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灵词汇日知录

却波渔翁

杨   力：（养生23讲）

   汗先兆与养生奥秘　　汗为心之液，就是说汗与人的心关系最大。汗更是阴阳变化的指示器，血汗同源，汗又与血 有关，汗还与许多疾病密切相关。　　——汗的三大凶兆是什么？　　第一，心胸部大汗，伴面色苍白、气短头昏、心慌心烦是亡心阳的警号，要赶快就医。　　第二，半身无汗，如伴半身麻木，感觉不灵及短暂舌头不灵，头晕健忘的要警惕是中风先兆 。　　第三，额头大汗如豆如油的，如伴眼前发黑、头昏心慌的要防虚脱、昏倒。　　——五色汗警示什么？　　黑汗：色黑属肾，黑汗提示肾虚。尤其是肾阴虚，可服六味地黄丸，肾阳虚的用金匮肾气丸 。　　黄汗：色黄属脾，黄汗预兆脾湿热，如伴眼球黄、皮肤黄、尿黄，那就要去查肝功能，看是 肝炎，还是胆病。　　白汗：色白属肺，白汗提示肺虚，或心肺阳虚，如伴有胸痛、心慌气短的，要警惕心绞痛。　　红汗：色红属心，红汗又称血汗，多提示身体有出血倾向，应去就医验血。　　绿汗：色绿属胆，提示胆精外泄。有胆管病的预兆，要就医检查。糖尿病晚期出现绿汗是 酮中毒表现，预后不良。　　以上五色汗还请排除食物及衣服染色因素。　　——绝汗是凶兆　　有3种汗皆为绝症之汗，预兆阴阳离绝，朝出夕死，夕出朝死，应立即就医，不可耽误。　　喘汗：大汗大喘。伴面色青灰，气脱，脉无力，为阳脱凶兆。　　油汗：伴面色如妆（两面颊如抹胭脂），阴随汗脱，脉微欲绝，气为阴脱凶兆。　　战汗：伴手足凉至肘、胸以上。气随汗脱，脉伏欲绝，为气脱凶兆。　　——汗的保健方法　　汗为心之液，心阳虚的人不宜作过度运动，发现大汗出就应调整运动量以免发生意外。　　冬主藏，冬天运动不宜过多出汗，以免伤阳，到春夏时就会发病。　　自汗气虚的人伴气短心慌的可以用西洋参或人参泡水饮，粥疗是解决自汗最好的办法，可用 浮小麦、大枣、粳米煮粥。　　发现盗汗伴有咳嗽的要去做胸透。　　汗发黏、咽干的，多为阴虚，伴有气短心慌的可服生脉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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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疟
　因夏季阴暑内伏，复感风邪而发的一种疟疾。临床表现有先寒后热，寒少热多、头疼、发热时自汗出、脉弦数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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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疟

　　病名。疟疾之一。

　　①夏季贪凉受风，复感疟邪，至秋而发。《素问·金匮真言论》：“秋善病风疟。”“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素问·刺疟篇》：“风疟，疟发则汗出恶风。”《素问·生气通天论》：“魄汗未尽，形弱而气灼，穴俞以闭，发为风疟。”证见烦躁、头痛、恶风、自汗、先热后寒等。治宜发汗，方用桂枝羌活汤、芎苏饮、桂枝黄芩汤等。

　　②即温疟。《杂病源流犀烛·疟疾源流》：“伤寒余热未尽，重感于寒而变疟，名曰温疟，亦名风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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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  【转帖】


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

【内容提要】本文以宋元时期的瘴疾为讨论对象，意在揭示历史上流行于南方的瘴疾与华夏文化扩散之间的关系。根据宋元时期史书的记载，瘴疾的分布有一个大体稳定的区域；其分布地区的变迁，反映了中原王朝的势力在这些地区的进退盛衰；各地区瘴情的轻重差异，反映了此地为中原文化所涵化的深浅程度。宋元时期医家在瘴疾的救治方面，理论上有深化，证治上有提高，最终使传统中医理论得到突破，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在瘴疾的预防方面，医家不仅强调习其风土的重要性，而且开始以中原医学知识改变南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这一时期有关瘴疾的记载表明，疾病对人体自然机能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文化形态变迁的表现。
  
【关 键 词】瘴疾/宋元时期/南方地区/文化变迁
  
  
【 正 文】
  
有关瘴、瘴气、瘴病的研究，学者们已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三篇文章特别值得提出。（注：萧璠：《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63本第1分（1993年4月），第67-171页。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第48卷第4期（1993年4月），第304-315页。范家伟：《六朝时期人口迁移与岭南地区瘴气病》，《汉学研究》第16卷第1期（1998年6月），第27-58页。关于“瘴”的研究成果的综述，可参看范家伟上引文及拙作《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唐研究》第8卷，2002年）的有关论述。）萧璠阐明其著述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南方的疾病、医疗卫生情况的梳理、分析，探讨其“对当时人们的活动，特别是南迁北人的影响，藉以增进我们对历史上中国向南方的发展这一重大课题的一个侧面的了解”。因此，萧氏利用大量的文献，重建了汉至宋时期南方的自然环境、生活习俗与某些地方流行疾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疾病对南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此文虽然在某些细微之处还可以商榷，但是他提出的观点令人信服。龚胜生除了描述瘴病的分布变迁以外，还集中探讨了瘴病对南方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并且指出，两千年来中国南方的土地开发史和瘴域变迁史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此文是大陆学界较早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疾病的成果。范家伟则从人口迁移与疾病感染的角度，以瘴气病为例，探讨了六朝时期北人南迁进入岭南地区时所面对的疾病威胁，对六朝时期瘴气的论述颇为全面。总之，这三篇从医疗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瘴气的文章，都对后来的研究者有着积极的影响。上述三位学者对于瘴疾的看法，都是以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认识为基础而提出的，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瘴疾作为一种地方性疾病，同样也是某种观念形态的反映。笔者曾从这一角度，阐释了汉唐时期的瘴疾，（注：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唐研究》第8卷，2002年，第257-275页。）本文拟对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景观驯化：宋元文献记载中的瘴疾
  
