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
对皇甫谧来说，正始九、十年之交朝野人心惶惶，而高平陵政变之后，杀伐之气充塞于天地，朝中“名士减半”的局面，确实在他心理和生理上都引起了明显的应激反应。他所做的“曹人之梦”正是其忧思在精神心理上的反应之一例，而在生理上，即首先表现为正始九、十年间罹病一事。三关于皇甫谧所患风痹等症之情况，学界迄今研究不多。但考虑到他患病是在一个特殊而微妙的时期，似可以说，史书中对皇甫谧病情的记述，是我们深入观察了解此时期历史真相的一个特殊窗口，重要性不宜忽视。因此，在此尝试从传统医学角度，结合皇甫谧本人生活的具体情况，对其前后所患诸疾的病因病状作一番考察。
史籍中，关于皇甫谧之病情，大致有如下记载：
后得风痹疾，犹手不辍卷。
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
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服寒食散后，病情继续发展：
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疟，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消化系统亦有反应，以致腹胀满不思饮食，“勤对食垂涕”，甚而还出现了“昼夜不得寐，愁悲恚怒，自惊跳悸恐，恍惚忘误”的精神症状。
从以上线索可明确得知，皇甫谧最初所患，为风痹之疾。所谓“风痹”，亦名“行痹”，在传统医学中，大致是指今日之“风湿”一类疾病。其病因是风、寒、湿等外邪共同侵入人体，作用于营卫分腠，使经络气血运行受阻，故称为“痹”。《素问·痹论》谓“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诸病源候论》之《风病诸候·风痹手足不随候》亦言“风寒湿三气合而成痹，风多者为风痹。”其《风痹候》并称：“痹者，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痹。……由人体虚，腠理开，故受风邪也。病在阳曰风，在阴曰痹；阴阳俱病，曰风痹。”其疾主要症状为肌肉顽麻并伴有痛感，肢体活动受限，若迁延不愈，还可能外邪深入脏腑，引起肝、肾、心、脾等方面的病变。
风痹虽然是由风寒湿侵入人体所致，但外邪之乘虚入里，流走经脉，壅滞气血，却是由人的体质状况、精神情绪以及生活之环境、季节、气候等因素所促成。《内经·灵枢》卷七《本脏》谓： 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关合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府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其论以为人之“风痹不作”，有赖于“血气精神”两大因素，即首先是体质强健，经脉卫气运转正常；其次则是志意和畅，精神健康，魂魄不乱，喜怒有度。相反，“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则血气分离，阴阳破败，经络?绝，脉道不通，阴阳相逆，卫气稽留，经脉虚空，血气不次，乃失其常。”而从史籍所载皇甫谧之生活状态来看，他此时恰恰是在体质精神这两大方面，遭遇到相当严重的问题。
首先就其体质而言，皇甫谧虽出身“高上力气，以射猎为先”，弓马娴熟的西州尚武之家，但如王隐《晋书》所言，“谧族从皆累世富贵，独守寒素”，其“独守寒素”生活方式和艰苦的生存条件，自然影响到他的体格，使之早已非复祖辈“习兵壮勇”之概。自他在弱冠之年，感激于叔母之规劝而折节读书，努力勤学，以耕读为业，可谓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从身体到精神备极疲累。其本传载其“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殆。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世说·文学》注引王隐《晋书》称其读书“遭人而问, 少有宁日”；而《御览》卷八二四引《玄晏春秋》称其苦读之馀，“又好农桑种藏之事, 且养鸡鹜, 园圃之事, 勤不舍力”。《御览》卷五一○引虞般佑《高士传》亦称其“以耕稼为业, 专心好学”。自谓“朴讷不好戏弄”，本传称其“沈静寡欲，……以著述为务”。这种殚精竭力的苦读方式和过于严肃的内向个性，其实颇不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状况。