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冲突
关于这种观念的冲击力，我们举一个例子。还以上文提到的洪秀全来说，可以肯定他对基督教 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他一定不知道基督教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说法。基督徒绝不会承认耶和华还有他这个二儿子，更何况他还东拼西凑给耶和华找来了一堆儿子 。倘若承认的话，正统基督教教义就彻底崩溃了。基督教只信仰一个神，这个神有三个方面的本质特征，他即是圣父（耶和华）又是圣子（耶稣）同时还是圣灵。历史上出现的否定三位一体的教派，统统被视为异端要么消灭要么赶出欧洲。三位一体并不是基督教建立之初就有的，基督教各派早期曾为此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到西元381年在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的支持下三位一体教义取得胜利。是否相信三位一体普遍被认为是正统基督教派与非正统基督教派的分水岭。三位一体既牵扯到基督教经典，又与古希腊哲学有关，让中国人理解这个教义实在太有挑战性，估计比让西方人理解什么是天更有难度。仅就一点来说，一个神即是自己，又是自己的儿子，这就足够让中国人感到窒息了。以洪秀全这个落第秀才的水平，不能理解他“大哥”就是他“亲爹”属于正常发挥。问题远不止于此，承认了三位一体，将导致中国伦理观念出现大问题。儒家的五伦分别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中夫妇是五伦之首，由夫妇而有父子，由夫妇而有兄弟。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延伸，从父子一伦演化而来。朋友一伦则是兄弟关系的延伸。如果父亲和儿子是一体的话，伦理就全乱套了。在民间传说中，就是玉皇大帝也要有王母娘娘。三位一体本质上是无法与伦理观念兼容的，承认这一点必然从理论上破坏了人伦，而坚持这一点的民族必定是不重视伦理的。中国文明在东亚的地位两千年中是无可动摇的，所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都深受影响。古汉语直到清代仍是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通行官方语言。在这里请允许笔者讲一句不大厚道的话，当西方文明全面入侵亚洲的时候，只有饱受《源氏物语》熏陶的日本打着全盘西化的旗号顺利完成近代化，恐怕不是历史的偶然 。
否定了三位一体，对于基督徒而言就是大逆不道。承认了三位一体，对于儒家知识分子而言也是大逆不道。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一定要讨论的话，谁也无法后退，身后一步就是万丈深渊。晚明基督教进入中国传播，为了能够让儒家知识分子接受，允许信徒祭孔。实际上这已经破坏了三位一体，基督教禁止崇拜其他偶像，更何况基督教里也没有孔子这位先知。名义上三位一体还是得到了坚持，但是双方都已经做出了妥协，而且并未纠缠这一点；或者说大家都实用主义了一把 。从这个例子相信读者可以对文明冲突这个概念有直观的感受。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思维方式之间，有太多互相冲突的地方。而且往往涉及到对整个社会生死攸关的东西。接受对方的观点，很可能意味着从根本上动摇了自己的一切。伦理学是调节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力量，甚至比行政力量更加重要。伦理学如果崩溃了，那么中国人就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下去了。基督教教义如果崩溃了，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同样要陷入一片空白，整个社会制度将陷于全面解体。或许有人觉得危言耸听，那么不妨引用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一段话。“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样的信仰（指民主社会的共同信仰，笔者注），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这同样印证了前一章提到的情形，在西方世界里，销量最大的书永远是圣经。除此之外，任何书都不可能达到人手一册的程度。脱离了基督教，西方人同样不知道日子怎么能过得下去。
一个文明可以看成一个生命体，其所建立的各种制度和观念是彼此联系相互支持共同工作的，就像人体的各个器官在互相配合一样。任何一个器官如果脱离整体是无法存活的。在医学上，如果将一个人的器官移植给另一个人的话，通常会产生排斥反应。接受者的免疫系统会拒绝承认新进入的器官是一个合法成员，新进入的器官部分或者完全无法工作。为了消除排斥反应，要么选择血缘关系比较近的人之间进行器官移植，要么用药物抑制免疫系统工作；后者的代价就是感染其他疾病的概率又会升高。对于文明之间的移植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抑制一个文明的免疫力的办法，就是让其老百姓彻底变成白痴以忘掉原有的观念。不过这个政策往往是不够的，还需要同时对知识分子进行屠杀，否则老百姓肯定有地方获得知识。太平天国的历史就是如此。洪秀全硬要把基督教胡乱改造之后移植到中国文明的体内来，但是他的教义编得实在是太拙劣，于是产生排斥反应，知识分子不买账。不买账他就消灭知识压制言论自由，见庙砸庙遇书烧书，将一切有可能戳破其谎言的东西统统消灭。满清对于文化的破坏还局限在文字狱和销毁部分书籍，洪秀全这个不及格的落魄者则是对中国文化进行彻底的全面的灭绝。倘若其控制全国，中国将进入空前的愚昧与黑暗。基督教不过是教义与伦理思想有冲突，洪秀全则更加彻底的消灭了伦理。前文介绍，儒家认为一切人伦的基础是夫妇关系。洪秀全极其具有“创造性”的在一个社会消灭了家庭。夫妇不仅不能同居，未经批准见面亦属违法，甚至于母子见面兄妹寒暄一概非法。社会伦理全部被其以法律形式消灭了，彻底消除了社会自我调节的机能。主流知识分子被驱赶到这个政权的对立面，社会的免疫系统开始反击。如果说鸦片战争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的话，那么镇压太平天国就是两个文明之间的战争，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文明冲突。满清本已腐朽不堪，太平天国却迫使主流知识分子不得不为了反对太平天国而站到满清一边，使这个政权得以苟延残喘。应当指出的是，这个免疫的过程是残酷而血腥的，大量平民在这场战争中悲惨地充当了双方的炮灰。整个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丧失了两千万到五千万人口，江南经济倒退二十年。能够将一个文明的一部分移植到另一个文明之中，不导致严重的排斥反应，这是大智慧的体现，也是下一个时代全世界要研究的顶级课题。而日本能够顺利地接受西方文化，则在于这两种文化在类型上本来就相近。一个文明与人体的这种相似性，应当说也是人类历史自相似的一个方面。
