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针探秘一
简论中医针灸
近日,笔者拜读了刘力红教授所著《思考中医》一书,深有感触。此书对当今中医的教、学方式进行了探讨与反思。认为中医学术须师承才能得真传。不少人认为现代医学发展日新月异,传统中医已落后过时,但他们忘了这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医学,传承了几千年,且疗效确切。反观现代医学,在短短百年中,发展迅速,但毒副作用也随之出现。以抗生素为例,自上世纪四十年代,抗生素迅速发展起来,虽然对疾病起了作用,但是人们没有想到,四环素造成了一代人的黄牙病;没有想到,庆大霉素造成了成千上万人药物性耳聋。另一方面,人类研制新抗生素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细菌和病毒产生抗药性的速度。再有,旧的病毒、细菌控制了,但产生了新的病毒和细菌,如果滥用抗生素,人类总有一天会进入人类无法制服病毒的黑暗时代。在治疗理念上,现代医学缺乏整体观念,就有病症此消彼长的缺憾。现代医学对许多疑难疾病,运用最现代化的医疗手段和仪器尚无法治愈,而以中医针灸辅之中药,却能将疾病神奇治愈。这就是中医的伟大之处,历经数千年仍然指导着临床实践,这也是西方国家引起中医热的原因,足以说明中医学的宝贵。
中西医理念的差异源于中西文化哲学思想的不同。恩格斯说:“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反杜林论》)。因此,西医是通过解剖来研究人的肉身和形体,是静止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医认为:整体是大于各部份的简单累加的。人的生命运动不是简单的肉身与形体的相加,而是精、气、神在生命过程中的运行和相互转化。因此中医通过研究人体气脉的盛衰、虚实来了解生命过程。所谓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中医有句名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宰相是治理国家的,而好的医生治病,犹如治理国家。西方文化追求的是改造自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则追求人与自然相融和,达到天人和一的完美境界。由此想到恩格斯在《劳动在由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人每次改造自然,都遭到大自然的报复。第一次改革取得的成果,在第二次便丧失殆尽。”因此以中西医相比较,中医则更胜一筹。
中国传统学术皆有易学难精的特点,针灸之术尤其如此。从汉魏各种学术皆秉师承、重家法,医学尤是如此。扁鹊从师于长桑君,仲景负籍于张伯祖,皆有所承。其中心法口诀非授不明,甚至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又有非其人不能,非其人不传者。元明之间,考陈会著《神应经》,卷首列有宗派图,称席宏达得针灸真传,世世专精,九传至席华叔,十传至席信卿,十一世传于陈会。会广传其术,共授二十四人,得真传者二人,即刘瑾与康叔达。书中有席宏达传誓词,谓传道者必立誓以传,当于宗派图下注其姓名。如妄传非人必遭天谴。此针灸大师誓守秘密之明证。可见针术非亲相授受,何能窥其堂奥。笔者由此联想《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源泉,《灵枢经》古人称之针经,开辟了针灸治疗典范,后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创立了辨证论治的理法,使针、药两法用于临床相得益彰。然而令人可惜的是历代医家皆重药轻针,使针灸之法不得发展。所以数千年来,能得其真传者,一代不过数人。自秦汉以上,各种学术皆口耳相传,未能笔之于书,人存则学存,人亡则学亡,而这些失传的,恰恰是最宝贵的文化。还有,历代名家积累的知识、智慧,如果没能及时记录、传授给后人,他毕生精华就有可能失传,如华佗他的医术没能传承下来,就是中医发展以来最巨大的损失。
