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痉证 舞蹈病，大致包括在中医的痉病之中，痉病在宋代以前多从风寒湿进行论治。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诸暴强直，皆属于风。”仲景分为刚、柔二痉，倡用葛根、栝蒌桂枝二汤，实亦宗《内经》风湿为痉之意。宋·陈言承前启后，提出血虚为痉之本，风寒湿热为痉病之标。他说：“夫人之筋，各随经络结束于身，血气内虚，外为风寒湿热之所中则痉……原其所因，多由亡血，筋无所营，故邪得以袭之，所以伤寒寒下过多，与夫病疮人，乃产后致斯疾者概可见矣。”金、元以来，朱丹溪主张：“大率属气血虚弱，有火有痰。”李梴主张：“然虽外因风寒湿气，内因六欲七情，皆必夹痰火而后发。”近人多宗其说，多从虚、痰、火、风等原因去论治，而外因中的风寒湿邪常被忽略，经络脏腑亦不甚重视，致使外因为病的痉证长期不愈。经过反复认真学习：“系统学习、全面掌握，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精神，才使我恍然有悟，于是决定全面学习古今医家之说。及读至薛立斋书，又与舞蹈病状相对照，使我开始对舞蹈病有了一点认识。薛立斋说：“若一边牵搐，一眼喁斜者，属少阳；及汗后不解，乍静乍乱，直视口噤，往来寒热，小柴胡汤加桂枝白芍。”又思仲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有桂枝配柴胡使内陷之邪从外而解，大黄和胃止谵语从下而解，茯苓安神志而除湿，复加龙骨、牡蛎镇静而止烦惊，比薛氏之法更较合拍，乃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用于舞蹈病，结果多见佳效。 例如：张××，女，12岁。手足乱动，行路不稳，挤眉弄眼5个多月。某医院诊为舞蹈病。经中医平肝熄风，养血化痰及西药、针灸等治疗未效。诊时除不断的作各种不自主的动作外，神志基本正常，喜叹气，舌苔白，脉弦细。综合脉证，诊为邪人少阳，痰热内郁，风邪引动之疾。乃拟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减：柴胡3克，桂枝、白芍、黄芩、半夏、党参、茯苓、生龙骨、生牡蛎、甘草各6克，生姜2片，大枣2枚。3剂减，30剂竟豁然而愈。 又如索××，女，55岁。两个多月前，突然发现左半身拘急不适，次日即不由自主的乱动，挤眉弄眼。某医院诊断为脑动脉硬化引起的舞蹈病。先用西药治疗不效，继用平肝熄风，益气活血之剂亦无功。邀余诊视，审其神志清醒，左上、下肢持续乱动，挤眉弄眼，活动不便，头痛头晕，心烦易怒，失眠心悸，耳鸣耳聋，口苦口干，舌苔黄白，脉弦。乃拟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柴胡、半夏、黄芩、党参、桂枝、茯苓各9克，酒军4克，甘草6克，生姜3片，生龙骨、生牡蛎各15克，大枣5枚。连进7剂诸证均减，14剂后手足乱动消失，30剂后一切活动均恢复正常。 在祖国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有所谓经方派否定时方派和时方派否定经方派的情况，其中尤以时方派否定经方派者为多，他们的论点是后人比前人进步。我认为科学的发展不能单纯靠画框框来规定，而只有靠反复实践来考验。经方、时方发展了一个侧面，不能简单的说其正确与否。
11 臌胀 肝硬化腹水，相当于中医的臌胀。中医文献对臌胀早有记载，《灵枢．水胀篇》说：“臌胀……腹胀身皆大，大与腹胀等也，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千金方》说：“蛊胀，但腹满不肿。”《景岳全书》说：“单腹胀者，名为臌胀，以外虽坚满而中空无物，其象如鼓，亦名鼓胀……且肢体无恙，惟在腹，故又名为单腹胀。”中药治疗肝硬化腹水，一般认为是比较有效的，其中第一次出现腹水，按之不紧不硬的效果最佳。例如腹胀腹水，舌苔薄白，脉弦缓者，用五皮五苓合方或茯苓导水汤；舌苔微黄，口干，脉滑者，用大橘皮汤；指趾厥冷，舌苔薄白，脉沉细者，用实脾饮；腹皮紧张而按之硬者，用十枣丸；黄疸，五心烦热，舌红苔黄，脉滑数者，用蟾蜍一具去肠杂，砂仁9克置其中，焙干为末冲服等，均有一定效果。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出现的腹水，治疗时就困难得多。在第二、三次腹水中，一类表现为舌质不红，舌苔薄白，脉象弦缓，肝功能又多在正常范围；一类表现为肝功严重损害，黄疸，面色青黑晦暗，时或齿衄，斑疹，舌质红，苔薄黄，脉虚大滑数。前一类健脾温肾利水常可获效，后一类则甚难奏效，因为此类虚实并见，寒热胶结，益阴则助湿，燥湿则伤阴，温阳则生热，清热则伤阳，补益则壅邪，祛邪则伤正，所以治疗之时，不是腹水不能消，就是消退后出现肝昏迷。 1976年笔者就学于中国中医研究院方药中教授，恰遇其用苍牛防己汤治一肝硬化腹水患者甚效，察其方既有苍术、白术的健脾燥湿利水，防己的苦寒通络利水，又有川牛膝、怀牛膝的补肝肾活血通络行水，此活血利水而稍佐补益，利湿热而不伤阴液。余复验之于临床，对肝肾俱虚，湿热夹有瘀血者往往有效。但是本方仍属利多于补，活血大于补肝之品，故阴虚脉细数或气血两虚，脉见虚大者，又难巩固疗效，故治疗时又必须佐以补益。 例如：陈××，男，50岁。两年前肝硬化腹水治愈后，肝功一直不正常，近因过度劳累又发生第二次腹水，腹胀而坚硬，下肢浮肿，面色青黑晦暗，巩膜发黄，疲乏无力，尿黄赤，舌质红，苔薄白，脉弦大滑数。先用西药治疗无效，继而配合中药健脾利水，攻逐水饮等亦无功。邀余诊视。云：此肝肾俱虚，湿热内郁，血瘀气滞之证，宜苍牛防己汤：苍术30克、防己60克、白术30克、川牛膝30克、怀牛膝30克。并配合小量氢氯噻嗪(双氢克尿塞)、氯化钾，1剂后竟腹泻数次，尿量增加，4剂后，腹水明显减少，饮食增加，面色亦较前鲜明，可是再继续应用该药则腹水并不下降，乃配合何首乌30克，黄精30克，淫羊藿30克，秦艽4克，茵陈15克，与此方交替应用。一月后腹水果然消退。 又如：耿××，女，30岁。心源性肝硬化腹水两年，腹胀大而硬，咳喘气短，口唇、面颊、手指均青紫而暗，指厥，舌苔白，质紫暗，脉虚大数促。先用西药治疗虽有好转，但腹水腹胀不见改善，后又配合实脾饮，真武汤，五皮五苓合方亦无效。再进1剂则无寸效。思之，本虚标实，应补正祛邪兼施：党参10克，黄芪30克，丹参30克，鸡血藤30克，当归10克，黄精10克，生地10克，青皮10克，陈皮10克，苍术15克，白术15克，三棱10克，莪术10克，薄荷3克，莱菔子10克，砂仁10克。药进一剂腹胀即减，继进4剂尿量增多，20剂后腹水全部消失，乃以上方一周2剂连续服用一年，精神、食欲近似常人。
12 黑痣 曾治患者张××，女，成．一年前左太阳穴附近发现一绿豆大黑痣，不痛不痒，半年后迅速长至红枣大，急去某院诊治，印象为黑色素瘤。因患者拒绝病理切片未确诊。又去北京某医院检查，仍然认为是黑色素瘤，但因患者拒绝病检而不能确诊。求治于余。细察色脉，神乏而色郁，时时叹气，胸胁苦满，心烦易怒，舌苔薄白，脉沉缓而尺稍大。脉证合参，诊为肝肾不足为本，气滞血瘀为标，乃拟何首乌、胡麻仁、白蒺藜、丝瓜络、赤芍、橘叶、丹参等药加减为方半年多，突然完全脱落而愈。急告于余，云：如吾爱人不动手术，用中药治疗，亦可能得救。(按：其爱人因黑色素瘤转移而去世。) 溃疡恶疮 明矾亦名白矾。《本经》云：“治恶疮”，《纲目》云：“解毒……蚀恶肉，生好肉，治痈疽疔肿，恶疮。”《逢源》云：“遍身生疮如蛇头，服此而愈。”蜂房亦名蜂窝。善于“解毒疗疮”，治“痈疽恶疮，发背，瘰疬。”《别录》云：“治恶疽附骨疽。”《逢源》云：“疮疡齿痛……皆取其以毒攻毒。”《求真》云：“为清热软坚散结要药，是以惊痫蛊毒，痈疽瘰疬……风毒等症，得此则除。”蜂蜜为蜜蜂采无毒之花酝酿而成。《求真》云：“本花木之精英……生则性凉清发，熟则性温补中，为至纯至粹之味……凡肌肉疮疡……形色枯槁，无不借其润色以投。”《纲目》云：“甘而和平，故能解毒，柔而润津，故能润燥，缓可去急，故能止心腹肌肉疮疡之痛。”家父健在时，曾传一方：蜂房1个，将明矾粉适量放孔中至满，然后在铁锅中烤干，研末，蜂蜜适量调膏涂治恶疮甚效。余于1978年3月10日，治一患者，邢××，男，77岁。右睑下枣核大溃疡8个多月，边缘微肿，皮色不变，麻木不痛，经中西药久治不效，山西省肿瘤医院病检诊断为鳞状上皮癌。因患者拒绝手术，改用上方治疗3个多月，溃疡明显缩小变浅，但却干僵不适，乃改用蜂蜜、云南白药调涂治疗3个月而愈。追访10年仍健在无恙。
13 奔豚 奔豚证，在我国早期的医学著作中就有较详细的记载。《难经》说：“肾之积，名曰奔豚。发于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状，或上或下无时，久不已，令人喘逆少气骨痿。”张仲景说：“奔豚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皆从惊恐得之。”《诸病源候论》说：“起于惊恐忧思所生”，“其气乘人，若心中踊踊，如车所惊，如人所恐，不藏不定，饮食辄呕，气满胸中，狂痴不定，妄言妄见……心中闷乱，不欲闻人声，休作有时，乍瘥乍急，呼吸短气，手足厥逆，内烦结痛，温温欲吐……诊其脉来触祝触祝者。”尤在泾在阐述奔豚病的同时，不但强调了病在肾，而且特别说明“奔豚惊怖，皆自肝病”，“以肝肾同处下焦，而其气并善上逆也。”另外张仲景还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方剂。他说：“奔豚气上冲胸，腹痛，往来寒热，奔豚汤主之。”“发汗后，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睏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余宗其意，试用于某些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疾病，常常获效。 例如：赵××，男，成。阵发性心动过速15年，先用西药及中药养心安神，活血通阳无效。细审其证，心悸，阵阵发作，腰酸腰痛，舌苔薄白而质淡，脉沉细弦而尺大涩。综其脉证，诊为肾气不足，心阳虚衰，水气上冲之奔豚证，乃拟补肾温阳利水之十味地黄汤加减：生地9克，山药9克，五味子9克，茯苓9克，泽泻9克，丹皮9克，麦冬9克，白芍9克，附子9克，肉桂9克。连服4剂，4日内仅发作一次，又进30剂心悸消失。 卫××，男，50岁。冠心病，频发性室性期前收缩两年。前医以炙甘草汤、生脉散、养心汤、补心丹及血府逐瘀汤等治之不效。察其证见胃脘部悸动，阵阵发作，逆气上冲，冲至胸则胸满气短，心悸惊恐，甚至晕厥，有几次在骑自行车时突然发作而摔倒在地，经抢救才清醒，并经常头晕失眠，胸满心烦，口苦咽干，舌苔薄白，脉弦滑。综合脉证，诊为肝郁气结，心阳不振，痰湿不化之证。为拟柴胡加龙骨牡蛎合苓桂术甘汤加减：柴胡6克，黄芩9克，白术9克，党参9克，半夏9克，生姜9克，茯苓15克，桂枝15克，龙骨15克，牡蛎15克，川军3克，大枣5枚。药进10剂阵发性逆气上冲、心悸等证未见发作，乃继服上方。