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就是那荒淫无道的正德皇帝，要不是有阳明先生在，碰巧他当时是赣南巡抚，抚土有责，当了统帅。碰巧宁王又偏偏在那时起事。如果阳明先生不是当时的统帅，而是别人当统帅的话，谁个会听那个书生学者王守仁一个人的话？宸濠也说不定早坐到北京去了，历史也要全部改写了。
“畅晓军机，料敌如神。”，然后才能“误导”，然后才能有“奇兵”的效果。结语
不敢与老子抗礼，老子写《道德经》八十一章，我以不敢之勇只能胡诌十八讲，从《道辨》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整整十八篇。老子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道德经》5章），只是这十八讲也自觉汗颜。无奈十年以前不该作了承诺，不能言而无信，故勉强完成，从此再不敢多言了！凡事既然有了开头，自然亦当有个结尾，慎终如始，不敢败事。所以不揣愚陋，还有这个结语。
以我个人对老子粗浅的了解，认为老子与世界上其他所有人的学说不同之处，也是开万世先河的，有下列三个要点：
（1）世间所有的人，都鼓励人们，要努力向前，求取功名，力争上游。唯有老子劝勉人们，要下放，要大家自动觉悟，自动下放。在世俗里，越是聪明能干的人，越是不甘自颓，总是要象金字塔式的，往宝塔顶子上爬。过程之间，即使难如履白刃之山。不论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们作多大牺牲，也在所不计。前清有句俗语：红顶子是鲜血染成的。一将成名万骨枯，都是踩着人家的骨头往上爬的。即使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士，却把这些事实，视若无睹，没有不鼓励子弟力争上游的。要他们或不惜一切的帮他们削尖了头，去钻营。从过去的历史看，只要国家承平了十年，“就业市场”就必然呈现人浮于事的现象。二十年后，即使考试得中进士，候补等缺，有的等待十年都不得官。有幸身为权势者的子弟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其他于是也不得不拉关系，走门路，为了谋个职位，不惜奴颜婢膝，无耻下流，拜干爹，钻狗洞，无所不用其极。美国人叫做：舔屁股。庄子称之谓：舐痔吮痈。这是历史有名的“青年出路问题”。等到三十年后，仕途大塞车（高速公路上一样塞车，甚至情况比普通路上更严重。）为了职位与权势，利害尖锐冲突，演变到子弑其父，臣弑其君，也屡见不鲜。
在中国历史周而复始的惯例是：外戚得势时，他就象一个彗星，后面拖了不知道多长多大的尾巴。挤不进来的人们，就去附抬宦官，只要把得势的外戚打倒，树倒猢狲散。新得势的宦官和他下面的彗星尾巴都一拥而上，把所有外戚经营的空缺都占住了，史称：宦官之祸。后进的人又挤不进来时，大家又去附抬另一个外戚，再把宦官打倒，史称：外戚之祸。如果外戚、宦官那里都爆满了，大家就到外地去附抬一个藩镇，或多个藩镇。于是就有了群雄割据，天下就有了“合久必分”的局面。群雄互相铲除消灭，剩下最后一个，就上演了改朝换代的戏目，天下又进入“分久必合”的局面。在京城里，青年学子们不是公车上书，就是太学干政，绝食罢课，游行示威，逼到最后，血流皇城，史称：党锢之祸。在乡镇里的，有的干脆聚众起事，小则占山为王；大则席卷流窜，杀他个万里没有人烟，史称：流寇之乱。乱定之后，腾出了许多空间，获得暂时的平息。可是，新朝只要承平了一二十年，又回到人浮于事，人满之患的老路子上去。政府一再扩充编制，养人的俸禄，就能拖垮整个政府的财政。政府财政周转不灵，于是就向佛门借贷，后来实在不行，就血洗佛门。史称：三武灭佛。先是大家拉关系，走门路就还勉强可以将就过去，后来等待职位的实在太多太急，就必定演变成各种不同模式的流血局面。所有前朝的老套又复呈现，历史里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有办法纠正这种恶性循环。虽然朝朝都拼命搞什么教忠，教孝，教仁，教义，慎终追远，讲信修睦．．．等等，到了真正要面对现实的时候，都如捕风，打空气的拳头，虚空的虚空，一点都派不上用场。
由于人人本性里就有着权势、利欲的需求，再加上制度，师长，父兄的不断鼓励，于是争权夺利便是理所当然。即使明知不过是“蜗角虚名，蝇头小利。”“迷人的蛊幻”“过眼的烟云”，却也非争个你死我活不可。表面上是：青年有为，后生努力上进，争取功名利禄，要光宗耀祖，富贵荣显。殊不知其流弊足以使个人的人格卑污，社会动荡，以致亡国灭家。千古以来，实际上何曾有一个人真正能获得永久富贵！只是在当时，人比人，气死人，大家都红了眼，直了脖子，转不过弯来。
老子高瞻远瞩，早就看穿了“上冲”不是办法，“下放”才能打破那个恶性循环，才比较有“永久富贵”的把握。那么，什么是老子的下放呢？老子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8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也。”（66章）。老子绝不是叫人都隐居到深山去，也没有教人去做，许由、巢父，伯夷、叔齐。他老人家衷心希望青年们出头露脸，永久富贵。不过其中有个过程，就是：不要一个劲上冲，却要反其道而行之，下放。因此，首先要有智慧，看穿看透上冲，与己与人，并都没有好结果。其次，要倒空自己，就是倒空自己里面的旧思想，旧习惯，旧作风以及旧关系。就象一个器皿，越倒得空，将来才能装进越多的新东西，自己顶天立地的站起来。要坚定，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议论我，甚至于鄙视我。就是不能妥协，不能同人家一起去和稀泥。别人以攫取为能，我以贡献为能。别人以挤热窝子为能，我以走冷门为能。如果一个人能领悟到了这个程度，他就已经在成功的程序中了。
举个例来说，一位美国留学生，有一天他醒悟了，于是就不再呆在美国与浮与沉。他毅然回国，也不去找关系，谋求肥缺。也不是去当洋人的买办，为虎作伥。他却到了一个偏远的地区，去养野猪，这是别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大冷门。由于野猪肉特别好吃，很受消费者的欢迎。经过一番刻苦奋斗之后，他成了专家，荒山变成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农场，他成功了。不仅他自己富裕，而连带整个地区都富裕了起来。不仅他自己光荣，整个地区都光荣的脱离了落后贫穷面貌。十几年前，不少的好的“乡镇企业”，也是一个人富裕了，整个乡镇都繁荣了起来。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都是扎扎实实的国家民族基本骨干经济，虽然有人认为这种经济不够显赫，不够洋气，可它们却在患难时期，显出了对外来经融风暴的免疫力。让多少心怀叵测的人们，跌破了眼镜。凡此都是老子所谓的下放，而那些表面上好象很有本事，又长袖善舞，力争上游的上冲者，其实是在充当蛀蚀国家社会，带着翅膀的白蚂蚁。
青年出路问题，几千年来，没有真正解决过。周而复始的，象冤魂一样的，无形的缠住了中国。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中国就永无宁日。
