⑶（心开窍）于耳：《素问·金匮真言论》：“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
《太素·卷第三·阴阳杂说》：“火生于木，心又属火，火色赤，故通心。《九卷》云：心气通舌。舌既非窍，通于耳。”
王冰注：“火精之气其神神，舌为心之官，当言于舌，舌用非窍，故云耳也。《缪刺论》曰：‘手少阴之络，会于耳中’，义取此也。”
《素问注证发微》：“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吾人之心属火，故内入通于心，而外开窍于耳。《阴阳应象大论》曰：‘心在窍为舌，肾在窍为耳’，而此又以耳为心之窍，可见心之为窍不但在舌，而又在耳也；《缪刺论》曰：‘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之络，皆会于耳中，上络左角’，则耳信为心之窍也。”
《素问吴注》：“《缪刺论》曰：‘手少阴之络，会于耳中。’义取此也。”
《类经三卷·藏象类四》：“南方火王之方，心为属火之藏，其气相通。赤者火之色，耳者心之窍。火之精气，藏于心神。《阴阳应象大论》曰：心在窍为舌，肾在窍为耳。可见舌本属心，耳则兼乎心肾也。”
《素问集注》：“心属火，受南方之赤色，入通于心，而养精于内也。《邪气脏腑篇》曰：‘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气血皆上注于面而走孔窍，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别气者，心主之气也。此篇以心气开窍于耳，肾气开窍于二阴者，谓五脏之气通于九窍，九窍五脏，皆通乎天气也。”
《素问直解》：“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心属火，受南方之赤色也。开窍于耳，藏精于心，心开窍于耳，而耳复藏精于心也。”
《素问识》：“《白虎通》云：‘心，火之精。南方尊阳为上，卑阴在下。礼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锐也。汪昂云：‘耳为肾窍，然舌无窍，故心亦寄窍于耳。是以夜卧闻声，而心知也。’简按：此似曲说，而亦有理。”
《黄帝内经素问译注》：“开窍于耳：《阴阳应象大论》谓心‘在窍为舌’，肾‘在窍为耳’。本篇以心‘开窍于耳’，肾‘开窍于二阴’。此为五行归类中的不同观点。张介宾：‘舌本属心，耳则兼乎心肾也。’”
金栋按：有注家据《素问·缪刺论》所云，而释“心开窍于耳”，妥否？
据《缪刺论》所云，非独手少阴之络，会于耳中，还包括足少阴、手足太阴、足阳明之络等其它四络，皆会于耳中，如此推理，耳亦系余者之四窍乎？
又《灵枢·经脉》云：“三焦手少阳之脉……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走出耳前”，“胆足少阳之脉……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据此耳亦系三焦、胆之窍乎？
据《素问·金匮真言论》所云是“六窍配五脏”，即“肝，开窍于目”、“心，开窍于耳”、“脾，开窍于口”、“肺，开窍于鼻”、“肾，开窍于二阴”而缺“舌”（窍）。因舌非窍，何谓开窍于此乎？
舌本为口中的实体感觉器官，主要是骨骼肌，并非为“窍”，与耳、目、鼻、口等孔窍性器官不同。舌本有窍，《素问·金匮真言论》所谓“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是说耳之听声与心神有关。（新世纪第2版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孙广仁主编《中医基础理论》）
若如此，则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篇所云“心主舌……在窍为舌。肾主耳……在窍为耳”矛盾。如何协调这其中之关系呢？
姚止庵《素问经注节解》注云：“按：舌之职有二，一司辨五味，一司协音声，而实内根于心，舌为心之苗是也。故火旺于心，则舌为之赤；火炽之极，则舌为之焦；若无病之人，火降水升，则舌自津润而滑泽。苟非有窍焉，则内之何能通心液、外之何能辨五味、别音声乎？乃王氏一则曰舌用非窍，再则曰寻其为窍则舌义便乖，乃曲为之解，亦何不察之甚也。夫窍之为言孔也，原王氏之意，或以诸窍皆有孔，而舌似无孔。今试取舌而观之，细若针毫津出若泉者非孔乎，孔之大者窍也，孔之小者亦窍也，谁谓舌非通窍哉。抑又有说焉，《金匮真言论》曰：‘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而此又言在窍为舌，是心有二窍也。虽然，肾亦有二窍焉，肾在窍为耳，又《金匮真言论》曰：‘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五脏之中，一窍者三，而心肾独各二窍者，何也？夫心者，火也，牡脏也；肾者，水也，牝脏也。水火者，天地之正气，阴阳之妙用，气血之本源，生死之关键也，所系至重，故二脏独有牝牡之名，为用至博，故心肾更有兼通之窍。火性炎上，其气上通，是以正窍在舌，而旁窍在耳；水性润下，其气由上而达下，是以上窍在耳，而下窍在二阴。然分之有水火升降之形，合之乃阴阳互根之妙，故肾在窍为耳，而心亦开窍于耳，是耳者心肾之所交通，水火之所际会，学人不可不察也。注谓舌非通窍，固非，而心肾各有二窍，与夫心与肾共窍于耳之义，俱不拈出，真缺陷也，因为臆解于此。”
