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内经>时代》补注
《<内经>时代》补注 赵洪钧著 金栋补注（河北省河间市人民医院）金栋按：以“时代”二字为书名者，如郭沫若有《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等。时代，《辞海》：“①指历史上依据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来划分的社会各个发展阶段。如：新石器时代；封建时代。”
评赵洪钧著《<内经>时代》（代再版序）李建民（本文原载1997年12月《新史学杂志》第八卷第四期173～185页，作者李建民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一、赵洪钧符合大陆第一代学人的标准（原无标题，据本节最后内容评语而加）
大陆医史的“内史”研究，降及赵洪钧出版《<内经>时代》（指1986年赵洪钧自费印制的《<内经>时代》，以下简称《时代》，后同）已渐成熟。1980～1990这10年间，据统计治《内经》训诂有成就的专著11部，论文400余篇，数量超过了之前30年的总和。（张长城、范振城.八十年代《内经》训诂述略.医古文知识，1995，（3）：44～47。另参见郭霭春主编.黄帝内经词典.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1204～129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客观的学术氛围，提供他有进一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恰恰相反，赵洪钧写作《时代》，似乎怀有抑郁之气（见“告读者”，《时代》216页），以至在建构《内经》史之流变时，对大陆医史界针砭，微言大义，历历可见。虽然《时代》一书篇幅不大，但赵洪钧全史在胸，小景之中，形神俱足。他在个人极为困难的条件（自力出版《时代》）之下，写出了至今令人反复咀嚼的作品。
赵洪钧是大陆第三代医史工作者。如果以出版第一部中国医学通史的陈邦贤（1919）为第一代人，与他同时的医史工作者有余云岫、范兴准、王吉民、李涛、伍连德、宋大仁、吴云瑞、叶劲秋、耿鉴庭、伊博恩、谢诵穆、丁济民等。第二代的医史工作者有程之范、李经纬、蔡景峰、马堪温、甄志亚、张慰丰、龚纯、姒元翼、陆肇基、熊同检等。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以降医史发展的主力。这群主力目前仍是大陆医史的领导阶层。第二代人中，有一批西医学习中医人员被迫改行从事医学史研究。20世纪50年代，可以说是大陆中医的“黄金年代”。当局提倡中医，针对社会上和医界“中医不科学”的成见，1955年1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开办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这批人员，便利用其西医知识弘扬中医的历史成就。这种以发扬中医“发展”与“成就”为重点的研究方向，成为大陆医史研究基调。
赵洪钧1978年考取北京中医研究院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是为第三代人。“文革”之后（1976年后），大陆医史研究的倾向局限于医药学术，其内史研究不断深入。相对于第一代人范行准、余云岫辈兼通内外史，无疑格局较小。而《时代》强调用“史家眼光读《内经》”（《时代》26页），并说：
医史界和社会科学史界联系松散，一般史学家极少研究医史，医史家也不大接触社会科学史。通俗些说是两家分工太清。更有甚者，医史界和其他科技史界也分得太清。结果是互相了解、渗透都不太多。这种情况对医学史尤其不利。（《时代》14页）
当然，赵洪钧有一些工作假设：他认为，重建《内经》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必然在医学著作中留下印迹。一般情况下是社会思想影响医界，而不是相反。”“医学往往落后其他科学一步”，“把《内经》放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去研究《内经》，看那时的有关学科为医学提供了什么条件。这主要是为了研究《内经》，反过来也可以供研究那个时代参考。”
再者，“文革”之后的医史发展的另一个特色是体制化。1980年，《医史杂志》复刊。1982年，“医史文献研究室”正式成所，李经纬为首任所长。透过医史人才的培养，刊物指引研究取向。大陆以内史为主，以叙述中医史“发现”“成就”的格局更形稳固。第一代医史工作者如余云岫是一面批评旧医，诋斥“阴阳、五行、六气、十二经，绝对无发展之希望”，一面从事医史研究。他在《我国医学革命的破坏与建设》中说：“吾意中国医学，若有可建设之道二焉。一则历史上之陈迹也，二则国产药物之功用也。”不过，时过境迁，赵洪钧的时代，医史只能“建设”，不许“破坏”。余云岫说旧医学“不能迅速扫荡，推其缘故，有两大原因：其一为皮相问题；其二为饭碗问题。而最无价值者，门户之争，意气之诉讼也。”这句话换成赵洪钧之口，大概只能被视为不经之论。
以《内经》研究为例，赵洪钧指出当时的几个流派的讲法。
对怎样才算读懂了《内经》，就有几种分岐的看法。有人说，通读几遍《内经》白文，就算懂了。有人则认为，必须多看几家注解或最好自己再做一次集注。有人以为，能从头至尾把《内经》讲“通”，水平才算可以。还有人则以能否细讲“七篇大论”为试金石。近年来的风尚，又把“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时间生物学”等新学说拿来围绕《内经》大做文章，以为这样才能领会《内经》的真谛。我曾经按照上述各种主张学过《内经》，觉得没有一种令人满意。最后，只好走自己的路。……我感到，就《内经》读《内经》，就中医读《内经》或就医学读《内经》是读不懂《内经》的。即或在带点儿现在哲学和现代科学头脑，也不能左右逢源，了无障碍。
如上所述：（1）以经解经；（2）以医解经；（3）以现代各式各样的理论汇通经典，皆有其局限。赵洪钧以史释经，“走自己的路”。
评者认为：赵洪钧符合大陆第一代学人的标准。他的文体与思路的出现，预告了中国医史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就要复活。
二、术数之学：解读内经的一把钥匙
《时代》共十六节，但全书环绕的主题只有一条，即通过阴阳五行术数之学通释《内经》，并把《内经》放回产生阴阳五行的时代去，将和它有关的政治思想背景，及各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比较研究。（《时代》1、42页）
以下，先胪列《时代》全书各节的题目。
第一节 我为什么和怎样写《<内经>时代》？第二节 黄帝及其臣子和八十一篇第三节 《内经》讲些什么？第四节 《内经》和《内经》时代阴阳五行说第五节 儒家思想和《内经》第六节 《内经》和古代天文学第七节 运气学说-《内经》体系的终结第八节 《内经》与《周易》第九节 道家、道教和《内经》第十节 《内经》与卜筮、巫祝、风角、星占第十一节 扁鹊、仓公、华佗与《内经》第十二节 出土医书与《内经》第十三节 《内经》与古代音乐第十四节 《内经》与其他古代学术琐谈第十五节 《内经》自相矛盾举隅第十六节 《内经》语言管窥
