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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的反“细菌战”事件与“爱国卫生运动”的兴起
小引：看不见的“美国细菌”如何改变了这个世界！
几只小小的毒虫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吗？在常人看来这很象是开了句玩笑，大多数人最可能表现出的直接反应是：不可能！让人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在1952年的冬天悄悄发生了，几只毒虫的出现改变和支配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和行为方式。这样的说法听起来似乎有耸人听闻之嫌，（这里加上“不过”比较合适）以往中国史不绝书的瘟疫流行记载好像早已在不断暗示着“细菌”这种看不见的东西确实在悄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1]）不过翻阅这些记载，我们会发现“细菌”（为什么加引号）所带来的灾难往往都带有边缘和地区性的自然萌发特征，而1952年发生的细菌灾难尽管在空间上也是局部性的，而且主要是以“人为性”的战争讹诈和心理威慑区别于以往的瘟疫流行。但真正引起我们兴趣的是，这次对细菌传播的反应却具有与以往不同的意义，那些历史上经受过地区性瘟疫传播侵害的人们根本无法设想，对细菌侵袭的反应居然能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变革运动。看不见的“细菌”和带菌的那些常见的昆虫不仅构成了疾病传播的潜在威胁，而且通过对毒菌分布的想像与控制，政治家们居然令人惊诧地绘制出了一幅绝妙的“空间政治”地图。当然这幅地图的绘制不仅是政治家智慧大脑想像的结果，而且是经过媒体放大制作和调控来达致的，更是国家政治动员策略日趋娴熟和严密的表现。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复原这幅“空间地图”的绘制过程，在这幅地图中，我们将会看到，播撒细菌后实际沾染的区域是如何通过政治动员的复杂运作机制使其影响扩散到了非沾染地区，同时又通过怎样的方式规训出了民众普遍的集体抵抗意识，从而为现代民族主义式的群体行为构筑心理基础的。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民族主义的对外抵抗意识结构是如何被更为有效地转化成了国内社会运动的常规形式的。在这幅地图中，有两片区域是在围剿细菌的烽烟中重叠交叉在一起的，即“细菌战”和“爱国卫生运动”。这两片区域的交融是政治空间地图绘制的神来之笔，至今透视其涂抹着色直至融会一体的过程仍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探险之旅。（“空间政治”）
一，媒体对“细菌战”的空间表述策略素描：
（关于媒体的社会学，可以参考景军《移民、媒体与一个农村老年妇女的自杀》）
1, 密度极高的轰炸时间表：从朝鲜到中国境内
1952年的晚冬时节，朝鲜的北方乍暖还寒，但空气中弥漫着的硝烟味道在逐渐飘散，（文学想象在史学写作中的作用，可以参考Spencer的《王氏之死》）因战争而相互厮杀的白热化阶段似乎已经过去，为防备美军空中绞杀战而频繁发出的空袭警报声也开始变得十分稀弱，停战的议程已摆上了板门店的桌面，战俘正在一片讨价还价声中准备交换。三月二十三日，在朝鲜中部前线采访的中国记者戴煌驾车正沿着淮阳到平康的公路疾驶而去。这一夜风雪交加，气候变得异常寒冷，戴煌和司机在洗浦里歇息了下来。第二天天气转晴，蓝色的晴空中仅有几片白色的浮云，上午九点左右，忽然听到飞机的马达声由远而近，躲避轰炸的本能促使戴煌立即跳出屋外，并隐蔽起来观察，他看到一架双引擎的美国飞机由东南向西北飞来，高度约在两千公尺左右。该机飞到洗浦里西北五里左右的上空时，即转向正北，接着又折向正东。当它刚要转向东南方向时，该机机尾喷出了一片雾状的东西，每隔三秒钟喷一次，连喷三次。这些雾状的东西在空中被风吹散，慢慢飘落下来，到低空时可以分辨出是许多彩色的传单。接着看见转回来的飞机又从机尾喷出了一团黄色雾状物，连喷两次，以后该机即向东南飞去。不一会儿，敌机喷出的雾状物就在空中消散了。人们朝着敌机喷出雾状物的方向跑去寻找，就在洗浦里西北约三公里的一个高地上发现了敌机撒下的细菌毒虫。在这个积雪的无名高地的山梁上，南北约一百公尺，东西约七十公尺的面积内遍布土黄色毛虫和苍蝇，最密处每平方公尺内约有三百多个。（[2]）
场景转换到了4月2日这一天，英国记者阿兰•魏宁顿正驾驶着一辆吉普车穿越一段偏僻的山地。一架飞机突然从头顶上掠过，飞越高度使人难以看清其轮廓。约二十分钟后，魏宁顿发现一些小点子从很高的天空中飘飘洒洒地落了下来，落到低处一看，发现是几百片褐色的树叶。他描述道：“我们在空中抓到一些。突然，天空中也到处出现长翅膀的，鼓翼乱飞的昆虫，其中许多落在我们身上。在几分钟内，我们就用筷子捉到几十只。这时，只有很轻微的风－小得不能把树叶子由附近的山顶上吹跑。但是，为了稳妥起见，我们由附近的各种树叶子中挑了一些样品。这些树叶都是别一种样子，并且是经过风吹雨打的，上面有泥土，而那些由天上掉下来的则是发光的、清洁的，虽然上面都有些菌类生长物。我迎着风走了约三百码，并没有看到苍蝇或树叶的踪迹。回到吉普车那里时，发现空中仍然到处都是苍蝇，这些东西下来的时候飞行力很强。两小时之内，这些苍蝇都飞散了。”（[3]）有了这番亲历，魏宁顿确信自己已成为“细菌战”目击证人大军中的一员。
其实自2月22日以后，类似的描述开始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人民日报》上以滚动序列的方式频繁发布，在描述具体场景时，行文中常冠以“大规模”等限定词，撒放“细菌”的区域则被划分为“战区”和“居民区”两类。以下是对居民区细菌撒播的标准描述，包括“时间”和“地点”的新闻式要素：“一月二十八日，敌机在伊川东南之金谷里、外远地、龙沼洞、龙水洞一带上空撒放为朝鲜居民所从未见过的三类小虫：第一类状如黑蝇；第二类状如跳蚤；第三类状如壁虱（又像小蜘蛛）”（[4]）
关于“战区”细菌播散的描述同样具有震憾力：
“二月十一日，敌机又在铁原一带的我军阵地上空投下大批纸包、纸筒，内装跳蚤、蜘蛛、白蛉子、蚂蚁、蝇子等类小虫。” “二月十三日，敌机又在金化地区我军阵地上空撒下苍蝇、蚊子、蜘蛛、跳蚤等类小虫。” （[5]）媒体报道说：根据我方军医部门初步化验结果，敌机撒下的这些小虫含有鼠疫、霍乱及其它病菌。又据北京第一卫生区事务所长何观清的观察，发现除鼠疫、霍乱等病菌外，可能还有兔子身上的病疫。（[6]）
在纸质媒体上伴随细菌撒播消息而出现的，是主要版面上充斥着各种各样形式的抗议活动的报道和语辞，以及各界的表态言论。（[7]）抗议言辞的口径和表述方式均相当相似和一致。在浙江召开的座谈会更是以1940年日军在宁波、衢州、金华、东阳、义乌、龙游一带发动细菌战为例来比附美军的细菌撒布活动。（[8]）
仔细对比这些消息，我们发现，在2月份的“细菌战”报道中，各类事件发生与发展的序列是清楚的，但却无法验证朝鲜各地出现的机撒各类带菌昆虫与当地发生流行疫病的关系，以致于发生了时间和空间的错位。比如细菌战是从1月28日刚刚开始报道，而在一篇有关细菌战源起的资料性综述中，朝鲜1950年来至1951年初的一次偶然的天花流行也被归入进了“细菌战”的时间序列。
据这篇资料分析，从1950年12月中旬到1951年1月，北朝鲜重获解放的几个地区在七、八天内，同时发现了天花，而在以往的几年中，北朝鲜地区是从未发现过天花的。当时，平壤市、平安南道、平安北道、江原道、咸镜南道、黄海道等地突然发现患天花的人，而且患者人数到四月间就发现了三千五百件以上的病例，患者百分之十死亡。在解放较晚的地区，天花的传染尤为流行。江原道发现了一千一百二十六例，咸镜南道发现了八百一十七例，黄海道发现了六百零二件。根据这些数字推导出的结论十分有趣：“而在未被美国侵略者侵占过的地区，却都未发现患天花的人。”仿佛这样的推断自然就能使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想像的联系，即“美国侵略者这一万恶暴行曾激起了全世界正义人民的愤怒。”（[9]）而后来经战俘口供所提供的证据表明，美军实际发动“细菌战”的时间应是1952年1月。所以这篇文章的分析结果并无法证明“细菌战”是从1950年就已经开始了。（整理、叙述材料的方式，是否受《叫魂》的影响很大。从很多档案材料中，孔飞力怎样安置顺序并条理化）
有些报道是想根据美军军事部署的动向估测“细菌战”发生的来源。巴黎《今晚报》记者2月29日在开城访问一位中国军人时的证词中说：在开城东北偏东四十五公里，铁原西北十公里的地点执行战略任务的中国志愿军人员说：在2月11日下午一时，他看到三架飞机从铁原那面飞来，在分界线以北约十公里的地区上空盘旋。他说：“这几架飞机飞了两个圈，飞得很低，撒下了一阵黑雾似的东西，大约一个钟头以后，我们发现山坡的积雪上散布着一堆堆的苍蝇和跳蚤。在一个地方，一平方公尺的面积内就有一千多个跳蚤。”当地的朝鲜居民说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跳蚤，而且这一带最早也得三月底以后才会有苍蝇。（类似的表述后来在报道东北“细菌战”时也很常见）一位年老的农民说自己在这里已经住了六十三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跳蚤。时间竟是如此地凑巧，在发现大量跳蚤的头一天（2月10日晚），这个地区的朝中联合巡逻队发现美国军队在前沿阵地前突然消失了，很象是进行了有计划地撤退。于是记者马上得出结论说，显然这是为了使美国军队免受李奇微“细菌战”的影响。（[10]）
不难想像，当“细菌战”尚发生于朝鲜境内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仍是在一种同情邻家遭遇的犹疑眼光下在悄悄涌动着，但在3月份以后情况大变，当“细菌战”的空间界线延伸至中国境内时，储藏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酝酿出的化学反应开始被点燃而喷涌出来。官方媒体在表述频率和密度上也发生了急剧变化。报纸上排列出的“细菌”撒播时间表就呈现出了一种极为令人震惊的冷漠节奏感：
三月四日，美机十三批，七十二架次侵入我安东、浪头、大东沟九连城长甸河口、新民、辑安、浑江口、宽甸等地撒布昆虫细菌。当天上午十一时，浪头上空发现美机六架，在五千公尺上空投下两个布包，距地面二千公尺即散开，当即在公路附近发现一批苍蝇。下午二时，新民县白旗堡、绕阳河上空发现美机一架，该机投下一批苍蝇。同日，美机在宽甸上空活动后，宽甸城东及红石拉子等地即发现美机投下的苍蝇、蚊子、蟋蟀、跳蚤等毒虫。（[11]）
三月六日二十一时，美国飞机一架侵入我青岛市郊太平角、浮山所、大麦岛、沙子口一带上空，撒布细菌毒虫，敌机过后，青岛市东郊太平角及沙子口等地居民发现大批突然出现的苍蝇、蜘蛛和小甲盖虫、蚂蚱、土蜂、蚂蚁等毒虫。（[12]）一串串的地名和呈连续性的轰炸时间表交相配合，仿佛在在都昭示着“细菌战”空间的不断扩大。
如果说媒体对被细菌污染地区的报道呈现出相当数字化和机械冷漠的特征的话，那么随之公诸于世的各种证词言说则更多带有丰富的感情色彩，而且其表述时越来越善于把“细菌”的传播与“美帝国主义暴行”直接联系起来进行政治联想。如宽甸镇南门外五十一岁的居民刘童伦在述说完：“美国飞机撒下的蚂蚁，比当地的蚂蚁大。当地的蚂蚁每年最早在六月才能从巢里爬出来，现在地面还冻着，盖着雪，当地的蚂蚁怎能爬到雪上来？”还不忘加上一句：“这显然是美国空中强盗撒下来毒害人民的。”另一位六十二岁的老农邹子恒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从来没有见过在阴历二月的大雪天里就有这么多苍蝇、蚊子。常年这里总要过清明节以后才能见到苍蝇、蚊子。现在所发现的这种形状的苍蝇、蚊子，我从幼时到现在也没有看着过。”（[13]）这类证词与朝鲜境内居民的表述风格十分接近，只不过空间从境外移至了境内，空间变化了，对“细菌战”认知的情境也会随之转变。
2,战俘供词：一个秘密的“沾带”行动：
传播学创始人哈罗德•••••D•拉斯韦尔在探讨战争中的宣传技巧时曾经意识到，宣传组织的一般形式呈现变化不定的态势，宣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宣传目的进行调整。然而，宣传者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选择最适合激起所需反应的社会建议，他为此设定了宣传的四个主要目标，其中第一项就是煽动对敌人的仇恨。要想达到目的，就要把对立国家描述为危险而凶残的侵略者，将敌人描述为实现整个国家珍贵理想与梦想的绊脚石。
当公众相信是敌人发动的战争，并且是他们阻碍了永久的、有利的以及神圣的和平时，宣传家就已经实现了他的目的。但为了加倍确保这一点，用敌人傲慢和堕落的事例来强化国民的头脑是十分稳妥的。任何一个发动战争并且阻碍和平的国家都是不可救药的邪恶的、堕落的。拉斯韦尔用了“恶魔化”这个词汇来加以描述，因为种种敌对势力的“恶魔化行为违背了整个群体的所有道德标准，侮辱了集体的自尊，而仇恨的维持需要持续不断地直接描述敌人的危险破坏性的穷凶极恶直至最终胜利。”（[14]）
在五十年代初的中国人眼中，“细菌战”还是个令人感到十分陌生的名称，它与常规战之间的区别及其扩散的威力与程度在普通人的头脑中根本无法形成具体而清晰的图像。因此，如何使首先发生在朝鲜境内的“细菌战”与中国人的日常现实生活建立起直接相关的联系，始终是官方媒体难以明确界定的问题。直到1952年3月，中国东北、青岛等地出现细菌撒布的现场目击证言以后，“细菌战”与中国人切身生活的空间关联性才变得日渐清晰起来。随着对目击证言相关报道的大量增加，及各种国际与官方调查团取证工作的频繁开展，特别是对染病个案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反复报道，“细菌战”的特征逐渐从跨区域的政治地理角度成为民众视野的聚焦点。
尽管如此，由于长期缺乏美方发动“细菌战”的具体实施情况的证言和美方自己的矢口否认，媒体大量揭示出的“恶魔”证据似乎总带有一厢情愿地猜测和想像的色彩，以致于一段时间的新闻表述重复得令人感到厌倦和乏味，根本达不到“恶魔崇拜”的效果。转折点发生在1952年5月，媒体公布了被击落的美国战俘凯尼斯•伊纳克和约翰•奎恩的供词。1953年2月，新华社又公布了被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空军联队参谋长弗兰克••赫•许威布尔的供词。这几份供词虽然发布的时间前后不一，但却因所俘人员官衔或在空军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其证词内容正好能够涵盖有关“细菌战”上层策划和底层实施的不同阶段的图景，只要把两者加以拼贴，“细菌战”恶魔的图像自然就会以更具加倍震憾力的形式清晰呈现出来。
由媒体拼贴出的“恶魔”图像是富有层次感的，首先展示的是“恶魔”上层策划的全景图。许威布尔的证词表明“细菌战”实际上分“实验”和“正规”两个阶段展开。1951年10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即向远东司令部司令李奇微发布举行“实验性”细菌战的命令，从视觉效果而言，证言的措辞所展示出的“魔鬼性”效果，比以往单纯罗列轰炸时间表和国内目击者证言的新闻性表述更能震憾读者的心灵。
请看下面的可怖描述：“实验阶段的预期目标设计是试验各种可用疾病的蔓延性或传染性，以及每种疾病是否严重破坏敌人的行动或平民的日常工作，要在实地试验不同种类的军器或容器，并使用不同类型的飞机来试验它们作为携带细菌弹的工具合适性。
要加以试验的空间地形包括高原、海岸地带、空旷地区、山谷地区、孤立地区、相互毗连的地区、大小市镇、聚集在一起的城市以及相当分散的城市。各种可能的地区或是地区的各种可能的组合，都要加以试验，而且足以包括朝鲜一切极冷和极热的气温。
一切可能的投掷方法都被投入试验，包括起初仅是夜间袭击，其后扩大为由专门的中队进行日间袭击。各种轰炸由单独一架飞机直到成群结队的飞机进行轰炸都要进行试验，而细菌弹要与惯用的炸弹同时使用。”（[15]）供词中显示，实验性的轰炸从1951年11月就开始了，第一批B-29飞机从冲绳岛起飞，对北朝鲜所有目标采取一种称为随意轰炸的行动，试探效果和反应。其随意性表现在头一天夜里的目标可能在朝鲜东北部，第二天夜里可能又会在朝鲜的西北部。出于经济和保密的考虑，投掷细菌弹的行动是与寻常在夜幕掩护下的武装侦察结合起来进行的。