而他却长期不以为意。本传称他“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或有箴其过笃，将损耗精神。”他自己反而认为“余尝恨不能请命于天, 延年累百, 博极群书者也”。《素问·上古天真论》谓男子“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而皇甫谧长期劳损身心，起居失宜的结果，却使他在三十四、五尚当壮岁之时，体质已相当羸弱。《灵枢》云，“百疾之始期也，必生于风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肉不坚，腠理疏，则善病风”。而皇甫谧所以受到风寒湿等外邪之侵袭，本中积弱，正气不足，以至腠理不实，卫气失常，自是一不可忽视的因素。
再就其精神情志因素而言。如古医家所论，风痹外邪之侵入经脉，久而不去，则依其所合，“内舍五藏六府”。而脏腑能为外邪所客，必有五藏之气先伤于内。“人有五气化五藏，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又言：“风寒伤形，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藏，乃病藏；寒应形，乃应形，……此形气外内之相应也。”情志内发，先伤五藏之气，而后“六淫”等外邪始得由表入里。所谓“愁忧恐惧则伤心。……有所大怒，气上而不下，积于胁下，则伤肝。……阴阳俱感，邪乃得往。”正始之末，不仅政治形势日益紧张，自然界出现的一些天象气象改变，如频繁的星变、星运异常、日月蚀、大风雨等，也被人们视为上天对人事失调所作出的神秘儆示，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朝廷政治危机即将爆发的预感和恐惧。皇甫谧谙于天文星象之学，有“考天时察人事”之汉学传统，不可能不在意这些天文气候现象，忧惧尤过于他人。《汉晋春秋》所载皇甫谧之梦，即为其恐惧内心相当典型的表露。而此梦之发生，甚至有可能为罹患风痹之早期表现，正合于《灵枢》所言：
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
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古医家常以梦境为体内脏腑疾患之表象，谧之所梦内容，虽尚不能与某种特定的病理症状相联系，但两者间存在关联，应是可以肯定的。又《素问·血气形志》称：“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而其原因便是“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更直接指明形体多劳与心志恐惧忧思乃是促成风痹发生之双重原因。除此二者之外，当时之气候条件加上其生活的环境亦有可能是令皇甫谧罹患风痹的另一层重要原因。按竺可桢等学者之研究，中国古代气候，从东汉时起，有趋于寒冷之趋势，直到隋代（公元600年左右），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寒冷时期。而寒冷之气候，在“第三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公元280－289年的十年间达到顶点，……那时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低1－2℃。”这一时期，太阳黑子的活动较为频繁，而在我国古代，凡太阳黑子活动记录多的世纪，也是严冬较多的世纪。由于太阳活动对大气层对流层气流运动的振荡影响导致冷暖干湿气团活动的增强，在这些时期往往相应出现剧烈的天气变动，多发疾风暴雨霜雪等严重灾害性天气。魏晋时期的史志中，有关此类天气物候的记述，可谓寓目辄见。若以古医家的眼光来看，“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如果出现“日月不明，邪害空窍”，“恶气不发，风雨不节”这类反常现象，是天时不正，阴阳失衡的表现，人体亦有可能因此有所感应，正常机能受到扰乱，“贼风数至，暴雨数起，天地四时不相保，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另就皇甫谧的居住环境而言，他出生在为西北干燥寒凉之地的凉州安定，少时迁于新安，其地在黄河以南之谷水与洛水之间，溪壑纵横，峰峦烟云缭绕，如《水经注·洛水》所载：“洛水又东，渠谷水出宜阳县南女几山，东北流，迳云中坞，左上迢遰层峻，流烟半垂，缨带山阜”；又《谷水》：“谷水又东，迳新安故城，南北夹流，而西接崤黾”，“自缺门而东，广阳川水注之。水出广阳北山，东南流注于谷，南望微山，云峰相乱”，气候显然远较安定一带潮湿。来自西北干燥地区的皇甫谧，难以适应，身体有可能因此而受湿气之长期影响而留下病根。《灵枢·贼风》、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卷六《四时贼风邪气大论》皆言风邪之伤人致病,“皆尝有所伤于湿气，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间，久留而不去”，遂为“故邪”，卒遇喜怒寒温，即成寒痹。
