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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14 11: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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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医几度秋凉(七)
[ 录入者:医者佛心 | 时间:2008-07-06 01:19:35 | 作者:艾宁 | 来源: | 浏览:61次 ]
五十一
作为男人,你是否希望女人象男人一样?如果不希望,那么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现在的女人是否真正具有女性?我生女儿前,可能说通过劳动、上学、读书、进入社会、与男人共事等,在语言、思维、做事等方面基本符合社会标准,与男人一样。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社会是男人建立的,所谓社会要求人的标准实质上是要求男人的标准。我那时以为这个标准是不分性别的所有人的共有标准。社会是由男人创建的,在科学、文化等各方面女人好象没有什么特殊贡献。男人在理性领域内是否定女人的。一个哲人说:如果一个女人说2+3=8,那么她犯的还是数学错误,可女人常常会说等于蜡烛。我父亲就认为女人不可理喻。如果一个女人还有自尊,她将如何面对这一社会现实?于是,许多女人通过达到种种社会要求,来证实女人与男人一样。
当我觉得在社会上我和男人一样了时,有一次我给一个妇女组织写材料,这个组织的女领导对我说,我写的东西和男人一样,没有“妇女味”。我感到很奇怪,什么是妇女味?是婆婆妈妈?儿女情长?不是,那是什么,总不能是2+3等于蜡烛吧?我年轻时的世界观,是一个我称之为等边三角形的稳定结构。唯物,客观,理性,科学,与男人的并无二致。对此,我感到满意。照理说我不可能有什么质的变化了吧?或者说,想不出我会怎么变化吧?如果这个变化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不会相信。如果没有这个变化,那么,今天我也还是象个男人。说来非常简单,我的变化来自生产。生女儿,我折腾了一天两夜,在处于体能耗尽,界于弥留状态时,听到一声婴儿的哭声,睁开眼,我看见了女儿。
就这一眼,伴着昡晕,乾坤倒置,我感到我的等边三角形翻倒了,翻倒了的三角形还是原来的三角形,可里面原来按顺序摆放的概念全颠倒了,在新的顺序里,我惊奇地发现2+3等于蜡烛!一霎那,我明白了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困绕了我很长时间的死亡恐惧烟消云散,我知道从此之后我能够坦然面对死亡,而且乐于接受死亡。如果没有这个生产过程,那么我的一生就是一世。我可能会有出息,精英了,但肯定会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是一个在大地上爬行的蛹,没有逻辑的石块垫脚就过不去沟,没有道理的树枝搭桥就过不去河,我就不会获得第二世——化蝶。女人可以一生两世,如同蝴蝶的一生。
国外的研究表明,剖腹产阻碍了催产素的产生,减低了生产的幸福感,会影响母子之情。我内心认可这一研究。父亲和母亲都爱孩子,但爱法不一样。父亲爱孩子,但三角形不会翻倒,他不会因孩子而改变世界观。我们都知道后娘狠毒的故事,也知道“有后娘就有后爹”这一说法。其实,很多后娘并没做什么坏事,她只是对孩子比较客观而已,而本来就客观的亲爹,理所当然地认同后娘的客观,认为后娘说的有“理”。当一个家通行“理”的时候情况就不妙了。一个被客观看待的孩子,会象失去了阳光和雨露的小苗一样枯萎,而这一事实又反过来印证了后娘的客观。现在的人们,觉得孩子不需要特殊的爱,一般性的爱和喜欢对孩子来说就足够了,所以给孩子找个喜欢她的后娘也不是亏待他。如今有些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停留在喜欢的层面,她们谈自己的孩子,口气象老师,象保姆,就是不象母亲。她们总是用社会标准衡量孩子,不知道母亲的特殊作用是什么。被家人和社会客观看待,恐怕是大学生跳楼的一个原因。有谁希望妻子客观看待自己?是否觉得现在女人看待男人越来越客观了?生产的痛苦剥去覆盖在女人身上的层层社会外壳,掘出人性的原始地基,把母子关系建立在最原始的基础上。没有乾坤倒置就没有到位的母爱,孩子心灵得到的就不是充足的阳光。讨饭的娘能给予孩子的,往往是当官的爹给予不了的,就是这个道理。后娘之所以狠毒,就是因为其母爱没有大路可走,被逼上了崎岖山路。
男人也可以化蝶,我注意到男人的这一思维飞跃是 “悟”出来的。“觉悟”了的男人,也象女人一样超脱社会。“觉悟”过程经常会伴随生活的艰辛和肉体的痛苦,比如苦修。我想,在痛苦中可能蕴含了一种推动力量,痛苦的价值没有被人充分认识。痛苦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没有搞清。
我前面说过,一对不孕夫妇打仗,打得女的肋骨都折了。我很气愤,而我母亲说,这就好了,要生儿子了。我当时根本不理解母亲这话的意思,后来我逐渐明白了其中的含义。我们都知道在不孕症中,心理因素起很大作用,但这个作用究竟是怎么起的我们并不清楚。有一对夫妻是我朋友,他俩的婚姻亮起了红灯,除了我,他们没有什么朋友,亲人也离得远。我不主张他俩友好分手,而是把他俩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让他们进行沟通交流。这个交流过程十分艰难,不吃不喝就不说了,血与泪也不说了,暴力与自杀也不说了,最后两个人精疲力竭,消耗殆尽,这时,他们触到了最原始、最本质的爱情,和好了。如果他们是一对不孕夫妇,这时就有可能受孕。在动物界,发情期普遍具有的消耗状态,是不是也说明这种状态有利受孕?在西方的虐恋行为中,人们是不是在用扭曲的方式寻找人的原始本质?
