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本草药理学及其于经方之应用举隅 (转帖)
“药势”──古典本草药理学及其于经方之应用举隅（上篇）作者：小乌龟 (台湾)
日日拜读汽水先生之贴文，驯染其中，浸渐若有所悟，至日昨观美国【汉唐中医】台湾后援网站倪师海厦癌症论文之首章，仿若醍醐灌顶，过往诸多未明之处，刹时消灭！诸般本草药理一齐冲入脑中，轰然飞旋，竟成不吐不快之势，信笔疾书而成此篇。因想：知我者唯皮沙士，未是草之稿，暂且付上，唯乞先生有以正我，还以此抛瓦之文，与 先生共续《本经疏证》未了之缘。
又案：本文为未成之草稿，未成稿而托于大医王的家刊登，主要也是想得到各路高人的指正。如有不合实际之处，拜大家务必不要留手，重骂下来即可，这样我也才有一个反省订正的机会。谢谢大家。
楔子
在汽水先生的网站贴文中，不只一次见到对读者的提醒：“要明白一味药的药性、药理、效用，若走上西方化学的‘成分分析’这条路，就完蛋了。”这，我很明白汽水先生对读者的慈悲。
那么，一味药的药性，自然就该照中国传统的看法：性味如何，归于某经……等等论述了。这，就一般学中医的同好而言，是对的。但，如果是对于学“经方”也就是学《伤寒杂病论》的学习者而言，光以《本草备要．药性总义篇》的理论作基础，而详熟该书中的诸般药性，恕我撂下一句恶毒一点的风凉话：你对《伤寒杂病论》的理解，就会是“时方医”的领域，想不通的，就认为那是错字、错简，而与“经方派”的出手工夫有所出入。
时方派的本草学，和经方派的本草学，有着根本上不同的“认识观”，而讲难听一点，经方派之所以会堕落成今日的时方派，“本草理论”的改变，亦是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因素之一。
即使去中国医药学院，也会听到那里的学生在说：“我们系的某某大教授说啊，光学《本草备要》是不够的啦，学药理还是要研习《神农本草经》才行！”讲得是得意洋洋，但是《神农本草经》的功夫，终究还是练不成。
因为，他们所学的本草学认识观，绝大多是西方研究的“有效成分”，那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垃圾；而少数几个有志之士，专心研究中国本草学，晓得“桂枝解肌、麻黄散寒”，晓得“以皮行皮，以枝行肢”、“清气出上窍，浊味出下窍”了……但那仍是“时方药理学”，对经方中使用的“古典药理学”只沾上一点边儿, 所以不够。
这篇文章，便是讲一些不正经的杂谈，就当做与诸同道闲聊，来说说什么是经方中历然可见、而时方派蒙然未知的药理、药性。让初学的同好可以稍稍分辨其中的不同，而在学习的过程中有理路可循。
但是，虽然说是“和初学的同道”聊聊，如果有读者是还未读过《伤寒杂病论》的，小乌龟还是觉得可以不用看，怕会徒增混乱。小乌龟的论点，大部份来自于清末唐容川的《本草问答》和邹润安的《本经疏证》，如果是汽水先生的爱弟子和好朋友们，对这两本书想必并不陌生。
中医药理学的分水岭与本草史概说
中医分为经方派、时方派，这，不但中国人晓得，日本人也晓得。经方派在日本叫作“古方派”，而时方派在日本叫作“后世方派”，意思一样。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也都晓得，经方派和时方派的“分水岭”是什么──那就是所谓的“金元四大家”。
“金元四大家”虽然齐名并称，其实他们的生卒年是颇有差距的，并不是同生同死。而比他们更早出名的一位，相传是李东垣之师的人，就是张元素，也就是张洁古（易水先生，易老）。而，张洁古做了一件“功德盖世，罪恶滔天”的事情，造成了经方派从此变成时方派。而那件事情，就是现在学传统中医的人耳熟能详的“归经理论”──某某药入某脏某腑、哪一条或哪几件经。
归经理论是错的吗？不能算错，很多时候是很有道理的，临床上也大大有用，尤其是示人一条明径，使人更能掌握用药一事，对学习中医者而言，是甚有助益的。但，它是对的吗？也并不全对。因为，它大大地“窄化”了一味药的药性。
同样是用中药，以“《神农本草经》、张仲景（或《汤液经法》的作者）所知道的药理学”创出来的方叫作“经方”，汉朝到唐宋，都还算是经方的时代。而以“归经理论”创出来的方，就叫“时方”，其中对每一味药的看法，都和经方是很不同的。
最古的《神农本草经》，其中提到的药性只有“性．味”，也就是“什么味道”、“温凉寒热如何”，而五色入五脏的概念，则是“稍微提及”，例入“五色灵芝各入哪一脏”，不是通盘性的认同。而其后，魏晋的《名医别录》，唐代的《新修本草》、《日华子本草》、《海药本草》、寇宗奭《本草衍义》，或是宋朝具代表性的《证类》、《大观》二本草……等诸多书籍，大都只是顺着《神农本草经》之后补入新发现的“效能”，却未曾对“本草理论”作更多的理论分析。
到了张洁古，他对古代的方剂做了一番整理，发现到“太阳病病到太阳、阳明之间时，会用到‘葛根’这味药……”，于是就以此归纳出了一句话：“葛根是阳明引经药，如果感冒太早用了，反而会引邪入阳明！”同样，对于柴胡，也看做是少阳引经药，说它会“引邪入少阳”，而至于桂枝，因为有帖“桂枝汤”是治“太阳病”的第一主方，于是“桂枝”的归经也就变成是“太阳经药”了。石膏，他也说是“大寒之药，不可轻用”。
这，有没有错？从某个角度来说，“桂枝汤”的确是“会”作用在太阳经，而单味药的柴胡、葛根和少阳、阳明二经也有着密不可分的相关性。可是问题就在于：“不只如此而已！”后世的学者，因此就随随便便把某味药找几条经随意归类，做学问是简单化不少，可是却变成“见树不见林”，迷失了那一味药真正的本性。
可是，因为这种“时方药理学”方便好用又好记，而张洁古先生又的的确确是一位医术甚高明的医者，于是紧跟在他之后成名的“金元四大家”，也自然纳入了张洁古的这个系统，而有了相当好的成就，比如说李东垣自创的“补中益气汤”或是修改了宋朝陈自明《妇人良方》中的龙胆泻肝汤而成了“去男人下阴臊臭”专方的“东垣龙胆泻肝汤”（真的是‘痱子粉’！）（皮沙士案：），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也堪称“伟大之方”。
可是，归经理论，却是一套“反映了一部分真理却不等于真理”的不完全的理论。洁古本人、金元四大家都是苦读《内经》起家的，偏得还不太多，但愈用到后来，纰漏愈大，新创的方剂效果愈来愈差，“一剂知，二剂已”变成了今日的“你回去吃半个月再来看看有没有好，如果没好我们再换药试试！”
到了后来，当然有人觉得好像事情不对头了，想要扳回如崩墙倒壁般的中医“末法”劣化状况，明朝不少医家都在重注《神农本草经》，想要从这个大根头去重新寻回些什么。当然也都是小有成就，但效果并不明显。
明朝那一位“把之前有的理论、药性全都收录”而编成《本草纲目》而被倪师海厦先生痛批的李时珍，其实不是中药学劣化的源头。源头在张元素，光是他的几句“葛根引邪入阳明，柴胡引邪入少阳”，“石膏大寒不可轻用”就把经方中这三味药封印了八百年。明明没有这么一回事儿的，太阳初感，证齐全了，就可以用葛根汤；傅青主也用柴胡剂治伤风初感而很有效，并不会因此引邪入里，石膏更只是“凉”而已，不用八钱到四两甚至一斤，很难显出药性。可是张元素之后，人人都跟着这么说嘛，绝大部份的医者，小心翼翼地就都“尽量不要用《伤寒》、《金匮》方”了。（皮沙士案：）
直到清朝，事情才有了转机。如果以医术而论，陈修园、徐灵胎等人，因为临床功力够，其著作《神农本草经读》或《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都有卓然不群之见，但那是临床上的强而让他们得以重新明辨了历代本草的得失，并不是真正在本草理论上有所革新。
本草理论在清代得以翻身，主要的功劳，其实起自“儒家”。
清代的儒家，对四书五经有了很大的“革命活动”，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古经典的注疏，绝大部分都被宋朝的朱熹垄断了，朱熹乱改原文，后代也只好照单全收；朱熹说某句如何如何解，后代也不好意思说不是。可是，总觉得有问题。但，离先秦时代那么遥远了，连同一个中文字的字义都古今不同了，要如何平反才是？于是清代的儒者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同时代的文献，做平行比对！”比如说《论语》中的某个字，朱熹说是这个意思，可是先秦时代的《庄子》、《列子》、《左传》、《诗经》、《尚书》等等其他书中出现这个字时，却都不是朱熹说的那个意思，于是他们就晓得：那是朱熹弄错了，那个字应当是某某意思才对。比如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的“习”字，先秦当时是“实践”之意才对（即使是现在的日文中也是‘学到上手、会用’的意思，唐代传去的字义还在），“学到的常常能用在生活中，很快乐。”如照朱熹的说法，学了就一直温习，就会快乐了吗？正常人类是没这么一回事儿的。
这么一种做学问的方法，一种新创的格物训诂之学（日本人也很爱用这一套），影响了中国少数几位由儒而医的医家，而其中有一系的传承，是：明．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清．刘若金《本草述》→清末．邹澍《本经疏证》。邹澍在《本经疏证》用了“平行比对”的方式来注解《神农本草经》。而他比对所用的范本，就是中国医学史上唯一的一本“只要‘证’合，药投下去，一定会好”，总有效率达到“神的绝对领域”的《伤寒杂病论》（其他的书也不行，因为有时有效有时没效，未到‘绝对领域’，比对会出错）。
他用“减法”来检证每一味药的药性，比如说，《伤寒论》中某一个汤剂比另一个汤剂只多了白芍三两，而这两个汤剂所治的主证却大不相同，于是，去推敲这两个主证之间病机的差异，就可以得到“这三两白芍在此处是做什么用的”之结论。而某几十个方用生甘草，某几十个方用炙甘草，慢慢减来减去，就推敲出了甘草生用炙用的药性之别……
这样一点一点的“相减”，仿佛在玩益智游戏，渐渐摸索出一味药药性的不同层次……而结果，说也奇怪！减出的一句一句，竟恰恰就符合了《神农本草经》那一句一句如天书般令人百思不得解的主治，于是，“三贲”之一的《本草经》之谜，就和《伤寒杂病论》的绝对领域之谜，在二者相互的帮助下，一齐渐渐地被解开了！
如果有些药味在《伤寒杂病论》中没有足够的出现次数可以相减，邹澍就会去找次一级，却也趋近于“绝对领域”的孙药王《千金方》、《千金翼方》等书，再去配合《伤寒杂病论》，一味一味相减，做分析……这种苦工，光听也会知道有多可怕，可是竟然有人做到了，这真的是学问家的龟毛功夫，一般开业医生是没时间也没兴趣这么做的。
而另一位年代比邹澍稍晚几年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唐容川氏了。容川的理论，其《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中《本草问答》本身就阐释得非常完整，他的理学家思考所攀升到的本草学造诣，实堪与润安先生的《本经疏证》相互辉映。
中医的大秘密“古典药理学”，终于在清朝的最后，得以重见天日。所以，生在民国时代而学中医的我们，真是大有福报的。
至于“时方药理学”呢？果真是害人之物吗？有时，我也觉得很难论断，或许该说是“看个人”或“有没有正确的理论与之配合”吧……（皮沙士说，张元素另有秘传，都学会了就会超强，也就是说，张元素如今传下的东西，就是一本被撕去后半本内容的九阴真经，所以时方家才会多半练成铜尸铁尸的等级？）（皮沙士案：）
有一位时方大家，他创的方剂，有效率几乎可以与仲景比美。如果仲景可称为“医圣”的话，这个人大概可以被叫做“医仙”了吧。这仙人就是明朝皇室的后裔，文学医学两得美名的傅青主（傅山），他的《傅青主男女科》也是家庭常备好书，尤其是妇女病，自己在家翻书吃药，比吃市面上一大堆中医开的药都好得更快。
傅青主以时方药理学，加上五脏相传补泻的道理（皮沙士案：），去搭建他臻于颠峰的医术，依此事实，如果换成今日，恽子愉前辈的“看西医检验报告、透视片”来开中药，彭奕竣先生的“不开经方”、皮沙士的“平易之方”却也都其效如神，其事实也就并不值得奇怪，可以放下门户之见而都虚心叹服了。真的是“看个人”。（皮沙士案：）
经方、时方药理学之差异──其之一
和人论医，有时会被反问一句：“既然你说经方派的方子这么有效，那为什么还会处在完全的弱势呢？怎么可能医生不晓得要用经方呢？”
这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原因啦……好比说，“如果”如今是一个“经方盛行”的时代，若有医生开药吃坏人，保证可以被告翻。因为拿《伤寒杂病论》来一对，就会晓得他哪里诊断错误，没处可逃的。
可是，如今的中医是“百家横行”，于是乎曾在西医卫生署管事的小乌龟的爸爸也曾笑说：“中医医坏了怎么告？除非是他开砒霜！”真的，毫无标准可言的，为了自身好存在，经方派还是消灭算了。这是略举一例。不过，在本文中，我想专注在“本草学”领域的一个大因素。
一个人解释事物的标准，会影响到他看待事物价值的结果。 如今的“经方不盛行”，在“本草学”而言的原因，就是“医生变成诺贝尔文学奖评审”！
什么叫做“诺贝尔文学奖评审”？
就是，他们只会自己所熟悉的那一两种语文，任何外文作品却要英译了才能送审，你我们所熟悉的中文著作中，觉得好看得不得了的小说，或是动人得不得了的诗，哪一样翻成英语、德语还能维持它原来的文学力道的？不可能，中国人的单音节字所形成的声律美，译成外语就没了，于是，你译得再好，也是功力折损一大截。泰戈尔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集，还是他自己苦苦英译再请叶慈帮他改错字的哩！
所以，外语作品得文学奖的，什么川端康成、什么高行健，他们的作品，都是“蛮具有适合英译的特质”之作，却绝非该国家本国人最受感动之作。本国人看了，还是打瞌睡的人多些。
而这件事情，拿到中医的世界来看：就会变成这样──考检考、特考也好，上医学院科班出身也好，《伤寒杂病论》，也就是《伤寒》、《金匮》二书是一定会读的。可是，为什么读了，而在学习过程中自己试吃，给家人吃吃，也算是在临床了，却不会察觉出《伤寒杂病论》真的比《温病条辨》之类的其他书更正确、更有用？
这不也是个“谜”？其实，也不是谜。
如果你拿起今日的《伤寒杂病论》的标准本子，也就是《御纂医宗金鉴．仲景全书并注》来读一读，再拿起其他必读之书《本草备要》、《医方集解》、《温病条辨》来读一读。因为你是第一次读嘛，不懂的地方，也就看一看它们的注解，参考参考其他书所论的方义、药性……。然后，你就会觉得：《伤寒杂病论》这本书，真的是没什么了不起！什么号称“万方之祖”的“桂枝汤”，不也就和“参苏饮”差不多？浪得虚名，难怪后来被九味羌活汤和川芎茶调散篡掉！
这种“觉得差不多嘛”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最惨烈的一种感觉。因为在《医宗金鉴》和《医方集解》中注解桂枝汤方的注文，这种“将古书翻译给你听的语言”，就是那套一面倒、完全站在时方派角度解释事物的“时方药理学”！
你用那套阿猫阿狗的语言来看经方派的原典，结局就是那些阿猫阿狗会得到诺贝尔奖！
那套“解释系统”本身就是一种偏见和侮辱。
重审桂枝汤
前言
找一首经方来看看吧。“桂枝汤”如何？