“实验”阶段的细菌战最初是由海军陆战队的五一三中队在执行夜间武装侦察行动时同时展开，使用F7F型（虎猫式）双引擎飞机。进入三月份，海军陆战队第一照相中队的女妖式飞机（F2H-2P型照相侦察机）开始投入细菌战行动，以继续并扩大用细菌弹轰炸北朝鲜的城镇，而时常把这些行动与寻常的照相任务结合起来。海军也参与了这项计划，海军利用朝鲜东海岸外的航空母舰上的F9F型（豹式）、AD型（空中侵略者式）以及标准的F2H型女妖式（区别于照相用）飞机配合行动。
“恶魔”图像最有威慑力的展示是“细菌战”作为阻击敌人进展计划的组成手段而正式投入实施阶段，1952年5月下旬，许布威尔从第五航空队的新司令巴克斯将军口头传达的发动细菌攻势的命令中，听到的已不是什么零星的试探侦察，而是集群式的猛烈攻击行动。空间作战的军事地图至少增加了试验阶段不曾具有的两大要素：横贯朝鲜的一个沾染地带和十天为一个循环的高密度沾染周期。巴克斯将军曾明确对许威布尔说：如果政府公开宣布使用细菌战，那么它将成为所有主要袭击的一部分，同时也将如此宣布，目的在使工人害怕进入沾染地区从而阻止工人修复轰炸所致的损毁。（[16]）
细菌沾染地带的建立为的是使制止敌人的供应运抵前线的阻击计划更加有效，沾染周期表的制订以不超出十天为一期，每一期这个地区要重新沾染一次或重新补充一次，其目的是使“细菌战”更加“常规化”“制度化”。具体而言，在整个六月到七月的第一周，原来只执行零散投弹任务的五一三中队在沾染地带使用霍乱弹方面就完全进入了一种“常规化”的状态。其程序是，通常每夜平均有五架飞机针对沿朝鲜西海岸直到清川江的主要供应线实施密集投弹，特别着重于平壤以南的地区。为了保持十天重新补充一次的周期，它们视必要而转向新安州和军隅里以及两城之间的地区。按照当时估算的投弹密度，如果每一架飞机带两枚细菌弹，两个晚上就足以解决新安州和军隅里，第三个晚上就可以覆盖两城周围和之间的地区。
“沾染”行动的秘密性被不厌其烦地再三强调，细菌弹只能与通常的炸弹或凝固汽油弹一起投下，以使袭击伪装成通常与对供应线的袭击无甚区别。为了在敌区上空时能额外保密，在投完细菌弹前要在飞机上保留一枚凝固汽油弹，以便万一飞机坠毁，就几乎一定可以焚毁证据。
保密在内部看起来就进行得十分细致，“细菌”字样为“超级宣传”的表达所替代，细菌战的任务是由单独的、绝密的关于任务的命令来安排的，这些命令也称“分”令。这些命令只说在关于当天行动的例行秘密“分”令中所提到的第某某次任务中，要携带“超级宣传”或“超宣”。（[17]）
另一份飞行驾驶员的供词更提供了“细菌战”作战训练和投弹的细节，“细菌”的各种投放方法在教官冷漠的语调教授中被一遍遍地重复着：投放细菌可以使用喷洒装置，在空中喷撒带菌尘埃；在半空开启的细菌弹，它随风散布带菌尘埃；落地开启的细菌弹，内装带菌虫子，落地后裂开的纸制容器，内装带菌昆虫；带有降落伞的各式容器，内装带有带菌昆虫的小动物；带菌的传单、自来水笔、衣服与食物等；还有装有细菌的容器，投入江湖与蓄水池，使水污染，为害人畜。
对投弹细节描述的细腻程度也足以使供词具有不同以往的震憾力，集中焕发出一种程式化的美感：“飞机在七千五百英尺上空飞行，沿途未遇高射炮火，将近沙里院时，飞机低飞到约五百英尺，迳飞离沙里院约十英里的黄州。当飞机飞到黄州以西约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英里时，驾驶员按驾驶杆上的电钮，投下两个细菌弹。两弹落入黄州，着地都未爆炸。我在记录上注明这两个‘不爆炸的炸弹’。飞机投弹时平飞，飞行高度约五百英尺，速度每小时二百英里。按通常情况，在投五百磅爆炸弹时，飞机最低高度是约一千二百英尺，如果再低，那炸弹爆炸就要危及飞机。”（[18]）
二，沾染行动后的空间效果：想象的与真实的：
1,此“细菌弹”非彼“细菌弹”？
1952年3月以后，媒体不断按时间表的序列形式反复披露着美机侵入朝鲜和东北地区撒播细菌的消息，浓浓的“细菌战”氛围已通过电波和报纸等媒介弥散开来，吸引着大批民众的视线和听觉。但人们始终无法确认的是：沾染着细菌的各种毒虫是否真实地在中国境内存在，即使存在它又可能以什么样的方式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因如此，无形无影的“细菌”如何与大众有形生活之间建立起一种可以沟通的对应互动关系，仍是困扰着人们神经的焦点问题。美俘供词的公布只是初步释开了盘绕民众头脑中的第一个谜团：“细菌战”看起来确实是有计划甚至是成规模地在发生着，吉林市居民潘先来和吴高氏说：“这回可靠啦，连美国俘虏都说了，这一定是撒细菌了。”（[19]）（怎么是两个人说，异口同声地说吗？）但第二个谜团仍无法解开：“细菌战”在多大规模的空间范围内会成为中国人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特殊事件？“细菌战”与惯常的军事行动之间的重要性有何区别？因为供词中所说的沾带行动的范围毕竟只局限于朝鲜北部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它是否真波及到了中国境内需要与战俘供词相接近的目击者证言予以重新认定。
从3月份的“轰炸时间表”到5月份的战俘证词，中国的媒体报道似乎在不断把“细菌战”的全貌勾勒了出来，不但有目击证人的证词深描，细菌学家的专门解说，再加上战俘具有强烈心理震憾力的细致表白，“细菌战”的轮廓似乎变得日益清晰并不断向真实的图景逼近。然而在中国境内的普通民众还是在空间距离的感觉上无法切实断定这些看不见的“美国细菌”到底与自身生活有何干系。因为“轰炸时间表”式的报道只是部分印证了中国境内也出现了类似在朝鲜发现的反季节性昆虫，却暂时无法证明这些昆虫就一定与“细菌战”的作战方式有关，也无法证明这些昆虫与当地疫病的发生有直接的联系，而战俘供词中承认的投弹行为均发生在朝鲜境内，这就意味着，当民众知晓了“细菌弹”的投掷过程之后，并不会马上自然地认定这种投掷与自身生活状态有关。要想使民众真正从心理上感受到威胁，并使这种威胁渗透到心理和生活状态中，不仅“轰炸时间表”这样的常规报道方式尚不具视觉冲击力，即使战俘供词中所清晰展示的“细菌战”策划效果，包括精密的投弹路线图的设计；投弹的沾染规模和频率；投弹效果的检验程序，仍不足以使民众情绪升级。事实证明，更重要的宣传策略是使这种种撼人心魄的图景能够更有说服力地在中国境内得到印证和再现。（参考《历史三调》中对于死亡的描述：别人的死亡与自己的死亡的不同体验）
更有说服力的再现似乎在4月14日的一篇报道中得到了验证，这篇报道说：三月二十七日清晨，辽东长白县四区佳在水村大岁子屯农民李明成在自家住宅以西约一百八十公尺处，发现了一个已经破裂的细菌炸弹的一半，随后又在附近将另外的一半找到，并在该弹附近发现了许多上面附带着苍蝇、跳蚤、甲虫等带菌昆虫的传单。二十八日，该村人民继续出动搜查，至三十一日下午三时半，大岁子屯农民姜树德等，又在距该屯约半里的八道江南岸的一个山坡上，发现了另一个细菌炸弹的弹体。四月一日，与大岁子屯相隔一山的孤山存屯，农民金锡善上山打柴时，又发现了第三个已经破碎成为八块的细菌弹的弹体。后面的描述非常具体，描写炸弹形状的文字也非常详细，如说：该弹除引信部分为银白色外，弹壳和弹尾翼均为灰黄色，全长一百四十九公分，其中引信长八公分，弹尾翼长二十七点八公分，弹壳长一百一十三点二公分，弹壳直径为三十六公分。炸弹内部分为四格，在银白色的信管上，除许多阿拉伯字外，有着明显的美国标志“U.S TIME”的字样。在弹壳的外面注以“BOMBLEAFLET”（“传单炸弹”）和“五零零PBM一零五”等字样，另一面则有“EMPTY”（“空的”）字样。（[20]）
对“炸弹”形状的详细描述由于具有更加具象性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关键的一句话：“这种细菌炸弹和美机在朝鲜所投放的形状完全相同”。显然这类新闻式表达比“轰炸时间表”传播信息的方式更具冲击力，如与5月6日发布的美国战俘供词配合起来对照阅读，至少给人的印象是供词中所描绘的“细菌弹”如鬼魅般实实在在地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而且似乎从此就会纠缠住普通中国民众的神经。如果粗粗对照起来看，两者在文字表述上的共性确有某些一致点，如所谓“超级宣传”的供词与现场发现的带菌传单（BOMBLEAFLET）在形式上的吻合性；传单周围密集的昆虫聚合方式等等。仿佛谁也没有心思去追究国内媒体报道中的“细菌弹”与战俘供词中显露出来的细微差别。
经过细读之后我们会发现，俘虏供词与以往相关细菌弹落地过程的深描之间至少存在着两点细节上的错位。第一个疑点是约翰•奎恩的供词明确说明，由于细菌弹与普通炸弹外形极象，当他检查飞机时注意到了领航员所提示的“机翼下的炸弹都没有任何信管”这句话是正确的，并以此断定这是细菌弹与平常所携其它五百磅普通炸弹的区别。可是在大岁子屯和孤山存屯发现的炸弹上却都装有银白色的引信。第二个疑点是，奎恩的供词明确说明细菌弹是不会爆炸的炸弹，所以在投放时不用去管它爆炸不爆炸，在朝鲜军隅里投放了两枚细菌弹后，他在返回机场交回装备时，也向作战科情报组报告已经投了二枚不爆炸的炸弹，并由军曹做记录以便交给情报官员。（[21]）
可李明成在美机盘旋上空时却突然听到了爆炸声，爆炸声之后又听到一阵沙沙的响声，这两点显然与战俘供词相冲突。出现爆炸声这个疑点似较好解释一些，我们可以猜想美机投弹可能是把普通炸弹与细菌弹混在一起或在一段间隔的时间内投下的，李明成听到的爆炸声恰恰是作为掩护的普通炸弹的爆炸声，可是这仍解释不了中国境内炸弹带有信管这个现象。如此一来，一个奇怪的效果就出现了：俘虏的供词有可能反向证明“细菌弹”在中国境内存在的不确定性。尽管在战俘供词发表以前，细菌专家严镜清就已撰文证明：“有的炮弹投下时爆炸声轻微，落地后并不炸碎，只是分开成为完整的两部分。在这些投下的容器的周围，突然有大量的各种昆虫和其他毒物出现。包括苍蝇、黑跳虫、蜘蛛、老鼠、鱼类、鸟类等。我们在这些投下物中分离出了致病的细菌。”（[22]）这些描述似乎部分证明中国境内“细菌弹”的存在，但却无法与一些目击者的证词完全吻合。
2,内外有别：讯息流通的模糊性：
信息经过严格筛选的媒体通过公开透明的渠道向民众展示“细菌战”过程时尚且难免出现疏漏与自相矛盾，那些内部渠道因较少顾及意识形态宣传方面的考虑(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的区别)，其对信息传播的过滤和处理不甚严格，因而其中出现的疑点和无法确定的情况就显得更加严重。如《内部参考》等新闻传播渠道在5月份以后，以大量篇幅报道“细菌战”扩大的情况，给人的印象是“细菌战”不仅已越过中朝边界扩张到了东北一带，而且在空间上已波及中国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如华东新华分社发出的一份消息就以非常肯定的语气说：自三月六日敌机侵犯青岛撒布带菌昆虫和毒物以来，华东各地除上海南京两市外，均已较普遍地发现敌机活动及散发各种毒虫和毒物。截至四月底止，撒布地区已达六个省、区，九十四个县，计有安徽省九个县，浙江省二十二个县，福建省十七个县，至于敌机的活动频率和趋势，也从三月份主要在山东苏北，扩展到了四月份的苏南、安徽、浙江、福建，其中尤以浙江、福建沿海为最频繁。飞机投掷毒物的种类也似乎越来越多，达到四十余种，其中昆虫以蚊子、苍蝇、蚂蚁、蜘蛛为最多。此外，在浙江、福建曾散发大量传单及香皂、饼干、牙膏、绳子、钢笔、棉花、鸡毛、树叶等，这些物品经初步检验，都带有毒菌。（[23]）
另一份中南总分社的消息也是突出描述了“细菌”散布的广阔空间范围，其公布的统计材料除河南以外，粤、桂、湘、鄂、赣五省三十二个县境内均发生敌机散布细菌的活动，计广东二十三个县，广西一个县，湖南三个县，湖北两个县，江西三个县。敌机活动的大致路线是上旬在沿海，中旬在内地与山区，下旬在铁道线与港口（如粤汉线的咸宁、岳阳、湘桂线的柳州及海南岛榆林港）。活动的特点是大部分在夜间或雨天。投掷的毒物，除一般的昆虫等物外，什么小孩玩具、毛巾、布、线、万金油、罐头食品、饼干、香蕉、汽球等似乎应有尽有，这些物品经当地卫生机关化验结果，其中一大部分含有毒素或毒菌。（[24]）
二、三月份相对沉寂的江西地区，到四月底，空情与虫情也开始日渐增多。四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分，一架敌机在武宁上空降落了四名伞兵，捕获了一名带有电台、卡宾枪、人民币等物品，经搜查没有毒虫。四月三十日晚上敌机在经过各地都散发了大批关于五一劳动节内容的传单，上饶市发现的传单上有卵子形状的东西密布，呈黄色。上饶、南城等地发现有类似大苍蝇和蜜蜂的毒虫，还有象跳蚤样的小虫。在金溪县发现金黄色的大蜘蛛、大苍蝇、大蚊子（均较普通的大二倍），还有粉红色和白色的化学药品。在遂川、永新发现很多臭虫，袁州专区的宜春县附近发现长形的虫长有翅膀，还有像鸡蛋壳似的东西。（[25]）
“细菌战”的影响范围就这样通过媒体被空前放大了，而《内部参考》的主要读者群是中共的领袖和高级干部，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这些战争御防的决策者的眼中，当时所面临的最关键问题在于：“细菌”的投放如何与一般军事行动区别开来。（[26]） “细菌战”空袭与一般的空中侦察波及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尽管其空中覆盖面之广几乎难分伯仲，但内部传播系统传达出的信息也常常与公开宣示的证据自相冲突。例如中南总分社的报道说：敌机最近活动均多在夜间或阴雨天气，飞行高度在一万公尺以上，敌机到达侵袭目的地后盘旋时亦在七千尺以上，因此敌机进入境内不易发觉和辨别，一直待敌机在上空盘旋时才被发觉。（[27]）这里描述出的细菌撒播状况与战俘供词中提供的投放细菌弹细节却无法吻合起来。美俘供词中不但说明在出发前，作战室的雷诺兹上尉指示他应该在二百英尺或者可能的话更低一点的高度投弹，不用管它们爆炸不爆炸，而且在实际投弹时，奎恩的描述也与此相印证：“我们在两点钟起飞，于三点二十五分到达军隅里，我按领航员史瓦兹所告诉我的方向转了弯，并降到二百英尺的高度投下了那二枚炸弹，它们是不爆炸的炸弹”。（[28]）
而中南分社所报空情中的敌机飞行高度都在七千公尺以上盘旋并投弹，所以很难断定所投炸弹就是“细菌弹”。
各地相关报道可能并没有夸大敌机游动的空间范围，却似乎很难在一般军事与侦察行动和成规模的“细菌战”之间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于是各种报道都似乎弥漫着一种模糊的，不确定的表述，而且这种似有非有的宣传策略所昭示出的惯性，似乎已习惯自动把一些也许属巧合的事件之间建立起合理的关联性。（人在心理紧张时的自然反应）比如4至5月份许多地区爆发各种流行疾病和瘟疫，如山东出现麻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班疹三种流行病。仅麻疹患者就有三万一千零一十四人，死亡一千三百九十九人，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但青岛市的疫情报告中，只在死骡子及一批死猫的身上化验出了炭疽菌。（[29]）
各地消息来源在报道疫病流行时，虽然都无法断定与“细菌战”到底有何关系，但都习惯性地模糊着说：是否和“细菌战”有关正在检验中。有的属于间接的联想和推测，但语气却是以相当肯定的形式加以描述的，如东北地区六月份疫病情况较过去任何一个月都严重，过去每月患者均为数百人，最多也没有超过五百人，但六月份却突然有两万八千一百人患病，特别是患疟疾和壁虱脑炎者为多。不过在判定疟疾来源时，显然采取了排除法，而更多地聚焦于以下现象：“这些患者均被蚊子刺咬过，而且辽西省境内，更是美机撒布蚊虫最多的地区”。又如壁虱脑炎（又名森林性脑炎）的来源，据当地伐木工人讲，是壁虱咬过后才发病的。往年也有人被咬过，但仅少数人发病，而今年被咬的人很多，其中有大部分人都发了病。经过流行病学家探讨推测，认为有三点原因可能和“细菌战”有关：一是该森林区均是美机在三月末四月初侵入北满地区的常经之路，而且通河、铁骊等地区在雪面上均曾发现美机投下的壁虱、小黑虫和跳蚤。另外通河工人来自辽东，恐与辽东、朝鲜疫情有关。（[30]）
根据发病人数的增加而与敌机侵入的路径建立起一种推导式联系，无疑会自动在心理和视觉上同时放大“细菌战”影响的空间范围，不过这种作用有时是很微妙的。有时候，不断出现的一些反证，使这种一般意义上的疫病流传“空间”与因“细菌战”而构想出来的“空间”很难严丝合缝地准确叠合起来。例如西南地区敌机投放毒物、毒虫次数在增加，四月十三日，云南大理、汶山两县发现的一批毒虫，已被检验出带有鼠疫杆菌。四月十九日敌机在云南洱源县、罗平山约五华里长三华里宽地区投下一批毒虫，带鼠疫、炭疽等细菌，而多次投下的一些物品如紫色胶状体、圆筒皮囊和鸡毛，及红色树叶、汽球等尚待检验是否带菌。然而与这种投放“毒物”趋势日渐增多的情况相反的是，西南区在历史上常年发生的几种主要疾病如天花、回归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麻疹和鼠疫却都有减少的态势。（[31]）