女人一生有三个“养人”的时期,青春期,生产期,更年期。剖腹产是不养人的。更年期困绕着许多中老年妇女,所有药物效果都不理想。有人问我吃什么药好。我说什么药都不用吃,怀里抱上孙子马上就好。可现在的年轻人三十多岁了也不肯生孩子,害得老妈闹人生季节错乱病。
自然中有比人的头脑更大的智慧。
五十二
昨天,与一个朋友喝酒,庆祝她“出仓”五周年。“出仓”是出无菌仓,她做了干细胞移植,按当下的医学理论,干细胞移植五年后,存活率就大了,所以我们庆祝。
回顾与她一起出仓的九个人,如今只剩两了,另一个的??我陪朋友复查时见过她的主治医,我很佩服他,当我和朋友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时,他说,我的朋友之所以活命,有三个因素:“一个好的医生遇到了一个好的病人,再加上好的运气。”我听了不由点头称是,此人是咱们国内的权威人士了,却把医的作用定的这么低,看来大医的体会就是到位啊。为此我不由地想起另一个专治绝症的权威医生。他说他给人治病就是摸索,“我知道我的病人是怎么死的,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活的。” 所以在这个医生手下活了的病人,这个医生从不敢认为是自己医治的结果,总要寻找病人没死的原因是什么?从这一点上看,西医不也是在从自然中寻找治病的途径吗?正因为西医能讲清楚人是怎么死的,这一长处造成了人们过度恐慌。由于近来要求知情权,病人上手术台前要签个文件,上面写满这个手术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便是一个小手术,这个告知单也好几页,其恐怖性足以把病人的精神摧毁。人们随着西医把眼光全落在他们说得清楚的死因上了,所以患者一拿到癌症诊断书,就如接到死刑判决书,50%的人先吓死了。我总是劝人:其实西医不知人是怎么活的,何苦向西医自首?西医能说明死因的长处在法医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在西方就有发明新毒药将人杀死,而因科学无法解释其机理逃脱法律制裁的事。我想,中医用阴阳五行杀人,法医也无法说明死因。
中医往往知道病人是怎么活的,却不知病人是怎么死的。于是,西医从活的人身上找医学突破口,中医从死的人身上做校正。中医对“医”的作用从不给予过高强调。这相对一般西医显得不够理直气壮。中医看病,有点治病治不了命的漠然态度。二十岁的病人要好治,八十岁的病人任谁也难以妙手回春,因为他本身已是秋了,无春可回。中医在医的过程中很强调病人的作用,淡化医的作用。因为真正治好病的是病人自己,是他自身的正气在起作用,医生不过是扶正,是帮助。
人们之所以不太重视中医,也有中医自身的因素,因为它不让人形成对医的依赖。人们现在对西医形成依赖的危险性,在于人们要求西医为人类的超负荷享受保驾护航。而西医不仅不拒绝人类的这一要求,还承诺为人类提供保障。于是,人类在科学的支持下,偏离自然界轨道越来越远,我担心的是科学能否支持到底,或者说科学发展的速度,能否赶得上人类欲望膨涨的速度?有了“伟哥”的支持,纵欲就不是什么不良生活方式了。“伟哥”可以让人暴亡,西医会不会让人类暴亡?我岂不知道发展是硬道理?其实我承认科学是仙丹,相信服了仙丹人可以成仙。但仙丹不是谁都能服用的,带着没被清理的身体,怀着没有沉淀的欲念而服仙丹就会暴亡。科学是上天赐给人类的好东西,但它要自己的“时”,不在“时”就是毒药!有的病人在听过女儿诊脉后兴奋地说:“你说得太对了,那你给我开方吃药吧!”女儿拒绝开方:“如果你不能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和脾气,那么吃药就不是治病而是害你。你吃中药时喝大酒,这药起什么样作用?你服药过程中发怒,气血妄行,这药会走哪一经?这和杀你有什么区别?”
在中医诊断中,“我”的成分很重,不仅强调医生的“我”,也强调病人的“我”。这是西医难以接受的。西医的CT片中几乎不含“我”的成分。于是,西医的仪器和医生之间的区别是不明显的,医生的个性色彩也是很淡的。我曾见过一个医疗官司,最后做鉴定时追究责任到一台诊断仪器的质量上。我注意到,在心理治疗中,医生与病人是一对一,可即便是这样,医生也无“我”,也很难诱出病人的“我”,所以西方的心理治疗效果并不理想。而中医的个性色彩如此之浓。以至于一个老中医离去,他的医学也随之消失。中国文化中的“我”无处不在。以至于中国人常常会觉得纯客观的阐述没有多大意义。比如一个语文老师讲作文《我的母亲》,老师会认为纯客观的描述,把自己的母亲写得象别人的母亲似的,绝对是败笔。这样题目不过是告诉你要明写母亲而已,但你如果没有通过写你的母亲,从而把你这个人暗写出来,把你的一棵赤子之心写出来,那么这篇作文就没有意义。
五十三
我姥姥三十几岁就死了,死于体力渐衰,没什么痛苦,就是无力,最后连呼吸的力量也没有了,就死了。死的那天夜里还对两个姑婆说:“你们去睡一会吧,我头半夜死不了,得是后半夜的事”。姥姥的死刺激了我母亲学医,母亲跟我说,姥姥死时她才十几岁,不懂医,如果给我姥姥服用补养药,我姥姥就不会死。在我母亲死后,我意识到姥姥极可能也是死于心脏病。我母亲的心脏一生都呈弱势,她十七岁时不敢过马路,因为随时都能昏倒。这种与生俱来的弱怎么是后天的药能补的呢?因为我家三代单传,体弱的母亲在我奶的强烈要求下,接连生了四个孩子。我身下的弟弟只比我小一岁,挨天的生日。这个跨“三年自然灾害”和 “文革”的生育期,使母亲生下我最小的弟弟后就倒下了,三年没起来。现在想来,母亲得的应该是类风湿病。全身疼痛,动弹不得,又赶上文革,父亲逃跑,生死不明。母亲躺在床上,给自己针灸,拔罐。有意思的是母亲还用注射器给自己打些维生素类药。三年后母亲起来了,全身骨头却都变形了。十年后,母亲死于心力衰竭。生我之后母亲没有奶,紧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的我,在这一生中多次体验濒临死亡的感觉。每当有传染病流行时,母亲就看着我发愁。母亲分别让我的三个弟弟都染上麻疹、水痘等病以获得终生免疫力。却不敢让我患上这些病。她说我要是得了非死不可。母亲给我吃一匙紫河车,我就躲过传染病了。可母亲又一直为我没有获得免疫力而忧虑。当中年的我心脏也越来越无力时,我知道我与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心脏是同质的。后来,我也出现了我姥姥的症状,越来越无力,不能起身活动,心脏不堪重负,疲劳至极,服药效果甚微,我知道不是药不好,不是治法不对,而是我的心脏连容纳药的力量也极为微弱了。写《思考中医》的作者刘力宏把这种情况比喻为极干旱的土地不吸水,浇上的水不但不被吸纳,反而流掉了。心脏的衰弱引发其它脏器功能衰退,骨刺丛生,行走不仅无力,更是困难。很明显,我姥姥和我母亲的路已摆在我面前了。
养病和治病都不是一条逃生之路,当年给我姥姥看病的医生能不给开补药吗?我母亲一生给自己吃药,把她极弱的身体维持到了尽可能的长,可最终,无力的心脏还是使她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当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还累得不得了时,我知道自己也逃不脱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命运了。不懂医学的我姥姥和懂医学的我母亲都走了同一条路,还有第三条路供我选择吗?我选择了第三条路。我在郊外买了一块土地,坐在这块地上,有时是伏在这块地上,从春到夏,到秋,到冬,我盖了一所房子,房子盖好了,我的心脏不再无力,骨刺消失,衰竭症状得到扼止。
小时候不理解老年人为什么喜欢晒太阳,现在知道,太阳,大地,春风一定含有赋予人生命力的作用,回归自然应是超越休养和治疗的更大的医学。可惜我姥姥和我母亲毕竟随人类整体偏离自然太久了,体会和意识不到这一点。为此,我怀疑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心脏病归根到底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病,长期与自然隔离,人为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方式是不是激起了心脏反抗呢?心脏以消极怠工来反抗,可我们宁可用药物,用心脏起博器,用支架等来维持心脏,也不肯顺应自然。有时,仅仅用阳光就可以治愈忧郁症,而仅仅因为缺少阳光就可以令人患上忧郁症。患忧郁症的人比心脏病人更能说明脱离自然对人的危害。那些贫穷而身心健康的人,心理学家从心理上给予许多解释,在我看来,贫穷使他们更接近自然,这应是他们快乐健康的主要原因。如果失去自然这一动力来源,便是中医、中药也难以赋予人以生命动力。所以,不迷信西医,对中医也不能迷信,中药再好也不能代替自然的作用。
