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药如用兵．方剂的常和变
常和变是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常”是事物的普遍规律，“变”是事物的特殊规律，普遍规律常寓于特殊规律之中。因此，不知常就谈不上变。以方剂来说，如果不知道方剂组成的常规法则，又怎能谈得上变呢？我曾在《中医学概论》和《中医杂志》发表的“论方剂的组成和变化”一文中谈过，由两味药以上组成的方剂，都离不开君、臣、佐、使的原则，这不仅是方剂组成的一种形式，主要在于方剂经过严密的配伍以后，能使所用的药物更加妥当、细致、切合病情，消除和防止有害于人体的不良反应。几千年来，中医的方剂，不
论古方和今方，无不遵循这个原则。否则，就叫做有药无方，便失却了方剂的本义。
但是，方剂的组成，固然需要一定的法则，而这个法则，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临证时还需随着病人的病情变化，体质强弱，年龄差异以及方土习惯的不同而灵活运用。例如：小承气汤的组成药物和用量（按古代度量衡）是大黄四两、厚朴三两、权实三枚。它的适应证是邪热内结，出现便硬、潮热、谵语、脉滑而疾，故以大黄为君，清热攻积；厚朴、枳实为臣佐，则胃家的实热，才能随下而解。如果腹部满痛，大便秘结，是由于气机闭塞所致，则非加倍重用厚朴为君，枳实、大黄为臣佐，以疏理气机，则不能奏效，故改名为厚朴三物汤，这就是方剂在组成法则和用量上的变化。如果小承气汤加人羌活，则名三化汤，适用于类中风、体质壮实，二便不通的患者，这里又体现出方剂在药味上的变化。
此外，尚有数方相合的变化，如清瘟败毒饮就是在白虎汤、黄连解毒汤、犀角地黄汤三方的基础上加减变化而来。还有些方剂，药味的组成虽然相同，但由于剂型的改变，其作用也就有了缓急的区别。如枳术汤因其消水散痞作用较快，故适用于小儿水饮蓄积的痞证。如制成枳术丸剂，则作用较缓，宜用于小儿脾胃虚弱所引起的食滞不化之证。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0 00:08 编辑 ]
用药如用兵． 治病切忌“八股”
当前临证中存在着一种倾向，看到已确诊之病例，在治疗方案上即施行“对号入座”，使用固定方药，一成不变。或见到某人用某方治疗某病获愈，不问辨证如何，只急于抄录其方。一遇此病，使援引使用。如能取效，便沾沾自喜；如未获效，便斥该方无用。把临证中的随机变化，形成僵化公式，即所谓“八股”。另外，一些课本，也常把一病固定为几种辨证。诸多课本，互相抄袭，大同小异，也形成了“八股”。结果束缚了后学者手脚，造成了胶柱鼓瑟，如此用于临床，其效果如何，自不待言。
今举一病为例。“过敏性紫癜”一病，在治疗过程中，每每于紫癜将愈未愈之际，并发“肾炎”者颇为常见，现代医学称之为“紫癜性肾炎”。而紫癜症属于中医肌衄或发斑范畴，它的出血部位不一，必见皮下出血（肌衄），或兼见鼻衄、齿衄，便血、溺血、月经量多等。在课程中多把它分为血热妄行或脾不统血两种辨证。治疗原则无非凉血止血和益气摄血。问题就在于见血止血（包括凉血、益气），而没有考虑到血热之热从何而来？忽略了脾虚失统的另外一面，所以只顾凉血、益气，结果造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于是容易并发为“紫癜性肾炎”。
从“过敏性癜症”的症状分析，它发病迅速，l～2天内紫癜成片，初起局部有沉胀搔痒，或有关节肿胀，腹痛泻泄，呕吐头晕，口干不欲饮水等，脉象滑数或弦数，青苔多为白滑，或黄腻。不难看出，这些症状，均与湿热挟风或风湿窜扰有关。血之妄行，多因热迫，或因失统。热有虚实不同，实热与虚热均可迫血，而湿热内迫同样可以动血。所以在过敏性紫癜患者中，属于湿热内蕴、挟风动血者，颇不乏人。当此之际，只用凉血止血之法或可取效于一时，但湿性粘滞重独，血虽得止，而湿热下注膀胱，也是致成“肾炎”的主要病因之一。
所以在两种证候中，如忽略去湿的治则（芳化、淡渗、清利、苦燥或祛风），就有“紫癜”未罢，而又罹患“肾炎”之苦。我在本病治疗中，每多考虑祛湿，兼以疏风，不但“紫癜”效果较为理想，而并发“肾炎”者绝少。所以大声疾呼：治病切忌八股。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0 00:09 编辑 ]
