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国家认同感的不足同时影响了清朝在文化思想领域的政策。清朝文字狱之多，处罚之严，为中国历朝之最，其中文字狱犹以康雍乾三朝为多。这几个皇帝疑神疑鬼，对于文化方面的管制逐步升级，越到后期越无孔不入。只要文学作品中稍有不满，甚至根本没有不满只是招致怀疑，也要流放处死甚至开棺戮尸。康熙朝有《明史稿》案和《南山集》案。雍正朝有查嗣廷案。至乾隆时期，文字狱更加密集，不胜枚举。
由于满清对汉族不信任，必然要尽可能的把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消灭掉。社会舆论永远是由知识分子来引导的。只要消灭了知识分子的骨气，无人去引导舆论，老百姓就会得过且过，有口饭吃就继续浑浑噩噩的过日子。这样一来，打击知识分子就成为清政府的必然选择。其结果必然是社会丧失了言论自由，思想被全面的钳制。清朝直到鸦片战争前，基本没有思想家，除了明朝末期的三大思想家活到了清朝早期之外。
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从康熙朝就开始禁止汉族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科技和思想，这一点与晚明的开放心态形成鲜明对比。康熙虽然自己对西方技术很有兴趣，但是严格禁止传教士把这些西学传授给汉人。目的无非是防止汉人掌握对抗清朝统治的方法。如此一来，中国在科技方面不可能不落后。中国文明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产业革命不会首先发源于中国，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中国不能够参加产业革命。美国的产业革命从1814年开始到1860年才基本完成，德国到1870年才完成。只要中国能够学习到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到1870年完成也不算晚。中国知识分子和工匠就算再缺乏创造力，照葫芦画瓢仿制总是做得到的。更何况中国仅仅缺乏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以中国人口之多工匠之广，只要引进必然能够有所改进，参与到整个产业革命的一系列发明过程之中。问题在于，清朝的文化政策使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前面数次提到的，西方的观念远比他们的武器有破坏力。化解这种破坏力的唯一办法就是理解其观念并能够发现其弱点。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自明末系统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就已开始，如果不中断的话会是两百年的涓涓细流。而中断两百年让涓涓细流积累成了滔天洪水，淹没了整个近代中国。仅以太平天国为例，倘若广西地区老百姓对基督教有起码的常识性了解，洪秀全的骗人把戏绝对不可能奏效。基督教的任何文献都没有提到而且也不可能提到上帝有这么个二儿子。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是被西方的武器打败。甲午之后，中国是被西方的观念打败。
总而言之，国家认同感不足导致了清政府压制文化切断中西文化交流，直接造成了中国的落后并留下了巨大后遗症。
贸易
贸易方面的政策同样受到国家认同感的影响。明朝中期的海禁是因为倭寇骚扰无可奈何的举措，况且明晚期曾主动放开海禁，清朝的海禁就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了。合乎逻辑的解释只有一个：割断海内外华人的联系，防止反清思想传播。从明朝中期开始，福建广东等地陆续有大量华人移民东南亚，而这些人和其后裔在感情上一定会认同明朝，而不是清朝。另外，台湾郑成功家族与东南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清朝取消海禁的话，那么海内外华人一定会有密切的联系，各种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思想必定广泛传播，导致其统治不稳。
应当指出的是，海禁同时还有隔绝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防止西方思想和武器通过贸易流入中国，更便于清朝对于国内的控制。但是其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够接触到西方的著作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衰落。海禁的存在同时压制了中国与欧洲的贸易，而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问题实际上是鸦片战争的根源。很显然，如果海禁取消，那么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会更加便利，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加大，而这是英国所不可能容忍的。如此英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也就必然来的更早。对于中国而言，鸦片战争打得越早，越有利于近代的中国。