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与中医大学学弟交流学习中医的若干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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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涛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邓铁涛，男，汉族，1916年11月出生，广州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38年9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广东省名老中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邓铁涛：为中医奔走呐喊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邓铁涛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邓铁涛（左）与奥运蹦床冠军何雯娜合影     ◆他治疗重症肌无力屡获良效     ◆他重视脾胃提出了五脏相关学说     ◆他每每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亮剑     坐在面前的邓铁涛满头银发，面色红润，气度不凡，这位中医界的神奇人物，虽然九十有三，但是挺直的脊背、炯炯有神的目光、快捷的思维方式，和他的名字有着神似。        1937年，20岁的邓铁涛从广东中医药学校毕业，时至今日，大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诠释了这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老人的中国力量。神手挽狂涛，无数濒临死亡的生命被他唤醒，成千上万的学子被他的精神和医术感召，投身民族医药事业……     四处呐喊为中医     半个多世纪来，他经历了中医事业的坎坷曲折。一直以来，邓铁涛始终考虑着“中医出路何在”这样一个大问题，一直为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呕心沥血，魂断梦系，奔走呐喊。     谈到目前中医界存在的问题，邓铁涛说，从解放后中医的数量变化可以看出问题。建国初期，中医是157万人，最近卫生部统计中医的人数是27万，这意味着尽管人口在膨胀，但中医在迅速萎缩。事实上，中医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在很艰难地前行。     上世纪80年代，一些人不重视中医，国内出现崇洋媚外的思潮，重视进口药，甚至中成药也要用日本产的。中医历尽挫折，生存艰难，发展更无从说起。     邓铁涛一直在跟中医萎缩的趋势做着抗争。眼见中医事业日渐衰落，邓铁涛感到很痛心，内心十分着急，他常常辗转反侧、夜不能眠。邓铁涛暗下决心，要在自己有生之年，尽己所能跟中医不断萎缩的趋势作斗争，让中医发扬光大。     终于，机会来了。上世纪80年代，邓铁涛一直为中央领导同志看病，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看病过程中，他用疗效说话，领导一次次被中医的神奇疗效折服，邓铁涛也同时利用与中央领导的密切关系，在中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中医的振兴、崛起说话。1985年，邓铁涛第一次以普通共产党员的名义，写信给中央领导徐向前元帅。     徐帅有心脏病，一直找邓铁涛看。1985年，徐帅来广东过冬，有一天吃了西瓜，到夜晚便拉肚子，然后感冒、发热。凭经验，徐帅每次发热都要20来天才能退，随行人员早已习惯，没打算找邓铁涛。看着徐帅难受的样子，徐帅的夫人提出找邓铁涛试试看。邓铁涛为徐帅认真诊脉后说道，徐帅吃了西瓜是肠胃受寒，所以要给他驱风寒治疗腹泻，还给点温散药来解表。服药后第2天，热稍退，再改用清热法，结果1天烧就退了。烧退了，而且是只用1天就退了平常要持续20多天的热，徐帅舒服、轻松了许多，他和夫人都十分感谢邓铁涛，徐帅随行的医生（学西医的）也觉得邓铁涛很了不起。     这时，邓铁涛诚恳地向徐帅表达了让中医发扬光大的心愿。徐帅被打动了，马上承诺要向中央反映情况。邓铁涛十分激动，回家后立即奋笔疾书，向徐帅写了一封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要振兴中医的信，“中医在鸦片战争以后，受尽歧视与摧残，但仍巍然独立，与现代医学并存。解放以后，受改造中医思想的影响，中医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重视，出现后继乏人、乏术的局面。如果再不花力气去抢救中医学，等现在的老中医都老去，再去发掘就迟了。发展传统医药已明文写入宪法，但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使之早日复兴。”这封信，首先徐帅批示，然后胡耀邦、乔石也作了批示，到了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批示，才用了7天。     到了1985年的49次国务院会议，在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的重视下，会议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86年12月，国家中医管理局正式成立，中医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从此，中医发展加快了脚步。     对于中医的问题，邓铁涛从不含糊，中医每每遇上风吹草动的事情，他总第一个挺身而出。1990年，国家进行机构改革，邓铁涛听说中医药管理局要被精简，他立即牵头我国各地名老中医再次上书中央，这就是在中医药界著名的“八老上书”（邓铁涛、方药中、何任、陆志正、焦树德、张琪、步玉如、任继学）。     他们提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能撤销，其职权范围和经费不能减少，另外还建议各个省都设立中医药管理局。1个月后信访局回信，同意“八老”的意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得以保留。     第三次上书时刚好“八老”在广州授徒。邓铁涛发现中央总的政策要“抓大放小”，而且有很多中医院准备合并到综合医院，中医学院合并到西医学院。“八老”又着急了，于是又联名上书朱镕基总理，提出对中医、西医不能抓大放小，西医是壮年，中医是少年，你抓大放小，中医就活不了。结果朱铭基总理批复了，原来有6个中医学院想合并，结果只有两个合并入了西医院校。     非典流行期间，邓铁涛第四次上书。随后，吴仪在当年5月8号召开的中医座谈会上，强调中医对非典有防治的办法，然后中医才介入到防治非典中。     邓铁涛将个人命运与我国中医学事业命运紧紧相连，在古稀之年，他把自己日夜思考的中医药问题写成论文《中医学之前途》，提出了20世纪80年代中医事业的前进方向，中医药学往哪里发展等令人深思的问题。邓铁涛认为一是要向历史请教，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因素是“内因”，中医之兴亡，将取决于现代之中医，如果目标一致，团结合作，中医的振兴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     生命不能言弃     作为医者，他有着一颗仁爱为怀的心，多年来，他不仅用自己高明的医术尽心尽力为患者解除身体上的痛苦，而且还尽己所能从精神上、经济上帮助他们早日康复。他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我们不能轻言放弃。”     重症肌无力治疗至今仍然是世界性的难题，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病种，重症肌无力危象可多次发生，一次抢救成功则易，而第二、第三次抢救成功则难。     针对重症肌无力危象，邓铁涛参与抢救过数百次。2003年的4月，湖南安乡12岁男孩林林罹患重症肌无力，在某大医院上了呼吸机后被告知救治无效。打听到邓铁涛擅治这种病，林林的父母将房产变卖，筹得仅有的1万元钱辗转找到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过5天的治疗，病情虽有好转，但1万元已告罄。拿什么来救自己的孩子？4月17日，绝望的父母冲入ICU，拔下了林林身上的呼吸机套管和氧管，捏着孩子瘦削冰凉的小手，看着他艰难地睁开双眼后，无奈地准备离去。听到消息后，当时已经87岁的邓铁涛第一时间往12楼的ICU病房赶，进入监护室时，林林已奄奄一息，张着口努力地呼吸，气息将停。邓铁涛翻开被褥，发现孩子骨瘦如柴，不禁又急又心痛：“小孩瘦成这样，单靠药物哪能起作用？”说完，老人家马上拿出带在身上的5000元，叮嘱ICU护长：“快到营养室买鼻饲食物，要保证每天所需能量，有胃气才有生机。”他又对ICU主任说：“重上呼吸机，费用我先垫。”邓铁涛为林林免费提供中药“强肌健力口服液”鼻饲，还再三嘱咐医护人员要加强护理，给林林吸痰除痰，翻身拍背，清洁口腔，适当增加饮食量等。     孩子终于有救了，4月21日，邓铁涛再次来到患儿床边。孩子看到了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护士告诉他说：“这是你的救命恩人邓爷爷啊”。孩子的眼眶湿润了，插着气管无法说话，示意护士拿纸笔，歪歪扭扭的写了几个字：“邓爷爷，你为什么要救我？”邓铁涛倒一下子被问住了，“学雷锋，希望你长大报效祖国。”老人的话言简意赅，孩子领悟了。4月28日，患儿小林脱离呼吸机。孩子的父母也回来了，一见邓铁涛，双双下跪，邓铁涛搀扶起孩子父母给予安慰。5月6日，气管切口封上；5月12日，转入普通病房；5月19日患儿可以自行吞咽饮食；5月23日拔除胃管，终于解除了鼻饲食物的痛苦，孩子吃饱饮足，此时体重已增加至21千克，可以步行活动。     邓铁涛在抢救患儿的同时，还请香港的方女士帮忙支付了2万元。有热心人知道消息后，又送来1万元，还清了所欠医院的费用。2003年6月9日，小林出院随父母回到湖南老家，广州名医治好小林的消息轰动当地。     上海一位姓戴的先生，气管切开后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得到邓铁涛寄去的处方而获救，《文汇报》记者用“连续八个月寄药方，爱心飞过千山万水，上海患者幸遇广州华佗”报道这一事实。2009年1月15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到甘肃省科技厅一位干部感谢信函：“多年来我一直疾病缠身，自2004年底情况越来越糟，2006年初自觉不行了……两年多了，经过邓铁涛教授不断调治，病魔象抽丝般剥去，至今我已经从躺着都呼吸困难的人，变得可以去户外走动生活自理，对于一个几近死而复生的我来说，再造之德救命之恩感念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治病重视脾胃     邓铁涛治学，博而不失其精，实而不失其高，近而不失其远。他既重视理论又着力于临床，他从脾胃论治，挑战重症肌无力，益气除痰治冠心病，提出五脏相关学说。     邓铁涛向来重视脾胃论治，看他的方子，我们发现总少不了党参、白术、茯苓等健脾之药。邓铁涛说，他从上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着手收集研究，发现从脾胃论治的疾病十分广泛，除能治疗消化系统疾病之外，其他系统如循环、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多种疾病，都有采用脾胃论治而收到良好效果的例子。     曾经有一位女性病人，62岁，子宫脱垂合并阴道壁高度膨出，严重影响生活起居，要准备手术治疗，但由于心律失常，频发多源性室早、阵发性心动过速，手术医生让其治好心脏病后再去手术。患者找到邓铁涛，四诊毕，邓铁涛认为两病可以同治，皆因脾虚中气下陷所致。让其先重用吉林参，继服补中益气汤加减。半月后检查心电图改善而心悸除，两月余而子宫返其原位，追踪半年两病俱愈。免挨一刀，病人对邓铁涛千恩万谢。     邓铁涛运用脾胃学说治愈许多疑难病证，弟子问他有何“验方”？观其方只有党参、白术、茯苓、甘草等平常之药，十分疑惑。每遇这种情况，邓铁涛总幽默地说：“打仗都是靠海陆空三军，但有人打胜仗，有人打败仗。”其实，邓铁涛用药，妙在药量，单说黄芪一味药，治盗汗用9克，低血压用16克以下，高血压用30克以上，治重症肌无力用100克~120克，治截瘫曾用250克。     邓铁涛以脾胃学说为指导，主持“重症肌无力的临床和实验研究”的国家“七五”攻关项目，1990年通过国家技术鉴定，提出重症肌无力的主要病机为“脾胃虚损，五脏相关”，治疗上应以补脾益损为主，拟定强肌健力饮（胶囊）为治疗重症肌无力的主方；初步揭示了重症肌无力的中医辨证论治规律，该成果获1991年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199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重症肌无力临床研究获奖后，邓铁涛又继续深入研究重症肌无力危象的救治。中医参与抢救重症肌无力危象，中药剂型的改革是关键。邓铁涛从1994年研制强肌健力口服液制剂，解决给药途径、容量、通道等临床难题，从而提高疗效。     对于冠心病，现代许多医家都认为是血瘀为患，要采用活血祛瘀治法。邓铁涛长于诊治心血管系统疾病，研究《金匮要略·胸痹篇》，并从1975年起对数百例冠心病人作临床研究。经观察，他认为广东人身体素质较之北方人略有不同。岭南土卑地薄，气候潮湿，故冠心病患者，以气虚痰浊型多见，由此邓铁涛提出了“痰瘀相关”理论，认为痰是瘀的初期阶段，瘀是痰浊的进一步发展，冠心病属本虚标实之证，拟定“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此法在临床上十分实用。     1988年，邓铁涛发表了“略论五脏相关代替五行学说”，认为五行学说更名为“五脏相关学说”是提取中医理论的精华内核并加工提高的一种革新。“五脏相关学说”内涵为：在人体大系统中，心、肝、脾、肺、肾及其相应的六腑、四肢、皮毛、筋、骨、脉、肉、五官七窍等组织器官分别组成的五个脏腑系统。在生理情况下，本脏腑系统内部、脏腑系统与脏腑系统之间、脏腑系统与人体大系统之间、脏腑系统与自然界、社会之间，存在着横向、纵向和交叉的多维联系，相互促进与制约，以发挥不同的功能，协调机体的正常活动；在病理情况下，五脏系统又相互影响。简而言之是五脏相关。     五脏相关学说无论从理论的高度，还是从临床实践的角度，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令人瞩目。2005年，他申报的《中医五脏相关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课题已纳入国家科技部的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中。     邓铁涛从一名普通的中医，一步一个脚印，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中医学临床家、理论家、教育家，他曾写有一篇题为《万里云天万里路》的自传体文章，文内由衷之言，给人鼓舞和启发，“中医学的前途有如万里云天，远大光明，彷徨了几十年的中医可说已走在大路上。我们的责任，任重而道远，就看现代中医、西学中和有志于研究中医的其他科学家们的努力了”，这是邓铁涛的期望。（记者　方宁　通讯员　张秋霞）     邓铁涛小传     1916年10月出生于一个中医家庭     1932年-1937年就读于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     1962年、1979年两次获广东省政府授予“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     1990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遴选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2003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优秀科技工作者     2005年6月被科技部聘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中医基础理论整理与创新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     2006年12月获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     2008年1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聘为“治未病”工作顾问     2009年被评为“国医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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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良春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朱良春，男，汉族，1917年8月出生，南通市中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39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江苏省名中医。 朱良春：神仙手眼 菩萨心肠     他使上海淋巴癌患者拳头大的肿瘤逐渐消失，使几近残疾的骨病患者重获新生；他动员浪迹江湖的蛇花子将祖传治蛇毒绝技献给国家，挖掘不识字的民间散医成专家；他90岁高龄还四处看病讲学，使中医薪火相传。他常说，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朱良春在门诊中     ●他使上海淋巴癌患者拳头大的肿瘤逐渐消失，使几近残疾的骨病患者重获新生；     ●他动员浪迹江湖的蛇花子将祖传治蛇毒绝技献给国家，挖掘不识字的民间散医成专家；     ●他90高龄还四处看病讲学，使中医薪火相传。他常说，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     偏于一隅而名闻天下者，朱良春也。“朱良春现象”是中医界称道的话题。他老师章次公送他一方印章“神仙手眼，菩萨心肠”，是朱良春一生的真实写照。     中医界治风湿病素称“南朱北焦”，即指南通朱良春和北京焦树德。而朱良春经验方“益肾蠲痹丸”是目前唯一能修复骨膜破坏的中药制剂，很多癌症患者在朱良春这里绝处逢生。     