注1: 这里所说的基督教包含天主教，下同。
2:拜上帝会宣称冯云山是上帝第三子，杨秀清为第四子，韦昌辉为第五子，石达开为第六子。
3:直到今天日本色情业的发达，仍然远超过其他亚洲国家。
4:就笔者的猜测，徐光启加入基督教恐怕更多是为了学习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献，未必真的把宗教当作一回事情
包容宗教
继续回到天崇拜。天崇拜的起源本书不敢妄言，但是至晚西周已经形成；否则周王不会被称为天子。天崇拜的形成，对于中国此后在宗教方面的宽容性有重大关系。中国文明是对于宗教包容性最强的文明，不论何种宗教，中国皆可以平等视之。宗教在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作用之小，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人可以把和尚道士同时请到家中做道场，全然不问其教义的互相冲突。在世界其他民族看来，这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但是这对于维护中国的繁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根本上杜绝了中国发生宗教战争的可能性，也避免了由于宗教和教派矛盾导致国家分裂的可能性。对于以宗教主导其精神生活的民族而言，不同的民族往往有不同的宗教，就像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饮食习惯一样正常。但是当不同的民族凑在一起，问题就出来了。到底谁的神更有能量更值得信仰？何况各宗教的教义往往是互相冲突的，为了维护一个信仰，有时会使人们强烈的倾向于武力消灭另一个信仰。于是宗教矛盾和教派矛盾就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古印度在这一方面非常典型，整个国家宗教林立教派不可胜数。全印度就没有统一过，除非认为印度半岛南部不是印度的一部分。莫卧儿王朝时期，第三任皇帝阿克巴为了缓和宗教矛盾，自己攒了一个宗教，相当于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杂糅。不过这个宗教太没有人气，信众不过宫廷中数十人，于事无补。印度在二战后独立时，本可以是一个国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彼此不能相容，伊斯兰教希望独立建国，于是成为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被肢解，1971年东巴基斯坦独立成为今天的孟加拉国。如果中国和其他民族一样执著于宗教的话，那么中国绝无可能不断的由分裂走向统一。中国文明的这一特征对于未来的世界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后续章节将详细讨论。
中国人对于宗教的包容性，使得中国历史的脉络与其他国家有了显著不同。中国避免由于宗教或教派矛盾陷入分裂，总是在分裂后再次走向统一。这是全世界历史绝无仅有的。国家统一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中国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始终是超级经济大国。国家的统一同时也增强了整个文明的抗风险能力。当然这决不是说中国能够不断完成统一仅仅是由于对于宗教的包容性，这只是促进统一的一个方面而已。另外，对于宗教的包容性让中国文明具有了极强的同化能力。不论进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带来了什么样的宗教，总能够被坦然地接受，最终融入主体民族之中。中国的历史，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这同样是全世界历史绝无仅有的。这里非常明显的体现了中国文明作为融合型文明的特点。犹太人是世界上最特立独行的民族，其唯一一次被同化就发生在中国 。
中国文明是全世界唯一没有产生祭司阶层的伟大文明。这一点首先避免了祭司阶层通过控制话语权和解释权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稳定。否则一旦有机可乘，祭司往往会趁机控制君主或发动政变，最后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和内战。这种情况在古埃及古印度等地皆广泛存在。古埃及新王国中后期，阿蒙神庙祭司集团势力膨胀干预朝政，君主成为祭司手中的玩物。意大利则从另外一个方面体现了祭司集团的影响。意大利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地，却几乎是整个欧洲统一最晚的国家。而且在整个近代时期国力之低，国内分裂之严重，都与其地理位置和资源保有量严重不相称。这其中就有罗马教廷的影响。其次，没有祭司阶层可以减轻整个国家的经济负担，保证国家的劳动力供给和后备兵员。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中国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僧侣人数没有膨胀到影响国家经济运行的程度。整个国家政治的稳定和财政负担的减轻，对于促进中国经济繁荣起到了重大作用。
文人的影响
