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复兴(续)
关于文化复兴很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民主化。这个问题实际上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再过若干年不会有多少人还把这个问题当作一回事情。如果一定要说的话，结论也很简单。现代民主制将步古典民主制的后尘走向覆灭，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将会重演。金融危机的发生将会大大加速民主制的覆灭进程。关于这个结论笔者有系列专门的文章阐述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这个过程会对台湾的主流舆论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中国的文化复兴足以实现和平统一。关于这一点在理论上已经反复校核过，肯定是可行的。
逆境中最需要的是希望，不论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只有让整个社会看到中国文化的前途和中国的未来，才能在逆境中凝聚人心士气。士气一旦低落，经济增速减缓将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心理恐慌，各种思潮纷纷出现，思潮之间的冲突会使社会稳定面临巨大的威胁。
学术自由
文化复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尽管阻碍这个过程的理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这是必须依赖于社会全体知识分子参与才能够完成的过程。为了实现文化复兴，社会需要更大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
随着美国衰落的趋势日益明显，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到文化复兴的大潮中来。这种参与应当会首先体现在虚拟世界之中。由于网络媒体在全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显著，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研究。学术研究的成果要能够禁受得起网络媒体的锤炼，否则会出现学术观点与网络主流舆论背道而驰的局面，导致更多的“掌掴事件”发生。尽管这一事件本身实质影响有限，但是对这种苗头决不能掉以轻心。
在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如何对文化遗产进行甄别的问题。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各种思想流派林林总总。完全继承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适的，其中某些不适合于现在和未来的东西必须筛选出来。尤其是宋朝之后的文化遗产，在甄别筛选方面的工作量更大。另外，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社会上广泛流传一些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解。为了消除这些误解，需要进行大量的考证工作。
文化产业
与中国社会信任感不足相伴的，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相对不足。随着文化复兴的进程，客观上要求文化产业有更大的发展，同时也会推动文化产业实现更大的发展。中国经济决不能长时间停留于单纯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的阶段，不但中国的资源承载力不允许，同时也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随着金融危机逐步加深，中国原有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必然继续萎缩。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和欧盟陷入经济负增长，消费随之下滑，中国产品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人民币的贬值空间并不大，通过贬值刺激出口的路实际上是很窄的。从汇率改革以来，大量的热钱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刺激了中国某些投资品市场的不正常上涨。如果人民币贬值幅度过大，只能刺激热钱加速出逃。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千丝万缕，想要完全堵住其出逃路径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给中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中国的文化产业必须做大做强。文化产品的出口本身能够增加中国经济的动力，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做强之后，也会拉动其它产品的出口。比如麦当劳肯德基到中国之初，就被中国人当成一种文化符号来看待，虽然价格比中国同等档次的饭店要高，仍然客源滚滚应接不暇。要做强文化产业，中国的知识界首先需要有信心去占领整个社会科学的制高点，不能从心理上总是想跟在西方之后亦步亦趋。况且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西方文化的吸引力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急剧衰退，给世界各国的精神生活造成巨大的真空，不填补这个真空社会信心将无法维持。同时，占领这个制高点也并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难题，中国人有智慧可以做到比西方国家更理解其历史和未来。随着知识界的广泛参与，在三至五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全面占领社会科学制高点完全不成问题。
