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 一个“思想犯”的抗争
1602年5月7日，晚明的监狱里，李贽在自刎两天后，气绝身亡。一个被视为孔子敌人的“异端”，以最“孔子”的方式结束了其闻道求道的一生。■本刊记者 刘永峰
万历三十年春（公元1602年），闰二月的一天，一群锦衣卫从北京城门冲出，气势汹汹地往东疾行而去。不多久，他们来到通州一处叫莲花寺的私家别业内。
这处别业的主人名叫马经纶，四十岁左右，前几年因事抗疏神宗，并指责万历皇帝荒谬，言辞极为激烈，因而，龙颜大怒，将其贬斥为民。不期锦衣卫突然而至，但是锦衣卫们又不像为缉捕他而来。
此时，在室内床榻上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者，看样子已是卧病多日的模样，清瘦虚弱、“仅余喘息”，听到外面匆匆嘈杂的声音，便招马经纶进来询问。马回答：“卫士至”。老人突然奋力疾起，向前数步，大声说：“给我取片门板来。”于是他便卧到门板上，对锦衣卫大喊道：“快走！我就是罪人。”
对于捉人无数的锦衣卫来说，这倒是一个奇怪的罪人，不论他的言行，还是他以儒帽裹僧头的装扮。对锦衣卫来说，这也是一次很轻松的行动，但对于整个儒教中国而言，其意义则更为重大、广泛、遗憾而深远。
在正统者看来，不论如何，有明一代最为猖狂、叛逆的“异端”——李贽，终于在这个春天罹罪被捕了。
弃官
这是李贽生命里的最后时刻，一般来说，也是对其一生盖棺定论的时候了。就在下令逮捕李贽的御旨中，万历皇帝这样写道：“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明朝最为官方的声音，就这样将李贽以孔教敌人的身份记入了历史。
然而，就在22年前，这样一个罪人还曾是大明朝一个清廉守节的地方官员。世事无常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玄机呢？
万历八年（1580年）三月，李贽的姚安知府一职即将三年任满。任期内，他廉洁自守、“法令清简、不言而治”、政绩显著。当时云南巡按刘维对李贽颇为赏识，稍待一些时日，即升迁有望，这确实是李贽为官二十几年里少有的机遇。但此时，李贽却突然提出了弃官自归。
李贽作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是之前的生活让自己感到痛苦，他已无法再忍受下去。为官的二十多年里，李贽遭受过“倭寇”之乱的磨难，体验了官员横暴而致使两女丧命的痛苦，经受了家庭的种种不幸，同时也亲眼目睹了腐儒治国无能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除此之外，官场、礼教社会对人对人性的压抑，也无时不刻刺激着他敏感的神经。
与长官志趣的不合，是最为普遍的事情。在南京任刑部员外郎时，他说此时最苦，“不得尚书谢、大理寺卿董并汪意。谢无足言矣！汪与董皆正人，不宜与余抵，然彼此二人皆急功名，清白未能过人，而自贤则十倍矣，予安得免触耶？”而这样的郁郁不顺，几乎伴随着李贽为官的每一日、每一处。
尽管大部分时间里，他的人生轨迹，他的生命，都还表现出传统、克制、隐忍的外相。在个人德行上他自我砥砺，穷困中，内心却不乏对求道的坚守。这个在儒教传统里长大的个体，在其孤独地按照自己的方式探索“尧舜之道”的年月里，还经常以“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这样的话语安慰自己的内心。
然而，这样的结果却是，自我苦苦追逐的闻道醇儒的修行始终无法实现，而现实的苦难却不得不面临。又然而，无论他如何遵礼守制、如何隐忍，李贽骨子里始终有着追求个性自由的天性，因而他说自己“平生不爱受人管”；因而他厌弃了人情世故、来迎去送；因而当在儒家伦理、官场氛围中过了失去自我的五十多年后，他不无自嘲地说“余五十之前真一犬也”。
提出辞官后，李贽被刘维极力挽留，但无奈他去意已决，刘维只得上奏朝廷，李贽最终得以致仕以归。七月，离任的时候，囊中仅图书书卷，俸禄之外，了无长物，其操守深为人们钦佩，以至于“士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但身为世累，心为行役，李贽在五十多岁时，还是下了决心，要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与耿定向的争辩
李贽离开姚安后，并没有回到故乡泉州，而是由滇入川，经三峡，顺流而下，来到湖北黄安。这是他志趣相契的好友耿定理的家乡，早在三年前，李贽便将家眷安置于此。因而，他弃官后，也来到耿家，充当门客兼作耿家子弟的老师。
逃脱官场的樊笼后，李贽开始了一段闲适安逸的归隐生活。在离黄安城十五里的五云山之巅，是耿家修建的讲学的地方——天窝书院，耿定理的长兄耿定向在此专门开辟一处整洁的房间供李贽居住。那里“绝世嚣、怡野逸”，与山水明月相伴读书，李贽怡然自乐，称再没有了出游的志念。
那段时间，除了和几个较为亲密的朋友来往外，李贽把时间与精力都投入了读书、研究、著述之中。二十多年的官场生活，让李贽看到封建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也看清了理学家的虚伪与丑陋。“他不愿也没法与他们一起共事了，他要用自己的笔来揭露他们，与他们展开斗争。”（张建业：《李贽评传》）
此时，在黄安，有一个人对李贽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不是与李贽心心相契的耿定理，相反是在论学上颇有些龃龉的耿定向。在怎样教育耿家子弟问题上，李贽与耿定向一直存在着矛盾。
李贽主张“识真机”，力求心性上的体会，要求摆脱礼教的藩篱，要“拆篱放犬”。而耿定向“重名教”，是一个理学家，他以孔子正脉自居，以“明学术、正人心”为己任，认为孔孟之道是“万世宪”，“天下遵之则治，违之则乱”。
而刚直劲节的李贽，自然不肯屈服，他大谈“仁者”害人，他们用德礼禁锢人们的思想，用政行束缚人们的行动。李贽希望发展“自然之性”，冲破“德礼政行”的桎梏。在孔教严密的明朝，李贽的骇俗之论，自然引起了道学家惊恐。
在耿定向看来，孔孟之道是“天付我辈承管的世业”，他“平生所得，遵守到今”，不敢为邪说混乱了。李贽对于传统儒家伦理制度的挑衅自然引起了他的不满，并且认为，二弟耿定理不应考、不做官也是为李贽所影响，因而，二人关系日益紧张起来。
万历十二年（1584年）七月，耿定理病逝，这对于李贽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不仅因为失去朋友，感到“寂寥太甚”，而且当他与耿定向冲突时再没中间调和的人了。
耿定向开始向李贽施加压力，要求李贽改变他的思想和教学内容，以免使耿家的子弟走上“异端”的道路。李贽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耿定向要人讲学，“但教人学好，学孝学悌，学为忠信”，“苟不如此，遍指为害人，为误后生小子”。
“好刚使气，快意恩仇，意所不可，动笔之书”，这正是时人眼中李贽的脾气。也由此开始，一场思想的争辩愈演愈烈，这成了李贽一生重要的转折。
李贽在文章中大肆攻讦圣道，痛批礼法，“出为议论，皆为刀剑上事”。耿定向始终守定“人伦之至”一语在心，不愿看到李贽遗俗弃世的作为；而李贽则守定“未发之中”一言，唯恐耿定向不晓万物本初之道，不知“伦物之原”。因而两人往来论辩，“未有休时，遂成■格”。
李贽与耿定向的论战，是李贽第一次公开以“异端”身份与孔孟“正脉”的斗争。他那些闪耀着反传统、反礼教光芒的思想与命题，确实猛烈地冲击了儒教社会的伦理原则。后人钱谦益曾这样记录那次论辩的影响：“（李贽）与耿天台往复书，累累万言，胥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恶其害己，于是咸以为妖为幻，噪而逐之。”
“遂为异端”
在黄安无法容身后，李贽来到湖北麻城。此时，已经离家多年的妻子，思乡心切，李贽遂促其速归，自己则流寓客乡继续宣扬的他的思想。他先是住在维摩庵，后搬到到龙潭湖的芝佛院，在那里一住便是十年。
龙潭是一处清幽僻静的地方，幽潭深青，如有龙眠。李贽精舍，“依山临水，每一纵目，则光、黄诸山，森然屏列，不知几万重。”在这样的幽美的地方，李贽感到“幸免俯仰逼迫之苦”，又“无宾客往来之扰，得以一意读书”。
然而，即便这么僻静的地方，尘世的俗事却依然叨扰着他的生活。那时，家人时刻催促李贽回泉州，“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李贽不愿回乡的想法，其实早在弃官之后就已明了了。他生平最不爱属人管，弃官回家，则要受本府本县官员、宗族家长管。又来迎去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我是宁漂流四外不归家也。”
与此同时，当地官僚与理学家的种种非难与排挤也时时向着龙潭袭来。为了让家人死心，也更像是一种对于迫害的倔强的抗争，终于在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62岁的李贽作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举动，他剃掉了头发作起了和尚。他说：“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
幽寂的龙潭湖，因为李贽的到来，便不再安静了。李贽虽出家而又食肉，住进了佛堂又不认祖师，反倒将孔子的画像挂在佛堂里面。而当日主流思想中，儒为正统，佛、道都是为异端邪说，此举无疑是对儒教的大不敬。这都表明，李贽落发并非要做虔诚的佛教徒，而是要公开以“异端”的身份示人，向正统的势力挑战。
芝佛院成了李贽讲学传道、宣扬“异端”思想的一个阵地。他不仅言谈大胆，行为上也尽显“异端”的做派。传道时不避与女子来往，还收一些女子作弟子。李贽与孀居的梅澹然的交往最为道学家所不容，梅澹然这个被李贽称为“出世丈夫”的奇女子拜李贽为师，他们常以通信的方式讨论道义与学问，梅家的女眷也和李贽有所接触，这种超越习俗的行动，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里，被认为“宣淫败俗”。
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李贽的《焚书》也在麻城刻成。单是这一书名便充满了战斗的意味，李贽在《自序》中说：“所言迫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内容上，更是大胆地揭破了道学家的假面具，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
近年来李贽与耿定向论辩的书信往来，其中有不少揭露耿定向虚伪面目的言辞，也被收入其中。这惹怒了恰好从京城回来的耿定向，他认为《焚书》是李贽对自己的攻击和诽谤。于是公开作《求儆书》，指斥李贽的“异端”思想使“后学承风步影，毒流万世之下”，并动员人们“奋勇起而遏绝天下之恶声”。他的门生蔡弘甫不久写成《<焚书>辨》，积极响应。
理学家们纷纷向李贽发起了围攻，污蔑李贽“宣淫败俗”，攻击李贽是“左道惑众”。他们散步着关于李贽的种种桃色新闻，说李贽狎妓，并率僧众进入一个寡妇的卧室乞斋，“卒令此妇冒帷幕之羞”。
