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与中医大学学弟交流学习中医的若干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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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元恺（上）
2007年02月27日 星期二 下午 09:25
罗元恺，中医学家。５０多年来，从事中医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临床擅长内、儿、妇科，尤精于妇科。勤于著述，于国内  

外享有较高的声誉。  

　　罗元恺，字世弘，出身于书香之家。其父罗棣华以儒通医。他幼承庭训，童年曾就读于私塾，诵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并得其父之指导及熏陶，对中医学亦有所接触。当他在高小学习时，适逢广州市发生“六•二三”沙基惨案，耳闻目睹青年学生伤亡于外强枪下，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对帝国主义的横蛮深感愤慨。１９３０年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就读，翌年发生了日本侵占东三省之“九•一八事变”，他参加到广大学生的行列中，到各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在其后的八年抗战中，他力主抗日，对汉奸卖国贼深表痛恨。抗战期间，他离乡背井，辗转于湘、桂、粤北等地达７年之久，不愿做敌伪的顺民。
　　在中医学校的５年里，罗元恺勤奋学习，诵读了内、难、伤寒、金匮、本草、温病等经典著作，对中医学有了深入的理解。他与同班十位同学组成“克明医学会”，共同研讨学习中的疑难，撰写医学论文，以互相交流启发。其后还出版了《克明医刊》。经５年的研修与临床实习，１９３５年罗元恺以总成绩第一毕业，并留任该校附属的广东中医院任住院医师。先后在门诊及病房诊治病人，以内科为主，兼顾妇、儿科。从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８年末，他在医院遇到并处理了各种疑难重症，为其临床诊疗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直逼广州。广东中医院被迫停业疏散。罗元恺与家人离开广州，返回故乡南海县。一个月后，日军继续进犯南海县，他乃转道香港，行医谋生。１９３９年，其母校迁至香港授课，他受聘为金匮要略教师。
　　１９４１年底香港被日军攻陷，学校再次停办。罗元恺于１９４２年初举家辗转前往广东北部之韶关市开业行医，翌年又与母校之校董、校友等共同筹划在韶关复办中医学校。但正当筹备就绪准备开课时，日军又拟进犯韶关，复校之事乃告吹，他又被迫转往广东西北部之山区连县。除在县城开业诊病外，并与当地老中医赵伯平创办了连县中医讲习所（当时政府只准中医学校称讲习所），全部课程均由罗元恺编写讲义及讲授。经两年之努力，已有一个班结业并在当地行医。在抗战期间，虽然颠沛流离，生活艰难，他仍执着于中医教育事业，为培养人才而贡献力量。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是年底罗元恺即返回广州，并与校董、校友们取得联系，筹划中医院校的复办。但学校和医院已被当局占作他用，设备也全部散失，故医院延至１９４８年秋才得复业，而学校则于１９４７年逐步收回，同年秋招生复课，罗元恺回母校任儿科教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罗元恺积极从事中医教学工作。１９５０年４月，３６岁的罗元恺就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从１９５１年起，还兼任附属广东中医院院长。为了学校和医院的建设，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医疗质量、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事必躬亲，并广纳人才，使学校和医院的工作很快走上正轨，得到发展。
　　建国后，中医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也被省文教厅列入广州１１所大专院校之列（以前中医学校是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的），学校得到政府资助，学生有助学金，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中医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途。这一切，使罗元恺工作更为振奋。然而，事物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１９５３年８月，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被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罗元恺被任命为副校长。原中医学校仍办至１９５５年学生全部毕业为止。按上级制定的课程，中医进修学校主要讲授西医基本技能，欲使原有的中医经进修成为西医士。这是将中医西医化的一种手段。但罗元恺任职后，仍坚持安排一些中医课加以讲授，使进修生的中医水平亦得到巩固和提高。１９５６年，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全国筹办４所中医学院，广州是其中之一。是年５月，罗元恺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参与制订规划和选择校址等工作。
　　１９５６年９月广州中医学院招生开学，罗元恺兼任学院的金匮要略教研组组长。１９５８年中医进修学校并入中医学院成为进修部，他任进修部主任兼妇儿科教研组主任、院务委员会委员。１９７１年妇儿科分为两个教研室，他继任妇科教研室主任，并作为学科带头人负责妇科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从１９８０年起任学院副院长、顾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罗元恺不仅在事业上有较大的建树和发展，还积极参加了社会政治活动。１９５１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１９６３年当选为第四届广东省人大代表；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８年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曾担任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广东省中医学会副主任委员。他还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卫生部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首批中医博士研究生导师。１９８４年他任团长率广州中医专家代表团访问泰国，１９８６和１９８９年出席了第二、三届亚洲中医药学术大会。１９８９年到香港讲学。
治学严谨　勤于著述
　　罗元恺从医几十年，对中医理论有较深入的研究，对历代中医各家各学派的医著亦广为涉猎，但他尊古而不泥古，善于变通和创新。他比较重视肾脾气血，认为肾主先天，脾主后天，先后天协调，气血旺盛，则人体健壮，精神充足，抵抗力强，自可无病，即或偶膺疾病，病亦轻浅而易愈，妇女尤其如此。妇女的生理特点主要是月经与妊娠，月经与肾气的盛衰有直接的关系。临床验证，闭经、不孕或屡孕屡堕的患者亦多有肾虚表现。罗元恺据此提出女性的生殖调节轴为：肾气→天癸→冲任→胞宫。这与西医的生殖内分泌轴，即下丘脑—垂体—卵巢子宫，实有相似之意义。他曾撰《肾气、天癸、冲任的探讨和对妇科的关系》一文加以阐述，并先后著有《论肾与生殖》、《不孕不育症的临床体会》、《闭经的调治》、《更年期综合征的调治》等文，以及《脾胃学说与妇科的关系》，从各个侧面详尽论述肾脾与生殖功能及妇科疾病的关系。罗元恺重视肾脾的学术思想，与明代名医张景岳的观点是一致的。张氏《妇人规》指出：“调经之要，贵在补脾胃以滋血之源，养肾气以安血之室。”又说：“阳邪之至，害必归阴，五脏之伤，穷必及肾。此源流之必然，即治疗之要着”。罗元恺认为这种观点颇为正确，切合临床实际，故特把《景岳全书•妇人规》加以点注出版，除将原文标点断句及逐条注释外，并结合其临床经验、汇集现代医学知识适当给予补充。在卷首撰有《张景岳学术思想及其对妇科的观点简介》一文，指出“景岳对于各家的学术观点既吸收其所长，又不完全苟同，而独树一帜”。“在妇科方面，立论比较允当，内容亦较切合实际，对于临床应用，足资参考，值得推崇”。在注释中，对张氏学术上的某些偏见及迷信附会的说法，亦加以批判，更增加其实用价值。