    两宋时期文献中记载的瘴疾，主要集中在今广东、广西、福建、四川、重庆、江西、湖南、海南等省、市、自治区，以及越南等地。其中以广东、广西为主的岭南地区的记载最为多见，但行文中使用的地名往往不一样，有广南、南方、岭海、岭外、岭表等称呼，譬如“广南瘴疠之乡”，（注：《宋史》卷196《兵志十》。）“南方夏秋毒暑烟瘴”，（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8，神宗元丰六年八月乙亥。）或“岭外瘴毒”，（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0，哲宗元祐四年七月丙申。）等等。因此，朝廷对任职岭南的官员优渥有加，规定“岭南官除赴以时，以避炎瘴”；（注：《宋史》卷7《真宗纪二》。）史书表彰关心民瘼的官员“在岭表时，不惮出入之勤，瘴毒之浸”。（注：（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19，神宗熙宁六年“周敦颐卒”条。）诸如此类关于岭南地区瘴情的记录，反映了这一时期岭南一带是人们所公认的瘴域。
    具体而言，广南东路的春州（治今广东阳春）、梅州（治今广东梅州），史书称其“炎疠颇甚”，（注：《宋史》卷90《地理志六》云：“广南东、西路……山林茂密，多瘴毒，凡命官吏，优其秩奉。春、梅诸州，炎疠颇甚，许土人领任。景德中，令秋冬赴治，使职巡行，皆令避盛夏瘴雾之患。”另，因所引各条资料有时间先后之分，而各代政区及名称亦废置不一，为简便计，概以所引资料之地名为准，不另考其沿革。）其他的地方如恩州（后改名南恩州，治今广东阳江）、循州（治今广东龙川）、新州（治今广东新兴）、英德府（治今广东英德）等州也是瘴疠严重之区，而以英德府和春州最为厉害，英德府被称为“人间生地狱”；（注：《宋史》卷200《刑法志二》。）春州在当时更是闻名遐迩的瘴毒之地，当地的志书谓其“与夷獠杂居，瘴疠以春州为首”，（注：（宋）祝穆：《方舆胜览》卷37《南恩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50页。）《宋史》卷270《李符传》的记载则代表了当时普遍的看法：“珠崖虽远在海中，而水土颇善。春州稍近，瘴气甚毒，至者必死。”熙宁六年(1073)春州被废为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瘴毒可畏，获罪贬官至此的人大多无以生还。（注：（宋）周密《癸辛杂识·前集》有《改春州为县》条：“春州瘴毒可畏，凡窜逐黥配者必死。卢多逊贬朱崖，知开封府李符言朱崖虽在海外，水土无他恶，春州在内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后月余，符坐事，上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月余死。元丰（当为熙宁）六年，王安石居相位，遂改春州为阳春县；隶南恩州。既改为县，自此获罪者遂不至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中华书局，1997年，第7页。）
    广南西路的宾州（治今广西宾阳南）、桂州（治今广西桂林）、高州（治今广东电白）、雷州（治今广东海康）、化州（治今广东化州）、钦州（北宋时治今广西灵山，南宋时徙今广西钦州）、容州（治今广西容县）、宜州（治今广西宜山）、邕州（治今广西南宁）、廉州（治今广西合浦）、昭州（治今广西平乐）等地的瘴疾也多见于记载。（注：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7、65；《宋史》卷196《兵志十》、卷300《徐的传》；《方舆胜览》卷42《高州》、《容州》，卷159《选举志五》；《新安志》卷10《定数》。）周去非(1135-1189)亦曾详细描述岭南之瘴地，说明的是南宋初期的情形，从中可以看出岭南各地瘴情轻重程度的一些变化：“岭外毒瘴，不必深广之地。如海南之琼管、海北之廉、雷、化，虽曰深广，而瘴乃稍轻。昭州与湖南、静江接境，士夫指以为大法场，言杀人之多也。若深广之地，如横、邕、钦、贵，其瘴殆与昭等，独不知小法场之名在何州……广东以新州为大法场，英州为小法场，因并存之。”（注：（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杨武泉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151页。）徐梦莘同样记录了当时官员的看法：“雷虽在广南，其地濒海，绝无烟瘴，土风不异于中州。”（注：（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54，靖康元年九月壬申。徐氏是书成于绍熙五年(1194)，所载史事起自政和七年(1117)，迄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由此可知广西各地之瘴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变化的。）这说明在滨海一带地方瘴疾的分布较少，已大不如前人的记载了。另外，今贵州之瘴地较少见于载记，宋时在大观年间(1107-1110)只短暂地建立过黔南路，但“时虽建城塞，其地荒瘴，遣兵守戍，岁有死亡，无赋入，皆辇内地金帛输之”，（注：《九朝编年备要》卷27，徽宗大观元年“十二月置黔南路”条。）故很快就并入了广南西路。
    福建路所记载的瘴地集中在剑州（治今福建南平）、泉州（治今福建泉州）、汀州（治今福建长汀）、漳州（治今福建漳州）。荆湖南路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如辰州（治今沅陵）、澧州（治今澧县）、全州（治今全州）、邵州（治今邵阳市）、道州（治今道县）、永州（治今零陵）、潭州（治今长沙市）、武岗军（治今武冈）等都有瘴疾的记载。（注：参见《宋史》卷191《兵志五》、卷193《兵志七》、卷331《周沆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三月癸丑。）
    江南西路靠近岭南的地方，瘴疾的记载也是史不乏书，如南安军（治今大余）、虔州（后改名赣州，治今赣州市）等。（注：关于南安军瘴的记载，参见（宋）陈次升《谠论集》卷5。）虔州又以龙南、安远二县瘴疾最甚，宋代方勺在《泊宅编》卷中中说：“虔州龙南、安远二县有瘴，朝廷为立赏添俸甚优，而邑官常缺不补。他官以职事至者，率不敢留，甚则至界上移文索案牍行遣而已”。《宋史》卷473《秦桧传》的描述也为此提供了确凿的例证：“赣有十二邑，安远滨岭，地恶瘴深，谚曰：‘龙南、安远，一去不转。’言必死也。”
    川蜀一带的泸州（治今重庆泸州）、黎州（治今重庆汉源北）、雅州（治今四川雅安）、维州（后改威州，治今四川理县东北）、茂州（治今四川茂汶）、戎州（后改名叙州，治今四川宜宾）、达州（治今四川达州）、咸淳府（治今重庆忠县）、长宁军（治今重庆万州区）等从唐代以来就是有名的瘴地，尽管这些州前后的辖境有很大变化，可是“地苦瘴毒”的记载未曾减少。（注：参见《新唐书》卷180《李德裕传》；《方舆胜览》卷55《雅州》；《宋史》卷7《真宗纪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4，神宗元丰四年七月壬子。）越南，宋时称交趾或安南，曾是宋王朝开疆拓土的对象，但由于山险路僻，雾潦瘴毒，宋军死亡颇多，在朝廷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最后只得作罢。（注：据《宋史》卷270《许仲宣传》载：“会征交州，其地炎瘴，士卒死者十二三。”因此，许多大臣对出兵交趾持反对态度，称“交州瘴海，得之如获石田”（《宋史》卷293《田锡传》）。又（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6神宗熙宁十年十二月甲辰“张方平上书”条，载：“复发于安南，使十余万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毙于输送，资粮、器械不见敌而尽。”）
    两宋时文献记载的瘴域大体集中在以上地区。《元史》记载简略，但广东、广西、江西、福建、川蜀、越南等地依然是人所惮行的瘴域。江西、福建与川蜀一带都只记载部分地区存在着瘴。另外，文献新增加的一个瘴地是云南，《元史》卷196《也速答儿传》中就记有官员游宦云南染瘴而逝之事：“武宗时，（也速答儿）由四川迁云南……南征叛蛮，感瘴毒，还至成都卒。”其实，早在唐朝时云南就出现过很多瘴的记载，但由于这一地区先有南诏的崛起，后有大理的建国，其与唐宋王朝的官方交往遂甚为寥落，因而在中原王朝所修撰的史书中，此一时段的状况鲜有反映。（注：《宋史》卷488《外国传四》记载大理国的情况仅寥寥数行，卷204《艺文志》中所录有关云南的地理类著作亦不多。）元朝统一后云南重新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往来增多，遂使瘴疾的记载又出现在官方的记录中。这个现象所隐含的意蕴似乎值得揣摩。理论上，如果云南在唐朝前期、元朝时都是瘴地，那么唐末两宋时自然也不例外，而偏偏这一时段的资料中不见云南有瘴疾，换言之，瘴疾在文献中的记载与其实际的分布区域之间发生了某种游离，果如上文之言，将其归于记载的缺失固然简洁，但假使考虑到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史料都出自中原人士之手，表达的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观点，或者说是一种偏信之言，则读者也许会有新的想法。综观古籍中记录的南方各地瘴疾的起伏变化，至少可说明如下问题：
