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与中医大学学弟交流学习中医的若干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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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良春　　朱良春，男，生于1917年，江苏丹徒人，中医内科专家。早年拜孟河御医世家马惠卿先生为师，１９３８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师事章次公先生，深得其传。１９４５年创办南通中医专科学校并任副校长。建国后，历任南通市中医院院长、主任医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二届理事，江苏省中医学会副会长，农工党第九届中央委员。重视发掘民间效单方、验方。擅长治疗内科杂症，对虫类药的研究尤有成就，曾创制益肾蠲痹丸、复肝丸等。著有《虫类药的应用》、《朱良春医集》，主编《章次公医术经验集》，门人弟子为其整理出版《朱良春用药经验》。
　　历任南通市中医院首任院长，中国中医药学会1-2届理事暨江苏省分会副会长，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协常委暨南通市委员会副主席，南通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现任南通市中医院首席技术顾问、主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鲜药研制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及长春中医学院客座教授，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技术顾问，沪、港、台当代中医技术中心顾问，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常务理事，新加坡中华医学会专家咨询委员、中医教材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1987年12月国务院批准为"杰出高级专家"，同年卫生部授予"全国卫生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1990年国家确认为首批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导师。1991年7月，国务院颁予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3年10月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中医药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朱良春教授是全国著名中医内科学家，治学严谨，医术精湛，对内科杂病的诊治具有丰富的经验，先后研制了"益肾蠲痹丸"、"复肝丸"、"痛风冲剂"等中药新药，获部、省级科技奖。主要学术著作有《虫类药的应用》、《章次公医案》、《医学微言》、《朱良春用药经验集》、《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朱良春》、《现代中医临床新选》（日文版，合著）等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曾先后应邀赴日本、新加坡、法国、马来西亚等国作学术演讲。
　　2003年7月获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抗击非典特殊贡献奖"。
　　2003年7月16日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聘为"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考试委员会专家。
　　2003年9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聘为"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临床研究特别专项"专家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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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名医朱良春（一）

               
　　当代中医界很多人都知道“朱良春现象”，这是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史载祥教授提出来的。他曾经跟随朱良春先生工作多年，目睹朱老不凡的学术成就，深有体会地说：“朱良春先生在中医学术领域中的大家风范，博采百家，自成系统，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平生所处，偏于东南一隅，当今中医居地区一级，而影响及于全国者，朱老一人而已。超越区位强势，独树一帜，声誉遍及国内外，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既然是现象，就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为中医同道提供参考，也可以深入挖掘形成现象的原因，总结规律，推动中医事业发展。我想，这就是史载祥教授提出“朱良春现象”的良苦用心，而不是要把这种提法当作个人崇拜。由患者到医生，靠中医魅力1934年，朱良春因为患肺结核，休学一年，完全用中医药治疗了近一年，终于获得痊愈。
    这一年，对于一个勤学上进的17岁青年来说，实在太长了。然而，他并没有被疾病所吓倒，也没有仅仅停留在医治疾病的事情上，而是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最后决定放弃商业中学的学习，转而学习中医，要“济世活人”。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也是中医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久病知医”、“久病成医”历史佳话的又一次再现。鲁迅骂中医，是因为不满意中医对于他父亲结核病的治疗后果；当然，1936年鲁迅自己死于结核病，与中医治疗无关。何祚庥说中医是伪科学，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两岁的时候，其父亲因为伤寒病在中医手里病逝，而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里，白求恩也死于没有中医介入的术中感染。假如，朱良春不是遇到一个好的中医，他会相信中医吗？他会自己要求去学习中医吗？由此，我们不难想见，朱良春日后的主张与他切身体会有关。他说：“当前加强中医临床人才培养的工作，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医事业存亡与发展的根本大计。当然，中医事业是一个系统工程，科研、教学、临床、管理等缺一不可，但它的着眼点，毫无疑问，都是以临床为中心的。所以，抓住了临床医技人才的培养，就是抓住了根本，抓住了要害。唯此，才能保证中医医疗质量的不断提高。”
     学中医用中医，追求完美1936年初，朱良春先生在孟河御医传人马惠卿家抄方一年，登的是大雅之堂，见证了太医家传。按说在那个时代，完全可以靠着这种不平凡的经历“悬壶济世”，两个效益一起抓了。但是，他不满足于“医道已了”的抄方，而是转学苏州，到章太炎任校长的国医专科学校，去接受中医现代专门教育，进行系统知识的学习。抗战爆发，日机轰炸，学校散伙，很多同学失学，或者自己开业谋出路。而朱良春先生想的是继续求学，在1937年11月凇沪抗战硝烟还没有散尽的时候，只身来到上海，千难万苦，找到章次公，成为章先生的得意门生。靠勤奋，也靠虔诚，朱良春先生不仅深得章次公器重，而且还结交了曾国藩的外甥聂云台先生。聂先生留学德国，学的是工程学。但是，他很不幸患有糖尿病，又因为糖尿病足而两下肢截肢。就是这样一位病人，不甘心做一个地地道道的患者、残疾人，而是矢志研究中医学，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通过对于医学的追求，他经过反复验证，总结出来两个治疗传染病很有效的方子：表里和解丹、温病三黄丸。他这个没有腿的研究者，把自己的创造传给了朱良春先生。

    1939年，朱良春先生在南通开业之后，赶上了登革热流行，他就用聂先生给他的两个方子，或单行，或配以汤药，表里双解，解救了大批患者，也验证了中医药治疗外感热病的良好效果。育后人荐人才，不拘一格治登革热使朱良春名声大震。当然，此前他用从章次公先生那里学来的真知灼见，也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当时瑞成国药号的老药公就时常赞扬他用药独到。很多年轻人希望前来拜师学习。

    1945年，抗战胜利前，朱良春先生经过反复商讨，与许多同道沟通，筹划已久的“南通国医专修学校”开学了，校舍是借用的一座神庙，叫做齁神殿。经过艰难的四年办学，终于培养出20多位合格的中医专科人才。那时，上海的几所中医学校已经被国民党政府取消了。解放后，已经开业十年的朱良春先生，带头响应号召组织起来，办联合诊所，办私立中医院，后来又无偿地捐献给国家，成了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公办中医院。靠真诚，靠独特的人格魅力，他赢得了三位民间医生的信任，把他们以之为生的的独门绝技献了出来，交给了朱良春。朱良春先生也不失信，不仅使他们走进了医院，成了国家干部，而且还把他们的原始经验，做成了“科研成果”，不识字的农民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特约研究员”，在北京出席大会。这种“点石成金”的神奇事迹，不仅需要明亮的慧眼，更需要宽阔的胸怀，温暖的政策环境。何绍奇远在四川童梓，靠着他与朱良春多年的师生交往，因此才获得了首届中医研究生的报名资格，才能够有机会力拔头筹，成为中医界的杰出人才。朱步先也是民间中医出身，没有高等学历，后来成为修改教授稿件的《中医杂志》的副社长，他进步的道路上，也撒满了朱良春先生辛勤关爱的汗水。当然，朱步先今天所以能够在英国传播中医药神奇疗效，与他自己的不懈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朱良春先生受国内中医学界的邀请，先后到贵阳、西宁、昆明、个旧、蒙自、长春、北京、上海、成都、江油、温州、乐清、宁波、深圳、 珠海、广州、桂林、南宁、厦门、洛阳、长沙、南昌、合肥、屯溪等地讲学交流，传播中医药学术经验。他5次出访日本，多次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欧洲等海外传播和交流中医药学术。他讲课都是从临床实用出发，百分之百的都是“干货”，很受学员的欢迎。他常说：“经验不保守，知识不带走”。一定要把中医学的火种，播撒在祖国的山山水水，使之万年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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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涛目录
邓铁涛教授
邓铁涛生在
从实践中探求中医理论真谛
五行脏腑
脾胃学说
痰与瘀
中医急诊术
教材建设
振兴中医　情深意切
简历
主要论著
参考文献
现代中医史
古代(经典)中医史
藏象近代革命简史表
振兴中医　情深意切
简历
主要论著
参考文献
现代中医史
古代(经典)中医史
藏象近代革命简史表

