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谧》-----等传
子方回挚虞束皙王接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之曾孙也。出后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尝得瓜果，辄进所后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无以慰我。”因叹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岂我居不卜邻，教有所阙，何尔鲁钝之甚也！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对之流涕。谧乃感激，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沈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著《礼乐》、《圣真》之论。后得风痹疾，犹手不辍卷。
或劝谧修名广交，谧以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后为名乎”。作《玄守论》以答之，曰：
或谓谧曰：“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何故委形待于穷而不变乎？且道之所贵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时也。先生年迈齿变，饥寒不赡，转死沟壑，其谁知乎？”
谧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扰全道以损性命，安得去贫贱存所欲哉？吾闻食人之禄者怀人之忧，形强犹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又生为人所不知，死为人所不惜，至矣！喑聋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号者，以为损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为益也。然则号笑非益死损生也。是以至道不损，至德不益。何哉？体足也。如回天下之念以追损生之祸，运四海之心以广非益之病，岂道德之至乎！夫唯无损，则至坚矣；夫唯无益，则至厚矣。坚故终不损，厚故终不薄。苟能体坚厚之实，居不薄之真，立乎损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则我道全矣。”
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或有箴其过笃，将损耗精神。谧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
叔父有子既冠，谧年四十丧所生后母，遂还本宗。
城阳太守梁柳，谧从姑子也，当之官，人劝谧饯之。谧曰：“柳为布衣时过吾，吾送迎不出门，食不过盐菜，贫者不以酒肉为礼。今作郡而送之，是贵城阳太守而贱梁柳，岂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时魏郡召上计掾，举孝廉；景元初，相国辟，皆不行。其后乡亲劝令应命，谧为《释劝论》以通志焉。其辞曰：
相国晋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禅，同命之士莫不毕至，皆拜骑都尉，或赐爵关内侯，进奉朝请，礼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国宠。宗人父兄及我僚类，咸以为天下大庆，万姓赖之，虽未成礼，不宜安寝，纵其疾笃，犹当致身。余唯古今明王之制，事无巨细，断之以情，实力不堪，岂慢也哉！乃伏枕而叹曰：“夫进者，身之荣也；退者，命之实也。设余不疾，执高箕山，尚当容之，况余实笃！故尧、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泽，或过门不敢入。咎繇之徒两遂其愿者，遇时也。故朝贵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独何人哉！今圣帝龙兴，配名前哲，仁道不远，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见逼，或以逆世为虑。余谓上有宽明之主，下必有听意之人，天网恢恢，至否一也，何尤于出处哉！”遂究宾主之论，以解难者，名曰《释劝》。
客曰：“盖闻天以悬象致明，地以含通吐灵。故黄钟次序，律吕分形。是以春华发萼，夏繁其实，秋风逐暑，冬冰乃结。人道以之，应机乃发。三材连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于唐朝，或先觉于有莘，或通梦以感主，或释钓于渭滨，或叩角以干齐，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谤以安郑，或乘驷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术于黄神。故能电飞景拔，超次迈伦，腾高声以奋远，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观之，进德贵乎及时，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于六艺之府，散意于众妙之门者有年矣。既遭皇禅之朝，又投禄利之际，委圣明之主，偶知己之会，时清道真，可以冲迈，此真吾生濯发云汉、鸿渐之秋也。韬光逐薮，含章未曜，龙潜九泉，坚焉执高，弃通道之远由，守介人之局操，无乃乖于道之趣乎？
且吾闻招摇昏回则天位正，五教班叙则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虑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骇众之疑。达者贵同，何必独异？群贤可从，何必守意？方今同命并臻，饥不待餐，振藻皇涂，咸秩天官。子独栖迟衡门，放形世表，逊遁丘园，不睨华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婴大疢，性命难保。若其羲和促辔，大火西穨，临川恨晚，将复何阶！夫贵阴贱璧，圣所约也；颠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鉴先哲之洪范，副圣朝之虚心，冲灵翼于云路，浴天池以濯鳞，排阊阖，步玉岑，登紫闼，侍北辰，翻然景曜，杂沓英尘。辅唐、虞之主，化尧舜、之人，宣刑错之政，配殷、周之臣，铭功景钟，参叙彝伦，存则鼎食，亡为贵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辉曜，忘青紫之班瞵，辞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终年，无乃勤乎！”
主人笑而应之曰：“吁！若宾可谓习外观之晖晖，未睹幽人之仿佛也；见俗人之不容，未喻圣皇之兼爱也；循方圆于规矩，未知大形之无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静而宁，含罗万类，旁薄群生，寄身圣世，托道之灵。若夫春以阳散，冬以阴凝，泰液含光，元气混蒸，众品仰化，诞制殊征。故进者享天禄，处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阴阳不治，运化无穷，自然分定，两克厥中。二物俱灵，是谓大同；彼此无怨，是谓至通。
若乃衰周之末，贵诈贱诚，牵于权力，以利要荣。故苏子出而六主合，张仪入而横势成，廉颇存而赵重，乐毅去而燕轻，公叔没而魏败，孙膑刖而齐宁，蠡种亲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倾。是以君无常籍，臣无定名，损义放诚，一虚一盈。故冯以弹剑感主，女有反赐之说，项奋拔山之力，蒯陈鼎足之势，东郭劫于田荣，颜阖耻于见逼。斯皆弃礼丧真，苟荣朝夕之急者也，岂道化之本与！
若乃圣帝之创化也，参德乎三皇，齐风乎虞、夏，欲温温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荡荡而名发也；欲索索而条解，不欲契契而绳结也；欲芒芒而无垠际，不欲区区而分别也；欲暗然而内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琐琐而执法也。是以见机者以动成，好遁者无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张，合礼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劳谦之爱，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贤之礼，野有遁窜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邻，颜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娱道于至贫，荣期以三乐感尼父，黔娄定谥于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莱志迈于江岑，君平因蓍以道著，四皓潜德于洛滨，郑真躬耕以致誉，幼安发令乎今人。皆持难夺之节，执不回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独定之计者，不借谋于众人；守不动之安者，不假虑于群宾。故能弃外亲之华，通内道之真，去显显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尘，宛转万情之形表，排托虚寂以寄身，居无事之宅，交释利之人。轻若鸿毛，重若泥沈，损之不得，测之愈深。真吾徒之师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议吾失宿而骇众，吾亦怪子较论而不折中也。