（2）老子在《道德经》第80章里提出了“小国寡民”四个字。由于接下去老子说了：“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因此，有人说：这是老子的乌托邦，理想国。我想，老子是一位活在现实里的人物，既不歌颂过去，企求复古。更不要求人去希求不可知的未来，他从来没有告诉过人们：“明天会比今天会更好”，从来不作空洞的承诺。因为今天现成摆在眼面前的事都办不好，明天就不可能更好。所以他是一位现在主义者。而现在主义者怎么会忽然提出一种莫须有的乌托邦思想来麻醉自己？
关于这一点，我倒有一个体会。今年三月底，我被邀请在一个“退修会”（Retreat Seminar）里担任主讲。整个退修会在加州Big Sur国家公园的宾馆里举行，一共一个星期。参加的人来自美洲，欧洲和澳洲。这个宾馆很特殊，一间一间的木屋散布在参天红木大树的森林里，那里有瀑布，溪流。雀鸟噪杂，野兽吼啸。房间里虽然有卫生设备，却没有电视机，也没有电话。虽有电灯备用，却让客人点蜡烛照明。一日三餐在山下的餐厅中集体进食，上下午都在半山的讲堂里上课。在那个区域里大家都是步行，没有一个人开车。那里的宾馆单价昂贵达890美元一晚，却连起码的电视都没有得看，收音机也没得听，电话也都没得打。我曾趁着他们总经理来我房间致意的时候，问他这里价钱为什么这样贵？他说这是供求原理，平常一般很难订到房间。原来洋人不惜重价，非常注重这种“退修”，得有机会回归自然，品尝朴素。我在那里的时候，整天脑子里都是：“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车无所乘之，民复结绳而用之，鸡犬相闻．．．”体会到老子的这些话。我想，老子并不是真的希望人，都能返回到那样原始的光景里去生活，而是要人，不时要体验一下那种光景的好处，真正放松，舒展一下。如果每年在百忙中，至少抽一个星期的空出来亲身体会一下，对于身心都是无价之宝。即使不能每年都身历其境，只要脑子里长存着一个“自然朴素”的念头和回忆，自然就能消除许多压力和烦恼，必能增几分清静之心，减几分贪欲之念。涤除玄览，妙用无穷！
至于“小国寡民”却有着很重要的现代意义。中国自古以来，人民注重“三多”。就是：多福，多寿，多男子。强调文王百子千孙是大福气。子孙繁衍是好事，不过副作用可也不得了。前面谈过的“青年出路”问题就是中国的一个大病根。人口的重担和包袱，是历代领导人抛不下，担不起的重担。在中国以往历史的里，除了老子以外，没有人提过怎么面对的好办法。在这里，“寡民”的寡，当动词用，无疑的是有个有效控制人口问题的政策性的重要提议。特别是现代，人口蕃衍就是贫困，落伍的代名词。
上星期菲律宾的女总统提议说：如果妇女接二连三的生儿育女，很影响自己的健康。刚说了这句话，基督教会群起而攻之。指责她说这个话，意思是提倡节育，是明显的反上帝，不民主！试想菲律宾的人口繁殖率高踞世界第一，菲律宾养不活他们，于是“菲佣”的输出也是世界最有名的。不知道那些做父母的是怎么想的？大批制造出来的子女，只是给人家当佣人，做奴工，他们到底对不对得起那些无辜的子女呢？而教会尤其荒唐，难道陷菲律宾于永久贫困才是慈爱天父的旨意吗？很可能是帝国主义藉口天父上帝，一贯的伎俩，故意陷害菲律宾，希望她永久是一个站不起来的奴隶之国，好被任意摆弄。西方人士动不动就搬出上帝慈爱，由是导出他们的似乎颠扑不破的民主、自由等概念来，作为制敌的武器。应该建议他们回去，静下心来，好好的，细细的读旧约《利未记》第26章。那里的上帝到底是有多凶恶、残忍，请他们自己去琢磨吧！
一个小说里这样写着：父亲在门槛上愁苦的闷坐着，啪啪的抽着旱烟。母亲泪流满面的对着五岁大的小儿子说：“爹娘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要是不把你卖了，你上面九个哥哥姐姐都得饿死。你是娘心头上的一块肉，卖你是万万不得已的事啊！如今你乖乖的跟你李老爹去，至少还有碗饱饭吃。好孩子不要哭，不然就跟我们大家一起饿死。这个父母为什么要生十个？怎么会不穷？他们自己荒唐，对不起孩子，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国家！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证实：知识程度越高的人们，生殖率越低，因此确定：知识是人口膨胀的制约。而这个进化过程相当慢，只因知识程度低的人们数量太多了。如果袖手等待知识低的人变高，便是急病碰到个慢郎中。如果认识了这个是急病，就得赶快治疗才是道理。老子说的“寡民”，应该是节育，使得人口减少，合乎国富民强的需要。国家以政策推行节育，绝对是理直气壮的事，是不容任何人用任何邪说歪理来捣乱的。
再看老子的“小国”，小国的国并不一定是单指国家领土的大小说的。国，的意义，一般当国家讲，当政府讲。譬如，董必武《挽沈骊英女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也可以当都城讲。譬如，柳宗元《封建论》：“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也可以当团体讲。譬如，刘基《郁离子》：“私具舟，载其童男女三千人，宅岛而国焉。”也可以当地域讲。譬如，毛泽东《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查考中国历史，历代向国家著名的建议里，差不多都包含了：“裁汰冗员”这一条。可见冗员是历代的通病，都是政府或机关里的“冗员”太多，让政府的效率锐减，经济负担递增。什么是“冗员”呢？意思就是多余无用的人员。冗员从哪里来的呢？这就要回头到前面，看那些拉关系，走门路，挤进来的人员。他们既是靠关系进来的，本来也无所事事，也无需他们有所事事。他们的任务就是：喝茶（咖啡），抽烟，看报纸，闲聊天，拿薪水。这样就把原来有所事事的人员，也带得以“无所事事”为荣了。从这个观点来看，老子的“小国”，不是要国家变成小国，也与老子一再强调过的“治大国．．．”“．．．取大国”的观念和事实不符合。应该指的是：政府或机构要精简，不可有冗员，有冗员就必定误事。一有冗员，政府或机构就必定无能！
举个实例来说，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国会检讨过失，把箭头完全指向了“情报机关”，因为他们在事先，事后，都是呆若木鸡，什么都不知道，显然失去了国家“情报机关”的意义。于是在事件发生，拖了两年多以后，才“郑重其事”的向总统提出了“建议书”，要如何如何整顿等等。美国情报机关除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还有四十多个相同机构，各不相属。由于情报机构不必公开编制和预算，就有了很大的自由度，向里面安插人员。诸凡有关系的子弟们，别的机构安插不了的都往这里塞。于是巧立名目，设立机构，安插人员，向来得心应手。子弟们得了情报人员的隐秘身份，好处极大。譬如，本来没有资格当大学教授的，只要通过情报关系，一切证件履历都可编造，堂而皇之，安安稳稳，就派去当上了教授，也无人敢过问。其他类推。一般外交人员都兼特务，所以驻外人员也多是这般子弟。其实都是冗员，让他们免费到国外旅游的！美国话是：公家付钱的渡假（Government paid vacation）。平常无事的时候，他们养尊处优，过得很舒服。不想突然有了事态发生，他们还都在梦中。譬如伊拉克到底有没有杀伤性武器，根本没有人知道。最近查出，甚至根本就没有真正情报人员在伊拉克。因为那里可能有危险，子弟们老早都托了关系，溜之大吉。他们稳坐在隐秘的机构里，喝咖啡，抽香烟，看报纸（玩电脑，上网看色情），闲聊天，领着丰厚的薪水，悠哉游哉。自然是什么都不知道了。要改，别的都容易，只是碰到了“冗员”这个问题，却极端棘手！他们盘根错节，三尺冰冻，非一日之寒，谁也动不了谁。尽管国会煞有介事的建议，总统要竞选，谁也得罪不了。所以，牺牲一个中情局长，让他自动辞职，其他都是不了了之。出个花招，骗骗老百姓罢了。