对于上述诸家的解释，同道是否觉得满意？
实际上五官窍配属五脏，在《内经》别篇也有论述，如《灵枢·五阅五使》云“黄帝曰：愿闻五官。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肾之官也”及《甲乙经·卷之一·五藏六腑官第四》：“鼻者，肺之官；目者，肝之官；口唇者，脾之官；舌者，心之官；耳者，肾之官。凡五官者，以候五藏”。
又如《灵枢·脉度》云：“五藏常内阅于上七窍也。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香臭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
《素问·金匮真言论》与《阴阳应象大论》及《灵枢·五阅五使》、《脉度》在五官窍相配属的关系上-即“心开窍于耳”与“心开窍于舌”不同，既说明了《内经》非一人一时之作，亦说明了当时的配属尚未完全统一、有不成熟之痕迹。
⑷（心开窍）于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心主舌”，“在窍为舌”。
王冰注：“心别是非，舌以言事，故主舌”，“舌所以司辨五味也。《金匮真言论》曰：‘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寻其为窍，则舌义便乖，以其主味，故云舌也。”
《素问注证发微》：“舌为心之苗，故心主舌”，“在五窍为舌”。
《素问吴注》：“舌为心之苗，故主舌”，“舌惟有窍，故辨百味”。
《类经三卷·藏象类五》：“舌为心之官也”，“心之窍也”。
《素问集注》：“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能知五味，故舌乃心之主”，“舌者，心之官也”。
《素问识》：“《五行大义》云：‘火于五行不常见也。须之则有，不用则隐。如舌在口内，开口即见，闭口则藏。’”，“吴云：‘舌惟有窍，故辨百味。’简按：此说奇。当从王义。”
金栋按：《说文·穴部》：“窍，空也。”段注：“空，孔，古今字。”
《汉语大字典·穴部》：“窍：④指人或动物耳目口鼻等器官的口。如：七窍。《管子·心术上》：‘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
人有九窍，即上七窍（阳窍）与下二窍（阴窍）。
《素问·生气通天论》：“其气九州九窍。”《新校正》云：“郑康成云：‘九窍者，谓阳窍七，阴窍二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王冰注：“上窍，谓耳目鼻口。下窍，谓前后二阴。”
所谓阳窍七者，指耳、目、鼻、口也，耳、目、鼻各二窍，口一窍，共为七窍。阴窍二者，前后二阴也，对于男性而言，前阴者尿道口，后阴者肛门口；对于女性而言，后阴者与男性一样，而前阴者，则有尿道口与阴道口也。
人有五官七窍，五官者，耳、目、鼻、口、形（身）也；七窍者，耳、目、鼻、口也。可见，官窍原本无舌，舌非窍而云窍者，乃与五脏相配属之推演归类有关。或方士，或学者，或医家之所为也。赵先生所引《淮南子》、《管子》、《白虎通》、《纬书》及《五行大义》等所载虽配属不一，《内经》亦有其痕迹，然终由医家改造后而定论耳！
赵洪钧《中西医结合二十讲》说：“阴阳、五行说，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天人相应思想统帅……其中必然有很多牵强附会之处。这就不是推理，而是天人相应的附会……多数说法只是出于理论需要，故牵强附会的倾向很明显。”
目前，医家定论五官窍之配属五脏是：肝在窍为目，心在窍为舌，脾在窍为口唇，肺在窍为鼻，肾在窍为耳与二阴。
⑸肺主目，肾主鼻，胆主口，肝主耳：高诱注：“肺象朱雀，朱雀，火也，火外景，故主目。肾象龟，龟，水也，水所以通沟，鼻所以通气，故主鼻。胆，勇者决所以处，故主口。肝，金也，金内景，故主耳。”