服至50剂时又突然发作一次，但非常轻微，继续服药30剂，乃停止用药，追访一年多一直未发。 朱××，女，成。子宮功能性出血、梅尼埃病、风湿性心脏病、二尖辦狭窄与闭锁不全，完全性左束枝传导阻滞20多年，慢性胃炎30多年，缺铁性贫血5年，脾大待诊8年。长期以来，经常头晕头痛，失眠健忘，胃脘疼痛，身痛腰痛，心悸气短，疲乏无力，浮肿尿少，纳呆食减，行动困难，稍受精神刺激或劳累吋，即感到腹部悸动，逆气上冲，冲至胸即心悸汗出，面色苍白，肢厥脉微，血压下降而突然晕厥，近半年来尤为严重，每次发作都需抢救才能脱险。曾在北京、太原等医院长期住院治疗无效。邀治于余。察其面色皓白无华，消瘦神疲，翻身动作均感困难，手心热而肢冷，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弦时见结象。综合脉证，诊为阴阳气血俱虚，中气虚衰，肾水上泛之奔豚证，为拟十四味建中汤温脾肾降冲逆，益气养血，双补脾肾：黄芪15克，当归9克，川芎9克，生地9克，炙甘草9克，半夏10克，麦冬10克，附子10克，肉桂10克，淡大云15克，生姜3片，大枣5枚。连进7剂诸证稍减，又进30剂，逆气上冲消失，胃脘疼痛好转，并能下床活动。嗣后，以上方配合定坤丹治疗一年，除月经仍未正常外，其余诸症全部消失。 张××，女，成。半年多来阵发性心悸，发时自感逆气上冲，发热，头晕汗出。某院诊为植物神经失调，嗜铬细胞瘤待诊。中西药治之不效。邀余诊视。审其发时心悸心烦，头晕汗出，血压190／120mmHg，寒热阵作，背困，舌苔白，脉弦滑而数。云：此肝郁气滞，痰热扰心之奔豚证。治宜疏肝理气，化痰泻火。奔豚汤加减：川芎1O克，当归10克，黄芩10克，白芍10克，葛根15克，半夏10克，桑皮15克，甘草6克。荮进2剂诸证好转，连进80多剂诸证消失。 奔豚证是一个非常多见的疾病，它既有寒又有热，既有虚也有实，因此治疗时必须认真进行鉴别。
14 斑 结节性红斑与中医的湿毒流注甚相类似。近来常以清热利湿，化瘀散结法取效，余亦常用此法而收功。例如：张××，女，成。两下肢膝、踝关节附近结节性红斑4年，医者曾以激素治疗半年而消退，停药后又复发如初，近来红斑增多，疼痛，发热，浮肿。转请余治。查其舌红苔黄白腻，脉弦滑数，诊为湿热郁阻经络，以上中下痛风方治之：黄柏1O克，苍术10克，南星10克，桂枝10克，防己15克，威灵仙10克，桃仁10克，红花10克，龙胆草10克，羌活6克，白芷10克，川芎10克，神曲10克。服药4剂疼痛好转，红斑消退，继服20剂红斑消失。 但是由于临床时不注意脉证，拘于成方成法，而常有长期得不到治愈者：例如：刘××，女，成。1962年在两膝、踝关节附近发现20多个紫红色结节，疼痛，发热，阴天时加重，小腿轻度浮肿。天津某医院诊为结节性红斑。先用激素治疗曾一度消退，一个月后又复发如初，继用上法治疗一个多月效果则不明显，乃改用中药治疗。某医认为本病系湿毒流注，予清热利湿、化瘀散结治之，一个月后即大部消退，但两个月后又复发如前，再请该医以上法治之而无效。邀余诊视。察其除膝、踝关节附近有20多个紫红色结节，按之柔韧疼痛，下肢轻度凹陷性浮肿外，并见胸满心烦，头晕头痛，舌苔薄白，脉沉细涩。思之，既然属于湿热流注，血络瘀滞，为何不效呢?反复审脉，又习古人之见，始而有悟。陈光淞说：“按营分有热，至于斑点隐隐，急以透斑为要。透斑之法，不外凉血清热，甚者下之，所谓炀灶减薪，去其壅塞，则光焰自透，若金汁、人中黄所不能下者，大黄、元明粉亦可加入。在学者见证施治，神而明之，细玩烦躁，大便不通之语，自得之矣。”乃云：气滞血瘀，痰热结滞，阳明实热不散之故。为拟理气活血，清热通下，复元活血汤加减：柴胡1O克，赤芍9克，枳实9克，花粉12克，白芥子6克，丹参15克，甘草6克。服药6剂结节大部消退，头晕头痛胸满心烦亦减，乃继服上方45剂而诸症俱失，为巩固疗效，又改用一周2剂，一年而痊愈。
15 阳痿 阳痿是青壮年男性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也是严重影响男女性生活正常进行的疾病。因此从古至今各代医家都把这种疾病作为医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一、有关阳痿病因病机的问题 《内经》称阳痿为“阴痿”、“阴器不用”、“宗筋弛纵”，并认为其病的主要原因是“气大衰”和“热”。隋、唐时代，通过研究，明确提出它的病因是劳伤和肾虚，例如：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说：“劳伤于肾，肾虚不能荣于阴器，故萎弱也。”并明确指出所谓的劳是指的房劳，即性生活过度所致；王焘《外台秘要》指出：“病源肾开窍于阴，若劳伤于肾，肾虚不能荣于阴气故痿弱也。”“五劳七伤阴痿，十年阴不起，皆由少小房多损阳。”宋明诸代医家对本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日见深入。如宋．严用和《济生方》更明确的说明了本病乃真阳疲惫所致，称：“五劳七伤，真阳衰惫……阳事不举。”明．王纶《明医杂著》指出阳痿之病除命门火衰之外，还有郁火所致者，说：“男子阴痿不起，古方多云命门火衰，精气虚冷，固有之矣，然亦有郁火甚而致痿者。”明．张介宾著《景岳全书》认为阳痿之病不但有命门火衰所致者，而且有湿热、惊恐、思虑等所致者，说：“(阳痿)多由命门火衰，精气虚冷，或以七情劳倦，损伤生阳之气……亦有湿热炽盛，以致宗筋弛纵。”“凡思虑焦劳，忧郁太过者，多致阳痿。”明确指出了劳之含义还包括思虑忧郁的一面。清代医家通过研究，认为阳痿的病因除了前代医家所述的房劳、七情、郁火、湿热之外，还有忍房事、失志、肝郁、胆郁等。清·沈金鳌著《杂病源流犀烛》云：“有精出非法，或就忍房事，有伤宗筋……又有失志之人，抑郁伤肝，肝木不能疏达，亦致阴痿不起。”华岫云在《临证指南医案》按语中指出：“有色欲伤及肝肾而致者……亦有因恐惧而得者……有因思虑烦劳而成者……有郁损生阳者，必从胆治，盖经云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又云少阳为枢，若得胆气舒展，何郁之有；更有湿热为患者，宗筋必弛纵而不坚举……又有阳明虚，则宗筋纵，盖胃为水谷之海，纳食不旺，精气必虚，况男子外肾，其名为势，若谷气不充，欲求其势之雄壮坚举，不亦难乎。”近世医家多宗以上诸说，而尤重视肾阳不足。余在数十年的临床过程中发现仅遵以上诸家之说还不能解决临床中的所有问题，经过反复探索发现阳痿一病还有肺之阴虚、气虚所致者，郁证之中不但有火郁，而且还有湿郁、寒郁、血郁、痰郁者，于是先后在拙著《中医内科证治备要》(1983年)《难病奇治》(1989年)加以阐述，并取得较好的回响，称“实开医家之新的法门。” 二、有关阳痿治疗中的几个问题 自从隋唐时代称阳痿主要是肾虚所致以来，历代医家莫不重视此说，甚至有的医药学家称补肾阳的药物为治阳痿的专药，一些临床医家一见患者说是阳痿病，即以鹿茸、巴戟天、肉苁蓉、仙茅、淫羊藿、杜仲、续断、狗脊、补骨脂、冬虫夏草、蛤蚧、枸杞子、紫河车、菟丝子、锁阳、韭子、阳起石、熟地、山萸肉、附子、肉桂，甚至雄蚕娥、鹿肾、驴肾、黄狗肾、海狗肾等治之。有的药物专家甚至集补肾药之大成而组成药物，称补肾之良药。张景岳作为明代的大临床家看到这种认识之弊病，提出“命门火衰，精气虚寒而阳痿者，宜右归丸、赞育丹、石刻安肾丸之类主之；若火不甚衰，而止因血气薄弱者，宜左归丸、斑龙丸、全鹿丸之类主之。”“凡思虑惊恐以致脾肾亏损而阳道痿者，必须培养心脾……宜七福饮、归脾汤之类主之……；其有忧思恐惧太过者，每多损抑阳气，若不益火，终无生意，宜七福饮加桂附枸杞之类主之”，“凡肝肾湿热以致宗筋弛纵者，亦为阳痿，治宜清火以坚肾，然必有火证火脉内外相符者方是其证，宜滋阴八味丸或丹溪大补阴丸、虎潜丸之类主之。”清·华岫云在《临证指南医案》按语中指出：“有色欲伤及肝肾而致者，先生立法，非峻补真元不可，盖因阳气既伤，真阴必损，若纯乎刚热燥涩之补，必有偏胜之害，每兼血肉温润之品缓调之；亦有因恐惧而得者，盖恐则伤肾，恐则气下，治宜固肾，稍佐升阳；有因思虑烦劳而成者，则心脾肾兼治；有郁损生阳者，必从胆治，盖经云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又云少阳为枢，若得胆气舒展，何郁之有；更有湿热为患者，宗筋必弛纵而不坚举，治用苦味坚阴，淡渗去湿，湿去热清而病退矣；又有阳明虚，则宗筋纵，盖胃为水谷之海，纳食不旺，精气必虚，况男子外肾，其名为势，若谷气不充，欲求其势之雄壮坚举，不亦难乎，治唯有通补阳明而已。”1985年版《中医内科学》称“(阳痿)涉及肝肾阳明三经。”并列①命门火衰者，证见“阳痿，面色皓白，头晕目眩，精神萎靡，腰膝发软，舌淡苔白，脉多沉细，治宜补肾壮阳，用五子衍宗丸，或赞育丹加减。”②心脾受损者，证见“阳痿，精神不振，夜寐不安，面色不华，苔薄腻，舌质淡，脉细，治宜补益心脾，用归脾汤加减。”③恐惧伤肾者，证见“阳痿，精神苦闷，胆怯多疑，心悸失眠，脉弦细，苔薄腻，治宜益气宁神，用大补元煎。”④湿热下注者，证见“阳痿，小便短赤，下肢发困，苔黄，脉沉滑，或濡滑而数，治宜清化湿热，用知柏地黄丸加减。”1985年版《实用中医内科学》称①命门火衰者，治法：温补下元，用右归丸之类；②心脾受损者，治法：补益心脾，用归脾汤加减；③恐惧伤肾，治法：补肾安神，用达郁汤；④湿热下注，治法：清化湿热，用龙胆泻肝汤。余在临床时虽然注重前人诸法、诸方的使用，但不效者亦甚多，久久深思，综其诸因，多与①病性病位不明，②标本不分，③比例不明有重要关系。 三、有关阳痿辨证论治时的几个问题 《实用中医内科学》一书指出：“(阳痿)辨证要点：①辨别有火无火；阳痿而兼见面色皓白，畏寒肢冷，舌淡苔白，脉沉细者，是为无火；阳痿而兼见烦躁易怒，小便黄赤，苔黄腻，脉濡数或弦数者，是为有火。其中辨证的依据，以脉象、舌苔为主。②分清脏腑虚实：由于恣情纵欲、思虑、忧郁、惊恐所伤者，多为脾肾亏虚，命门火衰，属于虚证；由于肝郁化火，湿热下注，宗筋弛纵者，属于实证。“治疗原则：阳痿属虚者宜补，属实者宜泻，有火者宜清，无火者宜温。命门火衰者，阳气既虚，真阴多损，且肾恶燥，故温补之法，忌纯用刚热燥涩之剂，宜血肉温润之品。湿热下注者，治用苦味坚阴，淡渗去湿。” 余在临床时发现纯虚、纯实、纯寒、纯热，或在一脏一腑，或在一经一络者甚少，所以但予补、予泻、子清、予温而鲜有见效，即或注意了补阳之时必予滋阴，除湿之时“苦味坚阴，淡渗去湿”亦常不效。综其原因大多如上所述为①病性病位不明，②标本不分，③比例不明有关。那么如何辨别这三因呢?通过反复探索，发现主要有以下五种方法： 1．按照中医基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对所有问题进行一元化的分析。例如：阳事不举，精薄清冷，头晕耳鸣，面色咣白，精神萎靡，腰膝酸软，畏寒肢冷，舌淡苔白，脉沉细者，应尽量以命门火衰的一个诊断去解释，而不要再拿肺、脾等证去解释。 2．按照基本理论所述脏腑、经络、气血、阴阳，尽量应用一元化的观点去分析。例如：阳痿、头晕头痛、心烦易怒、口苦口干，小便黄赤，脉弦数，尽量以一个肝脏去解释。 3．症状繁多，诸种表现很难应用一种原因解释，甚或相互矛盾时，在解释标本、比例时一定要以脉象为主。