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机构不得发展的太过庞大。就象一个人过分发胖一样，是不健康的。相传恐龙之所以灭绝，就是因为体积发展得太过庞大，脚腿支持不了它身体的重量，只好在水塘里漂浮着，等到周围可以接触到的食物耗尽，只好活活饿死。八十年代里，里根当美国总统，他信奉老子。从老子“小国”的意义里，引申为替企业“减肥”。把一个庞大无比的美国电话公司，一分为八。如今的AT&T电话公司已经够大的了，就是当初里根打破出来的八分之一。此举非常成功，帮助了美国经济渡过难关。一般人都只顾虚荣，盲目的朝“大”里走，唯独老子，高瞻远瞩，教人保持“小”，总以实在有力，有效健康为宗，所谓：“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道德经》38章）。
（3）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要做到皇帝，就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三宫六院，饮宴笙歌。这样的好事，谁不想做？连花果山的猴子都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拼他一身刮，要把皇帝拉下马。所谓人民，在中国多指农民而言，因为向来农民为数最多，占总人口的80-90%，其次为工人。农工小民，拚手胝足，面目黧黑，终年劳苦，生产繁殖，以供高高在上的显贵享用挥霍。四民之中，还有商人，商人也劳苦，披星戴月，奔走四方。不过商人买贱卖贵，从中取利。所以有发财的机会，农民工人却没有发财的机会。而且商人，买贱卖贵，两头取利，要想多赚一点利益，囤积居奇，在最贱的时候买，在最贵的时候卖，就必要压挤工农的利益，以至于利害冲突。还有士民，他们是知识份子，是统治阶级预备了做干部，当爪牙的。他们多半不生产，不劳动，实际上是买空卖空。一旦承蒙主恩，得了一官半职，不仅替主上刮财，自己也从里面中饱，多多益善。四民之中，以工农最苦，最穷，最贱，又最老实，最无助。
老子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5章）。就是人民被利用过了之后，就把他们当垃圾废物处理。美国人叫做：Treat them like dirt。皇帝又是怎么得来的呢？他们自己说是奉天承运而来。庄子说他们是大盗盗国，做强盗抢来的。俗语说成者为王败则寇。大家无妨都试试，你抢来人家的，自然还有人抢你的，其事好还。《水浒传．契子》说：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得四百座军州都姓赵。不要说别人来抢，就是自己家人也抢，还有一帮人帮着他抢。所以赵匡义说：兄王宴驾龙归西，江山好比一着棋。满朝文武随孤意，今日才得立帝基。所谓：两家不和常交战，各为其主夺江山。中国几千年就这么，猫咬着尾巴转。皇帝有抡才大典，在士民里选拔统治人民的爪牙，首先派出去的，就是最和人民接近的，亲民之官七品知县。美其名曰：人民的父母，其实是古称：灭门的知县。知县到任，轿子慢慢的抬了来，要人民出城恭迎。进得城来，高坐在大堂正中间，两旁排着三班衙役，手拿各种刑具，让人参谒。出门要人喝道。以后衙门里就有“衙门三种声音”：戥子声，算盘声和板子声。（见《儒林外史》第8回，那里是王太守。）知县有责：劝课农桑，教育学子，审理民词，督责税租。这督责税租尤其重要，所以整天衙门里是戥子声，算盘声，缴不出租来，就打板子。这三种声音越响，就越是上司欣赏的能员。象郑板桥那样的清官是百不一见的，所以留名青史。知县们既要权势，也要发财，自然唯一的对象就是人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夺得来江山的王侯在上，统治臣民，十恶不赦的大罪第一条，就是造反。然而偏就有人日夜伺候，等好机会，把你皇帝拉下马。这种情况好象大家都习以为常，不觉得奇怪。不过，老子却认为这不是正常的现象，必须纠正。老子认为：要解决这个残酷的，无止境的恶性循环，必须把整个情况颠倒过来。不是皇帝统治人民，而要人民统治皇帝。这是从没有别人敢想敢说的，惊天动地的大提议。
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道德经》49章）这个大前提怎么能落实呢？就是：“圣人处上而人不重；处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66章）。重点在这个“乐推”和“不厌”。老子认为：领导的产生必须是由人民推举出来的。人民要推举的人，首先是圣人，就是他的品格为人都是好的，这是条件之一。其次，他在上面，人民不会觉得有压力（不重），这是条件之二。再其次是他在前面领导，人民不觉得对自己不利，这是条件之三。由此，领导人是人民推举他出来为自己办事，他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这里讲的是推举，不是选举。推举出来的人本来就是人民之中的一分子，是自己人。由于人民觉得他好，所以推举他出来。选举就不同了。不是自己人也可以来竞选，也许是个商人，发了财之后，当了资本家还想要做官，他就拿钱来买。也许是士人，受人指使支持来竞选，做别人的爪牙，他就会作弊造假来赢得选举。他们本身的性质既不是农民,又不是工人，他们就不可能了解农民工人的疾苦，就不能真的为他们服务。他们来是为了做官而来，竞选花了本钱，必定要连本带利，加倍追回。衙门里的三种声音就必然大大加倍的振响。他们就只有在人民身上用各种方式盘剥，就只能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祸。老子的推举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行的选举制，本质上是不同的。唯有推举制，对人民的保障，特别是对工农，最大多数人的最高幸福的保障，才是无以复加的了。
由于领导是人民自己推举出来的，他就不可能不以人民之心为心。如果他变了质，出卖背叛了推举他的人民，人民对他不满意了，人民就不会再继续推举他。老子在“乐推”之后，特别加了“不厌”两个字。不厌的反面就是厌。厌，是厌弃，毁去的意思。孔子骂人的时候，喜欢用：“天厌之！天厌之！”。就是说，叫老天毁掉他。老子这里不必要假手于天，人民自己一手推举出来的，如果他变了质，反而去坑害人民，人民也能一手毁掉他。人民有推举权，同时又有罢免权。所以他自然就不得不以人民之心为心。这样才有真民主！老子在这里讲，“以天下乐推”，可见所推举的是最高领导。不过老子并没有明设上限或下限，那么知县，知府都可能是被人民直接推举。上下所有的官吏，都不是做皇帝的官，而是在适当的地位，为人民服务。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在最上的地位。皇帝和百官，越高的越下。他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下之。”（66章），上位，下位，完全颠倒了过来，这是辩证法的伟大运用，可以彻底解决人类所有的难题，打破残酷的回轮。