有关皇甫谧风痹发生之年，从《晋书》本传所载他泰始初上武帝疏中，固可知道是在正始之末即正始九年至十年的范围之内，至于具体的季节月份，史无明言。然而此点却并不是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按《素问》，不同季节时令伤于风，所入经络脏腑不同，故所罹致之风痹，其病之性质、症状亦有别。“以春甲乙伤于风者，为肝风。以夏丙丁伤于风者，为心风。以季夏戊已伤于邪者，为脾风。以秋庚辛中于邪者，为肺风。以冬壬癸中于邪者，为肾风。”若以名痹，亦各有区分：“以冬遇此者为骨痹；以春遇此者为筋痹；以夏遇此者为脈痹；以至阴遇此者为肌痹；以秋遇此者为皮痹。”由是而观之，皇甫谧之风痹感于何时与属于何种类型，两者之间应具关联。故在此拟结合古医家病因之说，并根据史籍所载他的病状表现进行辨析，以期对其发病的具体时间作一推考。
传统医学主天人相应，认为人体与宇宙自然相通，构成一和谐之统一体。天时变化的“正”与“不正”，直接影响到人们身体疾患的发生与否。而在诸多天时气象等自然因素中，又尤其强调“风” 的致病作用，以为“风者，百病之长”。按上古医者之所谓“风”，既可泛指某种广泛的气候现象，亦特指外邪之一种，以其如同风一样善于中人，故而得名。《灵枢》立九宫以确定八方之风向，以为风向正则天时正，风向不正，则为贼风、邪风，易中人而致疾患，为害甚大。而不同方位之风，伤人不同，入犯人体的藏府器官亦不同。譬如来自正北方之风（亦即冬季之风），名“大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肾，外在骨与肩背之膂筋，其气主为寒也。”《小品方·治中风喑癔不随痛肿诸方》并称：“大刚风为病，令人寒，寒者患冷不能自温”。设若人体自身本有衰虚，或处在寒湿等环境中，遇到不时之风或曰异常之气候，则极易引发寒热萎厥偏枯等病。而在多种异常之风中，最可为害致病者，为“折树木，扬沙石”的不时之风，如《岁露论》所言“诸所谓风者，皆发屋，折树木、扬沙石，起毫毛，发腠理者也。”考诸史籍，正始九年岁暮，恰有这类怪异反常的气候现象发生。如《宋书》卷三四《五行志》五： （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风数十日，发屋折树。十二月戊子晦，尤甚，动太极东阁。古医家观念为天人相通，人体内津液气血之运转，乃“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因此史籍中提到的那种出现于晦朔时分的异常天气，对正常人体的伤害尤其严重：“至其月郭（通廓）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膲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据《宋书·五行志》，正始九年冬末这场怪异大风，并持续到十年正月初： 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风，发屋折木，昏尘蔽天。此处史家特记大风之方位为“西北”，实际上正是由于此为失时之风的缘故。《灵枢·岁露论》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宫，其日西北风，不雨，人多死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八正八虚八风大论》言此，作“正月朔日，平旦西北风行，民病多，十有三也。”由此，我们不难推想，皇甫谧之获病，显然与正始九年冬末的这些天气现象有关，或者就正是由这场大风所直接引发。
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