例如：症见头晕头痛，口苦咽干、尿黄便秘，阳痿者，若见脉弦就应考虑兼寒，就应考虑以寒为主；若见脉滑数者，就应考虑以痰热为主；若脉弦数者，就应考虑以肝胆实火为主。 4．症状复杂，虚实并见时，应以脉、色为主去分辨虚实的多少．例如：素有强阳不倒，交接反萎软，且时见尿热尿痛，口干，而若见脉弦尺大而涩者则应为肾阳不足，反之尺脉数者则以相火妄动为主。又如：阳痿，尿黄身热，舌红苔黄，而面见皓白，脉虚大而数者，则应诊为以气阴俱虚为主，湿热为次。 5．辨证难明时，要认真分析用药后的效果，结合脉证要审慎分析。应建立一个凡是不效的即是不对的，有效的就是对的概念，只要是用药不效，就应考虑用药至少是有缺点，只有这样才能找出它的原因。 四、治案简介 1．何××，男，30岁。阳痿3年，前医频用补肾壮阳之汤丸与西药治疗不效。审其除时有感冒之证外，别无所苦，脉弦缓。因思仲景营卫失调者用桂枝汤，“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宜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勉予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不料却10剂而愈。 2．牛××，男，61岁。 阳痿20多年，前医云肾阳不足，治用八味地黄丸、男宝、三肾丸、蜂皇浆等不效。细询其除阳事不举，或偶举即遗泻之外，并时时小腿沉重，甚或轻度浮肿，或见尿热尿痛，头晕脑胀，别无所苦，舌苔黄白而腻，脉虚大弦紧稍滑。综合脉证，反复思之：仲景、叔和均称脉虚大者气血、气阴俱虚之质也，紧者寒也，稍滑者痰热相兼也。其虽证有热而仍宜处补气养血之黄芪、当归；益肺滋肾之麦冬、五味子、生地；燥湿利湿之苍术、茯苓、泽泻；交通心肾之黄连、肉桂等。服药2月，诸证恢复正常。并云：蛋白尿亦消退净尽。 3．霍××，男，28岁。 结婚半年来，发现或者阳势不举，或者举而不坚，或者稍事接触即早泄，为此其妇甚不满意。医先予补肾壮阳，并配合西药治疗不效，后又配合针灸亦无功。查其除阳痿之外，别无他证，惟时见咽干，舌苔薄白，脉浮缓。综合脉证，思之浮脉者心肺之脉也，且其咽干，乃肺阴亏损不得生肾水之故也。因拟滋肾水，助肾阳，处以天冬、麦冬以滋肺养阴，淫羊藿、蛇床子、肉苁蓉以助肾阳，3剂效，20剂愈。 4．贺××，男，29岁。 结婚3年多，或者阳势不举，或者举而不坚，前后服男宝、三肾丸、肾气丸、六味地黄丸、鹿茸精近3年不效。近半年来，经常出现牙痛、头痛、烦躁、失眠等，尤其是近两个多月几乎每天发现鼻衄、齿衄，为此不得不予泻火之药，然服药之后却出现阳势麻木不适，而它证不减。审其舌苔黄白而腻，脉弦紧而数。因思脉弦者肝脉也，紧数者寒饮郁久化热也，且牙痛、头痛、烦躁、失眠亦为肝证。乃拟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去铅丹，加甘草、玄参为法。服药4剂，头痛、牙痛、烦躁、鼻衄减，继服30剂，竟愈。
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22/12/4 19:43 编辑
邓铁涛：为什么中医没有细菌学说，却能治疗传染病？https://www.szhgh.com/Article/health/zhongyi/2022-11-29/316493.html
2022-11-29 11:38:02来源： 人民健康论坛公众号 作者：邓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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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mg.wyzxwk.com/p/2022/11/9295c0dc42d4789780fef90757b15a4c.jpg 邓老指出中医虽然没有细菌学说，但是我们知道病毒进入了人体以后，人体和病毒作斗争的反应，然后因势利导就可以了。所以中医不仅能治疗传染病，而且对病毒性传染病的治疗效果，甚至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以下为邓老的视频讲座及文字内容。 现代人不了解，为什么中医没有细菌学说却能治疗传染病，而且对病毒性传染病的治疗效果，甚至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原因何在？因为中医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中医没有细菌学说，但是细菌病毒是一直存在的，不是今天生出来的。所以香港找来找去不知道淘大花园的病毒从哪里来？找来找去，最后说是老鼠传的，其实不是的。其实整个南中国都存在SARS病毒，那个时候的气候环境对它是有利的，可以无限地发展，所以淘大花园本来就有。果子狸也是替罪羔羊，病毒本来在空气里边就有的，但是没有那个气候环境它活不了，繁殖不了，作恶不了而已。 比如去年的SARS，去年运气是什么年？癸未年是“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所以去年是湿多痰重的一个年份，就适合于SARS病毒的生长。大公报春节以前就问我说，大家都怕SARS再来，我说不会来了。结果后来广东说有几例病人，但是还是没有再来，因为只是4个人，它都没有传染性，所以我认为那4个人其实不是SARS，因为检测最后没找到罪魁祸首冠状病毒，就算是它，也变得和平了，那么多人接触都没有传染，那还是SARS流行吗？所以我说不会来就不来了。 我把它归纳起来的理论就是这个（示意图）：气候环境的变化；致病物质的活跃；正气不足以拒邪，因此就发病。现代的医学只看到中间（致病物质的活跃），所以今年他们就恐慌，怕SARS再来，因为他们不知道气候环境对致病物质是很有作用的，他们更不知道正气足以拒邪，所以怕得要死，怕非典再来。 因为是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明报月刊用我的稿件，我4月份给他，我说6月非典就会走了，结果香港是6月就走了。那我是预言家吗？我不是。因为非典是寒湿致病的，6月就温暖了，就没有SARS生存的空间了，它就要死了。而且他们研究SARS病毒结果也是温度到一定它就活不了，干燥它也活不了。所以我们就根据气候环境的变化来判断它。 我认为它今年不会再来，我也是根据运气学说，不过我声明我对运气学说还不懂，你不要以为我懂，等一下问我答不上来出洋相。我只知道皮毛，我是根据吴鞠通说的跟运气是有关。所以去年一来我就找运气学说，根据《圣济总录》60个图，就找到了今年是什么年，原来是癸未年是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所以湿气寒气是主要的。那在病人身上验证得出来吗？我的学生杨志敏他们把每一个病人的舌像都用数码相机拍下来了，后来拿回去给我看，每一个人的舌像都是腻苔，腻苔就是有湿，说明这个病始终都是和湿有关的。所以我的文章里就说，这是春瘟病，是伏湿病。所以有些病人他们一来就很重了，全身的肿，虚寒的症都来了。所以他打电话问，能不能用附子肉桂，我们壮下了胆说能用，因为温通温阳才能够根本去湿。有些病人没有那么深的，用了温阳的方法就救过来了。不过他问我那个病例救不过来，因为他已经是临终了，没办法，拉不回来。但是有些比他轻的用温阳的方法拉回来了。所以你不要看中医的风寒暑湿燥火那么简单，其实里边就有很多道理在。 像1956年石家庄的乙型脑炎，因为传染病医院病死的人太多了，所以就请了老中医去治疗。老中医一看是暑症，暑必兼湿，但那个暑略重于湿，热中遇暑热为主，所以他就用了白虎汤，一剂白虎汤死亡率就降低了，治愈率就90%多。而且中医的治疗没有后遗症，西医的治疗抢救过来的也有后遗症。这就是一个暑治。 到了1957年北京流行了，也是乙型病毒引起的脑炎，治疗用了白虎汤不行了，死亡率又高。卫生部说你看中医就是不行，不能重复。后来北京的儿童医院请了蒲辅周老先生去会诊，蒲辅周说湿重，所以否定了白虎汤的治疗，用温病治暑症的经验去治疗，疗效又百分之九十几了，死亡率又大大地降低。这就是一个暑和湿，偏热偏湿，治疗就不一样。 到了1958年广州又流行了，广州流行我参加了，我到儿童医院去会诊，发现广州的治疗又跟北京的治疗不一样。因为广州前期老下雨，后期热得要命，40度，所以有些小孩就在这个疫 情里面（得病）。我们去治疗，就先给他清暑，清暑以后，（凡是利舌苔以后就得救）因为前头下雨的这个湿气一化舌苔就出来了，舌苔出来就死不了，所以我们的治疗也90%。而50年代世界上治疗乙型脑炎死亡率是30%~50%，就是死亡以外的人也有后遗症。 所以你说中医不知道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得到的病毒，但是我们就知道病毒进入了人体以后，人体和病毒作斗争的反应，然后因势利导，湿重了给他祛湿，祛了湿这个病毒生存的环境大概就很难了，它就从小便去了，用利尿它就有出路，化湿它也藏不住了，所以它就走了。 另外一个就是流行性出血热死亡率也很高的。它有对照组，西医那一套病死率上面是1.11，下面是5.08；江西组上面是3.66，下面是10.071。江西组的病比较重，但是那两个的治疗不一样。南京组的治疗就是用清血凉营的办法治疗，万有生的治疗，又用祛湿毒的方法治疗了。如果那两个地方同等年份，但是地理不一样，反过来治疗的话，那中医的死亡率肯定比西医高，所以就要讲辩证论治。就是病毒到了人体以后，根据人体的反应，根据天时、气候都算在辨证里面，然后就能够取得很好的疗效。所以我们不能以西医的坐标去衡量中医，符合的就对，不符合的就是落后、是保守，对中医的精华的视而不见。 有些中医很奇怪，他学了西医以后，曾经有人发表，他说中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应该改为“抗体内存，邪不可干”。他就学了那么一点点，打了那个免疫的东西就产生抗体，他就以为这就比中医高明了——蠢材。你有几个抗体呀？中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一个理论体系，你这个抗体是外界给它产生的，只是那么一点点的东西，就代替了我们的宝贵的理论吗？我们很多中医学了西医他就怀疑中医，所以现在我们国家培养了很多中医，其实是还不及格的中医。用崔月犁部长讲的，西医中专和中医中专的两个医生，都是半桶水，半桶水他又不知道，他还用那半边来补这半边，蠢得很，把精华当作糟粕，把糟粕当精华。https://img.szhgh.com/banner/gl2023.png赞 68收藏 0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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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救了中医，所以反中医的力量，带着对毛主席的恨。中医的磨难还在后头...
