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敦煌遗书《法要》探讨张仲景经方之源
以敦煌遗书《法要》探讨张仲景经方之源张永文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南京 210029)
本文所要讨论的经方,是专指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中所载的方剂。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下简称《法要》)中多次提及南阳张机及其著作《伤寒杂病论》,并载方51首,其中许多方剂虽名与张仲景经方有异,但组成及主治多有相似,兹参阅遗书《法要》,对张仲景经方之源提出管窥之见,以抛砖引玉。
1 敦煌遗书《法要》简介
敦煌遗书《法要》为敦煌遗书中极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保存较完善,内容中记载着大量久已失传的中医古籍内容,如《桐君药录》、《汤液经法》等,书中所载的内容在历代均无流传、无记载、无刊行,故实非后人妄纂附凤之作。《法要》书名下加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实非陶弘景本人所作,乃后人集其说而成,其人为尊陶弘景托其名而成。其成书年代大约在陶弘景之后至隋唐之间。晋以前之道书、兵书、方使书等技艺类书多以“诀”命名,示其言简意赅也,本书以“辅行诀”名之,亦取此意。
2 敦煌遗书《法要》对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记载《法要》中记载:商有圣相伊尹,依《神农本草经》及《桐尹采药录》,撰《汤液经》三卷,其载方360首,上品上药、中品中药及下品毒药,各120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而《法要》中实载方51首,其中五脏及心胞病大小补泻方各1首,共24首,五脏泻方5首,五脏补方5首,二旦及六神(实为四神)汤大小各1首,共12首,开五脏窍方5首。由此可见,《法要》的作者的确目睹了《汤液经法》,且将其中的60首方剂记载了下来。《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内载医经7家,经方11家,而经方11家中有《汤液经法》32卷。《法要》还云:“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
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者咸尊奉之。”然经方“其方意深妙,非俗浅所识,缘诸损候,藏气互乘,虚实杂错,药味寒热并行,补泻相参,先圣遗奥,出人意表。汉晋以来,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存、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故据《法要》记载,张仲景之经方,当以《汤液经法》为蓝本,参照二旦、六神
大小汤而成,并且“后学者咸尊奉之”,也就是后人将张仲景之《伤寒杂病论》称为方书之祖。然张仲景之方“其间增减,虽各擅其异,或致新效,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有园之规矩也。”指明张仲景之方随证加减,增加新效,扩大治疗范围,但仍不失经方之制也。
3 《法要》与《伤寒杂病论》中相同的方剂《法要》与《伤寒杂病论》方药相同或相近的方剂共有18首,且大部分(特别是二旦、六神汤)与《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之经方在组成、药量、主治、用法及加减变化等方面基本相同,只是方名有异。
3·1 五脏补泻汤与仲景经方相同的方剂其小补心汤与张仲景之栝楼薤白半夏汤方剂组成相同,主治亦同,惟煮药张仲景用白酒一斗,此用
白浆一斗;大补心汤与张仲景栝楼薤白半夏汤组成及主治相同,小泻心汤与张仲景泻心汤组成相同,用法“以麻沸汤三升,渍一食倾,绞去滓”。小泻脾汤,《法要》中治“脾气实,下利清谷,里寒外热,腹冷,脉微者方”。此方与张仲景四逆汤组成相同,但此方主治“脾气实证”,实则一派脾气虚寒之象;小补脾汤与张仲景之理中丸组成、主治及加减法均相同;泻心汤与张仲景干姜黄连黄苓人参汤用药相类,惟多一味甘草,主治“救误用清下,其人阳气素实,外邪乘虚陷入,致心下痞满,食不下,利反不止,雷鸣腹痛”;泻肾汤与张仲景之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相类,只多一味生姜,主治“救误用汗法,其人阳气素虚,致令阴气逆升,心中悸动不安,冒,汗出不止”;建中补脾汤组成及主治与张仲景小建中汤相同。
3·2 二旦、六神汤中与张仲景经方相同的方剂小阳旦汤方药组成、主治与张仲景桂枝汤相同,服药法略粗于张仲景之法,“上方,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温服取一升,服已,即啜热粥饭一器,以助药力,稍今汗出,不可大汗淋漓,汗之则病不除也。若不汗出,可随服之,取瘥止。日三服。若加饴一升,为正阳旦汤。”正阳旦汤即张仲景小建中汤。大阳旦汤即张仲景黄芪建中汤加入参,治“凡病汗出不解,气息,身劳力怯,恶风寒,腹中拘急,不欲饮食,宜此方。”大阴旦汤与小柴胡汤相似,只多一味芍药,而其主治亦同;小阴旦汤即张仲景黄苓汤加生姜,其证治与黄苓汤相近;小青龙汤主治及方药与张仲景麻黄汤相同;大青龙汤与张仲景小青龙汤主治及方药相同;小白虎汤即张仲景白虎汤,其方药组成、主治及服药法均相同;大白虎汤即张仲景竹叶石膏汤,主治相同,仅此方用生姜,张仲景用人参;小朱鸟汤即张仲景黄连阿胶汤,“治天行热病,心气不足,内生烦热,坐卧不安,时下利纯血,如鸡鸭肝者。”小玄武汤即张仲景真武汤,主治及方药皆相同,因唐避玄宗之讳而改玄武为真武;大玄武汤治“肾气虚疲,少腹中冷,腰背沉重,四肢清,小便不利,大便鸭溏,日十余行,气力弱者。”组成即为张仲景真武汤与理中汤之合方。
总括以上18首方剂,与张仲景经方有诸多相似之处,只是方名相异,特别是二旦及六神汤12首方剂中,有11首方剂与张仲景经方相似。这正应《法要》所云:“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之语。张仲景之桂枝汤啜热稀粥法、麻沸汤渍服法、白虎汤及和解的小柴胡汤等,皆非其所独创,《汤液经法》中早已有记载,这说明《伤寒杂病论》源于古佚书《汤液经法》。张仲景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并在医疗实践中逐步发展和丰富了《汤液经法》中诸多方剂的内涵,扩大了其主治范围,从而形成了所谓的经方。至于方名的改变,或谓张仲景为避道家之讳,或谓是历代传抄之误。从方药组成上可以证明,张仲景之《伤寒杂病论》是以《汤液经法》为蓝本而成,而经方实则源于《汤液经法》,通过《法要》可再现《汤液经法》之原貌。
4 历代医家对张仲景经方之源的认识晋·皇甫谧《甲乙经·序》中曰:“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张仲景论广伊
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张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宋·林亿等《伤寒论·序》中亦云:“夫《伤寒论》盖祖述大圣人之意,诸家莫其伦拟,故晋·皇甫谧序《甲乙针经》云:伊尹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是张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元·吴澄《活人书辨·序》中说:“汉末张张仲景著《伤寒论》,……而《伤寒论》即古《汤液经》,盖上世遗书,张仲景特编纂云尔。”从以上医家的论述可推论出张仲景经方的确来源于伊尹《汤液经法》,而伊尹《汤液经法》又来源于《神农本草》,他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再来看看张仲景自己是怎么说的,张仲景在自序中说:“感往昔之沧丧,伤横矢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为何张仲景序中未见《汤液经法》之书名,而历代医家都认为张仲景之《伤寒杂病论》确源于《汤液经法》,究其根本,盖一书有两名,张仲景序中所提到的《平脉辨证》可能即为古佚书《汤液经法》。观张仲景序中云:“并《平脉辨证》”,这个“并”字足以说明
《伤寒杂病论》是以《平脉辨证》为基础,结合《素问》、《九卷》等书而成,也就是以《汤液经法》为蓝本而成的。
5 结语
《法要》一书中,较完整地保存了《汤液经法》的一些学术内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对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经方的来源,有明确的记载。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流传至今,期间经过传抄、失散、校正已历800多年,书中传抄之误或编著者之语被作为原文的可能是存在的。而《法要》藏于敦煌藏经洞中,未经过流传,未经过校正,因此较好地保存了该书的内容,从中可窥已佚古书之原貌,故该书值得现代医家潜心研究,以期能将其中的学术思想及其基本理论融入现有的中医基础理论,以丰富现有理论。
[参考文献]
[ 1 ] 丛春雨.敦煌中医药全书.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116.