有关这一问题，我们还可以根据古医学文献所载，对皇甫谧风痹病本身的症状表现进行一些辨析，来旁证他染病的时令是在冬末。从其病初期的若干症状来看，皇甫谧之风痹，所中外邪，以风寒为多。如《灵枢·贼风》所论，在身体先伤于湿气的条件下，“卒然喜怒不节，饮食不适，寒温不时，腠理闭而不通，其开而遇风寒，则血气凝结，与故邪相袭，则为寒痹”。又《针灸甲乙经》卷十《阴受病发痹》言“寒痹之为病也，留而不去，时痛而皮不仁”，其痹“留连筋骨间”，即风寒湿流注筋脉，气血不通，则久疼痛。至于“病久入深，营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痛，皮肤不营，故不仁”。若寒气深入骨髓，则成骨痹，“病在骨，骨重不可举，骨髓酸痛，寒气到，名曰骨痹”。如前所言，风痹所病，本在肢体经络，然而其病若不能及时调治，久而将导致人体正气进一步虚弱，外邪深入，亦可内传藏腑，形成五藏之痹。骨与肾相通，病久伤肾。“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一说骨痹即肾痹）。肾痹之症状，多表现为“善胀（王冰注：“肾者胃之关，关不得则胃气不转，故善胀也”），尻以代踵（王冰注：“足挛急也”，即不能以足行走），脊以代头（王冰注：“身踡屈也”，即脊痛头不能仰）”。由此来看皇甫谧自言其“浮气流肿”、“四肢酸重”等症，可能都与肾痹有关。又肾开窍于耳，《难经·三十七难》谓“肾气通于耳，耳和则知五音”，《诸病源候论》卷二九《耳风聋候》进而指出：“足少阴，肾之经，其气通于耳。……其经脉虚，风邪乘之，风入于耳之脉，使经气否塞不宣，故为风聋”。皇甫谧甘露中病风苦聋，风痹伤肾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古医家以阴阳五行生化拟配五藏，以肾为北方寒水所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称：“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藏为肾，……在变动为慄，在窍为耳，在志为恐，恐伤肾”。北方寒水，所对应之季节为冬，故《素问》以痹有五，冬遇之者为骨痹；其《金匮真言论》又言“冬气者病在四肢”；“冬善病痺厥”。《四时调神大论》并言：“冬三月，此谓闭藏。……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张介宾注曰：“肾主水，王于冬，冬失所养，故伤肾，肾伤则肝木失其所生，肝主筋，故当春令而筋病为痿。阳欲藏，故冬不能藏，则阳虚为厥。冬藏既逆，承藏气而春生者少矣”。参照其说，似可认为，皇甫谧之发病确在冬季，史籍所载其正始九年冬之梦境，也确实是其染病的最初表症。他后来服散之后，自言感受寒热不定，“或若温疟，或类伤寒”，其实这些症状并不一定完全是寒食散之毒性作用，从他在《针灸甲乙经》中引《素问》“温疟者，得之于冬，中于风寒，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寒气不能出，因遇大暑，脑髓铄，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在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如是者，阴虚而阳盛，阳盛则热矣，衰则气复反入，复入则阳虚，阳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后寒，名曰温疟”之言来看，它们亦有可能是因其病起于冬而引发的相关病状。
由此并可发现，皇甫谧之病经冬至春，由于在情志、体质、居处、环境等方面没有改善，故其风痹进一步发展加剧，肢体筋骨五藏综合受损。而其疾病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又和当时朝中之政治局势所造成的不良社会氛围有关。史载正始十年春，司马氏父子诡密谋画，用血腥残暴手段，突然袭击，对曹氏一党首开杀戒，“诛曹爽兄弟及其党与，皆夷三族，京师严兵”，在朝野内外引起普遍之恐怖。《魏志》卷九《夏侯玄传》注引《魏略》称正始年间尚依违于曹马两派之间，谤书谓之“如游光”的李丰，闻知曹爽诛后，“怖遽气索，足委地下不能起”，可见其恐惧的程度。直到后来嘉平中，许允“闻李丰等被收，欲往见大将军，已出门，回惶不定，……大将军闻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丰等，不知士大夫何为怱怱乎？’是时朝臣遽者多耳”，则当时朝中之依然紧张之气氛由此可知。