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22/1/21 08:14 编辑
“学我者必须超过我”——追记104岁国医大师邓铁涛 2019-01-18 04:10【追思】【按：想当邓铁涛老中医的徒弟，条件还是极高的，所以梁某人只能为中医敲锣打鼓搞宣传，否则打着邓老徒弟的名号，但中医技术不能达到张忠德主任的水平，此次新冠疫情，张忠德主任能起死回生，梁某人则不行吧！】https://www.sohu.com/a/289766122_162758光明日报记者雷爱侠吴春燕2019年1月10日早晨6时6分，国医大师邓铁涛在广州去世，享年104岁。邓铁涛1916年10月出生于广东开平，他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全国名老中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诊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邓铁涛在长达80余年的医疗教学科研生涯中，精心研究中医理论，极力主张“伤寒”“温病”统一辨证论治，积累丰富临床诊疗经验，继承与创新中医理论学说，对发展中医药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2009年7月1日，93岁的邓铁涛教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国家三部委联合评定为首届“国医大师”。1937年，20岁的邓铁涛从广东中医药学校毕业。此后的大半个世纪中，无数的生命被他救治，成千上万的学子被他的精神和医术感召，投身民族医药事业。“中医学受轻视、歧视、排斥，从民国初年开始，一直到今天，中医在这一百年里经常受到不正确的对待。”邓铁涛下定决心，要在自己有生之年，尽己所能让中医发扬光大。1990年，中央计划精简机构，中医药管理局拟在精简之列。1990年8月3日，邓铁涛联合全国名老中医路志正、方药中、何任、焦树德、张琪、任继学、步玉如，联名上书，请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只能增加，不要削弱”。10月9日得到答复：同意加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管理全国中医药工作职能。1998年，全国刮起“西医院校合并中医院校”风潮。为此，邓铁涛忧心忡忡，他联合任继学、张琪、路志正、焦树德、巫君玉、颜德馨、裘沛然这些中医老专家，再次联名上书：中医药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知识经济领域，我们千万不可等闲视之；中医小，西医大，改革绝不能“抓大放小”。后来中西医院校合并风被紧急叫停。邓铁涛晚年更为中医前途命运牵肠挂肚，把自己日思夜想的中医药问题，写成颇具影响的论文：《中医学之前途》《试论中医学之发展》《新技术革命与中医》。邓铁涛认为，中医要发展，一是要向历史请教，二是要重视事物发展的内因，中医之兴亡，取决于现代中医的水平，如果大家目标一致，团结合作，经过艰苦努力中医是可以振兴的。作为医者，邓铁涛有着一颗仁爱之心，多年来，他不仅用自己高明的医术尽心尽力为患者解除身体上的痛苦，而且还从精神上、经济上帮助他们。他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我们不能轻言放弃。”邓铁涛曾在1990年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拜师大会”上表示，要毫无保留地将自己之所有教给自己的学生，并提出“学我者必须超过我”的口号，表达了对继承人的热切期望。“我不保守，我对待我的儿子和学生都是平等的。去年举办的邓铁涛学术经验研修班，我自己只讲了一堂课，其余都是由我的弟子主讲，说明我有了一支可持续发展的队伍，这个队伍已经形成了。”邓铁涛家里的客厅墙上悬挂着“铁涛理想”：“有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体系；有创新的学术成果；有经得起考验的社会效益；有一支可持续发展的队伍。”“经过几十年的研究，我感觉在中医学上我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体系。”89岁时，邓铁涛成为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首席科学家，他提出的五脏相关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专项的主要研究内容。“群众难以接受阴阳五行，尤其是在现代。其实中医的五行学说讲的就是五脏相关。这个相关和西医不一样，相关指人体的五脏是相关的，人的生老病死都与五脏相关，金木水火土只是相当于化学里的名词而已，所以人们容易误解中医。”根据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体系，邓铁涛提出了从补脾健胃着手应对重症肌无力这个世界难题的研究。四十多年过去了，邓铁涛及其科研小组治疗重症肌无力病人的有效率达98.8%，跻身国内外先进水平。“可以说已经把它（重症肌无力）攻克了，有了经得起考验的社会效益。”邓铁涛从一名普通的中医，一步一个脚印，成为我国著名的中医学临床家、理论家、教育家，他曾写有一篇题为《万里云天万里路》的自传体文章，给人鼓舞和启发，“中医学的前途有如万里云天，远大光明……我们的责任，任重而道远，就看现代中医、西学中和有志于研究中医的其他科学家们的努力了。”这是邓铁涛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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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bffq 发表于 2021/12/31 20:14
四诊合参之问诊切诊--国医大师周仲瑛讲中医临证技巧（二）http://www.zysj.com.cn/mingyi/zhouzhongying/11 ...
中医辨证的思维方法与内容--国医大师周仲瑛讲中医临证技巧（三）http://www.zysj.com.cn/mingyi/zhouzhongying/1103-3-3.html□ 周仲瑛 南京中医药大学辨证的概念及重要性辨证就是辨别、识别证候。中医的“证”相当于西医的诊断，它是中医关于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把握疾病某阶段本质的一种概念。换言之，就是为了达到明确诊断而进行的思维──在全面而有重点地搜集病史、症状、体征等四诊素材基础上，运用中医基本理论，进行分析、推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综合判断，以得出相对合理的证候诊断，有关病因、病位、八纲属性、病理变化等等综合概念。其重要性正如《临证指南医案》所说：“医道贵乎识证、立法、用方，此为三大关键……然三者之中，识证尤为紧要。”时至现代，一般而言，要想应用中医药手段取得理想的疗效，仍必须有科学的、合乎逻辑的辨证分析，首先确立正确的证候结论。辨证的主要思维方法辨证的思维方法主要是应用中医基本理论对四诊素材进行分析筛选、分类排比。从认定主症开始，深入剖析其特点，理出证的初步线索，识别疾病的证候。以疼痛为例，要分析其部位、性质、程度、加重或缓解等因素。如痛在胃脘者，询知其既痛且胀、痛势隐隐、得食可缓，局部喜暖恶冷等，即可得出“中虚胃寒气滞”的初步印象。然后全面回顾四诊所得，扩大思路，寻求对初步印象的支持。出现不符合初步印象的证候也要认真推敲，或扩大内涵，或相互排除假象。主症无典型线索可辨时，可采用反面论证、逐一排除的方法。必要时还可通过试探治疗，等稍后再作进一步结论。病、证、症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明确疾病、证候与症状三者间的关系。一般说，有病始有症，有症方可辨证，有证乃知病，一病或有数证，一证每有多症。症是外部表现，证是内在本质的时相(阶段)概括，病是证的转化沿着一定规律进行的总体轨迹。辨病(包括西医的微观手段)有利于认识疾病的个性，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特殊规律，把握疾病的重点和发展趋势，有利于制定总的治疗原则，也有利于治疗没有症状的疾病。证比症深刻，比病具体，证是一种倾向于重点揭示某一阶段特定人体病理生理机能状态的综合性诊断概念。故曰病不变而证常变，病有定而证无定。不同的病却可有相同的证。总之，病、证、症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临诊时必须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一般是在分析症状的基础上认识疾病和辨别证候，在识病的同时辨证，辨证是中医理论指导临床治疗的核心，是灵魂。辨证与辨病的关系中医学对许多疾病的诊断均以证为名，反映了辨证论治的诊疗体系和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基本精神。证在横的方面涉及到许多中医或西医的病，如咳嗽，就是感冒、哮喘、肺痨、肺胀等多种肺系疾病常见的主症；胃脘痛，是溃疡病、胃炎、胃痉挛、胃下垂等病的主症。通过辨证就能突出疾病的主要矛盾，给予相应施治。尤其在辨病较困难的情况下，有时可通过辨证取得疗效，解决问题。因此，不可简单认为以证名病无明确概念和范围，难以表明病的特异性，而转向单一的辨病诊断。此外，必须明确中医学自身的病名诊断。根据四诊认症、辨病，分析内在病变机理，反映病的特异性及其发展转归，为施治提供依据。但是，这些又不完全与西医学之辨病治疗相同，因为它既要针对某个病的共性及基本规律进行治疗，又要结合个体及不同证候分别处理。由此可知，中医学的“辨病施治”与“同病异治”，两者还有相互补充的关系。如肺痨的治疗主法为补虚杀虫，但还需辨证予以滋阴润肺、滋阴降火、益气养阴等法，这就体现了辨病与辨证的有机结合。反之，不同疾病在同证同治时，也应针对各个病的特殊性而区别对待。再者，在辨病的要求上，还有一个西医学的病名诊断问题，它与中医的以证名病可相互补充。辨证治疗可补充辨病之不足，辨病有助于掌握不同疾病的特殊性及发展、转归，并结合病的特异性进行处理。但这种双重诊断只可并存，而不宜对号入座、生搬硬套。如胃脘痛不单纯是溃疡病，而溃疡病也不仅以胃脘痛为主症，还可见吐血、呕吐。当然，在大量临床实践基础上，也可通过适当对照联系，使中西医之部分病名相互沟通，以趋于一致。同时，还应汲取现代医学的部分病名，补其不足，为我所用。如肿瘤、流行性出血热、白血病等，在掌握现代医学基本概念的基础上，通过临床实践，将其上升到中医理性认识的高度，总结出辨治规律，使之适应医疗实践的需要。总之，中医的辨证和以证名病，与其自身理论体系和临床实际密切联系，但同时也有辨病要求。那种认为中医只有辨证，而辨病仅是指西医病名诊断，是不够全面的。应防止以西套中、以西代中的倾向干扰中医的临证思维。