何宁《淮南子集释》：“○王念孙云：《文子》作‘肝主目，肾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胆主口’。说肝、肾、肺之所主，与此互异，而多‘脾主舌’一句。案此言五藏之主五官，不当独缺‘脾主舌’。下文‘胆为云，肺为气，脾为风，肾为雨，肝为雷’，即承此文言之，则此当有‘脾主舌’一句，但未知次于何句之下耳。《白虎通义》亦曰‘脾系于口’。○宁按：‘胆主口’疑当作‘脾主舌’，误文也。此以五藏副五行主五官。《周礼·疾医》疏：‘五藏：肺、心、肝、脾、肾。’《素问·痹论篇》云：‘五藏有俞。’王注：‘肝之俞曰太冲，心之俞曰太陵，脾之俞曰太白，肺之俞曰太渊，肾之俞曰太溪。’五藏无胆。本书《时则篇》：‘春祭先脾，夏祭先肺，季夏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肾。’高注以五行副五藏，兼采今古文《尚书》说，亦不及胆。《素问·金匮真言论》：‘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府皆为阳。’盖胆为六府之一，不属五藏也。其理一。‘胆主口’注云‘胆，勇者决所以处，故主口’，十字亦后人所加。高注肺肾肝皆言五行所属，而胆独不及，是其窜易之迹。其理二。中立本此处有‘脾主舌’三字，唯与下句‘外为’二字，皆混入注中，知‘脾主舌’句，即次于‘肝主耳’之下。后人增‘胆主口’三字，此其致误之由。其理三。下文云：‘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高注：‘心土也，故为四行之主。’注言‘四行’，即指肺、肝、肾、脾所属，与心而五，不得更与胆而六，则彼处衍‘胆为云’三字审矣。彼无‘胆为云’，知此无‘胆主口’。其理四。且彼高注‘胆金也，肺火也，肝木也，肾水也，心土也’，独不注脾。王氏念孙云：‘肝为风本作脾为风，注肝木也本作脾木也。脾为雷本作肝为雷。’王说是也。彼高注盖本今文《尚书》说，‘肝为雷’下应注云‘肝，金也’。此‘脾主舌’既误为‘胆主口’，彼‘胆为云’亦后人所加以就上文之误而为之注曰‘胆，金也’。与‘肝，金也’复，故删去注文‘肝，金也’以不了了之。肝、脾二句又互误，原文遂混乱不可复识矣。其理五。王念孙但言五藏之主五官，不当独缺‘脾主舌’，而不言于五藏之外何以置‘胆主口’，其说不完。”
金栋按：据上分析，五藏副五行主五官，肺火主目，肾水主鼻，肝金主耳，脾木主舌，心土主口。五藏副五行，乃古文《尚书》说，与《内经》不同，源于《礼记·月令》五时祭先藏。赵先生本书第五节专门有“五脏配五行的由来”予以分析解说。
⑹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主，一本作“生”，类比推演之配属。
黎翔凤《管子校注》：“孙星衍云：《太平御览》三百六十引五‘主’字皆作‘生’。何如璋云：《内经·阴阳应象大论》：‘木生酸，酸生肝。火生苦，苦生肺。土生甘，甘生心。金生辛，辛生脾。水生咸，咸生肾。’又《宣明五气》：‘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此与《内经》诸书不同。张佩纶云：诸书‘言五藏五行五味’从今《尚书》说者与《内经》合，惟《月令》、《吕览》、《淮南》、《《太玄》为古《尚书》说。许、高皆两存之。然高氏以今说解四时之际至中央先心以为用所胜，殆不可通。郑驳《异义》而注《周礼》，犹传古《尚书》义。此书‘酸主脾’、‘甘主心’，与古《尚书》说合。中三藏疑当作‘苦主肺，辛主肝，咸主肾’，三字皆从月，传写易讹。而《地员》亦咸、苦二味相反，惟《幼官》五味不误，今当据以校正。章炳麟云：五藏之配五行，旧有两说。《异义》曰：‘《今文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古文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及读此篇，则又自为一说，以味准行，则脾，木也；肺，水也；肾，金也；肝，火也；心，土也。按肝胆同居而胆汁味苦，则谓‘苦主肝’者，优于今、古文二说矣。又寻王氏《经义述闻》，谓《月令》之文惟《古文尚书》说可以解之，此亦不必然。古人于声色臭味之用，每有参差不合者，如《管子·幼官篇·中方图》云‘听宫声’，《东方图》云‘听角声’，《南方图》云‘听羽声’，《西方图》云‘听商声’，《北方图》云‘听徵声’，三方之声皆合，而南方羽，北方徵独不合，岂得云羽当属火，徵当属水耶？翔凤按：《管子》为殷文化，用今文说，详拙著《中国文化两大系统》。现代中医多用今文说。”
⑺生肉：黎翔凤《管子校注》：“丁士涵云：‘生肉’之‘肉’当作‘内’，‘内’上当有‘五’字。五内，谓隔、骨、脑、革、肉。肉亦五内之一，不得专举‘肉’以包五内。《玉览·人事部》引作‘五肉’，‘肉’字虽误而‘五’字未经删去。下文‘五肉已具’，‘肉’亦‘内’字之误。翔凤按：《释名》：‘肉，柔也。’《说文》：‘腜，胎始孕腜兆也。’胚胎肌臚脾肝肺肾皆从肉，由心血而生，故有‘五肉’之名。医书无‘五内’之名，此丁氏之臆说也。”