《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言：“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故人事上应“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皇甫谧在正始九年冬，高平陵事变前夕，由于怀有强烈的忧惧等情志因素，在生理上本已有违冬日养藏之道，导致脏气受损，既往之湿邪与冬季之寒邪等外邪乘机入里，引发风痹。而紧接着来的正始十年春的司马氏逆时而行，大肆诛杀名士，既有违物理又大伤人情，在当时朝廷内外造成极大震撼和冲击，血雨腥风下的阴森恐怖气氛，对士大夫情志乃至生理上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阮籍《咏怀》其十一，注者多认为是感慨曹爽集团事而作，诗中有“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之句，在万物发苏的季节里却是如此的哀楚萧瑟之音，正是当时这场杀伐震摄下的心声流露。按《素问》，“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而“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入春后的异常气候与政治空气，两方面都无助于冬季罹病的皇甫谧之调养，反而由于其心魄的进一步震荡，脏腑继续受损，由肾而伤及肝脾心肺，以至甘露中继发“病风”。
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
在了解了皇甫谧风痹病因和紧随其后的病情发展基础上，可进一步对皇甫谧甘露中病风苦聋、服寒食药以及他未满六十即作《笃终》安排后事的原因进行一些分析和推测。从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自言他甘露中病风苦聋和《晋书》本传所载他泰始三年（267年）上疏谓其服散违错节度“于今七年”这两条材料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大致是在高贵乡公甘露五年（260年）六月（是年六月始改元景元）之前，亦即他四十五岁左右，病于风疾，突发耳聋之症，旋即开始服用寒食散，试图以此对日益加剧的痼疾进行治疗。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
病风苦聋这一病情变化，容易使人理解为皇甫谧风痹之症的加剧或发展，但从其耳聋的症状及久病后出现半身麻木不仁，右足痿缩的情况来看，极有可能他之“病风”实为一场中风。按唐以前之医家之所谓诸风病，涵义甚广，所包含的疾病范围甚宽。《素问·风论》谓“风”“善行数变”，“为百病之长”，“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或为偏枯”，风痹亦包含在内。从现代医学之分类来看，“风”所涉及的疾病，从心脑血管意外、肝、肾功能衰竭，到破伤风等感染性热病、麻风、风疹、风湿等，几无所不有。所以归之为“风病”一类，大致是古医家认为它们的发病机理，均有感受风邪于外和正气虚亏于内这两大因素。《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将中风与历节合论，以此二者为广义之风病，而具体区分，则有“痹”与“中风”之不同。二者成病虽都有风邪的因素在内，但前者一般必有风寒湿之侵入，由经络而留着筋骨关节；后者则以气血之虚为主因，风寒之类仅为次因，且病有在络、在经、入腑、入脏之别。其所论“中风”，在病因病机症候方面，已接近于后世医家对中风的看法。此后孙思邈总结发展仲景风病诸说，其《千金方》卷八《诸风》开宗明义称： 中风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风痱，三曰风懿，四曰风痹。其中前三种，即相当于《金匮》所论中风中“中经络”与“中脏腑”的情形，而最后提到之“风痹”，无疑孙思邈已意识到与中风有别，乃是同于诸痹，“各有证候，形如风状，得脉别也”。将之列入“诸风”，或是因其在痹症中以风气胜之故。不难看出，在汉唐间，医家实际上已能对风痹与中风有所区别。因此，精通医理的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自言为“病风”，表明他在甘露中的耳聋，加之后来出现“躯半不仁，右脚偏小”之偏枯情况，恐非风痹复发或加剧，而是由于久病正气虚亏，气血瘀滞，从而在某些特别的外在环境情志因素刺激下引发的中风。须加辩证的是，皇甫谧的“躯半不仁”，诚有可能为风痹之表症之一，乃是由于风邪久客经脉，气血空虚，不能荣养肌肤所致，如《素问·调逆论》中所言：“荣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荣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但应注意的是，人体这种气血不足状况，也正为发生中风的病机。