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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生、老、病、死，人生百年，全在其中。而哪一样又离得了医生？所以，人人都在医患关系网里。医患纠纷，从未间断，随着患方与医方纠纷攻防的强弱转换，大有从民事经济纠纷走向群体性政治事件的危险。
医闹何以横空出世
◎文-本刊记者 王巧捧
全国各地频繁上演的医闹事件，引起众多思考和讨论。这么多地方，在同一问题上，不约而同地发生类似的群体失范行为，又该是出于怎样深层次的原因？
医患信任丧失的火山隐忧
2006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天价药费事件，被国人赋予标本意义。74岁的患者翁文辉，在哈医大二院住院67天，花费550万元。盐水曾经一天用了106瓶，再加上葡萄糖、血，约合200瓶瓶装水；胸腹水常规检查，在翁文辉去世后还出现了两次。事隔3年，重新回顾这一事件，其震撼效果丝毫不减。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还是全国著名的三级甲等医院。
医疗改革以来，为了创收，各医院纷纷“高招”频出，科室承包、高收费、乱收费、过度医疗、药品回扣等等，关于医疗腐败的诸多报道不绝于耳，一次次考验着人们承受力。
甚至连很多医院内部人都看不下去了，纷纷出面揭发。来自医院内部的爆料，信息更触目惊心，也更有说服力：有的医院规定，开药、检查、收治病人等等都与医生收入挂钩，检查项目中可以提成。因此，大多数医生无论出于自愿或是无奈，想要出淤泥而不染都很难。
药品回扣的存在，使得医院的零售价动辄比市场药店高出数倍。有些医院通过治理，公开了药品价目，但人们拿到手里的处方药费仍然居高不下——“聪明”的药厂给药品换个马甲，价格就可翻上好几番。而高价药充足的回扣空间，令其长兴不衰。
于是，能用普通药的用进口高级药，一两种药能治好的，开出了四五种药，甚至还会鼓动病人做不必要的检查、手术……因此老百姓看一次常见普通病花个几百元上千元就成了寻常事。
在医疗保障体系还不能福泽全体人民的时候，医药暴利让一些有重症病人的低收入家庭倾家荡产、债台高筑。即使普通人偶尔就医，也对一次小病的药费咂舌不已。
类似的事情，几乎每个人都能数出自己或者身边人遇到的类似事件：
2008年，成都符先生的母亲患癌症进入该市某知名医院治疗，出院时，胡先生仔细查看了近两万元的医疗费用账单，发现有一千多元的药品是根本没有使用过的。医院在退款时表示，电脑是根据某种病情自动打印费用清单的。
小张肚子疼，来到附近的社区医院检查，医生简单询问后，开出了输液单，连续5天的葡萄糖，费用竟达500多元。
就医难、就医贵，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医疗腐败的最终埋单者。医疗腐败的存在，让人们时刻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人，侵蚀了社会信任的基础。出于这种心理，人们能不对医院、医生产生抗拒和防范吗？医患关系在种种医疗腐败的传播中愈加紧张。
诚然，中国公立医院原本应是非营利性机构，但政府财政补偿不足，医院不得不拿公益性的机构搞创收。当公益与效益这一对矛盾体相遇时，必然有一个受伤。
而医院、医生作为这一体制最具体的代表，体制压力下的直接操作者，刚好是人们看得到、够得着的现实对象，因此，一旦发生一点医疗纠纷，那就像积怨已久的火山口终于找到了火药引子……
渠道对比后的趋利选择
当然，医疗纠纷，本也有合法的解决之道。《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就给出了三种指导性的处理方式：一种是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一种是直接诉诸法律；一种是通过医疗鉴定来判断责任。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医疗纠纷中的患者方越来越多地选择聚众闹医的极端办法。而最令人纠结的是，这往往是出于现实利益的最佳选择。
衙门作风、效率低下，成为横亘在司法渠道上的障碍。在医疗纠纷诉讼中，人们渐渐发现，这一文明的武器，在漫长的程序中，耗费的时间、金钱，有时候是已经在治病中耗尽钱财的家庭所不能承受的。
