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第12）。根据孔子的话，“仁”的定义是：克己与复礼。“礼”是周公之礼，前面已经谈过了。剩下还有一个“义”。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4）。义是和利相反的意思。孔子强调“仁”和“礼”，不大强调“义”，而强调“义”的是后来的墨子和孟子。老子说：“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38章）。就是说：上等的“仁”，是由人为的表现，但不是出于恶意或故意的。上等的“义”是完全由于人为表现，而且是故意表演。上等的“礼”是故意强制的东西，当得不到人们的响应时，就伸拳捋臂，敌对报复，要强逼人们就范。老子只说上仁，上义，上礼，没有说下仁，下义和下礼，大概是不忍再说下去了。总而言之，“仁”“义”和“礼”都是行不通的装饰品，曹雪芹的一本《红楼梦》，就原原委委道出了真相和病根，因此《红楼梦》成了一部了不起的书。如果一个政府依据这三个条目的原则来管理统治，能不搞得天下大乱，难以收拾吗？理由是这些人为的东西都是美丽、诱惑、甚至庄严，神圣，可它们都是装饰品。古今中外，许多人就是看不透这一点，往往把它们当作“救命草”。
试想，伽利略被冤死的事例。当时的权威人士们高坐在大堂上面，衣冠整齐，道貌岸然。把上帝、道德的牌子，高高的幌着。多么庄严，多么神圣，多么正气凌人，多么大公无私，多么振振有词，多么轰轰烈烈。今天三岁儿童也能看出来，他们的作为简直是荒唐，简直是滑稽，简直是笑话！可历史一直在重复着这样大大小小的荒唐、滑稽和笑话，使多少无辜的好人，无谓牺牲，蒙受千古不白之冤。
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14/3/27 01:42 编辑
无事
老子在《道德经》第63章提出三句话：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就是：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上面的为，事，味三个字都是动词，“无为”，“无事"”，“无味”都是专有名词。就是说：要行“无为”，做“无事”，吃“无味”。老子把“无为”作为他的代表理论，是《道德经》里出现最多的专有名词。“无为”不能照字面简单的解释为：无所作为。它有着深奥的意义，是老子的主要方法论。我们已经在过去的文字里，做了比较详细的讨论了。
味“无味”，是要注意吃些“没有味道”的食物，他说：“五味令人口爽”（《道德经》12章）。这里说的“口爽”，不是嘴巴爽快的爽。根据《广雅．释诂》：爽，败也。《楚辞．召魂》里的“厉而不爽”，王注：“楚人名羹败曰爽”。就是羹汤菜肴腐败了，楚国话叫做：爽。老子是楚国人，那么口爽，是坏了嘴巴的意思。《列子．仲尼篇》：“口将爽者，先辩淄渑（淄河里的水，还是渑河里的水都能分辨得请，极敏感的意思。）”。《庄子．天地篇》：“五味浊口，使口厉爽。”《淮南子．精神训》：“五味乱口，使口爽伤。”都是说五味可以使口：损伤腐烂。“五味”是五味杂陈，训为：丰腴美味的食物。也就是：“大吃大喝”。“口”在中国医学里：“脾开窍于口”，那么脾开口的地方是嘴巴；嘴巴的深处相连的就是脾脏。同时，脾脏是中央，属土。在脏为：脾，在腑为：胃，在内分泌腺体为：胰岛腺，在身体为：肌肉。在窍为：口。口既然能被“丰腴美味的食物”“大吃大喝”所伤，那么进一步就伤了一大串。证诸现代医学，丰腴美味的食物是致“糖尿病”的根源（吃得太好使胰岛腺衰败，不能产生因素林来平衡血糖。）。进而，血压高，血管阻塞，中风，心脏病，肾脏衰竭，瞎眼。瘸腿，甚至于有些癌变都是由大吃大喝，不知不觉而来。老子这一句：“五味令人口爽”简单的话，就导出了养生学的根本。问题是：你还想不想健康的活下去？要是答案是肯定的话，你就非得退一步，吃些淡而无味的食物，千万不能只图一时口头痛快而“大吃大喝”。美国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寡妇，继承了五个富翁丈夫的遗产。五个死去的丈夫都是在被验ㄕ后，正式断定为：自然死亡。虽然事有可疑，这个寡妇却从未构成谋杀罪名。其实五个丈夫都是她蓄意谋杀的。她给她丈夫每餐都“大吃大喝”，五味杂陈，老头子都是心脏病发或中风而死。那些有钱的老头子们活着时，到处对人就夸她好，说她如何如何的体贴，爱护他。这个女子真是掌握了发财的“要诀”，还叫他们死而无怨。
无为，无味都有它们自己丰富的内容，“无事”既然与它们并列，当然也不能依照字面解释为“无所事事”的了。老子在《道德经》第48章说：“故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在这段话里，客体是天下，方法是：“无事”，主体自然是王，或他那个阶层的大领导人物，才有资格去取天下。即使是“诸侯”，和他们那个阶层的人物，只能取国，还不能取天下，除非他想造反。历来学者们喜欢把“取”字，解释为：治。治天下就是君主以“无事”来治理天下，比直接的说“取”天下，要缓和得多了。有时，他们也把“取”当“取得”讲，于是在天下的下面，加了“民心”两个字，就是用“无事”来取得天下民心，那就更和缓了。如果把“取”字当“夺取”来讲，可能有鼓励“革命”的嫌疑，大概，因此大家不愿意直说。其实，历史事实，一个才一百里大的西岐，竟然把商纣天子千万里的地盘“取”了下来。并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对，而文、武、周公，姜子牙都是中国人的大圣大贤。因此，在老子这句话里最主要的部分应该还是“无事”两个字。如果无事就是无所事事，什么事都不做，没有事情发生的话，那么，文、武、周公，姜子牙怎么能革命成功，成为大圣大贤呢？老子把“无事”和“有事”对待来说，从辩证法来看，“有事”是正题，“无事”是反题。依照老子的习惯，从来就爱在“反题”上大作文章，因为，他说：“反者，道之动。（40章）”，在反题上做文章比在正题上做文章内容会更丰富，更切实。依照老子的话，无论是治理也好，得民心也好，革命也好，都必须是把“无事”作为“方法”，所以“无事”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那么，“无事”到底应该是怎么一回事呢？
