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呈现的孔子
“战战兢兢”重现孔子为了帮助电影剧本准确把关，国家广电总局电影管理局副局长张宏森亲自组织专家开了六次不同层次的剧本研讨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特约撰稿芦 | 北京报道
2010年1月22日，电影《孔子》公映，中国几千年来第一次，孔子以一个鲜活的形象正式亮相。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导演胡玫接受《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这样形容拍电影《孔子》以来最大的感受。
2009年全国两会上，一位国家领导人见到江苏团人大代表胡玫，问：“你在做什么？”胡玫回答：“在拍电影《孔子》。”这位领导人说：“啊呀，那可是一个重大的??”，他停了三秒钟，然后说，“重大的挑战。”
“这三秒钟，我在想‘重大的’什么呢？挑战。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因为拍孔子确实从来没人做过。”胡玫告诉本刊记者，接着这位国家领导人表达了对这部电影的期待，“这对于弘扬我们的中华文化，把中华文明推到世界上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定要拍好。”
“一个通俗的民间版的孔子”
胡玫拍孔子有非比寻常的契机。
2005年，媒体传出韩国宣称孔子祖上是韩国人，同时传出韩国、日本正准备投拍电影《孔子》的消息。胡玫感到了不安和急迫，“孔子这样伟大的文化象征人物，他的传记片应当由中国人自己来拍。”她说。
于是，她开始组织筹备了电视剧剧本，但因在广电总局审查时未获通过而暂时搁置。又经过一段时间酝酿，2007年9月，在山东曲阜第二十四届国际孔子文化节祭孔大典上，胡玫所在的中影集团公布了拍摄电影《孔子》的计划，随后，大地文化传播公司投资加入。至此，《孔子》的构想由电视剧逐渐升格至商业大片。
这确实是个挑战。“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孔子没有被搬上银幕或者荧屏，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胡玫对本刊记者说。
为了帮助电影剧本准确把关，国家广电总局电影管理局副局长张宏森亲自组织专家开了六次不同层次的剧本研讨会，每次研讨会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儒学和孔学专家、电影专家，还有电影局“重大题材专家小组”的专家。
“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作为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要挖掘他的精神实质和精神内涵，更多体现他的人格理想。”张宏森对《望东方周刊》说，“我们主张要找到儒家精神的历史价值，要有精神高度，道德情怀。既要防止对儒家精神进行戏说或人为演绎，同时还要考虑在今天阐述儒家思想的作用和意义，要有的现代性，这是研讨会普遍谈到一个问题。”
每次研讨会，专家们都从各个角度谈到对孔子的理解和对电影的建议。在电影公映之前，张宏森本人就看了五遍。
电影《孔子》的开拍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9年4月的开机仪式上，剧组收到了社会各界发来的贺词，其中，包括政府部门、孔子后人、电影业同行、媒体，甚至还有世界500强企业。
开拍之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给予批示，“让下面各部门协助我们拍摄，表示相信胡玫领导的团队是华人最优秀的电影创作团队，相信一定能够拍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好片。”胡玫告诉本刊记者。
同时，国际舆论反响强烈，美联社、BBC、卫报、独立报、综艺等海外媒体，都突出地给予报道，有的用整版甚至更大的版面报道这部电影。
社会各界的热切与期待，成了电影《孔子》难以承受之重。为此，导演胡玫在开机仪式上恳切地说：
“拍摄《孔子》的确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借此机会我也要提醒各位两点：第一，电影是一种虚拟艺术，历史片并不是书写历史。我们在创作中必须发挥充分的艺术想象力和精心的选择与剪裁。第二，电影作品是艺术而不是学术。希望学术界对我们的创作给予必要的宽容，不要过于用学术性的，求真求全的眼光去期待我们的片子。在我们的作品中，绝不可能塑造一个全面完整的孔子，也不可能只以两个小时反映孔子的全貌和一生，更不可能全面反映出那个波诡云谲的动荡时代，以至塑造出一个高大全的伟人。”
广电总局的专家研讨会经过很长时间的磨合，最后终于达成一个共识---“这个电影是一个通俗的民间版的孔子。”（专家组郑洞天语）这让剧组的创作人员放下了相当分量的包袱。
“现在已经有很多学者开始抡板砖了。”公映之前，胡玫导演对本刊记者说，“我们不怕，因为这是一部电影，你不能拿它当历史教科书来挑剔。”她加重了语气强调“这是一部电影”。
“很多人希望把孔子拍成圣人，这是一部电影很难达成的任务。就我看到的，世界上的圣人传记片，大部分是不成功的。”胡玫说。
电影《孔子》剧本用了三位编剧，前后修改了30稿。在拍摄过程中，胡玫还把编剧陈汗叫到现场，进行了几处重要的修改。胡玫告诉本刊记者，即便是在首映式后，他们还发现了一些问题。
意义与票房兼顾
“电影《孔子》的最重要的意义是，让大家关注孔子这个人，关注他的学说和思想。”胡玫在首映式上说。
但是整个首映式，媒体关注的重心都在孔子的扮演者、香港明星周润发身上。
在确定由周润发出演孔子之前，谁能胜任出演孔子曾经争论得沸沸扬扬。2008年8月，新浪网启动了“孔子扮演者猜想”，全民“海选”孔子。获得前三甲的依次是：陈道明，濮存昕，刘德华。
导演胡玫倾向于用大陆演员，并曾就如何挑选扮演者亲自到山东拜访孔子后人，征求意见。
而编剧陈汗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言之凿凿地说，由张艺谋来演最适合。“如果周星驰演可能也很厉害，笑死你，票房也好，电影就是这样。”
最后，电影监制崔宝珠（曾参与过《卧虎藏龙》、《霍元甲》、《功夫》、《长江七号》等片的策划、制作，被称为“金牌监制”），大力推荐剧组邀请周润发出演。而周润发在香港多演枪战片中的英雄，在观众心目中一直是“小马哥”（电影《英雄本色》中的角色），在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之前，几乎没人找周润发演古装戏。
“我要把孔子还原成人，演一个人可以，演一个圣人，我演不了。”首映式上，周润发用生涩的普通话重申他在接受这个角色之初的想法。
当周润发第一次看到剧本时，他曾经拒绝出演，因为“太有光环”，为此，制片方不惜对剧本做了重大调整。
“找周润发（演孔子）成本增加很多，但是片子也好卖。”陈汗很诚恳地告诉本刊记者。
电影《孔子》共投资1.5亿元人民币，有消息称周润发的参演拿走了整个投资的三分之一，但他也成为海内外票房的保障。
现在，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是孔子人生中艰困波折的后半段：周润发出演的孔子，50岁后参与到鲁国的政事之中，并提出尊王室、复礼制的理念，试图以此削弱贵族的势力，但由于三桓贵族势力强大，孔子终被逐出鲁国，开始周游列国，晚年又被迎接回鲁国著书立说，留下一批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2500年来，孔子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象征，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他是我们民族的英雄，所以能够把这个先贤立起来，会长我们中国人的志气。”面对本刊记者为什么选取这个角度来表现孔子的追问，胡玫这样回答。
本刊记者参加媒体看片时，孔子和卫国君卫灵公的一段对白，因为切合中国当下国情而引起阵阵笑场。
卫灵公问政于孔子：“卫国人多，不好治理，怎么办？”孔子答：“使他们富足。”卫灵公说：“现在富人已经不少了，仍然不好管。”孔子答：“施以教化。”
胡玫对电影内容不愿多做解释和评价，她告诉本刊记者，有些年轻人看过《孔子》之后“反应很奇特”，马上跑回家去看书，有观者半夜发短信给她，说是“刚看了《史记》”，或“刚看了《东周列国志》”。“我特别高兴，给我们的国学带来一点引导和刺激，说明我还是做了一件很有益的事情。”
“片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尽了最大努力，剩下的交给观众。”胡玫最后说。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专访《孔子》编剧陈汗
孔子的编剧找我们香港人，适不适合不说，因为我们香港的编剧比较靠近好莱坞，更多照顾观众的感受，让观众不太闷。我本科学习中文，至少不会离题万里，同时又能天马行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 | 北京报道
在电影《孔子》的编剧团队中排名首位的陈汗，一次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管理局开会，在座谈会上，有很多专家从历史、哲学、文化等各个角度提意见。中间休息时，陈汗起身如厕，一位老专家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这可是个千古文化事业！”
“不像是在搞一个电影剧本，而是一个文化活动，难度很大，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电影公映之际，陈汗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陈汗来自香港，曾担任2008年吴宇森电影《赤壁》编剧。出于市场的考虑，电影监制崔宝珠在推荐周润发出演孔子的同时，还力荐陈汗改编电影剧本。观众看电影时会发现，编剧一栏署名有四个人，依次是陈汗、何燕江、江奇涛（《亮剑》、《人间正道是沧桑》编剧）、胡玫。
“孔子的编剧找我们香港人，适不适合不说，因为我们香港的编剧比较靠近好莱坞，更多照顾观众的感受，让观众不太闷。我本科学习中文，至少不会离题万里，同时又能天马行空。”陈汗说。
“子见南子”发生了什么
“你说‘仁者爱人’，这个‘人’里面是否包括我这种名声不好的女人呢？”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怎么解释？”
“诗三百中很多写的是男女情爱之事。”
影片中，周迅饰演的卫灵公夫人南子，步步紧逼，色诱孔子。这一段也是影片中争议最大的情节---“子见南子”。
情节刚一泄露，2009年4月9日，中国儒教网在首页置顶挂出给电影《孔子》剧组的公开函，海内外孔氏宗亲、儒家社团、儒学研究机构等40多个组织呼吁剧组“尊重历史，敬畏圣人”。
随后剧组发表声明，强调“电影是一部严肃的历史人物传记片”，为此，剧组还专门把孔子的后人请到现场观看“子见南子”这场戏的拍摄。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想到要写“子见南子”呢？
陈汗：历史上就有啊，但历史只写了他进到南子的行宫里，听到南子环佩叮当作响，但是在里面时间多长没有写，是谈了两句就走了，还是呆了一下午。不过肯定没有过夜，因为子路他们在门外面等着。我们如果完全按照历史这么演，肯定会被观众骂死，里面发生了什么，我们一定要写。但不能像网上那样乱写，很色情的，不可以，要根据他的仁义道德来推断。
《瞭望东方周刊》：南子为什么要见孔子，电影中南子台词，就是色诱孔子的举动啊。
陈汗：孔子当时是个国际名人了，流亡的首相啊，南子肯定好奇嘛，是不是背后有更多的原因，我就不知道啦。
南子是个出名的美人、荡妇，基督，释迦牟尼，历史上大的贤人都受过这样的诱惑啊。孔子周游列国一共14年，在卫国的时间很长，有六七年。他有时候住在子路的妻兄家，有时候住在朋友家，来来回回很多次。他很喜欢卫国，他的弟子除了鲁国，就是卫国当官的最多。既然你流亡到这个国家，总统夫人要见你，出于礼貌也要见一下喽。历史上有记载，孔子曾经跟南子和卫国君一起驾车出游。
《瞭望东方周刊》：孔子知道她名声不好，见她不是为了色，也是有所图吧？
陈汗：有所图，因为他知道南子在卫国主政，司马迁就认为这不是正道。
《论语》中记载：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历史上，很多人对于此段有不同的解释。
有意思的是，专访导演胡玫时，本刊记者问到这一段，胡玫的理解与陈汗颇为不同。
电影中南子出场的镜头是，草地上一袭白衣，手持书简，一副天真烂漫的少女形象。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这样解释周迅出演的南子，“我期待要有灵动之气，甚至是有那种遗世而独立的气质，因为在她的那个年代，南子也是一个同样卓尔不群的人。”好像很有现代女性意识？
胡玫：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现在的说法就是比较淫荡，从现代性学的角度来谈，这可能是个追求性自由、性解放的女性。2500年前她追求这些，应该是一种什么形象？身处深宫，嫁给比她大那么多岁的卫灵公，今天看来，她追求爱情有什么错误吗？这里加入了现代人的观点。鉴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压抑、蔑视，而本人又是个女导演，对于一个勇敢追求爱情的女性，我投给她同情的一票，给她深深的同情。
《瞭望东方周刊》：电影中，南子色诱孔子不成，反而被孔子折服，说道：“很多人知道夫子的痛苦，但未必理解你在痛苦中的境界。”然后深深下拜孔子，这时周润发也皱了皱眉头，拜下去。你想表现孔子的什么心情？
胡玫：应该是感动吧。因为这时他在政治上失意，四处流亡，竟然有一个皇后级的人物对他下拜。在封建社会，君就是君，王就是王，孔子是一介平民，没有任何官位，皇后拜他，他怎么能不感动？根据记载，孔子长得不太好看，南子怎么不去色诱别人？她想见孔子，说明她在精神和心灵上有所追求，我们也是基于这一点心理分析，设置情节的。
《瞭望东方周刊》：南子在死之前，脑子里闪回孔子的镜头，能否理解为南子把孔子当成精神导师或知己？
胡玫：南子对孔子的追求从一开始就有所交待。她要求写份国书，礼聘孔子，“来教我的小公子吧”。即便这个国书没用，鲁国也会重用孔子，因为有别的国家在请他。她没有见过他，她喜欢他的思想，读过他的书，这是她了不起的地方。
南子死的时候，我们做了换位处理，游离了孔子的心理，去塑造的是南子的心理。她见孔子的第一眼是，镜头从纱帘里一点一点摇过去，又摇回来，到她死的时候又重复这一眼，她的人生找到了一个她所崇仰的男人，一个女人的爱得到了满足，带着微笑死了。
孔子的武打和感情戏都被删掉
电影《孔子》编剧四人，剧本前后修改了30稿。剧情最初是从孔子17岁写到73岁，讲述孔子如何在战乱中，从一个冲动、喜欢炫耀学问的青年转变成思想深邃的教育家。改到最后，从孔子51岁在鲁国任中都宰开始，到周游列国后回到鲁国结束。
在崔宝珠推荐陈汗加入编剧团队之前，中影年轻编剧何燕江已经写了两稿。
《瞭望东方周刊》：找你来改剧本，是对何燕江哪里不满意吗？
陈汗：可能我跟导演的风格更贴近一点。《赤壁》也有很多位编剧啊，这是正常的，我也被人换过。《十月围城》有四个编剧，有的电影更多。大陆的电影好一点，有的导演自己能写，听说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剧本自己写，如果导演自己能写，编剧找一个就够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来了之后，怎么写的？
陈汗：我的是第三稿，写了，拿给周润发看，周润发拒绝演，后来他在公开场合说了理由，主要觉得“太神圣”，受不了孔子的光环。还有一个原因，这一稿从17岁写起，年龄跨度太大，周润发自己演不了，那就只能做成《梅兰芳》那样，少年和中年分成两个演员来演。
《瞭望东方周刊》：剧情为什么截取孔子51岁之后，这是谁的意见？
陈汗：主要是江奇涛的意见，他来了最大的改动是把剧本从中间砍断，从孔子51岁任中都宰正式出仕开始写起，刚好周润发50多岁，也算误打误撞。
《瞭望东方周刊》：电影局有什么意见吗？
陈汗：不能说。如果这是一部纯粹的商业电影，像《叶问》一样，那就简单了，导演愿意怎样就怎样，演员什么样都OK，动作多一点，好看，过瘾。但是孔子不行啊，不能按商业片来操作，局里面要求严肃，编的就少一点，都要符合他的人格。表现他的仁爱思想，不能写他跳到河里去救人，也不能和坏人打斗，要从史实里取材。
《瞭望东方周刊》：之前片花中孔子台词“给个话儿”，有孔子后人表示过于口语化，不够文雅，批评很激烈。
陈汗：剧本出来，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意见，专家有意见，电影局有意见，合作的公司有意见。做美术和摄影的大家不懂，不好评价，但是编剧不好做，谁都敢提意见。有时候导演晚上睡觉时，也许听老婆说了一句什么话，第二天编剧就被炒掉啦。
《孔子》剧本开始涉及了他的武功和感情，我们拍了孔子的武功，在夹谷会盟里孔子用剑直逼蛮夷喉咙。但后来修改掉了。
采访导演胡玫时，她告诉记者，在拍摄过程中曾把陈汗叫到现场，进行了几个“重要的修改”，比如，孔子与鲁君对话中提出的“大同”理想。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在预告片中看到的一些镜头，比如在夹谷会盟中，孔子持剑一招制敌，直指蛮夷喉咙的镜头；在鲁国宫廷中，君臣追逐齐国女乐工的镜头；车裂叛臣公山狃的镜头，在电影公映时都删掉了。
我本来想把孔子写成教育家
陈汗说他本来想把孔子写成教育家。
“我个人觉得孔子的教育最重要，如果完全由我来写可能是40岁开始，一开始他就教书，写他和门徒（弟子）的关系。”陈汗说。
因为电影不能完全表达他心目中的孔子形象，他已经把以前自己所写的剧本改成了书，月内就会出版，书中写了孔子的一生，侧重教育、哲学方面，政治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孔子思想的精髓是什么？
陈汗：天下大同，这才是真正的孔子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瞭望东方周刊》：电影中，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很像“丧家犬”，是不是受北京大学教授李零的观点影响？
陈汗：我没有看过那本书（指李零的《丧家犬---我读论语 ），“丧家犬”，历史中有人是这么说过的，他也是从那段历史中看来的。不过，我不喜欢把写孔子的书名写成“丧家犬”。我不喜欢看二手的评论，写孔子的人太多了，我要看原著。主要参照的是《左传》、《论语》、《史记》、《孔子家语》，《左传》比《史记》更准确，《史记》有的年份弄错了。
《瞭望东方周刊》：电影剧本里有没有虚构的部分？
陈汗：开场，孔子救下的那个要被殉葬的男孩是虚构的，历史中没有这个人物。春秋时代经常用人来殉葬的，秦国和齐国很厉害。孔子认为“始作俑者”，就是开始用“俑”来殉葬人都应该绝子绝孙，用俑来殉葬他都反对，所以这个情节是合理推断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看重孔子教育家的一面，但是这次电影重点突出的是孔子忠君爱国的政治侧面，这是导演的想法吗？
陈汗：一定是的，片头上写“胡玫”作品嘛。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哪一部分是我写的了。还没有编剧写得剧本好到让导演一点不改。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中国的编剧就是落实导演和制片方的想法。
陈汗：没有那么惨，但编剧做的事情都是服务。写了没拍、拍了没用的情况都会有。《赤壁》里曹操对小乔说“别闹”，这句话也是现场加上去的，后来在网上变成了特别雷的一句话。
以前我写的剧本，导演张之亮导的《血色黄昏》得了香港金像奖，他说要一个浪漫的见面，我就写两个人开车撞到了树上，都受伤了，就开始亲吻。他说不好，我就说要不这样吧，两个人开飞机，好浪漫，但是乐极生悲，到了一个荒岛上。他又说太贵了，没飞机啊。我就再想，想了六七个桥段。编剧不一定跟导演的观点一样，我们只是材料的提供者。
在美国不一样，你的剧本没人敢动，写成之后，有了版权，送到大的制片公司，有专门的reader，导演不会看，reader给每个剧本打分，动作几分，歌舞几分，导演挑，导演看的时候，律师的全部手续都要做好，他们的版权意识是很严格的。
在美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编剧拿着枪跑到导演家里，导演正蹲在马桶上，编剧拿枪逼着他说，你看我的剧本，看完不用没有关系。看完，导演说真的不能用，编剧也只好算了，走了。在美国剧本要直接给导演看到，很难。
《瞭望东方周刊》：境外把电影《孔子》的片名翻译成《孔子决战春秋》。
陈汗：这是台湾地区的翻译。我也觉得前面堕三都的部分很复杂，太多，我希望孔子和弟子的戏多一些。我提了意见，最后也没有完全按照我的意思做。前半部很多战争场面，后面温和，我说前面像戏剧，后面变成散文诗。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孔子
《孔子》具备审查有四个标准：重大题材，不能戏说，要严格按照史实；要符合和谐社会理念和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孔子定位为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符合影视艺术规律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特约撰稿芦、李嘉 | 北京报道