近年来针灸之术虽名声响誉世界,但国内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针道渐亡。原因之一便是师承家传的绝学少了。扁鹊从学于长桑君,学成后,长期在民间行医,足遍当时之齐、赵、卫、秦等国,兼长内、外、儿、妇各科,根据群众需要和习俗担任各科医生。正是这些历代师承游医将中医一代代传了下来。而现在学校规范化了,引进西方教育模式,但中医却要灭亡了,传不下去了。刘教授认为,原因在于不能盲目学习西方教育模式,中医传承有自己的特色,要注重经典著作。许多大学生博士生,没有几个人能读完读通《内经》《伤寒论》。现在一直讲继承发扬中医,其实我们连继承什么都不知道,又怎能发扬。真正的中医是《内经》《伤寒论》等经典,明白了道理,然后再寻师访友。孟子所谓大匠诲人,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巧乃学术精华。故寻师承即学其学术精华与经验,尔后才能登堂入室。
笔者十分注重针灸研究理论与实践,曾游访许多城市,拜访各地名家师承。钻研历代各家各派针法的特点,终有所悟。笔者认为针灸疗效成败关健在三个方面,即辨证,取穴,手法。辨证的关健便是熟读经典,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望、闻、问、切来分析内脏功能的盛衰,经络的虚实。而大家在研读经典《内经》时,因医理深奥,往往忽略对运气七篇的学习。其实七篇大论包含了中医整体恒动观,气化论,正邪论,求属论,辨证论治等内容。不仅仅是推算五运六气,而是中医理论的高度概括,与《内经》一脉相承,密切相连。其中病机十九条更是辨证论治的准则规范。因此放弃运气七篇学习,实际也就放弃了内经的学习,放弃了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就根本不能算是懂中医。张仲景所著《伤寒论》是以六经名篇,即昭显六气性质,而六气病变,又构成六经为病的证型,故伤寒六经,即六气。天有六气,人秉之而有六经,六经出于脏腑,脏腑各有一经脉,游行出入,得阴阳二气沟通,进而循经达手足,表现出交合结果(三阴三阳之标),由此形成脏腑经络的气化系统.由此可见张仲景如不深明《内经》及五运六气要旨,就不可能写出《伤寒论》这一伟大著作
笔者以为辨证,取穴,手法这三法因环环相扣,紧密联系。根据《内经》的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相反相成,矛盾统一规律变化,就自然引出配穴的方法,即子午流注针法.子午流注针法,小言之,不过是针灸的一种配穴方法,大言之则根源于五运六气。五运六气是古人对自然界周而复始,循环无端规律的高度总结。沈括《梦溪笔谈》卷七一:医家有五运六起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皆不验。熙宁中,京师久旱,祈祷备至,连日重阴,人谓必雨;一日骤晴,炎日赫然。予时因事入对,上问雨期,予对曰:雨候已见,期在明日。次日果大雨,是对湿土用事,连日阴者,从气已效,但为厥阴所胜,未能成雨。后日骤晴者,燥金入候,厥阴当折,则太阴得伸,明日运气皆顺,以是知其必雨。因此推算运气必须灵活应用,不可胶于定法,更不可认为是不科学。必须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知道物极则变物转为化的道理,才能真正灵活运用五运六气。五运六气中有关岁运岁气计算方法及变化,是为了更好地说明气候对人体气机的影响及变化,生灭消息,皆有其规律。而中医认为天道的运行都有其规律性,潮水涨落都可计算定时。天人相应,人体气血自然也有盛衰开阖的规律。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明确指出六经病的欲解时间,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由此进一步说明了人体生理,病理活动与自然界时间周期变动的同步及息息相关的规律性。子午流注就是根据人体气血周流出入皆有定时,按照刚柔相配,阴阳结合,气血循环,时穴开阖,虚则补之,实则泻之,这一取穴意旨,以取得最佳疗效,这就是子午流注针法。子午流注针法包括纳甲法,纳子法及灵龟八法,飞腾八法。山西陈述堂为了对经络流注进行科学研究,曾经运用经络探测议对六十六穴连续不停探测十昼夜,结果证明,开穴闭穴都是气血高涨和衰弱点,证明了子午流注针法的科学性。笔者十分推崇北方单玉堂单氏子午流注针法,单氏根据五运六气规律独创一、四、二、五、三、零法,补子午流注先天之不足,实在是前无古人。并且在治疗取穴时,必先开时穴,再开病穴,体现中医整体观,先立于了不败之地。笔者师承南方殷铁珊一派,在求学间,问老师如何在临床上灵活运用五运六气及子午流注。师曰:五运六气不可拘泥,须灵活对待。子午流注须谨候其时,迎之随之。天道变化无常,气血流注全赖五谷营养,故可取守中,贯一之法。笔者认为如果二者相结合可达到奇正相生,标本兼治的疗效。