李贽则无一毫掩盖，依然我行我素。他“日入于花街柳市之间”，有县学的秀才挽着青楼女子来见他的，他就粲然为笑说：“强似与道学先生为伴。”在书院，遇到峨冠博带的道学先生手拿经书向他提问时，他则把衣袖一甩，“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虽削发为僧，但未受戒，李贽依然喝酒吃肉，有时出游，喝得醉醺醺，走在集市上狂言疯语。
一个“思想犯”的被捕
因为与耿定向争执的缘故，黄安郡守和兵宪都急于逮捕李贽。因而，从万历十八年到二十年，李贽都在避难。
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李贽来到武昌，住在城外二十里的洪山寺。一天他想登上黄鹤楼眺望一下晴川的胜景，但是刚刚上楼，就遭到了一群士人的围攻，诬蔑李贽“左道惑众”。据说，这次迫害行动，是出于像耿定向一样道学家们的煽动。
卫道士的攻击没有让李贽退缩，反而使得李贽的声望与影响大为扩大，正如其言：“本欲甚我之过，而不知反彰我之名。”时任湖广布政使的刘东星久慕李贽之名，听说他就在洪山寺，就去见他，“知其果有道者”，于是将李贽庇护起来。“或迎养别院，或偃息官邸，朝夕谈吐恨相识之晚云”。而巡抚大人李克庵读了李贽的书之后，也以其为真人。也是在这段时间，明代文学史赫赫有名的“公安三袁”结识了李贽，并立即对他钦慕不已。在李贽思想的直接影响下，晚明“性灵”一派的文学由此产生。
这时，李贽的身体，“老病日侵”，已感到残年不久，但他的著作却受到更大的追捧。借着明末出版印刷业的繁荣，李贽的“异端”学说在全国大肆流传。明人朱国桢称：“今日士风猖狂，……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其书中大谈孔子之是非不足据，对此，袁宗道忧虑说：“祸在是矣！。”
早在万历二十四年，就已传出消息说，若李贽不迅速离开麻城，巡道史某（耿定向门生）就要以“大坏风气”为名将其治罪。十分在意民俗教化的地方官绅，越来越不能容忍他们治下有李贽这样“败坏风俗”的人物。万历二十九年，当李贽在外游历讲学多年，再次回到麻城时，他应经被视为“说法教主”，“不宜居于麻城”。不久，“芝佛院被一场人为的火灾烧得四大皆空”，当地政府，以“宣淫”的罪名，将其逐出了麻城黄檗山。此后，李贽或许还可以去济宁、南京、大同、武昌，那里还有他的朋友和少数的支持、庇护者。
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贽已被马经纶接到通州避难。与此同时，关于李贽的流言蜚语也传至京师。一封朝内大臣弹劾李贽的奏疏上写到：李贽《藏书》、《焚书》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今李贽已在通州，离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
历史上向以怠政知名的万历皇帝看过奏疏后，迅速做出了批示：锦衣卫捉拿李贽治罪，其著作一律烧毁。
自刎
李贽被捕后，只进行过一次简单的审讯。厅堂上，大金吾问：“你为什么妄著书？”李贽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倔强，再没多问。
这是李贽临死前的最后几天，他依然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今日最懂圣教、最懂孔子、最懂道的人。以至于，几日后狱中所写的诗中，他还幻想着万历皇帝垂幸细览一下自己的著作，“但愿将书细细观，必然反复知其是。”然而，那个代表着整个国家最高原则象征的万历皇帝，不是几天前刚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么，“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严拿治罪”，这也是周围整个正统势力的一致声音。
这样，以七十老朽的身体，李贽更何以求呢？虽然政府欲勒令他回原籍，但他还能归往何处呢？一日，李贽要侍者为他剃头，乘侍者离开的间隙，他拿过剃刀，割向了自己的脖子。
孔子说，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1602年5月7日，晚明的监狱里，李贽在自刎两天后，气绝身亡。一个被视为孔子敌人的“异端”，以最“孔子”的方式结束了其闻道求道的一生。 ■
李贽（公元1527-1602）号卓吾、温陵居士，晋江（今福建泉州）人。资料图片
李贽《四书评》
《论语·宪问》云：“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卓吾子曰：一头骂，一头打，孔子直恁慈悲。
李贽《四书评》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卓吾子曰：酒色财气，孔子之训止戒其三。固知无量只圣，不知酒之当戒也。
（孔子言“惟酒无量，不及乱”，李贽讥其为酒徒。）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 1997年
许苏民：《李贽的真与奇》南京出版社 1998年
嵇康之死
在那个浊浪滔天的时代，嵇康或许是最能领悟孔子的人。但历史就是这么诡异，最恪守礼教的人，却以“破坏礼教”的罪名，被送上了断头台。■本刊记者李远江
重返洛阳
公元262年，嵇康离开隐居了十几年的山阳，匆匆赶往都城洛阳。他很着急，但不是为了寻亲访友，更不是入朝为官，他心中惦记着一个人，一个深陷牢狱的好朋友——吕安。
吕安是谁？
和嵇康一样，吕安也是一位不愿做官的名士。他与嵇康已经十多年的好友，史书记载，吕安每当想念嵇康的时候，总会千里迢迢赶过去，遂留下了“千里命驾”这个经典的成语。由此不难想见，当自己的好友身陷囹圄时，嵇康怎能置身事外？
那么，吕安因何入狱？为什么会搞得嵇康这般心慌意乱呢？
这一切，都拜吕安同父异母的哥哥吕巽所赐。吕巽也是嵇康的朋友，一度是嵇康引为同道的名士。然而，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假名士，嘴里高谈阔论，内心却污浊不堪。在嵇康隐居山阳的时候，吕巽贪慕富贵拜倒在司马昭的门下，从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古话讲“饱暖思淫欲”，对于内心缺乏操守的人而言再恰当不过。吕巽垂涎弟媳徐氏美貌，竟然不顾兄弟之情，人伦之大防，设计将其灌醉，遂奸淫之。
吕安常在外闲游，回家后得知此事怒不可遏，打算向官府告发哥哥吕巽，但又担心败坏吕家的名声。当吕安问嵇康该如何处理时，嵇康做了一件令他后悔终身的事情。
魏晋时期，士人颇重门第。吕家好歹已算是名门望族（其父吕昭曾为镇北将军、冀州刺史），此事一旦闹大，势必玷辱吕氏门风。因此，嵇康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一边要求吕巽发下重誓，保证永远不加害吕安，一边又好言劝慰吕安，使其念及手足之情，放弃告发哥哥的罪行。
事情至此告一段落，吕氏兄弟相安无事，嵇康也继续过着悠然自得的隐士生活。但是，吕巽的突然发难，再一次打乱了吕安和嵇康平静的生活。原来，吕巽终究是做贼心虚，常常担心弟弟揭发自己，索性恶人先告状，状告吕安“不孝”。事由是吕安挝母（打母亲）。其时，吕巽身为大将军长史，利用各种关系，最终“坐实”吕安有罪，被判流放边郡。
吕安无辜下狱，嵇康自责不已，愤而投书吕巽宣布与之绝交。但是，吕安既已认罪，嵇康也无计可施。临走的时候，吕安写信给嵇康，发了一通牢骚，还骂了几句把持朝政的大将军司马昭。尽管言辞激越，气贯长虹，但毕竟是书生意气，根本算不得什么政治言论。
吕安给嵇康的信，很快就传入了司马昭的耳朵。司马昭非常愤怒，立即派人把吕安追回来，再次投入狱中。嵇康正是在得知吕安再次下狱的消息后，前往洛阳营救好友。
山阳离洛阳并不太远，两天时间就能赶到。然而，在嵇康看来，这两天的路彷佛要走十年。
十三年前，还是这条尘土飞扬的官道，嵇康朝着相反的方向，从洛阳走向山阳。从那一刻起，嵇康就已经辞去了中散大夫的闲职，与这座帝国首都完成了诀别。差不多与此同时，嵇康的好友阮籍、山涛等人也相继辞官归隐。和嵇康不同，他们并未放下这座城市，暂时的离开只是为了躲避一场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
在山阳，嵇康的庭院幽深但不寂寞。阮籍来了，山涛来了，吕安来了，向秀也来了，最有趣的是年纪最小的王戎，干脆在嵇康家里住了下来。嵇康和朋友们谈古论今，抚琴而歌。后世仰慕嵇康与诸友的高迈俊逸，遂演绎出了“竹林七贤”的典故。
然而，竹林七贤并不是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竹林之游也因为政治斗争的尘埃落定而结束。阮籍和山涛相继应征，回到了洛阳。只有嵇康、向秀和吕安等人，一再拒绝司马氏的征辟，不愿重蹈仕途。
谁也想不到，十几年后，嵇康又一次踏上了返回洛阳的道路，更没有人想到，这将是一条不归路。
我要辩护
洛阳到了，嵇康却像一个陌生人，城垣依旧，却早不是昔日面孔。洛阳故旧，还有几人健在？
十三年前，那场天下震恐的政治斗争中，魏晋玄学的开山鼻祖，嵇康的老姑父何晏已经引颈就戮。同时被杀的还有曹爽、邓■、丁谧、毕轨、桓范和李胜等一共八大世家，死者数以千计，洛阳东市血流成河。这就是永载史册的“高平陵事件”。从此以后，曹魏宗室一蹶不振，司马氏完全控制了政权。
每每想起这场血腥的杀戮，嵇康都能感受到钢刀一闪时的寒意。细细想来，若不是备受宗室排挤，不是自己游离于政治，那一天，夷三族的恐怕也少不了嵇康一族。
嵇康来了！小道消息在洛阳城里传播着。太学生们好不激动，嵇康的文章和诗歌早已被他们奉为经典，争相传颂。而嵇康绝意仕途的清高与旷放，更让他们可望而不可求。司马昭很诧异，我屡次征召你都不肯来，什么风竟把你这世外高人吹到洛阳来了？而吕巽却知道嵇康所为何来，无时不做着真相败露的噩梦。
热闹只是别人的，嵇康的心里只惦记着狱中的朋友。
吕安的命运操持在两个人手上，一个是司马昭，一个是嵇康。但归根结底，还是司马昭。司马昭别的不怕，就怕人家说他谋权篡位。两年前，小皇帝曹髦喊出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时，司马氏的兵士都不敢阻挡皇帝的脚步，要不是成济当机立断一枪刺死了曹髦，司马昭的小命恐怕也没人敢保了。人心之向背，由此可见一斑。
因为这次政变，司马昭对舆论的防范变得更加严密。只要有人批评他谋权篡位，他就如坐针毡，恨不得立即将对方置之死地。吕安的信着实让司马昭震怒，字加上长史吕巽在一旁煽风点火，很可能一开始就定性成了“反动言论”。他也正打算搞个“杀鸡儆猴”，吓唬吓唬那些不愿意屈从的士人。
司马昭的御用文人正忙着给吕安罗织罪名，只要没有定案，嵇康就还有机会。但是，嵇康却并不知道该怎样救吕安。当他跑到廷尉府大声宣告“我要辩护”时，他已经把自己推到了险境之中。
事件的扩大
嵇康为吕安辩护要求，很快就传遍了洛阳。人们拭目以待，想要看看这个案子到底怎么个审法。这时候，司马昭那边显然慌了手脚。怎么办？
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到了嵇康的“反动言论”：嵇康和竹林旧友之间讨论玄学时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学观点。要说这是反动思想，就得先明白什么是正统思想。
魏晋时期的官方思想乃是汉儒董仲舒开创的名教。名教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尊汤武周孔榜样，实际上是一套维护封建统治的封建礼教。
