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是中华文化[转贴]

民心

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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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中华文化
                                    
（笔者注：笔者于去年10月，给美国总统布什先生正式去信。在信中，为了争取他的了解和注意，曾主动提出四个可以接受他（或他的助理班子）挑战、质疑的问题，“什麽是中华文化（或文明）？”就是其中的问题之一。而这篇文字，更本来就是笔者为了跟总统“示范”打一场可以取代本质上绝对原始野蛮、毫无文明价值的“肉体战争”的、却和真正符合人类文明概念的“奥林匹克精神”完全一致的“精神战争” 而作的文字准备。

只是几个月过去，总统先生甚至已经又抽空“仁慈”地赦免了他上任後的第一只火鸡，却完全置笔者可能关系到全人类生命、前途的呼吁不顾，甚至不愿意考虑一个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墨子时代就成功阻止过战争的“和平”尝试，不能不认为是当代人类良知的悲哀和耻辱！

遗憾的是，今天那个由中华文化直接“加工”出来的中国人，连自己都不知道“什麽是中华文化”？一方面用那种文化赋予的高超能力，去做包括惨烈的“国共内战”和“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令世人“瞠目结舌”、却可能要跟在後面学一段时间才能逐步领会、掌握的“坏事”（如中国农村大队会计早就会做的“安然、世通假帐欺诈案”或在国际上用的“莫须有入罪法”，以及就人类整体而言，任何一个局部区域的战争，其实也就是和中华民族在“战国时代”的君王，或晚清年代的军阀们，为自己利益争夺而发生的各种大小“内战”并无区别）。另一方面又跟在外人後面，一个劲地嚷嚷自己“文化落後”，自愿充当“替人贩子数钱”的角色！

正是由于中国人自己都看不起中华文化，认为它“落後”，当然让绝大多数不懂中华文化的西方人更愿意信以为真，在中外各种别有用心者的炒作下，形成了“恶性循环”，最後可能扼杀了人类来得及拯救自己的希望。

这完全是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人真正从“知其所以然”层次，去认识“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只知道从一些表象上来加以描述、比较、形容。就象以服饰、打扮和外表形象、来判断人的真正素质高低一样，除了翻来复去打“文字官司”，最後还要靠武力（如杭亭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得出一定与预期或事实“背道而驰”的结果以外，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笔者可能高估了作为当今世界领袖的美国总统，和他的工作助手、顾问班子们的智慧。更担心自己也会被他人有意无意地用武器“批判掉”，以至于让好不容易积累磨练出来的批判“武器”和“弹药”跟著肉体一起消失。所以决定提前发表，以便起码能够争取若干年後“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潘一丁2003年3月4日）


                                 什麽是中华文化？

什麽是人类的“文明”？

可以认为，“文明”是一种客观衡量社会进步的概念或指标。这个指标，是由“物质文明”的标量和“精神文明”的矢量，按物理学“平行四边形法则”合成的结果（请查阅拙文《文明的图解》）。两者互为因果、相互制约，以保持社会稳定而平衡的进步与发展。而“文化”可以被看成是建构不同类型的文明社会“大厦”的“砖瓦”，虽然起的支撑、平衡作用一样，当然也是有包括质量和水平上的区别的。而当前人类社会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文明大厦”已经建得太高，超出了现有“砖瓦”等建筑材料所能承受的负荷，产生了可能倒塌的危险。从建筑常识可以知道，这时光靠提高施工技巧和水平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提高“砖瓦”等建筑材料的质量水平。而中华文化就是可以承受目前或起码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还要继续升高的“社会大厦”的负荷的“砖瓦”。只是世人“不识货”罢了。

今天的世界，由于过分重视物质文明的发展，忽略精神文明同步建设，产生了两者之间的不平衡，结果使得社会处在一个极为危险的状态，呈现越来越令人不安的趋势。并且将随著失衡的加剧而严重，要是将将其最後可能的结局形容为“世界末日”应该是不过份的。其中道理，就象杂技艺术中的“叠椅子”。表演中，演员凭自己高超的平衡技巧，将椅子越叠越高，但根据物理学原理，知道由于重心的升高，会越来越不稳定，所以实际上是不可能将椅子无限升高的。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就类似这种“叠椅子”，而且更危险。因为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不难发现，我们现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动力”，竞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为了消灭或抗衡对方的战争计划。原来我们正在玩一场可能在某个遥远时代（如令人无法解释的一些“史前文明”）已经“玩”过的“零和游戏”！