夫才不周用，众所斥也；寝疾弥年，朝所弃也。是以胥克之废，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叹。若黄帝创制于九经，岐伯剖腹以蠲肠，扁鹊造虢而尸起，文挚徇命于齐王，医和显术于秦、晋，仓公发秘于汉皇，华佗存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诉乎明王。求绝编于天录，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诚之降霜，故俟罪而穷处。
其后武帝频下诏敦逼不已，谧上疏自称草莽臣曰：“臣以尪弊，迷于道趣，因疾抽簪，散发林阜，人纲不闲，鸟兽为群。陛下披榛采兰，并收蒿艾。是以皋陶振褐，不仁者远。臣惟顽蒙，备食晋粟，犹识唐人击壤之乐，宜赴京城，称寿阙外。而小人无良，致灾速祸，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虐，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见出，妻息长诀。仰迫天威，扶舆就道，所苦加焉，不任进路，委身待罪，伏枕叹息。臣闻《韶》《卫》不并奏，《雅》《郑》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祸延王叔；虞丘称贤，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礼不同器，况臣糠<麦黄>，糅之彫胡？庸夫锦衣，不称其服也。窃闻同命之士，咸以毕到，唯臣疾疢，抱衅床蓐，虽贪明时，惧毙命路隅。设臣不疾，已遭尧、舜之世，执志箕山，犹当容之。臣闻上有明圣之主，下有输实之臣；上有在宽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瑰俊，索隐于傅岩，收钓于渭滨，无令泥滓久浊清流。”谧辞切言至，遂见听许。
岁余，又举贤良方正，并不起。自表就帝借书，帝送一车书与之。谧虽羸疾，而披阅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恚，叩刃欲自杀，叔母谏之而止。
济阴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贽为烦，请绝其礼币，诏从之。谧闻而叹曰：“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而以革历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戋戋'，《易》之明义，玄纁之贽，自古之旧也。故孔子称夙夜强学以待问，席上之珍以待聘。士于是乎三揖乃进，明致之难也；一让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汤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载以归，唯恐礼之不重，岂吝其烦费哉！且一礼不备，贞女耻之，况命士乎！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弃之如何？政之失贤，于此乎在矣。”
咸宁初，又诏曰：“男子皇甫谧沈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谧固辞笃疾。帝初虽不夺其志，寻复发诏征为议郎，又召补著作郎。司隶校尉刘毅请为功曹，并不应。著论为葬送之制，名曰《笃终》，曰：
玄晏先生以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礼六十而制寿，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终以素，岂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虽未制寿，然婴疢弥纪，仍遭丧难，神气损劣，困顿数矣。常惧夭陨不期，虑终无素，是以略陈至怀。
夫人之所贪者，生也；所恶者，死也。虽贪，不得越期；虽恶，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无不之，故气属于天；寄命终尽，穷体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体，则与气升降；尸不久寄，与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躯，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则衣衾所以秽尸，棺椁所以隔真，故桓司马石椁不如速朽；季孙玙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为华元不臣；杨王孙亲土，《汉书》以为贤于秦始皇。如今魂必有知，则人鬼异制，黄泉之亲，死多于生，必将备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终，非即灵之意也。如其无知，则空夺生用，损之无益，而启奸心，是招露形之祸，增亡者之毒也。
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椁，备赠存物，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虽甚愚之人，必将笑之。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故张释之曰：“使其中有欲，虽固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斯言达矣，吾之师也。夫赠终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为也。遂生意于无益，弃死者之所属，知者所不行也。《易》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是以死得归真，亡不损生。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觕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即时服，幅巾故衣，以遽除裹尸，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遽除之外，便以亲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不见可欲，则奸不生心，终始无怵惕，千载不虑患。形骸与后土同体，魂爽与元气合灵，真笃爱之至也。若亡有前后，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来，非古制也。舜葬苍梧，二妃不从，以为一定，何必周礼。无问师工，无信卜筮，无拘俗言，无张神坐，无十五日朝夕上食。礼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树，愚也。若不从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伤。魂而有灵，则冤悲没世，长为恨鬼。王孙之子，可以为诫。死誓难违，幸无改焉！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13 00:47 编辑 ]
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时年六十八。子童灵、方回等遵其遗命。
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名臣。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征，不起。避乱荆州，闭户闲居，未尝入城府。蚕而后衣，耕而后食，先人后己，尊贤爱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礼之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门辄下而进。王敦遣从弟暠代侃，迁侃为广州。侃将诣敦，方回谏曰：“吾闻敌国灭，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与二，欲无危，其可得乎！”侃不从而行。敦果欲杀侃，赖周访获免。暠既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暠迎杜弢。暠大行诛戮以立威，以方回为侃所敬，责其不来诣己，乃收而斩之。荆土华夷，莫不流涕。
挚虞，字仲洽，京兆长安人也。父模，魏太仆卿。虞少事皇甫谧，才学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尝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祐者义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顺，所以延福，违此而行，所以速祸。然道长世短，祸福舛错，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荡而积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陈处世不遇之难，遂弃彝伦，轻举远游，以极常人罔惑之情，而后引之以正，反之以义，推神明之应于视听之表，崇否泰之运于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违，故作《思游赋》。其辞曰：