　　罗元恺除了对肾脾的深入探讨之外，晚年对血瘀亦颇有研究。认为妇科虽虚证较多，但气滞血瘀也不少见，不仅可见之于痛经、子宫肌瘤等患者，有些不孕症也属此列。他从理论和临床上研究妇科血瘀证的治法，撰有《活血化瘀法对妇产科疾病的疗效》、《痛经的证治》、《盆腔炎的中医治疗》及《子宫肌瘤的中药治疗》等文加以论述。
　　对整个中医理论体系来说，罗元恺比较重视阴阳学说，认为阴阳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他撰有《祖国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阴阳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等文，认为从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内经》开始，对人体及其疾病的认识都贯穿着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点，阴阳学说不仅作为中医理论的指导思想，而且在理、法、方、药各个环节都有具体的运用，这是中医理论具有辩证法思想的体现。
罗元恺治学严谨，主张由博返约。他认为一个医学家除研读医著之外，也应涉猎文、史、哲、数、理、化、天文、地理及其他有关的边缘科学，俾能获得广博的知识。因为任何一门学问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可以互相渗透、互相启发，甚或互相移植的。基础宽广而扎实，学问的造诣才能更高深。认为学医之道，除具备必要的基础知识外，在医学领域，也同样需要由博返约，由通而专。医者在掌握了中医基础理论之后，就要从理论到实践，从内科到各科，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深入钻研，才会有更大的成就。他曾写《博学笃行，业精于专》一文以述其治学精神。他还认为，一个学者不能只是重复古人的理论或治法方药，应作分析和验证，明辨是非，不宜盲从，而应有所创新。如对古人所谓“女子以肝为先天”、“黄芩白术乃安胎圣药”等观点，他都持不同意见。曾撰《对“女子以肝为先天”一说的商榷》、《漫谈“黄芩白术乃安胎圣药”之说》、《对“柴胡刼肝阴、葛根竭胃汁”的评议》等文，对古人的观点加以评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医德高尚　医术精湛
　　罗元恺２２岁开始行医，５０多年来一直没有脱离临床。早年主治内科杂病和温病，稍后兼治儿科，中医学院开办后，专于妇儿科，近２０多年来更专于妇科。在担任院校教学行政职务期间，虽然行政工作繁忙，社会活动频繁，仍坚持每周安排一定的时间应诊和查房。他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为无数的病人治愈了顽疾，解除了痛苦。
　　他对先兆流产和习惯性流产（中医称为胎漏、胎动不安和滑胎）有深入的研究和良好的疗效。认为肾主先天，流产的主要原因在于肾气虚衰，冲任不固，防治之法应以补肾健脾、益气养血而固冲任为原则。他采用自创的“补肾固冲丸”为许多流产多次的妇女保住了胎儿，产下健康的孩子。有些病情复杂的病例，经他精心诊治也获痊愈。如１９７６年一位３６岁的患者，曾连续流产４次，经中西药安胎均未效，其后４年不孕，且月经过多，但各项检查未见异常，多方诊治未愈。罗元恺接诊后，认为是肾气亏损为主，兼有脾虚、冲任不固，遂以补肾健脾调经为先，使经量恢复正常后，继续调补肾脾，半年后便妊娠，经安胎治疗后，顺利分娩，现在孩子已上中学了。１９８３年，他将原“补肾固冲丸”的处方作进一步调整，与药厂合作研制成“滋肾育胎丸”，经动物实验证实有促进卵巢和子宫血液循环，促使卵巢黄体生成及增加子宫内膜腺体分泌等作用，经２００多例临床验证，安胎有效率达９４．３５％，通过专家鉴定正式投产，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获１９８４年卫生部科技成果乙等奖。
　　对于临床常见的痛经、他也有丰富的治疗经验，认为主要是气滞血瘀所致，治宜活血化瘀行气止痛。因痛症须以止痛为急务，煎服汤药难以应急，故创制了“田七痛经胶囊”，经药理实验，证实有明显的解痉和镇痛作用。临床验证２５０多例，有效率８９．２％，已通过鉴定并由药厂生产，１９８５年获广州市科委科技成果三等奖。他还研制了消癥散结的“橘荔散结丸”，主要用于治疗子宫肌瘤，对乳腺增生也有一定效果。近年来，他治疗先兆流产和痛经的经验，已先后被编制成专家系统程序，输入电脑，通过软件的推广，使罗元恺的医疗经验为更多病人带来福音。
　　他对于患者总是一视同仁。应诊时虽有限额，但对远道而来的病人，他都尽量满足其要求，宁愿自己辛苦一点，也给病人加号诊治。来信问病者，亦多给予答复或寄去药方，因而受到患者的尊崇。他出国访问时，除参加学术活动外，也为当地的人民和华侨诊病，被报刊誉为“女同胞的救星”，甚至称为“送子观音”，可见其医术及声誉之高。
因材施教　诲人不倦
　　罗元恺是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１９３５年第七期毕业生。在３０年代，虽然已有一些中医学校开办，但中医的传授方式，仍以父子相传、师徒授受为主。这种传统的师承方式，由于接触面较狭窄，难免有偏颇之处，因而容易形成门户之见。有感于此，罗元恺虽有家学渊源，自幼对中医有所认识，仍投考中医药专科学校，以求深造。学成之后，目睹当时中医事业发展缓慢、备受压制与摧残，更痛感发展中医教育之迫切。他从医数年之后，便投身于中医教育事业。几十年来，兢兢业业，乐此不疲，他培育出来的学生遍布国内外，大多数已成为中医工作的骨干。
　　罗元恺对于中医教学工作，强调因材施教和理论联系实际。在他的教学对象里，既有未出茅庐的青年，也有临床多年的中医或经验丰富的西医，或中医院校的青年教师。由于基础不同，教学要求亦各异，所以，他经常为不同的班种编写教材讲稿，结合教学对象的实际需要，或偏重于理论，或详尽于临床，并尽可能增补最新的研究资料。上课前他总是认真备课，就算是同一班种，在每次上课前也要重新准备，不断更新内容。罗元恺一向以临床课教学为主，故特别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上课善于结合临床实例，条理清楚，讲解透彻，因而深受学生欢迎。