鸦片战争越早，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军事差距越小，追赶也就越容易。同时消化吸收西方的其他技术和社会思想也就变得越容易。最为重要的是，鸦片战争打得越早，中国从锁国状态下走出后，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化过程的了解也就越深入，从而有可能避免民国初年混乱局面的出现。这一点在第七章的分析之后将是很容易理解的。缓解西方观念对于近代中国冲击力的唯一办法，就是提前打开国门。西方观念随着产业革命的进行，本身有一个逐渐壮大升级的过程，其对于其他文明的冲击力也相应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了解得越早则其积累的能量越有限，自然越能够化解其冲击力。
从以上不难看出，清朝国家认同感的不足导致了其在贸易领域的闭关锁国。为了维护其统治，清政府宁可放弃巨额关税收入。迁届禁海起于康熙，攻占台湾后再次海禁还是康熙，不知道再活五百年的话，康熙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清代版图
关于清代版图问题，已经在网络上有过无数次论战了。这个问题还是不要争了，清代版图确实是比明朝大的。对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清政府在这个方面是有贡献的。康雍乾几代皇帝在平定边疆叛乱方面的武功，其功绩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明修长城清修庙，随着世界范围内军事技术的发展，游牧民族在近代世界走向衰落，清朝对边疆游牧民族的怀柔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清代的先天特征
根据对上述诸方面的分析，不难看到清代的先天特征：这是一个游牧起家的少数族裔政权，其统治期间整个国家的认同感必然是不足的，并且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随后在近代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可以说，整个清朝的生命轨迹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先天特征决定的。
从理论上讲，国家认同感的本质是一种信任，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如果没有信任的话，那么是不会认同的。因此可以肯定清朝这个朝代是有重大先天缺陷的，那就是其国家认同感不足。国家认同感不足导致了这个朝代各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其军事上文化上还是贸易上的政策都直接受制于国家认同感。毫不夸张地说，清代国家认同感不足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衰落，整个清代的病根就是国家认同感问题。这是清朝的先天特征决定的，不是某个皇帝有没有水平能够改变的。至于拍个电视剧片扯着嗓子喊两句再活五百年，真的再活五百年也一样于事无补。
以清朝作为例子，可以看到国家认同感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旦这里出了问题，对于整个国家绝对是灾难性的。即便短期没有表现出问题，那也只是问题在积累，一旦爆发就会病来如山倒不可收拾。上下交相疑，国家不可能治好。
第二章我们提到过孔子给子贡上的一堂课，现在当我们分析了中国与欧洲两年多年的历史后，不妨再来思考一下这堂课的内容。《论语•颜渊》篇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一段非常清晰地说明，孔子认为民众的信任比经济和军事问题的解决更加重要。虽然古汉语不使用国家认同感这个名词，但是毫无疑问不信任就不可能认同，对于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国家认同感问题，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早就已经看到其对于一个社会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假如真的理解了《论语》里的这段话，那么清朝的根本缺陷不问可知，对于这个朝代的基本脉络从理论上就完全可以预见到。应该指出的是，古汉语言简意赅富于概括。“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所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是国家认同感问题，还指出了民众相互之间的信任以及对于自身的自信问题。信在古汉语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相当于现代汉语中信仰、信任、信心、信义等几乎所有与信字有关的词汇意思的总和。