一些普通民众对飞机投放物的态度也好像在印证着些（“些”字去掉）什么。浙江台州的一些人捡到美机投下“有毒”的香皂、传单后不肯交出来，有的妇女把香皂藏到箱子里，说留着将来给女儿作陪嫁用。有的把“有毒”的传单收起来，准备订成小本子写字（因反面没有字）。当地的部队把搜集来的一百多块香皂埋在地下后，又被当地民众偷偷取出拿走。以致于没有撒到香皂地区的民众还觉得遗憾。许多干部都不相信敌机撒下的东西有毒菌，有的干部甚至公开在群众面前说：“传单上没有毒，不信的话，我嚼一张给你们看。”（[32]）
“细菌战”信息传播的模糊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医疗卫生检疫程序所呈现的战时状态，如东北防疫委员会研究组向到东北调查的国际民主法协调查团作证时，曾称安东市北井子村发现的大量羽毛经化验证明含有炭疽桿菌，后来证明此判断是错误的，原因是研究人员在接到这些羽毛后，仅作了细菌学的培养，发现在形态上有与炭疽桿菌相近的细菌，据说可能是枯草菌，在作动物试验时，小白鼠被注射后死去，但未追究注射时是否带有杂菌，也未做进一步的化验（如血清反应等），即肯定其结论。又如三月三日，沈阳市郊旧站曾发现黑跳虫，在专家作证时，曾声明该虫带有致病的立克次氏体，而立克次氏体有致病与不致病之分，该组在检查时，已判明黑跳虫所带的立克次氏体是不致病的，由于翻译英文名称时错了一个字，误为“致病的立克次氏小体”，以后在复查中又予以否定。（[33]）
正是因为在辨认各种投掷物是否带有病菌时出现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以致于当时有关“细菌战”的报道往往以过于笼统的描述取代了经过严谨验证的结论，在只握有部分真实证据的心理状态的掩映下，整个舆论界都弥漫着想像的气氛，并最终影响到了民众的心态和生活方式。
（社会心理学的一些分析，我认为有用处。《叫魂》中讲述民众在偷魂传言满天飞的状况下的社会心理，……）
三，“美国细菌”变成了上帝扔下的“瓶子”：
在美国影片《上帝发疯了！》中有一组镜头，一架飞机飞过非洲沙漠，从空中甩下了一个可口可乐的空瓶子，恰好落在了一名部落男子的脚边，经过一阵惊诧之后，这位部落男子捡起瓶子左察右看不知是何玩意儿，于是试着用它来干一些日常的活儿，如敲打碎物等等，影片表现出的主题似乎是在说，现代西方文明的一种象征物似乎开始以某种无意识的感觉形式渗入和改变了他们（哪个他们，指明）的生活，但却首先被赋予的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几乎琐碎化的功能意义。（这话有点绕……）美国飞机撒下细菌的场面似乎与当空甩下瓶子的电影画面无法拼接起来，但空中扔下的“细菌”和“瓶子”对于地面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芸芸众生来讲，却同样是改变生活节奏的开始。当地面上乡村和城市中的人们仰望一片黑雾般飘下的“毒虫”时，他们首先要被改变的是，如何把这片黑雾中撒下的虫子与普通日常所见的虫子区别开来，再学会贴上“政治”的标签，可这贴上标签的过程却是一个反复规训的过程。现在人们已经习惯在“细菌”与疾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对应关系。然而在1952年，大多数人还是仅能从季节性的自然循环周期中来理解昆虫的出现。
1,信息传递的确定与不确定：不同空间中民众反应的差异
“细菌战”作为一种信息形态传播得到确认，在1952年的上半年明显有一个从不确定到相对确定的过程，同时这种确认的程度也与“细菌战”发生的空间转移态势有关。按人们的最初理解，“细菌战”似乎只能发生在处于战时状态的朝鲜战场，以后东北、青岛等沿海和边境城市相继出现“细菌战”迹象，媒体以相当冷峻的程序列出了轰炸时间表时，人们的认识才有所调整。关键性的转折发生在美俘供词发表以后，其细节的震憾性和“细菌战”与原子武器之间有可能发生关联的想像使心理恐慌进一步升级。
当媒体对“细菌战”发生于朝鲜和东北的报道以频度很大的形式发布时，由于一般民众尚无法验证带菌毒虫与一般昆虫的区别，民众表现出的是一种事不关己的漠视态度，安东县农民宋景凤就说：“二月二龙抬头，虫子都出来了，什么毒不毒？”季节的力量仿佛自然规定着昆虫的生死：“这两天很冷，又下雪，又刮风，虫子全死掉了。”（[34]）沈阳市和平区民主路一居民说：“怕啥？我在济南时有一年闹灾荒，手上脚上都是虫子也没怎的。”旅大玻璃工厂有一个工人说：“苍蝇是常见的，有次我吃饭时，一下就吃了十几个，也没死。”甚至有的农民拿“毒虫”互开玩笑，把“毒虫”硬往别人嘴里塞，或将“毒虫”用手捏死。辽阳县一个村支部书记甚至当众吃起了虫子。有些乡村女性认为毒虫比不上蝎子厉害，说小虫子有啥可怕的？安东市九连城区三、四区的妇女还抓小虫子喂鸡，说鸡是去五毒的。男性们的看法是：“飞机炸弹我们都经受过，何况几个小虫？”（[35]）即使象青岛这样的“细菌战”直接覆盖区，在刚听到“细菌战”的消息时市民中也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不相信这些昆虫有毒，即便有毒也不会太厉害的想法，有的农民议论：“毒虫毒不着人，就怕给我踢蹬了庄稼！”有的驻军战士还说：“老子曾身经百战，枪子炮弹也不知吃过多少，见过多少，还他妈的怕这几个毒虫子。”
（[36]）
湖北武汉农具制造厂的工人正投身于“三反”“五反”运动中，大部分不知道美国人在进行“细菌战”，有的虽知道，但把细菌错当作了喷洒毒药，有一个工人说：“这个消息可不要让老虎知道，他知道就不坦白了。”（[37]）随着有关“细菌战”报道的深入和日趋广泛，不少地区的民众开始出现恐慌心理，如地处华东地区的南京就有人质疑说：“美帝国主义既然是纸老虎，为什么它还这样凶狠呢？”另一种议论说：“美机怎么会从日本飞到我国东北和青岛的呢？我们的空军为什么不和它打呢？恐怕是我们怕它吧！”因为青岛属华东地区，有些议论说：“美帝这样毫无忌惮，今天能到青岛，明天就可能到上海，说不定有一天细菌要撒到南京来怎么办呢？”（[38]）而远在陕西农村的民众则出现了另一种反应，兴平县农村一个叫张明义的村长公开说：“咱村离朝鲜东北还远着哩，怕啥。”而当文安区第四乡白家空村有谣言说：“西北部队要开上东北、朝鲜”时，该村又有八户军属到车站等了一两天，企图拦回自己的子弟。该区第一乡也有军属去乡人民政府探问部队开往朝鲜、东北的“实情”。（[39]）
一般说来，各地民众心态的反应比较复杂，而且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区性差异，城市比农村往往更容易产生恐怖情绪：城市人口密度大，信息传播渠道发达通畅，传播速度快。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众多机关、街道和工厂都设有读报组，很易从报纸上快速获知“细菌战”进展的消息，如重庆渝新纱厂女工们自3月以后每天看报时，会首先阅读关于反细菌战的消息。（[40]）又如武汉民众乐团附近有一个家庭妇女读报组，一听到细菌战就七嘴八舌议论起来，很多人恐慌地说：“既然到了东北，不久就会到汉口，这要伤多少人呢？”“真到了汉口，怎么办呢？”一个姓罗的老太婆说：“可不得了，丢下细菌来就会要死很多人呢，汉口不能住了，还是搬到乡下去。”很多人开始咒骂美国鬼说：“不能等死，要想办法。”疑问的声音也有：“我们医务人员能不能解决问题呢！”有人则乐观地说，苏联老大哥不会不帮我们的忙。（[41]）
由于无法区分正常频发的瘟疫与“细菌战”之间到底有何关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公开媒体宣传中基本只有敌机投放细菌的报道而没有相关疫情发生的消息。与“细菌战”相关的疫情描述因大多无法证实而全部被放入了《内参》。可是在普通民众的眼里，这恰恰是个致命的宣传漏洞，很易引起各种联想和猜测，成都的读报组居民对报上不公布美机投弹所引起的疫情，怀疑是朝鲜前线和东北地区的瘟疫已普遍流行，因死亡人数过多，故不敢报道。而沈阳市北市区的居民则因为看到报纸上始终未公布死人的消息，断定疫情没有蔓延，从而怀疑“细菌战”的真实性。
相反的情况亦有发生，恐慌的情绪会随着读报组传出的讯息而四处迅速扩散，向郊区流动，陕西街一些居民中竟流传着：“细菌撒下后，人畜要死尽，草木都不生”的谣言。还有一种议论扩大说：“细菌战比原子弹厉害多了，昆虫带有传染菌，对我们有害，对敌人也有害，我方阵地上病疫真传染开了，敌人也不敢进攻了。”（[42]）这股谣言直播散到成都郊区，新丰乡的一伙农民听信了谣言，担心美国到川西撒细菌，猪都不愿意买了。由于媒体报道呈现出的模糊性，使一些人觉得很难把握对“细菌战”的议论口径。武汉民革湖北分部召集人朱西屏就说：“外面人心本来就有点恐慌，如果把细菌战威力说小了，不容易激起愤怒，说大了成了反宣传，很难很难……”。（[43]）这种情绪化的反应其实也是中共上层在控制舆论宣传尺度时同样遇到的一个难题。
读报组作为一种舆论传播单位很容易形成相互暗示的氛围，青岛广西路的一个妇女，在读报组内正看着报，忽然从屋顶上掉下一块土块来，正掉到她的手背上，她马上着慌地跳了起来，一夜没睡着，第二天连着往医院里跑了三四趟。有一个市民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走，偶然一个小东西碰到他的头上，神经顿时紧张起来，马上感到身上发麻，立即送到医院里去治疗，结果自然是什么病也没有。（[44]）在“细菌战”传播的核心地带如东北的城市中，类似情况发生的更为普遍，如安东市三区头道桥子居民周淑梅被蚊子叮咬后，马上跑到派出所，大哭大叫地说：“快给我想办法吧！”，中宝街居民周傅氏被蚊子咬后，立刻犯了抽风病（该氏原有此病）。安东市内五个卫生所常常挤满了人，有的妇女碰了一下虫子，什么症侯也没有，也说身上麻木、疼痛，跑到卫生所要求给治疗。
恐怖笼罩下的城市和部分郊区中，还出现了因悲观绝望而大吃大喝和抢购食品的现象。沈阳市一行商王守纳说：“不定什么时候传染上病菌，还想过什么好日子？混一天算一天吧！”辽西省北镇六区长兴店一次集日，一天就卖出了二百多斤猪肉，这是过去少有的现象。抚顺县会原堡村一个小铺两天买了八十多斤烧酒，大道村一天杀了两口猪。（[45]）辽西省盘山县十一区有的农民不送粪，大车也不出去拉脚，而是整天大吃二喝，他们说：“吃点喝点得点。”绥中县十区杜家公子村，在三月底已吃了三口猪，松浦区有的民众要求搬回关里去，理由是敌人在东北撒下的蚊子太多，传染上就得死。有些家在沈阳的，听说沈阳蚊子多，吓的心神不安，怕再回家看不到亲人了。不少人拚命抢购粮食，害怕一旦有的地方因发生疫病被封锁没有饭吃，或是米价高了不好办。沈阳市南市区十三纬路八十八组居民曹静华买米买煤储存了起来，她的理由是：“这里要发生大灾，早动手准备，吃不了亏！”，有的居民则认为政治风向要变，准备粮食食品作为过渡实属必要，如满洲国时期的狱警白喜文也储藏了几麻袋小米，他说：“八路军要逃走，国民党围困两个月，咱就没办法了，早准备点没有坏处。”大连的玻璃工厂切装车间工人存在恐慌情绪的比例竟高达三分之一。（[46]）抚顺市新抚区露天大院的居民，杀猪杀鸡的现象相当严重，有一个工人将当作副业生产的三十几只鸡，除送礼送了七只外，其余全都杀掉吃了。（[47]）
五月媒体公布战俘供词后又引起了新的一阵波澜，美国战俘供词与目击者证词的区别在于，以往的“细菌战”报道虽然比较密集，但有两点疏漏容易引起猜测，即细菌播撒的频度和高度均很高，却为什么没有相关疫情的报道？其次其列举的识别手段尚无法使带菌毒虫与一般昆虫区分开来。美俘的供词则恰好从敌方证明“细菌战”存在的真实性，而且从侧面证实了“细菌战”的展开是依靠现代科技力量支持的结果。（[48]）
约翰•奎恩供词的后一部分内容谈到了除“细菌战”的训练课外，还要培训有关原子弹的知识，这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细菌战”有可能是原子武器发出攻击的前奏，所以导致了舆论媒介对“细菌战”威力作用的宣传自觉进行了升级。这不仅反应在官方控制的媒体上，也反映在基层社会的宣传口径的变化上。六月份的抚顺市文化馆的黑板报上写道：“中了细菌毒，根本没法治。”“原子弹可防，细菌战难防”。“一不小心口儿张，细菌顺风进肚肠，等待几日必生病，那时医治不能行”。各厂矿的黑板报上都有类似的文字，其中不乏夸大与想像的描述，制油厂黑板报上就有这样一段：“凡是被细菌传染的人，他的周身都有毒，你和他握手、说话都不行。”露天矿有的宣传员在快报中唱出了：“提起细菌战，嚇的我直叫娘！”该矿深部坑的宣传员甚至把细菌战比作鬼神。有的说法在“细菌弹”的功能中加入了高科技的想像，如有议论说：“今年撒的细菌，三年以后才发作。”还有一种说法是：“美国可厉害，这回撒的细菌是叫人死了不知怎么死的，先从肚子里面烂，然后再让你死。”（[49]）
据当时的消息说，美俘供词在知识阶层内的震动尤其剧烈，胆怯和崇美的心理四处蔓延。抚顺市制油厂有的技术员就说：“还是美国厉害，人家眼睛转一下，够我们研究几十年。”大多数技术人员都崇拜C线的辐射性，又由崇拜转趋恐惧。因此，有些做群众工作的共产党干部认为约翰•奎恩的供词简直就是替美帝国主义作了义务宣传。制钢厂党委宣传干事就抱怨：“登这玩意害多利少，简直是替美国宣传，连我看了都有点害怕，简直像神话一样。”这种议论蔓延的结果也在医护人员中引起了一些恐慌行为，抚顺矿物局医院从上海、杭州等地调来的医生、护士曾私下窃语，想离开东北回到南方，他们认为东北是危险地带，而南方是安全地带。（[50]）
把“细菌战”与“原子弹”直接联系的后果是：“细菌战”似乎象征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理由是美国不怕违反国际公法撒布细菌，将来也会进一步使用原子弹，那就会直接引发世界大战。湖南的一位农民就主张借苏联原子弹和美国拼一下，他说：“战争一天天的延长，内部又受到美帝细菌侵害，怎么得了呢？以后美帝又把细菌投到北京、天津、湖南来，人民得了细菌传染、死亡，那又怎么得了呢？要和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商量，用原子弹和其他新式武器和它战一战吧。”（[51]）
2,谣言的再生产与泛政治化：从地方形态到国家统制：
柯文在研究义和团运动时期谣言传播的形态时，曾区分了“谣言”与“信仰”的不同，认为谣言是四处流布的一种心理状态，容易发生变化，而“信仰”则是内心的一种稳定心态的持守，不容易发生变化。（[52]）另一个区别是“谣言”需要核实，而“信仰”不需要核实。（注62号应该放在这里）其实（“其实”一词写在这里，好像是在跟柯文唱反调，我查原文，看柯文重点想说的是：在心理紧张情形下，人们对信仰并不是深信不疑的，很容易改换信仰……）在近代中国，很多“谣言”的传布都与民间信仰有关，甚至所谓“谣言”就很可能仅仅是民间信仰的一种表达方式，只不过我们从现代眼光评判很容易把它归类为所谓“谣言”。（这句话很重要，您却语焉不详，只是下一个断语）如果换个角度看，“谣言”很可能是塑造地方社会文化的一种功能性因素。（[53]）但近代以来，作为地方自然村或较为封闭的地域空间不断被外来讯息冲击渗透的情况下，原有“谣言”的内部结构也会为外来渗透进的讯息所改造，从而添加了新的内容，这些内容经改造后又成为新的资源，通过原有的谣言传布渠道四处蔓延，这种蔓延大致有两类形式：一种形式是通过确信某种讯息而直接触发民间信仰行为，比如确认某种物质（神水，神药）能治病，而直接通过求取的信仰形式获得确证。另一种形式则往往是觉得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威胁而导致的散漫型恐慌，这种恐慌不一定寻求固定的信仰形式或特定对象，而只是一种不安情绪的表达和传布而已。不过我们发现，在有关“细菌战”的宣传和反“细菌战”的组织过程中，大量谣言的出现无论采取了以上哪种形式，其传布过程和内容都与外界所赋予的定向政治讯息的引导与暗示有关，这样的一种特殊状态使“谣言”的传布恰恰有利于政治动员时对民间资源的整合与利用。
下面这则新闻从表面上看描述的是“细菌”传播引起的症状，但应对方式却具有非常传统的地方性特征。事情发生于5月的河南许昌地区，入春以来河南农村疫病流行，这种疫病流行的态势多年常有，并不罕见，几乎成为一种常态，但“细菌战”消息的介入，使疫病流行具有了更加恐怖的色彩，于是如“神水能治百病”的传说迅速蔓延，据五月初统计，因喝污水而死的已有五个小孩，另有十三个大人患重病，但“取神水”的人数仍不断增加，每处取水的往往多达千人，时间延续月余。河南许昌地区的舞阳、宝丰、叶县、许昌等九县均发生“取神水”事件。类似的情况各地皆有，如甘肃省泾川、镇原两县之间出现谣言说：“潭出圣水，能治百病”。于是前往该地的民众每天不下三百人，甚至一天达到三千人。取水人员的分布范围波及陕西宝鸡、长武等十余县。（[54]）
而在同属许昌专区的河南漯河市、郾城则流行着这样一个谣言，敌人从徐州派出三百名放毒特务，来漯河、郾城一百余人，中毒者要患上白筋病，这种病的症状是胳膊上起白筋，由白变紫，由紫变黑，得病七小时死亡，传染很快。这个谣言很快传到了舞阳、襄城、叶县等地。引起了一种极度恐慌不安的情绪，有些地方的民众甚至不敢出门。这些地区的县区级干部的工作程序也一度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到处盲目地下发指示，乱写通报，介绍防治办法。如郾城县政府听到谣传某区小学一天内病倒数百人就慌忙报告专署要求派员防治，后经检查证实全系谣传。舞阳县的县级机关所有干部在县府卫生科统一布置下，都喝了雄黄酒，而且每人都买了一盒万金油，据说这样就可以防止被传染。这个办法很快地由干部传到群众，由舞阳传到叶县等地。叶县的雄黄、藏珠、白矾等药材价格逐日飞涨，雄黄由每斤二万四千元涨到每两二万元。该县所有雄黄全部卖完。另外叶县的干部下乡时，衣襟上都带着一根针，据说一旦发生了白筋病，嘴唇上就要起一个白泡，用针把白泡刺破就可免于死亡。（[55]）
