步，道德，宗教，主义，以及科技等的名义多堂皇，而人们争胜夺利的原理原则和手段，丝毫没有改变过，同时，将来也不可能改变。正如耶稣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是毒蛇的种类（《马太福音廿三章2-33节）7。不论坟墓的外表粉饰得多美丽，而里面都是人吃人剩下的枯骨，毒蛇的种类就是有毒，是不能改变的。又好比酸苹果树不能结出甜果子来，除非把它砍断，接上甜树的枝子（最新处理办法是改换基因）。人类也是一样，那还未进化得完全的人性里，带着或多或少的兽性，除非人类的生命体系能得到净化和进化了，就是人类须把带着兽性的人性，加以净化，从而进化，成为道性的人性，改造成一个新的人类生命体系，才能自然有良善的行为。整个净化和进化的可能性就在老子的辩证法，老子--这位生命工程的大工程师--通过“争”（正）→“不争”（反）→“无所争”（合）的方法论（详细内容请参阅《争，不争，无所争》一文），换给予人类一个崭新的生命体系。以不争否定了争，又以无所争否定了不争。他在《道德经》里提出了“九个不争”，彻底扬弃了一个以毒蛇为本质的种类和人吃人的社会。新人类的生命体系是象水一样的善利万物，只有贡献，没有争夺。从而，人类的生活才能不是永无止境的辛苦吃力，而是安平乐泰。因为不争比争上算多了，省力多了，良善多了，智慧多了。不争之争的结果是：万人都是胜利者。
要完成“胜人”的这个命题，就必定要引出“自胜”。
4．自胜者强。
自古以来，胜人的手段无非是：饱以老拳，痛揭疮疤，陷井圈套，阴挖墙根，暗中放箭，乱撒野火，笑里藏刀．．．尔诈我虞，你来我往，冤仇世代相传。斗到后来，可能什么都不为了，只斗一口气。即使抱定“我不犯人”的宗旨，说不定突然之间，什么冤家犯到头上来。因此人人都活得非常辛苦。何以这么辛苦，就是因为人性里遗留下了可怕的不纯成分。虽然孔子是一个圣贤，别人也大多那么认为。可老子一见到到他就指出别人见不到的：骄气、多欲、态色和淫志，叫他赶快把这些“成分”净化掉，祛除掉（《史记．老子列传》）。骄气产生嫉妒，就是那无形的杀手。多欲产生贪念，就是那蒙蔽睿智与人性的毒雾。态色制造假冒伪善，就是欺骗狡狯的巧饰。淫志生出膨胀的野心，就是一头吃人的猛兽。由于这些都是深密隐藏在人性的底部，智识程度越高，它们就埋藏得越深。埋藏得越深，爆发起来，威力和杀伤力就越大。伤害了别人不算，自己也受到同样的伤害。一个大圣贤可能就立即变成了大恶魔。因此，老子曾经断然的教人绝对不可对自己姑息，一定要痛下决心来斩断那个虚伪圣贤的假仁假义和巧智狡黠，他断然主张：“绝圣”和“弃智”（《道德经》19章）。这就象是医生治病，在手术室里好象是把张三割了，其实是割掉了张三身体里面的大毒瘤，使张三可以继续健康地活下去。可惜生命体系里的不良成分，不能仰赖于别人，非自己动手不可。一个人如果对于自己的“四自”不能认知，不能痛下决心祛除它们，他整个人生的胜利和成功就完全无望了。
岳飞好饮酒，高宗拊其背说：今国难方殷，卿未可嗜酒。飞遂戒酒，终身不饮。岳飞的自制力如此，断然力行，所以他能大小数百战，攻无不胜，战无不取。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因为人有认知的过程，有的时候，人在迷惘之中，需要别人的“当头棒喝”。老子给孔子的是“当头棒喝”，赵构给岳飞的也是“当头棒喝”。老子警告过：“强梁者不得其死”（《道德经》42章），也是“当头棒喝”。《好了歌》也可以说是对一般人的“当头棒喝”：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红楼梦》第一回）
这是根据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道德经》26章）而发挥的。就是教人不可执着沉溺，要象燕雀一样，超然在物欲之上。
试想一个人如果连手中的一根烟，唇边的一杯酒都胜不过，如此一个弱者却心心连连要与天下人争胜，夺利，岂非是一个自不量力的大糊涂？
5．知足者富。