华服运动
以上主要是从社会精神生活的角度来讨论实现社会稳定的方法，在充实社会精神生活的同时，社会的物质生产当然不能够忽视。因此，此后几小节主要讨论社会的必需品（含服务）生产。
续华服运动
就业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单独把文化产业做强，对于中国的就业贡献不够大。文化产品的生产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毕竟有限。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计，必须为金融危机中的失业劳动力找到出路，而且还不能对环境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这个产业还要顺应中国文化影响力逐渐增大的趋势，才能够有比较大的发展。适合这一条件的，就是华服产业。
华服运动大约萌芽于西元1998年左右，笔者基本见证了这个运动的全过程。就部分网友使用的汉服这个名称，笔者认为过于狭隘，称之为华服更加妥当，而且也符合古汉语的本意。复兴中国的传统服装，最开始社会大多数认为是很另类的，随着网络影响力的普及，接受的人群也逐渐增加。服装是文化的商标，服装业本身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既然今天中国人觉得穿西服很正常，其他国家穿穿中国的传统服装也没什么不能想象的。况且韩国日本从来也没有抛弃其传统服装。中国的服装业要能够做出品牌，一定要依赖华服。只有做出品牌，服装业才能够获得高附加值。华服产业的兴盛，首先需要依靠文化业的发展，同时华服也会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反过来促进文化业的发展。但是现在这个产业尚没有形成，第一缺乏媒体的宣传和介绍，公众了解程度不够；第二缺乏相应的工业标准，难以进行大规模生产。为了推动这个产业的形成，政府应当积极加以引导，组织相关部门制定工业标准。既然意大利可以把服装业做成一个战略产业，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做不到。
中国曾经是引领世界服装潮流两千年的国度，即便不是在式样上，至少在材料上是引领世界服装潮流的。古罗马贵族都以穿着丝绸为时尚，以至于元老院担心黄金流失的速度过快。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古代的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西班牙人在征服美洲之初，只对黄金感兴趣。之所以随后大量开采白银，正是为了应对对华贸易的需要。服装业以前是，以后也还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
后石油时代的大飞机续
上世纪石油危机时，就有人研制过桨扇发动机，后来由于油价回落搁置。上世纪50年代，俄罗斯也开发过轴马力超过一万千瓦的大型涡桨发动机，并成功应用于民航客机。金融危机的蔓延已经造成了全球民航业的客源下滑。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和欧洲经济将长时间低迷，一方面出行人数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也会面临来自铁路更加严峻的竞争。因此航空公司和乘客必然更加关注燃油经济性，为此牺牲一些舒适性和时间是可以接受的。这样一来，桨扇和涡桨发动机的优势就会得以显现。发动机选型一旦确定，更改发动机类型恐怕涉及到修改气动布局和重新进行机体应力计算，工作量非常大，建议在上马之初慎重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欧美各国会出现大飞机与高速铁路争夺客源的问题，恐怕我们国家也同样会遇到。与中国三十年高速发展相对应的是中国的高速城市化，由此带来了数亿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春运人数已经超过20亿人次，相当于10亿人在春节期间走一个来回。高速城市化的前提之一，是因为中国的出口构成中有相当比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让大量人口可以在城市就业生活。由于欧美经济衰退的影响，更宏观的说西方文明第二个动荡期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将是长期低迷的。即便中国企业压低价格出口，欧美经济的衰退也会使得当地人群购买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能力下降。购买力不足向中国的传导会导致大批出口企业倒闭或者缩小规模，相应城市可以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下降，一部分流动人口将会回到农村或者在较近的中小城市就业。因此，可以预见到未来数年春运的压力将逐年减小，铁路客运将从目前的一票难求向运力相对过剩逐渐转变。
铁路运能的过剩不可避免会和民航业产生激烈的竞争，尤其是高速铁路。机场与火车站不同，基本不可能建在市中心。这样一来，乘坐火车就节省了两次从城市到机场的时间，而且铁路的安检和提前到站要求更加宽松。如果距离不超过1000公里，那么乘坐高速铁路很有可能比飞机更加节省时间。如果中国同时发展高速铁路和大飞机制造业，恐怕需要及早进行规划，以避免两个行业无序竞争和同时出现运力严重过剩的局面。
