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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赵洪钧著《<内经>时代》 （代再版序） 李建民 （本文原载1997年12月《新史学杂志》第八卷第四期173～185页，作者李建民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一、赵洪钧符合大陆第一代学人的标准（原无标题，据本节最后内容评语而加）
大陆医史的“内史”研究，降及赵洪钧出版《<内经>时代》（指1986年赵洪钧自费印制的《<内经>时代》，以下简称《时代》，后同）已渐成熟。1980～1990这10年间，据统计治《内经》训诂有成就的专著11部，论文400余篇，数量超过了之前30年的总和。（张长城、范振城.八十年代《内经》训诂述略.医古文知识，1995，（3）：44～47。另参见郭霭春主编.黄帝内经词典.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1204～129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客观的学术氛围，提供他有进一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恰恰相反，赵洪钧写作《时代》，似乎怀有抑郁之气（见“告读者”，《时代》216页），以至在建构《内经》史之流变时，对大陆医史界针砭，微言大义，历历可见。虽然《时代》一书篇幅不大，但赵洪钧全史在胸，小景之中，形神俱足。他在个人极为困难的条件（自力出版《时代》）之下，写出了至今令人反复咀嚼的作品。
赵洪钧是大陆第三代医史工作者。如果以出版第一部中国医学通史的陈邦贤（1919）为第一代人，与他同时的医史工作者有余云岫、范兴准、王吉民、李涛、伍连德、宋大仁、吴云瑞、叶劲秋、耿鉴庭、伊博恩、谢诵穆、丁济民等。第二代的医史工作者有程之范、李经纬、蔡景峰、马堪温、甄志亚、张慰丰、龚纯、姒元翼、陆肇基、熊同检等。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以降医史发展的主力。这群主力目前仍是大陆医史的领导阶层。第二代人中，有一批西医学习中医人员被迫改行从事医学史研究。20世纪50年代，可以说是大陆中医的“黄金年代”。当局提倡中医，针对社会上和医界“中医不科学”的成见，1955年1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开办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这批人员，便利用其西医知识弘扬中医的历史成就。这种以发扬中医“发展”与“成就”为重点的研究方向，成为大陆医史研究基调。
赵洪钧1978年考取北京中医研究院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是为第三代人。“文革”之后（1976年后），大陆医史研究的倾向局限于医药学术，其内史研究不断深入。相对于第一代人范行准、余云岫辈兼通内外史，无疑格局较小。而《时代》强调用“史家眼光读《内经》”（《时代》26页），并说：
医史界和社会科学史界联系松散，一般史学家极少研究医史，医史家也不大接触社会科学史。通俗些说是两家分工太清。更有甚者，医史界和其他科技史界也分得太清。结果是互相了解、渗透都不太多。这种情况对医学史尤其不利。（《时代》14页）
当然，赵洪钧有一些工作假设：他认为，重建《内经》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必然在医学著作中留下印迹。一般情况下是社会思想影响医界，而不是相反。”“医学往往落后其他科学一步”，“把《内经》放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去研究《内经》，看那时的有关学科为医学提供了什么条件。这主要是为了研究《内经》，反过来也可以供研究那个时代参考。”
