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凶猛
所谓生、老、病、死，人生百年，全在其中。而哪一样又离得了医生？所以，人人都在医患关系网里。医患纠纷，从未间断，随着患方与医方纠纷攻防的强弱转换，大有从民事经济纠纷走向群体性政治事件的危险。医闹何以横空出世
◎文-本刊记者 王巧捧
全国各地频繁上演的医闹事件，引起众多思考和讨论。这么多地方，在同一问题上，不约而同地发生类似的群体失范行为，又该是出于怎样深层次的原因？
医患信任丧失的火山隐忧
2006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天价药费事件，被国人赋予标本意义。74岁的患者翁文辉，在哈医大二院住院67天，花费550万元。盐水曾经一天用了106瓶，再加上葡萄糖、血，约合200瓶瓶装水；胸腹水常规检查，在翁文辉去世后还出现了两次。事隔3年，重新回顾这一事件，其震撼效果丝毫不减。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还是全国著名的三级甲等医院。
医疗改革以来，为了创收，各医院纷纷“高招”频出，科室承包、高收费、乱收费、过度医疗、药品回扣等等，关于医疗腐败的诸多报道不绝于耳，一次次考验着人们承受力。
甚至连很多医院内部人都看不下去了，纷纷出面揭发。来自医院内部的爆料，信息更触目惊心，也更有说服力：有的医院规定，开药、检查、收治病人等等都与医生收入挂钩，检查项目中可以提成。因此，大多数医生无论出于自愿或是无奈，想要出淤泥而不染都很难。
药品回扣的存在，使得医院的零售价动辄比市场药店高出数倍。有些医院通过治理，公开了药品价目，但人们拿到手里的处方药费仍然居高不下——“聪明”的药厂给药品换个马甲，价格就可翻上好几番。而高价药充足的回扣空间，令其长兴不衰。
于是，能用普通药的用进口高级药，一两种药能治好的，开出了四五种药，甚至还会鼓动病人做不必要的检查、手术……因此老百姓看一次常见普通病花个几百元上千元就成了寻常事。
在医疗保障体系还不能福泽全体人民的时候，医药暴利让一些有重症病人的低收入家庭倾家荡产、债台高筑。即使普通人偶尔就医，也对一次小病的药费咂舌不已。
类似的事情，几乎每个人都能数出自己或者身边人遇到的类似事件：
2008年，成都符先生的母亲患癌症进入该市某知名医院治疗，出院时，胡先生仔细查看了近两万元的医疗费用账单，发现有一千多元的药品是根本没有使用过的。医院在退款时表示，电脑是根据某种病情自动打印费用清单的。
小张肚子疼，来到附近的社区医院检查，医生简单询问后，开出了输液单，连续5天的葡萄糖，费用竟达500多元。
就医难、就医贵，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医疗腐败的最终埋单者。医疗腐败的存在，让人们时刻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人，侵蚀了社会信任的基础。出于这种心理，人们能不对医院、医生产生抗拒和防范吗？医患关系在种种医疗腐败的传播中愈加紧张。
诚然，中国公立医院原本应是非营利性机构，但政府财政补偿不足，医院不得不拿公益性的机构搞创收。当公益与效益这一对矛盾体相遇时，必然有一个受伤。
而医院、医生作为这一体制最具体的代表，体制压力下的直接操作者，刚好是人们看得到、够得着的现实对象，因此，一旦发生一点医疗纠纷，那就像积怨已久的火山口终于找到了火药引子……
渠道对比后的趋利选择
当然，医疗纠纷，本也有合法的解决之道。《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就给出了三种指导性的处理方式：一种是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一种是直接诉诸法律；一种是通过医疗鉴定来判断责任。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医疗纠纷中的患者方越来越多地选择聚众闹医的极端办法。而最令人纠结的是，这往往是出于现实利益的最佳选择。
衙门作风、效率低下，成为横亘在司法渠道上的障碍。在医疗纠纷诉讼中，人们渐渐发现，这一文明的武器，在漫长的程序中，耗费的时间、金钱，有时候是已经在治病中耗尽钱财的家庭所不能承受的。
大庆市直属机关电梯工陈桂芹在大庆油田总医院接受开颅手术时，因手术室中途停电半小时，导致陈桂芹成了准植物人。9年后，当时手术中的医生都出面作证，这起医疗事故情节明了，但6年过去了，医患双方在反复上诉中，仍没等来最终判决。
医疗纠纷中，像这么情节明了、有多名人证的情况实在太少。医疗纠纷中涉及到的问题，大多专业性很强，取证困难，诸如已经完成的手术难以对手术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评估取证。审理中，大多数法官又没有医学方面的专业背景，很难就专业方面提出观点，其最主要的凭据还是医疗事故鉴定。
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主要有卫生行政机关和各地医学会，有时候也会由不同医院之间相互交叉鉴定。无论哪种鉴定主体都难以让人信服。卫生行政机关与医院的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为“老子”与“儿子”；医学会成员与医院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医院之间交叉鉴定，即使不念在同业关系，也会因风水轮流转，害怕万一哪一天鉴定方落到被签定方手上，而难以秉公行事。