就在电影《孔子》上映的时候，曾经执导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导演韩刚和他的助手正在北京亚运村的一个宾馆房间里紧张地剪辑同名电视剧《孔子》，30集。
几个月前，又有一部以孔子为主人公的电视剧通过审批，导演张黎（曾执导《人间正道是沧桑》），剧名初定为《孔子春秋》。
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关于孔子的动画片已经在央视开播。
“做孔子是受于丹启发，孔子有群众基础。”韩刚版电视剧孔子制片人郑克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看到了大众对孔子的需求。
继于丹的论语热、李零的“丧家犬”之争后，孔子影视剧扎堆现象的背后是大众的文化需求---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孔子？
现代人的心灵导师
韩刚版电视剧《孔子》是个“穿越剧”，采用古代和现代两个时空跳跃式剧情结构。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女大学生做一个关于孔子的毕业论文时，发现对孔子并不了解，于是回国查资料。在国内遇到了一位男记者，于是两人开始了认识、发现孔子之旅。剧情很大部分还原古代孔子生活中的故事。两个现代年轻人在寻找孔子的过程中，不断探讨孔子关于教育、道德等思想，同时解决了他们心目中的困惑。
电视剧根据钱宁小说《圣人》改编，钱宁在他的小说自序中写道：“在人类的历史长夜中，没有信念，一定会走失。”“孔子不是我的偶像，儒学礼教也不是我向往的。为什么要写孔子呢？孔子让我感动，读司马迁《孔子世家》时，看他经历了许许多多失败后，仍不肯放弃，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剧中外形像一名乡村教师的孔子，扮演着现代人的精神导师。
据郑克锋介绍，2005年这个电视剧启动的时候，同时有几家公司也在筹备做孔子的电视剧，其中包括胡玫，还有原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抓的一个。
2008年11月，经过广电总局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审阅，只有韩刚的剧本批了下来。
本刊记者了解到其他两剧未获通过的原因：胡玫的剧本按照《雍正王朝》样式写孔子一生的故事，把吴越之争移植到孔子的成长背景下，历史学家认为不符合历史真实。杨伟光抓的剧本图解《论语》，做成系列篇，因为没有戏剧冲突，不符合影视规律，未获通过。
剧本审查有四个标准：重大题材，不能戏说，要严格按照史实；要符合和谐社会理念和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孔子定位为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符合影视艺术规律。
韩刚的剧本因为采用时空转换解决了平铺直叙孔子一生事迹的难题，史实不清楚的地方，就用现代部分跳过去。
韩刚这几天正准备剪出一个预告片花，送给电视台和相关部门看。
普及版励志故事
“我觉得现在孔子太神圣化了，他很伟大，很有学问，讲了很多的人生哲理。其实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这一点和普通的中国人非常像。一个在美国打拼的华人和一个北京的民工，他们身上的气质和孔子是一样的，一样在哪呢？就是他们的坚忍。”动画版《孔子》编剧李冯接受本刊采访时，这样为孔子定位。
李冯曾经做过张艺谋电影《英雄》和《十面埋伏》的编剧。
“孔子不是贵族，15岁前接受乡学的免费教育，之后就没法上学了。他20到30岁之间有了老婆和孩子，要养家糊口，又没人给他发工资，他搞了一个相当于现在的婚庆公司，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葬礼，一个月的生活费就有着落了。但是做这个辛苦，得跑啊。后来，由于他学问很好，威望很高，结识了很多人，大家都认可他，才会给他做官。50多岁做官，从县令做起，很快做到鲁国的总理，这说明他能力很强的。”李冯这样通俗地概述孔子的一生，他编剧的动画片就是写孔子一生的故事。
“一般人在长时间的逆境中会抱怨，但是孔子就会很达观，很诙谐。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换到他的位子，我们能不能坚持下来？”李冯反问道。他笔下的孔子有很强的励志色彩。
“我觉得孔子身上没有消极的东西，他周游列国坚持到70多岁，那时候50多岁已经相当于现在的70多岁了。今天如果有这么大岁数的人到北京做‘北漂’，那不是很震撼吗？”李冯强调。
动画片共104集，每集只有十分钟左右，要有矛盾和戏剧性冲突，但历史记载的孔子的细节很少，所以李冯进行了大量发挥，涉及当时的风俗、政治等各方面。
比如有一集情节是这样的：孔子做官的时候，突然他的辖区内飞来一只大鸟，民众很紧张，以为灾祸临头，纷纷下拜，还为此建了一个祭坛。这时，孔子就告诉大家，这只是一只迷路的海鸟，因为鲁国地处现在的山东，离海很近。
“这个情节史料上是有的，但是发生在孔子之前的一个鲁国很有名的大夫柳下惠身上，我们觉得不错，就移植到孔子身上来。因为孔子知识渊博，这是有可能的。”李冯解释。
另一个故事更有戏剧色彩。天下大雨，一个寡妇家的房子塌了，她跑到隔壁家去敲门避难，隔壁家正好住着两个单身汉，很为难，男女授受不亲，让不让她进来呢？这时，孔子来了，做了一个关于“仁义”的说教。最后单身汉让寡妇进去了，但是自己跑到门外站着。
这个故事在《孔子家语》中有记载，但结果是男子拒绝寡妇进门，孔子认为男子做得对。
“现在的道德底线和当时已经不一样了，要调得跟今天一样，所以我们要重新编。”李冯说。
动画片中还增加了两个虚构的形象，一盆兰花，还有一个动物貔貅，颇具童话情趣。加入兰花是动画片文学顾问、山东作协主席张炜的创意，象征孔子的品格高洁。貔貅是孔子小时候捡回来的，当宠物养着，代表人性弱点，有虚荣心，懒惰，在孔子身边，受他的感化。而加入貔貅是制片公司的提议，因为该公司之前制作的动画中有貔貅形象，可以理解为一个植入性广告。
“做动画片投资很大，这一点私心，可以理解。”李冯说。
因为兰花和貔貅是两个脱离了现实的形象，李冯设置了“规则”，就是他们不能跟人对话，不能改变历史进程，它们只能彼此对话。
现在，此动画版《孔子》已经制作了六七十集，边做边在央视播出。
既不能神化也不能妖魔化
动画版孔子是在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制作的。
“采用动漫的形式，主要是考虑到年轻人对孔子文化不了解。”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长梁国典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中国孔子基金会是1984年经中央批准，由政府拨付专款支持的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文化学术基金组织，早期致力于孔子和儒学的学术研究，2004年中央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孔子基金会明确定位为通过基金募集、运作支持孔子文化研究，还包括对外文化交流。
“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他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我们要通过整理和传承孔子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梁国典认为，当下人们对孔子的需要应该建立在相对超脱的客观立场上。
“我们对孔子的理解，既不能神化也不能妖魔化。孔子去世之后，很多时候人们说的孔子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了，很大程度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跟孔子本人和孔子思想是有差距的。近代之后，孔子又被妖魔化，把它作为一个落后保守文化的代表。现在，这两者都应该克服。”梁国典说。
2006年底，梁国典提出基金会要推动孔子走向大众、走向社会、走向青年、走向世界，从注重研究转向注重传播。
孔子基金会在国内开展论语普及工程，提出“社区论语”、“公交论语”、“银行论语”，根据社会各界的需要编辑一些论语普及读本。
同时，加强孔子的对外交流和传播。去年5月在希腊、奥地利举办了“孔子文化世界行”的首展，展览孔子的生平事迹和思想。
“对外交流时，我们主要突出孔子的‘仁’以及‘和谐’的思想。他的理念，大同、仁爱、和谐，既有传世的价值，也有普世的价值。”梁国典说，现在很多国家出于好奇，都主动邀请孔子基金会去开展活动。
据悉，目前，《论语》八个语种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
孔子归圣之路
80年代的孔子，只是个好坏参半的凡人；90年代的孔子，是个影响巨大的学者；进入21世纪，孔子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圣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特约撰稿芦、李拯 | 北京报道
2004年9月28日，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悬挂着“纪念孔子2555年诞辰”的巨大横幅，两边的对联是“先师功德垂青史，儒学精华照五洲”。祭坛上摆放着牛羊猪祭品，香火缭绕。
“文圣吾祖，恩泽海宇。千古巨人，万世先师。”曲阜市市长江成肃立在孔庙大成殿前，诵读了孔子诞辰2555年祭祀大典祭文。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公祭孔子，曲阜市政府官员，社会各界代表，以及海内外游客3000多人参加了祭孔仪式，引起全球瞩目。
2004年之后，祭孔典礼渐趋复杂，规格逐年上升。
2006年的祭祀大典运用诸多现代艺术表现手段建设了一条“朝圣大道”，使用仿古马车组成祭祀行进队列，在72面祭祀大旗的护送下，参加祭孔大典的主要领导和嘉宾乘9辆特制仿古马车从大成桥踏上“朝圣大道”。
2009年的祭孔大典由当时的山东省政协主席主持，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姜大明恭读祭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揭示了由范曾题写的祭孔大典主题词，并在孔庙大成殿向先师孔子敬献花篮。
由“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彻底砸烂”到国家领导人出席祭孔大典，在最近二三十年，孔子走出了一条归圣之路。
政府推动恢复祭孔
祭孔一事典型地反映了孔子身后的际遇。曾亲自参与祭孔大典的一位孔子后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文革”结束之初，孔子后裔一般都在自己家中挂张孔子像祭奠。
上世纪80年代，曲阜组织了“孔子故里游”，让在国内外的孔子后裔、儒学专家到孔子出生地重游，共同探讨孔子思想。作为配套项目，推出了仿古祭孔表演，由当地一个山东梆子剧团承担表演项目---唱礼赞、举旗巡游。可是开香案、献三牲的真正祭祀环节，仍无人敢提出。
直到1993年，孔姓族人才得以第一次真正进行孔子家祭。“这其实也是政府主导的。”上述孔子后人说，当地政府肯定了孔子作为教育家、思想家的地位，并且官方也单独搞了一个简单的祭祀仪式。“不过当时更多的带着推动旅游的色彩，政府希望让世界各地，尤其是国内多了解孔子和曲阜。”
祭祀的放开，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的宽松。首都师范大学儒教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陈明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70年代末，有外国领导人访华时提出要看孔庙，“可是孔子已经被打倒，得先做点舆论铺垫”。
陈明说，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找到《历史研究》杂志，由副总编庞朴写文章。庞朴很低调地肯定孔子是个伟大教育家，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在社会上开出一个新向度。
然后就是李泽厚，他从儒学对国人文化心理的影响作用重新论证了孔子的历史文化意义和地位，从学理上奠定一个新基础。
“然而，80年代的主题是解放思想，是政治经济的改革，由于在‘五四’以来的论述中儒家在这两个问题上不仅无足称道而且有阻碍作用，庞朴、李泽厚他们肯定孔子的路向就无从展开。”陈明分析说。
再成“圣人”
上世纪80年代，还有另外几种因素催生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孔子的环境。“以匡亚明《孔子评传》为代表的一系列著述和文章，都对孔子采取了一分为二即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而不是全盘否定的态度。”一直呼吁儒教复兴的学者王达三对本刊记者说。与此同时，1984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国家支持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孔子基金会，邓颖超点名谷牧任名誉会长，匡亚明任会长。稍后还创办了《孔子研究》杂志。
“总体而言，这个阶段的‘孔子热’虽有起步，但很不成熟，深受政治气候影响，同时受到以《河殇》为代表的‘西学派’的抵制。”王达三说，要到90年代，对于孔子的学术研究才真正热起来，也越来越接近公正。
“特别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系列著述的出版，对于‘孔子热’和‘儒学热’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像蒋庆、陈明这样的儒者而不是学者也开始受到关注。”他说，也正是此时，曲阜地方政府和民间合办的祭孔开始浮出水面。
1999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中国孔子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的“孔子诞辰2550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代表，“这是一个官方释放出的强烈信号。”王达三说。
不过，大体而言，王达三认为，此阶段的“孔子热”还仅限于学界和曲阜，直到新世纪开始，孔子热才算真正突飞猛进，儒家文化呈现出强劲的复苏态势。这十年中，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成立了孔子研究院和国学院，其他高校，如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陆续跟进。
另外，据王达三的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30多所高校竖起了孔子塑像。同时，祭孔热、孔诞热、论语热、读经热、国学热、国服热、祭祖热、古礼热、百家讲坛热、传统节日热、文化遗产热，让人眼花缭乱。
在这一波国学热潮中，2004年具有特别的含义。这一年，蒋庆推动儿童读经；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发起，72位社会各界名流签署《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华人、向国际社会表达文化主张；加上陈明召集的《原道》十周年纪念会---这三大事件使2004年被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年”。
陈明的一句话颇有代表性。在《原道》十周年纪念会上，这位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打趣说，自己有点“从边缘到中心”的感觉了。也恰在此年，山东曲阜首次大规模公祭孔子。
“大体而言，这个阶段是孔子热深入民间、影响官方、走向世界，实现全面复兴的十年。”王达三说，“80年代的孔子，只是个好坏参半的凡人；90年代的孔子，是个影响巨大的学者；进入21世纪，孔子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圣人’。”
历史的轨道
孔子的归圣，在王达三看来，除了中国崛起带来了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之外，还因为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是应对现实危机和挑战的巨大的思想资源。
“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如今都存有一些‘现代文明病’，比如人心空虚、人际疏离、人情淡漠、道德滑坡、信仰失落、贫富不均、吏治腐败、环境恶化、资源耗竭以及国际霸权等，而孔子思想及儒家文化，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提供不少思想资源。”他说。
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喜所的眼中，这种现象与上世纪早些时候的情形相像。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现代知识分子为核心，以民主、科学、个性解放为思想武器，对孔子及其儒家学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批判。
“但是，孔子毕竟是中国文化一块坚不可摧的基石。”他说，由新文化运动促成的“五四”运动刚过，复兴孔学即在一部分新型知识分子中悄然兴起，经过数年发展，不仅恢复了孔子的尊崇地位，而且使孔学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就是现代新儒家。
这一轮孔子复位的背景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对西方文明及资本主义思想理论产生了怀疑，寻找新出路。梁启超等人1919年在欧洲进行了一年多的考察，很多著名思想家都劝他不必再从西方“取经”，应该回国好好研究孔子、孟子、老子，用东方文化来重建世界文明。
李喜所说，于是，梁启超、严复等当年积极呼吁学习西方文化的激进思想家在“五四”后都有转向，极力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铸造东方新文明，渐渐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东方文化派。
历史漩涡中的孔子
在其身后的两千多年间，孔子时常处于历史漩涡中。
李喜所说，孔子死后400年间，儒学的运气一直平平，虽经孟子等人丰富发展，却没有引起多少重视，更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时来运转，成为和皇帝齐名甚至高于皇帝的思想权威，“圣人”、“至圣先师”等一顶顶桂冠被戴在头上。
孔子的“圣人”形象维持千年，直到近代才受到挑战，第一个打倒孔子的是洪秀全。太平天国从西方“请”来了上帝，认定上帝是唯一“真神”。他命令太平天国的将士砸孔子牌位，推倒孔子神像，焚烧孔庙，还将儒家经典全部烧毁。在南京，太平天国将孔庙改为屠宰场，把孔子牌位扔到马厩、猪圈里。
其后，孔子被康有为的维新派所用。李喜所说，康有为为了变法维新，把孔子改造成了一位改革的思想家。他的《孔子改制考》，全面阐述孔子的变法思想和与时俱进的历史观，甚至将西方一些平等、自由、民权的思想也安在孔子身上，孔子俨然变成了维新变法的鼻祖。
戊戌变法被镇压，孔子被维新派这样重塑之后，权威降低。
更大的挑战在康有为之后。邹容在《革命军》中系统地批判了孔子为历代封建皇帝所利用、成为推行专制集权的思想政治工具，儒学把国人都变成了唯唯诺诺的“奴仆”。章太炎则批评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是“忠君”的“伪学”，专“以富贵利禄为心”，败坏了社会风气。
去圣乃得真孔子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陈明说自己对于新世纪以来的孔子热和国学热“乐此不疲”。“小康、和谐、以民为本等等都是在儒家思想中得到最充分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命题的确立，为孔子的定位打开了空间，甚至说不引入孔子或儒学，这些概念就会十分单薄。”
李喜所从大历史的眼光出发，对此现象别有看法。“就像一战后的那次国学热一样，现在看起来，当时知识分子的看法还是有问题的。现在也是一样，不要那么绝对，不要因为西方有金融危机就将人家一棍子打死。”
至于此轮孔子热的内涵，李喜所觉得应甄别对待。“他讲的人与人的和谐，要为对方着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教育平等，有教无类，重视人的自身修养，都是很好的。”
李喜所提醒说，现在的问题是，从完全打倒到再次神话孔子，不加甄别地宣扬。“‘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本身并不错，但是后来演变为一种官本位，这个就坏了。”
现在需要做的，是还孔子本来面目，“孔子的许多东西是后人添加的，现在人们心目中的孔子，基本是一个假孔子。以至于连孔子文化中许多字义上本来很好的东西，也变成坏的了。比如‘仁义礼智信’，本来没什么不好，但是后来演变为‘伪君子’的画皮，被严厉痛斥。”李喜所说，“求得一个真孔子，还原孔子的教育家地位，于中华文化的复兴意义重大。去圣乃得真孔子吧。”