　　在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中，他着重于培养他们的治学能力，要求他们在学术上有独立见解，敢于创新。作为一名老中医，罗元恺并不排斥现代医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手段，他与其他学科的专家真诚合作开展中医的科学研究，也鼓励他的研究生采用新的实验手段进行研究，因而取得较好的成绩。他指导的一篇硕士论文曾在国外刊物上发表并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奖。
　　罗元恺不仅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具有较强的教学行政管理能力。出任中医学校校长期间，为复兴该校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后担任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亦为治理教学秩序、培养研究生等做了大量工作。晚年兼任广州兴华中医药业余学校校长，组织该校的教学工作，由于严格挑选师资，教学质量保证，因而吸引了大批业余学习中医的人士，使该校成为广州市社会办学的先进单位。
　　罗元恺在工作之余，喜欢诗词及书法。他有一本诊余诗抄，其中一首述怀曰：“年过古稀志未残，中医事业尚艰难。老骥岂能甘伏枥，鼓其余勇续登攀。”他为中医事业奋斗了几十年，晚年仍壮心未已。惜于１９９５年２月病逝。
　　(作者：罗颂平)
简历
　　１９１４年１０月７日　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
　　１９３０—１９３５年　就读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夜校）。
　　１９３５１９３８年　任广东中医院医师。
　　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香港分教处教师。
　　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年　在广东省连县开办中医讲习所。
　　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年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儿科学教师。
　　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　兼任广东中医院院长。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　任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
　　１９５６年５月　兼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　兼广州中医学院金匮要略教研组组长。
　　１９５８年　任广州中医学院妇儿科教研室主任、进修部主任、院务委员会委员。
　　１９７７年　被评为广州中医学院第一位中医教授。
　　１９８０—１９８２年　任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
　　１９８３年　任广州中医学院顾问。
　　１９９５年２月　病逝于广州。
主要论著
　　１　罗元恺主编．中医儿科学讲义．第１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２．
　　２　罗元恺主编．中医儿科学讲义．第２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６４．
　　３　罗元恺．罗元恺医著选．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０．
　　４　罗元恺点注．妇人规．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４．
　　５　罗元恺主编．中医妇科学（第５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６．
　　６　罗元恺主编．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医妇科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８．
　　７　罗元恺．罗元恺论医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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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炎燊


　


何炎燊,男，1922年生，我国著名中医临床学家，广东省东莞市中医院名誉院长、主任医师，广州中医学院兼职教授。证精思明审，运用古方以治今病，常有得心应手之妙。何氏钻研伤寒、温病数十年，主张“寒温合流”，对外感热性病的理、法、方、药都有所创新。又专于杂病，对内、妇、儿疾病均有独到的经验，救治顽症痼疾，数不胜数。他勤于笔耕，著述甚丰，专著有《常用方歌阐释》和《竹头木屑集》等。