    其一，在古人心目中，瘴疾既可以是致病之因，又可以是某种疾病，它产生于暑湿的风土之中。根据这样的观点分析，瘴疾应该有一个大体稳定的分布区域，且在整体的医疗卫生条件没有突破性的改变之前，这个区域不会有所谓的逐渐南移或缩小的趋势。
    历史时期文献所记载的瘴疾的地域范围其实并无多大的改变。如果将笔者对汉唐时期的瘴疾的研究、上文的论述以及龚胜生之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就可看出不同时期瘴疾的分布大体都以今两广、福建、云南、贵州以及江西、川蜀的部分地区为主（注：前引萧璠之文在论述南方的疟疾时，将古时之瘴疾径指为疟疾，亦认为“古代人已明白地观察到：南方，相对于北土来说，是个疟疾盛行的地区。”接着他又具体地描述了汉宋间文献记载的南方各地疟疾流行的情况，可参看。不过，笔者认为，瘴疾有多方面的含义，应该分成不同的层面来阐释。），各时期的差异只是体现在整个区域内部的变化上，即汉唐时期由点到线到面地扩展，宋元以后则有了轻重程度之别，或者某些地方在某时段不见录于史册。这些既反映了北人或华夏文化向这些地域扩张的进程，也符合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另外，尽管现在已有学者研究证实，瘴疾包含了多种不同的疾病，（注：参见冯汉镛《瘴气的文献研究》，载《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11卷第1期，第44-47页。）但在瘴疾主要是指疟疾特别是恶性疟疾这一点上，学者们并没有多大的分歧。现代流行病学对疟疾流行区域的调查表明，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有疟疾分布，且由北而南越来越严重，总的趋势与纬度相平行；（注：参见耿贯一主编《流行病学》（下）（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年）第183页。）这样的区域流行态势，从古至今应该是相对稳定的。（注：当然，不能排除历史时期气候的变迁对于我国南北分界线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造成疾病分布区域的南北推移。但气候的变化是相当缓慢的，而且文献不足征，故气候的波动对疾病流行范围的影响只能暂不列为本文讨论的对象，作前后一致处理（前引萧璠之文也是如此做法）。龚胜生认为气候的变化是引起瘴疾分布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笔者存有异议，认为无论其前提或结论都尚需再加推敲。龚文所持气候冷暖变迁的理论是以竺可桢先生的研究为基础的，这一研究迄今已有多位学者补充修正，例如就唐代的气候而论，满志敏的研究（见《历史地理》第8辑，第1-15页）就表明隋唐时期并非是一个温暖期，而可分冷暖不同的前后两期。如果此论不虚，那么不同类型的疟区也会相应地随之进退，而并非是一味地南移。在这一方面，前引范家伟之文亦有与此类似的看法，见其文中注72。）既然这样，那么我们就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瘴疾在近两千年来呈现出逐渐南移的趋势。在采用现代医学手段进行大规模地预防和消灭疟疾以前，中国的高疟区大致分布在北纬25度以南的地区，也就是南岭以南和云贵高原南部地区。（注：参见上海第一医学院、武汉医学院主编《流行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第356、183-187页。书中根据地理纬度的流行特征，将我国划分成了四个类型的疟区，分别是：北纬33度以北地区，北纬25-33度之间地区，北纬25度以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以此对照笔者所划定的瘴疾的范围，当可发现两者具有较高的拟合度，疟疾高度流行的高疟区和中度疟区的山地基本上可归入历史时期文献所记载的瘴地之中。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代瘴疾的分布区域应当是大体稳定的。
    其二，文献中瘴疾在各地分布的变迁，反映了中原王朝的势力在这些地区的进退盛衰。上文阐述的云南史料对此已有所说明，与此相似的是青海一带的“瘴气”，（注：需要指出的是，文献中青海一带的“瘴气”的性质与南方的完全不同，可参考笔者在《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中的阐述。）在唐以前亦屡有所见，两宋时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就不再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比如贵州，唐以前的文献中贵州地区甚少有瘴疾的记载，其地基本上是少数民族所聚居的羁縻州县，为中原王朝势力所不及。宋朝时曾短暂地设置了黔南路，但不久即废入广南西路。其时王祖道以虚辞徼富贵，遂促成此事，被蔡京誉为“混中原风气之殊，当天下舆图之半”，实际情形是“徭、黎渠帅不胜忿，蜂起侵剽”，根本不曾归服款化。（注：《宋史》卷348《王祖道传》。）元代对贵州的记载明显增多。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正式设立贵州布政使司，此后该地区瘴疾的记载的分布也比前代更为广泛。（注：参见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和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两文中的有关说明。）故大体可以认为，史书中所记录的瘴地的分布情况，大体折射出中原王朝的势力在这些地区的消长变化。
    其三，在华夏（汉）文化占主导地位以前，瘴情在南方各地的轻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地为华夏（汉）文化所涵化的深浅。到宋元时期，华夏（汉）文化渗透、改造这些地区的过程仍在继续进行之中。从上文所引述的资料中，可以寻绎出某些蛛丝马迹。如以雷州为例，北宋时的人们“说着也怕”，到南宋初期产生“瘴乃稍轻”的看法，再后来则认为“绝无烟瘴，土风不异于中州”。这就是说，瘴明显地减轻直到消失之后，地方的土风就逐渐与中原地区的类似乃至相同了。如此说来，则瘴疾与中州之气就是相对应的事物且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瘴情的轻重有无所代表的意义，也就是华夏（汉）文化对南方各地影响程度的大小。换言之，是历史时期北人南迁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注：参见黄滨《历史上珠江流域人口移动的主流变迁初探》，载《广西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才使岭南的一些地方呈现出了与往日气质迥异的景观。
再以桂林为例。虽然唐代白居易在诗中称“桂林无瘴气，柏署有清风”，（注：白居易：《送严大夫赴桂州》，《全唐诗》卷442。）但实际上白居易并没有到桂林生活的经历，不能知其详情，再说这样的送别壮行之诗，一般都是褒扬劝勉之辞，不宜将目的地说得一无是处，因此诗中之语不能全然置信。根据前文摘引之史料，北宋时期本应戍守桂林的士兵都撤退到荆湖南路辖境内的全州与永州了，这意味着此时来自北地的戍卒并不适应桂林的风土，但是到南宋以后，士大夫们却认为：“自荔浦以北为楚、以南为越。今静江（即桂州，绍兴元年以高宗潜邸升府）有中州清淑之气，荔浦相距才百余里，遂入瘴乡，是天所以限楚越也。”（注：（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3《舆地考九》。）所谓的“有中州清淑之气”，在北来士人眼中，就是指此地已归化于中原华夏（汉）文化之中，不再属于异族的瘴乡蛮土了。不难想见，与唐代一样，宋元时期的“瘴”依然与“蛮”有着不解之缘，“瘴”的深浅是与“蛮”的生熟联系在一起的。（注：史书中多有以是否熟悉汉文化为标准来判断少数民族归化程度的称呼，如熟夷、熟黎、生黎、生獠等。）另外，梅莉等在分析明清时期瘴疾的分布与变迁时，集中讨论了北方移民的南迁与瘴区的南移、缩小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开发是瘴区缩小、瘴病减轻的主要原因。假使换一种说法，应可作如是理解，即历史上地区开发的逐渐成熟，也就是中原华夏文化不断地涵化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既然如此，则将瘴的轻重有无看作是一种观念的变迁，就算不得唐突了。换言之，由于人们以华夏（汉）文化为准绳持续地影响、驯化南方各地的景观，使得这些地方逐渐与中原的风气趋同，因此人们认为是“中原清淑之气”冲淡、疏减了瘴气。这一文化变迁同样反映在宋元时期的医书医方之中。
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二、风土改良：宋元医家视野中的瘴疾
  
