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原文】我感到，就《内经》读《内经》、就中医读《内经》或就医学读《内经》是读不懂《内经》的。即或再带点儿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头脑，也不能左右逢源，了无障碍。
如此说来，这是要否定前人的一切研究成果吗？是说别人都不懂《内经》吗？是说用“控制论”等新学说解释《内经》的作法均不可行吗？当然不是。不过，我至少可以指出，虽有上述研究，至今对《内经》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并未说清楚。后学者读了有关著述后，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很多地方是勉强说得通。有的地方尽力附会也说不通。其中不少问题本来不必等到现在才能研究得比较彻底。毛病就出在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上。
比如五行学说的研究吧。从王冰注《内经》⑴、张景岳编《类经》⑵，直到最近的教科书、最新的大部头《内经》注本⑶，对五行与四季、五方、五味等相配的道理，都从常识出发解释，没有超出《尚书正义》⑷的水平。这种解法只在五行配五味方面大体说得过去。即“木生子实，其味多酸”⑸、“火性炎上，焚物则焦，焦是苦气”⑹、“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近辛”⑺、“甘味生于百谷，谷是土之所生，故甘为土之味”⑻、“水性本甘，久浸其地，变而卤，卤味乃咸”⑼。（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⑽：尚书正义·卷十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5:76）可是，许多学问家仍觉此说牵强。
【补注】⑴王冰注《内经》：指王冰注《素问》。
王冰（一作砅），自号启玄子，又作启元子（因避讳唐玄宗而改字“玄”为“元”）。一般认为是唐代中期医学家，生平不详。但李经纬、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说：“王冰……约生于唐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卒于贞元二十年（公元805年），里居籍贯不详，唐宝应中（公元762-763年）为太仆令，故称为王太仆。”若据此推算，享年当在95岁，与《新校正》所引《唐人物志》“年八十余以寿终”不相符，存疑待考。
《素问》一书，传至唐代，纰缪甚多，内容混乱，影响授学和施用。王冰鉴于此书的重要性，遂立志寻访搜求诸本，编次整理达12年之久，于公元762年编成《黄帝内经素问释文》。调整篇目顺序，辨认错简，增补缺文，将原存8卷分编为24卷81篇；又为全书作注，注文相当精当，并被后人视为重要的训诂文献之一。由于对《素问》进行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所以称之为“重广补注”，流传至今，成为学习研究祖国医学的重要依据。尽管人们对他所增补的第七卷即七篇大论，颇多非议，怀疑它并非原著，但这些内容仍有研究价值，而王氏对保存整理古典医籍、阐发其义理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王冰序》：“启玄子·王冰撰（宋林亿等《新校正》云：“按《唐人物志》，冰仕唐为太仆令，年八十余以寿终。”）……时大唐宝应元年岁次壬寅序。”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林亿序》：“迄唐宝应中，太仆王冰笃好之，得先师所藏之卷，大为次注，犹是三皇遗文，烂然可观。”
宋张杲《医说·卷第一》：“元珠先生，不知何许人。隐显莫测，惟太濮令王冰识其为异人，乃师事之。元珠洞明《素问》，究极微奥，密授妙旨，教冰五脏六气修炼养生之法，草石性理，祛邪去疾神方，由是冰乃注大经《素问》，至一为医家宗范（出《神仙传》）。
王冰自号启玄子：王冰，宝应中为太濮令，笃好医方，得先师所藏《太素》及全元起者，大为次注《素问》，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且序曰：将升岱岳，非迳奚为；欲诣扶桑，无舟莫过。乃精勤博访，而并有其人。历十二年，方臻理要，询谋得失，深遂夙心（出林光禄《素问序》）。”