https://www.szhgh.com/e/data/images/nouserpic.gif闹市闲人4天前•湖北省110回复
邓老指出中医虽然没有细菌学说，但是我们知道病毒进入了人体以后，人体和病毒作斗争的反应，然后因势利导就可以了。所以中医不仅能治疗传染病，而且对病毒性传染病的治疗效果，甚至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https://www.szhgh.com/e/data/images/nouserpic.gif汗珠4天前•河南省120回复
细菌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世界本身就是在细菌的“酝酿”中发生发展变化。有研究的必要吗？——中国文明的终极是玄学，其最大的智慧就在于遵从天道，善于因势利导，避凶趋吉，化腐朽为神奇，让细菌朝着有利于人的健康和舒适方向发展。而西学是一门量化的科学，最终结局只能是到处碰壁直至天花板，以失败终结自己。
https://www.szhgh.com/e/data/images/nouserpic.giflamsky5天前•江苏省262回复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世界的认知都是白人完成的。
共1条回复https://tva1.sinaimg.cn/crop.0.0.239.239.50/476e7237gy1fgbguae9ekj206o06owem.jpg?KID=imgbed,tva&Expires=1616486336&ssig=CPZVWbpvlmwb挖土豆的影帝：你赶紧换肤吧！
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22/12/4 19:55 编辑
用中医药漫灌就能解决问题？太天真了！2022-11-29 11:41:38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重楼
https://www.szhgh.com/Article/health/zhongyi/2022-11-29/316496.html
点击： 2800 评论： 4 （查看）字体：大 / 中 / 小
上周，宜宾市教体局发了份文件，推荐师生使用当地中医药管理局拟定的中医药预防方案，以提高自身预防方案。 虽然相比惹出大风波的2020年3月临沧强制服用大锅药（该市教体局道歉，引发舆情的二中校长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宜宾这更多是推荐和建议，并没有“强制”，也没有统一、集中服用汤药，但这预防方案中有一项是预防中药汤剂，其实就是根据时疫制定出来的协定方，虽然没有大锅药的形，但本质上依然算是大锅药。https://static.szhgh.com/p/d8b8d94cdd864c6d540f8ad6c50f1343.jpg 没有意外，文件出来，又被人给骂了。有媒体还煞有介事的整了篇文章《喝中药预防新冠？专家都不赞成宜宾教体局为何还推荐》来批评宜宾市教体局这一行为。 这倒是表明，许多中医人所幻想的在这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当下，放开中医药对相关病症的诊治（目前有十类症状的人群必须要到发热门诊就诊，相关的无论中西药药房或者不卖或者必须实名加核酸），同时用中药漫灌来应对几乎是必然到来的第一波冲击，以减轻损失，倒是过于天真了。 不是中医药无效，而是环境不允许。 从执行层面看，武汉历经各种艰难，同时经历前去支援的中医团队用疗效说话，才使得中医的参与率大幅提高。2020年4月17日，国家卫健委就公开表过态，清肺排毒汤等中药就是特效药，并给出了相应的数据。要知道当时是重症多，死亡率高，对这个病的致病机理不太清楚的原始毒株时期。 使用清肺排毒汤治疗1262例，已经有1253例治愈出院（占99.28%）； 1262例病例里没有一例轻症转为重型、普通型转为危重型的病例； 其中57例是重型患者，治疗效果也不错； 救治一个重症患者平均费用大概在15万，而清肺排毒汤是200元； 山西103例使用者，发热症状三天之内全部消失，核酸的转阴率100%，用时平均10天； 使用清肺排毒汤的187例，仅有10例转为确诊病例（占5.35%）； 没有使用清肺排毒汤的361例，高达123例转为确诊病例（占34.17%）； 初步预测有790多个潜在的靶点，可抑制内毒素的产生，避免或延缓炎症风暴。 然而，后来各路专家和媒体忙着的是引用各种抗病毒的靶向药，哪怕辉瑞的Paxlovid又贵，被大张旗鼓的紧急引进之后，从复阳率、转阴时间、后遗症看都比中医药手段要差（今年3-6月上海时期）。 同样的，根据网友的反馈，许多地方的中医药防控长期流于形式，压根就不根据气候、人群特点，给病人发盒连花清瘟就算中医药参与了。各地救火的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德叔在支援西安时就救治过一例不辨证只测体温就服药后转为重症的患者。 而最近，综合各地网友的反馈，方舱医院的作用，似乎更多是隔离阳性患者，同时如果他们转为重症或突发其它疾病，好第一时间处理和转院；从手段来看，中医药或者没有或者流于形式（几天才发/发盒连花清瘟/直接说没药多喝热水），更多强调自愈；并且是5天之后才第一次测核酸，然后依然是两次转阴才有出院的必要条件。 然而，在某些学校、方舱和养老机构，实验新药倒是非常积极，甚至连知情同意书都没给人签。 从媒体的角度，但凡有一个地方中医药漫灌，大锅药进去，往往都要被骂；同时，从土壤的角度，笔者小时候，流感季学校熬制大锅药给学生服用属于正常状态，然而，如今，如果有人建议使用大锅药，往往要遭白眼。 如此环境，中药漫灌也好，大锅药也罢，不被骂才怪呢。https://static.szhgh.com/p/d698e88500a288f9b089504184cc30d2.jpg 前文所提及的那篇文章中有那么一句话，“针对其中的预防类中药药方，相关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专家称，不赞成吃中药预防新冠”。 那么这该如何看待呢？ 还是数据说话。 相比上文中不具名的“专家”，我们看看实名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四川省中医医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队长、感染科主任扈晓宇在9月22日在四川省人民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栏目上给出了一组数据： 今年4月，上海市传播率相近的5个市区内10家隔离点中，6家隔离点中药服用率达到了80%以上，核酸阳性率是18.57%，另外4家隔离点的中药服用率不超过50%，这4个隔离点中的密接者核酸阳性率，最终的核酸监测阳性结果达到了26.82%。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说明中药代茶饮预防措施具有显著的保护性作用。 更多相关内容可参阅，《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有哪些优势和作用？中医专家解答来了！》 这是感染科主任，其“战绩”，莫过于在武汉时期，所在团队接管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两个病区128张床位，他牵头在医疗队内成立了中医突击队，创下了在重症病房气管插管患者0例，使用有创呼吸机患者0例，使用ECMO患者0例三个0的奇迹，当团队原封不动送还ECMO时其它队的医生还以为他们去的是轻症病房，急的同组的西医拿数据来证明。 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国家新冠肺炎中医药专家组成员、四川省中医院急诊科主任卢云在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的视频《中医战“疫”说》中的介绍： 我是2020年2月，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派，赴武汉参加新冠肺炎防控工作。至2020年3月23日，湖北省共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所有病人的90.6%，临床的疗效表明，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这其中，江夏方舱医院从开舱到休舱共收治患者564人，患者零转重，医护零感染，中医药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我自己也是作为一名中医药巡查组专家，通过一个月的巡查，我们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挽救了多名危重症患者。 在预防方面，中医药也有很好的防治效果。2020年的3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指挥部在发布会上公开的数据显示，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武昌区1月28日疑似病例确证为新冠肺炎的比例高达90%以上，2月2号，实行了隔离点集中中药干预后，到2月6日，确证率就下降到了30%多，到了3月5日，就只有3%。从这组数据，大家可以看出中医药早期干预的效果。 今年4月，院士黄璐琦在上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抽样调查了本市传播率相近的5个区内，10家中医医联体管理的集中隔离点情况。前期上海市中药防疫代茶饮进行预防干预，是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我们四川省前期也对2.2万例的社区居民中药预防对照研究，研究显示中药对整体人群的保护率有92%，而对16-60岁人群的防护率更加明显，达到了95%以上。 这也表明，预防用药的确有用，但不能100%的保证吃了预防用药就有了金钟罩，该做的防护最好还是要做。 从实践来看，中医药的作用，有这四个方面，即降低被感染风险人群的转阳率、大幅降低转重率、加快痊愈进程、减少后遗症或对后遗症有很好疗效。 所有这些，本号开通半年来也介绍过不少了，这里不再赘述。 但需要指明两点：一是湖南和辽宁援沪中医团队接管上海的方舱，病人一般在仓时间为5天，而如今多地方舱病人自己抗5天后再测核酸，实在有点奇怪；第二，全国开了后遗症康复门诊的就三个地方，武汉、香港、上海，前者为原始毒株，后两者都是奥密克戎，它们的共同点是感染人数足够多，前期中医介入不足，而目前香港公开的数据显示，中医药对后遗症治疗依然有优势。 最后我们再说回到中医药防控。 其实中医药的防控，不仅仅是服药，它包括且不限于调节情志、规律作息、艾灸按摩特定穴位/部位、适度运动尤其中医导引术、熏蒸和香囊、服药等。一般而言预防方都会根据当地气候、季节、人群特点及流行病的症候进行微调，总的一个原则是扶正祛邪，且以扶正为主，所用的药偏性一般不会太强。 具体到屡屡引发争议的预防用药，四川省中医院感染科主任扈晓宇强调，在饮用防疫大锅汤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事项： 第一、剂量不要过大，采用中药大锅汤集体服用来预防传染病时, 每人应限服剂量，疫情期间，可居家自己熬制“大锅汤”服用，非疫情期间可以不服；第二、疗程不宜过长，一般情况下，口服3~7天即可，无须长期使用；第三、注意不要空腹服药；第四、如果集体服用，对于孕妇、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慎用，或在当地医务人员的指导下来慎重用药。 具体的中医药防控方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照四川省发布的《应服尽服、愿服尽服！第十一版四川省新冠肺炎中医药防控技术指南发布》。 最近流行一句话，“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既然如此，面对即将到来的第一波冲击，有备才能无患。（除了四川省的中医药防控方案，还可参考《病毒来袭，中医如何应对？》） 【文/重楼，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针砭药石”，授权红歌会网发布】https://img.szhgh.com/banner/gl2023.png赞 98收藏 0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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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22/12/4 23:26 编辑
广州方舱的针灸奇迹
2022-11-29 17:02:35来源： 经方梧桐先生 作者：陈卓宇
点击： 552
https://www.szhgh.com/Article/health/zhongyi/2022-11-29/316525.html
