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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伤寒论》类方研究的学术意义
南京中医药大学 黄 煌
打乱《伤寒论》原有以六经为纲的编次顺序，改为以方剂为中心的分类形式；从逐条解释原文，转向归纳分析方证药证，这是18世纪以后我国及日本《伤寒论》研究的主要动向。一大批以方类证著作的问世以及许多经方家的涌现，形成了《伤寒论》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类方派”。
1 类方研究的回顾
最早以类方形式全面编集《伤寒论》的是著名伤寒家柯韵伯。1729年（清•雍正七年），他的《伤寒来苏集》作成。他认为“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而历代注家或随文敷衍，或奇说巧言，违背张仲景心法。遂根据《伤寒论》中有“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等名词，采用以方名证，以经类证的方法重编，即以方证名篇，再附以原文。又列举六经脉证总纲，某方证为某经所重者，即分列于某经。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列于太阳脉证下，栀子豉汤证、白虎汤证列于阳明脉证下。继柯韵伯而起，主张类方研究更彻底的是著名医学家徐灵胎。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徐氏“探求三十年”的心得之作《伤寒论类方》终于定稿。他认为，张仲景当时著书，“不过随症立方，本无一定之次序”，故《伤寒论类方》“不类经而类方”，共分十二类，每类先定主方，然后附以同类诸方，共分桂枝汤类、麻黄汤类、葛根汤类、柴胡汤类、栀子汤类、承气汤类、泻心汤类、白虎汤类、五苓散类、四逆汤类、理中汤类、杂法方类，六经脉证则附于书末。柯、徐两氏之后，有王旭高（1789－1862）的《退思集类方歌诀》，左季云的《伤寒论类方汇参》（1927），江苏省中医研究所的《伤寒论方解》（1959）以及近十年出版的《伤寒论方证研究》、《伤寒论汤证新编》、《伤寒论方运用法》、《中医名方应用大全》等，均采用了类方的研究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汉医对类方研究也情有独钟。在徐灵胎完成《伤寒论类方》后仅3年的1762年，日本的古方派大师吉益东洞也完成了作为该流派经典著作的《类聚方》，此书将《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的处方与证“列而类之，附以己所见，其有疑者，矩之以方焉”（自序），其研究思想与编集方式与《伤寒论类方》十分相似。《类聚方》在日本汉方医学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后世相继有《类聚方集览》、《类聚方辨正》、《类聚方集成》、《类聚方广议》等著作问世，形成了一股古方热。
2 类方研究的理论依据
类方派的学术主张是什么？其思想实质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伤寒论》乃至整个中医学的科学实质，对于活跃当今中医学研究思路，必然带来有益的启示。
强调以方名证，方证相应，是类方派最主要的学术主张。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1）方证相应与否的鉴别是医者基本的临床技能，也是《伤寒论》的基本精神。与基他《伤寒论》注家不同，类方派所注意的并不是伤寒中风等病名，也不是六经脏腑等理论术语，而是《伤寒论》中最基本的内容——方证。在他们看来，《伤寒论》的基本精神是方证相应，是有是证便用是方。柯韵伯说：“仲景之主，因证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证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徐灵胎说，《伤寒论》是一本“救误之书”，而“误治之后，变证错杂，必无循经现证之理”。故张仲景当时著书，“亦不过随证立方，本无一定之次序”。所以，按六经、病名去编集《伤寒论》，均不如以方类证为合适。随证立方，与《伤寒论》中“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治疗原则是一致的。《伤寒论》中有“桂枝证”、“柴胡证”等称呼这点也证实了张仲景的这种以方证为中心的临床思维方式。徐灵胎还说，以方类证的《伤寒论类方》能“使读者于病情药性，一目了然，不论从何经来，从何经去，而见症施治，与仲景之意无不吻合……”。这里的“见症施治”，便是辨方证施治。“仲景之意”，实际是《伤寒论》乃至中医学的基本精神。吉益东洞则说得更直截了当：“医之学也，方焉耳”（自序），其私淑弟子尾台榕堂在《类聚方广义》中也补充道：“医之急务，在方证相对如何耳”（题言）。
（2）方证是证的基本构成，而《伤寒论》的方剂分别与六经的表里、寒热、虚实、阴阳相对应，因此，掌握了《伤寒论》方剂的应用规律，便能掌握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临床上自然能应变无穷。徐灵胎的话是：“盖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序）“方之治病有定”中的“方”，主要是指《伤寒论》“方”；“治病有定”的含义有二：一是指《伤寒论》方于应用指证有明确的规定，二是指《伤寒论》方证是六经、八纲等机体的反应状态的具体反映形式，与强调特异性的病名诊断相比，辨方证就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吉益东洞的话是：“夫医之处方也，随证以移。惟其于同也，万病一方；惟其于变也，一毒万方”（凡例）。这里的“万病一方”与“一毒万方”是辨证论治的不同说法。需要指出，《伤寒论》是一部治疗多种外感疾病的著作，其中科学地记载了在外界致病因素的刺激下机体的多种机能反应状态及治疗方法。其中的方剂大多是经过数千年实践检验证明是有效的良方，这些方是“证的方”，而不是“病的方”。因而，《伤寒论》方证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虽然研究的是方证，实际上是研究治疗方法及原则，这种寓思想于实证的研究方式，是与中医学极强的实践性相一致的。