李经纬、邓铁涛《中医大辞典》：“王冰：唐代医家。自号启玄子。曾官太仆令。王氏认为《素问》‘世本纰缪，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乃‘精勤博访，历十二年’方臻理要，又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一以参酌，详加次注，‘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于公元762年撰成《注黄帝素问》二十四卷，是继全元起注《黄帝素问》后又一次整理注释，世称《次注黄帝素问》。王氏名《次注》中，作了不少发挥，对中医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李经纬、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隋唐五代时期的医学》：“王冰，又作王砅，号启玄子，又作启元子。约生于唐景云元年（710）卒于贞元二十年（805），里居籍贯不详。唐宝应中（762-763）为太仆令，故称为王太仆。
王氏少时笃好易老之学，讲求摄生。究心于医学，尤嗜《黄帝内经》，曾‘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黄帝内经》传至唐代，已无完本，只有残卷流传。王氏鉴于当时《素问》传本纰缪百出，篇目重叠，错误脱简甚多，难于理解和施用，遂精勤博访，收集多种传本，以《全氏注黄帝素问》为依据，将张公旧藏之卷与手中残本对勘，比较校订，重新整理编次注释《素问》，并补入《天元纪大论》等七篇大论。自天宝九年（750）至宝应元年（762），历时12年之久，注成《素问》24卷，合81篇，世人称之为《次注黄帝内经素问》。王氏之作于保存和整理古代医籍、解释古奥文义有所贡献，使《素问》籍以流传，至今被岐黄家奉为圭臬。林亿评价王氏的注解，使得‘三皇遗文，烂然可观’。王氏对运气学说亦有研究，其理论见解记述于补入的七篇大论的注释中，为后世运气学说之本。他对辨证论治也有所发挥，如治疗元阳之虚，主张‘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而治疗真阴之竭，则提出‘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这是迄今临床治则的名言。又如将病变分为因于运气和不因于运气两类，每类又辨其外感或内伤。这种分类法，为后世张元素、张从正所宗，对后世医学发展有一定影响。
王氏另有《玄珠》一书，宋代已佚。世传还有《玄珠密语》10卷，《昭明隐旨》3卷、《天元玉册》30卷，《天和纪用经》1卷等，皆后人托名之作。”
附：唐·王冰为何道号“启玄子”？（《中医文献杂志》2011年第4期）
现在《素问》的通行本，是经过唐·王冰次注、宋·林亿等校正后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者。
《素问》流传至唐代，早已损残散失不全，正如王冰在次注《素问》时说：“世本纰缪，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王冰对照家藏“张公秘本”，对残缺不全的世本做了大量的补亡、迁移、别目、加字和削繁等工作，加以注释并重新编次，使《素问》恢复到八十一篇旧数，并以二十四卷本行世。一般认为，运气七篇和《六节脏象论》中有关运气的一段，皆为王冰补入。王冰补入运气七篇后仍缺两篇，即《刺法论》和《本病论》，仅篇名存目录中，到了宋·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又出现了这两篇，并题名为《素问遗篇》。经过王冰的补注工作，使《素问》得以较完善的本子继续流传。至宋代仁宗嘉佑年间，高保衡、林亿等人奉朝廷之命校勘医籍，对已是“文注纷错，义理混淆”的王注本，再行考证，“正谬误者六千余字，增注义者两千余条”，并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林亿等的校本，即今之所见《素问》的原型，宋以后的元、明、清各代，皆据此进行翻刻，未再改易。明·顾从德影宋刊本《素问》堪称善本，为今所据。
王冰在《黄帝内经素问注》作序时，题名为“启玄子王冰撰”。为何题名为“启玄子”？乃王冰为自己所取的道号。
关于“启玄子”道号的由来，在其《玄珠密语序》中有清楚、详细的交代。
《道藏·玄珠密语序》：“余少精吾道，苦志文儒。三冬不倦于寒冷，九夏岂辞于炎暑。后因则天理位而乃退志休儒，继日优游，栖心至道。每思大数尤短，景以无依。欲究真筌，虑流年而不久，故乃专心问道，执志求贤。得过玄珠乃师事之尔。即数年间未敢询其太玄至妙之门，以渐穷渊源，方言妙旨。授余曰：‘百年间可授一人也，不得其志求者勿妄泄也。’余即遇玄珠子与我启萌，故号启玄子也。也谓启问于玄珠子也。今则直书五本，每本一十卷也，头尾篇类义同，其目曰《玄珠密语》，乃玄珠子密而口授之言也。”
王冰后来专心问道，得遇高人隐士，即以“玄珠”为道号的道医-玄珠先生，并获得启蒙和秘传，于是便自取道号为“启玄子”，意为“启于玄珠子也”。关于王冰所师事的玄珠先生，宋人张杲在《医说·卷一·医家类》中云：“玄珠先生不知何许人，隐显莫测，惟太仆令王冰识其为异人，乃师事之。玄珠洞明《素问》，究极微奥，秘授妙旨，教冰五脏六气修炼之法、草石性理、祛邪去疾神方，由是冰乃注大经《素问》，至一为医家宗范。”