关于北宋丞相赵普有个典故，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现代中国人对于这句话恐怕多数会不假思索得认为纯属扯淡。反驳的理由似乎是现成的：真要半部论语能治天下，中国怎么会落后呢，近代怎么会混得这么惨呢？但是稍微动脑筋想想，清朝可曾用半部论语治过天下？那样的话中国就根本不会落后，也不可能有近代的屈辱历史。当现代中国人随手挥霍历史遗产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认真去思考过这些历史遗产的价值。倒是韩国人比我们还上心，什么都要拿去联合国申请个非物质遗产。半部论语能不能治天下，姑且放下不论。对于论语里面孔子给子贡讲的政治学基本原则，倘若国人真的理解了，那么不仅对于中国，对于整个世界的理解都将上一个台阶。这实际上是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时代的普适历史法则，而且还将影响未来整个世界的演变。对于这个法则的理解，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复兴速度。
出路
从理论上为晚清时代设计一个解决方案是很简单的。既然病根是国家认同感，那么推翻清朝的统治之后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正统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基本没有领土野心，对中国领土完整威胁较大的是俄罗斯和日本。随着西方文明不可避免地进入动荡期，各列强忙于世界大战，根本不可能来侵略中国。一战之后苏俄与英法美形成战略对峙，双方都首先关注另一阵营，没有时间顾及侵略中国的问题。所以俄国对中国的威胁也相当有限。剩下需要考虑的就是日本。
防止日本入侵的方法同样简单，只要中国完成了军事近代化，并且保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那么日本根本没有机会来侵略中国。之所以出现日本全面侵华，因为当时的中国限入军阀割据，国防力量无法整合社会信心极度脆弱。不抵抗的发生，实则就是“民无信不立”的具体实例而已。当时的整个中国基本没什么自信心。如果当时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绝不会出现日本的全面入侵。在维持中国安全和稳定的前提下，国家经济必然得到持续发展。并且可以利用29年大危机引进外国先进的生产设备，加速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应当指出的是，文化上必须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绝不可效仿美国。美国的文化一旦照搬，必然导致军阀割据。而中国自身的文化从来都是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不失，一定会形成一个强势中央政府，国家的发展道路是相当平坦的。
本章小结
这是一个版图辽阔的朝代。
这是一个躺在人口红利上的朝代。
这是一个相当缺乏国家认同感的朝代。
这是一个经济繁荣但思想非常贫乏的朝代。
这是一个压制思想从而给近代中国留下巨大后遗症的朝代。
这是一个顽固拒绝军队近代化，并被中国第一批近代陆军所埋葬的朝代。
晚清的出路并不复杂，推翻清朝后保持一个强势中央政府并且推进军事近代化和工业化即可，当时的外部大气候有利于中国发展。
第七章 民初之乱
本章所探讨的是民国初年中国的混乱局面形成的深层原因，时间上对应于辛亥革命之后到府院之争大约六年的时间。之所以有必要深入的研究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时期有非常强的特殊性。从第四章对二十世纪西方文明的分析，很容易看到这个时期实际上就是西方文明第一次动荡期的初期阶段。西元1911年第一次世界虽未爆发，但是其爆发已不可避免仅仅需要一个火星来点燃整个欧洲而已。由于民初整个中国应对失误，导致了其后中国陷入了漫长的战乱之中，直到西元1949年中国大陆重新完成统一才从内战阴影中走出。今天的西方文明，再次走到了一个动荡期的起始段。今天的中国，也同样需要考虑如何应对西方文明再次进入动荡期带来的影响，从而避免西方文明的动荡再次造成中国社会的不稳定。殷鉴不远，对于这个案例的分析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一段历史的脉络多数读者都很熟悉，因此我们将重点思考使中国陷入混乱的原因何在，而不浪费笔墨于历史背景。
辛亥和局
清朝的病根在于国家认同感的扭曲，辛亥年各方的合力推翻清朝之后，国家认同感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这一点是辛亥革命的大功，不论其后发生了什么，这一历史功绩都是不能够否认的。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总体看辛亥革命的过程，很明显这个过程没有发生大的内战。当然中间有部分地区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战斗，但是大兵团之间的会战没有发生。经过南北双方的谈判，最后以基本和平的方式使清政府退出了历史舞台。如果我们不执着于美国式的政治体制的话，应当说这个过程和结局对中国而言是非常幸运的。首先，没有大规模的内战使得中国经济免受战争的摧残，保存了国家的元气，对于全国的老百姓而言避免了流离失所，这些对于国家的长期发展自然是有利的。其次，避免了大规模的内战也有利于整个国家边疆地区的稳定。一般而言，在中原地区不稳定的时期，边疆地区通常会更加不稳定，这一点中国历史反复证明过。当时的情况尤其严重，英国垂涎于西藏俄国则虎视外蒙。假如中国由于推翻清朝而陷入长期的内战的话，那么后果将会严重到何等程度是很难讲的。以尽量不流血的方式迫使清王朝顺应历史趋势，对于保全国家的领土完整而言更加稳妥。这样看来，辛亥年南北方之间的和谈是利国利民的上乘之选。