第五、九节，是讨论《内经》与儒、道这两大学术流派的关系。一般论医者往往重道轻儒，但赵洪钧却建议：“《内经》专家或古医史专家，最好念念汉儒的经说”。（《时代》70页）其次，第四、五、六、七、八、十、十三节则涉及阴阳五行等术数的形成史。讨论《素问》、《灵枢》各篇成书的古近不同。再者，第十一、十二节，将《内经》与新旧的医史文献比对，梳理《内经》时代医学的多样面貌。
赵洪钧认为；“要是学《内经》为了做医生，现在的《中医学基础》教材已经很好。它用现代语言比较系统、精炼地叙述了《内经》的主要内容，在大部分概念和论述上都比《内经》更全面、系统、准确。它避免了大量重复，统一了《内经》中自相矛盾的地方，适当补充了一些后世学说，因而使中医理论更完善。如果说其中比《内经》少了些什么，也只有两方面：一是《内经》中涉及到的非医学内容讲得少，二是基本上不讲‘五运六气’。”（《时代》27页）其实，《内经》中“非医学内容”很多。而这些旁支的文化现象却不是可有可无。近人廖平（1852~1932）《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即将《内经》析分为三门，有云：《灵枢》、《素问》“谓治皇帝学之专书。于其中分‘天学’于‘人学’，治天下、治病、为三门。治天下者为‘帝学’，阴阳五行家九流之一；言天道人身应天地者，专为‘皇学’；治病者，乃为医学专书，人‘艺术门’”（廖平晚岁患风痹，研究书，著医学作品二十余种。他的经学六变即用《内经》发挥《诗》、《书》之学。见钟肇鹏，《廖平》，收入贾硕先、戴大禄编《四川思想家》，成都：巴蜀书社，1988：503~542。评者以为，研究《内经》史，廖平的作品是不容忽视的）。我们通检《内经》白文，的确会同意在治病之外，《内经》有“治天下“等其他内容。廖平撰《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新解》的序说得最清楚，顾不烦抄录如下：
沈作喆 《万简》云：《内经·素问》黄帝之遗书也。学者不习其读，以为医之一艺耳，殊不知天地人理皆医国，至言妙道存焉。桑悦《素问钞序》云，《素问》乃先秦战国之书，非岐黄手笔。其称上古中古，亦一佐证。玩其词意，汪洋浩瀚，无所不包。其论五脏四时收受之法，吕不韦《月令》祖之。其论五气郁散之异，董仲舒、郭景纯灾异祖之。其论五藏梦虚所见之类，《楞严经》说地狱仿之。论运气则可为历家之准则。论调摄则可为养生者之龟鉴。扩而充之，可以调和三光，燮理阴阳，而相君之能事毕矣。岂特医而已耶！（廖平.灵素五解篇.成都：存古书局，1921:1）
《内经》与其他学术的关系，不一定是前者影响后者。《内经》的内容，大都以为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如果《内经》有个“作者群”的话，那么治病之外内容的作者是谁呢？
《时代》一书就《内经》各篇内容分为8项：（1）养生之道、人与自然；（2）生理常识；（3）病因病机；（4）诊法；（5）诸病；（6）经脉针灸；（7）运气；（8）学医态度。赵洪钧说：“上述分类最使人疑惑处即没有把阴阳、五行算作一个部分。”他认为，今本《内经》只有《素问·灵兰秘典论》与《灵枢·肠胃》与阴阳五行无涉，余则篇篇不离阴阳五行。所以，《时代》以为：
把阴阳五行说成《内经》内容之一是不妥的。阴阳五行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有了它，尽管各篇错乱重复，矛盾之处举不胜举，仍不失为一个整体。没有它，《内经》只剩下一堆零碎的臆测和经验知识。（《时代》29页）
又说：
阴阳五行说是《内经》体系的骨架或框架。抽出这个架子，《内经》就委然脱地成为一堆零砖碎瓦。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大致上无往而不通。否则便基本上读不懂。（《时代》30页）
换言之，《内经》的医学技术是通过阴阳五行表述的，史家解读这些相关知识，亦必须“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赵洪钧又说：“《内经》中的阴阳说是离不开四时五行的。故应该说：阴阳五行四时者，天地万物之道也。读《内经》要时刻不忘这一基本概念。把三者分开有时就不知所云。”（《时代》32页）也就是说，古人论医理人身虽可以自成体系，但其认识背景却是天学。所谓大宇宙、小宇宙之间的类比便是此理。今文学者廖平晚年便专以《诗》、《书》，谓二经为“天学”，《内经》则为《诗》、《书》二经之师说，即因《内经》有大量天学的经文可以比附依托。
赵洪钧建构《内经》时代的阴阳五行有四个阶段：第一、先有五行相克（胜）说的滥觞，时为晚周之际，至西汉前半期大致完成。此时，“《内经》的理论框架才具备”。（《时代》57页）第二、阴阳五行说引进医学的关键是五行配五脏。赵洪钧比对《春秋繁露》、《白虎通》、《月令》等经典，得出《内经》五脏、五行与今文经说的可能关连，推测祭脏五行化出自儒家学说，“《内经》的五脏说，最初并非出自医家，而是从古里中来。”（《时代》72～73页）《内经》若干内容似与纬书想通。（《时代》64页）另外，《内经》七情说亦源自儒者，非医家所独创。（《时代》74页）第三、五行思维中，五行与五方、五时的学说，赵洪钧则追溯汉代的天文学，指出“天文知识促成了五行相生说”。（《时代》85页）而《内经》论医理主要即天文术数的类推演绎，借用山田庆儿的话，这是一种“类型论式思考法”。例如，《素问·脏气法时论篇》“它如论何脏病，几日传于何脏，何日已，何日持，何日死，等等，亦多用阴阳五行的干支为说。读《内经》若于此处不略深究，则要么随文附会，要么不知所云”。（《时代》106页）今人否定阴阳五行，不识术数之学，援引“控制论”、“信息论”等大做文章，事实上已经偏离《内经》时代的轨迹。第四、运气学说是《内经》术数体系的终结。（《素问》七篇大论疑为汉代作品，见廖玉群.《素问》七篇大论运气不同推算方式之分析.中华医史杂志，1994,24，（2）：78~84；李学勤.《素问》七篇大论的文献学研究.燕京学报，1996（新2期）：295~302）赵洪钧断定，“七篇大论”加入《内经》肯定在唐代。其成书时代不会早于唐中叶。”（《时代》121页）他对以上所述阴阳五行的流变史有一个人评价：
作为自然哲学，其积极作用在两汉已发挥尽致而告终。他们在医学上的意义，也至迟在唐代，随着运气学说的完成，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时代》42页）
因为运气学说将医学造成了“完全是一个先验的、机械的封闭体系。”“‘七篇大论’基本不讲望、闻、问、切。论治病之道而基本不靠感官收集资料，这种体系再庞大，再严密，终究是空中楼阁，沙上之塔。”（《时代》117~119页）