有轩辕之遐胄兮，氏仲任之洪裔。敷华颖于末叶兮，晞灵根于上世。准乾坤以斡度兮，仪阴阳以定制。匪时运其焉行兮，乘太虚而摇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缀太白之明璜。制文霓以为衣兮，袭采云以为裳。要华电之煜?龠兮，珮玉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鉴形兮，信焕曜而重光。
至美诡好于凡观兮，修稀合而靡呈。燕石缇袭以华国兮，和璞遥弃于南荆。夏像韬尘于市北兮，瓶罍抗方于两楹。鸾皇耿介而偏栖兮，兰桂背时而独荣。关寒暑以练真兮，岂改容而爽情。
感昆吾之易越兮，怀晖光之速暮。羡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灵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鸣蜩之号节兮，恐陨叶于凝露。希前轨而增骛兮，眷后尘而旋顾。往者倏忽而不逮兮，来者冥昧而未著。二仪泊焉其无央兮，四节环转而靡穷。星鸟逝而时反兮，夕景潜而且融。景三后之在天兮，叹圣哲之永终。谅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冲。握隋珠与蕙若兮，时莫悦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惧独美之有伤。蹇委深而投奥兮，庶芬藻之不彰。芳处幽而弥馨兮，宝在夜而愈光。逼区内之迫胁兮，思摅翼乎八荒。望云阶之崇壮兮，愿轻举而高翔。
造庖牺以问象兮，辨吉繇于姬文。将远游于太初兮，鉴形魄之未分。四灵俨而为卫兮，六气纷以成群。骖白兽于商风兮，御苍龙于景云。简厮徒于灵圉兮，从冯夷而问津。召陵阳于游溪兮，旌王子于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尘。形飘飘而遂遐兮，气亹癖而愈新。挹玉膏于莱嵎兮，掇紫英于瀛滨。揖太昊以假憩兮，听赋政于三春。洪范翕而复张兮，百卉陨而更震。睇玉女之纷彯兮，执懿筐于扶木。览玄象之韡晔兮，仍腾跃乎阳谷。吸朝霞以疗饥兮，降廪泉而濯足。将纵辔以逍遥兮，恨东极之路促。诏纤阿而右回兮，觌硃明之赫戏。莅群神于夏庭兮，回苍梧而结知。纚焦明以承旂兮，驵天马而高驰。谗羲和于丹丘兮，诮倒景之乱仪。寻凯风而南暨兮，谢太阳于炎离。戚溽暑之陶郁兮，余安能乎留斯！闻碧鸡之长晨兮，吾将往乎西游。奥浮鹢于弱水兮，泊舳舻兮中流。苟精粹之攸存兮，诚沈羽以泛舟。轶望舒以陵厉兮，羌神漂而气浮。讯硕老于金室兮，采旧闻于前修。讥沦阴于危山兮，问王母于椒丘。观玄乌之参趾兮，会根壹之神筹。扰毚兔于月窟兮，诘姮娥于蓐收。爰揽辔而旋驱兮，访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济兮，凌固阴之所滀。探龟蛇于幽穴兮，?敢罔养之潜育。哂倏忽之躁狂兮，丧中黄于耳目，偭烛龙而游衍兮，穷大明于北陆。
攀招摇而上跻兮，忽蹈廓而凌虚。登阊阖而遗眷兮，頫玄黄于地舆。召黔雷以先导兮，觐天帝于清都。观浑仪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炉。爰辨惑于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则天而民咨兮，癸乱常而感虞。孔挥涕于西狩兮，臧考祥于娄句。跖肆暴而保乂兮，颜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荣辱之不图？运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为。求之者劳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
且也四位为匠，乾巛为均。散而为物，结而为人。阳降阴升，一替一兴。流而为川，滞而为陵。祸不可攘，福不可征。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数。成形兮未察，灵像兮巳固。承明训以发蒙兮，审性命之靡求。将澄神而守一兮，奚飘飘而遐游！
斐陈辞以告退兮，主悖惘而永叹。惟升降之不仍兮，咏别易而会难。愿大飨以致好兮，盍息驾于一飧。会司仪于有始兮，延嘉宾于九乾。陈钧天之广乐兮，展万舞之至欢。枉矢铄其在手兮，狼弧翾其斯弯。睨翟犬于帝侧兮，殪熊罴于灵轩。
尔乃清道夙跸，载轮修祖。班命授号，轙辀整旅。兆司郁以郕路兮，万灵森而陈庭。丰隆轩其警众兮，钩陈帅以属兵。堪舆竦而进时兮，文昌肃以司行。抗蚩尤之修旃兮，建雄虹之采旌。乘云车电鞭之扶舆委移兮，驾应龙青虬之容裔陆离。俯游光逸景倏烁徽霍兮，仰流旌垂旄焱攸扦纚。前湛湛而摄进兮，后亻禁僸而方驰。且启行于重阳兮，奄税驾乎少仪。跨列缺兮规乾巛，挥玉关兮出天门。涉汉津兮望昆仑，经赤霄兮临玄根。观品物兮终复魂，形已消兮气犹存。眺悬舟之离离兮，怀旧都之蔼蔼。仍繁荣而督引兮，将遄降而速迈。华云依霏而翼衡兮，日月炫晃而映盖。蹈烟煴兮辞天衢，心闣?兮识故居。路遂遒兮情欣欣，奄忽归兮反常闾。修中和兮崇彝伦，大道繇兮味琴书。乐自然兮识穷达，澹无思兮心恆娱。
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武帝诏曰：“省诸贤良答策，虽所言殊涂，皆明于王义，有益政道。欲详览其对，究观贤士大夫用心。”因诏诸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策问，曰：“顷日食正阳，水旱为灾，将何所修，以变大眚？及法令有不宜于今，为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于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听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于时务而未见申叙者，各举其人。及有负俗谤议，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对曰：“臣闻古之圣明，原始以要终，体本以正末。故忧法度之不当，而不忧人物之失所；忧人物之失所，而不忧灾害之流行。诚以法得于此，则物理于彼；人和于下，则灾消于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灾，则反听内视，求其所由，远观诸物，近验诸身。耳目听察，岂或有蔽其聪明者乎？动心出令，岂或有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职，岂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赏罚黜陟，岂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滨山岩，岂或有怀道钓筑而未感于梦兆者乎？方外遐裔，岂或有命世杰出而未蒙膏泽者乎？推此类也，以求其故，询事考言，以尽其实，则天人之情可得而见，咎征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于物则无忤，求之于身则无尤，万物理顺，内外咸宜，祝史正辞，言不负诚，而日月错行，夭疠不戒，此则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运度数，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廪散滞，贬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诚遇期运，则虽陶唐、殷汤有所不变；苟非期运，则宋、卫之君，诸侯之相，犹能有感。唯陛下审其所由，以尽其理，则天下幸甚。臣生长荜门，不逮异物，虽有贤才，所未接识，不敢瞽言妄举，无以畴答圣问。”擢为太子舍人，除闻喜令。
时天子留心政道，又吴寇新平，天下乂安，上《太康颂》以美晋德。其辞曰：
于休上古，人之资始。四隩咸宅，万国同轨。有汉不竞，丧乱靡纪。畿服外叛，侯卫内圮。天难既降，时惟鞠凶。龙战兽争，分裂遐邦。备僭岷蜀，度逆海东。权乃缘间，割据三江。明明上帝，临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奋武辽隧，罪人斯获。抚定朝鲜，奄征韩、貊。文既应期，席卷梁、益。元憝委命，九夷重译。邛、冉、哀牢，是焉底绩。我皇之登，二国既平。靡适不怀，以育群生。吴乃负固，放命南冥。声教未暨，弗及王灵。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以清。邈矣圣皇，参乾两离。陶化以正，取乱以奇。耀武六旬，舆徒不疲。饮至数实，干旄无亏。洋洋四海，率礼和乐。穆穆宫庙，歌雍咏铄。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穷发反景，承正受朔。龙马骙骙，风于华阳。弓矢橐服，干戈戢藏。严严南金，业业余皇。雄剑班朝，造舟为梁。圣明有造，实代天工。天地不违，黎元时邕。三务斯协，用底厥庸。既远其迹，将明其踪。乔山惟岳，望帝之封。猗欤圣帝，胡不封哉！以母忧解职。久之，召补尚书郎。