子午流注针法取穴皆在五腧穴,《灵枢》九针十二原“经脉十二,络脉十五,凡二十七气以上下,所出为井,所溜为荥,所注为腧,所行为经,所入为合,二十七气所行,皆在五腧也。”人体气血流注犹如河流,调节五腧穴实乃清其源头,治其根本。因此周身三百六十穴,统于六十六穴。笔者常用五腧穴与八脉交会穴合用,疗效颇佳。如何灵活应用五腧穴,关键在于悟出五行生克变化,才能守规矩脱规矩。另外如运用五行配穴法与其他配穴法混在一起,经气必不能按五行生克运行,会影响针灸疗效。昔者窦汉卿即是运用五门八法,治百病而无不愈,以针术闻名于世,为针灸医学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手法的好坏也是直接影响五腧穴应用疗效的关键。治病效果必须在辨证正确,取穴精准的前提下,手法运用才能显现疗效。如果辨证错误,取穴不合理,手法再好也没用。所以这三个环节紧密相连。笔者在研究各家各派针法,发现唯有单氏一脉针法独树一帜,悟阴阳之理,明气化之机,深得《内经》《伤寒论》之旨。单氏在手法的运用中,特别注重呼吸与补泻的结合。认为当补之时,候气至病所,更用生成息数,令鼻中吸气,口中呼气,病家自觉温热。当泻之时,令病人口中吸气,鼻中呼气,病家自觉清凉。余初以为语多夸诞,非敢信以为真,及运用在临床上,始知确切不移。而笔者老师殷氏认为,手法精要处非口授心传不可,笔者现总结了几个特点:一、殷氏认为治病无非扶正祛邪或祛邪扶正,故手法只有补和泻。平补平泻只适合虚实证候不甚明显,病势较缓的病证,临床上较少用。而对于重证或久病,必须补泻分明。特别在治疗内科疾病时,运用五腧穴必须补泻分明才能显效。二、在进针治疗过程中包括以下几个过程:进针、静以候气、气不至催气、得气、辨气补泻、气至病所、留针、静以守气、间歇行针、针下气和、方可起针。每一阶段都要细心体会,经云:迎之随之,以意合之,针道毕矣。汉郭玉曰: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言也。三、烧山火,透天凉是针灸治疗过程中显效的反映,不可刻意追求,欲速则不达。针灸最终疗效是针下气和,邪去正安。手法补泻精华奥妙处,须耳提面命,甚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四、反对轻刺激是补,重刺激是泻;反对以神经学说研究经络。如果片面崇拜西医,从解剖观点视之不见,就认为不科学,一笔抹杀,否定其意义是错误的。决不能因为在现代医学知识范围内不能科学地解释其内容,就说它不科学而怀疑其作用。正如只知道血而不知气,想观察经络实质是不可能的。殷氏针法治疗内科疑难疾病,只取四末,奏效颇速。若以神经解释,诸多不合。轻重刺激,非补泻之根本。在针刺手法中有九六补泻,九者子阳,六者午阴。九有少阳老阳之数,六有少阴老阴之数。如病家体虚行补法,可行少阳老阳之数,也可行其倍数,反之亦然。故补有轻重缓急之分,泻也有轻重缓急之分,岂能以刺激量来衡量。五、治疗须因人而异,注重各人体质,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伤其正气。如:太阳病有中风伤寒二证,即是各人体质差异所造成的。因此中医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治病特色。
子午流注针法是历代名师传承下来的古典针法,至今还没有一种针法能凌驾于其上。它概括了整个祖国经典医学理论体系于其中,故可喻作“大则弥纶宇宙,小则纤细秋毫”的针法。此针法必须灵活运用,才能疗效显著。不可拘泥,死套公式。碰到问题不是考虑自己的知识是否缺欠,反而怀疑针法是否真实有用,这种定式思维是错误的。需深研五运六气,了解古代天文学,对五行生克变化了然于胸。比如必须知道五行变化可化为五五二十五种配法,穴位开阖转化,阴阳变化等等。正如《标幽赋》中指出:一日取六十六穴之法,方见幽微,一时取十二经之原,始知妙要。以上是笔者研究针道的一些心得体会,都是师承家传之精华,一脉相传。上承内难,旁及百家。历代针法皆不出此范围。今载录于此,惟恐古法失传,针道灭亡。有缘者遇针,特指引方向,取其精华,使针灸这一古老传统医术能继续一脉传承下去。
转载自《金针网之金针探秘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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