在自然中许多病可以自愈,许多病可以不算病。我对女儿说,将来我要是得了老年痴呆病,她就可以给我实施安乐死,因为这病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麻烦。女儿笑说给我穿一身兽皮,每天放入后山“你就在山中闲逛,能给别人造成什么麻烦?我派一条牧羊犬看着你好了”。我觉得女儿这办法甚好,痴呆者在室内会造成许多破坏,在山中会破坏什么?如果恢复一种野生的生活,说不定痴呆会得到改善。看到在美国的疗养院,坐在轮椅中的痴呆病人一排排地静坐着感到有些可怕,我想,他们眼前要是有些猫、狗在跑动,有小孩子在玩耍,这些病人的心智情况会不会好些?天伦之乐,自然环境对人的重要性大过人们现在的估计。便不是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来谈中医,只从人是生于自然,需要与自然相互作用以保持健康,也足以使人再造一个与中医相差无几的学说了,非要人为地压制这一学说,就显得太不近情理,让人十分怀疑动机了。
如果健康需要我们不能完全丢弃原始生活的话,我们是否能时不常地原始一下呢?我们承认现在许多病是富贵病,是生活方式病,可我们明知如此却无力改变。
奶奶从前有句话,当我们对缺少照料,不是以现代方式生存的人不理解时,我奶就说这样的人是天养活,早先听我奶这话感到挺迷信,我们总是称大自然环境是恶劣的生存环境,人要是完全暴露于自然无疑是摧残生命,可被我奶称为天养活的人,恰恰过的是原始生活而又自在悠游,现在想来,这天养活本没有什么神秘色彩,难道我们的生命真是用现代生活方式滋养的吗?我们是不是把次要因素本末倒置地当成主要因素了?真正滋养人的还是天地自然,用回归的方式多亲近自然,不失为寻找健康的最佳途径。
我母亲说,她师兄早年得了肺结核。在六十多年前得了结核就意味着死亡。他在山脚下搭了一个棚子说给他母亲守孝,过起了原始生活。三年之后,他的结核病就自愈了。我觉得母亲的师兄比我母亲更了解自然的含义。
五十四
一份对北京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北京有十万大学生患有忧郁症。占学生总数近四分之一。而据北京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研究课题组的报告显示,有超过60%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问题,并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近日,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一组数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目前陕西省的72万抑郁病人竟然近半数都是学生,其中初中生占16%,高中生占18%,大学生占24%。看了这些数据我有些不解:我们的孩子怎么了?据家国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这个数字已使在1995年至1999年全国人口最重要的死因中,自杀名列第5位。自杀者中八成以上患有忧郁症。 患忧郁症的人中三分之二有自杀意念,10%~15%的人自杀成功。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10万人中有22.2人自杀,每二分钟就有1人自杀、8人自杀未遂,而有自杀意念的则是已实施自杀的六七倍。除自杀死亡者以外,每年尚有10—20倍的自杀未遂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功能残疾。而在15岁至34岁的人群中,自杀更是成为首位死因。
一个我帮填报考志愿的孩子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后告诉我,开学第一天是校心理医生给上大课。医生把手一挥,指着学生说:“到毕业时,你们中间将有二十人自杀而亡,我的任务是使这个数字降到十……”我听了感到不解,自杀是流行病还是传染病?连北大、清华对学生跳楼都漠然了,一句“忧郁症”成了这些学生该死的充分理由。这种思维如果得到认可,我们就可以漠然对待四分之一学生的死亡?这是多么可怕。(产生这一思维的根源正是西医的界定方式。而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会纠正这一偏差。)
于是,我又看美国的情况。在美国,有500万人服用抗忧郁药,每年自杀人数30万。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患情感性疾病的比例为五分之一,专家推测,约六百万美国儿童患严有严重的精神疾病。这样看来,美国的情况比我们更加严重,他们才两亿人。世界卫生组织现将忧郁症列为危及人类健康的第五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精神性疾病,包括忧郁症和癫痫,将成为导致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原因。
专家们估计,在今后20年中,患精神性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的人数将大增。忧郁症导致家庭和社会人际关系紧张、生产力下降。据世卫组织统计,一人自杀至少会影响到6名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患抑郁症的人和他们的家属,都活在深深的痛苦之中。
怕死,是一个多么难以克服的人性弱点?叛徒怕死可恨,也可理解,因为这是人性弱点。为了不死,多少人宁可从狗洞里爬出?但想死岂不更违反人性?如果说穷得活不下去了,多少能理解些,可从统计资料上看,自杀率高的地方往往是文化、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这么说,社会越发展,越富裕,越有文化,人就越不想活了?难道说是富裕和文化杀人?是什么让人患上忧郁症?美国匹兹堡大学精神病学家BorisBirmaher博士发现,有很强家族严重抑郁症史的儿童,对一种刺激生长激素产生的物质出现不正常反应。尽管实验没有暗示患抑郁症的儿童无法正常生长发育,但为了解抑郁症的发病原因和深层作用机理提供了资料。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抑郁症是一种遗传性的生物学上的疾病。专家们说抑郁症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疾病,不是思想问题。说现实生活中有种误解,以为自杀者是“一时想不开”,如果做做思想工作就能避免。专家说自杀是一种病,必须通过专业的心理疏导,并配合药物治疗和电击治疗才能医治好。有八成患者通过治疗,症状能得到改善和痊癒。这么说来,亲人、朋友得了忧郁症,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员还帮不上忙了。因为专家说作“思想工作”没用。
从前好象没听说有谁得忧郁症,难道忧郁症象同性恋一样是被“发现”的?据资料统计,同性恋的人数比是百分之四,而忧郁症的人数可近百分之二十。这么一想就觉得有点可怕,假如我们单位正好有一百名工作员。我们朝夕相处,彼此熟悉,关系很好,现在让我想其中有四个同性恋,二十个忧郁症,我怎么觉得有点可怕哪?专家说,对忧郁症的最有效治疗方式是电击,把人击昏了,击得在昏迷中抽搐,还要防止他在昏迷中因呕吐而窒息。我想,如果我的同事正在我们工作的紧要关头,他对我说:“我犯病了,要去做电击”。我就得放下工作陪他去,不然刚击完走不了路,是不是得有人扶他上车回来?如果我说:“你先挺一挺,等把这件工作干完了再去”可他要是转身就跳楼了怎么办?象对同性恋一样,专家呼吁,传统观念认为自杀是不光彩的事,这一观念要改变,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社会的阴暗面,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自杀者应当被公众理解。按比例,五个人里就有一个忧郁症,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同事中,就应有几个忧郁症者,我应听从专家建议,以平常心看待他们,他们忧郁他们的,我乐我的,因为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思想工作,而这又被说成是没用的。而这正确看待我理解只能是象没看到一样——视而不见。他要跳楼呢?我说“请便”?我要是拼命阻止他自杀,和招来许多同事和我一起阻止,那这些人会不会象美国同性恋者一样上街游行,高呼:“我们要自杀!给我们自杀的自由?”