既然没有祭司阶层，由谁来引导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呢？文人集团承担了这样的任务。文人负责生产整个社会需要的一切精神产品，包括诗歌、词赋、散文、戏剧、小说等等。同时，文人还承担着记录历史的责任。中国人对于修史的热情从不衰减，从史记开始，官修二十四史不间断的记录着整个国家的历史。形成了世界历史上独有的奇特现象。除了官方之外，民间也大量的编修史书，成为二十四史的重要补充。文人集团同时也是中国的全职或兼职教师，这一传统可以上溯到孔子。尽管孔子的地位在近代历史出现过大起大落，但是孔子作为中国最早的平民教师，其教育家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后世文人们秉承着“有教无类”的理念，在全社会进行着普及教育的工作。中国人对于教育的重视，是深入骨髓不可改变的。中国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之高，恐怕全世界无出其右者。不论历代政府是否愿意在教育上花钱，老百姓还是无怨无悔的把毕生积蓄投入到下一代的教育之中。这在全世界各民族之中，都是一种罕见的现象。这一点对于整个文明的传承而不中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切事情都需要人来做，一旦后继无人，则文明的中断就成为必然。无论在盛世还是乱世，文人在普及教育方面的工作以及全民族对于教育持续不衰的热情，成为中国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保障。
文人集团在引导社会精神生活的同时，其中一部分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到政府之中形成了文官集团。科举制度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比较公平的竞争平台，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得以进入到国家的职能部门，使整个政权不断获得新鲜血液的补充，而且能够有至少一部分官僚对民间疾苦有一定的了解。近代对于科举制度的理解存在巨大的误区。18世纪科举制度经过传教士的介绍传到欧洲，启蒙思想家奉为至宝。英国即依照中国的科举制度进行了著名的文官制度改革。1838年，英国议会确定中国科举制度是值得效仿的。直到1870年，英国的文官考试制度最终建立。今天全世界公认文官考试制度起源于中国的科举制。
另外还需要指出，中国的文人集团在孔孟思想的指引下，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当然这不能说文人集团没有缺乏骨气和定力者，但是在整个人类历史其社会责任感之强是首屈一指的。文人集团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每当社会危机发生总会有人挺身而出为整个民族慷慨赴死。不论在野还是在朝，历代都不乏以一腔热血诠释文人骨气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连同他们的作品成为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柱。文人的骨气，是整个社会免疫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文人集团丧失了骨气，唯唯诺诺或者唯利是图，那么社会的精神生活就会混乱不堪。
注: 这部分犹太人现在生活在河南开封地区，其生活习惯和信仰已经完全中国化。在福建泉州可能也出现过犹太人被同化的情况。
祖先崇拜
另外有一点应当指出的是，对应于其他民族精神生活中宗教的地位，中国人还有一种崇拜部分代替了宗教的地位。这种崇拜就是祖先崇拜。虽然现代中国人对于修家谱这件事情不怎么了解，但是历史上修家谱和写史书一样，中国人对于此的热情是千年不衰的。家谱对于一个家族而言就是其史书，这里同样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自相似性。祠堂对于一个家族的意义，尤如黄帝陵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意义。通过祖先崇拜，中国人对于家族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并进而对于故乡和整个国家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这种心理上的归属感，成为整个国家向心力的重要来源，也是国家得以不断实现统一的重要保障。据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的名字姓在名前，这里体现的是对家族的尊重。而欧洲则反之，名在姓前，体现了对于个体的尊重。欧洲在罗马之后再没有统一，从这一点既可看得出来。而且民主政治的基础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没有强调个体独立的文明，也就不会有民主制的建立。很多事情，我们每天都在做，已经习惯成自然。但是往往很少有人去想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每个中国人每天只要打招呼，称呼本身就体现了文明的特征，思维方式的影响遍及生活的每个角落，只不过大家很少去想而已。
以上是对于中国文明内在特征的一些简单介绍，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文明所处的外部环境。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脱离其所处的环境是不可能理解其全部历史的。
外部环境
中国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与西方文明是显著不同的。欧洲是一个大的半岛，而中国则不然，只有东边一侧临海。仔细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欧洲的海岸线比中国要曲折得多。中国的海岸线无论与欧洲的那一侧海岸线相比，都要平滑许多。欧洲毗邻的黑海、地中海、波罗的海都是内海，风小浪低，在古代技术水平比较低的时代更适于航行。中国整个沿海地区，仅有渤海一个内海，而且渤海的面积远小于欧洲毗邻的各个内海。渤海所处纬度较高，周边部分地区如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经济发展较晚，市场容量太小，不具备在这一地区发展海上贸易的先决条件。另外渤海本身的海岸线也过于平滑，缺少天然良港，不适合发展海上贸易。从秦朝开始，辽东半岛已在版图之内，有便利的陆路可走，没有必要大费周折走海路。欧洲文明源头希腊和罗马全部位于地中海周边，可以说是一片广大的内海孕育出来的文明。与它们相比，中国文明是典型的大陆文明。
