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
简单介绍一下您个人的经历和现状，您和传统文化（包括中医、道家等）是如何结缘的？
王世保：我1975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98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中药制药专业。毕业后在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了两年，由于工作期间念念不忘复兴中国古典文化的志向，而又苦于没有时间读书，便于2000年11月辞职回到农村老家自修，苦读了三年半之后才又重新出来工作，从此以后便一直在企业里从事研发工作，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在利用工作之余进行的。
至于我是如何和中国古典文化结缘的，这要从我的家庭环境说起。祖父是当地有名的中兽医，从小就接受了他对我的抄方训练。或许是受家庭文化环境的熏陶，考大学的时候便一心想做医生，并在1994年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但没有想到的是被学校由中医临床专业调剂到中药制药专业。由于对该专业没有任何兴趣，随自学中医理论。先是买了一本《黄帝内经素问》进行背诵，在背诵期间悟到中医与中国古典文化同根同源，随即认为要想学好中医就必须先学好中国古典文化，于是又买来《道德经》和《周易》进行诵读。我们知道要想弄懂这些经书对于象我这样的初学者而言是很困难的，何况没有任何老师指点。但就在大二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同室同学那里借到了一本仰慕已久的《金刚经》，在没有读到半数的时候，便领悟了该经的经旨，不但以前的妄念一扫而空，而且还从中悟到了具体的修炼技巧，从此在学校里就依法修行。
自从在《金刚经》中开悟以后，对于道家的东西也就通达了。在经常诵读《道德经》的时候，我也没有忘记去读《论语》，并在大三的寒假期间将其和《黄帝内经素问》中的运气七篇手抄了一遍。为了进一步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异同，在大三期间我又开始学习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其他的一些西方的哲学经典著作。
我在大学期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处于逃课状态，所以有充足的时间去自学，而对于专业考试只是临时抱佛脚地突击别人的听课笔记，居然都考过了。这段四年的大学时光不仅确定了我的志向，也为我以后的个人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后来，我庆幸自己没有被录取到中医专业，因为这使我能够完全按着我自己的思路展开自己的学术历程。
文化中国：
五四前后，多数的仁人志士认为，中国的出路在西学，或者说是科学，而且也经过了实践的验证；现在您又提出新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传统文化的复兴，这里是否有矛盾？您认为，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王世保：这种观点的不同是由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遭遇到不同的国内外环境决定的。在五四前后，中国还处在由西方文明催生的几个列强的半殖民和侵略之下，中国那时也只有走向发展西方文明的道路才能拯救自己于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所造成的水火之中。就是在这种局势下，当时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主张中国的出路在西学，尤其是要引进西方文化中的民主与科学。于是，中国在近代抛弃了自己的固有文化，继而抛弃了固有的文明，完全接受了一个异质的理性主义文化和发展强大物质文明的西化路径。但是，当西方文化和物质文明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取得主导地位并得到强势发展之后，我们才发现西方强加给我们的西方文明发展路径完全是一条人类走向自毁的不归路。无疑，众多的现代中国人已经麻木地沉浸在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纵欲狂欢之中，仍然有大量的西化人士在中国极力鼓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等价值观。但是透过我们自己制造的西方物质文明的梦幻空花的背后，我们却看到中国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正在遭到与物质文明增长的等量的破坏，而中国人的人性在经济主义的拜物教强度刺激下正在丧失，我们的社会无处不在流淌着由申张人性之恶而催生出来的污浊之水。中国人在享受到西方文明所带来的空前亢奋和刺激的同时，也正在愚蠢地走向自我毁灭。
因此，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遭遇到的不再是一百年前由于东西方文明差异给自己带来的亡国亡种的危机，而是与西方人一样遭遇到由西方文化的破坏性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要想解决这些危机，我们再要去从西方的科学和民主那里寻求出路，无疑是“飞蛾扑火”。因此，当西方社会已经在寻求西方文化之外的自我拯救路途的同时，我们就只有重新求救于能够塑造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中国古典文化。
可以说，
中国古典文化在100年前导致中国面临来自西方文化和文明所强加的生存危机的特征正好是今天带给全人类可持续性生存希望之所在，即中国固有的和谐生态的特征。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要想在地球上可持续性地生存下去，就必须在体现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儒家和道家文化上建立一个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以此取代由西方文化塑造的具有破坏性的反生态的现代工业文明。这既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也是整个人类的唯一出路。
但是，在当今由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共生共亡的局面之下，中国要想拯救自己已经不像是在100年前所遭遇的个别境遇，中国只有在拯救整个人类的前提下才能去拯救自己。但是，这可能吗？
如果把人类在西方文化主导下走向灭亡看作是历史必然的话，那么我提出的用中国古典文化拯救中国和全世界就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和憧憬罢了！
文化中国：
你一直致力于对中医的研究，很反感中医与科学的结合，也十分关注当前的医疗改革、中医的改革，你觉得中医必须走传统的路子吗？与科学结合真的就没有出路吗？您认为医疗乃至中医改革的根本点在哪里？
