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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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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6/12 10:18: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http://www.hexinbbs.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81
http://www.my285.com/zj/zggd/hwdxz/
汉武帝新传---何新

何新按:此文介绍和披露中国古代历史中一段鲜为人知的隐秘,在此之前从未见诸任何报道和研究。发表此文的目的,是使人们知道大疫对人类历史曾产生难以预料的久远影响。因此,对眼前正在发生的这场疫情,直到最终找到有针对性的药物和疗法前,虽然不必人为恐慌(没有任何意义),但也确实不可忽视。个人认为,此次非典的爆发,应引起国家及人们的警觉和反思:
1.全民卫生及防病体系不容漠视和破坏。也不能走市场化道路,否则虽得小利于一时,却遗大患于千秋。(毛泽东时代有“6·26指示”及谋建赤脚医生农村医疗体系,极具远见。)
2.对作为当代不对称战争重要内容的生化战争,国家应提到战略高度给予重视和研究。这次人们应特别感谢军医科院的军事专家们,是他们及早找到了此病的真正病原及检测方法,并且开发了有效的干扰素。
(可资对照的是卫生部方面的个别专家,直到4月14日,当军事医学部门及国际医学界均于12日前后已确认非典病源是冠状病毒后,仍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节目中坚持病源是所谓“衣原体”,虽然他们早在年初即已参与了有关疫情的调研,但由于学术上坚持门户之见和技术性的误判,贻误了几个月的宝贵时间。)

  21世纪,人类可能面临的战争形态是不对称战争。利用某些种类的新、危病毒进行生物战争,可能成为这种战争中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战争手段可以在隐秘的条件下采用,并可以在短时期内,给对手造成经济、政治和生命的严重破坏。对此,善良的中国人已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 最早使用。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但迄今从未被史家所论及,兹综括史料,简述如下。??

  1?

  我在编制《汉武帝年表》时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
“秦人(按此即西语china即“秦人”之称的起源),(希腊人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希腊称中国为秦尼策国(Tlinitza),又
称秦尼斯坦(Tzmista)。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尼斯坦(Tzinsthan)。数名皆同一语源,由海道传播至西方者 。(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53—54页)此即英文chinese秦尼斯之语源。)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 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资料参看
何新《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第428页。)这种生化战的后果,《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 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

?

  “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
。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2?

  汉武帝后期,国中已数起大疫。由于当时人认为,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对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这也是引发后来“巫蛊之祸”的来源。?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晚年一次严重的宫廷变乱,其直接目标是搜寻和打击致人病蛊的胡巫。但由于扩大化,株连甚多,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政争,这场变乱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难。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认为这也是由于匈奴搞生物战所间接引发的一次重大政治事变。(此事请参看本书《论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

  3?

  匈奴(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黄帝内经》热病

篇:“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是患者体有斑瘀(所以称为“伤”),死亡率很高。(所谓“瘟疫”,即瘟病,瘟也是发热的意思。

)?

  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

已,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

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

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至东汉后期,疫情再度频繁发作。?

  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对军事的影响已见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称:当前“天象异,地吐

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二十年就应验了。桓帝死后,灵帝时代大疫又于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

五次爆发流行。?

  其中尤以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

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

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

  4?

  由黄巾起义,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战乱分裂绵延持续八十余年。而在这期间,瘟疫仍然反

复发作不已。?

  东汉末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悲沉地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经年以
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意谓“我的家族人多,二百余口人,自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

中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

  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统计全国人口五千六百五十万。仅八十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

元280)统计,全国人口仅有一千六百余万,锐减去四分之三)。毛泽东曾注意到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的锐减情况,云“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

大刀长矛厉害”。其实,导致这一时代中国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并不仅是战争,而是饥荒和瘟疫。??

  5?

  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这种流行瘟疫究竟是什么疫病,这一点过去史家无所论及。但从有关史料看,这种疫病发病急猛,致死率很高。

病的主要特征是高热致喘,气绝而死。一些患者体有血斑瘀块。(故称为“伤/疡”。)?