一个人经过了智、明、有力和强的历程，毕竟已经至少成功了一半。世间衡量一个人的成功，就是根据他的财富。就是苏秦的嫂嫂说的：“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也。”老子没有反对或歧视人家富有，不过根据事理，预先告诉大家：“金玉满堂，莫之能守。”（《道德经》9章）的事实和规则，不要误认“金玉满堂”是可以永远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对它舍命的追求不已。钱财的本身并不是坏事，老子主张人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80章），如果没有钱，这些怎么能办得到。
钱财这个东西却又有它的特性和规则：一．如果你真的非常爱它，想要它，只要你肯辛苦，早晚一定能得到它。二．如果所得的钱财是因为劳苦贡献而来，它是报酬性质的，你就可能有权享受它的好处，否则可能是惩罚的性质。（美国人有调侃语说：人家突然发了财，是上帝的惩罚到了。）三．惩罚性的钱财会同时带来疾病死亡，家反宅乱，口舌官非。四．钱财不论多少，不花则已，一旦花起来，很快就会一去不复返。五．钱财收在箱笼或柜橱里，是箱笼或柜橱的钱财。埋在地下，是地下的钱财，存在银行里，是银行的钱财，只不过名义上是你的。六．即使只是名义上的所有，如果你自己不肯花，却必然会有一个最亲近的人来替你花，花到你象流血一样的疼痛。七．有了钱财，在别的方面的幸福就会被削减，成为鳏寡孤独，无后。八．钱财放着，有虫子蛀，会上锈，还有盗贼来偷。以上是“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的具体内容和法则。俗语说：“人无横财不富”。美国有人对那些中了彩票的人，追踪调查，发现：没有一个有幸福的结果，也没有一个能真正留得住那些横财。
人不嫌钱多。正如《好了歌》中说的：终朝只恨聚无多。而富有的定义也是很相对的。譬如一个小学生，荷包里有了十块钱，心里就很高兴，认为自己很富有了。一个中学生，荷包里有了几百块钱，就觉得自己不错了。一个大学生，要有几千块钱才能满足。再接下去，几万，十万，百万，还会觉得少些。到底多少钱才算富有，世界上没有人能设下过一定的标准。这山还有那山高，钱财也没有止境。因此，追求钱财的也没有止境。即使赚得亿万钱财，并不能抱着睡觉，只不过是个名义而已。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富翁，只有名义上的富翁。有钱佬，其实是：有钱的穷人。因此，老子给富有下了一个定义：知足者富。只要一个人说：够了够了，霎时他就是大富翁，即使他腰里只有十块钱。满足才是富有，不满足永远都是穷人，因为这山看着那山高。
世界上只有一个办法，能使钱财源源不绝而来，就是把你现有的钱财施舍掉，做好事给掉。老子说：“既以与人，己越多。（《道德经》81章）。施比受更为有福。
6．强行者有志。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好比是一个人的求学时代。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好比是就业时期。到了知足者富的阶段，至少已经发展到一个领导的地位了。位尊而多金，这是人的转戾点。这个时候，人就会踌躇满志，开始腐败。就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也都不能例外，遑论其他？此时，老子特别提出警告：要人必须警惕，要本着原来志向，坚持力行。不然一旦松懈，可能前功尽弃，而且贻害无穷。
7．不失其所者久。
不失其所“以”，不失其所“是”，不失其所“本”，不失其所“势”，不失其所“时”，不失其所“有”，不失其所“止”。
“不失”，意思是，不迷失，不放弃。这是上一句“本着原来志向，坚持力行。否则，就会前功尽弃。”的延伸。如果一个人一生的努力不过是个泡沫，功效不能持久，就不如不曾努力还好些。因为眼看着自己的努力的成果化为乌有，这个痛苦是没有法子形容的。