但是大家对于辛亥革命的结局却通常并不如此评价，而且此后的中国也完全没有利用好这个幸运的局面，究竟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首先来看第一个疑问。其实答案是简单的，因为大多数华人都赋予了这个革命一个听起来非常神圣的任务，那就是建立和美国一样的一种体制。只要这个目标没有达到，那么不论其他方面取得的进展如何，也不论这个过程规避了多少风险从而形成了一个多么难能可贵的局面，这一切通通都被视而不见。对于整个辛亥革命的评价以是否成功模仿美国为准，其他均不在判断标准之列。当然严格说来，同盟会当时的主张也并不完全是要彻底的模仿美国。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制，同盟会在临时约法中要求国家统一后实行内阁制。如此大的国家实行内阁制，在全世界是没有先例的。如果说这是在模仿法国，恐怕并不合适，这一要求对于领土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而言有独创性，但是没有可操作性。总之，西方的观念在评价辛亥革命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压倒一切的颠覆性影响，实在让人不得不感叹斯塔夫里阿诺斯一语中的。整个民国初年，是近代中国经历的第二次大的文明冲突。
近代中国第一次文明冲突在第五章已经提到，是太平天国运动。此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其后的数次侵略战争，对于中国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是除了甲午战争之外，精神层面的触动不大，社会生活还在按部就班的进行。虽然这些战争包含了文明冲突的成分，然而其冲击相对是较浅的。民国初年的混乱，则是在更深的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而且这种改变是西方观念的传播使然，因此这是近代中国第二次大的文明冲突。通过对比不难发现，两次大的文明冲突实际上都是以内战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反倒与列强的军事入侵关系不大。实际上文明的冲突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前就早已发生，不过由于强势文明的话语霸权，只有西方的学者提出，广大中国人才会比较重视。即便是此前有中国人提出这种看法，社会注定也不会理睬的。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从一个良好的开局逐渐滑向极度危险的深渊，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打断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中国陷入了分裂与混乱之中。
国家安全
上述观点恐怕会招致广泛的反对和质疑。普遍的反驳观点可能是这样的：中国从鸦片战争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国势积弱，就算我们当时一门心思搞建设，难道就能搞的下去吗？不照搬美国的先进制度，中国怎么能自保？但是事实上中国的确就可以做到，即便是西方陷入了世界大战，中国也照样可以踏踏实实搞建设。
冬着棉夏着单，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四季更替使然。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同样需要面对不同的国际大气候，而且国际大气候从来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晚清所对应的时间段，是西方文明的扩张期结尾段。此时的西方列强挖空心思要把全世界都纳入其殖民体系，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安全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到了民国初年，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之所以拿出一章的篇幅来讨论二十世纪西方文明，也正是为了说明不同时代的更替。进入动荡期的西方列强是不可能有力量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只要中国积极发展提高国防力量，晚清的局面就不可能重演。把晚清的事情简单的照搬到民国初年，实际上和三伏天穿着羽绒服晒太阳是一样的，遗憾的是中国人的思想长期陷于这个误区。