　　邓铁涛，中医学家。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名老中医.1916年10月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名老中医，内科专家。
[编辑本段]邓铁涛教授
　　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历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理论整理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知结合学会第二、三届理事会名誉理事，广东省卫生厅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广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中国中医研究院客座教授，辽宁中医学院名誉教授，广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1989年被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中心载入世界名人录。1990年被遴选为全国继承中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教师。1993年荣获广东省“南粤杰出教师”特等奖。
　　邓铁涛教授擅治心务疾病，研制成功的中成药有“冠心丸”、“五灵止痛散”等。临床长于对内科杂 病的诊治。并擅于运用中医脾胃学说论治西医多个系统的疾病以及疑难杂症，如重症如肌无力、萎缩性胃炎、肝炎、肝硬化、再生障碍性贫血、硬皮病、风湿性心脏病、红斑狼疮等，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其著述、主编及编写的论著名8部、发表论文80多篇。专著有《学说探讨与临证》、《耕耘集》、《邓铁涛医话集》。主编《中医学新编》、《中医大辞典》、《实用中医内科学》、《中医论断学》、《实用中医诊断学》等。1986年开始主持国家七五攻关项目--重症肌无力的临床的实验研究课题，1990年通过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５０多年来，精心研究中医理论，极力主张“伤寒”“温病”统一辨证论治。强调辨证方法在诊断学中的重要地位，于中医诊断学的内涵建设提出新的见解。临床善治消化、心血管系统疾病。致力于中医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人才。其论著深受国内外学者重视。
[编辑本段]邓铁涛生在
　　邓铁涛生在中医家庭，父名梦觉，毕生业医。幼受熏陶，目睹中医药能救大众于疾苦之中，因而有志继承父业，走中医药学之路。１９３２年９月，邓铁涛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在学习期间，遵照父之吩咐；“早临证，跟名师”，先后跟随陈月樵、郭耀卿、谢赓平等各有专长的名家实习。１９３７年８月，邓铁涛完成学业。５年的学习，使他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深深感到中医药学财富甚丰，博大精深。他决心为继承发扬中医药学而贡献毕生精力。
　　１９３８年，日本侵略军狂炸广州，邓铁涛避难于香港，与同学４人在文威东街南北药材行会址，合办南国新中医学院（夜校），并于九龙芝兰堂药店坐堂应诊。在救亡运动、进步文化影响下，他读了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和介绍共产主义初步知识的书籍，还学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鲁迅全集》等。在此期间，他深深感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自己学习钻研中医有很大帮助。这竟成为他以后探索中医药学宝库的一把钥匙。香港被日军侵占后，邓铁涛返回广州，辗转于穗港及武汉之间，行医谋生。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广州，翌年他到广东中医专科学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医学从奄奄一息中苏醒过来，但未能迅速恢复。１９５６年，邓铁涛得以参加国家早期兴办的４所中医院校之一——广州中医学院工作，其所学与抱负才得以发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备受冲击，但始终未能使他放弃钻研中医。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卫生部先后召开了衡阳会议、石家庄会议、西安会议，中医事业的形势逐步好转。１９８２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宪法规定了要在发展现代医药的同时发展传统医药，特别是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０日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为我国中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邓铁涛为中医事业迎来了真正的春天而高兴，更激励他投身到振兴中医事业的工作中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邓铁涛在中医教学、医疗、科研等领域相继取得成就，受到人民的信赖。他曾任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教务处主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等职，并曾担任第四、五届广东省政协委员。现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委员和该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州市科委顾问、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医史学会主任委员、博士研究生导师。论文著述及获奖项目主要有：《学说探讨与临证》获省出版成果三等奖。参加编写的《中医学新编》、《新编中医学概要》、《简明中医词典》、《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分册》获省科学大会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研制成功的中成药“五灵止痛散”获市科技成果四等奖。邓铁涛常说：“个人学术的真正开始，是在解放以后”。
[编辑本段]从实践中探求中医理论真谛
　　“寒”“温”
　　邓铁涛既重视理论又着力于临床，学术上能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这完全得益于“早临证，跟名师”。他亲见父亲运用仲景的“枳实芍药散”治疗一例注射吗啡才能止痛几小时而过后又剧痛的产妇，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按当时他的认识，“枳实芍药散”只不过是一个平淡的方剂，但经过他父亲的实践，“经方”之效力竟如此非凡。在50多年的医疗教学实践中，他更深地体会到中医理论来自实践，必须在长期的临床体验中，不断验证探讨，才能探求得中医理论的真谛，从而掌握其要领，加以发扬。
　　“寒”“温”统一辨证论治长期以来，外感发热病的论治，有“伤寒”与“温病”之分，在历史上发生过数百年的争论。邓铁涛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对“伤寒”与“温病”无所偏执。以后在实践中，更体会到只要真正辨证论治，有是证而用其方，无论是伤寒方或温病方，都能取效活人。如何看待“寒”“温”之争？邓铁涛在50年代便开始对此进行研究探讨，他对温病学说的产生与发展作了较全面的剖析，认为伤寒学派以东汉张仲景为宗师，以《伤寒论》为典范。但宋元以后，由于都市人口密集，水陆交通频繁，并且远洋业也日渐发达，为传染病的流行酿成条件，传染病的种类续有增加，这就使医家感到运用伤寒经方治病有时而技穷，于是便有了温病学派的萌芽。到了明清时期，经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医家的探索研究，温病学说日臻成熟，从而形成了温病学派。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温病学派是在伤寒学派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的，可以看成是伤寒派的发展。但如果认为既然是发展了，便可取代伤寒派，取消伤寒派的宝贵经验——法与方，那是错误的。同样，认为温病派微不足道，杀人多于救人，而一笔抹煞温病派数百年来的学术经验，也是不对的。他主张：伤寒与温病的学说和方法同样是我国医学宝贵的遗产，应该以科学的方法通过临床实践进行研究与实验。1955年8月，他在《中医杂志》发表了题为《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一文，阐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在中医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此文后来被日本神户中医学研究会翻译，刊于《中医临床》1980年第3期，对日本中医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寒”、“温”到底如何合流？邓铁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研究课题。他从毛泽东的“两论”中得到启迪：理论之重要，在于能指导实践。“寒”、“温”之争，主要矛盾在辨证。在教材中，外感发热病的辨证，有“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六淫辨证”，这对学术流派学习是必要的，但在临床上，则往往使初学者见证茫然，所以他认为“寒”、“温”合流的关键在辨证上，从而提出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他认为伤寒派与温病派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其所研究的对象又同是外感发热性疾病，所以辨证的统一是可能的，亦是完全必要的。怎样使分歧的辨证比较紧密周详，取长补短使之统一，便于掌握和指导临床，把前人的学说提高一步？邓铁涛对文献医著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以临床实践为依据，于７０年代初，先后发表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刍议》、《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等文，从历史发展、病因、病机、辨证、实践等方面阐述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可以统一，而且能够统一的观点，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辨证提纲和论治方法。《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内容，于1971年编入《中医学新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铁涛在所主编的《实用中医诊断学》中，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更统一化、理论化地融会到“辨证方法在临床上的综合应用”的章节中。
[编辑本段]五行脏腑
　　五行学说之研究６０年代初，有学者在哲学领域上对古代的五行学说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简单的循环论和机械论，这些观点亦直接影响中医的教学界，有人主张在教学上废弃中医的五行学说。如何对待这一学术争鸣？邓铁涛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准绳，涉猎《周易》、《尚书·洪范》以及先秦诸子有关学说，结合历代医家理论及自己的体会，认为中医五行学说来源于古代哲学，但又不是古代哲学，因为它与中医临床相结合，经过历代医家的发挥，已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核心之一。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６日，邓铁涛在《光明日报》“哲学”版上发表了题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一文，指出中医的五行学说主要落实在藏象学说中，脏腑配五行，是经过无数医疗实践提炼出来的。反映了中医把人体的功能归纳为五大系统（五脏），内外环境都与这五大系统联系起来，并用五行生克关系表达五大系统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用以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指导诊断、治疗与预防。通过该文，邓铁涛肯定了中医五行学说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
　　１９７５年，邓铁涛就其研究心得，又发表了《再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指出：中医五行学说不等同于古代哲学上的五行学说，后世中医的五行学说，也不完全等同于秦汉以前医学的五行学说，它在中医学中有一个发展过程。它所概括的生克制化关系，实质是脏腑组织器官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体内各个调节系统促进和抑制之间的关系，五行学说指导临床治疗过程，实质是使人体遭到破坏的内稳态恢复正常的过程。从而肯定了五行学说随着医学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其辩证法因素。进一步指出这一学说值得研究和发扬。
　　邓铁涛认为，中医学之发展，必须与时代各种最先进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在此同时，中医学本身首先要把原有的宝藏来一次大整理，使中医的理论更加系统化、规范化。“阴阳五行学说”一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之一，但“五行学说”在古代哲学上唯心主义者运用得较多，只有中医学之五行学说一直与医学之唯物辩证法相结合。而我国学术界对此了解甚少，因此一直怀疑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日本的汉方就不信中医的五行学说。如何向科技界展示中医五行学说之精华——相互联系的辩证法思想？邓铁涛迫切地感到应对五行学说加以发展，赋于它现代系统论的内容。１９８８年，他在《广州中医学院学报》第２期发表了《略论五脏相关取代五行学说》，指出五行学说的精髓是强调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组织之间，人与外环境之间等相互促进，相互抑制关系，主要是五脏相关关系。并提出用五脏相关说取代五行学说，指出五脏相关说提取、继承了五行学说之精华，并赋予它现代系统论内容，是五行学说的发展方向。