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14/3/27 02:17 编辑
老子思想以“道”为本。“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有些恍忽。不过他说：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其名不去。就是：这个物质，是有精确性的，是有真理性的，是有信实性的，是有永久性的，根本就是科学、实证的。并不是什么灵异神怪的启示与化身。因此，它是唯物论的，这是一。从“道”的动，生出了宇宙万物的生存发展真理法则，就是辩证法，这是二。老子也把天道和人道都摆在人们的面前，人道是资本主义的，损人利己的，不合理的。天道是社会主义的，并且是宏观调控的，合理的，正当的，这是三。中国文化形形色色，千年累积，良莠不齐，有精华，也必定有糟粕。要怎么来分辨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必须要有一个科学鉴定的尺度。那么，这个尺度是什么呢？就是老子的唯物论，辩证法和社会主义。合乎这三条的是精华，违反这三条的是糟粕，清清楚楚，泾渭分明。
《道德经》用一句老话来形容，就是：博大精深。读《道德经》这本书，非得朗诵迁遍，默想万回不可。因为它言简意胲，一字千钧。以我的资质不敏，悟性不强。对老子的伟大智慧，不过是以管窥天，以蠡测海。所以不揣愚陋，勉强为文者，其目的有二：一是抛砖引玉。二是忠诚祈望：国家民族昌隆鼎盛，从而促进世界人类，永久和平！
Copyright Since 2006 张绪通
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14/3/27 02:19 编辑
张绪通的-老子十八讲-转帖完，究竟讲得对不对，读者自己判断！
看懂世界格局大趋势如果要为最近几年人们的感受加一个关键词的话，那我的意见，应该是“变”——也许无法做出技术性的解释，但大多数人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都会十分明显地感受到周围的很多东西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这种感觉一部分来自各种媒体的介绍，另一部分则是来源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圈子，最直观的比如说物价涨了，再比如说不少人会觉得生活的压力大了，安全感少了。总之那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到现在都已经变得不那么“理所应当”了。如果许许多多人都觉得自己周围的环境在改变，那就意味着是大环境在变。而这个“大环境”是什么呢？往最大说就叫“世界格局”，往往越是在变革时期，我们越容易感受到它的存在。所谓“格局”，最通俗的说法就是张三在东边、李四在西边……或者说是东边是张三控制的、西边是李四控制的……这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就像是给你看一张照片一样。而问题是我们看格局，最主要的不是看现在是什么样子，大伙最关心的其实是今后会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说，一张照片所携带的信息是有限的——照片上有一个在半空中的球，那么你能说出它是被抛起来正在向上飞呢，还是正在向下落呢？单独去看这么一张“照片”其实看不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战略家们没有说“格局”的，他们常说的是“天下大势”。“势”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我们常说“水势”、“走势”这些词，这里面不光是指当时的状态，还包涵下一步的走向。而说“势”就像是给你放一段完整的录像，还用上面那个例子：你在录像里看见一个球被抛起来，然后到了顶点。这个时候录像到头了，但你肯定知道下一步这个球是要往下面落的。这本书以“格局”为题，其实只是借用了一个大伙习惯了的名词，主要说的那个东西其实应该叫“势”。归结成一句话：世间万事，知其所来，方能知其所往。放给你的那段“录像”叫做历史，说势必先说史。对国际格局问题的研究会涉及许多领域，如果我们对这些领域反复“压缩”、“筛选”，那么要想最低限度地展开对战略问题的探讨至少需要两样东西：一是逻辑，二就是历史。世界不是从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格局是几十乃至上百年历史发展后的结果。比如如今的世界经济危机，要想说清楚它的成因至少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如果要正本清源，那就要一直追溯到几百年以前，也就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初的时代。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大致了解了这百十来年的历史，那现在几个主要国家在国际上处于什么地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也就基本搞清楚了。再进一步，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从三皇五帝算起我们经历的历史已经有五千年了，从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历史也有300多年了，即便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算起也已经有62年了。在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下，你几乎找不出什么事算是“新鲜事”——基本规律就那么几条，只不过套上不同的具体条件，就成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了。把近百年的历史梳理一遍，我们会发现如今新闻里说的事有很多都是似曾相识的。而把这些“似曾相识”的事情看清楚了，那么对后面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就大致有数了……在这本书里我们所做的，就是大致地去梳理那么一段历史，把其中的“新鲜事”最后弄得“不新鲜”了。当然，笔者并非业内人士，也接触不到什么“机密”，我对书中历史的解读自然也脱离不了自身意识形态的范围，但是至少这或许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去看周围的世界。美国的崛起一方面得益于其先天的地理上的优势以及历史机遇，另一方面这也是美国历代政治精英决策与意志的结果，特别是她的决策层在南北战争时期及大萧条时期先后完成了两次国家内部的大调整，由此最终为美国登上“宇宙之巅”铺平了道路。