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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四个因经济问题被处以极刑的部级高官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踏上阴曹地府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但人们仍然在问——郑筱萸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如何度过的？他到底是善良的天使还是人人痛恨的恶魔？他受贿和玩忽职守有着哪些惊人的内幕？为什么在他之后还会有刘志华、杜世成等高官以身试法？
新华社高级记者、报告文学作家徐江善经过广泛采访，深入思考，以深刻的笔触追踪郑筱萸如何从一个苦孩子爬上了部长级高位；探寻他接受数百万巨款时激起的心灵波澜；剖析他走上断头台前夜回首人生的心路历程；反思他葬身于市场化浪潮中的标本价值。书中披露了郑筱萸腐败窝案以及侦察、审理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读来令人震撼，对“郑筱萸现象”的深层次原因的分析与思考令人警醒。
以下内容选自该书第一章。
郑筱萸和他的秘书们
在中国的官僚体系中，许多首长与秘书是一对利益共生体，或者称命运攸关方。命运为郑筱萸演绎的人生悲剧主角当然是郑本人，但他的秘书们在这场悲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他曾是一个苦孩子，一个好学生，一个好厂长，假如时光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打住，他也许将以全国优秀企业家的称号载入史册，而不是那个为人不耻的大贪官
郑筱萸是福建福州人，但他的一生却与福建关系不大，福建只是给予了他的生命，养育了他的童年和少年，他生命的重大转折与“天堂”杭州结下不解之缘。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杭州是他收获爱情建立家庭的温馨之乡，是他展示才华平步青云的“龙兴”之地，更是他从辉煌走上不归路的起点。
郑筱萸在杭州工作生活了20多年，结交的熟人朋友很多，他被执行死刑宣布后，在这些熟人中震动极大。尽管他已经被处决一年了，大家聚在一起仍然离不开这个话题。一位熟悉郑筱萸的老同志回忆起这位老朋友欷歔不已，他用“四个一”概括了郑筱萸的一生——
一个苦孩子，
一个好学生，
一个好厂长，
一个可悲的下场！
1944年12月，冬日的寒风拍打着福州一条陋巷，人们在战乱年代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也祈求战争早一点过去。没有谁比生活在这条小巷的郑家对新生活更加充满向往，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郑家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一个男婴的第一声啼哭划破了寂静的寒夜，给贫穷的郑家带来了生机和希望。今天已经无从得知郑筱萸的父母在给这个男婴起名的时候寄予了何种企盼，筱萸——茱萸，中国古代风俗是，九月九日重阳节这一天，人们佩戴上茱萸这种可以入药的植物，登高饮酒，去邪辟恶。
可以肯定，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郑筱萸的母亲不知多少次抱着襁褓中的孩子在心中祈求，期待这个郑家长子能够远离灾难。可是，郑的母亲在生下郑筱萸兄妹5人不久，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她没有能够看到儿子的飞黄腾达，更没有机会看到儿子走上黄泉之路。郑母早逝，生活的担子就全部落在父亲的肩上，郑筱萸的父亲在医院担任挂号工作，以此养活郑筱萸兄妹5人。
郑筱萸排行老大，懂事以后，就开始分担家务，为家里分忧，为弟弟妹妹们作出表率。
据与郑筱萸从小长大的同乡回忆，由于家境困难，郑筱萸生活非常节俭，买一双鞋要穿几年，那时，他常常下雨天把鞋子放进书包，打着赤脚回家。
那正是新生政权充满朝气充满希望的年代。新中国成立后郑筱萸开始读书，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是人见人夸的好学生。1963年9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复旦大学生物系，读的是动物及人体生理专业。由于家境贫困，他依靠国家提供的助学金读完了学业。
与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正当郑筱萸怀抱报效祖国的宏图伟业，整日寒窗苦读之际，“文革”的风暴将他的这些志向抱负席卷而去。大学三年级时逢“文革”，郑筱萸一直拖到1968年12月才离开学校。
大学生活除了使他的大脑中增加了一些方程式、分子式之外，就是无休止的各种运动。令他幸运的是，他在动荡的年代收获了爱情。丘比特的神箭穿过了文革岁月的风风雨雨，把他与一位叫刘耐雪的同班同学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毕业后，俩人一同被分配到当时浙江最大的国营医药企业——杭州市第一制药厂工作。
熟悉郑筱萸的人都认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郑筱萸对党有着深厚感情，他从心底里感谢党，感谢新中国，党和国家把他培养成大学生，他又在青年时代，赶上了改革开放新时代，使他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工作努力，业务能力强，很快就成长为优秀企业家。
回溯郑筱萸的生命之河，我们会发现，在长达23年的药企生涯中，郑筱萸留下的是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他从厂技术员干起，由于工作成绩出色，很快被提拔为安全环保科副科长、技术科科长、计划科科长。不久又荣升为业务副厂长、厂长。
8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给受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带来了生机，随着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城市里国企改革风起云涌，名牌大学毕业的郑筱萸懂专业、会管理，大刀阔斧搞改革，企业红红火火，显露出一派勃勃生机。几经变迁后这家企业更名为杭州民生制药厂。郑筱萸的企业家生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辉煌的顶峰，他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入选首届全国医药行业优秀企业家。
假设时光在80年代打住，郑筱萸的名字将以全国优秀企业家的称号载入史册，将永远与贪官无缘，更不用说在20多年后命丧黄泉。
可是，历史不允许假设。
进入90年代，命运改变了郑筱萸的生活轨迹。1991年，他离开了生活了20多年的企业，开始进入官场，先后出任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主席。
有一篇报道说，1991年，郑筱萸被调任省总工会副主席。在省总工会的三年里，郑的仕途似乎并不顺利。在许多人看来，总工会是个群团组织，没有更多的实事可做。
就在他离开企业不久，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改制的浪潮在许多大型国企中实行。民生制药厂也就是在这期间实行了改制。
浙江一位药企领导在谈到民生制药厂的改制时说，刚开始改制时，民生的管理层都拿到了企业的股份。从1995年起年薪制开始慢慢推行，郑的继任者们可以轻松拿到70万到80万的年薪。郑筱萸在企业干了几十年，一直享受的是低工资，即使在他担任企业领导后，薪水也一直很少。
一位药企人士肯定地说，“如果郑不走官道，继续留在民生，后来的股份制改革也会给他带来很丰厚的回报。”
改制的消息郑筱萸不可能不知道，他当时的心理肯定不平衡，与省总工会主席的职位比，他肯定对企业更多的是留恋。有消息证明，在此期间，郑筱萸多次向一些老朋友们抱怨过收入太低。在老同学的聚会上，他仍然提到了收入太少，每个月只有不到1800元钱。
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他走上国家药监局局长的岗位，随着他大肆寻租，他的状况立即得到了改变。2005年9月，复旦百年校庆。郑作为校友出席了校庆仪式。
据郑的一位大学同班同学描述，郑筱萸是坐着他妻子开的奔驰600去的。几年时间不见，郑筱萸已经让往日的同学们刮目相看了。
《周易》第三十五卦为晋。晋卦的卦辞为：
受到君王宠信而处在重用及晋升时期的诸侯，会得到各种各样的赏赐。但晋升与忧虑相联系，只有坚守正道才会吉祥。此言正如老子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郑筱萸步入官场之前，他的名字似乎在暗中庇佑，20多年去邪辟恶，十分顺畅；步入官场以后，吉祥的名字还能保佑他吗？答案已经随着法官的宣判尘埃落定，噩运，正悄然向他走来……
2.他奉调进京，不仅出乎亲朋好友的意料，即使在国家医药管理局，也没人会料到他们的新领导会来自遥远的西子湖畔。他立即被鲜花、笑脸、掌声、祝福包围了
如果把郑筱萸1991年步入官场看做是人生的转轨，那么奉调进京则是他命运的拐点，更是他迈向生命极点走上断头台的第一步。
“拐点”就在1994年。
认识郑筱萸命运的“拐点”，有必要认识上个世纪末的中国经济社会。说来也巧，我也是在这一年从海滨城市大连奉调进京，只不过我是一名记者，而郑筱萸则是一名副部级干部。
1994年的中国，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吹拂下，改革开放龙腾虎跃，全国上下一片热气腾腾。改革的航向在这位年迈的伟人指引下，以不可逆转的气势，将那些老左鼓起的阵阵噪音抛在身后。
今天我们从一些非正规渠道得知，“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一股否定改革的逆流汹涌而来，小平同志明察秋毫，巡视南方，并发出了“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示。
神州大地再次涌起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奉调京城的我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政治生态的发展大势与诡异。
此时，中国的医药界风起云涌，旧的体制在逐渐打破，新的体制尤其是监督管理体系远没有建立，一些医药企业为了追逐利润不惜抛弃群众利益，约束机制的缺失，使医药界乱象丛生。由于这一领域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引起群众的抱怨和不满。
我国医药企业的混乱局面为郑筱萸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台。以他的聪明才智，他不可能感受不到时代的召唤与个人发展的历史机遇，想必郑筱萸看到了历史提供的这一硕大舞台，看到这个舞台对于他的政治前途意味着什么，他想到的是成功、是胜利，是他人生的新的辉煌。
由地方官而成为京官，并且是管理亿万人民群众用药安全的最高首长，郑筱萸的进京不仅出乎许多亲朋好友的意料，即使在国家医药管理局，几乎没有人会料到他们的新领导会来自遥远的西子湖畔。
追究当年谁“钦点”了郑筱萸不仅没有必要也全无意义，在中国的政治生态记录中，历来就没有“谁提拔谁负责”的惯例，相信国外也不多见。谁也无法保证时间和空间对一个人重新塑造的余地有多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郑筱萸20多年医药企业工作的背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在医药企业的辉煌业绩，让提拔他的人寄予了厚望。