用药如用兵
所谓“涉猎”，就是泛读要博的意思。如果不博览群书，怎能把前人的经验智慧继承下来，做到各家各派的学术兼收并蓄。我的体会通读时必须抓着著作的筋骨脉络，文章的神韵实质，一段一段地读，了解各段各层提纲挚领的要点，象雷达扫描一样搜索文章的新奇独特的见解，迅速掌握其主旨。否则，如同一个醉酒的车夫，未曾把车上货物捆好，只顾一个劲往前赶，结果赶回家的只是一辆空车。所谓“专精”，就是精读要深的意思。有个作家曾说过：要借鉴别人的好作品，就得认真熟读，要熟到象战士拆卸机枪那样熟练，达到每个零件，每个部位，都烂熟在心，闭上眼睛也能自如地拆卸组装。确实，把许多文章精熟到这步田地，大约就可以下笔如有神了。我们医家也是如此，对一部论著，或一篇文章，不能马马虎虎，浮光掠影，而要精力集中，取其有价值的部分，放慢速度，一字一词地熟读精思，细嚼慢咽，象解剖麻雀一样，把它的五脏六腑，都摸清楚，筋骨脉络都看透彻，摄其神韵，撮其实质，分析引例论证，推出新奇见解，品味咀嚼，寻幽探微。
例如：我们儿科，俗称“哑科”。虽然精神少受七情六欲之攻，脏腑未经五味八珍之渍，但是，言语未通，痛苦不能自诉，加以脉来驶疾，难于指下分明，在诊断上存在着很多的困难。但前代医家对小儿的动态辨证，有很深的体会，从望诊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在《小儿面部形色赋》中写道：“红色见而热疾变盛，青色露而肝风怔悸；山根青黑，频生灾异，疼痛方止；面青而唇口撮，肝风欲发，面赤而目窜视：火光焰焰，外感风寒．金气浮浮．中藏积滞税环，手如数物兮。肝风将发，面若涂朱兮心火然眉。”等等。
我们读书至此．对于“红色见”、“火光焰焰、“面若涂朱”必须仔细揣摩。还有“青色露”、“面青”为何一则诊为肝风。一则诊为疼痛。“肝风怔悸”、“肝风欲发”肝风将发”的具体表现，必须精读深思，才能心能领会。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0 00:11 编辑 ]
浅淡用药如用兵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历代兵家无不奉为至诫。医家治病，有如兵家打仗，用药用兵，均同此理。所谓用药如用兵，意即医家给病需通晓药性，用之得当，则疾病立消，有如兵家用兵，用之得当，则旗开得胜。若医家不谙药性，用药不当，则不仅病邪不祛，反伤正气，甚者贻误性命，有如兵家用兵不当，非但不能取胜，反而损兵折将，一败涂地。
历代兵家常胜沈必善用兵；历代医家有名者，必善用药。著名已故医家施今墨先生便在用药上颇有创新。施先生治病，常以两药相伍而用，名之曰：对药，配伍得当，常能取得奇妙的功效。如黄芩单用可清肺胃之热，配伍白术则为保胎圣药；配伍半夏则可制胃酸。一味药经过巧妙配伍，能超出各单味药原有的功效，可见配伍用药是很有学问的。其它如桔梗配枳壳，二药一升一降，上下通达，可调理气机；苍术配元参，二药一燥一润，一散一收，用治消渴、降血糖等，这种例子很多，不—一列举。关于对药配伍的方法，在古代医家亦不乏其例。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桂枝汤中，以桂枝配自芍，二药一阳一阻，一表一里，一通一收以调和营卫；生姜配大枣，二药一表一里，一辛一甘，既调营卫，又保胃气，其择药之精，组方之巧，令人叹为观止。
以上例子说明熟知药性，合理组方之重要性，临床医生切切不可忽视，这是重要的基本功。掌握了这项基本功，治疗中便可驾轻就熟，有如兵家通晓兵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如此方能调兵遣将，运筹帏幄，决胜千里。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0 00:12 编辑 ]
用药如用兵论
天时与诊疗古今中外，兵家出师作战，非常重视天时，《兵法》曰：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意思是说兵家作战用兵须通晓天象，掌握天气的变化。在中医诊疗上亦更如此。