孔子不是博物馆
“与其他文化中的大思想家相比，孔子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教诲都是集中于日常生活中的平常小事。他教你怎么做一个人，怎么培养自己的修养。他的思想不是拒人于外、与普通人无关的，他不是上帝，他教你的东西，就像是祖父与孙女的对话”
文 | 安乐哲(Roger T. Ames)(美国)
第一次听说孔子是1966年，我才18岁，在香港。那时候中国内地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本来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学诗歌，室友给了我一本《四书》，我一下子就被迷住了。这也是我决定毕生研究中国哲学的开始。
当时，哲学界是黑格尔的时代，中国文化普遍被认为是疲倦、古老、保守、没什么希望的。在西方哲学家看来，孔子是一个“可以使时间静止”的人物，代表遥远的古代，没什么现实意义。
“你讲的不是中国的孔子，是个华侨”
1985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去上海复旦大学演讲。那里曾是“批孔”的发源地。我那时只有30出头，年轻气盛。
教室里，老师坐在后排，年轻的学生坐在前面。我讲了自己对孔子的理解，说孔子是世界级的思想家，对历史的贡献不亚于黑格尔。
讲完后，一个学生站起来说：“安教授，你讲的不是中国的孔子，是个华侨。”
我回答：“国际意义上的孔子并不是你知道的那个孔子。”
他又问：“你难道懂得比我们老师还多吗？”
我回答：“中国有一句话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们老师解释的孔子是一种理解，但孔子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思想家，中国以外的观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孔子在中国被完全边缘化，中国人自己丧失了对本国文化的信心。当时有一部纪录片叫《河殇》，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情绪。中国文化被中国人认为是低一等的文化，外国文化被认为是先进的。当时在中国大学的哲学系里，研究中国哲学的地位都比较低，当领导的都是学西方哲学出身的。
一直到2001~2002年，我在北京大学访学时，仍然感觉，即使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对孔子也没什么兴趣，认为他过时了，他们感兴趣的是“新”的东西。
孔子和儒学将变成一种世界级哲学
但后来，2006年和2008年，我再次到北大访学的时候，发现学生们开始重新对孔子发生了兴趣。
现在在中国国内，政府和学界都在推动一场“国学热”。几乎所有中国重点大学都投入重金推广孔子的学说和文化，中国教育部也在过去10年间，在世界各个角落建立了300多所孔子学院，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我曾经跟语言学家出身的许嘉璐交流过对于国学的看法，他有很深的见解。
我觉得孔子学院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夏威夷大学是最早一批建立海外孔子学院的大学之一，而当时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等名校都拒绝了孔子学院。当时有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打电话问我，你会不会担心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利用你的学术声誉来进行“宣传”。
我回答说，我为什么要担心？我曾在武汉大学做过富布赖特学者。富布赖特项目已有60年历史，也是美国政府出的钱，日本也有日本海外基金会，韩国也有韩国项目，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每个国家都希望在海外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为什么一到中国你们就格外敏感呢？
我相信，在未来的十至二十年里，这个世界上将会出现一种全新的文化秩序，其中孔子的地位将上升到一个前一代人完全不敢想象的高度。换言之，当今世界的文化大变革将把孔子和儒学变成一种世界级哲学，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有重要一席。
美国人把孔子和耶稣归为一类
中国现在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都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但中国文化在西方人眼中仍然是个谜。西方人不理解中国文化。
夏威夷大学在比较哲学方面是很领先的，因此我的同事和学生们对孔子的理解比较深。但对于一般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只知道孔子是中国人，是一位古代的思想家。但他们对于孔子的身份认知是模糊的，有时把他和耶稣、释迦牟尼放在一起，有时又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归为一类。
有趣的是，在他们脑中，孔子被赋予了中国没有的宗教联系。在美国的书店和图书馆里，《论语》是被放在“东方宗教”一栏的。他们把孔子“基督化”，比如孔子讲的“天”和“地”会被联想为基督教里的天和地，“义”会被理解为“遵循上帝之道”。
忠于孔子，就一定要不断“改写”他
与其他文化中的大思想家相比，孔子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教诲都是集中于日常生活中的平常小事。他教你怎么做一个人，怎么培养自己的修养。他的思想不是拒人于外、与普通人无关的，他不是上帝，他教你的东西，就像是祖父与孙女的对话。
中国人重视教育也是来自于孔子。孔子的整套学说就可以总结为关于教育的哲学。
忠于孔子，就一定要不断“改写”他。孔子自己就是以继承周公并发扬光大为己任的。孔子自己也说“述而不作”，真实地展现孔子，就一定要使之与现代生活和现代人有关。
孔子不是博物馆，只能参观，孔子应该存在于现实之中。
我听说现在中国国内有很多关于解释孔子的争议，比如于丹讲的孔子、李零写的孔子。我觉得，有争议是一件好事，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理解孔子。学术的理解和大众的理解这两种方式可以并行不悖。
我希望孔子不要被政治化
我对现代重提孔子唯一的担心是，它会变成一种政治口号。
不久前，我在德国汉堡参加了德国汉学研究100周年的研讨会。会议邀请的都是像我、杜维明这样对孔子持正面态度的学者。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都不喜欢孔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种态度其实来自于二战。纳粹统治的经历使德国人对于任何国家统一思想的东西都感到格外不舒服。
因此，我希望孔子是以一种文化遗产，而不是以社会系统教化的方式被继承。我希望孔子不要被政治化。
中国人一直说自己有一种“信仰真空”，因此才有了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泛滥。能够对孔子争议是一件好事。中国人需要重新树立对自己文化的信心。■
（注：安乐哲是当代西方汉学界和哲学界最知名的学者之一。他是目前海外中西比较哲学界的领军人物，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曾长期担任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的代表作包括《孔子哲学思微》、《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先哲的民主：杜威、孔子和中国民主之希望》。）
（本刊记者戴闻名、特约撰稿王子夔采访整理）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本帖最后由 梁知行 于 2010/1/26 18:35 编辑 ]
孔子世家谱重修背后
此次修谱前，孔氏家谱不过大修了四次，明代一次，清代两次，民国一次。自辛亥革命以来，孔子家族的命运，就如同一张翻来翻去的烙饼，随着中国这个古老文化国度的政治文化走向随时发生变化，而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儒家学说曾经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主流文化。此次修谱前，孔氏家谱不过大修了四次，明代一次，清代两次，民国一次。
自辛亥革命以来，孔子家族的命运，就如同一张翻来翻去的烙饼，随着中国这个古老文化国度的政治文化走向随时发生变化，而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儒家学说曾经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主流文化。
中国周刊记者 陈远 山东报道
“十三年的工作算是完成了。”10月9日，在济南孔子世家谱工作协会办公室，83岁的孔德墉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孔德墉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孙，末代衍圣公孔德成的同族兄弟，此次修谱的负责人。
15天前，他从孔庙北门踏上红地毯，缓步迈入大成殿。宣告孔氏家族这个中国最有影响力世家家谱第五次大修的完成。
肉身的孔子逝世于公元前479年，但是作为精神象征的孔子历千年而不死，一直对他身后的国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重提修谱
1987年，国际儒学联合会在曲阜召开，在那次会议上，孔德墉见到了谷牧和匡亚明。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跟他说到了修谱。
“家谱不能我修啊，那是孔德成的事。”孔德墉说。
孔德成是孔家末代衍圣公，衍圣公是孔子历代嫡长子，掌管孔府事务。孔德成当时在台湾定居。传统上，修谱当由衍圣公主持。
“孔德成先生远在台北，难道你们的家谱就要断掉？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帮你们修家谱。要是你们的家谱断了，那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啊。”谷牧对孔德墉说。
“谷老，您这是上纲上线啊。”
“这可不是上纲上线，你不要把家谱看成你们家的事，这是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你要好好考虑。”
“谷老，我会好好考虑的。”
不过，在那时，孔德墉对修谱还真不大感兴趣。
“我从小在孔府长大，可我是个叛逆者，我讨厌孔府，光偷逃就逃了四次。可我只能说好好考虑，否则的话，谷老不让我走。”孔德墉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说。
曲阜市政府方面，也在筹划着重修孔子世家谱的事情。1989年，曲阜市委书记找到孔德墉，再提重修家谱，并且给孔德墉看了一把“尚方宝剑”：中央对台办打给曲阜市政府的电话记录。记录中写道：孔家的家谱可以修。
后来，市委书记上调走了，继任的市委书记更想做这件事。但孔德墉没有多大的热情，“他们每年都找人跟我谈，到了1996年，我实在推辞不过，只好答应说试试看。”
不过，一位参加了颁谱仪式的媒体同行则这样对记者说：“在颁谱仪式上，曲阜当地政府的官员告诉我，这次修谱，就是他们孔家自己的事，跟政府没有关系。”
显赫孔府
单看孔府的式微，就可知它曾经的显赫。孔府在过去封建社会成衍圣公府，衍圣公的爵位自孔子第46代孙开始，由嫡长子世代袭封，掌管孔府事务。
“但是这些到了清朝灭亡之后就逐渐淡化了。”孔德墉说。原因是步入共和之后，政府对于孔氏家族的优惠政策没有了，比如说免兵役、免田赋，衍圣公府对于孔氏族人的号召力开始大不如从前。
不过，衍圣公府的祭祀仪式一直保留着，国民政府也还保留了给衍圣公的专项俸禄。1915年，袁世凯称帝，孔子一下子又火了起来。之前的1914年，大总统袁世凯率领百官来到孔庙，祭祀孔子，并且为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晋加郡王衔。
这只是千年孔府的回光返照。
但是在孔府，对于子嗣的传承看得依然很重。直到孔令贻48岁去世之前，这位衍圣公还没有子嗣，延续千年的衍圣公爵位能否传下去的希望，寄托在已经怀孕五个月的王夫人身上。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已非昔日的衍圣公府，依然可以上达天听。孔令贻临终前，口述了两封信，一封给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一封给逊帝溥仪，请求如果王氏生子，请立为衍圣公。总统和逊帝，孔令贻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
1920年正月初四，“小公爷”诞生了，孔府上下一片欢腾，曲阜城内鸣礼炮十二响以示庆贺。孔府电函大总统、国务总理、内务总长、山东省长。“小公爷”，即第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也是千年孔府的最后一位衍圣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一年的冬天，日军侵入山东。在一名国民党师长的保护下，孔德成离开曲阜。1947年，他短暂地重回了一趟家乡，就远赴台湾。孔德墉则一直留在曲阜，直到1980年代，才定居香港。兄弟俩再相见，已是20世纪的末期了。
“洗礼”
1946年10月解放军攻克曲阜，“孔府也受到了革命的洗礼。孔府的减息减租都是我父亲主持的。”孔德墉说。
1947年，解放军战略撤退，孔德成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做了短暂的逗留。他在孔府召集了全体管事人员的大会，谈到解放军领导佃户斗去孔府的粮食问题，有些人主张反攻倒算。
孔德成不同意，他甚至亲笔写下手谕：八路占曲阜时由其率领各佃户斗去之粮粒，事成既往，概不追究，纵有自动请退者亦不予接受。
1948年，解放军再次占领曲阜，孔府收为公产延至今日。
现在，在孔府，每当有游人到此，当地的导游总是不忘告诉游客：“现在孔府已经收归政府所有，即使孔家的人回到这里，也一样要买门票参观。”
到了批林批孔的时候，当地的孔氏族人遭了殃。
“批林批孔，可把姓孔的整惨了，很多人都不敢说自己姓孔。”曲阜当地的一个出租车司机说。”
当时，孔德墉正被下放到干校，没有因为这个问题挨批。但是在此之前的“文革”，有过一次与红卫兵的交手。
曲阜所有的孔氏族人都记得一个名字：谭厚兰。1966年11月，谭厚兰到了曲阜，“整肃封建残余”，第一次，她想砸孔府中的成化碑，没有成功。第二次，谭厚兰带了200多人再次到来，用拖拉机把成化碑拉成两截。至今，修复的成化碑裂痕清晰可见；孔子墓被挖，墓碑砸成58块；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墓被挖，孔令贻被曝尸。
孔德成不在了，谭厚兰不知道怎么知道还有一个孔德墉，她开始找孔德墉。
“当时曲阜只有孔繁银跟我有联系，谭厚兰找到他，把他吊了起来，但是孔繁银一直不说，只说不知道。后来谭厚兰又找了另外一个族人，那个族人没有扛住。”语气唏嘘中，孔德墉仿佛回到那个年代。
孔德墉还是被找到了，并接受了“审问”。
“审问”孔德墉的，是一个25岁的年轻排长，姓张。
一参军就是排长的孔德墉，心里对他还有点不以为然：“张排长，你说我是地主，是不了解情况，你搞过土改没有？我搞过土改，土改怎么划分？解放前三年、剥削量百分之三十。而1945年我就离开孔府了，再说孔府一亩地一年收八分钱，这是我在账本上看到的，一年收八分钱怎么够得上百分之三十？”
“你们家有颐和园式的大花园！”
“我们家有个花园是不错，但是跟颐和园没法比，连颐和园的百分之一都没有。不信你去看看。”
“那你们家有多少地？”
“我家没地。孔德成没有分给我。我家在孔府一直是供给制。生活用品都是按时发放的。我吃饭四菜一汤，孔德成是八菜一汤。我连钞票都没有见过，买东西是仆人去领了钱买的。”
不欢而散。孔德墉嘴上没有服软，但是看那阵势，心里却在打鼓，悄悄地让同事第二天从家里带被窝过来。
没想到，第二天没有消息，第三天也没有消息，然后竟然没有消息了。后来才知道，这事被报到了一个军代表那里，被制止了。
“我看那个军代表，还真是有些水平哩。”孔德墉悠悠地说。
乍暖还寒
孔德墉再回到家乡，已经是改革开放年代。一个朋友到曲阜去玩，无意中说起他认识孔德墉，在旁边的副县长听了，马上跟他说：“你能不能给带个话，让孔德墉先生回来看看，听说他‘文革’受了委屈。”
孔德墉提了三个条件：第一，不住孔府；第二，不见父母官；第三，不接触新闻媒体。然后一个人坐着火车回到曲阜。去曲阜时，孔德墉带了个相机，准备拍一些照片寄给大哥孔德成。
在曲阜，中午的时候，孔德墉一个人背着相机，找了个包子铺吃饭，正在排队，一位老者走过来：“您是墉少爷吧？”
“我是。”
“您不认识我啦？我是海林家的人啊，那时候海林老上您家，都是我接他。您怎么在这儿吃饭不到孔府吃饭啊？”
老者让孔德墉坐下，端来包子。吃了饭，又把他送到孔府。
孔德墉到那里去找的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一个朋友，朋友不在，孔德墉在孔府门口待着，不进孔府的门。
到了下午，那人回来了，县长也跟着来了。
县长说：“您回家不上孔府怎么行啊，您不上孔府我们怎么交待。您还得上孔府。”
孔德墉被安排在西路的弘和轩后面的一个房子，过去是父亲孔令煜办公的地方。
负责整理孔府文物的专家也趁机向孔德墉请教问题——
“石生是谁啊？”
“是我。”
“那星源是谁啊？”
“是我。”
“那红萼公子是谁啊？”
“还是我。”
这些，都是专家们在整理孔府留存的练习本上看到的奇怪的名字。现在，“真相大白”了。
孔德墉也突然感兴趣了，他提出想看看自己当年的练习本。
得到的回答是：“很抱歉，不能。”
后来县长建议出去玩玩。一辆上海牌汽车开来了，前面还坐着警察。孔德墉一看，挺反感：“我刚从牛棚里出来，你们怎么又叫警察，咱能不能不叫警察。”
县长解释：“您不知道，现在还有反孔势力。”
孔德墉说：“那也不行，太别扭了。”
后来换了一个汽车队长。上尼山，汽车队长还带了两暖瓶水。孔德墉问：“这是干什么？”汽车队长说：“您别问了，领导让带的。”后来才知道，是怕人放毒，所以自己带水喝。
到了孔林，孔德墉才知道那些人说得并不假。头一天刚修复起来的孔子墓，第二天就被人毁平了。
自然而然，孔德墉问到了孔令贻被曝尸的事，县长说：“哎，没这回事。”
筹备
从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五兄弟繁衍，到孔德成，德字辈的近支有22人，孔德墉找到17人。一提重修家谱，大家都热烈赞成。
“我一看，原来大家都赞成，就我一个人反对，也不反对了。就开始准备修了。”孔德墉说。
1996年10月1日，孔德墉到了台湾，找到孔德成，商谈重修家谱。历经种种运动，孔氏家族还保持着自己的规矩：修家谱，是宗子衍圣公的事情。别人修，要征得宗子的同意。
一说修谱，孔德成连说了三个应该修。“可是怎么修法啊？哪来的钱？现在再修，可是天文数字，又经过了几十年战乱，你怎么联系啊？”
“现在有有利条件有不利条件。有利条件是交通发达联系方便，不利条件是政府不会支持我，我也不会找政府。”当时的台湾和内地还存在不少隔阂，孔德墉没和大哥孔德成透露实底。但是在之后的修谱岁月中，他确实没有向政府要过一分钱。
“当时在台湾我就跟孔德成谈到了韩国人入谱的问题，之前韩国的孔子后裔从来没有入过谱，现在已经八百年了，这次一定要把韩国人吸收进来。但是女性入谱没敢谈，如果他要是不同意这事就干不成了。”孔德墉对记者说。
两年之后的1998年3月，关于修谱的事情已经开了三次筹备会。第三次筹备会开完，孔德墉去了一趟民政部，说明来意：因修家谱想成立个机构。民政部答复：“对于修家谱，我们是既不反对，也不支持。”
“只要你们不反对，我们就当个文化事业来做吧。”
“是，你们这个家族不是一般的家族，应该修。但是建国以来有两百多万个社团，鱼龙混杂，现在正在清理整顿，停止成立。你们修家谱还要成立机构？”
“孔子后裔遍及全世界，我不成立机构怎么干？我在香港成立机构吧。”
“那没问题。”但是民政部要求，在香港成立的机构，如果在内地搞大型的活动，必须有一个相应的内地社团联合开展，孔德墉想到了谷牧领导的国际儒学联合会。
其实，在民政部注册通不过是孔德墉意料之中的，早在2月份，他就已经在香港注册了机构，机构的名称叫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
低调修谱
孔德墉找到谷牧，谷牧赞成，但是非常谨慎。按照程序，谷牧让孔德墉递交一份报告给国际儒学联合会。谷牧特地告诉孔德墉，不要说修谱，只说要求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一个孔子世家谱牒课题研究组。
1998年5月，孔德墉因事到北京，谷牧正在香山召开“孔子与人论”的会议，会议已经接近尾声，听说孔德墉来了，谷牧让他立刻赶往香山。
“你看到没有？”谷牧指着会议的条幅，“开这个会，打了好几次报告才通过。所以现在你千万不要说你是修谱，外面要是问你，你就说我们叫你去调查，调查了登记表是给我们研究的。现在还有‘左’先生，如果给你向中央写封信，你就夭折了。这几年你就默默无闻地做这件事吧。”
但是孔德墉要造造势，否则修谱的工作难以展开。
1998年10月，孔德墉邀请美国、马来西亚、韩国、香港等各地的孔氏宗亲代表，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向国际儒学联合会打报告时，本来准备叫“孔子世家谱调查工作会议”。