不管这里有多少推理的因素，但普通百姓的不信任，加上有时候出不起鉴定事故的费用，直接导致这套方案被一些患者弃用。
医患之间的自行协商，如果事故明显成立，医院倒有可能放下架子，祈望息事宁人。但大多数时候，事故经认定尚且困难，在自行协调中，又怎能轻易协商得出个子丑寅卯。
记者采访的一位律师，曾接手过一件医疗事故维权案，考虑到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没有注意收集证据，目前取证困难，与医院对簿公堂的话，胜算的把握也不大，
而院方确实有一定过错，给病人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因此律师想为病人申请调解。但医院相关负责人均避而不见，无奈之下，律师授意病人家属组织亲戚及
乡亲三四十人，到医院静坐，结果医院负责人迅速出面，并答应了患者家属的绝大多数合理要求。
这种巨大反差，真让人哭笑不得。对比下来，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哪种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普通百姓无钱无权无势，他们对哪种方式有效最敏感，而且现实。何况，闹的方法，成本低、见效快，还有点出恶气的感觉。
专家称之为，“在公力救济和社会型救济不足、个人严重质疑医疗过程和效果时，患方采取的近似于‘报复’性质的私力救济”。
“花钱买稳定”思维的助推效应
有研究发现，在2000年至2006年全国各地的100件医疗纠纷中，几乎都存在患方向医方发起的暴力行为，其中99例为患方的单方面暴力。而医方的姿态多为回避、忍受，力求避免与患方发生正面冲突和暴力对抗。
一内科住院部临床医生朱睿(化名)对记者说，在医患冲突出现的时候，院方只有责任向患者指明道路——患者家属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最恰当的。至于患者家属要怎么做，院方是管不了的。如果闹得超过了法律、人情、社会道德所能容忍的范围，那也应该由相关部门出面，按照相关规定，对其进行相应处置。
但警方、甚至政府部门的出面，并不像医院希望的那样。在大多数医闹事件中，人们明显感到医院甚至警察、政府部门的无力。2009年6月，福建南平医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福建南平医闹事件之所以闹到举国皆知的地步，与警察、政府部门一味忍让不无关系。
大批警察来到南平市第一医院，却始终只是“待命”，“维持秩序”。在警察“待命”的情况下，医务人员只有自己冲进去救被围困的医生，而后在冲突中一名医生身中6刀，10余名医生、护士不同程度被砍伤。
最后，市政府经研究决定，责成医院赔款21万元，不追究双方任何责任。这一事件的反向激励效应不言而喻。
朱睿说，他们医院遇到类似的医闹事件，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也是这种态度。“向卫生局报告后，卫生局反而总是向医院施压，让尽快赔款了事。”
政府部门在处理医闹事件上的顾虑，从南平市延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宋建喜的话中，也许可以窥见一斑。宋建喜说，“总的原则，就是绝不允许因为处置不当引
发更大的矛盾。将医患间的纠纷，转变为患者家属和公安机关甚至政府的矛盾”。
2006年，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声明，“医闹”是一种违法行为，它严重扰乱了正常医疗秩序，卫生部对此坚决打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也有规定：“以
医疗事故为由，寻衅滋事、抢夺病历资料，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依照《刑法》关于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但群体性事件就像悬在所有地方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地方政府在处理医闹事件时总会束手束脚，有时候甚至不惜牺牲医院利益，唯求尽快平息事态。如是，医闹事件非但未见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种种羁绊之下，医方节节退让，医闹们频频得手。这种逻辑的传播，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在遇到医疗纠纷时，起而效仿医闹，而不是去走合法途径维权。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更是从中看到商机，挑拨医患矛盾，无理也要闹三分，牟取非法利益。
医闹，就像是一种社会病症，是社会机体问题的一种爆发、一种预警，如果不及时“医治”，恐怕会让病情不断加重。
抬尸大闹医院、打伤医生、软禁院长……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医疗纠纷愈演愈烈，发展到“暴力索赔”，还滋生了一个全新职业——医闹。
医闹者固然可恨，但他们并非凭空而来，从周建辉这名职业医闹身上，也许我们可以反省更多的东西。
文-岳勇
周建辉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职业医闹。