这一年，郑筱萸由地方官变为京官，被任命为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
鲜花，笑脸，掌声，祝福……消息传出，郑筱萸立即被贺喜声包围了。不仅进京，还晋升副部级，京城里成千上万个司局长梦寐以求的事儿，被郑筱萸如此轻松地圆了梦。可以肯定地说，彼时的郑筱萸绝然不会有半点败走麦城的危险预感，不会有丝毫生命极点的不祥意念。那时，扑入他视野的是数不尽的祝福鲜花，充盈耳畔的是道不完的吉祥愿景。郑筱萸所到之处，被阿谀奉承包围着，真是应了四川那句老话：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啊！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体察郑筱萸进京时的真实心态。
——飘飘然；
——欣欣然；
——惴惴然；
——昏昏然。
郑筱萸时年50岁。孔夫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郑筱萸不仅“志于学”，“三十”“四十”都是在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中度过的。五十岁知天命之年迎来了命运的“拐点”。
于丹在《论语》心得中对知天命之年作出了精辟阐述——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有这样一句话，叫做“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之道其实是通往极高明境界的一种适当的方法。它的特点正如中国古人所说，是“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在你20岁、30岁的时候，曾经意气风发过；走到不惑的时候，才表现为淡定而从容。而当走到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人的很多标准都会发生变化。那么，再过10年，等到50岁的时候，又会发生新的变化。
孔子所说的知天命，是指的什么呢？是人们常说的“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吗？是一个人到了50岁就应该听天由命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孔子所说的知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黄侃对这段话的解释是：“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我既学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达天命，天命有穷有通，故我不怨天也。”可见“知天命”关键在一个“知”字，要能够了解什么是自己的天命。当自己能够客观认识命运中的穷与通，人世间的好与坏，知道这一切都很自然，那么你就能理性把握，平静应对。
“不怨天，不尤人”，是我们今天经常说的话，但这区区6个字容易做到吗？五十知天命，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内心的定力，基本上可以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不为外物所动了。如庄子《逍遥游》所言“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
五十知天命，就是说此时的郑筱萸应该具有内心的定力，应该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不为外物的诱惑所动。如庄子所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
遗憾的是，郑筱萸在奉调入京的人生拐点没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年虽五十而非知天命，随着官越做越大，车越坐越小，金钱美色的诱惑越来越多，他一步一步滑向罪恶的深渊，以致走上了黄泉绝路。
处于顺境的人们啊，当人生旅途到处是鲜花和笑脸，当各种诱惑接踵而至，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啊！
1994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郑筱萸怀着喜悦迈着自信的步伐从天堂杭州走来。
北京的春天阳光是那么灿烂，杨柳舒展着轻盈的腰肢，白云浮动在碧蓝的天边，洁白的梨花，粉红的桃花，嫣红的芍药，把京城装扮成一个万紫千红的大花园。
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的郑筱萸踏着春天的韵律走进京城，走进国家医药管理局办公大楼，这座大楼的工作人员迎来了他们的新局长。郑筱萸走上了新岗位，登上了他生命中工作过的最后一个10年的人生舞台，这也是他的人生舞台剧中最为辉煌最为惨烈最为失败的一幕。
要了解郑筱萸所任职的国家医药管理局，必须了解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苏联模式组建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经济管理机构。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击着旧的管理体制，经济基础的急剧变革，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行政管理和执法部门必须与之适应。1984年，国家颁布了《药品管理法》，这是一个旧体制特色极为浓厚的法规，此法规规定：中国药品监管的行政职能属于卫生部，药品生产必须获得卫生部颁发的《制剂许可证》。
郑筱萸所在的国家医药管理局并不是医药监管部门，只是按条条块块划分的计划经济意义上的行业主管部门，除掌管行业规范、外贸等事宜，局属单位还有中国医药工业公司、中国医疗器材工业公司、中国医药对外贸易公司、中国医药公司和中国药材公司等大型国有医药企业。
正是由于经济属性的特点，国家医药管理局隶属于国家经贸委，而且只管西药，中药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当时药品的真正监管部门是卫生部药政司。
客观公正地讲，国家医药管理局的岗位对于有着20多年医药企业履历的郑筱萸并不陌生，胜任这一基本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的岗位也并不难，可是，其后不久汹涌澎湃的改革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前，旧的体制土崩瓦解，新的体制给郑筱萸的人生提出了挑战。
改革的大潮把郑筱萸推向了权力的巅峰，一不小心，也把他送上了人生的绝境！
3.他消失在2006年的岁末寒冬。他的名字再次出现是在中南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主持会议，要求对郑筱萸的违纪违法问题彻底查清
2005年6月22日，郑筱萸被免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表面上看，郑筱萸安全着陆。
粉碎“四人帮”以后，鉴于干部年龄老化，邓小平提出干部制度改革，改变领导职务终身制，中国的退休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按照中国目前的退休制度，一般干部至副部级以下官员，年满60岁即要退休，正部级干部退休年龄为65岁，而国家级领导人则干到70岁左右。
郑筱萸离开企业调任浙江省总工会主席，行政级别为司局级，那时他年仅40多岁。1994年4月奉调进京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时升为副部级，他才50岁，以后虽然机构数度变化，但他的行政级别一直保持在副部级。
2004年12月10日他年满60岁，按照中国官员的退休制度他应该退休了，可不知什么原因，直到半年以后的2005年6月才办理退休手续。
郑筱萸在副部级岗位整整干了10年零6个月，而且一直在同一个权高位重的岗位干了10年，可以肯定，对中国的退休制度他比谁都清楚，他预知即将退休，在他即将离开局长岗位的几年里，他的心态肯定与当年兴冲冲进京迥然不同。那时，他将进京作为人生的一个新的台阶，作为一个可以尽情展示才华的大舞台，他对自己的前途信心十足。
药监局长的10年是郑筱萸人生之旅的最后一段辉煌、诡谲的时光。他如同一位水手，驾驶着人生的小船一路走来，终于驶入了一片崭新的海域。他驾驶的小船上一派丰收的景象：经过几十年的拼搏，他位居高级干部的副部长级行列；他经历了中国医、药两届的激烈变革，创建了医药监管体系，并在这个岗位上大权在握一干就是10多年，巨大的权力所带来的种种陶醉、愉悦、荣誉、快乐他都一一品尝过。
作为一位水手，在预知水手的使命来日不多的时候，他或许已经心力交瘁，10多年在骇浪之中游走，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最为清楚。法庭上，郑筱萸谈起自己在药监局长任上的表现时，一直津津乐道，他的辩护律师也对他担任局长期间所作的贡献，尤其是带病坚持工作赞赏有加。
在郑筱萸出事之前，许多人对这些年医药界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大加赞扬，尽管医药界的乱象已经民怨沸腾，有的人包括有的领导仍然认为这些年的GMP认证、“地标升国标”符合国际浪潮，是与国际接轨的重大举措。在有些人眼里，郑筱萸是个没功劳有苦劳的人物。有些人则认为他毁誉参半。当然，也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医药乱象他应该负责。
郑筱萸安全着陆了，可以像许多退下来的老干部们一样，子孙绕膝、安度晚年了。退下来的郑筱萸想必对自己的官场生涯会作出总结，也很可能有许多惊人之语，遗憾的是我已无缘与他交流，当然无法了解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但是，退下来的郑筱萸像中国的许多官员一样，在一些民间组织中还兼有职务，他还经常乘着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从他与朋友们的闲聊中，从他在一些场合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窥见他的一些心路历程——
他不能不正视由他监管的医药领域民怨已经沸腾，但他坚持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做了大量工作，如同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的那样。他承认自己有错，但功劳也是巨大的，他不会想到自己会走进牢狱，更不会想到很快就会走到生命的尽头。
智者和贤达从他所驶入的看上去静谧安详的海湾，看到的却是波平浪静下的暗流涌动和潜伏在水下面目可狰的块块礁石。郑筱萸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还保留一些群众团体或事业单位的职务，他所担任的职务是中国药学会理事长。正是由于有了这些职务，他在一段时间没有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2006年11月中旬，广州举办“两岸药学论坛”，退下来5个多月的郑筱萸以中国药学会理事长身份莅临。当时，延续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中医药正在遭到几个或者无知或者恶意炒作或者闲得无聊的人的诟病，有的人主张取消中医，有的人认为中医误国，一时间网上热议不断，各种声音纷至沓来，有人竟然在网上签名鼓噪取消中医药。