韩非子在其《难势篇》中引《慎子》说：“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这是说：物各有所本，有所是，有所以，才能有其势。就如龙如果没有云，蛇如果没有雾，就会和蚯蚓、蚂蚁一样卑微，不足为奇。这和虎落平阳被犬欺，相呼应。这是韩非子对“不失其所”的理解。
那么，这与“久”有什么关系呢？墨子的解说是：“久”，弥易时也（《经》）。久，古今旦暮（指所有的时间）（《说》）。同时墨子说：“久”，以止也（《经》），就是“用止”才能久。什么是“止”？王凯运注：“止，撑柱也。”久，就是能有撑柱。不会倒塌，故能久。“止”在《易经．艮卦．彖》说：“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统而言之，要功业能长久有意义于人类，必须自己不迷失，不放弃自己原来的面貌，原来的根据，原来的志向，原来的坚持，原来的信念，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再接再厉，终于把自己的贡献，让人们能长久受益.
8．死而不亡者寿。
死而不亡的“亡”字，在室町旧抄本，中部四子本，意林卷一，群书治要卷卅引的道德经里，均作“妄”。河上公本虽作“亡”，但注云：“目不妄视，耳不妄听，口不妄言，则无怨恶于天下，故长寿。”这里也把它当作“妄”字解。而帛书本则作“忘”。如果把“不亡”当“不妄”解，就是不妄死，不白白的死去，要死得有意义。那么就有：“死有轻于鸿毛，重于泰山。”的意义。如果当“不忘”解，就是有功德于人，虽然死了，人家还纪念，不会忘记。即使是用“亡”这个本字解，死而不亡，就是虽然死了，还象没死一样，成了“不朽”的意思，与“不忘”意义相近。同时遍观老子的理论，要人为贡献而活。贡献的结果，就是有功德于人。有功德于人，自然人即使死了，人们还会纪念他的功德而不能忘怀，也就是“不朽”。
只要是人，有生必有死。庄子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庄子．大宗师》）。从上面的“不失其所者久”来看，似乎老子并没有太注重“佚老”这一点，贡献应该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吧。近来医学也证明：老年人不应该就躺在沙发上不动，象似在享福，其实是找死。老年还是要尽量活动，才能延年益寿。这样老子就又说对了！不过，死确是最后的安息。俗语说：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至于有没有来生，老子没有提过。从老子所有的话里，也没有丝毫的暗示，所以不便瞎替老子做主张。不过，如果人的“灵魂不死”，还有“转世”的话，老子就没有必要说“死而不亡者寿”的话，因为反正死了并没有了，珍惜今生也成了没有必要的事了。即使真的还有来生的话，而人到了“来生”，根本对“今生”完全没有了记忆，既然完全没有记忆，资料的联系断绝了，两者之间就完全不相干了，这种“来生”还有什么意义？与彻底死亡有什么区别？即使有来生，也等于没有，讲了也是白讲。所以老子，庄子，列子都不提有这样的事，是很明智的。人死了之后，唯一还能延续的，就是人们对他的感激和怀念。即使是中国的儒家，墨家，法家．．．也都同意这种实证的观点。也都劝人追求不朽，不朽不是飘渺无稽的灵魂不死，而是为人民立德，立功，立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何等的心胸，何等的抱负，何等的行事，何等伟大而充满意义的人生！
现代中国人没有不知道郑板桥这个人的。虽然他会画竹子，可中国会画竹子的人很多。虽然他会作诗作文，中国会作诗作文的人也很多，虽然他做过官，不过只是个七品县令的芝麻官，比他官高爵显的有的是。怎么在那些当时比他富贵，比他有名，比他轰轰烈烈的人们，没有人还记得那些人谁是谁？而郑板桥确是一直让人记忆着，不是因为他真的为人民做了几件好事是什么？因此，郑板桥是死而不亡的了。
一个人的成功，在老子来说，不仅是他曾经一时成过功，也不仅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是要他的功业永久长存，让人民一直纪念他，才算是完全的成功。老子的“八字诀”就是完全成功的指导原理。