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14/3/27 01:47 编辑
“无事”照字面讲，是：没有事。世界人间怎么能没有事呢？中国人有句话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是说，这些人神经过敏，无事生非，自己困扰自己。可是，根据老子，在《道德经》第57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个“无事”，和以“正”治国的“正”，以“奇”用兵的“奇”，有等量齐观的重要性。同时他再度重复了“取”天下。他还加重语气说：“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就是说：我怎么能知道这个道理的呐？就是因为这个?“这个”是什么？就是“正”，“奇”和“无事”的方法。甚至于就是单指“无事”这一个方法。在本章他接连着又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我‘无事’，而民自富。”民富自然国强，人民怎么才能富，就要我（统治者）用“无事”的方法来管理，人民就自然而然会富了起来。国家贫弱的现象是：人民弥贫，国家滋昏，奇物滋起，盗贼多有。而导致国家贫弱的原因是：天下多忌讳，民多利器，人多技巧，法令滋彰。导致国家贫弱的由来，是统治者搞出来的，因为他们太过“有所事事”。譬如：天下多忌讳，是统治者制作出来的无谓的许多忌讳，人民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会触犯禁忌，要受到惩罚。于是人民只好不说话。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说的尽是言不由衷的假话，或者都是巧意编出来歌功颂德献媚的浑话。大家你骗我；我骗你。上欺下骗，没有人做实事，贫穷就会不召而自来。人民心里不服，另一面，就暗地里筹措他们反抗的各种利器，包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对策。不合作是一种无形而犀利的武器！再如：国家制订各种似是而非的政策去鼓励人民投机取巧，唯利是图，自然就会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起码各式各样的“经济犯罪”就足以倾倒拉垮整个社会。国家制订的法令多如牛毛，不但人民不知所措，连执法的人员也无可适从。或者竟是随便执法者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大权在握，只要他是有头脸的，怎么办都算“合法”。这样天下岂能不搅乱？国家怎能不贫弱？从而，“无事”，在这里，有“不可以有这样事”的意思。，断然“不可以有这样的事”发生，才能治理得好天下，一旦有了“这样的事”发生，就不足以治理好国家。更不足以取得天下了。这应该是老子所说“无事”的第一个层次的意义。
再由取天下的“取”字，追索到《道德经》第61章，老子说：“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这段话里，最主要第关键字是个“下”字，是个了不起的方法。上面那段话的意思是：大国要学会把自己放在下游的地位。你看，天下雌的在性交的时候，都在下面，通常都还是雄的主动，在上面。那雄的不管它多么雄壮，多么翻腾，结果都还是“败在”那似乎静而不动，雌伏在下面的雌的。那雌的在下面接收了雄的一切元气精华，那雄的虽然最后垂头丧气，却还自以为它“征服”了雌的呢！所以，大国如果懂得了这个道理，去“下”小国，就能取得小国。小国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去“下”大国，也一样能取得大国。老子以雌雄性交作比，是用以说明上一句“大国者下流”的。老子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角斗，用一个“性交”的比喻来说明，真是奇妙之极。谁也不能推托说，理论太高深，听不懂。或者说，理论太枯燥，没有兴趣再听下去。如果老子这样浅近的说了半天，人们还说不懂，那么他无疑的就是一个木偶，绝对不可原谅了。因为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关键就在于此，太重要了，所以老子不得不一说再说。
大国并不一定是指着她的版图大小说的，也是指着她的实力强盛程度说的。譬如前十年，人家称日本是经济“大国”，日本的版图其实并不大。老子的意思是：能居下流的，才能是大国。百里之小的西岐，她的领导有道，把她管理得象人间天堂一般。殷商的天子纣王，地方虽有千万里，可是他无道，一切都流失到西岐去了。等到西岐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纣王还连一点危机感都没有，继续暴虐、荒淫、无道。【请看历史学家郭沫若对此段历史的考证】最后西岐的姬发，突然统带一支劲旅，迅雷不及掩耳的围住了京城朝歌。纣王派使臣与他谈和，全被姬发驳回。纣王于是亲自披挂上阵，当然是一战即败，走投无路，只好在鹿台自焚身亡。自此周朝正式建立，革命完全成功，大部分都是在不声不响，神不知，鬼不觉，人不惊的方式下进行的。大国者下流。并不是“下流无耻”的下流，实是下游的意思。就如老子一再强调过的比喻：江海能为百谷王（66章）。河收进了溪的水流，海收进了河的水流。所以，比起水来，海洋是天下最大的。因为它能取地势之利，收取吸尽了天下的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必须也是如此。谁能象大海一样，把自己处于对方的“下游”，收取吸尽对方的资源，能源，人才，财富．．．，谁就最后胜利，成为最大强国。
