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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修金来 刘巍
百年来的中医命运，全然被外力掌控，尽管“国粹”的光环仍在，留下的却是渐渐淡出的背影
上篇：中医末途
在广东省中医院，多部摄像机同时转动，全程纪录老中医的诊疗活动；江西省中医院也设立了专门的摄像室，把老中医请到里面坐诊。
因为名老中医们年事已高，面临中医经验失传的危险，很多中医院自发开展了针对名老中医的抢救性保存工作。
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邹旭深表无奈：“现在主要是抢救他们的成果，还远远没有达到总结分析的阶段。况且影音实录的效果也很局限，类似舌头红到什么程度该用什么药这样的问题，无法依靠录像解决。”
“我是铁杆中医”
“中医水平一直在下滑，治疗面瘫本是中医的基本功，但是很多中医师现在连面瘫都不会治。”采访中，一位专家告诉《中国医院院长》：“北京某知名中医院的一位老中医无法治愈自己的高烧，最后不得不跑到西医院上呼吸机，而退烧本也是中医的拿手好戏。”
明清时代，中医治疗急症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形成了一套治疗急性病的完整理论体系和临床经验，总结出了很多疗效高而快的方药，现在这些方法和本领基本上失传了。
当湖南省政协常委彭坚把撰写的《我是铁杆中医》一书放到记者面前的时候，也亮出了他的身份“铁杆中医”。虽然彭坚历年被学生评为全校最受欢迎的老师，却并未受到所任职的湖南中医药大学的青睐，这主要归因于他对传统中医的执意坚持。
“铁杆中医”是中医泰斗、广东省中医院邓铁涛教授首创的名词，彭坚由此引用。这本书也得到了邓铁涛本人很高的评价。
彭坚所捍卫的是纯中医，由于西医影响，中医已经不再纯粹。19世纪末期，西医大规模传入国内，“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是否定中医的两大旗号，“中西医结合”成为实现两大旗号的主要手段，最后导致中医被严重西化。
中国致公党江苏省委原副主委、南京中医药大学吉文辉教授说：“中国古代科学中唯一完整保留至今，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的只有中医学。中医是具有生命力的，一旦更改了就不是她了。古代中医不是更替型而是累积型的发展，后面不否定前面的，在肯定前面的前提下再扩大。我们总认为古人创造的东西只有更新才能前进，其实是违背中医发展规律的。”
一个铁证便是中西医结合长达数十年未能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苏州市中医学会会长俞志高说，在实际操作中，西医有效的就用西医，中医有效的就用中医，中医、西医理论并没有真正结合起来。一位中医师向记者抱怨：用西医诊断，用中医辨证，医生会乱掉的。
按照西医观点，医疗的价值必须具有可检验性，而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根本无法通过现代科学方法实证。
20世纪50年代，老中医蒲辅周根据个体差异，用98首不同的处方治愈了167例昏迷的乙型脑炎患者，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世界水平。而西医却认为一首方剂的治愈率不到两人，以不符合统计学原理为由加以否定。
广东省中医院宣传部部长胡延滨对此感到不解：中医经方经历了上千年验证，至今在临床上疗效卓著，已经证明了中医经验的可重复性，不需要再经过临床验证和西医步骤了，现在非要通过小白鼠实验验证中医，认为取得的成果就等于中医成果，就相当于中医发展了。实际上，这种研究与中医传承完全是两回事。
医师“朝野”颠覆
彭坚遵循古制，从不去医院坐诊，而是选择在当地的百草堂药号坐堂行医。“坐堂医”一词就起源于彭坚所在的这座城市。汉代，医圣张仲景担任长沙太守时，利用公务之余在大堂上为病人把脉治病，成为最早的坐堂医。
历史上，中医的从业地点主要是在家里或诊所，而不是在医院；现在情况恰好相反，医院成了中医的主要行医场所，个体行医已经被政策限制。
许多民间中医师为人看了一辈子病，到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实施后，却被法律剥夺了行医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必须具备4年以上医学院校的学历，方能参加资格考试，而民间中医师因为没有文凭拿不到执业医师证，造成大量人员失去行医资格。
李光喜的诊所坐落在乌江镇，这里因项羽自刎而著名。一条河流从镇中穿过，将其划分为安徽和县乌江镇和江苏南京浦口区乌江镇两个行政区划。