中国文明的诞生地是大河流域，这一点和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类似。在北纬35度线附近，发展起来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几个文明：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的两个起源罗马和希腊都不是位于大河流域。或许大河流域的文明注定会与非大河流域文明走过不同的轨迹，这一点恐怕还需要继续探讨。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一个大半岛，但是又距离两河流域非常近，而且很快扩展到两河流域，或许这也注定了伊斯兰文明的类型介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结论能否成立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中国的西南部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横亘着全世界最雄伟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从地质学角度说，这又是一片非常年轻的高原。这一片高原的出现，对中国文明的发展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造山运动让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之间的交流变得非常困难。尽管双方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远，但是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印度长期属于另一个世界。以至于唐僧取经的目的地被称为西天，实际上印度根本不比新疆更靠西。由于印度已经被称为西天，在明清发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如何称呼欧洲的问题。欧洲比印度还要往西，于是只好把欧洲称为泰西。笔者很有兴趣使用这个词汇，不过直接使用泰西文明这样的词可能导致今天的读者感觉过于突兀。为了不显得过于学究，一概仍称为西方文明。
其次，交流的困难造成了佛教传入初期中国人感觉非常新奇而传播过快，同时中国文明向南亚次大陆的传播与同化过程受到严重阻碍。佛教的传入，与近代西方文明的传入有明显的相似性。在传入之初，由于中国没有高度发展的宗教，这种外来事物让中国人感觉非常新鲜，很快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其传播速度太快，以至于中国要组织一种本土宗教来反击，那就是道教。中国人对于佛教产生了过高的期望，期待着其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与近代西方文明的传入是一样的，今天的中国人同样对西方文明产生了过高的期望，将其看成全人类包括中国的终极归宿者大有人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佛教在社会生活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中国人开始有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同时对印度的了解也在慢慢增加，西方极乐世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过尔尔。在玄奘之后，中国人也不再有热情去印度取经了，佛教继续加深中国化，融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西元11世纪之后印度教再次崛起，佛教徒受到全面迫害，佛教典籍全部烧毁，就算真的去取经也无经可取。长期而言，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播也是如此。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必然与日俱增，那种最初传入时的震撼和新奇注定会慢慢归于平淡。以后西方文化将和佛教一样经过中国化的改造，而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次，喜马拉雅山阻挡了印度洋的水汽北上。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在翻越喜马拉雅山之前就几乎丧失了全部水汽，造成西藏和中国西北的气候干旱。降水稀少使这些地区的生态系统相当脆弱，一旦被滥砍滥伐之后就缺乏自我修复的能力，形成了大片的戈壁滩和沙漠。西北地区的沙漠戈壁阻隔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只能依赖于脆弱的丝绸之路进行极有限的沟通。由于交流受到限制，中国文明无法在更广阔的地域内发挥其同化能力，影响力局限于东亚一隅。可以说中国文明同化了以农业社会技术手段所能够同化的所有地区。当西方文明带来了新的物资运输和信息传递手段之后，中国文明的同化范围将冲出东亚地区，扩大到整个世界。当然，前提条件是中国完成了对于历史的反思，中国文明的实力壮大到成为强势文明。
印度洋水汽无法北上对于西北地区生态系统的作用，对于中国历史还产生了另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中国北部蒙古高原是全世界最盛产马匹的地方之一。蒙古马体型较小，但是吃苦耐劳。既不挑剔饲料，又能够忍耐严寒。蒙古高原一直孕育着古代世界最有战斗力的游牧民族，成为历代中原王朝挥之不去的噩梦。所谓中国地形相对封闭导致中国没有遇到强有力的对手，才使得中国文明传承至今的说法，只能令人齿冷。这是极端缺乏历史常识的表现。中国面对的游牧民族战斗力之强，是欧洲难以想象的。其中的匈奴和突厥，在中国战败后向西迁移，其战斗力还是让整个欧洲不寒而栗。中国地形如果开放，唯一的结果就是让中国文明同化范围更大。不论是马其顿的步兵，还是罗马的方阵，到中国来的结果只有一个——被同化而已。中原王朝为了对抗游牧民族并维持对于全国的控制能力，只有在陕西一带大量养马。密集放牧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加剧了黄土高原植被全面退化从而成为今天的局面。到了宋代，整个宋朝之内竟无可以养马的地方，所以宋代军事史基本就是重装步兵的历史。明代也一定程度存在这个问题。
宋之后的问题