“和平共存”是一个理想的词句。世界人类进化到有一天，也许能够做到大家“和平共存”。至少在老子的时代，一直到现在。所谓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存”还是个表面暂时的现象，其实是旗鼓相当，是谁也吃不了谁。暗中彼此都在鼓劲，有朝一日，把你吃了。老子虽然谈理想，但更注重现实。《道德经》61章，是一篇“军国大计”“战略”和“战术”的不得了的大设计。总论是：“大国者，下流。”老子主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30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31）。”并且在这《道德经》里，一再告诫，要哀兵才能胜，骄兵必定败，轻敌必定败。即使战胜了也要用丧礼来处理。所以他不主张好战，但是，他也不是不设防主义者。不然，他就不会说“以奇用兵”的这句话。他更没有不主张并吞别的国家，不然他就不会讲取天下，取大国，取小国这样的话。而是主张：不要靠开兵去打，短兵相接，拼个你死我活。因为那样危险的机率太高，代价花得太大，打仗一定要杀人，名誉也不好听，很可能得不偿失。他是主张：不动声色，把敌人的元气精华，都吸收了过来。形成显著的我强敌弱，最后有必要的话，算计到万无一失，稳扎稳打的时候，才出一支奇兵（还不愿正面冲突以减少损失危机），如摧枯拉朽一般，一举完成，一劳永逸。譬如：出一点不费之惠的“奖学金”，就把人家大学里最优秀的人才，钓了过来，帮我发明，帮我创造，帮我领先。以投资，帮助人家发展经济为名，就把人家的资源（物质资源与劳动资源）逐渐一网打尽。以自由贸易为名，如同吸血一般，把人家的资财，吸取一空。犹有进者，包庇人家的贪官污吏，把搜刮来的宦囊，全部存进我的银行里，他只得着一张纸。凡此，变化无穷。总则是一个“下”字，或下而钓，或下而吸，或下而取，或下而攻，或下而据，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今年（2004）六月五日，美国第40任前总统里根，因肺炎不治逝世，享年九十三岁。其生也荣，死也哀。美国政府给他国葬，六月十一日，全国哀悼放假，丧礼隆重，视为空前。里根在1980当选后，第一次对国会和全国演讲，宣称：“治大国如烹小鲜”，引了老子之言。以后本着“无为”的原则做事，美国一般人不懂“无为”的含义，给他创造一个新名词，称之为：“撒手管理模式”（hands off management style）。他之所以成为美国最有名望，最伟大的总统，是因为他能不用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把一个几十年来强大的“恶魔帝国（Evil Empire），这是里根给苏联起的绰号。”给“取下”了，使得美国威风大振。内中有个插曲，就是老戈（戈巴乔尔夫）。据英国前首相，柴契尔夫人在追悼会上发言说：“里根一见老戈，就回来对她说：‘跟这个人，我们就有生意做了。’谁知真的就在老戈手里，取下了苏联。”老布什总统发言时，大骂恶魔帝国邪恶，大赞里根总统伟大。两次点名，直叫他：米开亚．戈巴乔尔夫，连先生二字都免了，无礼之极。这位老戈其实就在下面坐着。不知道他听到了人家这些话，是如芒在背呢？还是如坐针毡？我看他，面不改色，就象说的是别的不相干的人一样。当初，司马昭和投降过来的刘阿斗谈过两次话，就感叹的说：“想那刘备，生前也是一个人杰，怎么生出来这么一个没有人心肝的猪儿子来，亏得那位诸葛亮还扶保他这么久，这种东西怎么能扶得起来？”想那老戈，也是一个大国的大头主子，怎么苏联的共产党瞎了眼，弄出这么一个“总书记”来，让人家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来历。而且后来事实果然不出人家所料，把个苏联，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断送在他手里。他将来有何脸面去见列宁，史大林，赫鲁晓夫？俄国人民见着就用鸡蛋，番茄，石头砸他，他现在寄人篱下，住在美国，此间乐，不思蜀，是坐上之客呢？还是阶下之囚？老戈本是一个大领导，如果贪爱“尊号”，只要说一句话，人家就能给他上一万个尊号，称他是太阳、月亮，星辰、上帝，天使都可以。他如果贪好“银钱”，他一句话，发给自己多少奖金都成。谁知他竟然会无耻的去接受犹太国际钓人之饵的，区区“诺贝尔”奖。这次里根大丧，就该托病不出的才是。他却腆颜无耻，出席了人家的追悼会，听人点名叫骂，如同充耳不闻。更有甚者，他还单独一个人，走到里根的棺前，双手扶着棺材，哀悼一番。这不是没有人心肝的猪是什么？我们这些旁观者，都为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可叹，苏联啊苏联，这种人当了头号领导，不亡何待？
不过，这个世界也很奇怪，有的国家就是要去兼并别人，有的国家就是要去受人吸取，侍奉人家。老子并没有排除这种事实。在《道德经》61章的下半，他说：“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两者各得其所欲。”证诸墨西哥，近日有统计报告，自墨国进入“世贸”之后，一日不如一日，人民普遍都穷了，从前穷的就更穷了。但凡墨国有一点油水，通通流进了美国。人民无路可走，就只有冒险犯难，偷渡到美国当奴工。如果在边境没有死，或没有被捕，还要感谢上帝天主。想墨西哥幅员也不小，偏偏与美国为邻，又偏偏是美国居于“下流”，她入事美国，就还算他们的祝福。何以老子能把这些现象早就说得那么清楚，其神也乎！最后，他说一句总结的话是：“大者宜为‘下’。”就是：凡要争口气的国家，就必须懂得和运用“下”的这种原则方法。至少也要懂得人家是怎么样来吃我，吸我。不然连防守都没有资格。这个妙用无穷的“下”法，表面上没有什么奇特，不象用兵打仗那样明显的有作为，戏剧化。不是明眼人，至死都看不出来！血被人家吸光了，还懵懵懂懂，不知其所以然。因此这里的“下”，是进取的，也是防守的。因为：不能战就不能守！不能进取，就不能防守；能防守的自然就能进取。这应该是老子所说"无事"的第二个层次的意义。
