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病例:雄辩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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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医生向我介绍，他们在门诊中接触了一位雄辩症病人。医生说“请坐，”
　　病人说：“为什么要坐呢？难道你要剥夺我的不坐权吗？”
　　医生无可奈何，倒了一杯水，说：“请喝水吧。”
　　病人说:"这样谈问题是片面的，因而是荒谬的，并不是所有的水都能喝的,例如你如果在水里掺上氰化钾，就绝对不能喝。”
　　医生说：“我这里并没有放毒药，你放心。”
　　病人说：“谁说你放了毒药了呢？难道我诬告你放了毒药？难道检察院起诉书上说你放了毒药？我没说你放毒药，而你说我说你放了毒药，你这才是放了比毒药还毒的毒药！”
　　医生毫无办法，便叹了一口气，换一个话题说：“今天天气不错。”
　　病人说：“纯粹胡说八道！你这里天气不错，并不等于全世界在今天都是好天气。例如北极，今天天气就很坏，刮着大风，漫漫长夜，冰山正在撞击……”
　　医生忍不住反驳道：“我们这里并不是北极嘛”
　　病人说：“但你不应该否认北极的存在。你否认北极的存在，就是歪曲事实真相，就是别有用心。”
　　医生说：“你走吧。”
　　病人说：“你无权命令我走。你是医院，不是公安机关，你不可能逮捕我，你不可能枪毙我。”
　　……经过多方调查，才知道病人当年参加过“梁效”的写作班子，估计可能是一种后遗症。

锦宁

查了“梁效”的含义及说明：
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其实，批判组还有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笔名，但以“梁效”的使用频率最高、名声最大。

　　1973年10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成立“批林批孔研究小组”，1974年人员调整后定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梁效”等为笔名。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摧毁后，梁效也随即退出历史舞台。

　　写作组主要由驻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另有8341部队一名军人任书记，清华、北大各一人任副书记。梁效分为写作组、研究组，而冯友兰等老教授在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主要任务是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他们先要由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头头转达、贯彻；此外，他们还要根据江青等钓鱼台楼主的授意，揣测他们的意图进行写作。

　　为了政治需要，梁效共撰写了219篇文章，发表的有181篇，其中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由于文章包含着毛泽东及文革小组的“意见”，因此，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先后转载。而且，这些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历史研究》等重要机关报刊中都居于显赫位置。也难怪当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1973年，清华大学做了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毛泽东。毛看后说：“清华是理工科学校，不懂这一块。”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师来整。当时的北大老师被8341部队的领导找去的时候，心里都很高兴。这些材料写好后，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主导材料。

　　梁效的代表作还有《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回击右倾翻案风》、《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事件剖析》、《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

　　1976年，毛泽东批判邓小平公开化之前，梁效班子受命写了一篇《再论孔丘其人》，矛头直指邓小平的意图极为明显，有人意犹未尽，问：“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绘成身材矮小的人呢？”周一良立即回称，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决不能说矮小。

　　该写作班子选拔的都是当时国内著名的文史哲专家，如范达人（组长，著有《比较当代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何芳川、汤一介、叶朗、胡经之、冯天瑜等。他们中间有四人曾被选为第四届人大代表，一人参加中共十大，两人列名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享受很高政治待遇。哲学史家冯友兰、历史学家周一良、文学史家林庚、语言学家魏建功等曾任顾问。

　　与“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组）、“初澜”（文化部写作组）相比，梁效更具有政治影响力，其消息来源也更广，名气更大，网罗的知名学者更多。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中共高层捣毁后，梁效也因被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点名，其成员受到范围不同、程度不一、长短各异的批判、审查，并被要求说清楚其与四人帮的关系。部分人员直到198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

鼓浪怀秋

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