除此之外，赵洪钧也论述中医三阴三阳与《易》说的关系（《时代》132~140页），《内经》讲八风占术，有比附五行五帝的阴阳二十五人相术。（《时代》161~162,200页）这些繁复的术数之学，适与大陆医史界弘扬医历史“成就”的主流格格不入。赵洪钧却说：“现代医家都耻于同迷信术数家并列了。古人并不这样看。孙思邈就说：‘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也。’他主张大医要学习阴阳禄命、风角、星占、六壬、八卦。”（《时代》160页）他又说：“1957年，医界曾发生什么东西是中医理论核心的争论。起因是一部分西医学中医者提出脏腑学说是核心，随之涉及了五行存废的问题。这仍然是不懂《内经》的缘故。”（《时代》29页）
如上所述，术数思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骨架”，但近代中医皆以为其“掺杂了大量的唯心主义成分”，而贬抑《内经》经典的地位。赵洪钧说：
“近代阴阳、五行、运气存废之争受近代整个学术潮流影响，总的倾向是持否定态度者多。故虽有恽铁樵、杨则民的杰出成就而终不能挽回趋势。结果，近代中医界对古代经典的态度普遍是批判《内经》而崇尚《伤寒杂病论》。温病学说在近代也日渐衰微。”（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212页）
医学史是史学，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对医学“史”的研究，并不等于从事医学或生物的研究。差别在于：人观察自然时，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时可以划清界限的；但人考论历史时，研究者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那些《内经》研究者否定阴阳五行，亦在“真个学术潮流”拒斥术数之学的浪潮中。所以，与其说术数识唯心玄说，迷信不经，倒不如把术数真正的内容搞清楚。用赵洪钧的话就是：我们必须回到《内经》时代，用“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
评者以为：今后之学子欲探索《内经》的方技世界，都必须以这册《内经时代》为垫脚石，重新解读《内经》。
三、《内经》史的重建
赵洪钧重建《内经》成功，在于他准确地掌握该书的精髓，亦即，失去阴阳五行术数的《内经》史，便失去了整部书的整体。再者。赵洪钧也重视《内经》时代医学的多系发展。近人攻击《内经》经典地位，在晚周两汉并不存在。谢利恒便指出：
《素问》非古代医家之金科玉律也。仲景《伤寒》，自言撰用《素问》，而书中曾未引及《素问》一语。可知证脉方药，医家自有真传。如《素问》之注重学理者，不过借资参证耳。自宋以后，言《素问》者始见多。明以来，乃更奉为天经地义而又益之以《灵枢》。（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台北：1997:69）
既然《内经》在古代并不具有经典地位，医家证脉方药也各有其师受，那么，《内经》时代的医学风貌为何？
赵红钧指出：“二千年来，由于少有汉以前与医学有关的出土文物-特别是古医书，《史记》两医家传记只能是研究《内经》时代的最可靠，最丰富的史料。”（《时代》64页）扁仓两氏医传与马王堆医书是赵洪钧用以比对《内经》时代的医学源流。赵洪钧以为：“扁鹊传中系的基本内容相距还较远”。（《时代》166页）两者很难说是一脉相承的。而仓公的医理，“比《内经》面窄，不很系统”。（《时代》170页）如果以《汉志》所载医经的三个家派：黄帝、扁鹊、白氏来看，扁仓二氏可能略近于“扁仓”一系，而与黄帝一系稍远。
另外，仓公诊籍讲的全是内科病。赵洪钧却认为，从疾病史上来看，创伤和肿疡是最先要对付的病，《五十二病方》便以外科见长。再者，汉代“齐鲁医学仍远较长江流域为高”。（《时代》185页）。这应是《内经》时代医学的二大特点。
其次，《内经》本身文本之间叠压、重复。（《时代》205~210页）。以经脉说为例便有一定的演变过程。《灵枢·本输》、《灵枢·阴阳系日月》均是十一经。《素问·刺虐论》只涉及九条经脉。足经六，手经三。《素问·气府论》手足太阴又自成一派，与他说不一。《素问·阴阳别论》有四经脉、十二经脉之说。《素问·刺腰痛论》篇出现了十七个脉名。《灵枢·五十营》又有二十八脉说。赵洪钧说，《灵枢·经脉》甚至整部《内经》成书提前到战国或更早的年代。（《时代》182页）赵洪钧质问说：
借助马王堆医书研究《内经》时代，总精神是强调要用发展的思想看《内经》。这些古医书出土前，为什么人们对《内经》本身的矛盾处-发展演变的痕迹，多讳言呢？为什么总是力图把《内经》成书时代尽量说得早呢？这些问题值得医史家和《内经》家深思。（《时代》189页）
换言之，在以经释经、以医释经的研究取向之下，《内经》文本之间的矛盾被统一了。赵洪钧又说：“《内经》的成书时代不应提前到汉以前去，而不是为了否定《内经》的阴阳五行说”。（《时代》45页）在此，他似乎点出了有些学者把《内经》成书尽量提前到汉以前的心理因素。清代医家徐大椿（1693~1771）说：
扁鹊、仓公、华佗、孙思邈诸人，各有师承，而渊源又与仲景微别，然犹自成一家。但不能与《灵》、《素》、本草一线相传为宗枝正脉耳。（《医学源流论·方剂古今论》）
由上引文，徐大椿所处的时代，医家的家派虽然不同，但皆习《灵》、《素》，读本草。他以为此乃“一线相传”、“宗枝正脉”之学统。而这一条一线相传的学统应该是从宋代以下渐渐成形。但扁仓、张仲景、华佗、孙思邈等唐以前几位方技大家，各有师承，自成一家，而此正是《内经》未成为经典之前的时代特色。中国医学多源又彼此交流、裂变与融合的过程，挑战新一代医史工作者的创造力。
要言之，《内经》术数语言的熟悉，文本与文本之间混淆的厘清，《内经》与其他学术的关系再清理。由此标准，《内经》史的重建，其实才进入初步阶段。评者以为：晚周到西汉中晚期，中国医学的经验、技术演变到《内经》的复杂体系，尚需一跃。这一跃动的历史动力之一是术数之学的介入。《内经时代》一书正明示了这个进程与方向。
本帖最后由 河间金栋 于 2014/5/15 14:35 编辑
第一节我为什么和怎样写《<内经>时代》？
金栋按：关于本节之题目，犹如近代学者顾颉刚《古史辨》有“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
据本节之题目及内容分析，当为本书之自序，但与中医类著作相较而言，篇幅较长。然近代学者之著作，如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有自序一、自序二，篇幅很长；而一个《古史辨》之自序，还曾编写一部著作即《古史辨自序》，而且还是上下两册。其自序之篇幅又何止不长？如此相较，则又如王星拱《科学方法论》之有“引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有“导言”、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有“导论”等而已。一1【原文】看见这本小册子，读者先想到的应该是：“内经时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多数人会认为：大概是考证⑴《内经》的成书年代⑵吧？
【补注】⑴考证：亦名考据。《现代汉语词典》：“考据：考证。”
《现代汉语词典》：“考证：研究文献或历史问题时，根据资料来考核、证实和说明。”