美国的崛起过程对今天的中国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中美两国拥有着相似的地缘环境，因此两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存在某些相通之处，只不过，“现在”的中国并不等于是“现在”的美国，中国现在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其实都能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美国身上找到可供对照的影子。背叛不列颠北美独立战争的起因，简单来说，就是英国的殖民地经济政策严重损害了当地利益集团的利益。和在亚非地区的殖民地不一样，美洲远离亚欧大陆，在16世纪大航海时代来临前夕，中美洲文明还处于城邦混战的阶段，也就相当于苏美尔文明或殷商早期的水平。南美洲稍微好一点，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刚刚形成了第一个松散的帝国——玛雅帝国，文明程度比牧野之战时的中国商朝或许能强一点。北美干脆还处于原始部族社会，连轮子都还没被发明出来。在殖民者的火枪和传染病的双重进攻下，当地人的数量很快减少到了欧洲人到来前的五分之一。后来的“美洲居民”，基本就是从欧洲过去的移民。北美地区的英国殖民地情况自然也不例外，对移民者来说，英国应该被称为“母国”而非“宗主国”。所以把北美独立战争看成是民族解放战争有点勉强，这更像是一场政治分离运动。虽说是“自己人”，但“母国”在剥削的时候可是一点没有手软过。根据英国政府制定的《航海和贸易条例》规定，殖民地的某些商品只能销往英国。这个“某些”包括什么呢？在独立战争前，只有一样东西不在这个“某些”范围之内——咸鱼，剩下的统统只能销售给英国一个国家。而对于从殖民地过来的棉花、烟草、皮毛之类的初级产品，英国又制定了一套极其严格的标准以及分级制度，这和现在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设高门槛是一个道理，并不是对消费者有多强的责任心，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压价。好不容易把东西卖出去以后，事情还没完，在关税以外，你的商品还得再向英国派驻的殖民政府缴纳一遍“出口税”。与此同时，英国的工业品大肆倾销到了殖民地，这其实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剪刀差”。而英国又不容许当地铸币，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北美殖民地的资本流失。为了进一步保证工业品的垄断地位，英国政府还严格限制本国的技术人员（工匠）进入殖民地，同时通过立法，限制殖民地发展自己的工业——除了磨面、酿酒、制蜡，其他任何制造业都不许涉足。1763年，英国最终赢得了七年战争的胜利。但政府之前筹措军费所发行的公债，还本付息需有亿英镑。战后法国被迫割让了加拿大，可接管新殖民需要大量的政府人员和军队，这笔费用只能英国人自己出，这又需要一大笔钱。为了解决钱的问题，英国政府针对北美殖民地颁布了《糖税法》和《印花税法》，再之后又以更加严苛的《汤森法案》取代了《印花税法》，希望以此来增加税收，填补政府财政的漏洞。至此，原本严重的剥削最终超过了北美移民的忍受极限，于是便发生了诸如波士顿倾茶事件之类的抗英事件，反叛者们开始秘密囤积枪支、火药，而亲英势力也纷纷北上，去投靠加拿大的英军。到了1775年，以来克星顿村英军和北美民兵发生交火为标志，北美殖民地对母国的反抗演化成了一场独立战争。这后面的历史和我们在科教书上学到的历史可能有所出入，事实上北美大陆军在和英军的对抗中并没有占到很大的便宜，甚至在整个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也并非是决定性的。原因很简单，北美地区十三个州人口共计不到300万——这里面还包括近半数“吃里爬外”的亲英派，工业基础薄弱，财力匮乏，完全没有海上力量。而英国当时仅本土人口就六七百万，算上殖民地人口则超过3000万，国家财力雄厚，已经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并且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对北美十三州掌握着绝对的制海权。这种悬殊的实力差距单靠一句“正义必胜”是抵消不了的，更何况当时大陆军的士兵是靠高额军饷才募集来的，人家当兵是为了吃粮，这和后来中国老百姓打日本鬼子完全是两个心态——上面说过，这不能算是民族解放战争。1776年以后，受财力的限制，大陆兵力逐年递减，从最高峰的4万多人一直减少到最后的万多人。当时的北美“独立派”用现在的话说是“蓄谋已久”的，战争初期是大陆军有心，英军无心。由于情况完全超出了英国政府的预计，战争爆发时英国在北美十三个州总兵力不过6000多人，正是在这种局部劣势下，英军在邦克山战役中惨败收场。不过“美独势力”的好运气也就到此为止了，这之后大陆军北上进攻加拿大的英军则以失败告终，1776年回过味的英国人开始向北美增兵，在纽约击溃了华盛顿率领的万多大陆军，大陆军撤至特拉华河畔时，华盛顿带出来的士兵不过4000余人。需要说明的是，大陆会议推选年轻的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其实和其个人威望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因为华盛顿是独立派高层里唯一一个有军事素养的成员。而且这个位置在“系统内部”也不是很受欢迎——当时大伙都知道输的可能性比赢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一旦事败，“总司令”必然是要上英国人的绞刑架的。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同样是在1776年，英国人的老对手——法国和西班牙开始向美国提供财政上的支持，原因很简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来自欧洲的金币使得大陆军在当年从万余人扩编到了万多人，之后荷兰和俄国也加入到了援助美国的行列，荷兰向美国提供了700万英镑的金币，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则派遣俄国舰队为来往于美国与欧洲之间的“中立国”商船护航。他们的目的很简单，都是要打击英国，扩大自己的地盘。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北美独立战争”中真正的主角应该是英国和法国。对法国而言，北美独立战争其实是其同时期在全球范围进行的英法战争的一部分。法国仅直接在北美十三州参战的地面军事力量就超过万人(1000名军官和万名士兵)。法国皇家海军参战人数则达万人（万名水手和2500名军官），其中仅直接参加约克镇战役的法国海军官兵就超过了万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同时期北美大陆军的总兵力。