本来我们是有条件来认识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从而设法探讨克服或解决的办法的。因为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并具备了在不同社会间交换、比较信息的物质条件，完全可以从比较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中，获得启发，从而认识到应该通过文化的方式来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让它也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来和已经大大提高了的物质文明，重新取得平衡。可惜我们没有能够做到，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站在客观立场上科学地认识自己，不能从本质上发现自己和其它动物的区别，这种区别就是人类在思维能力上具备了形成可以和“物质文明”取得平衡的“精神文明”的条件，以及体现这种条件水平的“文化”。

提出这种观点的理由是明摆着的。因为我们至今都还搞不清到底什麽是“文化”？反而只能把文化下的“蛋”拉的“屎”（如用刀叉或筷子吃饭、穿西装或长袍马褂、唱歌剧或京戏、发明算盘和计算机等）当成“文化”，以“蛋香”“屎臭”这样认识初级层次的表象来比较、争论“文化”的高低，得不出正确结论是必然的，因为其中根本没有正确的结论。这样的比较，就象在现象层次上争论“日蚀”到底是“天狗吃日”、“天虎吃日”、还是“天鬼吃日”一样，可以永远争论下去。最後只好还是凭武力解决问题，大家都屈服于强权，接受强者说的、哪怕是“大卫．考伯菲尔（著名魔术师）吃日”的观点，其荒唐可想而知。不仅得不出正确结论，反而往往总是得出恰恰相反的错误结论。说“中华文化落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今天人们一方面以那种文化环境下生活的人们表现出来的，诸如“自私”“内斗”“腐败”等的确丑陋的现象，作为说中国文化“落後”的证据，但是实际上那些东西却象“臭豆腐干—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人类普遍天性的表现，所以有越来越多的诸如“安然”公司领导层那样的“上等美国人”都情不自禁地要“尝一下”，根本看不到有向反方向改进的任何可能。根据我们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功经验判断，只能得出没有找到问题根源的结论。

事实正是如此。因为看看今天全世界在有关“文化”上的争论内容和水平，就知道了。其实我们连“什麽是文化（尤其是中华文化）”都还不知道，当然不能指望作出正确的比较结论。要是再以表象来进行比较，更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哪到底什麽是“中华文化”呢？

笔者在《文化的升级和统一是21世纪的当务之急》一文中，曾将文化定义为是“把一种被称为人的高等动物毛胚（婴幼儿），加工、训练成真正人的方法、手段”。中华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具体而言，这种文化包括特殊的语言、文字和以这些语言文字组成的数据库。三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不能（用其它语言或文字、如英语或汉语拼音）替代而且缺一不可，形成了完整而有机的“文化”体系，创造出有特色的中华文明。

语言是人类表达、交流思想和知识（信息）的工具。人类在体能和技巧灵敏方面，并没有比其它动物更多优势，唯一的特点，就是他们具有强大的思维判断能力，能够从理性抽象的层次上认识客观事物，从而发现了用分工合作的方式来不断增强自己的能力和力量。从此得以建立一个更适合自己生活的“非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有了建设和发展“物质文明”的条件。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交流和沟通的语言，是必不可少并起决定性作用的工具，它的客观科学性和效率，是衡量文化先进性的重要指标。