妻子猝死，“闹”出赔偿
今年33岁的周建辉是湖南邵阳人，年轻时他曾在家乡一所乡卫生院做过临时工，被解聘之后，南下广州打工。他先是在越秀区解放中路一家黑诊所里当冒牌医生，诊所被查封之后，他又改行当了一名“医托”，每天在火车站和几家生意红火的大医院门口转悠，伺机给几家地下黑诊所拉生意。
2006年9月5日晚上，周建辉的妻子姚兰患了重感冒，咳嗽并伴有咯血，到附近一家小有名气的民营医院治疗。医生诊断为支气管扩张，经过住院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但到了凌晨两点多钟，姚兰忽然唇甲绀紫，浑身发抖，呼吸困难，出现咯血窒息的先兆。主治医师对周建辉说：“病人得立即进行抢救，你赶紧去补交抢救费用吧。”可是等周建辉交完钱回来，妻子却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早上7点多钟，给远在邵阳老家的父母亲及岳父岳母打完电话，周建辉渐渐冷静下来，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妻子咳嗽咯血，并非不治之症，而且经过院方初步治疗，已有明显好转，可为什么会突然恶化？而且他刚离开病房不过十来分钟，妻子就……凭着他做过几年“黑医生”的职业敏感，他猜测这里面一定大有问题，说不定还是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
他找到院方领导，要求查看和复印妻子的病历和诊疗记录，但遭到拒绝；威胁去做医疗事故鉴定，院方不屑地回应：“要做鉴定你自己去，要告状你尽管去告，咱们不怕。要我们医院赔钱，连门都没有。”周建辉见院方如此有恃无恐，心中也没了底，只好悻悻地退了出来。
中午时分，一些在附近打工的亲戚和老乡听到消息，都陆续赶到医院。周建辉把妻子的死因说了，大伙都觉得冤枉。一个老乡站起来气愤地说：“治死了人还不赔钱，这家医院也太黑了。人命关天，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一不做二不休，咱们干脆把嫂子的尸体抬到医院里闹他一闹，他要是不赔钱，咱就不走了。”“对，医院不赔钱绝不善罢甘休。”人们群情激愤。
周建辉带头在医院里拆了一块木门，从太平间把妻子的尸体抬了出来，径直放到医院门诊大厅中央，在门口摆了花圈，男男女女三十几号人，哭的哭闹的闹，还拉起一条醒目的横幅：“还我妻子，还我公道”。
医院负责人和几名保安想走过来制止，但一看到死者家属个个情绪激动，甚至有人手中还掂着铁棍，谁也不敢上前自讨苦吃。打电话叫来警察，可警察一看死者尸体就摆在眼前，况且人家一没动武二没骂人，也没什么理由抓人。警察也没辙，走了。
第二天，周建辉的父母及岳父岳母都从老家赶了过来，也加入了闹事的行列。自从把姚兰的尸体抬到门诊大厅开始，就引来医院内外不少人围观。周建辉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大喇叭，声泪俱下，一遍又一遍向围观群众控诉医院的“罪行”，竟引得不少人发出同情的唏嘘声。只闹了两天，医院就信誉大跌，病人锐减。
到了第3天，医院再也顶不住了，只得赔偿死者家属4万块钱了结此事。为了感谢老乡们的帮忙，事后周建辉请大伙大吃了一顿，还每人发了50元“劳务费”。
在没有明确责任的情况下，周建辉闹得了赔偿，这固然于法理有些不通，但周建辉在最初并没想到用闹的方式解决。他在发现疑点时，只是想查看病历，这是合情合理的维权办法，而医院的断然拒绝和趾高气扬，让死者家属难以接受。
很大程度上，医院前倨后恭的反应让周建辉初尝甜头。
帮人“闹医”，发现商机
周建辉回邵阳老家处理完妻子的后事，再回到广州，时间已经是2006年10月初了。他重操旧业，继续做“医托”。可这段时间正逢医疗市场大整顿，报纸电视到处都在提醒患者注意提防“医托”，以免上当受骗。周建辉的“生意”一落千丈。
11月的一天，周建辉在一家医院里转悠了一上午，也没找到一个下手的目标，他信步溜达到医院后边，看见太平间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一对50来岁的夫妇，正在抱头痛哭。
他上前一问，得知这对夫妇是湖北恩施人，男的叫马庆元女的叫李秀青。他们的独生儿子马斌，本来在广州一家家具厂打工，两天前马斌突然肚子痛，与他同厂打工的叔叔马跃华忙把他送进医院。医生检查说是急性阑尾炎，得马上进行手术。马跃华代表病人家属签了手术同意书。谁知马斌被推进手术室不久，医生便出来说他的病情起了变化，得马上组织抢救。又过了半个小时，医生出来说马斌已经死了。
马庆元夫妇惊闻噩耗，连夜坐火车从家乡赶到广州，可他们看到的只是儿子冷冰冰的尸体。马庆元在家乡做过乡村教师，有些文化，知道阑尾炎切除手术并非什么大手术，怎么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儿子就死在了手术室呢？马庆元当即要求查阅儿子的病历和诊疗记录，医院倒是爽快地答应了。可老马却发现儿子的病历和诊疗记录上到处圈圈点点，至少有十几处篡改的地方，老马顿觉蹊跷。他要求院方给个说法，医院不予理睬。
马庆元垂泪说：“我们准备先请专家做个医疗事故鉴定，只有拿到鉴定书，才有证据告医院。”但是，马庆元夫妇把家里全部积蓄都带来了，除去车费还只剩1000多元。周建辉摇头说：“你们这点钱申请鉴定都不够。而且就算你们做了医疗事故鉴定也不一定有用，医学会组织专家鉴定，一个地区的医师基本上师出同校同门，或是同学，或是校友，今天你给我鉴定，明天我给你鉴定，大家互相都有求于彼此，所以通常会‘手下留情’，违背学术良心做鉴定结论。”