92岁的朱良春有着骄人的精力和体力，气度儒雅，虽然一脸平和与安然，但其纵贯古今之学识、浩荡之胸怀、仁善之心肠，总让人生出无限敬意。朱良春虽久居南通，却成为一代名医，不以位高职显，而是真正以德服人，以术服人。     用虫药如神 善除肿瘤、骨病顽疾     日本西尾市寺部正雄会长的夫人患有乳腺癌，她喝朱良春开的汤药1个月，手术时，肿瘤只剩一小块，癌细胞萎缩死亡。     上海14岁的小男孩，髓母细胞瘤术后复发，头痛耳胀，泛泛欲呕，左侧乳突窦积液，朱良春精心调治，复查多次未显异常，已能正常上学。     南通市三位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病危患者，朱良春用中医药使他们转危为安，现正安度幸福晚年。     朱良春善治疑难病这在中医界是公认的，近年来广为传诵的是他治好了上海施先生的淋巴癌，这只是其中的个案。     日本西尾市寺部正雄会长的夫人患有乳腺癌，她瞒着日本医生天天喝朱良春开的汤药，1个月后手术时，原来的癌肿只剩了一小块，癌细胞也萎缩死亡了，日本医生惊呆了。     上海14岁男孩小张，2004年4月在沪诊断为髓母细胞瘤，术后两月余，头痛如重压、耳胀，泛泛欲呕，时轻时重。MRI示脑瘤术后复发，左侧乳突窦积液。朱良春用扶正祛邪、软坚消瘤法，予多种虫类药、补益精血药合用，精心调治，2006年、2007年至今复查多次，均未发现异常，已能正常上学。2008年小张父子等三人专程从上海来通向朱良春报喜：复查肿瘤已完全消失。     朱良春积累了治肿瘤的丰富经验，在南通市中医院、良春风湿病专科医院、良春中医门诊部里，很多慕名而来的肿瘤患者，经朱良春及其女儿、学生采用扶正消癥的综合疗法施治，多数患者的病情得到缓解或好转，减轻了痛苦，提高了生活质量。                 类风湿、强直性脊柱炎在骨科界一直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因为患者骨节畸形、骨质破坏，失去运动功能、生活不能自理不说，还伴着剧烈的疼痛，患者痛不欲生。     朱良春善治风湿骨病，益肾蠲痹丸是最能体现朱良春多年经验的代表方剂。32岁的蒋女士患类风湿16年，全身大小关节肿痛，活动受限，生活不能自理。经朱良春用益肾壮督、蠲痹通络法治疗1年半后，各项指标均正常，能正常工作生活，并于今年年初怀孕、待产。     南通市3位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患者先后被通知病危，朱良春用中医药使他们转危为安，现正安度着幸福的晚年。     在上世纪中叶，朱良春还有一个“五毒医生”的雅号，原因是他善用有毒的虫类药。虫类药为血肉有情之品，生物活性强，但作用峻猛、具有一定的毒性，能搜剔深入精隧骨骱之病邪，没有功底的医生不敢乱用。当年，药店老药工当得知开方子的朱良春只有20多岁时，赞叹道：“这个年轻大夫，胆识可真大。”     深邃高远 引领学术　启迪后学     他是我国最早撰文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医生。他倾囊相授诊治疑难病的诀窍，并认为：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     “非典”期间，他主张打破卫气营血的传变规律，采用表里双解或通下泄热。他参与广东、香港的远程会诊，取得显效。     朱良春在学术上，思想深邃而有远见，对后学多有启迪和引领，而且不尚空谈、求真实干。     据医史学家马伯英考证，朱良春是为我国最早撰文提出辨证、辨病相结合的学者。朱良春指出，“证”和“病”不可分割，但不能为追求统计学意义，就始终使用一个处方治疗，这样会把中医的辨证论治的“活法”庸俗化、机械化，要防止把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法引入歧途。     在危急重病面前，朱良春也颇具高见：对急性热病的诊治，他主张打破卫气营血的传变规律，提出“先发制病，发于机先”，采用表里双解或通下泄热，多能缩短疗程，提高疗效。2003年非典期间，他参与广东、香港的远程会诊，取得显效，荣获抗击非典特殊贡献奖，就是例证。     而对于一度迷惘、困惑的中医学子，朱良春不管在学术上还是在信仰上都让人看到希望。     对于中医发展，朱良春一语中的：“一个是保持中医特色，一个是要有信心。”“经典是基础，师传是关键，实践是根本”。     很多人曾请教朱良春诊治疑难病的诀窍，朱良春总是倾囊相授：“怪病多由痰作祟，顽疾必兼痰和瘀”；“久病多虚，久病多瘀，久病入络，久必及肾”；“上下不一应从下，表里不一当从里”。准确辨证之后，采取相应的扶正、培本、涤痰、化瘀、蠲痹、通络、熄风、定痉等法，再配合虫类药，很多时候都可明显提高疗效，这是朱良春70年从医生涯的心得，屡试不爽。     朱良春认为：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事实上大部分病症还是可辨可治的，关键是找到“证”的本质。如果说不能治，那是我们尚未认识许多确有疗效的“未知方药”的缘故，但总会找到。     这不仅是一个人治病水平的高低反映，也是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根本观念。朱良春对中医充满了信心，并敢于去攻克疑难重症，这种信念产生出巨大的力量。        朱良春虫类药的应用对后学也颇多启迪：上世纪60年代，朱良春首创的“复肝丸”，以扶正化瘀立法，用红参、紫河车配山甲、鸡内金、地鳖虫、三七等，开中医药抗肝纤维化先河。2003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内容之一就有“扶正化瘀法在抗肝纤维化的作用”；1963年朱良春在杂志上连载《虫类药的临床应用》文章，在水蛭条下曾明确提及，治胸痹心痛，配全蝎、蝉衣、地鳖虫等虫类药，收到常规药难以达到的效果。这对后来以虫类药为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思路和方药，深有启迪。     山西灵石名医李可先生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朱良春，热情地跑过来拥抱这位素未谋面的老师，因李可早年吸取了朱良春用虫类药的部分经验，效果很好，心仪已久。朱良春笑：“不敢当，我现在用药审慎，不如你那样胆大有魄力。”     力倡实用 不尚空谈重实效     从临床干起，多年来，求真实干，绝不做表面功夫。对于虫类药的应用，朱良春不是妄用峻猛毒烈之品以邀功，而是从实践中摸索出的真经验。     朱良春讲学内容都是人们认为秘而不传的“真货”，故不管是应邀官方讲学，还是单位讲座，很多人都愿意自费参加。     朱良春是章次公先生的得意门生，章老倡导的“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注重实效”的治学主张，朱良春终身践行。     朱良春从临床干起，明白诊病关乎生死，当然要凭真本事，况患者也是医家的衣食父母，切忌空谈和造势。多年来，朱良春无论是临床、科研、讲学都求真实干，绝不做表面功夫。     中医界多年来热议的辨病辨证关系等，一直争论不休。如什么是“病”和“证”，关系如何，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等等，从理论、哲学层面上探讨莫衷一是。朱良春从临床着眼，举了一个例子，马上就一目了然，并提出了公允的看法。     辨证论治灵活，体现中医特色，但对疾病的具体机制和明确诊断缺少现代科学依据。这种中西医之间的客观差别，如不经综合参考分析，有可能导致医疗上的严重失误。如直肠癌早期症状易与慢性痢疾或痔疮混淆，如不运用西医学方法早期确诊，中西医结合，及时给予相应的治疗措施，就很有可能贻误病机，致病情恶化，癌肿转移，甚至不治。     朱良春讲学讲的也都是人们认为秘而不传的“真货”，故不管是应邀官方讲学，还是单位讲座，很多人都愿意自费从四面八方涌来，因能学到真东西，没有水分。     《朱良春医集》一书出版后短短8个月就再版，《朱良春用药经验集》已再版了14次，可见受欢迎的程度。     尽宏慈善 以菩萨心肠对待患者     他不能限号，一限号患者就要半夜排队，他说：“这样子，没病也等出病来，我心里不安。”     他的普通门诊诊费才15元，特需门诊诊费50元。他说，“到了我现在这种年纪，看病肯定不是为了钱，我的诊费涨价感觉有点说不过去。”     朱良春不仅医术高明，其怜悯和尽心也让人相当感动。     朱良春解放前在南通行医时，曾经对穷人施诊给药，给病人开了药后，盖上免费给药印章，到指定的瑞成药店抓药，朱良春每年端午、中秋、年终同药店老板结帐。     现在，92岁高龄的朱良春仍出诊，且不将病人看完了不吃饭。因为有的病人担心吃完饭，他就不回来了，故朱良春一定要坚持看完病再吃饭。     找朱良春看过病的人知道，朱良春的号是限不住的。因为一限号，患者们就要半夜排队，朱良春说：“这样子，没病也等出病来，我心里就不安啊。他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所以只要条件允许，我都尽量满足病人的要求。”     以朱良春的名气和医术，要是在北京，诊费应在300元，就是上海，也应该200元。但朱良春的诊费才15元，特需50元。朱良春坦然地说：“到了我现在这种年纪，看病肯定不是为了钱，体力可以的话就多看一点。我的诊费涨价感觉有点说不过去。”     2007年10月，朱良春不顾疲劳去郑州讲学，山东武城县一个胰腺癌患者水米难进，病情危急，其亲属赶到郑州恳请朱良春能否亲自去一趟。 从郑州到武城，要坐5个小时的汽车，这对于一个带着疲倦的91岁老人意味着怎样的风险。但朱良春不顾亲属、朋友的劝阻，毅然退掉机票，赶赴武城，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朱良春常说：“中医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一种仁术。”     海襟江志 大道源自平常心     他和邓铁涛等名师大家相知很深，也和民间医生、无名晚辈私交甚笃。朱良春从不以名医、大家自居，对求教者真正做到了有信必复，有问必答。     朱良春从游者甚众，非借位高职显，而是“以诚待人，以德服人”。     朱良春既和邓铁涛、路志正、任继学、颜德馨等名师大家相知很深，也和民间医生、无名晚辈私交甚笃。多年来，朱良春从不以名医、大家自居，对同事、下属、学生、徒弟、平民百姓皆一视同仁，对求教者真正做到了有信必复，有问必答。     季德胜是旧社会流浪江湖的蛇花子，陈照和成云龙也是治疗瘰疬、肺脓疡的土医生。已经是南通中医院院长的朱良春多次前去拜访，待之以礼、晓之以义、动之以情，和他们终成莫逆之交，使他们自愿将独门秘术捐献给国家。朱良春与有关同仁还帮助三者申报成果，并手把手地教他们学写签名，可见朱良春的心胸。     这段佳话广为流传，以至于现在挖掘云南少数民族控制生育秘方还想请朱良春出山。     朱良春早年在南通办过中医学校，解放初期并把合办的联合中医院全部设备无偿捐献给国家。     朱良春的弟子何绍奇因学徒出身报考研究生受到限制，朱良春亲自寄了航空快件给方药中教授，详细介绍徒弟的水平已达到报考要求，并且“我可以个人人格担保，不会让您收了无用之人的”。     朱良春另一爱徒朱步先当时职称还不高，朱良春大力举荐他作《实用中医内科学》的统稿人。朱步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其才华后来被前来慰问的领导慧眼识中，才有缘奉调入京。     “以诚待人、以德服人”，和朱良春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的大度，老人甚至对“文革”期间严重伤害自己的人都宽容地原谅他，能化云为雾，视往事如风。     布道神州 纵行南北　遍洒甘露     他不仅纵行南北，还在北濠河畔笑迎八方来访者。     与邓铁涛、吕玉波等携手合作，倡导并积极参与名师与高徒的学术传承工作，名师与高徒传承的盛会在南通首开纪录，然后定位于广东省中医院。     朱良春直到现在还没有退休。20多年前国务院发了一个“杰出高级专家，暂缓退休”的文件，使朱良春一直成为南通市中医院的职工，既然是医院的职工，就要尽义务，所以朱良春每周都到南通市中医院出诊。     朱良春还把大量的心血倾注到良春风湿病专科医院上，该医院采用纯中医药治疗疑难病症，突出中医药特色和优势，救治了不少的顽症痼疾患者，引人注目。中央电视台先后两次来采访拍摄，广为传播。     除了常规的出诊外，朱良春还到海内外讲学研讨，其他时间都用于接待来访、复信和整理文稿。这几年更忙了，他与邓铁涛和吕玉波等携手合作，倡导并积极参与名师与高徒的学术传承工作，名师与高徒传承的盛会在南通首开纪录，然后定位于广东省中医院，大力促进了中医药学术的弘扬传承。     同时，在北濠河畔，朱良春笑迎八方来访者，他的四层寓所里，来此“取经”的高徒络绎不绝，这里，不仅来过新加坡学员，也曾住过广东的高徒，还有北京、上海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养项目的学员登门来访，就在记者采访期间，两个山东省临沂市的学生跟随朱良春侍诊学习，形影不离。     朱良春的病人遍天下，弟子遍天下，朋友遍天下。     朱良春，一位心似佛而术近仙的中医长者！     朱良春小传     1917年生，江苏镇江丹徒人，后迁居南通市。     1923年-1928年 读私塾6年，后转入学校学习。     1935年 至武进孟河拜御医世家马惠卿先生为师，学习中医。     1936年 转至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学习。     1937年 因抗战，转入上海中国医学院，跟随章次公先生侍诊实习。1938年毕业。     1939年2月 至南通设立诊所开业行医。     1945年-1948年除诊病外，并创办南通中医专科学校，任副校长。     1952年 参与创办中西医联合会诊所，任所长。后改为联合中医院，任院长。     1956年 无偿将医院全部设备捐给政府，成立市级中医院，任院长。     1987年 国务院批准他为“杰出高级专家，暂缓退休”。     1990年 被国家确认为首批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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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学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任继学，男，汉族，1926年1月出生，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1945年4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吉林省名老中医。 任继学：中医急症开拓者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任继学（右一）在“八五”攻关课题中查房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著书立说     ◆他敢为天下先，用中医药治疗中风，见血不止血，主张破血化瘀、醒神开窍，开中风治疗之新风。     ◆他是中医急诊学的开拓者之一，创建了中医急证医学体系，主编了第一部《中医急诊学》教材。     ◆他为人师表、悉心育人，培养了一批人，带出了一个团队，创建了一个学科，影响了一代人。     学术     记者见到国医大师、著名中医大家任继学先生时，阳光下，任老的目光炯炯有神，高大的身材略显瘦削。书房里他年轻时跨马佩枪的戎装照格外显眼，让人感觉他身上总有一股领军人的气势。     任继学先生曾救治过无数急险重症，挽救过无数人的生命；作为中医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曾为中医药奔走呼号。他为中医急症所做的开创和奠基，在中医界影响十分深远。     学术     创中医急证  开中风治疗之新风     任继学主张的破血化瘀和王永炎院士主张的通腑泻热法联用，可使中风的死亡率和致残率明显下降，发挥了中医药治疗重大疾病的优势。     任继学总结临床经验，针对中风，首次提出破血化瘀、泻热醒神、化痰开窍的治疗总则，此原则适合于缺血性中风与出血性中风，这突破了前人见血止血的观念，为诊断缺血与出血性中风不详情况下的用药提供了依据。目前，这种方法和王永炎院士主张的通腑泻热法联用，可使中风的死亡率和致残率明显下降，突出了中医药治疗重大疾病的优势。     任继学是中医急诊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创建了较为完善的中医急证医学体系，主编了第一部《中医急诊学》教材。     对于内科学的学科建设，任继学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医内科学的特点，他认为内科学的病、证、症、候、理、法、方、药、调、防为核心的独特体系。区别以上10种特点的方法为辨证十法，通过辨证十法，把疾病特点分析出来，使辨证论治更清楚、更有把握，从而提高疗效。     对于疾病任继学多有新见，如他多次强调药害的问题：对于滥用抗生素、激素、胰岛素，环境污染，化学药品广泛使用如农药、杀虫剂等，使人体发生病变，人类患现代药源性的疾患，出现的“怪病”、“坏病”，还有只犯皮毛的感冒， 由于大量用抗生素、病毒灵等，用药不当，反成太少合病，即成药害。任继学提出系统完整的治病防病措施，特别是对SARS治疗时使用大量激素后出现的股骨头坏死等病症，提出了中医有效的治疗方案。     无论是临床还是科研，任继学都不排斥西医，但是讲求西医为我所用，他能用中药治病的坚决不用西药，看见学生不用中药只用西药十分生气。     任继学曾明确指出：“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以中医药理论和实践为指导。不能只搞“研究中医”，而要“中医研究”；“研究了那些高级的一二类药物为什么没有疗效，为什么不受广大患者认可，反而那些古代名方、经方为什么经久不衰，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对中医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恰恰是因为功底不深，经典读得不透。”任继学曾多次告诫中医后学：要重视古文献和经典，不要纸上谈兵，真正理解和读透，用于指导临床。如果仔细研究古文献，就可以看到，有太多的记载证明中医理论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有着非常系统论述的真科学。     任继学指出，中医要创新发展，首先得系统地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我们不应对中医妄加评论，而应踏踏实实地对古文献进行认真地发掘整理，找出本质所在，同时结合现代科学，这样才能走中医自我发展的道路。     医术     妙手回春   慈心仁术     以前，任继学家常有接二连三登门求医者，甚至夜里也常有人敲门求治，每次他都热情接待，从不拒绝病人，患者们常常感动得热泪盈眶。     任继学医术精良，屡起沉疴，还设身处地地替患者着想，经常垫钱送药。     以前，任继学在家吃饭时，经常有接二连三登门求医的人，甚至夜里也常有人敲门求治，每次他都热情接待，患者们常常感动得热泪盈眶。