除此之外，在同一时期，法军和英军在西印度群岛也正打作一团，英军这才终于设法向北美增兵。到了1778年，西班牙海军也加入了北美战场，至此英军在北美已经处于劣势地位。独立战争情形其实非常像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法国在其中扮演了中国加苏联的角色。当然，法国人的目的并非是为了“保家卫国”，他们是为了和英国人争夺殖民地，至少不能让英国人得到它。独立战争的最后一个大战役，约克镇战役结束后，在受降书上签字的三个人里两个是法国人——法国陆军中将罗尚博伯爵、海军中将德格拉斯伯爵，剩下一位是华盛顿。而独立战争最终结束的标志，则是1783年美英在法国巴黎签署的《巴黎条约》。当然，之所以写这些并非是要在历史问题上去揭谁的短，事实上美国人自己并不避讳这段历史，独立战争中法国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从美国的许多历史文献中看到。一个国家的自豪感说到底是来自于它的现状而非历史。法兰西革命历时八年的独立战争，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美国。它基本摆脱了英国的控制，成了美洲首个独立国家，之所以说基本，是因为美国当时还处于欧洲的阴影之下，时常会被英国和法国粗暴地“干涉内政”。在战争结束后，英国在美国的领土上仍旧占领着不少据点。此外，英国还在加拿大设立基地，训练和武装印第安人，不断对美国西部的白人定居点进行“恐怖袭击”。这个方法后来被美国人学去了，1979年苏军兵进阿富汗以后，美国也同样是以巴基斯坦为基地，培植“基地组织”通过同样的方式来袭扰苏联人。英国自然是输家，不但失去了北美十三州的殖民地，受北美战争的拖累，在西印度群岛以及斯里兰卡地区和法国人的战争中，英国人也吃了败仗。而法国最终的结局也同样不妙。虽然使英国失去了北美十三州的殖民地，但疲弱的法国已经无力吞下这个战利品，只能成全了美国。由于直接参与包括北美战争在内的一系列大战，并且给予美国大量的援助，原本在七年战争后已经一团糟的法国财政至此彻底宣告破产，并最终导致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革命的最初缘起与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如出一辙，由于天灾而导致法国出现大面积饥荒，而国王和贵族对饥民们不闻不问，于是老百姓揭竿而起，资本家们也就跟着趁势而起了。大革命中，路易十六被资本家们推上了断头台，前文提到的罗尚博伯爵在雅阁宾派执政期间被丢进了监狱，所幸最后捡了条命，活到了拿破仑时期得以善终，而德格拉斯伯爵则丢了性命。持续的高强度革命也让法国错过了工业革命的先机，在后来与英国的竞争中，经济上始终慢了半拍。二元经济关于华盛顿，在很多文章中都有类似这样的描述：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华盛顿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威望摇身一变为“华盛顿一世”，而是在连任了两届总统后，恬淡心安地回到弗吉尼亚的佛农山庄，在平静中走完一生……如此这般。不过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一位生活在两百多年前的古人的心思，笔者自然是没有办法去揣测的，但仅就当时的政治态势来看，换做任何一个人，恐怕都没法把自己变成“××一世”。美国自身并没有主导独立战争的胜负，因此没有哪一支政治力量通过战争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绝对权威，更遑论出现单个的强势政治人物。而更重要的是，在美国政治群龙无首的背后，是美国经济存在明显的“二元制”。战后（独立战争）美国国内的政治派系主要有两支：由亚当斯和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和杰弗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联邦党人非常喜欢英国的王室体制，曾主张建立君主制，不过他们考虑的人选并非是华盛顿，而是从欧洲找一位根红苗正的“蓝血贵族”来做国王。最后因为联邦党缺乏权威性，没法“统一意见”所以搞不起来，于是退而求其次，主张建立强势中央政府，搞精英政治。民主共和党人恰恰相反，他们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强化地方政府，最好搞邦联制才好。华盛顿自称自己是“中立派”，不过在具体行事上他更倾向于联邦党一些。美国独立伊始，中央的权力主要掌握在联邦党手里。这是因为汉密尔顿当时身为联邦的财政部长，手里有2000多个位置可以作为回报送给选民（当时有选举权的只是有钱的白人中的男性，所以选民数量其实没多少），而民主党的党首杰弗逊是国务卿，他管理的国务院没什么油水，提供不了多少有吸引力的职位，所以也就吸引不了选民。联邦党主张中央集权，民主共和党主张强化地方权力，根源恐怕就在这里——任何一件事情出来了，对于其初衷，从不同角度我们可以解释出很多种“道理”来，但对于身在其中的当事者而言，他们做某种选择，主观上往往不会有太多的所谓“深谋远虑”，他们肯定得先着眼于眼前的问题。对政治人物来说，“眼前的问题”肯定就是如何强化自己手里的权力，联邦党人主导着联邦政府，自然要强化中央集权，相应的，民主共和党肯定就要搞强枝（民主共和党）弱干（联邦党），以保证自己的权力。而这两党的政治斗争背后，则是美国南北经济模式之争。联邦党的支持者主要是北方新英格兰地区的工商业资本家，当地气候寒冷，不适宜搞农业种植，所以只能搞工商业，对他们而言，加强中央集权有助于统一国内市场，政府有能力通过关税壁垒和财政补贴来扶持资本家搞工业。而搞精英政治则可以在话语权问题上把南边的土包子们排除出去，同时他们还希望国家建立强大的军队，为“资本主义事业保驾护航”；民主共和党的支持者则是来自于南部的农场主，人家大老远从欧洲移民到北美，追求的就是“桃花源”式（对他们来讲可能说“乌托邦”更合适）的田园生活，自然不会欢迎一个什么都管的强势政府，他们也不希望建立庞大的军队，特别是“烧钱”的海军，因为对他们而言这只意味着高赋税。外交方面，联邦党比较“亲英”一些。原因很简单，虽然独立了，但工商业的主要贸易对象还是英国。这一点和现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是一个道理，虽然政治上独立了，无奈经济上和过去宗主国的联系断不了，所以还得在政治上靠向原来的宗主国。美国工商业集团在当时的处境就是这样。民主共和党则比较“反英”，原因一样很简单，对政客们而言，“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对他们背后的农场主而言，在独立战争期间英国人为了打击美国经济，以“正义”的名义，解放了不少南方农场的黑奴，农场主们因此损失惨重——这一招后来在南北战争中又被北方资本家给学去了，继续用在南方的黑奴们身上。除此之外，前面提到的印第安“游击队”袭扰，吃亏的主要也是南部的农场主。在这种政治态势下，无论是谁，真要是头脑发热做了“××一世”，他的下场恐怕只会比中国的袁世凯更糟糕。