美国旧金山湾口，通太平洋之处，有一座金门大桥，是观光者必游之处。那桥下的水，一直是风平浪静，微波不兴。可谁都想不到，那海水的表层下面，旋涡翻滚，如同万马奔腾。如果有人落水，霎时之间，就被卷到几十里以外。即使身穿救生衣，携带气圈，救生船就在旁边，都来不及救援。所以此处，水上之桥是一个景；桥下之水是一个奇。如果以金门大桥之下的水，“风平浪静，微波不兴。”来形容老子这个“无事”，可以思过半矣！
六十三章，老子说过：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之后，马上提出来两套做事的方法。一套方法是：“图难于易”；另一套方法是：“为大于细”。接着进一步解释说：“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他在两处，都用了个“必”字，就是，斩钉断铁的，非这么做不可，没有商量的余地。结论是：“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这里一共有四个“事”：难事，易事，大事，小事，代表了四种情况。天下再难不过的事，都一定有它一些容易的部分，就从最容易的部分着手。天下没有一件事物真是完全严丝合缝，没有一点破绽或隙圩的。就好象刑事破案，不管作案者计划得多周密，一定有一点小缝子可以钻，从那一点就能钻开它的全部，终于真相大白。去寻找破绽和隙圩是需要智慧的，也不是普通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似乎老子把重点放在“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句话上，因为他在后面，接着说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一般人都是要做大事，唯有老子叫人做小事。甚至于说：圣人，终不为大，只做小事。因为他只做小事，等到把小事都做好了，自然大事就成功了。从来所谓大事，都是小事之积，把所有小事都加在一起，就是大事。反过来说，如果什么小事都忽略了，而没有好好的，没有实实在在的去做，那么所谓的大事，就只不过是个空壳子。就是：假、大、空。可是从一般人的眼光来看，他们只看得见大事，都看不见小事，如果你只在做小事，人家就会以为你根本没有做事，因此，在他们来说，就是“无事”（没有做事）了。一般人的看法绝不代表老子的看法！也不会是真正精明睿智者的看法。老子用了个“细”字来形容小事。细似乎是比小还要小的意思，这是说老子注意的小事比大事重要，细密琐碎之事比小事还更重要。
例如“甲午战争”，在开战之前，还有一次外交上的折冲，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请日本的乃木大将过舰饮宴，大概想要炫示北洋海军实力，要他知难而退。乃木来了，饮宴之余，少不得要参观这艘丁大人的指挥舰。乃木身穿军服，手戴白手套。一边看，一边摸。走到哪里，摸到哪里。后来把手套暗暗退下，塞在口袋里。当时日本国会不赞成日清开战的占大部分。虽然日清战争迟早在所难免，因为不制服中国，朝鲜、台湾都不能安稳到手。不过此时与中国开战，大家担心不能必胜。乃木在军部和国会里以那双白手套为证，说明日本必胜。他摇着手中的白手套说：这是在清国北洋海军旗舰上的尘垢。他看见舰上许多地方有锈迹。一个最重要的旗舰，竟然如此肮脏，上锈，可见其训练与平常护养之差。照他估计，一鼓摧毁清军，是必然之事。这乌黑的手套可作证明。于是国会通过开战。开战时，日方一炮轰来。并没有打中旗舰，而旗舰的指挥台被震，自行坍落，丁大人当场被砸死。司令官一死，其余不问可知。李鸿章是北洋大臣，不知道上丁汝昌的旗舰视察过没有？除了乃木之外，恐怕没有一个中国人发觉丁汝昌旗舰的维修问题和清洁问题，进而联想到训练，海军素质，战斗能力的问题。可见中国人习惯的“大而化之”，蒙蔽了所有中国人的眼睛。一个小小螺丝上锈折断，就足以使指挥台坍塌，足以使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足以使朝鲜沦亡，足以使台湾失丧．．．。如果丁汝昌脑子里没有死角，眼睛里没有盲点，整个历史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这个经历了多年的奋斗，花了多少人民血汗钱财，才得到的庞大辉煌的北洋海军，由于几个小小螺丝钉，而成假、大、空的历史笑柄，成为全中国人的羞耻，不是细密琐碎之事比什么大事都更重要么？实事求是，不搞表面虚恍的大事，应该是老子所说“无事”的第三个层次的意义。
老子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道德经》70章）。可是，他又接着说：“知我者希，则我者贵。”这是非常宝贵带着奖赏的允许。试想，里根是个洋人，恐怕是无独仅有的一个美国总统，尚且能知，能行老子之言。何况我中华人士，既没有语言障碍，又没有习俗隔阂，正当勉励！时不我与！“上士闻道，勤而行之。（41章）”，幸甚！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老子在《道德经》57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从政治的观点来看，这是老子《政治学》的总纲领。“以”是“用”的意思，就是说：用“正”来治理国家，用“奇”来统兵作战，用“无事”来取得天下。关于“无事”的意义和怎么用“无事”来取得天下，我们在前面曾经用专文讨论过了。这段里剩下来的就是“以正治国”和“以奇用兵”的这两句话。治国要用“正”；用兵要用“奇”，似乎是平淡得很的两句话。不过，稍微思索一下，就马上能感觉得出，这两句话的意义很不简单，是一字千钧的。不得不予以详细稽考，以免埋没了老子的伟大智慧。
以正治国。