任继学说：“病人找到了我们，他们的心里就找到了依靠，所以我们再难也要给他们看病。”     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患者，任继学经常免费为他们看病。患者带的钱不够时，他还经常为他们垫付医药费。一年夏天，一对延边朝鲜族夫妻领着患肝病的儿子来就诊，可是没有挂上号。老夫妻衣着破旧，父亲黄胶鞋上沾满了泥，背着儿子上楼，满脸汗水。儿子水肿，腹水明显。任继学听说诊室外等着这样的患者，赶紧让他们进来看病。任继学不顾肝臭味，详细查体、诊脉、观舌象，开具了“千金鲤鱼汤”等药方。询问中得知老夫妻以种地为生，为了治儿子的病几乎倾家荡产，任继学自己拿钱让学生去抓药，并详细记下了地址，说是为以后随访用。他们走时，老父亲伸出长满老茧的双手握着任继学的手，激动地只说了句“大夫，谢谢……”就哽咽了，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事后，任继学让学生多次寄去了医药费，直到病人病情明显好转。     在查房过程中，对于农村困难患者，他多次带头捐款捐物，还要求医院为这样的患者减免医药费。     任继学治病的一个特点是突出中医简、便、效、廉的优势。一位患者患带状疱疹，屡治不愈，花了5000多元钱，左侧胸胁、上臂前臂外侧红肿疼痛难忍，静点、口服许多抗生素、镇痛药无效。任继学让她用马莲草熏洗外敷，1周后疼痛、并发的感染症状明显减轻，3周后痊愈，只花了挂号费。任继学常说：“多数病人不富裕，应尽量用有效且便宜的药物。”     任继学在上世纪50年代就主张心、脑分论，分治。他认为古代我国人就明确了心、脑功能，即心有血肉之心和神明之心之别。故任继学治中风依据他的脑髓理论和对脑病的深入认识，疗效甚佳。任继学的一个50岁的女亲属，患出血性中风，脑出血约70毫升，西医专家会诊中认为生存希望不大，任继学亲自抢救，应用自己创立的破血化瘀、泻热醒神、化痰开窍法急救。昏迷72小时的患者醒过来了，认人了，2周后开始说活了，1个月后恢复健康。     任继学开的药方将多名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SARS肆虐期间，其中一名病人，肺部90％炎性改变，5次会诊均被宣判为“死刑”，家属绝望了。任继学会诊后开了汤药，并从家里无偿拿来珍藏多年的梅花点舌丹、六神丸。家属也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理，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服任继学的方药。4天后，X线胸片显示炎性改变70％消失，许多医生认为这简直是奇迹。其他一些患者也从拒服中药转变为争先恐后地服用中药，极大地提高了疗效。这名患者痊愈后，选择了跪拜磕头这种最古老的方式表达谢意。     责任     一片丹心   慈言俱浓     任继学外出一定会抽空去书店，自己掏钱给弟子买书。他经常对学生说：“要啥条件，我给你们跑，你们把中医药事业搞上去就行！”但凡自己读书有所领悟，也马上把学生一一召集到家里“上课”。     任继学性格鲜明，刚正不阿，既严厉又重情义，学生们对老师既敬又怕，却又情同父子。     任继学对学生要求严格，经常会随时考考学生，并对学生说：“我要是发现你们去唱歌跳舞，不好好花工夫学习，就别想毕业了！”但任继学又非常疼爱自己的学生，他外出一定会抽空去书店，自己掏钱给弟子买书，也经常对学生们说：“要啥条件，我给你们跑，你们把中医药事业搞上去就行！”但凡自己读书有所领悟，也马上把学生们一一召集到家里“上课”。广东省中医院黄燕教授在长春跟师任继学学习期间，任继学担心她冷，就让老伴买来棉衣服和靴子，知道她爱吃红烧肉和饺子，隔些天就让老伴做给她吃。严师出高徒，任继学的学生们个个都基础扎实，成为骨干力量。     任继学在担任原中医学院中医内科教研室主任时，曾亲自带领当时的科室骨干、他的弟子范国樑、黄永生、南征等先后6次奔赴长白山区采药，年年访问药农。长白山区层峦叠嶂，时有野兽出没，他们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研制出返魂草系列中药，仅此一项就为吉林省中药企业创造产值5.6亿元。     中药保健饮料“健美滋”，具有延年益寿、美容功效，它的研制成功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任继学自己却没有拿1分钱，而是全部投入到科室的硬件建设上来。教研室编写内部讲义，任继学把科研结余归己的经费拿出来继续资助编写。现在教研室上万册图书中，绝大多数都是任继学自己购买的。     任继学爱较真，因早年练就了对中药一眼识真假的功夫，常走进药房，抓起一些饮片看看说：“这些药是假的，不能用，那些药是好的。” 任继学也经常找院领导讲：“医生是救死扶伤的，不仅要看病，还要多学习。”     为提高医院中医急症水平，任继学家中两部电话曾24小时开通，经常接到电话，他不顾高龄，亲临临床一线指挥抢救，直至患者病情稳定才回家。     SARS流行之初，中医没有介入治疗，任继学坐不住了，亲自去找领导，并以近8旬高龄24小时值二线。任继学发现，外用药紫金锭是救急良药，可起死回生。但因其含有大戟、雄黄等剧毒药，学生们不敢给SARS患者内服，任继学说：“没关系，出了问题我负责。”     正是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SARS期间不顾78岁高龄，整理出近10万字资料，供同行参考，亲自承担吉林省中医药防治SARS首席专家，24小时应诊，并带领他的弟子盖国忠、宫晓燕等去定点医院会诊，同时率先在国内制定出地方性防治方案《吉林省中医药防治SARS型肺炎方案》，组织弟子编辑《中国瘟疫大全》，他配制的院内制剂“扶正除疫汤”，3万余人服用，无1例患病。     1998年，任继学首先发起全国名老中医高级讲习班，号召全国的名老中医到各地聚集讲学，备受欢迎，现在已举办了13期。     任继学对中医爱之深，痛之切。他担心中医前途，忧虑后继乏人乏术，曾于1990年参与八老上书江泽民总书记，1998年参与八老上书朱镕基总理，2000年参与十老上书李岚清副总理，2004年12月参与七老上书温家宝总理，可见任继学对中医的一片丹心。     大家     中医活字典   岐黄国宝     一次学术会议，任继学40分钟的发言竟然一口气点出了150本古医书和作者，话语既出，震惊四座。会后一个年轻人到图书馆一一查对，无半分差错。     任继学有“中医活字典”的美誉。学生们说，有老师在，我们都不用翻书。     一次学术会议，任继学40分钟的发言竟然一口气点出了150本古医书和作者，话语既出，震惊四座。会后一个年轻人到图书馆一一查对记录，无半分差错。此后，一些知名不知名的大小专家都会小心翼翼地问：“任继学啊，关于某某问题那个什么书上是怎么说的了的？”任继学对答如流，还会说：“《诸病源候论》的某某页上，回去看看。”同样，在一些答辩会上，有任继学在大家就变得很紧张，真正过了任继学满意那才叫功夫过硬。     这自有任继学的天分，也有他的勤奋。在北京中医学院读书时，任继学看遍了图书馆里的所有线装书，工作人员都知道，那个固定的座位谁也不要占，是任继学的，他每日准时来。     任继学家里有3万藏书，且多是泛黄的古书，任继学不仅每一册读遍、批遍，还记得存放的位置。一次任继学的学生拿书借看后随手放到了别的书架，任继学查找时马上就发现：“小南征，借我的书没给我放到原位吧？”     任继学经常在50分钟的讲座中，不用讲稿，滔滔不绝，胸有成竹。也正因如此的博闻强记，任继学做决策也格外果断。     任继学一度非常繁忙，主持着多项课题，1周出四五次门诊，到全国各地出差讲学，著书立说忙到深夜，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献给了中医药。他为争取中医地位不断呐喊，为中医发展不知疲倦；布道南北，广育弟子：他培养了一批人，带出了一个团队，创建了一个学科，甚至影响了一代人。     任继学在中医药界声望之高，可以从其他国医大师对其评价中窥豹一斑：     南通朱良春说，任老精研医理，对中医学之奥意，说理透达，屡创新论，验之临床，疗效卓著。他反对“中医西医化”，但绝不因循守旧，愚与之交流切磋，得益甚多，敬仰殊深。     广州邓铁涛说，我与任继学，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相隔数千里，而一见如故，情同手足，志同道合，真同志也。任继学博闻强记，脑中有个中医文库，临床上有套真功夫。     北京路志正说，其独见令人开阔；思巧者当予效仿；言理者据之有物，发挥升华于其临证实践；突出了中医之优势，于后学多有启迪。     浙江何任说，任继学造诣专深，毕生求索，议论新警，足以夺目。     上海颜德馨说，中医学界之巨擘也。在学术上多有发明，如中风病见血不止血，重用“清”、“通”、“化”、“泄”之法，独辟蹊径，所治多验，为世所许。任继学刚正不阿，忠诚捍卫中医事业，在中医界久负盛誉。     本文在采写的过程中，得到了任继学的夫人、长春中医药大学附院院长宋柏林、党委书记张晓明、原党办主任郭玮、任继学的弟子黄永生、南征、王中男、宫晓燕、盖国忠、赵建军、刘艳华等，以及任继学的子女任喜波、任喜尧、任喜洁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记者　常宇）     任继学小传     1926年生于吉林省扶余县。     1939年～1945年，师从吉林省名医宋景峰先生学习中医。     1945年～1955年，先后在吉林省扶余县解放军第七区、第十六区、第十八区卫生所任所长，从事中医医疗工作。     1955年～1956年，在吉林省中医进修学校学习。     1958年～1960年，在北京中医学院全国教学研究班学习。     1956年起，在长春中医药大学任教，现为该校终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2004年，获得“白求恩奖章”。     2008年，获得“王定一”杯中医临床国际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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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荣扎布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苏荣扎布，男，蒙古族，1929年12月出生，内蒙古医学院主任医师、教授，1949年5月起从事蒙医临床工作，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自治区名蒙医。 苏荣扎布：蒙医药现代化的开拓者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苏荣扎布(右一)为患者诊病     ◆他组织编写了第一套蒙医药高等院校教材，促进了蒙医药高等教育的规范化、正规化     ◆他提出“基于阴阳学的现代蒙医学整体观理论”新学说，大力推进蒙医理论现代化     ◆他擅长发挥传统蒙医药优势辨证论治，屡创新药，疗效卓著     三次见到苏荣扎布先生，他都身着蒙古族的节日盛装。高高的蒙古帽子、别在腰间闪闪发亮的银质蒙古刀以及独特的蒙古靴子，让人立即联想到万马奔腾的景象。苏荣扎布的汉语说得有些生硬，但他用蒙语书写的十几部蒙医学理论著作却树起了蒙医现代化的里程碑。正是这位80岁的老人，时刻不忘使命，向人们宣传蒙医药知识、治病救人，他就像一只雄鹰，俯瞰大地、振翅苍穹，护佑着草原群众的健康。     成长     寺庙里走出的蒙医大夫     1929年12月，苏荣扎布出生在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幼年的他，也像其他牧民家的孩子一样，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放牧、玩耍。但是在苏荣扎布不到7岁的时候，父兄相继去世，母亲禁不住这一连串的打击，一病不起。1943年4月，受到一种不知名传染病的袭击，苏荣扎布的母亲和支撑家业的舅舅相继去世。     好在当时一位喇嘛医生收治收养了他，可以说是蒙医蒙药使他死里逃生，成为这场瘟疫后的幸存者。从此14岁的苏荣扎布留在寺庙里开始苦读医经药典。之后的6年里，苏荣扎布先后拜拉木扎布和巴瓦两位医生为师，学习藏文和蒙文，攻读蒙医理论和临床基础知识。通过钻研理论及临床实践，他传承并丰富了蒙医药学，在心血管、消化系统、妇科等疾病的诊治方面积累了独特的经验。     跟师学医的第5个年头，苏荣扎布已经能够对一些疾病进行诊治，然而周围人都不敢信任一个10多岁小伙子的医术。尽管大家对他的医术有质疑，但是苏荣扎布丝毫没有受影响，他依然勤恳而执著地跟老师学习。     1949年，20岁的苏荣扎布已经可以独立为病人看病。这年，他参加了当时旗卫生行政部门的考试。顺利通过考试后，苏荣扎布留在了察哈尔盟商都镶黄旗医院从事临床医疗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对蒙医药事业的重视和扶持，苏荣扎布也与他热爱的蒙医药事业共同成长。 　     理论     整体观学说推进蒙医理论现代化     苏荣扎布博览历代蒙医各家学说，并努力地在临床实践中丰富和完善蒙医古老理论体系。他提出以“六基症”为核心的新学说，归纳升华了蒙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特征——基于阴阳学的现代蒙医学整体观理论。这一新学说的提出为现代蒙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苏荣扎布认为，蒙医药理论体系的特点是以阴阳五元学说为指导的整体观和对六基症的辨证施治。六基症理论把引起疾病的主要原因归纳为赫依、希拉、巴达干、血、黄水、虫（细菌、病毒、微生物）等6种，从本质上归纳为寒热两种。“人体的赫依、希拉、巴达干是构成人体进行生命活动的三种能量与物质基础”，苏荣扎布说。这三个基本因素是蒙医理论的基础，他们在人体基本属性中属阳性。血在蒙医理论中被认为是滋养人体诸元素的物质基础，因此在人体生命活动中属阴性。     蒙医理论明确指出，发病本身的内在条件是指三根七素，即内因；致病因素指外界因素，即外因。在正常情况下，三根七素各有特点，自具其能，密切联系，共同担负着人体正常生理功能活动，保持对立统一的相对平衡状态。这是保证人体健康的基本因素。     苏荣扎布认为，三根在各种致病因素的影响下，会出现偏盛偏衰等反常状态，当三根失去平衡时就产生疾病。     基于这些基本理论，苏荣扎布紧密结合自然与人的关系、五行和三素气的关系等来解释人的生理规律和病理规律。他认为，“人体和自然界是对立统一的整体，人体本身就是这一庞大体系的缩影。因而，人体也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苏荣扎布对诸多病种进行了进一步的分类和解释，提炼出了现代蒙医药精微与糟粕之分解的新陈代谢理论，并采取辨证治疗的方法，在理论和临床上不断取得突破。     从事蒙医临床研究几十年来，苏荣扎布出版了多部总结自己研究成果的著作并发表了许多学术价值极高的文章，如《蒙医学六基症及其分类》、《论蒙医学整体观》和《赫依、希拉、巴达干之变化规律》、《浅论蒙医药形成、发展的特点》、《现代蒙医药理论体系的三大基本特征》等，对古老蒙医理论的现代化进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临床     发挥传统蒙医优势辨证论治     古代蒙古族劳动人民以游牧生活为主,狩猎为辅。而蒙古族喜欢吃肉、骑马、摔跤等生活习惯，也使得蒙医药在治疗骨伤、风湿疼痛、心血管疾病等蒙古族地区常见疾病方面疗效显著。     苏荣扎布在行医60年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在治疗“六基症”之“赫依”症类疾病和气血运行不畅精微与糟粕的物质代谢紊乱类疾病方面尤其擅长。如心血管、精神、神经、消化系统疾病等诸多疑难病症。     在临床实践中，苏荣扎布依据气血运行中“精微与糟粕”的新陈代谢理论研制出多种新药，临床应用均取得满意疗效。如赞丹11味、术沙7味、扎索11味、满纳嘎乌日勒、冠心2号等，在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疗效独特，受到广大患者的信赖和推崇。其中一种治疗心脏病效果很好的七味广枣散，被收录到《中国药典》（1985年版）中。     苏荣扎布献身蒙医药临床及科研事业60年，开拓与创新孜孜不倦，却不追名逐利。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告诉了记者一件令人感动的事。上世纪70年代，一直致力于心脑血管疾病临床研究的苏荣扎布，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特效药配方及治疗因精微分解、吸收受阻致高血压的有效处方。但他却毫不保留地把这些处方交给了内蒙古医学院的乌恩教授，“我什么都不要，你们拿去研究吧。”苏荣扎布就是用这样一句简单平实的话来回应众人。乌恩经过研究，最后终于成功地研制出了一种新药，这就是广受欢迎的“格根钦”。据了解，“格根钦”对甘油三脂、特别是对胆固醇的降解有着非常明显的效果。     在治疗心脏病方面，苏荣扎布擅长结合传统蒙医药辨证论治，每一位病人每天早、中、晚服用的药物都会根据病人的体质、病情有所差异。例如，根据七味广枣散加减而成的心一号是早上服用，具有抑赫依、安神宁心的疗效。而在中午则使用由肉豆蔻、沉香、兔心、广枣、白云香、石膏等组成的心二号，能够清赫依热、凉血、安神。晚上服用珍宝丸，具有改善赫依、楚斯的运行、治白脉、安神的作用，其中三十五味沉香散药味较多，性平而无副作用。据了解，珍宝丸加服三十五味沉香散是苏荣扎布多年总结的宝贵经验，目前在蒙医界得到广泛认可和推广。     传承     编教材带徒弟毫不保留     蒙医高等教育始于16世纪。随着喇嘛黄教的传布，蒙古族在寺庙里设立“满巴拉仓”以进行蒙医药教育。而把古老的蒙医学带入现代高等教育，苏荣扎布功不可没。     1957年，年轻的苏荣扎布参加了内蒙古卫生厅主办的蒙医高级培训班，之后调入内蒙古医学院筹办蒙医学专业并担任蒙医学老师。     在内蒙古医学院教授蒙医课程期间，苏荣扎布为蒙医专业的普通班、本科班、进修班等十多个班级授课。他所开办的《蒙医诊断学》、《蒙医温病学》、《蒙医治疗原则与方法学》和《蒙医妇科病学》等课程不仅条理清晰、而且生动深刻，深受学生欢迎。在此期间，苏荣扎布编写了蒙医教育历史上第一本《蒙医内科学》教材，这部开创蒙医学现代高等教育的教材在1980年便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     1984年，在苏荣扎布的组织领导下，第一套包括25门学科的蒙医药高等院校系统、标准化教材终于出版发行。这套蒙医药教材结束了蒙医高等教育教材内容不统一，自编油印的历史。同时也为蒙医药高等教育事业填补了一项空白，对诊断标准的统一化，临床教育的规范化，人才培养的正规化起到巨大作用。     1978年，哲里木医学院与内蒙古民族医学院合并，定名为内蒙古蒙医学院。1984年，苏荣扎布来到这里主持学校工作。在他领导学校工作的10年时间里，学校新开设了蒙医、蒙药、医学专业，同时苏荣扎布还带领老师积极开展蒙医、蒙药、蒙医史等方面的科学研究。     1988年，在苏荣扎布的多次倡议和努力下，首个具有民族特点、独立自立的蒙医学院正式在内蒙古民族医学院成立。