五十五
好在我们单位没有按比例出现四个同性恋,二十个忧郁症。这使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单位为什么没有按比例出现应有成分呢?”。其实,经过我观察,我单位人员中不是没有相应气质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有相应的可能成分,但却没有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我认为是集体性的社会生活框正了他们。如今很多人都认为集体对个性是抑制的,从而加以反对,而我认为社会与个人联系的过于松散,也是个体精神偏差的原因之一。美国有位临床医生我认为他触摸到了忧郁的本质,他认为忧郁症可能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我那个得了白血病的同事,她就没有按照医嘱疗养,做过手术后就上班了。很多人都把她的存活当做奇迹,记者也来采访。后来有一位上级领导认真研究了她的情况后,得出一个结论并向她宣布道:“你非常有幸地生活在一个好的集体中,如果换一个环境就不会有你的今天。”有些记者总是不解,再三追问:“你们领导怎么会这么残酷,让一个刚做完移植手术的病人上班,难道不知道白血病人需要无菌环境吗?”这样问题让我们一时真是难以回答,让我这位同事上班的确是件十分冒险的事情,而事实上我这位同事又真是三天两头感染,搞得动不动就生命垂危,假如她就这么死了,真要是有人就这件事追究责任的话,这话还真不好说。因为我们的做法既没有遵医嘱,还颇违反科学,又不好解释动机。可如果让她躺在床上静养,象和她一起做手术的那些人一样的话,我想,她很可能也象他们一样早不在人世了。
到单位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用她的话讲她可以一整天没有机会想到自己的病。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养病环境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她最有得忧郁症的条件,事实上,她的病友中就不乏跳楼者。她前两天还说到一个病友,在家人商量他的病是否复发时,他从九楼跳下,家人还没发觉,回头却不见他在床上,只有窗户是开着的……想不到自己的病,而只要活着就能品尝到活着的乐趣,这样一来,人就不会忧郁,又怎么会要寻死呢?而做到这一点,仅仅通过她个人的努力是做不到的,需要一个集体的共同努力。
小时候不理解我奶奶的很多思想。奶奶无比地强调家族,强调家人的亲情,强调利他和无私,强调责任和奉献,总之,都是老一代人的旧思想。当有人强调为自己而活时,奶奶会蔑视地一笑说:“如果要是为自己而活,可能会活得很好,也可能早就不活了。”小时我只听懂了前半句,因为奶奶为了她的子孙,让自己吃苦挨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可为了自己为什么就可以不活了呢?这后半句是我成人之后才理解的。
我对白血病同事说:“你可别想死,你说你要是死了会造成几大人生悲剧?你儿子是早年丧母,你丈夫是中年丧妻,你父母是晚年丧子。而我们是赌输了钱。你这手术可是我们大伙捐款给你做的,你要死了,我们的钱岂不是打水漂了?”所以,她肯忍受排异反应的巨大痛苦,其精神支柱也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如果是为了自己,人的一生会撒手多次,一条命可能不够自杀的。
现在的人过于强调自我,心里没有别人,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了,却轻易地就撒手生命了。这说明以自我为中心时,“我”不是扩大了却是缩小了。“我”是一个集团军,你的父母身上有你,你的儿女身上有你,你的兄弟姐妹身上有你,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所处的社会都有你的成分,失去哪一部分“我”,你都会感到失去一部分自我生命,如果丢失了太多的“我”,虽然你没有自觉,可你的“我”却不受欺骗,他会不快乐,郁闷,乃至忧郁。把“我”全部回收的思维方式就是自杀性的。无论是人的脑还是人的心发展都是不平衡的,过于强调人的社会性和过于强调人的个性对人都是有害的。人的脑和心就是在人的个性与人的社会性之间寻求平衡。
有专家分析,美国孩子之所以抑郁,是由于大人换工作和住所比较频繁,许多孩子的童年都是在搬迁中度过的,致使他们从小就缺少固定的玩伴,加上美国家庭的离婚率比较高,孩子有个心理适应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在我看来,就是建立不起来稳定的社会关系。
儒家文化作为一门社会学,对这类问题的确有比较好的处理方式。真正的社会学,不是建立一套在独立、在人心之外的所谓正确的理论,而是谐调种种关系。总有人找我倾诉些什么,求我帮拿个主意。女儿观察久了说:“你帮人出的主意并不是正确的和最好的,也不是你的主意,你实质上是告诉了人家内心最想做的。你不是帮人出了你的主意,而是帮人明确了人家自己的主意。”我说,对,算你看明白了。因为我认为是正确的和好的主意,对当事人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一个违逆当事人内心情感的主意再好,也不是好主意。大学生为什么忧郁?他们难道不是按父母,按老师的要求考上大学了吗?他们不是成功了吗?可他们为什么还要忧郁,还要跳楼?当一个道理是十分明白的时候,我们头脑能够理解,可这不代表我们的心能够接受。归根到底,我们不光是用头脑活着,更是用心活着。再明白的道理,头脑压制着心去接受,一天两天可以,天长日久,这心就要疲惫,要病。
对自杀的研究,仅仅有医学家是不够的,需要社会学家、哲学家、 心理学家等专家的多角度投入,仅仅有西方也是不够的,对于他们思维方式的产物,他们恐怕是个人刀削不了个人把。
五十六