先与后（上）
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阐明了美论和善论之后，立即，一连说了六个“相”。就是：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及前后之相随。美论与善论，似乎偏重于总的理念，而接下来的“六相”，似乎偏重于做事做人的实际方法。
“有无之相生”，就是无中生有，然后有又归还于虚无。在我祖父的时代，做梦也想不到会有现在我们平常搭乘的喷射式的飞机。那时，他们连电视机也没有。到了我父亲一辈，电脑也是没有听说过的天方夜谭。就连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纸张，瓷器等等，也都是无中生有。特别是电脑的新旧淘汰率太快了，让人觉得很难赶得上。关于老子的宇宙论“有”与“无”，黑格尔也有过相当明了的哲学的阐述。爱因斯坦也有过类似的科学的阐述。
犹太基督教讲“创造论”，有点象无中生有。不过多了一个创世主的神（上帝），神说什么，什么就成了，也象中国人过新年祝福人家“心想事成”差不多。《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一章说：神起初创造天地，大地是黑暗、混沌、空虚，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有了晚上，也有了早上，这是“第一日”。神说：“水要分开”，于是水就上下分开。有了晚上，也有了早上（先晚上后早上是犹太人的习惯，一天是从头天晚上日落时算起。），这是“第二日”。神说：“水要集中一处，让干地出现。”于是水是大海，地是陆地，神说：“陆地上要生长植物”，于是地上长出各种蔬菜、树木，并且结各样地果子。有晚上和早上，这是“第三日”。神说：“要有光照在地上，分开为昼与夜。”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一点的光（太阳）管昼，小一点的（月亮）管夜。神把白天和夜晚分开，把光和暗分开。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四日”。第五天神造了地上的爬虫走兽和水中的鱼类。第六天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按照创世的程序和进展，第四天神才造了日和月，那么第一天的“光”是从哪里来的？既未有日月，那么第一天的晚上早上又是怎么来的？有人辩解说：第一天造的“光”是圣光，是灵光，不同于日、月的物质之光。明明神造了日、月是用来司分昼、夜的，分别光、暗的，那“灵光”是“灵”，没有时空的限制，应该昼夜通明的，那么第一天的晚上、早上是怎么来的？如果“灵光”也能区分昼、夜，第四天又何必多此一举地去造日、月，又说由日月来分出昼夜来？现在谁都知道：太阳是生命之源，没有阳光、空气、水份，植物是不可能生长的，在日、月未造成的第三天，怎么居然有了植物并果实？太阳和大地，谁先谁后，怎么在圣经的第一页就弄出这么个大的笑话来？神是个灵（耶稣说的《约翰福音四：24》），所以是自有永有，自在永在，全智全能的。既是“灵”，怎么会有物质的、受制于时空的“形象”？如果“照着神自己的形象”来造人？那么神岂不是也和人一样会死了！为了弄明白这些问题（还有许多疑问暂时不提了），笔者翻遍了古今神学家的著书，居然没有一个人把这些疑问解释清楚过，不是存而不论，就是囫囵吞枣。我想：摩西时代的犹太人写《创世记》时的知识程度，不能与廿一世纪的人相比。把一些事物颠倒了，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很多神学家坚持“圣经是神自己的话”一句也不会错的，这就难说了。读者千万不能把这些当成无关紧要，伽利略因为发现大地是个球，是圆的，不是方的。不是太阳在走，而是地球在转。罗马教会根据《创世记》，说他：离经叛道，判处极刑，当众活活的烧死了。如果今天教会还有这样大的权威的话，那么，太空总署里的科学家们，一律都应该烧死！