“白筋病”从中毒症状而言与普通的“中毒”谣言中所述情况相比应没有大的区别，其差异一般也仅表现在死亡时间长短和传播速度等方面。“白筋病”的传播形态与一般谣言的不同主要在于它建基于一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上，也就是说，谣言的传布不是基层社区内部的日常生活引发的异常现象，而是由“细菌战”政治宣传的大背景诱发的一场骚动，比如放毒的不是一般人而是“特务”。“特务”作为政治象征符号在五十年代被各种媒体所频繁使用，放毒作为一种特务行为被赋予了明显的国家政治的特征。“特务”不仅不是社区内部的人，而且是作为整个“国家”的敌人而被定位的，所以其放毒行为就自然超越了传统社会想像的范围，而“谣言”的内涵及功能也为国家政治所塑造。比如在“白筋病”谣言流行的区域同样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快要吃大锅饭了！”临颍六区东王乡的人传说：“因毛主席眼大，要有大灾难，解脱的办法，非得刺烂毛主席的眼睛不可。”有的人在听到谣言后真把毛主席像的眼睛、鼻子刺烂，也有用刀砍碎的，部分人甚至把毛主席像撕掉，或由主屋搬到牛棚里去。在郾城、宝丰、舞阳、叶县则普遍流行着一种谣言说：“政府现在要强迫寡妇改嫁，如不改嫁要挂牌纳税。贫农一万元，中农两万元。”（[56]）（这段所写的农民的反应方式有点奇怪，……）
当然，国家政治的塑造并不意味着民众的地方意识就会自动趋于消失，有时候情况可能恰恰相反，“雄黄酒”作为中药祛毒的方法显然是一种地方性行为，是按照“地方性知识”的参照而对政治化谣言做出的某种反应。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背景中，许多地方性谣言和崇祀行为均开始或多或少地渗透着“政治”的内涵，1953年3月绥远省归绥县四个区十五个行政村连续发生了拜大仙求药现象，每天约有二千五百余人前去不断拜神求药。三月十三日中午，该县西平村护林委员刘世旺的妻子突然被神附体说起神话来：“我是和林县西门外的‘大仙’到此地给老乡治病来的。”当时该村杨来生的妻子说：“你就住在大树上给我村治病吧。”刘世旺的妻子说：“地主的大树我不住，要住在农会院子的树上。”当地人纷纷说：“这是进步的神！”可见连“神”都被赋予了政治态度倾向，拥有了阶级身份的标签，也正是恰恰有了这样的标签，其“神力”辐射的范围和影响力居然会变得比一般“神”更加深远。该村的兰九九特意为这个“进步的神”做了个黄纸牌位贴在大树上，吸引了众多老乡都到此树下求药，平均每天达到二百余人，远自七八十里的老乡还套上大车，载着一车车的人来求药。（[57]）陕西（去掉、）关中（加上、）陇东、青海共和等地农村，也发现了把当地疫病流行与“细菌战”相联系，从而使得谣言传布更具威力的现象。如陕西兴平、醴泉等地的谣言说：“美国放下了细菌弹，麦子生虫，赶快敬神。”陕西白河县的谣言说：“美国在朝鲜放毒菌，老百姓都死完了，只有‘神坛会’才顶事。”致使入道人员增加。青海共和、贵听等县寺院公开用藏文散发传单说：“幸福的人们将要遭受不能忍受的痛苦，八月十七日死亡的人很多，唯一的办法只有诚心诚意地念经。”（[58]）
有趣的是，一些谣言借助地方中共领导人对当地历史人物的无意推崇，具有了更为强大的传播能力。山西太原附近在1953年春节前后流行天花和时疫。当地的傅山庙据说历来很灵验，每年的求药祈福者虽络绎不绝，这年的规模之大却远盛于往年，从三月一日到二十二日，到郊区西村傅山公祠求神拜药的民众已达三万人左右，除太原市居民外，还有远来自崞县、太谷、临汾、盂县和张家口、石家庄市等地的。西村傅公祠附近，求药的人摩肩接踵践踏了数十余亩田地，新添了饭棚和香纸摊贩十余家，每天来往大车六十余辆，自行车、三轮车不计其数，从早到晚求药的民众川流不息，犹如庙会一般。灵石、离石县的六十余个村庄，从二月中旬以来，民众寻找古树、古庙、古坟烧香求药的每天不下六七百人。细究其故，我们才（去掉“才”）发现，这一年的傅山崇拜由于官方的无意介入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太原市长韩纯德在读了傅山的一部著作《霜红龛》之后，开始注意收集有关傅山的一些史话，还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赞扬傅山是个爱国主义者，并提倡修太原市内傅山公祠，继续整理、收集傅山遗迹遗物。韩纯德离任后，新任太原市长王大任继续了韩氏的行为，为了了解傅山的历史事迹，他亲自到西村进行访问，并参观了傅山公祠，傅山后代傅锁子因给他们带路，王市长还给了两万元。这个行为在乡下人看来非比寻常，马上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以致于王大任离去后，谣言顿时四起，有的议论说：“志愿军某军长挂了彩治不好，一个白发老人自称是傅山献了一包药马上就治好了病，于是某军长打电报叫好好照顾傅山家乡。”还有一种传说是傅山在朝鲜抗美援朝显了灵，志愿军被美国兵困住几天喝不上水，突然有一个白发老人送来一盆水，好多志愿军还未喝完，毛主席派汽车去接，一下汽车就不见了，后来给毛主席托梦说是山西省西村傅山，因此毛主席电告太原市王市长等亲自访问傅山家乡。（[59]）
类似的情况在各地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河南全省就此起彼伏地至少出现了十四起民众取神水，请医治病的事件，取神水的民众规模较大的事件均与地方干部对“神”的态度，以及“神”对干部的“报应”行为有关。如延津、获嘉、原阳等县流传着这样的谣言：“毛主席也信神，下令叫修庙，林彪不信，蒸了一锅馍变成了牛粪，他信神以后才又变成馍。”“原阳县戴同志到佛爷庙去，神摄的他头痛，他祷告后才好了。”再如安阳市有个当过旧警察的人叫梁智的说：“李家村有了活神仙（是个疯婆子），什么病都能治，不仅老百姓敬她，村干部、区长、县长也说是个活神仙，临漳县县长的老婆就是求他治好的，所以县长还给他十万元钱”等等。（[60]）
这些政治化的谣言均不约而同以朝鲜战争为背景，使时疫流行后的求药行为被抹上了一层浓浓的超越地方传统的政治色彩，更增加了其权威性和可信度。可见，地方社会并非总是被动地接受国家威权的控制，它有时也会利用国家的政治话语力求使地方的传统行为获得合法化的承认。
四，卫生防疫如何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
1,政治控制技术：甄别与平衡两种心态：
1952年“细菌战”的发生与大规模常规军事行动完全不同，常规军事行动是一定区域空间内马上可以得到验证的一种群体行为，这种验证与战场上大量军事人员触目惊心的高频率死亡及当地居民能够切身感受血光之灾的悲惨现况直接联系在一起。而“细菌战”的发生则具有某些非常规性的特征，人们无法在感官上直接确认和衡量看不见的“细菌”作为一种武器对人体和生命的直接伤害程度，也难以从想像中把小小的“细菌”与血流成河的宏大战争图景挂起钩来，如果无法在感官上满足这样的一种身心确认过程，也就无法真正使他们认定“细菌战”的真实存在。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细菌战”要作为一种战争形式而成为人们普遍可以接受的“常识”，是需要媒体通过政治的手段不断加以“建构”才能得以实现的。正因为“细菌战”与常规军事行动的区别就在于其感官上的不可验证性，所以在日常生活领域里，“细菌战”是无法构成那种真实的血腥威慑力的，它只能作为一种潜在性的威胁因素而存在。而这种潜在威胁的大小程度又往往仅能通过媒体这个唯一的渠道得以解释。（蓝色的话与上面灰色的是一个意思，有点重复）尽管如此（“尽管如此”用得不恰当，因为跟说媒体的话并没有什么转折），1952年的政治氛围却使“细菌战”一度成为中国普通民众生活中出现频度相当高的一个词汇，甚至比普通战争还更加敏感地影响到了民众的心态，那么，这个过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我们不妨先看看以下的一段标准的新闻表述：“细菌战是美帝国主义丧尽天良，敢于违反国际公约，违反人道的最可耻的行为；但也是美帝国主义军事失败、政治失败后一种无聊的低能的挣扎。┉细菌战是个讹诈，比原子弹讹诈更可恶，而其失败也必更可耻。”（[61]）谢觉哉的这段话把“细菌战”定位为“讹诈”，“讹诈”即带有虚张声势的意思在里面，更多地是一种潜在威胁，而不会是大规模的战争灾难。那么为什么是“讹诈”呢？这是因为：“细菌的特点在于‘细’，不惹人注意，经跳蚤、虱子的嘴传进人或动物的血中，从空气和食物饮水里钻进人或动物的体内。也正因为细，力小命短，须倚靠昆虫、老鼠、垃圾等和适当的气候，才能生存、繁殖，才能作恶。”（[62]）这又是一段比较纯粹的现代医学的表述方式，只不过解释得相当通俗。这样的通俗讲话式的解说在当时的媒体中曾反复大量地出现，但在基层社会中实际宣传时却证明效果并不一定很好。其关键问题在于，医学作为“科学”话语的表述无法与民众日常生活的生存感觉状态建立起直接交融互动的关系。一般民众并不关心“细菌”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或生长发育的生物学过程，而最想感受到“细菌”作为一种外来力量如何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秩序运转的常态。（科学话语与民众感觉之间的脱节。我想起斯科特曾经说过的：小农对于剥削的感受方式，并不同于马克思那里的计算方式。）
陕西大荔县农村在进行反“细菌战”的宣传时就遭遇到了如何使一般生活常识转化为现代“卫生”常识的问题。大荔县农民听了反“细菌战”宣传后，普遍认为：“蚊子、苍蝇闹不起大事”，或者说：“细菌战离咱很远，不知是不是真的厉害？”从1952年3月到4月中旬的五十天内，大荔县政府、合作社、农具站等工作人员到农村检查工作时，发现除个别干部外，大部分干部是单纯检查春耕生产的情况。读报组和上面派下去的宣传干部只是按照报纸讲一下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中国东北撒布细菌的情形和这种细菌对传染疾病相当厉害。然后笼统地说只要我们大家共同起来预防，就很快可以扑灭。一般民众在听完这类宣传后纷纷反映说：“你们一阵子说厉害，一阵子又说没啥，到底叫人咋办呀！”有的宣传干部为想讲清楚“细菌是什么？”，便从细菌的繁殖、寄生，一直讲到红血球、白血球，结果是农民更听不明白。（[63]）
前已提及，“细菌战”是一种非常规性的“战争”状态，这种状态离人们常识中对战争状态的理解相去甚远，所以就极易产生两种极端心态：或者表现为一种极度恐惧，这种恐惧心理的产生是因为人们无法在日常生活的常识中来安置“细菌”威胁这个话题，对“细菌战”的心理安置完全是由媒体的描述和对之予以设定的结果，如“细菌”播撒空间范围的大小；“细菌”作为非常规武器的杀伤力与原子武器的关系等等。另一种心态是极度忽略其威慑力，因为“细菌”不但不可见，而且是通过蚊子、苍蝇、鼠类等人们生活中常见的昆虫动物为载体来传播的，所以很难在普通民众心中构成对身体能够造成严重伤害的印象。要平衡这两种心态，就需要通过政治控制的途径使“细菌战”的讯息变得“常规化”，也就是使普通民众觉得这种“战争”形式与他们日常感知能力所及的战争状态能够建立起对应关系。
青岛在遭遇“细菌战”空袭后，其社会动员采取的话语组织形式就颇象一种民众认知趋于“常规化”的过程，如满大街张贴的消灭毒虫的口号是：“一只苍蝇，一个美国兵；敌人能撒下，我们坚决打干净！”（[64]）苍蝇被转换成了具象化的“美国兵”，虽是出于想像，却在心理上向一种常规战争意义上的符号转换逼近了一步。这种符号转换因其通俗可行且相当容易操作，很快在反“细菌战”运动中蔓延开来，如全国卫生明星刘俊英在介绍反“细菌战”经验时，说当自己捕到八十八只老鼠时，曾笑着朝妹妹喊：“你看，我又捉到八十几个美国鬼子！”这个在行动之中不自觉喊出的比喻，迅速通过媒体被定格在了卫生防疫的宣传口径中。（[65]）
与民众日常生活相衔接的一种反“细菌战”表述策略是：不再刻意区分“细菌战”所造成的疫情与每年常发疫情之间的区别。如中南区的记者就注意到：“特别是有些人看到敌机在某些地区投掷毒虫、毒物后，并未发生疾病，就认为没啥可怕，不注意卫生工作。湖南衡山有的农民仍用反动传单卷烟抽。有些防疫人员认为敌机不会用反动传单撒布细菌。”（[66]）有鉴于此，宣传媒介的反“细菌战”导向即有模糊“细菌战”与非“细菌战”疫情结果的迹象，而试图使卫生行为长期化。如谢觉哉就说：灭鼠、灭虱、灭蝇、清除垃圾、清洁饮水、不食生冷、打预防针等防疫行动“没有细菌战时应该做，在有细菌战时更要加紧做，家家预防，人人应战，不只可防御敌人投下的细菌，且能减少一般疾病，使人民身体更加健康。”（[67]）
“细菌战”在人们的印象中具有非常规性，（这句话是在重复）所以无论其空间渗透的规模和程度，还是对中国政治、社会与日常生活的实际影响都是难以精确把握的，甚至在当时的医疗水平下也难以对其传播范围进行准确检验。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汇总上来的信息往往也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其表现是1952年以后，入侵中国领空的敌机不断频繁增加，却仍难以准确认定哪些是属于“细菌战”式的攻击。比如1952年3月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抗议美国侵略军自1月28日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细菌战后，复自2月29日起至3月5日止先后以军用飞机四百四十八架次侵入中国东北领空撒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68]）在这里，四百多架次的空袭到底有多少次被确定检验为撒布细菌，并没有通过卫生检疫的通报方式具体言明，而只是一种新闻式表述。这在各地区的报告中亦有所反映，如中南区7月报告敌机袭扰四十九起，共六十五架，侵扰范围遍及全区六省一百二十一个县，八个省直辖市，并侵入武汉、广州二市的郊区，而且发现毒虫毒物一百五十种。但经过检验和分离培养动物试验后，除湖南衡山所采标本经湘雅医学院细菌科主任教授刘秉阳检验鉴定，于蝎子体内发现炭疽桿菌、家蝇及粪蛆带有志贺菌属弗未氏桿菌外，余均未发现重要致病菌。中南全区范围内亦未发现因敌机撒布毒物而引起的传染疾病。已发现的一些病例是否与敌机撒布毒物有关，尚待更进一步的研究证实。（[69]）
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不断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而导致许多地区的恐慌，恐慌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与民间信仰的习俗有关，如前已述的傅山崇拜；另外一种形式则是经宣传后对某些有可能是细菌载体的昆虫的惧怕。苏南无锡县安镇区在五月二日因天气闷热，发现很多飞蚂蚁，当地农民顿时恐慌起来，纷纷传说发现了“毒虫”，而且越传越广，有的说看见七架飞机，更有的说听见二响细菌弹爆炸声，闹得人心惶惶。该区防疫大队听到报告，不经调查就发出了紧急通知和“告全体农民书”，内称：“敌机七架投下细菌弹及有毒的细菌棉花……禁用河水，全体农民要紧急动员起来进行捕捉。”并在各乡黑板报上刊载，更加引起了农民情绪的恐慌。该县羊尖、安镇等市镇的街上鱼虾都没有人买，说是“水里有毒”。浙江省区、县一级也是道听途说，有闻必报，如苏南武进横林镇及吴江城厢区发现两个汽球，实际上是上海天文台用于观测的，但各地汇报时都振振有词，说是敌机所放。（[70]）甚至远达广西的南宁都发生了恐慌现象，如南宁市五月十五、六二日闷热，傍晚白蚂蚁到处飞，很多机关、市民都怀疑是毒虫，纷纷打电话去卫生处讯问：事实上白蚂蚁在初夏飞出来是年年如此的。柳州市郊农民见田间青蛙特别多，也捉了一个到防疫队去检验。
还有一次是来宾县城郊山坡上发现二堆苍蝇，县府就动员六千余城乡居民前往扑灭。在动员时只说去打虎，群众就带着棍子、锄头等工具呼啸蜂拥而去，到那儿一看原来是苍蝇，就觉得很扫兴，又因没带打蝇工具，很多人就用脚踩，脱下衣服打，致使很多苍蝇飞跑，居民回去后有的很恐慌，几天饭都吃不下。后经省卫生处、军区卫生处联合去该地调查，发现该地是个坟场，一个星期前枪毙了两个人，尸首未掩埋好，已被野狗拖出，苍蝇最多地点就是死尸腐烂的地点，而苍蝇经过细菌培养检验未发现致病菌和病毒。