《辞海》：“考证：依据资料来考核、证实和说明。刘因《夏日饮山亭》诗：‘人来每问农桑事，考证床头种树篇。’姚鼐（nai）《复秦小岘书》：‘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趣而同为不可废。’”
王育林《中医古籍考据例要·导言》：“中医古籍考据是依据文献资料，核实和说明中医古籍和它所用的语言文字或它所记载的某一事实，以廓清其本来面目的学术。”
⑵《内经》的成书年代：经相关专家学者考证后认为大约成书于战国秦汉之际。
附1：日本丹波元胤《医籍考》的说法
按，先子（注：即其父丹波元简《素问识》）曰：《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及白氏、扁鹊《内外经》之目。“内外”，犹《易》内外卦，及《春秋》内外传、《庄子》内外篇、《韩非》内外储说，以次第名焉者，不必有深意。“内”字诸家有说，不可从也。《素问》名，林亿等以为“问太素之义”是也。《史记·殷本纪》“伊尹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隐》曰：“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质素，故称素王。”《列子》、《乾凿度》并云：“太素者，质之始也。”《汉艺文志》“《黄帝泰素》二十篇”，刘向《别录》云：“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故曰太素。”《素问》乃为太素之问答，义可以证焉。其不言“问素”，而名《素问》者，犹屈原有《天问》，是倒置而下字耳。全元起解义未太明，吴崑等以为平素讲求问答之义，晁氏《读书志》曰“昔人谓《素问》，以素书黄帝之问，犹言素书也”，俱臆度之见而已。至《云笈七笺·神仙通鉴》云：“天降素女，以治人疾，帝问之，作《素问》。”荒诞极矣。
盖《内经》之目，昉见于《汉志》，而《素问》之名出张仲景《伤寒论序》，曰《素问》、《九卷》，《九卷》即今之《灵枢》。以《素》、《灵》二书为《内经》者，出皇甫谧《甲乙经序》，而后历代诸家，无复异论焉。胡应麟特谓：“《素问》今又称《内经》，然《隋志》止名《素问》，盖《黄帝内外经》五十五卷，六朝亡佚，故后人缀辑，易其名耳。此最有理。然晋去汉未远，皇甫氏之所序，或是古来相传之说，亦不可废也。”
第七卷已亡于晋，皇甫谧《甲乙经序》曰“亦有亡失”，《隋志》载梁《七录》亦云“止存八卷”。据林亿等说，全元起所注本乃无第七，而王冰为旧藏之卷补七篇，与《素问》余篇迥然不同。其论运气，与《六节藏象论》七百十八字，全然别是一家言。林亿等以为《阴阳大论》之文，王冰取以补所亡。今考王叔和《伤寒例》所引《阴阳大论》之文，曾无所见，林说难从，而若其篇第，不知古经为奈何。据林亿等《校正》之说，全元起本八卷，共六十八篇，至王冰补七篇。又分为八十一篇者，仿《道德经》、《难经》也。是书实医经之最古者，往圣之遗言存焉。晋皇甫谧以来，历代医家断为岐黄所作，此殊不然也。医之言阴阳尚矣，《庄子》谓，疾为阴阳之患。《左传》医和论六气曰“阴淫寒疾，阳淫热疾”，班固云“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可以见也。而汉之时凡说阴阳者，必系之于黄帝。《淮南子》曰“黄帝生阴阳”，又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高诱注云“说，言也。言为二圣所作，乃能入其说于人，人乃用之”。刘向云“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汉志》阴阳医卜之书，冠“黄帝”二字者凡十百余家，此其证也。是书设为黄帝、岐伯之问答者，亦汉人所撰述无疑。方今医家，或牵合衍赘，以为三坟之一，或者诋毁排斥，以为赝伪之书者，俱为失矣。
附2、龙伯坚的说法（龙伯坚《黄帝内经概论》）
又，《素问》这一部书是战国时代的许多医学家将以前历代口耳相传的经验汇集作出的书面总结，后来又搀入了西汉医学家和东汉医学家的作品。
它的最早的著作时代大概是公元前四时纪，最晚的著作时代大概是公元二世纪，其中也有个别的公元三世纪以后的作品搀入在内。
这是一集体劳动的成果，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黄帝素问》条说：“其书云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必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这一说法基本是正确的。
《灵枢》和《素问》一样，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也不是成于一个时代的。它的著作时代也有早晚之分。
早期的部分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其中某些篇可能比《素问》某些篇还早些。晚期的部分其中有西汉的作品，也有东汉的作品。
最早的著作时代大概是公元前三世纪，最晚的著作时代大概是公元一世纪。
《素问遗篇》的著作时代，肯定是在王冰以后，高保衡、林亿以前，大概是公元第九、第十世纪前后。
附3、高校教参的说法（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学参考丛书程士德主编第2版《内经》）
《内经》是古代医家们经验总结的汇编，《内经》绝不是出于一人的手笔，也不是一个时代、一个方域的医学成就，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众多医家经验的总结汇编。
关于《内经》的成书年代，历代医家、学者的观点有很大的争议，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不同认识：
⑴成书于战国时期代表人物是明·方以智、清·魏荔彤等。
其论据，有从否定黄帝手笔而立论的，如程颢《二程全书》说：“《素问》书，出战国之末，气象可见。若是三皇五帝典文，文章自别，其气运处，绝浅近。”清·魏荔彤在《伤寒论本义·自序》中也说：“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人所为，而托于上古。”认为《内经》非三皇五帝典文，因为当时没有如此的文字。方以智《通雅》说：“谓守其业而浸广之，《灵枢》、《素问》也，皆周末笔。”“周末”，即先秦战国时代。
也有从历史背景立论者，如《中国医学史讲义》：“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显著发展，学术思想也日趋活跃。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多种医学著作，其中《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典籍。”这里所讲的社会急剧变化，是指我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发生全面崩溃，封建制度兴起的战国时代。