物流大动脉
既然已经考虑到了物流业（含客运业，下同）各个分支行业的竞争，我们不妨继续思考一下相关的问题。运输业历来都是能源消耗的主要行业，因此向后石油时代的过度，自然会对整个现代物流业的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随着房地产业的低迷，物流业称为投资的重点领域之一。如果在大规模投资时预先考虑到物流业未来的变化趋势，那么无疑将对中国未来带来巨大的便利。另外考虑到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而且基础建设对于短期迅速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明显，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肯定要继续使用。因此，结合整个时代大背景考虑一下投资的思路和方向，是非常有必要的。
物流大动脉续
铁路和航空都承担着巨大的客运量。至于货物运输，航空业的运力相对有限的多。铁路由于近年来运力紧张，曾经多次出现货运与客运争夺运力的情况。随着宏观人口流动量的下降，铁路的货运运力会上升，或许可以满足整个经济对于货运运力的要求。不过如果从能耗和生态角度考虑的话，铁路运输的能源消耗恐怕总归要比水运更高。此外，水运通道同时具有一定的生态效益，而且设计得当的话还能够兼具一定的调水能力。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水旱灾害的出现也有趋于频繁的态势，灾害发生时的跨流域调水能力可能具有极其重要的减灾功效。另外，汶川大地震受灾人口巨大，在灾区重建的这段时间里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如果能够有就近的工作，对于灾区的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修建运河的过程，将对周边产生巨大的劳动力需求。
基于以上数点考虑，建议不妨拓展思路，将修运河也纳入到基础建设投资的规划中来。根据中国人口分布和地形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条运河可以从昆明修到西安，中间经过成都和汉中，联通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昆明滇池到长江有天然水路可以利用，当然要让天然水路具有航运价值肯定有巨大的工程量和诸多技术难题。成都汉中和西安三个城市的海拔高度相差不大，成都平均海拔略高于汉中，汉中略高于西安，如此一来可以避免在中间增设船闸，提高运河的通行效率。此外，必要情况下可以利用运河从四川向陕西调水。昆明到长江与岷江汇合点落差较大，整个运河有可能需要分成两段。一段是在四川到陕西相对平缓的河段，一段是在云南境内落差较大的河段。两段之间的衔接可以用陆路或者水运，具体哪种方式合适需要进行具体的研究。运河虽然运输速度慢，但是其长期效益绝对比铁路要大的多。或许我们这代人尚不能完全看到这条运河的巨大作用，不过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条运河将做出难以估量的贡献。当然，运河必然穿越巍峨险峻的秦岭万重山，其施工难度和工程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只要能够修成，后世子孙受益无穷，此后的所有中国人将永远感谢我们这一代人的功绩。
两千多年前，四川平原上兴建了一座也是全世界唯一一座使用超过两千年而且至今仍在发挥效力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这一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体现了中国战国时代水力学研究的水准。他们当时没有微分方程和流体动力学这样的名词，但是这样的水利工程即便是在当代也难以复制。泥沙沉积直到今天仍然是水利工程中最头疼的问题之一。盛世治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之一。希望我们这一代人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在中国的西部再出现一个彪炳千秋福荫万代的水利工程。
从石油时代向后石油时代的过渡，涉及的重点方面就是能源生产。人类社会需要逐步摆脱严重依赖化石能源的局面，无论是从可持续的角度而言，还是从缓解全球气候变化而言。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未来数年的时间内，实现可再生能源的跨越式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应当着手为这个过渡作准备，利用政策工具引导社会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量，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短期的目标仍然是降低单位GDP的能耗，尽可能争取做到经济发展的同时，一次能源的消耗量不增加。此后随着中国社会较缓慢的人口负增长过程，逐步降低化石燃料使用速度。这个过渡同时也涉及到生活方式的转变。应当引导社会转变消费观念，尤其是减少大量一次性产品的消费，尽可能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由于可再生能源的特点，能够替代石油的可再生能源并不多。短期内比较有实用价值的，恐怕主要仍然是生物柴油。从长期角度来说，能源结构肯定要越来越多的包含生物能源，不过短期并不能大力发展生物能源。中国目前人口基数巨大，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恐怕难以腾出耕地生产燃油作物。以后随着人口数量的缓慢下降，可以逐渐腾出耕地来生产生物燃油。现在应当开始为生物燃油的发展进行科研准备，加强研制短分子链的燃油作物，同时积极改进生物燃油的生产工艺。如果能够研制成功具有工业价值的催化转脂化反应的生物催化剂，对于未来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必然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利用农作物秸秆生产生物燃料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三农问题