对中医的诟病早已不是什么新闻，鲁迅先生是中国的文化巨人，由于他的父亲生病的原因，他对中医药深恶痛绝，他曾经不止一次在文章中否定中医药。但文化巨人并非一切都对，中医药能够数千年不衰，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中医药功不可没。当然，中医药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现代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医药才是科学的态度。
作为在医药领域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郑筱萸对中医药当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尤其是身为中国药学会理事长，更要在此时亮明观点。郑筱萸西装革履来到广州，人们看到，在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面前，退下来几个月的郑局长仍旧神采奕奕，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面容保持着特有的微笑，人们仍旧对他恭敬有加，没有因为他已从局长岗位上退下来而怠慢他。
以郑筱萸的身份，主办方安排他在论坛上发言。郑筱萸仍然像半年前在局长任上一样，从容稳健地走上讲台，面对着两岸的专家学者侃侃而谈，对中医药的历史和现实所发挥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驳斥了中医药的否定论者。
知情人士透露，郑筱萸最后一次公开亮相应该是2006年12月22日，地点是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中国的年文化千百年来源远流长，到了近现代，西历的传入，中国人有了两个年，一个是元旦的西历新年，一个是传统的春节新年。今日的过年早已无法与传统的过年相比，但辞旧迎新的气氛还没有丢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年关将至，各个单位都在以各种年会的形式搞辞旧迎新活动。
北京市药学会和北京市执业药师协会在12月22日举行年会，邀请执掌医药两届大权、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不久的郑筱萸莅会。像这种省市级单位组织的年会之类，如果在位时郑筱萸一般是不会光临的，如今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时间比较宽余，郑筱萸在接到请柬后欣然应允了。也许还有另一层因素，这一段时间药监局接连有人被“双规”，有关郑筱萸的传言也不少，出席这样的公众场合，亮亮相也有利于辟谣。
冬日的北京没有了绿色，太阳早已不知躲到那里去了。光秃的枝干在寒风中毫无生气地摇曳，不知是雾还是烟，天空显得迷蒙阴沉，几只老鸦扇动着无力的翅膀，掠过屋檐时“呱——呱”地叫了两声，向着远方奔去。
这一天上午，郑筱萸早早从家里出来，钻进轿车，坐在轿车里他无暇观赏窗外的景致，他只想快些赶到会场，快些开完这个会，快些离开会场。近两个月来，从各方汇集的消息令他感到不安，令他心绪不宁。一些小道消息传得十分离奇，当然许多消息与他有关。
坐落在城北的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建于1991年，是为了举办北京亚运会而建设的一系列建筑之一。亚运会后，这里就成了接待各种会议的场所。当郑筱萸的车驶到会场时，迎候在场的北京医药界领导热情接待，并将他迎入宽敞明亮的会议大厅。
进入会议大厅，气氛与室外截然不同。各式吊灯、壁灯、顶灯把大厅映照得灯火通明，北京医药界的名流们个个衣着鲜亮，西装笔挺，人们脸上堆满了诚挚的笑意，相互握手寒喧，互致问候，温暖、喜庆的暖流弥漫在会场，流淌在大厅的每个角落。
一位出席了这次年会的老同志回忆说，当天上午开幕的年会，郑筱萸作为嘉宾在主席台上就座，但他并没有发言。他坐在那里看上去神情自若，脸上看不出不安与焦躁。年会结束，按照主办方的安排，还有一个展示北京制药企业辉煌成就的展览。
郑筱萸与其他到会的领导一起走下主席台，在众多与会者的簇拥下，走入了安排在另一个房间的制药企业展板的展室。他从主席台上慢步走下，随着参观的人们走进展室，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说起来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担任药厂领导开始，尤其在最后的10年中，作为不同层次的领导，郑筱萸无数次走上讲台，无数次发表演讲，无数次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讲话，无数次在掌声中离开会场。可是，不知他是否意识到，这一次他走下主席台，是他人生中彻底地告别了属于权势、荣耀的主席台，彻底地结束了官场生涯。此生此世，他再也无缘令他荣耀令他愉悦给他带来权势地位的主席台了。
作为领导干部的郑筱萸，从此永远消失在公众的视野。
郑筱萸从主席台上慢步走下，随着参观的人们走进展室，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郑筱萸神情自若，似乎走得十分镇静十分稳健，他绝不会想到，此刻每向下走一步，他都朝着命运的深渊滑落，人生的尽头已清晰可见，噩运已经露出狰狞的笑容，从这时候开始，生命之花开始凋谢在寒冷的冬日。
北京的岁末萧条而寒冷，干燥的风在枯枝上掠过，轿车载着心事重重的郑筱萸消失在喧闹、嘈杂、浮躁的街市……
郑筱萸再次见诸媒体，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则是贪官、腐败分子的丑恶形象。
出席北京市药学会和北京市执业药师协会年会不久，郑筱萸即被中纪委双规。
2006年12月25日，新年气氛渐浓。这同时是西方人也是相当多的中国人一个重要的节日——圣诞节。
改革开放以后，打开国门，涌入中国的不仅有麦当劳、肯德基、碧眼金发的洋人，不仅有新自由主义、MP3、百老汇的歌舞剧，随着西风东渐，洋节日的知名度不断张扬，洋节已经融入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其中圣诞之夜更是成千上万年轻人为之狂欢的不眠之夜。王府井教堂、崇文门教堂等处成了欢乐的海洋，有虔诚的祈祷者，也有许多盲从得不知基督为何人的年轻人。
基督教经典故事：一个面容慈祥的白胡子老爷爷，在这一天顶着风雪从寒冬中走来，给人们送来了圣诞礼物。所有的基督教国家的人们，无论男女老幼都在这一天期待着好运降临。
郑筱萸的宗教信仰无从考证，但这一天对他来说，圣诞老人带来的不仅不是福音，肯定是灭顶之灾。
岁末的冬日阴冷干燥，太阳躲在云层中藏起了往日灼热的面庞。街市上行人匆匆而过，似乎在追寻着各自的人生目标。冷风在楼宇间掠过，似乎要带走人间所有的暖意。
这天下午，国家药监局机关大楼笼罩起神秘紧张的气氛。一纸通知从局决策层开始迅速传达下去，司处级干部都得到了通知，要求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什么重要会议呢？
司处级干部人心惶惶。近一年来，这座大楼里连连出事儿，随着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人员频繁进出，一个又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消息像冬日里无孔不入的寒风，传遍了每一个办公室。早在郑筱萸退下来半个月之后的2005年7月8日，他曾经的秘书、掌管中国医疗器械进入市场审批大权的郝和平被“双规”，2006年1月12日，另一位曾经担任郑筱萸秘书、现任药品注册司司长的曹文庄被“双规”，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11月28日，郝和平被判刑15年的消息传来，人们绷紧的神经拧得更紧了。那些心中有鬼的司长、处长们心中的小鼓击打个不停，早就没有心思办公，他们最怕的是被上司叫到办公室。
“张处长，局长叫你去一趟！”这在过去只是极普通极平常的通知，如今却成了一些人的咒语，在一些人眼里，那一声吆喝如同一句催命符，足可以使人脸色惨白心跳加剧。
今天的通知是所有的处以上干部，虽说没有那么紧张，但大家知道这一定是天大的事儿。人们早早就集中到大会议室里，不祥的预感在会议室弥漫，人人都知道可能有重大消息就要公布，人人又不知道这是什么消息。关系非常密切的人在耳旁私语，有些人用眼神做着交流。人们都想在这个时候通过交换各自从各种“小道”得来的消息，扩大自己的信息量。
开会的时间到了，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司处长们个个神情凝重，平日上面开大会底下开小会的情况绝对不见踪影，每个人都紧张地盯着坐在前排的局领导，尤其关注着局领导身边的那些陌生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官员。
会议开始了，国家药监局局长邵明立简单地开场白，然后便由中纪委的同志宣布：经党中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对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12月29日，2006年结束的前两天，在由邵明立局长主持召开的全局处以上干部会议上，正式通报了郑筱萸被“双规”的消息。
会场里看起来静得没有一点声息，但却如同平静的洋面下潮涌浪叠。郑筱萸——这座大楼曾经的主宰，中国医、药两届曾经的权倾一时的人物，从这一刻起被立案审查，失去自由，谁能说这不是一枚重磅炸弹，谁能说这不是中国医、药界的一次地震？
台上讲话者义正词严，台下的司处级干部可谓五味杂陈——震惊、恐惧、叫好、错愕、悲哀、不平、遗憾……
散会了，司处长们个个神色紧张，人人脸部没有表情，许多人低着头，想着自己的心事，在心底打着各自的算盘。
在中国的官场上，许多领导干部从岗位上退下来后，都如释重负。一方面忙碌了几十年，终于可以歇歇了；另一方面，认为自己安全着陆，画上了一个满意的句号，可以享享清福了。郑筱萸退下来的心态一定是极为复杂的。可是，在他退下来一年零六个月就东窗事发，实在让许多人没有料到。不同的感受撞击着司处长的心灵，并从这里以极快的速度传遍全国。
在资讯发达的现代社会，任何消息都难再以“保密”为由封杀。郑筱萸被“双规”了，这一令药监系统震荡、令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令不法药商胆战心惊的消息，迅速在老百姓之间流传开来。
新年的钟声敲起来了，人们在喜庆中迎来2007年元旦。
年轻人聚集在世纪坛，纵情地歌唱、欢呼，当子夜到来，人们击响了巨钟，声声巨响寄托着人们美好的祝福和希望。过去的一年轻轻翻过，新的一页重新开始，当新的一轮太阳从东方天际冉冉升起，人们开始了新的一天。
郑筱萸及其腐败案成为辞旧迎新的官员们商人们市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几年食品药品频频出事，药品生产企业的劣行频繁曝光，看病难看病贵已成痼疾，此时郑筱萸出事，无疑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块巨石，激起层层涟漪……
喜庆的鞭炮弥漫着新年。往年的郑筱萸此时正端坐在豪华的宅院里，接受着那些有求于他的药商和部属的恭贺，在这一声声新年祝福声的背后，则是金灿灿的真金白银。
当年轻人聚集在世纪坛下，随着一声声新年的钟声齐声欢呼的时候，郑筱萸被与家人隔绝，单独关在一座楼房里，尽管条件相当不错，他却失去自由。郑筱萸再也听不到那一声声言不由衷的祝福了，陪同他的是中纪委的工作人员；他的任务再也不是接受贿赂，而是按着中纪委工作人员的要求交代问题。
交代问题成了他唯一的选择。在辞旧迎新的新年之夜，窗外到处是人们对新年的祝福，到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而此时的郑筱萸唯一的任务是交代问题。无从考证郑筱萸此时的真实心态，巨大的反差给他带来的冲击肯定令他夜不能寐，他一定也在心里为自己祈祷，期待着新年能带给他好运。今天一般人已经无法知晓郑筱萸是怎样度过的那个漫漫长夜，只有天堂里的他能够告诉人们。
1月24日，在郑筱萸被“双规”近一个月后，他的名字再次高调正式浮出水面，并通过媒体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一天，中南海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监察部关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调查的情况汇报。