近人有从《内经》的内容与战国时代的《周礼》相比较及《素问》的文体两方面来论证的，如说《周礼·食医》有言：“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素问·金匮真言论》则谓：“东方味酸，生于春；南方味苦，生于夏；中央味甘；西方味辛，生于秋；北方味咸，生于冬。”（注：与原经文之文字有出入）《周礼·疾医》又说：“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而《素问·金匮真言论》亦言“春气者，病在头”，“夏取分腠……分腠治肌肉”，出自《灵枢·寒热病》。分腠肌肉，都是痒疥疾所发之部。因而得出结论是“既肯定《周礼》为战国时书，则《素问》之为战国时书，似无任何疑义矣。”（《内经研究论丛·内经十讲》）
此外，还从文体上进行论证，如：“先秦之文，多作韵语，除五经而外，他如《子文》、《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鬼谷子》等都是如此。而《素问》的《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论》、《阴阳应象大论》、《脉要精微论》……诸论，其中作韵语的文字特多，都非后世之文可以比拟的。”（《内经研究论丛·内经十讲》）
⑵成书于西汉
代表人物有宋·聂吉甫、明·顾从德、郎英、吕复及日人丹波元简等。持这种看法的人，大多从《内经》的语言风格上来推断。
如聂吉甫说：“《素问》既非三代以前之文，又非东都以后语，断然以为淮南王作。”淮南王，即西汉初淮南王刘安。
又如吕复认为《内经》的学术思想虽出自先秦战国，但其文字成书，则为西汉学者所为，并举《礼记》为喻。他在《九灵山房集·沧州翁传》中指出：“《内经素问》，世称黄帝岐伯问答之书，乃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而大略如《礼记》之萃有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翠”，指《礼记》中所记录的孔子、子思的言论行动。汉儒，即西汉时代的儒家。
也有从文字义来推断的，如从“豆”字的考证，认为在先秦时代，用“菽”来表示“豆子”这个概念，而先秦时“豆”字的含义不作“豆子”来讲，而是指一种盛肉、盛酱、盛粮食的工具，相当于现代的器皿。有人将先秦时期著名的经书作了统计，其中出现的十九次“豆”字，“毫无例外地都作盛器皿的器具讲”。所以，“从《内经》中所有‘豆’字均作‘豆子’讲这一事实来判断，《素问》、《灵枢》的成书时代，主要是在汉代，当然并不排除其中也有先秦时代写成的部分文章，以及成书魏晋的个别部分。”（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2，（3）：17）从而说明《内经》中虽前有先秦，后有魏晋的文章，但其成编应当在西汉。
《内经》成书于西汉说最有力的论据是史籍对《黄帝内经》的著录。《黄帝内经》之名，在史籍上首见于《汉书·艺文志》，其《方技略》载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合为“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汉书·艺文志》是班固据《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而成。《七略》则是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校书时撰写的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其中分工校方技类书籍的是朝廷侍医李柱国。史载李柱国校勘医书的时间是在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一般认为此时应为《内经》成书的下限。就是说，西汉末成帝年间，《黄帝内经》十八卷已成编问世。
《内经》成书时代的上限，从史料上推，《史记》可作为一个重要标志。《史记》之前的《左传》、《国语》和《战国策》等先秦史书，记载医事甚少，且未将医学与黄帝联系起来。《史记》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迄汉武帝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并专为战国的秦越人（扁鹊）、汉初的淳于意（仓公）两位医家作传，但未见有关《内经》之类的书名。可以推想，如果当时《内经》已经成书流传，那么遍览朝廷藏书、考察过全国各地的太史公司马迁是应该见得到的。《史记》的写成是在作者入狱（公元前99年）之后，如此推算，则《内经》汇编成书的时间当在《史记》之后、《七略》之前的西汉中后期。这一点已为现代多数学者所接受。
⑶成书于东汉
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发掘出汉文帝初元12年（公元前168年）墓葬中随葬的两部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足臂十一脉灸经》，有人据此怀疑《内经》成书年代可能在东汉。
理由是上述两部脉灸经均有脉无穴，无五行配属，虽然涉及到脏腑及其功能，但无十二经脉内系十二脏腑的络属概念，也没有四肢和内脏由经脉相联系的记载。所以肯定了这两部帛书是《内经》以前的作品。因为两书出土于西汉墓，则推测《内经》的成书当在其后的东汉。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晋代皇甫谧提出《素问》和《针经》即《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的说法是不可靠的。《素问》、《灵枢》（包括《针经》、《九卷》等名）两书名在历代正史书目一直分别使用，且卷秩浩大，有162篇，而《汉书·艺文志》之《黄帝内经》仅18卷，虽名曰“卷”，实则“卷”、“篇”相等，无“积篇为卷”之例，因而其《黄帝内经》18卷当为18篇之量，与今本《黄帝内经》相去甚远，再结合文字注引、学术发展等情况，认为今本《黄帝内经》极有可能是东汉人在博采《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各种医经著作的基础上成书的（《岐黄医道》）。
还有学者提出，基于“五德终始”论，西汉国运为土德，流行“心属土”说，东汉以火德为国运，出现了“心属火”说，《素问》、《灵枢》等主张心配火，医籍只能出现在东汉。[河南中医，1998，18（3）：138-139]
附4、运气七篇大论的成书年代（赵洪钧《中西医结合二十讲》）
要断定七篇大论成书的上限，第一条证据是中国何时开始用干支纪年。这一点现经多方考定为始自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七篇大论成书应在这以后。
第二条证据是关于“七曜”的说法。史书中最早记载的是《后汉书·律历志》，其中说：“常山长史刘洪上作《七曜术》。……固（班固）术与《七曜术》同。”这是熹平三年（公元174年）左右的事。
第三条证据是关于“九星”的说法。这应是唐代传入的印度占星术语。