    宋元时期的医书医方是以另外的方式来表述岭南一带的文化变迁的。在医家的眼中，瘴疾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疾病，或者至少是致人患病的因素。在面对瘴疾的威胁时，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如何解释其病因病机，以及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救治并阻止其蔓延。然而这种努力要受到医家的知识背景和医疗水平的制约，医家的知识水平决定了他认识疾病的方式，其医疗水平则决定了疾病救治的有效程度。唐以前的医家对瘴疾还处于感性认识的阶段，在治疗方面也显得比较粗略；而两宋时期的医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大有进展，在此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其一，医家根据《内经》等医典中的风土观对瘴疾的原因给予了合理的解释；其二，医家对瘴疾在治疗上的争论与改进；其三，医家面对瘴疾所提出的风土驯化与改良的要求。
    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肇基之地，在宋以前这里一直都是文明的中心地所在，其周边的民族则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这使黄河流域的人们认为他们所生活的地方就是“中国”，是文物丰盛的礼仪之邦、世界的中心。这里地处暖温带，四季分明；有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草木丰茂，因而造就了发达的农耕文明。在如此优越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中，人们所形成的风土观，就是认为这里土厚水深，阴阳合和，最利于万物的生长发育，即所谓“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日月经其南，斗极出其北，含众和之气，产育庶物”。（注：《盐铁论·轻重》，王利器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00页。）其四周则是蛮夷戎狄所生活的地方，为积阴或积阳的“不毛之地”，不利于人的生存，特别是南方地区，阳气常泄，水土恶弱。这一风土观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构成了中医理论的基础，（注：此亦可参考前引萧璠之文的有关论述。）并且始终影响着医家对地方风土的评价。（注：梁其姿在《疾病与方土之关系：元至清间医界的看法》一文中，谈到了元以后医界的方土观经历了从五方观向南／北或东南／西北二元模式的转变，洵为的见。梁文进一步指出：“元以后医家的方土观强化了西北与东南的对比，他们认为西北水土高爽，外在致病因素较少，人的禀赋又较强，不易产生疾病。而东南方人的禀赋较弱，容易被卑湿水土所产生的各种致病因素影响……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直至明清仍以西北及北方为文明的起源，虽然当时无论在经济上、文化上，东南、甚至岭南地区已是较发达的地区，但是历史上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仍然被视为有最强元气的地域。”（载《性别与医疗》，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2年，第165-212页）笔者以为，北方之所以一直被视为元气最强的地区，是因为中医早期的理论体系、治疗方法，以及由此撰成的医书如《黄帝内经》等，都是以北方的气候、地理环境为依据的，它们被后世的医家奉为圭臬，从而使北方的风土成为了人们认识的“原型”。）
    南方的瘴疾从其出现之日起就被认为与外部环境的暑湿密不可分，如《后汉书》卷54《马援传》、《隋书》卷31《地理志下》说“下潦上雾，毒气重蒸”，“自岭已南二十馀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医书中则说瘴疾的产生是因为“南地暖，故太阴之时，草木不黄落，伏蛰不闭藏，杂毒因暖而生”，（注：（隋）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卷10，温病诸候之瘴气候条。）都表达了类似的思想，所以瘴气最初多指山岚溪源蒸郁而生的毒气，到北宋末年时，这样的认识随着医家对瘴的了解增多而不断深化。如宋徽宗时编撰的《圣济总录》，就详细地论述了瘴气发生的原因、时间及拯治方法，其中对瘴气原因的分析，显示出编撰者极力将它嵌入传统中医理论框架内的企图，其文曰：“传言：瘴气乃山川毒厉之气，又云江山雾气多瘴，凡以其气郁蒸而然也……且阳生于子，盛于巳；阴生于午，盛于亥；阳不极则阴不萌，阴不极则阳不长。而广南位当巳午，则阴阳之气蕴积于此可知矣。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西北阴也，土地高厚；东南阳也，地土卑下，而广南属东南，则土地之卑下可知矣。以土地卑下而阴阳二气所蕴积，是以四围之山，崇高相环；百川之流，悉皆归赴。及秋草木不凋瘁，冬令蛰虫不伏藏，寒热之毒，蕴积不散；雾露之气，易以伤人，此岐伯所谓南方地下水土弱，盖雾露之所聚也，故瘴气独盛于广南。”（注：（清）程林：《圣济总录纂要》卷5，疟疾门之瘴气条。）这一段话先转述了前人关于瘴疾的种种传言，继而按照宋代官方所推重的五运六气学说和《内经》的思想来阐述瘴之缘由，虽然将广南划归到东南部显得有些削足适履，但它不再仅仅以南方暑湿的特性一言以蔽之，而是从经典医书中找寻依据进行解释，使之较为圆满地进入了中医理论体系，为后来的医家进一步的探究指明了一条合理的路径。至南宋初期，李璆撰成《瘴疟论》，开篇即论述瘴气所生之由：“岭南既号炎方，而又濒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盛，而二者相薄，此寒热之疾所由以作也。”接着他又从岭南的气候环境与人体病理之间的关系上仔细加以论证，强调要根据西北、岭南之人不同的体质状况来用药：“大抵西北地寒，土厚水深，又人食酥酪之类，病者多宜发散转利，伤寒、温疫至有汗不得出而毙者，气常收敛故也；岭南阴气不收，又复卑湿，又人食槟榔之类，气疏而不实，四时汗出，病者岂宜更服发散等药，此理明甚！”（注：《岭南卫生方》，中医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0页。）这就完全立足于中原传统医学理论，使人们对瘴疾有了清楚的认识，从而为临证治疗确立了基本原则。
    在瘴疾的治疗方面，隋唐以前就有针对岭南的风土、疾病而编撰、搜集的医方见于著述，从流传至今的有关医书中可知，直到唐朝初年，瘴疾依然被分列于不同的疾病证候类别，似乎表明医家对瘴疾的了解还很模糊。当然，六朝时有的医家已将某些瘴病与疟疾相比照，称之为“山瘴疟”，其病症与疟疾类似，主要表现为使人“发寒热，休作有时”，隋朝时医家则提出“夫岭南青草、黄茅瘴，犹如岭北伤寒也”的说法，（注：《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卷11，疟病诸候之山瘴疟候条；卷10，疟病诸候之瘴气条。又，“山瘴疟”之称，南朝宋陈延之《小品方》已有提及。）这说明医家是从症状，而非病因上来推定两者之间的联系的；而且他们遵循《内经》的思想所建立的中医理论，在面对新的气候环境时，还不能合理地解释瘴疾与疟疾的关系。《素问·疟论篇》认为：“疟者，风寒之气不常也”；“夏伤于暑，秋必病疟”，认为疟疾是由于人感“六淫”之气而产生的病症，瘴疟则是因“山溪源岭嶂湿毒气”而引起的，两者的病因不一样，所以隋唐乃至北宋时期的医书，譬如《外台秘要方》和《圣济总录》等，虽然都把瘴疾大体归为疟病之一类，但往往对其病因另有说明，并不将瘴疾径直指为疟，正好反映出这种理论的断层。应该指出的是，王焘的《外台秘要方》卷5《疟病·山瘴疟方》曾摘引前代佚书《备急方》中的观点，认为瘴与疟实际上是同一种疾病，而且所论颇详。（注：王焘《外台秘要方》卷5之《疟病·山瘴疟方》云：“备急：夫瘴与疟，分作两名，其实一致。或先寒后热，或先热后寒，岭南率称为瘴，江北总号为疟，此由方言不同，非是别有异病。然南方温毒，此病尤甚，原其所归，大略有四，一山溪毒气，二风温痰饮，三加之鬼疠，四发以热毒，在此之中，热毒最重。”高文铸校注，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84页。）然而，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两宋时的医家似乎没有把二者等量齐观，如《圣济总录》认为：疟疾“或本于痰，或本于瘴疠，或本于鬼神，或本于邪气”，即瘴疠只是感染疟疾的原因之一，瘴包含在疟之中；而瘴同样包括了多种疾病，在治疗上也有种种不同，《圣济总录纂要》卷5说“阅诸方论，治瘴气之法不一，或谓其症与伤寒相类，有在表可汗者，有在里可下者，有在膈可吐者，或以治疟法治之者”，这说明在当时的医家看来，两病各自包容了对方的一部分，不能互相代替。