会场庄严肃穆，气氛凝重。
温家宝总理主持会议，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出席会议并讲话。副总理吴仪、曾培炎、回良玉，国务委员周永康、唐家璇、华建敏、陈至立出席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何勇也应邀出席会议。
熟悉中国政治生态的人士一眼便知，这不是一次寻常的会议，中纪委书记、副书记出席并讲话，肯定与反腐败工作有重大关系。改革开放30年来，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因违法违纪被查处无法统计，但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汇报的形式披露案情告之天下实为罕见。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会从中嗅出不同寻常的意义。
新华社为此播发了通稿：会议认为，郑筱萸等人的案件是一起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郑筱萸在药品监管工作中，严重失职渎职，利用审批权收受他人贿赂，袒护、纵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违规违法，性质十分恶劣。案件造成的危害极大，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会议要求，对郑筱萸的违纪违法问题要彻底查清，依法严肃处理。
郑筱萸在淡出公众视野月余高调复出，简短的会议消息对郑筱萸问题的性质、后果以及中央的要求等信息作出明确披露。从郑筱萸的秘书被查处，到他被“双规”，从他被“双规”，到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时间不长，但专案组已经掌握了大量事实，初步查清了郑筱萸的问题，新华社的报道虽然简短，但已经把他的问题及其性质讲得十分清楚，这则消息告诉人们，郑筱萸想轻松过关看来是痴人说梦。
官场震撼，舆论哗然。这一会议消息立即成为各大媒体各大网站广泛转载的头条新闻，郑筱萸及其腐败案迅速进入各大网站的新闻排行榜和网友跟帖排行榜。
2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纪委副书记、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干以胜通报了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一些情况。有记者问，传说郑筱萸已经自杀身亡，是否有此事？干以胜明确指出，郑筱萸正在接受调查，澄清了他自杀身亡的“小道消息”。
3月1日，中纪委监察部公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严重违纪受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新华社发布的这则新闻中首次披露了郑筱萸的犯罪事实——
经查，郑筱萸在任国家药监局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一些医药企业谋取非法利益，本人或伙同其妻、子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数百万元；在药品监管工作中严重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
至此，郑筱萸的问题广告天下，成为新闻媒体和百姓民间舆论的热门话题，人们关注他的程度远远高于过去的成克杰、胡长清，在于他所从事的工作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实在太密切了，谁不生病？谁不吃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药价虚高，老百姓看不起病已经成为人们意见最多的话题之一，老百姓早就憋了一肚子怨气，就在这个时候，套用一句文革语言，郑筱萸被揪出来示众了，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痛恨贪官，痛恨那些不顾人民群众的利益，中饱私囊的腐败分子。
4.他主政全国药监市场监管10年，就在他下台前的全国药品注册工作会议上，他还大讲特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此时药品注册工作已经乱象丛生，民怨沸腾
郑筱萸被“双规”查处了，他主政我国药监市场监管10年，一直到2005年6月22日，在“超期服役”半年之久，才被免去国家药监局局长职务。要了解郑筱萸，当然要听听他都说过些什么。在他下台的前后，他在各种公开场合的一些讲话，可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观察他的内心深处。
2004年2月9日，全国药品注册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此时距郑筱萸下台还有1年零4个多月，而药品注册工作已经乱象丛生，民怨沸腾。可是，这个时候的郑筱萸等人依然昏昏欲睡，毫不理会民间的呼声。
我看到一篇当年对这次会议的报道，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郑筱萸等人当时的心态——
“在过去的一年里，药品注册工作认真落实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党组提出的“三抓一加强”的工作要求和“一个确保，两个不误”的工作方针，积极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不仅积极推进各项改革，成绩还令人瞩目。这些成绩表现在哪里呢？报道接着说——
“主要体现在防治“非典”药物快速审批工作方面，及时制定出台了相关政策，开辟了防治“非典”药物“快速审批通道”，并成立了防治“非典”药物审批专家组，打破常规，采取“早期介入”的办法，把审批关口前移，主动深入到科研第一线，帮助指导科研单位的科学研究，督导各项药物科技攻关项目的落实。药品注册司还及时组织有关人员参加了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工作，进行了疫苗、人源特异免疫球蛋白及诊断试剂等一系列药物攻关项目。特别是备受世人瞩目的SAKS病毒灭活疫苗已经批准进行临床试验。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我国药品监督管理工作进行了考评，其中对药品注册工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药品注册管理系统，通过这一系统，可以高质量地完成所有医药产品，包括化学药品、生物制品、中药的上市许可审查。”
2003年、2004年，正是我国医药市场监管混乱最为严重的时期，在药监局官员的眼中，却是一片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不是小好。重灾区药品注册工作被给予“较高的评价”，并建立了一套管理系统。
不知什么原因，这次重要的会议郑筱萸并没有出席，会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张文周宣读了郑筱萸委托他作的题为《团结协作奋发有为，不断开创药品注册工作新局面》的讲话稿。
“讲话中指出，药品注册工作是药品监管工作的中心环节，直接对老百姓用药安全、用药质量进行把关，责任重大，2004年药品注册工作要做到如下四点：一是认真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依法行政，履行好药品注册各项职能。二是继续深化药品审评机制改革。三是紧密围绕实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继续严格药品审批和管理，从源头上确保上市药品质量。四是积极主动地做好保健食品注册工作。”
郑筱萸委托别人所作的讲话头头是道，但谁来落实呢？
2005年1月19日，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系统召开首次“双先”表彰会。这在我国医药系统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此时距郑筱萸下台仅5个多月，他在表彰会议上作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推进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新发展》的工作报告。
开幕式上，人事部副部长尹蔚民宣读了“人事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表彰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的决定”，丛骆骆等10名“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西城分局等40个“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先进集体”首次受到表彰。另外，张俊英等22个先进个人首次受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表彰。
郑筱萸在会上讲话说，一年来，食品药品监管系统以学习高志全同志为契机，以开展“争优创先”活动为载体，突出抓加强队伍建设这项重点工作，成效明显。这次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先进个人，正是这次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代表，他们集中反映了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坚持不懈抓队伍建设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树立一批先进典型，对于我们不断提高整个队伍的执政能力，做到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导向和鼓舞激励作用。2005年，全国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要广泛宣传这些先进典型的事迹，大力营造弘扬正气、见贤思齐的良好舆论氛围，以“让党和政府放心，让人民满意”为标准，继续深化“争优创先”活动的主题，拓展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通过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行动，树立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的良好形象。
不久，国家药监局召开了2005年全国药品市场监督管理暨药品现代物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郑筱萸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