在名教的统治之下，士人品行的好坏完全依赖于名士们的品议。儒家提倡的道德由孔夫子的为己之学，变成了为人之学，说到底就是摆样子给别人看。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假道学”。
名教不仅控制了士人入仕的权力，而且常常化身为权贵阶层诛杀异己的工具。曹操诛杀孔融，罪名是“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违天反道，败伦乱理”。司马懿诛杀曹爽，罪名为“谋图神器”，“大逆不道”；司马师废黜魏帝曹芳，公开的理由是“废捐讲学，弃辱儒士”，“败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弥颓，凶德寝盛”；而司马昭杀魏帝曹髦，则以太后名义诬陷其密谋鸩毒皇太后，实属“悖逆不道”。
名教依然堕落，士人的内心却在它的束缚中日益窒息。于是，嵇康才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我解放途径。不再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每个人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道德评价。
“非汤武而薄周孔”则试图剥开偶像身上神圣的光环，还原真实的汤武周孔。其目的，无非帮助人们体会历史人物的外在困境和内在超越，从而真正体会发自本心的道德魅力。
“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不过是嵇康和竹林旧友之间排解内心苦闷，获得精神自由的手段。显然，不是什么批判司马氏专制统治的反动言论。
但是，这两句话一旦纳入政治话语中，就可以作如下解读：“非汤武而薄周孔”是打倒官方的道德楷模，“越名教而任自然”是打破官方对人才评价的垄断。钟会的理解，大致不外乎于此。
在朝议中，钟会批评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言下之意，嵇康和吕安一样，就是一个“反动分子”。但他和吕安又不太一样，他是一切反动分子的精神领袖，到处宣扬“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反动思想。钟会认为，对于嵇康这样的反动思想家，就应该效仿姜太公诛杀华士，孔子处死少正卯那样，杀无赦。”
钟会义正词严，群臣唯唯诺诺，于是，司马昭顺应民意把嵇康投入了狱中。
不适时宜的营救
司马昭不是钟会，他可不想轻易背负枉杀名士的千古恶名。对于他而言，将嵇康下狱，不外乎两个意图。一方面，将嵇康无法出庭，便于吕安一案的“审理”，另一方面，也可借此机会吓唬吓唬嵇康，让他安分一点而已。
但是，事态的急剧变化完全超出了司马昭的意料，也由此改变了嵇康的命运。
嵇康系狱，洛阳为之哗然。一面是，三千太学生联名上书司马昭，要求释放嵇康，并请求任其为师；另一面，则是许多豪杰纷纷卷起铺盖跑去给嵇康陪狱。这场群体性事件，若在一个合法的政府下，其实不过是一场民事事件，只要将嵇康案透明处理即可。然而，在心怀鬼胎的司马昭看来，这哪里什么民事纠纷？完全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事件嘛！理由很简单，他们不仅有反动思想——玄学，而且有庞大的组织——太学生和豪杰，其领袖毫无疑问，就是嵇康。
尽管在此前，司马昭本人也确信嵇康毫无政治企图。然而，在极端专制的社会里，叛乱并不在于“叛乱者”的主观愿望，而在于其力量是否对当权者构成威胁。知识精英们的营救行动，无疑把嵇康推到了精神领袖的位置，其影响力完全超出了司马昭的想象。于是，一场激于义愤的救援行动，直接导致了嵇康的死亡。
事情急转直下，不久后，嵇康与吕安一同被处以死刑。
《家诫》背后的真实嵇康
死刑的判决下来了，嵇康知道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能救得了自己。阮籍和山涛位卑职低，恐怕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哥哥嵇喜也差不多如此。既然不免一死，何必悲悲戚戚，在嵇康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嵇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儿女写信。这一年，女儿15岁，儿子嵇绍10岁。
在这篇名为《家诫》的书信中，嵇康一下子变得唠唠叨叨起来。他不厌其烦地叮嘱着孩子，你要这样，不要那样。诸如小事不必计较，人情世故不必认真；酒桌之上，不要强劝他人饮酒，亦不必力拒别人的劝酒；甚至还告诫，长官之处不可常去，也不可住宿；官长送客时，不要走在后面，以免惩办坏人时，被疑心有告密的嫌疑……点点滴滴，皆是教孩子们要安分守己的做人。
后世大多认为，嵇康性格孤傲，愤世嫉俗，但教导起孩子来却如此琐碎，甚至颇为世故，不免有几分诧异。追慕嵇康的鲁迅似乎就颇不满意，“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然而，事实上，《家诫》并不全是琐碎世故，其中也有十分高绝的人生追求。嵇康要告诫孩子“人无志，非人也”，是要要他们立大志；“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还得有为自己的志向付出生命的勇气与决心。可见得，嵇康并不像鲁迅所说的希望儿子庸碌。事实上，十八年后，在故友山涛的举荐下，嵇绍入晋为官。适逢八王之乱，晋惠帝身处险境，嵇绍慨然以身体护卫乘舆，丧身于飞箭之下，成为传颂千秋的忠臣。
真实的嵇康并不是一个行为乖张，不守礼法的人。恰恰相反，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求至善。在他的好友中，阮籍好用青白眼，丧母而饮酒食肉；刘伶纵酒，裸形在屋中；王戎好利，卿卿我我，皆有外表上越礼之行，唯独嵇康都不曾有。在那个浊浪滔天的时代，嵇康或许是最能领悟孔子的人。但历史就是这么诡异，最恪守礼教的人，却以“破坏礼教”的罪名，被送上了断头台。
嵇康行刑当天，洛阳城万人空巷。几乎所有的史书都记录下了这个悲壮的时刻：临刑时，嵇康神色坦然，要来一架古琴，演奏了一曲酣畅淋漓的《广陵散》。奏罢，他略有遗憾地感叹：“袁孝尼曾经向我求学这首曲子，我却很矜持，不肯教他，如今这《广陵散》怕是要断绝了！”说完慷慨赴死。
嵇康惨死，士林震动，逃避政治的知识精英被迫做出选择，应举入仕。既然天下景从，司马家族按说不必再客气了。但是，司马昭虽善用名教扫除异己，却不免被名教所束缚，到死也不肯让曹髦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变成现实。三年后，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才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终结者”李斯
李斯师从于儒学大师荀子，却一步一步走向了法家的道路；他亲手杀害了同门师兄韩非，却又成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信徒；而他提出的“焚书”之议，则直接终结了儒家乃至诸子百家生存的土壤。■本刊记者 李远江拜别师门
公元前247年，已经而立之年的李斯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离开老师到秦国去。
临走那天，老师荀子问李斯：“你为什么要到秦国去呢？”李斯回答说：“现在各国都在争雄，正是立功成名的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奋力一统天下，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
李斯的回答很干脆，毫不掩饰自己匡扶天下的雄心壮志。对于秦国，荀子并不陌生。十九年前，同样是经不住强秦的吸引，荀子一扫“儒者不入秦”的传统，主动跑到秦国游学。在秦国，荀子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推销自己的治国理念上了。当他提出以儒家之“王道”补秦国“霸道”之不足时，秦昭王嘴上连连称善，却始终不肯用荀子。
与19年前不同的是，儒生西入咸阳不再是偶然，而各种饱学之士更是争相入秦。他们或入朝为官，或投身显贵门下，继续游学。与秦国的门庭若市相反，东方各国的人才流失相当严重。
时移则事易，面对学生西入咸阳，荀子倒也不觉唐突。他甚至为此感到高兴，说不定李斯真能在秦国实现自己未竟之愿呢！然而，高兴之余，荀子又不免忧虑。一方面，秦国有不修儒道的传统，倘若李斯不善变通，难免会遭遇自己同样的命运。而另一方面，他更担心李斯太过灵活，毫无原则地曲意迎合秦国的传统。
见李斯心意已决，荀子也不强留。只是再三叮嘱，勿违为师之道。李斯遂拜别师恩，一路西行直奔咸阳。
士途还是仕途
荀子的担忧不无道理，初入秦国的李斯再一次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
李斯风尘仆仆赶到咸阳，正逢秦庄襄王新丧，新即位的秦王嬴政还是个十三岁的小孩子，真正掌权的是太后赵姬和相国吕不韦。
吕不韦原是商人，对治理国家并没有太多经验。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他效仿战国四公子，不惜重金广揽人才。极盛时期，其门客多达三千余人。秦王年幼，尚未亲政，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李斯只能投靠吕不韦，成为其门下的舍人。
吕不韦的相国府俨然一座稷下学宫，各种流派的学者文人汇聚一堂，或著述，或辩论，好不热闹。吕不韦倒也礼贤下士，经常光临辩论会场，聆听学者们的思想交锋。后来，吕不韦将门客们精彩的言论编撰结集成为著名的《吕氏春秋》，这是后话。李斯初入相国府，虽然只是一个身份不高的舍人，但衣食无忧，既可以参与学者间的辩论，又可以埋头做自己的学问，像老师在稷下学宫那样“不治而议论”，同样可以影响秦国的政治，实现自己的理想。
但是，李斯并不甘心做一个纯粹的门下客，他选择了一条直接介入政治的道路——入仕。尽管相国府食客三千，但真正具备大师级水准的人却少得可怜。李斯受教于儒学大师荀子，其思想之深邃，论辩之宏富，远非其他门客所能比肩。不久后，吕不韦就发现了李斯，任命他为郎官，名义上是保卫秦王嬴政的安全，实则为吕不韦安插于秦王身边的眼线。
李斯对这个安排欣然受之。在士途和仕途之间，李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从这一刻开始，它将告别过去的士人生活。
王道还是霸道
李斯的入仕并不违背老师的儒道，荀子自己就当着兰陵县令。但是，从孔子开始，儒家始终坚持君臣之间必须保持相对的关系。荀子时常告诫自己的学生，为臣之道“从道不从君”，必须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
尽管荀子一再告诫“勿违为师之道”，但身陷仕途的李斯很快做出了违背师门的选择。李斯仔细地考察着尚未成年的秦王，发现秦王嬴政不甘心做一个傀儡，一心要实现伟大抱负。于是李斯很快做出了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投靠秦王。