大庆市直属机关电梯工陈桂芹在大庆油田总医院接受开颅手术时，因手术室中途停电半小时，导致陈桂芹成了准植物人。9年后，当时手术中的医生都出面作证，这起医疗事故情节明了，但6年过去了，医患双方在反复上诉中，仍没等来最终判决。
医疗纠纷中，像这么情节明了、有多名人证的情况实在太少。医疗纠纷中涉及到的问题，大多专业性很强，取证困难，诸如已经完成的手术难以对手术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评估取证。审理中，大多数法官又没有医学方面的专业背景，很难就专业方面提出观点，其最主要的凭据还是医疗事故鉴定。
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主要有卫生行政机关和各地医学会，有时候也会由不同医院之间相互交叉鉴定。无论哪种鉴定主体都难以让人信服。卫生行政机关与医院的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为“老子”与“儿子”；医学会成员与医院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医院之间交叉鉴定，即使不念在同业关系，也会因风水轮流转，害怕万一哪一天鉴定方落到被签定方手上，而难以秉公行事。
不管这里有多少推理的因素，但普通百姓的不信任，加上有时候出不起鉴定事故的费用，直接导致这套方案被一些患者弃用。
医患之间的自行协商，如果事故明显成立，医院倒有可能放下架子，祈望息事宁人。但大多数时候，事故经认定尚且困难，在自行协调中，又怎能轻易协商得出个子丑寅卯。
记者采访的一位律师，曾接手过一件医疗事故维权案，考虑到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没有注意收集证据，目前取证困难，与医院对簿公堂的话，胜算的把握也不大，
而院方确实有一定过错，给病人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因此律师想为病人申请调解。但医院相关负责人均避而不见，无奈之下，律师授意病人家属组织亲戚及
乡亲三四十人，到医院静坐，结果医院负责人迅速出面，并答应了患者家属的绝大多数合理要求。
这种巨大反差，真让人哭笑不得。对比下来，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哪种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普通百姓无钱无权无势，他们对哪种方式有效最敏感，而且现实。何况，闹的方法，成本低、见效快，还有点出恶气的感觉。
专家称之为，“在公力救济和社会型救济不足、个人严重质疑医疗过程和效果时，患方采取的近似于‘报复’性质的私力救济”。
“花钱买稳定”思维的助推效应
有研究发现，在2000年至2006年全国各地的100件医疗纠纷中，几乎都存在患方向医方发起的暴力行为，其中99例为患方的单方面暴力。而医方的姿态多为回避、忍受，力求避免与患方发生正面冲突和暴力对抗。
一内科住院部临床医生朱睿(化名)对记者说，在医患冲突出现的时候，院方只有责任向患者指明道路——患者家属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最恰当的。至于患者家属要怎么做，院方是管不了的。如果闹得超过了法律、人情、社会道德所能容忍的范围，那也应该由相关部门出面，按照相关规定，对其进行相应处置。
但警方、甚至政府部门的出面，并不像医院希望的那样。在大多数医闹事件中，人们明显感到医院甚至警察、政府部门的无力。2009年6月，福建南平医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福建南平医闹事件之所以闹到举国皆知的地步，与警察、政府部门一味忍让不无关系。
大批警察来到南平市第一医院，却始终只是“待命”，“维持秩序”。在警察“待命”的情况下，医务人员只有自己冲进去救被围困的医生，而后在冲突中一名医生身中6刀，10余名医生、护士不同程度被砍伤。
最后，市政府经研究决定，责成医院赔款21万元，不追究双方任何责任。这一事件的反向激励效应不言而喻。
朱睿说，他们医院遇到类似的医闹事件，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也是这种态度。“向卫生局报告后，卫生局反而总是向医院施压，让尽快赔款了事。”