　　心主神明论的新认识有人提出到底是脑主神明还是心主神明？其实质是怀疑中医“藏象”学说的科学性。邓铁涛认为，所谓“藏象”，就是心、肝、脾、肺、肾５个脏的宏观现象，是中医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对人体功能加以归纳的五大系统，这一学说是中医通过几千年的治疗与预防疾病的观察而升华为理论的。对其不能以西医的解剖生理学来衡量与理解，只有用当今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才能理解中医的藏象学说的科学性，才有可能发现藏象学说的奥秘。他在７０年代就认为心脏不单是个血泵的作用，心脏一定有内分泌物质足以调节大脑的作用。当西医学者研究发现肺脏除了呼吸功能之外还有“非呼吸功能”（即肺还是机体很多内分泌素产生、释放、激活及灭活的主要场所），从而证明了藏象学说的“肺主治节”理论的科学性之后，他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４日，世界第一个植入人工心脏患者死亡后，外电引述了为克拉克植入人工心脏的外科医生德夫里斯的话说：“虽然塑料心脏不断泵血，但克拉克的血管变得松弛无力，发生膨胀，他的循环系统不能保持把带氧的血推向全身器官所需要的压力。他的结肠功能丧失了，接着他的肾功能丧失了，然后大脑功能丧失了。”邓铁涛对这一报道十分重视，他估计，心脏被置换之后，“心激素”的分泌停止了，当肺脏代替心的部分功能维持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心激素”在体内的储存用尽之时，生命便终止了，并指出要使人工心脏能长期显效，必须寻找心脏的内分泌素。他于１９８３年４月发表了《心主神明论》，文中指出，中医把心藏血脉与主神明合一起来，是把循环系统与高级神经活动合起来都归属于心。提出心脏这个实质器官，不仅只具有血泵的机械作用，它一定还有能作用于大脑的内分泌物的假设。并预言：当人工心脏的使用扩大之时，就会发现心脏的内分泌物质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从而将证明“心主神明”论的科学性。１９８４年，世界医学界便有学者报道发现心脏有内分泌素。
[编辑本段]脾胃学说
　　脾胃学说之继承与研究脾胃学说是祖国医学的璀璨瑰宝，邓铁涛向来十分重视。他善治胃、十二指肠溃疡，完全得益于这些理论作指导，他认为此病成因较为复杂，多因几种因素的反复作用而成。于诸因素中，较为重要的有三大因素——饮食因素、精神因素、体质因素。三者之中又以体质因素为关键性因素，体质因素即脾胃虚。从脏腑的关系来看，病生于胃，受侮于肝，关键在脾。脾气虚常为此病的重要一环。在分型治疗上，对肝胃不和者，常用四逆散加云苓、白术、大枣；脾胃虚寒者，常用黄芪建中汤加减；脾虚肝郁兼瘀者，常用四君子汤加黄芪、红花、桃仁、柴胡、白芍、海螵蛸之属；胃阴亏损者，常用麦门冬汤加减（麦冬、党参、沙参、石斛、玉竹、云苓、乌梅、甘草）。并指出，此病虽成因多种，但必因脾胃之气受损至不能自复而后成病，常是慢性而反复发作，故不能满足于症状的缓解而中止治疗；脾胃气虚为本病之根本，因此不管原属何型证，最后均需健脾益气或健脾益气再加养胃阴，巩固治疗２至４个月，方可言收功。他的这一学术观点，是脾胃学说理论在治疗胃肠道疾病上的继承与深化。
　　６０年代初，广州中医学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５７医院联合进行脾胃学说的研究，根据张仲景“四季脾旺不受邪”与李东垣“内因脾胃为主论”，提出了脾胃与预防疾病关系的研究。邓铁涛是研究组的主要领导成员。他们对婴儿消化不良和慢性无黄疸型肝炎进行治疗和实验观察，发现消化不良病儿经健脾施治后，胃排空时间缩短，胃液酸度与酶活性均提高，血白细胞增加１４．６％～４０％，分类以中性粒细胞的增加为明显，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吞噬率增加０．５～１．５倍，吞噬指数提高０．２～１６．７倍，取得了“健脾与免疫功能的加强紧密相连”的临床与实验资料。另外，他们以“见肝之病……当先实脾”的理论作指导，治疗了１６２例慢性无黄疸型肝炎，取得了较高的疗效，从而认识到本病不单在肝，更重要的是在脾，提出了着重治脾，兼治肝肾的治疗原则。并撰写了《脾旺不易受病》的学术论文，提出了脾旺与免疫功能的正常有一定联系的学术观点。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还运用中医中药治疗了不少急腹症的患者，总结出采用攻下、针灸等疗法治疗急性阑尾炎、肠套叠、蛔虫团梗阻、胆石症、胆囊炎等急症的治疗经验。为中医药能治疗急腹症提供了一定的临床依据。
　　７０年代，邓铁涛在医疗教学中，更感到脾胃学说有极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很值得倡导与研究。他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就其研究心得，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１９７８年在广东中医学会的学术会上发表的《略论脾胃学说》，其文以生理、病理及治疗为主线，对《内经》、张仲景、李东垣、张景岳、叶天士、张子和等有关脾胃学说上的论述加以整理、归纳，并结合临床体会阐述了个人的认识与评介，对脾胃学说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概括。指出脾胃与人体的消化、吸收、代谢、排泄、内分泌、免疫以至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都有密切关系，并对“中医的脾胃实质是什么”进行了探讨。认为从生理、病理来看，中医的脾胃应包括整个消化系统的功能与有关体液，从治疗角度来看，范围就更大，可以说，调理脾胃能治疗各个系统的某些有脾胃见证的范围相当广泛的疾病。
　　邓铁涛的上述认识，是从实践中来，又在实践中反复验证的。他不单运用脾胃学说指导治疗胃肠疾患，而且对西医学中多种病症如再生障碍性贫血、白细胞减少症、重症肌无力、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肝硬化、子宫脱垂等，均有采用脾胃论治而收到良好效果的例子。他认为脾胃乃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受纳运化水谷精微，达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在生理、病理学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发病，设法恢复脾胃正常功能，使气机调畅，升降得度，是治疗疾病，促进机体康复的关键环节。抓住脾胃这个轴心，不少奇难杂症多可迎刃而解。８０年代，邓铁涛以“重症肌无力疾病脾虚型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探讨其辨证论治规律及发生机理”为科研题组织课题组上报卫生部，于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经卫生部中医司批准，定为国家科委“七五”重点攻关项目。经过４年努力，提出了重症肌无力的病因病机为脾胃虚损且与五脏相关的学术观点，总结出其辨证论治规律，使重症肌无力的辨证论治系统化、规律化。用这些辨证论治规律指导临床实践，治疗２５２例，取得了总有效率９８．８％的疗效，并进行了与激素治疗对照共９４例，两组疗效无差异，但无激素之不良副作用。该项研究成果于１９９１年１月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认为这一研究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
[编辑本段]痰与瘀
　　痰与瘀的探讨邓铁涛长于诊治心血管系统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风湿性心脏病等，且多采用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这是经过对痰瘀理论的探讨摸索总结出来的。以治冠心病为例，现代许多医家都认为血瘀为患，采用活血祛瘀治法，这也不错；但在南方，邓铁涛却发现临床中属血瘀证的并不多见，而属气虚痰浊型的往往屡见不鲜，运用祛瘀法取效不大，而用益气除痰法多能应验。他未囿于别人的认识与经验，提出痰与瘀之间的关系如何？活血祛瘀对南方冠心病人能否普遍适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一再研究《金匮要略·胸痹篇》，并从１９７５年起参加冠心病专科门诊，对数百例冠心病人作临床调查与治疗。认为广东人身体素质较之北方人略有不同，岭南土卑地薄，气候潮湿，故冠心病患者以气虚痰浊型多见。气虚的表现是：舌质胖嫩，舌边有齿印，脉细或虚大，心悸气短，胸闷、善太息，精神差。痰浊的表现有：舌苔浊（尤以舌根部苔浊），脉滑或弦，肢体困倦，胸膺痛或有压迫感。邓铁涛基于多年的临床体会，提出了“痰瘀相关”的见解，认为痰是瘀的初期阶段，瘀是痰浊的进一步发展，冠心病属本虚标实之证。这一理论在临床应用取得疗效之后，他又指导研究生从血流动力学的角度进行探索，从实验室的数据初步得到证实。他拟定“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益气”他喜用广东草药五指毛桃根，又名南芪，益气而不伤阴，为首选佳品；痰瘀相关，配以鸡血藤行血养血；除痰基本方为竹茹、枳壳、橘红、胆星、党参、获苓 、甘草；气阴不足者再合生脉散；确有血瘀者用丹参、田应用于临床，取得了一定的疗效。邓铁涛对冠心病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丰富了中医对冠心病的认识和治法。
[编辑本段]中医急诊术
　　致力于中医急诊术的研究在过去，中医私人开业，抢救病人多在家庭病床进行。当西医院迅速发展后，危重病人都送入了医院急诊室，中医治疗急症的机会几乎没有了。邓铁涛认为，中医治疗急症有许多散在的宝贵经验，问题是未有加以系统总结，使之成为有效常规。早在５０年代初，邓铁涛便对急腹症之一的阑尾炎运用针灸、中药及外敷法进行综合性治疗，使阑尾炎患者免除开刀之苦。他于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在《中医杂志》发表了《试论中医治疗阑尾炎》，此文从历史文献、中医理论及临床验证等方面阐明中医能治疗阑尾炎，打破西医主张阑尾炎在２４小时内施行外科手术把阑尾截除的定论。６０年代初，他在中医学院和１５７医院联合搞科研之时，参与了急危重症的抢救工作，使不少病人转危为安。特别是在急腹症上，如对急性阑尾炎、胆道蛔虫、胆囊炎、胆石症、尿路结石、肠套叠、蛔虫团梗阻等急症，摸索并总结出不少中医中药的救治法和经验。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医急症的研究。对急性痛证，他研制成功的“五灵止痛散”，临床上可用于气滞、血瘀、邪闭等各种痛证，并于１９８４年８月通过技术鉴定，现已由药厂投产。对昏迷病人，邓铁涛以“心主神明”，“舌乃心之苗”为据，首创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点舌法，据临床观察，点舌后昏迷患者痰涎分泌物明显减少，口腔秽臭辟除，对帮助昏迷患者复苏起到重要作用（治例包括高热、一氧化碳中毒、心肌梗死等昏迷患者），不失为抢救昏迷病人的一种创新手段。邓铁涛在抢救危重病证，如高热、大出血、心衰、休克、尿毒症等，积累了不少经验，口服药物力求少而精，灌肠用药则峻而猛，内外治法兼施并举。他于１９８３年２月发表了《中医急诊术必须抢救》一文，为抢救中医急诊术大声疾呼，身体力行。
[编辑本段]教材建设
　　教材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邓铁涛先后任教过多种课程，计有《诊断学》、《中国医学史》、《各家学说》、《中医内科学》、《温病学》等。桃李遍及国内外，先后培养了３名博士研究生，２６名硕士研究生（其中有３名是外国留学生）。在数十年教学中，他对中医教学的内容不断实践与思考，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进行了一些教学内容的改革，还参与多种中医教材和参考书的编写，为中医理论的整理与提高作出了贡献，较为突出的是对中医诊断学教材的建设。关于中医诊断学，历代诊断专书不少，但纵观其内容，亦多只载“四诊”。４０年代始有医家根据张景岳阴阳六变而提出“八纲”辨证之名。５０年代，中医教学皆以四诊八纲为诊断学之内容。６０年代，中医高等院校集中力量编写统一教材，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除四诊八纲外，还将外感与杂病几种具体辨证方法纳入《中医诊断学》之中，强调了辨证方法在诊断学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过程中，邓铁涛对中医诊断学作了大量研究工作，主编了第一、二、五版《中医诊断学》教材、百多万字的《中医诊断学》教学参考书及《实用中医诊断学》等系列著作，为中医诊断学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编辑本段]振兴中医　情深意切
　　邓铁涛将个人命运与中医事业紧密相连，年逾古稀，还日夜思虑中医药问题，为振兴中医，弘扬祖国医学大声疾呼，情深意切。
　　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８日，他以一个中共党员的名义，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在信中，他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之一，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中医药事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了中医后继乏人乏术的严重局面。中医药这一条短线，要使之根本好转，实在不那么容易，非下大本钱不可。发展传统医药已明文写入宪法，但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使之早日复兴。邓铁涛的信反映了整个中医界的心声，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
　　中医学的前途如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医药学往哪里发展？这是邓铁涛时常思念的大事，１９８４年他在《大自然探索》科学家论坛第２期发表了《中医学之前途》一文，该文通过对历史的回顾，肯定了中医学两千多年不衰减其学术光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其内涵着朴素的辩证法与医学的结晶。文章还分析了中医学发展的外部条件与内部因素，提出要发展中医事业，人才是根本、医院是关键，中医特色是方向；并进一步指出在这一进程中，要坚持马列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处理好继承与发扬的关系，要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以发展中医辨证论治，运用中医综合疗法为宗旨。中医之兴亡，将取决于现代之中医，如果目标一致，团结合作，中医之振兴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并号召有志于发扬祖国医药学的同志们团结起来，朝着正确的方向迈步前进。