李斯不愧为荀子的得意门生，其游说之术堪称绝伦。他深知，在崇尚霸道的秦国，引导秦王以儒术治天下，无异于缘木求鱼。于是，他决定投其所好，以霸道取悦秦王。
李斯对秦王说：“从前秦穆公虽称霸天下，但最终没有东进吞并山东六国，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诸侯的人数还多，周朝的德望也没有衰落，因此五霸交替兴起，相继推尊周朝。自从秦孝公以来，周朝卑弱衰微，诸侯之间互相兼并，函谷关以东地区化为六国，秦国乘胜奴役诸侯已经六代。现如今诸侯服从秦国就如同郡县服从朝廷一样。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就像扫除灶上的灰尘一样，足以扫平诸侯，成就帝业，这是万世难逢的一个最好时机。”
寥寥数语，直指嬴政胸怀，纵论古今，不离秦国霸业，每一句话都说到了秦王心里，遂任命李斯为长史。李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本可以按照老师的思路，趁着嬴政年幼，多教他一些儒家的王道，弥补其霸道之不足。但是，在李斯看来，王道虽好，苦于见效太慢。孔子做过一项保守的估计：用王道（即道德教化）治国，至少要三十年才可以让天下归仁。三十年太久，秦王不肯等，李斯也就等不得。因此，李斯在自己的仕途生涯中，彻底放弃了荀子的王道，选择了立竿见影的霸道。
李斯上任之后立即给秦王上了一个瓦解六国的计谋，暗中派遣谋士带着金玉珍宝去各国游说。对各国的重要人物能收买的，就多送礼物加以收买；不能收买的，就想尽办法把他们杀掉。等诸侯国君臣关系被离间后，再派良将去攻打。
如此阴毒的斗争手段，完全背离了儒家的道德，完全滑向了法家的权术。
韩非之死
无独有偶，同为荀子学生的韩非也从儒家出发，最终走向了法家，甚至成为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是韩国公子，李斯的同窗师兄。与李斯的平步青云截然相反，韩非回到韩国后，因为韩王的猜忌，一直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于是，韩非发愤著书，写下了许多探讨治国之术的文章。
韩非子接受了老师“人性恶”的观念，但他完全否定了儒家的道德教化，认为只有严刑峻法才能治国平天下。他甚至认为，对老百姓只能实行“愚民政策”，主张除了法以外不许有任何书籍存在，而历史记载尤在禁绝之列。老百姓唯一需要学习的文化就是法律，各级官吏便是他们的老师。韩非尤其反感知识分子，职责“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应该连同侠客一起彻底消灭。
韩非的思想非常符合秦国的政治传统，当秦王嬴政读到韩非的《孤愤》、《五蠹》等文章时，不禁感叹道：“如果哪天得见此人，并与之交往，虽死而无憾矣!”李斯听到这话，立即禀告秦王说，这些文章都是自己的同学韩国公子韩非所写。于是，秦王不惜发动了一场针对韩国的战争，迫使韩国派韩非出使秦国。
韩非到了秦国，与秦王相谈甚欢，但还没有马上信任他。这时，李斯和姚贾在秦王面前说：“韩非是韩国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各国，韩非到头来还是要帮助韩国而不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啊。如今大王不任用他，在秦国留的时间长了，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的祸根啊。不如给他加个罪名，依法处死他。”秦王认为他说的对，就下令司法官吏给韩非定罪。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叫他自杀。韩非想要当面向秦王陈述是非，又不能见到。后来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韩非已经死了。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韩非之死的记载过于简略。司马迁认定李斯是杀害韩非的罪魁祸首，理由很简单：妒贤嫉能。不过，司马迁的说法其实经不起推敲。事实上，秦王灭韩的计划早已提上日程，根本不可能因为欣赏韩非而彻底放弃。如果韩非离间秦国君臣的事情属实，则主张杀死韩非的就不再是李斯和姚贾，而是秦王嬴政了。
不管怎样，李斯都是杀害韩非的实际执行者。区别仅仅在于，他是主谋还是从犯。按照儒家的道德观念，即使韩非按律当诛，李斯也应该念在同门之谊而选择回避。以他在秦国之地位，申请回避应该不会影响其仕途。韩非之死，让李斯在秦王面前赚得了公而忘私的好评，但他也再次背离了荀子谆谆教诲的王道。
“釜底抽薪”焚书令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被秦王和李斯所奉行。
此后的秦国完全按照韩非的轨道高速的运行着。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公元前228年，秦破赵；前226年，秦破燕；前225年，秦灭魏；前224年，秦灭楚；前222年，燕赵残余聚亡；前221年，秦灭齐，天下归一。
秦统一之后，按照韩非的思路，构建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秦王嬴政改帝号为“皇帝”，自称秦始皇。废除谥号制度，禁止百官议论皇帝的是非。在李斯的坚持下，秦始皇选择了郡县制，统一了法律、度量衡、文字和车轨，开中国两千年封建大一统之先河。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任命李斯为丞相，走到了仕途的最高峰，同时也走到了他反儒道路的最高峰。
这一年，在咸阳宫的酒宴上，博士们借着酒兴发生了一场争论。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秦政府是否应当以历史为师，修正全面实行郡县的政策。秦始皇非常反感儒生们“借古非今”、“横议朝政”，便授意丞相李斯，将这个问题下到朝廷会议继续讨论。
李斯再一次扮演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执行者。在廷议的讨论中，李斯强调薄古厚今，进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李斯的建议，被秦始皇采纳，作为法令，颁布执行。
很显然，焚书令是完全针对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批评法家路线而起。喜欢借古讽今的儒家当然首当其冲。后世史家常常拘泥于焚书令毁掉了多少先秦文化典籍，其实不然。由于秦朝官府做好了图书备份，只焚毁民间藏书，因此，焚书令对文化典籍的破坏远不是论者们所想象的那么大。
事实上，焚书令最核心的意义在于，它借焚书完全禁绝了自由思想，彻底毁灭了“不治而议论”的士阶层，使整个先秦诸子思想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秦亡以后，极个别尊随孔子的汉儒试图恢复儒生议政的传统，但是，无一例外都招来了杀身之祸。七十多年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然而，董仲舒所谓的儒学早已不是独立自由的先秦儒学，而是杂糅法家、阴阳家纲常名教。
客观上讲，李斯之后无真正之儒家，两千年的反孔斗争说到底与孔子无甚关系矣！
路上的孔子
鲁国国君的车队缓缓而来，前方仪仗已经到达谷口。谷口周边的农田里，一排排的黍子在夏天的清风里摇曳。高粱已经抽出了穗儿。齐鲁两国便要在这夹谷的高台上会盟。
鲁定公身旁，一个身材特别高大之人显得尤为突出。他哈着腰，两手当心，微向前倾，腰间那柄佩剑便显得格外突出。
这个大个子便是鲁国著名的孔丘。是年，他五十二岁，直到两年前，他才刚刚出仕。他以懂得当时现行的一切礼而闻名于诸侯。
政治上的闪光时刻
孔子短暂的仕途可谓极为顺利。鲁定公九年，他做了中都宰，一年之内，由中都宰升为小司空，接着便升至大司寇。而且他极得鲁国国君和实际掌权的季桓子的信任。“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
当此之时，正逢前现代中国社会组织变迁得最厉害的时期。原本贵族封建，其基础是宗法，一个国家便是扩大了的家族，宗庙里的谱牒，就是政治上的名分。祭礼上，宗庙“宰”和掌礼的“相”便是主持这些名分的人。“礼本为祭仪，推广而为古代贵族间许多种生活的方式和习惯。此种生活，皆带有宗教的意味与政治的效用。”然而“一切非礼，逐渐从贵族之奢僭中产生”，尊崇“礼”的精神基础动摇了。王室大乱，天子蒙尘，公卿主政，家臣作乱。贵族们堕落失礼，高高在上，反而民间出现了一辈多文知礼的博学之人。“于是王官之学渐渐流散到民间来，成为新兴的百家。”
孔子在齐鲁夹谷会盟时，便是以大司寇担当掌礼的“相”。 他本是殷商王室微子启的后代，先世又由诸侯家转为公卿之家，到了父亲叔梁纥这一辈，为鲁国■邑大夫。叔梁纥身材高大，是一位著名的大力士。诸侯联军攻打晋国逼阳城，叔梁纥随鲁军参加了战斗。逼阳人故意打开城门，诱敌入城，然后突然放下供战事用的悬门，以便闭门消灭敌人。这时候，叔梁纥迅速托起沉重的悬门，使已入城的军队跑了出来。叔梁纥算是一个原始的“儒”。儒，本来便是当时社会的一个职业，“鲁之君子多术艺”，他们娴习六艺，为贵族效命。孔子幼年便丧父，生活极为艰难，他曾经当过仓库管理员，牧羊人。但生于士族，“为儿嬉戏，陈俎豆，设礼容”，从小习礼，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便以知礼闻名。
夹谷会盟，并非孔子和齐景公初次相见。鲁国内乱时，他曾经跑到齐国避乱。 齐景公慕名向他问政，他的回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臣、父、子各守其礼，各尽其事，国家秩序才能保证，才能上下一心。
公元前500年，他们又一次见面了。
此番两位国君会盟，鲁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三桓和齐国最大的两大政治势力领袖晏子和田乞都没有出现。此时的国际形势对齐国有利。晋国因公卿作乱失掉了盟主之位，齐景公背晋争霸，郑国和卫国已与齐国结盟，齐、鲁和战不止，中原又陷入了战乱。孔子此次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
齐国的相犁弥很轻视孔子，认为他“知礼而无勇”，出主意武装莱人劫持鲁君。齐侯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
据《左传》记载，孔子按剑上前，一番话说得不卑不亢：“两国国君既然会盟和好，为什么又用东夷俘虏以武力胁迫？这难道便是齐国号令诸侯的方式吗！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这样做，于神为不敬。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想来您堂堂齐国国君不会这么干吧！”孔子用他的礼和义折服了齐侯。两国即将盟誓，齐国人临时出花样，孔子随机应变，竟然让齐国归还了郓地、■地、龟阳的土地。