中医辨证的内容--国医大师周仲瑛讲中医临证技巧（四）http://www.zysj.com.cn/mingyi/zhouzhongying/1103-3-4.html辨病名根据中医有关病名的认识，抓住主症(可有一个或若干个)及其临床特点，确定可能的病名尤其是非症状病名，有利于针对疾病特点进行分别治疗。如有些病在一定阶段都可表现脾胃湿热证，但黄疸宜用茵陈篙汤，湿温宜用王氏连朴饮、甘露消毒丹，泄泻宜用葛根芩连汤，痢疾则宜用芍药汤等。这些方药的治则虽然基本相同，但对病的针对性是有区别的。辨病因辨病因是根据中医有关病因的理论，抓住发病的季节、环境，发病前后的有关因素、生活习惯等等推理而得；或从证候表现以“审证求因”，作为病理分析的基础，结合病程新久，分清外感或内伤的类别，以决定采用哪一种辨证方法(如六淫、卫气营血、六经或脏腑经络、气血)。同时，疾病又是病因与机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了解病因对治疗有直接的意义(病因学治疗，如虫积内扰的要驱虫，痨虫蚀肺的要抗痨)或间接的意义，即消除病因造成的病理后果，如郁怒可以伤肝，肝病可能出现肝气、肝火、肝风等病理转归，治疗可分别采用舒肝理气、清肝泻火、平肝息风等法。辨病位根据中医病位的认识(如表里、卫气营血、脏腑、经络等)，从证候表现判断病变所在，了解涉及的有关脏腑，有利于进一步分析病机，提供“归经”用药的依据，使同类药物的选择提高了针对性。如火盛所致出血，“咳血──肺热──黄芩、知母、桑皮、地骨皮”，“吐血──胃热──生石膏、黄连、地榆、生地”，“便血──肠热──槐花、地榆、荆芥炭、侧柏叶”，“尿血──肾、膀胱热──黄柏、瞿麦、大蓟、小蓟”等。辨脏腑病机根据中医有关脏脏、气血等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理论，抓住临床表现，分析综合证候的发生机制，了解脏腑、气血失调状态下的病理演变，可以掌握证与证之间的转化规律，对指导当前治疗和制定下一步诊疗计划有重要作用。如外感咳嗽可表现风寒袭肺、风热犯肺等证，但肺除主气司呼吸、调节卫气外，尚有通调水道、治节血脉等功能。若邪壅肺气，肺失通调，可以出现水肿病。如反复感邪，久咳迁延，损伤肺气，肺失治节，可以发展为咳喘、痰饮，后期并可导致心血瘀阻之证。总之，一个脏腑有多种生理功能，一种疾病可以只涉及其中一种功能失常，也可在同一阶段或不同阶段表现若干种病理生理变化，复杂的疾病涉及多种脏器，则可有更复杂的病理生理改变。辨病理因素根据中医有关病理因素(如痰、饮、火、瘀等)的理论，抓住某些证候表现(包括可见的病理产物与特征)推理而得。病理因素不仅直接致病，还可以在疾病过程中起因果关系，促使病情日趋恶化。因而了解病理因素，对消除它的存在进而切断疾病发生、发展的因果交替环，促使疾病痊愈有重要意义。值得强调的是：辨证的关键必须以脏腑病机理论为主导，根据主要症状特征，把握病机所属，辨清病理因素及其多元复合关系，以病机证素为辨证的客观依据，使辨证更加活化，切合临床实用，不致成为僵化的教条。为此，笔者最近提出“脏腑病机辨证十三条”新说，作为辨证的要领，病机证素的论据，明确病位、病性，提供证候要素的特征，为治疗指明依据，从而构建成中医病机辨证网络系统。概要言之，“病机辨证十三条”的要领是：“风病善变，寒多阴伏，火热急速(温暑同类)，湿性缠绵，燥胜伤津，痰证多怪，水饮同源，瘀有多歧(血病多瘀)，郁病多杂(气病多郁)，虚病多久，毒多难痼，疫为戾气，多因复合(风火相煽，瘀热相搏，寒热错杂，湿遏热伏，痰瘀互结，邪实正虚，多脏同病)”等。如能据此条列其常见证候内涵，必将有助于制定出新的辨证体系。辨病理属性根据八纲辨证的理论，抓住证候特点推理、综合而得。八纲是中医认识疾病性质的一种最基本归类法。除表里两纲属于病位外，不同疾病可以表现阴阳寒热虚实的共性，同一疾病在不同个体和不同阶段也可有寒热虚实的不同演变，且多交叉复合为病。了解疾病的八纲属性，是决定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关键。如肺痨、咳嗽或风温后期表现肺阴不足证，则均可采用滋养肺阴的方法。又如哮喘病在不同阶段及不同的个体可有不同的病理属性，发时多属邪实，当辨寒热，分别治以温化或清化；平时多属正虚，当辨肺肾气虚抑或阴虚，治以温养或滋养。辨标本关系根据中医的标本理论，对有关因素及矛盾进行分析，找出那些在疾病全过程或某阶段中决定疾病进程、影响全局的主导环节，正确把握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系与转化。对治疗复杂疾病(即存在复合病因、多病位、多种病理生理改变、多种病理因素以及对立的八纲属性等等)，解决主要矛盾，恰当处理次要矛盾，提高疗效，起着主要作用。故《内经》有“不知标本，是谓妄行”、“知标知本，万举万当”的说法。辨转归预后在以上多方面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中医疾病学的知识和经验，并参考西医学的有关知识，结合病变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症状、体征，作出以下两方面初步估计：疾病的转归，在发病学的预防和治疗上有一定意义(如懂得肝病可以传脾，则不但治肝还可实脾)；疾病的预后，便于及时采取措施而处于主动地位。以上是我们在辨证分析中需要认真把握的内容，但必须说明：根据以上的某个项目，并不可能会得出完整的结论，如病因和病名就经常有难以明确的情况，同时在临床应用时，各个项目的重要性及其主次作用也可因病而异。
知常达变 掌握证的五性--国医大师周仲瑛讲中医临证技巧（五）http://www.zysj.com.cn/mingyi/zhouzhongying/1103-3-5.html证的五性即特异性、可变性、交叉性、夹杂性、非典型性，掌握证的五性对于提高认证的精确度、加强辨证的预见性大有裨益。特异性证与证都是互相区别的，每一个证的概念都有其特殊内涵，即特异性。但从组成证的各个症状和体征看，其中不少既可出现在本证，也可出现他证，并非均带有特异性。在临证中，要特别重视组成此证的特异性症状和体征，以及这些特异性症状、体征的特异程度和数量。临床实际所见之证，也存在特异性程度的差别。对特异性程度较低的证的治疗也不能忽视。如外感少阳证，须具备口苦、咽干、目眩、往来寒热、胸胁苦满、脉弦等症。若分解看，往来寒热的特异性价值明显高于其他，临床即使有口苦、咽干、目眩、脉弦等数症也不能轻易断为少阳证。如曾治一例杨姓肝癌患者，肝功异常，肝脏肿大，腹水明显，笔者抓住患者舌质光红无苔、口干少津这一特异现象，重用养阴的生地、天麦冬、玄参、鳖甲甘寒、咸寒药，伍以清热解毒、凉血、化瘀之品，水消胀缓。据症化裁，前后服药两年，肝功正常，随访5年仍然健在。可变性证是具有时效性的诊断概念，随着时间推移，证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相比而言，较西医诊断的时相概念要强烈得多。在急性病中，证旦夕可变。即使慢性病，随着患者的体质内环境、治疗等外在条件的不同，也可错综演化。在许多情况下，注意掌握证势、病势，对证的可变性也是可以预见的。所谓证势，即指一种证向另一种或若干种证转化的通常趋势。如肝气郁结可化火、生痰，故气郁证每多转化为气火证、痰气郁结证等；在外感疾病中，卫分证可向气分证传变，气分证又可向营分证、血分证传变等等。但因证势在很多情况下尚不足以把握疾病转归，故探求病势的问题必须兼顾。所谓病势是证势的特殊规律，即指一些疾病，证的转化有自己的特殊趋势。如肺痨病的肺阴不足证往往出现在初期，而风温病的肺阴不足证则多见于恢复期。交叉性交叉性即两类以上证候的互相联系、并见。其交叉组合形式多样，在八纲辨证方面如气血两亏、寒热互结、表里同病；在脏腑病位方面，如肺肾阴虚、肺脾气虚；在病理因素方面，如气滞血瘀，湿热内蕴、痰瘀交阻等。其辨治要点是确定两者的轻重缓急，以明确治疗的主次先后。有的应抓病变重点，如肺肾阴虚重在治肾，肺脾气虚重在治脾。有的应抓病机主次，如气滞血瘀之胁痛，气滞突出用柴胡疏肝散，血瘀明显时用复元活血汤。如《伤寒论》治疗痞证之半夏、甘草、生姜三泻心汤，因属寒热错杂，故既用苦寒泄热的黄芩、黄连，又配辛温散寒的生(干)姜、半夏。夹杂性所谓夹杂性即指二种或二种以上的疾病并存，并由此产生二类或二类以上的复合性证。其辨治要点是把握标本主次、或标本兼顾，突出重点，或遵“间者并行，甚者独行”的原则论治。如病人同时有胃脘痛、失眠，证属肝胃不和、湿热中阻、心肾不交，治疗当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或以疏肝和胃为主，或以清化湿热为主，或以交通心肾为主，或三者同时予以兼顾，治当把握标本，分清缓急。非典型性非典型性是指证应该出现的特异性症状在数量和程度上表现不足，即不符合常见的典型症、征。对于证的非典型性的辨识，应注意证的发生、发展、转归的全过程，把握初期性证、过渡性证、隐伏性证与轻型性证，避免辨证的局限以及用药的浮泛。初期性证：指疾病初起始得阶段病证特有的症状尚未显现，缺少特异性。如风温、悬饮、肺痈初期均可有风热犯肺证的过程，若不从发展趋势深入分析，不结合辨病，统予疏风清热宣肺，必然针对性不强，难以阻止其发展。过渡性证：又叫临界性证，是病情由一证向另一证转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似此似彼的证候。如中风虽无明显昏迷，仅见半身不遂，口角歪斜，但神识时清时昧者，为介于中经络和中脏腑间的证候，似可称之为“半经半腑证”。这种情况神志既可由昧转清而表现为中经络证，也可进一步发展至内闭神昏而见中脏证。如我曾治一顽固哮喘的患者，表现为典型的小青龙汤证，药入缓解，而背寒易汗气短，转为肺气虚寒证，经从本治疗稳定。逾年复发，服温化剂不效，再审其烦躁、唇起火疮，舌质较红，乃在小青龙汤基础上加石膏服之喘止，说明寒饮伏肺证既可转见虚寒，亦可寒郁化热。据此可知，必须及时抓住病机演变趋势，予以相应治疗。隐伏性证：又叫“潜证”，其特点是临床症状极少甚至无症可辨。对此需注意从病史、舌、脉、体质、个性、喜好等细微处探索，并借助理化检查依据，参照疾病的基本病理进行辨证论治。如哮喘处于缓解期时，只有凭借病史及一般情况推测其发时证候，按照“平时治本”的原则立法选方。通过治疗隐伏证而达到防止或减轻发作之目的。轻型性证：是由于症状严重程度不著，存在质的差异而缺乏典型表现。如有些肺痨患者肺阴虚证不重，仅有轻微咳嗽，或略觉乏力；又如高血压病之头痛、眩晕程度不著；再如冠心病之胸痛血瘀证不显，仅偶感胸闷等。临证对轻型证候亦不可忽视，因它虽然反映病情的轻浅，但也可能成为严重疾患的不典型表现，仍要高度警惕，仔细辨析。另外，证是客观存在的，但在临床上我们面对病人凭主观印象所获得的具体证是否客观存在，则需要慎思。因为我们的辨证依据有时过分依赖主诉症状，少数可供的体征如脉象、舌象也可能接近正常或不具有特异性。从患者的角度看，主诉是受主观感觉支配的，患者的耐受性、表达能力各有不同，还有各种社会、心理因素可以影响或扭曲主诉；对医生来说，认症问题——如舌是否红、是否紫？脉是否弦、是否滑？也有一个敏感性和标准化、客观化问题。故临床所获得的证，不可否认存在客观性强弱的问题。一个证候(尤其是主症)不仅出自主诉，还同时得到其他三诊(望、闻、切)的支持，甚至微观检查的证实，则提示客观性强。如主诉心悸而切诊脉律失常，听诊心音或心律有异，心电图、超声心动图等亦有阳性改变等，而由较多客观性强的症、征组成的证，自然客观性也随之增强；反之就较弱，可信度降低。对后者适宜小剂、轻剂试探，不必用重剂、峻剂。