“名曰桂枝汤者，君以桂枝也。桂枝辛温，辛能发散，温通卫阳。芍药酸寒，酸能收敛，寒走阴营。桂枝君芍药，是于发汗中寓敛汗之旨；芍药臣桂枝，是于和营中有调卫之功。生姜之辛，佐桂枝以解表；大枣之甘，佐芍药以和中。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外之能，用以调和中气，即以调和表里，且以调和诸药；以桂芍之相须，姜枣之相得，借甘草之调和，阳表阴里，气卫血营，并行而不悖，是刚柔相济以相和也。而精义在服后须臾，啜稀粥以助药力。盖谷气内充，不但易为酿汗，更使已入之邪，不能稍留，将来之邪，不得复入也。”
“此足太阳药也。仲景以发汗为重，解肌为轻。中风不可大汗，汗过则反动营血，虽有表邪，只可解肌，故桂枝汤少和之也。《经》曰：‘风淫所胜，平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收之。’桂枝辛甘发散为阳；臣以芍药之酸收，佐以甘草之甘平，不令走泄阴气也。姜辛温能散（散寒止呕），枣甘温能和。此不专于发散，引以行脾之津液而和营卫者也。麻黄汤专于发散，故不用姜、枣，而津液得通矣。”
这是《医宗金鉴》和《医方集解》的说法。学传统中医的人，谁也觉得有道理。但是，以经方药理的学习而言，这样，还差得太多。
现在让小乌龟来当个导游，请读者诸君忘掉物理化学，搁下“有效成分”，进入“气功”与“巫术”这两门“科学”的领域，来再看一次桂、芍、草、姜、枣这五味药……看看和时方医家所见到的有没有不同？
（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先岔个题，讲些别的事，故事才能继续往下走……）
中场休息的岔题：病毒究竟是什么？
我个人觉得：“科学”是一种慢慢“发现真理”的过程；在仲景《伤寒论》的时代，我们把病毒看做是一种“邪气”（中国人的“气”这个字就很有意思；“气”被中国人当做是“未知存在”的档案匣，凡是在该时点还不能确认的存在物，就被归于“气”类之中，等到科学渐渐发现它的存在了，就一一脱离“气”这个档案天中，例如：空气、电气……），而到后来，电子显微镜发现了这种能通过陶瓷过滤器的微小“物”（介于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一组基因）。于是，也就“顺便”发现了病毒的机制：一组基因，进到人的细胞内，对细胞下一些乱七八糟的指令，或许也因此破坏了生物的机能，但至少达成了它自身的目的：复制它本身。
病毒这种东西，可往形而下走一步，也可以往形而上退一步：
往形而下走，就是人类仿制它的生命形态而创造出的“电脑病毒”──一串指令──会令电脑为它复制、传衍这组指令。
而形而上的，日本人的家常话叫做“烦恼”，中国人称之为“执念”──某些念头在人心中不断勾起人去重复动同样的念头，而对这个人的人生造成或大或小的破坏……一种没意义的，具有自我保存、自我扩张之意图的，“无限耗能回圈”。
这种结构的存在物，它的本体，究竟是一种“唯物”的存在，还是在它背后，还存在着一种可称为“邪念”的东西在操控着？好比说，电脑病毒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有设计它的人的“恶念”在创造它。
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这是一个尚待深思的问题。先来跳开一下，谈谈另外两种东西的存在。
比如说宇宙好了，最近科学家计算出了“暗物质”的存在，我们这个有形可观测的宇宙，只占了真正“宇宙总存在量”的百分之四，只有百分之四而已！宇宙的其他大部分，都是未在三次元世界具现化的更高次元（形而上）的存在。我们所知的物质世界，只是“真正的宇宙”浮上海面的一小片投影而已。
最高级的科学家不得不承认此事实，而最低级的迷信者亦信鬼拜神。似乎在中间的一般人，也就不必硬要否定“看不到的世界”的存在了。
另外一样，同时具有“形而上”和“形而下”双重存在的证明物，就是“人体”了。
人的身上有“经脉”，循行于人体的表面，用“穴检仪（傅尔电针）”之类的机械来测量人类体表的电流量，会发现某两点之间的电阻特别小，把这些电子循行较易的点连接起来，就画出了几乎完全等同于古书的“经脉”图形。也有人去检查“经脉”那个区块的肉体，也会发现经脉上下的肉体细胞乃至于骨细胞，其排列会形成某种方向性；可是，要因此就倒果为因地说：“那些低电阻的路径是那些排列造成的”却不行。因为，只要人一死，全身经脉就消失了，测不出来了。简单来说，就是：人体的肉身，是不具有任何经脉得以存在的凭据的。
正如同宇宙背后有“暗物质”也就是天外之天，人类亦有可称之为“灵魂”之“身外之身”的存在。而经络，就是长在灵魂上的“灵体的器官”，它和肉体的诸脏器有极密切的关系，却不是“就完全等于”肉体的脏器。
这一点，也就是“物心不二”（佛教语是叫“色心不二”）的观念，是中医哲学所特有，西方心理学也承认，而西医却尚无能实践的观念。
光是用电阻测量、或能量照相的“科学”方式，就会发现人一“生气”，就立刻会共鸣到肝经上，而对该经络的能量和物质化的“肝脏”部分造成坏影响。哪里有病，哪一经的能量就会测得出怪怪的地方，中国人说“胆为中正之官，决断出焉”，你要说“胆这个小球球怎么会管到人体的决定权？”但胆经不对劲时，被胆经挟在中间的人脑下视丘，就真的也跟着变成有点疯疯的，而不能决定要发烧还是要降温……。（皮沙士案：）
再回题
当“病毒”这个东西侵袭人体的时候，西方的医学会以微观的方式“看到”细胞在被病毒指使着去不干正经事而去造病毒。这是一个层面，不错，它存在。
但是，除此之外，在物质之外，病毒是有“本体”的，它的“本体”是存在于看不见的世界的，而且和“病毒的肉身”也就是电子显微镜看到的病毒是“分离”的。
这一点，“病毒”和“细菌”不同，细菌确确实实是一种小“植物”，灵魂不会脱体作乱。就算它有毒，它也不太会去“矫”它的存在环境，环境允许它生长就乱长，环境不允许，来了抗体或抗生素，它就死。并不比杂草更凶猛。
可是病毒不一样。它“霸道的支配意志”会显现在人体的侵占上。而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西药能杀灭病毒。因为病毒混入了寄主细胞核，等于是变成寄主的一部分，要杀就连寄主一起杀，药到命除病也除，死人是不会感冒的。
和病毒最像的东西，于人体，就是癌症了。有几种皮肤癌或子宫癌，西医也说那是病毒感染而细胞变质，恶化成癌细胞。而 倪师海厦也说：“百病皆因风始，癌症医到后来，变成感冒，感冒能当场解决，癌症就会好，不能解决，癌症就会回来。”如果给西医听到，一定觉得有人要发狂了。但其实这事情并没有那么深奥。
有这么一个西医的实验：
一般而言，我们会认为癌症是“癌细胞吞掉好细胞”，想当然尔。不过，这个实验是：把癌细胞和好细胞之间隔着一片玻璃片（还是水晶片？有出处那本书我弄丢了，一直没再买回来），不让它们真的接触，可是，隔在彼端的好细胞，还是渐渐会被“带坏”而变成癌细胞。也就是所谓的“基因”，根本就可以因为磁场之类的“形而上”之力，而像录录音带一般“转录”过去。
癌细胞是“物质”，没错。但“癌症”也是一股“能量”，而且是有意志力的能量，这是第一点。
而这一类的“能量／物质”，进入人体，又是如何运作呢？
以病毒为例，它的传导，可以是从能量，也可以从是物质……
曾经有机会遇到台湾地位崇高的西医崔玖教授，小乌龟问了一句话：“崔教授，您觉得病毒是能量还是物质？”崔教授马上正色道：“当然是能量！是一种‘讯息’，不是物质！”崔教授会这么说，是因为她有一次发俗称“蛇缠身”的“带状疱疹”，那是一种病毒感染，西医认为是“沿着神经节”传染的病。可是崔玖教授自身发过带状疱疹的经验却是：红疹在身上“画下了小肠经的图形”！人家是神经和经络的大行家，当然就会晓得：“那不是神经节！”小乌龟的干哥哥也有一天晚上在家发蛇缠身，从后腰绕向前面，刚好是中国人奇经八脉中的“带脉”（如果从上背向下斜绕是神经，平绕是带脉），而家里没有药，我干爹就叫他吃“小建中汤”顶一顶，说也好玩：那条红线，就又循原路缩回去了！
不过，小乌龟的西医朋友，却也跟小乌龟说：他在西医院看到的，真的有人是沿着“神经节”长的。那，由此看来，病毒果然是一种物质了。也就是说：病毒这个东西，真的是存在于“跨两个次元”的暧昧领域的：有能量、灵的部分；也有物质、DNA的部分。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是这样，有人感冒，帮他切个脉，如果当时我们的体力不是很好，马上就会把他的病气吸进来，不要几分钟他的证状我也全套统统有，开给对方的药第一包得扣下来给自己吃……没有潜伏期什么的，直接就过来了。这是“灵气”的病毒。
有些比较厉害的病毒，从“气”传的能力就比较差，比如说要防爱滋病，竟然一层保险套就可以挡下来（这在西医而言，至今仍然是谜。因为病毒就是因为‘小到可以穿透陶瓷过滤器’才会叫‘滤过性病毒’的，保险套的结构，洞洞大得很，照理说是过得来的，可是爬不过去。没人晓得是为什么。）。而像SARS，只要带原者没发高烧，就算你在他前面玩，沾到他喷出来的飞沫，或给他把把脉，也没事。而脑炎，西医自己也说了，感染到的人只有十万分之七会发病……。
病毒就是这么一种奇怪的存在。
但是，当它感染到人体，发病了……它那“灵魂”的部分，却都几乎都是依附在人体有电流循行的部分──经络或是神经, 而它磁场影响的范围，则以“邪气”的存在方式进攻人体的部分。
用古书的例子简单来说，就是“太阳病”的“头痛、项强”，那是病毒依附在太阳经所造成的经病；可是全身性的“恶风”或“恶寒”，病机学说所谓的“风伤卫、寒伤营”的状态，则是它的触手“邪气”的影响范围。至于实际上一粒一粒的“病毒”在哪里有几只的问题，古方派或时方派中医根本不需要管它。
因为就大通则而言，只要把它的“灵”和“物”之间的“邪气”部分消灭，凭依在经脉上的本体（灵）就会被赶跑，物质化的“病毒”也会一下子都消失。于是乎，初感用桂枝汤、麻黄汤发发汗，把邪气逼出去，感冒二十分钟就好了，细胞中的病毒到哪去了哩？不知道，也不必知道。
正由于病毒有这样的存在方式和消灭它的方式，“本草药理学”的研究，就不能不正视每一味药作用在“气”的层面及其功效。
只说“有效成分”，那是执着在“物”的层面；但只去分析它的能量、波动，那又太唯“心”论了。可是，“心”、“物”二元论本来就是西方人做学问的办法，他们会觉得：你如果不把心、物区隔开，灵疗、药疗混在一起，变因太多，没办法“科学而客观地观察”。
纯就西方式的研究，“物”的“有效成分”存在否？当然是存在的，比如说黄连、黄蘗中提炼出的“小蘗碱”，单用来止痢也很有效。可是“常山”的有效成分，却是提炼出来了也没效，一定要连植物煮下去才行；瓜蒂散亦然。（皮沙士案：）或许，倪师海厦所说的：“黄砂糖不伤身，精制的白砂糖就会伤。”、“天然的食品不补到癌症，合成的营养补充剂会补到癌症”等等事情，也和“形”“气”的问题有些关系。精炼太多次所留下的成分，或是化学合成的成分，比较不带有“灵气”，也就是“另一个层次的生命能”，没有灵魂的，“死掉”的营养，活人的身体认不出它，同属于“死气”的癌细胞，却物以类聚，大大方方地接收它了。这几十年，爱斯基摩人开始吃精制糖之后，糖尿病患者亦暴增四倍。
而，同样是西方人在研究的“同类疗法”和“花波疗法”呢？他们这种“喜欢凡事要清清楚楚”，内外不可相及的性格，就要删除掉“物”的层面来做研究。比如说同类疗法，把一小撮砷放到水里面，再把那水冲淡100倍，然后重覆此动作，如此重覆很多次，100的负n次方这样下来，水里的砷的平均浓度连一个分子也没有了，但那种“被砷加持过的，保有砷的波动的能量水”，却可以拿来治砷中毒。而花波（台湾俗称‘花精疗法’，但为避免和‘精油’类的东西搞混，在此依小乌龟老爸的建议，称之为‘波’。）也是，在太阳光下，用水去撷取花朵的波动，冲淡10的n次方倍，再拿来治病。可是，“同类”和“花波”这两种“唯心去物”的医疗产品，以临床疗效而论，会发现它用来做心理谘商“调理情绪”的效果，远远胜过“治肉身的病痛”。本岛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崔玖教授用“花波”、“同类”二法治疗爱滋病患者，二十几个病人，没有一个发病，没一个死，原本个性晦暗的也变开朗了，病毒指数节节下降，可是，完全转阴性的，没有。治都治到灵魂上去了，缺乏对肉身的作用点。趋近于《内经》“移精变气”的“祝由”之法。
走极端的二者，都有其力量上的限制。
而中医的药理学……不，不只药理，根本在哲学上，就不是“心物”二元相对论，而是“心、气、物”三层结合论，练功的人会晓得“精气神”三宝，说白话就是“体、气、心”，这三样东西，虽然处在不同的次元，却是可以互相转换、不断交流的。“炼精化气”是把肉体的“质”转化成能量介体的“气”，“炼气化神”是把“气”能转化成“灵”能，而“炼神还虚”的“合道”状态，则是脱去一个灵魂“自我执着”的壳子，而变成宇宙法则（道）的一部分……。
中医的领域，不是直接针对修行，而是把“病人”拉拔成“平人”的状态，不要被病苦拖住，这样才能够往“真人”的方向去进步、修行。所以敦煌遗书中的《汤液经法》才又被叫做《辅行诀》。
但，中医既然会动到“气”的层面，“心”和“物”的层面，就一定会被牵涉到。说中医的很多理论需要去“悟”的，和这也大有干系。同样在说“寒”或“热”，这是在说物质层面的“温度”？还是“气”的层面的能量感知？这是不一定的，因为我们三次元世界的人，所有形容的字汇，很难脱出五感的感受范畴，于是只好借用五感范畴的字汇去陈述形而上的东西，甚至是拿来作为借喻的“象征符号”。像是中医所说的“心”，很多时候指的都是灵魂的思考中枢，而不是西医所认识的“心脏”；而西医所说的心脏，在很多疾病的印证之下，和它相合的中医名词，常常是“心包络”而不是“心”。像倪师海厦用厥阴经药“乌梅丸”去掉包住“心脏”的湿痰，那个“心脏”如果以十二经论，对应到的就会是手厥阴心包而非手少阴心。又比如说，唐容川说“命门”的功用是“小小火去煮滚一大锅水”，你拿到中研院去发表看看，马上就会被围剿：“人体没有这个东西！”可是临床上有所深研的中医学习者，一定就会晓得：唐容川讲的是真的──只是说的不是物质世界的存在。
中国人之所以叫“中”国，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很晓得“不偏”的道理，很知道如何消除二元对立的难题，而且很实际，晓得“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最重要的是这套理论能“现在就”治得好病，而不是在唯心或唯物的层面兜圈圈，等兜完都死几亿人了。
所以，看本草，小乌龟亦以这个角度切入。
重审桂枝汤
正文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一般所言的“万方之祖”，“桂枝汤”，也就是敦煌遗卷《辅行诀》中的“小阳旦汤”。
首先，这个病“太阳中风”是怎么得的呢？一般而言，会得“桂枝汤证”的人，常常是身体不很强健的人。也就是“腠理比较虚疏”的人，当他受到风寒的时候，他皮肤的抵御力不很好，风一吹，就像“吹绉一池春水”那样，风气的振波就透进皮肤，浸入肌肉里面了。
而人体中运行的“气”，在这里可以大分为两种，一种是保卫你的“卫气”，一种是滋养你的“营（荣）气”，而“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这里的“脉”指的不是经络，而是血管。血管中伴随着血液一起流动的生命能，叫营气；而血管外的肌腠、组织之间的生命能叫卫气。而无论是营气或是卫气，都来自于两路大本源：一路是吸收食物的精华而传布至全身的脾胃之气，一路是经过命门之火灌注能量而具有生命能的，“足太阳膀胱经”中的“寒水”之气。