以正治国这四个字，几乎包括了怎么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的一切道理。而怎么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的这一个大题目的所有重点,又只落在一个字上，就是：“正”。换句话说，只要能用“正”，国家就能治理得好。反过来说，如果不能用“正”，国家就治理不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命题。那么，到底什么是老子所说的“正”呢？
过去有不少学者们主张：“正”在这里的意思是“清静”的意思。意思是说：只要用“清静”来治国，国家庶几乎就能被治好了。他们的根据是：（1）老子说：“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道德经》第37章）。（2）老子说：“清静为天下正”（45章）。和（3）老子说：“我好静而民自正”（57章）。老子所说的第一处“天下将自正”的“正”字，在不少其他版本里（包括郭店楚简），都作“定”。在这里没有必要去做考据的争论，不过根据古来许多学者的见解，似乎是“定”比较合理。这句话的整个意思是：只要领导们能少私寡欲，而且又能安静的话，天下将会自然安定。老子所说的第二处“清静为天下正”的“正”字，在郭店楚简里还是作“定”。不过许多学者的论著都认为：这里的“正”字，当作“长”字解，譬如，古代俗称“里长”为“里正”。在河上公的版本，这句话的注里，就说：能清，能静，则为天下“长”。就是说：能清，能静，就可以当天下的领导。老子所说的第三处“我好静而民自正”，根据庄子《天地篇》：“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在这里，这个“定”字又出来了。就是说：只要我（领导）好静，人民自然就安定了。总之，“正”字虽然在老子口中一再出现，但都不象是字面上“正当，正直”的意思。
即使上面三处，老子说到的“正”字，都不作别的意思讲，只当作“正”字的正来讲。它们却都是“结果”或“结论”。譬如：（1）领导们能少私寡欲，又好安静，于是天下都“正”了。（2）因为领导们能清，能静，所以天下都“正”了。（3）因为领导好静，以至于人民都自自然然的“正”了。领导是主体，由于他们使用“清静”的方法，以至于得到了“正”的结果。因此，“正”是“正”也好，是“定”也好，是“长”也好，都不过是领导们行事的“结果”，不是行事的“方法”。而“以正治国”的“正”，按照老子的语句来说，指的是方法，不是指着“结果”说的。所以如果硬把“结果”当作了“方法”，就显得很勉强。因此，用老子自己的三句话来解释“以正治国”的“正”字，不能说完全错，但是很勉强。“以正治国”是用“清静”来治国，不能说完全错，但是很勉强。或是老子还有他更深层的用意。这是关于“正”字的第一种理解。
尹文子《大道》下引《老子》说：“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此外，傅奕、刑玄、番（石旁）溪诸本与《文子．上礼》都把“以正治国”的“正”字作“政”。顾欢本，成疏：“政谓：名教法律也。”古来，正与政，二字通用。这样说来，“以正治国”，就是以“政”治国，也就是：用“名教法律”来治国。质言之，就是：“法治”。
主张“法治”，在《道德经》里是有根据的。老子在《道德经》第32章中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这里说：“始制有名”，可以说是老子的一个很有力的法治主张。“制”是法律制度。《荀子．王制篇》：“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名”是循名责实，从领导任用人才，贯彻命令，考核官吏，到对作奸犯科者的惩罚，都在“名”的范围以内。《史记．秦始皇本事》：“皇帝临位，作制明法。”因此，“始制有名”，是领导者的最主要的责任：创制法律制度，循名责实。正如：管仲说：“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管子．七法篇》。《黄帝四经》的第一句话，就是：道生法。法者，定分止争者也。所以老子在“始制有名”之后，接着说：“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法律制度的制订，就是要大家知道，并确定自己的名分岗位，做到适可而止。如果全国上下，大家都能知道，做到“适可而止”，没有人“铤而走险”，国家的治理，就可以达到相当理想的地步了。
不过，自古以来中国的“法治”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阶级性的法治；一种是总体性的法治。前者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士大夫以上的一群人，口中讲的是“仁、义”，同时又“富而好礼”。这些人因为他们的身份和特权，可以不受法律的拘束，即使犯了大罪，也有办法通融。所以，刑不上大夫。他们不生产，不劳动，优裕富足的生活资料全是从事剥削而来。由于彼此利害相关，就彼此互相联系关照。是谓：官官相护有私情。由于剥削的对象是庶民百姓，而庶民百姓又无权务无势。他们越要富足繁华，就消费越多，剥削搜刮就越紧迫，于是以“严刑峻罚”来威逼庶民百姓。他们自己不受法律的拘束，庶民百姓才是他们“法治”（用法律制裁）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真正成为马克思所说：“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整个说来，这也是“法治”，不同的只是一群人用严刑峻法来治另一群人。这样恶性循环下去的结果有二：一是庶民百姓揭竿而起，或许是小规模的“起义”；或许因而形成大规模的“革命”。二是外国人来了，他们看见中国衰弱、内乱，就加强了他们对中国的野心。小则把中国政府赶到一个偏隅的小地方，苟延残喘；大则干脆把中国灭亡了，中国人都做了亡国奴。中国过去的老百姓向来是一穷二白，后来血液里还加上了亡国奴的基因。中国过去的历史，象猫咬着尾巴转，一再重复着这种现象，好象永远都跳不出这个圈子似的。