第四条证据是全元起于公元479年左右注《黄帝素问》无“七篇大论”。
第五条证据是杨上善于公元668年左右编《黄帝内经太素》，亦无“七篇大论”，但有前两篇的部分内容。
第六条证据是现《内经》流行注本，王冰序称，从郭子斋处“受得先师张公秘本……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宋臣《新校正》谓“窃疑此七篇（指七篇大论）乃《阴阳大论》之文，王氏取以补所亡之卷”。《伤寒论》序中提到《阴阳大论》，我们并不知是什么样子，宋人的这种猜测漏洞太大。综上述六证可断论，“七篇大论”加入《内经》肯定在唐代。其成书时代不会早于唐中叶。北宋以前的医家博学如孙思邈者亦不谈运气亦是一证。
金栋按：《素问》王冰序《新校正》云：“详《素问》第七卷，亡已久矣。按：皇甫士安，晋人也，序《甲乙经》云：‘亦有亡失。’《隋书·经籍志》载梁《七录》亦云：‘止存八卷。’全元起，隋人，所注本乃无第七。王冰，唐宝应中人，上至皇甫谧甘露中，已六百余年，而冰自谓得旧藏之卷，今窃疑之。仍观《天元纪大论》、《五运行论》、《六微旨论》、《气交变论》、《五常政论》、《六元正纪论》、《至真要论》七篇，居今《素问》四卷，篇卷浩大，不与《素问》前后篇卷等。又，且所载之事，与《素问》余篇略不相通。窃疑此七篇乃《阴阳大论》之文，王氏取以补所亡之卷，犹《周官》亡《冬官》，以《考功记》补之之类也。又按：汉张仲景《伤寒论》序云：‘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经》、《阴阳大论》’，是《素问》与《阴阳大论》两书甚明，王氏并《阴阳大论》于《素问》中也。要之，《阴阳大论》亦古医经，终非《素问》第七矣。”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医家类一》：“宋林亿等校正谓《天元纪大论》以下，卷帙独多，与《素问》余篇绝不相通，疑即张机《伤寒论序》所称《阴阳大论》之文，冰取以补所亡之卷。理或然也。”
2【原文】笔者在此先告诉读者：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倒不是考证《内经》，至少和以往的“考证”大不同。真能明白《<内经>时代》，须待看过它的主要内容之后，但无妨先作简单说明。
《<内经>时代》是把《内经》放回产生它的时代去，将和它有关的政治思想背景及各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比较研究。当然，对这一切都力求作到用现代认识进行评价。其目的对《内经》来说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帮助人们更快、更好地读懂《内经》，使初学者迅速掌握《内经》体系的基本精神。但是，它不同于有关入门书。已经系统学过《内经》的人，翻开本书就会看到一些别开生面的内容。《内经》专家更能从中发现一些研究《内经》的新方法、新资料、新观点。总之，它对一切和《内经》打交道的人都有用处。
第二是更科学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内经》。这与第一个目的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若作者对研究对象没有科学的认识，则无论他写多少文字，终究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要达到上述两个目的是很困难的。比如，对怎样才算读懂了《内经》，就有几种有分歧的看法。有人说，通读几遍《内经》白文，就算懂了。有人则认为，必须多看几家注解或最好自己再作一次集注。有人以为，能从头至尾把《内经》讲“通”，水平才算可以。还有人则以能否细讲“七篇大论”为试金石。近年来的风尚，又把“控制论⑴”、“系统论⑵”、“信息论⑶”、“时间生物学⑷”等新学说拿来围绕《内经》大做文章，以为这样才能领会《内经》的真谛。我曾经按照上述各种主张学过《内经》，觉得没有一种令人满意。最后，只好走自己的路。所以，这本小册子是我的学习心得，是把我的认识过程理一理写给大家看。
【补注】⑴控制论：《辞海》：“研究生物（包括人类）和机器中的控制和通信的普遍原则和规律的学科。由美国数学家维纳于20世纪40年代创立。有工程控制论、生物控制论和经济控制论等分支。主要研究上述过程的数学关系，而不涉及过程在内的物理、化学、生物、经济或其他方面的现象。涉及信息论、电子计算机理论、自动控制理论、现代数学和对动物神经系统的科学分析等各门学科。研究控制论，可使生产自动化、国防技术、经济管理、仿生学达到一个新阶段。”
金栋按：如何用“控制论”研究《内经》呢？下面摘引雷顺群《<内经>多学科研究·第四章<内经>的控制原理》的相关内容以说明之。
第四节 从控制论观点分析藏象
一、“以象测藏”与控制论的黑箱理论相吻合
象即是能为人们的感官所感知的外部征象；藏即是内部的本质，或内部规律性的联系。从人体生理和病理过程来说，“藏变”决定“象变”；从认识和诊断过程而言，则从“象变”推知“藏变”。正如《灵枢·本神》篇说：“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这种以象测藏的方法与控制论的黑箱理论是相符合的。比如人出汗过多则发生心慌，特别是遇热汗出尤甚，则推知汗为心之液，热气通于心。在风寒伤肺咳嗽时，又见发热、恶寒、鼻塞、流清涕，从而推出肺主皮毛，开窍于鼻，涕为肺之液。又如纳呆便溏，腹胀肠鸣的脾虚湿困证，常伴有四肢不温，消瘦乏力，推知脾主肌肉和四肢。再如人遇寒则多尿，尿与肾有关，则推知寒气通于肾。这种“司外揣内，司内揣外”、“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推测方法，实际就是一种黑箱方法。
又按：何谓黑箱理论？
黑箱就是内部结构一时无法直接观测，只能从外部认识的现实系统。黑箱概念是相对的，一方面由于认识主体（人）的经验、技术以及任务不同，那么同一客体或者是黑箱，或者不是黑箱；另一方面客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人类整个认识水平、认识手段和认识能力的提高，开始可能是黑箱，后来就不是黑箱了。
黑箱方法是经典控制论的重要方法。在处理系统时，可以从系统的输入看系统的输出，无需考虑系统的内部结构和状态；可以从功能上描述复杂系统对环境影响的反应形式，无需分析系统内部的物质基础和个别元素。人们为了便于处理问题，常常运用黑箱方法。（《<内经>多学科研究·第四章<内经>的控制原理·第一节控制论概述》）
⑵系统论：《辞海》：“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性质和规律的理论。即一般系统论。广义包括一般系统论、控制论、自动化理论、信息论、集合论、网络理论、对策论、决策论、电子计算机等理论和方法。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于1937年首次提出‘一般系统论’的概念。通常认为他于1945年发表的《关于一般系统论》一文，是一般系统论正式创立之始。他1972年发表的《一般系统论的历史与现状》一文，认为一般系统论应该包括三个方面：⑴研究系统的科学和数学系统理论；⑵系统技术，包括系统工程；⑶系统哲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家钱学森提出，系统论是系统科学和哲学之间的中介理论。”