一般分辨桂枝汤证和麻黄汤证的二分法，就是说桂枝汤证是“风伤卫”，而麻黄汤证是“寒伤营”。风气是克土气的（风＝木，木克土），所以直接会欺负在肌肉上（肌肉属脾土），侵入人的“卫分”（“分”在这里是“份位”，也就是范畴、领域的意思），而“麻黄汤证”的寒气是沈实凝重的，所以窜入人体时它不会像风气一样一大片松松地来，而是像针尖一样刺穿进来，或者直接穿入“营分”，或者直接“同气相求”，附着于属性同属于水、属肾的“骨节”之中。
简单来说，桂枝汤证就是风邪（五邪的属性，容待下一章再论及）传入了人体的卫气之中，也就是大约波及皮腠和肌肉的范围，而还没有穿透进血管、骨节的一种状态。因为卫气被搅乱了，已经不很强的卫气变得更弱，表阳虚，所以汗流得出来，不会像麻黄汤证那样汗被束住。而因为肌肉中已有了风邪混入，一再吹到风，身体就觉得“屋漏偏逢连夜雨”，感到很不爽快，也就是“恶风”。（这和麻黄汤证寒邪被束在里面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麻黄汤证的“恶寒”不只是怕受到寒，而是根本就觉得全身发冷，即使烧到39度半也要裹大棉被，而且骨节很痛，不像桂枝汤证仅是或许会有的肌肉酸痛而已。）
而风邪打过了皮肤这一关，肺主皮毛，当然也会被带到，所以有时也会流鼻水、打喷嚏，但不会变成像麻黄系汤证那种“拟似肺炎”的症状（细菌感染的典型肺炎，白血球会增高，纯病毒的不会，所以叫“非典型”肺炎。这种病早就发生不知多少次了，只是前两年被西医纠出来，冠上SARS之名，闹得满城风雨。）
风气侵入肌肉，脾胃主肌肉，这两者是相通的，会互传，所以同样那种风寒之气也会压在脾胃上面，寒气会让胃寒，会反胃；而风气即是木气，风气压在脾胃上，刚好其能量状态同于《金匮》五脏传病所说的“肝（阳）虚则克脾土”（皮沙士案：），也就是肝乘脾的状态，这也会使人反胃。只是五脏的肝乘脾是把到弦脉，而外感受风，身体的抵抗力想往外推，所以呈现“浮脉”，又因为推出浮脉的“卫气”已经被风邪拖住了，所以浮脉也不会很强，软软的。换而言之，姜佐景所编的《经方实验录》说“桂枝汤证”是“肠胃系感冒”，而麻黄汤证是肺系感冒，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就他们的临床经验，吃“冰淇淋”一样可能导致“桂枝汤证”，从脾胃这里传到肌肉的也会变成桂枝汤证。（皮沙士案：）
以上是用白话大概带了一下《伤寒杂病论》中“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发烧不发烧不一定，看其人当时抵抗力的状态），鼻鸣（据日本森立之的考证，鼻鸣即“打喷嚏”）干呕者，桂枝汤主之。”二条，不过，还有一样东西，在囊括了桂枝、麻黄二证的“太阳病总纲”：“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之中，还有项痛，脖子、后脑勺僵硬的症状，那又是什么呢？
“中风”的桂枝汤证，常常是会头痛（大约是太阳穴一带）的，后颈僵也是常有的，而这些，为什么听起来和前面“风邪传入肌肉”好像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呢？这要讲，就有点玄了。
感冒是一种“病毒性疾病”，前章也说了，病毒的本体是一种“邪灵”般的存在，它伴随着风气进入人体，但它本身不等于风气。风气攻人的“气”，病毒攻人的灵魂，而灵魂上的系统，就是“经络”。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因为营卫之气是发自于脾胃和太阳经寒水气，所以一旦营卫受邪，必定会共鸣在脾胃和太阳经上。而反作用在太阳经上的那一部分，就是病毒本体（形而上的本体）的进攻路线。人身的太阳经，四条干道走在督脉两侧，输送被命门火充过能量的水精之气（这时原本的寒水之气，灌过元气之后，已可算是“暖”水之气了）来引导全身的水分布和水循环，过夹脊，上头顶，再像下雨一样润泽全身，而后脑勺的“风池”、“风府”诸穴，正是人体的一大罩门，病毒可以直接从那里钻到人的膀胱经上。在营卫受风受寒的同时，也就是病毒凭依上太阳经的时候。营卫受邪，拖住太阳经的正常运作，水精之气上不来，从颈到头的神经就会“干掉”（“干掉”是一种象征的讲法，大约是在说氢离子不够，电流传导不良），于是，就会后脑勺僵、头上气不通而痛了。（皮沙士案：）
而，这些症状，却是发在“太阳经”的路线上，看到这种种的证据，我们就可以判断病毒是侵入太阳经了，所以总称之为“太阳病”。病毒对人体所造成的破坏，正好等同于今日电脑病毒对电脑系统乱下的指令一样，它会握有一定的“权柄”去乱搞人体的“寒水气”所及的系统，所以刘力红的《思考中医》也讲：太阳篇的好多证和方，都关系到人体的“水”的分配！
那么，现在人体受到病毒的干涉，而机能混乱了。桂枝汤又能如何拆解这个局面呢？
桂枝汤的五味药：桂枝、芍药、炙甘草、生姜、大枣，我们来一味一味地看：
◎桂枝
肉桂树这种植物，中国古代叫它做“梫”树，因为它具有一种“侵”的力量。在肉桂树的周围几公尺的范围，是长不出其他杂木的，“风气＝木气”会被它净空、排除。
而这力量有多强呢？中国人也做过实验：把肉桂木做个小木桩，钉到其他树上，那棵“被害树”第二天就死掉了。它可以把木气打到魂飞魄散，无法再留存于树中支撑那棵树的生命力。
那，这种“侵”的磁场，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呢？
我们来借一个西洋传说来看看：
肉桂树(cinnamon)在西方还有一个别名，叫“Judas Tree”（犹大树），传说中背叛耶稣的犹大就是在肉桂树下上吊的。一个人，被鬼迷了心窍，做了坏事，好死不死走到这棵树下，他身上的邪灵被这棵树的磁场赶走了，于是就良心发现，上吊自杀了。肉桂树“侵”力的传说，在西方人的集体潜意识中，似乎也留下了痕迹。
而肉桂、桂枝的药性是辛甘温热的，质地是油润肥厚的，这种树的木头亦是鲜艳的橙色，它的气味嗅起来……好比说加了肉桂粉的卡布基诺咖啡……给人一种很开心、热情、不很理性的、情感洋溢的调子……这些调性，正好就像人的“心脏”。所以，桂枝在入了脾胃以后，它的能量会先“同气相求”，而往“心脏”归并。（《伤寒论》治心阳虚亦是以桂枝、甘草二味药组成的“桂枝甘草汤”），而因为我们取的是它的树枝嫩尖，照中医的理论，一样药物入了人体，它灵魂的记忆，会使它的能量想跑回它原来的位置，于是，和心脏结合后，桂枝药性就会沿着动脉往人的四肢末梢冲去（如果小建中汤只是要治心悸，就不必用桂枝，像《汤液经法》就是用桂心的），而冲入脉管中的能量，自然就成为人体“营气”的一部分，其“侵”力令尚未侵入营分的风邪无法进入营分，这种预防的措施，也是仲景“治未病”的一种思考。其实，即使寒邪钻入了营分，桂枝辛热的药性也可以驱赶它，所以麻黄汤也需要加桂枝这一味药在营分中镇压，才能用麻黄开汗孔，再把它送出去。
桂枝，还有一个层面的药性，在论桂枝汤时不必提到，但和一些其他的方子有关系的，就是它“通阳”的特殊功用。所谓的“通阳”，就是把人体中隔绝四散的阳气，再重新打通贯、串起来。这，如果请读者想像前述桂枝的能量沿着脉管飞奔出去的画面，应该是不难理解。也因为这样，在《神农本草经》中，说到桂枝，会说它“治吐吸”。
所谓“吐吸”，就是一个人呼吸的时候，会感到自己的呼吸很浅，好像才吸进一口气，就马上要呼出来了。这件事的运用，又可以就“病理”和“心理”两个层面来说：
西方心理学也晓得，人的肉体并不只是肉体，它同时也是和心灵有相关性的。当一个人有情绪压抑时，就会把一部分的能量封死在肉体的某一部分，而让那一块肉体变得紧紧的、死死的、失去弹性。所以这样累积的压力大了，人就会觉得身体这里僵那里紧。而在人可以主观感觉到的，就是觉得自己“呼吸变浅了”。其实一个人的呼吸，就纯解剖而言，也就是肺中空气一出一入而已，无所谓深浅。可是，如果一个人身上没有压抑的情绪，他一吸气，全身的肉都是活生生有感觉的，所以会觉得全身都随着呼吸在流动，庄子说：“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如果不论练内功练通了，真的气会通到脚底的那种典型范例，在此也是颇具象征意义的。如果是有压抑的人，因为他有很多肉都僵死、麻木了，所以他本人感觉到的呼吸一定会比较“浅”。桂枝系的补药，像桂枝龙牡汤、小建中汤之类的，多吃、常吃，如果是情绪有压抑的人，你一定会发现：原本的那个好好先生、好好小姐，变得愈来愈会发脾气了！当隐藏的封印被桂枝冲开时，就是会有这种现象。而一般所谓“少根筋”、很“两光”的神经质的人，吃了桂枝龙牡汤之后，你也会发现，原来代表“神经质”的脉象“肝脉分岔成两三条”，很快就归并成完整的一条了，可是，这个人，原来不怕、不气、不紧张的事，现在却变成会怕、会气、会紧张了。（皮沙士案：）
不过，这其实都是好现象，和平的“假象”远不如“真”来得可贵。所以，若有人觉得桃园一带的某位医师怎么那么凶，那只是人家比较老实；有些一辈子赢得“好好先生”“好好太太”美名的人，会把脉的人一搭他们的肝脉，反而会发现其实这些人的脾气有多坏！（皮沙士案：）
而就病理而言，一般说呼吸浅的人是“肾不纳气”，所以桂枝或肉桂“通阳”的药性，在这里也很有用。如果去翻翻《傅青主男女科》，就会发现：要直接补肾的药，傅青主多半会加一点炮附子，可是，放在大剂滋阴药队中用来“引火归元”的方，就一定是用“肉桂”。《神农本草经》也说肉桂这味药是“为诸药先聘通使”，除了本身温补肾阳之力之外，它“通阳”的效果亦为其他药物形成了一种“搭铁轨”的效果。这个药性的特征在桂枝汤本方不显著，可是在桂枝龙牡汤、天雄散、桂甘龙牡汤、肾气丸之中，就成了相当重要的主结构之一。最近皮沙士教小乌龟用“保元汤”，一见其中有“肉桂”当反佐，小乌龟就大赞：“哗～！好帅！好帅！”
如果把桂枝“通阳”的性质也考虑进来，《神农本草经》中，它主“上气”、“咳逆”、“结气”、“利关节”等效果，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把桂枝汤中的桂枝从三两加到五两，那就变成了治“奔豚”的“桂枝加桂汤”。一般说“清气出上窍，浊味出下窍”的道理，只是在说某味药的气味决定它进入人体后运行方向，可是《伤寒论》却会以人工调整的方式来改造一味药或一首方的走向。其调整的诀窍，就在“浓度”。当桂枝的浓度增加时，它在一帖汤中的比重就相对地变成“浊味”。于是，当心阳虚连带命门火衰，肾中的冷水闹叛变上攻心脏而形成冲逆之气时，加了浓度的桂枝，就不往上发表解肌，而变成一棵树倒挂下来的姿态，反过来向下去压制这股寒水气了。（《伤寒杂病论》中的其他浓汤、淡汤之法，则容后再叙。）（皮沙士案：）
◎芍药
说了往外伸展的桂枝，再来就可以说说往内收敛的芍药了。芍药的收敛之力，甚至不必讲得那么形而上，有一部分是可以直接观察得到的：
芍药一进入人体，马上，构成大部分内脏（心脏除外）的平滑肌就会松开，于是原来在绞痛的症状就会立即缓解。肚子绞痛、胆结石剧痛是用芍药甘草汤，月经痛有当归芍药散（预防药也可用小建中汤）……这些大家都晓得了。而在平滑肌松开的同时，其中的大静脉管也会一起松开，于是乎，就会把四肢中静脉里面原本流不回来的血液一起吸回来，原本瘀结不通的静脉血，就这样被扯通了。（皮沙士案：）
所以芍药甘草汤治脚痛或是腿部静脉曲张一样是很有效的。只是病得不重的人不太适合拿它来做保养药，有病则病受之，没病的时候一吃，就会连续几个小时像是云霄飞车向下俯冲时“肚子突然空掉”的感觉，蛮难受的。（皮沙士案：）
这样把血拉回来，不但是破瘀血，同时也等于把血拉回内脏中，所以四物汤用芍药来“敛血”。（皮沙士案：）
也因此，芍药本身亦是养肝血、柔肝解怒的主药。它的别名有“解仓”、“甘积”、“余容”等等，一看就晓得是让人“肚量变大”的药。
桂枝沿动脉向外冲，芍药从静脉往内扯，刚好形成一圈完美的大循环。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就比较形而上一点点了。先来说个民间故事罢：
相传华佗医术甚高，但一直不了解芍药这味药的药性，所以没用过它（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这故事一定是捏造的，中国人早在华佗之前就很会用芍药了），有一天半夜，华佗就听到后院有女子哭声，出去一看，一位美女哭着跟他说：“我是你家种的芍药的花魂，你却不好好器重我，我觉得好冤，被看不起……”后来又过了几天，华佗不在家，华太太月经痛，灵机一动挖了芍药根来吃，就好了。华佗回家得知此事，深悔自己学艺不精……云云。
故事就只是故事，借它来打个比方而已。
其实，当到了中医，学会了把脉，对“气”就会有一种感觉、直觉，讲神话一点，和各种草木动物可以做出某种程度的沟通，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开悟的大圣人，根本用感应的就会晓得一味药的药性了？）。可是，在这个故事里，偏偏大神医华佗和芍药朝夕相处，却也“感觉不出”它的药性。也就是说，芍药这种东西，很会“把自己的气敛藏起来”。
这个药性，在临床上是真有其事的。如果以仲景方而论，三两芍药对三两桂枝，刚好可以把“桂枝汤”的作用范畴圈在人身的体表轮廓之内，让它不要太散。而如果是桂枝汤证误用了下法，邪气内陷而胸口胀满时，那就要用“桂枝去芍药汤”，解掉这一层封印，桂枝汤才会有冲力把邪气顶出去。但如果是到了《太阴篇》，风邪已完全入了里了，那就用“桂枝加芍药汤”，把力量都束回来，纯打内战就好。
而在补剂的“小建中汤”中，桂枝汤加倍芍药再加麦芽糖（饴糖），因为造酒的时候，是上面那层液体蒸馏出酒，所以酒可以“引诸药至至高之分”，而下面的余渣最底下可以提炼出麦芽糖，因此饴糖的药性除了补脾胃之外，更可说是把桂枝汤的药性黏住，然后压到腹部以及肚脐以下。原本入心的桂枝，就被拉了一些药性到小肠及丹田的区块，在小肠（小肠本来和心就是表里关系，小肠火来自心火）区块的桂枝“心火”药性大大帮助了人的消化能力。而丹田一暖，命门火也大大得助，同时补消化又补肾阳。（我对小肠的看法可能有失，请救我一救。皮沙士案：）
而加倍的芍药，搭上了桂枝，桂枝外散的力道被缩小，作用点又拉低了，就会变成从脾胃斜上去“平肝”（治肝虚乘脾），再加上芍药原本就有养肝血的功效，合起来就变成补肝了。所以小建中汤几乎是五脏皆补，很神，如果还要加强补肺，再加点黄耆、半夏，变成“黄耆建中汤”就得了。（前一阵子小乌龟的表弟来家里，小乌龟急着出门，换衣服，表弟看了说：‘你这种从不运动的温室植物人，怎么会有胸肌！’小乌龟很不屑地回了一句：‘吃小建就有喇！’）
芍药的药性，说是“通阴”、“破阴结”也行，说“敛阴”也行，两个层面都是对的。
而合一些较燥的补脾胃药，例如白术，亦可以把它的药性拉进来补到脾阴。如果脾阴已太多，会腹泻了，像真武汤在此时就要去掉芍药。（皮沙士案：）
吃当归会上火的人，据皮沙士所教导，是因为当归会释出肝中所藏之血，平常体质寒而脉管偏窄的人，一下子容不了血量暴增，就会因此而牙龈肿了。这种人如果在当归剂中加一些芍药（可以比当归多一些，但不要多太多），再拉些血回肝脏，就不会上火，这个道理亦可见于四物汤之中。有不少人，吃当归会大上火，吃同样是大暖药的小建中汤却会上身清凉，口舌生津，或许亦和此理有关？（皮沙士案：非）