这是孔子五十岁出仕之后，抑私家尊公室、推行礼乐之道的最佳时机。他向鲁定公和三桓提出了“堕三都”。“堕三都”，就是堕毁、拆除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三桓”家的采邑费、■、成三邑。
四年前季氏的家臣阳虎叛乱，打着维护国君权威的旗号，差点囚禁了季桓子，郓地、■地、龟阳的土地也便是因此被阳虎献给了齐国。家臣们据邑叛乱，三桓也不得安宁，如今都支持堕三都。叔孙氏首先堕毁了■邑。费邑的公山弗扰听闻要堕费，抢先发难，偷袭鲁国国都。鲁定公和季桓子匆匆忙忙逃奔到季氏家中。孔子组织人马击退费人，乘胜平乱，堕了费邑。
孟懿子的手下公敛处父孟懿子提醒他，“堕三都”旨在抑三家，强公室。曾师从孔子的孟懿子从此任由公敛处父据成抗堕。直到这年十二月，鲁定公亲自帅师围城，无功而返。堕三都功败垂成。
孔子出仕之初鲁国上下信任的格局很快被打破了。齐国人适时送来了一批美女良驹。鲁定公和季桓子君臣“往观终日，怠于政事”7。齐国畏惧鲁国重用孔子，尊扬公权，担忧鲁国因此强大成为齐国隐患，遂用了一招“美人计”分化鲁国君臣。 孔子的一个弟子公伯寮也向季氏诋毁时为季氏宰的子路。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孔子的反应十分淡然。从政这几年正逢知天命之年，他认为“命”是一种力量，知天命，就是要了解事物的规律性和利用事物的规律性，以便在处理事务中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他还想等待时机。
接着是鲁国的春祭，孔子随行郊祭，季桓子没有给孔子送祭肉。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季氏心里动摇，开始疏远冷淡孔子。
游列国，觅知音
如今鲁国情势已无可作为。孔子决定带着一帮弟子们离开鲁国，以五十五岁高龄出去闯荡，寻求可以施展抱负的机遇。
“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不学礼，无以立。在孔子看来，礼是立身处世的根本。礼具有约束性，不仅仅是在祭祀里国家大法的约束，而且是对人的行为也进行约束，从形式而走向道德理论规范，最终人们通过礼和乐，而达于道。
此时可谓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是复古，还是创新？孔子向往文武周公这样的“圣人时代”，但对同时代的人，尤其是对国家有关贡献的人，他也能持平而论。“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孔子赞扬管仲保护诸候小国，驱逐外族的功劳，但也严厉地批评他收取大量的市租，奢侈、越礼等行为。他并非想返回到文武周公时代，而是想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来。
一个理想主义者，必然会面对三种敌对势力：一种是反对他的人；一种是不理解他的人，一种是他自己深深的疲倦和失望。
孔子从离开鲁国到再次返回，前后达十四年之久。他和弟子们先后到过卫国、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流亡羁旅，他常常击磬遣怀。他以美玉自譬，怀抱理想，等待识货之人。闻磬音而知心事，卫国一位扛着草框的隐士，因此回应他说，没有知音，就独善其身好了，有如涉水，水深，索性穿着衣服趟过去，水浅，不妨就撩起衣服趟过去。
显然，面对隐士们的的劝讽和质疑，孔子常常显得颇为矛盾。 在去蔡国途中，他曾经派子路向两个农夫长沮和桀溺问路。这两人一个说孔丘自然知道路在哪里，一个说与其辟人，不如辟世。孔子脸色怃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意思是天下有道，他就不会汲汲于用世；正因世道太乱，他才不得不出来保护以往圣人们开创的文化，还要努力改变一切背道而驰的流俗。
然而，面对坚硬冰冷的现实，他又常常和弟子们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他也会有“知我者其天乎！”这样孤独无比地发问。
明道然后行道，这难道不是一个君子的天职吗？然而生逢乱世，礼崩乐坏。仕，还是不仕？这确实是春秋末世读书之人必然面对的选择。
他和弟子们首先不得不解决生计问题。他一度曾想答应晋国中牟宰佛■的邀约，子路反对，他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初到卫国，他是赁廛而居，后来他借助在子路的妻兄家里。
终于，他获卫灵公召见。
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
卫灵公让孔子做什么职务，如今已不可考。孔子和弟子们如是方可长期客居卫国。 然而，麻烦接踵而至。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倾慕孔子的风度和学识，派人去见孔子，“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君夫人见外臣，不为失礼，孔子无法推辞，“夫人在■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然。”
见南子给孔子造成了很不利的社会影响。憨直的子路挂在脸上，孔子不得不赌咒发誓。卫国大夫王孙贾则讽谏他何必借南子求仕。 此时孔子可谓名满天下、无人重用，尚要面对嗖嗖飞来的谎言和冷箭。对卫国，他亦心存期望，一则“鲁卫之政，兄弟也”，卫国和鲁国，风俗相近，多君子；一则卫国有三位能臣，“仲叔圉治宾客，祝■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政事颇有可观之处。
当此之时，卫灵公年未及五十，精力充沛，国内南子弄权，太子蒯聩刺杀南子未遂，出奔宋国、晋国，正所谓父不父、子不子。
再次召见孔子，他关心的是如何才能打胜仗。“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如是回答。卫灵公明白，孔子的意思，是要他首先讲求礼仪齐家治国。权力需要的是崇拜和奉迎。次日两人相见，卫灵公正和孔子说着话，天上有一只雁子飞过， 他“仰视之，色不在孔子”。 孔子曾说过:“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但面对卫灵公这样公然的失礼，他只感到深深的失望。在卫国他淹迟最久，如今已届启程之时。
他的旅程危机重重。
在宋国，他和弟子们在一棵大树下演习礼仪。
宋国本是孔子的祖籍，而且也是他妻子的祖籍，年轻时候他也来过宋国考察商礼。宋国司马桓■骄横奢侈，命令工匠给他制造一座巨型的石椁，工匠们辛辛苦苦三年还没有完成。孔子自然对此事非常反感，说他还不如死后早点腐烂呢。桓■盛怒，派人砍倒了大树。“天生德於予，桓■其如予何！”孔子倒是表现得相当轻松，弟子们非常紧张，坚持要他微服而行。
这不是他第一次面临险境。过匡的时候，因为长得像阳虎，被匡人非法拘禁了五天。在陈国他和弟子们被困断粮七天。孔子和弟子们被围困在旷野地带，饥寒交迫。这可谓是孔子游仕经历中最为险恶的一次。 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引发子路和老师就君子和小人对待困境不同态度的讨论。
固穷的君子在别人眼里则是另外一种形象。在郑国时，孔子和弟子们失散。孔子独自立于新郑东门外，等候弟子们。子贡寻问老师的踪迹。一个郑国人说，城门外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尧，脖子像皋淘，肩膀像子产，但从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一副狼狈不堪的丧家之狗模样。对郑人这番描述和评价，孔子欣然笑纳，“然哉！然哉！”
如此，则天下共知孔子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不管心中如何渴望行道于天下，他亦得面对现实。周游列国的最后一站仍是卫国。此时卫灵公已死，他的孙子辄为国君，辄的父亲蒯聩则在晋国随时准备返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话应验了。果然，父子对峙了十七年之后，兵戎相见，子路在这场父子之战中被剁成肉酱。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在外面游历了十四年之后，孔子被季康子迎回了鲁国。回到鲁国的孔子被尊为“国老”，对于出仕改变这个世界，他已经没有了热情。从三十岁开始的教育事业，此时已经进入了收获期。“孔子是开始传播贵族学到民间来的第一个。孔子是开始把古代贵族宗庙里的知识来变换成人类社会共享的学术事业之第一个。”
此时，他学生子贡、冉有和子路皆为季氏所用，孔子因此得以预闻政事。在为政之道上，学生们显得比老师灵活得多。网罗了孔门三大弟子，季氏子弟得意洋洋，孔子显得十分冷静，“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有时候，他对学生们失望之及。譬如作为季氏宰的冉有，既不能改变其失德的行为，反而帮着增加赋粟，逼着孔子说出“求非我徒也”这样的话，甚至表示年轻一辈的弟子们因此“鸣鼓而攻之可也”。从政的弟子们不能劝止季氏增田赋，伐颛臾，旅泰山种种失政失礼之处，他所坚信的是他们尚具有底线，“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他的大弟子们各有所成，各有所用。“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后一辈的子游，子夏，曾子也兢兢业业地研究诗、书文学。恂恂文士，赳赳武夫，贵族平民，商贾农夫，乞丐盗贼，孔门有教无类，声势浩大。
鲁哀公十四年，七十一岁的孔子最后一次发表政见。齐相田成子弑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朝见鲁哀公，请求鲁国发兵讨伐。鲁国君臣自然不听。孔子对弟子们说，结果早已知道，不过我是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向君与相进言。他以身作则，希望弟子们能够不管失败，去尽一个君子的职责。 他开创了历史上“以古非今”的异议传统。从此那些自认天命所归的统治者们就别指望能逃脱儒生们的质疑了，被拿来和古代圣贤比较，成了他们的噩梦之一。
这是他经过一生的挣扎才确立下来的信念。
关于晚年孔子的记载泪迹斑斑。世道如此混乱无望，他不再奢望现实的改变，“孔子惧，作《春秋》。” 这一年， 鲁君狩猎，获一怪兽，左足已折，时人不识，以为不祥之物。孔子看了之后说是传说中的祥瑞“麟”。为何祥瑞出现在如此世道？孔子“反袂拭面，泣涕沾襟”。 他说：“吾道穷矣！”。《春秋》便绝笔于获麟。这一年，他最钟爱的弟子颜渊去世，他哀伤过度。 一年后，子路战死的消息传来，他哭子路于中庭。
公元前479年初夏的一天，孔子拄着拐杖，在门外走来走去，哼着一首绝望的歌：“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说着说着还流下了眼泪。七天之后，孔子离世。