祖国医学将一年划分为五季，并有五行学说，如“春季为木令，主肝病，春生木旺，以风邪为患，因而治法上采用平肝抑木，选方用法上多顾及春之意。夏季为火令，主心病，夏易生火，以为火邪为患，因而治法上，多以清心、降火，选药上多以清夏火之药。夏之后为长夏，为土令，主脾病，长夏湿盛，而脾性又恶湿，其治法，宜祛湿培土，遣药每以利湿、燥湿为取效。秋季为金令，主肺病，以燥邪为患，治法上润燥救肺，选药以上走肺经的润燥药居多。
冬季为水令，主肾疾，冬寒水气生，治病应选温化寒水，药选走肾经之温性药为佳。以上为中医经典之言，临床中也大都如此。我体会到中医师不是推知天时的神人，但须知天时与诊疗的密切关系，《黄帝内经》就有“天人相应”专论，临床上的理、法、方、药无不与天时相关。诊断上每以天气而论病，例如“时令病”治法上“时治法”，方药上“时令方”、“时令药”等，这些已是中医的重要特色。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19 17:09 编辑 ]
用药如用兵论
地域与诊疗了解地理环境、地形、地貌对作战的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兵法》十三篇中《地形》、《九地篇》各占有很大篇幅。在中医诊疗上也十分讲究地域环境与人的疾病关系，就患者而言，有东、西、南、北、中地域之分，也有居住环境或工作环境之不同，因此，“地人相应”也不可不察。
一般来说，北人耐寒而粗壮，用药量宜重，南人耐热而细腻，用药量宜轻，倘若工作性质水中作业或久居湿地，其易患湿寒、痹病，现代人也有地区疾病谱的分布不同之说，如河南某地食道肿瘤多，江苏东部的肝癌发病率高，四川一带结肠占位病变也发现较多。就药而言，也有地产差异，仅黄芪一药就有南芪、北芪之分，由于产地不同，药效也不一样，使用上也有选择。
中药饮片历来讲究地产，如：浙贝母：川贝母、淮山药、潞党参……。由于地产不同，功能也各不一样。因而选方用药上每多考虑到这些因素，有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患一方病，这些不能不察耳。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19 17:12 编辑 ]
用药如用兵论
诊疗与谋略《兵法》思想自成体系，独放异彩，经久不衰，其最大特点，谋略与战法为上，既谋攻，又谋守，更有攻守共谋高论。既有用兵之法，又有遣将之谋。所谓“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在中医诊疗上，有四诊合参，八纲辨证，整体观念之诊察，也有“八法”的选用，以及洞察明阳之所在以平为期的治疗大法，但用起来非常灵活多变。笔者深切体会到，善诊者望、闻、问、切，招招有谋，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条条是纲纪，同时还要全盘统筹考虑，只知其―，不知其二，那决不是兵家思想之大气，至少是比较局限的。
在治疗方法上谋略亦不可缺，如：汗法汗到什么程度为佳，很有说法。和法用到何处，什么病可和，什么病不能和，都是大相径庭的；下法即攻下法，怎么攻为妙，医者须知，克伐不伤正为度，《兵法》上有《谋略篇》的上、中、下三策精言妙句。汗吐下法也是一样。再如，温法，必须是寒则温之，当然还有大、小、轻、重之分，以及夹杂使用之机理，十分微妙。
清法也是如此，何者能清或不能清又需怎么清，以及清到何种尺度也十分需要功力。消法是消其有余，补法是补其不足，有时要一法一用，有时要二法或三法使用才有效。例如：“升清降浊”、“开鬼门，洁净腑”、“镇静安神”、“平肝熄风”、“扬汤止沸”、“釜底抽薪”、“清心开窍”、“消中化滞”、“补脾涩肠”、“肃肺平喘”、“温肾纳气”、“培土生金”等等。其中谋略纵横，可谓不是兵法胜似兵法。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0 00:14 编辑 ]
用药如用兵论