再者，“文革”之后的医史发展的另一个特色是体制化。1980年，《医史杂志》复刊。1982年，“医史文献研究室”正式成所，李经纬为首任所长。透过医史人才的培养，刊物指引研究取向。大陆以内史为主，以叙述中医史“发现”“成就”的格局更形稳固。第一代医史工作者如余云岫是一面批评旧医，诋斥“阴阳、五行、六气、十二经，绝对无发展之希望”，一面从事医史研究。他在《我国医学革命的破坏与建设》中说：“吾意中国医学，若有可建设之道二焉。一则历史上之陈迹也，二则国产药物之功用也。”不过，时过境迁，赵洪钧的时代，医史只能“建设”，不许“破坏”。余云岫说旧医学“不能迅速扫荡，推其缘故，有两大原因：其一为皮相问题；其二为饭碗问题。而最无价值者，门户之争，意气之诉讼也。”这句话换成赵洪钧之口，大概只能被视为不经之论。
以《内经》研究为例，赵洪钧指出当时的几个流派的讲法。
对怎样才算读懂了《内经》，就有几种分岐的看法。有人说，通读几遍《内经》白文，就算懂了。有人则认为，必须多看几家注解或最好自己再做一次集注。有人以为，能从头至尾把《内经》讲“通”，水平才算可以。还有人则以能否细讲“七篇大论”为试金石。近年来的风尚，又把“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时间生物学”等新学说拿来围绕《内经》大做文章，以为这样才能领会《内经》的真谛。我曾经按照上述各种主张学过《内经》，觉得没有一种令人满意。最后，只好走自己的路。……我感到，就《内经》读《内经》，就中医读《内经》或就医学读《内经》是读不懂《内经》的。即或在带点儿现在哲学和现代科学头脑，也不能左右逢源，了无障碍。
如上所述：（1）以经解经；（2）以医解经；（3）以现代各式各样的理论汇通经典，皆有其局限。赵洪钧以史释经，“走自己的路”。
评者认为：赵洪钧符合大陆第一代学人的标准。他的文体与思路的出现，预告了中国医史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就要复活。
二、术数之学：解读内经的一把钥匙
《时代》共十六节，但全书环绕的主题只有一条，即通过阴阳五行术数之学通释《内经》，并把《内经》放回产生阴阳五行的时代去，将和它有关的政治思想背景，及各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比较研究。（《时代》1、42页）
以下，先胪列《时代》全书各节的题目。
第一节 我为什么和怎样写《<内经>时代》？ 第二节 黄帝及其臣子和八十一篇 第三节 《内经》讲些什么？ 第四节 《内经》和《内经》时代阴阳五行说 第五节 儒家思想和《内经》 第六节 《内经》和古代天文学 第七节 运气学说-《内经》体系的终结 第八节 《内经》与《周易》 第九节 道家、道教和《内经》 第十节 《内经》与卜筮、巫祝、风角、星占 第十一节 扁鹊、仓公、华佗与《内经》 第十二节 出土医书与《内经》 第十三节 《内经》与古代音乐 第十四节 《内经》与其他古代学术琐谈 第十五节 《内经》自相矛盾举隅 第十六节 《内经》语言管窥
第五、九节，是讨论《内经》与儒、道这两大学术流派的关系。一般论医者往往重道轻儒，但赵洪钧却建议：“《内经》专家或古医史专家，最好念念汉儒的经说”。（《时代》70页）其次，第四、五、六、七、八、十、十三节则涉及阴阳五行等术数的形成史。讨论《素问》、《灵枢》各篇成书的古近不同。再者，第十一、十二节，将《内经》与新旧的医史文献比对，梳理《内经》时代医学的多样面貌。
赵洪钧认为；“要是学《内经》为了做医生，现在的《中医学基础》教材已经很好。它用现代语言比较系统、精炼地叙述了《内经》的主要内容，在大部分概念和论述上都比《内经》更全面、系统、准确。它避免了大量重复，统一了《内经》中自相矛盾的地方，适当补充了一些后世学说，因而使中医理论更完善。如果说其中比《内经》少了些什么，也只有两方面：一是《内经》中涉及到的非医学内容讲得少，二是基本上不讲‘五运六气’。”（《时代》27页）其实，《内经》中“非医学内容”很多。而这些旁支的文化现象却不是可有可无。