  根据史料所记述的疫情特点:(1)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2)起病急猛,高热,(3)患者体有出血瘀点,(4)具强

烈传染性;似可以推断当时流行的这种“伤寒”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热。笔者窃以为当时

东北中国流行的主要是后者,但此病基本未过长江。盖大江阻隔了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热(EHF)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组由动物性虫媒病毒(特别是鼠类)引起的传染病。以高热、出血(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

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40%—50%)。(“出血热由汉他(滩)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称为汉滩病毒肺综合症,英文缩写为HPS。”)?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仓鼠)。但临床上已查出30种以上动物可自然携带本

病毒,除啮齿动物外,一些家畜也携带EHFV,包括马、家猫、家兔、狗、猪等,证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

物本身染疫后,却很少发病,而只是通过接触将瘟疫传给人类。?

  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

,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6?

  疫疾的流行引起东汉末民间道教与王室贵族中佛教的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

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战国后期东齐海滨方术士的民间信仰。(陈寅恪观点。)西汉时期与黄老哲学及导引吐纳养生方术相结合,仅流行于贵族中。

汉武帝尊儒而贬黜黄老,黄老之术降入民间。在东汉后期,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张陵、左慈、张鲁等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

,传布“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使其逐步发展为道教。与黄巾的“太平道”一样,其在民间的流传与当时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

  浮屠(佛教)于战国末已传入中土,但其立教并开始流行于上层精英中,或始于元狩二年三月。霍去病远北匈奴,可匈奴祭天所获休屠王

祭天金人,有人认为是金佛象。带到长安后,武帝诏于甘泉宫中为立祠(敦煌莫高第323窟有此事绘画)。后汉明帝时期。东汉后期,精英贵族

中(当时称为耆旧俊彦)已流行崇信佛教。当时人认为,“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也是一种养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

(公元65)致楚王英诏书:?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洁斋即洁静服素守斋,是一种养生保健之道。在东汉末桓灵时代的疾疫流行时期,汉桓帝亦于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来,臣

民已多有习浮屠术者,至桓帝,方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渐盛。”?

  我们应注意到,早期佛教的传入,不仅包涵着经、教、学、法的传入,也包涵着古印度医学和医术的传入(汤用彤曾论之)。桓帝时在洛

阳传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学大师,也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所以信徒众多。??

  7?

  三国割据时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仅平民,当时的名士贵族,多夭折短寿。例如所谓建安七子、正始七贤(即竹林七贤)

,以及一时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数死于壮年(四十岁左右)。善养生的阮籍,也仅活了五十余岁。贵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当时

人多数死于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吴质书》中曾悲叹说:?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

  裴松之也说:“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

  战乱兵灾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

  难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如阮籍的“
七哀”:?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

。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

  王粲“七哀”亦哀叹曰:?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

  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导致

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晋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四民踏百草,又有年百草之戈。丈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艾蒿和菖蒲有明显的医药作用。艾,俗称艾蒿,家艾,散发出一种清黍的气味,是一味中药。南朝陶宏景《名医别录》载:“艾,主灸百

病”叶入药,性温味苦,有和营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艾叶油有明显的平喘、镇咳、祛痰及消炎作用,叶加工如绒,称“艾绒”,为灸

法治病的燃料。另外“大艾”复制成艾片,中医学上用于芳香开窍药;也可用作杀菌、防腐、兴奋剂。?

  菖蒲,生于水边,又名“剑水草”、“白菖”俗称蒲草。《本草纲目》说,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有香气,是提取芳香油

的原料。它也是一味中药,具有开窍、行气止痛、祛风湿的功能,也可作芳香健胃剂。用菖蒲浸制的药酒,传说饮后可避瘟气,延年益寿。《

荆梦岁时记》:“端午以菖蒲一雨九节者,泛酒以避瘟气。”宋代欧阳修在《端午贴子词》中写道:“共存菖蒲酒,君王寿万春。”在民间常

将菖蒲叶与艾叶结成束,或烧以花序,以熏蚊虫。??