中国中医药报的报道： 紧急救护，对症针刺止抽搐 11月16日晚，医疗队队员在舱内巡查期间，发现患者张先生突发喉痉挛，四肢抽搐。 将患者扶上急救床，评估生命体征、紧急检查心电图、做好静脉输液准备、做好保暖措施、通知舱里其他医生支援……值班小组成员分工有序，以最快的速度紧急救护患者。经初步检查，张先生曾有低钙血症病史，之前有过类似症状。 随后，队员们立即进行对症处理，并按压合谷、太冲、太溪等穴位，患者抽搐不适症状缓解不少，但仍未完全停止抽搐。 此时，医疗队队长、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大科主任邹旭闻讯赶到，立即予针刺合谷、太冲、太溪等穴位。特别是捻转合谷穴时，患者马上出了汗，抽搐也逐渐停止。“我感觉身体暖和了，不那么难受了。”张先生转过头对医护人员说。 随后，邹旭给患者开出了对症的中药处方，并留针30分钟观察。“真的太感谢你们了，省中医院让我安心！”张先生感激地说。目前，张先生因病情需要已转到定点医院进行后续治疗。 突发胸痛，中医手法助缓解 “姑娘，我现在胸闷不舒服，没有办法下床。”正在护士站值班的医疗队队员胡含阳接到患者陈女士打来的电话。 “阿姨，您先不要活动，我们马上过来。”胡含阳随即向值班医生汇报。队员蔡天金很快来到床边给患者进行心电图检查。结合陈女士既往病史，蔡天金初步考虑其为心绞痛，给予药物对症处理，并安抚陈女士的情绪。 同时，医疗队队员结合患者的临床症状表现，认为其可能为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立刻安排线上会诊，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重症医学科和急诊科的医生一起参与病情讨论并制定诊疗方案。在确认急救车物品、气管插管和除颤仪都配备到位后，队员朱丽娟为病人开通了静脉通道以备抢救。此时，陈女士仍觉得胸闷心慌，胸口压榨感明显，伴有头晕，不敢睁眼。 医疗队队员林涌鹏根据患者症状，运用《黄帝内针》中的腋前大筋拿法为患者进行治疗，这一特色疗法可有效缓解心前绞痛或减轻压榨感，在心绞痛、心梗等心脏病急性发作的救治中发挥作用。 “好像胸口没那么疼了。”做完腋前大筋拿法之后，陈女士感觉缓解了不少，但仍感到胸闷和头晕，不敢坐起。考虑患者同时有胸部左侧不适，林涌鹏对其经络辨证后，根据“从右治左”的针刺原则，在陈女士右侧的内关穴、经渠穴、通里穴和偏历穴各针刺一针。留针45分钟后，陈女士胸闷和头晕症状完全消失。“中医真神奇，胸口闷痛捏几下，在手上扎几针，就轻松了很多。”陈女士说，希望有机会也能学习拿筋手法，以后遇到紧急情况可以自救，也可以帮助他人。 点评： 1，急救缺了中医会怎样？之前讨论过了：《缺乏中医介入的急救，是老百姓想要的急救吗？》《三评《中国医生》：聚焦抢救，西医何尝会抢救》《抢救李文亮的正确方式》，没有中医介入的急救，显然不会是合格的急救。 天下苦疫情久已。中医对疫病的作用有目共睹，看上文我们知道，中医是全科，更是在急救，在危急时刻显露了英雄本色。 感染可能不严重，但是伴随的抽搐、心绞痛可能致命；患者因为集中收治有更多机会被中医救治，获得了平常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获得的治疗体验。 2，对比之下，记不记得上半年上海屡次将病人的死亡归因为基础病？这里面会不会是因为中医介入不力导致的呢？ 新冠，拆开来看，有咳嗽、发热，有失眠有纳差等等，其实是一系列症状的集合体。 新冠病人，当然也会叠加心绞痛、高血压等原有疾病，高血压去拆分，则可能是肝阳上亢、痰浊内蕴、瘀血阻滞等等。 这些都是多工作任务的。既然不只是有病毒，只杀病毒当然不会好；既然不只是高血压，只降压当然也只是缓兵之计，为了长治久安，需要从长计议。 3，学点穴位按摩很好，比如内关对心脏很好，尺泽鱼际对咳嗽肺系疾病很好。紧急情况下可以自救。 4，针灸有用，当然意味着经络存在，意味着中医学说整体的成立。现代科学解释不清楚，只是维度不够，这是科学的失败；更不能否认，而要敬畏生命，敬畏未知的一切。https://img.szhgh.com/banner/gl2023.png赞 14收藏 0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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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22/12/5 15:36 编辑
吴文新：中医药独特优势何以彰显中华文化软实力
2022-11-30 11:02:19来源： 昆仑策研究院 作者：吴文新
https://www.szhgh.com/Article/health/zhongyi/2022-11-30/316571.html
点击： 501
【摘要】2020年春初一场新冠疫情突袭中国，在全民抗疫中，中医药以其独特优势取得了优良的防治效果，赢得了社会广泛赞誉。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中医药以生命-生态性的复杂系统思维方式，对治疫古方化裁而成具有特效的“三药三方”，整体性而又个性化地诊治患者，具有无可置疑的更为先进的科学性。中医药这种生命、身心和天人整体观及其预防诊治康复技术体系有来自于具有同样世界观和方法论、价值观的中华文化母体，而且二者母子连心、基因一致、血肉一体；作为“医药实学”生于并融于中华文化，既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化宝库的钥匙，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要遵循中医药文化的本质和规律，适应时代特点和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需要，推进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双创”，使之造福全人类，不断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 2020 年从公历元旦至农历春节，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借助春运高峰从武汉蔓延全国，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凝心聚力，经过两个多月奋勇抗战，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决定性胜利，经济社会秩序迅速恢复正常状态。回顾这次抗疫斗争的胜利，毫无疑问，每个中国人心里都坚定而清晰地感受到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坚强而英明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5万多勇敢“逆行”驰援湖北的医护、军人和志愿者们所充分彰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难以惊喜的是，中医药及其健康养生文化在抗疫中的表现优异、贡献突出，这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以中医药文化为载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自信。于是，复兴中医药文化、加强中医药文化创新发展，就成为我们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助力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重要内容和实践途径。 一、效果显著：中医药阻击新冠病毒广受好评 抗疫伊始，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就蕴含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思想，这促进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及时推广有效方药和中成药，有效减少轻型和普通型向重型、重型向危重型发展，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据报道，抗击疫情期间全国中医药主要开展了三方面工作。一是4900余名中医药人员驰援湖北，约占援鄂医护人员总数的13%，其中有院士3人、数百名专家，援助队伍规模之大、力量之强前所未有。二是轻症治疗和恢复期治疗中医药早期介入，重症、危重症实行中西医结合，制定了相应的治疗规范和技术方案。三是筛选出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等有明显疗效的“三药三方”。https://static.szhgh.com/p/217575780990aaf760239110f4ec8ba1.jpg 效果怎么样呢？据央视网报道，2020年3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领导介绍，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这一突出成效受到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总结这次抗疫斗争经验时说：中医药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在没有西医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注重发挥中医药治未病、辨证施治、多靶点干预的独特优势，首次大范围有组织实施早期干预，首次全面管理一个医院，首次整建制接管病区，首次中西医全程联合巡诊和查房，首次在重型、危重型患者救治中深度介入，探索形成了以中医药为特色、中西医结合救治患者的系统方案，成为中医药传承创新的一次生动实践。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是抗击疫情的重要方案，正为全球抗疫作出贡献”。这实际上告诉世人，中医药在此情况下承担了治疗新冠肺炎“特效药”的职能。是否真的如此？随着我国抗疫趋于收尾，各种治疗措施的效果正在总结梳理之中，纯中医药、纯西医药、中医主导西医辅助以及西医主导中医辅助的不同方案治疗效果的对照研究陆续展开。这些研究结果将让人们非常欣喜地看到中医药的威力。 据新华社报道，仝小林院士团队的研究中，最终进入分析的721例，寒湿疫方组430例，对照组291例，主要的结局指标是新冠肺炎病情加重率：寒湿疫方组为0例（0.0%），对照组为19例（6.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患者总体年龄的均数为48.5±14.4岁，中位年龄为48岁。有合并基础疾病的例数为334人，占46.3%，合并使用中成药的例数为452人，占62.7%。研究表明：在社区推行寒湿疫方对控制新冠肺炎病情的加重具有保护作用。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所有住院新冠肺炎病例1476例，其中，重症/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662例（中药汤剂组484例，非中药汤剂组178例）。分析其中重症/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病亡风险，结果显示，共病亡71例，其中中药汤剂组病亡15例；未用中药汤剂组病亡56例。统计分析表明，中药汤剂组的病亡风险下降了87.7%，与未用中药汤剂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据仝小林介绍，以年龄、性别和病情程度这三个影响因素为匹配变量，采用倾向性评分最终匹配成功的病例为312例。病亡49例，其中，中药汤剂组病亡13例，未用中药汤剂组病亡36例。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药汤剂组的病亡风险下降了82.2%，差异仍具有统计学意义。 另据新华社2020年3月20日报道，中央指导组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3月18日在武汉与美国同行连线交流时说，本次新冠疫情防治中，中医药的参与度与广度前所未有，截至目前，在全国确诊的病例中，中医药参与治疗的病例达到了92.58%，其中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参与比例分别为91.86%和89.4%。新华社报道，在3月23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研究员说，临床显示，宣肺败毒方在对照观察中可将淋巴细胞恢复率提高17%，临床治愈率提高22%；化湿败毒颗粒更被国外称为“Cure14”，指由14味药组成的治愈解药。北京中医院院长刘清泉教授说，已经显示金花清感和莲花清瘟这两个药，临床上治疗新冠肺炎的轻型和普通型有非常确切的疗效，尤其是在武汉应对新冠肺炎的整个救治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血必净注射液针对炎症风暴、凝血功能紊乱等治疗也有很好的疗效。抗疫经验告诉我们，由于中医药的全程深度介入，“显著降低了由轻症转为重症的比例，患者治愈率从初期的14%提升到93%”。 一年多来的中外抗疫的无数事实证明，在中医队伍只占13%，并面临种种有形无形阻力的情况下，这“三药三方”如此疗效，该是中医人付出多大代价才取得的！这些工作和效果果，以及一年多来的中外抗疫的无数事实，毋庸置疑地证明，在西医药特效药缺席的情况下，源于中华医药古方化裁而成的“三药三方”就是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这些事实不仅直接回击了那些“黑中医”和“废中医”的论调和行为，更向公众展示了古老中医药文化的青春活力，为新时代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带来新的希望！ 二、生命-生态性复杂系统思维：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中医药文化跟其中华文化母体一样底蕴愈厚、韵味愈醇。