《内经》之学，出于道家，而“冰弱龄慕道，夙好养生，幸遇真经，式为龟镜。”（王冰《黄帝内经素问注序》），故王冰道号为“启玄子”，顺理成章，自然之事。
参考文献程士德.内经.第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4盖建民.道教医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139胡天雄.素问补识.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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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张景岳编《类经》：即张介宾《类经》。
张介宾（1563-1640），字会卿，号景岳，又号通一子。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原籍四川绵竹，其先于明初军功世授绍兴卫指挥，迁浙江会稽。父张寿峰为定西侯客，14岁随父进京，学医于京畿名医金英（梦石），得其传。青年时期未以医为业，从军。“壮岁好谈兵击剑，思有所用于世”（《景岳全书·鲁序》）。游燕冀间，从戎幕府，出榆关，履碣石，经凤城，渡鸭绿，因无成就，返京师，专心于医术。张氏名医噪京师，“时人比之仲景、东垣”，“延边大帅皆遗金币致之”。（黄宗羲《南雷文定·张景岳传》）后返会稽行医，其间到过西安和河南，为河南学政叶秉敬之母看病。《类经》刊行，叶氏给予大力赞助。
张氏早年崇丹溪阳有余阴不足之说，中年后，以《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为据，并受张元素影响，转而抨击丹溪，“医法东垣、立斋”。受王冰影响，并发挥说命门之火为元气，肾中之水为元精。无阴精之形，不足以载元气，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亦常不足之说，成为温补学派主要人物。
张氏著有：《类经》32卷，《类经图翼》11卷，《附翼》4卷，《景岳全书》64卷。另有《质疑录》1卷。有人疑为伪托。张氏重《易》，并受王守仁“心学”影响。强调“医易同源”，“医之为道，身心之易”。他说：“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必须“摭易理精义用资医学变通”。易论阴阳，医用阴阳，抓住它，就能“运一寻之木，转万斛之舟”。张氏接受“阴阳者一分为二”的观点，阐发阴阳互根之理，指出阴阳“彼此相须”，缺一不可。如气为阳，精为阴，“精之与气，本自互生”。所以，“以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离”。
基于以上认识，张氏对河间、丹溪之说，进行强烈抨击。“刘、朱之言不息，则轩、岐之泽不彰”。撰《大宝论》、《真阴论》，提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因而阳非有余，人之真阴亦常不足。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张氏自制左归、右归饮和丸，分培左肾之元阴和右肾之元阳。
在诊断治疗思想上，张氏强调辨证论治、辨证求本。张氏提出二纲、六变之说，二纲指阴阳，六变指表里、虚实、寒热，抓住六变，才能掌握病本。张氏认为“诸病皆当治本”，治本是最重要的治疗。张氏提出的一些论点，如“药贵专精，尤宜勇敢”；“知邪正，权轻重”；“辨虚实”；议补泻；论逆从；活法探病；“不治之治”等，都是讲辩证施治的。
张氏临证经验丰富，提出不少有益见解。如关于命门学说的发挥，关于问诊的分析，关于煤气中毒及其预防方法的探讨，关于卒中与外感中风的辨别，关于急病的处理，关于精神心理治疗的作用，关于诈病的揭露等，都富有启迪。张氏善于熟地，被人称为“张熟地”，强调甘温固本。但必须指出，张氏并非不问病因，一味温补，完全弃置寒凉不用的。
对张介宾，赞之者多，贬之者不少。叶秉敬誉《类经》为“海内奇书”。黄宗羲谓，“二千年来，医家之书盛于世者，张景岳《类经》、赵养葵《医贯》。然《医贯》一直半解耳。《类经》明岐黄之学，有王冰所未尽者，即学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后能通之”。清代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说：“其书辨疑发隐，补缺正讹”，“蘼不殚精极微，丝毫无漏”。陈修园则专作《景岳新方砭》以为“皆拾前人之糟粕”，并说，左归丸直“厨子所造之八仙菜”。张介宾作为温补派主要人物，其功不可没；但过于强调温补，造成流弊，亦不可辞其咎。（《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第九章明代医学》）