这一创举，也为蒙医教育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直到现在，年届八旬的苏荣扎布仍在为蒙医教育默默奉献。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苏荣扎布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毫不保留地把自己所有的学术经验传授给弟子。     宝音仓是苏荣扎布的师承弟子之一。现在每周一、三、五上午，他都会跟随苏荣扎布出诊，雷打不动。虽然宝音仓已经是主任医师，但仍然认认真真地跟随苏荣扎布抄方子、写病例，他认为这样传统的师带徒模式让自己受益匪浅。“非常荣幸能够跟随苏荣扎布老师学习。我在抄方、跟师学习的过程中学到了老师在临床实践中的很多独到经验。”     除了跟着老师出门诊抄方子之外，他每周还会在苏荣扎布家里上一次课。“每次讲课老师都是倾囊相授，从蒙医的古典理论到整体观理论，感觉在老师的指点下悟出很多新的东西。”宝音仓说。     苏荣扎布不止一次地说，“我现在已经 80岁了，快到马克思那儿去了，所以去之前我要把自己知道的技术、积累的一些东西毫不保留地给传承下去”。记者从他这句幽默的话语中不仅看到了老一辈蒙医人对于蒙医药事业的热爱，更看到了他对于传播蒙医药的执着和真诚。     愿望     心系蒙医药事业发展     1996年，67岁的苏荣扎布从内蒙古医学院退休了。但是，他却仍然心系蒙医药事业的发展。     “解放前，蒙医一直受到歧视、排斥、扼杀，使蒙医药学遭受极大的摧残，蒙医被看作原始庸医、迷信传播者而被剥夺看病的权利，毫无社会地位。”苏荣扎布说，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重视民族医药的发展，相继在政策及财政上支持蒙医药的发展。“现在蒙医医院人员的工资100%列入财政预算”，苏荣扎布说，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     苏荣扎布说，现在是蒙医药发展的最好时期，国家和自治区政府非常重视，蒙医药在地方也深受老百姓的欢迎。但是也有人仍然对蒙医药持有怀疑态度。“不光是蒙医，很多民族医药乃至中医都面临同样的质疑”，苏荣扎布说，“他们有人说蒙医是落后的、不科学的，但是你们去看看历史，西医没有传入中国之前，牧区人民一直是使用蒙医药在治疗疾病，效果非常好。”的确，直到现在，蒙医药在保护牧区人民健康方面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优势病种的治疗效果十分突出，甚至让很多西医的先进仪器设备望尘莫及。     虽然现在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和扶持蒙医药事业的发展，蒙医药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作为为蒙医药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的苏荣扎布来说，仍有许多担忧。     “现在很多蒙医大夫不包药了，总是开成药，蒙医讲究辨证治疗，根据病情早、中、晚吃的药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开处方时一概而论那么治疗效果肯定大打折扣。”苏荣扎布一针见血地指出。     作为现代蒙医学的杰出代表，苏荣扎布一直不忘发挥表率作用。从医60年来，他从来都是坚持辨证治疗，根据病人的体质、病情开处方，并且按照蒙医传统的方法“包药”。“蒙药不像中药，每次可以10克、15克的开，我每次都是开0.2克、0.5克。”蒙药自古以药效猛烈著称，因此，每次在给病人开处方过程中为0.1克、0.5克药量反复斟酌，是苏荣扎布临床工作的常态。     在谈话过程中，苏荣扎布总是反复地对记者说，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医药学发展迅猛，“蒙医也是传统医学，要把蒙医的财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007年，苏荣扎布被评为“内蒙古首届十大杰出人才”，自治区政府向他颁发了证书及20万元的奖金。拿到奖金的苏荣扎布没有给自己留下一分钱，而是直接把钱捐给了内蒙古医学院和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学院作为医疗教学科研的基金。     苏荣扎布为蒙医药事业呐喊的声音从未停顿，即使在国医大师颁奖典礼上，苏荣扎布也把“国医大师”这个荣誉归结于国家对蒙医学乃至民族医学的关心和支持。“我没有多大成就，但是给我‘国医大师’这个荣誉可以让年轻一代有了奋斗的目标。”     今年80岁的苏荣扎布，从马背行医到今天的国医大师已经整整60年了。由于苏荣扎布患有糖尿病多年，每次说话时间长便会头疼缺氧，记者不忍打扰。苏荣扎布最后对记者说，自己已经老了，希望“年轻一代能把蒙医的经典著作学好，还要多学学现代的医疗科技，让这些技术更好地为蒙医服务。”（记者　向佳）     苏荣扎布小传     1929年，苏荣扎布出生在锡林郭勒盟镶黄旗     1943年～1949年，师从拉木扎布和巴瓦大师学习蒙医药     1948年～1957年，先后在内蒙古察哈尔盟商都阿都沁医院、镶黄旗蒙医院、明安太卜寺旗医院从事蒙医药临床医疗工作     1957年～1958年，在内蒙古卫生厅蒙医药进修班学习     1958年～1984年，在内蒙古医学院中蒙医系从事蒙医药教学工作     1984年～1987年，任内蒙古民族医学院副院长     1987年-1994年，任内蒙古蒙医学院院长     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4年， 当选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2007年，获得2006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杰出人才奖     2009年，被评为首届国医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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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仁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李济仁，男，汉族，1931年1月出生，皖南医学院附属弋矶山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48年1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安徽省名老中医。 李济仁：新安医学研究奠基人     ● 他带领学生还原了668位新安医家和400余部新安医籍的原貌     ● 他提出“痹痿统一论”等系列学说，制定辨治顽痹四法，创立效方验方     ● 他突破家传囿规，进行开放式的医学传承，培养了一个博士团队     自古名医出江南。安徽省唯一的国医大师不是来自省城，不是来自中医医院，而是来自于偏处一隅的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中医科。     李济仁，人如其名，注重立德，以仁心仁术济人济世，他主张立功，倡立“痹痿统一论”等系列学说，在医教研岗位上引领学术发展方向，成为新安医学研究奠基人。他讲究立言，带领家庭乃至一个博士团队，著书立说，传承发展新安医学。     志存高远  仁心济世     从乡医到全国名老中医     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患顽固性失眠1年有余，三诊后，严凤英一切正常，从此再也不用安眠药了。     1931年的寒冬，地处徽州歙县桥亭山凤逸村的贫苦篾匠李荣珠喜得贵子，取名李元善。几十年后，李元善从乡村医生一步步成为新安医学传人，成为全国名老中医和国医大师。     7岁时，李元善开始学四书五经。他天资聪颖，乐于思索，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943年，他遵从“天下之至变者，病也；天下之至精者，医也”的古训，跟随当地名医汪润身学医，3年苦读出师后，他想找名望更高的人拜师学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定潭向有车头寺，半夜叫门一帖传。”山村的夜里，一片漆黑，乡亲们提着灯笼去定潭求张根桂看病的情景，给幼小的李元善留下了深刻印象。张根桂是新安世医“张一帖”第十三代传人。李元善心中萌生念头，“不当医生则罢，当就当这样的名医。”于是，他毛遂自荐拜张根桂为师，并改名李济仁，意为“仁心济世”，以表明自己的志向和决心。     从1949年起，李济仁在歙县小川开业行医。解放后，他两度被选派到安徽中医进修学校（安徽中医学院前身）师资班学习，还参与安徽中医学院和附院的筹建工作，并担任内经教研组组长、大基础教研室主任等职。随后在歙县人民医院、安徽中医学院、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皖南医学院等单位工作。     多年来，李济仁敏而好学，精勤不倦，在掌握复杂而深厚中医学知识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对一些疑难杂症屡起沉疴。     早在1965年，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患顽固性失眠1年有余，屡服进口高效安眠药无效。李济仁回忆，当时严凤英眼眶四周青黑凹陷，头昏烦躁，腰膝酸软。李济仁分析，失眠时久，诸治不应，应当从肝论治，以滋肝阴为主，辅以安神。于是，他开出了镇肝益肾、阴阳并调的方子。服7剂后，患者能睡4个小时。李济仁按照时间医学，嘱咐患者在午后及晚睡前各服一次，以便药效更好发挥。三诊后，患者一切正常，从此再也不用安眠药了。     1981年的夏季，53岁的黄某手术后高热达41℃，致使头痛、神志不清。医生采用冰敷以及抗生素退热，均无效。午夜时分，院长派人请李济仁会诊。李济仁认为患者因暑热交蒸，致高热不退，开出解表祛暑、芳香化湿的方药，如香薷饮、加减白虎汤等。服下不久，患者便退烧了。     由于医名远播，疗效显著，来自全国各地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慕名求诊者纷至沓来。李济仁也先后获得首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指导老师、首批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等一系列荣誉。     杏林伉俪   风雨同行     从徒弟、女婿到“张一帖”传人     夫妻共同继承“张一帖”家传，先后调入皖南医学院工作，同被遴选为“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几十年来，二人在中医理论与临床的研究上取得了累累硕果。     定潭的“张一帖”源远流长，至今有450余年的历史，传15代，被誉为新安医学第一家。张一帖远祖可上溯到北宋名医张扩，张扩之后人张杲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史著作《医说》的作者。张氏还著有《医流论》、《伤寒彻要》、《秘方奥旨》等书，影响深远。     时光荏苒，世医传给了明代嘉靖年间的张守仁。由于他医术高超，常一剂而愈，始称“张一帖”。他以仁慈为本，对待患者不论贫贱均能悉心治之。特别是冬春流行病高发季节，都药物熬制后放置在茶水中，日夜无偿供应，村民和过路人因此受益。     旧社会，家传技术多传子不传女。张根桂对祖传“末药”加以完善，创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加减法，进一步提高了疗效，其以“稳、准狠”为特点，辨证准、用药精、剂量重，往往一二剂即起疴回春。国学大师吴承仕先生因患痼疾遍访京师名医皆不效，回家乡歙县以后，经张根桂医治而愈，感佩之余，特奉赠一联“术著岐黄三世业，心涵雨露万家春”。然而，张根桂唯一的儿子夭折，次女张舜华便立志学医。她勤学苦练，亲自上山采药，配药尝药，以至诚至孝感动了父亲，多年后悉得家传，成了远近闻名的“女张一帖”。     作为徒弟，李济仁朝吟夜诵，勤于实践，与小师妹张舜华一起跟师抄方、巡诊，同采药、制药。张根桂看在眼里，喜在心中。李济仁聪慧过人，老实能干，处理疑难杂症很有一套，令老师刮目相看，尤为欣赏。不久便把女儿许配给他，同时把家学也传了他，与张舜华同为“张一帖”的第14代传人。大概还有这样的君子协定，即未来李济仁的第一个儿子要随母姓张。     解放后，李济仁夫妇二人先后调入皖南医学院工作，夫妻二人不仅在医术上继承“张一帖”，还继续着“张一帖”舍医送药的传统。几十年来，他们无论多么繁忙，每年都会定期返回家乡为乡亲们赠医施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李济仁夫妇还为国内外1万余人次的患者提供了“无偿函诊服务”。     独创新解  学文并茂     从传统医学到现代科学研究     他注重融会新安医学学术思想以及《内经》理论与诊治方法，从临床实践中加以体悟，建新说、立新法、研新方；提出“痹痿统一论”，制定辨治顽痹四法，创立“归芎参芪麦味方”。     “北协和，南弋矶”是过去人们对全国西医院的最好评价。李济仁所在的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1888年由美国基督教会创办，迄今已有120多年。蒋介石、孙科等来该院视察过，吴绍青、沈克非、陈翠贞等名医先后任职。在这样一所有名气的西医院搞中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西医出书，中医也出书，西医搞科研，中医一样搞科研。”李济仁凭借不服输的性格，孜孜以求、奋力拼搏，建新说、立新法、研新方。在皖南医学院和弋矶山医院“四大支柱”和“四大名师”中，李济仁名列其中。     李济仁业医60余年，在医治外感病、急症等方面，承继“张一帖”心法，以认证准确为基础和前提，用药猛、择药专、剂量重，往往1剂奏效；辨治杂病，则合参新安汪机“培元派”提出的调补气血、固本培元思想，重视培补肾本，辨证灵活机变。如对于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等，李济仁系统提出以补肾法为主，健脾和胃、养血舒筋的方法，治愈数例。     李济仁根据新安医家诊治痹证、痿证的基本特色与规律，临床上既强调鉴别，又强调辨治痹痿同病，提出“痹痿统一论”，制定辨治顽痹四法，即顽痹从虚、从瘀、从痰辨治，痹痿同病则重调肝肾，兼以健脾和胃、养血舒筋。     15岁王某，四肢痿弱无力，走路如鸭行，经常跌倒。经大医院诊断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长期服用激素、维生素等无效。患者父母慕名来求治。李济仁检查后，诊断为肝肾两虚型痿证，以《内经》理论与诊治方法融会新安医学学术思想，确立了补肾益肝、舒筋活络的治则。服用一段时间中药后，患者四肢感觉有力。李济仁根据病情连续调方数次，又嘱咐其坚持锻炼，不久，患者病情大有好转，臂力增，腿力强，近如常人。     对于疑难病证，李济仁主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熔经方、时方、验方于一炉。治疗胃病倡导“和、降、温、清、养、消”六法，等，并创立了治疗冠心病的“归芎参芪麦味方”、治疗痹证的“清络通痹饮”、治疗慢性肾炎蛋白尿的“固本益肾汤”、治疗乳糜尿的“苦参消浊汤”等效方验方。     李济仁身体力行于新安医著的校注整理工作中，潜心提炼新安医学诊治之特色规律，带领学生成功还原了尘封于历史的668位新安医家、400余部新安医籍，并厘清和阐明了新安医学对急、危、难、重病症的诊疗经验和规律，成为研究新安医学的奠基人。     他独著、主编《济仁医录》、《痹证通论》、《大医精要——新安医学研究》等学术著作14部，发表论文112篇，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建华教授评价其“独创新解，学术并茂，发前人之奥妙，作医津之宝筏。”     不囿家规 培养后学     从名医世家到博士团队     老两口与5个子女构成名医世家家族链；突破家传囿规，培养指导了一批研究生作为“张一帖”世医传人，其中研究生22名，高级学徒2名，形成一个博士团队。     家族链传承方式是新安医学的显著特征，“张一帖”世医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14代传人李济仁家里，老两口与5个子女，构成名医世家的家族链；两人突破家传囿规，培养指导了一批研究生，形成一个博士团队。     长子张其成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国学专家，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二女李艳，现为皖南医学院副教授、硕导，弋矶山医院中医科副主任；三子李梃大学毕业后在当地经营诊所，继续“张一帖”家传，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医在民间”价值理念；四子李标是中国科学院博士，德国洪堡学者，目前在美国工作，担任主任工程师，侧重于生物材料学角度，开展生物医药和中医药学探索研究；幼子李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博士，师从王永炎院士和李衍达院士，现为清华大学副教授、博导，他以中医“证”为突破口，开辟“中医药生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与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方向，受到学界极大关注。“兄弟三博导，两代七教授”，“张一帖”不再是一枝单传，而是满堂芳菲。     张其成回忆，小时候，父亲常常告诫他们，“发愤读书终有益，飘摇游戏总无功”，并鼓励和支持孩子自由探索未知。父亲曾在中医院、综合医院以及中医学院和医学院工作，眼界开阔，胸襟豁达，对中医与西医相互补充、共同发展有独特见解，还鼓励儿子用现代方式来传承和研究中医，希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和突破口。这些对孩子以后的志向兴趣影响很大。5位子女分别从文化、临床、科研的角度，传承光大祖国医学，并从定潭小镇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弟子仝小林，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博导，是糖尿病专家。弟子孙世发，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员、博导，是方剂学专家；弟子胡剑北，现为皖南医学院科研处长，硕导，专攻“中医形体医理学”；弟子朱长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1医院博士后，对中医“治未病”理论有独到见解。     