这一文化形式确实古老，其表达方式难以为现代人们从容接受，但作为中华先贤关于人的生命整体、身心奥秘和人与外界关系的一种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论和实践论高度统一的认知范式、文化体系及完整的预防-诊治-康复技术体系，却有着超越仅有二百余年历史、源自西方文化的近现代医学的先进之处，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第一，中医药学的认知范式遵循复杂性系统思维的规律。 它把人的生命、整个身心乃至身心整体与外界环境（自然、社会等）之间的关系视为一个复杂的超巨系统，这个系统的典型特征就在于其结构-功能的整体性、质-能-信息关联运行的开放性。复杂性、系统性、整体性、开放性思维是中医药学及其相关文化最为典型的思维方式。复杂性是说人的生命系统（身）、意识或精神系统（心）、人的身心系统，以及这个整体与外部一切环境系统及其因素之间的关系（可称为“天人系统”）都是开放性的复杂系统，既具有符合生命规律的某些宏观-中观层面的确定性、必然性，也有着中观和微观层面的不确定性、随机性、偶然性等，因此，同样的疾病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发病原因（“病机”）和机理（“病证”），或者不同的疾病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有相同或相似的病机和病证，甚至在不同的环境、条件、时间、地点、生活行为等影响下，不仅会有显著的个体化差异，而且还可能会有微妙的时空差异（时辰、方位等）。因此，有人称中医为“时间医学”、“功能医学”等，确有其道理。复杂性的基础是系统性，系统性的本质特征是整体性，后者决定了中医“头疼医脚”的诊疗方法论的合理性。中医药学看待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不仅是外观视角的实体结构上的，而且更是内在关联性视角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它有一整套术语、概念和表达方式来帮助人们理解这一系统性，比如阴阳、五行、经络、穴位、脏腑等。不仅不同的人有阴阳（男女）之分，而且同一个人内、外阴阳而又各有阴阳。人的生命系统中各个实体性要素无不有阴阳，比如心阴心阳、肝阴肝阳等。一般而言，脏为阴腑为阳，而在不同功能侧面则脏腑之间又互为阴阳。经脉也有六条阴经六条阳经。说人有三宝精气神，实际上人身上任何实体性的器官、组织也都有精气神三个层次，而精气神又各有其阴阳。比如，心脏之“精”比较接近现代解剖学上的心脏器官，心之“气”即所谓心气（通常所谓心阴心阳多指的是心之气的阴阳），心之“神”即所谓心神（亦有心之阴神、阳神之别）。再比如，肺脏之“精”相当于解剖学上的肺脏实体，肺之“气”即肺气，乃肺脏之功能动力（不是肺主呼吸的那个空气），肺之“神”即是肺脏所藏之“魄”（五藏之一）；等等。与此相关，“治未病”就是通过调节人之身心的精气神的内在关联性使之实现阴平阳秘或结构与功能的平衡、时间与空间的适应、内部运动与外部环境的协调等，这就是养生保健的道理。同样，四诊（望闻问切）合参、八纲（阴阳虚实寒热表里）辨证诊治疾病的技术方法也无非是从这些方面入手。 第二，中医把人的身体看成一个有生命的即活的系统。 即使持有机械唯物主义思维范式的现代科学也初步了解到，生命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在整体性层面突现出来的功能性现象，而并非机械还原的基因、碱基对、核苷酸等能够揭示其整体性功能机理的。生命是活的，这个道理西医也懂，但无法落实到诊疗技术上，中医则从“治未病”到“治已病”始终贯穿“活”的原则。“活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病毒附着在一块钢板上，不多时就会失去活性，不再有“毒”，这是因为钢板是“死的”；但一个病毒在一个活的宿主身上，便会随着宿主生命的运动而发生变化，并在适当的细胞、组织、器官里存活下来并不断吸收宿主的生命能量而复制自己、发挥毒性活力，以此方式破坏宿主生命的整体性、内在要素相互关联的协调性、平衡性等，从而导致宿主得病甚至死亡。“活的生命”是一个同义重复的说法，生命就是活的，活的就是生命。但是病毒似乎不是完整的生命单位，却具有生命的活力，而其活力（即对宿主生命的解构力和破坏力）也只有在活的宿主生命体内才能彰显出来。西医实际上注意到了病毒的活性，把它放到营养液中进行培养观察，以发现其活性规律并最终找到“灭活”它的办法（特效药等），但是它忽略了宿主的生命系统的客观存在，特别是其整体性和复杂性；尽管做了一些动物试验，但其最终目的是要在人身上发挥杀灭病毒的作用，所以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病毒在培养液中的活性表现和在宿主复杂的生命体中的活性表现是大不相同的。不过，仅此还远远不够，还要针对“人”本身。而中医恰恰特别注意人的生命活性，它既没有精准地捕捉到病毒并把它放在特殊的培养液中，也没有把它放在实验动物体内，而是根据它的天人整体观，按照它所特有的天人相应理论，在精气神合一、天人合一和八纲辨证的意义上去直接做人的整体性诊断和治疗。“活的生命”是中医药一切诊疗的绝对前提，疾病发生于活的生命体，发展于活的生命体，当然也要在活的生命体中遏制它的恶性变化，最终拯救这个活的生命体，并使之活得更好。另一方面，“活的生命”不仅是一个生命系统，而且是一个生态系统。以细菌在人体内的生存为例，据研究有几百种细菌寄宿于人体这个生态系统的不同脏器和组织，居于不同的生态位，参与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如果由于饮食不当或外邪（比如与人体没有共生性的细菌）入侵导致这些细菌群落失衡，便会使人的八纲失衡、气血失常，人的身体就会呈现病态（症状）。以作为外邪之一的病毒入侵而言，作为外来之物，总要受到人体天然免疫系统的鉴别和改造，如果病毒的活性与人体生命运动规律相一致，那人体就能和病毒和谐相处，或许疫苗就起到这样一种作用；但是更多的时候，病毒会把人体作为宿主而寄生于某些器官或组织，通过与其正常细胞的相互作用（更多的是对这些细胞的侵入、掠夺、破坏或解构）而营造适合自己生存繁衍的微环境，从而导致这些器官的衰竭、组织的崩溃，最终致使人的身体不可逆地走向死亡。所以，针对病毒性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主要就是防止病毒入侵人体，并通过改善人体内的微观生态环境来破坏适合病毒生存的条件和环境，使之自然“死亡”或不能够发挥作用，如此彻底阻断病毒在人体内的生存繁衍。中药的作用，用西医的话说就是，改善人的免疫系统功能，提高免疫力，以及增强免疫系统对病毒的“灭活”效率；用生态学的语言讲就是，通过改善人之生命体内的生态环境而根除作为外来邪物滋生繁衍的土壤。病毒邪物即使侵入，由于没有生存繁衍的条件环境而无法发挥其毒性伤害人体，此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西医如果不能把人体作为一个复杂的生命-生态系统来对待，那么它对病毒性传染病的治疗技术和手段就永远跟不上病毒本身之变异的步伐（这个变异是目前生物科学所无法预测、无法掌控的，或可说自然界中的病毒、特别是跟人关系密切的病毒之变异无规律可循），疫苗研制的速度何以跟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呢？中医则用增强正气（改善内微生态环境、增强免疫力）来“以不变应万变”，就如同我们通过改善生态环境来最大限度避免自然灾害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威胁一样。 第三，中医还把人的身体看成是一个有意识的生命体。 这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揭示了人的生命体与其他动物之生命体的本质区别，因而把人的生命跟小白鼠或实验室里的培养液等区分开来了。中医尽管没有细菌、病毒这些实体性科学概念，但它知道，病毒细菌作为“外邪”“外淫”“异气”“戾气”等进入有意识的人体之后，其功能态是根本不同于它们在单纯实验室（甚至无意识的活体小白鼠体内）或纯自然环境里的功能态的，因此同样的药物对它们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一点的核心或灵魂是“有意识的”生命体。人的生命不仅是活的，而且是有意识的，包括了人的七情六欲，或者怒喜思悲恐（五志）、或者魂神意魄精（五藏），这些意识性或精神性的东西（古人称之为“情欲”“情志”等），毫无疑问对人的生命体的影响是客观存在，并且常常是相当显著的。因此，人的生命体实际上是一个身-心统一体，简单说是生命系统和意识系统相互作用而构成的超级复杂系统，亦即一个精气神相互作用的超级复杂巨系统。众所周知，对健康而言，意识系统的调整似乎更具有主导性的意义，比如人们常说阳光的心情带来健康的身体，或简单说“心态决定身态”（身体或生命状态）；这就是中医理论中“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等道理。既然如此，我们身体的生命活动、意识活动及其对生命活动的影响若违背人的生命规律，必然伤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阻碍经络畅通、气血运行等，就会导致生命系统运行失常，身体患病。据此，中医不仅有清心寡欲的养生之法，有调畅情志的舒心之方，还有根据五脏六腑与情志之关系的理论而形成的养生治疗康复方法，比如“五字诀”以五种声音调节情绪而对治脏腑之疾，音乐疗法也是如此。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看到很多医护人员与患者一起唱歌跳舞、娱乐游戏、打太极、练八段锦等都起到了很好地改善人体内微环境从而促进康复的作用。人的精神情志（神）对战胜疾病的作用，也是通过改善气机和气血的运行状态（气）来发挥对于脏腑病灶（精）的改善作用，即所谓“精气神”系统的内在关联性，使得“神-气-精”的反作用规律发挥效能。总之，人这个有意识的生命体，作为精气神的统一体，具有小白鼠之生命体所不具备的独特功能，因而诊治疾病，实际上就是诊治人的精气神整体状态而不只是患病的病灶部位（精）。通俗地说，是“治人”而非“治病”，“人”好了“病”也就好了，而不是相反。如此可以发现西医在这方面的明显缺陷。 第四，中药制作遵循生命-生态的系统化规律，并非仅发挥单纯“有效”化学成分的作用。 中药无论是汤剂还是颗粒或胶囊，都是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配伍炮制而成的，是针对症状及其病证（包括季节气候饮食及患者体质等不只是外表病象）展开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内在增强性的生态性、生命性治疗，并配之以情志调节。生命性、生态性是中药配伍的根本特征，“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体现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辩证关系的原则理念，是根据矛盾特殊性、针对患者个性化特征的配药用药原则。一般而言，“君药”就像国王或皇帝，是统领性和决定性的，是针对病证病机的根本之药；“臣药”就像丞相是皇帝的左臂右膀，具有执行皇帝命令的职能，把君药的指令信息传达到全身，发挥整体性的调节作用，增强君药的功效；“佐药”主要是辅助君药和臣药，除了增强对治功效，还能制约君药和臣药的毒性、治疗其他关联性病症（所谓“综合症”）；“使药”除了对调和君药臣药佐药之功效外，还能把各种药物之性（寒凉平温热）味（酸苦甘辛咸）引入相应的经络，使之发挥调节气血、舒达脏腑的作用。显然，这是一种比附的说法，体现的却是一个生态系统的理念，一副中药君臣佐使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发挥整体性调节治疗作用。显然中药的功效是多靶性、全方位的，是在生命-生态系统的意义上发挥作用的。不仅如此，中药大多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生态环境的产物，由于特殊地质与水文气象环境的差异，不同产地的药物呈现的性味也有很大差异；与此类似，同一药物的不同部位也由于复杂的内外原因而呈现不同的性味特征和功效，因而可以治疗不同的疾病。比如橘子，作为中药，其实包含了多味药物，其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性味，名之为桔梗、青皮、橘皮（放一年后即陈皮）、橘肉、橘络、桔红、橘核、橘叶等，入不同的经络，治不同的病症。这跟西药的方法论和技术路线几乎截然相反。西药单纯关注以确定的化学成分精准地修正病毒或细菌的基因结构甚至某几个碱基对，这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唯物主义、原子主义和还原性甚至降阶性、损伤性的诊治技术路线。西药的机械性体现在它对人体病灶部位的精准靶性，似乎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但是它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而不去区分不同的人有着非常微妙复杂的个体差异，所以就出现“感冒通”“感冒灵”之类绝对的、普适的药物——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些药物对于感冒此类最为普通的疾病还真做不到“通”“灵”，原因就是它忽略了不同经络和气血类型的人表现为同样症状的疾病却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发病原因和机理。中医有所谓“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内病外治”“外病内治”等在西医看来不可思议的治疗方式：只要病机和病证是相同或相似的，不管什么人就可以相同或相近的方子来治疗；相反，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似乎得了相同的病，但由于病证和病机不同，那也要采用不同的方子来治疗。