　　１９８６年６月，邓铁涛进一步就中医学发展的问题，在黑龙江《中医药学报》上发表了《试论中医学之发展》，他在文章里客观地分析了我国医学界现存西医、中西医结合、中医三支力量的特点，指出在三支力量中，目前最有问题，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医这支力量。这支力量要发展自己的学术，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思想，抢救与发掘老中医之学术与经验，临床上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要有所突破，要同现代自然科学各个有关学科相结合。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邓铁涛敏锐地觉察到，这同样是对中医事业的挑战和机遇，他于１９８５年１０月撰写了《新技术革命与中医》刊载在《新中医》上，他的信念与祈望是：新的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各方面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医事业也不例外，越新的技术越能阐明中医和发展中医。中医之振兴，有赖于新技术革命，中医之飞跃发展，反过来将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２０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拜师大会”，这是党和政府为尽快摆脱中医事业后继乏人乏术的局面，抢救老中医药专家的宝贵经验的重大决策，亦是振兴中医的一项战略部署。邓铁涛在大会上代表全国的老中医药专家发言，表示要毫无保留地尽自己之所有教给自己的学生，并提出：“学我者必须超过我”的口号，表达了对继承人的热切期望。
　　(作者：邓中光)
[编辑本段]简历
　　１９１６年１０月　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钱岗乡石蛟村。
　　１９３７年　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
　　１９３８—１９４１年　与同学数人在香港合办南国新中医学院（夜校），并在九龙芝兰堂药店坐堂行医。
　　１９４１—１９４９年　在穗港及武汉等地行医。
　　１９５０１９５５年　受聘于广东中医专科学校（１９５３年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任教，后任教务主任。
　　１９５６年—至今　历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师、教研组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现任中医内科教授。
[编辑本段]主要论著
　　１　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讲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１．
　　２　邓铁涛主编．中医简明教程．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
　　３　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讲义．修订２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６４．
　　４　邓铁涛主编．中医学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
　　５　靳士英，邓铁涛，姜国屏等．新编中医学概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７２．
　　６　邓铁涛，欧永欣，林建德等．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分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２．
　　７　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修订５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４．
　　８　方药中，邓铁涛，李克光等主编．实用中医内科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５．
　　９　邓铁涛主编．中医名言录．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０　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参考丛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１　邓铁涛主编．实用中医诊断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２　邓铁涛主编．奇难杂证新编．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３　邓铁涛主编．中医证候规范．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４　邓铁涛．学说探讨与临证．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１．
　　１５　邓铁涛．耕耘集．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
　　！６　邓铁涛．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中医杂志，１９５５，（８）．
　　１７　邓铁涛．试论中医治疗阑尾炎．中医杂志，１９５６，（１１）．
　　１８　邓铁涛，何霭谦．乙型脑炎治例小记．广东中医，１９５８，３（１０）：１１１４．
　　１９　邓铁涛．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光明日报，哲学版，第３６７期，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２０　邓铁涛．癃闭治验两例．广东医学．传统医学版，１９６５，（６）．
　　２１　邓铁涛．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及其在临床上的应用．新中医，１９７３，（１）．
　　２２　邓铁涛．冠心病的辨证论治．中华内科杂志，１９７７，１６（１）：４０—４２．
　　２３　邓铁涛．硬皮病治验．新中医，１９７７，（６）：１９—２０．
　　２４　邓铁涛．眼肌型重症肌无力的中医治疗与体会．新医药学杂志，１９７７，（７）．
　　２５　邓铁涛．略谈四诊．新医药学杂志，１９７８，（６）．
　　２６　邓铁涛．高血压病辨证论治体会．新中医，１９８０，（２）．
[编辑本段]参考文献
　　〔１〕邓铁涛．学说探讨与临证．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１．
　　〔２〕李向明，陈光曼，王瑞廷等．中国现代医学家传略．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４：７０—７６．
　　〔３〕邓铁涛．耕耘集．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
　　〔４〕上海中医学院．中医年鉴．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３：４９４、４９６，１９８６：４０８．
　　〔５〕山东中医学院学报编辑室．名老中医之路．第二辑．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８．
　　〔６〕刘小斌．广东中医育英才．广州：广东省卫生厅，１９８８：１１９—１２４．
　　〔７〕陈敏章，贺建国主编．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第二卷．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８：３９５—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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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医史
　　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1996年,清华学界对中医气本质，经络实质，阴阳，五行，藏象，中医哲学观等都有了新的全面整体创造性的认识和解说。如，邓宇等发现的:气是流动着的‘信息－能量－物质’的混合统一体；分形分维的经络解剖结构；数理阴阳；中医分形集：分形阴阳集－阴阳集的分形分维数，五行分形集－五行集的分维数；分形藏象五系统－暨心系统、肝系统、脾系统、肺系统、肾系统；中医三个哲学观－新提出的第三哲学观：相似观－分形论等。
　　还包括近代针灸经络的发展史,近代中医气的进展简史,中西医结合史,中医中药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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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经典)中医史
　　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西汉时期，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出现了“医工”，金针，铜钥匙等。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已经对“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有所认识，总结了“八法”。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还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戏”[6]。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收集5000多个药方，并采用辨证治疗，因医德最高，被人尊为“药王”。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两宋时期，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由于传抄引起的穴位紊乱，出版《图经》。金元以降，中医开始没落。明清以后，出现了温病派时方派，逐步取代了经方派中医。在明朝后期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标志着中药药理学没落。同一时期，蒙医、藏医受到中医的影响。在朝鲜东医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许浚撰写了《东医宝鉴》。
　　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中国出现许多人士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学受到巨大的挑战。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2003年“非典”以来，经方中医开始有复苏迹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医作为“古为今用”的医学实例得到中国共产党政策上的支持而得以发展。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
　　在国际上，针灸在引起医学界极大兴趣，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认为，针灸已被证实在减轻手术后疼痛、怀孕期反胃、化疗所产生的反胃和呕吐、牙齿疼痛方面是有效的且其副作用非常低，然而，对慢性疼痛，背部疼痛以及头痛，数据显示出模棱两可或者争议性。[7]。WHO认为很多针灸和一些草药的有效性得到了科学双盲研究的较强支持，但是对于其它的传统疗法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而且不能忽视未经研究的传统疗法存在的安全性及危险性等问题[8]。WHO在2002年5月26日发表“2002－2005年传统医药研究全球策略”，邀请全球180余国将替代医学纳入该国的医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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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象近代革命简史表
　　（引子：1980年，雷顺群， 系统论与藏象学说(一)， - 辽宁中医杂志, 1980。1983年，续系统论与藏象学说(二) - 辽宁中医杂志, 1983）
　　序幕
　　1994年，肖烈钢.试论藏象学说中的五脏系统特性[J].陕西中医,1994,15(5):211-213。侧重、强调藏象学说中五‘脏’系统（器官的）有整体性、联系性、有序性、自主性作了较为系统地阐述，说明了藏象学说中的五脏系统思想，其本质与现代系统论是一致的，然又有其特点。
　　革命
　　藏象五系统：心系统，肝系统，肺系统，脾系统，肾系统。分形藏象五系统。
　　1999年，邓宇,等; 藏象分形五系统的新英译 [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9年09期分形藏象五系统，心系统，肝系统，肺系统，脾系统，肾系统，藏象五系统，超脱出心肝脾肺肾五脏腑，五器官的传统局限性认识。
　　邓宇　等，1999年，中医分形集，数理医药学杂志，1999。
　　拓展
　　邓铁涛主审，，邓中炎主编，2002年，《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现代研究:基础与临床》，广州中医药大学。藏象心系统，肝系统，肺系统，……脑系统等。
　　2005年，赵喜，心主神明论《河北北方学院学报（医学版）》> 2005年6月2卷3期。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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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涛　（2002-37）