3 类方研究的意义
从医学发展的角度出发，类方的研究有其积极的意义。这首先是因为，规定方证是中医规范化的基础，是医学发展的前提。长期以来，中医学的不规范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就《伤寒论》一书为例，宋代以后，注家日多，每家皆持一说，有主三纲鼎立说者，有主经络脏腑说者，有主气化说者，且编集体例也各不相同。至于对论中的条文更是意见不一。正如徐灵胎所说“后人各生议论，每成一书，必前后更易数条，互相訾议，各是其说，愈更愈乱，终无定论”（《伤寒论类方•序》）。《伤寒论》研究以何为标准？如何规范？徐灵胎经长期研究，最后决定以方证入手，因为医者随证立方，最为具体，处方的组成、剂量、加减法，皆可以作出规定，特别是张仲景的方剂，于此规定甚严，“各有法度，不可分毫假借”。研究《伤寒论》的方证，无疑是研究中医学的临床规范，其意义不言而明。所以，徐灵胎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比较满意，完成《伤寒论类方》以后，才在序文中写上“乃无遗憾”四字，柯韵伯对其《伤寒来苏集》以方名证的方法也充满自信，说“虽非仲景编次，或不失仲景心法耳”（凡例）。与中国的伤寒家一样，吉益东洞也是不满当时日本医学“空言虚语，臆说理义”（《类聚方•凡例》）“其方法不统一，而治疗无规”（《类聚方广义•题言》）的倾向、而提倡古医学，强调恢复张仲景的诊疗标准。据说《类聚方》于宝历十二年（1762）刊行之后不久，在京都、江户即卖出一万册，以后，作为日本汉方的临床规范，《类聚方》有力地促进了日本医学的进步。
其次，方证研究便于理解药性及方意，便于临床使用，正如《类聚方•凡例》所言：“诸言以类就位……其方之用与药之能，可得而言矣。”《类聚方广义•题言》也说：“类聚之旨，在审方意、便方用也。”徐灵胎也认为类方能使读者“于病情药性，一目了然”，不失为“至便之法”（《伤寒论类方•序》）。类方使用的是比较异同的方法，由于《伤寒论》有关方证散在于条文中，前后参差，或隐于字里行间，故分类比较无疑是主要的研究方法。通过方证比较得出的药证，比《神农本草经》记载的内容为实用，更为详实，也更为科学。吉益东洞尚通过《伤寒论》方证的分类比较，研究了药物的使用指征，著成了颇有特色的临床药物学专著《药徵》。
再是，方证的研究使《伤寒论》研究走出了传统的以经解经的圈子，而直接面对临床。长期以来，《伤寒论》一直被作为伤寒病的专书，其辨证论治的普遍原理未得到广泛的认识，一些问题长期争论不休，如《伤寒论》是伤寒专书抑是伤寒杂病合论之书？《伤寒论》仅为狭义伤寒而设，还是为广义伤寒而设？伤寒与温病别途还是寒温一体？若从方证的角度看，问题便是十分清楚的。有是证便用是方，着眼点不在病而在证，其适应范围当然不拘于伤寒一病了。柯韵柏明确地提出《伤寒论》中是伤寒与杂病合论，《伤寒论》方不仅仅合于伤寒，也能用于杂病，所谓“伤寒杂病，治无二理”，“仲景方可通治百病”，从而使《伤寒论》方的应用范围大大扩大了。同时，各家在方证的研究中必然突破《伤寒论》的范围，而汲取后世临床经验，如王旭高的《退思集类方歌诀》，即以徐灵胎的《伤寒论类方》为本，又附以《金匮要略》方，后世方及作者的经验方，共分24类；左季云的《伤寒论类方汇参》中汇集了临床常用的加减主治及各家应用经验，使《伤寒论》方更为实用。现代许多方证研究著作中更是大量引用建国以后有关《伤寒论》方临床应用的报道资料，充分体现了《伤寒论》方一方治多病，一病有多方以及中医学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特点。同时各家在研究中重视《伤寒论》原文而又不拘原文，使研究的立足点从文献转移至临床，《伤寒论》的错简重订与维护旧论的争论也变得无意义了。这不能不说是《伤寒论》研究的一大突破。
《伤寒论》类方研究的实质是医学研究的实证化，即尊重前人的临床经验与事实，强调中医学的实践性。这种思想，对于促进中医学中临床实验医学的发展，提高中医学的临床疗效，有积极的意义。明末清初，我国学术界对空疏浮泛的宋明理学作了深刻的反省，“经世致用”的实学之风兴起，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中医学界也开始重视整理应用前人的经验与临床事实，重视方剂药物的研究，特别是汉代医典《伤寒论》的研究，类方派正是其中的代表。日本的现代学者也曾将《类聚方》作者吉益东洞为代表的古方派的出现，称为日本的“文艺复兴”，它“并不意味着医学的倒退，实质是医学的自然科学化”（山本严）。应当指出，中医学是一种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其中有大量的人文科学的内容，完全纯自然科学化是不可能的，也是有违中医学的本质的。但是科学实证是医学的基本精神，这点无可非议。作为一项传统的实证研究，类方及方证研究仍应在中医学的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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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12 18: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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