政府部门在处理医闹事件上的顾虑，从南平市延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宋建喜的话中，也许可以窥见一斑。宋建喜说，“总的原则，就是绝不允许因为处置不当引
发更大的矛盾。将医患间的纠纷，转变为患者家属和公安机关甚至政府的矛盾”。
2006年，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声明，“医闹”是一种违法行为，它严重扰乱了正常医疗秩序，卫生部对此坚决打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也有规定：“以
医疗事故为由，寻衅滋事、抢夺病历资料，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依照《刑法》关于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但群体性事件就像悬在所有地方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地方政府在处理医闹事件时总会束手束脚，有时候甚至不惜牺牲医院利益，唯求尽快平息事态。如是，医闹事件非但未见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种种羁绊之下，医方节节退让，医闹们频频得手。这种逻辑的传播，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在遇到医疗纠纷时，起而效仿医闹，而不是去走合法途径维权。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更是从中看到商机，挑拨医患矛盾，无理也要闹三分，牟取非法利益。
医闹，就像是一种社会病症，是社会机体问题的一种爆发、一种预警，如果不及时“医治”，恐怕会让病情不断加重。
抬尸大闹医院、打伤医生、软禁院长……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医疗纠纷愈演愈烈，发展到“暴力索赔”，还滋生了一个全新职业——医闹。
医闹者固然可恨，但他们并非凭空而来，从周建辉这名职业医闹身上，也许我们可以反省更多的东西。
文-岳勇
周建辉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职业医闹。
妻子猝死，“闹”出赔偿
今年33岁的周建辉是湖南邵阳人，年轻时他曾在家乡一所乡卫生院做过临时工，被解聘之后，南下广州打工。他先是在越秀区解放中路一家黑诊所里当冒牌医生，诊所被查封之后，他又改行当了一名“医托”，每天在火车站和几家生意红火的大医院门口转悠，伺机给几家地下黑诊所拉生意。
2006年9月5日晚上，周建辉的妻子姚兰患了重感冒，咳嗽并伴有咯血，到附近一家小有名气的民营医院治疗。医生诊断为支气管扩张，经过住院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但到了凌晨两点多钟，姚兰忽然唇甲绀紫，浑身发抖，呼吸困难，出现咯血窒息的先兆。主治医师对周建辉说：“病人得立即进行抢救，你赶紧去补交抢救费用吧。”可是等周建辉交完钱回来，妻子却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早上7点多钟，给远在邵阳老家的父母亲及岳父岳母打完电话，周建辉渐渐冷静下来，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妻子咳嗽咯血，并非不治之症，而且经过院方初步治疗，已有明显好转，可为什么会突然恶化？而且他刚离开病房不过十来分钟，妻子就……凭着他做过几年“黑医生”的职业敏感，他猜测这里面一定大有问题，说不定还是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
他找到院方领导，要求查看和复印妻子的病历和诊疗记录，但遭到拒绝；威胁去做医疗事故鉴定，院方不屑地回应：“要做鉴定你自己去，要告状你尽管去告，咱们不怕。要我们医院赔钱，连门都没有。”周建辉见院方如此有恃无恐，心中也没了底，只好悻悻地退了出来。
中午时分，一些在附近打工的亲戚和老乡听到消息，都陆续赶到医院。周建辉把妻子的死因说了，大伙都觉得冤枉。一个老乡站起来气愤地说：“治死了人还不赔钱，这家医院也太黑了。人命关天，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一不做二不休，咱们干脆把嫂子的尸体抬到医院里闹他一闹，他要是不赔钱，咱就不走了。”“对，医院不赔钱绝不善罢甘休。”人们群情激愤。