芍药其实不是酸的，是一种“有味道，但不知是什么味道”的怪味（真是死性不改，连味道都收敛起来！），《本草经》也只写做“苦平”，或许是它收敛的药性，恰与“酸”收敛的特质相同，所以后世本草才都说它“味酸”吧？
◎ 生姜
古时候的“强”字写做“彊”，姜，就是一种很“彊悍”的药，又被称为“御湿之菜”，可以“彊御水气”，把身体诸系统中多余的停湿停寒打掉。所以有些体质寒的人吃白菜会没力气，炒白菜时放一点姜就没事。如果用得多，重大的“水毒”也能治（皮沙士教的）。（皮沙士案：尿毒的方中加生姜30克及姜汁10cc来发汗，流的汗都是尿毒味）
不过，生姜的药性比较“散”，可以用在补药中，本身却不是补药。李东垣就劝人“夜不食姜”，因为会散气。而治咳嗽也不用“生”姜，因为它会让人的气更冲上来，肺寒咳嗽用的是“干姜”，它晒干之后，冲力就会转化成热力，可以从脾胃把肺烘暖，烤干寒饮。
而在“桂枝汤”这个方子中，前面讲的生姜药性，只和脾胃受寒的“干呕”有一点关系，却还没有讲到真正的重点。如果读者是心细如发的名侦探，就会发现前面治“太阳中风”讲到桂枝、芍药，感冒要如何好？似乎还欠临门一脚，而这一脚，就在“生姜”。
中国本草书常说：“孕妇食姜，令儿歧指”，你看姜这个块根生新分支的方式就知道，都是从趋近九十度的角度横岔出去，所以，如果这种能量人体摄入太多，就会害胎孩的手指分岔，五枝长成六枝。
如果没有生姜，桂枝在动脉中的药性就一直沿着血管冲到底，离不开“营分”这血管之内的范畴，桂枝破风邪的“侵”之力再强，对嚣张于“卫分”的风邪来说，也像是过站不停的子弹列车，风邪站在月台笑着挥手说拜拜就好，打不到它哩。必须有生姜“横开”的药性，才能把桂枝的力量通到分支微血管及脉管之外，到达风邪所在的“卫分”肌腠之间。
所以，号称“通调营卫”的桂枝汤，其实“通营卫”的主力是在生姜和大枣（大枣后面会说）。有些人营卫不和，吃补药也会因为营卫不通而滞住药性，补不进去反而弹回来上火，很多补药都会叫人用“姜、枣煎”，就是在处理这个层面。当然，这种case，直接吃小建中汤也很好。（皮沙士案：）
在“桂枝汤基本结构”的处方中，生姜和大枣相互之间的加减，可以对该方“矫”出“偏入营分（血分）”，或是“偏入卫分（气分）”的效果。
生姜加量的方，例如“新加汤”、“黄耆五物汤”……其中新加汤，桂枝多载了人参（补气津）缓重的药性，又因为生姜加量清卫分凝滞之邪，二者皆分消了桂枝的冲力，所以“桂林古本”中要“去芍”，解除它对于桂枝的束缚，药力方足。而治“血痹”的黄耆五物汤，生姜加倍，以“身体易麻”为由，多将桂枝的药性带进微细血管以充肌肉中的氧气，原来也是要去一味药来解放桂枝的力道，可是通血的“芍药”于血痹有不可取代的功用，于是就去掉了使药性变缓的“甘草”（去甘草还有另一个原因，在下文‘甘草’中再述）。
而偏入营分的桂枝系变方，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当归四逆汤”，因为它的主要病机是血不足、血滞、血寒，所以姜减量而枣加量（基本变化由十二枚加至十五枚，《桂林古本．厥阴篇》中，当归四逆加参附及加萸姜附二汤，则加至二十五枚。刘力红《思考中医》另有“群阳会”、“群阴会”之说，可参。而〈妇人杂病〉中的“温经汤”一方，虽不用枣，但属血分药，生姜亦减量。
《神农本草经》中说，生姜“久服去臭气，通神明”，生姜这味药，对于驱除日本人说的“水毒”所生的腐臭气是相当有用的（仲景用生姜的真武汤，基本上就比用干姜的《汤液经法》玄武汤功效更神妙）。基本的结构是“生姜、黄耆同用”可以去体臭。日本方面用“防己黄耆汤”（其中生姜比例相当大）治狐臭，据说大有效验。只是小乌龟非常不擅长用“防己”这味药，随便吃一点点，连吃几天，就会胃寒到变成又头痛又反胃的吴茱萸汤证。所以也无法真的向读者推荐这个方，尚有待高手指点。（皮沙士案：）
◎大枣
除非是特别要入肾，否则用“大枣”就是用“红枣”，不是黑枣。（皮沙士案：）
大枣肉黄皮红，又甘润多汁，补脾而又能兼入心补心，是养营血的好药。这些功用，不必说经方家，会一点中药的人大都晓得的。
这个效果，在“桂枝汤”中，即是从脾胃之分（气分）补入营分，支援桂枝，做为桂枝行营分的后备补给。所以才说桂枝汤中调营卫的主力在“姜、枣”二药。而它含有大量的综合维生素，吃大枣等于吃“克补”、“善存”，对病人也是有用的。（皮沙士案：）
以上是最基本的必要药性。
而，大枣，另外还有几个层面的药性，在桂枝汤中也是有用的，我们再来看一看：
大枣虽然是甜的，但中国人却说它的皮“微带辛味”，既有“辛味”，便是略有“金”气，而这“金气”是哪里来的呢？
枣木是一种有刺的树。中国人对于有刺的树通写作“朿”，长得直而高的就写做“枣”，长得低矮而横向蔓延的就写做“棘”。
因为我们的基本理论是“物心不二”──有那个形体，就有那个能量──所以，有刺的植物，它的灵魂一定含有某种“锋锐之气”，它的磁场才会在这物质世界中“铸造”出那样的形体。最具代表性的大概就是“皂角刺”了，又尖又直，简直不像是树木，而像是铁工厂做出的钉子。而这味药当然也是“溃肿攻坚”的要药了。据李时珍《纲目》所载，皂角树要结皂荚的时候，最好在树身凿个洞埋一些铁粉进去，该它吸“铁精之气”，皂荚才会结得好。而如果在制这味药时，用了铁锅煮药或用铁铡刀碾药，那些铁器都会很快就坏掉，因为令“铁之所以为铁”的“铁精之气”会被这种药吸走。──以上是在岔题说皂角树，不是枣树。
而枣树呢，这方面和皂角树就有一点一样也有一点不一样。枣树虽然有刺，但不太尖，可是，它的木纹却是非常细致，可以做高级家俱的。枣树在开花结果之前，中国人发现，要拿刀斧在树皮上乒乒乓乓乱劈乱砍一通，结出的枣子才会肥润甘美。
也就是说，枣树的生态，和锋锐杀伐之气有关，可是锋锐杀伐之气却不是它的终极，而只是一个过渡期，到最后，它会吸纳那些锋锐杀伐之气，而把它化成极精致柔和的补养营血之力。
所以，中国人用枣子来“安神”，道理就在这里。《神农本草经》说它“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主大惊／和百药”等等的药性，和其他补药就有了一些些的不同；而它“和百药”的效果，也就不同于甘草的“解百药毒”。
最近，想到大枣的药性，就会忍不住联想到倪师海厦的“用重摇滚来平定心情”其事。外刚内和之人，举措或同于此类欤？（希望不要犯到什么师门的大不讳……冷汗……）
所以，在诸药药性各异，而药性和邪气相刃相斗的当下，有“大枣”这味药在其中“化杀伐之气为补养之力”，岂不妙哉？对病人是很体贴、很有爱心的。
这一类“转化”的药性，在时方中还有一味不怎么重要的药味“楮实”可以一提。楮实在“还少丹”中可算是以此类药性做反佐之药。楮实子、楮树，台湾多得很，古时候的中国人，在种楮树之前，会先播麻的种子，等麻长高了，再一把火烧掉，这样子，紧接在后的楮树才会长得好，不然会又干瘦又易夭死。可是呢，长大的楮树，却是一种树汁多得不得了的树，割了一碗还有一碗……也就是说，楮实具有一种“转火气为水润之气”的功用，在还少丹这种大剂补阳补火药群中，反佐此一味药做调节，亦是一种制方的巧思。
大枣本身，还有另一种物性，就是“榨不出汁”。你看美国加州密枣之类的东西就晓得，汁和果肉融成黏糊糊的一团，弄弄就变“枣泥”，不是果汁。而在桂枝汤的结构中，桂枝会助膀胱气化，生姜逐水气，芍药通阴以利尿，保湿的甘草只有二两，再多会拖住药性……从某个角度而言，保水的力道尚嫌不足。有了“最榨不出汁”的水果大枣坐镇，脾胃区块的水分就稳住了，营养也比较不会流失。黄耆建中汤“腹满者去大枣”亦同此理。这是大枣的另一层物性。
而大枣这种“固脾胃区块之水”的效果，在“奔豚病”的证治中也可见一斑，前面说“桂枝”时也提到，桂枝加量可以反向下压，所以用“桂枝加桂汤”；除了桂枝加桂汤有大枣之外，奔豚才刚要发，尚在“脐下”时，对证的“苓桂甘枣”汤，亦是桂枝加到四两把方向转下，而大枣加至十五枚，把脾胃区块的水固定住，不要让肾区块抢去用来作乱。至于已经取道肝胆区块攻上来的“奔豚汤”证，水已经被抢走了，用大枣也是亡羊补牢了，没效了。于是就不用大枣，而用较多的生葛根去把水抢回来（葛根的药性，容本文下篇再述）。（皮沙士案：）
而“入营”的药性，本来就是基本，前面“生姜”部分也已说了。那你说，大枣的药性这么温和，是不是不加也可以呢？感冒药还是感冒药嘛？这，民国初年陆渊雷的学生宋道援，在对证的前提下用大青龙汤而不加姜枣，两服下去，病人就死了。可见它并非可有可无之物。
◎甘草
甘草“生用泻火，炙用补中”，这个，看《本草备要》就有了。大家都晓得，用甘草泻火，和用苦寒药泻火是不一样的。甘草、黄耆、人参同用，那是“甘温除大热”，元气够，抵抗力好，自然就不会“发炎”也就是“上火”。而单一味生甘草的泻火，与其说它是“泻”，不如说它是“缓”。就好像西药中的类固醇那样，一投下去，细菌也变慢动作，身体的反应也变慢动作，大家都慢了，气氛就没那么火爆了。它消炎的作用虽很好，但副作用却也和类固醇差不多，大量久服也会变月亮脸。（皮沙士案：）
至于它“解诸毒”的效果，也可以说一部分包含在“缓”的效果之中。另外就中医的思考，则与它的“甘”味有些关系。像日本人古时候，如果中了河豚毒，就要把人头以下埋进土里过一宿，说这种“土气”可以解毒。而地球这一大块“土”，的确，很多毒素埋进地下之后，过很多年，也就分解掉了。这是土的性质。而甘草是诸药中之至甜者，所以也具有这种“土性”。
各种力道猛烈的药，不论寒热，加了甘草（生炙皆有此效），它们的力量就会变温和一些，这是甘草的“缓”性调和于其中故。
而甘草又叫做“国老”，也就是朝近中侍奉过两三代君主的老臣。这种人，在故事中，多半是“和事佬”，总是在排解纷争。一帖方中加了甘草，它就会像个和事佬一般，居中做协调人，让桂枝做桂枝该做的事，芍药做芍药该做的事……各尽其分而不相争。这个药性，相信大家也都晓得。
用炙甘草这味药，当然，也可以说是同时有用到它缓诸药、调和诸药、补中焦脾土元气……这好几个层面的药性。不过，其实，在不同方剂不同的甘草用量中，可以看出该方所“取用”的不同层面。
伤寒方中，甘草有用四两的（甘草干姜、芍药甘草、甘草泻心、炙甘草汤等），有用三两的（理中、小柴胡汤、柴芍草枳〔四逆散〕），有用二两的（桂枝汤系、四逆汤、白虎汤、桔梗汤等），有用一两的（麻黄汤、调胃承气汤等）。
最简单可以看出来的是：如果只是要它“缓诸药”的药性，那放一两就可以了。而如果主力是要用它补中焦，通常是三两起跳（当然还是有例外，如〈厥阴〉黄连茯苓汤，人虚者加甘草二两）。
于是，许多方剂中的“二两”就变得有些不可解了。是“要补又不能太补，要缓又不可太缓”的意思吗？当然这么想也是可以的。
但，在不少“二两炙甘草”的方剂中，更可以从中揣摩出甘草除了前述药性之外的另一种特殊药性──“定方位”。
什么是“定方位”呢？
就是，有了这二两甘草的“土”气，其他的药物，就会以此为座标轴，而分得清“上下”的方向，药性轻于甘草的就向上，药性重于甘草的就向下，整个方的作用点，会变成“先以脾胃为集合点，再各自出发去做各自的事”。
也就是说，二两及二两以上的甘草，使用的时机，多半是“能抓得准病邪的位置”的情况。如果某种病、证，是病位“不确定”或“不存在”时，甘草就有去除的可能。
病位“不存在”的代表，是白通汤和乌梅丸。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阴阳离决”，寒处大寒，热处大热，彼此各据一方不相接触，这种时候，刚好位在中间的甘草，踩在没人相斗的空洞区块中，则无所用武之地。
病位“不确定”者，简单来说，即是“有病则病受之”之方，让药自己去找病，不先给多余的方向提示，免得反而走错路。
因为没有甘草的方子太多了，在此无法一一列举，只随手捻几个例子来看看：麻黄汤只有一两甘草，所以，药的作用方向不确定，你要用来开肺也行，要用来宣肾治感冒并发急性肾炎、蛋白尿也行（皮沙士教的刘渡舟用法）（皮沙士案：）；真武汤无甘草，其中药味可以自由排列组合，变成了“治病种类最多”的奇妙方剂（详细于本文下篇〈五脏调律〉再述）；治血痹的黄耆五物汤，它痹不一定是痹手还是痹脚，去甘草除了之前所述解除对桂枝的束缚之外，同时也解除了对特定作用点的限制；薏苡附子散，胸中湿寒之气压住心脏乃至闷痛，散剂的意义乃是要它一入喉就药力炸开，不得以脾胃做起点，故不用甘草；麻黄附子细辛汤以肾区块做起点，不用甘草（尚未入里时，则可用麻黄附子甘草汤）；受惊留下的伤痕“惊痰”可能在任何地方，故柴胡龙牡汤不定方位，让它自己去找病……。
当然，因不欲其药性过缓而不用甘草的方，当然更是多了，只是这种的读者一看就会明白，故从略不提。
※※※※※※※※※※※※※※※※※※※※※※※※※※※※※※※※※※※※※※※※※
其实，桂枝汤本身并不是发汗药。桂枝汤服下后，除了啜粥充谷气以助汗之外，还要盖点东点，把汗微微逼出来，这样，经过前述五味药的力量，就可以以那几滴汗做媒介，而把风邪驱出体外。如此，就功德完满了。
这，与其说是“药效”，读者会不会觉得，感觉起来，也很像是一种“内功”呀？桂枝、芍药画出了一个动脉出、静脉回的大圈圈，大圈圈中又包含了姜枣入营出卫的小圈圈，再加上甘草为这两个圈圈定出一条地平线……嗯！果真很像是一个古写的“旦”字哩！难怪《汤液经法》桂枝汤的原名就叫做“小阳旦汤”！（这是小乌龟的个人自由联想啦……）
像张元素治外感的九味羌活汤，或更早宋朝严用和《和剂局方》治伤风诸经头痛的川芎茶调散，所显现的是另一种思考。羌活汤或茶调散，用的都是入诸经的驱风药，是“用药归经”理论的一种实践，这是时方派用药的主导性思考之一。（皮沙士案：）
然而，桂枝汤，则是“辨证”必仔细推敲出病在哪一经，用药却不必随经，从营卫之气的这一头“脾胃”把药力从营分送进去，解掉卫分的风邪，同时也就治好了卫气的另一头“太阳经”中的病毒（严格来说，好像是营血出于脾，而卫气出于太阳经？）。与曹颖甫齐名的伤寒家陈伯儃，于其《读过伤寒论》中言桂枝汤乃“从太阴底面以开太阳”，庶几得之，真乃卓见。
和读者一帖桂枝汤就讲这么许久，也真是辛苦读者了，不过，是否，再回头看看前前段《医宗金鉴》、《医方集解》对桂枝汤中诸药的认识，就会发现，经方派和时方派眼中的每一味药，真的颇有不同之处？（皮沙士案：）
（下篇待续）
2005-6-23 看了很受启发,望斑竹再续转贴 “有一位时方大家，他创的方剂，有效率几乎可以与仲景比美。如果仲景可称为“医圣”的话，这个人大概可以被叫做“医仙”了吧。这仙人就是明朝皇室的后裔，文学医学两得美名的傅青主（傅山），他的《傅青主男女科》也是家庭常备好书，尤其是妇女病，自己在家翻书吃药，比吃市面上一大堆中医开的药都好得更快。”
傅青主啥时候变成明朝皇室的后裔了？
醍醐灌顶
看了王海峰转贴台湾小乌龟的文章<<古典本草药理学及经方之应用举隅>>一文如醍醐灌顶,尤其对经方中药物的解释非常精彩.列如对芍药的解释就回答了一个一直令我疑惑不解的问题:刘力红<<思考中医>>中提到其师李阳波重用白芍治疗"宫外孕破裂出血案",其医案非常精彩!但为什麽要重用白芍不得而知,经查有的书上或有的老中医记载白芍有止血的功效,但其解释都不能使人满意.看了上帖我的疑问得到解答.非常感谢王海峰,小乌龟!另外我感觉台湾的中医水平很高,有真正的经方大家! 喝水不忘挖井人--------大医王的家
我不是老师，对大医王的家而言，我是小偷。
[ Last edited by 溪黄草555 on 2006/6/17 at 09:00 ] Originally posted by 溪黄草555 at 2006/6/14 13:29:
喝水不忘挖井人--------大医王的家