文字是书面的语言，以保存、积累、传播知识。它也是文化的“相（外表）”，按“相由心生，心由相表”的道理，可以体现这种文化具备的内涵和气质。但这是指其结构上寓有的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哲学含义，而不是简单的形象艺术审美。所以不能以字体外表形状来作为衡量人品的标准，就象不能以演员化妆出来的角色，来衡量演员本身的人品一样。“以字度人”是那个社会长期以来犯的习惯性重大失误之一。以前的青少年为了“搏取功名”，首先就要苦练出一笔好的毛笔字（否则再有满腔报国热情和一肚宏才大略，也没有用，考官拿到“一笔烂字”的答卷，可能看都没有看，就扔到字纸篓里面了）。练字过程中的大量重复，浪费了他们吸收知识、扩大眼界的大好时光。“临摹”则限制了他们的创造、想像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这可能又是那里的科学技术不发达的一个原因），却反而给读不好书的阴谋野心家，辟出一条其它文化没有的“蹊境”，理论上就相对增加了出贪官恶吏的“机率”，还要授人以“落後”的把柄。比如古代的秦桧、後来的汪精卫、和前不久被枪毙的大贪官胡长清，都是以写一笔好字闻名，却跟“高风亮节”完全风牛马不相及。但这是怪不到文字本身头上去的，因为它的主要用途是一种工具，我们只能根据这种工具在执行其任务时的效率、能力和完善程度，来作为评价标准。非要将美观或艺术性拿出来作为吹捧的理由，就象夸一把“雕龙刻凤”的切菜刀，就其用途而言，并不能服人。这可能是今天有关汉字的争论中，始终得不出结论的一个原因。因为说它好的人，其实根本不知道它真正的“好”在哪里，以为本来就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因此反而觉得自己“理亏”（如切菜刀的确不快），只好以“刀把上有龙有凤”来虚张声势地搪塞了。而说它坏的人，更是只知道以西方文字为判断衡量标准，才会得出类似“用刀叉比用筷子先进”这样以“他人马首是瞻”的结论。其实如果能够用今天科学的信息和思维逻辑理论，来判断比较语言文字，就不会有人好意思再说中文“落後”的，何况今天电脑高科技的发展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事实在证明，中国的语言文字，在应用中不仅没有不能克服的致命缺陷，反而可能比其它文字更有如鱼得水的优势（比如汉字的输入速度，就已经把电脑发明时使用的英文字远远抛在後面了）。

这个道理是非常明显的。今天我们判断聪明的标准（如所谓智力测验），不外乎是对人的记忆力、数学能力以及抽象联想能力进行检验测试。中国的语言文字，恰恰提供了这方面最有利的条件和良好的基础训练。

中国人的数学，尤其是心算平均能力是普遍公认比较好的。这只要比较用中文和其它文字背“九九乘法表”就可以证明。更不用说要大字不识几个的农贸市场上的中国农民，去和西方有相当程度的“收银员”比算帐速度了。这完全是托语言文字之福，因为中文里从一到十的数字，都是简单的“短音节”，记忆方便，运算起来在头脑中暂存或读取需要用的时间就短，相对可以记忆的数字就多、存取速度当然也就快了。

中国的文字从信息理论来看，是充分体现了真正的科学先进和效率。它以“点、横、竖、撇、捺、勾”等有限的简单笔划符号和所谓的“偏旁”结构，在平面上组成相互间有一定有机联系的、能够发挥联想记忆或识别功能的图形文字，得以用最少的数量，来承载尽可能多的信息。不仅可以同时充分发挥和全面训练左右两部分大脑，更比用字母符号（其实也是一种比笔划还要复杂一点的图形）组成的线性文字，在同样分辨率条件下，大大缩小占用的阅读面积（只要拿一本有中英对照的书一比较就知道）。在同样“扫描速度”下可读取的信息量当然就大，既然我们将“一目十行”当成聪明的表现，那麽要是在同样“一目十行”的水平下，按体育比赛规则比“小分（读入的信息量）”的话，如果中文算“第二”，还有什麽文字敢说“第一”呢？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文字不仅具有最大的信息承载量，而且本身就具备了训练人的联想能力的作用，比如掌握“公母、大小”的概念，再学会“猪狗牛羊鸡鸭猫”这些基本动物名词概念，就可以“无师自通”地交叉搭配出正确的说法，根本不需要再去记那只能一一对应的词汇，可以节约许多无谓的储存，以便去记忆更多有用的信息。而那个在其它语种中极为重要的却又难记而容易出错的“时态”“语态（主动、被动）”之类的规则，对中文而言，只能拿来和人体上毫无用处的“盲肠”相比（笔者至今没有从他人举例中，找到一个无法以中文准确表达的内容）。至于说“中文难学”的，完全是因为有“先入为主”的其它文字习惯影响的关系。根本找不到站得住脚的证据，比如哪个地方让语文和智力偏低、跟不上的中国学生，直接去学英文（或德、法、俄、西班牙之类的拼音文字），反而取得良好效果，或西方人学中文“越学越低能”的实验报导（倒是有中国某大学者，到美国学了英文以後，居然连自然科学常识都忘记掉，才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得出“美国月亮比中国圆”的低能结论）。