儒家从来不说什么“有”“无”的问题，却有一个“天（上帝）”，和犹太基督教的耶和华神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儒家的“天”不爱说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中庸》”。耶和华却非常好出头说话（见旧约全书），直到近千年来，大概听了孔子的劝导，完全不说话了。儒家的天和耶和华一样，非常有为，人间的什么事都管。譬如：孔子去见美女南子，子路很不以为然，孔子就赌天发誓说：“我要是存着不轨之心，天就会弃绝我（天厌之）《论语．雍也》”。孔子说：“天对我好（生德予予），那桓推（去提手换鬼字边旁）怎么奈何得了我！《论语．述而》”。颜渊死了，孔子哭着说：“天毁了我啊！天毁了我啊（天丧予）！《论语先进》”。诸如此类。天也很可怕的，得罪天就不得了，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整部《中庸》，就是讲天怎么伟大，教人以通过“中庸”而上合于天，有人叫它做：“天人合一”。不过，孔子一再自己强调：“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第九》”。一个局限的人，怎么能去上合于无限的天，逻辑上不可能，这是做不到的事。儒家的天与基督教的耶和华，二者之间最大都不同点是：耶和华为自己造了一个魔鬼（撒旦），纠缠得难解难分。儒家的上帝是一家独尊，绝对没有一个与他匹敌、抗衡的东西存在。
犹太基督教的神（上帝），在创造万物里，同时创造了一群灵体的天使。众天使中的首领，名叫路西佛，他不但长得美丽，而且聪慧过人。于是他就心气高大，要把耶和华踢掉，取而代之。因此，又名：撒旦。撒旦者，上帝之敌对也。神当然是当仁不让，于是他两个就互相在凡事上斗争，互相宣告自己是最后胜利者。旧约圣经里最先写的第一部书，名叫：《约伯记》。后来因为圣经的编辑，把它挪到第十八位。《约伯记》记载的故事，是：一日，神与撒旦在天庭议事。神夸奖约伯这个人是极善良、正直和忠心的人。撒旦马上反驳，说：“你处处照顾他，让他富贵豪华，子孙满堂，他当然说你好了。如果你把这一切的福分都给他剥夺了，看他会不会当面弃绝你。”神说：“好！我们来试试。我把他交给你，只是不要伤害他本人。”于是撒旦下界，刮起一阵大风来，把他所有的儿女，牛羊，财宝，房产，通通在一瞬间毁灭掉。撒旦回到天庭，神很得意的说：“约伯虽然失去一切所有，但还是对我忠心耿耿。”撒旦说：“他的身体还是好好的，当然他不背叛你，如果是他身体受到折磨，看他变不变心。”神说：“好，任你所为，只是不要伤害他的性命。”（这个天庭好象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撒旦就使他遍体生疮，疼痛不堪。他还是不怨神。这场赌博，神赢了。这个童话一般的寓言故事，却把上帝与魔鬼，两者既斗争，又联合；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点明了出来。活象一幅《太极图》。同时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牺牲）。”《道德经5章》刻画得一清二楚。因此，基督教有辩证逻辑的思维的基础。由于上帝并非一体独尊，处处受到对手撒旦的制衡。所以在政治制度里会产生“制衡思想”，以至于发展出“民主主义的构想”。制衡与民主等概念很容易在西方茁壮起来，而在中国儒家思想的统治下，两千年来，不见一点端倪。