目前,我国卫生总费用只覆盖20%人口的卫生服务。在这种现状下要取缔中医,如同让中国人一天不是吃三顿粗粮,而只吃一顿细粮。中国人现在有近一半的病人应就诊而未就诊。有官员说:“中国的经济能力不可能满足所有医疗卫生需求。”说到底,还是一个字“穷”。如果我奶奶还活着她会说:穷有穷的过法,穷就不过日子啦?穷就让一半中国人不治病?从什么时候开始只会过富日子,不会过穷日子了?仅仅讨论是中医好,还是西医好,我认为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就算西医是百分之百的好,可它在中国占有全部医疗经费,却只给百分之二十的人服务,这不是贵族医学?医院总是盖更大的楼,进更好的设备,给更贵族化的人服务。科学在不停的发展,为了追上科学发展的脚步,医院只能一再投资高科技,在贵族化的路上越走越远。看病和治病在西医这里是分开的,如果治病需要十元钱的话,“看”这个病可能得需要九十元。只要你有钱,把各种检验做一遍,虽然你不是医生,你也看到了你的病。如果全部检查完了,你没看到你的病,那么,对不起,医生也没法看到。记得刚有核磁共振时,医生让我做个检查,价格是我两个月的工资。我问,这机器能治病吗?说是不能,只能让医生看到我的“病”而已。医生要看我的“病”让我花钱,难道医生要是看不清我,我还要给他买副近视镜?上医院看病,我的感觉就是我一会掏钱给医生戴上X镜,一会戴上超声镜,还有什么CT,什么核磁共振等等。如果我不投币给医生戴眼镜,医生就无法工作。我觉得我的病很具有观赏价值,我还是留着不给医生看好。我问医生,如果瞧见“病”了怎么治呢?医生说目前没法治。我问,那做这个检查有何意义?医生说可以弄个明白。这让我想起了死后的解剖,对医生和医学有意义,对死人没有意义。我不掏自己的解剖费。“五四”时期的一些中国人,曾为终能看到“病”,而欣喜,便是治不了,也心里透亮。可现在,花了很多钱,却只是看到“病”,让许多国人不甘。他们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也就是治病上。所以,医院中的检验费是很让人望而生畏的。西医的贵族性表现在离开大医院,离开设备,医生就很难说是个医生。医院中许多有高级职称的医生,是只会操纵一种仪器的技术人员。让他们到没有仪器的乡镇医院,到社区门诊,他们就不是医生了。光说医生们拼命往大医院挤,没有可调动的仪器,光杆医生还叫医生?光说百姓趋高,现在医生这个名字不再是个体意义的,而是整体的,是一个大医院中的人和仪器的总称。可这个占有全部医疗经费的大“医生”只能给百分之二十的人治病,这百分之二十的人还必须是有钱人,因为这个大“医生”的新陈代谢功能特别强,消耗量很大。于是,恶性循环,大医院之外无医生,百姓进不去大医院就只有等死。我一个同事最近做了胃贲门癌手术回来。他花了近三十万元。他说,病人可以三分,三分之一的人治不起,三五万元钱几天就没了,也就不治了。三分之一的忍受不了治疗的痛苦,或不治了,或被治死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完成治疗。他求我写篇稿子“表扬”一下他妻子。看到我奇怪,他告诉我说,看到许多病人被配偶抛弃了他很感慨,觉得很感谢妻子。他一再感慨治病难,他说“难于上青天”。他这还是能得到医治的百分之二十的人。
我说过,母亲有个绰号叫“于大头”。“大头”,在我们的方言中是傻瓜的意思。这源于母亲给人治病常往里搭钱搭药。可我现在想,母亲为什么搭钱搭药?她这一做法是从她师傅那里承传下来的。我是母亲的药剂师,她赔不赔钱我知道。中医,在社会上可以充当杀富济贫的调剂角色。为什么中医对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不把富人拒之门外?因为富人有点小病就看,平时注意养生,为什么中医有许多补养和调养方剂?那就是中医的贵族医疗。总有一些相对富裕的人要无病防病,小病大养,养生保健,母亲把治贵族病挣来的这部分钱用在穷人的救命上,这样就不会出现见死不救,拒医停药这种违反医德的事了。
我在有的城市看到一种公告,公告说,请不要向乞丐施舍,如果你同情乞丐,请你往如下号码打电话,救济站会来人提供救济。我想,这救济站提供食宿,基本上是来者不拒,但作为星级宾馆怎么养得起乞丐?要饭到宾馆的乞丐是要被打出去的。如果所有旅店都是星级宾馆让穷人住大街上?所以,母亲为穷人提供救济性治疗,为富人提供贵族式治疗。我没有看到母亲因为病人无钱看病而拒绝给予治疗的,如果病人得的不是不治之症,母亲总是按需舍医舍药。要知道,母亲可是以私人之力在这么做,这绝不是母亲高尚,我说了,我母亲是个极单纯的人,她没那么高的思想境界,是中医的本质决定了她的本质,因为他的师傅就是这么做的。给富人以充分治疗,给穷人以必要治疗,中医在历史上是一直这么做的。所以,中医在历史上没有遭过唾骂,中医被骂是在西医东进之后的事。
女儿说她将来就到乡镇卫生院行医,覆盖几万人口,以中医的指导思想,中西医结合的技术,开展医疗工作。追求投入少,效益好,以预防为主,在确保所有人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再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更高需求。就象美式民主我们有点用不起一样,大“医生”我们也不能养得太多。用三分之二的钱养大医生,用三分之一的钱养一些象中医这样灵活机动,平民性强的医生。中医就是在过穷日子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医学,我们还没得到面包哪,先把窝头扔了,来个吃不到面包勿宁死,这是什么逻辑?女儿说,百分之八十的病都可以用普通方法医治,可大医院垄断了人才、设备、技术、价格,却效率低下,普通病到医院去看,往往与其说是去治病,不如说是去受宰割。这就是人们怨声载道的一个原因。虽然医疗本身具有趋高性,都想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事实上,人们需要的是最好的建议,人们需要信得过的医生朋友。女儿努力学习西医,广交西医朋友,为的就是了解医学前沿的情况,以便给病人提出最佳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培养中西医的通用人才,是件意义重大的事。
五十七
虽然我是中国人,可我对中国人的研究兴趣还是很浓厚。别人眼里国人的愚昧,往往是我眼中的活化石。好多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并为此很发愁。可我觉得这对全世界来说是件好事,中国人真要是信个真主或天主,弄得万众一心,为个什么真理动不动搞个“圣战”的话,那就不是纳粹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简单了。毛泽东时代就是中国人睡梦中翻个身。这个世界安排得很有意思。美国高科技,可是人少,这个世界他有点占不过来。中国人多,但一盘散沙,也毁不了世界。多亏中国人没有信仰,现在世界才好好的。
中国人之所以没有信仰,是因为现存的这些信仰不适合中国人来信仰。碗里的水可以信仰碗,河里的水可以信仰河床,大海里的水哪,它信仰什么?真主,天主对中国人来说是碗,是河床,用来喝水,洗澡可以,想借以下西洋就不行了。
外国人承认个体的中国人聪明,却认为群体的中国人毁于内耗。正如他们研究具体善长,研究整合无力一样,他们无法看到,多亏有这种内耗,使中国人不执着于碗和池。喝过水后放下了碗,洗过澡后离开了池。碗和池这类东西不中我们的意,我们意在更大的东西。
研究中国人的个体,并不能达到把握中国整体的目的。所以,我对那些评论中国的言论不怎么在意,能评论中国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哪。
个体的中国人是一滴水,连二十一岁的雷锋都自觉到了这一点,他为什么要孜孜以求把自己溶入到人民群众之中?雷锋精神的实质是什么?