xjwqiaoling

楼主辛苦

个人认为学好中医无非两个方法

1从简单到复杂（常规院校的学习方法），这是一种积累的学习方法。学成后，临床知识很全面，但没有主次。

换句话说办法很多，自己都不清楚主次。

2从复杂到简单（自学成才的方法）。这种方法就像盖房，我首先有了房子，以后至于怎么装修就看自己喜欢

了。这种学习方法，一旦学成，往往对病的根源看的很透，不管看什么病都将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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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业师顾筱岩 沈楚翘口述/ 杨军整理筱岩先生离开我们，屈指已有十六年了，要不是“文革动乱”，使他身心屡遭打击，他肯定还会多活几年。现在我这个学生，也已经是年近八旬的皤然老叟了。趁这大好辰光，凭记忆所及，对我的老师，这位妇孺皆知的中医外科名家，作些追忆，以备医史家们的采撷。一、拜师我早年得以列在筱岩先生的门下，全仗我舅父谢春庭的介绍引见，他也是位中医，和筱岩先生过从甚密。当时我十七岁，筱岩先生也只有三十四岁，都是年青人。与当时社会上通行的拜师礼仪一样，我由家里人备了三百大洋的礼金，请了几桌酒，然后焚香，点烛，在大红毯上向老师磕头跪拜，执弟子礼，这样便成了正式学生。那时，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位先生亡兄顾筱云的儿子顾伯平，和我一起学医，他比我年少一岁。第一年，我们跟老师临诊，他自己写方子，我们坐在旁边看看，帮助做些一般的手术，空余时间，便诵习老师所规定的“药性赋”“汤头歌诀”之类中医启蒙书籍，以后逐渐加深，如“外科正宗”“外科心法”等必修书，还有相当重要的一条，就是外科操作的基本功，包括研药粉，捻药线，摊膏药，切疮口等等。筱岩先生对此要求甚严，常告诫我们说：“做医生，第一要心仁，病家因痛苦求请医生，故为疡医者，当不避秽臭，见到败脓血水还细察其气味颜色。如果一见脓血便欲掩鼻，捻的药线，疮口也戳不进去，膏药摊得一塌糊涂，那必定不是良医！”现在想来，老师当初的谆谆教诲，不仅是传医技，更重要的是在传医德。他虽然做外科，但非常强调中医的基础理论。这个初衷，在他后来成了名冠海上的外科专家之后，更加有了充分地体现。例如他课徒学生，要求必须先中医学院毕业，学徒期间，须在诊所膳宿，还专门聘请了黄文东老师到家里给学生讲授“四大经典”。从中可以看出筱岩先生对于后学的栽培，真是不遗余力。在他严格的要求和启发下，我们学习得都很用功，两个小伙子之间，还经常暗暗开展竞赛哩！二、疔疮大王有关筱岩先生的早期经历，现在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了，我是听师母在世时谈起过一些。筱岩先生的父亲云岩公，乃世传疡医，共有五个儿子，先生排行老二，云岩公早亡，故筱岩先生从其胞兄顾筱云学医。顾筱云在浦东杨家渡、烂泥渡一带悬壶，颇受当地平民及附近烟厂、纱厂工人的信仰，不幸中年夭折。便由筱岩先生接替其兄在烂泥渡益生春药店内附设的一个诊所。从此，开始了他的医疗生涯。当时，为了发展业务，因而同时在浦西南市万裕码头街鼎泰仁牛皮号内也设立一个诊所，这样，必须经常往返两地，间日门诊，那时的病人，极大多数是下层贫民，有船邦，黄包车夫，码头上搬运工人及其家属。一段时间里，业务很是平平。但是苦心经营了数年之后，逐渐地有了发展，于是便租赁了南市城外紫霞路敦安里一幢石库门房子。至此，方算有了自己真真独立的诊所。那时的中医能有一个比较象样的诊所，已经算是很不容易了。在抗生素诞生之前那个时代“疔疮”曾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凶险疾病，特别是“疔疮走黄”夺取了许多人的生命。顾筱岩先生在这里以其精湛娴熟的中医外科医技，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性命！我们初到紫霞路学徒时，平均每天门诊号在二十到三十号之间，以后一年好似一年，我从师六年，临拜别先生时，门诊号已达百号左右了，至抗战爆发，诊所迁至现在延安路福民村后，声誉大增，求诊者摩肩接踵，日日盈门。每日三、四百号的繁忙诊务，使顾筱岩成了上海滩上妇孺尽知、大名鼎鼎的疡科名医。“疔疮大王”的尊号，自然已经非他莫属了。三、风波旧社会，做人难。做一个正直的中医，想不屈服恶势力，那更是难乎其难。筱岩先生的事业，并非象我上面介绍的那样简单，那样一帆风顺，在紫霞路时期，正当筱岩先生的业务，蒸蒸日上的时候，一场意外官司，几乎酿成灭顶大祸。差一点断送了他后来辉煌的前程，事情的梗概是这样的。那年仲夏某日，一孩童因生疮疖发热由家人陪来就诊。筱岩先生在“暑热”论治，投以“清热解毒”之剂，不料因症情太重，药力未及，当夜即发痉而死。翌日，家属吵上门来，诬先生药误至死，并陈尸堂前，哭闹不休，这突如其来的事变，一下子象炸开了的油锅。俗话说“人命关天”。对于这病孩死亡的原因，究竟是疾病本身，还是归咎于医生的失误，这在任何时期，都要涉及到法律的责任。其次，即使到后来是非判明，仍然会给人们的心理上投下不信任的阴影。这给开业医生的生命线──医疗信誉，会带来致命的打击！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不知怎样，很快传到了当时市卫生局局长胡鸿基的耳里。那时的卫生局在南市毛家弄，离开我们的诊所地相距不远。局长大人也未下来审理一下事情的原委、曲直。不管三七廿一，一声令下，先吊销了先生的“开业执照”。这等于官司未打，罪名已定。况且，没有“执照”等于迫令你“关门打烊”。在这非常的时刻，只好临时挂起我的“开业执照”以应付这一难堪的局面。更有甚者，在那狼奔豕突的年代里，一群“小报记者”乘人之危，蜂涌而至，他们手持“庸医杀人”的稿纸，前来要挟。很显然，他们既要“敲诈勒索”，又要“投井下石”。几个好心朋友也出面规劝，要先生化几个“晦气钱”私下了结此事算了，免得闹得满城风雨。更何况，这几个钱也不是化不起，殊不料先生丝毫不屈服于旧社会官僚恶势力的威胁，听后厉声正色道：“我没有错，故不做此鬼祟事，若要冤枉敲诈，我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先生这样斩钉截铁，毫不妥协，使得来者瞠目结舌，而我们大家则整天提心吊胆，忧心忡忡。幸好后来租界上的“神州中医学会”等组织出面力主公正，才使事情慢慢平息下来。法院最后以“不上诉处分”了结此案，宣布先生无罪。与大家的预料相反，从此以后，先生的业务不仅没有受到丝毫影响，相反越来越好。这说明病家是最公正的，远远胜过那些昏庸无能的老爷，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奇迹。四、成功的秘诀人们往往喜欢对那些有成就的人加以许多溢美之词，对于名医，更要给他蒙上的一层神秘的外衣。今天我如果也用这种态度来评价筱岩先生，无疑违背了他老毕生奉行的“实事求是”的品格精神。