后者，总体性的法治的特色是主张：上下贵贱皆从法，最著重的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大家只讲法律，不讲情面。上下大家都一样认真规矩，实事求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旋踵而天下大治，立即富强。不幸的是，在富强不久之后，一定就有一批人出来批评，说：这样太残刻寡恩了，一定要讲“宽”，一定要行“仁”。这就好象一向都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人，一听说放假了，可以睡懒觉，就不知道有多高兴。一旦松懈了，逐渐就变成废驰，然后腐败，衰弱接踵而至。自然就又回到前面那种情况里循环去了。怀愍二帝，徽钦二宗的耻辱一现再现，亡国毁家的灾难也是一现再现。韩非子在他的《显学》和《五蠹》两篇里，痛恨这种情况的由来，他露骨的、无情的、慷慨激昂的批评社会的蛀蚀和国家的衰败。建议人们快点清醒转来，为什么放着“法治”大原理不去实行？放着好好的大路不走？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老子一再强调的“无为”是治国的方法和原理原则，其内容非常丰富，并且有多种形态，多种层次。在以前的文字里，也曾经分别的详细讨论过了，兹不再赘。不过“法治”是“无为”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曾经在后世的历史里，发挥过很大的力量，一再证实了它的有效性。这是关于“正”字的第二种理解。
从“以正治国”的“正”字的本身意义来看，它是正当，也是正直的意思。治国要有正当途径，要正直，不可搞邪魔歪道，这点是谁都会同意的。老子特别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60章）。河上注：“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扰，恐其糜也。”《韩非子．解老》说得更贴切具体一点：“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民务变之谓：变业。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扰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虚静而重变法。”这些都是“正当”的治国方法。不过老子还更建议：“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63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64章）。总括来说，老子主张：治国必须，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不好高骛远，不忽略小事，不轻易变动，不半途而废。这就包括了“清静”，不乱来的意思了。
大凡治理国家事务，大分之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行政上的事务，是经常性的事务，又称：事务性的事务。另一种是政策性的事务，时常需要因时应变，是因应性的事务，又称：政务性的事务。以上论到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等等作法，都应该指的是：处理事务性的事务的原则和方法。这是比较被动和消极的一面。因此，他告诫人们，不宜多变更，勤翻动，乱折腾。
而主动和积极的一面是，领导者除了要照顾到国家经常的诸种事务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事，就是因应时需，为国家民族创造和完成“正当的使命”。譬如，“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御注、王弼将“正”作“贞”）（39章）。就是：得道的领导者要倡导天下。“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78章）。《庄子．天下篇》引老聃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垢。”郭象注：“雌、辱、后、下之类，皆物之所谓垢。”宣十五年，左传：“伯宗曰：川泽纳污，山薮藏蒺，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和所谓：“上善若水，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8章），是同样的意义。又谷梁传：“其曰王者，民之所归往也。”就是：能承担国家的耻辱和艰巨，负起责任，带领人民，胜过一切阻挠和忧患。这才是国家伟大的领袖。这样说，是用反面的方式说的。若是用正面的方式来说，就是：伟大的领袖带领着人民创造和完成正当的使命。总体来说，领导要有充分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从而化成正当的使命，团结和动员人民，为未来最多数人民的最高幸福，一致团结奋斗。
“正当的使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时制宜的。譬如，抗战是一时的正当的使命，革命是另一时的正当的使命，建国，富强又是另一时的正当的使命．．．。这在西方哲学，称之为：正义。从苏格拉底以来，西方学者讨论“正义”的内容，林林葱葱，不下五车。一个“正当的使命”必须由伟大的领导人即时提出，然后运用最动人的言辞予以表达，成为最让人信服的理论，把全国上下都一致团结在这一个“目标”之下，情愿牺牲一己暂时的好处，舍死忘生，以致完成使命而后已。这是关于“正”字的第三种理解。
以奇用兵。