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潘岳以为习用已久，不宜复改。虞驳曰：“昔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时用。故参天两地，以正算数之纪；依律计分，以定长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则，故用之也有征。考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其情；准正三辰，则悬象无所容其谬；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措之规矩，则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万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乐府用之，律吕不合；史官用之，历象失占；医署用之，孔穴乖错。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征，皆絓阂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从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训，谨权审度。今两尺并用，不可谓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谓之谨。不同不谨，是谓谬法，非所以轨物垂则，示人之极。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难变，亦有改而致烦，有变而之简。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长短非人所恋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于得，反邪于正，一时之变，永世无二，是变而之简者也。宪章成式，不失旧物，季末苟合之制，异端杂乱之用，当以时厘改，贞夫一者也。臣以为宜如所奏。”又表论封禅，见《礼志》。
虞以汉末丧乱，谱传多亡失，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进之，以为足以备物致用，广多闻之益。以定品违法，为司徒所劾，诏原之。
时太庙初建，诏普增位一等。后以主者承诏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闻昔之圣明，不爱千乘之国而惜桐叶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达于万国之诚也。前《乙巳赦书》，远称先帝遗惠余泽，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驿书班下，被于远近，莫不鸟腾鱼跃，喜蒙德泽。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审，收既往之诏，夺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窃以为不可。”诏从之。
元康中，迁吴王友。时荀顗撰《新礼》，使虞讨论得失而后施行。元皇后崩，杜预奏：“谅暗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无服丧之文，而唯文称不言。汉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为节。皇太子与国为体，理宜释服，卒哭便除。”虞答预书曰：“唐称遏密，殷云谅暗，各举事以为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来，谓之丧服。丧服者，以服表丧。今帝者一日万机，太子监抚之重，以宜夺礼，葬讫除服，变制通理，垂典将来，何必附之于古，使老儒致争哉！”皇太孙尚薨，有司奏“御服齐衰期”。诏令博士议。虞曰：“太子生，举以成人之礼，则殇理除矣。太孙亦体君传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从之。虞又议玉辂、两社事，见《舆服志》。
后历秘书监、卫尉卿，从惠帝幸长安。及东军来迎，百官奔散，遂流离鄠、杜之间，转入南山中，粮绝饥甚，拾橡实而食之。后得还洛，历光禄勋、太常卿。时怀帝亲郊。自元康以来，不亲郊祀，礼仪弛废。虞考正旧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乱，盗窃纵横，人饥相食。虞素清贫，遂以馁卒。
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
虞善观玄象，尝谓友人曰：“今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其唯凉土乎！”性爱士人，有表荐者，恆为其辞。东平太叔广枢机清辩，广谈，虞不能对；虞笔，广不能答；更相嗤笑，纷然于世云。
束皙，字广微，阳平元城人，汉太子太傅疏广之后也。王莽末，广曾孙孟达避难，自东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陇西太守。父龛，冯翊太守，并有名誉。皙博学多闻，与兄璆俱知名。少游国学，或问博士曹志曰：“当今好学者谁乎？”志曰：“阳平束广微好学不倦，人莫及也。”还乡里，察孝廉，举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鉴从女，弃之，鉴以为憾，讽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不得调。
太康中，郡界大旱，皙为邑人请雨，三日而雨注，众谓皙诚感，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请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畴之？报束长生。”皙与卫恆厚善，闻恆遇祸，自本郡赴丧。
尝为《劝农》及《饼》诸赋，文颇鄙俗，时人薄之。而性沈退，不慕荣利，作《玄居释》以拟《客难》，其辞曰：
束皙闲居，门人并侍。方下帷深谭，隐几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异，在侧者进而问之曰：“盖闻道尚变通，达者无穷。世乱则救其纷，时泰则扶其隆。振天维以赞百务，熙帝载而鼓皇风。生则率土乐其存，死则宇内哀其终。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耻干时。上国有不索何获之言，《周易》著跃以求进之辞。莘老负金铉以陈烹割之说，齐客当康衢而咏《白水》之诗。今先生耽道修艺，嶷然山峙，潜朗通微，洽览深识，夜兼忘寐之勤，昼骋钻玄之思，旷年累稔，不堕其志。鳞翼成而愈伏，术业优而不试。乃欲阖椟辞价，泥蟠深处，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穷鱼之渚，当唐年而慕长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识彼迷此，愚窃不取。
若乃士以援登，进必待求，附势之党横擢，则林薮之彦不抽，丹墀步纨夸之童，东野遗白颠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陆，凭鹢首以涉洪流，蹈翠云以骇逸龙，振光耀以惊沈?。徒屈蟠于陷井，眄天路而不游，学既积而身困，夫何为乎秘丘。
且岁不我与，时若奔驷，有来无反，难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谶悔迟，而忘夫朋盍之义务疾，亦岂能登海湄而抑东流之水，临虞泉而招西归之日？徒以曲畏为梏，儒学自桎，囚大道于环堵，苦形骸于蓬室。岂若托身权戚，凭势假力，择栖芳林，飞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则太阶平，赞五教而玉绳直。孰若茹藿餐蔬，终身自匿哉！”
束子曰：“居！吾将导尔以君子之道，谕尔以出处之事。尔其明受余讯，谨听余志。
昔元一既启，两仪肇立，离光夜隐，望舒昼戢，羽族翔林，蟩蛁赴湿，物从性之所安，士乐志之所执，或背丰荣以岩栖，或排兰闼而求入，在野者龙逸，在朝者凤集。虽其轨迹不同，而道无贵贱，必安其业，交不相羡，稷、契奋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禅，同垂不朽之称，俱入贤者之流。参名比誉，谁劣谁优？何必贪与二八为群，而耻为七人之畴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窃缀处者之末行，未敢闻子之高喻，将忽蒲轮而不眄，夫何权戚之云附哉！昔周、汉中衰，时难自托，福兆既开，患端亦作，朝游巍峨之宫，夕坠峥嵘之壑，昼笑夜叹，晨华暮落，忠不足以卫己，祸不可以预度，是士讳登朝而竞赴林薄。或毁名自污，或不食其禄，比从政于匣笥之龟，譬官者于郊庙之犊，公孙泣涕而辞相，杨雄抗论于赤族。
今大晋熙隆，六合宁静。蜂虿止毒，熊罴辍猛，五刑勿用，八纮备整，主无骄肆之怒，臣无牦缨之请，上下相安，率礼从道。朝养触邪之兽，庭有指佞之草，祸戮可以忠逃，宠禄可以顺保。
且夫进无险惧，而惟寂之务者，率其性也。两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从其志也。盖无为可以解天下之纷，澹泊可以救国家之急，当位者事有所穷，陈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回西邻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师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执，何去何就？谓山岑之林为芳，谷底之莽为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鸟不假甲于龟，鱼不借足于兽，何必笑孤竹之贫而羡齐景之富！耻布衣以肆志，宁文裘而拖绣。且能约其躬，则儋石之畜以丰；苟肆其欲，则海陵之积不足；存道德者，则匹夫之身可荣；忘大伦者，则万乘之主犹辱。将研六籍以训世，守寂泊以镇俗，偶郑老于海隅，匹严叟于僻蜀。且世以太虚为舆，玄炉为肆，神游莫竞之林，心存无营之室，荣利不扰其觉，殷忧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贪，收躁务之所弃，雉圣籍之荒芜，总群言之一至。全素履于丘园，背缨緌而长逸，请子课吾业于千载，无听吾言于今日也。”