近人廖平（1852~1932）《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即将《内经》析分为三门，有云：《灵枢》、《素问》“谓治皇帝学之专书。于其中分‘天学’于‘人学’，治天下、治病、为三门。治天下者为‘帝学’，阴阳五行家九流之一；言天道人身应天地者，专为‘皇学’；治病者，乃为医学专书，人‘艺术门’”（廖平晚岁患风痹，研究书，著医学作品二十余种。他的经学六变即用《内经》发挥《诗》、《书》之学。见钟肇鹏，《廖平》，收入贾硕先、戴大禄编《四川思想家》，成都：巴蜀书社，1988：503~542。评者以为，研究《内经》史，廖平的作品是不容忽视的）。我们通检《内经》白文，的确会同意在治病之外，《内经》有“治天下“等其他内容。廖平撰《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新解》的序说得最清楚，顾不烦抄录如下：
沈作喆 《万简》云：《内经·素问》黄帝之遗书也。学者不习其读，以为医之一艺耳，殊不知天地人理皆医国，至言妙道存焉。桑悦《素问钞序》云，《素问》乃先秦战国之书，非岐黄手笔。其称上古中古，亦一佐证。玩其词意，汪洋浩瀚，无所不包。其论五脏四时收受之法，吕不韦《月令》祖之。其论五气郁散之异，董仲舒、郭景纯灾异祖之。其论五藏梦虚所见之类，《楞严经》说地狱仿之。论运气则可为历家之准则。论调摄则可为养生者之龟鉴。扩而充之，可以调和三光，燮理阴阳，而相君之能事毕矣。岂特医而已耶！（廖平.灵素五解篇.成都：存古书局，1921:1）
《内经》与其他学术的关系，不一定是前者影响后者。《内经》的内容，大都以为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如果《内经》有个“作者群”的话，那么治病之外内容的作者是谁呢？
《时代》一书就《内经》各篇内容分为8项：（1）养生之道、人与自然；（2）生理常识；（3）病因病机；（4）诊法；（5）诸病；（6）经脉针灸；（7）运气；（8）学医态度。赵洪钧说：“上述分类最使人疑惑处即没有把阴阳、五行算作一个部分。”他认为，今本《内经》只有《素问·灵兰秘典论》与《灵枢·肠胃》与阴阳五行无涉，余则篇篇不离阴阳五行。所以，《时代》以为：
把阴阳五行说成《内经》内容之一是不妥的。阴阳五行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有了它，尽管各篇错乱重复，矛盾之处举不胜举，仍不失为一个整体。没有它，《内经》只剩下一堆零碎的臆测和经验知识。（《时代》29页）
又说：
阴阳五行说是《内经》体系的骨架或框架。抽出这个架子，《内经》就委然脱地成为一堆零砖碎瓦。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大致上无往而不通。否则便基本上读不懂。（《时代》30页）
换言之，《内经》的医学技术是通过阴阳五行表述的，史家解读这些相关知识，亦必须“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赵洪钧又说：“《内经》中的阴阳说是离不开四时五行的。故应该说：阴阳五行四时者，天地万物之道也。读《内经》要时刻不忘这一基本概念。把三者分开有时就不知所云。”（《时代》32页）也就是说，古人论医理人身虽可以自成体系，但其认识背景却是天学。所谓大宇宙、小宇宙之间的类比便是此理。今文学者廖平晚年便专以《诗》、《书》，谓二经为“天学”，《内经》则为《诗》、《书》二经之师说，即因《内经》有大量天学的经文可以比附依托。
赵洪钧建构《内经》时代的阴阳五行有四个阶段：第一、先有五行相克（胜）说的滥觞，时为晚周之际，至西汉前半期大致完成。此时，“《内经》的理论框架才具备”。（《时代》57页）第二、阴阳五行说引进医学的关键是五行配五脏。赵洪钧比对《春秋繁露》、《白虎通》、《月令》等经典，得出《内经》五脏、五行与今文经说的可能关连，推测祭脏五行化出自儒家学说，“《内经》的五脏说，最初并非出自医家，而是从古里中来。”（《时代》72～73页）《内经》若干内容似与纬书想通。（《时代》64页）另外，《内经》七情说亦源自儒者，非医家所独创。