[ 2 ] 朱章志,李赛美.经方临床应用与研究.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22.
《辅行诀》五脏病症方组方法则探微
《辅行诀》五脏病症方组方法则探微———经方配伍法则的新发现
★ 徐浩 张卫华 (成都中医药大学2002级硕士研究生 成都610075)
★ 指导:杨殿兴 翟慕东 (成都中医药大学伤寒教研室 成都610075)
摘要:《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下简称《辅行诀》)据云源自敦煌遗本,1974年藏者献于中国中医研究院。考证认为成书不晚于隋唐,保留有大量失传的古代中医学内容,引起不少学者的兴趣与研究。目前文献考证以马继兴、钱超尘氏比较深入,理论阐释与临床应用则丛春雨氏着力颇多。通过对该诀的学习,发现其中五脏病症诸方包含有久已失传的严谨组方法则,这些法则对解开所谓“经方配伍之谜”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关键词:辅行诀;五脏病症方;组方法则
中图分类号:R 2-09 文献标识码:A
1 《辅行诀》五脏病症方的组方要素
探讨《辅行诀》五脏病症方的组方法则,主要有三大研究要素:五脏补泻法则、“诸药之精”五味属性与五脏病症方。补泻原则为组方之原理,五味属性为组方之基石,五脏病症方则为最终所成之方,通过对三者间相互联系的分析,即可使五脏病症方之组方法则得以大白。
然而,这三大要素在诀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前后违隔,不便对比分析。笔者在此将此三大要素并列于下,俾利笔者之分析与读者之阅读:
1·1 《辅行诀》五脏补泻法则
肝:以辛补之,以酸泻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以咸补之,以苦泻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以甘补之,以辛泻之,脾苦燥,急食苦以燥之。肺:以酸补之,以咸泻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辛以散之。肾:以苦补之,以甘泻之,肾苦燥,急食咸以润之。按:以上补泻法则亦见于《素问·脏器法时论》,但有较大出入。
《脏器法时论》五脏补泻原文: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二者比较,《辅行诀》之文明显具有更严谨的逻辑性与规
律性,而《素问》则显得略为杂乱。由于《素问》的版本流传关系,笔者大胆揣测《辅行诀》的记载可能较今本《素问》更为接近原始文献的原貌。
1·2 《辅行诀》“诸药之精”五味五行属性表
味辛皆属木桂为之主椒为火姜为土细辛为金附子为水
味咸皆属火旋覆为之主大黄为木泽泻为土厚朴为金硝石为水
味甘皆属土人参为之主甘草为木大枣为火麦冬为金茯苓为水
味酸皆属金五味为之主枳实为木豉为火芍药为土薯蓣为水
味苦皆属水地黄为之主黄芩为木黄连为火术为土竹叶为水
按:
(1)以上五味与五行的对应关系与目前主流理论认识不同,但与《素问》七大论的相关记载存在一定对应关系,《辅行诀》五脏病症诸方的组方法则均以之为基石。
(2)从以上补泻法则及属性表已可看出,补某脏者,必为该脏之本味,如以木之本味辛补肝;泻某脏者,必为克该脏之味,如以克木之酸味泻肝;某脏急食者,必为该脏所克制之味,如肝急食之甘,为其木所克之土味。试观其余诸脏,概莫能外。
(3)以上对补泻法则含义的简析说明,《辅行诀》的五脏补泻法则自成严密的生克制化体系,而《素问·脏器法时论》的记载相对杂乱,估计当为同源之论,而今本《素问》有错简之误,详细笔者将另文讨论。
1·3 《辅行诀》五脏病症方剂组成及药味表
按:
(1)以上诸方药物的药味,系笔者根据《辅行诀》“诸药之精”的五味记载标注,少量药物(葶苈、麦冬、栗子)或未包括在“诸药之精”中,或虽包括而与《辅行诀》组方法则有所出入,笔者或者根据《神农本草经》标出,或者以《辅行诀》组方法则进行反推,故以问号标记,个别无法推撰者则阙如。
(2)在五脏病症方中大小补泻心汤比较特殊(说详于后),以下分析配方法则暂时未考虑该脏方剂,而是以大小补泻心包汤严格符合后述之配方法则。
(3)代赭石虽“诸药之精”中未录入,但在《辅行诀》卷末残断部分中,对诸石类药有五行属性分类,其中代赭石归入火类,按《辅行诀》之说火之味为咸,加之大小补心(包)汤中以代赭石为主药,故可推测《辅行诀》中代赭石当为味咸之品。
2 《辅行诀》五脏病症组方法则简释
以下法则均为笔者根据上述三大配伍组方元素(补泻法则、诸药之精五味属性、五脏补泻方)进行前后对比、相互印证的基础上得出。
方名 组 成
小泻肝汤 枳实(酸)熬芍药(酸)生姜(辛)各三两
大泻肝汤 枳实(酸)熬芍药(酸)甘草(甘)炙各三两黄芩(苦)大黄(咸)生姜(辛)切各一两
小补肝汤 桂枝(辛)干姜(辛)五味子(酸)各三两大枣(甘)十二枚(去核)
大补肝汤 桂枝(辛)干姜(辛)五味子(酸)各三两旋覆花(咸)代赭石(咸?)烧竹叶(苦)各一两大枣(甘)十二枚(去核)
小泻心汤 龙胆草(苦?)、栀子(苦?)打,各三两、戎盐(咸?)如杏子大三枚,烧赤
大泻心汤 龙胆草(苦?)、栀子(苦?)捣,各三两、苦参、升麻各二两、豉(酸)半升、戎盐(咸?)如杏子大三枚
小补心汤 栝蒌一枚,捣、薤白八两、半夏半升,洗去滑
大补心汤 栝蒌一枚,捣、薤白八两、半夏半升,洗去滑、厚朴炙,二两桂枝一两
小泻心包汤 黄连(苦)、黄芩(苦)、大黄(咸)(各三两)
大泻心包汤 黄连(苦)、黄芩(苦)、芍药(酸)(各三两)、干姜(辛)(炮)、甘草(甘)(炙)、大黄(咸)(各一两)
小补心包汤 代赭石(咸?)(烧赤,入酢浆中淬三次,打)旋覆花(咸)、竹叶(苦)各二两豉