因为擅长治疗风湿病，李光喜是镇上的名人，平时“病人开来的小车可以从诊所门口一直排到几十米外的公路上”。当地人告诉记者，和县的乌江镇工商所今年春天对个体医疗点进行检查，有8个医疗点因未取得合法手续而被取缔，李光喜的诊所包括在内。因为风声太紧，李光喜已经全面转入“地下”行医，大部分时间在外地流动坐诊。
记者见到了李光喜的妻子，当得知记者并非求医的时候，态度即刻变得不自然，就像马路边躲避城管的小商贩。在告诉完记者“他已经不看病了，现在也不在家”后，便匆匆躲开，连家都没有回。
记者在其他地方遇到了很多李光喜这样的民间中医师，“躲”成为他们行医生活的关键词。
对此，北京羲黄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吕嘉戈感到惋惜：应该挽救那些散落在民间身怀绝技、代代相传、没有获得执业医师证的中医师。中医药学如果没有民间中医师这个群体作为基础，根本无法保留至今。这些人没有依赖现代科学手段，完全采用传统中医方式，依靠望闻问切，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具有真才实学的。
被寄予中医发展厚望的中医院却没有承担起发展重任，某中医院院长说：“做得成功的中医院，都是先从发展医院的规模、学科和现代技术入手，在此基础上再保住中医。”
彭坚对记者说，中医不是现代科学而是古代科学，问题在于我们一直按照现代西医院的模式来管理中医院。宏观把握、整体联系是中医的长处。古代中医多数是全科医生，最多分为内外妇儿就不能再细分了。而现在医院分科越来越细，医生一旦被定位成某方面专家，其他疾病反而不能再看了。
南京市中医院院长李俭道出医院的苦衷：“如果不搞学科细分，医院就无法适应市场需求。而分科又带来另外的问题，医院不知该把返聘的老中医分到哪个科，最后就创建了金陵名医馆，把老中医集中在那里。”
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吕玉波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的一件事情：当时医院没有CT设备，因此诊断上有难度，就把一些病人转移到西医院，但是转诊的次数多了，病人干脆就不到中医院来了，医院最后连发挥中医特色的机会都没有。
这给吕玉波很深刻的启示，他意识到中医院发展离不开西医，中西医是解决健康问题的两种不同视角，各具特色，最好的方式就是正视所面临的问题，然后去扶持中医药发展。
“传承”陷入程式化
满头银发的傅玲是江西省中医院的老中医，其独创的穴位给药治疗小儿脑瘫的疗法挽救了很多患儿，但是，在某些重点穴位，她只能亲手操作，弟子们尚不具备操作的能力。如何把这一宝贵经验传承下来，成为摆在她和医院面前的共同难题。
在古代，中医成才的途径主要是家传师授和由儒从医。彭坚出生于中医世家，其伯父彭崇让是湖南名医。文革时期，他跟从伯父学习中医，白天抄方看病，晚上读书讲经，就这样度过了5年典型的师徒相授的学习生涯，直到恢复高考后，考入湖南中医药大学。
彭坚回忆说，伯父对自己的中医启蒙是从经典《伤寒论》入手，现代语言无法完整地将中医经典著作传输给学生，所以最好从经典入手，有助于对中医的正确理解。
完整经历了传统的家传师授和现代的学校教育两种模式，让彭坚记忆深刻的还是伯父对自己的教诲，特别是难忘的最后一课。1978年的一天，临终前的伯父，经过抢救能够稍微坐立，忽然伯父一把抓住了彭坚的手，让他摸自己背上的汗水，连声说，“摸到没有？摸到没有？这就是绝汗，绝汗如油啊”，话音刚落，便气绝身亡。
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与中医的学科特点密切相关。不同流派的医疗经验及手法等，在书本上很难学到，只能由掌握者口传心授，手把手地去教。
然而，现代中医教育制度彻底颠覆了过去的中医传承模式。吉文辉说，不经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不通过中医师考核，现在就不能行医。过去各种路径都可能产生中医，现在必须要走学院教育这架独木桥，这便切断了民间产生名医的可能性。
“所以我提倡培养中医人才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学院制，这是现代管理的必然，也是没有办法否定和阻止的；另一条是民间家传师授，他们所读的书、所学的知识和现代学校教育是脱节的，但是这条路现在不被政府认可。医院不会从社会上招人，所以老中医想找个得意的门生来继承自己的学问，根本没有出路，担负传承任务的主要还是中医院校毕业生。”吉文辉说。
学院派的人才培养模式过滤掉了大量中医药本质的东西，培养出来的学生功底很差，中西医水平都不高，甚至连从事中医的人都觉得中医没用。因为西医相对容易上手，所以他们很快就被西化掉了。