　　【医药名家档案】邓铁涛　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　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擅治心血管疾病、重症肌无力、萎缩性胃炎等疑难杂症。

　　【解说】这里是广东省开平市的一个普通村落，1916年农历10月11日，邓铁涛就出生在这个村落的一个中医世家。邓铁涛的父亲邓梦觉是近代岭南地区一位有名的温病专家，受家庭的熏陶，邓铁涛从小就在父亲背诵内经的抑扬顿挫声中萌发了一种对中医的兴趣。1932年，已经接受了一些现代教育的邓铁涛考入了广东省中医专门学校，从此真正开始了他与中医药事业的一世情缘。

　　【解说】1956年，邓铁涛成为中国最早的四所中医院校之一广州中医学院的一名教师，在这里，他先后讲授过中医内科学、诊断学、内经、中国医学史等多门学科，教学的同时也为他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对社会上有人说中医有经验无理论和中医是哲学不是医学科学的说法，邓铁涛以他多年的理论研究和丰富的实践结果，给予了明确的回答。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 邓铁涛】所有这些个看法都是不对的，它就是按照西医的角度来看待中医，所以就对不上号了。因为西医的发展是从形态学上发展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又经过实验研究，做动物实验，微观的，可以看得见，所以这样和中医对比起来，似乎中医就不科学了。

　　【解说】邓铁涛认为，中医学在几千年的发展实践中，始终是在一个正确的哲学观指导下不断发展的，较之西医从生物模式对人体进行研究而言，中医学始终是把人体放在天地之间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天人相映的医学观。可以说，中医学走的是一条靠临床信息反馈而不断提炼成为理论的道路。邓铁涛对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就是靠着中医学的系统理论指导而获得了较好的疗效。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 邓铁涛】我们的理论就是肌肉是脾所主，心、肝、脾、肺、肾，脾主肌肉，肌肉无力是个虚症，所以我们要补脾，而且这个病容易反复，所以不是一般的虚，因此，我们按照中医的理论，认为它是虚损，到了损伤的地步了，所以我们的治疗就是这样，如果他原来吃西药的话，就慢慢地把西药都脱掉，然后就吃中药，吃中药没有症状了，还要吃一年半到两年的中药，这样病人往往就能得到根治了，就不再复发了。