  8?

  “清谈”一词,源之于曹丕诗:

  “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

  清谈谈玄之风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如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

人纷纭,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与疾病的救治有关。)?

  “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号放纵之论盈于朝野。(晋书·言传)?

  魏晋时期哲学中流行崇尚虚无与放达的存在主义,文学中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建安正始

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此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也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时孔门儒家正统(如孔融)反曹,仍崇尚名教以尊汉室。而曹丕乃倡导清谈,尚通脱非名教以破之。魏代汉后,玄言清谈由曹丕等之提倡

而成为学术主流。晋室废魏,司马氏复以推崇名教为标榜。当时崇尚名教者拥汉、拥晋。反名教者则拥曹氏。阮籍说:“汝君子之礼法,诚天

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晋书,阮传)古今论魏晋清谈者多,但对上述社会背景及意识形态特点,则鲜及之。??

  9?

  由于汉末的动乱,连年的战争及瘟疫残害了无数人的生命,生存问题遂成为尖锐的问题,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

采集药石。如名士“(嵇)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晋书·嵇康传)又如著名贵族、书法家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

,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

  由此可知,山水之美,也是名士们在采药与浪游之中发现的。当时士人所练导引吐纳,服药采炼之法,名为求仙,实仍是求现世的祛病健

身之术。?

  针对“伤寒”的流行,当时士人流行服用一种能致人发热的“寒食散”。 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

钟乳、石硫黄。(余嘉锡对此有详考。)用这些原料炼出来的药物,服用之后,据说能散寒气,补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总

论·寒食散发候篇》云:“近世尚书何晏,耽好声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

?

  所谓“历岁之困”,应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换句话说,五石散在当时之流行,是由于被认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自何晏用后,在士人中逐渐流行。“寒食散之方虽起于汉代,而用之者靡有传焉。魏

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导也。”书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荐,服后说:“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全晋文

)服药后生幻觉,称“散心”,生幻力,狂走发散,称“散步”。这些语言创自当时之服散者,一直流传到今天。?

  [关于寒石散祛治伤寒的药效,史料中有所记载:“直阁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嗣伯为诊之曰:‘卿伏热,应须以水发之,非冬月

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夹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从头浇之,尽二十斛。伯玉口噤气绝,家人啼哭请止。嗣伯遣人执杖防阁

,敢有谏者挝之。又尽水百斛,伯玉始能动,而见背上彭彭有气。俄而起坐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水与之,一饮一升,病都差。

自尔恒发热,冬月犹单挥衫,体更肥壮。]??


  10?

  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指出长服五石散者,因药性的作用,会影响人的性格,使人变得暴躁、狂傲。服药使人的容颜会有所改观,

服药还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鲁迅有一篇名作曾论及药酒及魏晋文化风气之关系,他注意到当时贵族士人多服药任酒,形骸放浪,

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鲁迅说:?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

,不能穿窄衣。为了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服都宽大,于

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

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

  除此之外,为避疫疾传染,当时许多士人远避人世,寻找干净土,于是又有回返寻找大自然的风尚,遂导致山水诗及山水文学的兴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士人亦多纵酒。《世说新语》记:“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须奇才。痛饮酒,

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大佛云:‘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世说新语·任诞》)?

  饮酒后嗜睡,可以拒客绝交游,成为当时名士的处身之道,即所谓“闭关”。例如“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

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顾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石林诗话》说:?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酒,可以粗远世故。盖陈平、曹参以来用此策。《汉

书》记陈平于刘吕未判之际,日饮醇酒戏妇人,是岂真好饮邪?曹参虽与此异,然方欲解秦之烦苛,付之清净,以酒杜人,是亦一术。不然,

如蒯通辈无事而献说者,且将日走其门矣。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此意惟颜延年知之。故《五君咏》云:‘刘伶

善闭关,怀清灭闻见,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 (《苕溪渔隐丛话》引)??

  11?