“奇”是“正”的对文。《管子．心白篇》：“奇身名废。”注云：“奇邪不正也。”老子主张：用兵要“奇”，正合兵家：“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的说法。正与奇，一正一反，相辅相成。如果“以正治国”是政治，“以奇用兵”就是军事。政治与军事二者相辅相成，没有国防，根本就没有国家可治；没有把国家治好，根本就没有军事力量可言。
有人说：老子是个反战主义者，因为他说过：“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道德经》30章）。按唐景龙碑文是：“以道作人主者”，“佐”是“作”。河上公注：“谓人主能以道自辅佐也。”以道佐人主，是人臣用“道”来辅佐人主的意思；以道作人主，是人主自己用“道”来辅佐自己。如果人臣都能知道不用兵来强取天下，那么懂得“道”的人主自己也必然懂得不用兵来强取天下。所以“佐”也好，“作”也好，其重点在于“不用兵来强取天下”。老子主张：用“无事”来取天下，比用兵要更稳妥，更有把握，更上算得多。老子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焉。”（30章）就是说：只要很好的达到成功的效果就好了，不必用兵来逞强。因为“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30章）。同时，即使打了胜仗，还得杀人众多，胜而不美，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因此他认为：即使打胜了仗，还该悲哀泣之，以哀礼处之。（31章）。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用兵都是“不得已”而用之的（31章）。老子并不是绿色和平团！老子是生活在现实人类的社会里的，人类社会和生物社会是一样的有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事实存在的。老子说过：“天地不仁”（5章）。因此，用兵紧跟在治国的后面。
老子用兵，有五个基本大原则：（1）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67章）。（2）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善用人者，为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68章）。（3）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69章）。（4）祸莫大于轻敌。轻敌者，几丧吾宝。（69章）。（5）抗兵相加，哀者胜矣。（69章）。
第一个大原则是：“慈”，就是慈爱。《司马兵法》（周朝的军事手册）说明从事战争的正当性，和合理、合法性。它说：“杀人（以）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虽然杀人，而目的是安人，是以慈爱为出发点的，杀人就是正当的，合理、合法的。攻打人家的国家，为了慈爱，拯救他们的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攻打人家的国家是正当的。为了阻止无理的战争而从事战争，是合理、合法的。在慈爱的原则下，攻击必定胜利，防守也必定稳固。因为以慈爱为出发点的战争，所代表的是正当和正义。堂堂正义之师，是所向无敌的。
第二个大原则是：战而不争。特别是带兵作战的武士们，不能太依靠自己的武力，更不能靠短兵相接去打硬仗。换言之，是要用谋，要用智，不能光用力。最忌暴虎冯河，死而无怨的勇士们，只顾自己当好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柔道”的原理，乃是掌握好，利用对方自己的力量去打击对方。以最少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
第三个大原则是：喧宾夺主，以被动换取主动。这是最冷静的心情和最机密的行动，敌人要察看我的阵势，我没有明显的阵势让他察看。敌人要计算我的技能，我没有明显的技能让他计算。敌人要估量我的武器，我没有明显的武器让他估量。敌人要测试我的力量，我没有明显的力量让他测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殆。”（《孙子．谋攻篇》）。我如果能尽量知彼，而不让彼知。至少已经有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胜算。如果一旦发现我的消息可能走漏，这个仗就不能打了。必须另择有利时期和地点。“大象无形，道隐无名。”（《道德经》41章）。隐秘是“道”的重要成分和奥秘。
第四个大原则是：绝不轻敌。包括低估了敌人的力量，高估了自己的力量。
第五个大原则是：哀兵心理。就是一定要在己方的阵营中，以充分的说服能力，鼓起悲愤的情操。然后化悲愤为力量，所以勇力可以加倍，人人拼命，比较更可以操胜算。
总之，里里外外，老子绝对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战争之事，天下没有人能绝对的有把握，因此老子说，不得已而用之。如果非用不可，就必须事先策划到万全。那么，不用兵，却最好用什么呢？答复是：用政治。所以他把“以正治国”，放在“以奇用兵”的前面。战争不过是政治运用中的一着棋，是一着险棋，故不得已而用之。同时，也是非逼不得已，要策划到万全，才偶而一用的。这本不是老子凭空的理想，而是有历史事实根据的。老子既是“国家图书馆馆长”，掌管周天子的重要文件。不可能没有读过本朝的重要文献：《太公六韬》。这个文献是姜太公和文王、武王策划和完成革命，政治和军事的记录。如果把老子的军事思想和太公的军事思想比较一下，二者如出一辙。