这也告诉我们，研究中药不能着眼于中药中有哪些起作用的化学成分，然后把这些化学成分提取出来做成西药片剂等，这个中药化学化的思路是违背中药本质和规律的。事实证明，这样提取出来的中药片剂已经不再是中药而是西药，疗效当然还有但是比具有生命-生态整体性的中药方剂要差得很远了。这些年来中医药之所以受排挤、被边缘化，除了科学技术及其相关政策法规的原因以外，这种把解构中药方剂之整体性的化学化、西药化的研究和推广应用，不客气地说，就是一个错误的技术路线；或可说中药西药化是解构中医药、降低中医药疗效的一条歧路。这次抗疫斗争中，中药开出的“三药三方”不是千篇一律对所有的新冠肺炎患者都一样，而是针对不同病期病症的患者，每天通过多次的望闻问切进行即时性的诊断，进而在三药三方相对稳定的君臣佐使配伍基础上，进行化裁变通、适当微调，形成个性化的药方，同时也确保了中药方剂的整体性，是较为典型而纯粹的中药疗法，因此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治疗效果。 第五，中药使用着眼整体调节而不存在精准靶性治疗所带来的伦理风险。 中药直接在人身上使用，并没有必不可少的动物实验、人体试验等环节，这是否涉及危害人体的伦理问题？的确，中医不做小白鼠试验和人体试验，不牵扯太过复杂的伦理问题。它的前提和对象都是活生生的有七情六欲的人，一切疾病都在这样的活体及其内微环境与外部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生，因此调节这些关系是对治疾病的关键和灵魂——中医的阴平阳秘、五行生克、五脏六腑、经络气血、穴位感应等及其决定的辨证论治和药物性味归经体系，都无不归宗于此。如前所述，中药的生产有着非常独特、非常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生命-生态性的个性化配伍技术和方法，它已经是在遵循人的精气神整体功能性规律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那么，使用时只要通过诊断确定患者的病证病机而辩证用药即可，另须讲求用药的不同时辰，根据不同时辰不同脏腑之不同经络的运行状况而针对性地用药，效果就更为突出。中药方剂的生命-生态整体性针对的恰恰也是人的身心或精气神的整体性，因此辩证地配伍炮制、恰当地处方使用，中药的副作用就会最大限度地降低或消除。显然，西医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恰恰缺乏这些最本质的东西。西药的单一靶性决定了它针对精确病灶的显著有效性，不过由于药物化学成分要在人的生命-生态系统整体中通过循环运行才能到达病灶靶点，因而在此过程中对其他脏器、组织、细胞往往会造成较为显著的副作用，甚至引发其他并发症。所以人们常说西药是一把双刃剑，在治疗病灶的同时也伤害了其他健康的部位、威胁到整体的生命功能。非典时期针对SARS病毒的激素疗法在杀灭SARS病毒的同时给患者留下了其他的脏器损伤后遗症，就是如此。机械唯物主义的原子主义世界观和分析还原方法论是包括西医药在内的近代科学的基本哲学基础。由于不符合基于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其对人体生命的副作用实际上体现出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严重缺陷。严格遵循中医药理论方法的中药疗法却很少有这样的副作用。中医药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且与现代科学中基于复杂性系统科学和生态科学的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整合方法论相一致、相贯通。由于符合人之精气神及天人合一整体性的本质和规律，其副作用就趋于最小化。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药治疗实践也证明：中药的安全性是西药所无法比拟的。这使人想起，毛泽东主席曾说，“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西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比于中医来讲确实是落后的，当然应该向中医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世界观的和方法论学习，否则畸形发展的西医只能越来越多地给人的健康和社会进步带来伤害和阻碍，而不是给人幸福并助推社会进步。 以上所述，只是大致借用了一些现代科学术语混搭着论述了中医药显效机理的“科学性”。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看，千百年来、数十亿人的诊疗实践证明了这样一种医药体系对人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合理性、有效性。如果用仅有二百年历史的西方医药学来判断和衡量中医药学，那就是拿错了尺子、用错了标准。一种医药学体系的真理性、价值性的判断标准只能是诊治实践及其疗效。能否真正养生保健、预防疾病、治病救人、完形康复，提高人们的身心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这是唯一标准，也是最高标准，而不是它是否符合某种医药体系；更不能因为它的发现发明方法及其表述方式不符合某种语言和文化体系或一些人的理解方式和能力，就把它作为陈旧落后甚至愚昧迷信的东西抛弃掉。当然，中医药的显效机理并非本文所述这么简单，笔者也无意贬低或排斥西医药，只是在持续多少年排斥和边缘化中医药的整个大环境中，欲说明一点：既然承认系统科学、复杂性思维、生态学乃至生命科学、身心科学（有人甚至加上量子科学）等是最先进的科学，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些现代科学综合起来，或许能成为我们理解中医药奥秘或魔力的科学基础。如此看来，中医药与现代科学并不矛盾，它的科学性、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及面向未来和全人类健康的实践价值等都毋庸置疑，绝不负“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这一美誉。 三、中华文明的实学精髓：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此话寓意深刻，值得反复玩味、深入探究。这里，我们立足中华文化大母体的高度来分析中医药文化及其地位和意义。 第一，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其中尽为人知的儒释道三家文化构成中华文明的主体架构，展开来说诸子百家中还有墨家、名家、农家、武家、兵家及杂家等。人们往往忽略掉的，也是更重要的还有“医家”。它渗透在儒释道兵武农各家之中，甚至形成儒医、道医、佛医、武医等各具特色的中医流派，加上具有基本相同的生命、身心和天人整体观的其他各少数民族医学，中医药文化可谓蔚为大观。之所以说医家往往被忽略掉，那是因为看看各大高校的国学院、传统文化研究机构等，有多少中医药文化及相关学科的影子？另一面，再看看各大中医药院校，除了偶有中医药课程的点缀外，一半以上的学科、课程是生物学、化学和西医药领域，各类外语之声盈满校园，中华儒释道墨农武各家文化的声音却相当沉寂。似乎国学（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医是两个陌路人、互不相识、了无关联一样，研习国学的不知道中医药，研习中医药学的不了解国学，这在孕育了中医药学的中华文化母国，岂不是咄咄怪事！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在“科学主义”、“机械主义”等“工具理性霸权”的淫威之下，我们的相关政策、法规、制度及大多数人的深层观念，大多有形无形、有意无意助长了这种怪事的滋长蔓延甚至泛滥成灾。于是，经典意义上的中医药文化的衰落和中医药后备人才的紧缺及其造成的后果，随着老一代国医大师的相继离去，随着生态系统的长久失衡和人们生活方式的“现代化”“高科技化”“非自然化”等，日益凸显出来。2020年春新冠疫情的突袭从另一个角度看确实为我们敲响了这个警钟！——中医药已被战疫实践证明是特效药，但是如果我们的中医药人才和资源储备更加充足，那就可以避免更多的病亡、挽救多少家庭的幸福。可喜的是，近些年来，随着文化觉醒和自觉程度的提高，我们中国人民的民族和文化身份认同也在迅速提高，而且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愈益被更多国家和人民所接受，我们弘扬包括中医药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氛围也在日益浓厚和改善。如果说中国硬实力的增长必然带来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强大，那么这次中国人民以凸显中医药独特优势的抗疫斗争的胜利，则实实在在地为弘扬中医药文化、进一步彰显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第二，中华文化与中医药文化母子连心、血肉一体。 那么，中医药学（文化）与中华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前面已经初步提到，中医药文化是在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它们之间有着最为深层的“遗传基因”和血脉联系，可以说它跟中华文化在精气神各方面都是一体的。不仅中医药的生命整体观、身心整体观及其天人整体观，都与以《易经》《道德经》《论语》《庄子》等古典文献的世界观高度一致，而且在中医药经典比如《黄帝内经》、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葛洪《肘后备急方》、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孙思邈《千金方》和《千金翼方》等，以及宋代多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医药经典荟萃，元明四大家特别是对瘟疫或温病的著述，等等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儒释道思想的哲学智慧。古代文人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人生追求，除了“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沉醉于“杏林”之中，或游走于民间悬壶济世、拯救黎民、抚慰百姓，无所他求。直至近代，众多国医大师的人生阅历告诉我们，饱读中华诗书经典，转而学习中医则非常易于入门，比如民国四大家之一的施今墨。反之，中医药从业者也首先应该是国学爱好者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践行者。中医药文化永远要吮吸着中华文化母体的乳汁保持自己独特优势的发展，并把它跟时代和现实需求相结合，来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而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反过来，中华文化的“两创”也能够为中医药文化的“两创”营造更好的文化氛围、提供更好的文化滋养。 第三，中医药文化作为“医药实学”是中华实学的典型代表。 从更深层次看，中医药文化既为独立的中华文化形态，又是具有一定辐射性、渗融性的文化要素。它不仅辐射到中华文化的其他所有领域，甚至成为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比如习总书记就曾借中医术语和思维方式来说明国家和生态治理的道理等；所谓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不仅说的是医道医术水平之高低，而且说的是中医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修养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等，可以应用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甚至可以成为治国理政的思想宝库和智慧源泉。中医药文化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中华文化其他领域和要素的思想或智慧滋养。中医药体系中的认知和诊疗模式源于中华文化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修养论和实践论；中华文化借助中医药文化的实践致用性，成为具有“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实践理性特征的实学文化。中华文化本质上就是“中华实学”，中医药文化就是中华实学中的“医药实学”，是关于人的生命整体、身心整体及天人整体的实养实炼、实修实证、实察实验、实感实悟、实诊实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学理和技术体系、养生保健体系、预防康寿体系和诊断治疗体系等。中华实学不仅包括常说的理学实学（又称实理实学）、气学实学（又称实气实学）、心学实学（又称实心实学），以及事功实学、实测实学（或科技实学）及“启蒙实学”等，更包括旨在确保人的生命安全和提高身心健康水平的“医药实学”——中医药学及其养生健康文化。