《中医大辞典》：“张介宾（约1563-1640）明代著名医家。字景岳，又字会卿。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先祖原是四川绵竹县人，因有军功被认为绍兴卫指挥。他幼年随父亲到京城，十几岁时，从名医金英学医；中年从军，曾到过河北、山东等地。由于多年没有得到功名，于是回乡致力于医学。日久，名医大振。他对《素问》、《灵枢》很有研究，先后用了三十多年功夫编成《类经》，以类分门，详加注释，条理井然，便于寻览学习。又编有《类经图翼》、《类经附翼》、《质疑录》。晚年结合过去临床经验，辑成《景岳全书》。他在医学理论方面，起初对朱震亨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相当信服，中年以后，根据《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等道理，对朱震亨的上述理论又大加反对，提出‘阳非有余’及‘真阴不足’、‘人体虚多实少’等理论，主张补益真阴、元阳、慎用寒凉和攻伐方药，在临证上常用温补方剂，被称为温补派。他的著述和学说，对后世医学有较大影响。”
《类经》：高校教参第二版程士德《内经》：“张介宾……他精研《内经》凡三十余载，数易其稿，著成《类经》，是现存分类注释《内经》最完整的著作。张氏采用从类分门的方法，将《素问》、《灵枢》的全部内容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十二大类，凡三十二卷，三百九十篇，经文虽因类分而颠倒，但仍一一注明出处篇名，以便查核，且有详尽的注释。由于张氏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加之文字简明畅达，所以他的注释多能结合实际，特别是一些重要的问题，除注释外，还结合临床实践体会，用‘愚按’的形式，进行专题发挥，此书为学习研究《内经》者所必读。”
《中医大辞典》：“《类经》：书名。明·张介宾撰。32卷。刊于1624年。本书将《黄帝内经》中的《素问》和《灵枢》二书内容重新调整归类，改编而成。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等12类，每类又分若干小类，并附文。由于内容以类相从，故名《类经》。书中将《内经》原文作了较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解释，是学习和研究《内经》的重要参考书。”
⑶最新的大部头《内经》注本：到目前为止，研究《内经》最重要而有成就的一部著作是中医经典研究大系-由王洪图任总主编而编撰的《黄帝内经研究大成》（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黄帝内经》既是中医学的第一经典，为业医者必读之书，同时它又蕴藏着极其丰富而又深奥的中国传统文化众多学科的知识宝藏。自其问世至今两千余年来，吸引着国内外无数学者从医学、哲学、历史、语言、文字、天文、地理、气象、历法、生物、社会等多学科角度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仅有关研究专著即达四百余部，学术论文何止万篇。为便于广大读者全面地和正确地理解这部博大精深的《黄帝内经》，阅读到散在于浩如烟海的中医文献中有关《黄帝内经》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了解当代研究《黄帝内经》的水平和动态，特别是为了向各个学科有志于研究《黄帝内经》的专家、学者提供从古至今有关研究《黄帝内经》的全面、系统的基础资料，本书编委会在这部巨著中汇入如下内容：《黄帝内经》文献及语言文字研究、《黄帝内经》学术研究发展史、《黄帝内经》理论研究、《黄帝内经》病证与临床研究、《黄帝内经》多学科研究与实验研究、《黄帝内经》近代校释珍本辑录、《黄帝内经》研究文献汇编，共七编四百五十万字，名之曰《黄帝内经研究大成》。
本书是以中国专家为主并特邀日本国、韩国部分专家集体撰著而成，不仅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与经验，也奉献出全体作者的研究心得和最新研究成果。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学术界完成了对两千多年来《黄帝内经》研究工作的第一次总结。（互联网《百度百科》）
⑷《尚书正义》：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是儒家经典《十三经注疏》之一的《尚书》注本。
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第二编尚书概论》：“至于十三经所用之注，则为伪孔安国《传》。此传虽题孔安国撰，实与伪古书《尚书》同出王肃伪造，可以不阅。孔颖达据伪孔《传》为疏，除有小处可采外，亦不足观。”