宋之后的中国文明出现了局部问题。尽管文明传承没有中断，但是整个文明的精神面貌趋于保守。明代经济在全世界首屈一指，文化上也相当繁荣，然而也不复有汉唐的恢弘气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大陆国家的政治稳定难以维持，为了维持稳定避免唐朝的乱局重演，过多的关注了政治稳定而造成了相对保守。宋以后中央集权的加强，使以后历代再未出现权臣篡位的局面。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整个国家的反应速度下降，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在文化上，过于迁就社会稳定的需要而提倡了缠足等陋习。这种局面随着一种崭新的技术手段的出现而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无线电。无线电将人类的信息传播速度提高到了目前认知到的宇宙中的最高速，而且不依赖于固定的电缆。整个国家的反应速度大大提高，既抵消了游牧民族的机动能力，也可以防止安史之乱再次发生。倘若明代能有这样一种传递信息的方式，其局面必然发生重大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李自成原来就是明朝银川驿卒，其工作的全部就是为国家的信息传递和人员往来服务 。崇祯三年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大批裁减各地的驿卒，李自成就是其中一员。失业后的李自成不久踏上了一条人所共知的道路，直接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
在以后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如何有选择的继承宋之后的文化遗产，做到既不损失中国文化的精髓，又规避其中保守的成分，应当是需要广泛研究的一个课题。
本章小结
中国文明是融合型的文明，于这一特性相适应，中国的文字信仰等诸方面都与欧洲明显不同。
模糊语言对于文化的传承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于此对应的模糊崇拜——天崇拜则有力的促进了中国的统一和繁荣。
将一个文明的部分观念移植到另一个文明体内，通常会导致排斥反应。
中国文明是唯一没有产生祭司阶层的文明，文人承担了引导社会精神生活的任务。
中国的地形限制了中国文明的同化范围，导致历史上儒家文化圈局限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第五章完
第六章 有清一代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把这个朝代单独拿出来，并不意味着笔者对其有特殊的兴趣或者认为这个朝代的历史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之所以讨论这个朝代的特点，因为其和中国近代史密不可分，而且与社会上对于中国文化的很多误解直接相关。笔者并无意纠缠于历史的某些细节，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纠缠于历史的细节对于今天的民族团结也无益处。但是不理解这一段历史，我们就说不清楚中国后来的问题到底是出在了哪里。如果是中国文化造成了中国的落后，那么提出复兴中国文化必将会让人觉得非常忐忑不安。有鉴于此，本章就从宏观上解析一下清朝这个朝代的特点与影响。
晚明悲歌
明代灭亡的原因很多，明末政治腐败吏治黑暗自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看一下当时的历史，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李自成虽然曾拿下北京，然而绕来绕去只在黄河流域一带转悠，从来不去江南。在多年的流动作战中，李自成至多走到湖北北部就不再南下，何以如此呢？崇祯八年李自成的战略实际是四面出击，却唯独没有过江的计划。给人的感觉似乎他根本就不想去。就算崇祯八年的所谓荥阳大会是杜撰，那么明末多股农民军，没有一股到江南去发展，江南地区也没有流民揭竿而起；同一时期黄河淮河流域却乱得不可收拾。难道江南的老百姓就从来没听说过陈胜、吴广？事情肯定不会如此简单。
实际情况是，明末吏治确实腐败糜烂，但是尚未到全国农民都无以糊口的境地。此时造物弄人，一场不早不晚的小冰川期彻底让大明无路可走。明末处于气候剧烈变化的时期，从1620年开始的小冰期持续了大约100年。从十三世纪以来的七百年中，这一百年是最冷的。北京气温比现在低两度左右，但是仅仅两度之差就彻底改变了全中国并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地球打个哈欠，就足以让人类天翻地覆，可知征服自然一说何等天真。气候变冷使黄河流域农作物生长期减少了约半个月，粮食大量减产。同时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崇祯御宇十七年几乎就是在不停的抗灾减灾。气候变冷使黄河流域的降水减少，旱灾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基调。崇祯三年，陕西大旱。此后黄河五省连年旱灾，基本未曾中断。旱灾暂时不光顾的省，还有蝗虫和瘟疫。这些灾害全部发生在黄河流域，紧邻明王朝的政治中心。而江南地区未有大灾，气候变冷对农作物的影响也相对小得多。于是就出现明末农民军不到江南的局面，因为去了也无饥民响应。今天的世界同样面对着气候变化的问题，如果大家有兴趣研究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的话，明末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这种事情换到谁头上也是无可奈何。黄河流域饿殍遍野，赤地千里。崇祯对此束手无策，以人类的能力也的确没有任何策略能够应对。明朝的国库已经被万历帝和天启帝挥霍一空，而此时后金政权正在崛起，为了遏制清军的进攻，筹措前线物资军饷刻不容缓。为应付前线需要，只能向全国加派辽饷，进一步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崇祯根本不可能再有财力去赈灾，而且就算是有钱赈灾，也会被各级官吏截留贪污，于事无补。除非气候再次转暖，否则黄河流域的局面已成一盘死棋，断非人力所能扭转。北京被李自成围攻时由于拖欠军饷过久，士兵不肯作战，可知明朝财政拮据到何等地步。对于崇祯而言，保全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卖国。将长江以北拱手送给皇太极，让李自成和皇太极去火并，至于胜败由他们双方打去。山海关主力调回后可以保护崇祯顺运河撤到南京效仿南宋。以江南财力，南京又是明朝龙兴之地，崇祯大可以偏安一隅，声色犬马。但是明朝并未如此，以明末国势之衰微，其优先考虑的仍然是保中国而不是保大明。明朝的作风是宁可亡国也不签卖国条约，而其后的那个朝代给中国留下了一千多个卖国条约。清政府首先关心的是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只要大清还能有的混，量中华物力也没什么要紧。