    或许是基于上述的认识，两宋时的医家对瘴疾的治疗显示出了一个提高、细化的过程。比如，苏轼、沈括的《苏沈良方》卷3中记载了一条治疗瘴疾的方子，此方认为“瘴疾皆因脾胃实热所致，常以凉药解膈上壅热，并以此药通利，弥善；此丸本治岚瘴及温疟，大效”，大概是把瘴疾看作了外感病邪化热入里，壅滞脾胃而产生的病症，与温疟稍有差别。稍后唐慎微在《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卷5《水气》中提出瘴疾是由湿所引起之疾，并可以与它病同治：“江湖间露气成瘴，两山夹水中气疟，一冷一热相激成病症，此三疾俱是湿为，能与人作寒热，消铄骨肉，南土尤甚，若欲医疗，须细分析，其大略皆瘴类也，人多一概医之，则不差也。”这样的观点到南宋时就不再被认为正确了，此时的医家指出，瘴疟病“虽是时行之疾，然老少虚实，受病有浅深，大率不同”，应当“随症用药，若只言瘴病，一概治之，万一不能取效也”，（注：（宋）陈师中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卷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指南总论》为南宋许洪所撰，主要简述药物合和、炮制及几十种病症、治法和用药。）因此，医家按照瘴病症状的不同，将其加以细分，且对症各有疗治之法。
    具体而言，南宋至元初医家对瘴疾的看法，可从宋末元初的医僧继洪所编之《岭南卫生方》中窥见大概。书中辑录有李璆《瘴疟论》、张致远《瘴疟论》、王棐《指迷方瘴疟论》、汪南容《治冷热瘴疟脉证方论》、（注：《岭南卫生方》之“前言”疑王棐与汪南容同为一人，萧璠之文中虽认为此说尚待考，但亦认为“是极有可能的”。笔者曾略加考证，认为此说当可信从。）章杰《岭表十说》、继洪《卫生补遗回头瘴说》、《治瘴用药七说》、《治瘴续说》等，全书探讨了岭南瘴疟的病因病机，在防治原则上主张重用温法、慎用清法。此书各篇所作时间不一，如能考定其大致作成之年代，当可见出当时医家认识上的进步。据有关资料，笔者粗略推算，李、张二文当作于南宋绍兴年间，（注：李、张二人传记分别见《宋史》卷376、377。）王棐的《指迷方瘴疟论》要稍微晚出一些，然亦当写成于周去非撰写《岭外代答》之前。（注：南宋初期宦游岭南者如范成大、周去非等人对瘴的记录，已为人所熟知，但如果比照王氏与周氏之作，就会发现两书中有关瘴疾的文字颇多雷同，周氏大概是在参考王氏文字的基础上，综合他书而作。）关于章杰《岭表十说》的时间问题，前引萧璠之文中提到一条线索似可作参考。（注：前引萧璠之文曰：“《宋会要辑稿》卷一六四《刑法》一之三六记绍兴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前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章杰言……’，撰《岭表十说》者或许即是其人。”）又据《岭表十说》的内容推测，章杰可能与李璆、张致远为同时代人或稍后一点。释继洪为宋末元初人，然其所述，大抵踵事增华而已。
    从李璆和张致远两人的《瘴疟论》来看，南宋初年医家在辨证施治时，都非常强调异法方宜的原则，这可说是对岭南陋医的拨乱反正，此前岭南的医家全然不顾地方的风土以及民众的体质迥异于北方，盲目执守成方，将岭南之瘴与岭北之疟视作同种疾病进行疗治，结果常常造成误诊，甚至葬送患者的生命，所以李璆感慨万分，叹息“瘴疠未必遽能害人，皆医杀之也”。章杰的《岭表十说》比较注重瘴疾的预防，他抨击了当时岭南之民喜食槟榔、北来之人往往饮酒避瘴的做法，同时认为岭南之病不能全都概括为瘴疾，“岭外虽以多暑为患，而四时亦有伤寒、温疫之疾，其类不一，土人不问何病，悉谓之瘴，治疗多误，天阏者何可胜数。”“仆观古方，饮溪涧水中毒，令人失音，则知凡失音者，未必皆瘴也。”（注：《岭南卫生方》，第4、58、60页。）王棐的《指迷方瘴疟论》是他游宦桂林等地时，在研究岭南的方书和李、张二文的基础上，以自己的医疗经验对瘴病的救治和预防作了一番评价。在他的时代，岭南的医疗水平已大有提高，医家不再将所有的病都称为瘴了，往日的瘴疟也被细分为冷瘴、热瘴和痖瘴，只是在治疗方面还不如人意。王氏认为冷瘴就是岭北的痎疟，热瘴乃热气蒸郁或饮食积热所致，痖瘴疑为伤寒失音之证或中风失语之证；周去非则说“冷瘴以疟治，热瘴以伤寒治，痖瘴以失音伤寒治”。从这些病名和治则的比照可以看出，瘴疾不断地向着疟疾、伤寒等岭北的疾病靠拢，这就在无形之中拓宽了医家对疟疾的认识。到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许洪编纂《指南总论》时，又对伤寒与瘴疟等疾病进行细分和区别，它提出了十六条伤寒之证，湿温、温毒、热病、温病、温疟、晚发疫疠等名列其中，继而特别指出：“中暑、伤痰、食积、虚劳、瘴疟、脚气与伤寒相似，而实非伤寒。此证人不晓，皆言即伤寒也。”（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卷中。）这种精细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又出现由博返约的趋势，南宋末年时，医家对疟疾进行了理论上的归类整合，如杨士瀛的《仁斋直指》卷12在阐述痎疟时，就只把瘴疟与风疟、寒疟、暑疟、湿疟、牝疟、食疟等数种平行列出，而于其总论曰：“风寒暑湿，邪自外来；饮食居处，邪由内作，此痎疟感受之胚胎也，岂特夏伤于暑，秋必为疟哉！古人盖以其受病最多者言之耳。”虽为古人开脱，其实表达了医家对痎疟病因认识的突破，它不仅是对传统中医理论的更新，而且暗示着中医所涵盖的地域范围的扩大和环境适应性的加强，其中北人南迁所带来的文化的扩张与包容，当不可小视。
    当然，按照《素问》中的思想，高明的医家应该“治未病”，即提醒人们既要亡羊补牢，但更应未雨绸缪，在日常生活中多注意摄节有致，未病先防。北方人认为南方水土恶弱，极不利于人的健康，故而在南行时，往往采取很多措施来防治可能侵害人体的疾病，如隋唐时期有人佩带绛囊防治瘴气，（注：参考范家伟《中国中古时期绛囊系臂与辟疫观念》，《“洁净”的历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生命医疗史研究室，2000年，第275-302页；《从医书看唐代行旅与疾病》，《唐研究》第7卷，2001年，第205-228页。）两宋时医家强调要讲究修养之法，避色节欲等等，这些旨在驯化风土的措施，多以中原医学的防病养生思想为依据，注重增强南来北人的抗病能力。无论效果如何，其所提示的思想，乃是积极地适应地方风土，以求与土著居民一样，“久而与之俱化”。当然，这并不是说土著居民从来不会罹患疾病，而是说“生于凌者安于凌”，（注：《圣济总录纂要》卷5，诸疟统论之瘴气条。）土人已经适应了生在其中的风土。其实，据史料记载，直到宋元时期，岭南依然是缺医少药的地方，当地居民也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意识，“岭南无医，凡有疾病，但求巫祝鬼，束手待毙”。（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9，绍兴十九年六月辛酉。）针对这种信巫不信医的习俗，或有任职岭南的官员请求朝廷颁赐医书医药以接济百姓，此乃中原医学知识渐被南方的要因，与医家的愿望相当一致：“夫民虽至愚，而孰不能趋利避害？况性命所系，晓然易见，若医者能愈人疾，彼何若不用？盖岭外良医甚鲜，凡号为医术者，率皆浅陋，又郡县荒僻，尤乏药材，会府大邦，间有医药，且非高价不售，岂闾阎所能辨，况于山谷海屿之民，何从得之！彼既亲戚有疾，无所控告，则不免投诚于鬼，因此而习以成风者也。近岁北医渐至，长吏父老，倘能使之转相传习，不亦善哉。”从这些呼吁中可以感受到，北医南至对于改善岭南的医疗卫生条件当功不可没，虽然这些人在治疗瘴疾时可能因率尔操觚，“用北方伤风、伤寒法，或汗或下”，使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毕竟慢慢地改变了“过桂林以南无医药”的状况。不仅如此，在改善生活条件以帮助当地居民抵御疾病侵袭方面，医家也提出了建议：“岭外虽以多暑为患，……间有一岁盛寒，近类中州，而土俗素无蚕绩，冬不挟纩，居室疏漏，未尝塞向墐户。忽遭岁寒，则次年瘟疫必兴。医者之治瘟疫，当以本法治之，而随其风土气候，与夫人之强羸，少出入焉可也。长吏父老，当化其民俗，使有御寒之具，庶不蹈于疾疢。”（注：《岭南卫生方》，第60、10、14、58-59页。）这些改良南方风土、化成民俗的建议是否得到实施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它透露出的信息不言而喻。医家既协助北人适应南方的自然条件，又在努力改善南方居民的生存环境，二者相辅而行，结果就是重塑了南方的社会文化景观，或许南迁之北人所见所感的“中州清淑之气”，就呈现在这样的景观之中。
总之，宋元时期的医家在瘴疾的救治方面，显示出这样一条轨迹，即在理论上不断调适深化、在证治上逐渐提高细化，最终使传统中医理论得到升华，具有了更强的解释能力；在瘴疾的预防方面，医家不仅强调习其风土的重要性，而且更多地表现出以中原医学知识改造南方风土的热情，这种尝试对于促进南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的改变，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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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波渔翁