唐初《五经正义》的第二部，孔颖达、王德韶、李子云等奉诏撰，朱长才、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赵弘智复审，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张行成等人刊定。此书凑合《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并采用伪孔安国《尚书传》，将伏生本《今文尚书》20篇分为33篇，加上所谓的出自孔宅夹壁的《古文尚书》25篇，定为58篇，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经书。流传几千年，对后世影响巨大。孔颖达等在此书《正义》中较多地谈到了天与人的关系，反复阐明用天道治理民众的道理。他们是以君为师，而不敢像孟子、杨雄那样以师自任，这是汉代以后尤其是当时现实的反映。但是如果君主不好好地治理百姓，就是违背天意，这时，天就会离他而去。也即“天不可信”。这些观点都是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的。另外，此书还保存了不少旧说典故，在训诂学上也有较大的价值。（互联网《百度百科》）
正义：《辞海》：“③指语言文字上恰当、正确的含义。中国古代常用作注释经史的书名。如唐代孔颖达等有《五经正义》，张守节有《史记正义》。”
⑷《尚书正义》：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是儒家经典《十三经注疏》之一的《尚书》注本。
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第二编尚书概论》：“至于十三经所用之注，则为伪孔安国《传》。此传虽题孔安国撰，实与伪古书《尚书》同出王肃伪造，可以不阅。孔颖达据伪孔《传》为疏，除有小处可采外，亦不足观。”
唐初《五经正义》的第二部，孔颖达、王德韶、李子云等奉诏撰，朱长才、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赵弘智复审，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张行成等人刊定。此书凑合《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并采用伪孔安国《尚书传》，将伏生本《今文尚书》20篇分为33篇，加上所谓的出自孔宅夹壁的《古文尚书》25篇，定为58篇，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经书。流传几千年，对后世影响巨大。孔颖达等在此书《正义》中较多地谈到了天与人的关系，反复阐明用天道治理民众的道理。他们是以君为师，而不敢像孟子、杨雄那样以师自任，这是汉代以后尤其是当时现实的反映。但是如果君主不好好地治理百姓，就是违背天意，这时，天就会离他而去。也即“天不可信”。这些观点都是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的。另外，此书还保存了不少旧说典故，在训诂学上也有较大的价值。（互联网《百度百科》）
正义：《辞海》：“③指语言文字上恰当、正确的含义。中国古代常用作注释经史的书名。如唐代孔颖达等有《五经正义》，张守节有《史记正义》。”
⑸木生子实，其味多酸：《尚书·洪范》：“三曰木……木曰曲直……曲直作酸。”孔安国《传》：“木实之性。”孔颖达《正义》：“木生子实，其味多酸。五果之味虽殊，其为酸一也。是木实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
金栋按：《礼记·月令·春》：“其味酸，其臭（音嗅xiu）羶。”郑玄注：“木之臭、味也。凡酸羶者皆属焉。”孔颖达《正义》：“通于鼻者谓之臭，在口者谓之味。臭则气也，《尚书》孔《传》云：‘木实之性。’然则木实酸，凡草木所生，其气羶也。”《吕氏春秋·孟春纪》：“其味酸。”高诱注：“木味酸。酸者钻也，万物应阳钻地而出。”《淮南子·时则训》：“其味酸。”高诱注：“木味酸。酸之言钻也，万物钻地而生。”班固《白虎通·五行》：“木味所以酸何？东方万物之生也。酸者以达生也，犹五味得酸乃达也。”萧吉《五行大义·卷三·第十四论杂配》：“木所以酸者，象东方万物之生。酸者，钻也，言万物钻地而出生，五味得酸乃达也。《元命苞》云：‘酸之言端也，气始生，专心自端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木生酸。”王冰注：“凡物之味酸者，皆木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曲直作酸。’”