如果农民不仅为社会生产温饱所需，还为社会提供驱动工业体系的能源，那么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必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由于城市将不能提供以前同等数量或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农村人口会留在农村。假如此时城乡差距不能够减小的话，那么农民将会以抛荒的方式进行抗议，整个社会的稳定将是难以维持的。
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城市一定程度地畸形繁荣，同时严重削弱了农村社会的承受能力。某种意义上，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是农村不断补贴城市的产物。这个过程以后肯定不能继续进行。同时，农民的迁徙自由必须得到尊重，不可能以行政手段强制农民生活在某个地区。因此，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改善农村的生活水平，让农民愿意留在农村。这就要求允许农产品价格在一定范围内上涨，当然这也就必然影响到城市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所以必须同步提高城市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实际上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就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部分。
从文化角度说，对于农民在整个社会的理论地位需要重新认识。历史上农民的理论地位仅次于士大夫阶层，高于手工业者和商人。
人口政策
对于任何社会，人口的再生产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论工业社会还是农业社会，人口如果负增长过快，必然导致整个社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日本在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长期徘徊不前，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人口零增长和负增长导致整个社会缺乏劳动力。为了弥补劳动力不足，日本将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在现代社会，劳动力不足有可能导致两种非常矛盾的现象同时存在，一方面是社会劳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又找不到工作，造成失业率居高不下。乍一看这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不过在人口负增长阶段这的确有共存的可能性。
劳动力不足首先导致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减少，同时与此对应的一定是人口老龄化，也就意味着领取养老保险的人口增加。如此一来养老金支付就会出现困难。那么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是把退休年龄推迟，这样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就会下降。但是对于企业而言，一个老龄职工延迟退休，那么就不能再招一个年轻劳动力来接替这个职位，社会失业率可能升高。同时人口负增长导致市场容量变小，企业希望尽可能的压低成本，其所能提供的条件达不到求职者的就业期望，他们宁可选择回到农村或者待业。于是就出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共存的局面。
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而且这一趋势还将继续。对于中国的人口形势，我们不妨来展望一下。从1949年开始，每年的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以上。中国现在人均寿命为72岁。以此推算，那么到2021年中国每年的死亡人口一定会超过2000万，而且以后会长时间保持这一水平。而中国的新生人口数，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自2001年以来历年统计公报，2001年为1702万，2002年为1647万，2003年为1599万，2004年为1593万，2005年为1617万，2006年为1584万，2007年为1594万。很明显，新生人口经历了快速下降后至2007年处于一个生育高峰期。但是应当考虑到2007年是民间广泛流传的所谓六十年一遇的金猪年，2007年的生育意愿一定是此后相当长时间的顶峰。也就是说，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新生人口数都很难超过每年1594万这个水平。这就意味着，到2021年时也就是12年之后中国人口每年至少负增长400万人。如果考虑生育意愿的降低，那么新生人口数届时会大大低于每年1594万这个水平，而且眼下的生育高峰恐怕也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负增长的速度将会更高。根据统计公报，当年新增人口为681万；2008年新增人口673万。如果粗略估计一下的话，大约6年之后，中国人口很可能进入负增长。