当省防疫委员会防疫队去来宾检验时，该县县长又听人报告说红水河桥发现一个棉花包与一个纸盒，上面有苍蝇，防疫队闻讯赶往，到后发现并无棉花包，只有一小块破棉胎及一只柳州烟厂出品的包装纸盒，上面只有数只苍蝇。（[71]）（感觉这里举例太多，其实只要一个例子就明白了。）可见恐慌的情绪经随着宣传升级而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而从政治动员策略的角度而言，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似乎已不是平衡两种心态，而是如何有效地引导已成主导潮流的恐慌失衡情绪，以为社会变革的整体目的服务。
2,防疫行为与民族主义情感的调动：
在反“细菌战”运动中，尽管中共上层认为始终存在着“思想麻痹”与“情绪恐慌”两种极端的动向，但当各地蜂起的虚报事件使情绪恐慌似乎已发展成一种社会心理的主流时，如果对情绪的引导得当，显然更有利于政治目标的实现，甚至不惜（“不惜”从何谈起，从原意讲，不惜意思是对自己其实也有害，但不顾了。比如，他为了救出孩子，不惜把自己的命豁出去。在您这里，把恐慌予以转化的手法很高明，因而谈不到什么不惜。）使这种恐慌通过情感动员的方式予以转化。裴宜理曾比较共产党与国民党在社会动员策略方面的不同，他（应该是“她”）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乃是与其更有效地运用“情感的模式”有关。因为“激进的理念和形象要转化为有目的和有影响的实际行动，不仅需要有利的外部结构条件，还需要在一部分领导者和其追随者身上实施大量的情感工作。”（[72]）（参考，从诉苦中获得的国家观念）
在面对“细菌战”威胁时，激发与引导民众复杂的情感，使之具有民族主义的政治内涵的重要性，显然是经过了一个过程才被认识到的。面对恐慌与麻痹两种情绪反应，政府最初的应对只是按一般的宣传口径或仅仅从医疗卫生的科学观角度入手加以解释和鼓动，结果证明效果并不好。陕西大荔农村的反“细菌战”经验曾对此总结说：“比较成功的经验是：把美国撒布细菌和美军在朝鲜的其他暴行联系起来宣传，便能激起农民的愤怒；把美国撒布细菌毒虫罪行和当地曾经流行过的瘟疫联系起来宣传，立刻引起农民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痛恨，并因而重视清洁卫生和防疫工作。在农村中孤立的进行反细菌战宣传或过分宣传细菌的危害性，都是不会有好的效果的”。（[73]）（联系上面的不惜，这是成功的经验，所以谈不上不惜）
重庆在总结反“细菌战”经验时，曾认为细菌专家陈文贵、王良等对细菌有认识，但有麻痹和单纯技术观点。他们说：“反正我们年年要宣传防疫，往年宣传群众不注意，今年籍这个机会宣传倒可一举两得。”这样的思路倒是与反“细菌战”的总体宣传策略并不冲突，关键在于“他们只注意了宣传科学知识，没有从美帝国主义的毒辣阴险方面来看问题，可能会削弱很多人从政治上来认识这个问题。”（[74]）
情感激励技术的运用最有效的办法确是把美军暴行用一种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使“细菌战”具有和常规战一样的质感上的残酷性。一些报纸和广播中的反“细菌战”宣传讲话也开始把宣传重点从纯粹的医学防疫转向与战争中的受害场面直接挂钩以激起公愤。《人民日报》的一篇宣传员讲话就有一节专门描述美军用我方被俘人员做细菌试验的情景，其中援引美联社记者从巨济岛发出的电报说：一0九一号细菌登陆艇上的实验室从伸展在巨济岛上的战俘营取得口腔与肠胃的病菌培养物，每天进行三千次试验，使岛上关着的十二万五千多北朝鲜俘虏中，有一千四百人病得很厉害，其余的人约有百分之八十染有某种疾病。经过这样一连串的费力的试验，有一种病已经证明了毒性特别大，常常使病人的肠子打开一个大洞。（[75]）事实证明，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很易用情感激励技术诱发出来，当战俘供词发布后，甚至有人说，美国对我战俘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为什么我们捉住它的空军特务还不杀掉，真是太宽大了。（[76]）
对唤起战争历史记忆的反应同样是相当强烈和有效的。据群体心理学的看法，任何一个人在致力于国家事务时必须求助于人们的感情，像爱恋或仇恨、复仇或悔改等等，而不是首先求助于理解。最好是唤醒他们的记忆，而不是他们的思想。因为在当代社会中，民众更容易看到过去事情的印记，而不是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所看到的不是正在变化中的事情，而是正在重复发生的事情。（[77]）据当时的报道。沈阳小学教师孙继和生长在热河省乌丹县城，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曾被日军细菌所杀，他的联想性表述就是：“我要永远记住这些旧恨新仇，总有一天我要向美、日细菌战犯讨回这笔血债！”，在日本细菌战中死去姐姐一家四口的工人邓长海在参加沈阳市十六万民众大游行的队伍时说：“我亲眼看到过日寇散布的细菌带给人民的灾难，我今天参加游行，不仅是为了反对美国鬼子今天在朝鲜和我国的土地上撒放细菌，也是为了反对美国鬼子明天用细菌去毒害全世界的人民”。（[78]）
3, 两则病例：情感激励的情景化涵义
在连篇累牍的各种有关“细菌战”的报道中，有两则“细菌战”的感染案例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尽管类似的报道并不常见，但这两则案例所涉及的感染对象分别是“工人”和“教师”。一则故事发生在沈阳市铁西区，2月29日以后，区内已到处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昆虫，有苍蝇、蚊子、黑盖虫、蚂蚁，还有蜈蚣和蜘蛛、蝴蝶和壁虱。街道工厂、宿舍、房顶上，窗户上到处都有。一位叫郭立永的工人在厂房顶上不大的一块地方，竟发现了二千多只苍蝇。不难看出，这种叙事氛围的营造已经暗示了要发生什么。果然，三月五日，沈阳机械四厂铸造车间工人严宗尧刚刚上班，就觉得身上不大舒服，他走到厂内的医务所，请张裕增医生检查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病，医生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他说：“两只胳膊好像抽筋似的。”张医生马上给他开了一封介绍信，叫他到铁西工人医院去检查。
他拿了介绍信，但并没有到工人医院去，而是又到现场工作去了。他觉得自己身体一向很好，从没有得过什么病，有个头痛脑热的对于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也算不了什么。到工人医院是需要请假的，请假就要误工，他到工厂快两年了，从来还没有误过一个工呢，况且现在正是迎接“五一”的生产竞赛时期，他有一个理想，要争取当上劳动模范。
严宗尧紧张地工作了一天，第二天（3月6日）又上班了，虽然觉得头有些痛，身上也发烧，可是他仍然相信自身的身体是能够抵抗一切病症的。可是七日这天严宗尧没有上班，晚上下班之后他同班的工人唐少杰说：“怎么今天严宗尧没有上班呢？他从来不旷工的，今天他也没有请假”。可当唐少杰橇开严宗尧的门时却发现他已经死了。严宗尧的尸体被抬到中国医科大学之后，经过病理学家李佩琳教授的解剖检查，证明是因传染急性传染性脑炎而死亡的。这种脑炎和日本乙型脑炎不同，在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79]）这则病例中择取的“工人”形象强调的是一个具有健康体魄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分子，是如何倒在了“细菌战”的侵袭之下的，更喻示“细菌”不仅破坏了身体的正常功能，而且也影响了生产的节奏。严宗尧还有一个“身份”值得注意，他是从辽西乡下进城的，进城后曾表示当个工人太好了，总想叫他在乡下的朋友们也到工厂来工作。严宗尧在生病之前有段和妻子的对话，在妻子要回娘家时，严宗尧说：“你到家住几天，回来把那些可用的家具都带回来，咱们就算在这安家了。现在政府这样照顾咱们，咱们在这安住家，就可以好好地生产了。”他又接着说：“咱们村里，要有愿意到工厂来工作的，也可以叫他们来┉”，他妻子金华说：“他们可不一定来呀！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地种了，生活过得怪不错的，庄稼人离开家也不是容易的呀。”严宗尧说：“你还不知道吗？咱们城市里开的工厂越来越多，需要多少工人哪！乡下组织了互助组，可以腾出人手到工厂来工作的，你动员动员他们。”（[80]）
这段对话至少包涵着以下若干信息，五十年代初，乡村劳动力向城市的移动已开始缓慢地改变着人口的结构，同时城乡在劳动待遇方面的差异已初步形成。其二是在空间意义上，乡村并没有受到“细菌战”的实际威胁，而人口流入城市后反而有了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尽管这种不安全感并不能决定每个人在城市中的未来命运。（第二点有点牵强，因为他的妻子说得明白，人家是因为家里有地不来的，未必跟没有细菌连在一起。他和妻子的对话似乎是像宣传这个人的为国家着想的“好”思想的。总之，上面这两点，可以删掉）这两种信息通过媒体的暗示功能传播开来后，无形中左右着反“细菌战”民众情绪反应的导向。
另一则病例发生的背景与上述故事的情境有些相象，只不过从情感模式的角度看具有更直接强烈的感染力。三月底辽阳刘二堡镇突然发现了很多大苍蝇、蚊子、蜘蛛和伪步行虫，那时天气还很冷，雪虽然化了，但一到晚间地面还照样结冰，人们都奇怪这些怪虫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不幸的事件发生在4月7日，上课铃响后，完全小学二年级三班六十四名学生安安静静坐在课堂里，等老师王淑芝上国语课，别的班的老师都进教室了，值日生喊起立敬礼就座的声音陆陆续续地传过来，教员们都开始讲课了，他们的王淑芝老师却没有来。直到下课铃响了，谁也不愿出教室，六十四双眼睛望着教室门，期待着探听消息的班长徐春福回来，不一会，就看见徐春福满脸眼泪地哭着走回来，一进门，大家劈头就问：“怎么的了？”徐春福一边用手背擦眼泪，一边抽咽着说：“王老师┉死了。”就在这个时候，黄教导主任走进了教室，他用低沉的声音向大家宣布说：“你们大家最亲爱的王老师已经死了，她的遗体已经运走了。经县里来的医生检查，发现她的脑子里出了很多血，这种病咱这地方没见过，她是被美国鬼子细菌昆虫害死的┉”
孩子们听了黄教导主任的话，一齐哭了起来，他们都感到自己失掉了可爱可亲的人，他们的王老师的身体是很健康的，这样一个人怎会一下子死掉呢？他们哭着、哭着，不由得就仇恨起美国鬼子来了。这时，那个系着红领巾的孩子赵守振挺着胸脯站起来大声说：“大家别哭了，哭有什么用处呢？王老师是被美国飞机撒下来的毒虫害死了，咱们应该给王老师报仇！”“对！我不哭了，我要好好学习，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给王老师报仇！”另一个叫黄香芹的女孩子说，赵守振领着大家喊口号：“反对美帝国主义！”“给王老师报仇！”孩子们一齐举起拳头，呼喊着。（[81]）这种过于戏剧化的描述很象电影中的某组镜头。而情感的转折和激化是从赵守振的振臂一呼开始策动并转向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激奋表述的。由此可见，情感模式的出现不是一种自发的自我意识表达，而必须通过若干政治语汇的训练程序加以情境化，然后再如波浪般连动地被激发出来。
事后证明王淑芝患的是急性炭疽性出血性脑膜炎。这个病例还不完全在于其意识形态激励的戏剧化效果，而在于“教师”身份的人作为健康者也被细菌袭倒，其象征意义与前述严宗尧的“工人”身份正好相呼应，喻示着“知识人”的身体与“劳动者”的身体一样也（去掉“也”）难以抗御美国病菌的突袭。所以这两则病例的隐喻功能几乎可以涵盖中国人对各个阶层“健康”与“疾病”二元对立的想像，（这句话我不懂）无形中可能放大了“细菌战”的杀伤威力，从而更易激起国人的愤怒情绪。
五，“爱国卫生运动”的制度化过程：
1,情感调控背后的制度支持：上层防疫策略的转变：
高涨的民族主义情感和高调的反帝口号的维系（“的维系”可以去掉）虽然一时容易聚集和调动民众的群体行为，并使其向规定的政治方向发展，但心理和情绪的宣泄要使之凝固化显然需要更加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达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的广大区域的民众虽都经历过战火的摧残，程度不同地有对正规战争状态的体验。但由于“细菌战”的发动是以一种非常规战争的形式出现的，而且其渗透的区域十分有限且难以确切定位，所以要想实现象对付常规战争那样的广泛社会动员是极其困难的。它要求除了一般性的情感动员激励模式外，还需要具有坚强严密的制度系统予以支持，这套系统的主要功能实际在于如何使这种“情感模式”的热度能够有效维持下去，并使之持久化。但是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在如何动员有效力量对付具有特殊性的“细菌战”方面，整个中国的制度运转结构并未对此做好准备。
当美军撒布“细菌”的消息被初步证实后，中共上层的反应基本上表现出的是一种处理常规战争时的应急态势。如实施防疫注射，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针对朝鲜境内的情况，周恩来致电金日成，自2月21日起，用飞机赶送三百四十万人份的防疫药、五千磅杀虫粉剂及喷射器材到安东转运前线，并加派若干防疫队前往。（[82]）在审核总后卫生部所拟防疫计划大纲时，周恩来建议防疫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准备和预防阶段，即在病菌尚未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先在中央军委机构内组织总防疫办公室，领导后方进行防疫准备和在前线采取防疫措施（战区先由联司组织防疫指挥处，东北军区组织防疫办公室，各大军区由军区卫生部负责此项工作），目前尚不忙于在国内做大规模动员和边境检查。如果美国在我公开控诉后仍继续进行细菌战，则将立即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的第二阶段。（[83]）
可见这个阶段的反“细菌战”基本上是属于军事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军队内部实施的一项防御计划。而当美机在三月初入侵东北领空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共上层开始考虑在国内按距离“细菌战”发生地点的远近划分四种不同类型的“防疫区”。3月19日，周恩来以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发出《关于反细菌战的指示》。其中规定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而各不同类型的防疫区的任务亦有区别：“疫区之主要任务为继续进行卫生侦察，普遍实行预防注射，杀灭媒介动物，指定医院准备收容传染病人。有疫情立即报告，进行疫区封锁”。“紧急防疫区应加强对朝鲜国境江口检疫工作，严格交通管理；进行卫生侦察，在重要城市、交通线上敌人散布昆虫区域实行普遍预防注射。”“防疫监视区应加强与紧急防疫区间交通要口的检疫工作，严格交通管理，重点进行预防注射，并应与防空部队协同监视敌机活动”。（[84]）
在作为“紧急防疫区”的东北，整个防疫措施确实是以应急的面目出现的。如黑龙江省甘南县十区在四月四日发现美机投放的染有鼠疫杆菌的小田鼠后，四月五日下午防疫大队的十几个人就迅速赶到了现场，开始重点在发现田鼠的老乡家里展开紧急灭蚤、杀鼠及消毒工作。六日，防疫大队长王殿钺率领数十人在发现田鼠的三十一个屯（这四个行政村共有四十五个屯）展开全面的灭蚤、杀鼠消毒。并强制实行屯与屯的隔离，与没有鼠情的地区完全断绝交通。七日，省防疫机构的研究组组长卢书田、副组长卢庄也率领卫生人员赶到现场，当天开始了预防注射。该区总人口为八千四百六十九名，除七十岁以上老人、五岁以下儿童及病人、孕妇外均已注射，注射的总人数为七千一百四十八名，注射率为百分之八十四点四。（[85]）