“我们取得的成效是很大的，但是也要看到在市场监管方面任重道远，职重如山”。郑筱萸开篇讲了成绩，又讲了“职重如山”。在这篇冗长的讲话中，他首先讲了药品、医疗器械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回顾了过去的2004年，药品、医疗器械市场监管工作成效显著。通过一年来的工作，“我们有效地打击了违法犯罪分子，规范了市场秩序；监督实施GSP，促进了药品经营企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加强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监督，遏制了广告发布的违规行为；开展药品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为运用监管手段促进行业自律、惩戒失信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加强流通领域药品分类管理工作，确保了零售药店抗菌药物凭处方销售监管政策的平稳实施。我们的监管队伍在工作的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对药品、医疗器械市场有了更科学的认识。”
讲了成绩，郑筱萸开始讲问题。正视药品、医疗器械流通领域存在的问题。他认为，问题主要有“一是犯罪分子制假售假的手段更加隐蔽多样。二是农村药品市场监管工作仍然较为薄弱。三是药品流通监管如何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求，与时俱进不断完善”。
郑筱萸讲到这里，脱稿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听起来很是感人，他说：“我们还得动脑筋，要管好，管到位，还得适应新形势，不能用简单的，尤其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做法。新的情况给我们带来新的问题，也需要我们探索新的管理办法，打破我们自己旧的管理理念，建立新的管理理念，这个过程对我们是个锻炼，是个提升，不能是只要求监管相对人，同时也应该要求我们自己。这个问题我就讲两方面，第一是我们要跟上形势，扶正祛邪，要积极地推动，在这个潮流当中，我们是积极推进而不是绊脚石；第二是我们提出的一切改革方针不能脱离实际，脱离实际的东西是没有效果的，只会逼着企业搞形式，弄虚作假。因此，如何不断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通过监管手段，促进调整结构、提高水平、淘汰落后、优化环境，是对我们各级药监部门的重大考验，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讲得多好啊，“一切改革方针不能脱离实际”，脱离实际“只会逼着企业搞形式，弄虚作假”。郑筱萸的认识何等的清醒，何等的深刻，可是，恰恰在这时候，在“地标升国标”中，郑筱萸主政下的药监局严重脱离实际，把标准的门槛定得太高，导致药企严重弄虚作假，从而导致医药市场的问题层出不穷。
谈到违法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屡禁不止时，他更加严厉斥责，他说：“目前，擅自夸大疗效的虚假广告、未经审批擅自发布的广告、处方药在大众媒介发布广告等违法行为仍十分严重，部分广告主发布违法广告行为屡禁不止。这次全国工作会上，我看了一下数字，我们是10000多起违法药品广告移送工商，约70％是没有经过批准的，这个问题相当严重。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虚假宣传问题，已经成为群众投诉的热点，很多广告夸大疗效宣传，既欺骗了消费者，也损害了药监部门的形象。为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打击通过虚假广告进行商业欺诈的行为，同时，要积极运用监管手段，促进药品企业诚信建设，倡导诚信经营，树立良好的商业道德，促进医药经济健康发展。药品、医疗器械的广告监管每年我们都动很多脑筋，包括我们对一些媒体24小时监控，花很大的代价来做，但每年违法广告仍然非常多。”
也恰恰在这时候，“奥美定”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投诉者到处告状，而这一切与郝和平有密切关系，审批者就是国家药监局。
在这篇讲话中，郑筱萸对前几年市场整顿的情况是如何估价的呢？请看他的这一段表述——
按照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标本兼治、着力治本”的要求，国家药监局提出了“三抓一加强”，要求把监督的关口前移，把监督的重心下移，就是要把重心放在基层。关口前移就是要加强日常监督和现场监督，把问题发现在苗头阶段，消灭在苗头阶段。违法犯罪分子不是因为有个药监局成立了，有个《药品管理法》出台了，有个整顿措施了，他们就立地成佛了，还需要通过我们监管部门采取有力的监管措施。所以在市场整顿方面，我们应该保持高压的态势，加强日常监管和现场监管。药品监管这几年无论从体制上还是法制上我们都还是理得比较顺的，基础有了，尽管还有问题，但是可控的。有什么问题，我们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解决，我们也基本清楚。药品的监管还是比较有成效的，在治理低水平重复方面，我们这几年的措施已经见成效了，在市场整顿方面，在农村药品市场监管方面，我们也见成效了。1998年的时候，我们市场抽验不合格率为11％，1999年下降到了7％，接下来是5％、3％、3.1％、2.9％，2004年为2.7％，药品的整体质量水平提高了。农村制假售假情况也大大减少了，而且监管的手段加强了，药品质量提高了。我们的监督没有阻碍发展，而且促进了发展，我们国家的医药经济，1998年是1400亿，到了2002年达到2800亿，四年翻了一番，2003年突破了3000亿，去年突破了3500亿，在整体出口情况不好的情况下，医药产品出口增加，幅度还比较大。
在郑筱萸看来，“监管还是比较有成效的”，一连串的数字表明了成效。从这篇讲话中我们可以了解郑筱萸在即将离开领导岗位时对自己这些年的工作所持的态度，与其说这是一次全国药品市场监督管理暨药品现代物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不如说是郑筱萸对自己10年药监局长工作的一次总结。
几个月以后，郑筱萸就从局长岗位上退了下来。
2006年1月9日，中国药学会召开新年联谊会，郑筱萸到会并讲话。
国际药学联合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药学组织，成立于1912年，总部设在荷兰海牙，目前有80多个国家的130多个团体会员。FIP每年召开一次世界药学大会，在五大洲轮流举办，至今已经召开了65届，每次参加会议人数约3000人，是世界药学领域的传统盛会。世界药学大会会议内容广泛，涉及药学科研、教育、实践等各个领域。
中国药学会成立于1907年，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学术团体之一，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员，行政挂靠单位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到目前为止，中国药学会现有会员近10万人，高级会员近3000人，团体会员单位35个。学会下设6个工作委员会，15个专业委员会，主办19种学术期刊。
郑筱萸的讲话热情洋溢。他首先代表中国药学会，向各位来宾、中国药学会会员及广大医药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
他说，2006年，对于中国药学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年。由国际药学联合会和中国药学会共同主办的国际药学联合会第67届世界药学大会将于2007年9月1日至6日在北京召开。到2007年，中国药学会将迎来学会成立100周年，届时中国药学工作者将会举办学会百年庆典。
他指出，我相信，只要我们以改革的精神和创新的勇气，团结一致、锐意进取，我们的既定目标就一定能够达到！让我们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把握机遇、奋力拼搏，迎接2007年第67届世界药学大会在我国北京的胜利召开！迎接学会百年华诞！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开场合的讲话也是一面镜子，人们可以从中看到郑筱萸的另一面，通过去伪存真，窥视他的所思所想，把握他的思路历程。
5.他与许多高官栽在秘书身上一样，祸起萧墙被称为他的左膀右臂的两位前任秘书，秘书东窗事发牵连出他们的后台老板，似乎是当今官场贪腐窝案的一个铁律
与许多高官栽在秘书身上一样，郑筱萸祸起萧墙，他的秘书是药监腐败案多米诺骨牌中的关键一环。
查辞海，秘书：职务名称。掌管文件并协助领导人处理日常工作的人员。秘书本来是党委或政府的普通工作人员，可是在中国，有的秘书部落不仅神秘而且无形被赋予了超越职权范围的能量。最为典型的便是原河北省委书记的秘书李真，这个被称为“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呼风唤雨，神通广大，不仅没有把一些厅局长地市委书记放在眼里，连一些省级领导也惧他三分，俨然河北的第二书记。
李真之流当然只是个例，公正地讲，秘书在领导身边成长进步要比一般人快些，的确也有些秘书具有真才实学。但从近些年情况来看，领导干部出了问题，必然牵扯出他们的秘书，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不能不令人深思。郑筱萸腐败案与陈希同等人一样，也是秘书先东窗事发，然后牵连出他们的“老板”。
郑筱萸的秘书是何许人也？
熟悉药监局内情的药商们都知道，在国家药监局大院，药品注册司和医疗器械司是两大实权部门，而掌管这两大要害部门的曹文庄和郝和平，则是被称为郑筱萸左膀右臂的两员大将。
负责侦办郑筱萸腐败案的工作人员透露，曹文庄的出事，直接导致了郑筱萸腐败案浮出水面。
1962年曹文庄出生于山东，1984年从黑龙江商学院中药系毕业，顺利地分配到中国药学会工作，几经变迁，进入国家医药管理局，并成为郑筱萸的秘书。
做领导人的秘书是有学问的，与众多领导干部的秘书一样，曹文庄做事周到细致，小心翼翼，加上他办事稳妥城府很深的个性，很快便赢得了上至“老板”下至同僚的满意，他的仕途也展现出一派喜人景色。果然，在担任了一个时期秘书后，曹文庄担任了局办公室主任、局人事司司长等职。
2002年，曹文庄结束了秘书生涯，担任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的要职。
药品注册，就是药商们俗称的“批药号”，在医药企业，人们都知道，拿到了药号就等于拿到了金山，没有药号，企业就无法生存。而掌管药号的是谁——曹文庄。他掌管了全国药品审批文号的大权，在他所上任的那个时刻，在许多人看来，药品注册司司长是药监局最具实权的岗位，这个岗位尽管只是司局级，但其中的含金量简直无法估算。
权力是柄双刃剑，当绝对的权力给他带来无尚荣耀的同时，也无情地戳破了他的幸福人生，使他的命运驶入了歧途。
2006年1月12日晚，北京郊区的宽沟。正在主持2006年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的曹文庄，被侦查人员从会场上带走。时年44岁的曹文庄被中纪委“双规”。
由这一天命名的“1•12专案组”开始了紧张的办案工作，药监系统的窝案、串案一一暴露在办案人员面前。先后查处的有药品注册司助理巡视员卢爱英、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
曹文庄等人受贿案是如何败露的呢？网上流传的各种信息不一而足，有的说他疯狂寻租，导致天怒人怨，东窗事发；有的说他妻子过于张扬，大肆索贿，终致入狱。有一种较为可靠的消息称：曹文庄等人的落马，缘自一家国外制药企业的举报。
中国医药市场乱象丛生，监管官员大肆寻租，不仅使国内医药企业怨声载道，有意进入国内市场的国外药企也极为不满，市场经济规则的严重破坏打破了公平竞争的法则，使这些境外企业损失惨重，于是，一家境外药企首先站了出来，以确凿的证据在境外媒体上揭露了几家企业向中国国家药监局官员行贿20万欧元的丑闻。
一石激起千重浪。
报刊、网站纷纷转载，响应者发帖予以声援，一时间舆论闹得沸沸扬扬。这些消息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曹文庄等人开始进入中央纪检部门的视野。
据有关人士透露：曹文庄被“双规”后，口风很紧，与办案人员百般周旋，就是不肯吐露实质性问题。办案人员加大了心理攻坚力度，申明大义，晓以利害，收到成效。