代表“天”的，在人间就是天子，皇帝，唯一独尊。自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以定于一尊。此后，天下臣民只有绝对顺从听话，发展到极点，不问什么理由，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所谓：雷霆雨露，皆是天恩。在家庭里，代表天的就是“父”。父要子死亡，子不得不亡。这是绝对的，不可抗辩的。臣不死，就是不忠；子不死亡，就是不孝。忠臣出于孝子之门，教忠必先教孝。譬如通行于民间的《廿四孝》，以“王祥卧冰”为例，母亲要想吃鱼，在严冬季节里，河被厚厚冬冰层冻住。王祥这个小孩为了“孝”，就脱光了衣服，睡在冰层上面，企图用自己的体温把冰层熔化，因而钓出鱼来，满足母亲的食欲。这种行为，不仅王祥会感染肺炎而死，而且家长是要坐牢罚款的，怎么能把它作为“标榜”来“提倡”？！这种不人道和虐待小儿无理的举动只有儒家能认为“合理”。在整本《四书（儒家的宝典）》里虽然强调“尧舜”是人类的典型榜样，而强调舜的篇幅远比尧来得多。认为大舜是“孝”的，更好的典型。大舜的父亲瞽叟，瞎了一只眼的残障人士，他却残忍凶狠异常，特别对待儿子舜，象眼中钉一样，百般虐待，不择手段，要把他置于死地。所幸大舜千辛万苦，存活了下来。这个大舜在青少年时代受尽了不可言喻的虐待和摧残，他长大以后很可能是个“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至少也很可能是个“极端主义分子”。这样的人当上了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我们应该为这个国家庆幸呢？还是应该悲吊？而这种片面独断主义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年，只要识字，就必从《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完全绝对儒家思想，一个字，一个字的背诵。每个中国人，直接间接的，两千年下来，被灌了满脑子的大舜、王祥。这种片面独断主义思想不知不觉的，已经辗转进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去了，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而日本虽然也尊敬孔子，到底不象中国那样实在彻底，只要看，日本妇女不裹小脚，就可以举一反三。所以日本明治维新，一举成功，而中国，只能是昙花一现的百日戊戌政变而已。大家怪慈禧是维新失败的罪人，而慈禧是不得不顺应，在颐和园黑压压跪了一地的王公大臣。在“正统”中国人的思想里，什么宪法，国会．．．都是洪水猛兽，大逆不道。更有那些“既得利益者”在儒家的思想下，是理直气壮的不必自动放弃的。“专制”是中国历史特产，见皇帝要三跪九叩首，山呼万岁！在金銮宝殿上动不动，一言不合，龙颜震怒，就打大臣的屁股，当场打死的不少（廷杖制度）。大臣不管地位多高，年龄多大，只有叩头，叩响头，叩头流血，最后是“比干挖心”。想象中，那些胡须皆白的老头，跪在一个蛮不讲理、糊涂年青人面前，叩头流血，他怎么不当场脑充血的？
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18》。大舜是一个极不正常家庭塑造出来的子弟-“孝子”，所以大舜的孝，正说明了那个不应该有的，扭曲的，混乱家庭。这是从辩证的观点看事情，说的是真理。除非大舜的故事，完全是象“灰姑娘”那样的虚构幻想小说（fiction）。由于中国人被灌输了满脑子的大舜“虚构幻想”，把它当作真实，一听到老子的话语，简直就是“洪水猛兽”，非常难以接受。越忠实，越顽固的孔子信徒，就越对辩证思想的真理仇视。譬如唐朝的大儒韩愈，民初的饮冰室主人梁启超，他们骂老子，都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是读不懂老子的，可悲的是他们没有辩证思维的思想基础和悟性。推翻满清是一回事，民主宪政是又一回事。去了个满清，来了个洪宪称帝，改朝换代而已。到了民国初年，中国人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中国进步，非打倒孔家店不可，于是有了《五四运动》。一个千年来深深印在血液里的东西，不是喊喊几句口号，上街游游行,写几篇文章，就能去得掉的，那只不过是个“启蒙”而已。蒋介石一生就跳不出孔孟的思想圈子，败退台湾之后，自己当《孔孟学会》的会长，认为，并且一再强调“孔孟思想”是反共的最有效武器之一。并且花了大笔钱到美国推行孔孟，在美国公园里为孔子塑铜像等等。那笔钱等于扔到了大海之中，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因为他的头脑不可能理解：现代的美国人是无法再退步到回去接受，孔子的片面独断主义的。