但是谷牧看了之后说：“还是叫孔子世家谱调查工作筹备会议稳妥些。”孔德墉事后才察觉到，这是谷牧保护他顺利修谱的良苦用心。
该开始联络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孔氏族人了，先是广州的岭南派，然后江苏，再是西南的云贵川、重庆，接着是西北的陕甘宁，再由大到小到各个县市，耄耋之年的孔德墉老当益壮，马不停蹄，所有接触过孔德墉的人对他都有这样的印象：精力旺盛。
“革命洗礼”有余音
开始修谱的时候，别人也不认同孔德墉。
在河南开修谱会议时，因为河南之前曾因修谱被骗，所以在介绍孔德墉时特意说明：“这次不是骗人的，这是从香港来的孔德墉。”
结果当地的宗亲说：“哦，从香港过来诈骗了。”
后来孔德墉把河南的四十多名孔氏宗亲代表都请到了济南，河南宗亲还是心存疑虑：“我们没有家谱。”
孔德墉说：“没关系，咱们先开会，开完会入不入谱是你们的自由。我不是骗子，你们开，你们来路费我报销，住店我报销，哪有这样的骗子？”
开了一天会，河南宗亲代表把他们保存的家谱拿了出来：“我们也带了一些表。”
孔德墉还是说：“不急，咱们先开会，开完会再说。你们不愿意入谱有各种原因：不相信我，认为我是骗子；经过革命洗礼，家庭观念淡漠；这是封建活动，不愿参加。但是我不能把你们抛弃了，因为河南有二三十万孔子后裔，我如果抛弃你们是我不负责任。”
到了第三天，河南宗亲搬出了几箱子的家谱：“你们是真修谱，这次我们信了。”
还有一些入谱的人，心存忧虑。孔德墉开展修谱工作时，现任法国大使的孔泉当时是外交部发言人，写了一封信给孔德墉询问自己家的情况。通过家谱，查到了孔泉的情况，孔德墉给孔泉回信，说明情况。
不久，孔泉的父亲寄来了填表入谱的请求，但没有孔泉。孔德墉感到奇怪，给老人家写信询问：“您儿子怎么不入谱？”过了四个月孔泉才入谱，又过了四个月，孔泉的弟弟入了谱，又过了几个月，孔泉的妹妹入了谱。
之后，孔泉的父亲寄来一千块钱，说：“我是退休人员，没有钱，但是要支持你们修谱。”孔德墉回信表示感谢，并且表达了想到北京拜访老人的愿望。
在北京，老人一见到孔德墉就说：“我是担心孔泉他们的工作。”
但是自孔德墉1999年开展活动以来，“每到一处，都是绿灯，各地的领导都很支持，从来没有碰到过红灯。”孔德墉说。在泸州开会时，当地的常务副市长到场，但是没有讲话，这让孔德墉觉得他“保守”。
尾声
十三年，谱修成了，总谱80册，重125公斤。孔德墉送出了三部：一部送给中国国家图书馆，一部送给台湾“中央图书馆”，还有一部，保留在曲阜孔府。孔氏宗亲想保藏家谱的，一律需要花钱购买。
颁谱仪式隆重，很多政府官员出席。有海外媒体据此称：中国儒家思想热潮的复兴又迈出了重要一步。而学者马立诚在梳理近年来的七大思潮时，把儒家学说的抬头列为其中之一。
对于这些，孔德墉并不完全了解，但他对儒家学说有自己的理解：“要让我说，我觉得儒家的学说可以贯穿到人的生活、教育甚至治国方策。但是中国不能忘了马列主义。”
对他而言，修谱，只是完成了自己和家族的一件大事。
家谱上的迁徙
孔氏家谱大修，耗时13年，一个重要原因，是孔家分支众多，孔子后裔遍布中国各地乃至国外。中国周刊记者陈远山东报道
此次修谱，韩国的孔氏后裔首次被收入家谱。而孔氏后裔如何远走韩国，则要追溯到七百多年前。
话说当年，经过耗时三十年的六次战争，蒙古攻占高丽。为了便于统治，高丽国王的儿子被留在中国做人质。及至元顺帝时代，开始采取联姻的怀柔政策，1349年，元顺帝将自己的公主嫁给留在中国做人质的高丽王子。
第二年，高丽国王去世，元朝将高丽王子遣送回国登基即位。在陪同公主去高丽的队伍中，有一位翰林院大学士，姓孔，名昭。是为孔子第五十四代孙。
第一次迁徙海外
孔昭至高丽，入选国学，位列八学士之一，因避讳，改名孔绍，官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其后代名人辈出，蔚为望族。
韩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在对孔氏家族的优待上即可见一斑：李朝正宗十六年（1792年），国王考求曲阜孔氏族谱，命本国孔氏以曲阜为籍贯，以示不忘祖先，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优待政策：孔氏族人读书，要录取名学校，平民百姓免除杂役，凡孔氏族人做奴做婢者，一律解除奴婢身份，甚至罪犯也不在杖囚之列，并且仿中国衍圣公制度给孔氏以世爵。
由于这一系列的优渥政策，孔氏族人在韩国繁衍很快，到如今，这一支孔氏族人，已经发展到七万多人，且名人辈出。近代以降，原朝鲜政务院总理孔镇泰、韩国外务省长官孔鲁明、以及前海军陆战队司令孔正植、前海军司令孔国镇，均为孔子后裔。
虽然远在异邦，在祭祀方面，韩国的孔氏族人一点也不含糊。在韩国，大大小小的孔庙、祠堂有三百多处，供奉着孔子的塑像和灵位，每年孔子的诞辰，都有重大的活动举行。
孔昭迁移高丽，是曲阜孔氏家族第一支迁居海外的孔氏后裔，自此之后的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又有大批孔氏后裔下南洋，之后又有一批移居欧美，形成现在世界各地均有孔氏后裔的情形。
民国期间，朝鲜孔氏虽然与衍圣公府有书信往来，但是并不见面。韩国孔氏的第一次寻根，是在1988年，韩国孔氏大宗会副会长孔树泳率领韩国孔氏族人代表团来到曲阜，寻根归宗。
他们想知道，故乡是否还记得他们这一支异国的子孙，他们担心，一切痕迹因为历史的变迁而荡然无存。
但是在孔树泳到曲阜的第二天，孔府文管会就从孔府档案的《居住朝鲜世系草稿》中，查到了孔昭随迁的记载。
至此之后，韩国孔氏后裔和国内的联系多了起来。韩国曲阜孔氏宗亲会会长孔正植访问曲阜，孔德成的姐姐孔德懋代表孔府为族亲接风，在宴会上，孔正植把脸靠近孔德懋的脸，要大家仔细看像不像，孔正植夫人左看右看：“像，太像了。”宴会上，根据族谱，排了辈分，定了称呼。七百年聚散，但是骨血相连。
如果没有家谱，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险些灭绝
自孔子至今两千五百年，代有传承，世为罕见。而世代传承的家谱，则成为一种文化的载体。
而孔氏族人的早期重要的每一次迁徙，都清楚地记录在家谱之中。据孔子世家谱记载，自孔子以下，八代单传。从三十五代开始，因后世人数众多，逐渐形成十派，因居住地划分为十派：宁陵派、献县派、鲁山派、浏阳派、郏县派、桂东派、丹阳派、临江派、岭南派、平阳派。
孔氏嫡孙则世代住在曲阜，外地子孙在四十二代以前，分为以上十派。到了四十二代时，孔氏家族发生了一场大动乱。孔子嫡孙世袭爵位最早出现于唐，玄宗十二年，皇帝将孔子三十五代孙封为文宣公，此后世代承袭，并有一系列的优渥政策。到四十二代嫡孙孔光嗣时，正值五代乱世，孔府中负责清扫的杂役孔末，觊觎孔府爵位，买通官府，杀死孔光嗣，篡权夺位。为了斩草除根，孔末还要杀死孔光嗣的独子孔仁玉。
孔氏血脉命不该绝，那天孔仁玉恰好被母亲带回姥姥张家。孔末追杀至张姥姥家时，恰巧张姥姥有个年幼的儿子与孔仁玉年龄相仿，相貌相似。为保圣人独苗，张姥姥含泪舍子，把孔仁玉的衣服换在了小儿子身上。
之后的故事宛如戏文：孔仁玉隐姓埋名，发愤读书，金榜题名，被封太学士。孔仁玉才将孔末乱孔之事奏明皇帝。孔末被诛，孔仁玉复任文宣公，被孔氏家族称为“中兴祖”。
为感谢张姥姥，孔仁玉奏请皇帝批准，孔家与张家世代为亲，并赐张姥姥一柄龙头拐杖，可管教、杖打文宣府的一品诰命夫人。龙头拐杖也世代承袭，不过是由张家的长房儿媳继承。
孔德成时代，孔府每遇红白喜事，“张姥姥”必定带人参加，也必定成为孔府的“座上客”。
孔仁玉之后，孔氏家族的谱系便不按过去的十派划分，而是开始以孔仁玉的子嗣繁衍形成家谱。这一支发展五十三代共有六十五人，其中有二十人居住在曲阜，后人便以这二十人分为二十派，迁出曲阜的，世系另序。二十派发展到五十七代，家族已经繁衍到六十家，于是又以这六十家定了六十户，各有户名，此后，曲阜孔氏家族就以六十户为系。
说起陈年旧事，孔德墉长叹：“孔子世家谱难修，因为千丝万缕啊。”
衍圣公离乡
文宣公称号自宋代起被仁宗皇帝改为衍圣公，此后世代承袭，直到孔德成。孔德成是最后一位衍圣公。
1935年，蒋介石决定把衍圣公的公爵号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享受特任官待遇，这是当时中央官员中最高级别待遇。至此之后，衍圣公封号不再，1948年，孔德成去了台湾，他的后代也一直延续这一称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年冬天，济南失陷。日本人深深懂得孔圣人在中国的象征意义，对孔府不动兵戈，想借此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国民党也察觉到“小圣人”孔德成兹事体大。
孔德墉记得，一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孔德成到了他们家，要找族叔孔令煜。“当时我父亲不在家，大哥对我母亲说，蒋介石派了国民党七十二师师长孙桐萱来接他走。因为大伯过世早，大哥有什么事都喜欢跟我父亲商量。”孔德墉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你不能走啊，他大嫂都八个月了，怀着孩子哪，怎么能走？再说你走了，祭祀怎么办？”孔令煜的夫人反问孔德成。孔德成没有说话，转身走了。
夜里12点，孔德成再次到了孔德墉的家，这一次，他身边一边多了一把“盒子枪”。跟随着的，还有孙桐萱。一进门就问孔令煜在哪里。得知孔撤退到宁阳之后，孙桐萱马上派人把孔令煜接了回来。
孔令煜回来之后，孔德成委托族叔管理孔府事务，“当时还签了协议。”
凌晨四点多钟，末代衍圣公跟着国民党的师长，仓皇离开了故乡。两个多小时后，日本侵略者进入了曲阜。一个国家延续了千年的文化代表，终于没有落入入侵者之手。
“所以我说国民党这件事是做对了，不能说他们是‘劫持’，应该说是‘奉迎’。否则的话孔德成被日本人劫持了，就成伪圣人了。”回忆七十年前的离别，孔德墉如是说。
之后的孔德成曾于1947年回到曲阜做过短暂的逗留，1948年，去了台湾，再也没有回过内地。从孔子到孔德成，七十六代嫡长子只有三代离开故乡，孔德成是其中之一。
孔族在台湾
2008年去世的孔德成虽然远居台湾，但是，在曲阜孔氏族人看来，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宗主地位。只要政治气候允许，在孔德成去世之前，每逢大事，还是需要得到宗主的首肯，比如此次的重修家谱。
不过，自1937年国民政府改“衍圣公”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来，随着孔德成的去世，“衍圣公”这一名词成为了历史。
在台湾地区，针对孔氏家族，专门有一套奉祀官制度，类似于“衍圣公”，“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由孔德成的嫡长子世代承袭。根据国民党政府一九三五所订的行政命令，移居台湾的孔德成家族每年可以从“台湾政府”领取世袭特任官的支薪，至孔德成去世之前，奉祀官每月支薪已达17万新台币。
除此之外，在“台湾政府”每年的预算中，还有相当大一笔的“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府”预算。这笔预算，在1988年是595万新台币，次年则是743万新台币。而在那两年之间，台湾曾有官员提案删除此项预算，但是最终都了无结果。但是在孔德成去世之后，台湾的孔氏后裔已经表示，不愿再享受世袭特任官的支薪。
孔德成长子孔维益早逝，因此“奉祀官”采隔代继承。今年9月29日，台湾“总统”马英九给孔德成的嫡长孙孔垂长下达了聘书，不久，这位孔子的第七十九代嫡长孙将以“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的身份，参加台北孔庙以及“总统府”举行的祭孔典礼。
在受聘之前，今年34岁的孔垂长颇为犹豫，目前在一家台商公司服务的他想法简单：只希望在社会优游自在地过平凡的生活。
孔德成去台，肯定不是孔氏家族的最后一次迁徙，但却是代表孔子精神象征的孔氏家族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在台湾地区，虽然也经历了种种政治运动，儒家文化却一直延续不断。如今，孔氏家族与孔子所创建的儒家文化已经开始渐行渐远，未来儒家文化的走向，和这个家族的关系也愈加淡漠。
链接：孔子世家谱历代大修
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孔氏族谱，为北宋元丰及明弘治年间所修，但久已亡佚。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天启、康熙、乾隆和民国所修的四部。
为确保修谱工作的顺利进行，衍圣公府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如乾隆九年(1744年)修谱时，设立鉴定一人，由衍圣公担任；监修二人，由三品执事官和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担任；提调二人，由正一品荫生候选员外郎和曲阜县世职知县担任；以下编次、掌收、校阅、誉录、督刊、收发等职，也是各由四品执事官、候选州同知之类有官职者及有科名的人员担任。
上一次的民国大修，衍圣公孔德成主持，专门设立了“曲阜全国孔氏合族修谱办事处”。孔德成任总裁，由族长孔传蜻等三人主持日常工作，谱馆有职员66名，另有一些勤杂员役。修谱时，衍圣公府要先行制订条规、颁布榜示，制订统一格册和修谱誓词。然后择吉日举行仪式，告庙致祭后，各执事人员进入修谱的专设机构纂局内办公。族谱纂修完成，要在孔庙举行隆重的告祭仪式。
修谱者孔德墉
孔德墉有香港的绿卡，出国、到台湾比较方便；身为商人，可以提供修谱需要的大量前期资金；和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是未出五服的兄弟，骨血相连。在21世纪修孔氏家谱，对负责人要求颇多，孔德墉恰好拥有这些条件。中国周刊记者陈远山东报道
“一开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我，很多人心想，你孔德墉凭什么修谱？”孔德墉说，“那时候我每到一处，总有宗亲问我，你认识孔德成吗？我说那是我大哥。人家又问，他同意你修谱？我说同意，人家半信半疑。我只好说我们兄弟之间是不是还要签个合同？”
孔德墉摊了摊手。
五服兄弟
孔德墉和孔德成的关系，说来话长。要从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说起。孔宪培娶了乾隆皇帝的女儿，但是没有子嗣。把二弟宪增的儿子过继膝下。
“这是孔府的规矩。孔宪培兄弟五个，如果老二也没有子嗣，那就过继老三的，如果老三没有再过继老四的，如果兄弟五个都没有，那就过继叔伯兄弟的。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大家争夺嫡长子的地位。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谁也争不了。”孔德墉说。
“孔宪增的儿子孔庆，也就是第七十三代衍圣公，是我们家的人，不是孔德成家的人。”孔德墉说的并不完全对，孔庆既不是孔德成家的人，也不是孔德墉家的人，而是他们共同的祖先。
1980年代，孔德墉定居香港之后，开始和身在台湾的大哥孔德成通信。信都是通过孔德成在香港的一个学生带的。有一次，那个学生喝多了，跟孔德墉说：“你大哥怀疑你呢。”
“我去香港的时候，都五十三了，还出去干什么？这确实容易招致政治敏感的人的怀疑，怪不得大哥孔德成会怀疑我去统战他。”孔德墉解释说。
孔德墉听了很生气，一赌气，再也不和大哥联系。1996年为了修谱，孔德墉去了台湾，大哥孔德成一见他就说：“怎么过了16年你才来看我？”
孔德墉气鼓鼓地说：“我这次来也不是为了专门来看你，我有笔生意，在台湾，需要我过来处理，就正好来看看你。”
然后叙旧：家乡怎么样，哪些人不在了。兄弟两人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只谈亲情，不谈政治。
说到修谱，孔德成连连赞成。但是，不谈政治的兄弟情谊，还是受到了政治的影响。孔德成自1990年代受聘总统府资政，2000年，民进党执政，2002年，孔德成续聘总统府资政。
2005年的时候，孔德墉到台湾去。孔德成突然对他说：“以后修谱的事别跟我谈。”孔德墉一愣：“怎么啦？原来我跟你说过，这事是我替你干，我凭什么修啊，你才是宗子。我还跟你说过，你这个衍圣公不简单，1937年你修过一次，这次又修一次，你一辈子能修两次谱。我还跟你说，你挂帅。谱上印的是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主修，我是副主修，你怎么能不修？”
“唉，咱俩不是单独说过吗？我不能修。”孔德墉很诧异：“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
“后来才了解，他大概受到了一些民进党的压力，2007年，让儿子代替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大概意思有四点：一是开放以来，他从未涉足中国大陆，二是以后也不打算回老家曲阜，三是家里谈修谱的事，那已经是三年以前的事了。四和孔氏族人很少联系。”孔德墉说。
开弓没有回头箭，此时，孔德墉在修谱上已经花了将近10年精力。何况，他知道大哥此举，只是碍于海峡彼岸的政治环境，并非不想修谱。果然，此后，孔德成并没有向弟弟表示不要修了。2008年，孔德成去世。
生意经
修谱需要的资金多达一千三百万元人民币，收来的入谱费根本不够。但是这难不到孔德墉，因为他拿得出来。
1980年代，夫人身患绝症，孔德墉为此背负重债。如果不去香港，经济无以为继。
内弟是做皮草生意的，初到香港的孔德墉依靠做皮草，赚到了第一桶金。
当时，中国的塑料机械刚刚起步，完全依赖进口。而大陆从日本明河社进口一台机器要16.8万人民币。孔德墉从中国轻工业部的朋友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
通过中国驻日本使馆的帮忙，孔德墉得到日本十大企业之一伊藤忠的邀请。不懂日语，找了两个正在读书的研究生做翻译。
到了伊藤忠，看到那里悬挂着中国国旗，孔德墉想：不是有什么外事活动吧。其中一个人说：“我去问问。”问了之后才知道，就是为了迎接他们的。
伊藤忠的欢迎仪式很隆重，光部长就去了20多位。孔德墉一看那阵势，输人不输阵，对那两个翻译说：“你们好好给我翻译一下。”
伊藤忠的一个部长，跷着二郎腿，拿着烟，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听说你是孔夫子的后代，士农工商，孔夫子把商排到最后一位，他轻视商业，你现在经商，不怕你们老祖宗生气？”
“也不见得，孟子说孔夫子是圣之时者也。他是与时俱进，跟着时代进化而进化。也可能孔夫子到现在做国际贸易做得要比我好。”
掌声如雷，气氛一下子就轻松了。
孔德墉说明来意，伊藤忠的代表说他们在大阪有生产塑料机器的工厂，如果孔有兴趣，可以派人跟他一起去。
午饭时间到了，伊藤忠的部长要请孔德墉吃饭，和翻译说：“我们能不能请孔先生吃顿便饭？”
这一次轮到翻译牛气了：“不行，大使馆今天找孔先生有事。”
“那晚上行不行？”
“晚上更不行，孔先生有个宴会要参加。这样吧，我跟大使馆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把中午的时间给你们。”
翻译去了洗手间，转身就出来了。告诉伊藤忠的部长：“和大使馆联系好了，把中午的时间给你们。”
到了大阪，看到伊藤忠的机器，规格比轻工业要求的高很多。孔德墉一问价格，5万块人民币到香港。
“你们会卖到中国吗？”
“不会，我们只卖给你。”
又谈了三天，把价钱谈到了四万五。
当时两个翻译对孔德墉说：“老孔，发财了。”但孔德墉没有那么干，他卖给轻工业部的价钱是六万八。当时孔德墉跟轻工业部的朋友说：“我是中国人，不能骗你，六万八给你，包括送货，安装，试机，每台顶多赚八千块。”后来他成了伊藤忠在中国的独家代理。
修谱的前期资金，很大一部分由孔德墉自掏腰包。而他的生意经，则是他生意成功的坚实后盾。
修谱的经济账
一项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文化活动，除了与政治文化环境相关，背后必定有利益杠杆。
孔子世家谱的重修，也是如此。孔子世家谱的经济账，有门道。
中国周刊记者陈远山东报道
电话不断地响着，在济南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的电话几乎被打爆。来电者都是要购买孔子世家谱的。公开定价是，一套总谱，孔家人购买2.1万，外人购买3万。
入谱费
末代衍圣公孔德成1937年修谱，经费来源也是采取收取入谱费的方式：入谱者每人需交一块银元。
本次修谱，延续了老办法，不过入谱不再是银元，而是人民币。在孔氏宗亲网站上，收费标准很明确：农村 5元/人， 城市 10元/人， 海外 10美元/人。
关于收入谱费的问题，曾经在孔氏宗亲网上引发争论，争论是由ID为“konglingqiwuan”的孔氏宗亲引发的，这位宗亲写道：“我们县这一支孔子后裔按《孔子世家谱》是（二集三十卷武安县支）。现在共有5000多人。绝大多数是山区农民。听说续谱很高兴。说到续谱交钱，谁也不愿意拿钱。大家说怎么办？”
这个帖子引发了续谱工作协会的讨论，内部意见分为两种。
强硬派认为：交不交钱是心态问题，不交钱，就别想入谱，因为谁也不差几块钱。
温和派则认为：对殷实之家，不交钱，不能入谱，但是对于一些个别赤贫家庭，入谱费应该减免。
最终温和派的意见被采集。
经济账
入谱费由地方分支机构收集，留一半作为分支机构的活动经费。但还是有很多地方收了钱，结果“钱也没有交上来，入谱的表也没交上来”。
“十多年我们收上来的谱费才一百七十多万，而这次入谱的在世者有一百四十万人。没交入谱费的，我都在工作简报做了通报，我要不说明，别人还会说我孔德墉贪污了。但是我不会说人家贪污，我只说，你们应该交多少，实际交了多少，或者根本没交。”孔德墉说。
一百七十多万人民币，距离此次修谱的总费用一千三百多万相去甚远，为此协会还接受了一部分社会捐资，“大概是四百多万，剩下的，我拿了。”孔德墉告诉记者。
经费的使用，主要是协会开展活动以及家谱的出版和印刷。
现在，修谱已经结束，除了赠出的三套之外，凡孔氏宗亲想收藏家谱的，“一律平等，谁也不送，要谱拿钱。”孔德墉坚决地说。