尽管后人把孔子奉为最高权威，给他加上了“至圣”、“素王”这些头衔。孔子从未自称是圣人，他亦从不轻易称许别人仁智。当子贡恭维他是“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他诚恳地回答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他所满意的，是自己学不厌、教不倦。
在他死后，弟子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造圣运动”。他成了一个比上古圣人尧、舜更伟大的“圣人”。史上第一厉害人物。他的一位学生有若，长相接近孔子，更把孔子比喻为兽中麒麟、鸟中凤凰。一千多年后的朱熹则把他抬到了一个迹近神的地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一个比孔子本人更伟大的“孔子”在他死后诞生了。他的学生们则纷纷进入政坛。从此，一个全新的阶层诞生了，这个阶层立志通过培养个人的美德和智慧为公众服务，出身高贵比不上道德高尚。
许多年后，一个受过“墨”刑的人，据说亦在孔门受过教，他自创教义，公开反对孔子。他的矛头直指孔子本人，“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
墨子“非儒”，主要是反对儒家礼、乐，认为这些事劳民伤财，譬如丧葬之礼，最为浪费，用在死人身上，不如用来奉养活人。墨子理想中的圣人是大禹那样的苦行者，“腓无■，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不过，钱穆先生认为儒墨两派有共同的精神，“他们全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来批评和反对他们当时的贵族生活。儒家的精神比较温和，可说是反对贵族的右派，墨家较激烈，可说是左派。”
若干年后，儒家分舵之一法家的一位后起之秀将成为真正的“反对派的反对派”。他烦透了那些对朝政说三道四，在思想上制造麻烦的愚儒，他提议：“有敢偶语诗书者弃世，以古非今者族。” ■
除了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奴隶制教育外，孔老二还借编写历史典籍为名，大肆篡改历史，为复辟奴隶制记下一笔笔帐。这本历史变天帐取名《春秋》，内容百般美化奴隶主，斥骂新兴地主，宣扬开倒车的反动历史观。
孔老二支撑着老朽不堪的身体修订完《春秋》，已经七十岁了。他那些学生，死的死，散的散，身边剩下没几个人。老头儿反复地唠叨：“我的理想完啦！我的理想完啦！没人了解我呀，真是天知道！”
公元前479年春天，在孔家店的阴暗角落里，七十三岁的孔老二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这天清晨，他挣扎着起床，昏昏沉沉地拄着拐杖倚在门口。大地阳光普照，他却觉得眼前一片漆黑。 七天以后，孔老二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进了棺材。他那复辟奴隶制的迷梦，被新兴封建社会制替代没落奴隶社会制的滚滚历史车轮，辗得粉碎。
孔老二留下的，除了历史变天帐《春秋》外，还有门徒编篡的孔丘反动言论集《论语》。后来，古今中外的反动统治阶级，就把这些黑货当作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把孔丘吹捧为“圣人”。其实，孔老二是个十足的反革命老顽固。
“子见南子”的现代官司
这不仅仅是孔氏族人和“曲阜二师”之间有关名誉问题的争论，而是涉及到如何评价孔子，以及孔子新的历史地位的大问题。■黄欢
1929年6月8日晚，山东省曲阜第二师范学院礼堂灯火通明，由学生剧团自己排演的新编历史剧《子见南子》正在上演。
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在校内公演的历史剧，居然会在一个月后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并将鲁迅、林语堂、孔祥熙等文化界、政界名人，拉入到这场争论之中。
孔府门前演戏
《子见南子》的剧本，由林语堂创作于1928年，发表在鲁迅和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1卷6期上。
主要情节是，孔子周游到卫国，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要创办“男女同学”的“六艺研究社”，请孔子“领导指教”。剧中的南子年轻美丽，潇洒大方，思想新潮，而孔子则显得呆头呆脑，古板正经，主张“男女有别”，试图“兴乐复礼”。
戏剧在结尾处达到高潮：孔子被南子感化，和学生子路一起看着南子且歌且舞，并赞叹：“这才是真正的诗，真正的礼，真正的乐。”
林语堂在剧本中，本来并没有丑化孔子的想法，只是将孔子从一个“圣人”还原成“一个有情有欲，有血有肉的人”。他认为，从“幽默方面看去，才能达到对孔子性格美点的真正领略”。
剧本发表后，立刻引发极大反响。经历过“新文化”、“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学生们，发现了这部构思精巧、语言幽默的作品，大喜过望，纷纷组织排练上演，用作“反孔”宣传。其中，位于山东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院由于位置特殊，更是受人关注。
曲阜，是孔子老家，孔氏族人世居于此。"曲阜二师"位于孔府东侧，由清末孔氏后人创办的"曲阜四氏师范学院"改建而来，历任校长也大多为孔氏族人担任，“尊孔”、“崇古”的风气比全国其他学校更加浓厚。
1920年，新任校长范炳宸到任。范炳宸是清末留日学生，深受蔡元培“兼容并包”教育理念的影响，他的到来使学校风气为之一变。《子见南子》话剧上演时，“曲阜二师”校长为宋还吾。宋还吾毕业于北京大学，深受“新文化”思想熏陶，1928年，宋到任后，多聘任新派教员，并主张学生应多关心政治。
6月8日的演出，是在“曲阜二师”学生会的主持下举办的。为了追求逼真的效果，学生会特地借用了孔府的器具作道具，并送票给孔府。学生们还在大街小巷张贴海报。演出当晚，观者如潮。“二师”礼堂水泄不通，台下观看演出的不仅仅是本校学生，还有不少曲阜乡里父老。
戏剧高潮处，扮演孔子者的一个个滑稽的举动，惹得观众哄堂大笑，而台下受邀观剧的孔府族人则怒不可遏，演出未完，即拂袖而去。
“先祖名誉”
演出结束不久，一封由孔氏族长孔傅■牵头撰写的呈文，就抵达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呈文称演出丑化圣人，并提出“速将该校校长宋还吾查办，昭示大众。”
数千年来，孔府在山东一直无比尊崇。即便是受到“新文化”、“五四”思潮的冲击，孔府在山东的地位也依然稳固。尤其在张宗昌主政期间，提倡修孔庙、祭孔，教《四书》，直到1928年离开。
孔府族人之所以选择越级上告，也与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有莫大关系。张宗昌离开山东后，继任的韩复榘任命何思源为教育厅长。何到任后，聘任了不少深受“新文化”和“五四”思潮影响的教育界人士，在各级学校任职，宋还吾就是其中之一，宋还是何思源的北大校友。
与山东“倒孔”人士逐步占据主流地位不同，在南京国民政府当中，形势则要复杂得多：曾经参与或受到“新文化”影响的官员多赞成“倒孔”，而和传统教育联系密切的官员则多赞成“尊孔”，这也导致政府政策常在左右摇摆之中。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曾明令学校禁止祀孔，并颁布教育方针，以“三民主义”替代“读经、尚武、尊孔孟”。但也在同一年，蒋介石在参拜孔庙时，又称孔子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
在此大背景之下，一所“地方院校”内部的一场演出引发的“先祖名誉”的争论，就逐步变成“尊孔”、“倒孔”两派借题发挥的道具，并最终完全超出了争端当事人的控制范围。
孔氏族人的告状信先是到了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手中。蒋是蔡元培的学生，也曾做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在他看来，一场学生排演的话剧并不值得如此小题大做，并以此回复孔氏。
但很快，孔氏族人找到了时任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同是孔氏后裔的孔祥熙。孔祥熙则将这件事转呈给了蒋介石。在蒋介石的批复下，教育部于6月16日下发“训令第八五五号”，要求山东省教育厅对此事进行调查。
蒋梦麟于是派参事朱葆勤会同何思源一起办理此案。调查结束后，何思源向蒋梦麟做了汇报，称《子见南子》一剧“并非该校自撰”，完全根据林语堂所编成剧本，“至扮演孔子脚色，衣冠端正，确非丑末。”同时还表示“又查学生演剧之时，该校校长宋还吾正因公在省”，对此事没有任何责任。
宋还吾也自己上书教育部进行辩解，称“本校所以排演此剧者，在使观众明了礼教与艺术之冲突。”并称孔氏族人的告状信“真是信口胡云”。
“二师”学生会甚至向全国发出通电，认为“惟对于孔氏族人所呈控敝校校长各节，认为绝无意义。断难成立罪名，公论其在，不可淹没”。并且表示“敝会同人在此时期绝不向封建势力低首降伏。”
风波扩大
孔氏族人和“曲阜二师”之间的纠葛，新闻界很快进行了大规模报道。敏感的大众传媒显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孔氏族人和“曲阜二师”之间有关名誉问题的争论，而是涉及到如何评价孔子，以及孔子新的历史地位的大问题。
7月8日，《大公报》以“丑扮孔子引起风波”为题，连续刊发文章，对事情的进展进行报道。其它如《民国日报》、《新闻报》、《华北日报》也纷纷跟进。
接受新文化理念的大众媒体，大多对孔氏族人提出批评，仅《民国日报》就连续刊发《关于“子见南子”——连死人也骂不得》、《因“子见南子”想到孔子学说在今日之地位》等文章予以抨击。
上海报纸《金刚钻》甚至发表文章称，孔氏之所以要引发诉讼，不过是想借机排挤"曲阜二师"。
在全国舆论一边倒的情势下，蒋梦麟等新派势力，也借机认可山东省教育厅的报告，认为孔氏族人控告二师学生演“子见南子”一案，查无实据。“二师师生，尚无侮辱孔子事情，自应免予置议。”
教育部本想就此了事，孰料风波又起。孔氏族人又递交呈文，认为教育部前去调查的参事朱葆勤“偏袒一方，查复不实”。而孔祥熙等人，也借此对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提出弹劾。“倒孔”和“保孔”两方人马又起争论。
迫于孔祥熙等人的压力，山东省教育厅不得不下令，将宋还吾“只得调厅，另有任用”，并将主持排演此幕话剧的学生会会长王宗佩、刘子衡等开除学籍。
这显然是两派平衡妥协的结果--孔氏族人的要求部分得到满足，但校长宋还吾并未被查办，只是调离原职而已。
这样的处理结果，虽非以信奉新文化思想为主的教育部官员的初衷，但在国民政府内部“尊孔”潮复起的情势下，没有酿成更严重的后果，已属不易。