三、疾病流行与社会文化变迁
  
    宋时的字书往往将瘴疾解释为“疠”或“热病”。（注：如《原本广韵》卷4、《类篇》卷21、《六书故》卷33、《集韵》卷8、《增修校正押韵释疑》卷4等均是。）言瘴为疠，实沿袭前代人的看法。宋人已经认识到冷瘴“专与痎疟相类，秋来则多患此，天凉及寒时少有之，却与伤寒不同，不传染，不传经，无变证，所以易医”；（注：《岭南卫生方》，第18页。）释瘴疾为热病，是将瘴疾看作流行于岭南一带的地方病，故宋人云：“赣之龙南、安远，岚瘴甚于岭外。龙南之北境，有地曰‘安宁头’，言自县而北达此地，则瘴雾解而人向安矣。”（注：（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10。）又云：“六十七里至兴安县，十七里入严关，两山之间仅容车马，所以限岭南北。相传过关即少雪有瘴。”（注：（宋）范成大：《骖鸾录》，二月二十七日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从侧面揭示出瘴疾在古人心目中有着相对稳定的分布区域，现存的史料与现代的研究亦已证实这一点。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瘴疾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个文化符号，其分布状态的改变以及在南方各地的轻重差异，折射而出的是岭南地区文化上的变迁。这样的变迁，同样透过人们对瘴疾本身的认识过程表现出来，瘴疾在病因病机上被纳入中医理论的范畴，瘴疾在辨证施治时被视作岭北的疟疾、伤寒，医家在瘴疾的防治方面改良风土的努力，揭示出岭南地区的土著文化逐渐为中原华夏文化所濡化的内涵。
    借助现代医学的眼光来分析宋元时期的瘴疾，也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笔者的研究认为，瘴疾是北人南迁后因水土不服等原因所罹患的疾病，诚如其他学者所说，它虽然包含了某些外感热病，但主要是指恶性疟疾。根据疟疾的流行病学分析可知，疟疾有两种流行形式：一是地方性流行，一是爆发性流行。地方性流行常见于高疟区（即稳定性疟区），这些地区具备疟疾流行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相对稳定，导致疟疾经常性流行，但除婴幼儿童外，一般人群免疫水平高，因此在稳定性疟区较少出现爆发性流行。爆发性流行多见于低、中度疟区，人群免疫力较低，其诱因常常有以下几种：第一，输入传染源；第二，无免疫力人群进入疟区或由低疟区进入高疟区；第三，由于自然或人为条件导致按蚊孳生地增加，或增加了按蚊吸血的频度；第四，前次流行后的人群的免疫力水平已自然降低。（注：参见耿贯一主编《流行病学》（下），上海第一医学院、武汉医学院主编《流行病学》。）中国的低疟区，即北纬33度以北地区，或者说大体处于淮河以北地区的居民，一般都不具备疟疾的免疫力，而我国历史上的移民主体，都是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群。当这些来自低疟区又无免疫力的人陆续迁移到南方的高疟区时，他们很快就会因受到传疟媒介——按蚊的攻击而感染疟原虫，发生疟疾也就在所难免了。但疟原虫在人体内还要经过一段潜伏期才出现临床症状，间日疟通常为8-27天，平均14天；恶性疟6-25天，平均11天，所以按蚊的叮咬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故古籍中记述瘴时鲜有提及蚊蚋者；再者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人们根本无法弄清致病之由，只好归之于山林草莽河湖之间的轻烟薄雾，且一概称之为瘴疾。既然如此，则瘴的流行形式应与疟疾相似。可是，仔细地分析相关资料，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某些差异，即瘴疾的爆发性流行，往往由无免疫力人群进入疟区后引起，多发生在高疟区。这就是说，上述四条导致疟疾爆发性流行的因素中，只有第二条与瘴疾最有干系，而其他几条甚少与焉。
    输入传染源的问题，从疟疾的流行动力学来看，一般是疟疾患者或无症状带虫者进入无疟区或低疟区而引起疟疾的爆发，高疟区不应有从低疟区输入传染源的说法。由于古人眼中的瘴疾是流行于南方的热病，与北方的疟疾不同，所以在史料中很难找到瘴疾流行于北方的记载，（注：笔者仅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8神宗元丰六年八月乙未条中找到一个例子：“先是，子渊献议，后五万人开修温县大河陂直河，以回河流。既而雨水、瘴疫继作，死亡者甚众。”温县即今河南省温县，属于低疟区，这可能是一次疟疾的爆发性流行，从何而起已无从得知了。）即使有岭南的疟疾患者或无症状带虫者来到了岭北，如果他因疟疾而死亡，当时人们会说他是“染瘴而亡”，但是由他所引起的疟疾的爆发流行，则不会被人称为瘴病，而只会看作疟疾，故第一条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第三条因文献阙载，也就无法讨论。至于第四条，史料记载中有“岭南诸州多瘴毒，岁闰尤甚”（注：（宋）江少虞：《事实类苑》卷63《仕宦岭南》。）之说，或许与瘴疾的周期性爆发流行有关，却难以证明其缘由是人群免疫力的降低，况且寥寥数语，用以立论似乎过于单薄。归根结底，文献中所记载的一次次瘴疫的爆发性流行之所以出现在高疟区，是因为北方经常有大量的人口向南迁移，使得瘴疾呈现出这样的流行模式，即随着人群不断地进入岭南，瘴疾就因此频繁地爆发；随着人群所至之地点的逐渐增多，瘴地的分布也就会越来越密集。
    疟疾的流行病学分析还表明，感染疟疾之后，身体对疟原虫产生一定的免疫力，这种免疫力会随着再感染和反复发作次数的增多而加强，最终达到动态的平衡而使疟疾由爆发性流行转化为地方性流行，就现症病人的数量来比较，地方性流行的要远远低于爆发性流行的，个中原因自不待言。但以此来考量宋元时期人们对瘴的论述，结论却大不一样。尽管当时人们早已观察到，“凡往来岭南之人，无不病且危殆，何也？若所谓南人生长其间，与水土之气相谙，外人之入南者必一病，但有轻重之异，若久而与之俱化则可免矣。”（注：《岭南卫生方》，第18-19页。）换句话说，人们到达岭南后至少会感染一次疟疾，致使身体产生免疫力，表现在整个人群中，就是瘴疾患者减少乃至消失，瘴地疫情严重程度的降低。然而人们并不知道这是自己的身体产生了免疫力的结果，在他们以南方水土温暑、风土恶逆等来解释瘴疾的原因时，瘴疾的减轻被他们认为是因有“中州清淑之气”相通，而使其“土风不异于中州”。在这里，人体的生物病理性的改变表现的是社会环境的变迁，疫情的有无表述的是文化的野蛮与驯服；疾病对人体自然机能的影响，实质上反映了社会文化形态的变迁。这大概是瘴疾的流行模式的另外一面。然则，综观瘴疾这一富有地域特色的疾病，其发生、扩张、减轻乃至消失的整个过程，无不以社会文化的演进为其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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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波渔翁

故风者，百病之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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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波渔翁

风者，百病之始也
2007-04-16 10:36:32 / 个人分类：中医养生

风者，百病之始也

按照现代科学的解释，只是对风的一种简单认识。风就是属于自然界中存在的空气流动而形成的一种自然现象，在空气中有不同程度的速度，现代气象学分为十二级。一般来说，现代人或各政府，对风的重视仅仅也只是注重风对自然的破坏方面。如各种台风的预告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等。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风其实对人的影响更大，如果不注意，损失会更严重。

我国古人对风的认识最早，也最有见地。

我国先民，在对自然及生活的实践当中，逐渐概括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很有规律性的“八方风”，并使其指导我们的农耕作业，同时，也逐渐认识到风对人的影响。“八方风”其实就是东南西北四风，加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风，合称八方风。春季从立春开始，到春分这四十五天时间，风向居多为东风，从春分到 立夏这中十五天时间，居多为东南风；夏季从立夏开始，到夏至这段时间，共四十五天，风向多为南风，从夏至到立秋，又四十五天，居多为西南风；秋季从立秋开始，到秋分止，这段时间为四十五天，风向居多为西风，秋分到立冬，是西北风；冬季三个月，从立冬到冬至，是为北风，从冬至到立春，这四十五天时间，多为东北风。八方风对人们的生活的影响，至为重要，认识风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特别我国长期以来，都属于农耕社会，风对农业生产更是为人们所重视了。

风不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其实对工业，军事等各个领域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忽视了这些影响，我们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这方面，我就不用说了。其实，风对人本身的影响是最大的，我们作为自然界的一份子，身处于宇宙当中，少不了受到自然界各种因素的影响，那些脱离自然而不受影响的说法，是很不客观，其实也是反自然的。

生活中，人们谁也离不开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空气流动而形成的“风”，其实，风也是空气，空气受寒热温凉的影响，而形成风，按照中医学的理论，自然界中的风，是引起各种疾病的重要因素，风寒暑湿燥火，风为首，风乃百病之长。故《黄帝内经》曰：“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能害，此因时之序也。”-