如果说语言文字的表达习惯，能够反映思维的规律。那麽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语言文字，不难发现它是完全符合科学的检索规律（从大到小，从广到窄）。从思维逻辑规律就可以证明其有助于思维速度和效率的提高，这只要将用中、英文说（或写）详细地址的规则，去和查字典（或看地图）的规则作比较就知道了。所以任何以其它语言文字为例，来说中国语言文字“落後”的人，其无知程度，就象用“子弹列车”“现代汽车”的流线型，来嘲笑大自然中“水滴”呈现的流线型“落後”一样！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语言文字，在理论上是科学、合理和最有效的。那种文字的本身，就具有训练人向被我们认定的“聪明”方向发展的功能。这种功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和遗传、血统、民族毫无关系。也是为什麽代表传承那种文化的汉族，有过多次亡国的纪录，而中华文化却从来没有“亡”过（反而“兵不血刃”地“亡”掉了一些其它民族的文化），那个代表这种文化的“偶像”孔夫子才得以沾光，直到今天还在享受世人供奉的“冷猪头肉”。

如果把中华文化在不同时代和环境下的实际表现，形容为是一颗“有坚固外壳和强大生命力、能够随时随地生根发芽并成长壮大”的“种子”，应该是很形象而不过份的。这个外壳就是语言文字，而其内在核心，就是那个文化数据库了。这是以中国语言文字特有的条件（能够承载大信息量、有强大联想功能、高效科学的逻辑规则）得以形成的“压缩文件”，保存了这种文化的“灵魂”和“精华”，容易复制存储，又不易丢失。它以有故事性的成语、寓言，提纲携领的“词组”，以及一部分前人的精辟文字所组成。具体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是做社会人（不是象高等动物那样的“自然人”，当然也不是特殊的人才）必需遵守的基本道德或原则。如“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二是客观事实、规律的描述。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寓教于乐”、“物极必反”“矫枉过正”等；三是实用参考资料。如“三十六计”、“守株待兔”、“以逸待劳”、“齐王赛马”等；总而言之，这个数据库包括了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人”可能用得到的全部必要的基本信息。这个“数据库”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各种书籍内和人的头脑记忆里，利用那种文字形成的联想能力，随时“解压缩”调用。这是任何其它文化没有条件，所以也办不到的。这才是真正代表那个文化的三个“要素”，以这些要素作为比较不同的文化的指标，以及探讨任何文化，都是合理而有效的。反而可以突显靠武力战争来解决“文明冲突”的那些理论，才是真正丛林般的原始和野蛮落後！

从上面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就很容易解释，为什麽这种文化训练出来的人，在现实中的表现却是如此的不堪而令人垢病，甚至反而因此得出他们的文化“落後”的结论？

主观上来看，由于“压缩”的原因，一方面在解读时难免会出现差错。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完全可以解释成“各在其位，各谋其政”的科学分工原则。当皇帝（领袖）要有当皇帝的能力和表现，当下属要尽下属的职责；做父亲的要尽父亲的义务，给子女树立好的榜样，没有社会生活经验的子女，应该听从父母的教育和指导。这在正常合理的范围内，是完全正确可行的，也符合社会保持稳定有序的必要纪律要求。我们偏要“因噎废食”地为了反对某个具体时代环境下的错误（比如“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以及那个“二十四孝”的宣传，就超出合理范围，甚至违法了），而以“封建”的罪名全盘否定，当然会留下越来越多的“後遗症”，反而授人以“落後”把柄。