为了更清晰的理解当时中国的处境，我们不妨逐个考察一下当时的西方列强。首先，英国对于中国的领土野心是比较有限的。整个近代英国是侵略中国最早的国家，但是英国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也不过香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占领北京时期，如果英国要求清政府割让大片领土，清政府也会接受，否则日后也不会割让台湾。不过英国并没有提出什么领土要求，正统的西方国家更多的是在乎商业利益，中国毕竟不是印度，英国尚未野心膨胀到要直接统治数量庞大的中国人的地步。美国与英国是类似的，对于中国没有大的领土野心。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不会有分裂中国的想法和行动，但是领土野心是基本没有的。至于法国，在拿破仑之后法国在一对一的战争中没有取胜过，而且法国本身也是正统的西方国家，更多的追逐商业利益而不是中国的领土。德国统一较晚，虽然在西元1900年有瓜分中国的企图但随后意识到直接统治中国是德国无法做到的，此后的德国全力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可能有力量到中国搞军事占领。俄国在近代对于中国领土完整造成过巨大危害，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俄国无力在参与一战的同时在中国发动战争。一战后由于英美等国对苏俄（联）的封锁与围堵，苏俄（联）也不可能再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至于列强的联合入侵，在一战爆发后是不可能出现的，战争期间各国忙于欧洲战争，不可能在远东发动联合侵华战争。战争结束后迅速出现了苏俄（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两个阵营之间的互相遏制和对立成为主要矛盾，也不可能联合侵华。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在辛亥革命之后唯一能够对中国造成较大危害的，只有日本而已。或者说，中国只要能够避免日本的入侵，那么当时的中国在安全上就完全不成问题。晚清的局面不可能再次出现，因为国际大气候已经完全不同了。
日本的威胁实际上也远比多数读者所习惯认为的要小。如果日本不能够不战而得东北，日本绝没有实力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即便是在甲午战争中，只要清政府迁都西安而不投降，日本也完全没有力量把战争打下去，只有财政破产一条路可走。清政府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不愿意迁都再战，以国家权益换取其苟延残喘造成了日本甲午战争的全胜结局。
克伦威尔与拿破仑
既然不照搬美国的制度中国也可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并且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那么将照搬他国制度作为判断这个革命成败的标准是不是合适就有待商榷了。不过惯性思维恐怕仍然会让人们继续坚持赋予辛亥革命这样一个听起来很神圣的历史使命，因为所谓的民主化似乎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大趋势之一，中国总是要臣服于这样一个趋势的。辛亥革命既然发生于那样的时代，似乎也就必须承担那样的任务。
为了求同存异，不妨认同民主化是二十世纪的历史趋势好了。但是事情并不仅仅如此简单，即便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中国真的可以毕其功于一役，通过一次革命就把美国的体制复制到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如果纠缠于历史的细节，那是谈上几年也难以有结论的。考虑到便于普通读者的理解，不放宏观上考察一下其他有一定历史的国家如何走完民主化历程，再来对比中国结论就会一目了然。
为了与中国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像荷兰这样的小国就暂时不考虑了。而且荷兰是经由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而走向君主立宪，与纯粹的国内革命属于不同的路线。英法两个国家领土相对较大，历史也远比美国要长，下面就以这两个国家作为例子来分析一下。首先，英法两国距离意大利都不算远，法国还直接与意大利接壤。这两个国家可以算得上是饱受古罗马文化熏陶，时间至少也在一千年以上。英法两国和希腊的距离要远一些，但是无论怎样也比中国近的多。当这两个国家在近代发生革命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现了一步到位的民主化。英国是第一个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欧洲大国。在1649年处决查理一世之后，按照比较简单的想法，似乎应该有个华盛顿式的人物让英国进入一个共和制的时代。历史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英国在革命之后名义上宣布了进入共和制，但是实际上是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时期。1653年12月克伦威尔公然带兵解散了议会，这种做法与被他推翻的查理一世并没有多少差别，但是并没有如查理一世一般招致全国举兵讨伐。随后克伦威尔就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护国主。克伦威尔死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此后是三十年的君主制时期，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进入了君主立宪时期。