张华见而奇之。石鉴卒，王戎乃辟璆。华召皙为掾，又为司空、下邳王晃所辟。华为司空，复以为贼曹属。
时欲广农，皙上议曰：
伏见诏书，以仓廪不实，关右饥穷，欲大兴田农，以蕃嘉谷，此诚有虞戒大禹尽力之谓。然农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时不諐，二曰地利无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无{雨脉}霂之润，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请。虽使羲和平秩，后稷亲农，理疆甽于原隰，勤藨蓘于中田，犹不足以致仓庾盈亿之积也。然地利可以计生，人力可以课致，诏书之旨，亦将欲尽此理乎？
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较计九州，数过万计。可申严此防，令鉴司精察，一人失课，负及郡县，此人力之可致也。
又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业少之人，虽颇割徙，在者犹多，田诸菀牧，不乐旷野，贪在人间。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案古今之语，以为马之所生，实在冀北，大贾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于钜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诸牧，以充其地，使马牛猪羊龁草于空虚之田，游食之人受业于赋给之赐，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骓駓在坰，史克所以颂鲁僖；却马务田，老氏所以称有道，岂利之所以会哉？又如汲郡之吴泽，良田数千顷，泞水停洿，人不垦植。闻其国人，皆谓通泄之功不足为难，舄卤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鱼捕之饶，构说官长，终于不破。此亦谷口之谣，载在史篇。谓宜复下郡县，以详当今之计。荆、扬、兗、豫，污泥之土，渠坞之宜，必多此类，最是不待天时而丰年可获者也。以其云雨生于畚臿，多稌生于决泄，不必望朝隮而黄潦臻，禜山川而霖雨息。是故两周争东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诏四州刺史，使谨按以闻。
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阳平顿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狭，谓可徙还西州，以充边土，赐其十年之复，以慰重迁之情。一举两得，外实内宽，增广穷人之业，以辟西郊之田，此又农事之大益也。
转佐著作郎，撰《晋书·帝纪》、十《志》，迁转博士，著作如故。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
武帝尝问挚虞三日曲水之义，虞对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邨人以为怪，乃招携之水滨洗祓，遂因水以泛觞，其义起此。”帝曰：“必如所谈，便非好事。”皙进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见金人奉水心之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诸侯，因此立为曲水。二汉相缘，皆为盛集。”帝大悦，赐皙金五十斤。
时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行科斗书，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华以问皙，皙曰：“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检验果然，时人伏其博识。
赵王伦为相国，请为记室。皙辞疾罢归，教授门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为之废业，门生故人立碑墓侧。
皙才学博通，所著《三魏人士传》，《七代通记》、《晋书·纪》、《志》，遇乱亡失。其《五经通论》、《发蒙记》、《补亡诗》、文集数十篇，行于世云。
王接，字祖游，河东猗氏人，汉京兆尹尊十世孙也。父蔚，世修儒史之学。魏中领军曹羲作《至公论》，蔚善之，而著《至机论》，辞义甚美。官至夏阳侯相。接幼丧父，哀毁过礼，乡亲皆叹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刘原为河东太守，好奇，以旌才为务。同郡冯收试经为郎，七十余，荐接于原曰：“夫骅骝不总辔，则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则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黄中之德，耀重离之明，求贤与能，小无遗错，是以鄙老思献所知。窃见处士王接，岐嶷俊异，十三而孤，居丧尽礼，学过目而知，义触类而长，斯玉铉之妙味，经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启，窃乐春英之及时。”原即礼命，接不受。原乃呼见曰：“君欲慕肥遁之高邪？”对曰：“接薄祜，少孤而无兄弟，母老疾笃，故无心为吏。”及母终，柴毁骨立，居墓次积年，备览众书，多出异义。性简率，不修俗操，乡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阳太守柳澹、散骑侍郎裴遐、尚书仆射邓攸皆与接友善。后为郡主簿，迎太守温宇，宇奇之，转功曹史。州辟部平阳从事。时泰山羊亮为平阳太守，荐之于司隶校尉王堪，出补都官从事。
永宁初，举秀才。友人荥阳潘滔遗接书曰：“挚虞、卞玄仁并谓足下应和鼎味，可无以应秀才行。”接报书曰：“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识智之士钳口韬笔，祸败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荣斯行，欲极陈所见，冀有觉悟耳。”是岁，三王义举，惠帝复阼，以国有大庆，天下秀孝一皆不试，接以为恨。除中郎，补征虏将军司马。
荡阴之役，侍中嵇绍为乱兵所害，接议曰：“夫谋人之军，军败则死之；谋人之国，国危则亡之，古之道也。荡阴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绍守职以遇不道，可谓臣矣，又可称痛矣。今山东方欲大举，宜明高节，以号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义，加绍致命之赏，则遐迩向风，莫敢不肃矣。”朝廷从之。
河间王颙欲迁驾长安，与关东乖异，以接成都王佐，难之，表转临汾公相国。及东海王越率诸候讨颙，尚书令王堪统行台，上请接补尚书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
接学虽博通，特精《礼》《传》。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起，于文为俭，通经为长。任城何休训释甚详，而黜周王鲁，大体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为《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义。时秘书丞卫恆考正汲冢书，未讫而遭难。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证异义。时东莱太守陈留王庭坚难之，亦有证据。皙又释难，而庭坚已亡。散骑侍郎潘滔谓接曰：“卿才学理议，足解二子之纷，可试论之。”接遂详其得失。挚虞、谢衡皆博物多闻，咸以为允当。又撰《列女后传》七十二人，杂论议、诗赋、碑颂、驳难十余万言，丧乱尽失。
长子愆期，流寓江南，缘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女后传》云。
史臣曰：皇甫谧素履幽贞，闲居养疾，留情笔削，敦悦丘坟，轩冕未足为荣，贫贱不以为耻，确乎不拔，斯固有晋之高人者欤！洎乎《笃终》立论，薄葬昭俭，既戒奢于季氏，亦无取于王孙，可谓达存亡之机矣。挚虞、束皙等并详览载籍，多识旧章，奏议可观，文词雅赡，可谓博闻之士也。或摄官延阁，裁成言事之书；或莅政秩宗，参定禋郊之礼。虞既厄于从理，皙乃年位不充，天之报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调秀出，见赏知音，惜其夭枉，未申骥足，嗟夫！
赞曰：士安好逸，栖心蓬荜。属意文雅，忘怀荣秩。遗制可称，养生乖术。挚虞博闻，广微绝群。财成礼度，刊缉遗文。魏篇式序，汉册斯分。祖游后出，亦播清芬。 ［释］: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晋代安定郡朝那县人，汉太尉皇甫嵩的曾孙。过继叔父做儿子，年纪已二十岁，仍不爱学习，闲游放荡没有节制，有人认为他痴呆。有一次得来瓜果，就奉献给过继的叔母任氏。任氏说：“《孝经》中说：‘即使用三牲来奉养，仍然是不孝。’你今年二十岁了，眼中无教育，心中无道德，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安慰的”。于是叹息地说：“从前孟母子的母亲三次迁居以便使孟子得到好的学习环境，曾子的父亲特意杀猪取信以便教育儿子守信，难道说我居住没有选择好邻居，教育有什麽失误吗？为什么你鲁莽愚钝得如此严重呢？修养德性专心好学，自然是你自已收获，对我来说有什么呢？”于是面对着他而流泪。皇甫谧于是感奋激发，拜乡人席坦学习经书，勤奋努力从不倦怠。生活清贫，亲身耕种，常常驻机构带着经书做农活，于是广博通读经典古籍及百家著作。他性情沉静，少私寡欲，开台立下了廉洁自守不卑屈求仕的志向，把著书立说当作已任，自已取号为玄晏先生。曾选著《礼乐》、《圣真》等文。后来患了风痹证，仍手不释卷，患风痹症创出“甲乙经”。
