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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晓红
关键词 余霖 清瘟败毒饮 热疫 运气
余霖，字师愚，清雍正乾隆(1723~1795年)间安徽桐城(一说江苏常州)人。著有《疫疹一得》，创制重用石膏的清瘟败毒饮治疫三十年，活人无数。
1、余霖创制清瘟败毒饮的时代背景
1.1治热疫以伤寒之法：余霖感于“后人纷纷立说，祖述宪章，俱以伤寒立论，其于热疫一症，往往略而不讲，……流弊于人，沦肌浃髓，举世同揆，万人一法”(余霖《疫疹一得》，下原文不加标注者同)，而当时所见热疫不鲜。
1.2抱恨其父染疫不治：“乾隆甲申(1764年)，予客中州，先君偶染时疫，为群医所误”而“抱恨终天”，遂“思于此症，必有以活人者，公之于世，亦以稍释予怀”。因读本草参合时之运气而“恍然大悟，非石膏不足以治热疫，遇有其症，辄投之，无不得心应手。三十年来，颇堪自信，活人所不治者，笔难罄述”。
2、清瘟败毒饮及主治
2.1清瘟败毒饮组成及方义：生石膏(大剂六两至八两，中剂二两至四两，小剂八钱至一两二钱)、小生地、乌犀角、真川连、生栀子、桔梗、黄芩、知母、赤芍、玄参、连翘、竹叶、甘草、丹皮。此十二经泄火之药也。重用石膏直入胃经，使其敷布于十二经，退其淫热；佐以黄连、犀角、黄芩泄心、肺火于上焦，丹皮、栀子、赤芍泄肝经之火，连翘、玄参解散浮游之火，生地、知母抑阳扶阴，泄其亢甚之火，而救欲绝之水，桔梗、竹叶载药上行；使以甘草和胃也。实为白虎汤、犀角地黄汤、黄连解毒汤加减，共奏清热泻火、凉血解毒之功。
2.2清瘟败毒饮主治：热疫，气血两燔，表里俱盛之火热实证。狂躁烦心，口干咽痛，大热干呕，吐衄发斑，头痛如劈，烦躁谵妄，舌刺唇焦。六脉沉细而数，即用大剂；沉而数者，用中剂；浮大而数者，用小剂。
3、余霖清瘟败毒饮治疫效验举隅
3.1蔡曾源：“岁甲申(1764年)，桐邑中人，大率病疫，时先生方游大梁，痛其尊人为群医所误，乃益肆力于古人书，研究于阴阳寒暑及气运主客之分，纤悉无遗，而后恍然有悟，独于疫疹一门，神而明之，实能辟前人之所未见未闻者，逆之则死，顺之则生。三十年来，自南而北，所全活人，殆不可以数计”，“予则于壬子(1792年)夏五，谒选入都，家人半染疫，先生治辄霍然已。是岁都门故多时疫，凡活于先生手者，十室而九。盖此道中，诚不啻三折肱矣”。
3.2《疫疹一得·论疫疹因乎气运》：“乾隆戊子(1768年)年，吾邑疫疹流行，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大小同病，万人一辙。……予因运气，而悟疫症乃胃受外来之淫热，非石膏不足以取效耳!且医者意也，石膏者寒水也，以寒胜热，以水克火，每每投之百发百中”。
3.3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9)：“乾隆癸丑(1793年)春夏间，京中多疫。以张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吴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验。有桐城一医，以重剂石膏治冯鸿胪星实之姬，人见者骇异。然呼吸将绝，应手辄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有一剂用至八两，一人服至四斤者。……此亦五运六气，适值是年，未可执为定例也”。此“桐城一医”，即余霖，其《疫疹一得》亦载有此事，“癸丑京师多疫，即汪副宪、冯鸿胪亦以予方传送，服他药不效者，俱皆霍然，故笔之于书，名曰清瘟败毒饮，随症加减”。
3.4张若：“医有立效”，“抄其方而亦愈，饮其药滓而亦愈”。
3.5吴贻咏：“甲寅(1794年)寓青岩师宅，距师愚居不数武，晨夕过从。时久无雨，暑气盛行，人多疾病，病则必死，医家齐束手不治，师愚辄予以石膏、黄连等剂，无不立效。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者，不可更仆数。”
3.6庄制亭：“甲子(1804年)秋，得乡前辈余师愚先生《疫疹一得》，谓疫乃无形之毒，宜用石膏，不宜用硝、黄等语，……以之治疫与疹，奏效尤多。……予每临症，……无不应手辄效。”
4、余霖行医三十年间疫病流行年份运气分析
上表表明：1763~1794年32年中，疫病流行年份15年。疫病流行15年中，主运为水运者仅1786年，占6.6%，且该年司天为少阴君火，在泉为阳明燥金。其余火运4次占26.7%，金运4次占26.7%，土运3次占20%，木运3次占20%。从主运分析，此15年疫病流行，几无寒疫，而多发热疫、燥疫。疫病流行15年中，司天为少阳相火3次，少阴君火3次，太阴湿土4次，厥阴风木2次，太阳寒水2次，阳明燥金1次。火占40%，土占26.6%，木占13.3%，水占13.3%，金占6.6%。而丑未之纪(太阴湿土4次)，太阴司天之政，二之气，客气少阴君火加于主气少阴君火，“大火正，……其病温厉大行，远近咸若”(《内经·六元正纪大论》)。从司天分析，此15年疫病流行，易多发热疫、湿热疫。综合主运与司天，此15年疫病流行，凡有“火”的干支年份共9个，占60%。且从当年运气情况来看，确为暑热流行，如甲寅年土运之年而“时久无雨，暑气盛行”。
5、余霖制清瘟败毒饮、著《疫疹一得》的科学性与创新性
余霖制清瘟败毒饮乃因时之运气，著《疫疹一得》乃为“公之于人，使天下有病斯疫者，起死回生”，而非为“著书立说，自矜能事”。
余霖强调参合运气，以石膏治热疫，遇有其症辄投之。这一点从上文“治疫效验举隅”中可见一斑，甲申、壬子、戊子、癸丑、甲寅年所流行之疫，均为热疫。如《疫疹一得》论乾隆戊子年疫疹流行，谓“此天时之疠气，人竟无可避者也。原夫至此之由，总不外乎气运。人身一小天地，天地有如是之疠气，人即有如是之疠疾，缘戊子岁少阴君火司天，大运主之，五、六月间，又少阴君火加以少阳相火，小运主之，二之气与三之气合行其令，人身中只有一岁，焉能胜烈火之亢哉?医者不按运气，固执古方，百无一效”。
余霖以石膏治热疫，而非以石膏治疫。正如吴贻咏所言，“夫师愚无必用石膏之意，而有必用石膏之症，观入秋数月以来，未尝轻用凉剂，……乃谤之者谓师愚非石膏不立剂”。
笔者已无从了解当时详实的气候、物候、社会背景，但仅就其说与多方效验，便不由感佩先生之不执泥经典之说，不盲从时行之风，实事求是，富有科学与创新精神。中国温病学发展史上不断出现用药自成一家的名医，如庞安时以圣散子方治疫、李东垣以普济消毒饮治疫、吴又可之达原饮治疫、杨栗山之升降散治疫、叶天士之甘露消毒丹治疫，当其时均济人无数，而彼此之用药相去甚远。应该说，无论哪一位都是当之无愧之名医，运气之差异使然而已。
来源：《浙江中医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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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2/28 16:0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