英国学者对于克伦威尔的看法是比较复杂的，不过克伦威尔并没有因为其军事独裁而被罩上窃国大盗的帽子，实际上克伦威尔的统治时期，是整个英帝国霸业的重要奠基时期。如果不进行军事独裁，克伦威尔在当时无法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在内政方面，克伦威尔以铁腕平定了国内的种种乱象，恢复了社会秩序。这位清教徒出身的独裁者统帅着一支清教徒军队，并且把清教徒式的生活推广到整个英国，限制纵欲和享乐甚至消费，尽可能将资源投向扩大再生产。尽管这种生活让很多人觉得别扭，但是毕竟是有秩序的。国内稳定的同时，他把目光重新投向了大海。克伦威尔颁布了《航海条例》并挑起了与荷兰的海上战争，这就是第一次英荷战争。这次战争是英帝国夺取海上霸权的重要阶段性战争。虽然英国没有在海战中打败荷兰，但是结果是有利于英国的，英国俘虏的大批荷兰商船充实了英国的远洋船队，从荷兰人手中夺得了全球航运贸易的头把交椅。从此之后，荷兰人作为“海上马车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谈论宪法政治的著作，极少会不提及英国历史上的《大宪章》。西元1215年，英王约翰在封建领主、教会和骑士等的联合压力下签署了《大宪章》。这份文件第一次限制了封建君主的权力，成为后来英国宪法的奠基性文件之一。虽然英王约翰在签署之后不久即撕毁了这份文件，但是毕竟在英国政治史上留下了这样的传统。从《大宪章》的签署到克伦威尔，四百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并没有能够越过一个军事独裁时期，而且军事独裁时期之后还有一个君主制的复辟时期。一个在《大宪章》影响下生活了四百年的国度尚且如此，从来没有过类似经历的国家如果能够走得更快更平稳，恐怕是让人感觉难以想象的。英国如此，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如何，英国会不会仅仅是个特例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国的情况。
整体而言，法国的情况比英国还要典型，法国不仅在大革命之后出现了军事独裁时期，而且出现了连续的君主立宪和君主制时期。英国从革命到议会制君主立宪的建立大约经历了40年的时间，法国从大革命到稳定的共和制用时超过八十年。雅各宾派专政被推翻后，紧接着就是拿破仑建立的执政府时期，同样是军事独裁。西元1799年11月，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成为法兰西第一执政，实际上是独裁者。随后拿破仑进行了政治、经济、司法等方面的全面改革，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拿破仑法典》。这一法典从西元1804年开始实行，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都是法国的法律。西元1804年，经过公民投票改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为法兰西帝国，拿破仑为自己加冕称帝，进入君主立宪时期。从拿破仑建立的第一帝国直到1870年长达50年的时间里，法国经历了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百日王朝、波旁二次复辟、菲利普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除去两年短暂的共和制时期之外，全部是君主制或者君主立宪制。事实清清楚楚，法国的大革命也根本没有做到一步到位。不仅如此，虽然拿破仑在其少年时期深受科西嘉独立思想的影响，并不认为自己是法国人，从政之后又独裁称帝“开历史的倒车”，但是当时的法国人并不抵触这位来自科西嘉岛的皇帝，灵柩回到巴黎时万人空巷为其送行。法国人对于拿破仑的崇拜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拿破仑不怎么争气的侄子都可以靠着祖上的威名再次登上法国皇帝宝座。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拿破仑三世时期，法国伙同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拿破仑死后两个世纪，他的事迹成为整个法国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直到今天仍然被全体法国人看作英雄，并不因为他曾经加冕称帝而被诅咒为独夫民贼或者法国前进的绊脚石。
通过以上两个例子不难看到，通过国内革命实现所谓民主化的过程中，革命之后必然经历军事独裁时期，绝无可能由革命直接到达共和制时期。既然两个饱受古罗马文化熏陶的欧洲大国都无法通过一次革命实现毕其功于一役，那么如果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只有一种解释了：中国距离希腊罗马比英法距离这两个地区还要近，同时又没有受到罗马教廷的羁绊而陷入意大利式的长期混乱，从而使中国携带着比英法更纯正的西方文明扩张期基因。否则在一个大多数国民连希腊罗马在哪里都不知道的大国里，其进程居然跨越了欧洲国家都无法跨越的阶段，绝对不是人力可以做到的事情。
华盛顿不是万灵丹
讨论至此，估计会有读者把美国搬出来作为反例的。美国是研究中国复兴不可绕过的一个国家，不论研究什么问题，总能看到这个国家的影子。