很多专家告诉记者，现代中医教育思想跟传统思维是相违悖的，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将中医、中药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专业；缺少中国古代人文科学方面的课程，忽视中医经典著作的教学；很多教师没有临床经验就去教学，背离了中医的实践性等。
吉文辉指出，中医不是背过很多经文，能力就会很高，对中医的领悟最重要。中医的悟性不是天生的，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临床实践，慢慢强化和升华对中医的理解。
“废医存药”的图谋
在御生堂中医药博物馆，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各个朝代的药王孙思邈雕像，样式都是统一的“下骑虎，上盘龙”。在古代，中医中药是不能分家的。
彭坚说，临床制药是古代中医师必须掌握的技术。丸散膏汤是历代中医根据不同的病情设计的4种剂型，是根据病人个体加工的，而一些地区的政府部门则只准开汤剂，不准制作其他剂型，否则就判以非法制药。很多中药，例如生附子、生乌头等具有毒性，运用得好又会变成起死回生的灵药，而政府部门则不准药店药房备药，临床医生也不敢大胆使用，致使大量治疗危急重症、疑难大病的有效处方被束之高阁。在他看来，对中医师自制药的限制，斩断了中医师治病的手。
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废医存药是西医消灭中医的主要主张，源头可以追溯到100年前的中西医之争。中西医的真正决裂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药品方面，化学合成药物取代了原生态药物，开始从植物中提取有效成分，比如从鸦片中提取吗啡，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奎宁等。所以，中药可以被西医划归到它的植物药范畴，进行有效成分的提纯。
2002年，政府颁布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要对中药进行规模化生产，从中草药中提取有效物质。实质就是将中药的开发研制置于西医方法和标准之下，通过这种方式求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有专家指出，其最大的破坏是将中药饮片改换成颗粒饮片。
广东省中医院曾经联合香港科研人员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分析中药饮片和颗粒饮片的异同，发现两种方法用高效液相跑图的时候没有区别，但是做到受体水平的时候，差别立刻显现，中药饮片更容易被受体接受，颗粒饮片基本不被接受。
“中药必须通过特定炮制方式才能产生效果。现代的中药提纯，是与中医的治疗理念背道而驰的，把中医的根给刨掉了。”彭坚解释，“中医的精华在配方，中药的精华是饮片。单味药的化学成份已经很复杂，复方就更复杂了。比如白虎汤，四味药中缺少任何一味都会丧失疗效。中药饮片通过炮制可以减轻或消除毒性反应，改变中药的性味和归经。而现代科学还没有达到分析和说明它的能力，就限制其他剂型的存在。”
很多专家告诉记者，我们的做法还不如日本和韩国。有一组经典数据可以证实：在国际中药市场中，日本大约占85%的份额，韩国占15%，而我国才占5%。俞志高说，日本仅仅一个救心丹出口创汇的金额就超过我国全部中成药出口创汇的总额，而救心丹实际上是苏州雷允上诵芬堂名药六神丸的改换。
“日本、韩国大量引种我国中药材，对中医古籍进行挖掘，里面的经方已经不需要通过西医手段验证；而我们却为自己设置了很多条框，热衷运用西医标准，被西方社会承认，所以很难转化为可被市场接受的产品。”胡延滨指出。
在华佗故里、全国最大的中药材市场安徽亳州，记者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现代中药材药性遭到严重破坏。亳州市政府向本刊出具的资料显示：当地种植药材70万亩，占全国的十分之一。然而，这种规模化生产极大地破坏了中药的地道性。“药材地道被中医视为生命。古代说一方草木治一方病，比如在沙漠生存的动植物就具有抵抗沙漠恶劣环境的功能；东北产的人参、鹿茸都是带火的，贝母是产自四川的才好，菊花则偏爱杭州政府等。”吉文辉说。
本该进行管制的中药材却被政府定性为农产品，由农民自行决定种植。农民琢磨的是中药怎么才能长得又快又大，结果种出来的人参比萝卜都大。一位中医师告诉记者，他对某味药的用量已经由过去的5克提高到现在的30克。
亳州当地药商还向记者透露，市场上有些药材完全是下脚料，比如，一些人把新鲜枸杞提取汁液后再晾干出售，向中药里面添加西药成分等，其疗效可想而知。
末路中医的寂寞传承