大补心包汤 代赭石(咸)(烧赤,入酢头中淬三次,打)、旋覆花(咸)、竹叶(苦)(各三两)、豉(酸)、人参(甘)、甘草(甘)(炙)、干姜(辛)(各一两)
小泻脾汤 附子(辛)一枚(炮)、干姜(辛)、甘草(甘)(炙)各三两
大泻脾汤 附子(辛)(一枚,炮)、干姜(辛)(三两)、黄芩(苦)、大黄(咸)、芍药(酸)、甘草(甘)(炙,各一两)
小补脾汤 人参(甘)、甘草(甘)(炙)、干姜(辛)(各三两)、术(苦)(一两)
大补脾汤 人参(甘)、甘草(甘)(炙)各三两、干姜(辛)三两、术(苦)、麦门冬(酸?)、五味子(酸)、旋覆花(咸)各一两
小泻肺汤 葶苈子(咸?)(熬黑,捣如泥)、大黄(咸)、芍药(酸)(各三两)
大泻肺汤 葶苈子(咸?)(熬)、大黄(咸)、芍药(酸)(各二两)、甘草(甘)(炙)、黄芩、干姜各一两
小补肺汤 麦门冬(酸)、五味子(酸)、旋覆花(咸)各三两、细辛(辛)一两
大补肺汤 麦门冬(酸)、五味子(酸)、旋覆花(咸)各三两、细辛(辛)一两、地黄(苦)、竹叶(苦)、甘草(苦)各一两
小泻肾汤 茯苓(甘)、甘草(甘)、黄芩(苦)各三两
大泻肾汤 茯苓(甘)、甘草(甘)、大黄(咸)、黄芩(苦)各三两、芍药(酸)、干姜(辛)各一两
小补肾汤 地黄(苦)、竹叶(苦)、甘草(甘)各三两、泽泻(咸)一两
大补肾汤 地黄(苦)、竹叶(苦)、甘草(甘)各三两、泽泻(咸)、桂枝(辛)、干姜(辛)、五味子(酸)各一两
泻肝汤 枳实(酸)、芍药(酸)、代赭石(咸)、旋覆花(咸)、竹叶(苦)(各三两
泻心汤 黄连(苦)、黄芩(苦)、人参(甘)、甘草(甘)炙、干姜(辛)各三两
泻脾汤 附子(辛炮)、干姜(辛)、麦冬(酸)、五味子(酸)、旋覆花(咸)各三两
泻肺汤 葶苈子(咸?)(熬黑,捣如泥)、大黄(咸)、生地黄(苦)、竹叶(苦)、甘草(甘)各三两
泻肾汤 茯苓(甘)、甘草(甘)、桂枝(辛)、生姜(辛)、五味子(酸)各三两
养生补肝汤 蜀椒(辛)一升,桂心(辛)三两,韭叶(辛)切,一把,芍药(酸)三两,芒硝(咸?)半斤,胡麻油一升
调中补心汤 旋覆花(咸)一升,栗子(咸?)十二枚,葱叶(十四茎),豉(酸)半斤,栀子(苦?)十四枚,打,人参(甘)三两,切
建中补脾汤 甘草(甘)炙,二两,大枣(甘)十二枚,去核,生姜(辛)三两,切,黄饴(甘?)一升,桂枝(辛)二两,芍药(酸)六两
宁气补肺汤 麦门冬(酸?)二升,五味子(酸)二升,白浆(酸)五升,芥子半升,旋覆花(咸)一两,竹叶(苦)三把
固元补肾汤 地黄(苦)切,王瓜根(苦?)切,各三两,苦酒(苦)一升,甘草(甘)炙,薤白四两,干姜(辛)二两,切
以下笔者以肝病诸方为例,举例说明如次:
2·1 小泻肝汤
2·1·1 主治 治肝实,病两胁下痛,痛引少腹迫急,当有干呕者。
2·1·2 组成 枳实(酸)熬芍药(酸)生姜(辛)各三两。
2·1·3 煎服法 上三味以清浆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不瘥,即重作服之。
2·1·4 组方法则分析 按照《辅行诀》“诸药之精”药味记载:枳实味酸属金;芍药味酸属金(金克木,以酸泻之)。生姜味辛属木(以辛补之)。
(1)按照《辅行诀》记载的“以辛补之,以酸泻之”的法则组方。
(2)严格以二泻一补的格局组成。
(3)药味为3味,分量上各药均为3两(计量单位特殊者除外),煎药的液体容量为3升,煮取1升,服法为“顿服”。
(4)其余四脏“小泻”方(除小泻心汤),基本同样遵循以上三条法则。
2·2 小补肝汤
2·2·1 组成 桂枝(辛)干姜(辛)五味子(酸)各三两大枣(甘)十二枚(去核)
2·2·2 煎服法 上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心中悸者,[加]桂枝一两半;中满者,去枣;心中如饥者,还用枣;咳逆头苦痛者,加细辛一两半;四肢冷,小便难者,加附子一枚,炮;
2·2·3 组方法则分析 按照《辅行诀》“诸药之精”药味记载:桂枝味辛属木;干姜味辛属木(以辛补之)。五味子味酸属金(金克木,以酸泻之)。大枣味甘属土(木克土,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
(1)按照《辅行诀》记载的“以辛补之,以酸泻之,肝苦急,急食甘以补之”的法则组方。
(2)严格以二补一泻一“急食”的格局组成。
(3)药味为4味,分量上补泻之品为3两,“急食”之品为
1两(计量单位特殊者除外),煎药的液体容量为8升,煮取3升,服法为“日三服”。
(4)肝病诸方中仅小补肝汤附有加减法。
(5)其余四脏“小补”方(除小补心汤),基本同样遵循以上四条法则。
2·3 大泻肝汤
2·3·1 组成 枳实(酸)熬芍药(酸)甘草(甘)炙各三两黄芩(苦)大黄(咸)生姜(辛)切各一两
2·3·2 煎服法 上六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温分再服。
2·3·3 组方法则分析 按照《辅行诀》“诸药之精”药味记载:枳实味酸属金;芍药味酸属金;(金克木,以酸泻之)。生姜味辛属木;(以辛补之)。甘草味甘属土;(木克土,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黄芩味苦属水;(水生木,为肝木之母)。大黄味咸属火;(木生火,为肝木之子)。
(1)在小泻肝汤的基础上加入三味药物,其中两味是治疗“我生”之脏———心之实证的小泻心包汤的两味药味不同的主要药物———黄芩(苦泻)、大黄(咸补),另一味是本脏急食之品甘草(甘缓)。
(2)大泻肝汤的药味辛咸甘酸苦五味俱全。
(3)药味为6味,所加除“急食”之品的另外两种药味,其分量均为1两(计量单位特殊者除外),煎药的液体容量为5升,煮取2升,服法为“日再服”。
(4)其余四脏“大泻”方(除大泻心汤),基本同样遵循以上法则(依此法则,大泻肾汤所加的三味药应该是两味小泻肝汤中不同药味的主药,再加一味肾宜急食之品而成,事实上干姜的使用并不完全符合本规律———尽管辛味符合,所以称为“基本”,但笔者认为从主治看此处枳实较干姜更适宜)。