因为总谱册数繁多，此外有针对各宗各派的分谱。在孔氏宗亲网，记者看到了种类繁多的家谱价格：总谱，2.1万元人民币；大宗户，770元；浙江衢州派，1960元；岭南派，1990元；另有50余支小宗小派的分谱，价格在300元到500元不等。
记者到达济南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时，孔德墉正在开会，在等待孔德墉的短短十几分钟里，定谱的电话不断地打进来，至少定一套，甚至有人定两三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就是价格昂贵的总谱，购买者也不乏其人。
来源：<<中国周刊>>
事先太张扬，电影《孔子》遭网友抵制
[导读]《孔子》公映之前，大片《阿凡达》突然下线，一举激发了网友的抵触情绪，愤怒的网友掀起拒看《孔子》的浪潮。《孔子》公映之前，大片《阿凡达》突然下线，一举激发了网友的抵触情绪，愤怒的网友掀起拒看《孔子》的浪潮。这已经不是该剧第一次遭遇危机了，从开始至今，它一直都是话题不断，而剧组成员始终强硬应对，各方辩友纷纷加入，最终将一次普通的电影上画，演变成了一场网络文化事件。
南都周刊记者_洪鹄
正在国内几乎所有的大银幕上上映得如火如荼的《阿凡达》突然要走了——因为孔子来了。
“投资1.5亿的《孔子》对于制片方来说是一场豪赌，赌的就是《孔子》能在22日上映后战胜《阿凡达》。”导演胡玫说。
1月18日，网络上出现了传言，好评如潮、一票难求的美国大片《阿凡达》被强制下线，为国产电影《孔子》让道。消息立刻在网上炸开了锅，抵触逆反的情绪在网友身上蔓延。对此不满的影迷——甚至无论他是不是《阿凡达》迷，都迁怒于《孔子》，在互联网上表示拒绝观看。在上海的一个白领论坛，抵制《孔子》的帖子盖过了上万楼。王小山等人也纷纷在微博中表示——拒看《孔子》，发哥，对不起了。
“我没听说过这个消息，我认为这是《阿凡达》的炒作。”胡玫贡献了一个她个人的猜测。但她又表示，“但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通知，我会感到很温暖。我希望政府能够保护我们国产影片。”
对于《阿凡达》——这部中国票房已突破7亿的卡梅隆大片，胡玫也看了，但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一群小精灵在眼前飞来飞去，除了特技外没留下任何印象。”
杜耀敏是1月18日中午接到通知的。他所在的佛山市大明星影城隶属于中影旗下的院线南方新干线，拥有佛山市区仅有的6块3D银幕中的两块。南方新干线告诉杜耀敏，《阿凡达》3D版可以上映到2月底，而2D版必须在23日零点前将拷贝交还中影公司。
杜耀敏和同事都感到吃惊。半个月来，大明星影城用全部四个厅来上映《阿凡达》，基本上场场爆满。正常情况下，3D电影的放映周期约为50天，普通2D电影则为25天左右。“如果电影本身票房好还可以延期，上个月《2012》看的人很多，我们就申请到了延期半个月，一共放了接近40天。”
《阿凡达》的火爆程度远甚于《2012》，2D版却只能上映18天——在杜耀敏担任大明星影城副总经理的五年间，这样的事情还是第一次发生。
“不存在强制下线，”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否认了传言。“电影院永远会给新片更多空间。新片陆续上映后，上座率并不高的《阿凡达》2D版场次肯定会减少甚至下线，这是市场自然淘汰的行为。”
对于网友质疑《阿凡达》是为《孔子》让道的说法，张宏森表示这不属实，“只是《孔子》恰好在这个时候上映罢了”。
《孔子》大战《阿凡达》
“又看了一遍2D版《阿凡达》，抵制《孔子》。”
1月19日晚上，广州网友大伯把MSN签名改成了这句话。作为一名《阿凡达》资深影迷，大伯之前已在香港看了3D版、在东莞看了IMAX版。但在听到2D版即将被下线的消息后，大伯觉得有必要把2D版也看齐。“其实看普通3D版倒不如看2D，色彩、画质都来得更漂亮。”
电影局关于“2D版下线是市场自然淘汰的行为”的说法显然难以让激动的网友信服。如果说在大城市里还有看3D还是2D、甚至那珍稀的11块IMAX超爽银幕的选择的话，在更多的中小城市里，最普通的2D胶片放映厅里是观看《阿凡达》的唯一选择。2009年，中国内地的大银幕总数达到了4723块，其中3D银幕不过900块。“我们这里只有2D，一直许诺儿子等他期末考试完了带他看《阿凡达》，现在他要伤心了。”类似的留言在论坛和贴吧里不断出现。
豆瓣和时光网上的影评和评分被很多人视作是否看一部电影的参考依据。1月25日，《孔子》在豆瓣的评分是10分制中的3.9分，为该片打分的7000人中，61.5%的人给出的评价是一星——最差，这个分数甚至低于4.1分的公认烂片《无极》，和去年口碑甚糟的《刺陵》持平。而时光网上《孔子》的得分更为惨不忍睹，只有3.2分。论坛里只有很少量对《孔子》本身剧情、演员演技的探讨，在大部分帖子里，网友们就“到底该不该抵制《孔子》”进行着激烈辩论。
网友大P认为，打1星只是一个豆瓣用户利用仅有的评分权利，表达对某些行政手段干预电影市场的不满。“何况我们能调动的无非就是自己而已，我们又没有能力让《孔子》提前下线。从某种程度上说，抵制《孔子》是一场小小行为艺术。虽然只是一人一票，但关注就是力量，围观就是态度，当这种力量足够大，一些事情就会改变。”
“已经失控了，《孔子》的评分已经创造了豆瓣的一个神话。”网友冷眼旁观不满地说。以他为代表的一群网友们怀疑，用一种不公正去对待另一种不公正，这种本身缺乏合理性的做法是否能真的解决问题。“豆瓣评分本来是很多人看不看一部电影的参考，但现在已经完全失控，毫无公信力。很多打分的用户都承认，他们根本没有看过《孔子》，只是为了抵制它，就打一星。”
1月24日，《孔子》公映第3天。媒体公布的数据是，首日票房510万，是《阿凡达》同期的1/7，院线反应每场平均落座率5-7成。这一现状显然低于胡玫的期待。由中影集团和大地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的《孔子》，全球拷贝发行2500份，是《建国大业》的两倍，创下了中国电影拷贝发行数目之最。周润发、周迅主演的阵容也可以说是华语片里的顶尖水准。胡玫对电影的定位是“大型史诗片”。公映前曾有记者问她能否凭借此片成为国内首位票房过亿的女导演，胡玫自信满满：“肯定的，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面对不尽如人意的票房和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恶评，《孔子》片方日前表示是遭遇了“黑手”。“片方联合网站等相关机构正在调查，初步认定是某电影推广机构在幕后操纵。这个机构服务于在《孔子》后即将上映的一个国产影片。”片方还表示，择日将公布该机构名字。
根据各大院线统一的影片排期表，紧随《孔子》的国产片只有1月29日上映的《喜羊羊与灰太狼》，而这部动画片的受众群主要为儿童和家庭。
在一些小影院，开始用一张《孔子》电影票搭一张《阿凡达》的捆绑销售方式来带动票房。杜耀敏则告诉记者，前天中午，他们又接到一个“低调”的消息：可以根据票房情况“酌情”重新上映《阿凡达》。
主旋律孔子
胡玫和周润发都告诉人们，一定要看孔子。胡玫说，“中国人要看《孔子》。我已经看了三四遍，每次看都有不同感受，都会哭。”周润发在上海调戏记者的段子则流传更广：“看《孔子》你都没哭？你还算是个人吗？”
对于各路专家、媒体的质疑，胡玫团队都有办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百家讲坛里开讲孔子的鲍鹏山认为《孔子》电影中有多处史实性错误。比如把孔子儿子的名字孔鲤打成孔锂，编剧陈汗说：“我们能不知道孔子儿子叫孔鲤吗？这只是字幕打字员的错误。”电影里南子、子路的死都是明显的编造，编剧对此称之为“合理虚构”，胡玫则炮轰：“专家？我看是砖家吧。这人一看就是门外汉，根本不懂电影。我认为他大可不必借这种方式沽名钓誉。我们不可能完全按照历史拍，不然电影就不存在了。”
记者问胡玫，在《孔子》这个电影中，你表现了他是教育家、政治家甚至军事家，但就是看不到他作为思想家的一面。
“思想家你说应该怎么拍？我不知道该怎么拍。拍一个人的思想？思想！怎么拍思想？就每天坐在那思想？思想是不能拍的。对不起，我认为故事和思想是矛盾的。”胡玫说。
胡玫是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作为导演，胡玫的主要成绩在于电视剧。十年中，她拍了《雍正王朝》、《汉武大帝》、《乔家大院》等一系列广受好评的“主旋律题材电视剧”。胡玫的上一部电影是2002年的《芬妮的微笑》，由王志文主演，获得朝鲜平壤国际电影节最高奖。
“电影本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它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产品。”上海联合院线副总经理吴鹤沪对于网民们对《孔子》的抵制和抨击不以为然，而扶植国产大片的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也都是正常的，无可厚非。“院线排片档期的调整也是经常有的事。”比如说,《阿凡达》1月4日上映，错开元旦黄金期，为《十月围城》又争取到了几千万票房。而原本宣传海报上都映出1月19日面世的《大侦探福尔摩斯》，如今也被推后到了2月。
上海联合院线是国内票房能过亿的“十强俱乐部”一员。2002年，中国电影实行院线制改革，原先的地域化垄断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资本和供片为纽带、由一个电影发行主体和若干电影院组合而成的“院线模式”。中国现在所有影院，都必须加盟某一院线才能获得放映资格。国内现共有34条院线，这些跨省院线的快速建立，让一度门可罗雀的礼堂式放映厅恢复了生机。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银幕数由1000块激增到4700多块，银幕数量的激增、都市人群观影习惯的养成，成了票房递增的最大保证。
但在香港金像奖评委、资深影评人列孚眼里，中国只有一个院线、一家影院，放的都是同一部电影。
“比如在《变形金刚2》上映的同个档期，香港市场至少还有15部其他电影在放映。但是大陆的所有影院绝大部分厅、绝大部分场次都给了《变2》，观众根本没得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唯一的区别只是电影院环境略有不同而已。
“中国的进口片只能由中影和华夏发行，渠道非常单一。而且中国电影市场始终没有建立分级制，这导致很多影片没办法进入中国影院上映。”列孚说。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则认为《孔子》很不可思议。“它自我定位为商业大片，但是营销手法完全不符合商业规范，不考虑消费者感受。”
“商业大片代表的就是最主流的价值观。电影是造梦的，那么商业电影就是复制最多人的共同梦想的。《阿凡达》就非常符合这一造梦原则，几乎所有人都能在这个电影里找到自己某种理想和共鸣。”
而以《孔子》、《十月围城》、《建国大业》以及《集结号》等电影为代表的“主旋律国产大片”是否符合成熟的商业片标准？崔卫平持保留意见。“这批电影与其说代表的是主流价值观，不如说是主导价值观，它并不是大家自发的理想，而是一种被引导、被教化过的价值取向。当然，我不否认像《十月围城》等片的成功。”
为何孔子这么热
在胡玫版《孔子》刚刚杀青之际，导演张黎的孔子题材电视剧也通过了立项——佛山传媒集团等投拍的电视版《孔子》即将开机，而该集团称也有望推出孔子电影。在广电总局重大题材办公室里，还有很多类似题材的剧本正在等待审批，除了孔子外，老子、孟子、荀子等或许很快也将走上娱乐大舞台。
从2007年开始兴起的“国学热”里，“孔子”是其中最炙手可热的一块。在百家讲坛讲《论语》的北师大教授于丹红遍大江南北，一时间其语录比《论语》本身更为流行。
在文化批评家朱大可看来，“孔子热”不过是一种虚热。人们读于丹不读论语，看《孔子》电影而不关注孔子思想本身，大建孔子学院，搞一个孔子论坛造价3250万……经济的需要、实用的需要、娱乐的需要远高于精神的需要。孔子思想被庸俗化解读，几乎可以成为职场处事、明哲保身的金句，庄子则可以被解读成休闲、游乐。胡玫说得最直接，“孔子思想其实就是和谐社会。”
另一方面，“孔子的思想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用来治国。它只是被用来作为对老百姓的教化，而非统治者统治的方式。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外儒内法。”朱大可认为。
文化评论家张柠则根本不觉得有“孔子热”这一说。“是《孔子》热不是孔子热，前者只是个文化商品，它是拿来卖的，当然要一副炒得很热的样子。”为什么热的是“孔子”而非“孟子”、“荀子”？“孔子思想对社会秩序无害，还可以缓和社会矛盾。他强调的是一种自我阉割，把个人欲望消解在沉思之中，这种小农时代的思想，是对五四以来强化个人主义、个体价值的一种压抑。”张柠不认为在复杂变化、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宣扬孔子的精神，对作为个体的人有益。
在台湾大学学者傅佩荣的眼里，“孔子热”的热潮涌动下潜藏着国人对于文化共同体的向往和对民族凝聚力的渴望。中国没有上帝，但有孔子。读武侠小说，我们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价值观的评判标准来自哪里，傅佩荣认为都来自儒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价值观的缺失愈发明显。在这样的时代重新探讨孔子、追寻儒家思想，有着重塑道德、稳定人心、以及树立国家荣耀感的积极意义。
《孔子》：历史留白了，思想没跟上
“我准备好被骂了。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51岁的陈汗头发花白，三年间他编剧的两部大戏《赤壁》、《孔子》都遭到了颇为锋利的质疑。陈汗刚到知天命的年纪，但自认为已“耳顺”：“写《孔子》这部戏我们听了多少专家的意见你知道吗？各门各路的都听，多到数不过来。”
由“各路专家”把关的《孔子》如今走到了大众面前，还得继续接受挑剔。在百家讲坛开讲过“孔子是怎么炼成的”的学者鲍鹏山看完的第一感觉是“我崩溃了”。鲍鹏山一口气指出了《孔子》中的六处错误，从人物姓名、基本常识到史实失实，其中有些是明显到初中毕业生都能看出的纰漏。
三年前，陈汗写的《赤壁》剧本被吴宇森认为是和自己想法最接近的一本。尽管三国里的古人们说着天雷滚滚的现代流行语，《赤壁》倒也不失为一令观众笑声朗朗的欢乐大片。但这并不是陈汗的原意。在陈汗看来，《赤壁》、《孔子》都是谨慎而充满情怀的史诗片。所谓史诗片，即历史中有人，有情，有仁义，且充满回肠荡气的悲剧情怀——“像《荷马史诗》那样。”如果你不觉得悲，反而觉得雷，那是你自己的失败。
看上去，陈汗似乎并不如他自己所说的，做好了准备被骂。 南都周刊记者_洪鹄 吴曙良（实习生）
孔子会念林则徐的诗？
孔子的儿子叫孔鲤，电影里打成了孔锂—锂元素的发现拜居里夫人所赐，这得是2000多年后的事了。再比如电影中孔子还背诵了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
对于鲍鹏山的指责，陈汗和整个剧组都表现得很激动。“孔锂这个问题只是个手误。这是字幕打字员的事情，编剧管不到这么宽吧？”他指责鲍鹏山这是典型的小题大做，“拜托，我们能不知道孔鲤的鲤字怎么写吗？”陈汗表示，字幕在电影正式上映后会改过来，但截至22日记者在影院观看公映的《孔子》时，这个错字依然赫然呈现在大屏幕上。
至于孔子为什么能诵读出林则徐的诗句，陈汗的解释比较复杂。“林则徐学的是子产。子产比孔子早很多。孔子并没有拜过子产为师，但是子产的很多思想孔子都是知道的、赞同的。”—每一句都是推论，合起来似乎也能形成一股颇为强大的逻辑。
于丹的话就代表孔子的思想？
当孔子说“以正合，以奇胜”时，读过《孙子兵法》的观众都知道此刻发哥是孙子附体了。当孔子被逐出鲁国时，弟子颜回对孔子说：“您曾经跟我们讲过，如果人不能改变世界，那应该改变自己的内心。”——这句话不是出自《论语》，而是出自《于丹<论语>心得》。“于丹的话代表的就是孔子的思想，为什么不能用？”陈汗言辞激烈地说，“不要当自己是大师，当别人都是白痴。”作为中文系硕士学位毕业生，他认为“你所谓专家读过的书，我都读过。不要以为你懂得比我多。”但同时他又自谦地表示，“我陈汗只是个小编辑，不是专家。你要批评人家大师的话，就搞个论坛争论去吧。”
“子见南子”有没有尊重历史？
《孔子》中陈汗最得意的戏有几场。首先就是颜回之死，陈汗认为这是观众一个必哭点。孔子带众徒周游列国，寒冬腊月，行至冰河之上，突然冰裂，一驾马车跌至冰水之中——车里是颜回，以及半车竹简。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颜回在深蓝色的冰水中一边挣扎，一边将一捆一捆的竹简打捞出来，而自己却终因体力不支而英年早逝。全场戏颜回不断地下水、出水，宛如潜水运动员，配以荡气回肠的交响乐，分分秒秒如同在逼问观众：你哭了没有？不哭，你还是个人吗？
“这一段是关于天命的探讨。这个冰是一定要裂的，这是颜回的命运，也是孔子师徒的命运。”陈汗说。
另一出死亡大戏子路之死同样是虚构，画面中，子路被砍头的场景不断地闪回、慢放，在陈汗看来，这是对死亡“诗意的表达”。
颜回之死的戏是另一个编辑何燕江写的，但无论胡玫还是陈汗，都为何燕江的这场神来之笔而叹服。历史上的记载，颜回短命，年终29岁，发尽白，早衰而死——或者说死于贫穷与营养不良。对这段记载胡玫选择无视，她的说法是:“我们得有改编历史的勇气。”
在亲自执笔的戏中，陈汗最喜欢的是“子见南子”。孔子游经卫国，会见卫灵公娇美动人的小老婆南子。《史记》对这一段的记载到一句“环佩玉声璆然”便打住了，惹人无限遐想。在胡玫们的《孔子》里，周迅将她娇俏的小脸贴到发哥面前两厘米处，眼含秋水地问：“你说仁者爱人，那你爱不爱像我这样名声不好的女人？”此时的发哥似乎已毫无还击之力，虽然口中还念着“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但全身似已绵软之极。这段匪夷所思的“子见南子”在网络上遭到了网友们的嘲弄，孔子家族的后人据说也极为不满。
商业大片不需要思想？
《孔子》时长两小时，前一半孔子出任鲁国国相的戏尚属紧凑精彩，后半程孔子带领学生们周游列国部分则冗长零碎得令人难以忍受——看不出一种精神、或者某种理想作为这段“漫游”的支持和脉络，作为人师的孔子也很少讲学，一路只见颠沛流离，辗转悲哀。从卫国到陈国，到蔡国，路上充满的是被人耻笑、饥寒交迫、分一碗马肉汤的窘境。
胡玫说她要拍的是一个人性化的孔子，不是圣人，而是一个失败者。这一说法并不新奇，学者李零就曾将孔子定义为“丧家狗”。然而李零的孔子，是“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胡玫的孔子，却只见不断丧失，却丝毫见不到其“家园”。在胡玫的《孔子》中，孔子被塑造成了一个好人、一个从容的政治家、甚至一个高明的军事家和战争家，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却不知所终。
胡玫的解释是：“思想家？我不知道思想家怎么拍！思想？难道就拍一个人坐在那儿想？”这位电视剧出身的导演认为，“思想”和商业大片所呼唤的“故事情节”是相背离的。然而，如果消解了作为思想家整个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复杂生动的一面—又何必拍孔子？
在陈汗看来，现在电影呈现的结构是出于他的精心安排。“前半部分紧张，是戏剧的开头。后半部分松弛，是散文的节奏。最后以孔子之死收尾，是诗的升华。”这也非常符合他对于“史诗大片”的想象。早在因《赤壁》而接受质疑时，陈汗就曾巧妙地回应记者，不要追求史实，所谓编剧，就是在历史的空白处写故事。这样的理念大概也是他和胡玫、以及整个剧组合作的共识。
百年尊孔三台戏
孔子吃猪肉很讲究，割不正不食。在民间口语里，有“坐得冷板凳，吃得冷猪肉”的说法，一个人好好读书，当上大官，“祭孔”的时候会分到一块肉，意味着飞黄腾达。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上，尊孔的旗号曾经张扬过三五次，却都冷落收场，甚至成为历史的笑话。
文_钟岩苑
中国现代史的尊孔，兴起于辛亥革命之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一声枪响，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主政的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宣布“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20天后，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的文章，“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个人的信仰自由两个层面，彻底否定“读经”和“尊孔”。然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小读四书五经、拜孔子，如此摧枯拉朽、一棍子打死的“国策”，不仅否定了他们的理想，而且否定了他们的人生。他们自然要做出一系列“反弹”。
第一场：孔教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各种尊孔运动和尊孔组织，康有为主导的孔教会，名头最响，影响最大。
康有为是广东人，鸦片战争之后，广东成为西方基督教的传教中心之一。为了对抗基督教入侵，康有为提出“立教”和“改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改制”就是戊戌变法，“立教”则是建立中国本土宗教，名为“孔教”。康有为借用汉朝的谶纬学说，仿照基督教的模式，把孔子打扮为“神子”（传说孔子的母亲与黑帝梦交生孔子），立孔子为“万世教主”，以四书五经为孔教“圣经”，以各地孔庙为教堂，并立孔子后裔衍圣公为最高领导“总理”。