研究2HO是研究水性,但这是研究水性的全部?一碗水中会有风浪吗?一池水中会有潜流旋窝吗?一江水会有台风海啸吗?
也许有人会说,台风海啸不能算做是水性。可他们心里也知道,离开了水,众多的水,谈何台风海啸?不了解洋流海浪如何造船航海?
中国不是一碗水,对一碗水所作的研究无助推论中国的事。中国也不是一池水,一池水载不了舟,也覆不了舟。众多雷锋式一滴水的意向,使中国人追求成群,成势,达到“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求大,求积,求容,“不择细流,以成江河,不择江河,以成湖海”的原因。这不是小算术,而是大数学。
埃及人用金字塔,方尖碑来追求永恒。中国文化是用另一种方式来铸金字塔和方尖碑。建筑材料是人,建筑结构是人的社会关系。
中国人对水性的研究不仅通过鱼,舟来感知和体现,还用龙来超越性地表达。
所以,中国人不信仰碗,不信仰河床,他们要信就信仰龙。
龙的属性使中国人愿意相信却难迷信。试问,有哪个中国人不相信科学?没有,可又有几个人迷信科学呢?这就造成中国人既上西医院检查,又找中医诊脉的局面。这种看似有病乱投医的盲目现象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百姓的这一兼收并蓄,实际上是把对2HO的研究和对风浪研究一网打尽。所以,又信西医,又信中医,在老百姓身上是一点不矛盾,和愚昧一点不挨边,所以,以为生活富裕了,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中医就没有市场了,以为通过对老百姓进行科学教育,在他们觉悟提高后而扬弃中医的想法最终会落空。好多科学和合理的想法总是在一路落空。
对2HO的研究无论怎样深入,也不能替代对洪水,海啸的研究。在社会学上,对个体的研究不能替代对群体的研究。在医学上,对局部的研究不能代替对整体的研究,对静态的研究不能代替对动态的研究。
中国人对个体与整体关系的深刻体会,有助于他们理解中西医关系。人,为什么要结成整体,组成社会?中国人为什么独处一室也要心怀天下?中国人扎堆所求的正是个体所不具有的“势”。这个“势”是个体存在时所不具有的东西,研究个体永远不能抵达到“势”。中医对人的整体研究把握的是“气”,这个“气”也是不可能通过局部研究获得的。
“气”和“势”等是中国数理境界中的东西和常用术语。
爱因斯坦最终追求大统一场,而中国文化是时时追求大统一场。天,道等就代表这大统一场。对具体事物的研究,必须与大统一场时时校对,验证。中医理论就是在这种无时不在的校对、验证、修正中建立起来的,这难道不科学?系统的观察,提出假说以解释现象,再以假说预测和改变未来,这些科学的要素中医少了那一样?如果中医构建的阴阳五行模式能够经得起长时间的考验,在预测和治疗疾病上使我们从混沌中超拔出来,你能否认它的科学性?从研究2HO入手和从研究海洋入手,虽然两者看上去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但从研究水性这一点看,哪一个更贴近实质的水性呢?
五十八
女儿走过一片园林,见其中有一位打太极拳的,看了一会,女儿过去与他攀谈,果然,此人的太极拳是家传。女儿与他切磋,打了一套太极拳给他看,他说,你这是太极操,不是太极拳。女儿不服,此人说,你如此这般打太极拳,定会做下病来,四肢厥冷……女儿跟我叙述到这一节时,我惊了,近两年女儿的确四肢发凉,回家总是先上床,把手脚插在我怀里,我俩探讨几次,我怀她时并没有寒,她小时四肢常温,这寒是怎么来的呢?没想到竟是为参加比赛练太极拳做下的病。我不解道,打的就算不是太极拳,是太极操,也不至于不健身反做下病来,我们作广播体操会做下病吗?女儿说她也是这么问的。此人道,太极拳是以意带形,形意一致,二者统一,如果只取其形而不得其意,那么有害无益。我听了反驳道,形是形式,为空,取个空壳何至于有害?已经解惑的女儿说,为什么太极拳偏偏是这个形而不是体操那个形?形,难道是空吗?何况还有程式、程序,敢说程序本身没内容?把太极拳的形式一比划起来,这经络就要做相应的反应,这不受控制的反应不给身体造成伤害?女儿想把身体调整过来,向这人请教拳法。这人说他宁可教一点不会的人打太极拳,也不愿教我女儿这样走反路的人。女儿说试一段时间看看,后来,这人对其它学员感慨道:“你们有一个算一个,没有这女孩悟性高,学得快。”
由此,我想,别说中医,就是一个太极拳,看上去很简单的体操一样的东西,怎么在中国人这就这么玄呢?自从女儿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以竞技方式练太极拳后,用她的话说对体育就有点伤了,这使她意识到运动猝死是否也是一种“伤”的后果?现在搞体育的人的伤如此普遍, 包括写《慢跑大全》的美国作者,自己也死于运动猝死,这不有违体育健身的初衷?西式的太极拳会对人造成伤害,推而广之,用西医的方式运行中医,是不是中医体衰的一个原因?