不久前，《纽约时报》做了个调查统计，世界（西方）最受欢迎的十部大著作，以《道德经》居首。因为西方的人们有辩证思维的基础，一读到老子，就畅舒肺腑，他们到了那个层次能了解老子的说话，感觉得出来老子带给他们的益处和帮助。古代的来布尼兹，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如此，现代的人们更是如此。这正是《吕氏春秋》说的：“抱薪就火，燥者先燃；引水注地，湿者先濡。”关于这则消息，我不知道是应该为中国人高兴呢？还是悲伤？老子是中国人，《道德经》是中国人的无上瑰宝。而中国人在这点上，又落后了。
先与后（中）
老子的六个“相”，以“有无之相生”为首，中间经过难易，长短，高下，音声，以“前后之相随”殿后。前后之相随这句话的“前”字，很多学者都主张，应该改为“先”字，因为在《道德经》中，凡老子说到这个意思的时候，都是用“先”与“后”，只有在第二章里用“前”“后”。其实“前”与“先”在字义上是相通的，不过《道德经》的敦煌本，遂州碑本，强思齐本，帛书本，以及郭店楚简本都是“先后相随”。因此，在这里以“先”代“前”，似乎比较合理。既然“前后之相随”，老子在这段里，把他当作大轴子。从一般习惯来说，似乎是比较重要的，前面的龙套都是衬托后面主角出场用的。
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到先后，一气呵成。其实就是辩证逻辑，总体说的都是一件事--一个“方法论”。例如，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道德经63章》。又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39》。“大国以下（以怀柔谦下对待）小国，则取（收聚）小国；小国以下（谦恭顺应）大国，则取（可得依靠）大国（而生存）。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两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为下。”《61》。．．．等等。
古代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就是“召陵之役”。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以“上尊周王”“外攘四夷”为纲领。南方的楚国，自号称王，搞起“两个中国”来，并且以郑国为跳板，频频搅扰中原。于是，大义当前，齐国号召了其他七国诸侯，联军讨伐楚国，却以“伐蔡”为名。八国联军到了楚国边界，早有楚国一位使臣，衣冠整肃，停车在大路旁等候，要见齐侯。管仲说：糟了，伐楚是个秘密的行动，怎么楚国就知道了？必定有人泄漏了机密（其实是齐桓公的亲信竖刁，收受了蔡国的贿赂，把伐楚计划和盘托出。）。既然他们知道了，就必有准备，恐怕我们的计划要变动了。且看使臣怎么说？于是管仲乘车而出，与楚使屈完，彼此拱手答话。屈完说：“齐居北海，楚近南海，虽风马牛，不相及也。君兴兵来到我国境界，敢问何故？”管仲代齐侯说：“从前成王封我先祖太公于齐，赐命说：‘五侯九伯，汝世掌征伐，以夹辅周室。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凡有不共王职者，汝勿赦宥。’现在，自从周室东迁，诸侯放恣。寡君奉命主盟，修复先业。你们楚国应当向王室岁贡包茅，以助王祭。自从你们缺贡以来，王祭没有东西来缩酒，寡人事徵！昭王南征不返，也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周昭王，讨伐楚国叛逆，在汉水全军覆没。），寡人是问！”屈完说：“周室自废纲纪，朝贡不到，天下皆然，岂独我楚？虽然是这样，包茅不贡，寡君知罪矣！敢不贡给，以承君命。至于昭王南征没有回得去，事情都隔了几十百年了，那你只好去问汉水吧，寡君不敢任其咎。”说完回车走了。于是管仲让齐桓公下令，诸军齐发，到陉山，离汉水不远的地方下寨。诸侯都来问，为什么不渡河去跟楚国决战？管仲说：“楚国既然预先派遣了使臣，可见早有准备。兵锋一接，难以复解。不如在此，遥张声势。楚国要是怕我们，一定再会派来使臣，到时于中取事，自有佳音。”诸侯不信，议论纷纷。