　　【解说】邓铁涛在实践中并不排斥西医，他认为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各有所长，应该功能互补。他教导年轻的中医生，在实践中除了应加强对现代科学各学科的学习研究外，还应该深入研究中医典籍，增强对中医的信心。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广东省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杨志敏】他要求我们要真正把中医搞好、学好，还是要回到中医学习的道路上去，所以他教导我们这帮年轻的二十几个徒弟，要重新学习中医的基本功，一些基本理论，他要我们重新学习中医的方剂学、中药学，还有四大经典，还有中医的四诊方面的基本知识，他说只有你这种基本功学好了，才能真正在中医上有一个更高的飞跃。

　　【解说】邓铁涛认为，中医学有三大宝库，第一是传统的中医典籍，第二是名老中医的学识经验，第三是散落在民间的秘方验方，这三者都是中医学要深入研究总结的对象。此外，作为医生，还应该在实践中去学习，把病人看作自己的老师。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　邓铁涛】我们的技术哪里来的，技术最先是我们的老师教我们的，但是接受了老师的教育之后，又如何去发展呢，那么第二个老师就是病人，所以我们说中医是个信息医学。比方说，这个病人有咳嗽病，我这样治也不好，那样治也不好，后来找了一个方法，把他治好了，因此我把那个方法就记下来了，这样的病人就用这样的方法能够治好，所以以后我遇上同样的病人，我就会用这个方法，就少走了很多弯路，就学会了新的技术。

　　【解说】邓铁涛不仅是一位中医理论家，他也是一位中医理论的积极实践者。由他提出的五脏相关学说和痰瘀相关学说，在国内外医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而他对脾胃学说的研究与发展和对伤寒与温病的辨证论治、以及心主神明论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都受到了同行的赞扬。但最让人感动的，是邓老为中医药事业发展而奔走呐喊的精神。

　　【广州中医药大学原党委书记 王绵宁】邓老不仅是对学校的工作关心，而且他对全国，乃至世界的有关中医药的事业发展都非常关心，他经常跟国内的知名的中医药专家商量，如何促使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多次向中央提出积极的建议，所以对我们国家的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他也起着推动作用。

　　【解说】邓铁涛曾经说过，关于中医问题，一有个风吹草动，往往使我们老一辈中医牵肠挂肚，寝食不安。邓铁涛对中医药事业的拳拳之心，热爱之情，由此可见一斑。1990年10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拜师大会上，邓铁涛代表500多名老中医发言，他说，我们一定毫无保留地尽我们之所有教给我们心爱学生,并希望他们超过我们，我们的口号是：学我者必须超过我。这发自肺俯的声音，也正体现了邓铁涛宽阔的胸怀和对年轻一代的殷切期望。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 邓铁涛】我很喜欢我的学生在治病方面有所成就，有所发现，如果他纠正了我的一些意见，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而且是很好的意见，我是最高兴的。因为一代要比一代强，所以学生必须要超过老师，这样中医药事业才能够发展。

　　【解说】邓铁涛广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医德医风，处处体现着一位中医大家的风范，作为他的学生，不仅能从邓老身上学到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而且更能让人领略到他那高尚的人格魅力。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 刘小斌】他不但中医的专业知识非常精湛，而且对自然科学其他学科的知识面也非常的广阔，在广东有的西医开玩笑说，邓老是一位开明的中医，所谓开明的中医，就是邓老能够紧跟着时代的节拍，把自己学科的知识跟社会其他各门学科的知识发展同步相适应，比如他写的"新技术革命与中医"，他写的"中医学之前途"就充分地体现了邓老的学科知识面的广阔。

　　【解说】邓铁涛认为，现代中医的发展，不只是需要有高楼大厦和先进的仪器设备，更需要的是有一批能够吃透中医精神的精英人才。 就是凭着对中医学的赤诚之心，已至耄耋之年的邓铁涛还在积极探索如何培养中医药学的现代化人才之路。

　　【解说】2001年，由邓铁涛发起，全国20多名老中医在广东省中医院举办了师带徒研究生班，邓铁涛把这看成是一个希望的火种，他期待能籍此为中医学的发展多积累些经验，以便更好地为人类的健康服务。

　　【解说】从南粤大地到国际讲坛，邓铁涛从一名普通的中医生，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我国著名的中医药学家，他对中医药事业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的临床和科研中，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医药事业的教育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的一生也折射出了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之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中医药事业有如万里云天万里路，我们祝愿邓老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