对于美国的共和制建立过程，首先我们应当明确一点，那就是美国是通过独立战争来立国的，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内革命，无论与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相比还是与法国大革命相比都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因此，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并不必然要经历一个军事独裁的时期。其次，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历史也就没有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其所在的地域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领土扩张，同时基本不需要担心自身安全问题。如此一来，美国作为一个崭新的国家就可以经由独立战争实现一步到位建立共和制。
华盛顿之所以成为华盛顿，是有其特殊的国情作为基础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华盛顿一定程度上被神化了，似乎有了这么一个人，体制的建立问题自然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这种想法实事求是的讲是比较天真的。且不讲华盛顿生在中国会如何如何，就算华盛顿生在英国或者法国，他也不可能成为华盛顿，只能走克伦威尔或者拿破仑的道路，否则必然被政治斗争无情的淘汰出局。之所以在美国可以做到，因为这是个崭新的国家，完全没有任何历史负担，也不存在前一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保王党势力。即使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国家里，独立战争后一群老兵的暴动仍然迫使美国不得不从邦联改为联邦，大大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倘若华盛顿真的生在英国或者法国，并且把美国的建国模式直接搬到英国或者法国去，岂能久乎？
对比于当时中国的情况，首先中国无所谓从某个宗主国的统治下独立的问题。其次，当时美国的人口主要来自于西欧，基本都是沐浴过文艺复兴的国家。中国如果能够模仿美国实现一步到位的话，那么除非中国的历史比美国还短，否则断无此可能。分析至此，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指望中国实现一步到位的民主化是完全脱离国情与历史法则的。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梦幻中的场景而已。孙中山经过了多次失败之后，也逐渐从梦幻中回到了现实，提出了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军政与军事独裁名词上看是不同的，至于内容是不是相同，留给读者去判断吧。指望一个华盛顿式的人物可以使中国如何如何，只能是一个脱离历史法则的梦幻而已。只有当华盛顿生在美国时，华盛顿才是华盛顿。
如果我们公正理性的去看待辛亥年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应当说，辛亥革命是成功的，这种成功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是幸运的。它已经出色完成了那个时代所能够完成的任务，不可能再承担更多的要求。
人心之乱
前述分析已经指出，民国初年的世界格局与晚清时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导致中国的安全压力大大减轻。那么我们回到前面第一小节提出的问题，既然中国已经具备了踏踏实实搞建设的条件，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呢？在安全压力减轻的情况下，中国的混乱不会由外部的军事入侵导致，很明显这种情况下中国陷入混乱就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中国人自己把中国搞乱了。
一般说来，人们总归是不希望国家陷入混乱的，而事实上的结果却是中国人在辛亥之后的行为导致了中国陷入混乱。在918事变之前，中国的混乱与各列强基本没有直接关系，就是比较纯粹的内战，显然是中国人自己把国家搞乱了。这样一来就难免让人费解了，既然大家都不希望国家陷入混乱，国家怎么会乱了呢？合理的解释只有一种，人们的行为与自己的愿望背离，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局面事与愿违。以往中国在宋朝之后经历的几次混乱局面，都是由于各种灾害导致了大面积的饥民流离失所，社会矛盾的极度激化遂至全国大乱。但是民国初年完全不是这种情况，虽有局部的灾害，没有对国家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大部分农民还是可以糊口的。在有饭吃的情况下出现混乱，原因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更进一步说，这实际上是社会思想陷入混乱的结果，民国初年的混乱就是人心之乱。