2·4 大补肝汤
2·4·1 组成 桂枝(辛)干姜(辛)五味子(酸)各三两旋覆花(咸)代赭石(咸)烧竹叶(苦)各一两大枣(甘)十二枚(去核)
2·4·2 煎服法 上七味,以水一斗,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升]
2·4·3 组方法则分析 按照《辅行诀》“诸药之精”药味记载:桂枝味辛属木;干姜味辛属木(以辛补之)。五味子味酸属金(金克木,以酸泻之)。大枣味甘属土(木克土,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旋覆花味咸属火;代赭石味咸属火(木生火,为肝木之子)。竹叶味苦属水(水生木,为肝木之母)。
(1)在小补肝汤的基础上加入3味药物,其中两味是治疗“我生”之脏———心的虚证的小补心包汤的两味“补品”———旋覆花(咸补)、代赭石(咸补),另一味则是小补心包汤中的“泻品”———竹叶(苦泻)而成。
(2)大补肝汤与大泻肝汤一样也是五味俱全。
(3)药味为7味,所加另三味之分量均为1两,煎药的液
体容量为1斗,煮取4升,服法为“日三夜一服”。
(4)其余四脏“大补”方(除大补心汤),基本同样遵循以上法则。
2·5 泻肝汤
2·5·1 组成 枳实(酸)、芍药(酸)、代赭石(咸)、旋覆花(咸)、竹叶(苦)各三两
2·5·2 煎服法 上方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温分再服。
2·5·3 组方法则分析 按照《辅行诀》“诸药之精”药味记载:枳实味酸属金;芍药味酸属金(以酸泻之)。代赭石味咸属火;旋覆花味咸属火(木生火,为肝木之子)。竹叶味苦属水(水生木,为肝木之母)。
(1)以泻本脏之味两种(枳实、芍药之酸属金———金克木,以酸泻之),本脏之子味两种[代赭石、旋覆花之咸属火———木(辛)生火(咸)],本脏之母味一种[竹叶之苦属水———水(苦)生木(辛)],共三类药物组成,而后三味正好是小补心汤的组成药味。
(2)药味为5味,分量均为3两,煎药的液体容量为7升,煮取3升,服法为“温分再服”。
(3)其余四脏“泻”方,同样遵循以上法则。
2·6 养生补肝汤
2·6·1 组成 蜀椒(辛)一升,桂心(辛)三两,韭叶(辛?)切,一把,芍药(酸)三两,芒硝(咸?)半斤,胡麻油一升
2·6·2 煎服法 上六味,以水五升,称煮椒、椒、韭叶、芍药,取得三升,去滓,纳芒硝于内,待消已,即停火,将麻油倾入,乘热,急以桑枝三枚,各长尺许,不住手搅,令与芍药和合为度,共得三升,温分三服,一日尽之。
2·6·3 组方法则分析 蜀椒味辛属木;桂心味辛属木(以辛补之)。
(1)头两位药物之味为补本脏之味(以辛补之)。
(2)药味共6味,煎取药汁为3升,服法为“每服一升,日三服”。
(3)其余四“补”汤均遵循上述两条组方法则。
按:此方出自《辅行诀·救诸劳损病方》,与前述之大小补泻某脏方及泻某脏方颇有不同
首先,采用的“诸药之精”中药物不如他方广泛,故而不易以五脏补泻原则分析之;其次,诸药计量单位多有不同于他方处,如麦冬、五味子、旋覆花他方以两计,此处以升计。再次,煎服法亦有自身特点,他方煎药液体量五脏方相同,此处则各脏有别。
由此观之,《救诸劳损病方》与其余五脏诸方似非出一人之手,然细玩方意,形虽有别,神实相通,当皆为一脉传承。
附:关于大小补泻心汤
大小补泻心汤的配伍规律在五脏补泻汤中具有一定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采用药物大多未见于“诸药之精”:与包括大小心包补泻汤在内的其他20方不同,大小补泻心汤很少采用“诸药之精”的药物成方,四方共用药12种,其中仅豉、桂枝、枳实见于“诸药之精”,而大小补泻心包汤共用药12种,11种均见于“诸药之精”(五脏补泻方用药种类总和均为12种,也是其配伍规律之一)。这种不同导致很难用五脏补泻法则分析大小补泻心汤。
(2)小泻心汤与小补心汤的药味均为3味,而它脏小补汤药味均为4味;大泻心汤与大补心汤的药味均为6味,而它脏大补汤的药味均为7味。由于3味至6味的药物组合是小大泻某脏汤的特点,而从大小补心汤的适应症看,也是实证为主,这种药味的差别与症状、病机显然具有内在联系。
(3)其他五脏方均在小补某脏方后附有6~8种加减法,而小补心汤方后无加减法。
(4)煎服法也与其他五脏方多有不同。
虽有以上不同,但大小补泻心汤仍与《辅行诀》中的其他五脏方组方法则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鉴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文讨论。
3 讨论
从《辅行诀》五脏病症方组方法则看,主要是以《素问·脏器法时论》记载的五脏补泻法则为组方的理论依据(虽然《脏器法时论》中的记载与《辅行诀》有较大出入,但从基本思想到语言风格都比较一致,且这种出入从理论体系的完备性及与方剂组成的契合程度看,应该是以《辅行诀》更为接近历史文献原貌),以《辅行诀》中记载的25味“诸药之精”为基本药物,在比较严格的味数、份量、煎煮法、服法等规定下完成组方。笔者对其组方特点归纳为如下四点:
(1)以味为纲,主治为目