金栋按：如何用“系统论”研究《内经》呢？下面摘引雷顺群《<内经>多学科研究·第五章<内经>的系统观》的相关内容以说明之。
第一节 系统论概述
所谓系统，就是指一定数量的各种要素，通过相互联系以形成一个统一体或整体，并且有综合的属性，那么这个统一体或整体则称为“系统”。
系统论是一种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与具体科学相互连接的中介或杠杆。系统论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揭示组成系统的各种要素，揭示系统所有的关联和关系，确定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发展的规律性。系统论的许多原则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基本思想，它从整体出发，在强调整体与部分的统一中，将分析与综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于被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并确定系统的要素和结构，于是吸引了许多的数学语言和数学方法，以致能够通过建立系统的数学模型，从而对被研究对象进行定量描述。正因为客观世界中的普遍性和系统本身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所以说系统论是一门崭新的现代科学方法论。
一、系统论的基本原则
整体性原则、联系性原则、有序性原则、动态性原则。……第二节 系统论与《内经》天人整体观
《内经》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人体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生理上、病理上是互相影响的。又认为人生活在自然界中，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不断地受到自然界的影响，人类在能动地改造和适应自然的斗争中，维持着机体的正常的生命活动。还认识到人不是孤立的人，而是社会的人，人的疾病与社会因素有着重要的关系，尤其与社会生活方式的关系最为密切。此外，还指出人是具有思维意识和精神活动的人，神的物质基础是精气血，精气血是构成形体的基本物质，而人体脏腑组织的功能活动以及气血的营运，又必须受神的主宰，精神与形体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由此可见，《内经》在考察人体的时候，已经遵循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把人体放到系统背景中，按照实际的等级秩序关系，从人体内部的统一、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人与社会的统一、形体与精神的统一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研究，而这四个统一构成了《内经》整体观的全部内容。
⑶信息论：《辞海》：“研究信息及其传输的一般规律的学科。狭义指通信系统中存在的信息传递和处理的共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概率性语法信息的科学。广义指运用数学和其他相关科学的方法，研究一切现实系统中存在的信息传递和处理及信息识别和利用的共同规律的科学。一般认为，美国科学家香农于1948年出版的《通信的数学理论》一书是信息论正式诞生的标志。它从理论上阐明通信系统的数学模型和度量概率信息的公式，为概率信息的定量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信息论揭示的规律具有高度的普遍性，被迅速应用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语言学和经济学等不同领域，产生和形成信息科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论突破狭义的范围，发展成为一门与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生物学中信息处理密切关系的综合性学科。”
金栋按：如何用“信息论”研究《内经》呢？
信息论是一门应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信息处理和信息传递规律的科学。其作用是：揭示了机器、生物有机体和社会等不同物质运动形态之间的信息联系；为人们提供了研究认识活动的新模式；揭示了某些事物运动的新规律，对过去难以理解的现象作出科学的说明；为实现科学技术、生产、经营管理、社会管理的现代化提供了武器。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论已经广泛深入到生物学、医学、仿生学、管理科学、图是情报工作等各个领域，从而进一步推动这些学科的发展。……第三节 生物全息论与五脏缩影
一、什么是生物全息律
所谓生物全息论，简言之，生物体每一相对独立的部分在化学组成的模式上与整体相同，是整体成比例的缩小，每两个相对部分独立的连结处是化学组成差异最大的两极。在整个机体，这样相对独立的部分首尾相接，或取同一走向，恰像众多小磁针在磁场中NS极相接或取同一走向的排列一样。这就是生物体物质排布的全息定律，或简称为生物全息律。
二、从生物全息律考察五脏缩影
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局部和整体密切相联，某一局部区域的生理病理变化，往往蕴含着五脏六腑的整体信息，或者说某一局部可以反映整体的变化，是整体的缩影。《内经》所提及的面、目、舌、脉等均是一些典型的五脏缩影，五脏六腑的整体信息在这些方面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
㈠面部的五脏缩影
《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篇说：“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指出面部内应五脏，为经络所会，气化所通，神明所发，因此面部的不同部位，分别为五脏六腑的外候。脏腑的面部分属，在《内经》有两种划分方法：
一是以明堂而分。如《灵枢·五色》篇说：“明堂者鼻也，阙者眉间也，庭者颜也，蕃者颊侧也，蔽者耳门也。”又说：“明堂高骨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挟其两侧，首面上于阙庭，王宫在于下极。”（注：《类经六卷·脉色类三十二》：“肺心肝脾之候，皆在鼻中，六府之候，皆在四旁，故一曰次于中央，一曰挟其两侧。下极居两目之中，心之部也。心为君主，故曰王宫。”）根据上述名称和五脏相关的位置，我们可以绘出面部的脏腑部位分属图。
