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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竺院士的研究“经典”地解释了中医配伍理论吗？
作者：王世保
2008年3月14日，陈竺院士领导的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了一篇关于系统分析中药方剂复方黄黛片治疗急性早幼粒性白血病的分子机理的论文，该文的内容引起了中国西医学界和科学界的一阵兴奋，包括陈竺院士自己在内都声称他们的研究让中医药“明明白白”了，更有甚者认为这是对中医配伍理论“完美的经典”阐述。撇开陈竺院士所处的强势话语权地位，我们只要仔细分析这个研究的内容，就不难发现所谓的中医药已经“明明白白”只是一种自欺欺人而已，陈竺院士的研究不但与中医理论自身无关，而且由他的研究所刺激的这股“西释中”的兴奋会进一步误导中医的发展。继续推动中医队伍的异化和中医的衰落。
一、陈竺院士的研究与中医无关
陈竺院士领导的团队所要“阐述”的对象是由著名的中医专家黄世林教授依据传统中医中药理论，以清热解毒、益气活血为治疗原则，结合多年的临床实践研制的纯中药制剂“复方青黛片”，其主要成分为青黛、雄黄、太子参及丹参，主要用于治疗表现症状为头晕、乏力、恶心、持续高烧、咳嗽、牙龈出血、牙龈肿痛、牙龈萎缩、眼底出血、心悸、脾大、便血和贫血的热毒血虚证，西医称有这种症状的疾病为急性早幼粒白血病。
事实上中医治病是辨证论治，而不是对病下药的。从黄世林教授的组方和所要治疗疾病的主症来看，青黛味咸性寒，入肝、肺、胃经，具有清热、凉血和解毒的功效，应是君药；雄黄味辛，性温，有毒，归肝、大肠经，能解毒，辅助青黛解邪毒，为臣药；太子参味甘、微苦，性平，归脾、肺经，具有益气健脾、生津润肺的功效，在本方中用于解除脾虚体倦、食欲不振、气阴不足、心悸不眠和虚热汗多等症状，为佐药；丹参味苦，微寒，归心、肝经，具有凉血、活血的功效，能够解除本证之中的血热妄行和热毒导致的瘀血肿痛，亦为佐药。医经有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本证热毒炽盛，标急且实，而气血亏虚则是由热毒炽盛所致，故本证当以治标为主，兼以益气健脾为辅。黄世林教授开始给原方命名为“复方青黛片”，突出青黛，也正是方中蕴意所在。
有了从中医理论角度去对“复方青黛片”的药物组成、功效和治疗机理的了解，下面就可以用来与陈竺院士的研究进行分析比较。
第一，陈竺院士研究所用的细胞模型与动物模型与“复方青黛片”所治疗的病证本质上不符。
从中医理论角度来看，中药治疗所针对的对象是气血津液、脉络和五脏六腑等，而陈竺院士研究的则是由细胞、基因和蛋白质分子等建构出来的人工环境。中医治疗对象是人体自然呈现层面的，而陈竺院士研究的对象则是经过还原思维建构出来的微观层面的，它们没有共同的实体基础。
另外，中医病症的证因在中医的处方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决定着使用什么药物，开什么处方；但是西医药理模型只管造出来类似的症状，却全然缺失了证因。事实上，证因往往是不可造的，因为它们多数是自然环境长期作用于人体或者人体自为的结果，这是模拟不出来的。
因此，陈竺院士建构的细胞模型与动物模型与人体自然呈现的热毒血虚证是完全不同质的。
第二，陈竺院士把“复方青黛片”替换为三种化学物质的混合物ATI（四硫化四砷-A，靛玉红-I，丹参酮 IIA-T），丧失了与原方的等效性，他的研究只是表明了三种化学物质具有协同作用这样的现象。
中药在中医临床的应用中是作为整体入药的，作为整体的中药，从中可以采取现代的化学手段解析出众多的化学物质。从中药中解析出来的化学物质是一种非自然的建构的新物类，它与原药材本是两种不同的事物。比如青蒿素不是青蒿，黄连素不是黄连。但是基于现代化学的还原思维，西医往往就把从中药中解析出来的有生理活性的化学物质看作中药的有效成分，这是从西药角度对中药产生的一种错误的机械性认识。恰是这种错误的认识却成了陈竺院士研究的自明的基础。
为了能够在西医和现代生物学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陈竺院士用四硫化四砷代替了原方的雄黄，用靛玉红代替了青黛，用丹参酮代替了丹参。我们知道本方中雄黄是矿物药，其组成要单一一些，而青黛和丹参却可以解析出众多的化学物质，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某个化学物质看作相应中药的有效成分，即雄黄不是四硫化四砷，青黛不是靛玉红，丹参也不是丹参酮。
更为有趣的是，太子参在本方中起着补气滋阴、培元固本的作用，它是在经过深思熟虑的组方选药过程中选进的，并在临床实践中验证为不可或缺的。陈竺院士为了简化研究，进行削足适履，让原方符合他建构的ATI作用机理模型，就把太子参作为可有可无的成分给忽略掉了。结果经他这么一筛选，由青黛、雄黄、太子参及丹参组成的“复方青黛片”摇身一变，就变成了ATI（四硫化四砷-A，靛玉红-I，丹参酮 IIA-T）。
可是，你知道由青黛、雄黄、太子参及丹参组成的“复方青黛片”被人体口服以后，服药的患者体内会发生多少变化吗？比如青黛、雄黄、太子参以及丹参的相互作用，青黛、雄黄、太子参及丹参与人体的相互作用以及青黛、雄黄、太子参及丹参相互作用后与人体的相互作用。可是，这在陈竺院士的慧眼里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他建构的ATI作用机理模型。