崇祯为了守住辽西，将全国精锐部队大半部署在宁锦一线，后撤退至山海关防线。如此一来国内兵力空虚，无力对付李自成等人。崇祯十一年李自成潼关战败，仅十七人逃脱。崇祯十三年再败于四川，五十余人侥幸得免。到达河南后，饥民遍地从者如云，其军队人数吹气一般增长。短短三年人数膨胀一万倍以上，但是根本没有进行内部整顿和训练，乌合之众而已。崇祯十七年李闯出兵五十万东征，京城明军长期无饷拒绝作战，李自成里应外合攻陷北京迫使崇祯自缢。但是明王朝直到其灭亡，也未丝毫松懈于门户之守，崇祯死后山海关防线仍然牢固的掌握在明军手中。这一点足以证明大明王朝对国家利益的重视远高于其政权生死存亡，体现了一个政权对于国家民族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李自成继承如此有利的局面，却未能笼络住吴三桂，则足见其政治水平之低。李闯进北京之后，整个军队没有完成从流寇向正规军的转变，陶醉于庆功和抄没家产的兴奋中。既没有以足够的财产收服吴三桂，也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尽快控制北京周边各省并开始政权建设。他们恐怕从来也没有意识到，被他们逼到自缢的皇帝，为他们挡住了多大的压力。当李闯在一片石和清军主力进行会战时，或许他想到了，但是已经根本来不及了。一片石战败之后，李闯连在北京背城一战的勇气和实力都没有。以北京城防之坚固，北京周边居民对满清历次劫掠之痛很，李自成稍得民心背城一战就大有可为。崇祯在位皇太极四次从小路越过长城到华北抢劫，但是也没能攻下北京。此后李闯被清军和吴三桂一路追赶，竟然未能组织起一场像样的战役，足见乌合之众也不算冤枉了李自成。早年间只剩十七个人就能重整旗鼓惊天动地的本事全都进了下水道。而明朝亡于这支乌合之众，可知国内兵力何等空虚，军饷拖欠多么严重。
回顾这个过程，如果详细探究崇祯在两个战场上的策略的话，是有不少失误的。在袁崇焕的案件中，崇祯犯有非常严重的战略错误。但是就其全局而言，这盘棋是死棋；除非关外满清统治集团内部发生长期火并或者良心发现停止南下抢劫，否则的确是一盘死棋。战争从来都是在云雾之中进行，不可能不犯错误。即使崇祯不犯任何错误，其手下官员也会由于各种动机夹带私货导致政策失误。而气候最冷的时期是在西元1650年到1700年期间，明朝亡于西元1644年，也就是说更冷的时间还在后头。崇祯不犯错误明朝也扛不过这一劫。但是这不意味着中国就无路可走，只要李自成争点气，再建一朝盛世并不困难。而此后历史的悲剧，则说明李自成太不成器，比之三年亡秦五年而有天下的刘邦，李闯不过草寇而已。
晚明科技与思想
晚明时期正值西方开始建立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时期，晚明知识分子眼界开阔积极进行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当时各方面科技水平均不落后于欧洲。虽然晚明社会动荡不安，但是知识分子思想自由，大批士大夫投身到翻译学习西方著作的大潮中。形成了一次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浪潮。晚明思想自由程度，仅从思想家产生的数量即可窥见一斑。短时间内集中产生了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三大思想家。应当说，徐光启也同样算得上一位思想家。徐光启皈依基督教后，没有着手翻译宗教典籍，而是首先翻译了《几何原本》和《泰西水法》，另外徐光启还组织编写了《农政全书》和《崇祯历书》。崇祯一朝，徐光启官至内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可谓位极人臣，最后死于任上。同一时期的欧洲科学泰斗伽利略则被罗马教廷关进监狱苦熬岁月，既没有发表学术著作的环境，更谈不到来自官方的资助。可以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环境比起意大利要好的多。如果中国能够把这一时期继续下去，至少不会在科技领域落后于西方多少。不仅是身居显官的高级知识分子，除徐光启之外，明末中下层知识分子也广泛参与到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行为中，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西学东渐。在明朝灭亡前七年，技术巨著《天工开物》问世。当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会去试图建立庞大的自然科学理论体系，但是这部巨著仍然对明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全面的收录总结。《天工开物》代表了当时世界的化学工业水平，流传到欧洲后产生了重要影响。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巨著在中国却失传了，后来《天工开物》再次回到它的祖国，居然是从日本引进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具有反清思想，于是在清朝被查禁，以至于整本书彻底失传。应当指出的是，《天工开物》中记载了火药的制作方法，或许这也是导致清政府严禁的原因之一。这本技术巨著的失传对于此后中国经济和军事发展产生了多大的负面影响，已经无法准确估量了。晚明时代科技发展，可以称得上群星璀璨。应当强调的是，中国固然由于文明的特点不会成为产业革命的发源地，但是绝对不意味着中国注定不能够参与这样的进程。即便不考虑中国知识分子和工匠的创造性，仅仅是为了跟上科技革命的浪潮而不断引进然后仿制改进足以解决问题，肯定不会出现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拉大的局面。之所以出现了近代中国技术远落后于欧洲的情况，正是因为中西交流被人为阻断。
随着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文明突然加速，中国的火器制造水平逐渐落后于欧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军队的装备必然落后，中国既可以购买也可以仿制。纵然整体装备水平稍落后于欧洲，保卫国家安全也不成问题。这一点我们随后会在晚清历史涉及。
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时间上始于西元1681年，止于1796年，跨度115年。这一时期经济稳定增长，人口不断增加，虽然也发生灾害，但未造成重大影响。仅就经济上而言，这一时期的确是盛世。但是这个盛世的含金量却是需要仔细研究的。康熙确实博学多才，颇有作为；雍正勤于政事。不过要说什么再活五百年，那就纯属夸大其词。且不要说五百年，就是康熙早生五十年坐到崇祯的位置上，面对那个局面也只有徒叹奈何而已。倘若真的再活五百年，晚清历史也不会好到哪里，这一点我们随后会在理论上给出证明。