丁泽民是“丁氏痔科”的第八代传人。“他在传承了家族的医学知识后，便离开家乡外出行医。在扬州积累了一定知名度后就来到了南京。当时是抗战时期，医疗条件很差，医生也少，这让他很快在南京建立了名气。”丁义江介绍他的父亲。
建国后，丁泽民一直自己开业，搞得很红火，直到1956年南京市中医院建院。李俭说：“因为南京曾经是国民政府的首都，所以当地集中了一大批名老中医甚至御医。市中医院建院的时候，包括丁泽民在内，一批老中医就被网罗到了医院。”
丁泽民把自己的方剂、治疗方法等全部捐给了医院，他也从一名个体郎中变成了国家医院里的医生。丁义江告诉《中国医院院长》：“丁氏在学科传承上，主要抓住了三点：第一是中医内服外用药，传承了1000多年的药物还在应用；第二是中医外科，把唐代就出现的枯痔疗法传承了下来，比国外早了900年；第三是结扎疗法，历史也很悠久。在现代科学融合得这么厉害的情况下，我们把这几大亮点整合起来，还是很有疗效的，解决了很多棘手问题。”
丁义江已经传承了父亲的医术，成为丁氏痔科的第九代传人。他所在的肛肠科成为全国中医肛肠医疗中心，父子两代人都先后担任全国中医学会肛肠分会主任委员。受丁泽民的影响，丁家后代有10多人从事医疗工作，其中包括南京鼓楼医院院长丁义涛等。
在履职南京中医院院长之前，李俭担任南京市卫生局中医处处长。两个不同的岗位，让她对中医产生不同的认识。“类似丁氏痔科这样发展较好的中医学科实在是凤毛麟角。我在卫生局工作的时候，感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师承带教的政策很好，当院长后发现并非如此。”李俭说，“师带徒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符合拜师条件的大多是拥有5年～10年临床工作经验的主治医师，他们早已形成了固定思维模式，且更看重的是师带徒的名义，很难做到一门心思跟师学习。”
这是目前中医传承的普遍问题。在广州，记者见到了当今国内一次最顶级的中医传承。
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与西方世界接触的前沿，也是西方医学最早输入和最先繁荣的城市。但是，广东有一个突出特点，老百姓历来有使用中药煲汤的习惯，这为中医发展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外部环境。
2000年，邓铁涛提议医院中青年专家集体拜师，把医生送到全国著名老中医那里学习。这一提议得到了院长吕玉波的极力支持，也得到了老中医们的积极响应，最后答应出面带徒的都是当代的中医泰斗。
邹旭当时便拜在邓铁涛门下。他说，“邓老强调的读经典，跟名师，就是希望中青年医生能把中医的看病本领真正学到手，带出一个标杆和典型，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
因为担任医院副院长，邹旭借助职务之便，接触到了很多名老中医。“以前读到博士所累积的知识，也不如跟师实践学到的东西多，有时候经老专家稍微点拨便能茅塞顿开。水平不高的中医师给患者开药效果不好，而高水平的专家给同样的病人开药，效果就不一样，我们得到一个启示，不是中医药不行，而是掌握中医药的人不行，还没有掌握中医药的精髓。”邹旭说。
现今，广东省中医院的名师带徒工作在全国影响极大，但是由此上升到中医药将拥有美好前景，仍然十分渺茫。在江西考察时，记者发现较好的中医院主要依靠的是西医手段，绝大部分中医院发展缓慢，其中峡江县中医院更是同当地的一家西医院进行了合并。
江西只是全国中医院的缩影，大背景是中医发展的举步维艰。一位专家告诉本刊，政府一直在保护中医，但结果却越来越差，原因仍在于没有按照中医的发展规律来管理中医。即便是政府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也至少需要用5年时间来调整政策，如果政策到位，那么中医也至少要在10年后才能蓄势待发，至少要在15年后才能初有成效。
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中医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越来越小的背影，谢幕曲才刚刚唱起。
下篇：百年抗争
百年来，孟河医派的发展一再被时局定格，强行打上历史烙印。
古时儒医不分，由于儒学兴盛，以苏州为中心的江浙地区的中医也极负盛名；再加上经济、文化、科学发达，明清年间，苏州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温病学说。苏州古属吴地，根源于苏州的中医学派被称为吴门医派。
“吴门医学甲天下，孟河医学冠吴门。” 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清朝中末期，孟河医派从吴门医学中脱颖而出，成就了中医的最后一次辉煌。