楚国方面，楚成王已派令尹（相国）子文为大将，屯兵汉水之南，准备大战。听说联军停住不进，子文就和成王商议，认为管仲是个智者，必有另一番见地。不如再遣使，探听动静，可战则战，可和则和。成王要再派屈完，屈完说：“臣已经答应了进贡包茅的事，如果您要和，我可以再去一次。如果您决心要战，请您另外派别人。”成王想了一想，说：“还是你去吧。和战由你决定，我不预先约束你。”于是屈完再登车出发。管仲听说，楚使又到，就同桓公说，这次要很有礼貌的，好好招待他。商谈的结果，达成协议。联军退卅里，到召陵札驻。楚国答应进贡包茅。屈完回来。成王变了主意，说：这样容易，和议就达成了，显见是他们怕了我们，还贡什么包茅？子文说：几捆茅草，楚国有的是,不值几文钱。为了几捆茅草而失信于八国？万一他们翻转了面皮，真的打了起来，损失的决不止几捆茅草。成王说：不然，周是王，我也是王，彼此是对等的，我怎么去向他进贡？屈完说：这个很容易解决，我们不用王号，只说是“远臣熊恽敬献”就得了。您不知道，去掉几捆茅草，直接通了周惠王。您想齐国一下子就能号召七国，就是利用周王的名义。我们直通了周王，齐侯就再也号召不起来了，这是一。这次八国散了，再想组织起来，就难了，这是二。等去进贡完了事，我行我素，照样蚕食中原，一步一步来，比以前还要顺手，这是三。暂时小忍一下，所得利益，不可胜计，诸侯从此对楚国都有了好感，自然削弱了齐国，这是四。成王说：“行了，行了，去准备十辆车的青茅，送到周国去就是了，屈完，还是你去吧。”
就这样结束了历史著名的“召陵之役”。鲍叔牙是个直肚肠的人（不懂辩证），忍不住来跟管仲辩论。他说：楚国称王叛逆是第一项大罪！你怎么费了这么大的事，就叫他贡点茅草就算了事呢？管仲说：“楚称王已经三世了。昭王南征，就是为了要他去王号，结果全军覆没。我们如果要他去掉王号，就得打算跟他作战到底，彻底毁灭了他才行。以前昭王是个例子，现在的楚王熊恽是个很英明的人物，子文又是文武全才的好宰相。他们君臣合作的又很好，就连这个“外长”屈完也是很有一套了不起的。如果真打了起来，还是很棘手的啊。现在我让他们在“几捆茅草”和“与八国联军作战”之间有个选择。我料他们再怎么聪明能干，也舍不得放弃几捆茅草的‘大便宜’。再从我们这边看，只要他称臣纳贡，尽管只是几捆茅草，也还是他进贡来了。周王必定很高兴，用他来大事宣传，中央政府就气象一新。这样周王欢喜，齐侯盟主也有了大功，诸侯都有光彩，楚国也没什么损失，都是不费之惠，便是皆大欢喜。反过来看，万一作战失利，或者两败俱伤，或是战事长期拖延，齐侯这个盟主完了不算，周朝也就此了结。所以我这样安排，是舍难取易，大大上算的事啊！”不过，鲍叔牙听了，似懂非懂，一会点头，一会摇头，只是嗟叹不已。当然后世有不少人为此批评管仲，说说风凉话。可是，连孔子也还为管仲辩护，他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批判）管仲，吾其披发左衽（做亡国奴）矣！”《论语．宪问》。事实上，自从楚独立称王以来，这是唯一的一次，向中央政府低了头！不仅如此，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的！“尊王”和“攘夷”是管仲创建的大原理原则，成了万世中国人心版上的不成文的宪纲大法，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法理和正义，是中国人永远不可能做亡国奴的基本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