听了周建辉这番话，马庆元夫妇顿时面面相觑。看着老两口那凄惨的面容，想起不久前妻子的遭遇，周建辉顿生愤慨之情。他对马庆元夫妇说，自己愿意为他们追讨6万元赔偿，事前不收一分钱，如果要到钱了，则提一成的“劳务费”。马庆元夫妇当即点头同意。
此时，周建辉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是一条发财之路。马庆元家与周建辉的遭遇类似，医疗过程中的疑点以及医院“店大欺客”的傲慢，让同病相怜的他产生义愤之情。这时他提出帮忙索要赔偿，还多少带有些同情和仗义的意味。
周建辉立即忙活起来。他打电话叫来二十几个老乡，统一穿着孝服，以死者家属的身份，将马斌的尸体抬出来，放在医院门诊大楼门口，由一帮女老乡带头哭丧，男老乡则手举讨还公道的横幅静坐示威。晚饭时分，周建辉自掏腰包买来盒饭，分发给大家。
医院派人出来制止，周建辉使个眼色，马庆元夫妇立即扑上去死死拖住对方，一把鼻涕一把泪，哭闹不休。几个老乡假装上去劝说，实则暗捏拳头，将对方二人一顿好打。对方吃了暗亏，灰溜溜走了。
半夜时分，哭闹的人员精疲力竭，纷纷打起瞌睡，周建辉又不知从哪叫来一帮来路不明的道士，在大门口摆开架式，做起道场来。
半夜三更，锣鼓喧天，在医院住院的病人受不了折腾，纷纷向院方投诉，把医院几个值夜班的医生和领导搞得焦头烂额。
第二天一大早，医院就派了一位姓张的副院长来跟周建辉谈判。
周建辉把张副院长拉到一边商量赔偿问题，开口要10万元。张副院长摇头说：“不行，院长交待了，最多赔8万，一次性了结。”周建辉当即答应，但要求死者后事一切费用由医院出。
他很快从医院财务科领到了8万元赔偿，2万元揣入自己的口袋，6万元交给马庆元夫妇。马庆元夫妇说了不少感谢的话，又依约给他付了6000元“劳务费”。周建辉立即让人协助马庆元夫妇将马斌的尸体送到火葬场火化。清场完毕，他给每位参与人员发了100元辛苦费，加上前期买孝服盒饭等，一共开支3000多元。
医闹一族，渐成气候
这之后不久，周建辉又牵头组织人员帮人“处理”了一起因医生用药不当而致残的医疗纠纷，从中赚取了1万多元的“劳务费”。头脑精明的他渐渐发现，干这种活儿可比他当冒牌医生当“医托”赚钱多了。广州有大小医院上百家，国营的民营的，几乎每天都有医疗纠纷发生，“职业”前景广阔。
周建辉索性干起了“专职医闹”，印了许多有“医疗纠纷处理顾问”等名号的名片，在熟人老乡中广为散发。自己则天天在医院手术室、妇产科、心脏外科等高风险科室甚至太平间门口溜达，四处寻找目标，一旦发现有病人死亡，就主动上前与死者家属搭讪，借机招揽生意。2007年2月和3月份，仅两个月时间，他就接了4宗“大生意”，一下就赚了5万多块。
为了方便开展“业务”，周建辉干脆组织成立了一个“医闹团”，约有“团员”50人，大多是一些没有固定职业的老乡熟人。
周建辉和几名机灵的“业务员”每天都在各家医院里转悠，一旦招揽到生意，立即电话联系或直接找到“团员”住所，根据需要召集一定数目的人手，都以死者家属的身份披麻戴孝，或聚集在医院门口静坐示威，或在医院里拉起横幅要求赔偿，或将死者尸体抬到医院门诊大厅扰乱就诊秩序。有时为了给院方施加压力，周建辉还派人假扮记者，扛起摄像机装模作样地拍来拍去。
一旦赔偿到手，他再按12%～15%左右的比例提成。如果他与医院的谈判结果超过了患者家属要求的金额，超过部分则全部装入自己腰包。拿到提成后，他再按每人每天100元的标准给手下“团员”发“工资”。一单生意做下来，最少也能“赚”个几千元。
但是做这样的生意也并非全无风险。2007年9月的一天，周建辉聚集一帮人在白云区一家民营医院索要赔偿。因为不久前该医院才被他带人闹过一回，所以院方也是憋了一肚子火。交涉过程中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周建辉一怒之下竟将对方一位儿科主治医师的鼻梁骨给打折了。结果赔偿没要到，周建辉还因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被拘留10天，罚款500元，给受伤医师赔付了1800多元医疗费。
自此以后，周建辉为了减轻“行业风险”，决心做一个“懂法”的“医闹”，一般情况下不动手打人，就算有时为了形势需要拿出刀子匕首来，也只是吓唬吓唬对方，并不真的动手伤人。主要派一些妇女甚至是孕妇来哭闹，拉扯纠缠医生，这样就算院方打电话叫来警察，也拿他们没办法。这样折腾个三两天，医院受不了，最后只好跟他们私了。
周建辉的“医闹团”在广州打开市场之后，生意非常火爆，还有不少索赔无门的患者家属看到他的名片主动上门联系，几乎每月都有生意可做，忙的时候一个月竟能闹上四五回。到2008年6月，周建辉当“医闹”头目刚刚一年多时间，就已经赚了近40万元。
但是好景不长，2008年9月2日，周建辉到一家医院代人索赔时，中途拿出匕首威吓院方人员，结果在推搡过程中误伤对方一名女医生，把人家的右眼给刺瞎了。因涉嫌故意伤人，周建辉被刑拘了。
周建辉的“事业”随着他被刑拘戛然而止，但令人担忧的是，周建辉后继有人，目前广州已涌现出不少“医闹团”。
盘根错节的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文-本刊记者 王巧捧
走进周林所在的医院，一间休息室里挤了七八个医生，桌上放着更多的水杯，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倒班下来的医生轮流睡，有个男医生嚎着冲进来：“老子要累死了……”
“医生不是神仙”
关键词：专业知识与沟通难度
走进护士站，周林顺手拿起一本病历，边翻看边说，医生的工作本身要求不能出差错，现在医院更是要求严格，就连病历上都不能有一点涂改，“哪可能嘛！谁也不是神仙。”