因此历代医家，往往将肢体麻木尤其单侧肢体的麻木乏力，视作中风之先兆，或径作为中风证候之一，如《金匮》所言“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而尤须指出者，是风痹引起的躯体不仁，一般是四肢或双侧肢体麻木，只有中风的半身不遂，才多见左或右半侧身体的麻木不仁，其症重于四肢麻木。黄元御《金匮悬解》谓“风之为病，或中于左，或中于右”；尤在泾《金匮心典》亦谓“风彻于上下，故半身不遂”。以皇甫谧“右脚偏小”的情况来看，他之“躯半不仁”，以发生于身体右侧的可能性为大，古医家经验认为，气虚半身麻木多发于右侧肢体，而气虚易招风，正与中风有密不可分之关系。至于其右脚偏小，应当就是从《内经》到《千金方》中所言之“偏枯”，亦即现代医学所谓“偏瘫”，向被视为中风或其后遗症之一种。其不同于一般风痹或痿证之最重要表症，在于并非四肢或双下肢的瘦削痿小瘫软，而是单侧肢体的痿缩或不随。《灵枢·九宫八风》称中风为“击仆偏枯”，意谓其发病之初，或曾有昏厥，而后始有半身不遂之“偏枯”出现。皇甫谧病风之初，是否发生过短暂晕厥等意识障碍情况，史书无载，可知者，仅有“苦聋”一条。由此推测，其中风大约属于一种程度较轻的类别，即张仲景所谓“中经络”者，主症包括偏身麻木，言语蹇涩等，但神智清明不乱。《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载时人封观因故“称风疾，喑不能言”，其室失火，“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其伪装表现的，就是这类中风的最典型症状。后世医家并指出，中风不语若在肾经，“则腰足痿痹，或耳聋遗尿”因此如前所言，皇甫谧致聋的原因，笼统地说，是因为肾虚而风邪入耳；具体辨之，则与肾精之亏损，导致肝肾阴血枯竭，不能滋养空窍有关，正由中风引发。后《诸病源候论》称此种耳聋为“劳伤于肾，宗脉虚损，血气不足，故为劳聋。劳聋为病，因劳则甚”。估计也正是由于这点，促使他选择了服用当时普遍认为可治虚劳的寒食散以疗痼疾。
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
和正始末年罹患风痹的情况一样，皇甫谧在甘露中发生病风苦聋，与当时朝中十分紧张的政治局势（具体而言，即司马氏篡魏意图的日渐显露），显然有很大关联。中风之病因，与风痹之必须要有风寒湿等外邪侵入有所不同，乃是由人体自身情志内伤，正气衰虚的因素所造成。其中最主要病因就是精神方面之情志郁怒或忧思悲恐，加上久病久虚、过度劳累、气候骤变等次因，五志化火，内风动越，气机失调，因而引发。然而在甘露中，究竟何事引起皇甫谧情志的强烈激动呢？从史实来看，甘露中震惊朝野的事件有二，一是甘露二年五月，诸葛诞在淮南起兵，司马昭挟帝、太后亲征，到三年二月，诞兵败被杀，夷三族事；其二即是五年四月，高贵乡公出讨司马氏被弑杀事。尤其后一事件，由于直接伤及儒家纲常的核心内容――君臣大义，几乎成为一场统治危机，对士人思想情感冲击震动的程度，是空前的。平心而论，此时之司马昭，未必真欲用此过激方式解决此事，但变起突然，其死党仓促之中，应付或有失分寸，司马昭遽然闻知，亦不免“大惊”，史称其当时“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而其叔父司马孚，情急之中狼狈“奔往，枕帝股而哭”。（）从后来朝野之反应来看，司马氏此言此举，尚不似纯然表演作态。实际上这一公然弑逆从根本上破坏伦常的非常严重事件之发生，确实令司马氏置身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处境中。特别是当时士人在对此事及其馀波的情绪态度上，并非顺从平静，社会舆论对贾充等司马氏死党极为不利，而对忠于曹髦的死难者公开表示同情。《魏志》卷二二《陈群传》注引《魏氏春秋》尝载陈泰对高贵乡公之死的激烈反应： 帝之崩也，太傅司马孚、尚书右仆射陈泰枕帝尸于股，号哭尽哀。时大将军入于禁中，泰见之悲恸，大将军亦对之泣，谓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独有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大将军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岂可使泰复发后言。”遂呕血薨。