2006年春节期间，已经关押了一个多月的曹文庄态度出现积极变化，开始对自己的问题进行交代。他找到律师，就有关检举立功方面的问题进行详细咨询。从那时起，郑筱萸进入专案组的视野，随着专案组的初步核实，郑筱萸的腐败问题暴露出来。
一位权威人士透露，郑筱萸案是在查办该局一批局处级干部违纪违法问题时，发现了他本人的违纪线索，进一步深挖出来的。
对此，中纪委副书记、中纪委秘书长干以胜表示，我们高度重视在查办案件中发现的线索，特别是有关涉案人员交代的线索，对有关线索进行深挖细查，对“案中案”抓住不放，查处了一批“窝案”“串案”。
2007年6月21日，曹文庄被押上了审判台。
有目击者描述：曹文庄穿着一件浅色衬衫，戴着眼镜，显得文质彬彬。检方指控曹文庄在任药品注册司司长期间，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为企业药品办理注册审批事项过程中，于2003年至2005年间，接受请托，为两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人民币150万元、美元8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约23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涉嫌受贿罪。
起诉书还指出，曹文庄在核发药品批准名号及药品审批的过程中，收受钱财，降低审批标准，降低了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在申请药品经营许可证、办理药品进口许可等方面，降低审核标准，造成药品管理混乱，降低了国家机关的公信力，情节特别严重，涉嫌玩忽职守罪。
当时每年有上万种新药和“换名涨价药”，要由国家药监局审批，曹文庄作为药品注册司司长具体掌管这一大权，成了医药企业公关的重点对象。
据悉，曹文庄的罪名与他的上司郑筱萸一样涉嫌犯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检方对其玩忽职守罪指控认为，在药监局推行GMP认证和“地标”转“国标”时，降低审核标准，造成药品管理混乱，提高了百姓的用药风险，降低了国家机关的公信力，情节特别严重。目前全国17.2万个药品批准文号中，有15万个是曹文庄任期内办理的。
有媒体披露称，案发后，在西城检察院接受讯问时，曹文庄态度十分狂傲，他说，要是能把我查出问题来，中国就没有清官了。
在法庭审讯中，对于检方的4笔受贿指控，曹文庄全部推翻。对于检方的玩忽职守指控，曹文庄同样予以否认。据悉，曹文庄委托的2名律师参加了开庭。法庭上，就受贿罪名，律师作了证据不足的辩护；对玩忽职守罪，作了无罪辩护。
曹文庄被一审法院以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判处死缓。一审法院在判决中采纳了曹文庄律师的一条辩护意见，即曹文庄检举揭发他人，有立功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8月2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对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的死缓判决。
曹文庄的命保住了，有网民为此愤愤不平，认为姓曹的也应该给毙了，这样才能平民愤！
公正地说，他的罪名虽然与郑筱萸相同，但他毕竟只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是政策的执行者，负责政策制定的是他们的局长郑筱萸，他是我国医药监管的最高行政首长。
曹文庄没有被送上断头台，在许多人看来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可他却不领情。不仅在法庭上全盘否定了检方的指控，还坚持认为自己是个清官。从差一点就见了阎王，到中国的清官，二者的距离也太远了吧，可见在一些人的眼中，对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见仁见智。至少在中国，至少博士曹文庄就有这样离奇古怪的认识，这是发人深省的一个小小的插曲。
6.在中国医药界，有两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他们掌管着中国药品和医疗器械审批的生杀大权，只要找到他们就等于攀上了财神，财源滚滚
曹文庄自称“清官”，不知他心目中的清官是什么样的概念。沿着曹文庄的履历追寻会发现，不论是出于上进还是对知识的渴望，曹文庄在参加工作后，自感到在商学院中药系学的那点知识实在算不了什么，步入仕途的曹文庄显然感到他的学历无法胜任要职，于是他像时下许多官员一样在政法院校攻读了法学博士。
搞的是中医药监管，却去学法律，在选择专业时，曹文庄肯定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是为了增长自己的法学知识，还是有其他想法，一般人不得而知，更奇的是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不知是巧合还是预感到了什么，令人惊异的是，论文竟然是《论贪污罪和受贿罪的主客观要件及犯罪构成》。不仅选题是贪污罪和受贿罪，还论述了“主客观要件”“犯罪构成”，看来曹博士对这篇论文的选题真正是下了大工夫。
也许这篇论文发表后使许多贪官读了受到教育，挽救了他们在犯罪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院在量刑时对如此重要的论文竟然忽略不计，对这位博士“清官”的判决就是受贿罪，并且是死刑缓期执行。
曹文庄进入高墙铁窗已经一年有余了。寂静的夜晚，武警战士的枪口在如水的月光下晃动，阴冷的牢房里，曹文庄躺在床上，定会对自己所做过的事有了新的认知。此时，他的老上司郑筱萸已踏上黄泉路，时间已经抚平了他心中的躁动，不知曹博士在法庭调查时对这篇博士论文中的“主客观要件”是否有了新的理解。
在翻阅曹文庄的案卷时，我从检方对曹文庄的起诉书中有了新的发现，那就是检方明确提到关乎对他量刑的一个重要“要件”，那就是行贿人魏威——江湖上人称的“拿号王”。
据媒体报道：魏威，别名魏涛，30多岁，河南人氏。见过魏威的人描述，他身形瘦小，其貌不扬。
如果以貌取人，那就大错特错了，自古貌不惊人者干成大事的大有人在。熟悉他的人透露，早年，魏威在河南漯河从事药品批发，掘得第一桶金，获得原始积累之后，他转战我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工商资料显示，2000年，魏威收购了吉林省梅河口市一家药厂，在此基础上，在吉林省工商局注册成立了吉林全威制药有限公司。2003年，魏威可能感觉“全威制药”还不够威风，不够国际化，于是把公司更名为詹姆斯安迪制药有限公司，同年底迁往通化。不知道这位河南人肚子里的小九九是如何盘算的，到了通化不久他又把公司更名为威威润生制药有限公司。到了2004年，魏威可能感到还是洋名更有感召力更有影响力，他的威威润生制药公司分化为两个制药厂，即诺氏制药(吉林)有限公司(下称诺氏制药)、巴里莫尔制药(通化)有限公司。与此同时，魏威还成立了太平洋药业有限公司，后更名为菲尔斯杜克；2005年4月，再度更名为阿尔贝拉医药公司，主要业务为药品销售。
经过一番由中到西由西到中又回归西洋的乔装打扮，魏威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瘦小懦弱的河南乡下人了，摇身一变已是多家具有“外资背景”的药企大老板了。
与许多其貌不扬的人一样，魏威的成功自有过人之处。与他打过交道的人评价：人极精明，极善交际，为人极仗义。这“三极”优点集中到一处，就是社交能力极强，手眼通天，从而造就了他医药界响当当的人物，人人羡慕的“拿号王”。
“拿号王”的神通有多大，到底拿到了多少号？我们从魏威变戏法式的把“地标变为国标”的案例中可见一斑。
全国每年上报给国有药监部门等待审批的药品成千上万，但没有关系，没有金钱从中润滑，大都石沉大海，扔在柜子里无人理睬，堂而皇之的理由多的是。精明的魏威正是看到了这一“商机”，以他的能力研制药品和生产工艺不仅难以达到，而且研制一种药需要耗费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魏威不愿做那些费时多见效慢的买卖，他要的是立竿见影。于是，他打起了那些经过科研人员日夜奋战从全国各地上报来的新药资料主意。可是，这些资料都锁在国家药监局的保密柜里，寻常人根本看不到。魏威不怕，他知道，只要给药监部门的人送去金钱，就会轻易拿到这些资料。
聪明的魏威首先让钱“认识”了掌管药品注册大权的曹文庄等人，然后获取药品资料。
据媒体披露，在2002年“地标换国标”时，他通过行贿曹文庄等人，拿到全国各省市上报药品的质量标准及生产工艺；然后以这些资料为模板，选择200余种生产厂家较少、以注射剂为主的药品，通过行贿吉林省药监局的一些官员，补回1996年前这些产品的文号；再将地方文号上报至国家药典委——“地标”于是顺利地换成了“国标”。短短两年间，魏威即拥有200多个药品批文，堪称药企“奇迹”。
表面上看，这200多个药品批文分属于两个企业，但都归魏威所有。目前尚无法确知魏威攫取这200多个文号究竟买通了多少药监官员，但其“奇迹”背后，已然有多名药监官员涉案，除了郑筱萸、曹文庄，还有药品注册司助理巡视员、原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以及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
获取这些资料还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魏威的下一步是将这些资料进行筛选、包装，然后先将筛选的这些药品通过弄虚作假变成“地标”，这就又要劳驾“钱”他老人家了，只有让“他”去认识了省药监部门的领导，才能使这些死资料变成活“地标”。魏威不仅成功地补回了这些“地标”，还顺利地让省局将“地标”申报“国标”。
知情者透露，魏威还与吉林省药监局两名官员有瓜葛。2004年夏，吉林省药监局副局长于庆香、局注册处副处长陶立军相继案发。事先听到风声的魏威仓皇出境，从2005年开始，魏掌控的三家企业相继改头换面，成了外商独资企业。自此，“魏威”的名字不再出现在工商资料中。但隐身幕后的魏威，还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
2006年4月，于庆香一审获刑15年，陶立军亦同期领刑。于、陶两人涉案均与药品审批、注册有关。于庆香案判决后，以为风平浪静的魏威悄然回国。2006年10月，魏威被办理曹文庄案的专案组抓获。在曹文庄的起诉书中，魏威被标明“另案处理”。目前该案尚未有结果。
郑筱萸的另一位亲信就是掌管中国医疗器械进入市场审批大权的郝和平。
在同事们的眼中，郝和平是一位身居高位，对下属十分严厉，做事一丝不苟的司长，他平日里少言寡语，办起事来雷厉风行，有人分析说，在中国，这类干部大都独断专行。在国家药监局，他与曹文庄称得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们均可以直接越过主管局长向郑筱萸汇报请示工作，郑的一些事只要交代给他们两人，立马照办。
郝和平年长于曹文庄，属于“文革”中上学毕业的工农兵学员，1974年毕业于昆明工业学院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同年分配到国家卫生器械局工作。从1980年起，他调入国家医药管理局。郑筱萸到北京担任局长后，他任职过一段郑筱萸的秘书。1998年出任医疗器械司司长。
2005年6月，郑筱萸被免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作为郑的亲信，他的命运迅速发生重大转折。半个月以后的7月8日，郝和平在单位忙碌了一天，像往日一样，下班后回到家中。
这时，家中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个不停，郝和平拿起电话，说话的是单位的一位领导，领导告诉他有急事，请他立即到办公室。
这种事过去也经常发生，单位有了急事就把他叫回去加班。郝和平没有犹豫，起身走出家门，回到了药监局的办公大楼。他这一走，就再没有回来。在单位等待他的是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办案人员。