孟河镇位于江苏常州武进县，孟河原是一条运河，镇因河得名。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孟河医学达到鼎盛，最具代表性的是费、马、巢、丁四大家族。当时，“远近求医者慕名而至，门前舟楫相接”，孟河镇因医药业发展成为一个繁盛地区。然而，兴起后的孟河医派，很快迎来了西医的极大挑战。历史把孟河医派推向中医药抗争的阵地前沿。
中医抗争的砥柱
1908年，太医院因光绪与慈禧在数日内相继病死而被废除，它作为旧时代中医界在中央政府的象征地位完全丧失。这一时期，大量的官派留学生归国，余云岫、刘瑞恒等力主取消中医的代表人物也学成西医归来。
余云岫早年留学日本，受明治维新时废止汉医思潮的影响，于1916年发表《灵素商兑》，否定《黄帝内经》，批判中医理论。孟河名医恽铁樵代表中医界挺身而出，发表了《群经见智录》和《伤寒论研究》，成为第一个有力回应余云岫的挑战者。他在历史舞台的出现，拉开了孟河医派百年抗争的序幕。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通过了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这就是著名的“废止中医案”，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中医抗争运动。全国中医界推选孟河名医谢观等5位老中医组成请愿团，迫使南京政府不得不将废止中医案搁置起来。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受政府意欲废止中医的影响，民间掀起了中医办学高潮。孟河医派也把办学作为中医抗争的主要手段之一。丁甘仁当时是上海中医界首领。1917年，他创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邀请同乡谢观出任第一任校长，后来的很多名医都出自这所学校，成为中医界名副其实的“黄埔军校”；1921年，丁甘仁同儿子丁仲英创建了国内最早的中医院——上海广益医院，后又创办华隆中医院。
在孟河医派的努力下，中央国医馆于1931年在南京成立，长期支持中医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担任理事长，孟河医派谢观、陆渊雷等10人为常务理事。国医馆最重要的成绩就是起草了《国医条例》，在丁仲英等人努力下最终获得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这是当时政府制定的第一部有关中医的法规。
“30年代，祖父在上海从医时，就帮丁仲英主编中医《光华医学杂志》。他传承了孟河医派费、丁两家的学问。”邹伟俊向《中国医院院长》回忆其祖父、原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邹云翔。
抗战爆发后，邹云翔等很多名中医都去了重庆。在那里，邹云翔结识了一代宗师、金陵医派开创者张简斋。
张简斋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可以双手号脉，同时看两个病人。在重庆期间，好多医生治不好宋美龄的胃病，最后是张简斋给治好的。但是，张有吸食鸦片的习惯，当时国民政府明令禁毒，蒋介石曾给他特批“成全一人，救万人命”。
邹伟俊说，“张简斋在重庆担任中医学会会长，我祖父是学会成员，两人关系非常好。我祖父佩服他的医道，私下跟他学习，抄写他的处方，自称是他的私淑弟子。”他的这一举动，为之后金陵医派的传承起了重要作用。
在南京政府统治22年间，经历了一个由废止中医到确立其合法地位到再压制中医的过程。抗战期间，战事扩大了对医药的需求，西药进口十分困难，因此中医药受到了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又因为群众信赖中医，中医队伍人数众多，西医还不足以取代中医，所以中医在艰难中获得了些许发展，孟河医派也在这期间培养了很多中医师。
“中医司令”走上舞台
1950年8月，新中国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贺诚在会上接见了余云岫，对他废止中医的主张表示支持。新中国刚成立便掀起了一场西医改造中医的风潮。
消灭中医的政策执行了三年，全国中医业一片萧条。1953年，毛泽东撤消了扮演余云岫角色的贺诚和另一位副部长王斌的职务。此后，中医迎来了一段相对较好的发展时期。
“中央政府开始只是号召各个省区自己抓中医。江苏省提出要办一所中医医院和中医学院，江苏省省委书记柯庆施得知我父亲以前做过中医，就希望他回去开展中医工作。我父亲也很愿意回归中医界，就这样，他由江苏省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府秘书长转任省卫生厅厅长。”吕炳奎之子吕嘉戈回忆道。