筱岩先生从不骄矜，即使他后来享有那么大的名望，他还是虚怀若谷一贯如初，他确实具有那种大医的风度。如果一定要问，他的成功究竟有何秘诀？那么在他身上确实具有许多优点，值得我们去效法学习。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所谓“儒医”必定是埋头书斋，手不释卷的。而筱岩先生作为一个外科临床家，他更注重的是在理论基础上的“实践”和“探索”。拿一个疡科常用药“咬头膏”来说，我学徒时，最初先生是用“蓖麻仁肉和银珠”打烂成糊状，涂在膏药上贴敷，以促使成熟的疖头溃破，脓水，疔脚容易排出。一次，他遇到一个患“鼻孔疔”的病人，连续出诊看了几次，病情越来越重，后来这个病人跑到苏州去，请别的医生看好了。回来碰到时，先生丝毫没有怕失面子而有所嗔怪，反而虚心地向病人请教治疗经过，将病人带回的药物，细细察看，最后发现里面有一味主要药物是“红升”。后来，经过试验，觉得疗效确实要比原来的“咬头膏”要好。这个好经验他很快地吸收了。对于“疔疮”的治疗，民间还流传着许多有效的经验，凡是他所学到的，必一一亲自实验。例如“苍耳子虫”治疗疔疮，他也弄来试验，特别是对于“疔疮走黄”这个疡科中的凶险之症。据说用“蛔虫”常奏奇效。筱岩先生出钱叫人到新开河粪码头买来，用清水漂清，置瓦上煅灰存性，嘱病人服用，另外用小儿口中吐出的蛔虫，洗净后，包在自己束腰的布中，用体温慢慢将其焐干，待用时，剪一角和“黄升”一起敷贴，疔脚很容易出来。这里面的作用，至今也没有人去总结，或许还有人会说，你们中医真腌脏，真不科学。殊不知在“抗生素”还没有问世的长久岁月里，我们正是靠着这些原始武器和这些“顽症”进行了不断地斗争，把许多濒临死亡的病人，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你能说它没有一点道理吗？当然现代医学科学的发达，早已昔非今比，但是人们依然在从“人尿”中提取许多贵重药物，可以说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脑疽”“发背”，自古被称为大症。症情每务凶险。筱岩先生内服法，常用活血化瘀，清热托毒的“黄芪内托散”主之，外用法，初期他喜用“大胡麻子粉”用水调成糊状，隔水蒸熟，趁热涂在纱布上湿敷，每日1-2次，这茁壮成长脓熟快，出脓畅，大大缩短了疗程。谁都不会想到，这个好经验，筱岩先生还是间接地人一位天主教神父那里学来的呢。此症后期，因气血津液大量耗伤，特别是那些年老体虚患者，常常出现精神萎顿，饮食难进，疮口平塌，肿势散漫，时出清稀血水等等一派正气不支邪毒内陷危象时，筱岩先生遇此，常嘱病家停止勉强进药，而改用“童子鸡”食疗。每天一只，蒸汁擗油，频频饮服。许多重危病人，改用此法后，精神好转，胃纳渐馨，疮口肿势渐聚，脓水变稠，正气慢慢来复，从而为进一步治疗，创造了条件。或许有人会问，鸡属火禽发物，常为疮疡大忌。何以用于此症，反能奏此奇效？我们当时也带了这个疑问请教过筱岩先生。他对学生从不保守。他说：“不论疔疮疖痈，凡在红肿热痛阳症阶段，不仅是鸡，其余辛热发物，自然应该避忌。但是“脑疽”、“发背”到了后期，胃气将败，元气已衰，此时一方面要顾护胃气，另一方面要扶正达邪。因此尔等可以细想，“童子鸡”用于此时，是否犯忌。”先生的这席话，使得我们茅塞顿开，从此竞相效法。许多病人吃上二、三十个“童子鸡”的，还真不少呢。筱岩先生说，他这个法子是从乡村一个“外科郎中”那里学到的。五、传世墨宝一位名医的墨迹，至少具有双重的价值。一方面是珍贵的医学文献，另一方面又是难得的历史文物。筱岩先生传世的墨迹，本来不多，迭经“文革动乱”“横扫一切”之后，据说连片纸只字，也无处寻觅了。再加他诊务繁忙，鲜暇著述。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总结顾氏的学术经验，无疑带来莫大的困难，而我在五十多年前，收集的一百余帧顾筱岩的手书方笺，居然成了迄今为止，唯一传世的顾氏墨迹，这真是我始所未料的，这些方笺，都是当时病家复诊时带来的，一般我们随手撕掉，不予保存。后来我感到先生的字迹很好，便留心搜集一些，以便满师后留作纪念，方笺都是10x6寸左右宣纸，一律用毛笔直式书写。右起台头x月x日，接下便是脉案，方药。通常用药十一，二味。起首台头处钤有一方“谨慎为怀”的闲章，用以自勉。右下角为“寓南市万裕码头直街鼎泰仁牛皮号内”或“寓南市新码头直街鼎泰仁牛皮号内”诊所的地址印，左下角则盖有“顾筱岩诊”的白文押脚印记。其中一部分方笺上，尚有“徒学沈楚翘，胞侄伯平侍诊”“复带原方，双日为期”等印记，一般门诊用空白方笺，出诊的方子又通常写得更好些。所涉及的外科常见病，计有五十余种，还有相当一部分“时病”以及“内科杂病”的案例，是先生在1930年前后的手迹，距今也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它为研究顾氏的学术经验，至少提供了一部实物。为报答顾师的栽培之恩，83年，我已将其分赠给大房顾伯棠、二房顾伯华，算是“完璧归赵”。箧中尚留存数帧，也尽数赠献给上海中医学院文献研究所。不久这些医案将刊行于世。这也是顾筱岩先生一生为善的因果报应吧。六、兰花、虫鸟、风筝和书画筱岩先生是一位公认的疡科名医，但他不是一位毫无情感的“超人”。他的内心思想境界究竟如何？历史的全面的评价，应是属于后人的事。这里我仅想枚举几个生活中的事例，来作一个侧面的反映。筱岩先生不嗜烟酒，不近女色。养花，饲鸟，甚至畜养蟋蟀都是他的诊余所好。早年时在浦东，他曾养过几十只鸽子。以后迁居浦西，画眉，金丝雀，秀眼，都是他所喜爱饲养的雀儿，繁忙的一天诊余给这些活泼的小鸟喂食添水，静静地聆听它们婉转动人的叫鸣，成了他生平最喜爱的消遣之一。他也酷爱养花，尤其喜欢种兰，遇上名贵品种，他常不惜高价买回，如获至宝。他所收藏的名人字画，扇子计有百余件，不能算是富有的收藏家，但其中也不乏精品，如黄炎培、张大千、吴湖帆的字对，留至今天都是很有价值的艺术珍品和历史文物。另外还记得师母谈起过有关筱岩先生的一桩有趣的轶事，56年他人香港归来，进关时，别人的提箱沉甸甸的，拎也拎不动。先生也随身携带一只箱子二只鸟笼，海关人员一听说是名医顾筱岩，便说可以免予检查。先生不愿违例，主动打开箱子，大家朝里一看，既无金银细软，又无洋货古董，只见箱子里放着一只风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捧腹不迭。这里也可窥见他性情的恬淡和对生活的乐观。一晃，筱岩先生作古也快二十年了。“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作为一个近代上海中医外科界有影响的名家，他的许多有价值经验今天必将被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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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xjwqiaoling 于 2009/3/17 18:58 发表
楼主辛苦