王世保：中医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它只能按着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发展下去。不仅中医的发展是这样，所有学科的健康发展都需要依据该学科的本性去进行。中医与科学是两种并列的认知体系，它们蕴含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元理论框架。从研究的实体、元理论框架、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具体理论形态上比较，中医与科学及其衍生出来的西医都具有本质性的差异。两种具有本质性差异的东西，你能让它们浑然地结合在一起吗？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医学只能有一种，就是西医学。西医本来就是从自然科学中生发出来的，它们同根同源，具有相同的文化特征。所以，任何把中医与科学相结合的路径最终都会把中医异化成西医的附庸，继而消灭掉中医。事实上，中医与科学的结合有没有出路从近百年的结合实践中就已经可以看出，这就是你现在还能在社会上找到多少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医（利用中医思维和中医理论看病）？
中国的医疗为何要进行改革？这就是中国遇到了“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困境。放眼世界，你会发现中国所遭遇的这个医疗困境可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世界上所有采用西医这种医疗服务体系的国家都在遭受的。这是由西医自身的高成本、低成效的特征决定的。所以中国医改的关键在于“简便廉验”的中医的振兴，可现在中国政府又盲目地要求中医西化，让中医丧失“简便廉验”的特征，这无疑是在堵死解决中国医疗困境的唯一路途。中医振兴的根本点就在于中医教育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即去除近百年强加在中医身上的西医教育和管理体制，扭转继续西化和现代化中医的趋势，继而保证中医能够按着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进行发展。
文化中国：
您对中医的研究是仅限于理论还是有实践呢？您怎么评价中医与易经的关系，包括易经的占卜、风水等，是否有道理？
王世保：我对中医的研究既有理论上的，也有实践上的。我的身体一直多病，在大三期间曾求治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里的多名专家，最后是无果而终。我便自行开药，服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后来在回家自修期间，我在家又自开自服了两年的中药，也就是说我拿自己的身体实践了几乎三年的时间。由于自己在给自己治病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一些有效的方子和诊疗思路，给周围的亲戚朋友进行诊治也多能奏效。但由于受到国家西化政策的限制，我既不能开办个人诊所，也不能考取执业医师证，这就促使我走上了另一条路，即把中医当作诊治的对象，研究治疗已经处在病入膏肓状态的中医的有效发展战略理论和具体措施。这样，我给中医看病就不用去求中国政府特发许可证了。
中医与《易经》本是同根同源的关系，它们都是建立在古代阴阳五行理论基础上的。正是这种同根同源的关系促进了后来的中医与易学不断地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对方的发展。比如中医的心肾相交理论就是取自对《易经》既济卦象的类比。
无论是《易经》的占卜还是风水，都是以阴阳五行理论为主要依据的，而阴阳五行理论是中国古人在经历几千年的天文和物候的观测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自然变化规律，它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把这一理论用于占卜人事和风水相宅，自然有其不可质疑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只不过是这个正当性和合理性不是建立在另外一套理性的认知体系自然科学基础上的。
我们不能从科学的角度去评价占卜和风水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它们是并列的两种文化体系，科学没有资格去评价另外一个理论体系。
文化中国：
你同时研究道教，还写了《训道书》新道家类书。在当今条件下，作为我们国家土生土长的道教似乎不受重视，也没什么市场，您认为，难道道教就没有前途了吗？如何发展道教呢？您的《训道书》是否有布道的味道呢？
王世保：道家这一条文脉本是由老子和庄子开创的，原始的道家是体用合一的，既有个体的解脱之路，也有成道者处在本然状态之下对自然和社会的观照而形成的认识。但在汉代以后，魏伯阳在受《周易》的启发下首创了道家个体修炼的技巧，也就是内丹的修炼途径。道家的一些人士就在丹道和仙家理论的基础上融合佛教的存在形式，形成了以个体专修为特征的中国本土宗教，即道教。道教由于受到内丹修炼的限制，注重个体的单修，所以自从其成型之日起就没有象佛教或者基督教那样大规模地普及过。可以说，道教是大智慧者的心灵盛宴。
我们知道道教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一个社会个体实现无我的本然状态，它具有无为和宁静的特征。在这个人性急剧异化的时代，心灵荒芜导致社会个体普遍出现狂躁和焦虑的症状，这是一种丧失精神家园的结果。恰是道教可以让人重新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完成对自己心灵的整合，达到那种包容万物的宁静如一的状态。这是当前社会所急需的。在国外，印度的奥修推动了道家文化的复兴，他的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老庄思想基础上的，受到世界各地人士的欢迎，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在国内，我也正是在努力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包括《训道书》的《道家新书》就是我立足的基点。《训道书》在传统问答的基础上融合了基督教布道的一些形式，力图做到通俗易懂，便于把道家的精神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以引导他们净化自己的的心灵。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文化中国：
你的儒学理论也很有意思，认为现代的社会主义有儒家特色，甚至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这个观点有无“牵强”的成分？还是一种巧合？
王世保：“儒家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在我于北京中医药大学求学期间就已经萌生，只是其内容一直未得到展开。或许是每一种理论都有它们不受左右的发展历程吧，直到今年我才将其进一步明确化和系统化。