这是《辅行诀》最为基本的一大特点,是贯穿《辅行诀》五脏病症诸方的基本组方法则。五味与五脏通过五行生克制化理论联系起来,不同的味对相应五脏的虚实病机产生不同的补泻作用。更具体地说,即是以本脏之味补己之虚(如以辛补肝),以克己之味泻己之实(如酸泻肝),以己克之味缓本脏之急(如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在此基本原则之下衍生出五脏大小补泻诸方。从现有文献看,这种组方法则在金元之前,尤其唐以前,乃是医学界重要的,甚至可能是主要的组方法则。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种组方法则绝非简单的以五味对应五脏来代替一切,而是以此为纲领,在对相应药物的主治功效作具体分析的基础上组合成方。也即在以味择药的同时,还要以功效择药,可以说是以味为纲,主治为目,纲举目张,乃成其方!以小补肝汤为例:本方以枳实、芍药、生姜三味成方,主治“肝实两胁下痛,痛引少腹迫急(当有干呕)者”。我们可以分别从上述的纲目两个层面分析其涵义:
以味为纲:枳实、芍药之酸属金,克泻肝木之实,生姜之辛属木,助遂肝木之性(此中所寓补泻兼施之义后文再论)。
主治为目:从症状看,本证为一派木气郁滞,疏泄太过之象。肝脉布胁肋抵少腹,气郁脉中,迫于少腹,致两胁下痛,痛引少腹迫急,横逆犯胃,则当有干呕。治当疏肝行气,和胃止呕。枳实有行气降泻、破气除痞之功;芍药可平抑肝阳,柔肝解痉止痛,此处以肝实为主要病机,以痛为主要症状,正是二药疏泄平逆,行气柔肝解痉主治之所长,同时和胃止呕也是生姜的主治功效之一。三药的主治功效与本方证之病机、症状可谓丝丝入扣。
由以上简析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对《辅行诀》的组方思路作出如下归纳:
通过辨证,确定病证所属脏腑及其病机虚实———→以味为纲,确定所需用之药味———→以主治为目,在相应药味中选择所需用之具体药物组合成方。
我们今天的组方思路与这一思路的最大区别或许就在于省去了中间环节———以味为纲,这一省略的得失笔者暂不予评价,但至少在分析、讨论唐以前的方剂,或者比较经方、时方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省略的客观存在。
(2)方中有方,子母同治
这也是贯穿《辅行诀》五脏病症诸方的一大重要特点。具体体现为每一首某脏的大补泻方,都是由该脏的小补泻方再加上其所生之脏(即其子脏)的小补泻方主要药物而成。
以大补肝汤为例:
大补肝汤组成:桂枝、干姜、五味子、旋覆花、代赭石、竹叶、大枣
小补肝汤组成:桂枝、干姜、五味子、枣
小补心包汤组成:代赭石、旋覆花、竹叶、豉
由以上三方的组成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出,大补肝汤是以小补肝汤原方加上小补心包汤的主要药物而成。充分体现了方中有方,子母同治的组方结构特点。这种特点同样体现在其余四脏相应方剂当中。
这种子母两脏间方剂的联系,是与子母两脏间症状、病机的联系密切对应的。以大补肝汤、小补肝汤、小补心包汤的主治病症为例:
大补肝汤:治肝气虚,其人恐惧不安,气自少腹上冲咽,呃声不止,头目苦眩,不能坐起,汗出,心悸,干呕不能食,脉弱而结者。
小补肝汤:治心中恐疑,时多恶梦,气上冲心,越汗出,头目眩晕者。
小补心包汤:治血气虚少,心中动悸,时悲泣,烦中,汗出,气噫,脉结者。
从症状上看,大补肝汤基本包括了小补肝汤与小补心包汤的主要症状。从病机上看,大补肝汤证其实是在小补肝汤证的基础上,肝气虚进一步发展,母病及子,导致心之气血虚少的结果。名为补肝,其实是心肝并补,子母同治,只因病本在于肝虚,同时大补肝汤所包含的小补心包汤主要药物分量均为一两,而小补心包汤原方相应药物的分量为各二两,故以补肝为方名。
(3)斟酌虚实,补泻兼施
《辅行诀》五脏病症诸方以虚实为辨证定性的主要依据,对于五脏内伤杂病而言无疑较“寒热、表里”更具代表性及普遍意义。因而各脏病症诸方就是在虚实辨证的基础上,斟酌其不同病机发展程度以补泻之,轻虚则以小补,重虚则以大补,轻实则以小泻,重实则以大泻。然而,《辅行诀》补泻诸方并非虚则纯用其补,实则纯用其泻,而是在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的基本原则之下,非常重视补泻兼施。这一点在小补泻方
中体现得比较清晰,兹以小补泻肝汤为例说明如下:
小泻肝汤:枳实(酸泻)、芍药(酸泻)、生姜(辛补)
从药味补泻角度,二泻一补,泻中寓补;从主治功效角度,枳实、芍药降气破滞以泻肝气盛逆的同时,生姜辛通行滞,畅遂肝木之性,可谓以通为补之滥觞。
小补肝汤:桂枝(辛补)、干姜(辛补)、五味子(酸泻)、枣(甘缓)
从药味补泻角度,二补一泻,补中寓泻;从主治功效角度,桂枝、干姜温肝阳、益肝气,五味子在此处之泻,当理解为“降逆气”,因小补肝汤有“气上冲心”的症状,肝寒而致浊阴上逆,五味子酸敛之性与桂枝相伍,具平冲降逆之功。
补泻兼施是古人组方的常用规律,在仲景方、千金方中均经常看到类似的补泻兼施之法,金匮肾气丸、薯蓣丸等即是。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从药味出发的补泻兼施,其味的补泻作用与其主治功效的补泻作用在有些方剂中存在与今天认识上的不一致。如五味子的功效一般认为其更接近补益之品,但在小补肝汤中明显是取五味子之酸以泻肝,尽管可以理解为配合桂枝、干姜平抑肝脏上犯之浊阴,但必竟与今日普通意义上的泻实已有所不同。这种情况在小泻心包汤之用大黄咸补及小泻肾汤之用黄芩苦补上体现得更为典型。
由于这些药物在与相应病机症状的对应上都是相当合理且丝丝入扣的,因此笔者认为,《辅行诀》五脏病症方的组方者是充分考虑了药味补泻搭配及主治功效的需要,使二者有机地统一在了一起。
同时,古人的补虚泻实观与今日也有所不同,其内涵更加丰富,除了补益虚损和泻泄实满之外,还具有根据五行生克制化补其不足,制其太过之义,所谓“亢害承制”。如小泻肝汤用于肝木太过之实证,味酸之品既是在抑肝木,也是在扶肺金,以金制木,以利恢复肝肺两脏生克制化之平衡。
然而,一个疑问也同时出现了:在明确了药物主治功效的前提下,何不直接将对应病机,具有相应功效的药物组合起来(正如今天常用的组方方法)?还要首先满足药味补泻的需要,是否有画蛇添足,甚至胶柱鼓瑟之嫌?
