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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14 11: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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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三周年祭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http://www.39kf.com/cntcm/shtml/2450-b-16.shtml
2002年11月广东佛山出现第一例SARS病人,现在已经过去整整3年了。然而,瘟神并没有走远,禽流感的威胁已是山雨欲来,恰如美籍华人何大一教授所说“禽流感已具备了攻击人类的能力,你们准备好了吗”?笔者在参与制订“河北省中医防治禽流感预案”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SARS流行时期中医界的困惑依然存在,而SARS过后应当有的明确认识,既不明晰也未统一,仍然相当茫然。
首先,禽流感属于中医的什么病?有人认为应当是温病而不属于瘟疫,理由是人禽流感患者只是单个病人发病,而非一村一乡地暴发。这种以暴发与散发划分瘟疫与温病的做法,符合吴又可的定义吗?瘟疫还需要划分寒疫与温疫吗?已经知道SARS与禽流感的临床表现,都很少有斑疹外发的营血证候,与经典的温病传变不尽相同,而且以发热恶寒、腹泻起病的患者,是否属于仲景所说的伤寒?伤寒与温病的区别,是现代医学所说的病种与病种之间的区别,还是发病类型、证候表现的差异?也就是说SARS与禽流感属于伤寒吗?辛温解表是为了散寒,还是为了除热?
SARS流行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服过中药预防。然而,预防服药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有人说是为了抗病毒、提高免疫力。立即就引来了质疑的声音:你抗的是什么病毒、见过SARS病毒吗?提高的是什么免疫力,有实验依据吗?应用现代医学的理论不仅没有为中医预防用药找到依据,反而带来了尴尬,原因就是抛开了中医的传统理论。现代医学的理论只能勉强做我们治疗后的说明工具,而不能做我们防治前的指导思想,否则就只能走先实验室后临床的路子,而且会导致临床汤剂立即被禁止使用的恶果,就会彻底丢弃中医药的优势与特色。
SARS的早期中医界为什么上不去?朱良春教授说:“西医运用已有的设备与手段,对症处理,成为主流,一统天下,中医几乎没有任何插足的余地,若不是邓老等老一辈中医敢于参与并大声疾呼,恐怕中医药将一直被排斥在外,不予考虑,那将是中医药的极大悲哀!”当然,广东的中医界是幸运的,他们在SARS被纳入《传染病防治法》之前赢得了参与的机会,而且在邓铁涛教授等老一代中医专家的指导下,依靠坚实的中医功底取得了优秀的战果,从而为全国中医界参与防治SARS赢得了说话的权利。否则,在“依靠科学战胜非典”的时候,中医参与的机制何在?为什么必须有了邓老给中央的上书、有了吴仪副总理的接见谈话之后,中医界才能大规模地参与?才有了小汤山SARS患者人人服中药的局面?历史事实证明,上世纪50年代中医治乙脑,“七五”期间治疗流行性出血热,有统计数据显示疗效居世界领先水平。这么优秀的成果,为什么没有成为世人的共识?为什么不被现代医学界所认同?为什么没有成为新一代中医的信心与力量,而只存留在档案材料里或老专家们的记忆里?半个世纪以来,中医界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地位不仅没有得到加强,反而滑落到了难于参与的境地,几乎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这要引起我们的深思。因此说,SARS对于中医界来说,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关于中医生存发展的战略问题。邓铁涛教授说:“中医药学历经突发的SARS之战后,世人开始正确认识中医”。开始正确认识中医的,不应当只是世人,首先应当是中医界自己。
在SARS流行的时候,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紧急启动了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的临床科研项目,拿出了让世人信服的成果,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值得骄傲也值得深思。首先,科研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出几种抗病毒的新药,还是为了振兴中医的学术?整个中医界参与治疗SARS最突出的成果是辨证论治,还是验证了专方专药?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关心的是中医药是否安全,科研设计是否随机入组、同期对照,并没有限定我们用什么药物。也就是说,科研的目的是证明整个中医体系的优势与特色,而不是某一种药物的临床实验。在SARS的治疗过程之中,只要是符合中医体系的治疗措施,内服外用、针灸拔罐、穴贴气功都可以运用。正如邓铁涛教授2003年4月26日给胡总书记的文章所说:“战胜非典我们有一个武器库”!武器库里各种利器都可以使用,而引导人们打开武器库,运用各种武器的是中医传统的热病理论,是辨证论治。我们随机对照的是两个体系而不是两个具体药物。当然,疗效明确、安全可靠的新型中药制剂,也是我们的重要收获,它们只是整个中医药大树上靓丽的果实,武器库中的某件利器。毫无疑问,在中医传统理论指导下辨证论治,是我们应对未知领域、复杂病情的无价法宝;专方专药,只是我们探索过程中凝结的具体成果,可以用它应对已知的、相对稳定的病情,而不是像西药的抗病毒药那样可以一成不变地使用。其实,西药抗病毒药也不应该全程应用的,我们更不应当把“解毒”的法则从开头贯彻到结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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