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22/1/21 15:17 编辑
我党情报英雄熊向晖之女：病毒反复，诡异事件，基因掠夺…幕后黑手露出马脚！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22-01-18/290847.html2022-01-18 15:23:50来源：鹤翾先生作者：鹤轩先生点击： 13774 评论： 19 （查看）
鹤翾评述： 本文作者，是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我党情报英雄熊向晖之女熊蕾。最近发生了个别实施引起新冠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特把这篇文章推荐给读者参考。到底是什么原因？期待最后的调查结果。 本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某些资本的力量，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的确具有毁灭性。这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并从战略安全高度做好防范。 文章略长，近万字，但资料详实，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和警示意义。 从基因争夺到新冠疫情：一个新闻人的记录和思考 这个事情本来我都已经忘了，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的肆虐，我又想起了这段经历。 基因争夺，是指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机构，以基因研究的名义，在我国各地大规模采集人体基因样本。我只经历了其中一段，远不是全过程。 我接触的其中一个很小的局部，就是美国哈佛大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安徽进行的所谓基因研究项目。 1 背景 我有一幅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上个世纪90年代，在全球采集基因样本的一个地图。图中很多点，是他们的基因采样现场，全球各大洲都有，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在中国的项目地区也有不少，但是安徽比较集中。 其实从1990年以后，在中国进行所谓基因研究，也就是基因采样的不止哈佛大学一家，哈佛也不止公共卫生学院一个机构，欧洲和美国不少研究机构在中国都有项目，采样地点也不限于安徽。 比如1998年3月，由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也就是著名的NIH出资、美国杜克大学和欧洲一些研究机构参与，中国老龄委协助，在中国开展一个所谓长寿老人健康调查的项目，在各地收集1万名80岁到100岁中国老人的基因样本，试图破解所谓长寿基因的秘密。 这老龄委一位工作人员童增，参加这个调查的培训时，一个欧洲专家指导他们如何采集老人的血样，教他们把那些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的手，先在热水中浸泡，再搓热，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用针管从老人手指取血。 第一滴血不能用，要求从第二滴血开始，从每位老人手指上取的血，要能充满直径为12毫米，或一枚一分硬币大小的5个圆圈。 这种取血办法引起了童增的怀疑。 起初他担心这样采血，对高龄老人的健康和安全不利。 后来他发现，培训的中文资料和说明，都似乎有意识地回避英文资料中的基因字样。 他认为，“这是在猎取中国的基因资源！”因此童增一方面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一方面把这事儿告诉媒体，呼吁警惕中国基因资源的流失。 结果，已经采到的4000份血样，被中国政府主管部门下令封存，不许出境。但是实际上有没有出境的，我们不知道。 项目好像是终止了，童增则因为得罪了他的顶头上司，受到严厉处分，被老龄委辞退。 当时来中国采集基因样本的事儿不止这一件。这些项目没有一个公开说是采集基因样本的。都是打着健康调查或者体检的旗号，采集血样。 在童增公开质疑长寿老人健康调查前后，国内很多专家也提出同样质疑，媒体上就发出了很多警惕中国遗传资源流失的报道。 然而很快，又有人向有关部门提出这样的报道是炒作，干扰了正常的科学研究和国际科技合作。 于是，这种质疑的声音在媒体上就看不到了。这方面的报道也一度成了禁区。 与此同时，国家科技部和卫生部开始联合起草《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专门为管理人类遗传资源制定的一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起草的过程中，国家下令暂停一切涉及血样等生物制品的出口，有关国际研究项目也暂时中断，这就引起了国际生物学界的哗然，有人说，中国要把这个领域的门关上了。 这时美国《科学》杂志的新闻编辑就跟我们联系，希望我们就这个问题做一篇报道，解释一下中国的有关政策。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接触了人类遗传资源方面的问题。 这篇报道在《科学》发表后，国内外反应都很好。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基因方面的报道。 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凡是涉及我国人类遗传资源的国际合作项目，必须层层报批，最后向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后方可正式签约。 这个办法是国务院办公厅1998年6月10日颁布施行的，它明确规定，文件出台之前，已经进行但是还没有完成的国际合作项目，必须按规定补办报批手续。 不管这个办法现在看来如何不完善，也不管它实际执行的如何，它好歹是给了这个领域一定之规了。这是我们后来调查哈佛项目的一个利器。 哈佛大学起源是教会学校 2 哈佛项目 我注意到哈佛大学在安徽的那些基因项目，是2000年12月，美国《华盛顿邮报》连发了两篇揭露哈佛项目问题的长篇报道，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据说哈佛项目在中国的血样采集将“达到”2亿人。《华盛顿邮报》的调查相当深入，但是通篇给人的感觉是，地方官员贪婪，罔顾人权，联手哈佛的华人副教授，把中国偏远贫困山区老百姓的血样卖给了美国的公司。 报道中提到的人很多，其中有两个比较关键的人物。一个是美国的吹哨人葛文，Gwendolyn Zahner，她当时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 葛文在1996年这个项目刚出台不久，就向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投诉，说这些基因项目没有经过足够的生命伦理评估，有违背生命伦理之嫌。 这是公认最早质疑哈佛基因项目的人。美国卫生部也根据她的投诉对这些项目开始调查。 但是在调查开始之前，或者在说调查得出任何结果之前，葛文就被哈佛解聘了。 另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负责哈佛在安徽这些基因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担任副教授的徐希平。 徐希平是安徽人，当过赤脚医生，后来就读安徽医科大学，成绩优异，毕业后先后到日本、美国留学，成绩也很突出。 我们当时了解到：截至2001年1月，中国国家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批准的，由徐希平领导的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等美国机构，在中国进行的国际合作项目一共是3个。其中没有一个哮喘方面的项目。 但是，2001年美国NIH网站上列出的2000年财政年度，徐希平作为首席科学家获得他们资助的项目就有9个，全部涉及在安徽采集基因样本。 他们实际进行的项目是我们政府批准数量的3倍。其中两项是与呼吸系统有关系。而2002年美方公布的调查是15个项目，是我们政府批准数量的5倍。 有多少血样到了美国，至今还是未知数。仅哮喘病一项，徐希平本人承认拿到美国的基因样本就有16000多份。而NIH批准给他的是2000份。 所以，他们总共拿走多少样本，我们都不知道，拿走的样本做什么用了，我们更不知道。 哈佛项目的大部分采样现场在安徽省的安庆地区。为什么是安徽？为什么是安庆？ 