但在思想更加激进的“倒孔”派看来，这种结果无疑意味者失败。鲁迅对此极为不满，他随后撰写了《关于<子见南子>》一文，不但详细记录了整个事情的全过程，还提到“只得调厅，另有任用，其实就是'撤差'也矣。这所谓‘息事宁人’之举，也还是'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 1974年，全国各地出版了大量“批林批孔”的宣传品，这本名为《孔老二罪恶的一生》的连环画便是其一。而今，发黄的它已经成为那段荒唐岁月的见证。本刊摘录部分文、图，以飨读者。 （为尊重历史，除个别字句外，文、图均保持原貌）
编文：萧甘（巴金的笔名）绘画：顾炳鑫 贺友直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年6月第1版
就在这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孔丘，于公元前551年出生在鲁国（今山东）。孔丘排行老二，所以又名仲尼，祖先本是宋国贵族，父亲孔纥是个破落的奴隶主。
卫国新兴地主势力对孔老二有戒备，他受不了这个罪，住不数月，就和学生们匆匆离开卫国。刚走到卫国边境匡城（今河南长垣），冷不防，路两边杀出几百个农民，把他们团团围住。
匡城的农民把孔丘一伙包围了五天，不许他们走动。孔老二躲在车子里自吹自擂：“我是中国文化的继承人。如果老天要毁灭文化，我就完啦；如果老天不要毁灭文化，匡人能拿我怎么样！”他又搬出“天命”论给同伙打气。
最后，孔老二耍花招，让学生出面向农民苦苦哀求，这才解了围。他们一伙七零八落地来到黄河边，正想渡河到晋国去，忽听得晋国当权的赵简子杀了两个旧贵族，孔老二吓慌了，不敢入晋。他怅然望着滚滚东流的浊浪，长叹一声：“天哪！我不能过黄河，大概也是命中注定吧！”
没有别的出路，孔老二只得厚着脸皮折回卫国。卫灵公讨厌他又来吃闲饭，有一次故意问他：“你说说，该怎么打仗？”孔老二说：“我不会打仗，我只会行礼。”灵公不睬孔丘，顾自抬头看着天上飞过的大雁，弄得孔老二非常尴尬。
孔老二要学生们记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还胡说什么“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就是奴隶主是天生聪明的上等人，奴隶是下等的愚民，永远不能改变。他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天才论，把这些黑货作为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
孔丘五十岁以后，获鲁定公重用。他上台后，向鲁定公献计：“照老规矩，当大夫的不得私自建筑都城。如今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在费都、成都、■都各霸一方，乃是心腹大患，非把三都摧毁不可！” 毁三都就是镇压新兴地主阶级，鲁定公当然很赞成。孔老二便发兵毁了■都，又攻毁了费都。成都比较坚固，孟孙氏和家臣们决心抵抗，鲁兵攻了几个月攻不下来，只得作罢。
新兴的封建社会势力，决不会容忍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专政。他们用离间计，使热衷吃喝玩乐的鲁定公整天沉醉在歌舞中，对孔丘十分冷淡。 孔老二预感到前景不妙，试探着向鲁定公提出辞职。
定公并无挽留的意思。五十五岁的孔老二只得带上一帮学生离开鲁国，梦想到其它国家去兜售复辟黑货。临行，他想起子路有个近亲是卫国国君的宠臣，可以拉拉关系，便决定先去卫国。
本来，孔老二满想通过冉求实现复辟奴隶制的美梦。谁知冉求不听他的话，尽帮着康子搞革新，打击旧贵族。孔老二大发雷霆，煽动学生说：“冉求这小子不是我的门徒，大家给我敲着鼓狠狠地去揍他一顿！”
孔老二整天跟旧贵族鬼混在一起。不久，从秦国传来消息：奴隶起义的领袖柳下跖，率领一支九千人的造反队伍，攻打城池，活捉奴隶主杀头示众，声势浩大。孔老二向闻风丧胆的旧贵族献策，由他前去诱降柳下跖。
有些学生，对孔老二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死硬态度表示不满。樊迟公开要求教些种田的知识，孔老二爱理不理，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要求讲讲怎样种菜，孔老二脸一沉，说：“我不如菜农！”
周游列国多年，到头来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势必落个可耻下场！
转眼又是几个寒暑。到处碰壁的孔老二，突然打听到在鲁国执政的季康子很重用他的学生冉求，便得意地手舞足蹈起来：“有回国希望啦！有回国希望啦！我的学生有的是本领呵，还怕抓不到权？”他决定马上回鲁国。
公元前484年，顽固地为复辟奴隶制东奔西窜的孔老二，已经六十八岁了。他终于在一个夕阳西下的黄昏，坐着破马车，狼狈不堪地回到家乡鲁国都城（今山东曲阜）。
桓■是宋国的新兴地主，十分痛恨孔老二这个奴隶主的忠实奴才。他叫人砍掉大树，还扬言要杀掉孔丘。孔老二嘴硬腿软，一面嘟嘟囔囔：“我是有天才的，不怕他杀我。”一面拔脚溜之大吉。
在陈、蔡交界处，孔老二被当地新兴地主包围在郊外，几天吃不上饭，有些学生还病倒了。孔老二问学生：“我不是老虎，也不是野牛，如今流落荒野，是什么理由？”子贡说：“老师的主张，世上行不通。”孔老二听了大发脾气。
劳动人民对孔老二这个顽固派十分鄙视、憎恶。在郑国，孔丘和门徒失散了，独自孤零零蹲在城东门怅望。郑国百姓骂他是“丧家之狗”，子贡把这话告诉孔老二，孔老二不得不承认自己“象一条没人过问的丧家狗”。
学生子路反对道：“老师天天讲君君臣臣，而今公山不狃犯上作乱，你为什么要上他那儿去当官呢？”孔老二扯下遮羞布，说：“周文王、周武王当初不也是从丰、镐两个小地方起家的吗？那我为什么不从费都起家！”
来源：《国家历史》
[ 本帖最后由 梁知行 于 2010/3/10 14:26 编辑 ]
孔子墓蒙难记
传说中，秦始皇曾经下令挖掘孔坟，而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破坏孔子墓事件，发生在1966年。被红卫兵小将们捣毁的不仅仅是“孔家店”，更是中华文化的命脉。遭遇浩劫的孔子故里，在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本刊记者/刘炎迅(发自山东曲阜)
墓穴被挖开，孔子第76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的尸体跟着被拖了出来。孔令贻是孔林掩埋的最后一位“衍圣公”，这是孔子嫡系长子长孙的封号，自宋代起就世袭爵位。
尚未腐败的47年前的脸，以及身体，此刻被划破，在1966年冬日的空气中，迅速氧化，变黑。
围观者是一群青年，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标，他们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小将，在他们身后，拥挤着更多的穿着土布棉衣的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的农民。
刘亚伟此时只有13岁，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依旧清晰记得自己的感官系统沦陷在臭味中的无力感，“真是另一个世界来的气味。” 刘亚伟感觉一只大手使劲地抓住自己的胃，不断地揉捏。
在红卫兵闯入孔林掘墓之前，他们已经光顾了孔庙和孔府，砸断历代碑刻，火烧孔子塑像，摧毁了一切“代表封建主义罪恶腐朽势力”的瓶瓶罐罐。
许多年后刘亚伟说，自己是个罪人。其实，他只是一个看热闹的孩子。
几天的破坏，几百年也恢复不了
外地的红卫兵即将冲过来，一个令人惊悚的细节是，这些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甚至不休不眠，从泰山脚下一路砸到山顶，砸坏了很多石碑和摩崖石刻。
1980年代，刘亚伟还是曲阜县委报道组成员，看到了县政协一位同事的报告，这份2万字的报告，搜集了文革时谭厚兰等人如何讨孔、砸碑、挖坟的事实，还列有一些数据。
这让刘亚伟惊讶，他开始反思少年时看到的那些荒诞剧。从1990年起，刘亚伟和曲阜文化馆的研究员王良四处采访，寻找亲历者，比如一位昔日革委会主要成员，但他闭口不谈。第7次，他被堵在一家文物商店里，终于开口。他的老伴坐在一旁抽烟，冷眼旁观，每每提及文革反孔之事，此人就侧身去看老伴：说点吧？老伴同意。于是就一点点说。
时光回溯到1966年。那一年的8月23日，曲阜县政府接到消息，外地的红卫兵即将冲过来，他们正一路打砸，毁坏文物。曲阜一中的学生们在孔庙大门上贴出了“紧急行动起来，防止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标语，并将本来开放的孔庙东华门、西华门和南门封了起来。
许多农民来到孔府门口站岗，他们来不及制作红袖标，就在胸前别上一个红布条，写着“贫下中农”。
此时，曲阜县委书记李秀公开演讲，说“三孔”是国务院明文规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破坏它，就是破坏国家财产，干扰斗争方向。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想法是，几天的破坏，几百年也恢复不了。
曲阜城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中。不料，曲阜师范学院部分红卫兵行动了，他们一路高呼“打倒孔老二”“彻底捣毁孔家店”。
在孔府门前，文管会工作人员把红卫兵们拦住了。
红卫兵们齐声背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笤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时任副县长王化田站出来，指着国务院立的文物保护的碑说，“你们好好看看，谁要在这里搞破坏，是触犯国家法律的。”
一个红卫兵上来就问：“你是做什么的？”
王化田自报家门：“我是王化田，是副县长。”谁知，他的话音未落，学生们便高呼“打倒王化田”，“打倒孔老二的看家狗”。
“ 孔坟可以挖掉”
林杰提醒谭厚兰，“孔子已经死了两千多年了，现在还来搞他，现实意义究竟在哪里？这是你们去山东之前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
“今天，‘孔家店’是收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四旧污垢的‘三合店’，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大障碍。”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写于1966年11月的《讨孔战报》。
在曲阜，很多孔府后裔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时，一个名字被他们不断提及——谭厚兰，这是当时“讨孔”的干将，是“井冈山战斗团”的负责人。
谭厚兰是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曾被抽调到《红旗》杂志帮忙。由此，她结识了林杰，林杰是当时《红旗》杂志的主要作者，是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
