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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自古就是以民间的形式存在着,民间中医千万年以来不断地通过救死扶伤的医疗实践推动着中医理论的发展。然而,就是这个中医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却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被西医化的中医管理体制所打压而边缘化,导致中医队伍和临床阵地急剧萎缩,中医事业也进入了空前的低谷。尤其是在没有有效地区分中、西医各自特征不同的《执业医师法》颁布实施以后,那些没有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的民间中医就被彻底给否定了,他们不能行医,一旦行医就遭当地政府打压。民间中医遭禁,既是我国医疗资源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医所遭遇的空前劫难。
现拿我个人的行医经历和遭遇来说吧!
我是浙江省上虞市章镇镇河浮村一位民间祖传中草药医生沈伟中,从19岁开始跟父亲上山识药采药,用草药给人医治多种疑难杂症。
80年代家家户户都养很多猪、鸡、免、鸭,在1981年我县猪瘟流行,畜牧兽医部门只能采取大批扑杀的方法。我家养的6只猪也有4只受到感染,经兽医检查:猪的喉头出血,大腿内侧用手摸到大小不等的淋巴。这些病猪经过多次打针时好时坏,体温时高时低,花去了我家人民币300多元后,仍然没有治好。最后,猪的耳根、颈部和腹部均有明显的紫红出血点,粪便呈栗状形,爱喝阴沟水,走路摇摇晃晃等症状。一位县级兽医说此病和人的癌症一样在国内外尚无药可治,听了这句话让原本就对中草药兴趣浓厚的我更加坚定要用中草药攻破猪瘟的难题。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在行医的业余时间不断的解剖观察已被兽医部门确诊为瘟病的禽畜(猪鸡兔鸭),其中鸡兔鸭病发分别是在不同的年月,因为瘟病本身是不会在不同的禽畜之间互相传染的。我发现瘟病禽畜的舌苔发黄,喉头、肺、脾、胃、肾、大肠等多个脏腑均有不同程度的出血点和坏死。我翻阅了汉代、明代、清代等许多关于治疗人的瘟热病医书后,悟出了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健脾开胃、排毒通便的方法.不断的用自制的草药汤剂进行临床实验。在临床实验中我还经常冒着风寒雨雪骑自行车远去7-8公里外的村庄给得瘟病的猪送汤灌药,在一次大雪中不慎掉到约3米高的山坡下,磕的头破血流,幸亏得路人相救,像这样的小嗑大碰在当时路面崎岖不平的年代时常发生。经过6、7年无数次的跌到爬起,无数次的失败,终于在一次猪瘟流行期被我用中草药治愈了不少猪瘟,有的还是专业大户。但这一治疗引起了县,区兽医部门的强烈不满,并有6-7个戴着大盖帽的兽医部门人员闯进我家横加干涉说:“治的好也不准你治,治好了就是犯法(坐监狱)!”我被他们嚣张的气焰激怒了,第二天我就向时任县委书记孙顺林反映情况,孙书记说这个问题他会处理的,但过了好些日子也是不了了之。无奈之下我只有坐车带着一瓶煎好的中草药水到150公里左右的省农业厅畜牧局找局长陈金水反映情况,陈局长热情的握着我的手问我这个药是不是清热解毒的,我说是的,陈局长当即打开盖子亲口喝下了一口,喝完后说:“恩,你这个药还有开胃的药,并说埋葬是我们讲的,试验是可以搞的,但我们全省有56个县,我们局里只有9个人,要搞试验人力没有,场地没有,精力没有,要搞的话你到县里去搞。”我又回到我县找到畜牧站站长蒋伯龙,他说:“这个是深奥的科学,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没有这个水平,搞的好也不准你搞。”在你踢我推的情况下我猛然想起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写信。在1987年11月25日收到中监业务办公室李明同志的回信,我匆忙赶到我县畜牧局找到站长向他出示了李明同志的信,他看后气势凶凶的对我说:“哪怕是赵紫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信我也不买帐!”我又去省畜牧局,局长不在,接待我的是一位叫金美林的站长,她告诉我说如要鉴定你先拿7-8万元鉴定费来,在当时民间医生给人看病都是以做好事为主,没拿病人一分钱,这笔巨资对我当时来讲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我只有不了了之。
就算是这样的结局,我还是继续研究神奇的中草药,用中草药医治各种疑难杂症,取得了良好效果。1985我在县卫生局参加中医考试,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有领取许可证,直到1998年3月我才向县卫生局正式办理了卫生执业许可证。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我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也给我带来了众多的荣誉。2003年11月赴北京参加中医疑难病研究会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的疑难病特色疗法交流研讨会,撰写的论文《民间通经活络温阳汤巧治疑难杂症临床观察》获优秀奖;2004年草头药医治疑难病业绩成果被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编《中国卫生事业与社会经济发展》一书中,誉为中草药特色名医;2005年北京中医疑难病研究会专家技术委员会特授“健康使者”的光荣称号;2005年中国特效医术研究会特授本医为“健康卫士”、“特色医师”,并加入为会员;2005年4月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邀请我参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有900多人出席的第五届中国名医论坛会,并受到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刘德培院士和裘法祖、王忠诚、翁心植、秦伯益,李连达等院士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2005年8月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了,国家卫生部效仿西方的医疗管理体制,不顾中医的历史和现状,对中西医实行“一刀切”式的执业医师资格证制度,搞出所谓的“执业医师法”,让我们这些民间中医在一夜之间由合法行医变成非法行医。没过几天,市卫生局监督所所长带着5个人(其中1人是我镇副镇长,一人是我镇医院副院长,其余3人都是所长的手下,)开着两辆汽车像文革时期一样横冲直撞闯进我家强行查封。他们此举引起群众和患者的强烈反对和不满,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一些远道而来的患者苦苦哀求要我草药医治,经我再三考虑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自古以来救死扶伤是中华民族的美德,病危有救是病人的企盼,也是我们做医生的职责。我就做出了宁可违法,不可见死不救的决定,因为法律一切都是为了人民身体健康,我想错不了。2005年9月26日我分别写信给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卫生部高强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佘晴局长、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同年11月15号收到卫生部办公厅信访处的回信,回信中还是你推我踢,最后还是踢到下面不了了之。
经过这些遭遇之后,我想责问国家中医管理部门:“民间医生救死扶伤、研究发明为什么得不到你们的支持,反而要来无理的打击我们?你们简直就是‘吃皇粮、害良民’的下流呸!‘救死扶伤有罪,见死不救有功’这难道是当今社会的政策吗?”