徐希平来自安徽，在安徽有深厚的根基，各方面人脉极广。这是一个原因，但是拿不上台面。 他1996年在向NIH申请资助哮喘病基因项目时，写了这样的理由：剖析哮喘病和慢性阻碍性肺病这类气管疾病中的基因“需要独一无二的人口资源”。安徽、安庆的人口资源。 独一无二在哪里？在于人口众多，是同种，他们绝大多数没有用过药物，因为常用药物会使研究受到影响。 此外，“现场操作的费用低，使我们可以非常便宜而且迅速地筛选几百万受试者”。他还特别提出，“目前还没有以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为基础的研究可以与之相比”。 与徐希平说的筛选几百万人可以“非常便宜”形成对照的是，在NIH资助之前，1994年12月，徐希平的哈佛团队与1993年成立的美国千年制药公司达成协议，由千年制药资助哈佛100万美元，他们向千年制药提供中国安徽500个哮喘家庭的基因样本。 仅仅5个月之后，瑞典制药公司阿斯利康Astra就给千年制药投资5300万美元，对呼吸道疾病的遗传基因进行研究。 100万美元的基因样本换来5300万美元的投资。 后来阿斯利康又追加投资5000万美元给千年制药做其他几项基因研究，样本还是来自安徽。到2002年时，千年制药的雇员已从最初的100来人发展到超过千人，资产已达数十亿美元。 3 安徽调查 2001年初，我们准备去安徽实地调查，看看这些项目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 项目有没有问题，当然要待调查之后才能得出结论。但是我们既然要调查，就要选择一个侧重点，主要调查什么？ 这些项目，调查重点的可选项有N多，诸如是否涉及国家利益的流失？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项目运作是否有黑幕？是否如《华盛顿邮报》报道给人的印象，腐败的官员联手来自美国的华人研究人员，坑害贫苦的中国农民等等。 但我只选择了一个重点，就是看看这些项目是否违规。 一个是，是否违反我们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法的规定，再一个，也是最主要的一个，是看它们是否违反了美国和国际公认的生命伦理准则。简而言之，这些项目是否做到了知情同意。 2001年1月，我从北京到合肥，会同我们安徽分社的资深记者汪延一起调查。 我们的调查从徐希平的母校，也是哈佛项目的主要中方合作伙伴之一的安徽医科大学开始。 安医大主管科研的一位副校长说，当强调合作“必须经国家批准才能做”时，人家很快就能拿来批文。管理办法出台后，就因为样本带不出去了，所以徐才把实验室建在安徽。 但是，是否能控制住，他觉得不好说。而且，他以前究竟拿走了多少材料，谁也说不清。 这位副校长感觉到这些项目跨的单位太多，没有一个单位能和他完整合作。而且，在这些项目上，中方力量比较弱，项目又分成几块，“我们的利益不容易得到保护”，中方合作者“没有一家可以全程监控”。 对于美国千年制药公司仅仅因为可以接触安徽的基因资源，便在哮喘病等几个基因项目上获得投资一亿多美元的事，副校长毫不知情。 他感到，合作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们接下来驱车从合肥到安庆再到岳西，了解被采过血样的农民，是否知道他们是在为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作“贡献”。 在路上，汪岩接到我们安徽分社一位领导的电话，说省委宣传部有人向分社查问我们采访的事，好像有阻拦的意思。这位分社领导对汪岩说：你们好好调查，这个项目肯定有问题！ 我们的目的地岳西县头陀镇在大别山深处。在路上，县医院办公室主任就告诉我们，1996年是安医大在这里做体检，目的是“探讨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的新模式，与徐希平和哈佛没有关系”。 可是他又说，当时以头陀为试点，抽了1400多份血样。 1997年，徐希平让他做哮喘病人的筛选，条件很严，要一家三代同堂，至少两代有病人的家庭才能入选。头陀镇只挑出4户。全县40万人口，只挑出50户。主任还给了我们当初体检时发给农民的“健康卡”和“知情同意书”样本。 到了头陀镇，我们提出找一户当时抽过血样的农民。 他们说，这些农民不住在镇上，最近的一户要走十几里山路，那里不通车。山高路远，雪后路滑，“你们上不去”。 我当时就有些犹豫，看向汪延。汪延患有心肌炎，走平路都常常会喘不上气。我觉得这样的山路会要了他老命！ 可是汪延毫不犹豫而且很平静地说，你们找个向导来，我们走上去。不听听农民怎样讲，我们心里不踏实。 我当时非常感动。最后他们找来一位向导，我们在山路上走了两个小时，到了松山村那位农民家。 这时我们赫然看到一条宽阔的车道直通村边，虽然是土路，但是走拖拉机完全不成问题。 向导很不好意思地说，可以开拖拉机上去的，但是他们不让我告诉你们。我和汪延都没说什么。这些基层干部的担心，我觉得也能理解。 我们找的那位农民老汉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女儿在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参加了两次“体检”。 他们每人有两本当年发的健康卡，分别记录了两次检查的项目。抽了血，第二次比第一次多，但“不知有多少”。 他说，“胳膊从一个小洞伸进布帘里，医生在布帘后面，看不见”。两次都给了误工补助，头一次每人10元，第二次20元，外加两包方便面——而NIH给哈佛项目的资助说的很明白，每个抽血人员的补贴标准是10美元。 第二次“体检”是有选择的，村里只有他们一家被挑上，而且不要儿子和外孙女，只要老两口和两个女儿去。他们愿意去，“因为大女的病情比较重，一到春天就咳喘得厉害，希望她能得到治疗”。 但是他们没有得到治疗。只给了一个健康检查报告单。另外说老汉有高血压，给了两瓶降压药。 他们一家都非常肯定地说，没有人给他们看过、念过知情同意书，他们也不知道与哈佛的合作。 我们拿出给我们的那个知情同意书样本给他们念，他们听了，连声说，“不知道，不知道。”血样送到哪儿去了，他们也不知道。老汉记得签过字，不过是为了领误工补助。 回到合肥，与哈佛合作的中方负责人、安医大一位教授还是说，当年在岳西的体检是他主持的，与哈佛的项目“没有关系”。 那“不是为哮喘来摸底”，而是“基线调查”，“基线调查是预调查”，“主要是看老百姓对合作医疗的恢复是否满意”。 我们问这位教授这个调查是谁资助的？他说“是卫世项目（即卫生部与世界银行搞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的项目）的钱”。 我告诉他，世界银行的项目是有记录的。他马上改口说，不记得钱是哪里来的了，因为“也没花多少钱”。 为什么搞合作医疗的调查要抽血，而且要抽两次，而且第二次专挑有呼吸道疾病的家庭？他答不上来。两次调查有什么结果，有没有研究报告？他依然是“不记得”，只是一再说，“那是个很小的课题”。 回到北京，我们询问了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答复是，世行在中国从没有资助过需要抽血体检的卫生项目。 从安徽回到北京，我收到了安医大生物医学研究所、岳西县医院办公室主任等同时发来的四份传真，主要内容是说岳西县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的两次“体检”都“与哈佛大学无关”。 如在岳西县，支喘课题是1997年9月9日签定的协议，所以9月前的地方工作与哈佛大学无关。 这也是我们安徽调查一个很奇葩的地方：凡是你发现的问题，就会有各种否认。 农民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抽了血的。他们就否认这个违规抽血是哈佛项目。抽血之后才与哈佛签约，所以签约之前的抽血与哈佛无关。 1999年12月一期《美国呼吸保健医学杂志》的论文，《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肺功能族群》，有8个作者署名，徐希平、安医大那位教授、安庆市卫生局长都在其中，参加单位有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群体遗传研究计划及哈佛和波士顿大学的几家机构，还有几家中国单位。 文中说明，这项研究的“现场调查是与中国安徽医科大学和安庆卫生局合作完成的，特别写到采样的地点：“哮喘病指标家庭是通过一个多阶段的过程在8个县（枞阳、怀宁、潜山、桐城、太湖、望江、宿松和岳西）收集的。” 岳西赫然列在上面。而且论文写得明明白白：现场调查是在1994年7月1日到1998年1月26日完成的。 这能说岳西的“体检”与哈佛大学的项目没有关系吗？ 当时，我感觉更应该提高我们国内的认识，决定还是先写一篇对国内的报道，除了披露项目违背生命伦理的问题，还侧重利益方面的问题，不是宏观的国家利益，而是中方作为合作方的利益和农民的权益。 最后，我和汪延的这个调查报道，以《令人生疑的国际基因合作项目》为题，发表在2001年3月26日出版的当年第13期《瞭望》周刊。 我们在文章中，对安徽方面有些人不遗余力否认明显有失误的工作，同一个研究项目的外国主导机构和主要负责人有关系的做法，提出疑问： 美国哈佛大学一个机构在中国偏远农村进行的基因研究项目，没有完全遵守生命伦理原则，我们为什么要帮着他们来遮掩和否认？ 我们这篇报道后来被《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多家报刊和网站转发或引用。国家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有关领导也表示，新闻媒体的这些报道，对普及知情同意的生命伦理原则，起了积极的作用。 纳粹用集中营囚犯做了很多人体实验 日本法西斯也一样。它们的资料全部被米国占有 4 机构责任 这个事情到了2002年3月，出现过一个小高潮。就是美国政府发表了对这些项目的调查通报。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下设的“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2002年3月28日，分别致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机构，通报了初步的调查结果说： 哈佛大学徐希平所主持的12个人类基因研究项目，在生命伦理、监督管理和确保参与者的安全等多方面，存在“广泛而严重”的违规。 哮喘病项目在进行三年之后，才提交哈佛有关机构进行伦理审查。