用药如用兵《兵法》中“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数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中医诊疗也极象似用兵，望而知之谓神医，药到病除谓之高明。
中医诊察和投药恰似用兵，临证如阵而不乱，运筹帷幄，可以决胜于死生。临床上，往往是先议病后议药。真可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用药上，十分有讲究，不仅有法度，更有极大的灵活性。
中医对待疾病总是在辨证的前提下，对症下药，既要辨证，又要辨药，做到药证相合。说用药如兵，兵贵精不责多也是一说。能单兵解决问题的则不复杂。反之，当重兵出击的也不惜此举，该用飞机、大炮的就上飞机大炮，该上导弹的重火力也不能迟疑。仗是越打越精，病也是越看越验。《兵法》上称“夫兵形象水”，且“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并且强调“因改变化而变化”。
中医临床中，往往是病有万端，药亦有万变，叫做“知常达变”。可以说，凡是有真才实学的中医学家，一定是辨证论治，很少是一病一方，真正体现用药如用兵的极大灵活性。
中医药学的思想文化与兵家思想文化一样博大精深，《孙子兵法》与《黄帝内经》都在二千多年前应运而生，奇巧的是，《兵法》有十三篇，《内经》有十三方，兵家用兵讲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中医经典也毫不逊色。但愿现在的中医能真正领会中医用药如用兵的精神实质，使医术不断提高。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19 17:18 编辑 ]
用药如用兵论
《三十六计与中医学》中兵法之谋略；中医学，活人之术也，二者何干？静而思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此兵法耶？抑或医术耶？因而恍然有悟：二道殊途，而理致同归。又《素问・至真要大论》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乃方剂组成之重要法则，其本源于治国之道。故富国强兵者，君臣佐使；祛病延年者，亦君臣佐使，何疑虑之有！余研习《伤寒》有年，谓葛根汤主治下利，为逆流挽舟法，是不治利而利自止之法也。对照三十六计，岂非“欲擒故纵”；大承气汤急下存阴，犹扬汤止沸，似“釜底抽薪”，乃三十六计之一也。是故徐灵胎有《用药如用兵论》，曰：“故病之为患，小则耗精，大则伤命，隐然一敌国也”。“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道有大小，医学，小道也；天地（宇宙）之道，大道也。小道寓于大道之中，大道包涵小道，且恒于动。此即我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辨证法。《易・系辞上》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系辞下》曰：“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此即由宇宙浑沌之太极，化生两仪，进而推演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变化规律，正如李今庸教授为是书作序所言：“素有‘兵法、谋略奇书’之称的三十六计，以易之阴阳理推演兵法刚柔、攻守、进退、主客、虚实等的相互转化，将古代谋略理论精华为克敌制胜的计谋”。
上述谋略的精神基本上被中医学所吸收，故有医、易同源说。约而言之，三十六计，推而广之，可百可千可万。兵家得之，能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医家得之，纵有疑难之诊，而不乏回天之术。然非“天机迅发，妙识玄通者，难以为之”。张氏以此立意，以意名书，则为振兴中医事业，用心良苦，当可共鉴，乃至今日，无论愚公智臾，长幼妇孺，可于口头禅中，出现若干计名。是至高至妙之玄机，而为街头巷尾之传言。其雅俗变幻，不得不令人拍案惊奇。惟其如此，则其谐隐性，不可等闲视之。谐即辞，诙谐幽默之事；隐即隐语，指将抽象理论寓于简单故事中。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辞浅会俗，皆说笑也”；“辞虽倾回，意归正义”。