另一方面，古代的学者权威，受到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仅会有认识层次上的问题，也同样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比如一句“非礼勿视（思、听、言、行）”就是如此。首先“非礼”已经包括一个是非的比较判断过程，必需先通过输入（视、听）信息，然後和原有的道德标准比较（思），得出判断结论後，才能付诸实行。那麽很明显，当一种言论或行为出现，必需先由感官（眼、耳等）接收进来，也就是说必需先听到或看到後，才能通过思考比较来作出判断。所以除非“植物人”，否则最多只能做到控制自己不说不应该说的话，不做不应该做的事，却绝对做不到“勿视、勿思或勿听”的。坚持这样的宣传，等于强迫人当“伪君子”，一旦外力约束解除，根据物极必反的原理，表现自然更为明目张胆而肆无忌惮了，这就是大陆社会现状的表现。又比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明明是绝对客观的事实规律：看见他人落水挣扎，自己不顾一切地跳下去救人，忘记同样存在的危险，结果把人救上来，自己却牺牲了。中国内战和“抗美援朝”时期，更有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之类的英雄，都是因为“不为己”而牺牲的的典型事例（现在又多了“九一一事件”中牺牲的消防员事例），恰恰是社会最需要最宝贵的行为。看不到或不承认这点的，只能让社会变得更自私自利，而绝对自私自利的社会是危险和不能接受的。反之在承认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去设法找到适当的鼓励和提倡的方法，难道不正是任何政府或领袖都应该考虑的问题吗？中国人的“自私”表现之所以如此“突出”，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普遍先于其他民族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强调“个人高于一切”的人权宣传下，再结合随时可以调用的“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提示，会有令人瞠目结舌的负面表现，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文化数据库，上千年来没有经过清理、修正或升级，在反复存取过程中，产生污染问题和错误也是难免的。比如那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本来是一句带有方向性目标的正确道理，远比什麽“一体化”或“地球村”的设想层次高了不知道多少倍。结果却被後人出于自私目的、画蛇添足地搞出了个“大公无私”，要人“无私奉献”。因为违背人类不可改变的“自私天性”，而成为永远办不到的“乌托邦”，最後人们自己上了各种政治“金光党”骗子的当，再文过饰非地倒过来嘲笑那个文化的“落後”。

上面这些都是中国人在自己历史进程中出现的、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问题。而他们今天遇到的，都是这些问题造成的结果，

不过，陷中华文化于当前困境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客观原因，那就是尽管现在的中国人也不知道中国文化的真正的来源出处，但是前面已经说过，这种文化的确是用来专门加工训练“人”的手段。只是就今天人类社会整体而言，受到错误社会理论的影响和物质引诱的误导，不仅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反而以为自己就是一种“（高等）动物”，要按照早就走出来的那个自然丛林里的“丛林规则”办事。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区别人和动物的关键问题上，当局者迷地犯了原则性错误。非但不能根据逻辑判断的科学原理，从“特殊性”上去发现人和动物的根本不同，反而以生物学上的“普遍性”生理特征和是个生物就有的“天性”，把人和动物放在一起，更违背科学常识和规律，“向下看齐”地要用从它们的行为表现来解释或指导人类社会行为。正是这样的原因，跟那个真正用来加工“人”的文化工具放在一起，自然就要显得“格格不入”，再根据相对论原理，将自己的状态预设为“先进”後，判断的结果，将中华文化当成“落後”、甚至“原始”，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有人以物质文明的发达来作为衡量“先进”的标准或理由，这是一个有代表性、且看起来似乎站得住脚的理由，其实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甚至以一个文化在错误运用中造成的“果”来作为结论的根据。

事实上，物质文明完全来自于人类特有的精神思维创造能力。人类通过这样的能力，首先创造了可以约束、控制跟动物没有区别的天性的，如道德、宗教和法律之类的“精神文明”，从而建立了能够提供分工合作条件的“非自然生态”的社会环境，才得以开始物质文明建设的进程。

所以应该认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是主因，後者为果。由于某些现在还不清楚的原因，中国和西方的文明分道扬镳地走上不同的道路，前者注重自身的建设和完善（打基础），後者全力用来发展物质文明（建高楼），终于产生今天这样的情况：一个有高度物质文明，却存在着越来越严重，并且找不到出路的社会问题，还在企图要继续依靠动物世界的肉体战争来解决。而真正认识、解决这些问题的“锦囊”，恰恰早已存在于上千年前的中华文明之中！笔者的全部相关讨论文字，就是证明（欢迎挑战质疑！）。而中国大陆在五十年代受到西方国家“禁运封锁”、经济困难的期间，却以比西方更快的速度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可以说明一旦有需要的时候，将精神文明转化为物质文明，是一件多麽“轻而易举”的事，不是不能也，是不为也。今天的世人，要是分出点抄股票、玩“老鼠会”的精力，去探讨一下其中深刻的原因，就会知道到底谁才真正应该被嘲笑了！

但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绝对是一个有客观方向性标准的“矢量”，而不是一个可以由支持赞成人的数量决定的“民主标量”问题。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这将是关系人类生死存亡前途的重大问题，绝对不可等闲视之。而解决的希望，就在于对中华文化的探讨，一起开发出可以真正“加工”合格的“社会人”的人类共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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