皇甫谧（公元215—282），字士安，幼名静，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省灵台县朝那镇皇甫湾）人。汉太尉皇甫嵩之曾孙；祖父皇甫叔献曾任霸陵令，父亲皇甫叔候，仅举孝廉，家道中落。
皇甫谧幼年丧母，由叔父、母抚养。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后，随叔父徙居新安（今河南省渑池县）。在叔母教诲下，奋志于学。因家贫，带经而农，耽玩典籍，手不释卷，时人称为“书淫”。经多年刻苦学习，遂博通百家之言，成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医学家。著有《礼乐》、《圣真》、《玄守》、《释劝》等论和《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烈女》等传及《皇甫谧集》、《玄晏春秋》、《郡国志》等文史著作十八种。
皇甫谧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生于汉末，长于曹魏，逝于西晋。因受儒家正统思想熏陶，面对曹魏代汉，司马氏专权，立志不仕。魏国宰相司马昭、晋武帝司马炎都曾征召皇甫谧进朝做官，皆以病、老为辞，惟向晋武帝借书一车，虽疾羸不堪，仍苦读不辍，披阅不怠。
皇甫谧四十岁时，因继母去世，从新安回朝那奔丧，自此永居故土。四十二岁患严重风痹症，不为病魔屈服，悉心钻研针灸，以《皇帝内经》中《素问》、《灵枢》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为据，总结验证，删其浮辞，论其精要，撰成《针灸甲乙经》，成为我国医学经典著作，为后世针灸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皇甫谧被誉为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世界针灸学之祖”、世界级历史文化名人。
皇甫谧晚年还著有《笃终论》专论葬送之制，其中论及生死观及改革葬制，至今仍颇有积极意义。
皇甫谧不仅在学术上为当时和后世做出了贡献，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并对生徒诚挚教导，热情培养，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后来皆为晋代名臣。
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皇甫谧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八岁。子童灵、方回等遵其遗命，简葬于今甘肃省灵台县独店镇张鳌坡塬。
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
从魏晋之际政治局势与皇甫谧所患疾病之关系这一特殊的切入视角，结合皇甫谧的地域家世学术文化背景，分析他在魏晋政局中基本的政治态度及思想情感。文中较多地使用传统医学理论和唐以前中医古籍中的相关材料，与正史所载皇甫谧在正始末年“得风痹疾”和甘露中“病风”“苦聋”的情况相映证，指出其罹疾之基本原因，和当时朝中紧张的政治气氛所引发的情志忧惧不安、其羸弱的体质状况、以及居处环境、汉魏时期频发的寒冷灾害性气候等因素密切相关。进而依据中医病机之说，对其“风痹”和“病风”的不同病因病机及证候等加以区别辩证，以说明其实际病况，并初步涉及他所以选用服寒食药以疗痼疾之缘由等。皇甫谧在魏末坚拒征辟，隐居著述，精研医理，以学术事业终其一身的人生选择以及他在中古学术文化史中的真正地位由此得以更深理解。【关键词】魏晋之际 政治局势 汉魏思想 皇甫谧 风痹 病风一
皇甫谧是魏晋士人中一个相当独特的人物。他生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卒于西晋国势最盛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亲眼目睹了魏晋最高权力转换的整个过程。虽与魏末名士阮籍嵇康属于同一代人，却在政治和思想上都处于一种较为边缘的地位，既没有卷入作为当时关注焦点、与士人进退出处密切相关的自然名教之争等玄学讨论，也未对曹马两派的派别和权力之争表现出明显是非之意。但当司马氏掌握政权，士人纷纷归顺入仕之时，他却不从流俗，坚决不应征辟，隐居著述，精研医理，以学术事业终其一生。由他所开创的河西学术一脉，在中古思想文化学术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历史的表层，我们不难看到皇甫谧是以久婴笃疾的理由，拒绝朝廷的征辟，也借不仕的态度，表明了他的政治人生选择，展现了他的人格精神。而在历史的更深层面，他是何以罹致废疾以及所在时代的政治社会环境是如何影响了他的精神体质和疾病进程，也许对于我们真正深入理解其人其学及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真实状况，是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因此本文拟从魏晋之际的政治局势对皇甫谧所患诸疾之影响这一特殊的观察视角入手，结合其地域家世学术文化背景，去探寻其人在魏晋之世的心路历程，并由此认识他的人生选择以及他在中古学术文化史中的真正地位。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世途险恶，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使士人的生存环境异常艰难。对此，学者论之已详。要之，魏末朝廷内曾有过四次钜变，即正始十年（249）春的高平陵事件；嘉平六年（254）李丰、夏侯玄、许允等曹爽余党的被诛；嘉平六年秋魏少帝曹芳的被废；以及甘露五年（260）高贵乡公曹髦的被弑。此四次事件作为魏晋间政治冲突的集中表现，在大批士人卷入其中，成为牺牲品的同时，也对社会中一般士人的思想感情产生极大震动，导致他们内心若干传统价值观念的严重扰乱。
作为魏晋间一系列废立弑逆事件的亲历者，皇甫谧对当时政治中所发生的一切有何感受呢？他在此时期罹患笃疾的情况，恰好为治史者留下了一些通常易被忽略的历史线索。因此，我们可首先留意一下有关皇甫谧前后所患疾病的具体时间问题。
根据现有史料，可知皇甫谧先是在正始九、十年间“得风痹疾”。本传载皇甫谧在泰始三年（267年）前后上晋武帝疏中，有“久婴笃疾，……十有九载”之言，说明皇甫谧罹患风痹疾之时间，当在曹魏正始九年（248年）前后，时年三十四岁左右；其后即开始学医“习览经方”；甘露中（256－260年）病情加剧，“病风”“苦聋”，其后作《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大致在甘露末景元初，开始“服寒食药”，由于“性与之忤”，又“违错节度”，造成身心极大痛苦，几欲自杀，其泰始三年上武帝疏中，自言服寒食药违错节度已七年，推其时在魏甘露五年（260年）前后，时皇甫谧四十六岁左右；此期间作《释劝》，表明了他拒绝出仕，并将进一步深入研究医道的态度；再其后，或由于朝廷前后敦迫出仕，环境压力加大的因素，病情趋于恶化，故作《笃终》安排后事，其时大致当在泰始末年（273年前后），不足六十岁时。
从上述疾病进程中，可以发现，皇甫谧病情的发生和发展，与魏末朝中所发生的几次政治变故在时间上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微妙相联。可以推想，这种时间上的契合关系，一定程度上也是他在当时思想情感与政治倾向的独特表露。如对皇甫谧本人的家世、学术背景和深层思想等作一番考察，还应当说，这种一致并非偶然巧合。二
皇甫谧出身西州著姓，家世忠义尚武。汉魏陇右河西地区, 士风民俗与文化风气自来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作为汉以来的西北边陲重地, 雍凉士民, 浸染羌胡之风, 本身多好勇尚武, 娴于弓马。《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八（下）言：
（凉州）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
两汉（尤其是东汉）之凉州地区，地域上可分西北之河西四郡及东南之北地、安定、汉阳（天水）、武都诸郡两大板块，前者连接西域，后者则紧靠司隶部之右扶风。在各方面都与汉之三辅地区关系极其密切。皇甫氏世居安定，其地本秦地，汉武帝元鼎三年分北地置郡，汉以来行政区划一直隶属凉州。到汉末以后，才改隶雍州。作为西州要郡，安定风气亦与当时凉州各郡相同。《汉书·地理志》八称：“（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力气，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皇甫谧自言少年时不喜读书，“与从姑子梁柳等或编荆为盾, 执杖为戈, 分阵相刺, 有若习兵”，正见边郡尚武风气之深远影响。