拿破仑之所以可以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成为法兰西皇帝，一是由于他通过战争积累了军队力量和权威；二则是因为法国经济是以工商业为主的一元制经济，国内不存在两种诉求完全相反、力量对比又相差不大的政治力量。赢者通吃如果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笔者会更倾向于当时北方的主张，拿现在的话来说，它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北方的政治主张，归结起来就是要搞工业，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如果不这样，光搞种地之类的“低端产业”，那么美国经济只能一直依附于英国或是别的欧洲列强，继续给别人做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说到底还是别人的“经济殖民地”，日后甚至在政治上被人家翻盘也未可知。美国能在内部松散的情况下维持统一和独立，完全得益于欧洲各国正打作一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去加强中央集权，那么日后一旦欧洲局势安定下来，以农业为主的美国就是一块没被瓜分的蛋糕，各国必然纷纷要向美国伸手，届时缺乏权力核心的美国只怕比中国的晚清时期还要惨，国家陷入分裂几乎就是必然的事情。现在美国的政治体制根源，便始于其独立初期的政治态势。比如，其联邦制，就是主张中央集权和主张地方为大的两派协商之后妥协的产物。但是总有一些问题是没法妥协的，用今天的话说，这些问题关系到两边的核心利益。自立国起，美国政治体制里最重要的一条基本原则就由此而来——这里说的不是三权分立，那只是一个组织形式。这条基本原则是：几派政治力量在一个大伙认可的原则之下，搞“费厄泼赖”式的竞争，赢者可以光明正大地利用国家机器全心全意为自己的小集团牟利，但同时赢者必须保证其他在野的集团也有利可图。如果你的手段超过了大伙认可的范围——比如“水门事件”里的尼克松背后的共和党，或者你干得不好，让台上台下没有得到足够的利益——比如卡特背后的民主党，你就得下台，直到大伙忘了这段不愉快的回忆，然后接着“费厄泼赖”。
独立战争之后不久，美国就迎来了长达60年的疆土扩张。先是不断向西部开拓，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1803年美国以1125万美元从法国手里买到了自密西西比河到落基山脉的整个地区，其中包括现在的路易斯安那。1845年，吞并了原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州，而后1846年向墨西哥宣战，在1848年打败了墨西哥，战利品就是现在美国西海岸的各州，面积大概相当于那时墨西哥全境的三分之一。接着以“和平的方式”从英国手里获得了俄勒冈地区，到1849年基本上完成了美国本土的扩张。新扩张的领土多数成为新的农场，南方种植业利益集团因为不断有新的土地进账，也就在某些政治议题上和北方少了许多争吵。美国领土扩张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接受甚至是原样照搬了美国的政治模式，不过他们非但没走上像美国那样国富民强的康庄大道，反倒内乱不断，有些干脆到了见血的程度——比如菲律宾，又比如吉尔吉斯斯坦。这并非是因为什么南橘北枳，而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利益扩张空间——他们本身就是别人的“扩张空间”。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只能在本国范围内进行，而这根本就是一个封闭体系，利益没什么扩张余地，你多占一分必然就意味着别人多损失一分。在这种情况下大伙斗得死去活来本身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和中间的过程是否“费厄泼赖”没有任何关系。南北战争简单来说，美国的这套政治体制能够良好运行的前提是能不断实现利益扩张：获得足够的利益——各个集团都有得分——各利益集团的胃口都被撑大了——进一步的利益扩张……其实还是前面提到的“资本兔子”定律。不过和英国不同的是，美国存在经济二元制的问题，所以国内问题更容易爆发，一旦利益扩张的速度慢下来了，等不到工人们起来反抗，南北两个南辕北辙的利益集团之间就要先打起来了。1790年，南北两派达成了妥协。南方派将支持北方主导的联邦政府，但作为交换，南部各州必须由南方派掌控，首都则要从费城搬到波多马克河畔，也就是今天的华盛顿。因为那里处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两个蓄奴州之间，属于南方派系的地盘。如此，美国国内搞起了“一国两制”。1794年，联邦政府和英国政府达成了一份协议，双方对独立战争以后的一系列遗留问题做出了妥协。在此之前，南方农场主一直要求英国政府赔偿在战争中“解放黑奴”给他们造成的损失。联邦党人出于工商业集团的利益考虑，为了尽快和英国关系正常化以便继续做生意，在协议中并没有提及这件事。这件事让很多南方农场主和联邦政府翻了脸。而同一年，联邦政府又要开征酒税，南北的矛盾便进一步激化了，宾夕法尼亚的农场主们暴动了，华盛顿毫不含糊地颁布了《国家紧急状态法》，调集了万多名联邦军对叛乱进行了镇压，这个数目已经赶上独立战争后期时的兵员总数了。在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以后，由于领土扩张导致南方种植业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在当时的条件下，土地面积增加对种植业更有意义，所以北方派对开疆扩土没什么兴趣，甚至有些抵触），南方经济实力得到了加强，对北方派的政治压力也随即加大了。到了1801年，民主共和党的杰弗逊以59票对57票赢得了大选，出任美利坚第三任总统，一部分联邦党人随即准备让北方各州独立，成立新的联邦。这次政治分离运动最后由于汉密尔顿的反对而没有付诸实施，但代价是高昂的——由于这件事导致汉密尔顿和其副手布尔的关系急剧恶化，两个人决定用决斗来解决问题。在决斗中，汉密尔顿被自己的副手给干掉了，加之之前华盛顿已经过世，北方派至此没有了领军人物。而与此同时，英国感觉到不断发展的美国在日后可能威胁到自己的霸权，同时英国人也一直惦记着再次夺回失去的殖民地，于是开始在海上对美国进行封锁，而美国为了继续扩大国土，也盘算着从英国人手里拿下加拿大等殖民地。到了1812年，美英之间终于爆发了“第二次独立战争”。战争历时三年，期间英国人曾打到华盛顿，一把火烧了白宫，但最后战局还是陷于胶着，双方不得已只能罢兵言和，谁都没有如愿。不过这场战争还是彻底打消了英国人夺回北美殖民地的想法，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也在战争中空前高涨，美国现在的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就是在那时被创作出来的。在这样的氛围下，联邦党由于一贯的亲英立场，被打成了“美奸”、叛徒、投降派，彻底宣告出局。美国由此出现了民主共和党一党独大的局面，民主共和党人杰弗逊由于战争中积累的威望，成为美国第七任总统。在没有了英国这个后顾之忧后，民主共和党主导下的美国开始集中精力向西部和南部以及西班牙占据的佛罗里达地区扩张，以获得更多的土地来支持南方种植业经济。然而民主共和党在失去对手以后，很快也陷入了内部分裂，美国现在的民主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至于北方派，虽然联邦党彻底垮台了，但归根到底那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代理人，北方的工商业集团还在继续发展。