从陈泰之言行，已可见当时一般朝臣之态度，他因此事之打击而“呕血薨”，更可见出强烈的精神震动对士人生理健康所造成的致命损害。至于民间的情感，《魏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中有另一则材料，言魏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 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来自朝野无形的压力，迫使司马氏不得不在事后极力树恩，宽贷士人的某些过激行为（如向雄哭王经于市等），几年间着意收拾人心。故《宋书》卷三二《五行志》三在记述魏景元三年十月“桃李华”这一异常物候后，特言此乃是“自高贵弑死后，晋文王深树恩德，事崇优缓”所致。而在事变当时，我们可以设想此惊人消息遽然而至，造成病中之皇甫谧情志之强烈激荡，气血逆乱，引发中风暴聋，可能性极大。况据史载，事变之日，正值天雨，到魏帝被弑杀之时，还骤见“暴雨雷霆，晦冥”。恶劣的气候条件与人事交相感应，更易引动内风。其后他在《针灸甲乙经·序》中，于“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后，特言及“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诸语，两者相联，当非无感而发。由此亦可推测，他在甘露五年开始服用寒食散，除了因此事引起的病情恶化，或许也和此危机时期精神上之极度惶惑郁闷有关。至于他在此年究竟何时开始服药，从古医家之言中似亦可找到线索，《医心方》卷十九《服石节度第一》引夏侯氏论：“服药无冬夏时节也，春秋差（一本作“者”）为佳。”皇甫谧素览经方，服散当能遵此节度，其服散，可能即在秋季。然而由于阳气开始内敛，秋季对服散之人，又是个颇为危险的时节，同上书引庞氏论即称，“夫寒食药发多在秋冬”。皇甫谧服药之初便散发为疢，或也与此时节有关。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
皇甫谧究竟是因服散中毒而死还是由风痹中风所致导致的诸多并发症而死，史无明言，极有可能两方面因素均有影响。但从他未满六十即作《笃终》，从容安排后事之举，或可了解其死因更有可能是由于久病之后的重要脏器功能衰竭。作为精研医方的学者，他对所罹疾患的预后，应是相当了解的。《灵枢·厥病》论“风痹死症”云： 风痹淫泺，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时如入汤中，股胫淫泺，烦心头痛，时呕时悗，眩已汗出，久则目眩，悲以喜恐，短气不乐，不出三年死也。《素问·奇病论》并称“肾风而不能食，善惊，惊已，心气痿者死”，张介宾注云：“风生于肾，则反克脾土，故不能食。肾邪犯心，则神气失守，故善惊。惊后而心气痿弱不能复者，心肾俱败，水火俱困也，故死。”联系皇甫谧自述服散之后表现出的一系列肝脾受困，心肾不交的症状。可知他对于自己之病不仅无药可治，且死期亦可揆以时日的情况，十分清楚，所以要作《笃终》，当是为此。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
亦有学者通过他所著《列女传》、《高士传》及《帝王世纪》思想倾向的分析，来推测他对代魏之司马氏集团的情感态度，不为无见。见魏明安《魏晋思潮与皇甫谧》，《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见《针灸甲乙经·序》：“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方治要皆浅近，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
《医心方》及《诸病源候论》引皇甫谧《寒食节度论》，言其服散失节度，“饮酒不解，食不得下。乍寒乍热, 不洗便热, 洗复寒, ……昼夜不得寐, 愁悲恚怒, 自惊跳悸恐, 恍惚忘误。……吾尝如此, 勤对食垂涕, 援刀欲自刺, 未及得施, 赖叔亲见迫夺, 故事不行。退而自惟，乃却刀强食，饮冷水，遂止。祸不得成，若丝发矣。”一说赖其兄士元为合“三黄汤”（按《千金方》及《千金翼方》中“三黄汤”方有二，一首出张仲景，《千金方》卷八《诸风》偏风门载“仲景三黄汤”方，主治“中风手足拘挛，百节疼痛，烦热心乱，恶寒，经日不欲饮食”。其方最早见《小品方》，《医心方》引之：“张仲景三黄汤，治中风手足拘挛，百节疼烦，发作心乱，恶寒，引日不欲饮食秘方”，其药有麻黄、独活、细辛、黄芪、黄芩五味。《千金方》此方则在原五味药基础上有所加减，后宋人编《金匮要略方论》引作“《千金》三黄汤”。《千金翼方》卷十五《补益》收入另一“三黄汤”方，为“主解散发，腹痛胀满卒急”方，其药有大黄、黄连、黄芩三味。士元所合，恐是后者），服之乃瘥。见《医心方》卷十九，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第402－403页；《诸病源候论校注》卷六《解散病诸候》，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194页；可参《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寒食散考》第五、六篇，中华书局1963年版。