周建辉带头在医院里拆了一块木门，从太平间把妻子的尸体抬了出来，径直放到医院门诊大厅中央，在门口摆了花圈，男男女女三十几号人，哭的哭闹的闹，还拉起一条醒目的横幅：“还我妻子，还我公道”。
医院负责人和几名保安想走过来制止，但一看到死者家属个个情绪激动，甚至有人手中还掂着铁棍，谁也不敢上前自讨苦吃。打电话叫来警察，可警察一看死者尸体就摆在眼前，况且人家一没动武二没骂人，也没什么理由抓人。警察也没辙，走了。
第二天，周建辉的父母及岳父岳母都从老家赶了过来，也加入了闹事的行列。自从把姚兰的尸体抬到门诊大厅开始，就引来医院内外不少人围观。周建辉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大喇叭，声泪俱下，一遍又一遍向围观群众控诉医院的“罪行”，竟引得不少人发出同情的唏嘘声。只闹了两天，医院就信誉大跌，病人锐减。
到了第3天，医院再也顶不住了，只得赔偿死者家属4万块钱了结此事。为了感谢老乡们的帮忙，事后周建辉请大伙大吃了一顿，还每人发了50元“劳务费”。
在没有明确责任的情况下，周建辉闹得了赔偿，这固然于法理有些不通，但周建辉在最初并没想到用闹的方式解决。他在发现疑点时，只是想查看病历，这是合情合理的维权办法，而医院的断然拒绝和趾高气扬，让死者家属难以接受。
很大程度上，医院前倨后恭的反应让周建辉初尝甜头。
帮人“闹医”，发现商机
周建辉回邵阳老家处理完妻子的后事，再回到广州，时间已经是2006年10月初了。他重操旧业，继续做“医托”。可这段时间正逢医疗市场大整顿，报纸电视到处都在提醒患者注意提防“医托”，以免上当受骗。周建辉的“生意”一落千丈。
11月的一天，周建辉在一家医院里转悠了一上午，也没找到一个下手的目标，他信步溜达到医院后边，看见太平间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一对50来岁的夫妇，正在抱头痛哭。
他上前一问，得知这对夫妇是湖北恩施人，男的叫马庆元女的叫李秀青。他们的独生儿子马斌，本来在广州一家家具厂打工，两天前马斌突然肚子痛，与他同厂打工的叔叔马跃华忙把他送进医院。医生检查说是急性阑尾炎，得马上进行手术。马跃华代表病人家属签了手术同意书。谁知马斌被推进手术室不久，医生便出来说他的病情起了变化，得马上组织抢救。又过了半个小时，医生出来说马斌已经死了。
马庆元夫妇惊闻噩耗，连夜坐火车从家乡赶到广州，可他们看到的只是儿子冷冰冰的尸体。马庆元在家乡做过乡村教师，有些文化，知道阑尾炎切除手术并非什么大手术，怎么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儿子就死在了手术室呢？马庆元当即要求查阅儿子的病历和诊疗记录，医院倒是爽快地答应了。可老马却发现儿子的病历和诊疗记录上到处圈圈点点，至少有十几处篡改的地方，老马顿觉蹊跷。他要求院方给个说法，医院不予理睬。
马庆元垂泪说：“我们准备先请专家做个医疗事故鉴定，只有拿到鉴定书，才有证据告医院。”但是，马庆元夫妇把家里全部积蓄都带来了，除去车费还只剩1000多元。周建辉摇头说：“你们这点钱申请鉴定都不够。而且就算你们做了医疗事故鉴定也不一定有用，医学会组织专家鉴定，一个地区的医师基本上师出同校同门，或是同学，或是校友，今天你给我鉴定，明天我给你鉴定，大家互相都有求于彼此，所以通常会‘手下留情’，违背学术良心做鉴定结论。”
听了周建辉这番话，马庆元夫妇顿时面面相觑。看着老两口那凄惨的面容，想起不久前妻子的遭遇，周建辉顿生愤慨之情。他对马庆元夫妇说，自己愿意为他们追讨6万元赔偿，事前不收一分钱，如果要到钱了，则提一成的“劳务费”。马庆元夫妇当即点头同意。
此时，周建辉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是一条发财之路。马庆元家与周建辉的遭遇类似，医疗过程中的疑点以及医院“店大欺客”的傲慢，让同病相怜的他产生义愤之情。这时他提出帮忙索要赔偿，还多少带有些同情和仗义的意味。
周建辉立即忙活起来。他打电话叫来二十几个老乡，统一穿着孝服，以死者家属的身份，将马斌的尸体抬出来，放在医院门诊大楼门口，由一帮女老乡带头哭丧，男老乡则手举讨还公道的横幅静坐示威。晚饭时分，周建辉自掏腰包买来盒饭，分发给大家。
医院派人出来制止，周建辉使个眼色，马庆元夫妇立即扑上去死死拖住对方，一把鼻涕一把泪，哭闹不休。几个老乡假装上去劝说，实则暗捏拳头，将对方二人一顿好打。对方吃了暗亏，灰溜溜走了。