因其谐隐，必多趣味。于趣味中引导后学登堂入室，乃张氏之另一苦心。挑灯夜读，见有“美人计”一篇，似有调笑之嫌，然观其阐释，则曲尽人性之妙，治疗需顺理顺情之旨，为医者最宜深究。如引万密斋医案：半岁幼儿，惨然不乐，昏睡不乳三日。形色无病，不得其解。询知平日另有二幼儿相伴，已有三日未来，则三日如此。是必玩闹嬉戏，乃幼儿情感之必须。治疗则应顺情顺理，使之相伴，玩笑之后，便不药而愈。
又有蛔虫病案，三岁女童吐蛔，服“一粒丹”以驱蛔，病证转剧，疼痛呼号，甚则气绝肢冷，乃投山药、甘草研末,白蜜加饮水调服，服后竟下蛔虫300余条，病始告愈。此法既顺病童之势，亦顺蛔虫之势。即患儿毒药攻伐后，不惟蛔虫未下，而且病情转剧，难以再胜其毒，故改弦更章，投某缓润下之剂：蛔虫遇毒药后，必然躁动搅扰，甚至梗阻不下，乃求生之本能所致。此时遇甘润之物，自必舒缓而下。此“美人”之计也，亦“笑里藏刀”之计也。于赏析中，忽思《金匮要略》，有甘草粉蜜汤治蛔虫，而毒药不止者甚效。此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者何！况且读《金匮要略》此条， 难于理解，易于遗忘。于“美人计”下品味此案，应终身难忘。
有“借刀杀人”一篇，辞虽阴险诡谲，而归辨证论治之正道。如行痹一案，久治不愈，气血日亏，欲祛风散寒胜湿，必多辛燥之品，则更伤气血，纵有仙方，于事何补。故以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理论，相机投药而愈。此借人体气血恢复之刀，而杀痹痛之患，是艺高一筹。
书中计策来源及其解释，皆有典有据，平正通达。医理论证充分合理，依故说而融会新知，清晰明了，义理周详，联系紧密。精选病239首，而查阅书目亦二百有奇，其剔罗广泛，刮垢磨光之功力已见。感立意之新颖，写作之艰难；读来令人耳目一新，获益良多。故欣然命笔，聊表仰慕之意云耳。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19 17:26 编辑 ]
用药如用兵
阴阳者太极之两仪，道者宇宙万物之本原及变化规律和法则。《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能弥伦天地之道而曲成万物，但都由一阳爻和一阴爻所组成， 可见两仪生万物而万物悉不离乎两仪。张景岳总结前人之论指出 欲赅易理，理止阴阳， 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闺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偶一奇；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方圆也， 动静也， 奇偶也，闺辟也，总不出一与二也 (《类经附翼・医易》)邵雍所谓“一分为二，分衍万物 是也.就疾病而言，百病发生皆缘于阴阳偏颇，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云 一阴一阳谓之道，偏阴偏阳谓之疾 。天地阴阳之偏，运气太过不及可致寒暑晦明易位，一变六气而为六淫， 本为万物所赖者反成万物之害，《素问.五常政大论》所谓 非其时则邪，当其位则正。人体阴阳之偏，清浊升降逆乱，脏腑出入失常，气血营卫不和，四肢九窍不利而疾病生焉。疾病的发生既由阴阳之偏所致，则疾病之性不出阴阳两端， 诚如李士材云 人之疾病，虽非一端， 皆不外乎阴阳。