康有为有一个得意学生陈焕章，可谓那个时代的天才，1904年中清王朝的进士，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英文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煌煌800余页，是第一部中国人在西方刊行的经济学名著。辛亥革命后，陈焕章回国，以新鲜“海龟”身份宣扬孔教，协助老师康有为在1912年10月7日孔子生日那天，成立“全国孔教会”。1913年7月，康有为的著名弟子陈焕章、梁启超等上书参众两院，请求在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当时革命的风潮正高，在革命大佬蔡元培、章太炎等的反对下，国会最终否决了这一提案。
其后，孔教会的气焰并没有削减，在割据军阀的支持下，活跃于大江南北，尊孔、读经，霎是热闹。比如1918年，陈焕章向国会提案设立“圣诞节”，以农历8月27孔子诞辰为国家法定“圣诞”。
第二场：复辟
民国成立，废除君主制改行共和制，复辟的暗潮和明流就没有停止过。各种势力夹杂其中，一些军头强人身在乱世，自然产生皇帝轮流坐的念头。各种复辟势力，都有“尊孔”的影子活动。
先是当时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1913年6月22日，发布《尊孔令》，第二年9月，发布《祭孔令》，亲自头戴平天冠，身穿百摺裙，三叩九拜，到北京孔庙祭孔。1916年元旦，袁世凯称帝，采用儒家传统的“禅让”模式，宣称当皇帝乃是由各省拥戴而自己“迫不得已”，而当时的孔子76代孙、衍圣公孔令贻则担任拥戴袁世凯为帝的“筹安会”名誉理事、教育界请愿团理事长。当上皇帝之后，袁世凯立刻颁布诏书，封孔令贻为“郡王”，由“公”而“王”，又迈上一个台阶。投桃报李，孔令贻狂拍袁世凯马屁：“令贻等守先圣尊王之意，输瞻云就日之诚，不胜欢忭鼓舞馨香庆祝之至。”而在第二年的张勋复辟运动中，孔令贻也通电赞颂复辟运动是“日月重光”，并要为张勋建生祠。可惜生祠，还没建成，复辟运动就失败了。
张勋复辟，康有为策划、出力最多。但康有为的复辟思想很有意思。鉴于辛亥革命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有种族革命的味道，康有为提出口号，“保中国不保大清”。“保中国”，就要恢复帝制，“不保大清”，意思是不一定要由溥仪当皇上。为此，他提出了第二套方案，以为备用——如果全国人民反对溥仪当皇帝，但中国人民习惯了上面有个皇上，那么就由孔子嫡系子孙“衍圣公”当皇上，相当于西方的“教皇”，虚君共和，一统天下，千秋万代。
康有为的第二套方案，根本没有实施的机会。但复辟运动依旧方兴未艾，复辟分子们最终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成立了“满洲国”，溥仪第三次当上皇帝。复辟的主要推手、满洲国总理郑孝胥提出了“王道”的理论体系（实际上，“王道观”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一种流行观点，1920年代的孙中山也提倡过），在东北各地设立“孔学会”，1937年成立“王道书院”，教材以《大学》为核心，兼采《论语》、《孟子》、《左传》、《礼记》等。好玩的是，当时推广儒家学说和王道，花费心思，《孔学会会刊》曾设计了四书五经内容的填字游戏，可谓走在时代前列。
第三场：儒教
俱往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复辟运动的潮流彻底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退出。但“尊孔”的戏剧，并没有停歇，只不过换了舞台。最新一轮的“尊孔”，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并非自发于中国本土文化，而是肇始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大潮流。
20世纪初期，陈焕章在美国出版《孔门理财学》之前不久，马克思·韦伯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归因于宗教、文化因素，统治了20世纪的社会学说。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同样是将儒家伦理学和经济学连通起来，虽然在中国本土悄无声息，但在西方社会学界影响深远，最新的一个版本出版于2003年。
西方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将韦伯的学说应用于非西方世界，最著名的是1985年，美国国际开发援助署（USAID）官员哈瑞森（Lawrence Harrison）所写的《未开发是一种心态》，声称拉丁美洲国家的文化传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当时正逢“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于是，亚洲价值观、儒家文化促使经济发展的观点，甚嚣尘上。一时间，儒家成为解释一切的灵丹妙药，满街争说儒家文化。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被称为“第四代新儒家”的灵魂。
亚洲价值观的兴起、儒家文化的“再度阐释”，被应用于各个社会层面，比如为亚洲的威权主义政府辩护，这以对新加坡的“崇拜”为代表；还被用于为“地区特色”张目，比如杜维明宣扬的理论，“儒家东亚的成功，在于完成现代化却没有彻底西化，这证明现代化有不同的文化形式”——这句话原则上是有道理的，但很容易被别有用心地利用。在由世界各宗教著名学者联合撰写的《世界宗教入门》一书中，杜维明再接再厉，撰写了名为《儒教》的章节，使儒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并列，实现了康有为当年的理想。而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1930年在香港创立的“香港孔教学院”，至今依旧非常活跃。这一股“尊孔”、“尊儒”潮流，同样在中国大陆引发回响，代表人物是蒋庆。
(来源：南都周刊) 拍孔子，是对孔子的亵渎
打倒孔子：中国3000年反孔尊孔政治玩偶剧
[导读]一部漫长的“反孔”历史，既是中国知识人的成长史，也是一部知识人的衰亡史。何时知识人能廓清自我的历史，真正认清自己的定位，“反孔”或“尊孔”才不会成为政治表演的玩偶剧。公元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孔子返鲁。
这一年，孔子六十八岁，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漂泊，抛却了政治迷思，开始安心于教书育人。这是一个平和的孔子，没有了政治野心，白天杏坛讲学，夜晚编撰史籍。这也是一个温暖的孔子，谦恭有礼，循循善诱。
正是这个孔子，开创了一个伟大的传统，不但将官学从当政者手中解放出来，以私学传道于普通人。更是拉开了学术与政治的距离，让命运的禁锢转身演化为思想的自由。“在孔子之后，政治和思想分家了，学者的聪明才智不再受到限制，因此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秉性去发挥独特的见解。”（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绚烂，最为夺目的“百家争鸣”时代，以此起航。大量的“士人”挣脱过往由封建关系确立的身份，转而成为游走四方的“无根阶层”。他们以弘道为己任，以著书立说为手段，不断开拓自我的活动空间。
这是一个告别孔子的历程，各路思想家以批判孔子的形式，重新完成了自我的定位。在孔子开拓的空间中，最终滋养和蕃息了儒家最早，也最有针对性的反对者。这也是一个中国知识阶层的诞生史，儒、墨、道、名、法、农等等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灿若星河。
然而，这一局面最终被秦的大一统所打破，以“焚书”事件为标志，以思想钳制为实质，自春秋战国以来诞生的思想活跃，精神独立的士人阶层终致消亡。
当政治重新扼住思想的咽喉，知识人只能成为再度成为体制的附庸。汉代董仲舒将活泼的先秦儒学转变为政治服务的宫廷学说，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自此之后，“尊孔”离不开对政治的谄媚和膜拜，稍与政治疏离，即被视为异端。
晋之嵇康、明之李贽，都是以反孔的面貌出现，却在实质上一次一次的向真实的孔子致敬。这个看似荒唐的悖论，实际上却饱含的是中国有独立品格的知识人的斑斑血泪。
“五四”以降，新文化诸将高举反孔旗帜，试图将禁锢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旧传统全部击碎。在这疾风暴雨的文化狂飙之下，目标指向的并非细致的思想清算，而是国家落后源于政治落后，政治落后源于文化落后的矛盾纠结。旧有的传统文化要为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负责，孔子再一次承担起替罪羊的角色。
变乱纷扰之间，看似种种新思想处处开花，然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假象，与旧政治纠结了两千年的知识人，转身又陷入新政治纷争的泥淖。尊孔与反孔的缠斗不仅未熄，反而时不时以各种极端的形式展现出来。
孔子“平反”记
从“孔老二”到“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不惟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更是一个国家如何承继历史的态度。
■本刊特约撰稿 冯翔
1978年7月18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四分之三版面刊出一篇五千余字的文章，《孔子教育思想试评》。此文提出：孔子的教育思想要辩证地看，如“有教无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论点，是“值得肯定的”。
这篇现在看起来观点并不新鲜的文章，却引起了敏锐的驻华记者的关注，日本共同社驻京记者福原当天发回一篇报道称：“文革后第一篇正面评价孔子的文章出现了”。
自1970年代中期、孔子的声望在中国落到了2500年以来的最低点之后，这是一个新现象，一个民族对先贤的评价开始一点点复苏。
试探
这篇文章的作者叫陈增辉，当时是上海一名年轻的哲学老师。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江青、王洪文的要求，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展开。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春秋以来中国最知名的哲人孔子被当成历史上最大的反面典型，成为人人可以喊打的过街鼠。
陈增辉看到图书馆里的《论语》被搜出来烧掉，说了一句：“现在对孔子彻底否定，恐怕有一天要走向否定之否定。”
这话随即被旁人汇报。学院军管队的二把手听到，赶紧劝他：“你不要以为你苦大仇深，就可以胡说八道。你没有辫子，能给你安一条。”
随后，陈增辉果然被扣上“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头衔，连续多日开会批斗。他干脆报名，躲到安徽去参与上海十几所高校“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举办的函授教育”了。他带了一本组织批判《论语》的言论集，这是当时唯一能看到《论语》原文的方法，晚上就在被窝里写心得。
1977年4月，回到上海的陈增辉把写完的《孔子教育思想试评》投给了上海《文汇报》，结果被告知：不敢发。第二年5月，他转而投给了《光明日报》。
陈增辉在安徽写《孔子教育思想初评》的时候，比他小两岁的王宏志已经离开安徽。
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的一名女编辑，王宏志与同事一起被下放到凤阳的人教社总干校去“劳动锻炼”。1972年，人教社更被撤销建制，全体人员被分到全国各地。“文革”十年，中国没有一本全国通用的教科书。
“文革”前，孔子尚被教科书称为“教育家”；等到“批林批孔”，孔子便成为“孔老二”。1975年北京的中学教材中，描写孔子内容的一章标题是“孔丘顽固地维护奴隶制”，充溢着“恶毒”、“恶狠狠地”、“极其凶残地”、“大草包”、“寄生虫”、“吸血鬼”、“丧家狗”等形容词，还要加上一句：“刘少奇、林彪，和历代反动派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
同一年，浙江的一本中学历史补充教材口气更坚决：“孔老二这个家伙，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只是一个满肚子秕糠的大草包”；“奴隶主阶级的走狗孔老二，……只有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周公了”。
1977年，王志宏被抽调参与文革后第一版“拨乱反正”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王志宏不会料到，自己将参与教科书中对于孔子的重新评价，也不曾料到日后将主持编写“80后一代”所用的历史书。
从报纸到教材，几乎都在同一时期重新对孔子定位，一个冰封的时代开始回暖了。
回暖
这一波回暖大潮首先源于高层政治的风云剧变。1977年初，邓小平再次复出。他主动要求分管教育，并指示：“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编印通用教材。”人教社的建制得以恢复，把散落全国的教学骨干找回北京，开始编写第一版“拨乱反正”的教科书。王宏志就在此时被选入。
这次“拨乱反正”教材编写的总指挥是后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浦安修。作为彭德怀夫人浦安修、著名右派浦熙修的亲弟弟，他在政治运动中遭到多次迫害；主持历史组的是早在1953年就参与编写全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史学家苏寿桐，经常讲“历史学家不可趋炎附势、人云亦云”的人，在“文革”中也被关押。
而王宏志，是著名史论家苏双碧的妻子。1978年，苏双碧发表《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响了为吴晗、为知识分子平反的第一枪。苏后来但任了《求是》杂志副总编辑。夫妇两人还合著有《吴晗传》。
这些人所要承担的工作，便是如毛泽东早年所语，“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当时大家都憋着一股劲。”王宏志回忆说。
200多个从全国各地抽调入京的干部和编辑，在邓小平的督促安排下，进了西苑大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更幽静的香山饭店。但是很快，新的难题又摆在大家面前。“落笔之前的总体编写原则，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发现很多原则问题没法解决，需要请示。原本历史学界的很多定论在文革期间被‘极左’思潮弄得很混乱，大家觉得很多文革期间的用词都无法使用，需要与中央高层统一意识。”王宏志说。
大家起草了一份《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针对儒法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内部的路线、历史教材的下限等问题，向中央请示。邓小平很快批示“原则同意”。关于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问题，他尤其强调：“我的名字不要出现，活人以少宣传为好”。后来这份《意见》及相关的批示，成为基础教育和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的重要指南。
于是，1978年3月的全国通用初中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中，“孔老二”这一侮辱性称呼不见了，关于孔子的章节，标题很谨慎：“孔子的反动思想”。
结尾是“孔子的反动思想，后来在封建社会被统治阶级改造和利用，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这一版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入选课文的50%以上依然是政治社论、领袖讲话、毛选著作选摘等政治色彩浓厚的文章。
这一版的教材出版两个月后，也就是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7月18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四分之三版面刊出陈增辉《孔子教育思想试评》文章。“后来我听说，他们把我的文章拿给任继愈老师看了，说没什么问题，这才敢发表。”陈增辉说。
20多天后，也就是8月12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历史研究》编辑庞朴的文章：《孔子思想再评价》。庞进一步提出：孔子的政治思想也要全面看待，不能全盘否定。这篇文章随即引起很大反响，可谓学术界全面重评孔子的标志之一。此后，重估孔子的文章，在各类杂志上研讨会上越来越多地涌现。
这一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正式平反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进行了纠正。
这个月底，全国初中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关于孔子的章节，标题去掉了“反动”二字，改为“孔子的思想”。
“不仅仅是每一版不同，有时候就连同一版的不同印次，内容都不一样。”王宏志回忆。“当年给刘少奇平反以后，我们就连夜修改教科书，把贬低他的内容改过来。可惜那么多版本的历史书，当时谁都没有保留的意识。不然每种留一本，放到今天看一定很珍贵。”
平反
1980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三年来的孔子评价》，以1978年夏季为界，把文革后的孔子评价分为两个时间大体相等的阶段。文中说，“敢于重新提出学术上的是非，把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研究，明白说出自己的观点，是评价进入第二阶段的特征。”
1983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到曲阜视察，批准山东省成立一个孔子基金会，筹集经费以修复在文革中遭破坏的孔墓、孔碑、孔林。同时她指定：由时任国务委员的谷牧牵头，原因是：“30年代他是个左翼文化工作者，又是你们山东人，对孔子的事情也比较明白。”
对这一原因，谷牧则在回忆录中有自己的猜测：“我在周总理领导下的长期工作中从来没有偏激的行为，可能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我身上有些体现。”
“谷老说过，他5岁就上私塾，给孔子磕头。”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王大千说，“晚年的谷老家里，还始终挂着一个孔子的木刻像。”
1984年9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国家支持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孔子基金会，谷牧任名誉会长，匡亚明同志会长。中央办公厅为此专门发出了通知。
孔子基金会，是谷牧担任名誉职务的20多个社团中“管得比较多”的一个。王大千回忆：一直到去世的前两年，谷牧还在为孔子基金会争取政策等诸方面支持。“很多部委的部长都是他当年的老部下，他的面子大。”
作为一名政治家，谷牧迅速将实用主义推行至政治和经济领域，最大限度地开发孔子的实际用途。
“研究2000多年前的孔子，是为了用以服务现实，我们毫不讳言这个功利主义的目的。一向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的孔子学说，其中有许多东西仍然可以为中国的工人阶级政党所利用，我们应当敢于公开申明这个观点。”谷牧说。
在回忆录中，他特地提到了两件事：1988年秋，在中韩尚未建交的条件下，孔子基金会的几位专家应邀访问汉城，得到当时韩国总统卢泰愚的接见；从改革开放至1993年，曲阜由旅游业获得的效益超过42亿元。
1989年10月，谷牧组织召开“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有来自25个国家的300多名学者参加。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了讲话，称“孔子思想是很好的文化遗产，应当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发扬。”这是数十年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发表对孔子的正面评价。
1992年，王宏志主编的全国义务教育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孔子已成为“大思想家、大教育家”，还增加了画像、语录等诸多正面肯定内容。