⑻脾生隔，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房玄龄注：“隔在脾上也。革，皮肤也。”
黎翔凤《管子校注》：“安井衡云：古本‘隔’作‘膈’。按《说文》有‘隔’无‘膈’。古者‘隔’、‘膈’皆作‘鬲’，然则‘隔’即‘膈’也。戴望云：《五行大义》三引作‘脾生骨，肾生筋，肺生革，心生肉，肝生爪发’，《玉览·人事部》引作‘脾生髓，肝生骨，肾生筋，肺生革，心生肉’，与今本《管子》异。何如璋云：《玉览》引与此异。又《素问》云‘肝生筋，心生血，脾生肉，肺生皮毛，肾生骨髓’，与此亦异。翔凤按：某生某，医书无定说，以音理求之，为肝生骨。《说文》：‘骨，肉之覆也。’《太玄》‘剧骨累其肉’，注：‘幹也。’肝从干，同‘幹’，则‘肝生骨’为是，非肺也。‘肺生革’与‘肺生皮毛’，中医用之。”
⑼五肉已具：黎翔凤《管子校注》：“王念孙云：此承上文‘心生肉’而言，则‘肉’上亦不当有‘五’字，盖涉上文‘五藏已具’而衍。《太平御览·人事部》一引此无‘五’字。戴望云：‘五肉’当从丁说作‘五内’，《玉览》脱此字耳。翔凤按：‘五肉’即‘五藏之肉’，观下文‘脾发为鼻，肝发为目’云云，即窍也。二说均误。”
⑽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为耳，肺发为窍：黎翔凤《管子校注》：“刘续云：‘心发为舌’，旧本无此句，今据《文子》补之。王念孙云：‘肺发为窍’，隋萧吉《五行大义》三引作‘肺发为口，心发为下窍’是也。《太平御览》亦作‘肺为口，心为下窍’。今本‘肺发为’下脱‘口心发为下’五字，则义不可通。安井衡云：‘窍’，古本作‘口’，下更有‘心发为舌’四字。《文子》亦有此四字。按上文云‘发为九窍’，舌非窍也，今出之反遗下二窍，非也。‘肺发为窍’，盖谓为口及下二窍，此三窍者直达于腹中，故得专窍名。凡饮食，口纳而肺受之，送致之肠胃，而自下二窍下，其为此三窍，宜也。心为五官之长，若有所为，将有所偏，故不为焉，其意精矣。何如璋云：《内经》：‘肝主目，心主舌，脾主口，肺主鼻，肾主耳。’《金匮真言》：‘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阴，藏精于肾。’《五行大义》引《孝经援神契》云：‘肝仁故目视，肺义故鼻候，心礼故耳司，肾智故窍写，脾信故口诲。’与此文不同。张佩纶云：诸书所言，与《管》书均不合，而《内经》分口、舌为二，亦非，似‘舌’乃下‘窍’之误。”
⑾《五行大义》：五卷，由隋代萧吉所撰写。书中内容，都关乎阴阳五行之事。
卷一主要对五行、干支进行释名，并说明五行的形质与功用，同时对“数”进行广论，包括《易》之大衍之数、五行及生成数、干支数、纳音数和九宫数。卷二论述五行相生、生死所及四时休王和五行配支干、五行相杂、五行之德、五行之合、五行之扶抑、五行之相克、相刑、相害和冲破。卷三将五行配五色、五音、五味、五藏六府及五常与五事。卷四讲五行与律吕、七政、八卦之风、性情及政治。第五卷讲诸神、五帝、诸官、诸人及禽虫配五行。
萧吉以博学多才著称，尤其擅长阴阳算术。所著《五行大义》是萧吉在广泛研究和考订各类阴阳著述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形成的的一部代表作品。其内容推理周密，引征广博，在阴阳术数领域内，属于造诣很深的著作。正如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关于五行的最重要的中古时代的书籍，是594年萧吉所写的献给隋朝皇帝的《五行大义》。这本书讨论的科学问题比后来的任何著作都更多，而讨论的算命都更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75页。）李约瑟视此书为“关于五行的最重要的中古时代的书籍”，实为不刊之论。该书是不是594年献给隋朝皇帝的书，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它是隋以前传统五行理论的集大成者，也是研究中国整部五行思想发展历程的必读之书，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阴阳五行思想，是传统中医的理论基础。《五行大义》作为阴阳五行理论的集大成者，学习和研究此书，对深入理解中医基础理论有著非常深远的意义。“- -、—是对宇宙生命的功能、属性、关系所作的归纳和分类，表示宇宙生命的一体两仪，既是对不同事物的归类，又是对同一事物不同方面的分类，体现了一分为二的宇宙生命发生论、结构论、功能论观点。”中医基础理论就是用“阴阳”之间的关系说明生理及病理变化的。