二是以五方、五行而分。《灵枢·五阅五使》篇说：“五色之见于明堂，以观五藏之气。……府藏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度也。”指出心应南方火，居上，在额；肝应东方木，居左，在左颊；肺应西方金，居右，在右颊；肾应北方水，居下，在颐（腮、颌）；脾为中央土，居中，在鼻。如上图。
无论第一种划分法或第二种划分法，均说明了面部是五脏整体信息的一个缩影。五脏的病变信息可由面部反映出来，正如《素问·刺热篇》说：“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指出通过面部的观察为五脏病变的分析提供了依据。（《内经多学科研究·第三章内经所孕育的信息理论》）
又按：《灵枢·五色》云：“庭者，首面也。阙上者，咽喉也。阙中者，肺也。下极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肠也。挟大肠者，肾也。当肾者，脐也。面王以上者，小肠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颧者，肩也。颧后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内眦上者，膺乳也。挟绳而上者，背也。循牙车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胫也。当胫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里也。巨屈者，膝膑也。此五藏六府肢节之部也，各有部分。”如下图：
现代全息生物律认为：生物体的任何一相对独立的部分，在化学组成的模式上与整体相同，是整体的成比例的缩小。根据生物全息律的一般原理，人体的任何一相对独立的部分，如每一肢节，每一器官，也寓藏着整个机体的生命信息。从本篇可以看出，五脏六腑、全身肢体关节都可以反映到颜面上来，颜面就相当于全身的缩影。这一认识与现代生物全息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表明面部色诊分部是古人长期医疗实践经验的宝贵结晶，有一定科学道理。（高校教参第二版程士德《内经》）
⑷时间生物学：时间生物学（英语：Chronobiology；字首来自希腊语Chronos，指时间）又译生物钟学，广为人知的生理时钟。是一门科学，它的任务是研究生物体内与时间有关的周期性现象，或曰这些现象的时间机制。生物节律是凭经验总结得出的，但有其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基础。生物钟学与所谓的生理节律无关。时间生物学认为，生物体乃至植物体的生命随昼夜交替、四时更迭的周期性运动，揭示出生理活动的周期性节律。古代医学视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谓大小宇宙息息相通。健康人体的活动大多呈现24小时昼夜的生理节律，这与地球有规律自转所形成的24小时周期是相适应的，表明生理节律受外环境周期性变化(光照的强弱和气温的高低)的影响而同步。诸如人体的体温、脉搏、血压、氧耗量、激素的分泌水平，均存在昼夜节律变化。生物近似时钟的结构，被称之为“生物钟”。周期节奏近似昼夜24±4小时称“日钟”，近似29.53±5天称为“月钟”，近似周年12±2月称为“年钟”。时间生物学研究揭示了植物、动物乃至人的生命活动具有一个“持久的”、“自己上发条”和“自己调节”的生物钟。（互联网《百度百科》）
金栋按：生命活动具有其内在节奏性。生物通过本身的这种节律性，能感受到外界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如昼夜光暗变化、四时寒暑更迭等，并根据自然界的这些节律性变化来调节本身生理活动的步伐，使之在一定的时间开始、进行或结束。研究生命体与时间的关系，或研究生命时间节律特性的学科，谓之时间生物学。……对于生命的时间节律特性，《内经》具有系统的观察、客观的认识和比较完整的理论。它的“天人相应”思想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生命过程中的生、长、壮、老、已，脏腑组织的生理机能、病理变化，无不与自然界的时间节律息息相关，表现出生命的时间特性。所谓“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反映了《内经》“人应自然”的思想。然而，这种学术思想却一度被认为是荒诞无稽的东西。或被冠之以“机械唯物论”、“循环论”使其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与发展。在西德慕尼黑，一位名M·波克特（Menfred Porkert）的教授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十分成就的科学，也会受历史条件的影响而被压抑，或迟迟得不到传播。中医大概就是突出的例子。由于未能对阴阳五行作出正确评价，因而对中医的本质争论不休。”《内经》的作者对人体生命活动的时间节律进行广泛的观察和描述，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加以概括和推衍，用以解释各种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指导诊断和治疗。它所观察记载的现象及由此而升华形成的人体节律理论，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人体的节律现象，与现代时间生物医学惊人地相似。现代时间生物医学的众多研究成果，又每每能够科学地验证《内经》的时间节律学说。
《内经》关于人体生命与自然界时间节律相应的认识，成功地用于阐明人体生理、病理、指导治疗和诊断，与医疗实践密切联系，与现代时间生物学密切相合，恰好说明这种学术思想的科学本质：是一门具有坚实客观基础、符合科学、能指导临床实践的学问。
《内经》所反映的人体生命时间节律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了自然界各种主要节律：
以甲子为周期的运气变化，阐述自然界六十年为循环周期的运气节律；以一年为周期的时间变动，阐述了四时阴阳消长节律；以一月为周期的随月相朔望变化的时间节律；以一日为周期的昼夜阴阳交替节律；
以各种时间节律为基础，阐述了人体脏腑机能、气血循行、经气流注、病理变化皆表现出相应的同步节律，因而成为诊断疾病、治疗疾病的依据。
对全部时间生物医学的科学内涵，《内经》几乎都有所反映。它包含了现代时间生物医学的基本内核，自始至终贯穿着时间生物医学的学术思想，是我国古代对生命科学中时间生物学的重大贡献。《内经多学科研究·第十六章内经的时间生物医学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