其《笃终》中自言“年虽未制寿”，又言已“婴疢弥纪”，即距甘露末景元初服散病情转剧已超过十二年。可参赵以武《皇甫谧生平新探》，《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
汉末河西屡叛，《魏志》卷一五《张既传》载：“是时，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麴演等并举郡反，自号将军，更相攻击。”故曹操在统一北方，平定陇右后，先是以河西四郡去州隔远，以四郡改属雍州，建安十八年复古九州，遂省并凉州，从旧三辅之地到邻近西域地区，全部划为雍州。曹丕登位后，复置凉州。晋武帝泰始五年，一度以安定等陇西五郡隶秦州，不久又还属雍。可参《廿五史补编·三国郡县表附考证》。
《御览》卷六百七引《玄晏春秋》
卷五《救边》，见《潜夫论笺》，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8页。
这一带亦即通常所谓陇右地区，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曾指出：“陇右即晋秦州之地，介于雍凉间者，既可受长安之文化，亦得接河西之安全，其所保存学术于荒乱之世，固无足异。”
参《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卷七一《皇甫嵩传》、《世说·文学》注引王隐《晋书》。
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
[10]见《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后汉书》卷五八《傅燮传》。
李贤注：“观四隅之风占之也”。
参《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
按其撰《帝王世纪》，开宗明义即言“天地未分，谓之太易；元气始萌，谓之太初；气形之始，谓之太始；形变有质，谓之太素。太素之前，幽清寂寞，不可为象。惟虚惟无，盖道之根。道根既建，由无生有。太素质始萌，萌而未兆，谓之庞洪，盖道之干。既育万物成体，于是刚柔始分，清浊始位。天成于外而体阳，故圆以动，盖道之实。形质已具，谓之太极”（《御览》卷一引，并参刘晓东校点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为相当典型的汉代宇宙生成论，可与《潜夫论》卷八《本训》所论对照。
其《释劝》、《高士传》、《列女传》中例证甚多，可与《潜夫论》卷一《贤难》、卷二《本政》、卷四《论荣》等篇对照。
可与《潜夫论》卷三《浮侈》等篇相对照。
王符熟谙医理，《潜夫论》中颇引医道喻为政之道，以为“医国”“治世”与“医疾”“治身”事理相通。见卷二《思贤》、卷四《述赦》、卷五《实边》诸篇。
参看《潜夫论》卷二《浮侈》。按王符这方面主张对西州人士之影响，尚不仅限于皇甫谧。据《后汉书·张奂传》，卒于东汉光和四年的张奂，临终前遗命诸子曰：“通塞命也，始终常也。但地底冥冥，长无晓期，而复缠以纩绵，牢以钉密，为不喜耳。幸有前?，朝殒夕下，措尸灵床，幅巾而已。奢非晋文，俭非王孙，推情从意，庶无咎吝。”皇甫谧《笃终》之意，实与之同。其所本者，当为同一传统。见《后汉书·王符传》。
按王符之思想学术，从宇宙观、天人观到政治观、伦常观，总体上仍属汉代之学，但由于时代因素，已有新思想成份蕴含其内。实际上，这种似乎显得保守而不入时流的思想学术倾向，恰恰表现出回归儒学大义的特点，触及到时代思想的某些焦点，以其在社会批判中对君权问题、士人人格问题、民本问题、名实本末等问题的强烈关注，在汉魏思想演变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关于此点，可参余敦康《何晏王弼玄学新探》第1章《导论》第2节，齐鲁书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