阴阳的对立制约维持著人体的物质及功能的动态平衡，即“阴平阳秘”，如果阴阳的对立制约关系受到破坏，不能维持相对平衡，即出现“阴阳失调”的病变，“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阴阳之间又是互为条件、互相转化的，他们各自以对方存在的前提为条件，即“独阳不生，孤阴不长”，“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义化”，反映在生理上，就是机体中的物质与物质、功能与功能、物质与功能之间的消长，是维持相对平衡的消长。如果这种平衡状态失衡，即出现阴阳偏盛、偏衰的病理变化。阴阳属性相对而划分，但二者之间有可以互相转化，反映在古代中医理论中，阴阳的转化可以用来解释某些病因，如“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寒湿之气属阴，温病、咳嗽之证属阳；风暑之气属阳，飧泄、痎疟之证属阴。伤于阴反病阳，伤于阳反病阴，这是阴阳转化思想的具体体现。阴阳学说是传统中医全部学术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是理解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一把钥匙，也是研究古代医学必通的门径。
五行学说更是一种具有东方色彩的朴素系统理论的原始理论。“它是中国先哲用以描述宇宙生命属性规律的一组符号系统。五行分别是五种物质-能量-资讯的符号。‘五行’之间的各种关系（生、胜、乘、侮）反映了宇宙生命各种物质、结构、能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运动和变化。”古代医学家能把哲学中的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领域，在大量临床经验的基础上，五行学说推动了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最终形成了祖国医学特有的理论体系。在这种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促使人们从系统结构观点观察人体，在比较和辩证中认识人体的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人体与生活环境的统一。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一个基本特点，五行学说的应用，加强了中医学关于人体是一个统一整体的论证。中医学所采用的整体系统方法，在五行学说的帮助下也得到进一步强化和系统化。五行系统除了分类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相生相克及胜复机制在传统中医学上反映了病因、病机、病理及诊断治疗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系统而又严密的医学思想基础。传统中医也用“五行”作为解释人体五脏六腑的功能结构、病理变化以及诊断治疗的根本大法，对于我们理解医学思想也有著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文风醇厚古朴，书中所援引的材料十分丰富，有些引文往往来自于佚亡之书，今已不可得见者，借《五行大义》而存其一二。据中村璋八编订《五行大义》引用文献一览（注：《五行大义的基础性研究》第一章，41～54页。明德出版社，1976年。）所引文献30类，173种。据《五行大义序》称，为著此书，萧吉“博采经纬，搜穷简牒”，下了极大的功夫。在这些被征引的书目中，存目存文佚的古籍，大量的则是不见于今本的佚文和异文，以及各种纬书的零散文句，虽大多已收入清朝学者的辑佚类著作中，但还有不少为《五行大义》所独有。一些学者利用《五行大义》来校订文献，如孙诒让引《五行大义》校勘《文子》。当然，《五行大义》的创作本旨不是辑佚，因此，虽然它对于某些残缺古文献的校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我们对其价值进行认定的基础，仍然不能认为主要是文献学的，而应该是思想史的。萧吉的广征博引、包罗万象，为后人清理出了一条追寻隋以前中国五行思想发展历史的清晰脉络。在这个意义上，萧吉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特别是中古）五行思想的一位杰出的总结者。（《医道传承丛书·五行大义·点校说明》）
⑿《孝经拔神契》：当作《孝经援神契》。援，误作拨，形似致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