  吴世昌说,魏晋名士习尚服药、饮酒、清谈、放荡、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乐、好享乐和自暴自弃的颓废。近时文坛论及魏晋风度,

犹有人推崇魏晋时士人之服药、饮酒、山水遨游,认为魏晋士人崇尚“自由”。却殊不意识到这实际是根源于一种大不自由的背景——当时社

会动荡,民生艰难,又时有人力不可控制的瘟疫流行,夺人性命。因此,对于士人来说,魏晋时期乃是充满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所谓通脱

、放达的存在主义,不过是精神上寻求解脱的一种自慰的表达方式而已。?

  匈奴本身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

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在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2—3世纪流行到罗马。公元6世纪中亚、

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其间反复发作,对中古欧亚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世纪晚期著名的文学作品《十日谈》

,就与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及出血热有关。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

  [加文·汉布里(Gavin Hambly)《中亚史纲要》:?

  公元165年,在帕提亚战役中发生了一次很著名的事件,当阿维狄俄斯·卡希厄斯率领的罗马军队进入泰西封时,他们遭受了一种毁灭性的

流行病的袭击,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同一时期在南阿拉伯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大灾难,这场灾难只可能是一场可怕的流行病。而这种流行病开

始于贵霜帝国,又沿着贸易通道流传到了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

[ 本帖最后由 尘源 于 2008/6/12 09:37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08/6/12 10:32:52 | 显示全部楼层

《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

《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

  1.建元初年的意识形态辩论?

  《淮南子》(即《淮南王书》又称《淮南鸿烈》)是西汉初叶淮南王刘安命手下宾客集体撰作的一部奇书。刘安是汉武帝刘彻的叔父。此

书杂采战国以来除儒学以外的百家之言,主要是黄老道家言论。包罗万象,从天地开辟、宇宙洪荒到黄老养生之术,无所不及。但表面上,却

似乎丝毫未涉及当时的政治与时局。因此,古今论者,都以为这是一部杂驳斑烂的纯学术之书。?

  此书撰著于景帝一朝的后期,而于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进献于朝廷。?

  后人读此书,无不以为此书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访道博采黄老言的道家之书而已。而黄老道则为汉初文景以来所尊之官学。殊不知,此书乃

是建元初年间激烈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辩论的产物。?

  汉初意识形态论争的焦点是主张尊王攘夷的儒法家(宗荀子及今文公羊学派),与主张因循旧制、“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之争

。从现代的观点看,前者主张国家主义,后者主张自然放任,即自由主义。??

  2.汉武帝一度危在旦夕?

  建元元年(B.C140)刘彻登基,时年仅16岁。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张加强王权的儒士出任将相。准备采纳文景时期大为失意的贾谊、晁错一

派的政治主张,即对内削弱诸侯、加强中央,对外则抗御匈奴。刘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针对的,就是初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刘彻志在尊王

攘夷,削诸藩,破匈奴,实施“大有为”之政。刘安则主张因循旧范,无为而治。由此引申为政策,也就是要坚持汉初旧制,从而保护刘氏诸

王集团裂土称王的既得利益。《淮南子》中有“主术训”一篇,专讲帝王之术。?

  而建元初年主导政治大势的,并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轻人汉武帝,而是素好黄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窦氏以及诸窦、诸刘列王贵威。窦氏于建

元二年临朝干政罢免刘彻所任命的儒学将相,否定刘彻加强王权削弱诸侯的政策方向。这实际是一场未动干戈的宫廷政变。?

  在这场政治争论中,甚至汉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刘安一边。《汉书》淮南王传记:刘安友善太尉武安侯田蚡

。(田蚡)与私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宫车一日晏驾,非王而谁可立者?”淮南王大喜,厚赂武安侯。要知道此时之刘彻,年方十七、八岁

,正值盛年。除非遭遇突然之变,发生非正常死亡,怎么谈得上“宫车一日晏驾”?而身居高位(汉太尉领有兵权相当于国防部长)的国舅田

蚡,竟然与刘安私下计议安排关于刘彻的后事问题,并属望于刘彻这位老叔父作年轻皇帝的继承人。由此可见当时刘彻政治地位之孤弱及危险

也。?