医疗纠纷中，对医生的指责近乎苛刻，但是，有些病，医生是无力回天的。而且很多人不考虑，人体的复杂使得同一种疾病在不同人身上的治疗情况也差异巨大，因此完美的治疗记录几乎找不到。
比如高风险的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级别再高、技术再先进的医院，也避免不了手术死亡率。周林曾经从学术资料上看到，目前，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死亡率，较好的水平控制在2～5%，最好的也只能控制在3%以下。
在医学界，这种情况也许是正常的。但这哪怕是低于3%的概率，发生在任何一个家庭身上，那都是100%的悲剧。而如果家属对此不予理解，一场医疗纠纷总是在所难免。
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的医疗纠纷，提高病人的知情权和配合度，很多时候就靠医生跟病人及其家属的沟通和交流。
周林曾经遇到一位著名医生到他们医院上课。下午一点半的课，老医师迟到了，一上台连连抱歉。他迟到的原因却给在场的年轻医师们上了最重要的一课——老医生刚从自己的医院接诊完病人赶来，连饭都还没吃。通常著名医师每半天接诊病人数是固定的，但因为老医师对每个病人都不厌其烦，务求详尽了解每一位病人的病症，尽量解答每一位病人的问题，所以每次坐诊完早已过了下班时间。周林感叹，现在可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做到这样啊！
但周林的同事小梅接口道，关键是医学上的东西很专业，很难讲清楚。我们大学5年，实习3年，才有资格当一名执业医生，但有些人一知半解的，还非跟你争论。对于没学医的人来说，有些问题不可能说得清楚。“我一向反感不懂医的人来了解这些事情。”
周林说，有时候的确如此。比如有人伤口大出血，但输血后还是死于失血性休克，这时候家属就不干了，“输了血的为什么还说病人死于失血性休克呢？”而实际上，失血性休克死亡可能由多种原因引发，而不一定是仅仅靠输血就能避免死亡。
与病人充分的沟通，有时候不仅仅是出于病人方面的需要，实际上，它也是医生的基本职业要求，对于医生作出正确的判断举足轻重。
哈佛大学血液专家杰尔姆·格罗普曼研究发现，大约80%的误诊是“掉进可预见的智力陷阱的结果”，只有20%是技术灾难引起的。而这种智力陷阱纠缠所有人。
信息不对称常常是令医闹者无明火起的原因之一；而难以沟通则为医闹危机埋下隐忧。
救活的病人跑了
关键词：秩序与责任
2008年夏天，一名智障青年在午睡前点了蚊香，不久，其家人发现屋子里冒出浓烟。青年被救出送到医院时已经昏迷，医生要求输液、吸氧，病人家属都不理会。最终智障青年再也没有醒来。事后，青年的家属反而大闹医院，说医生救治不力。
这就像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孕妇丈夫不签字致母婴双亡事件一样，有人谴责医生，“病人家属不理会、不付费，医生就不会先救治吗？”
周林从医生的角度，阐述了其顾虑。不是医生铁石心肠、见死不救，而是有各种各样的规定要求，在这些条例规定的框框里，执业医师签的每一个字，做的每一个动作，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的，没有谁敢感情用事。这也是医生的职业素质。
同时，虽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但医生却不是万能的。在医疗保障体系、社会救助制度、相关法制法规等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单靠医院、医生的一己之力，
不仅杯水车薪，而且往往难以为继。开了这个先例，今后类似的状况会源源不断。加上很多医生在实施人道救助后却自吞苦果，今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便更加左右为难。
普外科一位年轻的医生，值班时收治了120送来的一名重伤车祸患者，患者已经昏迷，身上也没钱。打电话请示医院领导，领导要求先抢救，于是医生签字从血库和药房拿血拿药，给病人做了手术，保住了性命。
两周后，病人可以出院了，但面对两万多元治疗费，病人说家里穷，没钱；而肇事者还没有抓到，赔偿拿不到；联系民政局，说病人精神正常，不是三无人员，不归他们管。
正在医生焦急万分的时候，病人跑了。按照医院的惯例，医生签字的费用就要从签字医生的工资里扣除。
医生每天接触的人形形色色，尤其是现在有些人闹医成为一种习惯甚至职业时，医生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无论医院领导还是科室负责人，每天都会在你耳边叮嘱，周林形容：“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但防范得再怎么严密，对于存心闹医的人来说，还是有很多空子可钻。或者那些人根本不需要什么空子，“只要是在医院死了人，就得拿钱来”。抬来时血都凝固了的车祸伤者不治身亡，在医闹口中，成了医院救治不力的结果。
这些图一时之利的医闹，威胁着医生安全的同时，也冲击着医生的信心。尽管医生们就业时曾经宣誓，为救治病人勇于承担风险，但在现实面前也难免畏缩起来。防卫性的治疗手段是一种比较安全的做法。为降低自身风险，有时候医生会对危重病情不敢接手，一般性治疗中穿插着各种检查、自愿性签字等。但在患者感到医疗效果欠佳、负担过重时，又加重了本已紧张的医患矛盾。
医患秩序中，双方各自的一些失范行为，令他们彼此相互防范，愈发疏离，理想的和谐医患关系似乎遥不可及。