以和处世 快乐人生     从“三高”患者到健康老人     不惑之年血脂高，天命之年血压高，耳顺之年血糖高，益寿延年有高招——手舞足蹈令五脏安和，珍藏字画享其中趣味，亲近自然览山川胜迹。     年近八旬的李济仁鹤发童颜，笑容可掬，待人亲和。看他神采奕奕、思维敏捷，很难把这位健康老人和“三高”联系起来。然而，李济仁却笑称：“不惑之年血脂高，天命之年血压高，耳顺之年血糖高，益寿延年有高招。”     手舞足蹈令五脏安和是第一招。长期以来，李济仁为保持健康的体魄、旺盛的精力，自己揣摩总结出一套运动五脏养生保健法，即“养心、调肝、理肺、健脾、补肾。”此外，他认为，还要注意六腑养生。平时多吃一些粗纤维食物以刺激肠蠕动，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只有五脏六腑功能正常，机体才能处于“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     珍藏字画享个中趣味是第二招。李济仁喜爱收藏字画，乐此不疲。在他家中的墙壁上，悬挂着各种名人字画，各具特色。其中启功先生的书法非常抢眼，“神存于心手之间”是对李济仁人品和业医的形象描述。繁忙工作之余，李济仁端一杯清茶，小憩于红木椅上，一一欣赏细品。他说：“收藏字画是一种高雅的文化活动，既能增长文化知识和品味，又能怡情养性，延年益寿。”     亲近自然览山川名胜是第三招。李济仁就是位精研岐黄笔耕不辍，而又亲近自然、酷爱旅游的智者。他不但踏遍家乡的青山绿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还远赴东南亚和欧美澳非等国旅游。著名书法家葛介屏先生特作对联相赠，“登五岳名山足迹园林继宏祖，精岐黄鉴古手披图籍踵青莲。”     在李济仁居住的医苑小区，林木荫翳，绿荫如盖。在这样一个优美的环境里，李济仁晨起听鸟鸣，江畔听涛声，“江声画韵伴医书”，实为一大乐事。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其实，李济仁的最大养生秘诀是“和”，处世平和，待人随和，为人谦和。     在十年浩劫期间，作为“铁杆老保”的李济仁为保护他人而牺牲自己，受尽了迫害。劫难之后，李济仁成为安徽省教委和卫生系统职称评定委员会评委、中医评议组组长，以前曾经揪斗李济仁的人要求他帮忙评职称，李济仁一笑泯恩仇。     “未敢抱经国治世之宏愿，但常怀拯疾济羸之仁心。”闻知自己荣获全国首届国医大师称号时，李济仁感恩之情溢于言表：稽首党恩施甘露，深心亿兆沐霞阳；愿将仁术化“一帖”，普济苍生永安康。如今，年近80高龄的李济仁以矫健的步伐，在承续新安医学千年血脉的同时，也谱写自己的灿烂人生。     李济仁小传     1931年，出生于安徽省歙县；     1943－1948年，师从新安名医张根桂、汪润身等，并临证随诊；     1949年，在歙县小川开业行医，任所长；     1955年、1958年两度被选派到安徽中医进修学校（安徽中医学院前身）师资班学习；     1959年，参与筹建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1970年，转入安徽医学院（现安徽医科大学）工作；     1972年，调至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工作；     1990年，成为首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指导老师。（记者　周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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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华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李振华，男，汉族，1924年11月出生，河南中医学院主任医师、教授，1943年3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李振华：脾胃病国手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李振华(前左二）在临床带教     ◆他幼承家训, 23岁悬壶豫西乡里，为父老乡亲察病疗疾，德医双馨     ◆他善治内科杂病，又在救治急性热性传染病中脱颖而出     ◆他临床尤重脾胃，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脾胃学说，为当今卓有建树的脾胃病大家     医路漫漫     从一名乡医成长为国医大师     在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国医堂的入口，迎面墙壁上一个大大的红木横匾上题写着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古老的医德规范与遒劲古朴的字体和谐统一，书写者正是一生“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自称“八十五叟”的国医大师李振华。     河南中医学院教授、主任中医师李振华，身材高大，面色朗润，慈眉善目。在国医堂的李振华教授工作室，李老朴实亲切的话语，让一个初诊的抑郁症病人破涕为笑，围坐着的徒弟、学生在他和缓而抑扬顿挫的讲解中，若有所思，频频颔首。这位在中医药教学、临床、科研上辛勤劳作60多年的老人，仍以饱满的热情、严谨的学风坚守在中医药传承的一线。     医路漫漫     从一名乡医成长为国医大师     他幼承家训，白天帮父亲拯危济厄，夜晚点灯苦读经典；23岁悬壶乡里，盛名一方；在中医师进修班学习、任教中他显露才华；60多年来，他脚踏实地从一名乡医成为国医大师     李振华1924年出生于河南省西部的洛宁县。这里是“河洛文化”的发源地，悠久的文化积淀孕育出不少名贤名医。他父亲李景唐为豫西名医，善治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李振华闻着药香味长大，他边读私塾边在父亲的“广济堂”帮父抓药，父亲的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让他钦佩并铭刻于心。     1940年豫西大旱，饿殍遍野，霍乱流行。正在读高中的李振华，遵从父命辍学回家学医。父亲教导李振华要“真善为本，济世成德”，并在每日诊余，尤其晚间对他有计划地讲授中医经典，医文并重。《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叶天士、吴鞠通等温病学诸家著作的系统学习，让他打下了扎实的中医基本功。李振华说：“这段学习对我一生至关重要，后来我又通过学习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对中医经典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为以后的医、教、研工作奠定了基础。”     “随父学医，主要分侍诊、试诊、试方、独立诊病处方几个阶段。”起始，李振华在一旁观看父亲望闻问切，一年后开始试诊，聪颖勤勉和父亲的言传身教使他进步很快。一次，李振华为一个妇女诊病，摸脉后断其为浮细而软的濡脉，父亲很高兴。其后，当李振华能准确判断出少见的芤脉以及多种复杂舌象时，其父才开始对其进行试方训练。     23岁的李振华悬壶乡里，开始独立诊病。他经常徒步走山路出诊，或骑小毛驴为急症病人送药。1950年全省中医统考，李振华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获得中医师开业执照。1953年，县人民医院成立，李振华成为唯一的中医医师。     李振华医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954年到洛阳地区中医师进修班学习。他系统学习了生理、解剖等知识，在学习经验交流会上，他关于脾胃生理病理和用药经验的2个小时发言，由于概念清楚，重点突出，临床实用，引起同学和老师的重视，于是被留下当了专职教师。1956年全国大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活动，他被评为河南省唯一的卫生部西学中甲等模范教师。     1957年，河南一些地区发生流脑、乙脑疫情，他大胆运用中医药挽救了许多危重病人，还及时总结经验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并敢于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就中医药治疗传染病的疗效慷慨直言。这些突出表现使他“出名了”，不久被调往省卫生厅中医处工作。河南中医学院院长了解到李振华的才干，又以对调的方式“换来了”李振华。此后，他历任河南中医学院中医内科教研室主任兼附院医教部主任、附属医院副院长、中医系副主任、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李振华由一名乡医成长为著名中医药专家、国医大师，这基于他勤奋踏实、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不懈的创新精神，高尚正直的人格、坦诚豁达的性格。     医术高超     “五字真经”     练成治疗外感内伤“真功”     恪守“学在于勤，知在于行”的座右铭，严守“五字真经”的治学之道，使他在中医药之路上不断攀越一个个高峰     李振华热情、健谈，与他聊天就像翻读一本百科全书，中医经典、天文地理、风土人情、悠悠岁月中的治病故事，随着他和缓的乡音慢慢展现。     1956年底到次年初，河南洛阳地区发生流脑。他与医疗队成员冒着大雪去抢救。一个32岁女病人患流脑，高烧昏迷抽搐，病情严重。李振华果断制止了用阿司匹林和中药辛温解表药的治法，改用清热解毒、熄风透窍之银翘散、白虎汤加减，加服安宫牛黄丸。第二天下午，患者清醒。李振华又治疗了14个病人，全部治愈。之后李振华先后治愈了近百例流脑患者，及时控制了豫西地区的疫情。中医药治疗流脑的疗效和李振华的医技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省卫生厅和省防疫站及时召开现场会，介绍李振华的经验。他写的论文发表在《新中医》、《中医杂志》上，还出版了专著，其治疗流脑的经验被大力推广。     1970年夏秋季节，河南禹县流行乙脑。李振华当时随学院备战疏散在此。他带领医疗小组踏进集中收住病人的一个药行的大殿，只听到哭声一片。一个深度昏迷的19岁青年，服了李振华开出清瘟败毒饮和安宫牛黄丸后，第3天后清醒，第5天可以进食，7天后挽扶着能行走。其余病人也在他们的治疗下好转，前几天还哭声一片的大殿中出现了笑容。农民对他千恩万谢，称他是“小神仙！”     其后，李振华及其医疗小组共治疗了132个乙脑患者，治愈率达92.7％。对于25个患儿的偏瘫等后遗症状，他又针药并用全部治愈。此项研究在上世纪70年代末，获得河南省重大科技奖。     李振华“出名”了！他除了讲课效果好，治病的名声更响亮。谈起这些往事，他淡淡地说：“我没有读过大学，起点低，所以就应该比别人勤奋。从年轻时期，多少年来我都比别人睡得晚起得早，想多看点书。”     除家传外，李振华学医主要靠他半个多世纪的自学。“学在于勤，知在于行”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中青年时期在洛阳任教时，李振华虚心向针灸技能精深的同道学习，这使他以后能用针灸配合方药治愈大量常见病和疑难杂病；他曾陪名老中医秦伯未在河南看病讲学，学得秦伯未运用仲景炙甘草汤治疗心脏早搏时用桂枝之妙；他向病人求方，学到施今墨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的珍贵经验。他重视民间单验方，不耻下问，虚心收集并组合成效验方，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一次婚宴上有姑嫂二人误服烧碱，引起食道黏膜溃破、狭窄。医院要手术，姑嫂二人死活不肯。李振华选滋阴清热、活血通络法治之，二人分别服用13、21服后，钡餐检查食道黏膜和收缩功能正常。     说起这些典型验案，李振华的学生、徒弟和传承人都由衷地佩服。他们不但从病案中学习老师的思维方式、学术经验、用药规律，还从中牢记老师治学的“五字真经”：勤、行、精、博、悟。老师就是靠着“五字真经”，在中医药之路上不断攀越一个个高峰。     医德昭昭     仁心仁术感动患者无数     他治外感热病，见解深刻，用药准确；他重视脾胃，理论系统，疗效显著；他满腔热情，扶危救困，是一个苍生大医     “大医必大儒”。李振华出身医门，一生勤学不懈，学识渊博，医术精湛。后来虽然承担教学和管理工作，但从未脱离临床。其临证四诊详细，辨证确切，用药灵活，屡起沉疴。     外感热病如流脑、乙脑、流感、麻疹等发病急、病情凶险，李振华分期辨治，常力挽狂澜，救人于鬼门关口。在2003年非典流行，他不顾八旬高龄，关注疾病流行情况，依据自己一生治疗温热病的经验，为中医药防治非典献计献策。2004年参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中医专家制定防治禽流感预案，提出重要建议。     他继承诸家脾胃学思想，力倡东垣的“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善治病者，唯在调理脾胃”，临床注重保护脾胃，形成了治病重视脾胃的学术思想。他主编了《中国传统脾胃病学》，多次承担国家及河南省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并获多项重大科技成果进步奖。在其承担的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慢性萎缩性胃炎脾虚证临床及实验研究”课题中，他辨治脾胃病强调肝脾胃的关系，提出“因虚致实，因实致虚，虚实交错”的病机理论和“脾宜健，肝宜疏，胃宜和”的治疗原则。据此创立了香砂温中汤和沙参养胃汤，有效率达98.7%，治愈率达32%。此研究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河南省教委科技成果一等奖。在对近20余年千余例患者的治疗随访中发现，凡坚持服药者，未有一例转为胃癌，纠正了国外资料认为该病是“癌前病变”、“胃黏膜不可逆转修复”的记载。     他提出“脾本虚证无实证，胃多实证；脾虚是气虚，甚则阳虚，脾无阴虚而胃有阴虚；治脾胃必须紧密联系肝；治脾兼治胃，治胃亦必兼治脾，脾胃病不可单治一方；胃阴虚治疗用药宜轻灵甘凉”等学术观点。这种脾胃病学术思想，师古不泥古，多有创新，指导临床颇有效验。     温阳扶正法是他临床常用的基本治疗方法，如重视心阳救病人于垂危之际，重视脾阳使痼疾得消。此外，他用中医理论分析和治疗疑难杂症，如罕见的日射病、周期性麻痹、脑震荡后遗症等常取拨云见日之效。     “大医必有大德”。李振华平时为人平易和善，笑颜常开，加上他对学生、病人有一颗至爱之心，多年来，慕名来找李振华治疗的患者众多，有些患者找到家中，李振华与老伴张竹琴总是满面春风地接待。     医教合一     辛勤耕耘迎来桃李芬芳     “要学好中医，必须做到三通，即文理通、医理通、哲理通。只有具有较深的文理和哲理，才能深入理解中医理论，指导实践，成为名医。”他的这一中医教育观点，影响了一代代学生.     李振华是出色的中医教育家。他从教5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培养了大量的中医人才。     他任院长时亲自讲授《中医内科学》，认真备课，一丝不苟。学生们喜爱听他讲课，不但层次分明、重点突出，而且在引经据典同时，还穿插他丰富的临床经验，学生听的津津有味。他临床带教，要求严格，学生们既敬畏又钦佩。李振华的第二个硕士生郭淑云教授现已是“河南省名中医”，她说恩师喜欢学生提问题，在学业上非常严格，而在生活方面则关心备至。     他治疗妇女功能性子宫出血，益气健脾止血方药加用米醋，每每不出6服即可止血。这些独到的用药经验和体会，他都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他的学生说,跟老师学习，不仅学到了知识，开阔了思路，还升华了人格。记者在采访李振华的列车上，收到他远在广东省中医院的徒弟华荣的短信，表达了对老师的崇敬和感谢。师徒之情，至深至真。     他1979年就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指导了10届脾胃专业硕士研究生，有2名学术继承人和10余名高徒等。他们传承了老师的学术思想和治疗经验，有的成为新一代名医，有的成为优秀中医领导干部，有的在国外行医任教成为传播中医药文化的使者。     1980年后，李振华担任河南中医学院副院长和院长期间，管理有思路，落实有措施，展露了领导才干。他强调教学一定要突出中医特色，当年听他讲课的79级学生至今清楚记得老院长的一句话：“背10个英语单词不如背一个五苓汤”，他们当时不解其意甚至抵触，现在才领会到其深刻含义。他邀请名医名家如董建华、邓铁涛等人来校作学术报告，开阔师生眼界，促进人才培养。他为中医教材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1982年担任卫生部高等医学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合编全国高等医药院校第五版《中医内科学》教材、教参。1986年担任中南五省协编的八种中医教材副主编。     2004年12月，李振华带领课题组承担的“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项目，2007年被评为“河南省中医药科技成果一等奖”。国医大师的医德医风、学术思想、临证精华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医心赤诚     以中医药振兴为己任     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政议政，为中医药发展出谋划策，奔走呐喊。他重视人文修养，兴趣广泛，多才多艺。     1982年，在衡阳会议上，李振华倡议中南五省五所中医学院每年轮流主持召开教学和管理经验交流会。他还开创性地与这些院校联合开展了中南五省中医院校毕业生统考和交换学生毕业实习，这在当年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振华在各种场合为中医药事业奔走呐喊。1980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二届科技代表大会上，他呼吁解决中医后继乏人问题，并写了内参报告，引起有关领导和部门重视。之后，河南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培养中医药队伍，如招收中医师子女为中医学徒，在全省“赤脚医生”中选拔培养中医等，如今，这些人现在都成了中医药骨干力量。     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代会时，在中医界代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会上，他首先提议对其中的“中西医工作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进行修改，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集体写出提案。后来《政府工作报告》将这句话改为“要把中西医工作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1991年以来，李振华与邓铁涛等多位老中医多次向党中央、国务院上书发展中医药事业。他就是这样以中医药振兴为己任，为中医药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李振华是名医大家，他重视人文修养，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他拉的二胡悠扬婉转，回肠荡气；他的书法上苍劲古朴，深厚有力，索要者众多。     现在，85岁的李振华虽年事已高，除谈经论学、整理资料、笔耕不辍外，还坚持每周二三次边门诊边授课。他一谈起中医，仍然很兴奋很自信，他心中激荡着对中医药事业的热情，热切期望涌现出更多的中医大家名家。     李振华的在《八十抒怀》中写到“悬壶六旬尽天职，但愿世人寿而康”。这是一代大师的自我写照，也是他的胸怀和愿望。（记者　海霞）     李振华小传     1954年洛阳地区中医师进修班学习     1958年河南省卫生厅中医处工作     1960年调河南中医学院，历任教研室主任、附院医教部主任、附院副院长、中医系副主任、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     1988年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0年成为全国首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06年获全国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