民间医生用中草药治病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有些西医和高科技还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都是我们在临床实践中感悟出治疗方法来的,譬如像我用多年研究的五通疗法和五通加减疗法医治多种疑难杂症就已取得良好效果(详情请登陆:www.swzcty.com查看)。老百姓说的好:“草头药(草药)治病是个宝,疑难杂症少不了”。有人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洋医生、土医生,能看好病就是好医生”。
民间中医现在空怀绝技、出诊无门。面对那些还在被西医和中医队伍中的学院派庸医折磨的病人的期盼眼光,面对日益突出的“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局势,我们所有没有行医证的民间中医强烈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卫生部:“请还给我们民间中医合法行医的权利!我们才是推动中医发展的主动力!”
附件:
一、致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卫生部高强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佘晴局长、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信
(此信函由中国医师协会代本人转送给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卫生部高强部长、中医药管理局佘晴局长、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各一份:)
您好!
我是一位农村有祖传民间秘方、单方、验方的中草药医生,并收集有各地古今民间秘方、单方、验方,在30多年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的研究、探索、实践、创新,已具有一技之长,在医疗科技飞速高科技时代的今天,对西医、西药还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我用中草药治疗已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老百姓说的好:草头药治病是个宝,疑难杂症少不了,费用 低廉疗效好。但我需要有一个法律保护。
我是浙江省上虞市章镇镇河浮村中草药诊所沈伟中,现年54岁,19岁开始跟父亲跋山涉水,不顾生命安危采集野生草药,为百姓治病至今已有35年。中草药治病已具有一定经验,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在1998年3月向本市卫生局申请办理并获准行医执照,机构名称为:沈伟中中草药诊所,从此一直重视中草药治病,为山村人民特别是困难群众免费治疗者不计其数。《上虞日报》,《绍兴日报》,〈绍兴晚报〉先后刊登介绍本人的医德医术,远至百里千里的疑难病人纷纷赶来求医。他们因西医西药长期治疗得不到康复,有的变成了半残废,有的求医无门、求神不灵,有的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有的多次轻生寻短见,还有的是大医院医生说:你的病化去几十万元都无法康复,还是找农村草头药治疗或许有救,后来经我治疗,有相当部分获得了康复和明显好转。这些病人大多都是老百姓,也有国家干部、教师、医生,个别的还是百万、亿万的富翁,想江苏省常熟市甬江路58号的顾恒关,她患有多种的疑难杂症,跑遍大半个中国的各大医院,化去巨资,患者认为无药可救。去年7月1号来我出、处求治,现在什么病魔都赶走了,由于她的康复,常熟市市政建设有限公司、国家市政公用总承包一级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陈济国等也前来医治,江苏省常熟市皮件厂高级经济师、苏州市人大代表、在美国也办有一家皮件厂的董事长季正元,他双手患有肩周炎、双手肌肉萎缩,靠服止痛片过日子,去南京,到上海(长征医院等),飘洋过海飞美国都摆脱不了他的病魔,最近他从朋友的朋友了解到,于是千里迢迢专程赶来求医,经过38天的治疗,告别了止痛片,经四个疗程治疗基本获得痊愈。经多年积累的经验,我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独创了“五通疗法和五通加减疗法”,对尿毒症等疑难杂症的治疗也获得了明显的疗效,得到了病患者的好评。(详见附件,用事实说话,看治愈典型病例)
2003年,北京中医疑难病研究会邀请我参加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的疑难病特色疗法交流研讨会,2004年草头药医治疑难病业绩成果被收集入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编的。〈中国卫生事业与社会经济发展〉一书中,2005年4月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邀请我参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名医论坛会。2004年6月不知为什么我市卫生局突然对我市80多家个体诊所停发了执业行医许可证,使我们合法行医变成非法行医,但在民间还有不直起数为百姓排忧解难的传统中草药医生,以前从来没有申请办理过执业许可证的医生,那么他们都成为打击非法行医的对象吗?这对我国发展中医中草药 事业带来一定的影响,我无可奈何之下关门停医,可是一些远近慕名而来的疑难病人苦苦哀求,要我草药医治而摆在我面前的是:还是见死不救、、还是违法行医。经我再三考虑我就做出了宁可违法不可不救的决定,救死扶伤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也是我们做医生的职责,病危有救是病人的企盼,以人为本,法律一切也是人民健康,我想错不了。