北方工商业最初的发展模式，用一个词就能说清楚——“山寨”。虽然英国政府严加控制，但在发大财的诱惑下，大批英国的技术工人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来到了北美洲。当时美国平均每年进来30万移民，大部分选择留在东北部搞制造业。那时的主要工业——棉纺业，开始在美国迅速发展壮大。就这样，通过“侵犯知识产权”，美国算是搭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末班车，北方派的经济实力借着这股“东风”大幅提升，开始在势头上压过南方派。政治上的话语权自然也要跟上去，到了1854年，现今的共和党成立了，它在当时所代表的就是北方工商业集团。在北方工商业集团实力不断壮大的同时，美国在1849年以后的领土扩张也基本到头了（夏威夷和阿拉斯加都是以后的事情，而且这两块领土距本土太远，对国内政治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换句话说，再想通过抢别人而把自己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混过去，这条路算是行不通了。用教科书里的话说，就是南北两边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此期间，南北两派进行了几次妥协，1860年时终于“妥协”不下去了，共和党赢得了那年的大选，林肯就任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于是1801年的一幕又上演了，只不过主角换成了南方派，而且他们做得更绝，在林肯正式就职前，就已经有7个州宣布独立。最终南方15个州中的11个州宣布独立，剩下4个也处于观望状态。这个“矛盾”具体地说，主要是两条：其一，新并入的州算是蓄奴州还是自由州？也就是最后一块蛋糕该放到谁的盘子里的问题；其二是关税问题，要实现工业化，要搞产业升级，这些光靠资本家搞“山寨”是不够的，政府必须提高关税，避免欧洲的廉价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冲击本国正在起步中的制造业。而这正是南方种植业集团所极力反对的，因为高关税会导致工业品价格提高，会增加他们的成本。同时，南方的棉花等作物大部分是作为工业原料销往欧洲的，如果对方用高关税回敬美国，那么板子自然是要落在南方派的屁股上。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由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升级，并不是像一个孩子一步步长成大人那样“自然而然”。一个经济体要改变经济结构，做产业升级，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外部的技术封锁或是别的什么干扰，而恰恰是来自其内部。搞低端产业和搞高端产业，对经济政策乃至社会构成等方面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如果低端产业已经做大，那么相关的利益集团的诉求和国家整体利益必然会产生相悖的地方，这些问题是不可能通过所谓“市场手段”来解决的，只能由外力强行调整。举个例子，一个国家要调整经济结构，从低端的出口加工升级到高端制造业，在关税政策上就会遇到前面提到的问题。除此之外，在社会分配方面也会产生不同的诉求——搞高端制造业首先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技术工人群体，而要想让大伙能静下心钻研技术，必须要先保障工人的权益，待遇也只能高不能低，更要进一步让工人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不能让人觉得工人是弱势群体；而搞出口加工，获利大小主要取决于人力成本的高低，对工人素质要求不高。从获利的角度考虑，自然是社会上到处是穷人，一个工资1000元的工作能让人抢破头才好，反正加工行业主要是面向出口市场，所以也不用指望国内能有多少消费能力。这样两种完全相悖的诉求如何调和？归根到底只能通过行政手段压一个扶一个。在当时，美国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战争，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南北战争。战争的具体过程这里不再多言，我们只说结果。四年内战，美国总共死了62万人——1860年美国人口总共不过3100万，这个数字超过后来美国历次战争的总和。论杀美国人的效率，后来的德国人、日本人恐怕都望尘莫及。北方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彻底打垮南方的经济基础，解决经济二元制的问题。谢尔曼将军对南方干脆采取了“三光政策”，他领导下的联邦军队，从佐治亚、北卡莱罗纳到南卡莱罗纳一路烧杀劫掠，把所到之处统统变成一片焦土。最后南方的白人青壮年在战争中损失了四分之一，家畜损失五分之二，农业机械、工厂、铁路损坏一半，财产损失近三分之二——总计约50亿美元，南方派就此彻底一蹶不振。一直到现在，南方的几个州仍旧是比较落后的地方。这种解决方式非常残酷，但也非常有效。早在建国伊始，汉密尔顿等人就提出了搞工业化的设想，但在南北双方的反复“折腾”下，美国的整体工业化被拖延了近70年。1863年以后，美国工业化的障碍最终被彻底清除掉了，旋即通过关税壁垒增加国家补贴——这也是后来各国搞产业升级的标准战术，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迅速地展开了，美国就此迎来了一个长达25年的快速发展期。在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美国算是赶上了一个尾巴。但在1870年以后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则是领跑者的角色，我们身边常用到的技术产品，除了互联网以外，大多数都是在那个时代被发明出来的，汽车、飞机、电灯、电报和电话等等，伴随着技术革命，美国的铁路建设和煤炭、石油及铁矿开采也进入到一个大跃进的时代。美国的经济水平和英国达到了同一量级——不单单是说经济总量，而是两个国家“造东西”的能力。事实上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制造业规模以及技术水平都已经完全超过了英国，这才是名副其实的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