那就是先斩后奏了。 美方的调查通报公布之后，应《瞭望》周刊之邀，我和汪延就此再次做了一篇报道，题为《哈佛大学在中国的基因研究违规》。 在这篇报道中我们再次提出了一些问题： 这些最终被证明违规的研究项目，为什么会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行无阻？ 中国方面正式批准的项目与实际进行的项目数量能够差出这么多，说明了什么？ 怎样保护我们在基因研究中的权益？ 我感到，虽然美国政府调查承认哈佛项目违规，但是他们主要把板子打在研究者个人的身上，而回避了机构的责任。 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我在2002年4月29日的《中国日报》再次发表了一篇英文评论，我原来的题目是“InstitutionalIndecency”，批评美国有体制性的不良行为。中国日报的编辑把题目改成了Harvard projectviolates farmers’ rights。 哈佛项目践踏农民权利，委婉一些，但也很尖锐。 我在文中说，我们在中国，看到来自哈佛大学这样著名机构的研究人员，从事有违生命伦理原则的项目长达十年之久，深感震惊。 我提出，这么大范围的违规，不能仅仅追究项目负责人个人的责任。美方有关机构的不道德也应追究。 比如以审核严苛著称的NIH，为什么会批准一个人这样多的项目？徐希平所在的哈佛大学，最早给项目投资的千年公司，作为管理方和出资方，难道没有责任？ 中国一有什么问题，美西方的媒体报道都会归咎于政府。而哈佛大学的基因项目有问题，美国媒体的报道一开始还是把板子打在中国政府身上。 到我们介入调查了，我们才看到这样的事实：美国存在严重的机构性或者制度性违背生命伦理的问题。而他们对此却置若罔闻。 我在《中国日报》的这篇文章，美国人体研究保护联盟网站全文转发，并在按语中认为我的质疑有道理。 这也说明我一开始选择的调查重点是对的，调查哈佛项目是否违背生命伦理原则，更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共鸣。 以上就是我作为一个新闻人对美国的机构在我们中国猎取遗传基因的一个记录。 5 新冠疫情 这个基因争夺和现在还没有结束的新冠疫情有没有联系呢？ 直到2003年非典以前，我对这些基因项目的关注角度，除了它们违规，践踏了我们的知情权之外，就是谁得利？谁受益？ 他们做基因采样的目的好像很明确，就是将来形成治疗有关疾病的专利药物。 中国老百姓提供了这么多血样，中国方面能否从这些专利药物中获利？最终成果能否惠及提供基因样本的中国老百姓？ 而利益分享，就是benefit sharing，也是生命伦理的一个原则。我们拿这条在国际上讲，是很能讲得通的。 但是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使我和很多国人不能不更多地把关注点放了生物安全方面。 生物安全在英文中有两个表达，中文都是生物安全，但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 一个是biosafety，基本上是指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安全性，比如生物实验室是否安全，有害物质是否会泄露，所产生的结果比如疫苗是否安全，不要有严重的副作用。 另一个是biosecurity，那就是国家安全层面的意思了。 我认识的生物学家，都否认非典病毒是人为制造，否认它是实验室产生的。 但是2003年非典爆发后我见到一位生物学家，他说了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非典不是一场生物战，但是它完全达到了生物战的效果。 非典的诡异，就在于非典病毒的针对性太强了，感染者绝大多数是以中国人为主的亚裔。 非典之后，童增在2003年10月出版了一本书《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 他以美国那些科研机构那些年猎取中国基因样本的事实，结合华人对非典病毒特别易感的现象，提出一个假设：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 他因此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谩骂。对此，童增说：“我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我有怀疑的权利。” 我个人认为，童增提出的问题的确很重要。中国人应该保持这样的警惕。 科学研究当然需要证据。但是像基因武器这样的问题，真要拿到证据才可以怀疑，那什么都晚了。 如果美国可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炸中国的大使馆，童增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非典的来源提出怀疑？ 这次的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有人说，这就不是仅仅针对华人的了吧？但是我依然有怀疑。 首先，世卫组织直接把它和非典病毒联系在一起，说它是类SARS病毒。 其次，它和非典病毒一样，主要还是针对我们的呼吸系统，让我们窒息。 想想哈佛拿走了我们多少哮喘病基因的样本吧。 反过来，中国拿过哪个国家的基因样本？所以美国说新冠病毒是我们武汉的生物实验室制造的，简直就是笑话。 对于新冠病毒，主流的观点当然否认它是人为的。 但是那位生物学家又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这个新冠病毒是最流氓的病毒，颠覆了我们对已知病毒的所有认知。 经历过那场基因争夺，我始终对新冠病毒的来源有怀疑。 至于它为什么从类似只针对华人到全球流行，那可以说它失控了，有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病毒没有按照既定的剧本演。 而中国有了非典的教训，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成功抗击了疫情。 而那些玩儿火的人，本来想着隔岸观火，根本没有防备。结果引火烧身，杯具了。 对于受疫情折磨的广大人民群众，我们的确深表同情。世界不安宁，我们也不得安宁。 但是有一句话应在某些人身上，就是玩火者必自焚。 还有一件事，让我对基因项目和新冠病毒的联系也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还是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有一个药物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就是达菲，Tamiflu。 当时有专家说，世界还没有针对非典的特效药，但是比较有效的是达菲。 2006年，又闹起了禽流感H7N9，虽然还是没有特效药，但是世卫组织推荐了一款针对禽流感最有效果的药物，又是达菲。 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 当时在北外讲课，上网搜集材料的时候发现，早在2005年10月，加拿大一个网站就发表了美国Joespeh Mercola博士的调查：《谁拥有达菲的权利：拉姆斯菲尔德将从禽流感闹剧中获利》。 据Mercola博士揭露，达菲的生产厂家是瑞士的罗氏集团，但是开发这个药的是美国的Gilead Sciences公司，它仍然是达菲知识产权也就是达菲专利的拥有者。 Gilead公司创办于1987年，它的创始董事当中，有一个人，叫拉姆斯菲尔德。 闹禽流感时候，也就是世卫组织说达菲是禽流感特效药的时候，拉姆斯菲尔德任美国国防部长。 拉姆斯菲尔德在出任国防部长一职之前，从1997年起一直是Gilead公司的董事长。 公司对他的评价非常高，说拉姆斯菲尔德在帮助建立这家公司和确定其方向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Gilead公司在1996年把达菲的独家销售权卖给了罗氏集团，但是作为达菲的开发者和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它仍然会从达菲的销售中获取巨额利润。 拉姆斯菲尔德在就任国防部长之后，依然是Gilead公司的大股东。 仅2005年第一季度，达菲的销售额就达3亿3千万美元。达菲给他带来的财源也是不言而喻的。 一位国防部长拥有一种传染病的特效药意味着什么，再没有常识的人，也应当有点感觉了。 到了今年新冠病毒疫情刚刚爆发，就冒出来又一款特效药，瑞德西韦。 瑞德西韦是谁家的？还是Gilead公司。 左一个右一个谁都没听说过没经历过的新病毒新疫情，他们家老有特效药。他们怎么那么有先见之明呢？这里要是没有猫腻，那真是活见鬼了。 这样一个背景，美西方很多大媒体一直似有意似无意地忽略着，我们中国的媒体也是从来不闻不问。 如果我们只注意美西方媒体注意的东西，却忽略人家忽略的东西，我觉得就不大对头。 此外，美国在生物战方面，不是没有前科的。 朝鲜战争期间，他们就向北朝鲜和我国东北投放过细菌弹，他们还不承认。 我1984年在美国进修时，曾在课堂上问一位很liberal的历史教授，朝鲜战争时，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向中国发动细菌战？他竟一口否认，说没有此事，因为“至今还没有看到任何证据”。 我告诉他当时国际红十字会曾派人到现场调查，搜集到充分的证据，证实美国在中国境内投放细菌弹是千真万确的。他听了仍然半信半疑。 说到这里，基因争夺和新冠病毒有没有关系，我就觉得我不用再说什么了。 不管怎么说，2019年7月1日，我国第一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开始实施。2020年10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生物安全法》。 