六经以阴阳概其性，八纲以阴阳为之总，卫气营血和三焦以阴阳为之分。所以张景岳指出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阴阳二者为易道之变化，实为医道之纲领 (清邵葆诚《医易一理》)。吴氏深究阴阳至理， 明万物咸具两仪之变， 临证以明辨阴阳为纲 ，治病以调燮胡阳为要。同为阴证，阴之程度有别； 同为阳证，阳之轻重有殊。轻者为凉为温，重者为寒为热。凉为寒之渐，寒为凉之极；温为热之渐， 热为温之极，寒之极者无如少阴寒化证，热之极者无如阳明经府证。寒之极则现假热，热之极反见假寒。吴氏探明阴阳趋极之变，不但善治寒热重证，于真假寒热证之辨治尤精，每以姜附硝黄救沉疴于危殆，化险恶于重笃，所治验案多令人击节惊叹。张景岳尝云医不贵于能愈病，而贵于愈难病 。能疗疑难重证则轻浅易辨之疾不忧；能治阴阳证之极候则温凉平缓之恙不虑。吴氏能历峻涉险， 踏危如平， 诚是悟通两仪之理， 熟谙阴阳之变的结果。疾病有两仪而方药何独不然，《内经》从药物的气味轻重厚薄分属其阴阳属性。
明孙一奎《医旨绪余太极图抄引》指出：在天地，统体一太极； 在万物，万物各具一太极，清‘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特撰 万物各有偏胜论“和 草木各有一太极论，此即言方药亦分两仪也。 疾病阴阳之偏须赖药物阴阳之偏以正之，徐大椿所谓以草木之偏性攻脏腑之偏胜 (《用药如用兵论》)。疾病之偏有轻重，药物之偏有微甚，偏之轻者其病轻，偏之重者其病重。轻者投以微，重者投以甚，偏热者奠过姜附肉桂，偏寒者奠过硝黄石膏。附子、干姜、肉桂、细辛、麻黄、桂枝趋阳之极；石膏、大黄、芒硝、黄连造阴之端，虽百药皆具阴阳二性，然无出其右者， 能谙此竣烈之品，则平和之辈自能洞澈。有非常之医而后可使非常之药，有非常之药而后可疗非常之病。欲救危笃于涂炭，解疾苦于倒悬者多藉峻猛之剂。在吴氏手中，姜、附、麻、桂为消冰融雪迎万物回春之丽照；石膏、硝黄乃沃焦救焚滋万物于祜槁之甘露。并认为四逆、承气 为先后天并重之方，能起死回生应用无穷 。
因而诸阳之不足皆可赖姜、附、肉桂扶阳抑阴，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补少火而生气 ；诸热之伤阴则可求硝、黄、石膏“扶阴抑阳， 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即泻壮火以免食气 。可见阴证阳证无论微甚.均可于十大“主帅 中求之.但能熟谙中药十大 主帅 ，巧以配伍，则诸病几能迎治而勿多它求。大凡治病无外祛邪与扶正， 此治法之两仪也。祛邪以扶正者，犹如贼寇乱国， 攻贼即是安民 ； 扶正以祛邪者， 因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正气得复邪气自退，《易》所谓君子道长，小人道消 。攻邪者阳也、刚也、霸道也； 扶正者阴也、柔也、王道也。然无论霸道、王道，但能治国平天下，疗疾安五脏， 皆是良法。故《文中子》云 以道王者德也， 以兵王者亦德也 。吴氏崇尚南阳，治病首重祛邪。认为“扶阳祛寒， 宜温而不宜补， 温则气血流通，补则寒湿易滞 (《著名中医学家的学术经验・吴佩衡》)， 故所论中药十大 主帅 均为祛邪之剂而无滋补之品。对于表证， 守《内经》 其在皮者汗而发之 之训，把住 太阳 一关， 采用桂枝汤、麻黄汤、麻杏甘石汤或麻辛附子汤分别擅治，对症下药，往往一汗而解 。
(《吴佩衡医案》)对于温热证和里寒证， 悉本《内经》 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 及 壮火食气，少火生气 之旨立法处方 认为 邪热之壮火必须消灭， 真阴之少火，决不可损 当 壮火食气 伤阴耗液时， 无粮之师， 贵在速战 ， 以承气釜底抽薪 急下存阴，以白虎之甘寒 养阴制阳 ，俾 壮火之气衰 则 少火之气壮 ，这便是益气， 便是养阴。尝云 芒硝最能生金补水，与大黄同用 有滋阴补水 之功，而石膏能清热灭火而救焚 ， 有起死回生之效 。而当少火之气衰，寒从内生或寒邪直中三阴，戕伐阳气时则重在 温扶阳气 ，资四逆辈助少火生气，寒散阳复.便是益气。此所谓举凶器必杀，杀所以生之 (《吕氏春秋・论威》)之理，故多藉姜、附、硝、黄而少假参、芪、归、地，此深一层补法，非深究药物气化之道弗可为。故中药十大主帅不特为定国之良将，亦是安邦之贤臣也。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19 17:3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