　　编导：朱勤效 摄像：姜可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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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绵之　　王绵之（1923— ），男，江苏省南通人。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中医方剂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重点学科方剂学学术带头人。现为中华中医药学会顾问，方剂学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央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
　　从事中医医疗、教学、科研60余年，1956年参加工作以来，主持首部方剂学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写，创建方剂学科。在辨证（病）论治，中善于兼融西说，特别注重患者的社会性和寓防于治，曾治愈脑干肿瘤、小脑肿瘤、垂体瘤、格林巴利氏症、Ⅰ型糖尿病、先天性免疫功能低下等疑难病证。先后应邀赴日本、泰国、澳大利亚、法国、新加坡及香港、台湾地区讲学和医疗。主编与参编著作9部，在国内外发表论文30余篇。
　　先后任方剂教研室主任、校门诊部主任、中医基础部主任、校高职称审评委员会副主任，兼光明中药函授学校校长；曾任国家（85版）药典委员会中医组组长、国家新药审评委员会中（成）药分会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等职，为全国政协六、七、八届委员暨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为1990年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局审定为全国500名带徒的著名中医药专家。并于2000年12月因“在干部医疗保健工作中成绩优秀”获中央保健委员会颁发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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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渡舟　　刘渡舟，中医学家。着力于《伤寒论》的研究。强调六经的实质是经络，重视六经病提纲证的作用。提出《伤寒论》398条条文之间的组织排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临床辨证善抓主证，并擅长用经方治病。从事中医教育30多年，为培养中医人才作出了贡献。
　　刘渡舟，原名刘荣先，1917年10月9日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市。幼年时，因体弱多病，常延请中医大夫治疗，亲身感受到了中医药的疗效，逐渐对中医药产生了兴趣。由于他体质虚弱的原因，他的父亲在择业时给他选择了中医这条道路。16岁时在营口正式拜当地名医王志远先生为师，矢志学习中医，从而迈出了此后漫长中医生涯的第一步。
　　1931—1932年，在营口德育堂随王志远学习中医基础理论，系统地学习中医经典著作，以及《药性赋》、《方歌括》等基础知识。1933—1936年，在大连市志远药房跟随老师学习临床知识及临床技能。
　　6年的学习结束后，他又在大连寿民药房跟随谢泗泉学习中医临床一年。谢先生曾告诉他：“学中医临床，莫过于外感与内伤两大类。学外感病必须读张仲景的《伤寒论》，而学内伤杂病则应该读《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因而，这一年他主要在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与《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二书上下了功夫。这对于他此后的治学道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1938年，刘渡舟在大连志远药房坐堂行医。为了让他铭记行医的职业道德，努力救治患者，使患者从疾病的苦海中得以解脱，他的父亲正式给他取字为渡舟。
　　1945年5月，刘渡舟随家迁居北京。1946年冬在北京参加并通过了“中医师特种考试”。1947年5月至1950年底，在北京东四钱粮胡同挂牌行医。期间，曾受华北国医学院之聘担任教授，讲授中医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参加了卫生部组织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学习西医基础知识，学期一年，于1951年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北京天坛华北人民医院中医内科工作。此后又先后任北京永定门联合诊所中医科主任，北京南苑区大红门联合诊所主任。
　　1956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了振兴中医事业，决定在北京、广州、成都、上海四市建立中医学院。这是医疗卫生系统的一件大事，各级部门对筹建北京中医学院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千方百计为中医学院的教师队伍寻找人才。经人推荐，刘渡舟来到北京中医学院参加中医教学工作。先后任伤寒教研组副主任、主任，兼任金匮教研组主任。1978年任北京中医学院教授，并开始培养中医硕士研究生。1985年又成为全国第一批招收中医博士研究生的指导老师。他还任北京中医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教材编写委员会委员以及《北京中医学院学报》总编等职。在教学中，他辛勤工作，获得群众的拥戴。1983年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1985年又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从1978年至今，他历任第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85年至今，任国务院学位评议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医学）成员，1987年以来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1991年更名为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刘渡舟于1956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1984年以来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着力于《伤寒论》的研究
　　刘渡舟注重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特别对《伤寒论》六经辨证理论体系的研究。刘渡舟认为，研习《伤寒论》，一定要结合《内经》、《神农本草经》和《金匮要略》诸书，这不但有利于全面地正确理解六经辨证理论体系，而且，在学习后世医家论著时，也就有源可寻，有本可依。他潜心研究数十年，撷古采今，旁涉诸家，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著有《伤寒论通俗讲话》、《伤寒论十四讲》、《伤寒论诠解》、《伤寒契要》、《新编伤寒论类方》等书，有理论、有临床，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伤寒论》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尤其是《伤寒论通俗讲话》与《伤寒论十四讲》二书，在国内多次重印，并被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发行。同时，他还任主编，组织编写了自研究《伤寒论》以来的第一部专门工具书——《伤寒论辞典》。
　　《伤寒论》的核心是六经辨证。但长期以来，对于“六经”实质的理解，却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针对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特别是针对有人提出的“六经非经络”的观点，刘渡舟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了六经的实质是经络。他认为，《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思想是在《内经·热论》六经分证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六经辨证是以三阴三阳的六经经络及其相互络属的脏腑的生理、病理变化作为物质基础的。离开六经经络及其相互络属的脏腑组织，则六经辨证就成了空中楼阁。六经辨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辨阴与阳，以三阴三阳的阴阳两纲统摄六经，然后进一步探求病位之表里，病情之寒热，病势之虚实。但是，如果辨证只辨到阴阳表里、寒热、虚实，那还是很不够的。因为它还没有具体地与人体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联系起来，仍然不能明确而深刻地阐明各种复杂的病理变化，以指导临床治疗。所以，六经辨证必须要以经络为基础，通过经络而落实到具体的脏腑组织，使辨证言而有物，从而达到辨证以论治的目的。他认为能否正确地理解六经实质，关系到能否正确地运用六经辨证理论以指导临床治疗，这是学习、研究《伤寒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刘渡舟还十分重视六经病提纲证的作用。《伤寒论》六经病证，各有提纲证一条。提纲证是指能够反映出每一经络及其相关脏腑之生理、病理基本特点的证候群，对于某一经的辨证具有比较普遍的意义。例如太阳病提纲证曰：“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脉浮”，是邪气客于肌表，人体正气抗邪于外的反映；“头项强痛”，是太阳经脉受邪，而经脉气血不利的反映；因为太阳经脉络脑下项，头项是太阳经脉所主之专位，故头项强痛是太阳经受邪独有的证候；“恶寒”与“脉浮”并见，是卫阳被伤，不能温煦肌表的反映。此一脉二证反映了太阳经病变的基本脉证特点，揭示了太阳主病在表的病变规律，因而，临床辨证只要掌握了提纲证，就能做到纲举目张，心中了然。此外，刘渡舟还认为六经辨证方法，原为邪气伤人而立论，并非只针对伤寒之一病。应该看到，辨证之法是从六经之体而求证，由于六经之体各异，与六经相互络属的各脏腑的生理、病理特点各不相同，所以每一经的证候特点也就随之不同。六经病提纲证反映了六经各自证候的共同特点，因此，掌握了六经病提纲证，不仅能够掌握其在伤寒病中的辨证规律，而且还可以将其扩大至杂病的辨证范围。正如清代医学家柯韵伯所说：“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
　　对于《伤寒论》398条条文排列意义，刘渡舟认为《伤寒论》398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条文之间，或隐或现，或前或后，彼此间都有联系。作者在写法上，充分发挥了虚实反正，含蓄吐纳，对比互明，言简义永的文法与布局，从而把辨证论治方法表达无遗。研究《伤寒论》，首先要领会条文的组织排列意义，要在每一内容中，看出作者的布局和写作目的，能学到条文以外的东西，要与作者的思想共鸣，才能体验出书中的精神实质。例如《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篇》30条：从第1条到第11条的内容是全书的纲领，具有指导全书，统领辨证的意义；从第12条到第28条，以穿插交叙的方法阐述了桂枝汤方的临床适应证、禁忌证以及加减变化诸证，并引出麻黄桂枝合方的3个小汗法，作为其后论述麻黄汤证之先序；第29条与第30条，以误治救逆的形式具体地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作了示范。可见《伤寒论》之398条有经有纬，发生着纵横的联系，以尽其辨证论治之能事。
　　临床善抓主证 擅用经方
　　刘渡舟还有着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辨证时抓主证是他临床上的一大特色。他认为，主证是决定全局而占主导地位的证候，直接反映了疾病的基本性质及规律，所以是最可靠的临床依据。抓住主证，不但是辨证的关键，而且也是取得疗效的关键，具有带动全局的作用。如有一次，为一崔姓产妇治疗，患者因产后腹泻，被误认为是脾虚，多次服用补益剂无效；又因其舌绛，苔薄黄，脉沉滑，下利而口渴，按厥阴热利证，投白头翁汤亦无效。后详审其证，知有小便不利、下肢浮肿，寐差，咳嗽等水气表现，因而抓住小便不利及“渴呕心烦咳不眠”之主证，参以舌绛脉沉，乃知此属少阴阴虚，水热互结之证，与猪苓汤5剂，小便得利而腹泻诸症皆除。
　　擅长用经方治疗疾病，是刘渡舟临床上的又一大特色。仲景之方谓之经方。他认为，仲景制方，不拘病名为何，但求脉证切当，病机合宜，有其证则用其方，故不论外感、内伤，随手拈来，因证而施治。他还认为，经方治病有两大优势，一是组方精简，配伍严密，药少量轻而功捷；二是方证结合紧密，观脉证而定病情，随证施治，不拘一格。他在临床上运用柴胡剂治疗肝胆疾病，泻心剂治疗脾胃疾病，苓桂剂治疗水气病变等，都取得很好的效果。他还从临床实践出发，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师仲景之意而广仲景之法，创制了不少疗效很好的新方。如柴胡解毒汤、柴胡三石解毒汤、柴胡活络汤、柴胡鳖甲汤等治疗各种急、慢性病毒性肝炎及早期肝硬变的系列方剂，疗效显著。
　　水气病，是中医特有的病证概念。但自仲景之后，还没有哪位医家对水气病证治疗进行过系统的论述，致使水气的概念不清，证治不明。通过长期临床观察与治疗，刘渡舟发现水气为病在临床上既常见又多发，涉及面很广，特别是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常常表现为水气病变，临床上不得其法，常难取效。因此，他刻意对水气病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表了《试论水气上冲证治》、《谈谈人体的津液链》、《谈谈“水证”的证治》等专题学术论文。他认为：“水气”的概念，应该是既有水饮，又有寒气。其发病的机理与心、脾、肾三脏的阳气虚衰有关。心为阳中之阳，上居于胸中，能行阳令而制阴于下；脾为中土，能行津液而制水于中；肾为水脏而主宰水液的气化作用。若心、脾、肾三脏阳气虚衰，则水阴之邪无制而汪溢为害。其中，尤是以心阳虚不能降伏下阴而为二：一是由“心下”部位气往上冲，主要责之于心脾阳虚；二是由“脐下”部位气往上冲，主要责之于心肾阳虚。水气病的辨证，典型者可出现明显的气由下往上冲逆的感觉。不典的辨证，典型者可出现明显的气由下往上冲逆的感觉。不典型者，虽不见明显的气冲之感，但从下往上依次出现的或胀、或满，或悸等证也十分明显，故临床不难辨认。甚者水气上冒清阳之位，还可以出现头目眩晕，或眼、耳、鼻、舌诸窍因之不利，亦当注意。此外，色诊，脉诊对诊断水气病也很有意义。水气之色上于头面，其人面带虚浮，其色黧黑，或出现水斑（额、颊、鼻柱、口角等处，皮里肉外，出现黑斑，类似色素沉着），谓之水色；舌淡嫩而苔水滑，甚者舌面津津然欲滴，谓之水舌；脉沉而弦，谓之水脉。色脉相应，便可辨为水气病而无疑。治疗水气病，法当温阳降冲，化饮利水为主。获苓桂枝白术甘草汤是治疗水气病的基本方。方中以获苓、桂枝为主药，获苓之用有四：甘淡利水而消阴其一；宁心安神而定悸其二；行肺治节之令而通利之焦其三；补脾固堤而防水汪其四。桂枝之用有三：通阳消阴其一；下气降冲其二；补心制水其三。此方若有获苓而无桂枝，则不能化气以行津液；如有桂枝而无获苓，则不能利水以伐阳。故苓桂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余如苓桂姜甘汤、苓桂枣甘汤、苓桂杏甘汤、苓桂味甘汤等苓桂剂，皆可视作在此基础上的加减化裁。除了将经方有效的用治于水气病外，刘渡舟还创制了苓桂茜红汤、苓桂杏苡汤、苓桂龙牡汤、三参救心汤等治疗水气病的有效方剂，丰富并发展了中医治疗水气病的内容。
　　热心教育 诲人不倦
　　刘渡舟在中医教育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了30多年，深知教书育人、培养中医接班人的重要性。在长期的中医教学中，他积累了两点非常宝贵的经验：一是读书须要背书；二是理论必须结合临床实践。
　　他认为，背书有两大好处：第一，背书有益于明理识证。《医宗金鉴·凡例》中说：“医者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清，临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不合，难以奏效”。他指出“背”是为了“书熟”，“书熟”是为了“理明”，“理明”是为了“识清”，而“识清”最终是为了临床上能够准确地辨证用药。第二，背书有益于日后进一步理解中医理论。由于经典著作文字简要，理论深奥，初学者难以一下子弄懂其全部义理，如果能够先将书中的内容熟记于心中，日久以后，随着所学知识的广泛与深入，尤其是随着临床知识的提高，对某些疑难问题就逐渐地有触类旁通之功，这可能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悟性”吧，这种“悟性”越多，其中医水平也就越高。刘渡舟曾说：“巧者人皆受之，若平时不下苦功先熟书于心中，则临证之时又有何巧之可言”？这对初学中医者来说，尤为重要。
　　在扎扎实实的理论基础上，他十分重视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他常常跟学生们说：“中医之所以能几千年而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它在临床上能解决很多问题。在课堂上学习基础理论，就是为了能在临床上正确地运用它。如果一个中医不会中医临床，那他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医。通过临床实践，不但可以验证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而且还可以激发对理论学习的兴趣，在实践中求发展。
　　刘渡舟对青年中医总是予以极大的关怀与支持。在他门诊时，周围总是围着一大群本科学生跟他抄方学习。对于学生的提问，从来都给予耐心细致的指点与教诲。在刘渡舟家里他的书案的玻璃台片下压着河南中医学院学生小杨的一篇散文，从中可以看出他为人师表的崇高品德。标题为《不曾见面的老师》。文中写道：“1982年，我还是个中医盲，考入河南中医学院之后，听高年级的同学说，在北京有一个著名的中医专家对《伤寒论》颇有研究。我怀着渴望知识和仰慕名人的心情，给在远方的老专家发出了第一封信。信中写道：‘敬爱的老师，我是多么渴望成为您的学生啊！’没想到，7天后就接到了回信。信中说：‘你的精神很使我感动，我认为，中医要发展，老年人就应该授业于年轻人，因此，我愿与你交个朋友，共研医道’。信是用正楷写的，苍劲有力。虽然我没见过他的手迹，但我相信，这封信是老专家亲自书写和发出的”。
　　“一个青年，能与闻名于世的医学家交朋友，真绝了，我失眠了”。
　　“随着学习进行，大脑里的问号愈来愈多了，我们的通信也就愈加频繁了。3年，到底通了多少封信，我告诉您，没统计过”。
　　“时间越长，我和他相见的心情愈急迫。我想，将来，或许能成为他的亲授弟子。我终究是他的学生，我一定要见到他，我最尊敬的老师，刘渡舟教授”。
　　除繁忙的教学，临床工作及大量的日常事务外，刘渡舟还承担着多项部级科研任务。如《中医古籍整理研究——伤寒论》、《柴胡鳖甲汤治疗慢性迁延肝炎，早期肝硬变的实验与临床研究》、《老中医电脑程序——苓桂术甘汤加减的临床运用》等。其中，《中医古籍整理研究——伤寒论》的科研工作，历经5年，经过反复的研究和专家论证，已经通过鉴定。
　　附注：
　　刘渡舟教授（1917—2001），辽宁省营口市人。16岁开始正式拜师学医，凡七年之久，出师后悬壶于大连。1945年来京，行医于钱粮胡同。1950年，考入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学习西医基础知识及临床课程。1956年调入初建之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历任伤寒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古典医著教研室主任、金匮教研室主任、中医基础部负责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主编、名誉主编，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他从事中医教育工作近半个世纪，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是杰出的中医教育家，是国家教委首批核准的中医教授，也是我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培养了大批各层次的中医人才，其中包括硕士24名、博士12名、入室弟子数名。他在教学、临证之余，笔耕不辍，著述颇丰，编写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撰写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他所主持的国家卫生部课题“《伤寒论》整理研究”，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多年来他积极致力于中医学术交流活动，筹建成立并主持了全国仲景学术专业委员会，曾多次组织国际、国内仲景学术交流大会，极大地推动了仲景学术的继承与发展。他还多次应邀东渡日本讲学，并赴新加坡、澳大利亚、香港等地访问交流，弘扬中医药学。
　　他既是学者、教育家，更是名医。他投身教育事业以来，从未间断过临床工作。他上溯岐黄之道，下逮诸家之说，力倡仲景之学，博采众长，学验俱丰，