麻烦溪黄草555老师把具体的网址贴出来，大家可以前去学习，先谢谢了。 桂枝汤新解
作者：赵洪均
桂枝汤为中医群方之祖，尤为伤寒诸方之魁，历来解伤寒者无不先于此方用力，欲新解此方似已无置喙之地。然而，伤寒诸方解法之纷乱莫如此方。窃以为历代诸贤，尚未得其精义。试先论今通行本《伤寒论》解法。
一、今本《伤寒论》解法
今伤寒本论已明言桂枝汤功用，惜乎纷乱特甚，计有以下8说或9说：（引用条文编号均以今高等教材为准）
1、解肌说：见第16条。“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2、发汗说：见第53、54、56、57、234、240、276条。234条云：“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276条云：“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为免繁琐，暂抄此两条。读者需知，此7条中，后3条均非单纯太阳病。
3、解外说：见第44、45条。“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下也，下之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汤。”“今脉浮，故在外，当须解外则愈，宜桂枝汤”。
4、解表说：见第164条。“解表宜桂枝汤”。
5、攻表说：见第372条。“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
6、救表说：见第91条。“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
7、调和营卫说：见第53、54、95条。“病常自汗出者，此为荣气和，荣气和者，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荣气谐和故尔，以荣行脉中，卫行脉外，复发其汗，荣卫和则愈，宜桂枝汤”。“病人无它病，时发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荣弱卫强，故使汗出，欲求邪风者，宜桂枝汤”。
8、和解（或亦属调和荣卫）说：见第387条“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
9、救邪风说：见第95条。
以上9说15条可分为3组：解肌、发汗、解表、解外为1组共11条，旨在“发汗”；调和营卫、和解为1组共4条（53、54条重出）旨在调和营卫；攻表、救表为1组共2条，其义待商。
要而言之，以发汗说为主。仅明言发汗者即有7条之多。
然而，浅见以为，以发汗为旨解桂枝汤必解不通。此汤之适应证即为发热汗出。既有汗出，何必再发？且第234条有汗出多，第25条有大汗出，何以仍用桂枝汤？又察桂枝汤服法需温覆、啜热稀粥，而仅求微似有汗。病家本有汗、汗多，甚且大汗，服药后仅求微似有汗。可知此汤非有发汗之功，而能止非常之汗。学者或因此放弃发汗说，而采“解肌”说。
考仲景时代及稍后，“解肌”实与发汗同义。《名医别录》载“麻黄……通腠理，解肌。”陶弘景曰：“麻黄治伤寒，解肌第一药”，《千金要方》中之六物解肌汤、解肌升麻汤、解肌汤均含麻黄，《外台》有“麻黄解肌汤”、“葛根解肌汤”足为证。况且肌（肌肤之谓也）不解，何以有汗？故“解肌”实为“发汗”之同意语，固不宜用以明桂枝汤功用。
解表、解外之说应与解肌发汗同义，似不必多费辞。
然则调和营卫说或和解说可乎？试看第53、54条，知其仍系发汗。“复发其汗，荣卫和则愈。”“先其时发汗则愈”。是可知发汗即所以求得荣卫和。然调和荣卫说略有可采。今试论其所以。桂枝汤之荣卫不和旨在“荣气和”（见第53条）而：“卫气不和”（见第54条）。和者，平和、正常之义。卫气不和在此特指卫气虚，实与表虚同义。然第95条却云：“荣弱卫强，故使汗出”，如此则荣气弱为表虚，此说颇牵强，不若直称卫气虚弱为妥。周扬俊即谓：“风既伤卫，则卫疏，故必汗出。”本文暂不深究。总之，不顾表虚，惟以营卫不和说解桂枝证仍不妥。试思麻黄证岂无“营卫不和”？古人或云其为寒伤营，或云其为营强卫弱，今教材谓其为“卫阳被遏，阴营郁滞”，则麻黄汤亦具调和营卫之功。故调和营卫之说未能揭示桂枝汤精义。
此外尚有“救表”、“攻表”之说。容下文讨论。
显然，上举计13条今伤寒本论所揭之桂枝汤方义为发汗解表，而不能自圆其说。笔者以为，此种逻辑混乱必非仲景之责，乃后人牵强附会所致，致使仲景心法千载难明。据文献载，王叔和首次编次伤寒论，则始作俑臆说桂枝汤者，应为王氏。然赵宋以来，伤寒学渐兴，解此方者不下数百家，而得其精义者绝少。谨试缕析诸家解法。
二、历代伤寒学家解法
古今解桂枝汤者，大略分为4类。
1、强牵《内经》者：如成无已云：“《内经》曰：辛甘发散为阳。桂枝汤辛甘之剂也，所以发散风邪。《内经》曰：风淫所胜，平以辛，佐以甘苦，以甘缓之，以酸收之。”后世杜撰桂枝辛甘发散，芍药味酸性寒之说实滥觞于成氏。略同此说者有叶天士、陈修园、陈古愚、曹炳章等。
2、总括本论者：如柯韵伯曰：“此为仲景群方之魁，乃滋阴和阳、调和营卫、解肌发汗之总方也。”方有执、吴谦、张隐庵、程郊倩等略同此说。
3、专主去风者：创此说者为许叔微。《伤寒百证歌》曰：“一则桂枝二麻黄，三则青龙如鼎立”。许氏以桂枝证为风伤卫，桂枝汤主去风。至徐灵胎竟称“桂枝汤为驱风圣药。”略同此说者有周扬俊、喻嘉言、费伯雄等。
4、专主表虚者：首创此说者亦为许叔微，但不甚肯定。至李东垣开始明确。李氏谓：“仲景制此方，以桂枝为君，芍药甘草为佐。小建中汤，以芍药为君，桂枝、甘草佐之。一则治其表虚，一则治其里虚，各有主用也。后学当触类而长之”。
此外，尤在泾、吴谦以此方为“安内攘外”、“助正气，去邪气”之方。
简言之，注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新近之《伤寒论》教材仍以此方治法为“解肌祛风，调和营卫”，终不出旧说藩篱。
浅见以为，李氏、尤氏、吴氏之说近乎经旨，惜仍有一层不明。盖桂枝汤非为发汗、非为解肌、非为去风、非为调和营卫、亦非为解表、解外，乃补中以固表之剂。补中即所以治外也。试申其说。
三、桂枝汤新解
桂枝汤治表虚（今教材亦主此说）约可为当代多数读者接受。然则表虚竟需发汗、解肌、解表乎？此岂非无视虚虚之戒？倘问，病家何以表虚？岂可谓中风表必虚乎？故尚需索解。旧说或云风伤卫则卫强，以牵经文。然则寒伤营应为营强。果然卫强属表虚，营强属表实，则营卫两伤何以仍为表实？且《内经》云：“营行脉中，卫行脉外。”据此卫强应属表实，不当有汗。故此种强解不可通也。究其实际，所谓风寒，实则一邪，和风无寒，不为邪风。故中风即是伤寒。倘读者细研经文，则必知不“中风”而常自汗，亦属桂枝汤证（第53条）。则所谓中风桂枝汤证，乃中气虚者中风寒之初证也。中气虚者表亦虚，是以患者有汗，甚或汗多。此时表已受邪，当先求补中，防邪入里。中气固，表自和。桂枝汤调和营卫，乃通过此种机理。因其补中而固表，实能减少汗出。故此方可用于有汗、汗多，亦可用于大汗。前人见及此者，惟谓芍药酸寒（酸寒说待商）敛汗，从无人论其主补中。程郊倩谓“桂枝胎建中之体”，而不敢再越雷池一步。但甘温以除大热，补中益气汤治虚人感冒则为东垣之重大发明。惜乎彼仅知桂枝治表，不知实乃由补中以治表也。然李氏不愧善读经者，故能触类引长。是可知果系虚人虚证（伤寒初起，非虚人无虚证，所谓正气夺则虚是也）之中风寒，参、术、归、芪亦可用。此乃东垣之发明也。
再研经文，仍可知桂枝汤实为补中。前引“救表”、“攻表”经文两条，病理酷似，均因下利致里虚寒而仍身体疼痛。其治则为先温里，而后“急当救表”，“乃攻其表”。其实所谓“救表”、“攻表”不过是里寒已去，当救里虚所致之表亦虚。倘以此说牵强，请试解小建中汤。
小建中汤较桂枝汤仅多一味胶饴（即饴糖），竟名之为建中。建中即补中，补中不远甘温，应无疑义。然则一味食品之加，方义即全变乎？非也。读者需知，所谓桂枝汤实应再加热稀粥。稀粥化为谷气，即等同于胶饴。此不必借助当代化学，古人亦知胶饴由稀粥化成。故二方之区别极微。小建中与桂枝汤之用即视患者是否急需谷气或兼腹疼。倘急需谷气（如第103条有心中悸而烦）或有腹疼（如第100条有腹中急疼），即径投小建中，否则用桂枝汤（加热稀粥）即可。或曰：小建中倍用芍药，功用自变。曰非也。查《本经》芍药止疼、益气。则倍用一为止疼，一为益气，此不过强化桂枝汤补中作用而已。是故，桂枝汤之精义非为发汗、解肌、解表、解外、去风、调和营卫也，实乃建中也、补中也。其固表止汗、调和营卫等端赖补中气。
或问：服桂枝汤并啜粥、温覆后，是否可比治疗前汗多，或使无汗者见汗？答曰：可以。但须明白，此种汗较前多或无汗而见汗，实非单靠桂枝汤。其见汗之机理亦非因桂枝汤发汗，乃因此汤＋粥纠正了中气不足所致之表亦虚，达到表里和（阴阳和之一）的状态。常人（无它病且表里和者）但啜热粥或温覆，不服桂枝汤，即可见汗（天热时不啜粥、不温覆亦见汗）。此种出汗，属于常态，即表里和或荣卫和者，在环境温度高至一定水平时应有之汗。桂枝汤治法即为达到此种状态。故无汗者（人体并无绝对无汗状态，所谓无汗只是说汗很少）可温覆以见汗，汗多者可不温覆减少出汗。总之是因其解决了中气虚，方使患者基本上恢复常态。
或再问：尊见以补虚解桂枝汤，仲景何以不用参芪等治表虚证？答曰：参芪当然可用于外感初起之虚证，读者试看当代方剂教材不仅用参芪，而且用附子、当归等。学完中医，见外感初起只知用麻桂或桑菊、连翘，是仍不真通中医也。仲景用桂枝治表虚，固然有历史原因。然桂枝之补虚，实较人参为稳妥。因其仍属调动人体运化之功能，非若人参之强补。盖人参之补，仍需必要之物质（即各种谷气）基础。其补益作用仅在一时，倘谷气不能随时得以补充，人参便无以奏其功。古人亦有认识到桂枝汤作用者。尤在泾说“后人不能尽桂枝之用，而求之人参、归、地之属，立意则同，而用药悬殊矣！”（《伤寒贯珠集•太阳正治法第一•合论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三方》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至于用附子治伤寒初起则首创于仲景，即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太阳少阴合病。传变后致虚，仲景用参、术、归、地等补益药的方剂甚多，上一章均已解过。黄芪补益与人参不同，本书不解。
笔者如此解桂枝汤，必遭“尊经”者批驳。彼等或不知此说实可直接取证于《本经》也。
四、据《本经》解方义
历来解桂枝汤者，遵《内经》者不乏其人，竟无一人遵《本经》者，此殊可怪。《本经》载：
桂枝：辛温无毒。主治上气、咳逆、结气、喉、吐吸，利关节，补中益气。久服通神，轻身不老。
芍药：苦平无毒。主治邪气腹痛，除血，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气。
姜：辛微温无毒。主治胸满、咳逆、上气，温中止血，出汗，逐风湿，肠下痢，生者尤良。久服去臭气，通神明。
大枣：甘平无毒。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久服轻身延年。
以上系照抄经文。除姜可出汗外，其余无不能补气。而桂枝之功用竟有补中益气，而无辛甘发散，大枣竟能安中，养脾气；芍药不酸不寒，竟能益气。如此组方岂能发汗、解肌、去风。调和营卫？质言之，桂枝汤乃补中益气而固表之方也。然众说纷纭千余载，辨而愈晦，其中必有缘故。今试探讨之。
五、误解桂枝汤之由
1、仲景之前抑或仲景时代，庸医治伤寒仅汗下两法。彼等囿于前三日发汗，三日后泻下，但知初病必用汗法。仲景一改旧法，首用桂枝汤，后人不解其精义，遂以其为发汗方。
2、仲景一云桂枝汤主中风，诸家既胶柱“风”字，不知风寒不可凿分，径谓桂枝专为去风。
3、《名医别录》载麻黄主解肌，其中并无桂枝解肌之说。注家竟类推桂枝亦解肌。此约系解肌说之由来。
4、调和营卫暂不可考其出处。大约不早于隋唐。《别录》中尚无此说。盖因求桂枝之义而不可解，遂反求于《内经》营卫之说。尤以卫气说便于联系体表，然此后有风寒营卫之争。
以上理由，均非确证。此文不过为求仲景精义，无意指责千古后学。但愿欲驳拙论者不必求诸文献，而证诸实际。果然实验证明桂枝汤能发汗、去风、解肌、和营卫，而无补中固表之功，则拙论不攻自破。
续伸桂枝汤新解
上文新解桂枝汤，意犹未尽,故续作新解，并解桂枝类方。
一、桂枝汤补中之通俗解法
桂枝汤五味药，除芍药外，至今均仍常用为烹调佐餐品。凡佐餐品，均应能鼓舞胃气，调和诸味，刺激食欲，帮助消化。其中尤以姜桂为然。《论语》载孔子进餐不撤姜食；《老子》谓治大国若烹小鲜；伊尹以滋味说汤王，言及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见《吕氏春秋•本味》）。故中国人以姜、桂等调味佐餐历史久远，大枣亦为中国特产，至今国外罕见。伤寒注家如陈修园，以为单用姜枣治太阳中风亦为正治。民间自治风寒初起，常煎姜枣水或姜糖水热服、温覆、啜热流食以见汗，实则简化之桂枝汤法而立意相同。桂枝汤及服法不过为鼓舞胃气、补充谷气、保暖以得小汗。通俗解桂枝汤之补中，不过如此。并非意指其补中作用如补中益气汤、理中汤、四君子汤之大。其固表止汗作用亦不同于后世之玉屏风散。
二、关于发汗与解肌
经文明言桂枝汤“发汗”者共七条，另一条云“当以汗解，宜桂枝汤”。故经云桂枝汤发汗者共八条，而言“解肌”者仅见于第16条。若必遵经解桂枝汤，则发汗说不可废。今伤寒家取折衷态度，不取发汗二字，而云解肌属汗法。其用心良苦，情属可原。然据文献明证，解肌之初意即今麻黄汤法，学者不可不知。又仲景时代之汗法尚有火法、熏法、熨法（均可溯至《内经》），见今经文第6、48、110、111、113、114诸条。而仲景法服药后可见汗者，除麻黄、桂枝、葛根三类方剂（分别有19、6、3方）外，至少还有柴胡汤类。第23条，外不解用小柴胡；101、149条服小柴胡汤后蒸蒸发热汗出，足为证。然仲景从未言柴胡可发汗、解肌。
细考服桂枝汤得以见汗，实主要不直接靠药物。服桂枝汤后须臾，啜热稀粥、温覆一时（二小时）许，不见汗则再三重复如上处理。苟非表寒实重，即或不服药，亦每可见汗。对看麻黄汤发汗，仅须温覆，毋需啜粥，说明患者毋需补充谷气。由此可知，桂枝证已见汗多、大汗、脉洪大（第25、234条），服药后即只须啜粥，毋需温覆。其结果仍为求得微似有汗，故枝汤适可止异常之汗。试思汗漏不止，用桂枝汤加附子，注家似无异辞。若桂枝汤果能发汗、解肌，此时何能再用之？此时用之，实因其补中以助附子扶阳也（自然仍需借助谷气）。
前人亦并非均认为桂枝汤可发汗。徐大椿《伤寒论类方》云：“桂枝汤本不能发汗，故须助以热粥。”然麻黄汤虽不需啜粥，其发汗机理亦颇需新解，见下一节。
三、表虚不当发汗、解肌
今伤寒家均承认，太阳中风证为表虚，但经文本身无此说（可以据经文推出）。仲景仅明言发汗、过汗、误汗可致表虚，见缓、阳浮、阴弱、浮弱、浮数、浮虚、浮等，此多表示正气夺。但亦有洪大者，不宜指为虚，说见下文。
以表虚说解桂枝证，实为一大进步。此说始自许叔微。彼云：“脉浮而缓表中虚，有汗恶风腠理疏”，见《伤寒百证歌•表里、寒热、虚实歌》。自此对中风初起治法，始有较本质之认识。吾等既承认此说，则表虚显然不当再发汗，腠理疏显然不当再解肌。