以西岐是戎狄边区的一个蕞尔小国，地方不过百里，人民不过十万。祖先虽是后稷，不过后人得罪，出奔戎狄。在戎狄之间生活了一千年，才传到姬昌，所以孟子称文王为：“西夷之人”。就这样一个“外国人”，以这么微薄的地盘和资源，居然想革命，推翻中国。所以孟子说：“殷朝之王天下，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难也。”（《孟子》公孙丑下）。也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居然成功了。在殷商来说，是阴沟里翻了船。他们完全用的是政治手段，以“无事”取天下，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而非常聪明勇武的纣王天子还根本没有警觉到。根据太公自己说：一是因为纣王太自信自大，予智自雄，刚愎自用；二是因为周方保密做得非常彻底，而且特别到家。等到一切都完全准备、布署好了，才由武王姬发带领，突出一支奇兵，在很短期间内，迅雷不及掩耳就把京城朝歌攻占。最新的科学考证称，军事作战实际只花了一天的功夫，就把纣王逼死鹿台。根据这个史实，所以老子说，小(弱）国可以取大（强）国，只要能用“无事”为方法。军事上可以迅速攻占要津，只要出一支奇兵。这种战略，现代称之为：“总体战争”。
总体战争这个名词，最早起源于法国的全国徵兵令。法国大革命起事，王室败溃。其时有俄、奥、普、英联军已到边境。由革命军政部长Carnot紧急组成国民军，徵令全国青年一律入伍，老弱妇女在后队支援，结果居然打退了四国联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Hindenburg将军仿效法国制订了国家总动员制度。战后，Ludendorff将军著《总体战争》一书，强调总体战争的必要性与有效性。直到现今，总体战争的思想已经深植于人类的脑海中，各国都朝此方向努力以赴。其实，如果一个国家若能按照老子的“以正治国”，既有法治，井井有条；又在随时的使命号召下，全国团结戮力，所谓动员已经不待战时。在《无事》的谋略中，表面上平平静静，若无其事，实际上是寓兵于农，寓兵于商，寓兵于工，寓兵于士。即使民间一针一线，一钉一耙，都可化为制敌的武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到时候，一支奇兵，“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太公六韬》军势26）。这样的“总体战争”，试问现今世界上,哪一个军事专家能比得上？恐怕连说说，都说不上来！
所谓“奇兵”，固然其要领是：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能成功的“误导”敌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使其自然堕入我方预设的陷井之中，然后一举而歼灭之。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道德经》36章）。这些都是“误导技术”的张本。譬如，著名的“马陵道战役”。孙膑在发现庞涓对自己的阴谋陷害之后，由于墨子的帮助，逃离了魏国，回到齐国故乡。却一直沉得住气，隐姓埋名，布署复仇的一切计划。等到时机成熟，兴兵伐魏，仍然不使庞涓知道，是自己率领着齐军。用“减灶法”，误导庞涓，让他相信，齐兵逃亡得很厉害。用“节节败退法”，误导庞涓，使他相信，齐军怯弱，可能不堪一击。引他来追。于是他就放胆猛追，追到了马陵道，正是黄昏入夜的时分。前面白杨树上，大书着：“庞涓死此树下，军师孙示。”庞涓下令举火来仔细观看。殊不知魏军“举火”正是齐军的信号，埋伏的士兵，一声梆子响，万箭齐发。庞涓连一声“不好了”，还没有叫完，已经变成了刺猬。就算庞涓有三头六臂，也是跑不掉的了。一切都早在孙膑的算计之中，分毫不差。
从王守仁与临江知府戴德孺的一番对话里，就能知道宁王宸濠造反，花费了十几年的心血，一定会化成泡影。戴德孺对王守仁说：“临江地濒大江，与省会甚近，易攻难守。卑职认为，不如速趋吉安为便。不过，我公畅晓军机，料敌如神，必有见教。”巡抚王守仁答道：“设身处地，为宸濠计，却有上中下三策。若他直犯京师，出我不意，最是上策。否则，东向径取南京，如此则大江南北必定受害。将来如何变化，还需很有一番周旋。这虽非上策，倒也还是个中策。如果他据住南昌，不敢越雷池一步，就是下策了。等到王师齐集，便如瓮中捉鳖，必然束手成擒了。宸濠色厉内荏，心大胆小，吾料他必定不敢用上策。”戴知府连称佩服。说罢，守仁即转赴吉安。吉安知府伍文定说：“贼若出长江，顺流东下，南京恐怕难保了。”守仁说：“公不必多虑，吾早已安排下了。派了人在那边虚张声势，贼必不敢东行。今与公等，以十日为期，调集各军，望公以皇家为念，莫辞辛劳，先准备粮食，修理器械，大集舟楫，免得临时仓皇，到时准备擒贼便了。”伍知府信疑参半，只得奉命行事。果然宸濠，不敢冒险，不敢直捣北京。中策被王守仁“误导”而观望，游疑不前，失掉了乘其不备，一举占据南京的大好时机。剩下的只有困守南昌，一筹莫展。后来宁王发现中计，开始出江东下，先攻安庆。推官王炜说出种种理由，请守仁发兵救安庆。守仁说：“君知其一，不只其二。试想，我军若救安庆，与贼势均力敌，相持江上，一时万难取胜。如果南昌贼兵，断我粮道。我腹背受敌，必然狼狈。依我看来，此时正是好时机，不如出其不意，发出一支奇兵，径攻南昌。”王推官虽不情愿，然而不得不听巡抚的将令。就在七月廿日，这一天里，就攻下了南昌。宁王在安庆，听说南昌告急，回兵来救。众将一齐进谒守仁，请愿说：“宸濠闻巢穴被破，反兵自救，以其士马精强，且含怒而来，恐不可力敌，请坚壁清野，闭城固守，等待援兵。”守仁说：“你们都错了啊！大错而特错了啊！试想宸濠打一个安庆，尚且不能立即攻下。可见他的军队，并非象所说的那样精强。如今连巢穴也没有了，一定惊慌失措，失魂落魄。他之所以能诱惑人跟从他，无非是说，事成之后，爵封、富贵的套话而已。到了这个时期，爵封啊，富贵啊，都已成了泡影，谁还愿意用真实的血肉去换那虚空的泡影？”于是立即下令，出城顺流迎敌。于是，宸濠在江上被擒，他独坐舟中象个木头偶人，只多着两行眼泪。宸濠的一举一动，都不出阳明先生的意料之中。被耍得团团转，如同小儿一般。可见人与人之间，其知识，见解和智慧的差距，真是太大了！宁王偏就碰到了这个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