突袭的巴掌
关键词：理解与被理解
周林的左小腿上绑着绷带。那是昨天值通宵班时，接诊多个急诊病人，跑来跑去，不小心摔的。“没有时间打石膏，护士给我拿这个先绷起。”周林解释道。
周林说，这种状态不是临时的。这几年，人们更加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加上农村推行医保后，来看病的人比以前增加了很多，病房楼道里随时都有加床。
“天天这样忙，没办法。”周林说，病人理解的话，还是很让人感动的，“像昨天看到我忙得都摔跤了，我的一个老病人跟我说：‘周医生，你这个样子忙，恐怕要少活10年哦。’要是病人不理解，又遇上那些暴躁的人，才郁闷”。
前两天，周林主治的一个病人，病情已经稳定，家属也了解了相关注意事项，于是在值了一个通宵班后，周林去休息时把手机关了静音。不料，白天，病人换了个陪护家属，新来的家属既不了解前期的治疗情况，又不信任值班医生开的药，非要找主治医生周林来。周林醒来看到十几个未接电话，了解情况后，先让护士去转告病人及家属，值班医生开的药是正确的。过了会儿，周林不放心，困意绵绵地来到该病人床前。
“你就是他的医生哇？”见周林进来，一位50来岁的大妈两步迈到她跟前，气势汹汹地问道。周林一下子被激醒，本能地回答“是”，“大妈”嗓门更高了：“你是咋个当医生的！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你都不接，有你这样的吗？！”周林不停地解释，对方不仅不听，反而愈发激动，一扬手，“啪”地一巴掌打在周林的左脸上。
周林一愣，饶是当着自己的众多病人，委屈的泪水还是抑制不住地流下来。
周林当警察的丈夫得知后，气愤难当地报了警。因情节轻微，最后也只有不了了之。
当然，很多时候，医生的麻木、粗暴，也伤害了病人。在他们眼里，病人就像流水线上的产品。殊不知，每个病人的病症，他为治病所能负担的费用，以及心态、认识都千差万别。病痛中的人们，不仅需要医生精准无误的治疗，更渴望一种春风化雨般的态度，一种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尊重。
以前，周林都不曾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总觉得太忙了，哪有时间好好跟病人讲病理嘛。直到她外婆住院时，她突然意识到一个病人家属的心情。“外婆今年上半年病危了，住进华西医院的监护室，我只能在外面看着，外婆的痛苦，让我心如刀绞。我突然一下子意识到，我成了患者家属。我想，如果我不是一个医生，如果我对外婆的病情一点不了解，这时候的我，是多么渴望医生再和蔼一点、耐心一点。应该所有的患者家属都是这样焦虑和无助吧，这时候，医生的一点点耐心，对他们都是多么重要的安抚”。
也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医患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互沟通、理解、信任，彼此真诚以待，而不仅仅是你付费我服务的一种冷冰冰的交易，也许医患关系会和谐一些。
一次次退让，让医院的软弱口耳相传，无疑会纵容现有医闹，“培养”潜在医闹。以至于医闹被看成一种商机，短短几年，就迅速形成“职业”，且呈“欣欣向荣”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
医闹频仍
◎文-本刊记者 王巧捧
曾经，“白衣天使”是对医生、护士亲昵的代称，他们是病人康复的依赖，是希望的寄托，是敬重的象征。
如今他们却不知道哪一天哪个患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人身伤害。他们成了医患关系紧张的受害者，时刻担忧被唾骂、被侮辱、甚至被攻击。
医生遭遇黑色六月
2009年的6月，似乎是医生的劫难月。当月，全国各地见诸报道的暴力医闹事件，其发生之频繁、性质之恶劣，令闻者无不愕然。
6月1日/河南武陟县妇幼保健院/一孕妇生产时发生羊水栓塞，抢救不及，不幸身亡。院长杨更林被死者家属强迫披麻戴孝、在亡者灵前磕头哭丧，直到被打得倒地不起。
6月8日/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一人民医院。一名被确诊喉癌近两年的19岁女孩，在该医院突然跳楼身亡。死者家属率众要求补偿不成，将院长打致肋骨多处骨折。
6月11日/武汉市江夏区疾控中心/当班护士朱雪英颈部被人砍伤颈部，抢救无效身亡。疑凶称两个月前朱雪英给他注射的狂犬疫苗是“毒血”致使他肚子疼。
6月16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因患者要求出具的诊断证明与医院诊断不符，医院拒绝出具假证明，患者母亲将一女医生连刺五刀。
6月21日/福建南平市第一医院/患者杨俊斌在该医院医治后死亡，患者家属组织大批人围攻医院、挟持医生，并将一名医生捅伤。最后却是由医院“补助”死者家属21万，同意不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
6月27日/福建三明市第一医院/一名患儿在该医院死亡，患儿父亲率众扣押当班的医生，该医生从医院的五楼跳到四楼的空调外挂机上，然后再跳到三楼的平台得以脱身。
6起医闹事件共造成近20名医务人员伤亡。而6月因此被称为医生的“黑色六月”。
这让近年来愈来愈严重的医闹问题，以波涛汹涌之势，严肃地摆在人们面前。