“郝和平被检察院带走了！”消息立即传遍了药监局大楼，传遍了中国的药监系统。
2006年11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郝和平有期徒刑15年，以受贿罪判处郝和平的妻子付玉清有期徒刑5年。
“由于先于郑筱萸和曹文庄案的判决，郝和平的案情比较明晰。”国家药监局一位熟悉案情的朋友说。
郝和平明晰的案情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纵观检察官对郝和平夫妇的指控，可以发现他们犯罪的手法既原始又拙劣，与那些百万、千万的贪官相比，受贿的数额也不算大。尤其是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爱好，把他推向收受贿赂的泥潭。
让我们顺着检察官的指控，走进郝和平违法犯罪的一个个故事中吧。
在三项指控中，第一项是郝和平伙同妻子以房屋装修为名，向山东一家医疗器械公司总经理陈某索要贿赂20万元。
事情发生在2004年的夏季，老朋友陈老板从威海打来电话，盛情邀请郝和平夫妇前去度假。虽说去过威海多次，但那个海滨小城秀美的风光，宜人的气候，淳朴的民风给郝和平留下深刻印象，这一段工作太忙，郝和平也很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休息，于是，他欣然答应了。
在陈某的邀请下，郝和平夫妇来到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威海度假。陈老板盛情接待，把他们夫妇安排在高档酒店，还举行了隆重的接风酒宴。
酒过三巡，老朋友之间话多了起来。陈老板向他们推荐在威海买房，退休可以住在这里颐养天年。郝的妻子付玉清接过话茬儿：还在这儿买房子，在北京新买的房子还没有钱装修呢！
精明的陈老板立即接过话茬儿：那好办呀，你们回去开个账户，我就把钱汇过去。
如果酒席间的话听听就算了，就不会有后来的灾难，没想到郝氏夫妇是当真的，他们回到北京，便在农业银行以付玉清的名义开了账户。陈老板当然也是当真的，很快便把20万元现金打入这个账户。
郝和平的罪状还有收受一辆轿车，再就是收受会员卡。
检察官指控郝和平利用负责医疗器械公司申请的医疗器械产品审批的职务便利，为浙江、上海、陕西、广东等医疗器械公司申请的医疗器械产品获得批准生产提供帮助，收受上述公司给予的价值26万元的广州本田雅阁牌轿车和价值50多万元的高尔夫俱乐部旅游会籍卡、会员卡共3张。
收受轿车是为了有代步工具，收受会员卡打球，纯属个人爱好，为此蹲进大牢实在得不偿失。许多中外人士都认为，打高尔夫球是一项贵族运动，既要有闲情逸趣，更要有高额的费用支撑。
在中国，一直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绝大多数人不知道高尔夫球为何物，记得1989年“六四风波”时，一些学生拿着某国家领导人打高尔夫球的图片，以此证明这位领导人的腐败。这张图片震动了许多中国人。高尔夫球——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败堕落的代名词。中国的领导人怎么会干这个呢？愤愤然的中国人对腐败更加深恶痛绝。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高尔夫球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记得大连的金石滩建起了著名的高尔夫球场，引来国内外媒体的热议。北京、上海、海南等地高尔夫球场越建越多。当然普通的工薪阶层是无缘高尔夫球的，打高尔夫球确是一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高昂的费用一般人是支付不起的。
于是，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舶来的高尔夫球，成为一些暴富阶层和手握重权官吏们附庸风雅的业余爱好。自然也成为一些药商们巴结权贵的中介手段。手握审批医疗器材大权的郝和平自然属于药商们的公关对象，问题在于，郝氏对高尔夫球确实有着特殊爱好。
可以肯定，郝和平喜欢高尔夫球绝不是出于附庸风雅。他对这项贵族运动的喜爱已经达到痴迷程度。可是，他只是一名司局级干部，收入是有限的，以他的工资收入，是决然支撑不了他的这项贵族爱好的。
我们发现，在他收受的贿赂中，用于这项贵族运动的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卡就高达50万元，占了他受贿款的一半。以郝和平的身份和地位，满足他的爱好决然不会自己掏腰包，手中的权力将他的个人喜好发挥到了极致，并使之无限膨胀。
我在来到北京以后，经常听到一些商人讲述国家部委中掌握重权的人物，尽管这些人官可能不大，只是处长、局长、司长之类，但极讲排场。据说有一个某部委的处长，掌握全国的某项产品的配额，省市的商人们通过关系要见他一面，不要说吃饭的地点必须是顺峰、金悦之类，见面费就要3万元，这还很难请到。
某国家部委掌握实权的一名处长，生长在农村出身寒微，从大学分配到北京时，被北京的都市气派惊呆了，他久久地站在长安街上，望着川流不息的车流，高声叫喊：路这么他妈的宽，车这么他妈的多啊！
这位处长喜爱上了足球，据说只要有足球比赛，他逢赛必看，国外的球赛常去，国内无论在哪个城市，必去观看。广东、上海、沈阳，有了球赛，他立即飞去，看后再飞回，人们形容他乘飞机如同乘的士。
我在初听这些故事时，禁不住咋舌，继而半信半疑。一方面，我相信以他们的收入肯定不会是自费，但另一方面我又疑惑，会有那么多老板花那么多钱供他们挥霍吗？
了解了郑筱萸、郝和平等人的腐败案后我相信了，尽管那只是国家公务员中的个别现象，随着行政审批改革这种现象也越来越少了，但那毕竟不是人们虚构出来的神话。
郝和平像在城里打的一样乘着飞机在全国各个地方飞来飞去，只要听说哪里有高档的高尔夫球场，他会立即飞去体验球场的好坏。许多药商们都知道郝司长的这一爱好，与药商们探讨高尔夫球场的优劣也是郝和平的一大爱好。
郝和平的另一项罪名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非法持有枪支罪。
在我采访过的腐败案中，官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翻云覆雨，他们在权和钱之间所做的游戏花样百出，是许多作家笔下用不着虚构的故事情节。许多官员的爱好五花八门，爱女色的，如张二江与他的一百零八个女人；爱钱财的，如像土财主一般把金钱埋在祖屋大树下的王怀忠；信佛教的，如让一个既无姿色又无文化的女巫婆玩弄于股掌间的丛福奎。这些贪官中可能有的也有打猎的爱好，但以非法持有枪支罪而被问罪，郝和平恐怕还是第一人。
据熟悉案情的人士介绍，广州的一家公司通过朋友认识了郝司长，并请郝司长帮忙解决了一些问题。郝司长帮了公司的大忙，一定要有重谢。公司的王总动用了自己的所有关系，详细地了解了郝司长的家庭、爱好，当他得知郝和平对金钱美女并没有特殊兴趣，而对各式枪支兴致极高时，便知道如何投其所好酬谢他了。
王总让手下广为收集，出资购买了气手枪、转轮气手枪共5支，还有一些子弹。一切准备妥当，王总带着礼物找到郝和平，当一支支崭新湛亮的枪支摆在郝和平面前时，他禁不住心花怒放，一支支地拿起来，在手中反复把玩，脸上浮现出满足的笑意。他不假思索笑纳了。
案发后经鉴定，这些枪均具有杀伤力。郝和平因此获罪3年。
法庭上，昔日的郝司长完全没有了以往的潇洒以往的贵族气，花白的头发略显凌乱，满脸胡碴掩饰不住一脸的沮丧，细边眼镜架在鼻梁上，让人感受到这曾是一位位高权重的人物。只是他的一身蓝色囚服和身后站着的法警，告诉人们这是一个罪犯。
站在法庭上郝和平双眼微闭，面色土灰满脸的丧气，当法官请他回答为何非法持有枪支时，他缓缓地说，自己对我国枪支管理的规定一无所知……
如果说只是由于个人爱好和枪支管理方面的法盲获罪还令人有些许同情，那么，胆大妄为搞乱了医疗器械审批市场，危害广大消费者则无法宽恕。
郝和平腐败案揭露出来后人们发现，这些年来，他在医疗器械审批方面大有一手遮天之势，除了郑筱萸，他就是医疗器械审批的老大，该批准的不及时批，不该批准的只要投其所好，一律放行，凡其批准的器械即使“出了事”，也能得到他的庇护，化险为夷。
“奥美定”即是典型一例。
7.自从“奥美定”进入中国市场，就不断接到用户投诉，可是，神通广大的富华公司公关能力极强，来自国家药监局的一个权威的电话，让李小姐白白失去了美丽的乳房
乳房是生命的源泉，女性的象征，哪个女人不希望有一对丰满漂亮的乳房呢？
2003年初，李小姐到珠海拱北逛街，被一家美容医院的隆胸广告所吸引。以往她了解的只有手术隆胸，使乳房丰满，相对于手术假体隆胸，注射隆胸“不用开刀，不用手术，不用住院，当天便可以回家”。
李小姐伫立良久，诱人的广告宣传词令她怦然心动。
李小姐鬼使神差来到这家美容医院三楼，护士介绍了几个已注射过的女孩，李小姐的疑虑减少了。
当女护士谈到价格，吓了李小姐一跳，但她还是作出了决定，她那时正在第一次谈恋爱，觉得花8000元很值。
2003年3月26日，她在该院完成“奥美定”注射，估计两乳各注射了150毫升。
问题在术后不久立即显现，她开始感到疼痛。长时间的按摩、打消炎针并没有让症状消失，她的胸部甚至出现硬块。
美丽的前胸，令李小姐欣喜之中怀有隐忧。婚后一个月，她有了身孕，胸部的疼痛则更加厉害。
次年4月，女儿降生，她的乳房发红，流血水，时而还夹杂着黄色的浓液。眼睁睁看着其他产妇给孩子喂奶，自己的女儿只能吃奶粉，心像被无数的针刺痛着。
此事引发的另一变故是离婚，其女儿也判归前夫。
2005年下半年，李小姐到深圳富华美容医院做了取出手术，但仍有疼痛感，特别是例假期间基本无法睡觉。
为了美丽，李小姐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发布通报称：3年间，共收集到与注射用聚丙烯酰胺水凝胶有关的不良事件监测报告183份。与此同时，围绕以此为主要成分的“奥美定”，消费者与厂家、医院对簿公堂。
在风行多年之后，注射隆胸产品“奥美定”被国家药监局叫停。如果从第一批“奥美定”受害者愤而诉诸公堂算起，受害者与“奥美定”已经对垒整整8年。生命权利与企业利益这番漫长的博弈，最后终于以生命权利的胜利而落下帷幕。
“聚丙烯酰胺水凝胶”是产品化学名称，1997年12月，经国家药监局批准，乌克兰英捷尔法勒公司生产的聚丙烯酰胺，可作为长期植入人体的医疗器械在中国出售和使用，商品名曰“英捷尔法勒”。
1998年9月，乌克兰方面与富华终止合同，其进口总经销权交给吉林敖东公司。次年4月，吉林富华英捷尔法勒医用材料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吉林富华医用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将“英捷尔法勒”5个字从原来的经营范围中删掉。
与此同时，公司自称研发出新产品，取名为“奥美定”，其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酰胺水凝胶。1999年12月经国家药监局批准试生产，2000年12月正式批准生产。
在“奥美定”与公众利益的博弈中，我的同学、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赵华参与了调查，他向我讲述了“奥美定”轻视人的价值，尤其是生命价值的惊人内幕。
他回忆说，我们对奥美定一直在关注，后来陆陆续续接到消费者的电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
有一天一位律师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受害者在这。我就过去了，见到了一位姓刘的受害者。我觉得她很适合上电视，第一表达力强，第二她的受害特征明显，半边脸基本上坏死了。我在仔细研究了一些材料后报了选题。台领导很快就批下来了。
前期主要是电话采访。我问她们当时是怎么做手术的？她们讲的一个情节特有意思，一进富华医院，就看到两张大告示，一张是国家药监局的批文，一张是保险公司的担保合同。就是说这事已经有国家权威机构担保和保险公司担保，不会有风险。那些女孩子心理上的警戒就先解除了，就跟富华签协议，顶多讨价还价，能不能打个八折、七折？很显然，没那两张招牌，不会有那么多女孩子轻易上当。