个人认为学好中医无非两个方法

1从简单到复杂（常规院校的学习方法），这是一种积累的学习方法。学成后，临床知识很全面，但没有主次。

换句话说办法很多，自己都不清楚主次。

2从复杂 ...

欢迎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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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氏外科药是个医药宝库

作者：顾乃芳




（一） 顾氏外科药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
顾氏外科吸取古代先辈圣贤的经验，广征博采各家所长，不断创新，在顾氏外科学术流派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观点，总结和形成了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的顾氏外科用药。

顾氏外科用药分为内服药和外治用药两大类；
顾氏外科常用内治法有：解表法、通里法、清热法、温通法、祛痰法、理湿法、内托法、行气法、和营法、补益法、养胃法。
顾氏外科常用外用药和疗法有：膏药、油膏、箍围药、掺药、酊剂、洗剂以及药线、垫棉法、药筒拔法、灸法、熏法、熨法、热烘疗法、滚刺疗法、洗涤法、漱涤法、擒拿法等。
顾氏外科常用药涉及：一般外科病、急腹症、肛门病、泌尿及男生殖系统病、皮肤病、眼耳鼻咽喉口腔病等疾病。
涉及上述疾病的顾氏外科祖产秘方（经验方）和古方，经过整理出来的共达277种之多。

（二）顾氏外科药的显著疗效
顾氏外科十分重视外用药，认为：“疡医不可一日无外治”，指的是，中医外科必须精于制药和用药，制药要精细；用药贵通灵。正是因为顾氏外科在制药、用药上别具一格，在治疗效果上，常收出奇制胜之功。
顾氏外科同样重视内服药，认为：“务必精内”。“大证其形于表，而根于内，治外而不治其内，舍本求末，何焉得瘳厥疾”。
顾氏外科方有套路，药有秘传，无论“疔疮虫”有回天之功，盛传一时；“大胡麻子粉”有独到功效；“千槌膏”外贴蝼蛄疖；“青黛散”盖贴静脉曲张；“金黄膏”、“红灵丹”敷贴治急性淋巴管感染；“玉露膏”治皮肤炭疽，都有神奇之疗效。
顾氏外科是近代著名中医外科名家，百年来，誉满江南。顾氏家传外科用药同样有相当的知名度，诸如“红膏药”、“金黄膏”等常用药，几乎妇孺皆知。
当时的条件下，顾氏家传药皆是聘请名药工上门制作，选择上等药材，精工制作，确保药品质量上乘。
随着中药事业的发展，先父顾伯华曾配合中药制药厂，先后开发出治疗阑尾炎的“锦红片”，治疗胆囊炎的“胆宁片”以及“六应丸”等中成药。尤其“六应丸”的研制成功，解决了“六神丸”中的麝香货源难题。“六应丸”疗效卓著风靡一时，满足市场供应紧缺，为国家创造大量外汇收入。

（三） 顾氏皮肤科系列中药
顾氏皮肤科药是顾氏外科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先父顾伯华特别擅长于中医皮肤科的诊断和治疗。他曾经说：“我们中医要吸收西医对皮肤病的诊断方法，要继承和发扬传统医学对皮肤病的治疗效果。”
确实，许多皮肤病疑难病症（诸如：牛皮癣、异位性皮炎……等），中医从整体观念出发，认为其“外”之症实根于“内”，治病求本，治必中病。到目前为止，其治疗效果远胜于西药。

本人继承顾氏外科学派，专攻中医皮肤科，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学习西医特长，洋为中用，并将祖传验方，秘方配制成特效药，应用于皮肤病临床实践。擅长于治疗：急慢性湿疹，荨麻疹，日光性皮炎，带状疱疹，银屑病，湿疹，药疹，风疹，丹毒，鹅掌疯，手足皲裂，结性红斑，玫瑰糠症，黄褐斑，接触性皮炎，瘾疹，白庀，随着中医美容学的兴起，近年来采用中药治疗痤疮和红斑丘疹型化妆品皮炎，酒渣鼻，收到明显疗效。

我本人希望，有关方面对中医皮肤科用药引起足够的重视，去认真发掘这座医药宝库，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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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仁康(2008-12-18 14:17:19)
        分类：中医文化相关

朱仁康，中医皮肤外科专家。江苏无锡人。早年从师学医。后在苏州、上海开业行医。曾主编《国医导报》。建国后，历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外科主任，广安门医院外科主任、皮肤科主任、研究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一届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顾问。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擅长治疗疮疡、银屑病、痔瘘等。1980年创制克银方，治疗银屑病，疗效较高。1971年创用滋阴除湿法，提高了治疗湿疹的疗效。编著有《朱仁康临床经验集》、《中西医学汇综》、《实用外科中药治疗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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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仁康:治学三部曲



       

             中医研究院研究员 朱仁康

    【作者简介】朱仁康(1908～)，江苏无锡人。从事中医事业五十余年，于疮疡皮肤外科有较高的造诣。

    治学衷中参西，多所创新，着有《中西医学汇综》、《实用外科中药治疗学》、《朱仁康临床经验集》等。

    在名师指点下苦练基本功

    我出身于一个小市民家庭，家父是粮店职员。其时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兵匪横行，民不聊生。我家食指浩繁，入不敷出，只能东挪西凑，苦度日月。尽管如此，家父还很注意对下一代的培养，不惜债台高筑，设法资助我弟兄上学。我读完高小后考入中学，仅读了一年，因多病而辍读。

    少年时，我家赁居无锡南郊。当时外科名医章治康氏因避兵乱，由郊区乔迁来城区与我家合居，方圆百里，慕名而米求治者络绎不绝。凡贫困患者，章氏非特分文不取，甚至相赠药金，故深得百姓爱戴。章老先生不但专长外科，亦熟谐内科。余家人有病，经其诊治，无不霍然而愈。某年家父因心境不畅，郁火结聚，脑后发疽，肿痛日厉。章氏为其遣方用药，并嘱家人宰三年老母鸡一只，炖熟与服。初疑不敢从命，章谓此乃以毒攻毒，坚议不妨，才放心服用。不久疮头收束，顶透脓泄而愈，全家信服。后朝夕相处，与家父交称莫逆，家父遂有使我两兄弟从师学医之意。我哥长余四岁，先从章氏执弟子礼，三载学成，悬壶锡地郊区行医，余全家亦移居相随。我即从兄长随诊抄方学习，因而亦尽得章氏薪传之秘。