这种想法其实反映了今日组方重视药性(寒热温凉平———对应病机)与主治功效(对应病机与症状),而不重视药味的现状。对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层面理解:
首先,五味组方是有其合理内核的。且不论今天尚且时有运用的“辛甘发散”、“酸苦涌泻”、“酸甘化阴”、“辛开苦降”等法则,即使以饮食的五味论,我们也知道何种病宜食何味,不宜食何味的常识,说明五味与人体疾病确有联系。现代药理研究也证明,药物的药味与其特定的化学成分及功效间的确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如辛味药多含挥发油,酸味药多含鞣质,苦味药多含生物碱、甙类,甘味药多含氨基酸、糖类、维生素,咸味多含无机盐、硫酸钠等。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常用的许多效果卓著的经方如半夏泻心汤、四逆汤、理中汤等都见于《辅行诀》中,同时也都充分体现了五味补泻组方法则,这些都说明古人的这一组方理论确有认真学习的必要。
(4)法度严谨,有如战阵
通过前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辅行诀》诸方具有非常严谨的结构,无论是药味的组合,每方的味数、分量、煎煮法、服法、甚至煎煮的水量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甚至可以用整齐划一形容。张景岳曾立“新方八阵”、“古方八阵”,笔者认为《辅行诀》五脏病症诸方的严谨性更具方阵之实。对于这种犹如战阵般的严谨,笔者认为一方面充分体现了《辅行诀》方剂非常具有系统性;另一方面也容易令人产生一种误解,认为其方机械刻板,不宜于临床。
其实,对于《辅行诀》五脏病症诸方的法度严谨,笔者认为应当理解为是确立一种规矩、法则,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对其具体方剂的运用应当是不离亦不泥,既要深刻领会其法则背后的义理和实践结晶,又要灵活运用。
仅以煎煮法为例:小大泻方的煎煮水量分别是三升、五升,煎取药液均为二升,服药频次均为日再服;小大补方的煎煮水量分别是八升、一斗,煎取药液分别为三升、四升,服药频次分别为日三服及日三夜一服。补方用水量明显大于泻方,煎取药液也多于泻方。笔者认为,盖因水多方容久煎,使滋补成分更易析出,煎取药液量多则适于虚症治疗所需的一日三服以上的服药频次;水少一则煎煮时间较短,使泻实之品的活性成分得以充分保留,二则药物成分浓度更高,药力更为醇厚,可以保证在一日再服的情况下驱逐实邪。至于补方服药频次多于泻方,则盖因毕竟补虚宜于人体而泻实难免伤身之故。
可见《辅行诀》五脏病症诸方的严谨法度并非胶柱鼓瑟的形式主义,而是在中医传统理论指导下,结合临床实践,理法方药一以贯之的经验结晶。整齐划一的方药“战阵”,其中蕴涵着临床正邪斗争的客观“战争”规律,我们既要认真学习、领会其精义,谨守法度,又不可纸上谈兵,不知变通。
以上分析只是笔者的管窥之见,但已可看出《辅行诀》中所载五脏病症诸方的独特性,与目前通行的组方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方剂历来就有“经方”与“时方”之分,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客观差异。这种差异并非仅仅体现在药物配伍,还体现在与之一脉相通的病机理论、组方法则、用药方法、分量、煎服法等等方面。时方的组方规律其实就是金元以来中医药学理论的体现,而宋代以前的方剂由于详于方而略于理,加之文献散失,其中的组方依据多有失传,导致今天在研究经方时,学者们常常感到许多方剂的配伍规律难以用金元以后之学进行理解,于是便有了“经方之谜”的说法。
反观《辅行诀》,不仅保留了数十首隋唐以前的方剂,而且完整记载了这些方剂的配伍法则以及药物选择的依据,对于认识与分析经方的组方法则提供了重要参考。尤其以药物之味的五行属性进行方剂配伍的方法更是已经失传千年,无论金元以后的组方理论还是如今的临床用药,均未见再有类似的组方之学,从临床应用与文献考证角度都值得进一步挖掘其中的奥秘。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五味的五行归属辨识
梁永林 李生财 贾育新(甘肃中医学院,730000,甘肃兰州//第一作者男,1975年生,助教)
摘 要:在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相关论述启发下,探讨了中药五味的五行归属问题。认为运用取象比类
的方法将中药五味归属于五行,其配伍关系为味辛属木、味咸属火、味甘属土、味酸属金、味苦属水。这种配伍关系较传统中
医理论中按照推演络绎法进行五味的五行配属,更能反映药味的功效作用,能较好地解释临床用药的一些规律,对指导临床
用药有较高的价值。
关 键 词:敦煌学; 药性; 五味; 五行学说
传统的中医理论应用推演络绎的五行归类方法,将中药的五味归属于五行,其配属关系为味酸属木、味苦属火、味甘属土、味辛属金、味咸属水。这种归属方法源于《黄帝内经》中的相关论述。笔者今考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味辛皆属木…味咸皆属火…味甘皆属土…味酸皆属金…味苦皆属水…”,兹不揣愚陋,运用取象比类的五行归类方法,探讨中药五味的五行归属问题,冀对读者有所裨益。
1 对五行特性的认识及归类五行的一般方法
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之一。原始的五行概念,来自于古人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其认为木、火、土、金、水这五类物质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也是自然界中最主要的五类物质,它们各有特性,但相互之间又密不可分。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在不断的相生、相克中维持着协调平衡。因此古人也就利用它们的特性及其相互关系来对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进行归类说明,这种直观朴素的认识,以后逐渐被抽象成理性概念,从而形成了五行学说。古人以此认识自然界各种事物的属性,阐释自然界中各种事物或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尚书·洪范》所曰“水曰润下,火曰穑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稼墙”,是对五行特性的经典性概括。据此,凡具有寒凉、趋下、滋润、闭藏等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均归属于水;具有化物、炎上、温热、明亮等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均归属于火;具有伸展、曲直、易动等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均归属于木;具有收敛、发声、肃杀等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均归属于金;具有载物、生化等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均归属于土。对事物五行归类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取象比类法,其主要特点是从事物的形象(形态、作用、性质)中找出能反映其本质的特有征象,并与五行各自的抽象特性相比较,以确定事物的五行归属;另一种是推演络绎法,其是根据已知某些事物的五行归属,将与之相关的事物通过推演归纳归类于该行的一种方法。