许氏之歌诀为求简明，断表虚仅据脉浮缓，其实脉浮弱、浮虚等更可证表虚。由此可知所谓阳浮阴弱，亦毋需繁琐解释，即指脉浮而弱。唯脉洪大以表虚解不贴切，但今人治此证（第25条）必不再照用桂枝汤，而以白虎加人参汤为妥。按仲景法，此证再兼口渴方用白虎加人参汤。此不难解。盖大汗出，脉洪大者，应随时出现口渴。否则失治亡阳，必见汗漏不止，脉即浮数散乱无根，当用桂枝加附子汤。即或不亡阳而失治，当转属阳明或见厥逆等而不宜再用桂枝汤。
四、桂枝汤类方新解
徐大椿《伤寒论类方》，分仲景方为12类，后人多遵之，其中桂枝汤类计19方。若按旧说，桂枝汤主发汗、解肌、去风、调和营卫、解表，则诸方均难解通。即如小建中汤为桂枝倍用芍药加胶饴。芍药性寒味酸，倍用何能建中？单看倍用芍药，实不利于建中，唯胶饴（味甘性温）可有建中作用。然若全方他药均意在发汗、解肌等，加此一味仍不能一变而为建中。再如，此19方中组方最简之桂枝甘草汤，只两味，适应证为“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此证属虚无疑，原因为发汗过多。按旧说，桂枝辛甘发散，通阳温经，不当再用。何况以其为君！唯有以桂枝能补中益气方可解通此方。此证一派虚象危候，进而可见奔豚、上脱，岂可再发散。
与桂枝汤最接近者有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桂汤、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葛根汤及桂枝加厚朴、杏仁汤，计六方。桂枝加附子汤前文已解过，以下试解其余五方。
1、桂枝加桂汤：若按旧说，此方重用桂枝，必然发散作用（即发汗、解肌）更强。倘按新解，应系补中益气作用更强。查此方为治奔豚，其候为“气从少腹上冲心”。注家或谓此系肾奔豚，用桂枝可制肾气。浅见以为，此证既属虚，则肾气上犯，因中气下不足以制肾，上不足以安心，治之必须补中气。经文注云，桂枝泻奔豚气，亦不可从。试对看第65条：“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可知所谓奔证需茯苓桂枝等补气安神，而非利水。桂枝、甘草、大枣等补中气，必无攻泄之理。再对看第15条：“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此属误下致里虚，经用桂枝汤方，故（腹内）气上冲为中气虚的证，尤可反证桂枝汤补中益气作用。再对看理中汤方后注“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亦应如此解。今似少见奔豚证，由其病理及治法逆推，必非实证。中西医结合理解奔豚证，极可能是较轻的低血糖（谷气之一）证。
2、桂枝去芍药汤：按旧说，此方无芍药之酸寒敛阴，辛甘发散作用必较原方强。按新解，此汤去芍药，则缓急制痛，益气作用减弱。查其适应证为“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脉促、胸满为误下所致，本质属里虚无疑。再联系下一句“若微恶寒者，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主之。”则知虽因误下，并无恶寒等他证。是以不为大误。此处去芍药，因芍药缓急不利于中满，盖芍药虽可益气而不能治迟缓（芍药治腹痛，因其解除平滑肌痉挛，故胃肠弛张所致胀满，不宜用之）。此证之胸满（仲景所谓胸满，实则上腹部胀满，患者自觉胸腹满闷，病不在胸）无痛，实为弛张太过，故去芍药。又因其不属实证，而有脉促，仍用桂枝汤余药。总之按旧说解此方不可通，按新解则无滞碍。
3、桂枝加芍药汤：此方应与上方及小建中汤对看。其较小建中仅少饴糖，较上方多芍药六两。治法应极接近小建中汤。考其适应证为“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279条）。与上方之适应证对看，均为误下变证，一去芍药，一倍芍药，指征即视脉促胸满或腹满时痛。病理均有里虚，二者一张一弛，芍药即一增一减，而补虚之法不变。倘联系此证之下一句“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此属虚实夹杂，即用桂枝补虚，大黄除实。或问，此证无大实痛时可否用小建中汤？笔者以为疗效亦好。然已有中满，不急需谷气，故去饴糖。
4、桂枝加葛根汤：此汤证仅一条，有证无脉。其证较太阳中风桂枝汤证唯多项强几几，若不深究，则葛根之用便为解除项背强几几。注家或以为此证较桂枝汤证为邪益深，葛根为阳明经药，未见其可。查《本经》谓葛根甘辛无毒，主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则葛根便为身热、头痛而设。考上古时，葛根为日常用品，其纤维用于织布，其粉作食品以疗机，故无毒，其发汗解热作用必不与麻黄、柴胡相同。
5、桂枝加厚朴杏仁汤：此汤为喘家太阳中风或发汗后见喘而设，患者有（肺？）气虚无疑。久喘之人（有气喘病者），均非壮旺之体，不仅肺气虚也。喘家风寒初起，多应有汗。治则自应补中而兼顾喘。仲景法，见喘用杏仁。厚朴苦温无毒，主中风寒热，温中益气，消痰下气，见《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故喘家做桂枝汤，加厚补，杏仁理甚通。
以上略解五方。本文共涉及桂枝汤原方外记八方。按旧说，此八方均难解通。今以桂枝主补中益气，则无往不适。桂枝汤类其余十方不再解。 《本经疏证》：本经桂有两种，有牡桂，有菌桂，诸家论之纷如，愚谓皆有所未确。盖古人采药，必以其地，必按其时，决不以非法之物施用，乃后世专拘泥于此，不知古人每以形似名物。按菌，大竹也，桂之本根，去心而留皮者象之，今所谓肉桂是也。牡对牝而言，门之轴所藉以辟阖者曰门牡，菌桂去心而卷似牝，则桂之尖但去粗皮而不去心者，象牡矣，今所谓桂枝是也。仲景书用桂而不云枝者二处，一桂枝加桂汤，一理中丸。去术加桂，一主脐下悸，一主脐下动，皆在下之病。东垣曰，气之薄者，桂枝也，气之厚者，桂肉也。气薄则发泄，桂枝上行而发表，气厚而发热，桂肉下行而补肾，此天地亲下之道也。刘潜江曰，亲下者趋阴也，以消阴翳而发阳光，亲上者归阳也，以达阳壅而行阴化。又曰气之厚者亲下，即走里而入阴分，凡在里之阴滞而阳不足，中治也，气之薄者亲上，即走表而入阳分，凡在表之阳壅有不和者，皆可治也，则桂枝肉之用，岂不彰明较著哉。
凡药须究其体用，桂枝色赤，条理纵横，宛如经脉系络，色赤属心，纵横通脉络，故能利关节，经通通脉，此其体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味厚则泄，气厚则发热，辛以攻结，甘可补虚，故能调和腠理，下气散逆，止痛除烦，此其用也。盖其用之道有六，曰和营，曰通阳，曰利水，曰下气，曰行瘀，曰补中。其功之最大，施之最广，无如桂枝汤，则和营其首功也。夫风伤于外，壅遏卫气，卫中之阳与奔迸相逐，不得不就近曳营气为助，是以营气弱，卫气强，当此之时，又安能不调和营气，使散阳气之郁遏，通邪气之相迸耶（桂枝汤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厚朴杏仁汤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葛根汤葛根加半夏汤麻黄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桂枝新加疡柴胡桂枝汤柴胡桂枝干姜汤桂枝人参汤桂枝附子汤甘草附子汤桂枝加芍药汤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半夏散及汤瓜蒌桂枝汤麻黄加术汤侯氏黑散风引汤古今录验续命汤白虎加桂汤黄芪桂枝五物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薯蓣丸小青龙汤加石膏汤千金桂枝去芍药加早荚汤厚朴七物汤黄芪芍药桂酒汤桂枝加黄芪汤外台黄芩汤竹叶汤小柴胡去人参加桂汤）？心为众阳之主，体阴用阳，其阳之依阳，如鱼之际水，寒则深藏隐伏，暖则踔跃飞腾，古人谓有介类伍之，乃不飞越，故凡有风寒，汗之下之火之或不得法，则为悸为烦，为*手冒心，为起卧不安，于是以桂枝引其归路，而率龙骨牡蛎介属潜之也（桂枝甘草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炙甘草汤防己地黄汤桂枝芍药知母汤四逆散）。水者火之对，水不行，由于火不化，是故饮入于胃，由脾肺升而降于三焦膀胱，不升者，心之火用不宣也，不降者，三焦膀胱之火用不宣也，桂枝能于阴中宣阳，故水道不利，为变非一，或当渗利，或当泄利，或当燥湿，或当决塞，惟决塞者不用桂枝，馀则多藉其宣，有汗出则病愈者，有小便利则病愈，皆桂枝导引之功也（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五苓散茯苓甘草汤木防己汤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消汤防己茯苓汤茵陈五苓散茯苓泽莺汤桂枝汤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桂枝加桂汤理中丸）。若夫赤能入血，辛能散结，气分之结散，则当降者自降（桃核承气汤乌梅丸泽漆汤桂枝生姜枳实汤乌头桂枝汤桂苓五味甘草汤蜘蛛散竹皮大丸枳实薤白桂枝汤四逆散防己黄芪汤桂苓五味甘草去桂加干姜细辛汤），血分之结散，则当行者自行，自然而然，非可勉强者（鳖甲煎丸桂枝苓丸温经汤土瓜根散）。至补中一节，尤属义精妙而功广博，盖凡中气之虚，有自馁而成者，有为他藏克制而成者，自馁者参术芪草所主，非桂枝可施，惟土为木困，因气弱而血滞，因血滞而气愈弱者，必通血而气始调，气既调而渐能旺（小建中汤黄连汤黄芪建中汤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千金内补当归建中汤），此其所由，又非直一补气可概也。
愚谓窥古人用药之意，于加减间尤为亲切，今计两书中，除桂枝加桂汤、理中丸已具论外，其余小柴胡以不渴、外有微热加，四逆散以悸加，防己黄芪汤以上气加，其和营通阳下气之功，已显然无可疑矣。若夫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汤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服桂苓五味甘草汤后，冲气低，反更咳，胸满者，桂苓五味甘草汤去桂，加细辛干姜，以治其咳满。二条前一条，表证明明未罢，而去之，后一条，冲气仅低，亦去之，颇为费解。殊不知甘能增满，则两条皆有胸满也，且病之互相牵属者，必并力解其一面，则所留一面，自无所依，不能为大患。如前条之表邪也，水饮也，是水饮为表邪之根，故去其饮，邪遂无所容。后条之上气也，支饮也，是上气由支饮而发，故但温宣其饮，上气可不论矣。可见治病用药，贵乎审其前后缓急，经服何剂，不得执一药之气味功能而遂用之，若二病者，非忌桂枝，实用桂枝后，权其不得更用，故不用也。
或问桂枝与白虎，寒热天渊，安可兼用？且论中谆谆以表不解，禁用白虎，既可兼用，则可不加此而必待表解耶？曰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条，上文言脉浮发热无汗，乃麻黄证，非特不得用白虎，且不得用桂枝矣。白虎证者，脉大也，汗出也，烦渴欲饮水也，三者不兼，即非是。今云其脉即平，身无寒，但热时呕，缘非白虎证，亦未必可用桂枝，特既与白虎，则三者必具，再加骨节疼烦之表，则无寒不得用柴胡，有汗不得用麻黄，热证多又不得用附子，不用桂枝和营通络而谁用哉？且古人于病有分部，非如后世多以阴阳五行生克为言，伤寒有伤寒用药之例，温疟有温疟用药之例，盖伤寒自表入里，故有一毫未入，则有一毫未化之寒，即不可与全入者并论，温疟自内出外，里既全热，但有骨节疼烦一种表证，即不得全认为热，而单用白虎，则兼用桂枝，使之尽化，又何不可耶？是白虎加桂枝汤之用桂枝，不过和营，并无甚深妙义也。
水气不化之因甚多，利水之物亦甚多，当审其何因，观其所用何药，而后药之功能可见也。统观两书中，凡猪苓汤、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真武汤、泽泻汤、己椒苈黄丸、小半夏加茯苓汤、十枣汤、栝蒌瞿麦丸、蒲灰散、滑石白鱼散、茯苓戎盐汤、葵子茯苓汤、大黄甘遂汤等方，莫不利水，缘不用桂枝，则或由热阻，或由血阻故也。桂枝之利水，乃水为寒结而不化，故用以化之，使率利水之剂以下降耳，是故水气不行用桂枝者，多兼表证（如五苓散茯苓甘草汤等是也）及悸（桂枝加桂汤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等是也）上气（苓桂术甘汤木防己汤等是也）振（苓桂术甘汤防己茯苓汤等是也）等候，不如是，概不足与也，以是用桂枝者，仍用其和营通阳下气，非用其利水也。
攻瘀之方，不缘用桂枝，浅言之则云瘀因寒阻则用，因热阻则不用，殊不知有不然者。观伤寒攻瘀仅三方，除抵当汤抵当丸，品味相同外，其一则桃仁承气汤也。桃仁承气汤证，谆谆以表证未罢为不可用，抵当汤，反有表证仍在之文，则可知因寒而用，为不然矣。夫抵当汤丸似峻而实不峻，桃仁承气似不峻而实峻，何者？水蛭虻虫，究为血肉之品，较之芒消桂枝，反有去邪不伤正之能，故金匮要略诸方，凡瘀血之涉于虚者，缘不用桂枝，如大黄?虫丸、下瘀血汤，可验也。其桂枝茯苓丸之有症，温经汤之因瘀生热，皆非虚证，盖惟有余，故能成形，且生火也。桃仁承气证云，血自下，下者愈，桂枝茯苓丸证云，妊娠血不止者，症不去也，土瓜根散证云，少腹满痛，经一月再见，以此知非特血盛乃能结，惟其血盛，乃能既结而仍行，此桂枝专破血虽行而结自若者也。
或问酒客不喜甘，故不可与桂枝汤，得汤则呕，则呕吐者，不可用桂枝汤矣。又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又呕家不可用建中汤。乃五苓散证、乌梅丸证、桂枝芍药知母汤证、茯苓泽泻汤证，缘有呕吐，缘用桂枝何故？夫用药审病之大端，大端当用，则不得顾小小禁忌，犹之大端不当用，不得以小小利益，遂用之也。大端不当用，如前之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证，桂苓五味甘草去桂加干姜细辛汤证，不以桂枝和营下气之能，牵制宣饮专一之力是也。大端当用，如桂枝汤证，桂枝芍药知母汤证，不当因其鼻鸣干呕，温温欲吐，而忘其和营通经之大力是也。若夫位居佐使，则自有主持是方者，为之弃其瑕而用其长，此乌梅丸所以用桂枝也，五苓散证、茯苓泽泻汤证亦然，二方淡渗多而甘缓少，又岂能使吐脓血哉？且金匮要略呕吐篇，已发凡起例于前矣，曰先呕欲渴者，此为欲解，先渴欲呕者，为水停心下，呕家本渴，若有支饮，则得温药反不渴，于此见药随时用，虽不可犯其所忌，亦不可守禁忌而失事机，又不可不明君臣佐使间有去短从长之妙矣。 《本草思辨录》：《素问》辛甘发散为阳，此固不易之至理，然亦看用法何如。桂枝甘草汤纯乎辛甘，反能止汗，以甘过于辛也。辛若兼苦，发汗斯峻。桂枝辛而不苦，且与甘埒，色赤气温，有条理如脉络，质复轻扬，故只能于营卫之间，调和其气血，俾风寒之邪，无所容而自解。《本经》如麻黄、羌活、防风、葱白、川芎等，皆主发表出汗，而桂枝无之。桂枝所优为，在温经通脉，内外证咸宜，不得认桂枝为汗药也。麻黄桂枝两汤，一治无汗，一治有汗，分别甚明。且云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申儆何等严切。果证与方合，如法服之，未有不汗出而愈者，否则谬欲取汗，害乃大矣。