    章氏对疮疡外科有独到之处。常惯用虫类药如山甲、全蝎、斑蝥、蜈蚣之类，配成秘方丸散，用以内消疮疡，功效卓著，故能驰名于世。

    我学医过程中，一则从小长期与名医相处，耳濡目染，有所熏陶；再则由于长兄提携督促苦练基本功，打下良好基础。以下谈几点经验体会。

    (一)我读医书从《汤头歌诀》及《医家四要》启蒙。初学时无门径，亦走了一些弯路，单就《汤头歌诀》来讲，不知背诵了多少遍，还是前记后忘，后来找到了窍门，把各类方剂经过分析、对比异同，便能牢记下来。以后再读《医方集解》，深入了解方义，就更牢固了。在读外科专著方面，由于师承相传，我最推崇高锦庭《疡科心得集》一书。盖明清两代在外科史上虽有明显发展，外科书亦不少，但大多陈陈相因，多所雷同，惟此书一反既往以疮疡部位编次的惯例，而首创两病或三病骈列立论，辨其异同，条分缕析，既便于辨病(现在所谓鉴别诊断)，更有助于辨治。例如「辨附骨疽、附骨痰论」，已能明确地把骨髓炎、骨结核区别开来。又如在脑疽论中，首先提出三陷变局，对全身化脓性感染--败血症与脓毒症，已有很好的认识。如是之处皆发前人所未发，确实在中医外科史上有很大的贡献。我对此书曾反复攻读，受益非浅。体会到高氏组方用药，偏重于清热解毒，毕竟疮疡属于火毒，阳证多见，观其所创新方如清营解毒汤、银花解毒汤、羚羊角散皆属此类。据此我认为当时高氏是受到温病学派卫气营血理论的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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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炳南
　　（１８９９—１９８４）
　　赵炳南，中医皮外科专家。从医６０余年，临床经验丰富。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皮外科治疗的独特风格。一生勤奋好学，诲人不倦，为中医学发扬光大作出了贡献。
　　赵炳南，原名赵德明，回族，经名伊德雷斯，祖籍山东德州。１８９９年５月出生于河北省宛平县（今属北京市）。父亲以打短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赵炳南自幼身体羸弱多病，从５岁到７岁仅３年间就出过天花，患过痢疾，得过麻疹，发过疟疾。赵炳南后来回忆说：“我的童年生活饱尝了人间的痛苦与疾病的折磨，是今天的少年儿童难以想象的”。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深深懂得生命的珍贵，在幼小的心灵里已播下了立志做一名为他人解除病痛的医生的种子。６岁时，赵炳南进入私塾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但因家境清贫，他的学习仅勉强维持了６年便中断了，被迫过早地走上社会。少年时期的赵炳南目睹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心灵受到极大震动，这更加坚定了他立志做一名医生为民众解除病痛的信念。１９１２年，１３岁的赵炳南开始在北京德善医室从师于名医丁德恩，学习中医皮肤疮疡外科。在短短的３年里，他研读了《外科准绳》、《疡医大全》、《外科启玄》、《医宗金鉴》、《本草纲目》等数十部医著。他刻苦努力、孜孜不倦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丁老先生，故尽得其传。１９２０年，赵炳南自设医馆开始行医，悬壶于北京西交民巷。曾任当时北京市中医公会外科委员、华北国医学院外科教授等职。他在建国前行医３０余年，救死扶伤，以人道主义和高超的医疗技术，救治过无数的病人和垂危患者。尽管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的好事情，却仍免不了权贵们的刁难与凌辱。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赵炳南获得了新生。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宁，更加勤奋，不断从中医学宝库里汲取营养，以发展中医事业为己任。１９５１年抗美援朝时，他主动提出免费为烈军属诊疗疾病，受到北京市人民政府登报表彰。１９５３年，他被聘为北京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和平医院等单位的中医顾问。１９５６年北京市第一所中医医院——北京中医医院诞生了，在党的中医政策感召下，他毅然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医馆，参加了医院工作。他把自己的药品、医疗器械、制药用具、办公家俱以及医馆部分设备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受到人民政府的热情赞扬和鼓励。
　　赵炳南先后担任北京中医医院皮外科主任、副院长、名誉院长，兼任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并被推选为中华医学会及其外科学会及皮科学会委员，全国中医学会副理事长，北京中医学会理事长。担任过北京首都医学院中医系教授，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还曾被选为第二、三、四、五、七届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赵炳南一生勤奋治学，勇于实践他从事皮外科专业６０余年，晚年则专门致力于皮肤病的治疗与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纵观赵炳南对皮肤病的治疗，不难发现，中医整体观这一指导思想贯穿其治疗的全过程。他生前经常讲：“作为一名皮肤科医生，一定要牢记皮肤病多是形于外而发于内的”。因此，他非常重视对脏腑的辨证。在诸多皮肤病的致病因素中，对湿邪与热邪尤为重视。他认为，治湿是治疗多种皮肤病的根本，治热则是治疗皮肤病的关键。１９７５年由其徒弟和助手整理而成的《赵炳南临床经验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全书共３０万言，系统介绍了赵炳南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该书共收入病种５１个，病例１３７例，还介绍了３种特殊疗法和行之有效的验方、常用方。此书１９７８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博览群书，学古不泥