“搞历史可悲就在这儿，跟着形势跑。”在晚年接受一次记者采访时，苏寿桐曾感叹。的确，无论是历史学者，还是教材编辑，无论是主动试探，还是跟风调整，都不是给孔子正名的决定性因素。
谷牧、浦通修与苏寿桐均于2009年去世。这一年的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孔子的定位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洪秀全 从塾师到“上帝之子”
如果他的运气足够好，如果批卷的考官稍稍松弛一下，如果他不是自视甚高到偏执地步，也许洪秀全走的就会是另外一种人生之路。他也许会一直都是孔夫子的忠实信徒，当然，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有19世纪中期那个最为奇异而荒诞的事件了。
■主笔庄秋水
1837年农历的三月，广州北边的花县官禄布村。这时候南方已然初夏般温暖，村子里的大户洪家却气氛凝重。在他们那土灰墙和板条瓦盖成的平房里，女人们哭哭啼啼。躺在床上的洪火秀被两个哥哥扶着坐了起来，他奄奄欲绝，请求父母原谅他的早逝，不仅无法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也无法实现他们的愿望，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了。他叮嘱他即将临盆的妻子在他死后，不论生男生女，也不要再嫁，为他守节，拉扯大他的孩子。
洪火秀躺下来，双目紧闭，似乎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家人或暗暗抽泣或偷偷抹泪，悲叹这个家族的一直寄予的希望和可能的荣耀，渐渐濒于死亡境地。
昏睡中，洪火秀却看到一龙一虎和一只雄鸡走进了房间，天空奏起了乐声。几个穿着黄袍的俊美少年，簇拥着一个华丽的轿子，请洪火秀上轿。他们很快到了一处光明的处所，无数气质高贵的男女向他表示敬意。最高的宝座上坐着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他穿着乌龙袍，浓密的金色胡须一直拖到了腹部。洪火秀匍匐膜拜，向他的父亲谦恭致敬，然后站于一边。
看到自己的次子，父亲流下了眼泪。他对他的儿子说，世界上的人类全是他所生他所养，可是他们并没有真心的信仰他，尊敬他，却要受魔鬼的引诱。洪火秀被父亲的悲哀感染，马上要去世上揭发魔鬼的诡计，父亲阻止了他。洪火秀发觉领头的妖魔正是阎罗王。他带着父亲给的金银和一把宝剑，和阎罗王大战一番，每当他感觉疲惫的时候，就有天女给他吃黄色的果子，让他恢复体力。最后他打败了可恶的妖魔。在天上，他还有一位美丽温柔的妻子“第一月宫”，他们共同过着愉悦的日子，直到父亲教导他读完了一些经卷，让他返回尘世，去教化芸芸众生。他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洪秀全。
偶尔经过的邻人都能听到洪火秀的喊叫声，有时候是“斩妖”，有时候是“这里有一只，那里有一只”。他的家人则要不断按住垂危病人，以免他从床上跳跃而起。
洪火秀从昏睡中苏醒。他姐姐洪辛英来探望他，发觉这个识文断字的弟弟精神错乱，满嘴鬼话。他自称上了天堂，受命斩妖除魔，他说：“姊，朕是太平天子 ”，然后写了“太平天子”四个字给姐姐看。他甚至不承认自己眼前的老人是自己父亲，和自己的两位兄长激辩，还不时对客人唱颂他“从天上学来的高天之音”。 （杨家洛：《太平天国史料汇编二》）
洪家的儿子疯了。官禄布的村民们议论纷纷。
功名受挫
在做这次奇异的梦之前，洪秀全已经三次参加科举。他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显亲扬名的家族期望系于一身。何况，一千多年来，考取功名带来的荣耀对读书人可谓无与伦比。从初次在私塾里孔夫子牌位前磕头的那一天起，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做着一举成名的美梦。 怀抱“登科弟，步青云，立功名”的理想， 十六岁时，洪秀全就到广州应试。然而，命运似乎一直在捉弄这个虔诚的年轻人，“初考时其名高列榜上 ，及复考则又落第”，连秀才这个最低级别的功名，他也没有得到过。
据说洪秀全自幼素有大志，与小伙伴游戏，总是扮演领导者角色。“秀全自幼好学，七龄入塾读书。五六年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读书未几即得其业师及家族之称许。其才学优俊如此。人皆谓取青紫如拾芥，行见其显扬父母。”（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这个洪氏子弟逐渐变得自负而怀抱大志。连番的落第重重打击了这个年轻人。悲苦、失望、羞愤，种种强烈的情感刺激，足以令一个人得急性精神病，短暂出现幻觉也不是什么奇异之事。“在梦里，我们欺骗着自己。每一个梦都是自我陶醉，自我催眠。它的全部目的就是引起一种让我们准备应付某种问题的心境。”洪秀全死去六年之后出生的一位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阿德勒，他的话足以解释这个梦的深层心理基础。
1836年洪秀全赴广州应试之际，在贡院附近的大街上，碰到了两个人，一个是本地人，另外一个则相貌奇怪，汉语讲得结结巴巴。后来洪仁■口述，瑞典传教士韩山文整理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中，说那个洋人对洪秀全说，他将要登上至尊之位。当然，很可能这是洪秀全在后来的自我装饰，以夸大个人能力的奇异论证他地位的合法性。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送给了洪秀全一本《劝世良言》。这是广州一位基督徒梁发的作品。他从《新约》、《旧约》里摘录了多段引文，探讨上帝的恩惠和人类的愚昧。洪秀全在一堆他闻所未闻的故事里，大洪水，诺亚方舟，毁灭俄摩拉和索多玛，注意到了多处提到了“洪”字，而那位上帝居然叫“爷火华”，和洪秀全的原名“火秀”有相同的字。
他留下了这本书。
1837年广州府试再次失败后，极度的挫败感引致了精神错乱。“发狂的人经常不加掩饰地表现他们的优越感目标。他们会断言‘我是拿破仑’，或‘我是中国的皇帝’。他们希望能成为整个世界最引人注意的中心，成为四面八方顶礼膜拜的对象，成为掌握有超自然力量的主宰，并且能预言未来。”（阿德勒：《自卑与超越》）也许《劝世良言》里洪秀全注意到的上帝和他的微妙联系，激发了这次奇异的梦。
他生性傲岸。若干年后，当他决心自己打造一个不同于现存世界的“天国”而发动战争时，他曾说：“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江山，当开创新朝……甚至孙膑、吴起、孔明等及其他古代历史中之娴于韬略战术者，亦不值得我之一赞，三合会更卑卑不足道矣。”（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大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许。
不过，在1837年，即使是第三次科考失败，相比上帝，洪秀全还是更加亲近孔子。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它们已经渗透进他的灵魂深处，与他的一切思想和行为相缠绕。
在做了那个奇异之梦之后，洪秀全继续他在现实世界的生活。他到邻村的私塾教书，同时准备再次赴考。1843年，洪秀全再次出现在广州贡院。很不幸，他又一次失望了。
科举考试如此虚妄，梁发在那本小册子里揭露说：
即如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广开，快进才能，考试联捷高中之意。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么？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由此推论之，亦是儒教中人妄想功名之切，遂受惑而拜这两个神像，而不以虚灵之志，追想尊敬天地之大主，管理全世界富贵荣华之神，乃合正经大道之圣理也。
这些话肯定击中了屡屡落第的洪秀全的心。“科举考试是毫无价值的虚妄之举，它传播虚假的期望，产生错误的程序。洋人虽然贩卖鸦片，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性情暴躁，但他们有好心念，或许他们将把这个国度救出死亡之境。”而他，洪秀全，“在世上还要斩杀无数的妖魔，因为罪恶已渗透到了全人类中间。由于耶稣是上帝之子，也是洪秀全的兄长，那么，洪秀全实际上就是上帝的中国之子。”（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
打压孔子
那个屡屡折辱于他的孔子算什么？
“孔子为不通秀才，得罪天父，每考四等，只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二句能合天父之意。”后来，太平天国的刊物里每每如是奚落这位圣人。如果上帝的中国之子屡试不中，那便是孔子所开创的这个儒学世界出了问题。阿德勒对这种心态分析得颇透彻：“他们已经丧失了往生活中有用的一面前进的勇气，自卑情结告诉他们：‘在合作中获取成功是没有你的份。’他们已经避开了真正的生活问题，而和虚无的阴影作战，以使他们自己重新肯定自己的力量。”
洪秀全此时面对的倒不是“虚无的阴影”，他遵从上帝教会，打破偶像。他最熟悉的偶像正是日日相对的孔子牌位。多少年来，他向他叩头，向他祭拜，他却不理会他的诚意，鄙视他的天赋。那牌位高二尺三寸七分，宽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长七寸，厚三寸，朱底金字。我们大概都能够体会洪秀全拿下孔子牌位时的畅快之情。小孩子看着一件自己想了很久却从未抱在怀中的玩具，有一天，突然发觉那玩具被摔烂了，别人再也无法抱在怀中。
他拿下了执教私塾里的孔子牌位，这也打碎了他的饭碗。童生们的家长早就对他莫名其妙的宗教宣传感到忧虑了，如今他们领回了自己的孩子。洪秀全决定和他的几个信徒去游遍世界，去宣传上帝的敬拜救赎之道。
从1844年4月初离开官禄布至1850年和清廷开战之间，洪秀全和远亲、也是乡村塾师的冯云山一起前往广西的深山老林里传教。像所有充满激情的传教者，洪秀全不断添加他那个预兆之梦的内容。在这个新版本的梦境里，他的父亲，“独一真神”皇上帝指责孔丘用他那些经书迷惑中国人，指点凡间妖魔害人。《太平天日》里说上帝怒斥孔子：“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这无疑道出了洪秀全的隐衷，他清除孔子的影响，正是为了给自己的传教工作扫清障碍。
当然其中也不乏发泄他内心深处长久累积的愤怒之处。在新版本的梦境里，洪秀全的哥哥耶稣还痛斥孔子毒害了自己的胞弟。孔子反驳这些指责，最后也只能灰溜溜地逃走。“孔丘见高天人人归咎他，他便私逃下天，欲与妖魔偕走。天父皇上帝即差主（洪秀全）同忠天使追孔丘，并将孔丘捆绑解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面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天父皇上帝乃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太平叛乱》）
他还承认孔子“有功”。在1853年焚禁经书之前，洪秀全尚保持着对孔子的某种敬意。在他那些揉合《圣经》和儒家典籍的宗教诗文里，他有时还奉孔子为道德楷模，“周文孔丘身能正，陟绛灵魂在帝旁”（《原道救世歌》），还不时抬出孔子为拜上帝教佐证，“孔孟殆车烦马，何分此邦彼邦”（《原道醒世训》）。这些诗文1852年被合辑成《太平诏书》刊印发行。
多少年来，他晨诵夕读，儒家学说早已潜移默化，渗透到他的生命之中。他的父亲，他的皇上帝本身便是中西合壁，一个经过他的儒学头脑消化之后的基督教上帝，他的宗教伦理亦不脱儒家政治伦理学说。
然而，当洪秀全在1853年进入他的人间天堂之时，孔子，这个中国文化的精神象征，却遭遇了祝融之灾。
孔孟称妖
秀才马寿龄亲眼目睹了南京城里的焚禁古书的场面：
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文章浩劫古原有，贤圣精灵自不朽。（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
定都南京之后，经洪秀全批准，1853年内出版了《诏书盖玺颁行论》，其中一篇由高级官员黄再兴撰写，宣布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国政权指斥孔孟和儒家经籍为妖和妖书，严加禁绝、违者严惩。出台这个政策的思想背景是这一年刊行了《三字经》，无疑这出自了不起的上帝次子洪秀全之手。按照他的说法，原初中国和番国同样拜上帝，从盘古到三代，一直都敬拜上帝，但自从秦朝出现神仙怪事之后，中国历史便陷入一团漆黑。如今上帝亲派他的次子下凡廓清中国，由他来开始新的纪元。新史观下自然要廓除中国古人的影响，让四海之内的兄弟以纯洁的品质拥抱上帝。
愤怒的马寿龄质问：“尔本不读书，书于尔何辜，尔本不识孔与孟，孔孟于尔亦何病？”确实，太平天国也用读书人，做一些文书工作，但这些从广西大山里走出来的老兄弟们，大多不识字。当时便有人断言：“贼中无读书练达之人，故所见诸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此贼一大缺陷，盖天之所不与也。”（陈徽言：《武昌纪事》）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回答曾国藩幕僚比较交战双方的得失时，归结为官兵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没有读书人，未尝不是肺腑之言。
苏州，宁波，常熟等太平军的占领区，那些经历多少代人搜集而来的奇珍古书，被武人们拿来当抹布，心血来潮，他们也会把那些装帧得十分精致的宋版书撕裂开，扔到地上用脚踩踏，或者干脆把这些古老中国的幽灵扔到厕所里。
洪秀全过激的文化政策甚至引发了领导层内的质疑。1854年正月二十七日一更时分，天父（杨秀清）再度下凡，作出最高指示：
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后，所遣降忠良俊杰，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所以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
在“天父”的干预下，焚书运动算是告一段落了。天父次子洪秀全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设立删书衙，宣布一切儒学经书要经过删改才准许刊行诵习。而且，孔子亦不再是“妖”了，是可以经过劳动改造好的阶级兄弟。“孔某向本在天堂，忽逃下凡间，变妖惑人，所以天父大怒，今已捉上高天，罚他种菜园了”。无疑，孔夫子此刻又充当了天国领导层内部权力斗争的道具。
南京的夜晚漫长而寒冷，“洪秀全不仅要处理死者、生者和天父之间的关系，他与他尘世亲属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他自己与宫中女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他还要留意他本人作为上帝次子与《圣经》经文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已如此巨大地支配了他的生活。”（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
也许他全情投入宗教事务，已无暇或没有兴趣继续和孔子作战，晚期洪秀全对孔子增加了些温情，他认为他是个好人，让他在天上做了寓公，享受清福，也许这只是为了缓和外界的敌对情绪。在内心深处，他一直愤恨不已。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后曾交待干王在杭州进献万余卷古书，天王看完后“总用火焚”，并且“总不准宫内人看古书，且叫古书为妖书”。太平天国开科举，虽沿用八股取士，亦只是考上帝教教义，曾有官员因据经书出题而被砍了脑袋。
洪秀全反孔从未触及到儒学的深层内部，看起来倒像是一个愤怒的小孩被侮辱后的全力发泄。他的那些粗鄙不文的宗教诗歌显示他文学和认知才华一般，他根本缺乏从理论上批斥孔子的实力。“传统代表过去的观念、欲望和感情。”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说，“支配着人们的是传统，当他们形成群体时，就更是如此。他们能够轻易给传统造成的变化，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样，仅仅是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而已。”
洪秀全的激进和荒谬的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改造，只是为敌人造就了巨大的靶子。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便指责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以致“士不能读孔子之经”，“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洪秀全唯一彻底改造的可能只有他一人。
风很大。焚毁后书籍的残片在空中旋舞着。
苏州虎丘山塘街，卖糖豆的小贩吆喝着。一位读书人想买一包糖豆，当他接过小贩递来的糖豆包时，惊讶地发现包装纸竟然是一页宋版书。从此，他每天都要来买上数十包糖豆，如此，竟然保全了几百页的宋版书。
得来是如此艰难，毁坏却不费吹灰之力。战后江南的几个藏书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宁波天一阁，都被扫荡无余，藏书散失毁弃。这场文化浩劫惊醒了好古风雅的士大夫，从此转而关注日益严峻的中国现实。
而这些读书人不会想到，有关孔子的劫难，远没有结束，它将在日后数十年里，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到来。
吴虞：一个“反孔健将”的人生起伏
从礼教的叛道者到“反孔老英雄”，吴虞的盛名“来去匆匆”，既因新文化运动发生而如日中天，也因新文化运动结束而日落西山。■本刊记者 何书彬1924年1月12日，上海《时事新报》上刊登出了亚东图书馆的广告，其中所列都是当时新潮人物的“必读书目”：
“改造国民思想，讨论妇女问题，改革伦理观念，提倡文学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锋：《胡适文存》（五版）、《独秀文存》（四版）、《吴虞文录》（三版）。”
这则广告里提到的前两个名字，今天的读者都不会感到陌生，但对于后一个，大凡对新文化运动了解不多的人都会产生疑问：“吴虞是谁？”
亚东图书馆是新文化运动的传播阵地，广告内容反映的正是当时的实情。在当时的青年们看来，“吴虞”二字即是“思想革命”之突出代表；吴虞本人，也一度是与陈独秀齐名的“反孔健将”。
可是吴虞的盛名却“来去匆匆”，既因新文化运动发生而如日中天，也因新文化运动结束而日落西山。
在新文化运动这个节点之外，长期围绕吴虞左右的，则是苦闷和仇恨、孤独和落寞。
被围剿的叛道者
1910年的成都，一场家庭矛盾在全城掀起了轩然大波。
家住文庙前街的赋闲官员吴士先，因对赡养问题不满，以“不孝”之罪将其子吴虞告官。这样有碍风化的争讼本属地方社会所不愿见，但如其影响保持在适当范围内不至扩散，倒也不会成为人人关心的事，因为地方官绅们还有立宪、铁路收归国有等诸多大事需要劳神分心。
但被告吴虞目无纲纪，为替自己辩白竟写了《家庭苦趣》一篇长文，在其中历数其父过失，如为讨寡妇李氏欢心，不惜卖尽家产，去庙宇诅咒吴虞夫妇……吴虞想以此让周围的人明白，并不是他为人子的过错导致了父子争讼。
不仅仅如此，他还把个人问题加以放大，援引西律来质疑中国的旧伦理，“在外国有法律为持平以补伦理之不足……中国偏于伦理一方，而法律亦根据一方之伦理以为规定，于是为人子者，无权利可言，惟负无穷之义务。”
吴虞把此文油印后四处散发，又有好事的记者在《蜀报纪事》上，把把这篇辩护文全文刊登。
全城为之哗然。
官绅们再也不能坐视不管。时任四川教育总会会长的尊孔派人士徐炯，专门召集会议申讨吴虞，指其为“名教罪人”，将其逐出了教育界；地方咨议局无法容忍如此“非理非法”的“忤逆子”，呈请官方予以逮捕；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更认为此事“淆乱国宪”，移文各省通缉吴虞，以将之“就地正法。”
不仅仅是官方，民间也为此事愤愤不平。吴虞的一位同学约集了一百多人签名，谴责这种“大逆”之举。
吴虞在慌乱之中，连行李也顾不上拿，匆匆离家逃亡。
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今天，当事人也不免受到责备，因为“家丑不可外扬”。事情发生在一百年前的宣统二年就更不一般，本朝与历代皇朝一样，素来讲究“以孝治天下”，孝弟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纲常不仅仅是道德要求，也是法律条文，在清律中，依律当处以极刑的“大不敬”条文中即有“不孝”一条。
所以，像吴虞这样在被控之后还要“扬亲之过”的行为是无论如何不能被容忍的，不但官府要进行严惩，地方社会也要尽正风俗之义务。在官方和民间严丝合缝的“围剿”下，叛道者必须付出惨重代价，那就是虽有天地之大，他也无任何生存空间。
这种绝境很自然地在吴虞心底激发出深深的仇恨，他诅咒严酷的满清律条，诅咒控制社会的三纲五常。
接着，吴虞又诅咒这个社会的根本——儒教。早在1895年至1897年留学日本时，受新兴思潮的影响，吴虞有了零散的“非儒”思想，那时他以诗文形式来表现儒家学说在现世成了空洞误人的学问，“英雄欺世惯，贤圣误人深”；“孔尼空好礼，摩罕独能兵”；在有了严酷的个人体验后，他对儒学的质疑进而转变成仇恨。