  建元六年(B.C135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现彗星。刘安认为这种天象预兆着“兵当大起”,天下将要大乱。于是“治军械,积金

钱”,准备武装起事。于此而又见当时政局之险恶矣!???

  3.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政治?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刘彻终于主持了大政。元光元年(BC134年)间,他召见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汉

武帝决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此即西汉史中值得大书一笔的“元光决策”。新政的首要方针是改革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首尊儒术

”。而所罢黜的百家言中,重点一为主张搞阴谋政治的纵横家言,一为黄老之道也。直到田蚡死后,刘彻才知道了他与刘安的那次密谋。刘彻

说:如果田氏仍在,当灭族矣!元狩元年(B.C122年)刘安积蓄已久的反谋终于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杀身死。汉武帝取得了最终胜利。?

  这一段史事表明,历史中的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于政治。但是,后人已超越了这场历史斗争。今人谈论汉初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常称

叹称羡。然而,若不参照汉初及建元年间之大形势,汉初儒道两个学派这场大论争就不能真正被理解。今人读《淮南子》无不以为其仅是一部

学术著作。其然,其不然乎?

  

汉武帝建元新政之失败

  我在“《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一文中,曾谈到武帝“建元”年间发生了一场宫廷之变。刊出后,有友人对此提出质疑。此事淹昧在

史料中,古今论汉武帝者皆未见论及。??

  1. 汉初“无为而治”并非太平天下?

  前人之论刘彻,多以其为太平天子,也有认为他是挥霍无度之败家子者。认为刘彻上承文景盛世,国库充盈,因而对外大规模用兵,“内

穷侈靡,外攘夷狄”,致使“天下萧然,财力耗尽”。《汉书》作者班固对汉武帝功业基本肯定,但也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若不改文景

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认为汉武帝的失误,在于改变了文景时代无为而治的黄老路线。?

  实际上,文景之世并不是太平时代,而是潜伏危机的时代。?

  汉文帝时产生了两位具有宏观战略眼光的杰出政治家。一是贾谊,一是晁错。贾谊出身平民,是研究《春秋左传》的专家。20岁从政,33

岁早逝。生前曾多次问文帝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建议,遭到列王公卿的反对。文帝忌惮朝野舆论的压力,虽然重视贾生之论却不敢采纳。晁错

是研治《尚书》的专家。在担任太子家令时多次向文帝上书,提出削藩限制诸侯的政议,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击胡备边的对外战略,文帝均

明确表示欣赏但也不敢采用。?

  文帝时“匈奴连岁入边,杀掠人民及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敝甚。”文帝六年,匈奴两路攻汉,“烽火逼于甘泉、长安”,兵锋直逼距长

安不远的皇帝行宫甘泉宫。(宫址在陕西淳化县西北。)而文帝也只有以外嫁公主纳币和亲一策作为应对。景帝初即位之第三年,以吴王、楚

王为首的刘姓七国诸侯即联兵造反,其口号是“杀晁错,清君侧”。景帝不得不杀掉晁错作为安抚,但诸侯并没有退兵。兵连祸结,内乱一年

后才被中央平定。景帝在位仅十六年,其间匈奴五次入边,杀掠人口,动以万计。?

  景帝时代,国政糜烂,法制荒疏。王公贵族嚣张,官制世官世守。“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当此之时,“网疏而(豪)民富

,役财骄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国,公卿大夫以下,争夺奢侈无限度。(《通鉴》卷16)??

  2.刘彻不是坐享其成的太平天子?

  刘彻于建元元年16—17岁时继父位成为皇帝。上台后即任命信奉儒学的窦婴为丞相,安排其舅父田蚡主持兵政为太尉,任命他当太子时的

两位儒学老师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他毅然实行改革。?

  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本于其祖父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贾谊向汉文帝的建议,即:“改正朔,易服色,建官制,重礼乐,更秦法以立汉

制。”但是汉文帝当时对这种改革“谦让未遑”,而年轻的刘彻则决心大刀阔斧实施之。?