（黄明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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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医学释义
　      中医病因学概念，又称风邪。风邪致病有外因和内因之分。外风本指自然界中因空气流动而形成的一种气候或环境状态，为春季的主气，属六气之一(见气)。但这种气候或环境状态能使正气虚弱或体质易感的人发生疾病，对这些人来说，外风便成为致病因素，属六淫之一。内风则指由多种原因引致的体内阳气亢逆变动所形成的病理状态，与肝的病变密切相关。外风与内风虽有区别，但在临床上都有发病迅速、变化多端的特点。
　      风虽属春季之主气，但四季皆有，故外风致病无季节性；又因寒、湿、燥、热(火)等邪多依附于风而侵犯人体，或风与体内痰、湿相结合致病。如外感风寒、风热、风湿、风寒湿痹等。所以，外风常为外邪致病的先导，是六淫病邪中的主要致病因素，故有“风者，百病之始也”，“风者，百病之长也”之说。外风属阳邪，其性轻扬开泄，具有升发、向上、向外的特点，故常伤及人体的上部(头面)、阳经和肌表，使皮毛腠理开泄，出现头痛、出汗、恶风等症状。外风还具有善行数变的特性，故致病后病位游移，行无定处，如风痹(行痹)呈游走性关节疼痛；皮肤风疹来势急剧，其痒难忍，但有时去也迅速，消退后常不留痕迹。外风所致病证较多，应依据其症状和体征来确定所侵犯的人体部位，以及兼挟的其他邪气(或性质)。在临床上最常见的是外风兼挟寒或热邪，侵犯人体肺卫，产生发热、头项疼痛、恶风、畏寒、咳嗽等症状，俗称伤风、感冒。对外风所致病证的治疗总以祛风为主，同时兼治其他邪气，如风寒感冒用辛温解表的方法，风热感冒用辛凉解表的方法。
　      内风大多由肝脏功能失调所致，故又称肝风内动。与外风所致病证不同，内风致病的病理状态在临床上可出现眩晕、抽搐、痉挛、颤抖、蠕动、口眼?斜，甚至角弓反张、颈项强直等肢体异常运动的症状，古人因此而类比为风。内风证的产生有多种原因，主要有肝阳化风、热极生风、阴虚风动和血虚生风等，引致体内阳气亢逆变动而形成。肝阳化风多由于情志不遂，或饮食不节、恣酒纵欲等，致肝气不能疏泄，郁而化火，或水不涵木，肝阳上亢，阴不制阳，肝之阳气升而无制，亢盛而化风，上升巅顶或横窜脉络，从而导致卒倒昏不知人，又称为“中风”(与西医的脑血管病大体相同)。热极生风多在急性热病的极期，由于热邪炽盛，燔灼肝经，阳热亢盛而化为内风，出现神昏、抽搐等症。阴虚风动多见于热性病的后期，或严重的汗、吐、泻之后，此时阴液枯竭，肝所主的筋脉无以濡养，临床可见筋挛肉?、手足蠕动等症。血虚生风多由于生血不足或失血过多，肝藏血不足，筋脉失养，虚风内动，临床可见肢体麻木不仁、筋肉跳动，甚至手足拘挛不伸等症。诊断内风证候，应依据其各自的临床症状与体征进行。治疗应针对各自的病因，如肝阳化风者宜平肝熄风，热极生风者宜清热熄风，阴虚风动者宜育阴熄风，血虚生风者宜养血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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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自然释义
　      风 wind
　      常指空气的水平运动分量,包括方向和大小,即风向和风速。但对于飞行来说,还包括垂直运动分量,即所谓垂直或升降气流。阵风(又称突风)则是在短时间内风速发生剧烈变化的风.气象上的风向是指风的来向，航行上的风向是指风的去向。在气象服务中，常用风力等级来表示风速的大小。英国人F.蒲福于1805年所拟定的“蒲福风级”将风力分为 13个等级(0～12级)。自1946年,风力等级又增加到18个（0～17级）。风和阵风对飞机飞行影响很大。起飞和着陆时必须根据地面的风向和风速选择适宜的起飞、着陆方向；飞行中必须依据空中风向和风速及时修正偏流，以保持一定的航向和计算出标准的飞行时间；修建机场时必须根据风的气候资料确定跑道方位。另外,风对飞机飞行性能也有明显影响,例如飞机逆风飞行时，飞机升力将会增加。阵风则对飞机飞行载荷产生显著的影响，在飞行器的设计中需要给出描述阵风的模型和强度标准。

　      风的定义
　      相对于地表面的空气运动,通常指它的水平分量,以风向、风速或风力表示。风向指气流的来向，常按16方位记录。风速是空气在单位时间内移动的水平距离，以米／秒为单位。大气中水平风速一般为 1.0～10米／秒，台风、龙卷风有时达到102米/秒。而农田中的风速可以小于0.1米/秒。风速的观测资料有瞬时值和平均值两种，一般使用平均值。风的测量多用电接风向风速计、轻便风速表、达因式风向风速计，以及用于测量农田中微风的热球微风仪等仪器进行；也可根据地面物体征象按风力等级表估计。

　      风的成因
　      形成风的直接原因，是气压在水平方向分布的不均匀。风受大气环流、地形、水域等不同因素的综合影响，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季风、地方性的海陆风、山谷风、焚风等。简单地说，风是空气分子的运动。要理解风的成因，先要弄清两个关键的概念：空气和气压。空气的构成包括：氮分子（占空气总体积的78%）、氧分子（约占 21%）、水蒸汽和其他微量成分。所有空气分子以很快的速度移动着，彼此之间迅速碰撞，并和地平线上任何物体发生碰撞。
　      气压可以定义为：在一个给定区域内，空气分子在该区域施加的压力大小。一般而言，在某个区域空气分子存在越多，这个区域的气压就越大。相应来说，风是气压梯度力作用的结果。
　      而气压的变化，有些是风暴引起的，有些是地表受热不均引起的，有些是在一定的水平区域上，大气分子被迫从气压相对较高的地带流向低气压地带引起的。
　      大部分显示在气象图上的高压带和低压带，只是形成了伴随我们的温和的微风。而产生微风所需的气压差仅占大气压力本身的1%，许多区域范围内都会发生这种气压变化。相对而言，强风暴的形成源于更大、更集中的气压区域的变化。

　      风的影响
　      风是农业生产的环境因子之一。风速适度对改善农田环境条件起着重要作用。近地层热量交换、农田蒸散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氧气等输送过程随着风速的增大而加快或加强。风可传播植物花粉、种子，帮助植物授粉和繁殖。风能是分布广泛、用之不竭的能源。中国盛行季风，对作物生长有利。在内蒙古高原、东北高原、东南沿海以及内陆高山，都具有丰富的风能资源可作为能源开发利用。
　      风对农业也会产生消极作用。它能传播病原体，蔓延植物病害。高空风是粘虫、稻飞虱、稻纵卷叶螟、飞蝗等害虫长距离迁飞的气象条件。大风使叶片机械擦伤、作物倒伏、树木断折、落花落果而影响产量。大风还造成土壤风蚀、沙丘移动，而毁坏农田。在干旱地区盲目垦荒，风将导致土地沙漠化。牧区的大风和暴风雪可吹散畜群，加重冻害。地方性风的某些特殊性质，也常造成风害。由海上吹来含盐分较多的海潮风，高温低温的焚风和干热风，都严重影响果树的开花、座果和谷类作物的灌浆。防御风害，多采用培育矮化、抗倒伏、耐摩擦的抗风品种。营造防风林，设置风障等更是有效的防风方法。