⑹火性炎上，焚物则焦，焦是苦气：《尚书·洪范》：“二曰火……火曰炎上……炎上作苦。”孔《传》：“焦气之味。”孔《正义》：“火性炎上，焚物则焦，焦是苦气。《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为焦味，故云‘焦气之味也’。嗅之曰气，在口曰味。”
金栋按：《礼记·月令·夏》：“其味苦，其臭焦。”郑注：“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属焉。”孔《正义》：“夏，其味苦，其臭焦者，《尚书》孔《传》云：‘焦之气味，火烧物焦，焦则味苦。’”《吕氏春秋·孟夏纪》：“其味苦。”高诱注：“火味苦。”《淮南子·时则训》：“其味苦。”高诱注：“火味苦也。”《白虎通·五行》：“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长养，苦者，所以长养也，犹五味须苦可以养也。”《五行大义·卷三·第十四论杂配》：“火所以苦者，南方主长养也。苦者，所以长养之。五味须苦，乃以养之。《元命苞》云：‘苦者，勤苦乃能养也。’《方言》：‘苦，快也，臭焦者，阳气蒸动，燎火之气也。’许慎云：‘焦者，火烧物，有焦燃之气。’夏气同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火生苦。”王冰注：“凡物之味苦者，皆火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炎上作苦。’”《素问·五运行大论》：“火生苦。”王冰注：“物之味苦者，皆始自火之生化也。甘物遇火，体焦则苦，苦从火化，其可征也。”
⑺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近辛：《尚书·洪范》：“四曰金……金曰从革……从革作辛。”孔《传》：“金之气味。”孔《正义》：“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为‘金之气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
金栋按：《礼记·月令·秋》：“其味辛，其臭腥。”郑注：“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属焉。”孔《正义》：“秋，其味辛，其臭腥者，孔《传》云：‘金之气味，言金臭之气则腥，在口则辛。’”
《吕氏春秋·孟秋纪》：“其味辛。”高诱注：“五行，金味辛。”
《淮南子·时则训》：“其味辛。”高诱注：“金味辛也。”
《白虎通·五行》：“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伤成物，辛所以煞伤之也，犹五味得辛乃委煞也。”
《五行大义·论杂配》：“《礼记》云：‘秋之日，其臭腥，其味辛。’西方杀气腥也。许慎云：‘未熟之气腥也，西方金之气象也。味辛者，物得辛乃萎杀也。’亦云：‘故新之辛也。故物皆尽，新物已成，故云新。’《元命苞》云：‘阴害故辛，杀义故辛刺，阴气使其然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金生辛。”王冰注：“凡物之味辛者，皆金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从革作辛。’”
⑻甘味生于百谷，谷是土之所生，故甘为土之味：《尚书·洪范》：“五曰土……土爰稼穑……稼穑作甘。”孔《传》：“甘味生于百谷。”孔《正义》：“甘味生于百谷，谷是土之所生，故甘为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金栋按：《礼记·月令·中央》：“其味甘，其臭香。”郑注：“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属之。”孔《正义》：“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孔《传》云：‘甘味生于百谷，味甘则气香。’”
《淮南子·时则训》：“其味甘。”高注：“土味甘也。”
《白虎通·五行》：“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犹五味以甘为主也。”
《五行大义·论杂配》：“土味所以甘者也，中央，中和也；甘，美也。《元命苞》云：‘甘者，食常言安其味也。甘味为五味之主，犹土之合成于四行也。臭香者，土之气，香为主也。’许慎云：‘土得其中和之气，故香。’”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土生甘。”王注：“凡物之味甘者，皆土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稼穑作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