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自然与社会过程合一，自然与生命时空相通。《黄帝内经》中通篇贯穿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以及人的生命过程的统一与和谐。《黄帝内经》营造的这一人与自然相应的诗情画意般的氛围，为实现形气的神化、神明的通达、摄生的途径、疾病的预防、调治的思路、药物的应用、针刺的发机、导引的运窍等，提供了无限延伸的广阔世界。这是一个开放、协同、混沌、有序、多维、多元、非线性、非平衡、自组织、自和谐的大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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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一元论者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旨，自以为可以战胜一切、夺取一切。物质利益的诱惑无法阻挡，征服自然的雄心不可抑制。有胜气必有复气。人类对生存环境的破坏，必将导致自然力的惩罚。人类对动物灭绝性的残害，必将迎来微生物界的报复。有人说未来与人类争夺地球的是病毒。然而，如果我们把敌人锁定病毒，那将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自我毁灭的战争。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人类最终会向往心灵的宁静，追求纯朴的意境。未来文明必将转向古代东方文化。新世纪呼唤《黄帝内经》的思想，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
西医病理定位、定性、定量之反，就是中医病机求因、求属、求势。西医病理是关于人体结构、功能、形态失常的认识，中医病机是关于生命过程、方式、神机失和的认识，其中自然包括微观物质的演变、能量的转化、信息的控发。求因属于相互关系的范畴，包括失中、失和、失通等（而不是拘于物质性致病因素）。求属属于运动方式的范畴，包括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而不是拘于人体结构及其功能）。《至真要大论》引《大要》谓“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即指求其所因，求其所属。“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则是指求其势。
求势属于变化属性的范畴，主要是指神气的变化，包括局势、趋势与时势。局势是关于关系变化属性的描述，如虚实、寒热、燥湿等，趋势是关于空间变化属性的描述，如表里出入、上下升降、开合聚散等。时势是关于时间变化属性的描述，如伤寒六病、温病三焦、卫气营血等。治局势宜反而调之，治趋势宜引而导之，治时势宜随而和之。平其所因，安其所属，导其势以使其和，则是调治的根本大法，如《至真要大论》所言：“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
《黄帝内经》中表示病象多用病形、病状、病候、病脉，用“证”字只有一次。《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藏经》等皆以“某病脉证并治”为题。脉证同属病象。证为从言从登的形声字。问诊所得为证，望诊所得为候，切诊所得为脉。明代周之干《慎斋遗书》始见“辨证施治”，清代章虚谷《医门棒喝》始见“辨证论治”，其“证”仍指病象。如周氏画龙点睛之言：“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必然有失。唯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其本则是病机。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辨证论治”始崇为代表中医的特色，却把“辨病论治”的桂冠强加于西医（就像把“现代医学”的光圈抢先奉送给西医，而把自己称作原始朴素意义的“传统医学”，再提出“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实现中医现代化”的纲领一样），从而使中医理论进一步陷入自我否定、自我混乱的漩涡之中。一时间，有关证的歧义多达数十种之多，诸如“证据”、“证候”、“症候群”、“机体反应”、“疾病状态”、“诊断结论”、“主观感觉”、“阶段本质”、“边界效应”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类科学史上没有一个概念被搞得如此五花八门、千姿百态。
于是，对“辨证论治”科学性的怀疑日烈，寻找证的客观标准的呼声日高，西医辨病为主、中医辨证为辅而相结合之说日盛。甚至不惜以“证型”代“证候”，以“辨证分型”代“辨证论治”。证的概念被混淆，病的本源性丧失，审病求机、随机变法的核心部分被挖去。证的物质基础研究，证的客观化、标准化、定量化的研究，竟然成为所谓“中医科研”史上的重大项目。恰如《著至教论》的喻言一样：“病伤五脏，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别，是世主学尽矣。肾且绝，惋惋日暮，从容不出，人事不殷。”
《黄帝内经》中用“道”字二百六十九次，多以本原、过程、相互作用的意义出现，并反复强调天道、地道、人道及医道、诊道、治道。《著至教论》开篇即问“子知医之道乎？”且谓“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唯“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而“学”字在《素问》与《灵枢》中只用过四次，却以“杂学”或“学尽”等形式出现。道、学、术、技，层次不同，高下有别。中西之学，对象不同，内涵各异。以学掩道，以西代中，为工而不知道，岂止四失五过？徐大椿痛心的感叹至今犹在，“道之所以日丧，而往死者遍天下也。”
《黄帝内经》所揭示的自然原理和生命原理，也是中华医道的原理。因此，中医不仅是与西医不同的科学，而且是与西方科学相反的道德文化。“道德”不是现代理解的道德观念，而是对自然与生命本原的认识。东西方对本原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中西医的根本分歧。和能生物，同则不济。相反和谐才能生化，相同是没有意义的。中华医道对人体结构研究科学之超越，不仅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且是未来文明追求的长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