隔岸观花

好贴
学中医，应该从我的“阴阳本义论”开始，然后是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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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辅仁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李辅仁，男，汉族，1919年6月出生，卫生部北京医院主任医师，1941年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 李辅仁：京城御医　安老扶康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李辅仁（左一）在为患者诊疗     ◆ 他长期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总结了独特的诊治老年顽症的规律，屡起沉疴， 被称赞“用药得当，可以通神”。     ◆ 他门下桃李芬芳，耄耋之年仍言传身教，为中医药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 他本着“人之痛，己之痛”的精神，以丰富的人生阅历疏导患者，使其能得到精神上的抚慰。     作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保健专家小组中唯一的中医专家，国医大师、北京医院中医科李辅仁教授积60多年经验，总结出一套独特的治疗老年顽症的诊治方法和规律，且用药中正，杂而不乱，被称赞“用药得当，可以通神”。     李辅仁因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长期医疗保健和重大医疗抢救工作中做出了优异成绩，多次获“中央保健杰出专家”称号。     家学渊源 师从泰斗     李辅仁吃住在恩师施今墨家里，与老师长子施稚墨“同宿舍”数年，成为老师为数不多的入室弟子，并深得其要。     李辅仁出生于中医世家，家中开有诊所，父亲、兄长皆以行医为生。少年时期，在功课之余他经常在诊所中帮忙，抄写方药，同时开始在父亲、胞兄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中医典籍，如《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诀》等，长期的耳濡目染，使之不仅对中医学颇有好感，也坚定了他学医、行医的决心。     李辅仁在学医之初，父兄就曾告诫，中医贵在实践，晦涩抽象的中医理论只有在病人身上、在临床实践中才会变得异常灵动与直观。如果离开临床，仅靠死读书、读死书是学不会中医学的。所以李辅仁从学医起就一直坚持临床，家里的诊所为其提供了良好的见习、实习机会。这个时期积累的理论储备和医学功底为他今后的中医造诣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9年，李辅仁拜名医施今墨为师。施今墨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孙中山、何香凝、溥仪、 载涛、李宗仁等人都曾延请其治病。他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而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施今墨为人严谨、谦恭，授徒严格、认真。李辅仁吃住在恩师施今墨家里，与老师长子施稚墨“同宿舍”数年，从学习到生活都离不开老师的指导与帮助，成为老师为数不多的入室弟子。     李辅仁学医期间，不论是医术、医理、医德各方面都延续乃师之风，随师临证，并常常代师出诊，深得老师和病人的信任。在华北国医学院学习以中医为主，兼修西医基础课程，如解剖、生理等，师满后的李辅仁先后在北京、天津两地行医，早年以擅治妇、幼科疾病而闻名。     1944年，25岁的李辅仁在北京建立辅仁诊所，上午门诊，下午出诊，正式开始以自己所学济世救人的独立行医生涯，不久就声名远播。     顾护正气 攻老年病     多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他独特的医病风格，抓主症、断然处方。用药中正，杂而不乱。他解疑难重症，屡起沉疴，活人无数。     1954年，李辅仁开始在卫生部北京医院中医科从事保健医疗和老年病中医防治工作，同时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职中医保健医师，从此他的主治方向也转为以诊治老年病为主。     李辅仁认为，人体的衰老是一个必然过程，盛极始衰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因此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就是正气渐衰，维持生命活动的各种物质与功能都在全面衰退，五脏功能日益低下，生命状态处于较低水平的、很不稳定的平衡中，同时高度强调了肾与衰老和常见老年疾病的密切关系。     老年病的病理特点为虚实夹杂，寒热互见，病情错综缠绵。在正虚基础上，老年人的病理状态往往较为复杂，不是机体的纯寒、纯热或纯虚、纯实，也不只涉及到一脏一腑，而是虚实夹杂、寒热互见，病情错综复杂，缠绵难愈，而且越是高龄，越是疾病后期，这个特点越是突出，越不容易重新恢复新的阴阳平衡，所以由衰老引发的许多不适与疾病是生命后期的必然，人与病长期共存是老年人的生存常态。     针对老年病的特点，李辅仁主张用药要杂而不乱，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明确立法治则。纵然病情复杂，矛盾重重，遣方用药时仍须遵循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繁而有序，杂而不乱，理法方药一气贯通。     顾护正气，留人而后治病，是李辅仁诊治疾病的又一特点。他强调治疗老年病，用药补勿过偏，攻勿过猛，用药要平和。老年人正气亏乏，五脏俱虚，故时刻注意顾护正气，即使要攻邪，也要兼顾攻补兼施。李辅仁反复强调，因为只要正气尚存，生机就在，因此顾护正气为老年保健的根本大法，尤其是病情危重时，应以扶正为当务之急，以求正气有所复，留人治病。如邪气缠绵，经久不愈时，可转而扶助正气，以求增强机体抗邪能力，祛邪外出。李辅仁较少使用龙胆草、黄连、栀子、大黄、附子、川乌、草乌、细辛、乳香、没药、地龙、全蝎等过于苦寒辛热或腥臭碍胃、损肝伤肾之品，既使使用也必是中病即止，或同时佐以和胃解毒药物，以防发生毒副反应。对于大苦大寒、大辛大热、峻猛攻伐及有毒之品，如麻黄、芦荟、芒硝、木通、二丑、大戟、甘遂和虫类药，则根本不用，恐老年人难以承受而发生各种严重的毒副反应。李辅仁在抢救危重症时，尤重扶助正气，固本培元。临证时独参汤、生脉饮、十全大补汤是李辅仁常选的方剂。     李辅仁临证中还特别注意固肾、和脾胃。他经常询问患者食欲如何、排便是否正常、有无腰腿酸痛、行动坐卧是否便捷等，以了解肾和脾胃的状况。他治疗时常加入和胃健脾、补肾填精之品。     李辅仁用药善用甘寒。他临证时大苦大寒之品使用不多，转而多以甘寒之品替代。他告诫后学：一是患者多为老年人，对药物的耐受力极差，不宜使用过于苦寒之品；二是患者多为北京居民，北京气候干燥，患燥热者多。甘寒药物可清热润燥、养阴生津，最为适用，而苦寒之剂却有截阴之弊，过用恐加重症状；三是苦寒药物口感差，影响患者的依从性，甘寒之品却无此缺点。     善用药对是李辅仁用药的另一显著特点。李辅仁继承了施今墨名医善用药对的经验，临证处方时多将古今数个方剂化裁而成，时用原方，时采其意，药味常成对出现，或一寒一热，或一升一降，或一气一血，或一散一收，多而不乱，主次分明，配合巧妙，浑然一体，达到了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目的。     多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他独特的医病风格，抓主症、断然处方。他解疑难重症，屡起沉疴，活人无数。从医60余年，他挽救了无数危重患者，慕名而来的患者更是不计其数。     兼容并蓄 中西合璧     他反对门户之见，主张中西医精诚团结，取长补短，在医疗实践中发挥中医优势。他力倡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中医药学的实践离不开《内经》、《神农本草》等经典医籍，但中医药学发展史上，学派的产生都源于医学家在临诊实践中，结合实际来开发经典中基本理论的含义，可以说学派的形成都是始于创新，这就是“尊古而不泥古”。     以此为基础，李辅仁发展了《内经》的“形能”学说，指出“形能”分为生理形能和病理形能两个方面。他以其丰富的临床实践，科学、辩证地揭示了两种“形能”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使古已有之的“形能”学说，成为出奇制胜地攻克现代老年性顽症的利器。     作为中医师，李辅仁主张在医疗实践中发挥中医优势，学习西医长处，缩短疗程，提高疗效，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使病人受益。     他解释说，中医重辨证，“证”是辨证论治的核心和出发点，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表现在机体整体层次上的综合病理变化。“辨证”就是通过四诊(望、闻、问、切)识别和理解“证”的过程。“证”与“辨证论治”的优势在于直接把握病人的机体反应状态，着眼于改善机体内在的稳态调节机制，调动机体综合抗病能力。但“证”只能从疾病反映在外的症状上去揣摩，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和模糊性。西医重辨病，它运用奠基于现代科技与实验研究的基础理论，说明病的解剖部位、组织的病理改变、器官的功能异常，甚至分子生物学变化的详情和细节，将其归纳为“病”的概念。“病”形成了病因、发病机制、诊断及鉴别诊断，因有结构、功能的变化，影像、化验为依据，描述具体，治疗也是针对病因，令人一目了然。     他认为中西医结合之关键，在于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而不在于理论体系之争鸣。医生治病辨证的关键不在大同，而在小异。他主张，临床上要抓住主证、断然处方。对于疑难重证，要有“药到而立起沉疴”的胆识，对“经方与时方”要灵活化裁运用，在制方用药上要做到不求标奇立异，唯疗效必须出奇制胜。     李辅仁坚决反对以流派划门派，以偏赅全，竭力倡导当今为医者不可各执一端或固守门户之见，而应在临床实践中整体的、辩证的、发展的认识人体与疾病，不断学习、吸收各医家的学术观点与诊疗经验，博采众家之长，因人、因地、因时治宜，辨证论治，治病求本，方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且，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取长补短，才能树立良好的中医形象，保证中医事业的蓬勃发展。     他认为当今的时代是中医学与现代医学并存的时代，中医学不仅不再是“独此一家”，甚至有被异化、被取代的危险。中医同道及广大患者自然知晓中医学的独特魅力，但是不能否认现代医学以其严谨的逻辑、直观的形态表述、快捷的疗效等优势占据了医学的主流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医工作者就不能仅仅着眼于自己内部的交流与学习，而应尽可能多地学习和掌握现代医学知识，扩大知识面，不断吸取现代医学、科学的养分，将他人之长为我所用，不断发展与完善自己。     养生有道 美意延年     中医百年坎坷，他经历大半。他告诫，心胸坦荡，上不愧天，下不愧人，保持平和的心态是老年人保健的一大秘诀。     李辅仁今年已经90岁了，满头银发的他行动敏捷，精神矍铄，说话底气十足，体重一直保持在70多公斤，可以说他自身的健康是他医术、医理的绝好例证。     李辅仁经常与人分享他的养生观念，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吃甜食，生活琐事亲力亲为，随时随地运动，勤动手勤动脑，在工作、生活中都保持年轻的心态。他曾说到，自己自小家境不丰，故生活勤俭，常常都是粗茶淡饭，但是也知足常乐。随着年纪增长，饮食以素淡为主，少吃甜食，少吃脂肪类，多食水果及蔬菜，养生之道“自俸甚薄”，平时吃得简单，不吃什么特别贵重的补品。他认为，中国人传统饮食中带糖的食品很多，比如农历正月十五吃元宵，五月初五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所以他有意识的不吃糖，长期坚持下来，至今和高血压、糖尿病这类富贵病不沾边。     李辅仁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寄托很重要，如果自己在六十岁就退休，就没有今天的好身体，每天保持适量的运动是延年益寿的灵丹妙药。每天自己买菜，自己擦地板，多走楼梯，气血循环好，人就不容易生病。他认为，运动可以代替部分药物，而一切药物都不能代替运动。     李辅仁说，自己这一生遇到的不顺利和波折太多了，中医百年坎坷，自己经历大半，如果不是豁达的心态，恐怕早就没有今天了。心胸坦荡，上不愧天，下不愧人，保持平和的心情是老年人保健的一大秘诀。     李辅仁还告诫老年人，无论从事体力活动还是脑力劳动，均不宜过劳。否则可导致抵抗力下降，易罹患各种疾病，尤其是重度的脑力活动会严重地损耗气血精津，造成头晕、耳鸣、失眠、健忘等症。     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适当的体力活动或体育锻炼，可以调畅气机，疏通血脉，增强体质，从而保证灵活、协调的肢体功能。故李辅仁常鼓励老年患者进行适当的体力活动，不可久坐久卧。但要注意量力而行，不宜剧烈运动。     抚慰病患 推己及人     “青年一代的医生应知道，作为一个医生，不能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就不可能认真研究怎么解决这个痛苦，他的医术就不会提高。”     “李老诊病，如坐春风。”前来就诊的患者这样告诉记者，李辅仁对待患者无亲疏、厚薄，均一视同仁。他说，一个医生的一生，归根结底就是医德、医术和医风。     数十年从事老年保健医疗工作，他一直本着“人之痛，己之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尊敬和爱护就诊者。李辅仁临证时，不仅耐心细致，辨证严谨，用药精当，还常以年近九旬的丰富人生阅历及时疏导患者，劝导患者多与他人交流，丰富兴趣爱好，调节情绪，从而感受生活的美好，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患者都特别愿意到李辅仁诊室，因为不仅是解决身体上的病痛，还能得到精神上的抚慰。     李辅仁这样告诉弟子，中国古代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青年一代的医生应该知道，作为一个医生，不能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就不可能认真研究怎么解决这个痛苦，他的医术就不会提高，就不会好到哪儿去。李辅仁常说，为医者，医术固然应求一流，而医德、医风更应高尚，不可有丝毫侥幸投机之心。     李辅仁说，自己尤其反对为迎合患者之需求，或为私心而取悦患者，开“人情方”，妄用贵重之品，他称之为“害人不利己”。处方选药要经得起考验和推敲，反思之而无愧悔。避免毒、副作用大的药，因为老人肝、肾功能减退，解毒、排毒作用降低，易致损伤；也忌“望而生畏，闻之刺鼻，食后作呕”及疗效不确之药。至于价格特贵之药，给国家、个人带来过重负担，也当力求避免。     著名书法家赵朴初曾题赠李辅仁：“白衣之慈，青囊之术，安老扶康，德音遐布”，这也是对李辅仁品格的真实写照。     李辅仁小传     1919年，出身中医世家，幼年随先父、先兄学习中医;     1939年拜名医施今墨为师，成为施派之嫡传弟子；     1942年至1944年代理施今墨诊所诊务；     1944年在北京建立辅仁诊所；     1954年至今，于卫生部北京医院中医科从事保健医疗和老年病中医防治工作；     1991年10月1日，获国务院颁发的"表彰发展祖国医疗卫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荣誉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记者 徐雪莉 常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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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咸中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吴咸中，男，满族，1925年8月出生，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市南开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1951年起即用中医药治疗常见病症，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吴咸中：中西医结合“擎旗人”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吴咸中（右一）在为患者看病     ◆ 上世纪60年代初，他建立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新体系；     ◆ 上世纪70年代中，他创建了全国第一个中西医结合急腹症研究所；     ◆ 21世纪初，他被确认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药）学术传承人；     半个世纪前,毛主席曾经提出过一个设想：要把建国以前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中医和西医结合在一起，形成一门新的医学。