虽为西北边州，汉代凉州与京畿所在之三辅地区，在政治、文化上有着特别的亲和与认同。《后汉书》卷五八《虞诩传》载虞诩在永初四年反对邓骘因羌胡残破并、凉而欲弃凉州之议，指出：“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馀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虞诩此议，西州士人咸赞同之，安定王符在《潜夫论》中即言“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可见凉州三辅，实为辅车相依，彼此地位都很重要。或因此故，凉州地区除了尚武之习，还有深厚的汉学渊源，是汉代学术文化的重点幅射区，而其主要之文化影响无疑来自关中三辅地区。东汉以降，河西关陇间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传》载南阳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任延于两汉之交，避兵至于陇西，至光武帝建武中，出任武威太守，其到郡，“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任延之学，属正统今文学，所治《诗》、《易》、《春秋》，对陇右河西地区之学风民俗，颇具影响。尤其安定其及毗邻的陇西、武威等郡，地处河西走廊与关中三辅之间，作为中原文化流布陇右河西的重要通道，当地士人受汉代思想学术影响的程度更过他郡。
安定皇甫氏自汉以来，即以事功儒业著称于郡。皇甫谧七世祖棱，为汉度辽将军；六世祖旗，为扶风都尉；高祖节，雁门太守；从高祖规，度辽将军、护羌校尉；曾祖嵩，太尉；祖叔献, 灞陵令；父叔侯, 举孝廉。其家族不仅累世以材力为名将，习兵尚武而重事功，同时又兼有累世奉儒，治正统经学之传统。《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载规于顺帝时举贤良方正，对策皆正论。以批评时事，讥刺梁冀得罪，托疾免归。在家“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馀人，积十四年”；永康元年又举贤良方正，对策有“天之于王者，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也。诫以灾妖，使从福祥。……願陛下暂留圣明，容受謇直，则前责可弭，后福必降”诸言。卷七一《皇甫嵩传》亦言嵩自幼“好《诗》、《书》”。分别为皇甫规和皇甫嵩所器重交好的敦煌张奂与北地傅燮等人，均有治今文经学之背景。张奂在今文经方面造诣颇深，且有所撰述创新，“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馀言，奂减为九万言。”后为宦官陷害，禁锢归田里，“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馀万言。”傅燮为忠烈节义之士，在皇甫嵩为左中郎将讨张角时，出任其护军司马。史载其学渊源乃“少师事太尉刘宽，再举孝廉。”）按刘宽为弘农华阴人，《后汉书》卷二五《刘宽传》李注引《谢承书》称：“宽少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星官、风角、算历，皆究极师法，称为通儒。未尝与人争势利也。”由此可推测，安定皇甫氏家世所治之《易》、《书》、《诗》诸经，其家法亦不会与张、傅二人之师承渊源相去太远。不过从皇甫规、张奂等人本“有兵略”，多有文章著述传世，张氏又有治文字之学之家风等情形来看，其学亦已经是掺杂今古，由经学而入小学乃至诸子之学了。这当然是由时代之大背景使然。
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
由于得汉学之深厚影响，加之民风敦厚朴讷，凉州学者在思想学术方面往往恪守正统儒学文化本位，当汉末新学风兴起之后，此地区仍保有浓郁的汉代旧学风气，存重节义，不染浮华，与中原地区士人的某些时尚风习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在此方面，安定王符之学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从《潜夫论》中《务本》、《遏利》、《论荣》、《考绩》诸篇文字对当时政风、士风与学风的深入批评，不难看出，厚笃务实不喜交游的西州士人，已经看到了正统经学与名教统治衰落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名实相离变化，因此站在传统的立场上，主张务本清源，而对当时许多士人不修本实，背弃儒学道德根本，以浮名交游进趋于世的行为深以为病。并非偶然的是，王符与安定皇甫氏之间，本亦因思想情感的投合而颇有交往。《后汉书》卷四九《王符传》载皇甫规解官归安定，有乡人得太守者来谒，规卧而不迎，后“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逢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此后在皇甫氏后人如皇甫嵩、谧等的许多思想主张及个性为人中，屡可以发现来自王符的影响。特别是皇甫谧的许多观念，如元气论之宇宙观及上古史观、士以道贵，重贤尚能之政治思想、“不好戏弄”的生活态度，乃至于《针灸甲乙经》中视精通医道为忠孝之性、济拯之心的具体体现、《笃终》中俭殓薄葬之后事安排等等，均可见《潜夫论》中思想之痕迹。而玄晏先生守高尚之志，不肯“修名广交”，潜隐不仕之人生选择，也未必没有潜夫先生穷居著书，以处士终老之人生经历之影子。只是王符在后汉之世，尚能于“志意蕴愤”之际，放言“讥当时得失，……指讦时短，讨讁物情”，而皇甫谧在魏晋间，却只能作《帝王世纪》、《高士传》、《列女传》，将自己对于时事的批判，寓于对上古帝王、前代之隐士奇女的感叹怀想之中。由此而观皇甫谧之思想，总体上当仍属汉代旧学范围，而与汉末之新学有别。但由于时代等诸多因素，其思想中又具有一种与王符相类似的新旧杂陈，似旧还新的特点（）。亦可以说，西州地区乃至皇甫谧本人，并非完全没有受至汉末以来新学风之影响。尤其皇甫谧，在思想学术方面，较之其祖辈，已经是更加多元。而其有变于汉代旧学最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应是他少时出继叔父，迁居新安一事。
按新安魏时属弘农郡，（晋以后改隶河东）地处谷洛二水之北，黄河以南，为汉魏新学风影响所及之区。皇甫谧在这一带的居止行迹，根据现有史料，唯知其曾一度隐居女几山，《晋书》卷八六《张轨传》载张轨“与同郡皇甫谧善，隐于宜阳女几山”。宜阳新安毗邻，同属弘农，后者在前者以南约三十里许，曾为魏洛阳典农都尉治所。新安一带洛水穿流，林竹茂密，多山水之胜，又邻近渑池二崤，形势险阻，为“控扼之要地”且与洛阳相隔不远，易通消息，在魏晋间地理位置殊不寻常，颇类当时位于黄河以北，太行南麓的河内山阳地区。一些在魏末政局中地位重要的官僚名士，其活动与此地往往有一定关联。如曾任洛阳典农都尉的?丘俭，其起兵前，其子甸为治书侍御史，“私出将家属逃走新安灵山上”，后司马氏派兵，始“别攻下之”。按灵山在新安南，紧邻宜阳，?丘甸逃走此地，可知其地势险要。另据《水经注》卷十五《洛水》： 臧荣绪《晋书》称，孙登尝经宜阳山，作炭人见之，与语，登不应。作炭者觉其情神非常，咸共传说。太祖闻之，使阮籍往观，与语，亦不应。籍因大啸。登笑曰：复作向声。又为啸。求与俱出，登不肯，籍因别去。登上峰，行且啸，如箫韶笙簧之音，声振山谷。籍怪而问作炭人，作炭人曰：故是向人声。籍更求之，不知所止，推问久之，乃知姓名。此说亦见于王隐《晋书》，后东晋孙绰作《高士传》，认为孙登所经之山为苏门山，但从阮籍曾作《宜阳记》，对此地的山川形胜物产显得相当熟谙的情形来看，或当以宜阳山为是。
皇甫谧从安定迁往新安的时间，史无明书，参照相关史事，或可推算。曹魏中期之安定，由于魏蜀争夺陇右战略要地，加之邻近之匈奴氐羌族势力之侵扰，一直战乱不绝。明帝太和二年，诸葛亮出祁山，天水、南安、安定皆叛应。以后连年出兵，在这一带形成拉锯局面。到青龙元年秋末，还有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职等的叛乱。太和二年皇甫谧十四岁，估计他就在此时徙离原籍，其入居新安，大致应在志学之年前后。其后由于有机会了解接触名流，一定程度上受汉魏新学熏染，是十分自然的事。因此之故，他与魏晋清谈名士，思想深处并非侔不相通。其隐逸不仕的思想与实践，不完全和嵇阮等竹林之游的宗旨追求相同，但在某些层面，也不乏契合之处。他在《释劝》等文中表现出的尊士重道之观念，驳文立上表朝廷谓“命士有贽为烦，请绝其礼币”之议论，与阮籍“布衣韦带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礼下之者，为道存也”之言及嵇康《太师箴》对“大道沉沦”之后君主专制，“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的抨击，出发点或有不同，但立场相当接近。尤其他作《释劝》之时间，大体上也正是嵇阮等人借自然放达之举，对司马氏作消极反抗之时，类似之思想态度，相同之历史场景，清楚地说明，他与嵇阮等人之间的某种精神联系。
皇甫谧的思想特点，决定了他颇为微妙的政治倾向。在当日复杂的政局中，皇甫谧由于在思想上与正始玄风有较大差异，对名士浮华清谈之习也距离甚远，从各个方面来看，显非曹魏集团中人。这或许也是司马氏一再拉拢，极力征辟其入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实际上，他对以司马氏为代表的东汉以来河北大族集团并不认同，在曹马之争中，也并无支持司马氏集团的倾向。