半夜时分，哭闹的人员精疲力竭，纷纷打起瞌睡，周建辉又不知从哪叫来一帮来路不明的道士，在大门口摆开架式，做起道场来。
半夜三更，锣鼓喧天，在医院住院的病人受不了折腾，纷纷向院方投诉，把医院几个值夜班的医生和领导搞得焦头烂额。
第二天一大早，医院就派了一位姓张的副院长来跟周建辉谈判。
周建辉把张副院长拉到一边商量赔偿问题，开口要10万元。张副院长摇头说：“不行，院长交待了，最多赔8万，一次性了结。”周建辉当即答应，但要求死者后事一切费用由医院出。
他很快从医院财务科领到了8万元赔偿，2万元揣入自己的口袋，6万元交给马庆元夫妇。马庆元夫妇说了不少感谢的话，又依约给他付了6000元“劳务费”。周建辉立即让人协助马庆元夫妇将马斌的尸体送到火葬场火化。清场完毕，他给每位参与人员发了100元辛苦费，加上前期买孝服盒饭等，一共开支3000多元。
医闹一族，渐成气候
这之后不久，周建辉又牵头组织人员帮人“处理”了一起因医生用药不当而致残的医疗纠纷，从中赚取了1万多元的“劳务费”。头脑精明的他渐渐发现，干这种活儿可比他当冒牌医生当“医托”赚钱多了。广州有大小医院上百家，国营的民营的，几乎每天都有医疗纠纷发生，“职业”前景广阔。
周建辉索性干起了“专职医闹”，印了许多有“医疗纠纷处理顾问”等名号的名片，在熟人老乡中广为散发。自己则天天在医院手术室、妇产科、心脏外科等高风险科室甚至太平间门口溜达，四处寻找目标，一旦发现有病人死亡，就主动上前与死者家属搭讪，借机招揽生意。2007年2月和3月份，仅两个月时间，他就接了4宗“大生意”，一下就赚了5万多块。
为了方便开展“业务”，周建辉干脆组织成立了一个“医闹团”，约有“团员”50人，大多是一些没有固定职业的老乡熟人。
周建辉和几名机灵的“业务员”每天都在各家医院里转悠，一旦招揽到生意，立即电话联系或直接找到“团员”住所，根据需要召集一定数目的人手，都以死者家属的身份披麻戴孝，或聚集在医院门口静坐示威，或在医院里拉起横幅要求赔偿，或将死者尸体抬到医院门诊大厅扰乱就诊秩序。有时为了给院方施加压力，周建辉还派人假扮记者，扛起摄像机装模作样地拍来拍去。
一旦赔偿到手，他再按12%～15%左右的比例提成。如果他与医院的谈判结果超过了患者家属要求的金额，超过部分则全部装入自己腰包。拿到提成后，他再按每人每天100元的标准给手下“团员”发“工资”。一单生意做下来，最少也能“赚”个几千元。
但是做这样的生意也并非全无风险。2007年9月的一天，周建辉聚集一帮人在白云区一家民营医院索要赔偿。因为不久前该医院才被他带人闹过一回，所以院方也是憋了一肚子火。交涉过程中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周建辉一怒之下竟将对方一位儿科主治医师的鼻梁骨给打折了。结果赔偿没要到，周建辉还因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被拘留10天，罚款500元，给受伤医师赔付了1800多元医疗费。
自此以后，周建辉为了减轻“行业风险”，决心做一个“懂法”的“医闹”，一般情况下不动手打人，就算有时为了形势需要拿出刀子匕首来，也只是吓唬吓唬对方，并不真的动手伤人。主要派一些妇女甚至是孕妇来哭闹，拉扯纠缠医生，这样就算院方打电话叫来警察，也拿他们没办法。这样折腾个三两天，医院受不了，最后只好跟他们私了。
周建辉的“医闹团”在广州打开市场之后，生意非常火爆，还有不少索赔无门的患者家属看到他的名片主动上门联系，几乎每月都有生意可做，忙的时候一个月竟能闹上四五回。到2008年6月，周建辉当“医闹”头目刚刚一年多时间，就已经赚了近40万元。
但是好景不长，2008年9月2日，周建辉到一家医院代人索赔时，中途拿出匕首威吓院方人员，结果在推搡过程中误伤对方一名女医生，把人家的右眼给刺瞎了。因涉嫌故意伤人，周建辉被刑拘了。
周建辉的“事业”随着他被刑拘戛然而止，但令人担忧的是，周建辉后继有人，目前广州已涌现出不少“医闹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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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3 2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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