2 五味特性的探讨
《素问·脏气法时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药性赋》:“辛能散能行,具有发汗解表、透疹散风、行气行血等功效;甘能缓能补,具有缓中止痛、调和药性、补养气血等功能;苦能燥湿降泻,具有燥湿祛邪、泻下利尿、导瘀血下行等作用;酸能收敛固脱,具有止汗、止血、止泻、缩小便、固遗精等效应;咸能软坚润下,具有软坚积、破症积、消瘿瘤瘰疬等功能”。据此,辛味长于宣散,有发散、行气、行血等作用
酸味长于收敛,有收敛、止汗、止泻等作用;甘味长于补益,有和中缓急等作用;苦味长于泻火,有燥湿、坚阴、降泻等作用;咸味长于软坚,有散结、润下等作用。
3 传统中医理论对五味及其五行归属关系的论述
《素问·金匮真言论》:“东方色青,入通于肝…其味酸,其类草木…其味苦,其类火…其味甘,其类土…其味辛,其类金…其味咸,其类水……”;《素问·宣明五气》篇:“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谓五入”。此外在《素问·五脏生成》篇、《灵枢·五味》中均有相关的论述。可见,传统的这种归属关系是应用推演络绎的方法将五味归属于五行,其对应关系是味酸属木、味苦属火、味甘属土、味辛属金、味咸属水。
4 《辅》书中对五味及其五行配属关系的论述
考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味辛皆属木…味咸皆属火…味甘皆属土…味酸皆属金…味苦皆属水…”,此中所述五味及其五行的配伍关系与《内经》中传统的论述显然有别。该书运用取象比类的五行属性分类方法,以五行各自抽象的属性为基准,从中药五味各自的主要药物用途出发与此相对照,得出辛味属木、咸味属火、甘味属土、酸味属金、苦味属水的结论。笔者认为,这种配伍关系能更恰当地反映五味的五行特性与功效作用,对临床用药有较高的指导意义。
5 讨 论
对传统五味及其五行归属关系的疑惑 传统的中医理论认为,味酸属木,味苦属火,味甘属土,味辛属金,味咸属水。从功效上看,酸味长于收敛,苦味长于泻火,甘味长于补益,辛味长于宣散,咸味长于软坚。但木的特性主生长、生发、伸展,火的特性主化物、炎上、温热,金的特性主收敛、肃杀,土的特性主生化、载物,水的特性主寒凉、滋润、闭藏,所以除了土的特性能较好地说明甘味药的功效外,其余则似乎很难用各自特性来说明药味的功效特点。对用传统五味及其五行归属关系解释五味功效作用的质疑 《素问·至真要大论》:“木位之主,其泻以酸,其补以
辛。火位之主,其泻以甘,其补以咸。土位之主,其泻以苦,其补以甘。金位之主,其泻以辛,其补以酸。水位之主,其泻以咸,其补以苦。”
若酸为木类,以木泻木,其理难明。因为酸味长于收敛,取象比类将其归属于金,金克(克制)木。当肝阴亏虚、阴不制阳、肝阳生发太过时,以酸味之白芍、五味子收敛其生发太过之肝阳,是其证也。辛为金类,以金补木,与理不通。因辛味长于宣散,其类同木,木性相通,同类相助,若此则用辛味柴胡疏肝解郁,每获奇效,其理不言自明。若咸为水类,以水补火,难合常理。因咸味长于软坚散结,其性类火,同类相助,故用咸味硝石为主的硝雄点舌散含于舌下,在冠心病、心肌梗塞急性发作期能起神效,也就不难理解。若苦为火类,以火补水,与理相悖。因苦味长于泻火存阴,其性类水,故用黄柏、黄芩等清热泻火,其以水克(克制)火,多获良效;甘味属土,《内经》、《辅》书不争。因甘味长于补益、滋养,其性类土,用甘味之人参、麦冬之类治虚证颇获良效,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辅》书中五味及其五行的配属关系对临床用药常规的解释 以《辅》书为据,中药五味的五行归属,当为辛味属木,咸味属火,甘味属土,酸味属金,苦味属水。这种配属关系能较好地说明临床上的一般用药规律。
辛味之麻黄、桂枝、柴胡、紫苏、生姜等,具有木之发散特性,故这些药往往具有发汗、解表、行气等功效,用其治疗寒邪郁滞肌表所致的无汗、头痛及肝气郁滞所致的胁痛等能获奇效;咸味药能软坚散结具有火之化物特性,故用瓦楞子软坚散结,治疗瘰疬、痰核、痞块,芒硝泻下通便治疗热结便秘其效甚佳;甘味药多有补益作用,符合土之载物生化的特性故用党参、熟地等甘味滋补药治虚证多获良效;酸味药多有收敛固涩之功,功同金之收敛之性,故用山茱萸、五味子涩精敛汗,五倍子涩肠止泻效果显著;苦味之黄连、黄芩、龙胆草、大黄等,其性属水,以水克(克制)火,故诸此类水性之苦药清热泻火效果奇佳,其理自明。
《素问·脏气法时论》中亦曰:“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说明运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药五味的五行归属关系,能更好地指导临床用药。
6 结 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按照《辅》书中取象比类的方法将中药五味归属于五行,其配伍关系为味辛属木、味咸属火、味甘属土、味酸属金、味苦属水。这种配伍关系较传统中医理论按照推演络绎的五味的五行配属关系,更能反映药味的功效作用,能较好地解释临床用药的一些规律,对指导临床用药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昨天画了一个图，但愿有帮助。
有没有人再仔细讲一下这个图的应用？
卷六 从《汤液经法图》管窥《伊尹汤液经法》之辨证论治原则
白沙游子无闻居士从图解《汤液经法图》之功能效用中，发现“五行理论是中国古代医药辨证论治之大法”、“五脏虚实为病是中医诊治古有之法”以及“太阳（手小肠、足膀胱）经与厥阴（手心包、足肝）经的是动是病之关系”，由此领悟到六经传变理论与肝腹水之病因病机，并从而管窥《伊尹汤液经法》之辨证施治原则，领略《汤液经法图》诠释汤液经法（汤液经组方遣药规律与法则）之魅力与风采。五行理论是中国古代医药辨证论治之大法第一
纵观中国历史，可以说，中国古典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离不开三大系统：“阴阳系统”、“五行系统”与“八卦系统”，而“阴阳系统”往往又分别与“五行系统”与“八卦系统”单独结合，称为“阴阳五行”和“阴阳八卦”，因此，实际上中国古典哲学、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五行”与“八卦”两大系统所支撑，典型的如中医、武术、风水等。