尽管如此，仍不容置疑的是，这一时期的防疫行为虽强调防疫宣传与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结合进行，但显然仍是作为军事行动的计划加以处理的，与广泛的社会动员机制的建立相距甚远。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似有所察觉，1952年3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的刘澜涛在关于华北疫病防治情况的报告中说，自入春以来，华北各地疫病相继发生，并蔓延发展，以河北、平原两省最为严重，主要是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白喉等，经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防治，大部分地区疫病已经扑灭。但目前仍处于传染病流行季节，各地疫病仍未彻底根除。因此，必须防止麻痹思想，应继续组织力量，完全消灭现有疫病，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清洁卫生运动”。（[86]）
在《内参》上，三、四月份亦有多份通报各地疫情严重的消息，这使毛泽东首次意识到了“细菌战”发生的时间恰与国内疫情的流行相吻合，同时也开始注意如何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联系以利于社会动员的问题。他批示“似宜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并将华北防治时疫文件（指刘澜涛报告）转发各地参考”。（[87]）
在毛泽东这种思维框架的影响和支配下，中共的防疫政策已开始从单纯的反“细菌战”的非常规防御策略向空间范围广泛的国内社会运动转变。这种转变的关键要点有二：一是试图使非传染区，即防疫监视区的民众与紧急防疫区一样更深地卷入防疫运动，从而使社会生活中所蕴涵的政治涵义的渗透过程更加常规化。二是通过广泛的防疫运动使一般民众习惯于从卫生医疗的活动中感受政治无孔不入的影响。这种策略转移随着“细菌战”消息的传播和想像而变得日益明显。4月15日，在《关于两个月来反细菌战工作的总结报告》中，中共上层已提出防疫工作的“总的要求是，不仅在反细菌战上我们一定要取得胜利，而且要经过此次防疫运动，将我们的卫生工作提高一步，以便在更好的卫生工作基础上对付敌人可能继续施用的暴行”。（[88]）
在5月14日关于四月份反细菌战的简要报告中，政府更加强调应把日常防疫的经常性从反“细菌战”的暂时性中分离出来，分别加以对待：“不管敌人是否继续散布毒虫毒物，今年我们的防疫工作一定要坚持到秋后。争取不仅将敌人的细菌战粉碎，而且要把我们的卫生工作借此提高一步。”（[89]）到六月份，“细菌战”的威胁已近消歇，而七、八、九几个月却是鼠疫、霍乱、脑炎等传染病的流行季节。在这种情况下，各类流行病是否真与“细菌战”有关并加以甄别已变得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如何使卫生防疫名符其实地成为一场波及社会各个角落的政治和社会运动。6月18日周恩来与贺诚联名向毛泽东提交的报告中说，为了在这些流行病一旦发生后，能予以迅速控制，在六月将继续检查、督促各大区重视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继续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消灭死角，加强防疫队的训练，并在各地建立严格的防疫报告制度。（[90]）
2,防疫政治的构造：走群众路线：
反“细菌战”是作为一种反常规战争的状态出现的，但其与常规战争相区别的特点在于它还是一场卫生防疫战争。常规战争具有明显的时间限定和阶段性特征，而防疫作为卫生运动的组成部分却与疫情的频发节奏相适应，更具有常态的特点，两者（哪两者？是细菌战——时疫，但从您在前面的主语看不出）的冲突在于“细菌战”只是在局部地区发生，其它地区则只在想像的世界里表现为一种超空间的讹诈和反讹诈行为。（用；更好）而时疫的发生在普通民众的经验里却是年年皆有的生活场景，所以要在“细菌战”与普遍的时疫之间建立起相关的联系，而（去掉“而”）使反“细菌战”从暂时状态转化为一种常态的社会控制行为，就必须要克服两个弱点：即首先要克服反“细菌战”作为一种战争状态的暂时性。其次是要使“细菌战”的超空间讹诈转化为一种日常实实在在的威胁，从而使民众意识到卫生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变得重视起来。
无庸讳言，最初的反“细菌战”确实是依赖于民族主义式的情感动员做基础的，如前所描述的，这种动员采取了常规战争状态（如朝鲜战争）下对美国的认知和战争记忆（日本侵华时期）中对细菌战的憎恶和恐惧，这种动员形式在城市中尤其有效。 抗议的最高形式演化为各种人群密度极高的游行示威，最著名的就是沈阳在3月13日举行的十六万人大游行。此次游行分十处举行，五万人的主要游行队伍，在市人民政府前的广场上集会，听取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东北总分会主席高崇民的讲话，讲话完毕后中心会场的游行队伍开始出动，全市九处的十一万示威群众也同时出发，游行队伍中还抬着巨幅的讽刺漫画。然而不久反“细菌战”的暂时性所带来的疲惫症状就显示出来了，到了五月，东北地区的抚顺市就因为空情与虫情的减少，疫病只有零星发生，有的人就开始议论说：你们宣传毒虫有病菌，几天就能传染人发病，可是有些人没打防疫针也未发病。还有相当一部分医务人员认为目前发生的病症与细菌战无关，有的防疫人员不安心，要求调回原单位工作岗位。抚顺市矿务局卫生处将调到市防疫委员会工作的大部分干部调回，以致发生疫情无人检验。有的把防疫工作交给各分会的中医负责。该市防疫委员会工作开始陷入瘫痪状态。（[91]）
与此同时，中共高层领袖也注意到了各地讯息网收集到的时疫与“细菌战”之关系的情报大多是不确定的和不可靠的，也无法确认“细菌战”与时疫之间有密切关系，所以在各地布置宣传口径上也不再有意区分时疫与“细菌战”的区别，而是视之为一体的对人民身体健康的威胁，同时要求各地基层组织机构运用强力组织手段，维系由反“细菌战”启动的全国性广泛卫生防疫行动，并迫使其常规化。
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城市中大规模示威游行营造民族主义氛围显然不可能维持长久，对农村地区更不切实用。农村基层地区对反“细菌战”和卫生防疫的抗拒比城市要显得复杂，基层社会拥有自己传统的观念系统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城市人就根本不这样吗？），在东北农村就有谚语说：“五月拆被要死丈夫、儿子，五月无蝇不能收成，”“灶上灰不能动，移猪圏不太平”。（[92]）
对反“细菌战”有抵拒情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纯粹的防疫行为没有与农村的日常生产周期相衔接，而无法使农民相信这种行为与自己的生活有不可分割的实用关系。而在城市则有人认为打扫庭院是劳动改造的一种方式。桂林市第二区区长则强调群众穷，无法讲卫生。（[93]）西北地区则在干部中流行“有钱人才能讲卫生”的普遍看法。
国家民族主义式的情感动员手段曾在城市中被反复有效地使用着，可当这种方式辐射到农村地区时往往被一些地方宗教组织的离心力所化解。前面已提到农村流行的谣言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往往会有意借助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和领导人的倡导使自己的面貌和功能合法化。这个时期武昌附近区、乡的“土地会”“火神会”“文昌会”等组织开始活跃起来，这些活动本来在党的意识形态领域里被认为属于普通的“迷信性质”，是旧社会的残迹，但在经过“政治化”的改造之后，反而变成了对抗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渗透的有力资源。中共讯息网络即意识到了本来属于普通迷信的活动“好像都是和我们的工作对立。”“人民政府号召除虫时，农民群众就敬土地，求神灵保佑。人民政府号召积肥，做好春耕准备工作，参加会门活动的群众就大吃大喝，互相请客。”中南的信息网搜集到的一个例子是：“一区李家桥乡一带不少村庄天花流行，因为得不到正确的指导和治疗，因此农民群众（包括乡级干部）轻信诬传，煮青铜水喝，结果有不少病者送了性命”。（[94]）
城市与乡村的差异使空间政治控制的实施情况亦有不同，城市空间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单位强制力的作用。首先是自上而下建构防疫形式体系并使之趋于完善。1952年3月14日政务院第128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这个名称带有战时的特点，以后各级基层组织均建立了防疫委员会，如浙江金华县全县9个区就成立了防疫中队，62个乡，433个行政村均建立了防疫卫生小组。（[95]）不过到第二年带有战时色彩的“爱国防疫委员会”就纷纷改名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简称爱卫会）。这说明防疫行为已从战时状态开始向社会运动的形式转变。
其次，防疫运动从单纯反对“细菌战”而转型为常规化的“爱国卫生运动”，实际上面临着一个相当艰难的转换过程，即如何从情感激励型的国家民族主义形式切换到与日常生活节奏密切相关的常规性卫生运动。这个转换需要庞大的社会动员机制做后盾和支撑，由此必须转变观念，改变以战时防疫为主轴思维的陈旧方法，而代之以全新的理念。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这个转变的实现。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如果要使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下去，达到普遍深入和经常化，卫生工作如果不能与群众运动结合，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原则，就不可能很好的贯彻。他建议卫生工作的方针应增加一条，即“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大会接受了这个建议。
1953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社论，迅速把周恩来的建议意识形态化，并把它设定为卫生工作的主调。这篇《社论》特别强调：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不仅是粉碎敌人细菌战的可靠保证，而且是改进我国卫生状况所应采取的一条捷径。《社论》还说：“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三项原则虽已经指出了卫生工作者所应取的立场，卫生工作所应有的重点和卫生工作所应采取的办法。而“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才是推行卫生工作的最有效方法，是这次会议的最重要收获。（[96]）
其中《社论》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为了很好地达到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仅仅把工农兵作为工作对象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工农兵自己来进行卫生工作”。这句话标志着政府对卫生防疫与民众关系认知角度的根本转变。从反“细菌战”开始持续几个月的防疫运动虽波及范围甚广，包括媒体的高密度宣传，防疫队伍一波波地频繁下乡和各种有组织的社会动员。但着落点一直是把“工农兵”这个被政治明确定义的群体作为治疗和预防对象，这样一些策略具有相当明显的临时性，而很难持续下去。要贯彻“预防为主”的策略，其核心恰恰在于如何在疫病未发之前进行抑制，同时这种抑制又具有持久性的特征。因此，不改原有的思维，使“工农兵”从被动的治疗对象转化为一种带有主动性的“运动”主体，调动尚且健康的主体，以之为载体去控制未发的疾病，就很难想像会达到“预防”的持久性效果。事实证明，正是以“工农兵”为预防主体而非治疗的“客体”，同时把“预防”与情感性的“爱国主义”，短促突击式运动与长程生产周期的结合，才使“卫生”与民众的普通生活建立起了可感知的关联性。（[97]）
3,“工农兵”作为预防主体之后：一种分层控制模式：
当然，在确立了“工农兵”为预防主体而不仅仅是治疗客体之后，并非就完事大吉了，而且这套办法也并没有假设“主体”的重新设置就意味着每个“工农兵”都会成为合格的“预防”主体。它必须通过一套严密的制度化程序加以“启蒙”，然后才能保证其它配套制度的运转。
实现程序化的枢纽是，既然“工农兵”这个主体群是不均质的，那么首要的工作是先离析和培训出一批积极分子，构成“启蒙”的主导群体，然后再推而广之。在这个设计过程中，对各街道妇女所进行的动员被放到了核心位置（为什么不是男人呢）。沈阳在总结防疫工作经验时就说：在建立统一的有力的防疫组织时，“特别是各街道中由于抓紧了积极分子，把妇女组织起来，成为开展防疫工作的重要力量”。（[98]）媒体也会不失时机地推出一批“卫生明星”。如南京五老村的冯桂珍就是一位“捕鼠能手”。自1952年反“细菌战”以来，媒体对她进行了几年的追踪访问，1958年的一则报道中说，直到1957年10月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时，冯桂珍还是个积极分子，她挨家挨户地访问了本村第九组的居民，果然发现了问题，无鼠村发现了老鼠。有的人家的米袋又被老鼠咬穿了，于是，冯桂珍就到每家串门子，挨家研究老鼠出没的动向，帮助人家上好鼠夹，把鼠夹放在有老鼠动静的地方，第二天一早，她又跑到各家去问，果然打到了两只老鼠。冯桂珍并不满足于此，通过试用各种老鼠诱饵，两个月内捕捉了九十多只老鼠。（[99]）另一则例子是在卫生工作会议上被媒体树为明星的刘俊英，她创造的新捕鼠方法，一个人就捕鼠五千一百四十九只，又带动同学捕捉了六千零七只老鼠。（[100]）
女性角色的被重视是因为她们有更多的闲暇在一些非正规的社区活动中能（去掉“能”，读起来更顺一点）扮演更为活跃的角色。在消毒灭虫的早期反“细菌战”行动中，东北地区的防疫机构就往往率先组织、训练各街道居民小组的卫生小组长和家庭青年妇女，通过他们组成妇女消毒队，再扩大到可组织老人和小孩等半劳动力参加。（[101]）
在“爱国卫生运动”中，一些非正规组织的活动被有序地整合进了整体的动员框架中，比如南京市在运动中就借用了一千五百多个读报组的力量，通过它们组织家庭妇女和社会青年，使他们成为运动的核心和骨干力量。（[102]）如前所述，各地城市中的读报组曾经是不确定性信息和谣言散布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有效地控制了这类讯息发布的资源，并使它们在非常规性组织中整合女性和社会青年参与的力量，确能收到奇佳的效果。
卫生组织和行政控制相互呼应结合的区域监控设计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可谓是一大发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各大城市基本没有独立的卫生机构，其机构设置基本上依附于民政和公安系统，即使偶尔能分离出来，也寿命不长，处于与其它行政职能部门分分合合的状态。三十年代以后，各种卫生局和卫生委员会才逐渐在行政机构的框架中占有一席之地。（[103]）一些重要城市如北京和天津则通过卫生区事务所的建立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引进了“卫生”监控的理念，形成了地段保健和治疗网络。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城市的卫生变革和动员是由地区性的卫生组织加以承担的，如北京内四区的防疫在民国时即由四个卫生事务所承担，四区之外则由传染病院承担。（[104]）而到了1952年7月，北京市防疫委员会仍以各区卫生所为中心，组织医务工作者分责任地段负责，全市共建立了防治站六十四个。（[105]）
这样的机构设置显然仍是把普通民众作为治疗和防疫对象，而要实现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对“卫生”与“防疫”就不能单纯理解为一种纯粹的医疗行为，而要重新把它定位成“社会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社会变革”的主体就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单纯的治疗对象，而是参与社会变革的一分子。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卫生运动的发起和组织就不能仅仅由纯粹的卫生部门加以完成。因为作为“工农兵”的“卫生”主体同时也是整个社会革命的“主体”，要使之成为社会革命的主体，就必须使用启蒙和监控的双重手段加以实现。因此，对已成为社会变革主体的“工农兵”，显然就不是单纯的“卫生”组织能够加以领导和支配的，其它的行政部门亦应在这场社会运动中发挥导向和监控作用。