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我就觉得这个素材特别适合调查，它有金钱、有法律、有欺诈、有内幕，多种复杂的元素，很戏剧，当然也很悲哀。我们在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前期调查后，摄制组到了深圳富华美容医院。我们的女编导范铭装成来隆胸的，甚至让人家捏一捏，然后问是不是合适做手术？人家说你很合适。我们的编导装得很像，人家完全解除了警惕，我们就把一些场景拍到了。
电视台的记者们在调查时发现，“奥美定”之所以如此嚣张，就是因为他们手握国家医药监管部门的尚方宝剑。
按照规定，产品长期植入人体的医用材料，要经过严格的基础研究、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其中仅动物实验中的植入实验一项，最短观察期也在一年以上。而富华从对外宣称要独立开发同类产品到产品获准，不足一年。简单一看，时间就不够。人体实验最短观察期要两年，可它只做了7个月就获准上市。
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批准它上市的？1999年12月15日国家药监局批准其生产、销售和临床使用；仅隔13天，也就是同年12月28日，《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办法》就高调出台，实际上是为了抢在《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办法》出台之前把“奥美定”批下来，否则很难审批。
自从“奥美定”进入中国市场，就不断接到用户投诉，可是，神通广大的富华公司公关能力极强，它可以使国家药监局为这一投诉不断的产品开禁，“正规的医院及整形医疗单位，由经过专门培训的医生使用。”
2003年7月23日，深圳药监局对富华医院发出了整改通知，要求“即日起立即停止使用医用聚丙烯酰胺水凝胶（奥美定）。”
但该局递交深圳市人大的一份报告称，对方“对此不予理睬”。富华医院何以敢如此蔑视国家执法单位，原来他们有更硬的后台。
深圳药监局稽查大队队长柏晓斌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我们当时打了报告给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打了一个电话说，富华情况特殊，可以用。”
郝和平已因涉嫌商业贿赂被刑拘，他与“奥美定”的关系已经真相大白。
需要提及的是，至2004年12月28日，“奥美定”所获批文已到期。次年年初，二次批准一事已被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提上议程。在历经几次专家论证之后，于2005年5月左右再次获批。
一个细节是，1997年12月，国家药监局就批准了中国富华公司进口“英捷尔法勒”，但到1998年3月2日才取得该产品的检验报告。
赵华认为，“奥美定”泛滥成灾，根子在违规审批，而其他机制对违规审批造成的严重后果，起初不仅没有起到遏制作用、纠错作用，反而不断放大其恶果。在“奥美定”的泛滥中，我们看不到一次成功的拦截，媒体被摆平，受害者被监控，专家被威胁甚至被买通，几乎所有拦截机制都失效了，几乎所有救援机制都没能为受害者提供应有的救济。
“只要有一个环节纠错，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发生。”“奥美定”所带来的悲剧令人警醒。
国家药监局的一位官员向媒体披露了这样一些内幕：医疗器械分三类审批，其中一类医疗器械可免临床实验，直接进入市场；二三类则要经过至少半年以上的检验、试用等程序才可进入市场。
猫腻就在这里。
跟时间赛跑，谁赢得时间谁就赢得金钱，这是药企中谁都明白的道理。于是，一场缩短审批时间的游戏在药企和药监部门之间展开了，药企们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把审批时间降到最短；于是巨大的寻租空间产生了。药企们以金钱开道，各种手段都派上用场，为的就是把介于二三类之间的医疗器械以一类申报加快审批。
国家药监系统的窝案、串案揭露出来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主管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既大得无边，本应公正的审批程序又混乱得不能再乱，报上来的申报材料批不批、何时批，完全由郑筱萸、曹文庄、郝和平掌控。
制度的漏洞给予他们巨大的寻租机会，个人的操守决定了他们是天使还是魔鬼。一位药企朋友在介绍他所了解的潜规则时说，约60％的成本用于跑关系，其中约20％给医院，40％给药监、工商等相关部门。
“奥美定”使人们看到了美丽的代价，更让人们认识了药监局审批的混乱和腐败的猖獗。
8.在中国的官僚政治体制中，秘书是一个充满诱惑充满玄机充满变数的神秘部落，秘书是一个高额回报高额风险的群体。多少秘书在首长的熏陶下茁壮成长，又有多少秘书爬上高位经受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
命运似乎跟曹文庄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高学历的他毕业论文的研究领域即与他政治生命的终结密不可分，“双规”中的他面对检察官公然叫嚣自己是天下难得的清官。郝和平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熟谙官场的明规则、潜规则，面对检察官的询问，他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负责查办曹文庄、郝和平案的北京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的检察官们，“把每一个细胞都投入到了反贪工作中”，在办理曹文庄案的1年多时间里，办案的检察官们累计加班14068.5小时，出差长达300多天，出差人次达100余人次，出差行驶里程超过50万公里，最长蹲守和跟踪时间达3个月，在看守所最长连续工作时间达30天之久。
2004年，一件人命关天的举报信引起了检察官们的注意——
北京有家企业生产了被污染的血袋。成都市血液中心从该企业购买血袋装血后，血浆全部被污染。
血浆被污染，事关人的生命。信中写道，劣质血袋的合格证是郝和平审批的，郝和平收受血袋厂5万元贿赂，帮助其获得了生产许可证。郝和平受贿的线索进入检察院反贪局的视野，但是，如何将举报落到实处？一时间，案件的追查陷入了僵局。
按照常规，检察官们对郝和平进行了初查，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证明郝和平受贿。药监局纪委甚至还反映，郝和平主动上缴了一张1万元的购物卡，并称是到血袋厂了解情况时，对方给的卡。
郝和平非但不是贪官，还是清官。检察官们并没有到此结束。他们一个线索一个线索地排查，一个疑点也不放过，他们终于从一辆轿车打开了突破口。郝和平名下有一辆从杭州购买的广本轿车，其妻名下还有一笔从山东到北京的20万元汇款。
追踪溯源，轿车给办案人员带来了希望。经过辗转侦查，广本轿车的真正购买者，杭州某大型医疗器械公司的王董事长浮出水面。
那还是若干年前的一天上午，杭州城里迎来了手握医疗器械审批重权的郝和平郝司长。作为一家以生产医疗器械为主要产品的企业，负责监管的上级主管部门司长的到来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王董事长精心作了迎接的准备，小心翼翼地把郝司长请到企业考察。
王董事长在介绍情况时，有意无意间介绍了企业在经营医疗器械的同时，还“兼职”做点汽车生意。不知是言者无意还是听者有心，郝司长牢牢地记住了这一重要信息：这是一个既生产医疗器械又做汽车生意的企业。
回到北京不久，郝和平给王董事长打了个电话，寒喧之后，谈起了公司兼营的汽车生意，谈起自己对汽车的爱好，透露了能否帮忙买辆车的心思。王董事长心领神会，正愁找不到与郝司长拉近距离的机会。郝的“暗示”没几天，一辆本田轿车就从杭州出发驶向了北京，
当崭新的轿车停在郝和平面前，他喜不自禁。至于买车款的事，他从没有提过。
计划周密、行动迅速，专案组秘密调查掌握了大量证据，仅用3个月就查清了郝和平案的情况，最终将他送上法庭。
在查办郝和平案期间，多封自称“业内人士”的匿名举报信中，都涉及了对厂家和药品的“投诉”，尤其是2004年到2005年期间，关于药监局的举报很多。
药品的投诉自然牵扯到曹文庄。他的受贿问题一点点浮出了水面。
侦查员从2005年8月开始对曹文庄展开秘密调查。尽管调查是在严格保密情况下，还是走漏了风声。2个月后的一天，曹文庄找到药监局的纪检领导，不是交代自己的问题，而是质疑检察机关，在调查他爱人开在朝阳的一家公司时，违反了检察院指定管辖的规定。
曹文庄不愧为博士，他的法学知识真正派上了用场。他自己先跳出来叫板，这不仅说明前期的秘密调查完全暴露，还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检察机关面对的是一个极不一般的对手。高学历的曹文庄具备反侦查意识。在听到调查他的风声后，他很快采取对策，在调查初期就转移了办公室赃物、处理了赃款，还设计了潜逃路线。
调查陷入了僵局。当检察官们北上南下取证时，几乎所有的涉案证人都“人间蒸发”。
种种迹象表明，曹文庄心中有鬼。检察官们坚定了把案子查到底的决心。
专案组决定从曹文庄频繁接触的人上寻找突破。跟踪曹文庄的侦查员发现，他经常去国贸嘉里中心健身，而埋单的人都是中国药学会咨询培训部的刘玉辉。
顺着这条线索摸下去，办案人员发现，刘玉辉的社会交往非常多，他与多个药厂都有联系，是药监局官员和药厂之间的“金钱桥梁”。2005年11月，刘玉辉被抓获。为了让刘玉辉吐露实情，专案组花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他始终三缄其口。
据网上介绍，案情的突破来自一剂感冒冲剂。连续多日没有进展，办案人员焦急万分，气候的变化，使有的人感冒发烧。一天，刘玉辉看到一名办案人员在泡感冒药时，劝了一句：“别喝了，有的管用，有的根本没药效。”
机遇来了。办案人员从这句话中发现刘玉辉心里还存有良知。从感冒冲剂说起，办案人员一点一点地耐心开导，启发他交代问题。刘玉辉终于交代了和曹文庄的权钱交易。事后他说，“看到检察官们天天熬夜的敬业表现，我觉得有愧于老百姓啊！”
刘玉辉还供述了另一行贿人巍巍。
经过初步侦查，发现巍巍是曹文庄案的另一重要证人。侦查员经过秘密跟踪，终于掌握了巍巍的住处和名下车辆。但就在他们准备收网时，意外却发生了。
一天下午，巍巍的奔驰车从小区开出，直奔机场。这让蹲守的侦查员一时没回过神来。“开车的男子是巍巍吗？车去机场是接人，还是巍巍闻到了风声要外逃？”答案无从知晓，他们果断决定，开车追赶奔赴机场的奔驰车，同时紧急从看守所提出刘玉辉，让他到机场帮忙认人。
到达机场，开奔驰的男子换取了登机牌。航空公司提供的乘客名单显示，该男子叫“巍涛”，他要乘下午5点的飞机去郑州。然而，随后赶到机场的刘玉辉却说“巍涛”就是巍巍。本来松了一口气的侦查员们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因为此时离航班起飞不到1小时，抓还是不抓？
在航班飞行的一个半小时内，检察官们安排了抓捕方案，经过和上级领导沟通，最终由河南省检察院出面，协助侦查员抓获了巍巍。
拿下了刘玉辉和巍巍，曹文庄的案情发生重大转折。审讯时很快就突破了曹文庄的心理防线。
在中国的官僚政治体制中，秘书是一个充满诱惑充满玄机充满变数的神秘部落，秘书是一个高额回报高额风险的群体。多少秘书在首长的熏陶下茁壮成长，又有多少秘书爬上高位经受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锒铛入狱。陈希同、陈良宇等人的秘书就是这些不光彩的代表人物。
秘书部落是一门高深学问，不是本文所探索的话题。郑筱萸两任秘书的精彩表演耐人回味耐人深思令人欷歔不已……
来源：《末路疯狂》 新华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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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21 01:2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