女儿用功,用心学习太极拳。我说,不用下那么大功夫吧?女儿说,功夫,功夫,要的就是功夫。她说在做太极拳中体会中国文化,很多东西都能对上,不仅是医学,还有军事,比如可以细细体会三十六计……我说一个健身的东西跟三十六计有什么关系呢?女儿说,这是拳啊,拳是武,武不是军事?太极拳讲的是绵软,绵,要绵里藏针,软,要软中有硬,太极拳是可以直接交手打仗的。这是有心法,无定法的。女儿说,她由太极拳体会到用药,比如说,甘草,九十三个经方中,方方有甘草,这甘草起什么作用?现在的书上说是调合药性。其实,它在每个方中起的作用都不同,它的药性随与不同的药配伍而不同。我问:“这么说,这甘草有点象我?在不同的群体中所起作用不同?”女儿说:“嗯,有点象。所以,中医的工作不枯燥,总有新体会,总有自己独到的体会。这是用自已的心体会来的,要想教给别人,别人的心和自己的不一样,就不易传给别人,因为这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总是用诱导,启发,总要因人施教……”
张功耀读了33年中医书,曾用中草药治好过他爷爷的病,他妻子就是一名中医,但他却疯狂反对中医。看到他的情况让我想起了我父亲,我就是在父亲反对中医声中长大的,所以现在人们对中医的攻击,在我听来都是我父亲的老生常谈。小时,我是站在父亲一边,因为科学这东西太对年轻人的胃口了,攻击别人太简单,太痛快了。我想,要是没有年轻人和西式思维,这文革能不能搞起来?父亲视我母亲的不反抗,不反驳为中医无理,所以常给我母亲“上课”,想要用真理改造她,母亲微笑地听着,多年之后,父亲向我承认他的改造工程失败,因为我母亲纹丝没动,但他总结出的失败原因是女人不可理喻,认为女人不能接受真理。
现在我想,父亲对中医的不认同,对女人的简单否定,说到底是他的眼光向外而不是向内。男人需要让自己感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感觉自己正义在胸,刀枪不入;武器在手,锐不可挡。象对自己的儿子一样,母亲维护父亲的这一感觉,这对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来说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深不可测的宇宙,只有让男人锐不可挡,才能为人类辟开一条生死路。所以,当我后来又站在母亲一边时,我象母亲一样维护父亲的男人自尊。我想,张功耀的妻子不驳斥他,很可能出于与我母亲同样的心理。当读了33年中医书而不得要领,进而恼羞成怒反攻中医,这情感我能理解,也很同情,这不是张功耀个人的错,正象我走的弯路一样,是历史代价。
女儿说:“我姥姥没让你学中医是对的,你如果不是用心去学,而是用脑去学,这样对中医和对你都没有好处。”估计我当年要是学中医,肯定也是从科学角度入手,那么很可能转不过弯来,不比张功耀好多少。张功耀这样的事只能出在中国,看着他,我只感到亲切,这是中国式的错误。一个中医开玩笑地对张功耀说:“你说人参没有药效,就是个干萝卜条,还不如萝卜条有营养,那我请你吃人参,你敢不敢吃?”我想,张功耀要是西方人,这个赌他肯定就打了,可别看他这么疯狂地反对中医,可这人参他是绝对不敢吃的,这真是中国式的幽默。当中国人就是活在相声里,太有意思了。
五十九
说来说去,大家多说不反对中医,只是对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不能接受。其实,任何一个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都难以接受阴阳五行,我也一样。穿西装一定要配革履,没有谁会配双老北京布鞋。我也没有想到我会接受阴阳五行理论,而且接受得很自然,很简单。比如,在做妇女工作的几年里,需要研究妇女运动方向。按西方的理论,妇女缺少精神价值,除了生理上的繁衍,妇女在人类文化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因而女人是第二性的,是附属于男性的。近代西方风起云涌的妇女运动,使妇女站到与男人对立的位置,造成男女冲突,成为一道人类难题。在作中外妇女运动对比研究时发现,西方的妇女运动在中国一直没有开展起来。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阴阳学说在起作用。在阴阳互补、互根,男主外、女主内,男管公家,女管私家,天下一家,家天下的思维中,女人在坤的领域里大有可为。其自尊、自信,没有受到损害。在阴阳学说中,可以获得许多解决西方妇女运动困境的“新”思路。
在作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若按西方人性恶理论,及心理学上人的气质分类,任何人都逃不掉被做优缺点之分,不好分的要被归到心理疾病中。这使预防犯罪工作陷入改正人的“缺点”,矫正心理偏差的收效甚微,劳而无功的困境中。这时,讲人的特质,讲人与人的生克制约的五行学说,就比犯罪心理学中的气质分类能为工作提供更多思路。可以说,我对阴阳五行的认祖归宗,是从西方绕了一圈转回来的。中国人讲“根”,根是历史,是传统,埋在土里的历史是无枝无叶的,必须要得当代的阳光和雨露才有枝有叶,枝繁叶茂时,我们只觉得与当代有关系,而不觉得与根有什么关系,只有当这一代的枝叶凋零时,我们才会在叶落的过程中认识到什么是归根。
中国的阴阳在西方理论中,被看作是矛盾的两个方面,阴阳转化也被描述为对立统一,但西方不是把阴阳的内在动力解析为五行,而是直接把矛盾的两个方面转化为“水”“火”两行。“水”与“火”没有“木”来“通关”,就只有克而无有生,只有斗争而无有调和,只有否定之否定,没有肯定之肯定。只讲两行而不讲五行,水火就只有你死我活的冲突、对立和斗争,而没有通过木的生和助,通过金和土的宣泄和抑制,而没有五行周转这一“永动机”形成的“生生不息”,就不会有“水火相济”的景象。
如果我们把火性气质的人归到西方的胆汁质类,那么迅速、强烈、积极是这类人的优点,而冲动、暴躁、易怒就是这类人的缺点。可在现实中如何把一个人的优缺点进行分割?这种分割有必要么?当把火的危险性去掉了,火的功能还存在吗?把一体的东西分成优缺点两部分,在理论上可以做到,在现实中做不到,而硬做的结果就是造成困惑。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把一眼就能看到的事物作为思维的出发点,都是从挖掘事物本质入手展开研究。区别在于,中国人认为事物的本质属性为“藏”,应该随其所藏。西方认为隐性的东西应该显,并使其显。我曾说过,人往往是无可选择,所选择的不过是自己的本质。好多数学家在解题时,不是难于题解不开,而是想寻找一种自己认为是美的解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法已存在于他的头脑中,他不是在寻找外在的解法,而是在挖掘内在的已有。阴阳五行也是这样一种已有,所以,在我们寻求对这个世界的解释时,不仅要寻求对的,还要可心的,不然,纵然是大家全说好,到底意难平。我承认西方的东西是先进的、科学的,大家怎么赞美科学我都同意。可是,作为妇女我不喜欢或被贬低得没有自尊,或被引领到与男人对立的理论。也不想见到犯罪和跳楼的,就用一句“有病”把问题踢开。其实用阴阳学说容纳矛盾论,把对立的两方面作为两行,再加上三行成五行,只使理论更丰满,没什么使不得的。
我觉得在论坛中也可以使用阴阳五行理论。论坛上常因无法沟通而出现攻击、漫骂的现象。其实这是大自然故意设置的小小障碍,让我们稍稍拐个弯来沟通。比如水与火直接沟通,就会出现水火不相容的情况,通过木来通效果会非常好。中国人讲关系,实在是因为大自然设有这一关系。如果我们把西式思想看作是阳,把中式思想看作是阴。不同性格的人可按五行划分。虽说水火性格的人不相容,但有木、金、土通关,化对立为动力,有如不同类导体的接触能产生“电动势”一样,五行“电动势”便是阴阳流转的“永动机”。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在论坛形成五行流转的局面,论坛就会充满生机而不是危机。
六十
又开始医疗改革了。从这次医疗改革的方案看,是把以前打破了的医疗网再重新织出来。而改革设计者说:“新的医改方案实际上是英国的躯体、德国的四肢、美国的脑袋,是三国模式的混合。”老百姓们还没有忘记七十年代的医疗方式,会拭目以待以待,看看这个三国模式比毛泽东模式如何?