西楼望月

看这些老中医，寿命都在七十岁以上，大部分在八十岁以上。

反观西医，常常有所谓“英年早逝”者。据说平均寿命大大低于一般人群。

朋友常说，仅此一点，优劣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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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绍琴　　赵绍琴，中医温病学家。浙江绍兴人。生于御医世家。１９２８年从父习医，后从师学医。１９３４年起行医于北平（今北京）。建国后，历任北京东单药材公司门诊部医生，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主治医师，北京中医学院教授、温病教研室主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内科委员会、北京中医学会顾问。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擅长诊治温病。著有《温病纵横》，有《赵绍琴临床４００法》等。
　　1917 年 生 于 北 京 ， 祖 籍 浙 江 绍 兴 ， 三 世 清 太 医 院 御 医 。 幼 承 家 学 ， 精 研 医 经 ， 自 1934 年 即 悬 壶 北 京 。 后 又 受 业 于 御 医 瞿 文 楼 、 韩 一 斋 和 北 京 四 大 名 医 之 一 的 汪 逢 春 储 先 生 ， 尽 得 三 家 真 传 。 现 为 北 京 中 医 药 大 学 终 生 教 授 ， 温 病 专 业 博 士 生 导 师 。 临 床 经 验 丰 富 ， 详 于 辩 证 ， 精 于 用 药 ， 善 治 温 热 病 和 内 科 疑 难 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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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正华　　颜正华(1920-)，男，江苏丹阳市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临床中药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曾任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医学药学组成员、国家教委科技委员会医药组成员、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全国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暨药学专题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中医药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学会理事暨北京分会常务理事等。
　　他从事中医药工作60余年，执教近50年，德高望重，学验俱丰，参与创建新中国高等教育中药学学科，为我国首批中医药学教授与研究生导师。先后主讲了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基础理论、中医临床课等，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专业人才，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专科与本科生、19名硕士生、12名博士生，以及校内外数十名骨干教师。主持了3项部局级科研课题，对缓衰、退热等中药进行了专题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其中退热药“黄栀花口服液”已被用于临床。擅治内科杂病，治验甚众，深受患者爱戴。曾发表论文20余篇，著作23部。代表作《临床实用中药学》获得学者好评，《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药学》是中高级中医药人员难得的参考书。1990年国务院颁发给特殊贡献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被国家人事部、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并颁发荣誉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