医药实学之“实”，恰在于它来自于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数十亿人养生保健、促进健康、诊治疾病的实践，在于它实实在在的“治未病”和“治已病”的效果，挽救了多少黎民百姓的生命、极好地延续了中华民族的人种血脉，在于它对于人的生命整体、身心整体和天人整体之生成奥秘的直觉把握和深刻洞察，在于它穿越千年而能够自如地应对人与外部环境相互关系的变化所带来的种种不适与失衡——2020年春西医药束手无策的新冠疫情也能在古药先方的基础上化裁出种种针对性的“特效药”来，这不是奇迹，而是必然，是它对人的身心奥秘和天人合一之深刻洞察、整体直觉的结果。有人总是要求中医药诊治疾病要讲出道理来、要做小白鼠实验、要做双盲实验、要做循证调查等等，否则就是伪科学，就是骗子；这种说法过于武断而且充分显示的是对中医药文化的无知与偏见。几千年来一部部中医药经典著作，从《内经》到《伤寒论》再到《本草纲目》《温病论》等，无不头头是道、理论清晰，只不过中华先祖特有的表达方式有人看不懂罢了。看不懂就说没道理或是伪科学，岂有此理？千百年来无数中华民族的先人们，现在曾经和依然受惠于中医药的人们所经历的治疗、康复和健康促进的实际效果，为什么不比仅仅有动物实验或少数样本支撑的所谓“实验”“实证”更有说服力呢？难道检验医药学真理的标准不是大多数人或越来越多人的养生保健和诊治实践，而是少数专家的动物和几个病例样本的有效性实验吗？ 第四，以中华思维、中华价值特别是中医药是为和中医药价值对待中医药文化。 以上论述表明，中医药文化只有在中华文明范式的框架内才能获得合理的阐释和精到的理解；相反，领悟了中医药文化的世界观和思维范式，也就初步摸到了中华文明的精髓之所在。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中医药文化无愧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和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这实际上告诉我们，那种试图在西方文化框架内或在西医药科学范畴内阐释和解读中医药文化的做法，可能具有一定学术意义，但对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未必有本质层面的意义，甚至有可能是把中医药更加边缘化、去特质化、去优势化的一种方法；用中医药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中医药，用中华文化的思想智慧来推进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才是符合中医药本质和规律的恰当做法。中医药作为能够打开中文化文明宝库的钥匙，是万万不能被号称“科学”的西医药文化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解构和熔化的；充分理解中华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母子连心、其间在精气神各层次各方面的血肉联系，是正确把握中医药文化的本质及其独特优势的基础和关键。 四、守正“双创”：推动中医药文化发展增强民族文化软实力 时至2020年4月，正值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世界各国却开始了疫情的疯狂肆虐，迄于7月初尚未见消失迹象。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了世界人民的安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抗疫经验，其中包括中医药抗疫的成功经验。在前半年外事活动中，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还是其他党政部门，在多种场合频频提到中医药抗疫的方法和效果，这引起了世界各国的赞誉和重视，中医药及其健康养生文化走向世界、挽救世界上更多的患者、造福更广大的人群，就显得愈益迫切、意义也更加突出。但是这需要我们自己有充分的、高品质的中医药物力和人力资源，不仅满足国内人民对于健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且能满足世界人民的健康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在战略高度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首先，内心里真正认同并切实增强对中医药文化的自信。 毛泽东同志曾讲，“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在这方面习总书记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不仅一直坚持中西医并重的原则理念，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文化自信，而且在多次外交场合他也特别自豪地向外国人讲到，“传统医药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医药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以其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受到许多国家民众广泛认可。”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他也多次向国内外强调，要战胜疫魔，必须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甚至讲到中医药抗疫斗争从古代防治温病的“隔离”到种“人痘”再到种牛痘和开发疫苗的历史，鼓舞人们更多更好地运用中医药来提高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 其次，我们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中医药宝库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深入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 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中医药宝库资源丰富，中医药经典部部厚重，中医药思想极富智慧，中医药理论遵循辩证逻辑，中医药实践救扶黎民百姓，真可谓功德无量，因此，毛泽东同志这样教导我们：“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西医要向中医学习……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毛泽东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重视中医，学习中医，对中医加以整理，并发扬光大，这将是我们祖国对全人类贡献中的伟大事业之一。”他把挖掘、传承、弘扬中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奉献于人类的一项伟大事业，可见中医药文化之珍贵、传扬它的重要意义和深远价值！ 再次，坚持古为今用，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代健康理念相融相通。 中医药文化诞生于小生产和手工业的农耕经济时代，其文化的家族秘传之法，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某种意义上影响中医药文化的发扬光大以造福更多的人民；其理论表达方式的确令今人难以尽快掌握其精华和诀窍，影响了普及推广和普惠应用。因此，根据时代的特点、环境的变迁、世界的实情、世人的需要等等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客观的必然性、紧迫的必要性。但是，正如总书记所说“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这个创造、创新一定以守正为前提，是守正转化、守正发展，而不是解构性、破坏性的；一定是在中华文化系统中的，而不是以另外的文化做标准来评判和剪裁；一定是保持其中医药生命整体、身心整体和天人整体之质的规定性的，而不是把它变成另外的东西或者非中非西、非鹿非马的东西。毛泽东曾十分关注这个问题，他认同1959年1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里的说法：“不要对于中医治疗办法中暂时还不能作出科学解释的部分轻易加以否定”。可见，中医药创新发展的前提是“守正”，既要避免曾经出现的“中西医汇通派”以西医为标准、为先进及以西医教育方法培养中医人才的做法，也要避免固守中医药经典、局限于家族代际秘传的保守做法，而要将经典学活，借鉴家族传承培育高超医道医术人才的实质性经验，推广到现代化的中医药教育体系之中；同时将中医药经典理论通过种种通俗而实用、合理而合规的方式加以传承和推广普及，能够使最为广大的人群切实养成卫生养生、保健预防的习惯，从而促进健康、延年益寿，提高现代人的生命质量、生活品位、人生内涵、人格境界等。 最后，建立健全法制政策标准体系，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 要落实习总书记指示，建立健全中医药法规，建立健全中医药发展的政策举措，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建立健全适合中医药发展的评价体系、标准体系，加强中医古籍、传统知识和诊疗技术的保护、抢救、整理，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加强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力争在重大疾病防治方面有所突破。这涉及到国家层面的中医药政策体系和制度建构问题，也是关于中医药创新发展造福人民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笔者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振兴、复兴中医药的过程中，不能用机械唯物主义（分析还原-科学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解构中医药理论体系，坚拒用转基因技术改造中草药种质资源，这是毁掉中草药疗效的釜底抽薪之举，要有高度警惕性，因为中医药最讲求顺从自然，讲求天人合一；不能把高等中医药院校办成西医药教育为主、中医药教育“特色”点缀的学校，而要切实用符合中医药文化体系本质和规律及其核心价值观和方法论来培养真正的中医药人才；不能把西医药的执医标准机械照搬到中医药领域里来，因为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标准——中医药应以疗效为中心建立独立的中医药标准体系；不能忽视乃至歧视世家传承的“民间中医”富矿，通过合乎伦理无违法规的途径和方式，把散落于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的万万千千身怀绝技的“民间中医”充分地挖掘出来，使他们合法地、体面地从事扶死救伤、悬壶济世的伟大事业，根据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和执医诊疗规律来支持、鼓励、引导其合理合情合法发展；不能按照西医药资本化、产业化的思路，把中医药事业完全市场化、商品化，成为资本赚取无止境利润的所谓占GDP多大比重的“支柱产业”，因为中医药事业本质上是养护生命、守护健康的文化事业、科学事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金钱至上、资本逻辑必然腐蚀中医药文化的灵魂，中医药历史上的“大医精诚”以生命至贵为圭臬，资本、利润跟权势、地位一样都会扭曲中医药文化的价值观，最终彻底毁掉中医药。 中医药文化只有保持其质的规定性并在其本质和规律的轨道上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推广、运用，才能愈益充分地彰显其独特的预防诊疗康复优势。如此真心弘扬中医药文化，在不断夯实健康中国之文化根基的同时，更加自信地“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这也是中华文化软实力得以流光溢彩、普照全世界、惠及全人类的时候！ 【引文注释略，完整版请参照原刊原文；基金项目：“科学认识和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研究”（项目编号：19BKS179）和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华文化‘两创’研究”学术团队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化；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原文刊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https://img.szhgh.com/banner/gl2023.png赞 14收藏 0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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