面对这个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很多人退缩了。但是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努力在中医和西医之间寻找一条和谐发展之路。     他就是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奠基人、原天津医学院的老院长、今年84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咸中。     为兵求勤，为将求锐，为帅求智，为师求贤，是吴咸中为人、治学的准则和成功的秘诀。     满族家庭  三兄弟成医学泰斗     20世纪50年代末，吴咸中被誉为天津普通外科“三把刀”之一。他是中外著名医学大家，并和他的兄长吴执中、吴英恺一起被誉为医学界的“北三吴”。     吴咸中于1925年8月28日（农历）生于辽宁省新民县的一个满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他家是满族正黄旗，也是书香之家，祖父是晚清秀才，后来家道中落，以教私塾为业。吴咸中说自己家教甚严，父亲笃信儒学，崇尚礼教，一生都以中庸为原则。父亲为他取名“咸中”，意为时时处处都要按“中庸之道”行事。     吴咸中在家排行最小，他也和两个哥哥一样立志学医。1943年，吴咸中以优异成绩考取满洲医科大学。1948年，他从沈阳医学院毕业后，在天津中央医院(后改为天津市立总医院)外科开始了从医生涯，从主治医师到副主任、副教授，一干就是17年。1956年，31岁的吴咸中即被任命为外科副主任，并被称为天津市医务界“三把刀”之一。     值得惊叹的是，吴家兄妹五人，除了三哥学习农业之外，另外四人全部从事医学，并且出了两位院士！吴咸中的大哥吴执中和二哥吴英恺先后毕业于沈阳小河沿医学院(今天的中国医科大学)，后又都留学英美，都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医学家——吴执中是中国近代职业病研究的奠基人与开创者；吴英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享誉世界的一代医学泰斗，中国心胸血管外科奠基人，一手创建了北京阜外医院、安贞医院。吴咸中本人也成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他开拓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事业使他跻身于中外知名的医学大家行列，并和吴执中、吴英恺一起被誉为医学界的“北三吴”，皆为中国医学泰斗。     谈到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吴咸中说，当数二哥吴英恺。二哥对他的要求严格近乎苛刻，问病史，查病情，做手术，记病历，全部要求他不能有丝毫懈怠。为练习手术技巧，年轻的他甚至被兄长“挤对”得找来茶壶，两只手放到茶壶里去练。他今天之所以还是奋斗在临床一线的医术权威，和当年练下的基本功是密不可分的。     响应号召  古方破解急腹症     毛主席的批示影响了吴咸中后半生。20世纪60年代初，吴咸中开拓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成果被称为天津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两朵花”之一。     1958年10月11日，毛主席对卫生领域作重要批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高潮。     为了响应号召，被誉为“神刀”的吴咸中放弃了已见硕果的西医外科，于1959年初，开始学习中医。经过两年半的系统学习，他圆满结束学业，获得了以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名义颁发的唯一一枚金质奖章和证书。他得到的考核评语是“是学中医而探骊得珠者”。探骊得珠，本意指人入险境而求得珍宝。吴咸中放弃了原来的西医岗位，在一条前途未卜的路上摸索，确实要冒一定的风险。从此，吴咸中开始在中西医结合道路上求索，一生矢志不渝。     20世纪60年代初，吴咸中开拓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成果被称为天津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两朵花”之一。他形成和完善了我国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新体系，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腹部疑难急性疾病上取得重要突破，并首倡“以‘法’为突破口，抓‘法’求‘理’”的研究思路，促进了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的发展，从而形成药物疗法、手术疗法与微创技术三者完美结合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模式。     用中药治疗急腹症这个非手术疗法，具有明显优势，患者不仅恢复得非常快，还能减少术后并发症。广州一名市委书记患结肠癌，手术后第6天肚子胀得非常严重。专家意见不一致，有的说是腹膜炎，要马上做手术，有的说要做人工肛门。只有吴咸中说：“这个病人不是肠梗阻，是手术吻合口有露的地方，肠子里的气跑到腹腔而致气腹，但没有腹膜炎。把这个气穿出来，随后就按照溃疡病穿孔的治疗方法，可避免手术就能把病治好。”其他专家半信半疑。结果给病人做穿刺，气一下就出来了，肚子马上消胀了，再按溃疡病穿孔治疗方法施行针灸，几天后病人果然痊愈了。     吴咸中的灵丹妙药是活用《伤寒论》中的通里攻下法，通里攻下就是调整肠道蠕动，促进排泄。在西医精确诊断的基础上，用中药治疗单纯性的肠梗阻、阑尾炎、溃疡穿孔等，百分之七八十的患者都可以免受开刀之苦。而急腹症一经诊断立即手术，这以往都是写进教科书中的金科玉律。吴咸中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中医只是慢郎中、只能治慢性病的传统观念。     吴咸中从1961年开始研究急腹症，他不仅用现代医学解释了2000年前《伤寒论》中的古方，还用它破解了西医很难攻克的疑难重症。1964年吴咸中调任天津市南开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创建了全国第一个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基地。     从1971年春至1976年，吴咸中先后举办了11期全国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学习班，为全国培养了上千名技术骨干。1972年吴咸中主编的第一部专著《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出版。1973年他主持出版了《急腹症通讯》，用以推广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经验。1975年5月，他创办了天津市中西医结合急腹症研究所。     起死回生  他最崇敬周总理     是周总理把关了四年多“牛棚”的吴咸中请到北京接见，是周总理力挽狂澜使濒临绝境的中西医结合起死回生。吴咸中作为唯一的中西医结合专业医生，守候于周总理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吴咸中家中最醒目的位置，摆放着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那是1976年周总理医疗组成员向总理告别的场面。医疗组里，吴咸中是唯一一个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医生。     “总理是我最崇敬的人，能够为他治病，也是我一辈子的荣耀。”吴咸中眼眶中泪光闪动——尽管已经时隔30多年，但吴咸中总觉得周总理还在自己身边。     吴咸中和总理的交往，始于1971年。当时，正值任南开医院当院长的吴咸中在“文革”中被关“牛棚”几年之后，突然接到了一个让他兴奋不已的消息，他被树为全国的中西医结合典型，参加全国第一次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会上，周总理把吴咸中叫到主席台，坐在他的身边，总理向他询问了治疗急腹症的经验。     总理问吴咸中：“你们能治哪几种病，胰腺炎你们治过没有？你会不会开方子？”吴咸中自信地说：“会开”。总理又问：“你们推广得怎么样？”他说：“有推广，但是推广得还不够。” 总理说:“那不是你们保守，是还没有实行推广。”是周总理力挽狂澜，使濒临绝境的中西医结合事业起死回生。吴咸中永远记得总理对他的勉励和嘱托，并以此作为开拓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永恒动力。     但是让吴咸中没想到的是，５年后自己竟能用中西医结合疗法为总理减轻病痛。“我是在总理生命的最后时刻被叫到北京的”，当天晚上，总理已多日未便，吴咸中开了一张方子，疗效很好。第二天，邓小平来看总理，邓颖超高兴地对邓小平说，吴大夫给开的这个药通里攻下，大便通了。邓小平对吴咸中等专家说：“你们用通里攻下，这个很好，这个经验应当总结总结。”在周总理生命的最后18天里，就是用这个办法来维持……讲到这里的时候，两行清泪已经顺着吴老的脸颊无声滑落。     总理去世后，邓颖超专门寄给吴咸中一些照片作为留念。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一张周总理的照片。“每当仰望周总理慈祥的面容，都会想起周总理对中西医结合事业的肯定和鼓励，心中增添无穷的力量。”吴咸中激动地说。     三支力量  “海陆空”协同作战     吴咸中认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应该搞成海陆空协同作战，不能搞魏蜀吴三足鼎立。吴咸中创建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被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为“中国在世界领先的五项医药学项目”之一，他因此被誉为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擎旗人。     为了调查中西医结合的现状，从1982年到1983年，吴咸中带头组织调研组走访了全国十几个省市的数十家中西医结合机构，就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可行性、西学中队伍与中西医结合机构的现状等写了一份详细的调研报告。报告中他提出了一句颇具分量的话：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不应是魏蜀吴，鼎立三分”，而应是“海陆空，协同作战”！这个比喻举重若轻，为面临危机的中西医结合指明了方向。     经过多年努力，中西医结合事业不断壮大，中西医结合已经得到了国际认可，他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急腹症的绝技早已闻名海内外。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中国在世界领先的五项医药学项目：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针刺麻醉、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断肢再植、烧伤。吴咸中也因此跻身于中外著名医学大家行列，被誉为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擎旗人”。     1978年~1994年吴咸中任天津医学院（现天津医科大学）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1984年，他被批准为中西医结合临床（急腹症）博士研究生导师，为全国培养了数百名中西医结合骨干。1989年，他领衔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学科获批国家级重点学科，并提出在高层次发展中西医结合的战略思维。     吴咸中先后培养了3名博士后人员、30余名博士和48名硕士,构建了一支结构合理的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梯队，其中绝大部分都成为中西医结合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技术骨干，如中国微创外科的创始人之一的鲁焕章教授。     1991年，吴咸中从天津医学院院长岗位上退休后，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中西医结合工作。他提出用中西医结合向急性重症胰腺炎和急性重症胆管炎这两个国际公认的外科难症发起挑战，使重症胰腺炎的病死率已经从30%降到15%；重症胆管炎的病死率从20%降到了2%。2003年，吴咸中对通里攻下法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50年来他获奖无数，主持参与国家多项科技攻关项目和省市重大科研课题，共获20余项市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发表论文300余篇，主编专著15部。     大家风范   鞠躬尽瘁忘暮年     作为中西医结合事业的一面旗帜，吴咸中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他依旧坚持不辍于临床、教学及科研一线。写诗、上网、养鸟……晚年生活充满情趣。     他常告诫自己：事业未竟，尚需继续努力。每一次和同行交流，他都一再承诺：一要继续当好人梯，培养德高医粹的人才；二要继续当好参谋，为工作在一线的学术带头人出谋划策；三要继续跑龙套，为改善学科条件摇旗呐喊。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吴咸中把更多的希望寄托于年青一代：他拿出珍藏多年的图书，自己出资为研究生和外科医生建立了图书角，还在城郊购置了一套单元房，让研究生们去那里静学沉思，著书立说；他去美国探亲，为大家带回了六本厚厚的专业书，要求他们分头钻研，作读书报告，而第一次报告则由自己来作示范；他至今还坚持每周六大查房制度，即使实行双休日也未作改动，他还充分利用急腹症研究所的条件，建立了计算机房、阅读室、写字间、报告厅，供年轻医生们使用。     吴咸中说：“在病人面前，我是个医生，医乃仁术，应施惠而莫图报；在学生面前，我是个教师，育人为本，应身教重于言教；在组织面前，我是个党员，遵守党纲党章，要事业至上，鞠躬尽瘁。”但凡熟悉吴咸中的人，都能一字不差地复述出他的这句“名言”。也许这些名言，成就了他的事业。     吴咸中出身儒学世家，自幼酷爱古文及诗词歌赋，不但有深厚的文学功底，而且对历史和哲学有浓厚兴趣。他才思敏捷，诗趣盎然，常有感而发，挥笔而就。如1990年底，他主编的《腹部外科实践》第二版发行，他赋诗一首：     伏案推敲近七年，查询资料几万千。     严冬喜看风扬雪，三伏挥汗妙趣添。     博览中外精华取，众志成城汇巨篇。     老骥已知驰程短，但盼后生胜前贤。     吴咸中院士不仅自己廉洁从医，还组织国内著名医学家共同发起制定“医师公约”，并带领弟子们联合发出抵制“红包”的倡议书；他还把自己所得各项奖励的近80万元全都捐给医学和公益事业，表现出这位鸿儒大医的崇高医德风范。     吴咸中素以幽默见长。早年中西医结合实验研究处于艰难探索阶段时，他去实验室便问：“今天是成功啊，还是成功之母啊？”让大家忍俊不禁，忘却了工作的疲惫或沮丧。近年来，他获得的各类荣誉接踵而来，他又调侃地说：“看来只有长寿，才能经得起荣誉的检验。”     近几年，80多岁的吴咸中迷上了上网，工作再忙每天至少也要在网上逛个一两个小时，Email、BBS、手机短信、电子书都早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还喜欢在家里养几只鸟，生活充满了情趣。     “他现在几乎天天泡在医院，围着学生转，还坚持查房出诊，对病人比对家人亲” ，在家人眼里，他依然是个“工作狂”。由于工作忙，五个子女吴咸中关照得很少，但让他特别高兴的是，他的五个子女及孙辈几乎全都学医。老伴张丽蓉也是一位出色的妇产科专家。全家人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理想，也有着共同的快乐。吴咸中笑称，“我们家族医生‘成堆’，都可以开个综合性医院了。”　　     吴咸中从事中西医结合的50多年时间里，尽管在多个岗位上担任过领导职务，但始终都没有离开中西医结合事业。每次开会，老朋友们都会问：“你的中西医结合，爬坡爬得怎么样了？”他呵呵一笑，答道：“还在爬。”     “殚心竭力半世纪，中西结合一目标”是吴咸中坚持中西医结合方向的真实写照。他一生最大的希望就是中西医结合继续发扬光大，造福于人民。     吴咸中简历     1925年8月28日（农历）　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     1948年　毕业于满州医科大学（沈阳医学院前身），同年分配在天津市中央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前身）外科工作。     1959年2月—1961年9月在天津市第二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学习。     1964年 调任天津市南开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创建了全国第一个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基地。     1975年 创建了天津市中西医结合急腹症研究所、任所长。     1984年6月　任天津医学院院长。     1998年  创建天津市中西医结合研究院。     2009年  被为国家首批国医大师。（记者　刘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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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任