人心之乱的根源在于文化之间的差异，更宏观的说是文明冲突的一种体现。晚清的数次战争失利，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在军事实力上落后于西方，但是并不认为中国的文化落后于西方。因此洋务运动只把精力集中于军事技术和重工业的引进，对于其社会制度并不看好。到了甲午之后，由于美国力量的上升，美国的文化和制度开始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此时由于清朝国势日渐衰落，中国文化就充当了这个过程的替罪羊，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而美国的文化属于比较正统的海洋国家文化，和中国的文化属于完全不同的套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学习的过程中，会遇到无穷多互相抵触的地方。如果当时的中国在文化上模仿德国，那么问题倒不是特别大。实际上日本的体制当时也是更多的模仿了德国而没有模仿美国。中国模仿美国就要遇到不可避免的非此即彼的取舍，将中国用几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搞得乱七八糟，社会丧失了对于是非正误的判断标准。
应当指出的是，在社会思想混乱的过程中，废除科举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废除科举制当时固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推动了广大的知识分子投身到学习自然科学的浪潮中。但是其影响远不仅仅于此，知识分子同时被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某些社会思想俘虏，并将其照搬到中国来。而且他们接触的时间是如此之短，以至于根本不可能进行系统的消化。这样一来，根据美国的国情去判断辛亥革命的结果，必然认为革命是不彻底的，而且认定中国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而看不到当时的局面实际上非常难能可贵的。于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知识分子与近代陆军结合起来不断的折腾，直到迫使袁世凯病死，最后北洋政府内部陷入府院之争整个国家的行政彻底紊乱为止。袁世凯死后，再也无人可以控制中国各地的军阀势力，这样人心之乱就升级成了全国的割据大乱。
揠苗助长
思想的混乱集中体现于对待民主制的问题上。中国持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似乎存在一种由来已久的倾向，那就是将民主神化成为一个顶礼膜拜的偶像，而不去对其进行系统的思考。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被告知首先应当去学习，自己还没有建立民主制的时候没有资格对民主国家说三道四，于是思考的权力就被剥夺了。
如果我们对民主制的建立过程进行深入的思考，实际上是不难发现一些基本特征的。除了美国这样的特殊国家之外，所有民主国家在建立的过程中都经历了至少一次军事独裁时期，大陆国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往往还要经历不止一次的军事独裁时期。如同本书前言中所提到的，社会舆论自有其必须遵循的法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违背的，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同样有其不可违背的法则。不论是谁，也不论出于什么目的，试图跨越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是徒劳的，总归要被历史法则强制补课。辛亥革命之后的混乱，就是由于试图跨越一个阶段造成的。
另一方面，民主化通常对应着一个国家的扩张期。民主制本来就是西方文明所建立的一种统治方式，与其扩张型文明的内核是吻合的，只有在扩张期这种制度才能够逐渐建立和运转起来。在经典时代是如此，到了近代仍然是如此。指望一个国家在衰落期实现民主化是徒劳的，而当时的中国就处于衰落期之中。当然，西方的政治学家并没有指出其民主制实际上是和殖民扩张联系在一起的，指出这一点对于西方国家而言颜面上并不光彩。不独近代的政治学家如此，从柏拉图时代就没有把奴隶制和古典民主制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于是当时比较天真的中国知识分子就被表象蒙蔽了，将民主制的建立看成是仅仅需要开民智或者是一个华盛顿式的人物振臂一呼就能水到渠成建立起来。
基于对于民主制的盲目崇拜和肤浅理解，当时中国的新知识分子极力反对袁世凯为了巩固国家统一所进行的努力，必欲效法华盛顿而后快。这属于历史领域典型的揠苗助长。揠苗助长的动机可能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对于整个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深重的。所谓西方的观念比其武器更有杀伤力，这就是绝好的例证。观念的冲突可以让一个发展势头良好的国家陷入到长期的混乱之中，从而强化了西方国家的强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