桂枝汤一方，论者纷纷。就愚所见，惟成无己、尤在泾、刘潜江三家，最为允当。三家之中又以利为胜。特方用芍药为臣，其所以然之故，皆未尽发出。芍药分数不减于桂枝，自来佐芍药以解表者，古方有之乎？无有也。然则芍药诚是方之关键矣。刘说载《本经疏证》麻黄下。邹氏疏麻黄第二条，自昔人泥于《伤寒》脉法篇至不为虚设矣，真洞见两方精奥。惟潜江云：桂枝发于阳入于阴，且助以芍药之通营，乃能遂其由阳和阴之用。不知桂枝兼入营卫，气惟外扬而不内向，仲圣用桂枝解表之方颇多，非概佐以芍药。此所以加芍药者，太阳中风，风伤其卫，卫曳营气以外泄，故阳脉浮而发热，阴脉弱而出汗；卫由是而强，营由是而弱；是卫不与营和，非营不与卫和。桂枝能和两弱之营卫，而不能和卫不就营之营卫；能由阴达阳，而不能由阳返阴。芍药正与相反。敛之以芍药，则卫不外泄而入里以就营，又歠粥以充其胃，温复以遏其表。桂芍并用，为一散一敛；粥复并行，为一充一遏。法如是之密者何也？非此而营卫不和，则邪汗不去正汗不生也。潜江惟看芍药尚不甚真，故核之方证，皆微有隔阂，余则矢穿七札矣。
天地间凡名阴名阳之物，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非判然各出。始名之为阴为阳者，风与卫皆阳也，风自伤卫，寒与营皆阴也，寒自伤营。但中风岂是有风无寒，伤寒岂是有寒无风。仲圣文多前后详略互见，与夫言外之旨，要在人潜思而得之。昔人泥于仲圣风则伤卫、寒则伤营之言，柯氏以下多非之。今唐氏容川，又谓太阳寒水之气，发于至阴而充于皮毛，皮毛为卫所居，故寒当伤卫。厥阴风木属肝，肝主营血，故风当伤营。无汗用麻黄，明是治卫气之药；有汗用桂枝，明是治营血之药。桂枝证啬啬恶寒者，是言皮毛一层，自汗皮毛开，故遇寒则欲闭而作啬啬之状，因皮毛开卫气无守，故恶寒也。淅淅恶风者，是言肌肉一层，汗既漏出如淅米之状，故曰淅淅。风来乘之，直入肌肉，则营血受伤，故恶风也。噫！容川既谓西法与仲景书字字符合，何以论仲圣之方，绝不顾仲圣之论？斯亦可异之甚矣。桂枝汤方义，愚已列前，兹再就容川之言明辨之：麻黄桂枝两方，只受邪浅深之分，无风寒各病之别，故麻黄治伤寒亦曰恶风，桂枝治中风亦曰恶寒。乃容川视两证若风马牛不相及。又以桂枝之中风，为风中厥阴，直入肌肉。此《金匮要略》之中风，非《伤寒论》之所谓中风，出入甚巨，乌得不审？汗自出者，不药而汗自出之谓，正风伤卫之证据。容川谓自汗皮毛开，是无故插入杂证之自汗矣。否则风不伤卫，何以皮毛自开汗自出？卫分毫不作主，一任风邪飞渡，内汗漏也？岂有表间藩篱尽撤，而仲圣尚思以桂枝汤治之之理？况伤卫者为寒为麻黄证，而麻黄汤内之桂枝，容川则谓从血分外达筋节。寒不伤营，何以加此无干之血药？凡此揆之仲圣本论，悉多枘凿，实不能为容川解也。
容川之论桂枝汤全方也，曰邪在营分，用甘枣补脾，从脾之膏油外达，以托肌肉之邪。用白芍行肝血，从肝膈透连网外达肌肉，以行营血之滞。用生姜宣三焦少阳之气，从连网达腠理，以散外邪。尤重在桂枝一味能宣心阳，从小肠连网，以达于外，使营血充于肌肉间而邪不得留。然则此方正是和肌肉治营血之方，正是小肠血分之方，若不知水火合化之理，则此方之根源不明也。按仲圣桂芍并用之义，愚巳具前。姜枣为和营卫，亦详大枣。盖桂芍和营卫为解表，姜枣和营卫为补表，炙甘草则安内攘外司调人之职者。以仲圣书统考之，自知鄙说之非妄。容川以甘枣以托邪，则姜枣之义亡而桂芍为无功矣。芍药何能外达，营弱何尝营滞？论经络，则三焦小肠与膀胱原属贯通。论病证，则六经各有界址，未便牵混。且五物非合以散邪之药。纵如其言，岂不取汗甚捷？而何以汗不出者反不可与？吾恐容川所谓根源者，非此方之根源矣。
容川之于《内经》仲圣书，宜活看者，偏板看之。宜合看分看者，偏分看合看之。自相龃龉处，亦往往有之。《伤寒》六经，沿张令韶、陈修园之误，不分手足。夫六经配六气，主足不主手，有确不可易之理，不能意为合并。试问小肠丙火，可以膀胱寒水之方桂枝麻黄治之乎？容川以风属厥阴，便谓太阳中风即中厥阴。不知寒水乃风木之母，风从皮毛而入，母先受之，病自在太阳不在厥阴。又误以心主营血，为肝主营血，桂枝证为风伤营非风伤卫，展转淆混，胡可为后世训者？厥阴为阴之尽，多纯寒之证。其有寒热错杂者，以内包少阳相火也。故风有寒有热，亦当兼少阳之尽，多纯寒之证。其有寒热错杂者，以内包少阳相火也。故风有寒有热，亦当兼少阳言之。震为东方之卦，东为生风之方，少阳甲木，正符易之震卦。震不言木而言雷者，明阳动之时，甲木之所由生也。一阳在下，阳之所以穉犀也。巽为木为风，易则明示之矣，风木自属厥阴。厥阴阴已尽，故一阴居下。巽以厥阴而位东南，非东不生风木，亦足见风之为阳邪也。由是观之，风之寒者厥阴之本气，热者少阳之兼气。其在《内经》，所谓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容川又泥之至矣，谓中气为化，是指冲和之阳而言，不指火热而言。不知厥阴总不离乎少阳，有化时亦有不化时。譬之夫妇，倡随时是夫妇，反目时非夫妇乎？且容川第以阳言冲和，则少阳一经，宜无时不冲和，何以竟有火热之证，此理不易晓乎？容川又于厥阴病分肝与包络为二，言寒则舍包络，谓肝挟肾水而生寒。言热则舍肝，谓包络挟心火而生热。夫肝至挟肾，包络至挟心，旗鼓各建，必有非常之寒热病，执是说以治寒热兼有之肝病，庸有当乎？西医考究形质，至细至精，原非欺人。特人身阴阳消息，与病气出入之机，有未可以形质印定者。若太阳病以厥阴拟方，厥阴病以包络与肾拟方，漫谓于古法有合，则于谈中西医也，何容易焉？容川于修园书谓非攻修园欲襄其不逮，愚于容川亦云。
医不讲《内经》不讲形质则已，讲《内经》讲形质，而于仲圣方仍枘凿而不入，何裨于医？张令韶、唐容川其彰彰者矣。姑举太阳一经言之：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误下无不邪陷，邪陷而气冲，是下药激动其太阳之腑气，《经》所谓是动则病冲也。表病仍在，故可与桂枝汤。或疑气冲何竟不治，不知膀胱受寒下之累，惟辛温能止其冲，桂枝乃下冲妙药，仲圣屡用之，既下冲而复能解表，孰有善于桂枝汤者。不曰宜桂枝汤而曰可与桂枝汤方，是用其方而犹有斟酌之意在。或桂枝加重，或外加茯苓，固可揣而知者。用前法三字，洄溪谓指误治，极是。否则服汤后自应不上冲，而又云不可与何耶。愚之解是方如是。修园则否，而又引张令韶云，太阳之气，由至阴而上于胸膈，由胸膈而出于肌腠，由肌腠而达于皮毛。愚不知其所指，殆为气冲而发。夫太阳之脉动则病冲，下能不涉及冲脉。然其所以然，亦只得付之盖阙，而令韶不知何以云然。太阳为一身之外卫，脉皆行身之背，有《灵枢·经脉篇》可稽。如令韶言，则是行身之前矣。令韶论伤寒不分手足经，岂因手太阳脉有循咽下膈一语耶。若然，则以经文计之，当由小肠至胃，由胃至膈，由膈至咽，亦不从皮毛而出。于足太阳之治，实去而千里。虽然，其所言手太阳也，其所用之药，则不知非手太阳也。石勒所谓赖有是者也。胸胁为少阳厥阴两经经脉之所至，故胸满胁痛为伤寒少阳病，若胁中痞硬，则加牡蛎厥阴药。何经见何经之病，与《灵枢·经脉篇》毫发不爽。而容川论太阳病十日已去脉浮细而嗜卧一节，谓脉浮为外已解，脉细嗜卧，则是病及少阴，元阳不得外出，当用附子细辛汤治之。考少阳篇无此方，必是谓麻黄附子细辛汤，而佚去麻黄二字。乃其于少阴篇解麻黄附子细辛汤，则云邪从表入，合于太阳经，仍当从表以汗解之，且于发热上加恶寒字。兹拟移治脉浮细嗜臣之太阳病。以脉浮为外已解，岂用于彼为解外，用于此则否耶？又有奇者，于胸满胁痛之下小柴胡汤之上，添入脉细嗜卧，岂脉细嗜卧无兼证，则应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有兼证，则脉细嗜卧可全不顾耶？于脉但浮之下麻黄汤之上，添入嗜卧。嗜卧非少阳证，乃谓解表以达少阳之枢，则少阴之气自出，而其所治之方，则非少阴非少阳，仍仲圣之麻黄汤也，岂麻黄汤不妨治少阳病耶？至谓胸满胁痛，是因三焦之膈膜不畅，致肾气不得外出，则视手足少阳全无区别，而不知有大不可者在，容川既尊《内经》尊仲圣矣。试问《灵枢》足少阳口苦胸胁痛等证，手少阳有之乎？小柴胡汤之为治足少阳，尚何疑乎？容川所谓中西汇通者，大率类是，其全书岂胜指摘？《伤寒浅注补正》、《金匮浅注补正》偶有所触，附志于此，愿以质世之深于长沙学者。
《伤寒》六经不分手足，已属大谬。而容川更于形质可通之处，悉力推演其说，势不至茫无畔域，尽失古圣分经之旨不止，而容川不自知也，此其弊盖自其治本草始矣。于桂枝汤论桂枝，曰桂枝宣心阳，从小肠连网以达于外。于麻黄汤论桂枝，曰桂枝从肝之血分外达筋节，宣之使出。于五苓散论桂枝，曰导心火下交于水以化气。于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论五苓散，曰用桂枝以宣太阳之气，气外达则水自下行而小便利。于《本草问答》论桂枝，曰桂枝色赤味辛，亦是入心肝血分之药，而五苓散、桂苓五味甘草汤，均取其入膀胱化气，非桂枝自能化气，实因苓泽利水，引桂枝入于水中以化水为气。按其说纷然淆乱，茫无真见，既以桂枝为心药肝药矣，又云亦是入心肝血之药，不知究是何药。既云宣太阳之气，气外达则水自下行矣，自应不入膀胱，又云取其入膀胱化气。既云入膀胱化气矣，又云非桂枝自能化气，得苓泽而后化水为气，不既化而为气，其尚有不化之水走小便否耶？以其说还叩之容川，当亦有哑然笑者。夫桂枝非不入心入肝也，知其入心入肝，而不知其为中风自汗之太阳药不可也。惟知其为太阳药而不达皮毛以泄汗，则桂枝汤不止治自汗之邪。桂枝亦不止为太阳之药，此其法备见于仲圣方，今具论如下：
桂枝用一分之方，曰竹皮大丸。乳子之妇，烦乱呕逆，此阳明热炽，中气大虚之候。镇中宫而宁天君，惟甘草为补虚之选，故非多其数不为功。然补虚不先之以拯乱，必无益而有害。石膏、白薇皆阳明药，所以平呕逆而召浮阳。阳明之热，由胆而来，竹茹所以清胆火。以寒药于病为宜，而扶生气非宜。甘药于虚为宜，而有胃热非宜，故甘草生用则不致过守，略加桂枝，则与甘草辛甘相合以化气。如是而拯乱之药，皆得有补虚之益，故名之曰安中益气竹皮大丸。
桂枝用二分之方，曰蜘蛛散。桂只二分，势不能入下焦，妙在以蜘蛛十四枚炒焦引之，故蜘蛛得桂而升，桂得蜘蛛而降。狐疝时上时下，蜘蛛协桂，亦时上时下，所以能泄肝邪而治狐疝也。曰五苓散。汗出而津亏胃燥则消渴，膀胱之气不化，则水蓄而小便不利，脉浮微热，则表邪犹在。二苓泽泻所以导水利小便，白术所以补脾生津，桂枝少用所以解表，且与四物共以散服，多饮暖水，则太阳经腑之气俱化，此盖表里分治而又欲其和衷共济也。
桂枝用三分之方，曰土瓜根散。四物皆只三分，杵为散而酒服，取其清疏通降，能行瘀而泽枯。其中又有分有合，桂与酒横行脉络，桂与芍下入少腹，土瓜根则合上下以联贯之，所以为治经水似通非通之良剂也。
桂枝与他药各等分之方，曰桂枝茯苓丸。桂枝无下癥之能，下癥而用桂枝，似非多不济矣。然妊娠之时，宜渐磨不宜急攻。逐瘀止丹皮桃仁，而以桂苓化气，为血药之前驱；芍药行阴，为气药之管束。五味各等分蜜丸，原非温经汤下瘀血汤之比，桂枝奚嫌其少。少用而无虞其不下趋者，则又藉苓芍之力也。曰半夏散及汤。此必少阴寒邪，挟痰涎壅于咽中作痛。不然三物辛甘温燥，而甘草且以炙用，于热痛决非所宜，不得以从治为解。可见桂枝少而服散，并能上治咽痛。君以半夏，协以炙草，皆所以化气而和解之也。
桂枝用一两之方，曰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烦躁由于烧针，是心肾胥为之震慑矣。龙牡所以镇肾阳，桂甘所以安心阳，因无他证，入亦不加他药。桂枝特少者，不使随龙牡以下趋。甘草倍桂枝者，并益中气而和三物也。曰枳实薤白桂枝汤。胸痹是病名，下乃详言其证，以胸痹有不同也。气至于结，胸至于满，薤栝力有不逮矣。故更以桂枝佐薤白散结，厚朴佐瓜蒌泄满。枳实用为君者，所以平胁逆也。曰竹叶汤。此中风由寒化热，将由太阳入阳明而真阳适虚之证。桂枝解表化气，以铲寒邪之根。只用一两者，以病本无汗，多则侵葛防发散之权也。
桂枝用二两之方，曰麻黄汤。桂枝所到之处，皆麻黄所到之处。既用麻黄又加桂枝，愚于麻黄已略著其说，试更申之：伤寒之邪，锢闭营卫，至于头痛、身痛、腰痛、骨节痛，发之既暴而所及复广，非得横厉无前之麻黄，不足以戡定祸乱。非得从容不迫之桂枝，不足以搜捕余孽。且麻黄性刚，桂枝性柔，以刚遇柔，并能少节其性，不致直前不顾。桂枝只二两者，以倚重在麻黄也。曰桂枝加黄芪汤。此段叙黄汗之证甚杂，注家亦颇颟顸。大抵营卫之间，水与热交蒸而滞其行度，非挟寒挟虚不尔。欲温经化气以泄黄汗而取正汗，自惟桂枝汤为当。第桂枝汤所治为卫强，此则卫弱，故加黄芪益卫气而疏之。更减桂芍以节其内向而外交于卫，斯邪不能容而正乃复矣。桂芍黄芪三味，为黄汗必需之药。彼芪芍桂酒汤，多其数而又重加苦酒者，以脉沉非此不能泄邪也。曰厚朴七物汤。桂只二两加生姜用至五两，则散寒之力优，不致因桂留邪矣。表里兼治，故以大枣安中，甘草和之。草不炙者，以有小承气攻里，不宜过守也。姜多枣少者，病非自汗，不以补表也。曰茯苓甘草汤。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汗出属表邪未尽，渴则太阳之邪已由标传本，以五苓散表里两解之，其小便不利可知。此与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与五苓散者，正复无异。下云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是明指尚有表邪而言。不渴则胃不热而水停于上，又与真武汤及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之汗出液虚，肾水上救相似，不过有微甚之分耳。彼甚此微，故但以茯苓一味消心下之水，桂甘生姜解其表邪，即无他虑。桂甘少用者，并欲其扶心阳治悸也。无芍药者，邪已传本，若再不敛之，则表不解也。无大枣者，茯苓少则肾不伤，不必滋液也。曰茯苓泽泻汤。胃反由胃中虚冷，桂枝协生姜散寒，协甘草温中。以治在上焦，故只用二两。余详茯苓。曰桃核承气汤。此于外解后用之，桂枝岂为解表而设。太阳传本，热与血结而为少腹急结，桃仁黄硝，皆所以攻之。气为血帅，气行而血乃行，故以桂枝入膀胱化气。甘草则甘以缓急也。桂只二两，何以能入膀胱？以大黄辈得之则俱下，且多则助膀胱之热也。曰桂枝加葛根汤。葛根治项背强几几，义详葛根。葛根汤与此只麻黄一味有无之分，以彼为无汗恶风，此为汗出恶风也。太阳病汗出恶风，桂枝汤正其所宜。惟加葛根以治项背强几几，则以解肌起阴气为重，和营卫次之，故桂芍减桂枝汤各一两。曰温经汤。桂枝少则疏通经脉，约以芍药，则能入下焦化气。用姜不用枣者，不以补表也，余详吴茱萸。曰木防己汤。膈属肺胃肾三焦之脉所历。支饮横于膈间，滞其肺胃之气，则喘、则满、则心下痞坚；下与肾相感召，则肾气上乘，而面色黧黑；脉得沉紧，病固不独在上也。防己外白内黄，有黑纹如车辐，气味辛平，能行膈间之水，由三焦以下输于肾，肾得之则气平。佐以桂枝，一苦一辛以散结，则心下之痞坚去。然停饮至数十日之久，肺胃已郁而成热，非泄热则喘满不止，故又佐以石膏。吐下之后，中气与津液大亏，故又佐以人参。又云虚者即愈，实者三日复发，虚与实皆指肾气而言。肾虚则膈降而肾安，实则非咸寒以利之，淡渗以伐之，气必复上。注家不知其证之关肾，好为影响之谈，那得于药证有合。