说明：本小节未完
续康乾盛世
就人口的增长而言，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气候上最冷的时期到1680年已经接近尾声，康熙晚期这一时期已经结束。气候寒冷时黄河流域降雨南移，黄河流域的旱灾成了基调。转暖后雨水趋于正常，农业生产自然恢复。人口增长也就是情理之中了。其次，美洲高产作物从明末开始传入中国。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对玉米和甘薯的种植方法都有详细介绍。徐光启非常重视引进新的作物品种，听说福建有甘薯传入后，迅速从莆田引种到松江进行培育。这些作物在清代继续得到推广，其产量远远高于小麦和水稻。粮食总产量的增加可以支撑更庞大的人口数量。有清一代人口总的趋势不断增长，从清初大约1.5亿增长到清末4.5亿，玉米甘薯等作物是主要原因之一。第三，清朝逐步取消了人头税，只对土地征税。这样从政策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康熙雍正两代皇帝比较勤政，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人口的增长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也就是说，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导致了社会财富总量的迅速增加。应当指出的是，不论在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都是增长的。劳动力数量不足，对经济增长会形成巨大的制约作用。不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人口的负增长都容易引发社会问题。90年代后日本经济持续近20年的低迷，其间数次负增长，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的人口处于零增长和负增长之中。康熙开始的人口数量高速增长，直接推动了经济的繁荣。虽然清政府名义上永不加赋，各级官僚总有其他办法聚敛民财。财富总量的增长既缓解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缓解了老百姓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为这一时期政治上相对比较稳定提供了物质基础。当人口增长和财富增长速度减缓之后，康乾盛世就结束了。
到乾隆晚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导致粮食需求激增，但是粮食产出增长速度受制于边际产出递减要慢得多，社会矛盾开始激化。随着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起义的爆发，康乾盛世结束。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到，康乾盛世实际是建立在人口红利之上的盛世，一旦人口增长不能维继，这个盛世也就走到终点了。倘若当时没有支撑人口增长的气候条件和玉米甘薯等作物，这个盛世必然会短的多。从嘉庆到道光，人口增长和粮食不足导致起义频发，天理教甚至攻入紫禁城。至咸丰朝，积累的社会矛盾像火山一样爆发，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康乾盛世在经济上是繁荣的，但是在思想上是贫乏的。文字狱的高压导致这一时期没有任何大思想家出现，与经济发展极不相称。而且这一时代的贸易和军事政策给中国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对中国近代产生了直接影响。
国家认同感
清朝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这个朝代缺乏国家认同感，而且这也是清朝最大的问题所在。几乎清朝所有的问题，病根都在这里。清朝建立之后，对汉人非常不信任，在东北修筑柳条边，严禁汉人进入其所谓龙兴之地。这一政策导致东北大片土地成为无人区，直到1860年由于俄国威胁，不得不允许汉人向东北移民。既然清朝对汉人不信任，那么汉族知识分子也不可能上赶着去认同清朝这个政权，总有不少人心里是不宾服的。也就是说，清朝这个朝代缺乏国家认同感，这是无可改变的必然。
这样一来，汉族知识分子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不认同清朝的话，也没有其他政权可供他们认同，特别是在台湾郑成功家族统治被清军终结后。清后期出现的太平天国在文化上比满清还不如。虽然这是一个汉族建立的政权，但是这个政权编造的教义过于拙劣而且严重践踏了人伦，汉族知识分子无法认同。所以在清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汉族知识分子要么无可认同，要么无可奈何的认同清朝。但是这种认同是不情愿的，心底总有一种隐藏的暗流在涌动。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个道理熟读史书的康熙自然明白。为了增加国家认同感，康熙二十三年在下江南回北京的路上，特意拐弯不辞辛苦的跑到曲阜。康熙在孔府居然向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大礼，随后又到孔陵行一跪三叩大礼。在五千年历史上，皇帝向孔子下跪这毫无疑问是头一回！此后乾隆照葫芦画瓢也做过几次。但是这样就足以提升国家认同感了吗？老百姓或许看个热闹，熟读史书的知识分子心里是有数的。即便是老百姓，对于一个异族皇帝能够有多少忠诚度也是个大问号，起码康熙和他的子孙们心里没底。