不管说的怎样,我们看的是实质。设计者说:“未来改革的方向是,基层的小病治疗由政府免费提供,一般的大病治疗靠社会医疗保障来完成,重大疾病的治疗则求助于商业医疗保险。” “具体操作化的建议是,城市中,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中,如社区卫生中心看的病为免费,农村中,在乡镇卫生站体系中看病也免费。”
对这个方案,我在看的过程中是不断摇头。“根据卫生部医改课题组的初步测算,要达到免费提供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的目标,大约需要国家财政投入2000亿元。但财政部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这钱,我怕打水漂。其实我们没有那么穷,能拿出两千个亿是穷吗?关键在于我们不会过穷日子,“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我担心,这两千个亿能花到正地方吗?
稍稍动动脑子就知道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小病留在社区和乡镇卫生所,这个设想很好,可什么是小病?阑尾炎,高血压,分娩是不是小病?我想肯定不能列到大病里面,但阑尾炎这样的手术乡镇卫生院可以做吗?可以做,但术前要做个B超吧,乡镇卫生院要不要配B超机?不配,到城里做了B超,回乡做手术?分娩,如今只生一个孩子,谁敢在乡镇卫生院生孩子?生到一半生不下来了,剖腹产在乡镇卫生院做?乡镇卫生院设手术室?高血压病,有时也要做CT看脑部栓塞情况,以此类推,这个大病、小病认定的责任谁敢负?到时是不是医疗纠纷要更多?
真正的大病,比如癌症,其中一部分是等死,只需要一点维持性治疗,完全是社区卫生院能胜任的,可现代人居住密集,不方便死在家里,常到医院等死,也是为了使用医院的太平间,难道社区卫生院还要各备一个太平间?再说,把社区卫生院做为临终场所,对其它患者的心理影响是不是也不好?许许多多的这样问题所造成的漏洞,会不会让这两千亿形成一个新的腐败温床?
投入两千个亿,却不管大病。小病或能挺,或能治,而让人倾家荡产的是大病。既然这次医改想要体现政府的“雪中送炭”,那就不如把这两千个亿投入大病,投入那些有治疗价值而又让许多人治不起的大病上,那才是救人一命。
想想老百姓为什么攒钱不花钱?因为他们有后顾之忧。他们的后顾之忧是什么,是小病吗?不是,他们不会为生小病而死抠死攒,他们怕的是大病。如果国家给大病以治疗支持,那么就能解老百姓很大的一块心病。好钢用在刀刃上,与其把这两千个亿花得打水漂不响,不如先这么用。想想,如果国家把大病这块承担下来,那么科研、培训、开发等好多经费负担,就不会落在普通患者身上。象心脏支架这样手术的费用就会大幅下降。
我和女儿赶到医院,看望她住院做心脏支架手术的奶奶,老太太不在病房,到普通病房去串门了,我把她拉回来问:“你到那去干什么?”她说,我让病友看看我的手术有多成功。我说:“你这么做是在刺激他们,他们何尝不知自己的病应做支架?他们又何尝不想做这个支架?可他们做不起这个六万元一个的心脏支架,于是,不仅要忍受着胸闷气喘的身体痛苦,还要承受随时可能死亡的精神痛苦,你去显摆你的支架,不是加深这一刺激吗?”
后来我了解到,做心脏支架手术的费用之所以这么高,是垄断和操控的结果。最后的魁首竟是市场经济在起作用。以为市场竞争总是使价格走低,在这里就错了。当市场垄断形成后,价格就是走高了。如果政府介入到大病这一块,那么,那一病房以痛苦、绝望,嫉恨的眼光看着我女儿奶奶的病人,就会得到解救。政府难道不应该先解救这些人吗?政府如果给一百个需要做心脏支架的病人安上心脏支架,其费用会是六百万吗?不是,可能连一半钱都用不上。因为国家的介入,会使虚高的价格大幅下降,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可使大批医生得到煅练机会,使手术技术不再为少数人垄断。
当然,为了长远考虑,是应该逐步建立医疗网。但西医的大而全的医疗方式本身使建立医疗网的设想,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也难以做到,所以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是建立医疗网本身就能提出来的。
我们本来是有这个网的,可是我们把它作为落后的东西铲除了。我们认为老一辈人的过日子法不对,我们不想过穷日子,可过富日子,只要钱数是有限的就有算计问题,在殷实的日子中,算计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我们承认中医有用,能在过日子中派上用场,只因看上去朴素,就被追求华丽的现代人抵制,大有不富贵勿宁死的劲头,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我们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么了。今年夏天,一对退休的医生夫妇到我们这里来寻访和避暑。男的是脑外科专家。当年就是下派到我们这里任一个乡镇卫生院的院长,与这里的百姓有着鱼水之情。三十多年来,原来他管辖地区的百姓有了大病还要到省城去找他,他成了医疗通道。
女儿赶到奶奶家见了这对医生夫妇,和他们谈了好久。这对夫妇我也认识,因为他们每隔一两年就会来一次,虽然他们总要出国考察,但他们与底层的百姓还有密切接触,那是三十年前的医患关系啊。
不管怎么说,国家开始重视基础医疗还是为百姓,为我女儿高兴的。这样一来,女儿到乡镇开办医院的想法,就可以获得一条国家途径,她就可以更多地用心于医术上。我想,在乡镇医院,女儿的中西医临床专业,将比单一的中医或西医更好地发挥医疗作用。在医学分工上,需要有人研究DNA,需要有人做手术,需要有人灵活机动地处理千家万户的百病,需要西医,也需要中医,怎么可以以尖端取缔末端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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