一共10章，其中第六章专门为“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安全”立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和生物资源享有主权； 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应当符合伦理原则，不得危害公众健康、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境外组织、个人及其设立或者实际控制的机构不得在我国境内采集、保藏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不得向境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从国家安全、生物安全（biosecurity）的层面回顾哈佛基因项目，很有必要。 6 几点思考 回顾20年前的那场基因争夺，再看眼下的新冠疫情，我有几点不成熟的思考。 一、西方不是老跟我们讲人权吗？其实他们所谓的人权是虚伪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基因组宣言明确和人权联系在一起。 你研究人体的生命科学，拿人体的遗传基因样本，要做拯救生命的药物，那参与其中的人的基本知情权，当然就是人权，是非常具体而不是虚幻的人权。 我们在哈佛项目当中，看到哈佛大学、NIH这些机构以及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对我们这些权利的尊重了吗？ 没有。 在他们自己承认项目违规的情况下，调查依然只是走过场，根本没有对项目涉及的中国农民公开认错的意愿。 他们始终漠视我们的知情权，怎么可能会真正关心我们的人权？ 二、对哈佛，NIH这些大名鼎鼎的机构，我们不要太仰视了。应该像孟子说的那样，“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毛主席说的更好：粪土当年万户侯。 当然我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否定人家的全部，这些机构也确有其了不起之处。 但是必须看到他们的光辉背后也有很多阴暗和龌龊，起码在猎取我们的基因资源方面是劣迹斑斑，所以这些机构并不值得我们那般推崇。 不要因为拿到哈佛的录取或者奖学金就感觉多么了不起了，一来就什么哈佛女孩了。 哈佛出来的有精英，也有混蛋啊！ 三、争夺国际话语权问题。 既要有宏观的考虑，也不要放过像知情同意权这样似乎微观或细枝末节的问题。 正是在许多这样的具体的问题上，美西方一些机构更能暴露他们虚伪的嘴脸。 而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就要以事实为根据，用国际公认的准则据理力争，还是能够痛击某些人的要害的。 四、对专利和所谓知识产权要有分析。 哈佛等机构在中国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广泛猎取基因资源，除了可能的生物武器的考量，还是瞄准了形成专利药物之后的巨大利润。 比如抗艾滋病药物，利润空间有多大？ 一位知情人告诉我，“如果一单位药的生产成本是3块钱，他们的卖价会达到300元。” 所以国际上有很激烈的批评，矛头直指那些制药公司，说它“贪婪杀人”。 艾滋病有这个问题，其他疾病，尤其像新冠疫情这样的罕见疫病，都有这样的问题。 在巨额利润的背后，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那就是，不少抗病毒药物的基础研究，最初是由公共资金资助的，之后才开发成抗病毒药物。 包括NIH，它的资金属于公共资金，所谓纳税人的钱。 它投给了很多基础研究项目，像前边提到的基因组学一个项目的资金达到6530万美元。 可是这些基础研究形成专利以后，利润全部归了企业。 投入基础研究的公共资金数以亿计。但是这些公共资金赞助的基础研究后来，怎么就成了私营公司的专利，很少有人去探寻究竟。 很多人认为，制药企业对研发抗病毒药物还是有很大投入的，所以理当获利。 但是，它们的利润是否应当有个边界，或者底线？人命关天，利润是否应当向人的健康权，或者说向人权，做一些让步？公共资金的投入对研究所做的贡献应当怎么算？这都是我们应当不断叩问的问题。 五、对资本的力量，必须有所警惕。 我在调查哈佛项目之前，接触过很多科研工作者，地质学家，植物学家，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土壤学家，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水利专家…… 绝大多数可以说非常纯洁，对科研的态度严肃认真。哈佛项目让我第一见识到还有这样不讲科研伦理的所谓科研工作者。 我比较了他们与那些真正意义的科学工作者的不同，感觉是资本的力量扭曲了这些人的灵魂。 资本的力量，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的确具有毁灭性。 真正的吹哨人童增以及美国吹哨人葛文为什么没有像李文亮医生那样成为“网红”？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在运作。 资本，特别是西方资本，需要否定我们这个政权合法性的吹哨人。资本不需要童增和葛文那样真正的吹哨人，他们就被漠视，被炒鱿鱼，被边缘化。 我们对哈佛项目的调查追究，其实是和资本力量的一次短兵相接的较量。 我们新华社的记者、瞭望周刊的编辑、中国日报的编辑，凭着本能和资本小小博弈了一把，留下了一份历史的记录。 但是我们当时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资本的力量，所以那次较量，更多的是出于本能地顺势而为。 如今，我们主管部门的领导，已经很清醒明确地提出不能让资本的力量控制我们的媒体。 随着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加深，随着我们在国家层面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们有可能在同资本的较量中更加主动。相关文章· 谁需要无休无止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有关许昌金域案的联想· 欧洲金靴：魔鬼的魔爪——河南人为传播病毒案背后的资本鬼手· 林爱玥：疫情海啸，美国日增百万，当初说“与病毒共存”的都去哪了？· 金域医学回应员工没有传播病毒，我更相信警方通报· 袁腾飞成民族英雄，和演目标还远吗？· 魔鬼的魔爪：郑州金域传播病毒案背后的秘密· 实锤，原来还能这样传播新冠病毒· 【晚报】郑州金域一负责人涉传播病毒被查；美海军深夜南海集结(1.12)· 校园里回荡着无名英雄班级的凯歌· 负责人实施引起病毒传播行为被立案侦查！金域医学回应
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22/1/22 00:36 编辑
hhbffq 发表于 2022/1/21 12:21
知常达变 掌握证的五性--国医大师周仲瑛讲中医临证技巧（五）http://www.zysj.com.cn/mingyi/zhouzhongyin ...
中医辨证要点及影响因素--国医大师周仲瑛讲中医临证技巧（六）http://www.zysj.com.cn/mingyi/zhouzhongying/1103-3-6.html初接触临床的医生在辨证时遇到的困难，绝大多数是不熟悉辨证分析的基本要点。现将辨证要点及其影响因素简介如下，其中某些要求实际上是在四诊过程中就开始的。识主症首先应确定主症(一个或若干个)，因主症往往反映疾病的主要矛盾，故必须抓住，才能有助于得出相对合理的病、证诊断。一般根据患者就医的主要痛苦，主症是容易确定的。但如遇到下面的一些实际问题时，还当结合现代理化检查知识加以分析：没有主症 如健康体检中，X线检查发现肺部有轻微结核病灶，或普查肝功能发现转氨酶偏高，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等等,这是辨证论治面临的新问题。主症多端 没有重要的实质性病变，而主观痛苦多端且多变，令人难以捉摸，如神经官能症之类；也有多种器质性病变，确实存在多种痛苦，而患者本身难以确定主次。主症与兼症混淆 在疾病的主要矛盾与患者的主观痛苦不一致时，易出现主次不清，甚至将主症遗漏的情况。如非典型的黄疸，忽略了目黄、肤黄、溲黄等症，多主诉食少、无力或低热等，易将此当成主症。抓特点围绕主症，深入了解其症状特点，推动四诊的深化，这对明确诊断，辨清病位、病理因素、八纲属性等至关重要。分真假联系对照主症与一般症状、体征所提示的病理线索，若彼此相符者，属单纯或典型的病例，诊断较为可靠。若彼此矛盾者，则当考虑是否有假象存在，是否是疑难杂病，是否是复合疾病。必须仔细复查和推敲矛盾的主要所在，区别真假，决定取舍。明缓急凡初步考虑为疑难或复合疾病者，可按各个(或各组)症状发生时间的先后与演变，明确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衡量各个(或各组)症状的特异性，主次轻重缓急，为决定治疗提供依据。定证候根据全部四诊资料，按辨证的内容项目进行分析、推理、综合。找出共性，掌握这些现象内在的病理联系，确定其证候类别。观动静辨证有时还应通过对疾病过程的动态观察，治疗后的效应，采取必要的修正、补充，以加强疗效。在分析和综合的过程中，应力求避免主观性、片面性与表面性，肯定和否定某种结论都要注意逻辑的严密性。影响因素为了提高辨证的水平，还应着重探讨一下影响辨证质量的因素。初步归纳有以下4个方面：1．辨证的素材四诊资料的不足或遗漏、失真，包括病人症状、体征的缺乏，各种原因造成疾病性质的不典型；无法了解病史(如病人聋哑、痴呆、健忘、昏迷)；病人伪造病史及症状；环境条件的限制，时间匆促影响诊查质量以及由于医者主观上的工作马虎、草率、责任心不强等。2．辨证的能力中医基本理论(特别是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病邪辨证以及疾病学、症状学的知识)掌握不够，知识的广度、深度不足，缺乏临床实践经验等。3．辨证的思维方法主观、片面，不熟悉辨证分析的逻辑方法，在素材加工，由此及彼、决定取舍的过程中导致结论错误。4．辨证的表达文不达意，虽有认证的能力而不能在辨证分析中准确和全面地反映，致使辨证不准确。最后还要指出，这里讲的辨证质量标准，是在中医的理论逻辑与经验范围内而言，由于辨证的依据主要是症状、病证诊断，目前还不可能完全凭借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提供客观物质检查指标(如理化检查、特殊仪器检查、病理形态学检查等)，故鉴定辨证分析的质量(水平)，通常只能从治疗效果反证，而两者之间又不是绝对一致的。一般来说，结合现代诊查辨病的技能和方法，可有助于提高临床分析质量，总结辨证规律。