细心的读者一定还记得在第二章分析扩张型文明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国家认同感的低下必然导致一个国家的动员能力低下。清朝能逃脱这个历史规律吗？当然是不可能的。看一个例子我们就会完全清楚。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不过区区两万人。虽然僧格林沁的指挥水平很低下导致满族和蒙古骑兵在京东八里桥战役全军覆没，但是以汉人为主的步兵并未遭受重创。而此后清政府连使用步兵进行反击的尝试都没有做，直接卷铺盖一溜烟逃到承德，留下鬼子六在北京开始议和。不知道咸丰临走可曾想到二百一十六年前，崇祯就在这座城市中为社稷而死。难道中国就真的对付不了这两万人吗？坚壁清野这招镇压白莲教就用过，咸丰决不会不知道。只要把粮食全部掩埋或者烧掉，水井全部填平，所有居民从北京及郊区撤走，英法联军连走路的力气都不会有。当然这样要付出比较大的损失，不过清朝赔款给英法各八百万两绝不比这个代价小，照样是老百姓出钱。而且汉族为主的步兵尚在，先用坚壁清野让英法联军挨饿，然后利用夜晚发动攻击，弓箭足以制敌。如果说兵力不足的话，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初期，清政府被迫同意南方各省招募乡勇组织团练，后来团练升格为湘军和淮军。直隶山东山西照样有的是青壮年，清政府只要同意组织团练，一百万人的军队和民兵也不成问题，绝无可能兵力不足。所有这一切一件也没有做，到底是为什么呢？答案就在于这条历史规律，缺乏国家认同感必然导致一个国家的动员能力低下。清政府对汉人根本就不信任，所以就压根没打算单独动用以汉人为主的步兵。南方各省毕竟距离较远，组建新的汉族武装尚在清政府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华北地区组织团练，万一有人喊一嗓子反清复明，那绝对比火烧圆明园还可怕。这样就导致了晚清与晚明的重要不同，宁可卖国也不会动员全国的能力去反侵略。倘若康熙再活五百年，他可有办法应对这个局面？除非他能把国家的利益置于满清的利益之上。以康熙在世的政策看，无此可能；否则康熙不会海禁，也不会搞文字狱。
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个例子，很多读者可能会说，这说明落后必然挨打。就算这一次靠步兵夜战和冷兵器应付过去了，下一次肯定不行，这完全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这话没错，落后必然挨打，中国需要长久之策。要长久我们先要知道为什么落后，找到根源自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根源其实就在这里，还是缺乏国家认同感！
真的很好看，作者真是博学，期待下文！若是广为流传，能够多么增加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军事技术
前一小节说明了清朝的基本缺陷是国家认同感不足，那么不妨来思考一下，缺乏国家认同感的朝代敢于跟上世界军事潮流，积极引进和仿制甚至说去改进西方的热兵器吗？毫无疑问，肯定是没这个胆量。
清朝本身是游牧起家，而热兵器是骑兵的克星，清朝避之唯恐不及，当然不想大量装备。此其一。其二，西方的热兵器在当时属于高科技武器，八旗兵进关后生活逐渐腐化堕落，游手好闲不学无术。指望他们去掌握高科技的玩意，一来他们不想学，二来他们也未必学得会。就是晚清末期枪炮大量普及，八旗兵的战斗力也没有因此而回升，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之前不得不依赖于湘军和淮军，到了甲午之后又不得不组建新式北洋军。总之，八旗兵已经根本不堪使用。其三，既然八旗兵不能掌握热兵器，大量装备的话只有让汉人来使用。问题马上来了，汉人缺乏国家认同感，把八旗兵的克星交给汉人，有人反清复明岂不直接要了清政府的老命。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最好的办法自然就是压制热兵器的发展，死抱着弓箭马刀不放。至于这样做是否会给中国造成严重的后遗症不在考虑之列，即使康熙在位也不在考虑之列。清朝对热兵器压制程度之深，举两个例子大家就有直观印象。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登陆定海后发现，使用的城防炮居然是明末进口的，服役时间超过两百年。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攻破武昌后在山中挖到一批明朝遗留的火炮，而清军居然被这样的炮打得找不着北。可见其军队的火器应用水平甚至不如两百年前的明军。倘若要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历史上服役时间最长的热兵器，明朝的这两批火炮倒真的要好好争上一番。因此可以说，八里桥战役的祸根和火烧圆明园的悲剧，从清朝建立就已经注定了。
应当指出，清朝压制热兵器的政策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否则清朝只能亡的更早。热兵器的发展，更深一层说是要跟上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而武器的升级往往需要改革军队的构成以发挥其效力。二战中法国的坦克数量质量都不弱于德国，但是他们没有装甲师这样的编制发挥坦克的优势，结果短短42天法国战败投降。热兵器发展和推广，本质上就是军队近代化的过程。清政府顽固地拒绝军队近代化这一趋势造成国防力量降低，于是一次次的割地赔款。到了甲午战争之后，为形势所迫只能开始建立近代陆军，这就是中国第一支近代陆军——北洋军。庚子之后各省又开始普遍的建立新式陆军，同样是近代军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清朝灭亡的过程，就会非常清楚地发现，清朝实际就是被近代军队埋葬的。新军思想活跃，对满清统治的不满与日俱增。辛亥年湖北新军首举义旗，而后各地纷纷响应，最后由北洋军直接出面迫使清朝宣布退位。而此时的经济远没有到崩溃的程度，甚至可以说，晚清最后十年的经济是相当繁荣的。所以也就出现了某文豪笔下的一幕，阿Q在街上高呼要造反，但是没几个人搭理他，因为大部分老百姓都有饭吃，没几个人想要造反。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普通百姓更多地是充当了旁观者。比如在苏州地方，新军思想浮动希望响应武昌，江苏巡抚程德全见大势所趋，同意江苏独立。而整个苏州的变化，只不过用竹竿挑落几片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仅此而已。史称竹竿挑檐瓦。对于老百姓而言，各个行业一切照旧。分析至此，相信读者对于本段开始的论断不会有异议。清朝压制热兵器的确是非常有利于其统治延续的，不过这个政策保大清而不保中国。中国为此付出了几代人的惨重代价！从本质上说，正是国家认同感的缺乏导致了中国在军事上的落后，落后的根子就在国家认同感这里。倘若康熙再活五百年，他果真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回38楼，呵呵，是好东西就会广泛流传，我转载到这里也是希望更多人看到。
我很佩服这个作者，跟着他的文章三年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理解更深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