吕炳奎十五六岁时拜温病学派传人汪志仁为师学习中医。抗战以后，他变卖家产，组织了抗战队伍，依靠行医时积累的口碑，武装发展得很快，军民关系也非常好，被称为“中医司令”。
在主持中医工作之后，吕炳奎把省中医进修学校改成了中医师资学校，这就是南京中医学院的前身。学校在全省招收了200多名学徒出身的学员，用了两年时间，编写了一套包含27门课程的中医教材。后来成立江苏省中医院，吕炳奎便找到孟河传人邹云翔，邀请他出任院长。在吕炳奎的努力下，江苏成为当时全国中医发展最好的省份。
回忆起这段历史，邹伟俊说，“祖父从重庆回到南京后继续行医，政府安排他创建省中医院，因为他与共产党人素有渊源，被吸纳加入了中央保健委员会，可以直接给中央首长看病，这为孟河医派的传承创造了条件。”对于当时中央提出的“中西医结合”，邹云翔心里很不赞成，他就设法顶住压力，将孟河医派纯正地传承了下来。
1956年，卫生部成立了中医司，谭震林副总理请吕炳奎出任中医司司长。他刚上任便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北京中医学院的筹建难题。当时学院只有两位教师，没有教材，没有课桌，学生只能坐在马扎上听课，因为学校不隶属于卫生部，经过半年周旋，办学条件仍然没有得到改善。
“父亲马上返回江苏求援，调来40余名中医师资及全部教材，北京中医学院这才步入正轨。这些师资后来大多成为国内一流的中医专家，比如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建华、中国工程院院士程莘农等，他们在后期为中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吕嘉戈说。
此后三四年，国家在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四地建立了中医学院，各地还举办了各类中医师资进修班，两部分人被分别称为学院派和学徒派。
“我父亲到卫生部一年多的时间是最好的，后来情况发生改变，卫生部内部又逐渐压制中医，比如政府不允许中医个体开业，老中医都被收入医院，但不接收他们的徒弟，对中医传承打击很大。”吕嘉戈说，“卫生部当时没有干部任命权，司局长由国务院直接管理，所以我父亲有能力为中医抗争。他越级给毛泽东写信，卫生部也拿他没办法。”
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高校要砍掉40%，23所中医学院只计划保留5所。吕炳奎获知消息后，立即上书周总理，最终获批保留中医学院。在这期间，吕炳奎还组织编写了第二版中医教材，这版教材至今还影响很大。吕嘉戈告诉记者，他父亲之所以被称为新中国中医事业的奠基人，主要是因为他对中医教育的贡献。
60年代初，中医院校的第一批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针对学生中医理论和临床能力欠缺的状况，孟河医派传人秦伯未联合任应秋、李重人等5位老教师上书，提出应大力加强中医经典课程学习，这便是著名的“五老上书”。吕炳奎对此非常重视。后来支持五老上书，成为他在文革中的一大罪名，因此被打断了两根肋骨。
悬空的“衡阳会议”
文革期间，南京的邹云翔处境较好。“因为和林彪、叶群有些特别关系，造反派不敢处理他，只让他靠边站，受到的冲击比较小。”邹伟俊说，他从小跟随祖父在南京生活，后来就读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当语文教师，但是社会混乱无法教书，上级便安排他到省中医院进修，传承其祖父邹云翔的医道。
“祖父是第一批被解放的干部，他刚出来当院长，我就跟他学习中医，成为他的关门弟子。他让我学了孟河和金陵两家的医道，所以我的中医主要是跟祖父学的，是师带徒出身。”邹伟俊说，“除我之外，祖父还有一些学生。前期的学生是上级派遣的，当时的政策是中西医结合，那批学生都很拥护政策，想要改造中医，我祖父内心很不认同他们。后期的学生是他手下的一个班子带的，祖父没有过问，名义上的学生比较多。所以这些学生谈不上是孟河医派的传人。”
文革后，吕炳奎重新担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出山后的吕炳奎首先针对中医进行调研，发现“西学中医师大部分被分配到中医机构，中医院成了中西医结合的阵地，这就使中医药人员失去了独立从事临床工作的机会，只能看门诊或者给疑难病人会诊，根本得不到对危重病人从始至终负责到底、系统观察治疗的机会，高级中医师手里没有完整的中医病例，难以总结经验，所以本来有一定理论水平和经验的中医，也只能无所作为，他们的学术水平不是在提高，而是在大幅下降。解放初的第一代名医基本没有了，第二代在解放初年纪还轻，没有闯出名气就年逾古稀了。”