（《时代》74页）第三、五行思维中，五行与五方、五时的学说，赵洪钧则追溯汉代的天文学，指出“天文知识促成了五行相生说”。（《时代》85页）而《内经》论医理主要即天文术数的类推演绎，借用山田庆儿的话，这是一种“类型论式思考法”。例如，《素问·脏气法时论篇》“它如论何脏病，几日传于何脏，何日已，何日持，何日死，等等，亦多用阴阳五行的干支为说。读《内经》若于此处不略深究，则要么随文附会，要么不知所云”。（《时代》106页）今人否定阴阳五行，不识术数之学，援引“控制论”、“信息论”等大做文章，事实上已经偏离《内经》时代的轨迹。第四、运气学说是《内经》术数体系的终结。（《素问》七篇大论疑为汉代作品，见廖玉群.《素问》七篇大论运气不同推算方式之分析.中华医史杂志，1994,24，（2）：78~84；李学勤.《素问》七篇大论的文献学研究.燕京学报，1996（新2期）：295~302）赵洪钧断定，“七篇大论”加入《内经》肯定在唐代。其成书时代不会早于唐中叶。”（《时代》121页）他对以上所述阴阳五行的流变史有一个人评价：
作为自然哲学，其积极作用在两汉已发挥尽致而告终。他们在医学上的意义，也至迟在唐代，随着运气学说的完成，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时代》42页）
因为运气学说将医学造成了“完全是一个先验的、机械的封闭体系。”“‘七篇大论’基本不讲望、闻、问、切。论治病之道而基本不靠感官收集资料，这种体系再庞大，再严密，终究是空中楼阁，沙上之塔。”（《时代》117~119页）
除此之外，赵洪钧也论述中医三阴三阳与《易》说的关系（《时代》132~140页），《内经》讲八风占术，有比附五行五帝的阴阳二十五人相术。（《时代》161~162,200页）这些繁复的术数之学，适与大陆医史界弘扬医历史“成就”的主流格格不入。赵洪钧却说：“现代医家都耻于同迷信术数家并列了。古人并不这样看。孙思邈就说：‘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也。’他主张大医要学习阴阳禄命、风角、星占、六壬、八卦。”（《时代》160页）他又说：“1957年，医界曾发生什么东西是中医理论核心的争论。起因是一部分西医学中医者提出脏腑学说是核心，随之涉及了五行存废的问题。这仍然是不懂《内经》的缘故。”（《时代》29页）
如上所述，术数思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骨架”，但近代中医皆以为其“掺杂了大量的唯心主义成分”，而贬抑《内经》经典的地位。赵洪钧说：
“近代阴阳、五行、运气存废之争受近代整个学术潮流影响，总的倾向是持否定态度者多。故虽有恽铁樵、杨则民的杰出成就而终不能挽回趋势。结果，近代中医界对古代经典的态度普遍是批判《内经》而崇尚《伤寒杂病论》。温病学说在近代也日渐衰微。”（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212页）
医学史是史学，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对医学“史”的研究，并不等于从事医学或生物的研究。差别在于：人观察自然时，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时可以划清界限的；但人考论历史时，研究者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那些《内经》研究者否定阴阳五行，亦在“真个学术潮流”拒斥术数之学的浪潮中。所以，与其说术数识唯心玄说，迷信不经，倒不如把术数真正的内容搞清楚。用赵洪钧的话就是：我们必须回到《内经》时代，用“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
评者以为：今后之学子欲探索《内经》的方技世界，都必须以这册《内经时代》为垫脚石，重新解读《内经》。
三、《内经》史的重建
赵洪钧重建《内经》成功，在于他准确地掌握该书的精髓，亦即，失去阴阳五行术数的《内经》史，便失去了整部书的整体。再者。赵洪钧也重视《内经》时代医学的多系发展。近人攻击《内经》经典地位，在晚周两汉并不存在。谢利恒便指出：