从历史上看，皇甫氏这种僻处一方的西州著姓（相当于地方豪族）和号“天下名贤”，诗礼传家的中原名族之间，在许多方面素来存在隔阂。皇甫谧高叔祖皇甫规，在汉末之党人运动中，虽然在感情倾向于朝中反对宦官外戚之清流士大夫，（因为受到当时黑暗朝政影响的，自然也包括他们那一批以实实在在之军功来博取功名的武将）可是由于他的身份，大约还有另一些原因，史书说他“虽为名将，素誉不高”，并不为党人所接纳，他“以西州豪杰，耻不得豫”，竟不得不上表自请坐党人之罪。这种“西州豪杰”与“天下名贤”之隔，既有家世门第高下的因素，也有东汉以来黄河上游地区士人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士人在个性为人治学立身风气等方面多有差异的缘故。《后汉书·王符传》称“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而从《潜夫论》中对俗士“多务交游而结党助”之尖锐批评，到后来皇甫谧在处世上不肯“修名广交”以“崇接世利”，尤可从一个侧面看到西州之士与中原新派士人观念价值之不同。如唐长孺先生所指出，汉末以袁氏为代表的河北大族集团，有尚名之习，“所以在袁氏统治下的冀州朋党标榜之风盛行，曹操得冀州后就下令禁止‘阿党比周’，说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而且这种用人态度又必然与大族横行相关”。
除了在地域、家世门第方面并不属于与冀州人士为主体的司马氏河北大族集团的因素，皇甫谧之难以认同司马氏集团，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儒学大义这一根本问题上。安定皇甫氏自汉以来，即守公忠仁厚之儒学家风，《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嵩在汉末“夙夜在公，心不忘忠”，又“爱慎尽勤”，“折节下士”，为人作派迥异于董卓等凉州军阀。相形之下，司马氏虽号诗礼传家，却非纯儒，刚狠冷酷，阴鸷好杀，“外宽而内忌，猜忌多权变”。其所奉儒，乃“术”而非“学”，与皇甫家风全然不同。有此家世传统，且汉学背景深厚的皇甫谧，其政治观念，是看重纲常，谨守君父大节，并用这一观念，去对待、理解魏晋间的朝廷权力之争。固不赞同曹氏之某些思想和政治习尚，更反对司马氏之狼顾狗偷，公然篡位。这一集团不尊君权，野心篡政，恣行废立，甚至公然弑逆的行为，决非他这一类士人所能接受，其情感倾向于“君”是毫无疑问的。其所作《针灸甲乙经·序》之末，有一段深切感慨之言： 夫爱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此序作于甘露五年高贵乡公被弑之后，其中痛言忠孝之心，君父之困，决非泛泛之语，确可看出他内心爱憎情感之所在。
由此，亦可以推想他对于正始名士的态度。正始改制之目的，在于改善君主统治，加强朝廷力量，限制世家大族势力把持选举，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那些出身于地方，门第不高的士人入仕进取，因利益上本无冲突，因此他们这类士人，其实对改制之事并无反感。何晏等人忠于魏室的立场，也并不与皇甫谧的立场相抵触。只是这班新学之士，热衷干进，在政事上却短识无谋，不知兵略，为人作派不为皇甫谧所喜而已。事实上，在高平陵事变之前，皇甫谧已预感到他们必败的命运，且深为之忧虑。《魏志》卷九《曹真传》注引《汉晋春秋》中载：
安定皇甫谧以（正始）九年冬梦至洛阳，自庙出，见车骑甚众，以物呈庙云：“诛大将军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梦乎！，朝无公孙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权尚书事，谁敢谋之？”谧曰：“爽无叔振铎之请，苟失天机则离矣，何恃于彊？昔汉之阎显，倚母后之尊，权国威命，可谓至重矣，阉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
此条记载可以说是史书中反映皇甫谧在高平陵政变前夕之隐秘思想情感的唯一材料，甚值得分析。按所谓“曹人之梦”，典出《左传》及《史记·管蔡世家》：“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曹叔振铎请待公孙彊，许之。旦而求之曹，无之。戒其子曰：‘我死，尔闻公孙彊为政，必去之。’及曹伯阳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孙彊好弋，获白雁，献之，且言田弋之说说之，因访政事，大说之，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梦者之子乃行”。不久，曹国亡，而曹君伯阳与公孙彊俱被杀。此典故中所暗喻之史事及所隐含的皇甫谧之心态甚为曲折。表面上，似是以公孙彊比喻曹爽等，指责他们乱政。但从谧所言“爽无叔振铎之请”语中，可知乱政者或曰谋亡曹者当别有人。按曹叔振铎其人，与管叔鲜和蔡叔度同为周武王同母弟，武王克殷后封功臣昆弟，他与管、蔡同时被封，成为曹国之君。武王死后周公专王室，管、蔡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因而作乱，遂被诛放。此事亦牵连到武王其馀母弟，曹叔等均被遣就国，不再任职王室。司马迁因此将他与管、蔡同传，其与周室之关系地位可知。结合“曹人之梦”古典之原义与皇甫谧和邑人之对话的内容，可对此典所喻指之人事作一分析：其中“曹”乃代指魏室，当无可疑；“谋亡曹”之“众君子”，应是代指司马氏集团，当时许多人都隐约意识到了这一集团将不利于魏室，从魏明帝时高堂隆“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氏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之上疏，到陈矫答明帝“忧社稷”之问，以为司马氏未必为“社稷之臣”，可以看出这种猜疑是由来已久的；“曹伯阳”与“公孙彊”，表面上应是代指魏帝和曹爽集团，不过当时在位之齐王过恶不彰，而且以皇甫谧之思想为人，也不可能直斥君过，故此处所实喻者乃为魏宗室的曹爽与何晏、邓?等人。耐人寻味的是皇甫谧之邑人以为“朝无公孙彊如何？”这实际上显示出当时一般人的看法，即并不以为何、邓等为朝中乱政之人。“叔振铎”其人，自是代指曹魏宗社之灵。皇甫谧用其古典，以为“爽无叔振铎之请，苟失天机则离矣，何恃于彊”，可见他也并不认为何、邓诸人即公孙彊辈。且人谋亡曹而叔振铎能请待之，实际上说明此时魏德尚未衰微，还远未到亡国之时。然则司马氏之诛伐废立，显然悖于天理。还值得注意的是，皇甫谧将预感中的曹爽之诛，比作东汉宦官诛外戚阎显。《后汉书》卷十《皇后传》称阎显“及弟景、耀、晏并为卿校，典禁兵”，“颇与朝权”，曹爽兄弟的情形自是与之相类似。阎显在历史上当然是过恶很多的人，但是由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所发动的诛灭阎氏的那场宫廷政变，不过是本执贱役之阉人乘间窃权，淆乱纲纪之举，更没有合法的依据。《后汉书·宦者传论》对当时朝廷“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以至使此辈“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汉之纲纪大乱矣”的局面，尝痛切直陈，而皇甫谧曾祖皇甫嵩，正是当时忠公之臣为宦官所排斥者。由此亦可想见皇甫谧对此辈之观感。所以，此处谧以“阉人十九人”喻司马氏集团，对其所为实无肯定之意。总之，在这一段喻指曲折的言谈中，皇甫谧对曹魏政权及朝中的曹爽、司马氏两大集团各自不同的情感态度，自有明确展现，其亲疏向背如何，可不待言。
皇甫谧此梦及其后对梦的解说，表明了他对国家社稷命运的强烈关心和极深之忧惧。而在正始末年，朝廷中的政治形势已是异常紧张，危机四伏，明眼人俱已看出一场大冲突的爆发迫在眉睫。《世说·规箴》注引《名士传》载何晏“惧而赋诗”事： 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无由退也。著五言诗以言志曰：“鸿鹄比翼游, 群飞戏太清。常畏大网罗, 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 从流唼浮萍。永宁旷中怀, 何为怵惕惊？”何晏是圈内人，对危机将发的感受远过他人。恰好他也曾在正始九年十二月末问梦于象数大师管辂：“连梦见青蝇数十头，来在鼻上，驱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辂据相术之理答曰“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今青蝇恶臭，而集之焉，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数，盛衰之期”。在这番对答中，不难看出何晏内心对个人命运以及与之相关的朝廷政局的深切忧虑。其梦正是这种内心焦虑的表现。而皇甫谧与何晏几乎同时的梦境，可以看出他虽然身处权力圈外，其忧虑的程度却并不稍减，而且与何晏相比，忧国家社稷的成份更为明显，其忠于朝廷态度是无庸置疑的。
对当时没有直接卷入曹马之争的广大士人来说，国家将有大变的现实，迫使他们考虑应变之方。无论情感好恶如何，依据个人的性格、思想、以及社会地位与利益的不同，他们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应付方式。包括嵇康阮籍在内的许多较多受到老庄玄学影响的清谈名士，在正始嘉平之际选择了避世远害以保身的方法，退隐山林，或不与当局合作以保持个体独立，或犹豫观望，等待时局的明朗化。阮籍在正始八年前后被曹爽召为参军，他惧祸及，“因以疾辞，屏于田里”；曹爽诛后，“时人服其远识”。山涛在正始后期为河南从事，夜宿传舍，预感政变将发，为“无事马蹄间”，“投传而去”。后“果有曹爽事，遂隐身不交世务”，为数年后投入司马集团埋下伏笔。然而对深受汉学濡染且忧劳君国甚深的皇甫谧来说，在这一时期作出适当的选择却是极其艰难的一件事。在讨论“天下多故”的魏晋之际士大夫思想心态时，人们通常忽略了他们这种性格迂执刚介的正统儒学之士，在面临那种与他们自来坚执的君父之节严重冲突的政治危机时，内心所产生的无法化解的强烈精神反映过程，以及这种观念冲突给他们心理和生理上带来的严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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