2009-06-24 阅读: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编辑：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何任，男，汉族，1921年1月出生，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1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浙江省名中医。 何任：金匮研究第一人        ●他26岁创办中国医学函授社，主编的《金匮要略校注》成为现代校注《金匮要略》的最权威版本；     ●他创立的“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治疗肿瘤12字原则，指导临床遣方用药，屡获奇效；     ●他是“十老上书”的领头人、“八老上书”的参与者，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奔走呼吁；     何任5岁，受父亲影响，《本草备要》、《药性赋》即使看不懂也要背上几遍，不认识的中药总是偷着尝一下；     10岁，对国文、历史、地理知识颇为精通，一篇《月上柳梢头》的作文，被老师戏称为“小鬼”； 　　14岁，由于患胃病，对中医、中药特有兴趣，对照《本草》，将所吃中药的性味归经详记心中；     16岁，以一篇《论〈伤寒〉六经》震撼监考老师，随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直接插班读二年级；     26岁，针对中医教育匮乏的状况，在杭州创办中国医学函授社，面向全国招收中医函授学员；     ……     如今，89岁的何任，面目和善，皮肤白皙，精神矍铄，温文尔雅，一副金丝眼镜后闪动着慈祥而睿智的双眸，几道浅浅的皱纹，让人感受不到他经历的风霜。当记者采访他时，提及往事，他时而大笑，时而严肃。     立志 选择中医我无悔     他生于中医之家，从小就酷爱中医；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乘船赴沪，以“去考学堂、去看我娘”令整船人为之动容；他考取了西医、中医两所院校，最终选择了中医，成为一代金匮大家。     何任，1921年出生于一个富庶的中医之家，早在童年时期，父亲便让他诵读四书五经及《汤头歌诀》、《药性赋》等中医入门书籍。     1938年，何任立志学医，拟赴上海学习。当时上海城郊都被日军占领、上海市已经成为一座“孤岛”，何任通过多种关系，拿到了去上海的通行证，乘上了一艘只有小贩才搭乘的小货轮。     “现在不太平，像你这样的壮丁，很危险的。”有好心人提醒何任，当时船上以中青年妇女为多，他是整船唯一一个穿长衫的大男孩。     “去考学堂、去看我娘”，面对众人的疑惑，何任拿出了自己的通行证，以去考学和看母亲为由，令好心人颇为感叹。     当时的上海西医院校居多，而中医则只有新中国医学院一处，何任一边复习英语，一边学习中文，备考两所学校。不久成绩下来，何任接到了西医院校的备取通知，同时也顺利考取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二年级的插班生。     “现在我还记得，考题是《论〈伤寒〉六经》，题目极大、极活、极泛”，何任一连用了3个“极”字。“我一直写到监考先生站在我身边来催，才收笔。入学后，我听老师说，我其实可以考三年级的插班生，现在想来，我选择学中医是对的，在学校的那段日子，谢利恒、丁仲英、祝味菊、徐小圃、秦伯未、章次公等名家先后施教，让我视野大开。”     由于基础扎实，学习刻苦，成绩出色，何任深得老师赏识，被同学们一致推举为年级长。     1941年，实习结束后的何任到浙江永康盐务局当医生，接触到了天花、麻疹、伤寒等疾病，随后，何任以一篇《中医诊治急性传染病之实践》的论文顺利拿到毕业证书。     教学 传承中医尽全力     他是中医教育家，1947年在杭州创办了中国医学函授社；他辞去公职一心办学，成为杭州市中医协会第一届主任委员；他先后担任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他招收中医学术继承人、博士后，全力传承独特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     为了让中医学术发扬光大，何任倾心教育，全力传承。     1947年，针对许多医生多为家传、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拜师学习的往往不能学到老师真传的状况，何任就在杭州创办了中国医学函授社，向全国招收中医函授学员。     “那时候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可是社会并不太平，物价飞涨，我想找一些参考书，可是全杭州除了几处旧书摊以外，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书店。我买了1本线装的《脉经》，花了几斗米的价钱。”提及往事，何任陷入了惆怅。     那时的何任刚结婚1年，爱人陆景涛在工作之余，也帮何任整理资料，凭着简朴生活和夜以继日的工作，何任陆续编写了《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外科学》等一系列讲义，并用于函授教学。     新中国成立后，何任虽然先后担任杭州市中医协会主席、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但始终未曾离开中医教学岗位。     1958年，何任奉命筹建浙江中医学院（现浙江中医药大学），从物色师资，到学习办学，一边主持行政工作，一边投身于中医教育，培养了无数中医进修生、本科生和研究生。     他的学生遍天下，1982年，何任出席卫生部第一次“中日《伤寒论》学术讨论会”，代表中国学者作”《伤寒论》的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之学术报告，反响巨大。1985年应日本汉方医界和东京医校邀请，去日本讲学。     1990年，何任被确定为首批全国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招收两名中医高徒。对于自己的弟子，他竭其所知，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传授。     1993年，何任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成立了“何任中医基金会”，以奖励在中医药教学、科研中取得突出成绩的教师、学生。     如今何任已是接近90高龄，依然思维敏捷，笔耕不辍，坚持门诊。     “何老工作起来不知道累，直到现在，还带着我们到各地讲学。”他的弟子徐光星说，“人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询问他，为何还要如此辛苦，他总是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学术 “研究《金匮要略》第一人”     他编写了解放后第一部《金匮》读物《金匮要略通俗讲话》，至今已发行15万余册；他主编的《金匮要略校注》成为现代校注《金匮要略》的最权威版本，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的第一人”；他被称为经方大师，和刘渡舟先生一起被称为“南何北刘”。     何任认为，学生毕业不是意味着学习的结束，更意味着自己独立进行艰辛研究的开始。     在教学、临床之际，他以中医第一部杂病学专著《金匮要略》为研究重点，开始了自己成为《金匮》大家的探索之旅。     1958年，他编撰出版了解放后我国第一部《金匮》读物《金匮要略通俗讲话》。此书第一次以白话形式对《金匮》原文进行全面阐释，极大地方便了初学者，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至今已发行15万余册。     1985年，他编撰《金匮要略提要便读》、《金匮要略讲义》两书，为《金匮要略》的教材编撰探索出了一种沿用至今的范式。同年，应日本汉方医界和东京医校邀请，何任前往日本讲学，为日本学者作“《金匮要略》之研究”的学术报告。精邃的研究，丰富的成果，生动的报告，深得日本学者的尊奉与推崇。     何任研究经方，也善用经方，主张尽可能使用经方全方.1988年，他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每次赴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北京中医药大学董建华先生都会邀请他去义诊，当时他主要研究《金匮要略》，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渡舟主要研究《伤寒论》，二人被董建华先生称为研究经方的“南何北刘”。     1991年，何任主编的《金匮要略校注》、《金匮要略语译》两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金匮要略校注》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部级），并被翻译成日文版，成为日本医生学习中医的教材，他本人也被日本汉方界誉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第一人”。如今，该书成为现代校注《金匮要略》的最权威版本。     作为一代《金匮》大家，何任应用经方非常娴熟，用药味少而效宏。     “经方用药，须有严格规律”，何任说，“用大承气汤就得按‘四黄、八朴、五枳、三芒’的比例。如果少其中的芒硝，那就不能说用大承气汤，而是用小承气汤。在临床中，要么你就准确地运用经方，有针对性的辨病、辨证，要么不要说你用经方，只能说是个人的经验方。”     “比如泻心汤，某一味药的用量加大，为主药，就分为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等，而各方中亦有一些增损，但各有其适应证，不可混用。”     何任每天都要抽出时间读书、每月都要撰写论文，至今已发数百篇。《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从1977年创办至今，每期都有何任的学术论文刊出，30年来从未间断。     医术 疑难杂症疗效佳     他虽是经方专家，但不排斥时方，当用则用，惟效是求；他创立的“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的十二字治疗肿瘤原则，在临床被广泛运用，并屡获奇效。     擅用经方，亦不排斥时方，一切惟疗效是求，这是何任遣方用药的特色之一。时方，习惯上指的是经方以外的治温热病各家方，如三仁汤、清营汤之类。何任认为，这种方剂，基本上是结构完善的，一般宜全方使用，不可过多增减。     每逢何任门诊，浙江名中医馆和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门诊部必排着长长的队伍。这些人大多是凌晨一、两点钟来的，有的则是前一天晚上就在这里等候。他们有的讲杭州方言，有的操东北口音，有的是广东话，还有的是归国华侨说着的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不为别的，正是为了来找何任教授看病。     “何任可真是华佗再世，是真正的大医。我现在这条命就是何任给的呀！”在之前的采访中，浙江嘉兴病人沈某反复赞颂何任。     沈某被上海某大医院确诊为胆囊癌晚期肝浸润，认为已无法医治，并预言只能存活20天左右。经何任详细诊察，精心辨证，以扶正祛邪蠲痛法立一处方。病人服用7剂后即觉症状明显好转。续服4月后前往原上海某大医院检查，癌肿完全消失。2个月后即照常上班。后间断服药，至今已过去整整18年，病人依然健康如常人。     何任擅长治疗时病内科、妇科、肿瘤、疑难杂症等，在治疗肿瘤时，强调应遵循“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的十二字法则。     “不断扶正”，就是指治疗自始至终要调整正气，培益本元，提高病人抗病能力。“不断扶正”之方法，何任在临床上又将其细化为三种，即益气健脾、养阴生津、温阳补肾。     “适时祛邪”，就是指在“不断扶正”的基础上，将清热解毒法、活血化瘀法、化痰散结法、理气解郁法交叉配合使用。     “随证治之”，即是指在综合考虑肿瘤疾病的基础上，在“不断扶正”、“适时祛邪”的原则指导下，依随病人就诊时所出现的各种证候表现及体检指标，针对性地辨证治疗。     何任早年行医期间，曾遇一肺结核大出血的病人，病人情况危急，何任一边令人用冷毛巾敷与胸部，一边把藕捣汁冲服十灰散，病人大出血停止。“单独的中医也能治疗重症，关键是要有勇气治疗。”何任说。     22岁女患者刘某，患精神分裂症多年，时常发作，不时歌吟啼哭，烦躁恼怒，甚至割腕自杀。经何任诊查，为其开出两个处方，叮嘱病人两个药方隔周交替服用，病情有效控制，并参加了一个模特班培训，欲参加某项全国模特大赛。当病人及家属感激万分，跪谢何任时，何任却谦逊地说：“医生就是要想尽办法治好疾病，上工十全其九，我还有距离呢！”     有时他的病人太多，医院怕他太辛苦，欲回绝补号的病人，何任总会说，“他们从外地赶来，已花了不少路费，就加个号吧，我迟点休息无所谓。”     已是浙江省名中医的小女儿何若苹说，“我父亲这一辈子行医救人的故事，说上1年都说不完。甚至他老人家自己生病时，都不忘自己是一名医生，还在钻研岐黄之道。”     做人 社会责任重如山     他是“十老上书”的领头人，亦是“八老上书”的参与者；有人贴大字报，嬉称他为“八哥先生”，当上级追查，仍出手相救；他对中医药事业奔走呼吁，赤胆忠心。     何任对中医药事业的精诚之心，日月可鉴。当代中医发展史上有两次著名的“十老上书”、“八老上书”，何任均列其中。     他是“十老上书”的发起人，1984年，焦灼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举步维艰，何任高瞻远瞩，联合山东中医学院张灿玾教授、湖北中医学院李今庸教授、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路志正主任医师等十位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中医专家，呈书国务院总理，陈述制约中医药发展的严重制度缺陷，恳切希望中央能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系统，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     “我当时的这个决定，连我的爱人都不知道，都是在秘密进行，上书国务院，以前我们没有做过”。回忆起那段往事，何任感慨颇多。     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专门负责管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国家中医管理局，从此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有了自己专职的政府行政机构。     1990年，何任等8位全国著名中医药专家再次上书中央，恳切呼吁加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八老上书”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仅加强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一些省、市也相继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     再次想起往事，何任的脸上多了一丝肃穆，“有的老专家现在都不在了，中医发展需要传承啊。”     何任关注着中医的发展，却从不把别人对他的评价放在心上，对批判自己的人还出手相救。     1957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身为学校党委委员的何任由于经常传达党的文件被人贴大字报戏称为“八哥先生”，在上级派人调查此事时，认为该人是对党进攻，而何任却将责任归结为自己身上。     “他也有妻子儿女，也不容易，也是一时冲动吧，我说，他贴大字报是因为我主张使用经方要原方使用，不要改变，所以才被他戏称，上级认为我说的有道理，没有追究。”何任说，“现在他还在世，我想我是对的。”     “老人家一直关注中医事业的发展，每当有好的政策出台，就特别激动，”在何任停顿之际，他的女儿何钧讲起父亲第一次读“十七大”报告时的情景，“报告中有关于中医的发展，提出了‘中西医并重’，这使老父亲激动不已”。     “以前资料是‘中西医结合’，现在中央明确‘中西医并重’，说明党和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何任说。     “老牛明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这是何任为浙江中医药大学写的条幅，“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诚”是其做人的准则，高尚的医德、精深的技艺，何任赢得了社会的普遍推崇与敬重。他以赤胆忠心的中医情怀，凭借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孜孜探索的精神，开拓了一条艰辛卓绝的名医之路。     何任小传     1921年生于浙江杭州人，为中医世家。     1938年-1941年，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学习。     1947年，创办中国医学函授社。     1949年-1955年，创办庆春中医联合诊所，任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     1958年-1983年，任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院长。     1983年至今，任浙江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主任中医师、博士生导师。（记者　冯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