刘亚伟曾查阅到谭厚兰被审查时所写的交代材料，其中记述，林杰曾这样对谭厚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除了大庆之外的一个好地方——山东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
林杰接着说：“你们应当率先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这个反。”谭厚兰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去，我们一定去！”
而根据有关文革档案、《讨孔战报》以及诸多当事人回忆，1966年11月11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从北京打来电报，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但“孔坟可以挖掉”。
同一天，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打来电话：“汉碑要保留，明代以前的碑，也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对孔庙可以改造，可以像‘收租院’那样。孔坟可以挖掉。可以找懂文物的人去看一下。”
谭厚兰们制定了行动计划，起草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告全国人民书》，同时派出了两支“先遣队”，分别对山东省委、曲阜县委进行“火力侦察”。
为了阻止红卫兵破坏“三孔”，曲阜人用大木箱将孔府门前的石狮子整个罩起来，外面再贴上毛主席像，还写上标语，以为如此一来，谁也不敢去动了，更别说砸了。
但这样的努力在反孔风潮中不堪一击。
11月12日下午，“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宣告成立，标志着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与曲阜当地红卫兵组织联合阵线的形成。
11月13日，孔府大门被迫打开，工人、干部、学生、从几十里外坐着毛驴车赶来的乡下老大娘一涌而入。
11月15日，孔府大门前举行“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国务院1962年立在孔府门前，写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砸碎了。
会后，红卫兵们分头冲进孔庙、孔林、周公庙，砸碑、拉匾、捣毁塑像。
有人从孔子像中掏出了一部线装古书，这是一部装祯考究、古色古香的明版《礼记》。紧接着，人们又从孔子、以及包括颜回在内，被称作是“四配”“十二哲”的孔子门生塑像肚里纷纷掏出了线装的《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挤不上神龛的红卫兵，便将那些摔落在地上的至圣先贤们的头颅像踢足球一般地踢来踢去。
动用了雷管和炸药
手持铁锨镢头的红卫兵和抽调来的农民扒坟队，锨镢并用，在孔子、孔鲤、孔亻及祖孙三座坟墓上同时作业，一时间尘土飞扬
1966年的11月29日，阴冷。
刘亚伟记得，那天吃完早饭，听说谭厚兰要带领北京来的红卫兵去扒孔子墓，他和一帮孩子跑到孔林看热闹。他们赶到时，孔子墓周围已经挤满了人，挤不进去的便爬到树上和围墙上，负责维持秩序的红卫兵手挽手拉起了人墙。济宁地区和曲阜县的几位领导跟在谭厚兰后面，再往后，是一大串带着高帽子的“牛鬼蛇神”。
墓前，那块高大的墓碑上涂满了口号，红卫兵们把一根粗绳套在墓碑的上端，人员分成两队，一队拽住一边的绳子，等待着号令。
高音喇叭响起来：“扒坟破土仪式现在开始！”
巨大厚重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头供桌上，断为两截。
从北京赶来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跑前跑后，记录下这一破四旧的壮举。
革命小将为了更快地掘开墓穴，还动用了雷管和炸药。刘亚伟亲眼看到了孔子的坟被炸开，坟冢上的黄土到处都是，刘亚伟站在那里，身上落满“细碎金粒子一般”的泥土。而眼前，红卫兵们正在往树上系绳子，然后将尸体吊起来，呼哧呼哧，这并不是件轻松的活儿。
墓中共扒出了五具尸体：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其妻妾。尸体刚出土时保存还很完整，但很快被红卫兵和农民的铁钩戳破，“尸体便像撒了气的皮球一般迅速地瘪下去”。
至今，刘亚伟手里还保留着这些照片制作而成的幻灯片，都是当年红卫兵做宣传时用的。他小心翼翼地拿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从来没给外人看过，都是证据。”
更为完整和清晰的照片，孔红宴手里有一套，他常年在曲阜县档案馆工作。但是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些照片太刺激，比如破坏尸体的情景，太敏感，不便示人。
很多年后，刘亚伟找到当年的一位见证者，“挖出来的几具尸体在那里放了五六天的样子，每天围观的人都络绎不绝。后来，一天晚上弄到孔林东南角的一个土坑里烧掉啦。主要是觉得每天都有很多人去看，尸体男女都有，光着身子太难看。”
“一夜挖出个拖拉机”
根据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1973年2月24日《关于“讨孔联络站”破坏文物情况的汇报》《讨孔战报》以及当事人的回忆，面积3000余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的地下随葬品被洗劫一空
2010年2月9日，农历年前5天，曲阜迎来入冬最冷的一天。游人很少，孔林里，那些坟冢高高低低，一眼无边，长满了苍老的树，落下的荒叶，厚厚一层。
孔子、孔鲤、孔亻及祖孙三人的墓靠在一起，高高竖起的墓碑上通体横贯断痕，用粗大的钢筋连接固定，而在那些厚厚的黄叶之间，很多不出名的孔家子孙坟茔前，明清时期的一些墓碑彻底断裂倒下，至今如此。
孔令贻的墓在整个孔林的边上，游人罕至，只因当年被破坏得太彻底。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是孔令贻的儿子，当年蒋介石视之为国宝级人物，将孔德成与故宫的文物一道抢运到了台湾。孔德成曾任台湾考试院院长，于2008年10月离世，享寿88岁，尽管一再获邀，他却从未踏上故土。很多人说，他心里难受。祖坟被挖，这在中国的传统之中，是极大之侮辱。
一些当年“讨孔”的骨干已大多早逝。而风光一时的谭厚兰，1978年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1982年被免予起诉。谭厚兰罹患宫颈癌，45岁时病亡，没有结过婚。
“当时还小，只是个简单的旁观者，后来我决定写书，开始反思了。”刘亚伟说，无论你是否做了恶的事，哪怕你当时做了逍遥派，也逃不过这份罪。这是时代的罪。
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如今孔林附近的村民，依旧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刘亚伟说，当年，红卫兵挖墓后，这里的村民就开始疯抢墓里的陪葬品，紧挨孔林的林前村，当年流传着“一夜挖出个拖拉机”的说法，一些人就靠挖孔坟致富了。
最为夸张的是，一位曾被指派去保护孔林的村干部，后来带头领着人去挖。
红卫兵们这时曾想阻止挖坟的扩大化，但已经无力控制，村民们眼里只有金银，谁来阻挡，就是一顿暴打。
当时从大小孔家子孙的墓里挖出来的金银珠玉不计其数，银行来收金银，96元一两，前后收了30多万元。一同被挖出的玉石，因为不收购，所以立即被村民视为废品，被孩子们拿去，系上绳子，在路上甩着玩耍。
1979年，国家重新修复孔子墓，曲阜文管会让人帮助寻找孔子墓碑，还有散落的碑块，在附近社员家里找了上百块，现在孔子墓前的碑，就是这些石块拼在一起的。
浩劫中，也有人努力保护国宝。曲阜市文物局副局长项春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文革后，当地开始组织修复孔庙里的断碑。幸运的是，早年的碑文拓版被人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后来修复“三孔”古迹的依据。 ★
(特别致谢刘亚伟、王良以及段炎平给予本文的支持，本文部分史实援引纪实作品《孔府大劫难》以及刘亚伟的回忆文章，实习生王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世界文化遗产：“三孔”
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并称为“三孔”，是人们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象征。其中，孔庙是我国最大的祭孔场所；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墓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延续最久、面积最大的家族墓区；孔府则是世袭“衍圣公”居住的地方，是我国仅次于明、清皇宫的府第，藏有大量的历史档案、传世文物、历代服饰和用具等，极其珍贵。
1994年，孔庙、孔府、孔林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破四旧运动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即破四旧，这是文革的重要目标之一。该运动随着红卫兵运动兴起，各地红卫兵冲击寺院、古迹，挖掘坟墓、捣毁神佛、焚毁藏书及字画……流传千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遭受了空前的质疑和破坏，沉重打击了中华传统文化瑰宝乃至民族精神面貌，影响波及数代人，且至今仍无法估量其破坏程度及严重后果。
台湾几乎同时开展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1966年11月，由孙科、孔德成等人联名发起，内容包括：整理大量的古籍；编印中国历代忠孝人物及其文选；编译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中国人文及社会科学史丛书；翻译介绍西方名著等。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真是吃惊，原来在十年浩劫中竟然如此的践踏中国的文化精神。
几千年来都未有如此啊。无论是外族入侵还是其它的原因，竟然最后自己亲手毁坏。 我们丢失的，太多。。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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