在各大城市具体的爱国卫生运动中，表面上仍按区域划分负责范围，而不按行政系统划分负责范围，行政系统的上级机关还须保证所属单位服从住在区的领导，当各地段卫生部门将检查结果报告各行政系统，各行政系统即提供支持，并对所属单位进行督促。（[106]）但是一旦运动发动起来形成规模后，超地段的行政干预能力却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其表现是超地段的大规模宣传运动后的检查程序往往是由行政领导直接控制下进行的，如北京的一次宣传活动仅全市规模的动员大会前后就开了六次之多，每次大会之前都开干部会议，大会和干部会都由市长、副市长亲自主持。南京组织的宣传大军达十五万人，采取二十多种宣传形式，挨户宣传，全市累计有二百八十多万人被卷入宣传阵势。从1952年6月到9月，南京的报纸刊载爱国卫生运动稿件达到了三百多篇。
运动收尾后的检查程序更是日趋严密，据当时媒体报道，自1952年4月到9月，南京全市即成立了一千个以上的检查组，出动检查了一万二千多次，受检查的有两千四百多个单位，二十多万户，单是以李乐平、金善宾副市长为首的市检查团三十多人，就出动检查了二十多次。在突击检查时，全市曾出动了九万四千多人。媒体总结道：“在检查时，由于采取了领导检查和群众检查相结合，经常检查和突击检查相结合，全面检查和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法，因而真正做到了层层检查，级级负责。”（[107]）
尽管如此，要实现行政与卫生防疫系统的协同配合，以达到对城市空间的有效监控是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据史料记载，北京在制订1951年春季清洁大扫除运动实施方案时，尚没有形成使普通防疫行为转化为广泛社会运动的思维，其宣教动员阶段仍主要由卫生委员会动员医护人员组成宣教队进行宣传。而各地段卫生组织与行政机构的关系尚未超越各地段内部进行协商组织的形式。如《实施方案》中就规定“各区的卫生委员会应召集驻在地区的各级机关、团体，采协商动员方式，以保证和带头的精神，促进运动的实施。”（[108]）其控制程序基本上仍是由各地段卫生机构协调自己所辖区内行政机构的职责。这样做的结果是，在一般民众的眼光里，“爱国卫生运动”仍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较为纯粹的医疗活动，而不是一场社会运动而导致热情松懈。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55年北京人民委员会发出的指示就开始强令各区人民委员会一定要有副区长一人负责领导卫生运动，并抽调区级、防疫、妇幼、医疗等卫生部门的干部（二十人左右）组成工作组，在区卫生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执行全区的卫生工作。每一个街道办事处必须指定一个干部，每一个居民委员会至少应指定一、二个居民委员专门负责经常的卫生工作。（[109]）
与单纯由卫生机构控制相比，由行政机构干预的空间监控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行政干预的假设是民众不会自觉地起来行动，必须用制度约束的程序进行启蒙和动员。在“细菌战”突发时，有的地区的行政部门估计工人中只有五分之一能读懂报纸，也就是说只有这部分工人才能受到媒体常规宣传的影响，而其他五分之四的工人如果不经过运动的刺激，很可能根本不知道“细菌战”是怎么回事，甚至只认为是“医院的事”。沈阳市在1952年4月间大规模突击检查饮食行业卫生状况时，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法，有的靠说服教育，有的业主经说服教育后仍不重视时，就在街上用广播筒向他喊话：“老陈，你的家里很赃，大家就不上你那里去买东西啦！”有的还采取开展竞赛、夺红旗，组织参观等办法把政治意识在行动中的渗透常规化。（[110]）
行政干预的强迫性还表现在有些机构会借助卫生运动对日常生活无所不在的渗透扩展私利，有的防疫部门会假籍“防疫”名义在群众中募捐，有的地区的总工会也籍口清洁卫生，动员大批私营企业的工人无代价地给修理院子。有的单位规定每天交几个虫子，交不上就罚款。结果自然的虫子被消灭了，却居然出现了养虫子的现象。东北胜利矿一街防疫支会，通知老百姓把鸡都杀了，不杀的抓住一只罚五万元，结果有的居民将鸡藏在被窝里或衣柜里。有一家姓李的豆腐铺，因为被防疫人员检查时在窗子上发现一个苍蝇，就予以查封，限令一周内不许营业。除一些城市外，在突击性的卫生检查中，农村也出现了类似的强迫现象，如辽东省柳河县五区姜家店村卫生检查组就硬性规定五条惩罚办法，办法中除劝告、警告、严重警告大会检讨外，还规定了一条：如上述办法无效，便游街。（[111]）
六，结论：卫生防疫中的空间政治学：
邹谠在评述一项中国革命的研究成果时，曾经精辟地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功同可以度量（怎么叫可以度量的？）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因素并无重大正相关关系。相反，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成败的解释必须在“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的行为”中加以寻找。（[112]）所谓在“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的行为”中寻求革命动因解释的取向，在研究“爱国卫生运动”的兴起和构造时尢益(？)发挥作用。在当代民众的眼里，“爱国卫生运动”早已成为耳熟能详的惯常行为，当每年上层领导发出号召去打扫环境卫生和开展清洁运动时，谁也不会感到奇怪。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这场运动的形成却不被（谁？）认为是一个可以任意加以预期和设计的行为（这句话有点不顺口，去掉也可以）。人们当时根本无法预料“爱国卫生运动”后来变成了一种能影响和支配广大空间中民众日常生活状态的周期性运动。（这一点可以参考贺志田关于历史研究的一篇文章。以及《血路》）
以上研究中披露出的大量史料可以证明，反“细菌战”行动作为“爱国卫生运动”的源头，具有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表达形式，同时这种表现又具有非常规的暂时性，这是由“细菌战”不具备常规战争所具有的规模庞大，波及人员众多等特点所造成的缘故。而“爱国卫生运动”发展成规模后却具有周期性阵发的特征。这里面可以引出一个有趣的话题是：反“细菌战”的短期行为如何演化成了“爱国卫生运动”这种长期行为的呢？（换句社会学的属于表述，就是：社会运动怎么常规化、制度化的。因为在制度经济学那里，集体行动本身就有难题。这里甚至可以从成本—受益的角度理解中共的动员能力）如前所言，对当时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笼而统之的分析可能并非有助于解释，而必须在中国共产党人立国之初所面临危机和各种威胁时，他们如何调动已经初步形成的政治传统和制度资源（各种宣传手法、制度建构/安排（重复）和创新模式）去应对时所采取的灵活策略中去细细感悟，才能逐步逼近历史的现场。（是的，走向现场的历史，是栩栩如生的历史，而不是尸体解剖）
在我接触到的各种各样对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解释模式中，一些研究视角是颇有启发的，如裴宜理曾指出，仅仅从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和政治文化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着手分析，或从结构性因素，例如阶级界限的划分和政府的弱点入手解释都是有趣的思路，但他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社会动员方面的最大差异表现在共产党显然比国民党更善于实施大量的情感工作。（[113]）不过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情感也分多种类型，其表达方式也是异常复杂的现象，仅仅以国家民族主义话语的激励来轻松驾驭民众的情绪和行为毕竟只能起（收）到暂时的效果。在“爱国卫生运动”的起源阶段即反“细菌战”时期，中共确实相当密集地运用了情感动员的策略以激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包括有效利用民众普遍的恐怖情绪，使之转化为自觉的卫生防疫行为。
在“细菌战”发生之初，最使中共焦虑的是如何有效地平衡“恐慌”与“麻痹”两种极端心态，自出现美机攻入东北地区撒布“细菌”的消息后，中共的宣传媒体一度很难把握报道的准确尺度，因“细菌”撒布的区域相对可以实际得到验证的只有东北和青岛两个地区，如何使其它地区对此也能引起注意成为一个难题。情况说严重了，固然可以激起相当广泛的民族主义仇恨情绪，但也极易造成大面积的恐慌而难以控制。把情况做轻描淡写的处理，或真实地报道其影响的空间范围，则很容易让未受波及的地区完全忽略这场战争的存在。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媒体和实际的宣传行动均是左右摇摆于此两种态度之间难以定夺。
然而在1952年3月份以后，各地报道空情和虫情的频率却大幅度增加，几乎全国各个地区似乎都发现了带毒的昆虫细菌。这段时间给人的印象是媒体控制开始迅速向“有闻必报”，强调事态严重的取向倾斜。这段时间的报道充满了模糊不清的揣测和判断，最主要的特征是经常把“空情”和无法验证的“虫情”混为一谈，其典型的用语是，在报道飞机侵入架次和投放的各类物品后，用模糊的语言说明：“其他地区尚在检验中，偏僻地区已派人前往，”“上述虫物，有的已送该省卫生化验所化验”等，至于检验和搜索结果均少有后续报告。当然，这类报道的模糊性甚至部分夸大性的宣传并非有意为之，而是“细菌战”这种非常规性作战本身所具有的不易识别的特征所致。
正是这种模糊性在通过各种宣传媒介渗透到了各个地区和各个阶层时，却成为放大恐慌情绪的根源，包括各地此起彼伏出现的“政治谣言”也不能说与此无关，至于不确定的“细菌战”报道对中共上层的判断和决策有多深的具体影响，尚缺乏相关史料，难以作出（做出）十分精确的透视。只是从各地基层组织上报的反“细菌战”经验得到上层的首肯和推广这个现象来看，上层至少已清楚地得知，对“细菌战”恐怖情绪的疏导和利用不仅在激发民族主义情绪方面颇为有效，而且在使之转化为常规性的防疫卫生行为方面也是个很好的平台和起点。比如有意模糊频发的地方疫情与“细菌战”之间的界限就变成了大规模动员消除毒虫的一个重要理由，因为在许多未发现“细菌战”迹象的地区，大规模灭鼠灭虫灭蝇的理由恰恰是：只有消灭这些昆虫，才能消除“细菌战”有可能发生的媒介物。这与1951年提出的“预防为主”的卫生政策可以直接进行具体的衔接。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仅仅依靠民族主义的情感模式去长久维系民众对卫生变革的激情显然是不现实的，要使反“细菌战”从一场短期的民族主义的情感与行为表达，转化为一场具有稳态特性的社会变革运动，还需要其它因素的支持。其中“群众路线”的实施就起着核心作用。“群众路线”是中共在长期战争状态下的一大制度创新。据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及各种苏联出版的哲学辞典和教科书中都无法找到“群众路线”这个概念。（[114]）但“群众路线”的具体实施却不仅仅是一种简化的情感激励过程，而是一套复杂的权力技术，特别是战争年代的“群众路线”与和平时期的“群众路线”具有完全不同的实施内涵和控制程序。另外如何实行从战争状态向和平时期过渡的“群众路线”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战争时期的“群众路线”运用了一整套相当完善有效的动员技术，如诉苦。（[115]）其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在短期内迅速明确攻击对象，然后以情感动员的模式铺衍成大规模的群众风暴。反“细菌战”的早期动员态势也具有战时激励的这个特点，如贺诚就说过“进行卫生宣传时，举出真人真事，不说空话，或者开诉苦会，诉说在旧社会无法讲卫生的痛苦，算细帐讲明卫生有利，也是好办法。”（[116]）
只是这套方法在“细菌战”作为一种战争状态的威胁解除以后，特别是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后宣布中国外部威胁已经解除后，就变得不再有效。“群众路线”的内涵在失去战争对象的支撑后，自然会消除了民族主义的驱动力，必须重新寻求与民众实际利益的结合点才能重新焕发活力。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眼里，领导者在制订政策时，必须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系统整理后再运用到群众中去，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查清群众自己理解的利益所在的方法，一种从群众中获取反馈的程序，一种估计党所面临的政治现实的整个过程。如果和别的因素结合起来，“群众路线”的概念，就具有强调群众自己所理解道德（到的）眼前利益的倾向。（[117]）中共上层在“细菌战”威胁结束后较快意识到了卫生防疫如果要成为持久的社会变革运动，就必须与民众自己所理解的眼前利益挂起钩来才能维持，比如强调和春耕生产周期的结合及与每年总是频繁发生的疫情与防疫活动相结合等等。
但是如果单独仅仅强调群众自己所理解的眼前利益的重要性，却未必与党的长远革命的根本利益相吻合。如遇到这种情况就需使用制度化的强力手段使两者保持一致。邹谠曾指出：“群众路线”本身并不能成为建立西式自由民主的基础，原因在于群众的概念与公民和公民身份有着根本的不同，群众概念的出发点，在于把个人看成属于社会各个部分的个人。他们并不拥有抽象的法律或公民权利。他们只拥有具体的社会经济权益（substantive socioeconomic entitlement）这里的假设是，一旦群众有人去领导，他们对社会经济正义的要求，就会促使他们成为政治积极分子。因此，群众、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的观念，与公民的概念不同，它们是联系公众与个人、国家（或政权）与社会的两种不同渠道。（[118]）
也就是说，所谓走“群众路线”不仅是要有限吸取和表达群众自己所理解的眼前利益，更重要的是它还是强化国家政治制度设计以实现党的总体目标的一条途径，是一种工作方法和领导策略。在“群众路线”的表述内涵中，民众利益的表达只有在国家社会变革政治目标框架的限定下才变得有意义。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在“爱国卫生运动”中，“群众”尽管从医疗对象转而被预设为运动的“主体”，这“主体”却一直处于被启蒙、被规训的状态。（真是一个悖论）而“爱国卫生运动”最终得以实施，也依赖于行政机构与地段卫生组织，各种形形色色的非正规组织及交叠互动的空间分层网络控制才得以完成，而不会仅仅是依靠民众自发的情绪调动下的行为。因此，表面上的“群众”自发行动实际上是空间政治规训与调控下的一种结果。
对照朱晓阳所讲的在阶级斗争时期，国家与农民社会的相互穿透。上文更多地在讲国家对于民众的规训。
社会学中讲述的社会运动与集体行动
看老师所写的文章以及别人所写的文章，我隐约感到的一点就是：统治者也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他们有时候比别人聪明，有时候比别人蠢。事后我们看来似乎颇为自然、毫不稀奇的东西（可能是因为它常规化了，所以我们认为颇为自然），却有不同寻常的发生史，追溯这种发生史，看在当时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之中为什么偏偏选取了这种可能性，……而不能采取事后追溯式的、目的论式的、倒果为因式的研究。好像《血路》一书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原因：政治手段的在这里似乎成了一种艺术，带有创造性的艺术。（毛泽东具有浪漫的艺术家的气质。）