立法的具体应用--国医大师周仲瑛讲中医临证技巧（七）http://www.zysj.com.cn/mingyi/zhouzhongying/1103-3-7.html中医辨证论治当分两部分，先是辨证，后是论治。临床既要掌握治疗疾病的总原则，如平调阴阳，治标与治本，扶正与祛邪，防治未病，正治与反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等，还应在治则指导下，把握立法的具体应用，才能符合实际需要。立法是枢纽没有正确的辨证，就没有正确的治法，如果不懂得从辨证考虑立法，就不可能得出有效的治法。另一方面，立法又是处方用药的根据，没有立法作为指导的处方和用药是盲目的。如果立法正确，虽然选方用药不完全相同，但也可取得同样的效果。一般而言，辨证是立法的依据，如寒者温之，虚者补之。但在证与治之间，有时也可出现不一致性，这与证的轻重、兼夹、变异等有关。如风热表证，用辛凉法时，有轻剂、平剂、重剂的不同；湿热痢夹表证，应先予逆流挽舟法以解表，而不是先用清肠化湿；若热毒内陷、由闭致脱者，必要时应先救逆固脱，然后再清肠解毒等。从中医学理论体系扩大立法思路，多途径寻求治法尤为重要。如按阴阳气血的转化互根立法，五脏的相互资生制约立法，邪正虚实消长及其主次立法，疾病的动态演变立法等，如益气生血、行气活血、滋肾平肝、攻补兼施、肝病实脾、肺实通腑，以及所谓隔二、隔三治疗等。临床对复法的掌握应用对提高疗效尤有重要。复法主用于证的交叉复合，但即是单一的证，有时也需通过复合立法，求得相互为用，以形成新的功效，如温下法、酸甘化阴法等。此外，还可借复法取得反佐从治，或监制、缓和其副作用。实践证明，温与清的合用、通与补的兼施、气与血的并调、升与降的配伍等，确能进一步增强疗效，消除一法所致的弊端，如纯补滞气、寒热格拒等，在采取复合立法时，还应按辨证做到主次恰当。八法是立法总纲在八纲辨证分类基础上，相应地奠定了立法的总纲──八法。临证首先应当学会掌握八法这一基本规律，然后才能根据病情的具体表现而化裁，按照八纲证候的单纯和复杂情况，采用单一或综合的治法。由此达到“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的化境。立法必须适应病情任何一个疾病，在它转化及发展的全过程中，立法亦应做到以变应变，决不可执一法一方以应万变。转化，是指某些疾病，在其病变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病理演变，但不是必有的发展规律。立法要注意整体关系从阴阳气血相互关系立法：在补阴时，于阳中求阴；在补阳时，于阴中求阳；补血时，用补气生血法；补气时，用补血益气法；气滞血瘀的，并用行气与活血法。从五脏资生制约关系立法：相生如补火生土，培土生金，滋水涵木等；在相克如抑木扶土，祟土制水，壮水制火；其他如下病上取，上病下取等。从邪正虚实之间关系立法：衡量患者邪正虚实的主次，决定攻与补的先后、主次。立法必须注意个体特异性如汗法用于体虚者可参补药；补法对“虚不受补”者当参以行气药；清法对脏腑虚寒之体，应中病即止；温剂对阴血不足之体，要慎用；消法对本虚者不宜独用等。治疗大法的宜和忌医生要从正反两个方面了解常用治法的宜和忌，做到正确运用，适度使用以免伤正。如用汗法应该注意“汗而毋伤”，亡血、产后、淋家，一般均当忌用；涩法对新病有邪者忌用。治法是选方组药的依据，理应做到方随法定、药依证选，但因临床每见证候交叉复合，表里、寒热、虚实错杂，多脏传变并病，为此，有时还需复合立法，方能适应具体病情，取得较好的疗效。尤其对多病多证的患者，还应按辨证做到主次有别，在针对主病主证，采用某一主法的同时，又要把握其整体情况，注意兼病、兼证，复合立法，兼顾并治。即使单一的证，有时也需通过复合立法，求得相互为用，以形成新的功效，消除一法所致的弊端，如纯补滞气、寒热格拒等。在应用复法时，势必随之形成大方、多药。按一般通常要求，方药应该精炼严谨，但在病绪多端，复合应用多法组方配药时，大方多药，又不应加以非议和排斥。大方为七方之首，药味多是其特点之一(还有药力猛、药量重等)，适用于病有兼证，尤其是疑难杂症患者。但必须做到组方有序，主辅分明。选药应各有所属或一药可兼数功者，尽量组合好药物之间的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的关系，避免降低或丧失原有药效。切忌方不合法，主次不清，药多杂乱无章。
复法运用解析--国医大师周仲瑛讲中医临证技巧（八）http://www.zysj.com.cn/mingyi/zhouzhongying/1103-3-8.html复法就是复合立法，主用于证的交叉复合，有时单一的证也需通过复合立法，求得相互为用，以形成新的功效，如温下法、酸甘化阴法等。此外，还可借复法取得反佐从治，或监制、缓和其副作用。应用复法的重要意义错综配伍，各奏其用体虚者，纯补则邪愈恋，纯攻则正愈虚；寒热错杂者，单用寒药除热则寒益甚，用热药除寒则热者更热。因此，临床中必须复合为法，以求发挥各类药物的专长，使虚得以补，实得以泻。如汗下并用，温清并用，攻补兼施，消补并用，寒热补泻并施等。配合立法，相互为用按照立法要求，将两类不同性味功效的药物配伍组合，以形成新的作用，如温下法、交通心肾法、酸甘化阴法、甘苦合化法等。复合立法，取得监制根据立法需要，选用某类药物，缓和另一类药物的副作用和毒性。如补中寓泻，泻中寓补等。错综立法，取得反佐凡治疗寒极或热极之证，用少许相反的药，可以起到从治诱导作用，避免格拒。采用各种复法，必须有主有次。应用复法的体会升降结合升降是人体脏腑气机运动的一种形式。人体脏腑气机的正常活动，维持着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如肺气的宣发与肃降、肝气的升发与疏泄、脾气的升清与胃气的降浊、肾水的上升与心火的下降等，都是脏腑气机升降运行的具体表现。临床所见气机升降失常的表现很多，如肺失宣肃、肝失疏泄、心肾不交、脾不升清、胃失和降等，但其病理变化不外升降不及、太过和反常三类。升降不及是指脏腑虚弱、运行无力，或气机阻滞、运行不畅。如肺虚之咳嗽无力；脾虚之便溏、头昏乏力；肠腑气虚之便秘等。升降太过是指脏腑气机的升降运行虽然与其主导趋势一致，但却已超过正常程度，如肝气升发太过之肝阳上亢，肝火上炎之眩晕、头痛、目赤等。肠腑、膀胱气机泄降太过所致之泄泻、尿频失禁等。升降反常是指脏腑气机升降运行与其正常生理趋势相反，亦即当升不升而反下陷，应降不降而反上逆，如中气下陷之泄泻、脱肛、阴挺、内脏下垂，胃气上逆之呕恶、嗳气、脘胀，心肾不交之心悸、失眠等。临床以升降反常的病证为多见，其治疗非单纯升清(阳)或降逆所能奏效，必须升降并用，以达到调整人体气机升降紊乱、使之回复正常的目的。补泻兼施补法是指补益人体气血阴阳的不足；泻法从广义上说是指祛除客犯于人体的各种病邪。内伤杂病虽多，然其要不外虚实两端。《素问·通评虚实论》云：“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虚实是邪正盛衰在临床表现上的具体反映。邪实是指侵入人体的外感六淫，或由气化障碍所产生的水湿、痰饮、湿热、瘀血等病理产物以及脏腑气机失调所产生的气机阻滞等；正虚，原发于先天者因禀赋不足，继发于后天者是因各种致病因素的长期影响，以致气血阴阳津液精髓不足。一般来说初病多实，久病多虚，然而由于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邪正虚实往往错杂相兼，初病未必就实，如虚体感冒，治当扶正解表；久病亦未必就虚，往往伴有气滞、痰饮、水湿、瘀血等。例如慢性肝炎既有疲劳乏力、腰酸膝软、口干便溏等肝脾肾俱损的征象，又有胁痛、脘痞、尿黄、纳差、目赤、口苦、口臭、舌红苔黄腻、脉弦滑等湿热瘀毒互结之表现。治疗当视其虚实程度，泻其实，补其虚。寒热并用寒证与热证，多系脏腑阴阳失去平衡而产生的临床表现。各个脏腑之间的寒热表现各有差异，或一脏有寒、一脏有热，或同一脏腑既有热象又有寒象。临证时不可不详细辨别，如肝热脾寒之泄泻、痢疾；肾阳虚寒、痰热蕴肺之咳嗽、哮喘；或寒热互结之痞证、胃痛等。尤其是中焦脾胃疾病，即使无明显寒热夹杂之象，但采用辛温与苦寒合法，按主次配伍，每能提高疗效，如半夏泻心汤合左金丸之治胃痞等。敛散相伍适用于病情复杂之证，如既有气阴耗散或卫阳不固，又有外邪客表或气机郁滞或内热郁蒸等表现。故治疗既需收敛固涩，又需疏散外邪或行气解郁或清中泄热。如慢性腹泻属脾肾两虚，同时兼有肝气横逆者；慢性咳嗽、哮喘，既有痰伏于肺，又见肺气耗散者。阴阳互求阴和阳在整个病变过程中，关系非常密切，一方虚损，往往可导致对方失衡，阴虚及阳，阳虚及阴，最终演变成阴阳两虚者，治疗固需阴阳双补，而单纯的阴虚或阳虚，亦要从阴阳互根之义求之，尤其对肾虚病证更有实用价值。此即张景岳所云：“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临床在治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慢性支气管炎、阳萎、水肿等疾病时，往往体现阴阳互求的重要性。表里相合表证和里证可以单独出现，亦可兼见。表里同病者表里双解，此乃常规，但对内伤杂病里证的治疗适当配入表散之品，也可以达到调和表里、提高疗效之目的。如在治疗水肿、头痛、眩晕等疾病时，可以在辨证施治的同时加入羌活、防风等疏风解表药。药为“阴水”致肿，配用疏风解表药也可起到“风能胜湿”消肿的作用；内伤性头痛、眩晕，配用风药引药上行，则是基于“巅顶之上，惟风可到”的认识。气血互调气与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相互资生为用，多互为影响为病。气与血的不足，失于温煦、濡养，固需益气以生血，或补血以益气，然在补气血药中，参以活血行血，更有助于增强疗效。至于气与血运行失常所致的病变，尤当注意气血互调，如治疗咯血、吐血、咳血，除针对病机辨证止血外，表现有气滞、气逆者，还应注重行气、降气药的应用，配青皮、沉香、枳壳、香附、川楝子等；在治疗郁证、胃痛、胁痛等气机郁滞一类疾病时，亦应重视血分药的运用，配伍川芎、赤芍、丹参、失笑散等。多脏兼顾五脏互为资生制约，脏与腑表里相合，病则互相影响。故治疗不仅要按其相生、相克关系从整体角度立法，有时还需两脏或多脏同治，把握疾病传变的规律，采取先期治疗，如肝病当宗“见肝之病，知肝传脾”之意，肝脾同治。切忌顾此失彼，忽视因果关系，只看表象，不求本质。综上所述，按照复合立法的思路组方用药，不仅可以适应疾病的复杂性，即使单一性质的病变，亦有助于提高疗效。临证有时还常需数法联合，用以治疗多病多证杂见的病情，正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所说：“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