美元资产
中国经济实力的积累已经使得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元暂时仍相对其他货币坚挺，因为大多数国家还没有意识到美国将要发生何等严重的问题。一旦大家意识到之后，美元将迅速出现抛售狂潮。
现在的美元正在走向一个危险的临界点。持有美元的主要国家并不希望美元垮台，于是大家保持默契暂不抛售美元。但是只要有一个国家意识到美元的信用不可挽回，局面将马上演变成墙倒众人推。
在美元危机尚未出现明显苗头的时候，短期而言可以继续持有美国国债。
科举制度
如果现在建议恢复科举制的话，恐怕超越了社会主流舆论的认可程度。再过五到十年提出这个问题，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不管怎么样，社会必须有一整套公平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能够让具有管理才能的人才有机会进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科举制度历史上也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重要支柱，保证了整个社会的凝聚力。至于科举恢复以后考什么内容，怎么考，恐怕现在就需要知识界进行研究了。
科举是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当年废除科举制的时候，决策有相当大的过激成分。在这个问题上，从慈禧到袁世凯、张之洞恐怕都免不了要承担历史责任。民初乱局的形成，废除科举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贫富差距
这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基本问题之一，上面这些工作完成之后，贫富差距的缩小将更易于完成。
本章小结
中国面对金融危机的对策决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需要对文化、经济、产业结构、人口、外交等方面进行综合调整。
思想混乱是造成中国社会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文化复兴将形成新的主流价值观，并有力的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第十二章 危机向何处去
在第八章中已经对二战之后到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世界经济走势进行了剖析，本章将承接第八章的思路对金融危机开始之后的全球宏观走势进行推演。由于金融危机的第一阶段刚刚过去，情况人所共知，此处将不再耗费笔墨，直接进入近未来的世界。
欲速则不达
金融危机已经成为二战之后或者说西方文明第一次动荡期结束后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目前正在直追1929年大萧条。对于规模如此之大的危机，指望其能够在一年半载的时间内见底，实际上是不现实的。但是社会舆论一般并不愿意接受此种现实，于是社会心理在面对危机时，通常都是在现实的压力下步步后退，直到无可奈何的接受现实为止。目前世界主流舆论正处在这个阶段之中。
应当指出的是，这样的心理实际上不利于找到应对危机的最佳策略。由于各国社会包括政府都希望能够迅速的摆脱危机，于是就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试图在短期内让经济实现触底反弹。然而此种应对方法，实际上会增加危机的破坏力。我们不妨和上一次大危机对比一下，就会有清晰的认识。上一次大危机发生时，凯恩斯经济学虽然已经出现但是属于非主流，各国虽然采取过一些诸如降低利率或者增加公共开支之类的措施，但是没有全面采纳凯恩斯经济学。于是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各国经济基本上处于连续的负增长之中，危机的破坏力以经济负增长的方式逐渐释放，各国政府没有过早出手。应当指出的是，罗斯福新政实际上并不算多新，大危机时期胡佛总统也做过部分类似的事情。危机开始不久，胡佛总统就下令降低联邦利率，1931年又动工兴建胡佛大坝等一系列水利工程。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胡佛总统虽然宣称信奉自由主义经济学，实际上已经部分实行了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但是效果却事与愿违。原因何在呢？因为危机的破坏力还没有释放完全，此时即便推出政策，也不可能扭转局面。当然，胡佛所出台政策的力度和广度也都小于罗斯福新政。另外，胡佛在1930年签署了新的关税法案，大幅度提高进口关税试图保护本国企业和农民，结果是各国纷纷效仿，整个世界贸易体系崩溃。很巧和的是，29年大危机的次年胡佛签署了关税法案，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次年奥巴马也签署了购买美国货的法案。历史有时候实在是让人感慨万千，难以言表。由于和平时期基础设施和厂房设备等不会被大面积破坏，当罗斯福推出新政时，美国工业已经基本没有在和平时期继续下跌的空间，此时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相当于在对手精疲力竭之时发动反击，效果是比较理想的。另外经过四年的大浪淘沙，能够存活下来的银行本身就是承受力最强的，这种情况下恢复全民对于金融体系的信心比较容易，罗斯福找准了突破口，先从整顿金融业开始。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政策，胡佛用经济不见起色，罗斯福用就能扭转乾坤，因为经济周期的破坏力基本已经释放完毕了。即便如此，美国经济在1933年之后也仅仅是有限度的恢复，1937年的美国经济再次出现了萧条，直到美国参加二战才恢复到1929年之前的水平。