吕炳奎忧心忡忡，他在调研的基础上写成书面报告，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这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指导方针。1978年，中央政府予以转发，这就是关于中医工作的第56号文件，中医界开始复苏。
当时，“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外表看来，人人学中医，但实际结果很不好，西医代替了中医，70%左右从事中医的人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医。”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崔月犁到日本访问，对方希望中方选派几位针灸师去日本指导，崔月犁竟然找不到合适人选。
1982年，衡阳会议即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将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作为中医医院的办院方向”，这次会议被称为中医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但是，衡阳会议尚未得到贯彻，便被一股“利用、限制、改造中医的冷风，袭击了一切措施”。会后一个月，吕炳奎带着遗憾离休。
最后二十年？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二十年间，发生过两次重要的老中医上书事件，都是围绕中医的领导权问题。记者翻阅了两份原件，文章言辞极为恳切。1984年，董建华、赵炳南等8位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向政府提出为中医立法，改革管理体制、培养中医人才等提案，这便是“八老上书”。1992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面临改组危机，邓铁涛、董建华等10位老中医再次上书政府，被称为“十老上书”，指出“中医药学术的丢失，将是全民族无法挽回的损失”。
吕嘉戈说，政府觉得中医西医都是治病的，不知道这里面存在思维方式的差异，忽视了中医行政领导权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医发展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中医管理有没有独立行政权，中医教育回没回轨道，民间中医是不是可以自由行医。
解放前接受教育的老中医，健在的至少要八九十岁了，文革前培养的7700名中医师，年龄最轻的也接近70岁了。目前，只有这部分人受过中医科班教育，然后再也没有了。文革后接受中医教育的，西医课程占据较大比重，更愿意借助中西医结合发展中医。再年轻一点的中医师，基本功很不扎实，甚至连最基本的方剂组成都讲不清楚。
“解放初，西医只有4万人，中医有50万，现在西医180万，中医还不到30万。人口增加了，中医从业者不仅没增长，水平还降低了。” 吕嘉戈说，“余云岫反中医的策略就是让老中医自然死掉，不培养新中医，这就相当于从根上挖断了中医。再过一二十年，等我们这代人没有了，中医就彻底不存在了。”
建国前，张简斋因为担心新中国不允许他吸食鸦片而避居香港，留下的弟子都不敢提他，只有邹云翔从张的学生那里抄来了500多例医案孤本。邹云翔在临终前，嘱托邹伟俊一定要整理出版张简斋医案。
陈立夫是张简斋唯一健在的朋友，邹伟俊便邀请他为医案题字。陈立夫在去世之前把题字从台湾寄给了邹伟俊。“如果这些医案不传承下去，那金陵医派就失传了。我跟祖父学习的时候，也记录了4本医案，我会把这些医案结集出版，这就是我以后要做的。”邹伟俊接着说，“在我有生之年再搞十年实录，老老实实地摆出来，让大家看中医到底有哪些疗效，到底能解决哪些疾病。”
除此之外，邹伟俊已经别无他路。他低下头告诉记者，声音沙哑：“我现在已经不选择弟子了，只要有人愿意学，我都愿意教。”
来源：《中国医院院长》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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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3 00: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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