　　赵炳南一生精研多种外科专著，但在医疗实践中从不拘泥古书，通过６５年的医疗实践，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灵活掌握经旨，注意疾病过程中的邪正关系，正确运用扶正祛邪或攻守相兼的治疗法则。如治疗疮疡疾患的阴证，他认为开始如攻邪太过，会大伤正气，造成正不抗邪，毒邪内陷而变生他证，结果是欲速不达。因此他主张外消之中，以补托为主，正气渐复，病势好转，因势利导，乘胜攻邪，则可取效。再用外消之剂，以消为主，逐渐正复邪衰，病势趋向好转，接着以扶正祛邪，消补兼施办法，以巩固疗效。在治疗皮肤病的过程中，他遣药切中，用药精当，药少力专，抓住主证，药到病除。如对缠腰火丹（带状疱疹）后遗症属神经痛的老年患者，经他细心辨证分析，属气隔血聚之证，遂不拘泥常法，而投以川军破瘀止痛，其效立竿见影。又如他治疗风湿疡（急性湿疹）能抓住热盛有湿的特点，投以大剂量苦寒的龙胆泻肝汤来泻肝胆湿热，疗效显著。
　　重视心肝火盛，善用龙胆泻肝
　　熟悉赵炳南临床用方的人都知道，他在治疗急性炎症皮肤病时，最重视对心与肝胆的辨证，最喜爱的方剂是“龙胆泻肝汤”。他认为心肝火盛是导致急性炎症皮肤病的重要原因，而“龙胆泻肝汤”正是清泻肝胆实火，清利肝胆湿热的代表方剂。龙胆泻肝汤，古医籍记载有数个，其组方药味却不完全一样。他常说，李东垣所述之龙胆泻肝汤方中无黄连、大黄而有柴胡，除了泻肝经湿热，治小便不利外，多有升散作用；《证治准绳》所载之龙胆泻肝汤方中无连翘、生地、车前子，而却有人参、知母、麦冬、五味子，除了泻心肝两经之火外，又偏于滋阴血；《沈氏尊生书》记载之龙胆泻肝汤方中无生地、车前子，而又加入青皮、白芍、柴胡等疏肝敛阴之品，这些都与临症所见之湿疡不完全对症。因此赵炳南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认为：湿疡之为病，虽起于湿热，但急性发病时，常有热重于湿的特点。他紧紧抓住这个特点，采用《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记载的龙胆泻肝汤为基础，自拟龙胆泻肝汤加减，方中用龙胆草泻肝胆湿热，生栀子清心火，泻三焦之热，而又用生地、丹皮、生甘草凉血解毒；木通、车前子、泽泻清利湿热，热重时加大黄以釜底抽薪。他既不用柴胡升散，又不用麦冬、五味子敛阴，但在临床实践中，深感清心火药力不足，故经常在应用龙胆泻肝汤的同时加入自创的以清心火为主的“三心方”（莲子心、连翘心、生栀子），以增强清心泻火之力。二方配合使用再加入除湿疏风之品，临床治疗急性湿疹、急性皮炎、带状疱疹、过敏性皮炎、药疹等急性炎症皮肤病（热盛型），每取良效。“三心方”中的连翘心，目前不少药材部门不入药，可用竹叶代替，临床疗效亦满意。
　　重视湿邪为病，惯用除湿胃苓汤
　　赵炳南生前常谓：“善治湿疹者，当可谓善治皮肤病之半。”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但仔细体会，却能悟出不少道理来。湿疹，按其性质可分为急性期、亚急性期及慢性期。前两期在临床上均有较明显的湿象。其发病机理不外乎湿热内蕴，或湿重于热，或热重于湿。在治疗上，他惯用除湿胃苓汤，并根据热与湿的轻重不同而加减化裁。即使在湿疹的慢性期，皮肤出现干燥、粗糙、肥厚、角化等一系列燥象而无水泡、渗出、糜烂等情况下，仍用治湿之法。对此，他曾论：“正是因为湿邪有重浊、粘腻的特点，因此，病理过程迁延日久，湿邪停滞，日久化燥，肌肤失养，是导致慢性肥厚性皮肤病的关键，故仍以治湿为本”。在治湿疹时，多采用健脾祛湿之法，善用薏仁、云苓皮、扁豆、苍术、白术等药物。他认为选用健脾祛湿之品是符合扶正祛邪原则的。当然，他也认为当利则利，因此，车前子、猪苓、防己、泽泻、萆薢等利湿之品亦常使用。
　　重视调和阴阳，常用四藤配伍
　　在晚年的最后１０年中，赵炳南的整体治疗观在临床工作中，更加突出地体现出来。他认为既然包括皮肤病在内的所有疾病的发生都是气血失和、阴阳失调的结果，那么整体调节就理所当然地显得必要，特别是对于那些慢性疾患尤为适用。他曾说：“阴阳失调者，其脉象当是寸关弦滑，双尺沉细，上火下寒之体者则多见”。在他晚年治疗多种疾病的处方中，经常出现“四藤”，即天仙藤、鸡血藤、首乌藤和勾藤。曾有人询问他“四藤”何以调和阴阳？他笑答：“乃经验之谈也”。
　　衷中参西，各取所长
　　赵炳南自１３岁从师学医，对病人有深厚的感情。他常说：“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一切为病人着想，我对医术无门户之见，对中西医两种医学，我一向主张取长补短”。事实也是这样，他在早年设馆行医时，就结识了很多知名的西医朋友，如方石珊、何显名等（都是当时有名望的西医专家），经常同他们切磋医术，取长补短。他常讲：“医术是治病的工具和手段，不应有门户之见，应择其善者而从之”。所以，在治疗一些危重病人时，他并不反对配合一些西药和西医检测手段，如对一些深部化脓性疾病、深部化脓，脓不得出，古代都是用中药蟾酥进行麻醉，以白降丹腐蚀破溃，使脓排出，但常有麻醉不彻底引起病人痛苦的事，所以在他晚年行医过程中，主张局部用普鲁卡因麻醉，说明他是不拘门户，一切从病人出发的。他非常拥护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他曾说：“我有很多中医徒弟，也有很多西医徒弟，你们要团结起来，共同进步，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为振兴中医事业贡献力量”。
　　简历
　　１８９９年５月２７日　出生于河北省宛平县三里河村。
　　１９０５—１９１１年　就读于宛平县城内私塾学堂。
　　１９１２—１９２０年　在北京德善医室从师丁德恩学医。
　　１９２０—１９２６年　在北京西交民巷开办诊所行医。
　　１９２６—１９５１年　在北京西交民巷开办医馆，独自应诊并带徒。
　　１９５１—１９５６年　参加北京联合诊所行医。
　　１９５６－１９７２年　任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兼皮外科主任，皮肤性病研究所顾问。
　　１９７２—１９８４年　任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名誉院长，兼北京中医研究所所长。
　　１９８４年７月　逝世于北京。

风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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