1911年9月27日，隐匿乐山的吴虞在日记中写到：“天冷如冬，一人枯坐，真不知生人之趣，然后知老庄杨墨所以不并立之故，而中国之天下所以仅存一治一乱之局者，皆儒教之害也……耶、孔二教之消长于明年决矣。”——由痛恨儒教到认为1912年将是耶、孔二教对决之年，耶教胜出，此时吴虞对儒教真可谓痛恨已极。
“孔教”制造的敌人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满清覆亡。旧政府对吴虞的通缉令自然撤消，吴虞随即返回成都。军政府在判决吴家父子的官司时，多以吴父为不是，最终是吴虞赢得了这场官司。
尝尽旧法条苦头的吴虞自然对新刑律很关注，当他发现“父母在别籍异财”、“居父母丧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父母丧匿不举哀”诸条都在新律中取消后，他非常高兴，认为这就是文明法律和野蛮法律的不同点，是军国社会和宗法社会的不同点，是以国家伦理为重还是以家族伦理为重的不同点。
当这短暂的兴奋平息下来后，吴虞发现他其实仍未逃脱“围剿”。辛亥革命没怎么触及地方政局，把持政权的依旧是原来那些人；更没有触及地方社会，民众还是原来的老观念。
吴虞的仇敌，那个清廷的四川教育总会会长徐炯，仍是四川教育界的头面人物，仍是铁杆的尊孔派，仍极度厌恶吴虞这个“名教敌人”，于是，从1911年到1918年，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深受徐炯等尊孔派排挤的吴虞不能获得教职。
吴虞只能靠写稿子、写判词维持生计，但是很快这条路也被封上了。1914年1月11日，四川《醒群报》被官方查封，原因就在于吴虞半年前在该报上“主张宗教革命、家庭革命”，被当局认为“荒谬之极”（《吴虞日记》）。四川其他报刊也不敢再发表吴虞的文章。
还有尊孔者给吴虞投来匿名信，警告他如果继续“非儒”的话，必“以短枪匕首相待”。
吴虞引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自己辩护——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颁布了《临时约法》，其中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所以吴虞觉得他的做法无可非议。
就在吴虞辩白时，《临时约法》正在成为一张废纸。1913年新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已在第十九条规定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大本”；这一年的6月，袁世凯亲自发表了“尊孔令”，1914年，袁世凯又发布《大总统祭圣告令》，宣称：“本大总统躬膺重任，早作夜思，以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环球各国，各有所以立国之精神，秉诸先民，蒸为特性。中国服循圣道，自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本于修身。”
实际上，袁世凯是在利用“尊孔”为复辟帝制造势。以康有为为首的孔教会（1912年成立于上海，后在各地设分会）也积极利用这一局势，大力鼓吹要以孔教为国教。
在成都，徐炯对袁世凯和孔教会的“尊孔热”积极响应。
吴虞四面楚歌，有朋友劝他言论要平和，以免“触忌”，但他已是无路可退了。他把本来还比较零散的“非儒”观点加以系统整理，“予非儒之说，年四十始成立。”（吴虞《哭廖季平前辈》自注），并细加留意外地新出的报刊，寻找着能在四川以外发表文章的机会。
突起的盛名
焦急等待中的吴虞发现，“尊孔热”还在甚嚣尘上。
1916年6月6日，“袁皇帝”在忧惧中病故，以康有为首的孔教会继续抓紧活动，1916年9月20日，康有为公开发表《致总统总理书》，再次要求“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孔教运动再起高潮，国会议员分成两派，为是否“尊孔”激烈辩论。
有个人也在上海冷眼旁观着这一切，他就是于191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的陈独秀。
辛亥革命没有挽救时艰，民国初年江河日下的形势让陈独秀这样的文化精英极为失望，他们要再接再厉地从事更进一步的改革，他们这时已完全相信中国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根源不在别处，正是发自那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儒教——那个“旧思想”。
如今孔教为复辟帝制张目，则让志在进行“思想革命”的陈独秀对“旧思想”更加厌恶，在他看来，新思想与孔教，正如共和与帝制，已是势不两立。
于是在1916年10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认定“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开始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对孔教进行抨击。
在《新青年》的巨大影响力下，“反孔”浪潮汹涌而起。
1916年底，吴虞在当时还比较僻远的成都看到了《新青年》后，非常兴奋，他写信给陈独秀，说他有多篇“非儒”文章，但在成都“同调至少”，希望这些文章能在《新青年》上刊发。
在信中，极渴望能从成都“突围”的吴虞由于担心受不到陈独秀的重视，特意委婉道出陈独秀的好友章士钊对自己诗作《辛亥杂诗》的褒奖：“章行严曾语张重民曰：‘《辛亥杂诗》中‘非儒’诸诗，思想之超，非东南名士所及。”
因为有着孔教这个共同的敌人，陈、吴二人有了不遇之遇，陈独秀很认同吴虞的这些“反孔”文章，它们大多由陈独秀亲手编辑发表。
从1917年2月1日起，吴虞连续6期在《新青年》发表了“反孔”文章。在遭受“尊孔”者的打压乃至遭受性命之虞之后，在经历被封杀言论之后，吴虞把他压抑了许久、酝酿了许久、渴盼了许久的“反孔”愿望一下子释放了出来。
1917年2月1日，吴虞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载《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一文中直击“儒教立教之大本”：“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是则儒家之主张，徒令宗法社会牵掣军国社会，使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共和之政立，儒教尊卑贵贱不平等之义当然劣败而归于淘汰。”
1917年6月1日，在《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载《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一文中，吴虞接着猛烈攻击孔教的阶级制度：“孔氏主尊卑贵贱之阶级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官尊民卑。尊卑既严，贵贱遂别”；“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
在条分缕析地论证了儒家学说在实际中发生的各种恶劣影响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吃人的礼教”——虽然鲁迅的《狂人日记》已形象地描写了礼教是如何“吃人”的，但是首先明确地提出“礼教吃人”的却是吴虞，1919年11月1日，吴虞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发表《吃人与礼教》一文，激奋地写道：“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除此之外，吴虞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读〈荀子〉书后》、《礼论》等其他长文，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对孔教进行了全方位批判，把孔教的专制烙印越打越深。
于是，在短短的半年之内，吴虞就成了与陈独秀齐名的“反孔健将”。
《吴虞文录》的出版，则使得吴虞的声名达到了颠峰。1921年，这本收录了吴虞“非儒”文章的册子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初版印了3000册，很快就卖光了，于是接着印了第二版2000册，此后又连续加印到第五版。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也许这个销量不算多显眼，然而通过对比，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此书在当时的影响，就在《吴虞文录》销售的同时，《胡适文存》的销量是12000册，而那时的胡适已是文化界的精神领袖。
为《吴虞文录》做序的即是胡适。在文中，胡适盛赞年长他19岁、时年已50岁的吴虞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在《吴虞文录》的序中，胡适还分析了吴虞的“战术”：“他的非孔文章大体都注意那些根据孔道的种种礼教，法律，制度，风格。他先证明这些礼法制度都是根据于儒家的基本教条的，然后证明这种种礼法制度都是一些吃人的礼教和一些坑陷人的法律制度。”
末了，胡适说：“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从老英雄到老伙计
青年们将吴虞视为新思潮的领袖人物，他们在看了吴虞的文章后激动不已。湖北荆州人陈祖英数次给吴虞写信，说他读了吴虞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后“反复绎诵，佩仰良殷。”
盛名之下，吴虞在1921年获聘为北大教授，到京后受到多方热烈欢迎。马寅初，马幼渔、蒋梦麟、周作人、沈尹默、梁漱溟、顾颉刚等众多文化名人都成为吴虞的座上客，北京的四川旬刊社还专门为吴虞的到来召开了欢迎会。
1921年10月14日，吴虞开始在北大讲授国文课，学生们都听过了吴虞的大名，听课人数太多了，教室的过道都摆满了椅子，为此校方数次为吴虞改换更大的教室。11月18日，《北大今日日刊》布告说，吴虞的诸子课改在第一院最大的第二教室，国文课则继续在仅次于第二教室的第四十一教室——这还是第一次有北大教授讲课包揽两个“最大号”教室，吴虞来京之初，盛况可谓空前。
但是事情很快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学生们很快就失望了，因为他们发现吴虞虽然因“反孔”蜚声海内，学术上却少有重大建树，在新的治学方法上更无什么发挥，给学生出的考试题目也没有什么新意。平时在上下课之外，这位先生也很少与学生们主动往来。
于是，到1921年末，吴虞的课堂就很冷清了。
在“新文化阵营”里，吴虞也和“战友”们渐渐疏远了，他身上的狎妓、家庭专制、纳妾等旧习气显现出来，引起北大师生的不满，以至于钱玄同（他曾为《吴虞文录》的出版标注新式标点）公开撰文批驳吴虞不是一位有新思想的人，根本不能算是“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甚至在不少表现上还“简直是孔家店里的老伙计”（1924年4月29日，《晨报副刊》）。
吴虞却沉浸在往日的声名里不能自拔，1925年2月23日，吴虞在日记中记载时人记述“反孔”人物的一句话时，还特意加了标注：“原文以吴虞列于陈独秀之上，则予在外间之价值，亦可见也。”1925年7月8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日本松井等著《支那现代思潮》，将吴虞的《礼论》、《说孝》等文都译成日本，并列其为时代思潮之代表人物，又有《支那黎明人物》一书，也翻译有吴虞的文字。”
他没有意识到，“反孔”早已不是人们关心的话题了，时代的重心已经换了。
经历了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开始成为时代的一股新力量。孙中山注意到了这种情况，1920年时他就说，发起五四运动的北京学生由于受新文化运动的启发，竟能化观念为力量，赤手空拳地使反动的北京政府对他们让步。
化观念为力量——这也预示着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开始进入又一个新时期。20年代开始，国、共两党的领袖们都对吸收青年学生为新政治力量寄予厚望，一个政治热情高涨的年代到来了，新兴的政治人物取代了那些风云一时的启蒙知识分子，成为时代的主角。
在这样的环境下，陈独秀、胡适这样的开一时风气的思想领袖尚不能免于身不由己，当初乃是被“反孔”浪潮推上浪尖的吴虞就更加跟不上形势了。
1925年7月6日，不再被北大聘任的吴虞黯然返回成都。在成都，吴虞继续和他的尊孔派敌人争斗。当宿敌徐炯反对吴虞任教成都大学时，吴虞散发了一千张《告满清举人徐炯》文，痛斥徐炯无理，此事吴虞胜出——他当然会胜出，此时“孔教”早已是“不敢见人”了，但是“不敢见人”的又何止是孔教呢——1921年，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在出版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时，不无心痛地写到：“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以至于“孔子的道理成了不敢见人的东西”。儒学在当时的处境如是。
1927年3月7日，已经“无敌”的吴虞在他的成都家中为一条普普通通的新闻叫好——《新四川日报》载：（湖北）大冶县废除孔庙祀典，并将祀典费用拨为教育经费。
吴虞再一次获得了胜利，他似乎不去想知道：民国的局势变得飞快，他关注的这条新闻，在1927年的中国根本不算什么大事，国民政府的北伐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北伐战争的主战场湖北，更是少有人关心吴虞正在看的这条湖北新闻，此时的中国已进入大革命的第二年，此后时局更加风起云涌，把他这个寂寞的老人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时间在吴虞那里停止了。1933年7月，他任教的最后一所大学四川大学也和他解除了聘约。1949年4月，他在成都去世。
“打孔家店”，还是“打倒孔家店”？
■ 本刊记者 何书彬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有一个感觉，以为“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就盛行的口号，事实却并非如此。
北京大学教授王东在他的《五四精神新论》一书中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代表人物来看，无论是最主要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还是略逊一筹的刘半农、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激进、最极端的钱玄同，任何一位代表人物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如今能找到关于“孔家店”最早的记录就是1921年6月16日，胡适在给《吴虞文录》作序中首次提出“打孔家店”。
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打孔家店”演变成了“打倒孔家店”？此事不好考证。王东认为，把“打倒孔家店”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是一种夸大和曲解，如果要为这个升级版的口号寻找一个起源的话，那就是缘于陈伯达等人的加工改造。
新中国成立以前，陈伯达在建议成立“中国新启蒙运动学会”时表示，愿意“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
后来“打倒孔家店”的说法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不少历史书籍和关于五四的论述中中都可以见到“打倒孔家店”的说法，比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说道：“五四运动中的‘名将’之一的吴虞先生，曾被称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萧超然所著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说：陈独秀“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与当时甚嚣尘上的尊孔复辟倒退逆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经历过“文革”后，“打倒孔家店”更是被广为人知，以至于许多人一提到“五四运动”，立刻便想到“打倒孔家店”。
“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虽只有一字之差，含义却大不相同。“打”只是一种动作，“倒”却昭示了一种结果。“打”的性质侧重于批判，“打倒”就是全盘否定了。
“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流行开来后，也立刻带动了人们对“五四”的符号性理解，在对传统怀有偏激情绪的人看来，“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彻底性之集中；而在对传统文化有深刻认同的人看来，“打倒孔家店”则是全面否定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罪证。这样一来，“五四”就失去了它的丰富性和立体性。
王东说，由于长期以来“打倒孔家店”一直被当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于是就导致了海外的一些学者多半藉此把断然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判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流、精神实质。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周策纵的专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林毓生所著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
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林毓生提出，许多五四人物为了提倡自由、科学与民主，认为非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不可。这是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完全违背的。
林毓生教授的结论极为精彩，但若是五四中没有“打倒孔家店”的话，这个结论就值得商榷。
事实上，像陈独秀这样的思想领袖，在新文化运动中一直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肯定孔子本人及其学说在当时社会情况下的价值；另一方面，他则坚持认为“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
1920年，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又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的范围太狭了……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有意思的是，其他“反孔”精英也都一再声明不反对孔子本人，1917年2月4日，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到：“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即便是最激励地抨击孔子的吴虞也连番说过：“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
但是不管如何，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急风骤雨后，人们再提起“孔子”这两个字时，感受已与往常大不同了。
1921年，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在出版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时，不无心痛地写到：“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以至于“孔子的道理成了不敢见人的东西”，这又是为何呢？
也许鲁迅的一段话可作为答案，他在谈到“袁皇帝”、孙传芳和张邦昌这三个人时说：“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在《孔子与中国》一文中，陈独秀深为这种情况感到痛切，“请看近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这是何等自然的逻辑！”
那么，谁才是孔子的真正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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