桂枝用二两半之方，曰薯蓣丸。风气百疾，盖即风虚之证，久据于肌肉筋节间，而非初感之可以汗解者也。虚劳诸不足，乃其病根所在。方以补虚为主，驱风次之。薯蓣、人参、白术、甘草、地黄、麦冬、阿胶、大枣，填补者也。余十三味，疏瘀郁、调阴阳，以补虚而驱风者也。其真正风药，只防风一味耳。填补中兼能驱风者，以薯蓣为最，故君之。
桂枝用三两之方，曰桂枝生姜枳实汤。心中痞悬痛，与胸痹痛有别，故不角瓜蒌、薤白。悬痛由下有逆上之气，使痛不得下，如物之空悬，其为心阳不布，阴邪得以窃据无疑。故用姜桂各三两，以伸阳而散邪。诸逆不离乎肝，枳实酸入肝而苦降逆，逆降则痛除而心阳得复矣。曰防己茯苓汤。桂枝得防己黄芪，则能行皮肤之水。重加茯苓者，引三物下降，使由小便去也。水在皮肤，下之速则有遗邪，故加甘草以缓之。曰苓桂术甘汤。痰饮者，寒饮也。心阳不足，痰饮得以窃据膈间，故胸满。木得水而风动，土不能为之防，故胁满而目亦眩。满曰支者，明满之由肝来也。以桂甘益心阳而化泄之，此治寒饮之主方也。曰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此与桂枝龙骨牡蛎汤治无大异。惟惊狂起卧不安，较烦躁尤重，故桂甘龙牡皆倍增之。彼无表邪，而此则脉浮，故加蜀漆协桂枝以散邪。既解其表，必补其表，故加姜枣以和营卫。用桂枝汤而必去芍药者，以不汗出也。曰瓜蒌桂枝汤。仲圣于桂枝加葛根汤，云反汗出恶风，此云脉反沉迟，反字自宜着眼。盖太阳证备，必身热、头痛、汗出，脉不应沉迟而沉迟，故云反。柔痉原有沉迟之脉，故又以此为痉而申明之。证皆桂枝汤所有，故用桂枝汤全方，身体强几几然则，则非痉不尔。加瓜蒌不加葛根者，即体强与项强之别。其濡养筋脉以治强直，则二物一也。曰乌头桂枝汤，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若者及也，非或然之词，以身疼痛为表证，故加一若字以别之。此表里伤于寒邪之重者，乌头驱表里之寒，桂枝汤化表里之气，互相为用。乌头以蜜煎，则毒解而性和。桂枝汤用治腹痛亦散表邪，故芍药不再加。桂枝汤与乌头均浓煎，而得蜜之甘润，则补中缓急，处处皆弥纶无间。故其知也如醉状，而邪则吐之，岂灸刺诸药所能及欤？曰黄芪桂枝汤五物汤。血痹阴阳俱微，桂枝汤调阴阳有余而通痹不足。故加黄芪以疏卫，增生姜以宣阳。义主理虚，而守补太过，则非血痹所宜，故甘草去之。无表邪，故不取汗不温覆。与桂枝加黄芪汤，似同而实异者此也。曰泽漆汤，此与厚朴麻黄汤皆外寒与内饮相搏而咳者。脉浮者表邪方盛，故重与解表。此咳而脉沉，非无表邪，但轻微耳。彼用麻杏，此用桂姜，犹麻黄汤、桂枝汤之分伤寒、中风也。饮亦彼重此轻，故彼用半夏六升，此用半升。彼热邪在肺，故加石膏。此热邪较下，故加黄芩。彼治咳用姜辛五味，即小青龙成法，水停在上。此水不上乘，故但以泽漆紫参白前降逆导饮而咳亦止。邹氏释泽漆至精，谓能使水气还归于肾，是用泽漆亦与用五味有微似之处。然则彼无人参何为？彼所治皆一气外散，人参乃止咳善后之策，于散寒蠲饮无与也。此则表里分投，上下背弛，安得不以人参调和之。曰白虎加桂枝汤。尤氏释此方极当。惟以桂枝为因而达之，颇涉颟顸，不如赵氏疗骨节痹痛之说。然不发明伏气，亦犹之泛也。盖寒邪伏于肾脏，至春夏发出，虽已无寒但热，而骨节烦疼，则仍是根株未拔。肝主筋，诸筋皆属于节，桂枝亦肝药，故加桂枝以搜骨节烦疼之伏邪。否则但以白虎治热，疟终不服也。曰侯氏黑散，大风有菊花、防风辈任之，桂枝是与川芎、当归治心中恶寒。曰当归四逆泌。厥阴病血虚而寒中之，故手足厥寒脉细欲绝。当归为君，补其血虚。桂枝通草，所以散寒而通脉。大枣、甘草，所以益中而培脉。脉细欲绝，邪已及肾，故加细辛以驱肾寒，犹少阴病之兼肝药也。用桂枝汤而无姜者，恶其发散以伤阴也。曰炙甘草汤，脉结代，是营血虚衰。心主营而生脉，故动悸。地麦胶麻，所以养营阴；桂枝甘草，所以扶心阳；人参所以生脉；姜枣所以和营卫。然甘草协参枣，则又能补中。生姜协桂草，则又能宣壅。枣草皆多于姜者，不使过散以伤神也。清酒煮者，欲引诸药以通络也。曰桂枝加附子汤，此与桂枝去芍药附子汤，只争芍药一味之出入。彼去芍药，为下后脉促胸满。加附子为微恶寒。此四肢微急，难以屈伸，亦阳虚之象，不可无附子。汗漏不止小便难，则表邪未尽而津液又亏矣。桂枝汤正治自汗营卫之方，芍药极要，何可去之？曰桂枝加厚朴杏仁汤，说详杏仁。曰防己地黄汤，说详防己。曰桂枝加芍药汤，此条注家泥于太阳病医反下之句，又但以桂枝汤为太阳病解表之方。或云非脾脏之寒，或云和太阴之经，或云发太阳之邪，或云越外入之邪，或云举误陷之邪，皆于是证是方，不关痛痒。太阳病误下之后，至于腹满时痛，是已入太阴之脏矣。太阴为阴之至，决无升理。就证论证，焉得不先救其药误。夫桂枝汤之为用甚多，或以本方略为增减，或只选二三味，或止用桂枝，以及桂枝汤再加他药之或多或少，即证治悬殊，不得执太阳表邪为例。况以桂枝解表，遇无汗者概不用芍药。今以芍药为少而再加一倍，岂尚存解表之见耶？大痛实者于此汤再加大黄一两，宁非太阳病之陷入者，而得谓举邪使出耶？然则桂枝加芍药汤，断不必于解表致思。更有可比例以明之者，小建中汤比桂枝加芍药汤，只多饴糖一味耳。《千金》再加当归，名内补当归建中汤，其芍药亦仍是此数。前圣后贤，心心相印，未闻此两方亦发其表邪。夫太阴者阴脏也，统血者也。为下药所苦，致阴气结而不舒，善治腹痛。然结固破矣，非有桂枝，则黍谷之春，终不得回。以桂枝有外心无内心，重加芍药以敛之，则能入脾而不走表。且桂枝得生姜则散寒，得甘草大枣补中，皆赖芍药为之前导，故非用加一倍不可。结破中补而阳亦复，腹满时痛，恶能不愈？此满痛之治法。急痛非小建中不可，以饴能缓急亦能助满，亦剂自各有当也。徐忠可谓自究心《金匮》，用桂枝取效，变幻出奇，不可方物。旨哉言乎！曰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愚以此为专治脉得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之方，已于解天雄略及之。按用桂枝汤原方，必于桂枝汤所治有吻合之处。脉芤动微紧，有阴阳乖迁之象。桂枝汤正所以和阴阳，阴阳乖迁，则精不守，神不藏。龙牡能召阳敛阴，涩精安神，故加之也。
桂枝用四两之方，曰桂苓五味甘草汤，此支饮渍肺而咳，引动肾气，从下上冲，复从上下流阴股，其多唾口燥及小便难时复冒诸端，皆因是而致。治以茯苓消饮，桂枝下冲，甘草培中土以杜肾水之上乘，五味摄肾阴以召肺气之下降，证甚繁而药甚简，所谓握要以图也。凡仲圣治寒饮之咳，无不以姜辛五味并用。兹有五味无姜辛，以姜辛助而热而故去之，五味补尺微故取之也。桂枝为下冲专药，虽助阳不得而避也。迨服之而冲果低，反更咳胸满，正当以桂枝治胸满矣。而转去桂加姜辛曷故？盖姜辛与五味本不能偏废，咳而胸满，咳治则胸满亦治，加姜辛为与五味治咳也。面热本不宜桂枝，冲气低则去之便也。若茯苓蠲膈饮伐肾邪，则断无可去之理矣。曰桂枝附子汤，伤寒至八九日，风寒之邪未尽，适遇阳虚之体，里湿与外风相搏，遂致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脉浮为风，涩与虚为阳虚挟湿，阳虚而无别因，故不呕不渴，此桂枝汤为解表必需之剂。阳虚则非附子扶阳不可，协桂枝又足以并驱风湿，故加之。脉浮无汗则不宜敛，故去芍药。桂枝加桂枝汤一两者，重则能达下利小便也。曰甘草附子汤。桂枝与附子，皆风寒风湿并治，惟附子尤能扶阳。此风湿相搏，阳虚之甚，非附子不胜其任，故方名隐桂枝而标附子。以甘草冠首者，湿不宜人参，身肿又不宜姜枣，甘草补中缓外，功不可没也。附子化湿而不能御湿，加白术者，崇土以御湿也。小便不利，并以桂枝利小便，故多其数也。曰桂枝人参汤，此理中汤加桂枝也。理中为治霍乱寒多之方。此数下致虚，虽挟热而利，脉必微弱（说本《金鉴》），当以寒多论治。干姜甘术，温中补虚，即理中之成法。彼兼呕吐，故甘草生用以和胃；此利下虚其，宜于守补，故甘草炙之而又多其数。桂枝后煎而必用四两者，欲其解表而并散心下痞硬也。霍乱为上下不和，此为表里不和，故均用人参以和之。曰桂枝甘草汤。发汗过多，伤其心气，致*手冒心心悸欲按，与真武汤汗后肾水上乘有他证者不同，只须补其心气，桂枝汤桂甘二味即属妙法。桂枝不以利小便而亦用四两者，心气虚甚，非多不济，且轻扬之性，上虚则即归上，势固然也。曰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桂枝甘草汤为汗后心悸欲按，此为汗后脐下悸，因同而证不同。彼必心气素亏，此必肾气易动也。肾病治肾，桂枝自应四两，而亦用炙草二两者何哉？桂甘无他药，则辛甘合化，心受其益；此以茯苓半斤先煮，大泻肾水，桂枝亦多，自随茯苓以入肾，伐肾邪而化气。枣草皆中宫物，此际必协以御肾，无待言者。有甘草而又加大枣者，扶阳之后，宜以甘润益阴，且不助肾也。曰桂枝芍药知母汤。是条尤氏误于知母一味，只知其能除热，遂谓温温欲吐（《金鉴》云：温温当是嗢嗢），是湿热从下上冲。生姜多用，是止呕降逆。唐容川则以是条与下条合看，全归之于虚，其解方亦全属理虚。又云凡仲圣所称欲吐，多是火逆。不知寒逆更多。“温温欲吐”四字，此见之少阴病，何以忘之？又以知母为清血中郁热，知母岂是血药，似此武断杜撰，令人骇绝。就愚所见之书，惟赵氏以德内寒湿痹其营卫，与知母治脚肿之说，实胜诸家，惜未发其所以然耳。夫风寒湿三气合而成痹，非各占一所，今约略指之：头眩者风淫于上，短气者湿阻于中，欲吐者寒逆其胃，湿易下流，故脚肿如脱。三气固结不解，致三焦失其统御。水谷不能化精微而充肌肉，故诸肢节疼痛身体尪羸，其为虚甚不待言矣。然风则阳受，痹则阴受，痹病未有能一汗而愈者；补则助邪，补亦未可以易言者。按桂枝等九味，皆仲圣屡用这药。麻黄附子，有不以除寒者乎？白术有不以除湿者乎？防风有不以除风者乎？桂枝汤有不以调阴阳和营卫者乎？附子除寒即属补阳，白术除湿即属补土，不专为补计亦可见矣。凡桂枝汤所主之证，必有自汗；无汗用之，必非解表。麻黄汤有桂枝，麻多于桂也；此桂多于麻，且约之以芍药，盖欲使诸治邪之药，以桂芍引之，甘草和之，留连于营卫经络肢节，以成潜移默化之功，夫复何疑？去大枣者润液则羁湿也。生姜加多者，以能助术附升阳，为桂芍促驾，且性味与四物相得也。然则桂苓之功固不在小，知母何为而亦与之同标方名也？夫知母者，赵氏所谓治脚肿，即《本经》所谓除邪气肢体浮肿下水者也。功岂出桂芍下哉？
桂枝用五两之方，曰桂枝加桂汤。此与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皆所以制奔豚。而桂枝有四两五两之分者，彼为脐下悸而尚未上冲，且已多用茯苓伐肾邪，故四两不为少。此则重伤于寒，肾气从少腹上冲至心，桂枝散寒而更不其冲，故于桂枝汤再加桂枝二两。仲圣用桂只是桂枝，盖即一物而加之减之，便各有功效不同，以诸方参考之自见，不必疑此之加桂为肉桂也。
桂枝风六两之方，曰天雄散。桂枝用至六两，仅见是方。盖以天雄益肾精，更以桂枝化肾气；以龙骨召自下上越之阳，更以桂枝自上下济之阳；以白术培土而守之，更以桂枝温土而发之；是桂枝足以辅三物之不逮，非用之至多，则轻易之性，治上不能治中下也。
仲圣用桂枝之广大精微，愚已备陈其法。试更以桂枝汤推类言之：夫桂枝汤不独治太阳病也，治阳明病亦有之。如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是桂枝汤用之于阳经外证，总以汗出为断。太阳表实者不汗出，汗出必表虚，故可以桂枝汤调营卫。阳明病本自汗出，而汗出之证则有不同。汗出而恶热不恶寒，与得之一日不发热而恶寒，二日寒自罢而发热者，阳明热病也。此汗出且多，脉复心，则非热蒸之汗出，而为表虚有寒邪之汗出。微恶寒而非背微恶寒，又无燥渴心烦之里证，则非解后之余邪，而为表邪之未解。虽阳明之邪，较深于太阳，而宜以桂枝汤生正汗而发邪汗，则理实无二也。谨按《金鉴》云：汗出多之下，当有发热二字。若无此二字，脉迟汗出多微恶寒，乃是表阳虚，桂枝附子汤证也，岂有用桂枝汤发汗之理乎？窃思仲圣此条，确切桂枝汤证，似无佚脱之字。至桂枝附子汤以芍药易附子，正是汗出与不汗出分别紧要之处。风湿相搏之宜以附子扶阳，与阳明中风之表虚只须用桂枝者，似亦有异。然欤非欤，姑谨志之。
用桂枝汤而非自汗出者亦有之。如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按太阴之为病一条，是太阴脏病提纲。此脉浮是经病，断无腹满而吐等证。然则太阴病三字从何着落。窃谓他条太阴中风四肢烦疼，即属太阴经病之提纲。邪中阴经，讵能汗解？桂枝汤是和剂亦非汗剂。注家不究桂枝汤发汗之所以然，而第执可发汗三字，模糊以辛甘发散释之。柯氏更误认脉浮为风热。不思桂枝汤之发汗，是何等发汗，必其先表虚汗出，服汤后再歠粥温覆，然后邪汗去而正汗以生。今太阴中风本不能有汗，阴经之表证，本不能以麻黄葛根等发汗，舍桂枝汤解肌调营卫，尚有宜于是者乎？王宇泰云：阴不得有汗，故不言无汗，三阴兼表病，俱不当大发汗。非深明于仲圣法者，不能为此言。
用桂枝汤而但身本疼痛者亦有之。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一条，《金匮》亦载入。窃疑本系杂证而复出于《伤寒论》者。下利之下，《金匮》多一后字。盖太阴所受寒湿下利之后，脾阳式微，腹故胀满。外则经气亦虚，风邪乘之，与里湿相搏，体为之痛。然经脏并治非法，以四逆汤先温其里，则寒湿去而表邪亦孤。后以桂枝汤解肌散风而和营卫，自易如反掌，不云发汗者，即《金匮》所谓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
更有用桂枝汤于妇人妊娠者，《金匮》妇人妊娠篇第一条，妊娠至六十日不能食，自属阻病。阻病用桂枝汤，似有未合。徐氏谓桂枝汤内证得之为化气调阴阳，差胜诸家，而终未亲切。窃思仲圣于病证但标数字，而即云宜某方者多有之，此或尚有的对之证，欲人就其方思之而自得耳。按太阴中风四肢烦疼，太阴病脉浮者宜桂枝汤。而《千金》半夏茯苓汤治妊娠阻病，为后世所宗，却有四肢烦疼、恶寒汗出等证。方中橘姜辛夏，与桂枝汤亦颇有似处。就是测之，妊娠阻病，必得有太阴外证者，以桂枝汤治之，方不致误。虽然，不知强解，儒者所戒，宜《金鉴》谓有脱简而不注也。绝之是绝其医药。娄全善治一妇，即遵此法而愈。又《女科辑要》载一老妇劝人停药，后如其言。然则以绝之为绝其病根，或泥于安胎，治之而逆，是绝其妊娠者，当爽然失矣。
《医学衷中参西录》：味辛微甘，性温。力善宣通，能升大气，降逆气，散邪气。仲景苓桂术甘汤用之治短气，是取其能升也；桂枝加桂汤用之治奔豚，是取其能降也；麻黄、桂枝、大小青龙诸汤用之治外感，是取其能散也。而《神农本草经》论牡桂，开端先言其主咳逆上气，似又以能降逆气为桂枝之特长，诸家本草鲜有言其能降逆气者，是用桂枝而弃其所长也。
小青龙汤原桂枝、麻黄并用，至喘者去麻黄加杏仁而不去桂枝，诚以《神农本草经》原谓桂枝主吐吸，去桂枝则不能定喘矣。乃医者皆知麻黄泻肺定喘，而鲜知桂枝降气定喘，是不读《神农本草经》之过也。桂枝善抑肝木之盛使不横恣，又善理肝木之郁使之逆者下降，脾胃调和则留饮自除，积食自化。其宣通之力，又能导引三焦下通膀胱以利小便，惟上焦有热及恒患血证者忌用。
桂枝非发汗之品，亦非止汗之品，其宣通表散之力，旋转于表里之间，能和营卫、暖肌肉、活血脉，俾风寒自解，麻痹自开，因其味辛而且甘，辛者能散，甘者能补，其功用在于半散半补之间也。故服桂枝汤欲得汗者，必啜热粥，其不能发汗可知；若阳强阴虚者，误服之则汗即脱出，其不能止汗可知。 求<<古典本草药理及其于经方之应用举隅>>小乌龟著下篇或相应网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