《素问》非古代医家之金科玉律也。仲景《伤寒》，自言撰用《素问》，而书中曾未引及《素问》一语。可知证脉方药，医家自有真传。如《素问》之注重学理者，不过借资参证耳。自宋以后，言《素问》者始见多。明以来，乃更奉为天经地义而又益之以《灵枢》。（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台北：1997:69）
既然《内经》在古代并不具有经典地位，医家证脉方药也各有其师受，那么，《内经》时代的医学风貌为何？
赵红钧指出：“二千年来，由于少有汉以前与医学有关的出土文物-特别是古医书，《史记》两医家传记只能是研究《内经》时代的最可靠，最丰富的史料。”（《时代》64页）扁仓两氏医传与马王堆医书是赵洪钧用以比对《内经》时代的医学源流。赵洪钧以为：“扁鹊传中系的基本内容相距还较远”。（《时代》166页）两者很难说是一脉相承的。而仓公的医理，“比《内经》面窄，不很系统”。（《时代》170页）如果以《汉志》所载医经的三个家派：黄帝、扁鹊、白氏来看，扁仓二氏可能略近于“扁仓”一系，而与黄帝一系稍远。
另外，仓公诊籍讲的全是内科病。赵洪钧却认为，从疾病史上来看，创伤和肿疡是最先要对付的病，《五十二病方》便以外科见长。再者，汉代“齐鲁医学仍远较长江流域为高”。（《时代》185页）。这应是《内经》时代医学的二大特点。
其次，《内经》本身文本之间叠压、重复。（《时代》205~210页）。以经脉说为例便有一定的演变过程。《灵枢·本输》、《灵枢·阴阳系日月》均是十一经。《素问·刺虐论》只涉及九条经脉。足经六，手经三。《素问·气府论》手足太阴又自成一派，与他说不一。《素问·阴阳别论》有四经脉、十二经脉之说。《素问·刺腰痛论》篇出现了十七个脉名。《灵枢·五十营》又有二十八脉说。赵洪钧说，《灵枢·经脉》甚至整部《内经》成书提前到战国或更早的年代。（《时代》182页）赵洪钧质问说：
借助马王堆医书研究《内经》时代，总精神是强调要用发展的思想看《内经》。这些古医书出土前，为什么人们对《内经》本身的矛盾处-发展演变的痕迹，多讳言呢？为什么总是力图把《内经》成书时代尽量说得早呢？这些问题值得医史家和《内经》家深思。（《时代》189页）
换言之，在以经释经、以医释经的研究取向之下，《内经》文本之间的矛盾被统一了。赵洪钧又说：“《内经》的成书时代不应提前到汉以前去，而不是为了否定《内经》的阴阳五行说”。（《时代》45页）在此，他似乎点出了有些学者把《内经》成书尽量提前到汉以前的心理因素。 清代医家徐大椿（1693~1771）说：
扁鹊、仓公、华佗、孙思邈诸人，各有师承，而渊源又与仲景微别，然犹自成一家。但不能与《灵》、《素》、本草一线相传为宗枝正脉耳。（《医学源流论·方剂古今论》）
由上引文，徐大椿所处的时代，医家的家派虽然不同，但皆习《灵》、《素》，读本草。他以为此乃“一线相传”、“宗枝正脉”之学统。而这一条一线相传的学统应该是从宋代以下渐渐成形。但扁仓、张仲景、华佗、孙思邈等唐以前几位方技大家，各有师承，自成一家，而此正是《内经》未成为经典之前的时代特色。中国医学多源又彼此交流、裂变与融合的过程，挑战新一代医史工作者的创造力。
要言之，《内经》术数语言的熟悉，文本与文本之间混淆的厘清，《内经》与其他学术的关系再清理。由此标准，《内经》史的重建，其实才进入初步阶段。评者以为：晚周到西汉中晚期，中国医学的经验、技术演变到《内经》的复杂体系，尚需一跃。这一跃动的历史动力之一是术数之学的介入。《内经时代》一书正明示了这个进程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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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15 14: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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