从这个分析的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陈竺院士是在要求“复方青黛片”接受他建构的ATI作用机理模型，而不是用ATI作用机理模型去阐释“复方青黛片”。ATI（四硫化四砷-A，靛玉红-I，丹参酮 IIA-T）不是“复方青黛片”，陈竺院士建构的细胞模型与动物模型与人体自然呈现的热毒血虚证也完全是两码事，因此，陈竺院士的研究何曾真正阐释过“复方青黛片”的组方机理？他只是证明了四硫化四砷、靛玉红和丹参酮三个化学物质在小白鼠体内具有协同效应，却没有阐释清楚“复方青黛片”在人体内的复杂作用。
陈竺院士只是对ATI（四硫化四砷-A，靛玉红-I，丹参酮 IIA-T）的联合作用机理明明白白，却对“复方青黛片”在人体的作用几无所知。要想理解“复方青黛片”在人体的作用，还是要学会中医的思维、中医的研究方法和中医药理论知识，游离在中医之外的任何研究都与中医无关。
二、陈竺院士的研究重复了一句经典的废话：中医是有效的
中医有效吗？在中医“君、臣、佐、使”配伍理论指导下组成的复方比单味药更加有效吗？
对于这样的问题，中医在自己几千年的临床实践中作了最为准确和真实的回答：中医有效，在中医“君、臣、佐、使”配伍理论指导下组成的复方比单味药更加有效！
只到二十世纪，科学哲学家才向世人宣布任何全称陈述只有演绎为单称陈述，才能得到确证。事实上这个判断只是重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对于科学实践而言，就是那些建构出来的实验；而对于中医实践而言，就是那些中医家的临床治疗个案。因此，检验科学理论是否真理的唯一有效手段就是那些建构出来的判定性实验，检验中医理论是否是真理的唯一有效手段就是那些临床个案。中医理论只有在自己的理论框架内才能得到证实，它无须另外一个同自己一样需要实践才能加以判决正确与否的理论的证明。
就拿中医的复方配伍理论来说吧。
中药复方配伍理论在中医处方用药之中的应用已经有好几千年历史了，它是上古医家在原来单味药的临床实践基础上，通过类比日常普遍的协同增效的现象，合理地搭配几种药物进行治疗疾病而形成的。药味的增多比原来的单味药增强了疗效和治疗病症的范围，这是仅仅应用单味药治疗所无法比拟的。中药复方配伍理论来源于中医医疗实践，又回到中医医疗实践的指导中去，在中医医疗实践中不断地得到完善与确证。
“君、臣、佐、使”的配伍理论采用的整体协同增效原理本是自然界中最简单和最普遍的现象之一，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就能得到很好的证明，比如我们做菜不可能只用一种原料，只有把几种原料恰倒好处地搭配起来，才能做出可口的佳肴来；我们要想抬起巨大的石头，也需要几个人从不同的方向使劲才能办到；我们打仗更需要众多的指挥官和士兵协同作战，才能取胜于敌人……
就是这样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应用的原理，为何还需要高度发达的科学向世人再宣布一遍：中药复方配伍理论是协同增效的！？
当陈竺院士带领自己的团队经过一番艰苦的研究，最后向世人宣布：“我证明了中药复方是有效的，中医是有效的！”我觉得陈竺院士只是重复了一个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被证明的判断：中医是有效的！
他只是重复了一句经典的废话！
三、陈竺院士的研究对中医发展的进一步误导
陈竺院士的研究对西医的发展所起的开创性作用自不用言，但是它对于中医又有何用呢？除了重复无须再宣的那句经典的废话“中医是有效的”之外，还能有何指导作用？有人说了：这种研究可以优化中药配方。但中医配方是在辨证论治的过程中，根据病人的体症和医家对药物的熟悉偏好作出的，它本身就是最优的，何须再通过与自己无关的科学实验去优化？
如果说陈竺院士仅仅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身份，那么他的研究对中医只是说了一句肯定的话倒也没什么。但是当他作为一位卫生部长处在强势的话语权地位的时候，他的研究对中医的负面影响却很是让人担忧。
作为现任的卫生部长，如果陈竺院士把自己“以西释中”的工作作为“中医药现代化”来看待，既而去指导中医在未来的发展，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预见中国的中医队伍将会继续走向西化和异化。
为了实现陈竺院士所提出的中医药走向“明明白白”的现代化，我们的中医药队伍就会去努力掌握西医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花去更多的精力在实验室里去用成千上万的小白鼠阐释中医理论的“本质”。
为了实现陈竺院士所提出的中医药走向现代化的“明明白白”，我们的各大中医院校就会继续加强各级中医学生的外语水平，增加西医的理论知识，强化面对各种动物模型的生理、药理实验。
可以说，陈竺院士的研究开创了西医联合用药的历史，但是它却加重了中医西化的程度；它对西医而言是一种福音，对于中医却是一场灾难的继续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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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22 17: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