欲速则不达续
今天的情况不同，由于已经有了干预经济的经验和理论，在金融危机刚刚发生时，各国政府就迅速开始出手刺激经济。这种愿望是好的，问题在于愿望本身并不一定与结果吻合。目前所使用的方法，无非是再次抬出了凯恩斯主义。如此大规模的危机，指望其能够在短时间触底是不现实的，问题是奥巴马肯定不愿意充当胡佛的角色。在危机发生后短时间出台刺激政策，等于给一个非常虚弱的人注射兴奋剂，短期内可以减缓负增长的速度，但是注射兴奋剂必然导致肌体在短暂亢奋之后更加衰弱。更深一层看，这是人性中的恐惧在发挥破坏力。人的身体密度实际上和水很接近，人吸气之后，如果一动不动自然就会漂浮在水面。为什么不会游泳时扑腾的越起劲越要往下沉呢？也是人性中的恐惧在起作用。如果没有恐惧，人不可能沉到水底，稍微用点力就可以抬头呼吸。然而在恐惧的支配下，人们的挣扎实际上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加速向下沉。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人性往往会在各种场合体现出来，对于金融危机的应对也是一样。过早的刺激经济，正像在泳池中导致下沉的挣扎。
人类最大的敌人，从来都是自己。应对危机最好的方式，就是承认危机的破坏力，并且敢于正视这种破坏力。同时，以适当的政策引导危机的破坏力以平缓的方式释放出来。任何危机都肯定会结束的，能量释放完了，危机自然也就结束了。因此，对于美国而言，此时的上策应当是集中力量应对负增长带来的社会影响，确保社会救济体系等关系民生的机构正常运转，而不是强求经济结束负增长。另外，积极引导社会转变消费观念，让各个微观经济单元和家庭通过节省开支偿还自己的债务。消费观念的转变自然也就意味着经常项目逆差的减小，国际收支逐步改善。对于某些关键的行业，此时应当进行国有化。而遍及美国全境的州政府债务危机，不可避免也要由美国联邦政府来收场。在为各州政府输血的过程中，联邦政府应当同时完成中央集权的过程。应当指出的是，即便如此美国也会走向衰落，这是不可抗拒的过程。目前所能够做的，无非是让衰落过程尽量不造成大的破坏，同时为未来的兴起保留力量。倘若选择其他途径，美国会衰落得更快。用西方经济学的词汇来描述的话，对美国而言未来最好的路线就是实现一个超级大国的软着陆，平稳地从超级大国变成一个具有局部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回顾另一个超级大国走过的路，苏联其实是经历了典型的硬着陆过程。
所托非人
问题在于，美国实际上已经走不通这条路了。从美国大选结果揭晓之时，这条路就已经注定走不通了。决定这一点的，深层而言实际上还是人性在起作用。
美国从2001年由于网络泡沫破灭和911形成的危机开始，就在用一个泡沫去掩盖另一个泡沫。网络泡沫破灭了，就连续降息造成流动性泛滥，刺激房地产泡沫。由此形成的一轮房地产泡沫是世界性的。如果美国意识到了需要进行软着陆，那么在911之后就应当及早着手，而不是通过鼓吹泡沫来制造短期的虚假繁荣，这种透支未来的行为只能加剧硬着陆的风险。到了金融危机出现后，美国社会仍然不愿意承认美国走向衰落的趋势，于是选择了用另外一个泡沫来掩盖房地产泡沫。
房地产泡沫的出现，与美国的债务经济有直接关系，透支未来必然意味着债务，因此房地产泡沫无法维持的时候，首先表现为次贷危机。从次贷危机升级到金融危机，还是债务在起作用。破坏力的来源，实际上就是债务。因此消除破坏力首先要想办法消除债务。然而美国社会没有选择还债的路，而是选择了“购买”另一种债务。对于政治家而言，承诺就是一种债务。虽然这种债务不是货币化的，但是和经济领域的债务具有类似的特征。比如，如果承诺不兑现，就会导致相关人群对其降低信用等级，个人的号召力会消失，类似于破产。再如承诺兑现不及时，那么相关人群会随着时间提出更多要求，相当于延期付款的利息。之所以有这种相似性，因为承诺和债务都植根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没有信任它们就不会出现。对于美国2008年大选而言，胜利的一方做出了太多承诺。当然这些承诺让美国选民听起来很舒服也很诱人，问题在于这种政治债务是否能够兑现却被忽视了。
奥巴马当选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他的政治债务生效了。为了维持民意支持率，奥巴马必然急于进行自我表现，否则他的那些诺言反过来就会成为他被全民攻击的口实。这样一来必然形成了火上浇油的局面。本来最好的局面是软着陆，但是奥巴马给出的承诺过于华丽，承载了他所不可能承载的期望值，以至于不可能在他执政时期实现软着陆。如果试图去实现软着陆，那么就等于宣称其竞选诺言是虚伪的。对于一位少数族裔总统来说，这一点是致命的。如果要维持其竞选承诺，就必然要频繁的出台刺激政策，增加危机的破坏力。面对如此巨大的危机，美国联邦政府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她要准备应对各州政府财政破产，承担全民救济和养老保险以及维持若干关键企业运转的任务。另外，联邦政府已经债台高筑，过早的出台刺激计划将耗尽联邦政府的财力。截至2009年3月份危机还没有明显升级，更大的浪头还在后面。当危机的后续浪潮袭来时，联邦政府也要陷入财政破产的境地，此时的美国再也没有可以挽救局面的力量，这个国家只能步苏联的后尘走向硬着陆。奥巴马的教训将会再次提醒全世界的政治家，绝不要轻许诺言。过度许诺的过程可以制造泡沫和短期繁荣，但是透支未来早晚是躲不过去的。
另外应当指出的是，奥巴马的诺言一旦落空，将会破坏美国社会的信任与信心。对于信心的打击不言而喻，美国民众将不得不回到现实之中，承受没有希望的生活。对于社会信任的打击影响恐怕更大，美国社会能够成为一个大熔炉，因为种族矛盾的缓和。一旦这位少数族裔被民意抛弃，将破坏各种族之间的信任，形成恐怖的社会问题。
本节完
说明一下,连载到这里暂停.如果顺利的话,实体书六月中旬可以面世,名字和帖子原来的不一样,根据提议用的是《中国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