还有，从这一篇和上一篇（国家改造中医）中，我自己隐约感到有一点就是：在社会史的研究中，历史发生过程和理论构造之间有点紧张关系，不过，现在还讲不清楚，我自己先在写作论文中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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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余新忠的统计，清代江南地区的瘟疫发生频度已达到年均2.44次。瘟疫的流行种类包括天花、麻疹水痘、霍乱、伤寒和痢疾等，甚至出现了烂喉痧、白喉、疟疾、大头瘟、虾瘼瘟、捻颈瘟、羊毛瘟等种类的瘟疫。参见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66-119.
[2] “新华社朝鲜前线记者和英国《工人日报》记者报道目击美国侵略军飞机撒布毒虫毒物情形”，《人民日报》1952年4月9日。
[3] 同上。
[4] “侵朝美军疯狂撒布细菌”《人民日报》1952年2月22日。
[5] 同上
[6] “愤怒抗议美军撒布细菌的罪行”，《人民日报》1952年2月23日。
[7] 如2月24日发布的朝鲜外相朴宪永的声明及中国各种社会组织的抗议言论，以及2月28日发表的按地区划分的北京、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地各类社会团体的抗议声明。
[8] “抗议侵朝美军撒布细菌”，《人民日报》1952年2月23日。
[9] “美帝国主义制造细菌战争的罪证”，《人民日报》1952年2月27日。
[10] “李奇微有计划地进行细菌战”，《人民日报》1952年3月4日。
[11] “不顾我国和全世界人民正义警告，美机侵入我东北撒布毒菌”，《人民日报》1952年3月7日。
[12] “美侵略者竟把细菌战扩展到青岛，并继续在我东北地区疯狂撒布细菌毒虫”，《人民日报》1952年3月15日。
[13] “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东北分团获得美国进行细菌战的许多罪证”，《人民日报》1952年3月25日。
[14] 哈罗德••D•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73,页76.
[15]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空军联队参谋长上校弗兰克•赫•许威布尔供词之一：主要供词”，《人民日报》1953年2月24日。
[16] 同上。
[17] 同上。
[18] “朝中专家、记者联合讯问团讯问伊纳克及奎恩战俘报告书”，《人民日报》1952年5月17日。
[19] “东北各地群众对美俘供词的反应”，《内部参考》1952年5月20日。
[20] “美机竟又在我长白县投掷细菌弹”，《人民日报》1952年4月14日。
[21] “我被迫参加美国华尔街发动的非人道的细菌战的经过”，《人民日报》1952年5月6日。
[22] 严镜清：“铁证如山”，《人民日报》1952年4月20日。
[23] “敌机在华东地区撒布带菌昆虫毒物和防疫情况”，《内部参考》1952年5月26日。
[24] “四月份敌机在中南各地撒布细菌情况”，《内部参考》1952年5月10日。
[25] “江西空情与虫情日渐增多，特务乘机活动，反细菌战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内部参考》，1952年5月13日。
[26] 中共的新闻保密和分层制度实际上从抗战以前就已开始实施，抗战前，《红色中华》报和以后改名的《新中华报》便开始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一部分在报纸上发表，一部分编印《参考消息》，每天印五十至六十份，供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阅读。《解放日报》改刊后，正式出刊了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阅读范围较前有一些扩大。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2000年版，页374.从1949年开始，中共又开始出版《内部参考》，主要刊登一些不宜在媒体上刊登的消息，包括一些在上层看来比较负面的不利于己的消息，阅读范围却有缩小。
[27] 《内部参考》1952年5月13日。
[28] “我被迫参加美国华尔街发动的非人道的细菌战的经过”，《人民日报》1952年5月6日。
[29] “山东疫情及防疫情况”，《内部参考》1952年5月3日。
[30] “东北区六月份空、虫、疫情”，《内部参考》1952年8月7日。
[31] “敌机在西南区投放毒虫毒物及防疫情况”，《内部参考》1952年6月28日。
[32] “黑龙江、浙江等地群众和干部对美机撒布细菌和毒物存在麻痹思想”，《内部参考》1952年5月10日。
[33] “东北防疫委员会研究组的某些专家存在着粗枝大叶作风”，《内部参考》1952年6月30日。
[34] “东北、天津等地对美帝撒布细菌的反应”，《内部参考》1952年3月24日。
[35] 同上。
[36] “美帝在青岛撒布细菌后，市民普遍产生恐怖情绪希望政府赶紧扑灭”，《内部参考》1952年3月22日。
[37] “武汉、成都对美帝进行细菌战的反应”，《内部参考》1952年3月19日。
[38] “南京、陕西部分人对细菌战的反应”，《内部参考》1952年8月11日。
[39] 同上。
[40] “重庆市经过反细菌战的宣传后，市民恐惧情绪减少，自动发起捐献运动”，《内部参考》1952年3月28日。
[41] “武汉、成都对美帝进行细菌战的反应”，《内部参考》1952年3月19日。
[42] 同上
[43] 同上
[44] 同注释35.
[45] “东北、天津等地对美帝撒布细菌的反应”，《内部参考》1952年3月24日。
[46] 同上。
[47] “美帝在东北撒布细菌后不少人生产消极坏分子乘机破坏”，《内部参考》1952年4月4日。
[48] 鲍曼认为：“大屠杀”不是现代文明的断裂而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而类似“细菌战”这样的战争方式也是高科技蕴育下的一种反文明的“文明”形式。参见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49] “抚顺市反细菌战宣传工作混乱薄弱，群众对反细菌战认识模糊”，《内部参考》1952年6月25日。
[50] “抚顺市群众对美空军战俘供词的反应”，《内部参考》1952年5月17日。
[51] “湖南各阶层对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反应”，《内部参考》1952年6月7日。
[52]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页125.
[53] 朱晓阳在研究云南的一个村落中“流言”传播的日常形式时曾发现：虽然毛泽东时代将民间的泛灵信仰视为“封建迷信”给予批判，那些信仰的技术和实践在当时也遭到禁止，但是社会主义道德言说或病理学的辞令从未能将精神着魔的语汇铲除或取代。参见朱晓阳：《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1997》,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页218.
[54] “西北各地反革命分子造谣破坏生产”，《内部参考》1952年6月16日。
[55] “许昌专区残余反革命分子利用疫病流行等造谣破坏，引起群众惶惑不安”，《内部参考》1952年5月6日。
[56] 同上。
[57] “归绥县农村发生的拜神求药现象”，《内部参考》1953年5月8日。
[58] “西北各地反革命分子造谣破坏生产”，《内部参考》1952年6月16日。
[59] “太原市附近群众向傅山公祠求神拜药情况严重”，《内部参考》1953年4月9日。
[60] “河南特务分子造谣引起回民很大震动”，《内部参考》1953年4月9日。
[61] 谢觉哉：“细菌战不可忽视，也不足怕”，《人民日报》1952年3月23日。
[62] 同上。
[63] “陕西大荔农村进行反细菌战宣传的经验教训”，《内部参考》1952年5月7日。
[64] 张公制：“加强爱国卫生运动，粉碎美国细菌战”，《人民日报》1953年3月14日。
[65] 夏详谕：“捕五千多只老鼠的小姑娘－全国甲等卫生模范刘俊英的故事，”《人民日报》1952年12月15日。
[66] “中南区爱国卫生运动中已获得很大，但运动不平衡，部分干部群众仍存在麻痹思想”，《内部参考》1952年7月21日。
[67] 同注释60。
[68] 徐达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644-645.
[69] “中南区四个月来的防疫情况”，《内部参考》1952年7月15日。
[70] “华东部分地区常发生谣传敌机投细菌现象，防疫卫生运动在农村未引起足够重视”，《内部参考》1952年6月19日。
[71] “广西部分地区很少进行防疫宣传工作，曾发生误传敌撒布细菌弹造成恐慌混乱”，《内部参考》1952年6月2日。
[72] 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页98-99。
[73] “陕西大荔农村进行反细菌战宣传的经验教训”，《内部参考》1952年5月7日。
[74] “重庆各阶层对美帝进行细菌战极为愤怒，由于宣传不够，部分市民有恐怖情绪”，《内部参考》1952年3月21日。
[75] “制止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撒布细菌的滔天罪行”，《人民日报》1952年2月24日。
[76] “湖南各阶层对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反应”，《内部参考》1952年6月7日。
[77] 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页43.
[78] “抗议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沈阳十六万人民示威游行，示威群众坚决要求严厉惩办细菌战犯”，《人民日报》1952年3月15日。
[79] 韶华：“被美国细菌战破坏的一个幸福家庭”，《人民日报》1952年6月6日。
[80] 同上。
[81] 蔡天心：“被美国细菌昆虫害死的女教师”，《人民日报》1952年6月12日。
[8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页218。
[83] 同上，页219。
[84] 同上，页227。
[85] “甘南十区人民是怎样战胜美国细菌战的”，《人民日报》1952年9月17日。东北的防疫行为曾经在二十世纪初年受到西方医疗防疫传统的影响，关于这个过程可以参见Carl F.Nathan:“The Acceptance of Western Medicine in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The Story of the North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in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China,edited by John Z.Bowers and Elizabeth F.Purcell,Josiah Macy,JR.Foundation one Rockefeller Plaza,New York,1974.东北地区在1952年早期的反“细菌战”行动显然是以往东北防疫行为和经验的一种延续。
[86]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52年1月－1952年12月）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页341。
[87] 同上。
[88] 《周恩来年谱》，页233。
[89] 同上，页238。
[90] 同上，243。
[91] “抚顺市防疫工作渐趋瘫痪”，《内部参考》1952年5月17日。
[92] “东北农村及工矿爱国卫生工作很差”，《内部参考》1952年9月11日。
[93] “西北爱国卫生运动尚未普遍深入开展”，《内部参考》1952年7月21日。
[94] “武昌县农民拜树取药情况”，《内部参考》1953年5月8日。
[95] 《金华县卫生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2。
[96] “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人民日报》1953年1月4日。
[97] 同上。
[98] “沈阳市防疫工作的经验”，《内部参考》1952年4月4日。
[99] 甄为民、史越峨：“发扬了自爱爱人的美德－访南京市五老村一群爱劳动讲卫生的人们”，《人民日报》1958年2月17日。
[100] 夏详谕：“捕五千多只老鼠的小姑娘”，《人民日报》1952年12月15日。
[101] 吕继军：“南京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人民日报》1952年12月13日。
[102] 同上。
[103] 参见杨念群：“民国初年北京的生死控制与空间转换”，载《空间 记忆 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04] “民国时期北平的传染病管理与卫生防疫”，《北京档案史料》2003年第2期，页33.
[105] “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关于麻疹、猩红热防治工作的初步报告”（1952年7月）《北京档案史料》2003年第2期，页51.
[106] 贺诚：“为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而斗争”，《人民日报》1953年1月4日。
[107] 同注释99。
[108] “北京市一九五一年春季清洁大扫除运动实施方案”，《北京档案史料》2003年第2期，页41.
[109]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夏季爱国卫生运动工作的指示（草案）”（1955年），《北京档案史料》2003年第2期，页57。
[110] “沈阳市防疫工作的经验”，《内部参考》1952年4月4日。
[111] “辽东省农村防疫卫生工作中的问题”，《内部参考》1952年5月30日。
[112] 邹谠：“政治研究社会科学化”，载《中国革命再阐释》，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254。
[113] 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页98-99。
[114] 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页129。
[115] 关于“诉苦”的社会史分析，请参见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载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6] 同注104。
[117] 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页129。
[118] 同上，页130。
此文由杨念群教授所写,未刊稿,仅供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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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6 11:4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