社会主义理论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儒家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主义理论自身的逻辑展开。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从二元对立的辩证法的角度进行建构的，他由唯物辩证法衍生出了阶级斗争的学说，再由阶级斗争的学说提出了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运动实践。但是实现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以后，无产阶级该如何治理自己的国家呢？这一点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给出具体的指导思想，这事实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完善性和阶段性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之后，便面临着国家治理的问题。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恪守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结果给社会带来了长期的动乱，这是历史的深刻教训。自邓小平同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后，中共就放弃了阶级斗争的理论，专心从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随后，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的理论，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这两种观点正好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却都蕴含在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里。
这种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历程看似“巧合”和“牵强”，实则是“必然”。因为儒家文化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完全可以从儒家文化中衍生出来，只要把儒家文化从其接受两千余年的君主制塑造而形成的形态中剥离出来。儒家的核心思想就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思想包含了社会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即社会个体的人生意义是在社会整体中得到展现的，它以社会个体的修身为起始，以社会个体在自身完善的基础上不断地推动社会和谐为终点。这是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伦理观。社会主义要想实现以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形态，必然要以这种儒家的伦理为基础，同时在这种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民本政治。
我们看，儒家的伦理正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建设的的基础。所以我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这一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理论，明确了儒家思想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文化中国：
您如何评价当今的文化大师？真正的大师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当今年代会出现真正的大师吗？
王世保：我认为在老一辈的学者群中，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师，包括仍然健在的南怀瑾老先生和已经逝去的钱钟书。真正的大师应该有着自己独特的创见，而且能够以自己的理论体系为基础开创一个文化大发展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心学宗师王阳明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后的一位文化大师。
大师的出现是应时而生的，不是应人而生的。中国现在正处在文化荒漠化的时代，各种文化资源都聚集在一起，这正是需要大师产生和能够催生大师的时代。
文化中国：
您认为真正的思想家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当今年代会出现真正的思想家吗？有专家指出，思想家会首先出现在互联网上，您同意吗？为什么？
王世保：思想家的标志就是有着能够影响社会演进的独创理论体系。一位思想者要想成为真正的思想家就必须具有独创性、包容性和前瞻性，只有具有这三种特质才能蕴育出新的思想和理论。现今青年一代的思想比较活跃，尤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他们处在承上启下的关口，应该能够成为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领路人。
我们知道任何新思想新理论的出现，都必然会造成对既有的意识形态的冲击，继而在各个方面受到既有的意识形态的遏制。面对来自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压制，新思想新理论必须找到一个自己能够自由传播的突破口。在传统媒体审查极其严格的现代中国，任何一种新思想新理论要想在传统媒体上得到展现几乎是不可能的。恰是网络给新思想新理论的出现和传播提供了理想的阵地，而且网络上各种观点并存，新思想新理论在网络上还能经受住各种观点激辩的洗礼，继而逐渐走向成熟。因此，中国的思想家首先出现在互联网上是必然的，我赞同这一观点，而且我现在走的基本上就是网络路线。
另外，我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现有的政治环境下，思想家的来源不会是在中国政府创办的各种学校和研究机构，他只能在民间这一个自由的思想天空里展现。野外放生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家种的多是人为桎梏的畸形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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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20 11:0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