  这种制度的改革,最终目的是落实在要规范和限制诸侯及权贵无礼无法的乱妄之行,加强国家的权力,以便对外御侮。因而涉及到当时政

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即权力与资源的重新分配,从而引起了朝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

  刘彻于即位的当月(建元元年十月),即下诏要各地举荐“直言敢谏之士”。各地推荐上来一百余人,刘彻一一召见,亲自策问“古今治

乱之由,长治久安之道。”从平民中擢拨了董仲舒、严助等一批后来的名臣。但刘彻所注意的,并不是应付一时的对策,而是统筹全局和长远

的总体战略思想。?

  他的老师王臧推荐宿儒鲁申公作皇帝顾问。这位申公曾作过楚王刘戊的宾客,七王之乱时由于反对楚王叛乱一度被楚王罚为奴隶。刘彻派

人以安车驷马恭敬迎接,向其“征问古今治乱之事”。但申公拿不出高明的理论,只说:“为政不在多言,重在力行。”这种见解令刘彻大为

失望,因为他当时更为关注的是要设计一套全新的国家战略和理论。??

  3.建元新政及窦氏政变?

  为了抑制诸侯在中央的政治影响力,刘彻命令当时驻在京城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同时命令各地包括各封国、诸侯领地开放城门,不得

私设关卡限制往来出入。这是打破地方割据的重要举措。还下令对贵族子弟横行不法者实施惩戒,削除其贵族属籍。这些措施引起了列侯、宗

室贵族们的强烈不满,“毁新政日甚”。都集聚到太皇太后窦氏周围告状诋毁。于是太皇太后要刘彻废弃儒学而采行黄老之道,恢复文景时代

的“无为之治”。?

  但刘彻拒绝听从,反而让赵绾上书,建议皇帝对于国事不必报知请示于“东宫”即太皇太后。窦氏大怒,派人访察赵绾、王臧莫须有的“

奸利”之事,以此斥责刘彻。终于下令逮捕赵绾、王臧,迫使二人于狱中含冤自杀,而汉武帝当时竟无力保护自己的老师。其后,窦氏罢免了

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将申公逐回老家。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被迫偃旗息鼓了。?

  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不到一年即告失败。当时在列王贵族及诸窦宗室中无疑发生了欲废黜皇帝的暗流,所以才出现了田蚡与刘安密议的一

幕。这一点还可以从以下一则史事中得到旁证。?

  据《资治通鉴》记:当初武帝被立为太子,靠的其姑母长公主刘嫖。条件是刘彻娶长公主独女陈阿娇为妻。刘彻即位后,陈阿娇成为皇后

。长公主自恃拥立皇帝有功,向刘彻请求利益无厌。武帝深患之。而陈皇后骄悍,于是刘彻疏远阿娇。而刘彻的母亲王太后立即警告他说:你

新即皇位,大臣未服。先为改制,太皇太后已怒。现“又忤怒长公主,必重得罪,宜深慎之!”所谓“大臣未服”,即指公卿权贵中反对刘彻

的暗流。所谓“必重得罪”,就是皇帝要当不成了。

  刘彻是极其聪明之人,马上转而“恩礼”长公主、陈皇后。从建元二年至建元六年间,他四处游浪射猎,不再过问大政方针,“无为而治

”。由于长公主的保护与刘彻的韬光养晦,才使他的帝位得以保全。?
  建元六年窦氏死后,刘彻的帝权得到恢复。他再度改元,将年号命名为“元光元年”。所谓“元光”,这一年号显然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此后数十年间,刘彻每隔六年即更改一次
年号;表明建元六年之间的失败记忆对他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元光元年以后,刘彻遂开始推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把汉朝推上了全盛的时代。在历史和政治中,时间也是一种力量,刘彻是懂得这

一点的。
发表于 2008/6/15 11:43:44 | 显示全部楼层
何新老师的文章好!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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