这些并非个案，而是近几年来医院的普遍遭遇。北京卫生法研究会秘书长张云林透露，据卫生部统计，在医疗纠纷发生后，有7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6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其中43.86%发展成打砸医院的恶性倾向。
本刊记者走访的四川省内3家医院，无不在近期遭遇过患者家属闹事的情况。一家医院内科住院部主任朱医生告诉记者，“最近我们科霉得很，一周遇到3起。还好都没有持续多久，在有关部门的调解下，能调解的调解了，不能调解的走司法渠道了。”
正说着，一间病房里传来争吵声，记者跟着朱医生快步走去，只见一位中年妇女正站在一位老人的病床边训斥护士，“都扎了3针了，你干啥子吃的！”朱医生替
护士解释，这位老人已经输液4天了，两只手上的血管都有些硬化，不好扎是正常的。
在住院部病房里，记者注意到病床上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朱医生介绍：“我们科室接收的都是病比较重的老年人，经常有死人的，在我们医生看来，都是尽力去医治了的，但很多时候只是家属接受不了，经常遇到来闹的。”朱医生一脸无奈地叹息，“没办法。”
“秀才遇到兵”？
相对医闹的嚣张，医院方则大多显出“秀才遇到兵”的无奈。
成心“闹事”的患者家属，以及职业医闹，抓住医院耗不起的软肋，不管有理无理，蛮横地拒绝鉴定、拒绝调解，聚众示威，甚至口出恶言、舞刀弄棒，挑明了说“给钱就走人”。
2008年，朱医生参与过一位孕妇的抢救工作。这位准妈妈本身有甲状腺心脏病，医生千叮万嘱不能怀孕，但要一个自己的亲生骨肉的愿望使她不听劝阻，冒险一试。孕妇及其家属郑重地签下了责任自负的保证书。结果在生产时，孕妇心脏病发，没有抢救过来，连孩子也没保住。
眼看着一个新生命就要降世，却这样不幸母子同夭，朱医生和所有参与抢救的医生都心情沉重，尽管自己已经尽力。然而事情的发展还是出乎医生们的预料。死者丈夫不知从哪里聚集了40多人，让医院“给个说法”。其中有个光头叫嚣最凶，额角上一道刀疤，后腰上别着一把匕首，自称是死者的兄弟。
“结果我们查出来，这是个刚从监狱出来的人。”朱医生说。
这种情况，就明摆着是要钱了。医院在解释无效的情况下报了警。但警察到场后，对医闹也无可奈何。
警察看到家属伏尸痛哭、情绪激动，害怕处置不当承担责任，往往畏手畏脚，只能劝离。
主管部门卫生局要求：“医生护士要体现觉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避免激化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同时指出可适当人道补助死者家属，总之尽一切可能尽快平息事态。
有些病人来医院就诊，看到这阵仗，转身去了别的医院，一天下来，医院就损失10多万元的收入。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有人对“这家医院医死了人”的谣言偏听偏信，那今后医院将何以立足？
如是数日，医院心力交瘁，再也承担不起经济上和声誉上的损失，经讨价还价，以赔偿死者家属6万元了事。
在医生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一些医院不得不八仙过海、各展神通，其措施五花八门，让人啼笑皆非。有请警察作副院长的，有聘请会武术的医生的，有医生护士戴头盔上班的，有给医院安装电子眼和暗门的，甚至有找黑道以黑治黑的。但这些躲、防的办法，归根结蒂是被动的，有的甚至是违规的，衬托出医院的无奈和无力。
一次次退让，让医院的软弱口耳相传，无疑会纵容现有医闹，“培养”潜在医闹。以至于医闹被看成一种商机，短短几年，就迅速形成“职业”，且呈“欣欣向荣”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
退而明哲保身？
医院一时的退让，让医闹们难免有种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快感，但他们真就可以偷着乐了吗？
医闹的存在，让医院时时自危。医生在救治病人时所天然承担的风险，此时却显得那么沉重。这促使医生们在治病救人时更加谨慎、更加认真细致外，也让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此一来，面对高风险的的治疗对象，医生们还能那么气定神闲吗？面对那些曾经闹医的人群，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医生，内心又该充满怎样的纠结？
朱医生讲述，他们医院前年遇到一位农村产妇，生下一名有先天性缺陷的婴儿，几天后婴儿未能挺过危险期，“农村里一个村子里的人都很熟，家属回去一下叫来几十口人，在医院打的打砸的砸……”朱医生压低嗓音说，医生们都气得很，私下里说，“以后谁还敢接他们村的病人？”
朱医生们也许说的只是句气话，但河南郑州一名职业医闹张某，却真实地遭遇了医生因医闹不敢做手术的情况。眼看着自己老父亲被病痛折磨的痛苦，这深深地触动了他，以至于有着两年“闹龄”的他毅然退出了这个行业。
据人民网报道，2007年4月20日，张某父亲得了股骨头坏死，急需做手术。孝顺的张某陪父亲到省里一家知名医院，但医生建议他们转院。医生说，这项手术本来是他们医院的强项，但去年一名患者手术后死亡，患者家属找了医闹来“闹医”。虽然根本不属于医疗事故，但医院赔了10多万元才了事，事后，医院处罚了主刀医生和麻醉师。又受气又受罚，主刀医生不愿再做这样的手术，麻醉师则提前退休了。 一边是70多岁的老父亲整天喊痛，一边医生却因为害怕医闹不敢做手术，张某终于明白，医闹们的做法就像是到处挖坑，早晚有一天会把自己栽进去。