今年八月,一个自称中国药文化研究会成员的人员,打着北京中医药管理局的招牌,多次来电要我同意入编由他们主编的特色名医书刊,并汇款1280元。开始我与他以传真形式订了协议,但没有汇款。不久,我了解到中国药文化研究会不是国家级组织,不过是借北京兴医会议服务中心向全国各地行骗而已。而那人多次来电催促我汇款,并进行要挟,要挟不成就冒充以中医药管理局的身份打电话给上虞市卫生局,“举报”我的“非法行医”。
而我市卫生局局长朱国华接到这么一个不明真相的“举报”电话,不问青红皂白,兴师动众,派出大批人马、开着二辆大车,像文革时期那样横冲直撞,蛮不讲理冲进我家进行查封,特别是卫生监督所所长阮伯龙,不准我挂治愈患者送来的感谢锦旗,同时还治愈病人的照片、秘方统统拿走,卫生部主编的草头药医治疑难病业业绩成果书籍也不准摆放在自家的桌上,连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民医论坛会北京人民大会堂拍摄的全体九百多人代表合影照片也不准挂在字家墙上,他的所作所为,简直是象当年文化大革命在我家重演,这引起了当地群众和患者的强烈反对和不满,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关于当前中医中草药事业的发展和生存在农村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现在党和国家打击非法行医确确实实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可是我市卫生局为什么让真正的西医、西药招摇撞骗的游医、假药逍遥法外,而对真正用中草药医治疑难病、包括毒蛇咬伤、毒疮等常见病,山村民间医生都当作非法行医的对象,这难道是国家的政策吗?现在农村有相当部分百姓说真的并不富裕,看病难、看病贵、看疑难病更难。已成为老百姓的最大难题。有的生一场大病连一辈子都还不清债。中草药资源丰富,用中草药治病费用低廉,对贫困患者我还可以免费治疗,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深受老百姓的欢迎。但是民间中草药医生的政策得不到保护,哪还有人敢去搞中草药采集、应用、治疗呢?现在我过出现中医中草药事业后继严重乏人,令人感到万分焦急,我渴望党中央国务院卫生部尽快制定出对民间医生保护的政策,执政为民,取信于民,切不能让几千年来的传统中草药这一民族宝贵遗产毁于一旦。
我已这么大年纪还上山采药为了什么?儿女由于医疗政策得不到你们的保护,加上上山采药那么辛苦危险,也不愿继承。我也不为什么,就是为了人民身体健康,也是为我国当前卫生工作燃眉之急作出微薄之力,但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阮伯龙所长对中医中草药为什么有那么仇恨,还散布说中草药无用的言论,他置老百姓的病残生死于不顾,如果人人都像阮伯龙那样,那么我国几千年来一直用中草药治病,中草药是中华民族的国宝,肯定会毁在像他那种人的手上。
当前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十分重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医中草药事业越来越被国际社会的认识和重视,连科学技术发达的美国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中草药有神奇疗效。由于党和国家的重视,我连续几年上京参加国家级主办的卫生事业工作会议,刻苦钻研攻克疑难病,努力当好医德医术好的医生。为此,我强烈要求卫生部给我们民间医生合法行医的权利,让更多的贫困农民和人民群众排除病魔痛苦,为祖国的中医中草药事业后更加发扬广大,为我国人民群众生体健康作出贡献。
请审阅后给予批复为盼!
浙江省上虞市章镇镇河浮村 沈伟中
二00五年9月26日
二、中国兽药监察所李明同志的回信
中国兽药监察所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VETERINARY BIOPRODUCTS
AND PHARMACEUTICALS, #30 BAISHIQIAO ROAD
BEIJING 10008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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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伟中同志:
11月4日来信收悉,关于用中草药治疗猪瘟,就我们掌握的情况,截止目前国内外尚未见报道,以前国内也有象你的类似情况,但都未最后成功,某些药物是否对猪瘟有效,关键要看其对经兽易用有关检测技术确诊为猪瘟的自然病例及对仁发疡猪有无疗效,因你来信中具体治疗材料及所用药物都未介绍,故对你的方法无估作判断,如果你省主管部门或其他单位同意你做此实验,你可请他们安排试验场所及经费,并请省畜牧厅(局)向农牧渔业部畜牧局等推荐公函,申请领取猪瘟强毒作仁发病用。
中监所业务办公室
李明
198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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