　      风的能量
　      空气流动所形成的动能极为风能。风能使太阳能的一种转化形式。
　      太阳的辐射造成地球表面受热不均,引起大气层中压力分布不均空气沿水平方向运动形风。风的形成乃是空气流动的结果。风能利用形成主要是将大气运动时所具有的动能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
　      在赤道和低纬度地区，太阳高度角大，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度强，地面和大气接受的热量多、温度较高；再高纬度地区太阳高度角小，日照时间短，地面和大气接受的热量小，温度低。这种高纬度与低纬度之间的温度差异，形成了南北之间的气压梯度，使空气作水平运动,风应沿水平气压梯度方向吹,即垂直与等压线从高压向低压吹。地球在自转，使空气水平运动发生偏向的力，称为地转偏向力，这种力使北半球气流向右偏转，南半球向右偏转，所以地球大气运动除受气压梯度力外，还要受地转偏向里的影响。大气真实运动是这两力综合影响的结果。
　      实际上，地面风不仅受这两个力的支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海洋、地形的影响，山隘和海峡能改变气流运动的方向，还能使风速增大，而丘陵、山地却磨擦大使风速减少，孤立山峰却因海拔高使风速增大。因此，风向和风速的时空分布较为复杂。
　      在有海陆差异对气流运动的影响，在冬季，大陆比海洋冷，大陆气压比海洋高风从大陆吹向海洋。夏季相反，大陆比海洋热，风从海洋吹向内陆。这种随季节转换的风，我们称为季风。所谓的海陆风也是白昼时，大陆上的气流受热膨胀上升至高空流向海洋，到海洋上空冷却下沉，在近地层海洋上的气流吹向大陆，补偿大陆的上升气流，低层风从海洋吹向大陆称为海风，夜间（冬季）时，情况相反，低层风从大陆吹向海洋，称为陆风。 在山区由于热力原因引起的白天由谷地吹向平原或山坡，夜间由平原或山坡吹向，前者称谷风，后者称为山风。这是由于白天山坡受热快，温度温度高于山谷上方同高度的空气温度，坡地上的暖空气从山坡流向谷地上方，谷地的空气则沿着山坡向上补充流失的空气，这时由山谷吹向山坡的风，称为谷风。夜间，山坡因辐射冷却，其降温速度比同高度的空气交快，冷空气沿坡地向下流入山谷，称为山风。当太阳辐射能穿越地球大气层时，大气层约吸收２*１０^16W的能量，其中一小部分转变成空气的动能。因为热带比极带吸收较多的太阳辐射能，产生大气压力差导致空气流动而产生「风」。至于局部地区，例如，在高山和深谷，在白天，高山顶上空气受到阳光加热而上升，深谷中冷空气取而代之，因此，风由深谷吹向高山；夜晚，高山上空气散热较快，于是风由高山吹向深谷。另一例子，如在沿海地区，白天由于陆地与海洋的温度差，而形成海风吹向陆地；反之，晚上陆风吹向海上。

　      风的分类
　      根据风对地上物体所引起的现象将风的大小分为13个等级，称为风力等级，以 0～12等级数字记载。
　      风力等级表
　      风级和符号 名称 风速（米）* 陆地物象 海面波浪 浪高（米）
　      0 无风 0.0-0.2 烟直上 平静 0.0
　      1 软风 0.3-1.5 烟示风向 微波峰无飞沫 0.1
　      2 轻风 1.6-3.3 感觉有风 小波峰未破碎 0.2
　      3 微风 3.4-5.4 旌旗展开 小波峰顶破裂 0.6
　      4 和风 5.5-7.9 吹起尘土 小浪白沫波峰 1.0
　      5 劲风 8.0-10.7 小树摇摆 中浪折沫峰群 2.0
　      6 强风 10.8-13.8 电线有声 大浪到个飞沫 3.0
　      7 疾风 13.9-17.1 步行困难 破峰白沫成条 4.0
　      8 大风 17.2-20.7 折毁树枝 浪长高有浪花 5.5
　      9 烈风 20.8-24.4 小损房屋 浪峰倒卷 7.0
　     10 狂风 24.5-28.4 拔起树木 海浪翻滚咆哮 9.0
　     11 暴风 28.5-32.6 损毁普遍 波峰全呈飞沫 11.5
　     12 台风32.7- 摧毁巨大 海浪滔天 14.0
　      注：本表所列风速是指平地上离地10米处的风速值



风力歌
零级烟柱直冲天
一级轻烟随风偏
二级轻风吹脸面
三级叶动红旗展
四级枝摇飞纸片
五级带叶小树摇
六级举伞步行难
七级迎风走不便
八级风吹树枝断
九级屋顶飞瓦片
十级拔树又倒屋
十一十二级陆上很少见




风的词典释义
风
声母:f
字头:风，（，风，）
四笔号码:3500
注音:fēng
笔画:04画
部首画:04
部首:风部
释义:

　      1.由于气压分布不均匀而产生的空气流动现象：北～｜刮～｜龙卷～。
　      2.借风力吹：～干｜晒干～净。
　      3.借风力吹干的：～鸡｜～肉。
　      4.像风一样迅速而普遍地：～行｜～靡。
　      5.习俗：～气｜～俗｜蔚然成～｜移～易俗。
　      6.景象：～光｜～景。
　      7.举止；姿态；态度：～采｜～度｜～格｜学～｜作～。
　      8.消息；传闻：～声｜口～儿｜通～报信｜闻～而动。
　      9.传说的；没有根据的：～传｜～闻｜～言～语。
　     10.情况；声势：看～使舵｜望～披靡。
　     11.指民歌：采～。
　     12.中医指某些疾病：～寒｜～湿｜中～｜羊痫～｜鹅掌～。

风,八风也。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闾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莫风,东北曰融风。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说文》
立春条风。——《易·通卦验》
东北条风。——《广雅·释天》
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淮南子·天文》
条风居东北维,主出万物条之。言条治万物而出之。——《史记·律书》
今日不凤(风)?——《殷虚文字甲编》
见事风生,无所回避。——《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
大风起兮云飞扬。——刘邦《大风歌》
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咸阳城东楼》
风起于青苹之末 / 空穴来风 ——宋玉《风赋》
又如:狂风(猛烈的风);风信(风的大小及风向);风团(旋风。比喻飞快);风吹日炙(风吹日晒);风雹(刮风下雹);风潦(风灾和水灾);风霰(风雪)
"《毛诗序》：“以风刺上。”风即“讽”义。"(（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

风俗;风气〖generalmood;custom〗
今将移风易俗,其道诚难。——《资治通鉴》
奸党散落,风俗大改。——《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
故为之说,以俟观人风者得焉。——唐·柳宗元《捕蛇者说》
移风易俗。——《荀子·乐论》
又如:风美(风俗淳美);风纯(风俗纯朴);风沦(风俗沦落败坏);风习(风俗习惯);风浮(风俗浮薄);

风范,气度,韵致〖demeanour〗
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汉·司马迁《报任安书》
又如:风局(风范,器宇);风表(风范仪表);风则(风范);风裁(风采,气度);风期(气度,襟怀);

风节(气度情操);

文学艺术作品的风格特点〖manner;style〗。如:风神(指文学艺术作品的风格,气韵);

风徽(文章的风格、气韵);

风声,消息〖news;information〗
但有知风来报的赏钱百两。——《二刻拍案惊奇》
又如:风警(风声很紧);风汛(风声;消息);风音(风声);风路(风声,线索);闻风而动

“诗经”六义之一。指《诗经》中三种诗歌类型的一种,即《国风》中收集的民俗歌谣〖ballad〗
风有采蘩采苹。——《左传·隐公三年》
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左传·成公九年》
又如:风赋(指“诗”六义中的风和赋);风人屺岵(诗人的悲凉伤感)

男女间的情爱〖love〗
他如今大了,渐知风月,便看上了秦钟人物风流。——《红楼梦》
又如:风月(指男女间的情爱);风月常新(指情爱永久不断);风月子弟(沉湎于风月场的子弟)

风纪,教化〖conductanddiscipline〗。如:风惠(教化恩泽);风驰(形容德化广布);

风爱(风泽德化);风调(指教化清和);风略(风纪和方略);风政(教化政治);

威势,气势〖power〗。如:风扫(形容势力猛烈有如狂风席卷一般);

风樯阵马(乘风之船,破阵之马。比喻气势雄厚);
六淫之一。颠狂病,也指颠狂。后作“病”〖epilepsy〗。如:风眩(癫痫);风痴(疯癫痴呆);

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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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
  指平旦、日中、日西。张隐庵说：无扰筋骨，无烦劳也。王冰注：扰筋骨则逆阳精耗，见雾露则寒湿侵，故顺此三时，乃天真久远也。吴昆注：反此而欲如平旦、日中、日西三时劳扰阳气，则阳气失养，形乃劳困衰薄矣。姚止庵说：平旦与日中，气行于阳，可动则动；日西气行于阴，当静则静。如动静乖违，则气弱而形坏。
    渔翁注：王、姚二注，当参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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