在福建南平事件的后续发展中，我们就清晰地看到了这种“后遗症”。由于医闹人群来自该市杨厝村，不久后，杨厝村一位12岁的小女孩到事发医院做脚部手术，医生直接说：“回去问问你们村里人都做了什么。你们村里人的病我们看不了，去省里看吧。”
尽管医生们这样做是消极抵抗，是软报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也有几多无奈。
近年来，医患双方始终在这样一种信任缺失的状态里痛苦循环，而医闹使医患关系雪上加霜。
文-本刊记者 王巧捧
医闹惯用造势手段：停尸医院，高举条幅，聚众哭闹。其吵吵嚷嚷的声势、哭哭啼啼的场面，已经是无言的广告。加之不断向路人散播医院治死人的“恶迹”，难免有不明真相的群众被误导，给医院造成恶劣影响。
医闹行为的日嚣尘上，从最初的带有维权性质，到现在的不问青红皂白，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反感和谴责。诸如福建南平市第一医院的医生抗议医闹时，周围群众得知真相后，深表同情，自发给静坐的医生送水。
真相大白时公众的深明大义，与不明真相时的群体骚动，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否会为各地处理医闹事件提供一点启示？
软执法危及长远
医闹行为，掺杂着太多过分的利益诉求。不少医闹者目的就是以“闹”谋钱，一口咬定“赔钱就走人”，这已明显是在挑战法律界限了。但地方政府在处理医闹行为上却举棋不定。
自去年以来，贵州瓮安、甘肃陇南等地，发生了一些由小事情偶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其影响之恶劣，令各地政府心有余悸。且当地政府受到的问责，更是令各级领导干部时时自危。
医闹事件中，患者方往往被归为弱势一方，闹事者也往往强调自己的弱势地位，无论是“我们不懂医，鉴定了也听不懂那些医学术语”，还是“鉴定有个屁用，还不是医医相护”，都成为医闹者破坏社会秩序的借口。弱势一词，成为医闹者的护身符、法律的约束似乎也无能为力。
因此，一旦出现医闹行为，因害怕强硬手段激化矛盾，引发大规模涉政群众性事件，地方政府一般不敢采取法律手段惩治违法医闹者。为了顾全稳定的“大局”， 通常在“以人为本”的托辞下，建议医院以“人道救助”等名义给予闹事者一定补偿。
这样做保住了一时的“大局”，却失去了控制事态发展的主动权。像福建南平处理6·21医闹事件，医闹凶则倒向医闹；医生抗议，又倒向医生。这不是法制政府应有的做法，政府威信大大受挫。何况，这不仅仅是南平一个地方的应对之策。
如是，医闹日益猖獗。从长远来看，经济赔偿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执法从软削弱法律尊严，医闹成风扰乱社会秩序……种种社会负面影响，像滚雪球一样积累，一遇导火索就大面积燃烧起来。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于兆波指出，偏面强调向弱势群体倾斜是有局限性的，它可能导致政府公权力的滥用。保护弱势群体，可以在立法时向弱势群体倾斜，但在执法时，应该体现法律面前公民人人平等。过度保护可能会导致反向歧视。明明触犯了法律的行为，却被权力“放过”，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折射了权与法之间的一种尴尬处境。
法律的引导力量
医闹之所以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蔓延，很大程度上缘于对非法获利的追逐。依法打击医闹，不仅将斩断医闹们非法获利的妄想，而且相应的法律制裁，对非法医闹们的引导作用，不言而喻。
长久以来，医闹群体仗着法难责众，越来越嚣张。从最初的十几数十人，到现在动辄上百人；从围堵医院破坏就医环境，到围攻医生实施人身伤害。殊不知，作为临时凑合的混乱组织，医闹群体实际上很盲目，也很脆弱。为着各自的金钱利益，他们聚在一起。大部分追随者只是像打工一样，出一天工挣一天钱而已。如果发现警方动了真格，不仅钱挣不到，还可能被拘留，没人会愿意干这“赔本生意”。
此外，对于领头闹事的患者家属，也需要表明立场。引导患者家属走合法渠道解决医疗纠纷，不仅是规范医患秩序的必须，同时也是对患者家属的一种保护。社会上不明身份的医闹者，如果处理不当，反而会给患者方带来无法预料的麻烦。
2007年7月22日，一孕妇在广东南海松岗医院分娩时，并发“急性羊水栓塞”，孕妇和婴儿死亡。事后，死者丈夫杨某带人连续3天围堵医院，要求医院赔款100万元。在院方没有答应的情况下，杨又联络100多人冲击医院。接到报案，南海公安分局出警拘捕170多人，其中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杨于是回到法律轨道上，起诉医院。但杨当初率领冲击医院的人，绝大多数是雇来的职业医闹。这些人既没拿到钱，还被警方拘留，因此三番五次向杨逼债。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因此，依法处理医闹，尤其要对职业医闹以及混迹其中的黑势力进行坚决打击。
中国政法大学刘鑫副教授建议，公安机关应该建立“医闹”黑名单，在一些事件中发现“职业医闹”并记录在案，为今后治理“医闹”事件、防止事件升级奠定基础。
来源： 廉政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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