“五行者，本乎天地之间而不穷者也，故谓之行”。五行学说把自然界一切事物用五种属性来归类，用以概括它们的性质，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以木、火、土、金、水的顺序为相生，按木、土、水、火、金的顺序为相克，这种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的不息运动，推动了事物的发展。中华医药先哲把五行学说渗入医药学领域，使之成为中医药“五行亢害承制”之辨证治疗的理法方药机制。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1916年）余云岫出版《灵素商兑》以来，阴阳五行在一段时期内被论为迷信，被论为是江湖术士用以欺人骗钱之数术，中华医药学面临“废”或“存”之危机。当年（1922年）著名儒医恽铁樵著《群经见智录》迎战余云岫，引领中医药界捍卫中华医药，“五行为四时之代名词。《内经》言五行配以五脏，其来源于天之四时”（《群经见智录•五行之研究第八》恽铁樵著，张家玮点校，余瀛鏊审订•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盖《内经》之五脏，非解剖的五脏，乃气化的五脏”《群经见智录•〈灵素商兑〉第十六》，“西医之生理以解剖，《内经》之生理以气化”《群经见智录•结论》，继陈出新，析解阴阳五行学说，为中华医药的承传，为中华医药理论基础之一“五行学说”的承传立下汗马功劳。
五行学说是中国古典哲学之奠基石，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奠基石，也是中华医药学之奠基石。五行反映了古人朴素的唯物观。古人将天地万物的运行都纳入五行之中，以此来界定时间序列与空间序列，如春夏秋冬，东南西北，都可与五行相对应；在中医学说内，古人将人体看成一个五行系统，如肺金、肝木、肾水、心火、脾土等。古人在宏观尺度上和微观尺度上都使用五行，尤其是在中医临症诊治中，采用“天人合一”之整体思维，把人与自然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理与法、病和症、医和药与五方、五季、五气、五脏、五色、五性、五味、五体、五官、五液、五神等统一到五行之中进行辨证施治，为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保驾护航。也就是说，与人体五脏相关的中医药哲学基础，就是五行学说，这也是判定疾病对于心肝脾肺肾五脏所归的唯一选择。
在现存的古文献中，最早出现与“五行”有关的观念，是《书经•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此亦是六神、六兽、六经等概念之源头——笔者注），惟修”。而“五行”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关于“五行”之起源，众说纷纭，莫衷是一，白沙游子倾向于“天赐”之说。中华先祖仰观“‘金、木、水、火、土’五星悬朗”之天象，俯察“‘山川、江湖、原野、花草、树石’纵横流布”之地理，于是有《史记•天官书》：“天有五星，地有五行”之说；于是有《史记•历书》：“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之说；于是有《尚书•洪范》：“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初一曰五行”之说；于是有《周易•系辞上》：“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之数说；于是有《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篇》：“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备化，金曰审平，水曰静顺”之述说；于是有《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木位之主，其写以酸，其补以辛……厥阴之客，以辛补之，以酸写之，以甘缓之……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热气大来，火之胜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寒气大来，水之胜也，火热受邪，心病生焉。湿气大来，土之胜也，寒水受邪，肾病生焉。风气大来，木之胜也，土湿受邪，脾病生焉……审察病机，无失气宜，此之谓也……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诸病胕肿，痛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故《大要》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此之谓也”之论说。“五行起源于古代中国人心灵中涌动不息的生命（生生）体验……当五行思想的创造者，经历着与天地万物融而为一的体验，并在这体验中‘发现’了适合的表意之象时，便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创造性活动，解释成‘天赐’”（《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两个文化来源》谢松龄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
从中医典籍《素问》、《灵枢》、《难经》中，以及从传世的各种古医籍中，吾人看到了五行理论的丰富内容，五行学说与原始医学知识相互交融，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医药学理论，指导着中华医药学的进步、发展与完善。白沙游子相信，在与现代医学的交流与冲击中，五行学说仍将以她深厚的底蕴、丰富的内涵、善于解决复杂问题的优势，引领着中华医药学，在治未病与治已病中发挥其巨大的作用。
然而，由于《桐君采药录》的佚失，中药药物五行属性也随之失传（虽已由五味所替换，但笔者认为，五味只是药物五行属性之一部分，五味替代不了五行。其实，《神农本草经》中亦有论及：“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浸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笔者以为，“药性”即为“药物五行属性”之简称，只不过吾等未于注意，或未于理解罢了），造成“中国古代医药辨证论治大法”之五行理论基础的支离破碎，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发现与行世，《辅行诀》卷中直接了当的指出了中药药物的五行属性之归属，弥补和修复了中医中药“五行理论基础”的缺陷和缺憾。特别是《辅行诀》卷中所载之《汤液经法图》，她融理与法、病与证、方与药于一图，汇五行生、克、制、化、乘、侮、相及规律于一体，集中地再现了“五行理论是中国古代医药辨证论治之大法”这一中医药证治学的光辉成就。
因此，白沙游子无闻居士曰：《经法图》是五行学说在中华医药辨证论治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科学的“结构模型”，是五行理论在中医学、中药学中最高明、最直观、最简约、最实用之体现，从《经法图》中可管窥“五行理论是中国古代医药辨证论治大法”之一斑也。
[ 本帖最后由 梁知行 于 2007/12/22 16:41 编辑 ] 辅行诀用药是中药用法的始祖，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