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22/1/24 03:57 编辑
临证选方要领--国医大师周仲瑛讲中医临证技巧（九）http://www.ngotcmszh.com/forum.p ... y&fid=80&tid=219317临床按病辨证选方，是切实掌握好“辨证论治”的重要一环，要想开好一张处方，首先要掌握辨证论治的基本知识，系统地学好中药学、方剂学及临床各科，熟读主要的中药、方剂歌诀，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其次是要想把处方开得切中病情，丝丝入扣，而且疗效又好，还应掌握有关处方的基本知识，逐步达到从识方、用方到制方的境界。据病选方在这里所指的病，是指总的病情；所指的方，也是指总的处方规律。《内经》云：“病有缓急，方有大小，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就强调了病情和处方必须两相符合。一般地说，总的病情可分为五，即：大病、小病、缓病、急病和复(杂)病。而处方相应的亦有五：即大方、小方、缓方、急方和复方(此外，古代尚有“奇方”和“偶方”，共称“七方”。但奇、偶二方，单从药味数字上定名，临床意义不大)。这样就可根据总的病情，制定出五个不同类型处方用药的轮廓。1．大方病情较重的叫大病，适应这些病情的处方要大，药力强，药量重，服药次数间隔短，企图即时取效，这就叫大病用大方。若大病而用小方，显然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等到病情已见败象，那就是亡羊补牢了。2．小方病势较轻，全身反应不显著的叫小病(当然，小病不治，也可酿成大病)，处方时应采用药味少，药量轻，药力薄的小方治疗。如小病用大方，则是杀鸡用牛刀，不仅浪费药物，且又损伤正气。3．缓方病程较长，进展缓慢的叫缓病。这类疾患的好转和根治需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当采用“缓方以徐徐见效”，使病情稳步地好转，疗效巩固，且不致发生意外的副作用，这就叫做缓病用缓方。若急于求成，缓病而用急方，势必如揠苗助长，不但不能取效，反而带来严重后果。4．急方病起仓猝，来势凶猛，若不急救，就要发生意外的叫急病。急病用急方。在处理这些疾病时，不仅要行动快，药物齐备，而且要立即给药，马上见效。运用急方，关键在于平时有充分的准备，急救药品(针具等)一应俱全，如急病而用缓方，或临阵磨枪，势必失去抢救时机。5．复方病情复杂，处方要各方面都照顾到的，叫做复方。临床运用复方的范围也是很广的，不仅药味较多，有的也要寒热并用，攻补兼施，尽可能面面俱到。但分析起来各有所主，它不同于杂方，方虽庞而不杂，药虽多而不乱。以上所说的五病用五方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大病中还可能有小病，缓病中也可能有急病，而复杂的病情，也要针对其主要矛盾优先解决。所以还必须结合到标本缓急等问题，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处理。主治方与通治方1．主治方主治方就是通过对相应疾病的辨证论治，再结合方药理论而制定出来的，有较强针对性的处方，它往往能间接反映出疾病的主要病理变化规律。如泄泻一病，其发生每与湿密切相关，可因湿困脾阳而发病，也可随湿的被蠲除而获愈。所以运脾化湿，通阳利水的胃苓汤就在《时方妙用》中被列为治泄泻的主方之一。但就主治方本身来说，则是相对的，可随疾病不同的证候表现，不同医家之间有较大出入。一般而言，主治方过多，就会流于繁琐，不易分清主次，难于掌握；主治方少，则简括明了，容易应用。如《医宗金鉴》治疝气，提到的方子就有当归温疝汤、乌桂汤、乌头栀子汤、三层茴香丸、十味苍柏散、茴楝五苓散、大黄皂刺汤、羊肉汤、夺命汤、青木香九、茴香楝实丸等十一张之多，而《医学心悟》则仅列橘核丸一张主方，并明言：“治疝之法非一，而分别不外气血，气则游走不定，血则凝聚不散也。橘核丸加减主之。”可见如何抓住疾病的主要矛盾，选出恰切的主治方，也很有讲究。2．主治方与辨证论治临证时借鉴主治方，将会有助于辨证论治的系统性。例如仲景《伤寒论》创立了六经证治的辨证论治法则，与此同时，也就确立了六经病证的主方，而这正是重要的治疗手段。如果我们熟悉了这些主治方，辨证论治时就能做到胸有成竹。反之，对主治方的运用，则又必须有辨证论治的观点，两者也不能截然分割。3．通治方通治方也叫统治方，有通用、统括的意思，主要是指能同时治疗几种疾病的方子。此即《兰台轨范》所说：“如一方而所治之病甚多者，则为通治之方。”因此，通治方适应范围较广，而使用得也多。就以《兰台轨范》所载97张通治方来说，有不少现在就很常用。但在一定条件下，很多通治方又可被选为某一疾病的主治方；而主治方有时也会转变为通治方。如二陈汤既为多种疾病痰湿证的通治方，又是治疗痰饮、咳嗽、呕吐等疾病的主治方。4．几点体会(1)《张氏医通》说：“医林最繁，……故选择方论，如披沙拣金。”而疾病主治方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为临证带来方便。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掌握主治方来联系疾病，以加强对疾病的认识过程。如《医学心悟》治赤白浊选用了两张处方，一为菟丝子丸，一为萆薢分清饮。这是因为作者将此病主要归结为“一由肾虚败精流注，一由湿热渗入膀胱”的缘故。据此，我们就可在他的经验范围内，较顺利地获取应有的疗效。(2)对疾病主治方和通治方，既应重点掌握，又不可偏执，更应避免乱套。必须认真总结实践经验，才能不断提高运用方剂的水平。(3)各种医籍所制订的疾病主治方，是不尽相同的。既反映了各医家立方用药各有专长，又体现了临床经验的差异，值得认真加以研究。(4)现有的疾病主治方，都是在实践中被不断地创造出来的。我们一方面对前人的经验要很好地学习继承，另一方面更应该通过实践，不断创新。类方比观类方，一指在同一治法下的同类处方，功用类同，而又同中有异，或因改动药量后，而所治病证有变，若能加以对比择用，更能切合病情，增强疗效；一指以某方为基础，在主治一致的前提下，加以增减衍化，以适应具体病证，体现用方的灵活性。如寒下剂的承气类方，大承气汤用生大黄攻积破坚，重用枳实、厚朴以行气除痞满，芒硝同大黄后下以软坚润燥，用于痞、满、燥、实、坚俱全者；小承气汤不用芒硝，枳实、厚朴用量亦轻，厚朴用量为大黄之半，用于痞、满、实之证，而燥坚不显者；调胃承气汤不用枳实、厚朴，而大黄与甘草并用以缓其势，后纳芒硝，且少少温服之，用于燥、实为主而无痞满症者。三方峻下、轻下、缓下，各有不同。随症加减由于病情有千变万化，有的是病同而证异，有的是证同而病异，所以要求选用完全符合病情的现成处方，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能够符合主要病机，其差异之处，必须通过随症加减才能解决。《伤寒论》一书中，有许多方剂的后面，详细记载了随症加减，特别如小青龙汤、小柴胡汤，四逆散等方之后记载得尤为详细。怎样随症加减？①减去方中不符现在症情之药，如痰湿壅盛，舌苔浊腻的，用二陈汤时要去甘草；感冒风寒夹湿，身体不虚者，用人参败毒散时应去人参等。②加入对症之药，在针对主症用药的基础上，若同时出现某些兼症，就要适当地加入对症的药物以治疗，如伴伤食者加山楂、神曲；伴口渴者加芦根、天花粉；咳嗽有痰者加半夏、陈皮。③加入对辨病有效的药物，如急性菌痢初起，于芍药汤中加入马齿苋等以控制肠道感染等。同时还要抓一个删繁就简的问题。也就是说处方一定要强调少而精，抓住主方中的主药。对药味较多的方子，要搞清其中必不可少的药有哪些，便于在精简时心中有数。
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22/1/24 18:16 编辑
临证选药规则--国医大师周仲瑛讲中医临证技巧（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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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常用治法和处方的代表药掌握脏腑用药注意随症用药结合辨病用药根据经验用药拓宽中药新用途漏芦苦寒，主用于乳病及疔疮肿毒，可治产后乳汁不下，善长于通络活血、解毒消痈。我据此先后使用于骨巨细胞瘤、乳腺癌等多种肿瘤有热毒征象者，具有良好的解毒抗癌、散结消肿作用。鬼箭羽苦寒，功能破血通经，散瘀止痛，习用于闭经、产后瘀滞腹痛及风湿痛等症，我据此试用于癫狂、类风湿、慢性肾炎、狼疮、糖尿病等，具有血瘀特征者，颇能增效。泽漆苦、微寒有小毒，功能泻肺化痰、止咳降气、利水消肿，现代多用于慢支咳喘、肺结核等病，笔者据其化痰利水、散结解毒之功，用于慢性咽炎、心源性咳喘、水肿、肿瘤等，确有良效。天仙藤味苦性温，行气活血、通络利水，《妇人良方》载有天仙藤散治子肿，乃据此扩大应用于功能性水肿、特发性水肿，并配鸡血藤治疗高血压病的“气血失调证”，颇有效验。金毛狗脊辛苦温，功能祛风湿、利关节、补肝肾、壮筋骨，习用于风湿痹痛、腰脊酸疼、腿膝软弱，对肾虚不固的尿频、带下清稀者，有固涩作用。用药离不开“君臣佐使”的原则，在处方时应当注意到君药、臣药居前，佐使药居后，这样做有利于检查自己的处方是否方证吻合。在抓君臣排列时，应紧紧扣住立法与选方。如选用桂枝汤，应桂枝、白芍居前；选用麻黄汤，应麻黄、桂枝居前；选用五苓散，猪苓、茯苓、泽泻居前。若依法处方者，则以紧对立法之药居首，如因于痰，以湿痰为主者，半夏、陈皮居前；风痰为主者，白僵蚕、胆南星居前；燥痰为主者，瓜蒌、贝母居前。有人说甘草调和诸药，列为使药居后，其实也不尽然，如脾气虚弱选用四君子汤，甘草为使，应书于处方之末；若为心气虚悸选用炙甘草汤时，则甘草是主药，自应列为首位。所谓引经，古称引经报使药，认为某经有病当用归某经的药物作向导，如太阳头痛用羌活，阳明头痛用葛根等。目前称为药引的，约有两种：其一，确能引导诸药在某部位发挥较大作用者，如上部病用桔梗，下部病用牛膝之类。其二，属于习惯的自加中草药。如生姜三片、大枣二枚等。把这些药写在方末，便于自加，并非皆有引经作用。反佐问题，这是用相反药佐正治而成效，如胃热呕吐，投苦寒而格拒者，可用姜汁炒黄连；姜汁性温，用于热证，就是反佐。这样可以提高治疗效果，减少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